如何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如何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哲学基本问题争论的回顾与反思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完成对“何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追思，首先涉及到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而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又必然导致对“何为哲学”的追问。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对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却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不管原因何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它都是以本原、本体性的思维方式对宇宙人生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哲学代表的是一种人所特有的对自身生存根基和生命意义的永不停息的反思和探究活动，通过这种反思和探索，不断提升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自觉，是哲学的根本使命［2]（P5-7）。那么，何为哲学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哲学问题？这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目前的讨论来看，主要有两种大体相近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哲学问题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二是指哲学家用于哲学研究的方式和范式问题。如果说前者是哲学研究必须面对的社会实践问题、生存和发展问题及其价值和意义问题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哲学自身发展的问题［3]（P4-9）。一种观点认为，凡是被哲学家以哲学的方式来讨论的问题才能叫哲学问题，或者某些能够被提升到哲学层面加以探讨的问题才叫哲学问题。所谓哲学层面的问题，即以极致性、超越性的方式关注的关于人的终极问题：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终极关怀、终极价值问题。如果说极致性与超越性是哲学思维最根本的特性，那么，这种极致性与超越性则无疑是对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的超越。既然哲学问题是对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的超越，就不能离开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关注和思考；既然哲学问题的提出是在极致性和超越性的意义上提出和展开的，就不能忽视哲学问题的普遍性和根本性；既然哲学问题表达着人的内在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积极互动，就不能忽视哲学问题的体验性和时代性；既然哲学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对终极价值和意义的追求，那么就不能忽视它的多样性和特殊性［4]（P40-44）。

那么，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众所周知，“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方法论意义的哲学命题和分析工具。他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根源于蒙昧时代愚昧无知的观念”，“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的作用”，“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5]（P223-224）那么，对此究竟应当作何理解？换句话说，从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哲学问题中只找出其中的一个问题并把它说成是“基本问题”，这样做的根据充分吗？这个提法的出现是否具有某种偶然性？对此，学术界自有不同的看法，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的理解上。

第一，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此而言，主要有三种大同小异的理解和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那种规定着哲学的研究范围和主题，决定着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最高形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客观地存在于哲学史发展的全过程，客观地表现在哲学其它问题的方方面面、与哲学永恒并存的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贯穿于哲学过程的始终，标志着哲学理论的特殊性，表现着哲学这种意识和理论特有的认识方式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是其它哲学问题的最终的指向。哲学基本问题就是“基本的哲学问题”：当我们试图解决在人类的求知活动或评价活动中出现的、对一定的知识体系或价值观念体系得以成立的基本信念前提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进行追问而提出有待解决的矛盾、疑难的时候，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即用来解决该矛盾、疑难的解释原则自身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的问题。

第二，既然哲学是个体的，哲学问题是特殊的和多样的，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哲学基本问题？换句话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究竟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全部哲学”，究竟是指欧洲近代哲学，还是指整个欧洲哲学，抑或是指整个的人类哲学。对此，学术界亦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依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划分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指欧洲近代哲学，至多是指欧州哲学的基本问题，至少它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此相近的一种观点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不仅不能囊括整个哲学史，也很难说是哲学史的主要内容。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构成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关键要弄清楚“意识”在哲学中所处的“本体论”地位。首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取决于该哲学对“意识”的“本体论”地位是否有承诺。只要一种哲学对“意识”的“本体论”地位有承诺，就一定无法回避“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反之，如果一种哲学并不承认“意识”的“本体论”的存在，那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不是该“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次，即便对于“意识”有“本体论”承诺的哲学来说，由于对“意识”的“本体论”承诺不同，“哲学基本问题”不仅在不同的哲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具有不同的性质。如对于唯心主义哲学和二元论哲学来说，哲学基本问题就是作为实体的高贵精神与作为表象的粗俗之物质之间的关系问题［6]（P55-59）。也有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应当包括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亦有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另外，还有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人对世界的关系问题，人对世界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在世结构”问题。所谓“在世结构”问题，也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即天人关系问题［7]（P37）。

第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论域，即适应范围问题。就此而言，大体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只反映了哲学上的“知识论”模式，是哲学的一种特殊的类型——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于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的，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基本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类型，而是“全部哲学”。我们在寻求和确定“哲学基本问题”时，必须保持“全部哲学”的视野，而不应当局限于个别类型。既然哲学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同类型，那就应当进一步分析“类型”与“全部哲学”的关系，思考哪一种“类型”的哲学及其“基本问题”更能体现哲学的本真精神，由此进一步确定哪一种“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更普遍、更一般也更深刻的意义，从而可能上升为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有论者还指出，恩格斯讲哲学基本问题是从西方哲学史中总结出来的，是否也适应于中国哲学史呢？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地考察。中国古代哲学所用的概念范畴与西方不同，没有人像黑格尔一样采用“思维与存在”这个表达方式，但中国古代哲学确实也有自己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8]（P37）。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对存在、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问题，就其充分明确的形式而言，只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问题。如果硬用唯心论与唯物论来套中国传统哲学和希腊哲学以及西方当代哲学的一切思想流派，也是显然不合适的［9]（P37）。

第四，关于思维和存在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域”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在以往曾被认为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也最主要的任务和方法。这种看法和做法给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和危害。今天，在从这些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时，有必要从“意义域”的角度去认识它，以免简单地抛弃它。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只应当应用于对涉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哲学观点的分析，超出此范围它就失去了原本的科学意义［10]（P3-7）。也有观点认为，我们过去一讲到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似乎这是哲学的天经地义。于是我们就得从中国哲学中去莫须有地挖掘“思维”与“存在”是怎样对立，对立以后又怎样统一的那种关系。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我们从哲学发展的全部历史来看，哲学研究的问题很多，哲学的对象在不断变化，哲学主题也在不断转移。我们只能说，哲学思考的问题总是与人、人的生存状态、人的本性追求、人的生活意义等等相关联，至于它以什么为主题，并没有先验性的规定，而是要由人的具体生存条件和历史发展状态决定的。这是属于哲学这种理论特有的性质，在这点上，哲学与其他所有学科都不同。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就应该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况和特有的文化形态出发，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的哲学传统，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精神，理解中国哲学理论的特有价值。

正是基于上面的简单回顾，我们的看法或结论是：（1）哲学基本问题以现实中的哲学问题为基础，其所遭遇的问题不同、论域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2）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不同、哲学问题不同，解决的方式不同，其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同。（3）同一历史阶段上的哲学“类型”不同，范式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4）一种哲学“类型”或“范式”已经形成，其中所蕴涵的哲学基本问题则具有基本的精神定向作用和相对的稳定性。（5）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是其它哲学问题最终的指向。尽管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哲学家必须先在地回答的问题，而是哲学史家事后概括与总结出来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换句话说，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和最终的指向，就是因为任何哲学都是对自己时代问题的回应，其所面对问题的共同性正构成了一些哲学问题的基本性。而这也正是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6）“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但不是所有哲学或“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7）尽管人们对恩格斯关于“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著名论断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和理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并不否认“哲学基本问题”的存在及其方法论意义。那么，究竟什么是具有普遍性或普遍适用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呢？这恰恰也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和重点研究的问题。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当代诠释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来看，我们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因为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人的生命活动或生命存在为基点，以其对人自身存在的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不仅集中体现了人之为人的生命本性，而且集中反映了哲学之为哲学的反思特性和生命精神。其次，就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人的存在及其意义问题，而且涉及到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其三，就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单纯的“本体论哲学”和单纯的“意识哲学”的理性超越，不仅充分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多重关系，而且充分彰显了哲学作为哲学的价值和功能，因而也是每一哲学都必须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的最为基本的哲学问题。

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所以，哲学又被称为“人学”。哲学关于人的研究以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所以又被称为“意义”之学、“境界”之学或“智慧”之学。哲学研究的人是作为主体的人。主体是人，但人并不都是主体。人作为主体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正是由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存在和觉醒，从而使人不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且能够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事物区别来，并与自己周围世界的事物形成一种现实的存在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实践关系、交往关系，等等。人与世界的这种关系表明，人不仅内在于这个世界，而且参与了这个世界的大化流行。也正是在这种“参与”中人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使人成为了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11]（P44-48）。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才是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如何才能使人成为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可以说，这既是哲学作为哲学的神圣使命，也是哲学作为哲学的主要功能。

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看，作为主体的人，既与本然的存在相对，但同时又是存在的特定形态，作为特定的存在形态，人本身属于这个世界。与人内在于这个世界相应，人的创造活动亦参与了这个世界的演化过程。而人对存在的把握则既涉及事物的内在规定，也关联着事物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指向事实层面的规定，“意味着什么”则以价值关系及属性为内容。存在的以上二重追问，在本体论上以事实与价值的交融为根据。“是什么”的追问要求在事实层面敞开“存在”，“意味着什么”的提问方式则从人与存在的关系上，将价值确认为存在的题中之义，正是二者的统一，赋予存在以具体而真实的品格［11]（P44-48）。与“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相关联，对存在的追问，同时又涉及到人的“应然”状态和人与世界关系的“应然”状态。历史地看，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建构，即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形成，以其对“存在”的追问为起点。而对“存在”的追问以现存秩序“合理性”为基础，不仅涉及到“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而且涉及到“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如果说对“是什么”的追问，旨在“解释世界”，那么，对“应该是什么”的追问则旨在“改造世界”；而无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其实都是以人的“应然”存在为标准和尺度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存在”作为人之“在”的根据和意义，即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从一开始便获得了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意义，于是，对作为本原、本体、意义和境界的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思，不仅构成了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而且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和超越性质的“意义世界”或“境界”。

如果说对终极存在的无限追问根源于人所特有的超越本性的话，那么从其对“人性”和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的理解出发，完成对终极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问，则不仅将人的思维引向了形而上学的领域，而且将人的思维引向了本体论的领域。因此，这里不仅涉及到对“人性”的理解问题，而且涉及到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及作为存在之根据的存在之存在的理解问题；不仅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问题，而且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这种终极存在的语言表达问题。但问题是，语言能否完全表达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通过语言能否完全把握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这不仅涉及到人对终极存在的理解问题，而且也涉及到语言的本质、功能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本体论和语言观、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不同的范式和形态。从一般意义上说，语言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之所以具有超越性追求的内在根据。通过语言的发明，人不仅把自己与自己以外的事物区别开来，而且建构了一个人化的世界；通过语言的指称，人不仅认识了自己面前的现象世界，而且在现象世界之上建构了一个只属于人的本体世界或意义世界；通过语言的秩序建构，人不仅给思想以秩序，而且给世界以秩序；通过语言的演绎，人不仅建构起了一个属于人的观念世界，而且成就了人成其为人的超越本性；通过语言的表达，人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物化为可以被感知的语言和文字，而且使其所承载的意义得以传承和流播。

因此，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语言既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也是人的存在方式。“说”与“在”的内在统一，不仅赋予语言以哲学的中心的地位，而且赋予了语言以本体论的性质。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表达方式，则不仅是联系主体与存在的桥梁和纽带，而且本身就是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充分必要条件。不仅人的思想和存在注定要受到语言的“纠缠”，而且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形而上学也要受到语言的纠缠。而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语言的纠缠，就是因为哲学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本体”和“意义”必须通过语言的表达和诠释得以澄明；就是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哲学形而上学的性质、范围，及其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问题，而且直接涉及到“可说”和“不可说”的“名言之域”和“非名言之域”及其关系这一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就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而言，语言既是把握存在的方式，又展现为改变世界的力量；“说”与“在”、解释世界与变革世界本质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以敞开与变革世界为指向，语言与人的联系呈现于多重方面。作为人把握世界及“在”的方式，语言既以人自身的存在为根据，又内在于人的存在过程。以独语、对话为形式，语言不仅在“个体之维”影响着自我的存在过程及精神世界的形成，而且在“类”的层面上构成了主体间交往和共在、实践过程及生活世界的建构所以可能的前提［11]（P44-48）。正因为如此，所以语言作为联系主体和存在的桥梁和纽带所蕴含的“语言问题”或“语言哲学”问题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哲学问题，最早便进入了哲学的论域，不仅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甚至获得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地位。而语言之所以能够最早进入了哲学的论域，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并获得了作为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地位，就是因为：它既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又是人的存在方式；既是广义的存在形态，又是把握存在的形式。正是语言的这种双重品格，使语言从一开始便与人和存在形成了本源性的联系。而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家关于“逻各斯”的讨论，还是先秦哲学关于“道”的言说，其实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论说着一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或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包括语言能否把握存在？对世界的描述与规范是否彼此分离？语言与人自身之“在”是否相关？其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展开，上述问题的哲学追思，既涉及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符号学、解释学，也指向了实践论、价值论、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领域。

尽管不同的哲学家在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都不能或者无法回避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问题的运用和思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是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也是贯穿哲学形而上学始终的本质性的内在问题。而无论是对存在作何解释，通过什么方法进入其所指示的境界：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都必然涉及到语言的表达和理解问题；而无论是表达或理解则不仅与语言有关，而且与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本性或本质的理解有关。正是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性或本质出发，通过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内在根据和终极意义的形上追思和语言表达，从而构建出了一个既内在于日常生活世界，又超越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境界：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从而不仅赋予哲学以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而且赋予哲学形而上学以引导作为主体的人有意义的生活，使人成其为人所特有的价值和功能，而这恰恰也正是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内在性的本质问题或基本问题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而依据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或隐或显的回答，我们进而可以将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并具体体现为两个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其一是以三者之间的“同一性”为价值取向、致思趋向、理论和方法的方面；其一是以三者之间的“非同一性”为的价值取向、致思趋向、理论和方法的方面。如果说“同一性”者，是从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即“理性”和人类语言（包括名称、概念）所具有的天然的指称功能出发，主张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的“同一性”，而趋向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趋向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建构，趋向于科学，并具有本质主义或逻辑中心主义性质的话，那么，“非同一性”者，则是从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即“德性”，以及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或终极价值的非实体性出发，认为在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并不具有“同一性”，即在承认语言的指称功能的同时，又对语言的这种指称功能做了形而下的限定。后者在肯定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和终极价值的存在及其意义的同时，又强调了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和终极价值的非实体性，而更趋向于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命价值的完美和日常生活价值、意义的提升，更趋向于人文、趋向于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建构，并具有非本质主义和非逻辑中心主义的性质。所以，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对立又统一，既是哲学作为哲学的内在根据和哲学之所以区别于科学和宗教及其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显著特征，也是我们划分不同的哲学派别、范式和形态的基本依据。

三、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形态

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以其对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理解和语言表达为滥觞，既涉及到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语言的本质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又涉及到人的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既涉及到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语言的本质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又涉及到人的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以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为核心，哲学基本问题具体呈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范式和形态：其一是以“存在论悖论”为表征的西方形态；其一是以“言道悖论”为表征的中国形态。而其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基本方面和两种主要形态，则不仅充分彰显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且也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哲学基本问题及其思想内涵的本原性和全面丰富性，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哲学之为哲学和中西方哲学之所以为中西方哲学的一把钥匙。

限于篇幅，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形态问题，我将另文阐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3]衣俊卿：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6(5)．

[4]欧阳康：哲学问题的实质与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链[J].中国社会科学，2006（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殷筱：从意识的本体论地位看哲学基本问题的问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7]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张岱年：张岱年文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9]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李凯林：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与意义域[J].哲学研究，2005（7）．

[11]杨国荣：儒家的形上之思[J].浙江学刊，2004（4）．

责任编辑：陈剑

篇2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实践思维方式； 唯物论； 辩证法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传统哲学主要从两方面对哲学基本问题进行解读，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即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亦即人的思维能否认识以及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关于这两方面回答分别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观点和流派。近代唯物主义承认物质是世界本原，但都具有各自的局限。直至哲学的出现，才科学地合理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特别是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进行批判，指出实践观点在解读哲学基本问题中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只有从读践观点、从实践思维方式出发，才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解理解哲学基本问的意义，才能够领会马克思哲学对西方哲学真正地历史性变革。

一、对“思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实践视阈解读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哲学史做了著名的总结，他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恩格斯对哲学史上出现的问题进行高度的概括和总结，这一基本问题是任何哲学流派必须回答且不可回避的问题，任一哲学流派都或明或隐的回答这一问题。

哲学史上流行过不同形态的唯物主义，都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进行不同方面的解读，有其重要意义，但他们也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他们只是探讨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以及是否具有同一性，但却没有更深入地探讨何为“思维”、何为“存在”，进而科学地去研究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应当要特别注意“思维”和“存在”这两个关键范畴，“‘存在’这个范畴不等同于‘物质’，他不仅包括‘物质’的存在，也包括精神的‘存在’。用近代哲学的方式说，‘存在’不仅是‘意识外的存在’而且也是‘意识界的存在’。”诚如孙正聿先生所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至少就应当包括‘精神和物质（意识外的存在）’的关系，也包括‘精神和精神（意识界的存在）’的关系”②。如此观之，“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不论是“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还是“精神和精神的关系”，都离不开“精神”、“思维”这组重要范畴。“思维”这个范畴在这里不是独立于人类世界之外的思维，亦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是在人类的特有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类“思维”，其包括意识的内容与形式。因此，提到“思维”就不得不提到它产生的基础――实践，不得不提到思维的主体、实践的主体――人。探讨哲学基本问题也就变成了、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与存在的关系，若撇开人和人的实践，而单独空谈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无异于闭门造车。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的思维同存在的关系问题。关于何者为本原，显然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哲学承认物质的先在性，承认物质是世界的本源，思维来源于物质；这里的存在不仅指自然界的先在性，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客观性，是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物质；同时“存在”也包括作为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意识或精神，这里的思维与精神亦是精神与精神的关系并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指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既包括精神不同形式间的继承性问题也包括精神不同形式的相互作用问题。

关于思维与物质是否具有同一性问题，哲学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认为实践是认识发生的现实基础，认识的本质就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不论从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意识的内容、还是意识的形式，都具备反应存在的可能性，思维作为意识范畴的一种形式。因此，思维与存在具有着同一性，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思维能够正确地认识并反映着客观的存在。由此观之，要想科学地、合理地理解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真正内涵就有必要深入到哲学的实践观中去。所以，探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一定要从哲学的实践观出发，自觉地运用哲学的实践视角，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本质，才能够理解实践范畴作为哲学的重要观点在传统哲学中的巨大地变革作用。

二、用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解读哲学基本问题的合理性

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之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总结、批判，指出他们不了解革命的、现实的实践。马克思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③这就言简意赅的标明，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所倡导和主张的，就是一种“从实践理解相关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简称：实践的思维方式或实践思维方式）④。并在该提纲中确立了从实践观点出发，去思考哲学问题的思路即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方法。从实践观点出发思考哲学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思维产生于实践、人产生于实践、社会产生于实践以及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分、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区分依据也来源于实践。

因此，人若去思考相关哲学问题，就必须从实践观点出发，也就是按照哲学的根本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去思考，从而为哲学问题的思考提供新的思维切入点和思维视角。人是实践的人，人观察任何问题都不免打上人的烙印、带有人的特色，实践是人类社会解读人类社会自身以及人类社会以外的问题的切入点和落脚点，没有实践将没有现实的人，更没有没有现实人的思维、意识，没有人的认识活动。从实践观点出发思考哲学问题、运用实践思维方式解读哲学问题并不是否定自然界的先在性，而是在承认自然界先在的基础上，从人的“类”特性、从人的本身――实践本身出发去理解自然、社会、思维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符合人类自身的认识特点和认识规律。

三、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对哲学唯物论的实践解读

历史上不同形态的唯物主义对本体论有着不同的解读观点，自然存在着不同的思考方式。古代朴素的唯物论以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等为代表，古代朴素唯物论者不自觉地、无意识地思考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们把一种或几种具体物质当作世界的本原，用一种或几种物质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构成。

近代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以启蒙运动中出现的法国唯物主义为代表，代表人物有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狄德罗等。他们吸收自然科学发展的优秀成果，认为世界是由原子或其他元素构成，较古代的朴素唯物论认识得更加深入、有很大的进步。近代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属于唯物论但是他无法理解人类社会的客观性问题，特别是一旦进入到历史领域就会陷入唯心论，不能处理好个性与共性、特殊和一般的辩证统一问题。

只有到了哲学，才科学地合理地解答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真正地理解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主张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中的“思维”和“存在”以及“二者的关系”必须要从实践出发去理解，按照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去理解。

马克思总结以往唯物主义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⑤同样，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亦是如此，亦应从实践入手――按照实践思维方式去思考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二者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而这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存在包括自然、社会、人的意识的存在。诚如黄楠森先生所言：“实践的作用是很伟大的，没有实践就没有人，没有人类社会，没有今天由实践人化了的地球，但实践的作用现在就到此止步了，地球以外的世界，实践对之无能为力，即便对最邻近的月球，人类也只不过是留下了一些脚印而已。”⑥着实如此，没有独立于人类社会的实践，更没有超越物质的实践。哲学从不否认自然界对于人和人类社会的先在性，人类需要的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必然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个人主观所能臆造得到的，只有先在地自然界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形成为我而存在的关系。

人的实践，使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现实与理想、本然与应然达到对立与统一，有实践才会有人、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的区分。哲学实践观承认自然界的先在，但不同于朴素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它从实践的观点出发认为自然与社会是一个同步生成的矛盾过程。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矛盾的，产生于人的实践的人的思维与意识同样具有矛盾性，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哲学把世界分为自在世界与人类世界，人类思维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⑦用哲学实践思维方式思考哲学本体论问题，就是按照思维的本性去思考本体论的问题，作为意识之一的思维在本质上产生于实践，受现实的、感性的实践的制约，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像。思维在理解本体论问题上亦受实践的制约，不可能绝对地超越实践。“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地解决。”⑧所以，凡是脱离于实践的理论都是抽象的，特别是脱离于实践的自然便是抽象的自然；脱离于实践的本体论是抽象的本体论。哲学实践思维方式思考的本体论不否定自然的先在性，而是更侧重于去改变世界。超越于实践的本体论的研究对我们来说也是无。

四、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出发对辩证法的实践解读

要回答究竟什么是辩证法，必须要回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中来。“思维”终究是人的思维，不是脱离于人的思维，“存在”是为我而存在的存在，与人无涉的存在超越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是非现实的感性的存在，是抽象的存在。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能够作答的基础就是实践，思维来源于实践，存在也要在人的实践中被人类逐渐认识。对辩证法的认识亦是，亦要回到实践中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他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⑨马克思论述辩证法的这段话中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并不是谈论谈辩证法是什么而是说辩证法是对……的理解，如“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他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所谈的“辩证法”是对一般事物的本质的看法、本质方面的理解。理解一个事物的过程也是认识一个事物的过程，若要认识一个事物就必然存在认识的主体――人，认识的客体，认识的活动――实践。而认识的本质就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能动的反映。所以，若要谈论辩证法就离不开实践，如若离开实践便无从对周围事物进行理解。

传统教科书对辩证法的理解认为，辩证法就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科、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科。其实，恩格斯早就否定过这中关于辩证法的理解，他说：“……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⑩“辩证法”本身并不是关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规律的学说，就更谈不上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科了。恩格斯在这里同马克思一致，认为辩证法是在实践基础上，思想对事物的本质的理解。

“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是一对相对的哲学范畴，对辩证法的哲学界定，也可以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理解中加以把握。如肖前先生主编的传统教科书认为，辩证法是关于宇宙间一切事物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学科，有反应自然规律的客观辩证法、有反映人头脑中主观规律的主观辩证法、有反应人的实践规律的实践辩证法。那么我们可以从相反方向诘问：自然界是否存在形而上学？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自然界确实有它起作用的规律，自然规律是客观的，如其本来面目，自然而然并不存在矛盾，自然也并不存在着形而上学，矛盾是因人类认识世界而具有，是人类在实践活动种特有的认知概念范畴，自然本来就是他所显现的那个样子，不因人类的作用而改变其规律性，人们所改变的不是自然规律而是自然规律起作用的方式而已。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并非在人类社会之外实乃在人类社会之中。所以，自然界无形而上学，又何谈他有概括其全部规律的客观辩证法呢？人的意识是物质世界在人头脑中的主观映像，传统教科书认为主观辩证法是人类认识运动和思维运动的辩证法，以概念作为细胞的思维运动的发展规律。可主观辩证法也存在它的问题，它只是研究关于思维的运动规律，无异于心理学，毋宁说辩证法就是心理学了，但是它却没有说出主观辩证法产生的原因及其根源。传统教科书认为实践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客观辩证法是统一的，实践辩证法包含体现着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因为只有在实践中主客观世界才可以相互转化、进行双重对象化活动。但是，实践辩证法并不是研究主客体本身以及主客体之间联系的纽带――实践的关系。因此，实践辩证法不具有概括性。

那么，究竟什么是符合的辩证法呢？不是传统教科书中所提倡的关于主观辩证法、客观辩证法与实践辩证法，不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科，诚如倪志安先生所言：“从统一中把握对立和从对立中把握统一才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B11。注意这里的从字，是“从统一中把握对立”和“从对立中把握统一”，辩证法被倪先生理解为是一种，在实践基础上的思考方式和思维方法，而“从统一中把握对立和从对立中把握统一”的方法正是哲学中实践范畴所具有的特殊的理论品质。人是实践着的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正因为有实践才会有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现实与理想、本然与应然的对立与统一，人本身就是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他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所以理解辩证法就是从哲学实践观点出发去思考自然、社会、思维，以及按照实践规律去构建自然、社会、思维规律的共同规律的集合。因此，说辩证法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观规律与客观规律的辩证统一。只有按照哲学的实践观点出发去思考、按照实践思维方式去思考，才能把握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统一，才能真正地理解辩证法的本质。（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孙正聿.哲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4]关于实践思维方式的具体论证，请参见倪志安：《论马克思新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01）

[5]黄楠森.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J]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02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倪志安，对唯物辩证法实质的新思考[M].哲学动态，1987年第4期

注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

② 孙正聿.哲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④ 关于实践思维方式的具体论证，请参见倪志安：《论马克思新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01）

⑤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⑥ 黄楠森，《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J]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02）

⑦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篇3

关键词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基本问题” 马斯克・韦伯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5.03.065

Marx Weber： Sociological Category Theory

――Interpretation of Sociological "Fundamental Questions" Perspectives

ZHANG Yanhua

（Shaanxi Radio & TV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social philosophy is a fundamental issue for a long time as the debate，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problem in sociology，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is the presence of the discipline of sociology basi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s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fundamental problem" to understand Marx Weber's main idea sociology.

Key word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sociological "fundamental questions"; Marx Weber

1 社会学“基本问题”

作为社会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即关于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的问题的讨论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最早出现在在公元前六世纪希腊本土以及地中海沿岸出现的古希腊哲学或者其他社会上的智者的言论中，哲学家们在探索并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两种社会观的对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单一问题，而是一个问题集，包含社会与个人的统一性与矛盾性，个体对社会的依赖性和能动性，社会对个人的促进作用与制约作用等方面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集”中，社会学要回答什么具体问题呢？

谭明方在他的文章中通过对经典社会学、现代和当代社会学的梳理和考察，最后得出结论，社会学要回答的具体问题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社会哲学范畴之下来讨论“互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和作用”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的问题。比如我们知道的，马克斯・韦伯和艾米・迪尔凯姆对社会学的研究促使西方世界的社会学领域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的主体是人，社会中的一切行为以及社会的结构模式都受到人的思想的支配与领导，人是主体，社会的结构是客体;而艾米・迪尔凯姆则相反，他认为，社会的结构是影响社会上的人的行为的主要原因，对人的行为起决定性作用。这两个相互对立的观点组成了近现代两个世纪的社会学理论基础，其他的各种学说或者派别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两种观点中某个观点的延伸与升华，另外就是介于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一种平衡的学说。

2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

马克斯・韦伯定义：“社会学（这个使用上含义模糊的词在这里所理解的意义上）应该称之为用于解释社会上的各种行为的一种科学。”为什么对社会学有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最好的以前面提到的社会学“基本问题”为视角，通过下面六个方面去解答这个问题。

2.1 社会学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特点”

社会学领域对最基本的问题的探讨从一定的角度确定了这门学科划定的范围，主要对社会上各种行为的研究，各种因素的联系做出了规定，这也就从一定的方面确定了此领域中研究的方式和着力点，形成了自有一套的研究方法。上文提到的所谓的社会学最基本的问题，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即要想研究社会学，最基本的就是必须首先认识到社会上进行社会行为的个体以及共同体中内在的联系。以这种联系为基础来对社会学进行不同于其他任何学科的研究。而这种研究最主要的就是探讨社会中的人构建成一个共同体的过程。韦伯眼中首先出现的是个人，只有个体的行动才是有意义的着眼点，通过将一个心理结构的概念“意义”纳入行动中，去理解各种社会现象，希求能理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2.2 考察社会学“研究对象”

对社会学而言，其主要研究的有两种对象，即社会中的个体以及由这些个体构成的共同体。在研究探讨这两种对象的时候，又有两个方面的思路，一是社会中的个体是怎样组成共同体的，二是由社会中的个体构建成的共同体是怎样来限制影响个体活动的。韦伯并不完全排除社会唯实的观点，但总体则受狄尔泰等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 认为只有特殊的东西是实际存在的，而一般不过是人们用来表示个别东西的名称，韦伯认为社会中，只有人才能够影响社会中的一切行为，社会中行为的发生都与人的动机息息相关，要想研究社会上的一切行为，就必须研究社会上的个体，即人。科学分为人文科学以及自然科学这两大类型，而社会这门科学研究的对象截然不同于自然，因此，用人文来研究社会对象阐述社会本质是再好不过的。从人文方面来讲，社会这门科学属于用来阐述社会上各种行为的科学，它把社会上的行为当作组成整个社会的单位。因此，社会这门学科属于一种文学性质的带有阐述社会上行为之原因与后果的学科。

2.3 研究社会这门科学从逻辑上的起点

在对社会这门学科进行研究时，总会遇到类似于研究社会学的切入点是什么这样的问题。那么，对社会这门科学的研究工作应该从哪里着手呢？这就联系到了我们前文所说的社会这门学科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即社会中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在进行研究时，我们既可以研究社会中个体间的联系，又可以研究由这些个体组成的共同体的作用，而且还能够从个体和共同体之间存在的联系入手进行分析。

马克斯・韦伯对于社会这门科学进行研究的观点是，个体是组成社会的基础，若是想要对社会进行研究，就必须以研究个体为基础，个体和由个体组成的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组合。由此，韦伯得出了对社会行动概念的确认，所谓行动的主体是社会中的个体，个体进行的行为就称之为行动，而社会行动就是以社会上的所有个体为主体所进行各项活动的行为，这种行为通常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所以，社会行动中最重要的是行动所带有的目的。马克斯・韦伯认为，只有组成社会的个体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存在的时候，社会行动才有意义，所谓的国家，团体就是由带有相同目的的个体组成，要对这些组合进行理解，就必须先要理解个人的行动，因此，韦伯根据实际生活又将社会行动划分了不同的种类，以合理的个体行动为基础，形成了与传统的社会科学有所差别的自身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2.4 对社会学进行研究的逻辑方式

在对社会学进行研究时所采取的逻辑行为方式就是科学上所称的范式。众所周知，西方对社会进行研究的各家学派中，主要存在着社会唯名和社会唯实两种基本的社会观念，而跟这两种观念并存的还有两种对社会学进行研究的范式，其一是所谓的利用社会中人的行为来对社会进行阐述，其二是通过社会中存在的现象来剖析社会中人的行为。

基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因为韦伯要研究的对象是社会行动，这就决定了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是利用解释的方法来使人们理解社会中个体进行的行为的意义，利用说明的方法来使人民进一步理解思维与行动之间的逻辑关系。韦伯所说的这种理解，主旨就是希望理清社会中个体行动的目的，而若想要有所成效，就必须理解这些行动之间的联系与意义。韦伯的方法论也只是社会学中的一支，因此，什么样的对社会学进行研究的逻辑思维能力可以更加透彻清晰地了解社会中个体所采取的行动的全部内容呢？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作出相应的回答，就必须了解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即上文提过的什么是研究社会这门科学最基本的问题，即研究社会这门科学，最主要是要研究什么内容呢？这是一个必需的过程，只有理解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所以，对社会这门科学中逻辑思维方式的研究方向，可以研究社会中个体之间的联系，又可以研究由社会中的个体组成的共同体的组成机制。

2.5 社会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

什么是社会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呢？这种研究究竟应该涵盖哪些内容呢？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从对社会这门科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着手。这样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社会这门学科所设置的基本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划分了社会这门学科所研究的范围，即确定了研究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些特定的事物。而研究社会学的最基本的部分就是研究这些事物各自的存在内容，以及事物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把这些研究的部分展开的话，则又会出现另外一些与之关联的范围。因此，社会这门科学的研究范围是有一定的制定依据的，而确定着这种依据的基础就是社会这门学科中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韦伯在“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大的范畴下，在社会行动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概念比如行动、社会行动、工具理性、意向性、理念类型等等。

2.6 对社会这门学科进行研究的大致框架以及普遍规律

在对社会这门学科的研究中，那些内容能够上升为理论呢？也就是说，社会这门学科中所形成的理论的来源地主要是什么呢？从对社会这门学科进行的研究来看，社会学所研究的范围限制了社会这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包括社会中的个体怎样组成共同体以及由社会中个体组成的共同体怎样限制个体的行动。对这两个主要问题的解答构成了对社会进行研究的主要理论。另外，针对于两个问题中的单个问题进行的解答，又是以其他的一连串的小问题构成的理论。基于这样的认识，有人就将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划分为与行动有关的理论范畴。在对社会这门科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理论的大致框架与普遍规律具有很深的内在联系。那么，什么是社会这门科学中的普遍规律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社会具有具体性，因此社会这门学科所具有的普遍规律就只能是反映社会日常生活中单个方面的普遍规律。从上文对社会这门学科中存在的最基本问题的研究，我们能够了解，社会这门学科中所表现的普遍规律是一种与社会中的个体相关的个体的行动的规律。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的话，应该是关于社会中的个体跟由这些个体构成的共同体之间的规律。但是这种所谓的普遍规律只是相对于社会这种哲学而言，如果把研究对象换成整个社会，那么这种普遍规律就又会相对成为一种特殊的规律。特殊的原因又源于社会这门学科中最基本问题的特殊性质，当然，这种特殊的性质也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对社会这么学科进行考察时所需的特殊的角度问题。这也为我们更好地认识韦伯提供给我们的社会规律有了一个更客观公正的态度，只是诸多中之一。

通过上面的分析，从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逻辑上讲，我们认同社会这门科学的最基本问题是在研究社会时所有相关方式以及研究范围的根源所在，同时，更有意义的是我们以社会学“基本问题”为视角对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思想有了深入理解。

有人提到过自然科学追求的真理是一种约定性的、假设性的、命题性的真理，而社会科学追求的真理首先是一种存在的属性，所谓的存在就是必须有包含激励人情感以及希望的意识上的预设和包含哲学上的对事物的认知以及研究的预设。当然，这只是从主要方面确定了对社会研究的方式方法，但是，这并没有否定对社会进行研究的其他方式，这是一种根据方法的使用范围的重要性所作出的判断。显而易见，后者是多种方面包括研究社会的人的能力，学识等诸多内容的修养。这也就决定了在对社会这门科学的研究中，知名权威学者以及他所拥有的理论处于重要核心位置的理由。由这个层面上来说，对社会这门科学进行研究，只有两种方法可以增强这种意识，第一就是致力于亲身参加，深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内容，第二就是通过大量广泛地阅读文献提升自身修养，上升思想层次。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出版社，1997.

[2] 谭明方.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学研究，1996（5）：31.

[3] 谭明方.社会学如何研究社会.学海，2002.2.

[4] 谭明方.论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指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1997.4.

篇4

     1语言哲学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西方语言哲学是伴随着西方分析哲学进入中国的。中国学者对语言哲学的认识开始于对早期分析哲学家工作的了解和研究。可以说，国内哲学界最初对“语言哲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就是基于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因此通常把“语言哲学”也称为“语言分析哲学”从时间上看，国内学界对“语言哲学”概念的理解和接受大体上经过了3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阶段的研究特点就是以分析哲学的方式理解语言哲学；第二个阶段是80年代初到20世纪末，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对杜威实用主义的推介、张申府对罗素和维也纳学派思想的介绍、洪谦对维也纳学派的研究、贺麟对罗素思想的研究等等，这些介绍和研究开启了中国哲学界对西方语言哲学的认识。但他们的研究主要限于对个别哲学家思想的考察，还没有形成对西方语言哲学的整体理解。

中国哲学界对西方语言哲学的真正全面了解和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重新开启了解世界的大门，首先涌入的外国思潮就是实证主义思想。哲学家们对科学哲学中的实证主义思想给予了极大关注，特别注意到语言哲学思想在其中的核心地位。洪谦、江天骥、涂纪亮、徐友渔等学者对西方分析哲学传统中的语言哲学思想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出版了许多论著；倪梁康、陈嘉映、周国平、尚杰等学者也从欧洲大陆哲学家的思想中寻找语言哲学研究的不同形态。哲学家们逐渐形成对语言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的共识，努力从不同的哲学传统中寻找对语言性质的普遍理解。不过，这些研究主要基于对西方语言哲学思想的了解，很少对中国语言的特殊形态给予哲学上的关注。

进入21世纪后，经过对西方语言哲学的深入了解，中国的哲学家们开始注意到汉语形态对哲学表达的重要价值“让哲学说汉语”不仅是老一辈哲学家的梦想，而且也正在变为一种现实。老一辈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许国璋、王宗炎、王力等对汉语言文字的文化意蕴曾经有过精辟论述，这些已经成为后人研究汉语言文字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尚杰、韩林合、陈嘉映等学者致力于对中国哲学经典文献的语言哲学解读和对当代中国语言现象的哲学诠释，在当代中国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2.1研究的跨文化性质

不同语言系统的比较研究必然需要跨文化的宏观视角。中国语言哲学研究不仅是要更好了解汉语言文字的哲学意蕴，而且是把这种语言作为一种异质于西方拼音文字的文化现象，揭示不同语言文化显示的人类生活状态的普遍意义。由此可以提出的问题可以是：中国语言如何能够表达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思想，中国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如何能够被其他语言的使用者所理解，人类是否可以拥有和理解超越各种不同具体语言的共同思想？总之，这里涉及到语言表达形式与所表达的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

2.2对语言哲学基本问题的中国式探讨所谓的“中国式探讨”是指以中国哲学的提问方式、使用中国哲学的特有概念，对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阐述，由此形成中国哲学有的语言哲学问题。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通常包括了意义、真理、指称、信念、世界等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但没有涉及中国哲学的特有概念，如道、理、气、心、性等等。如何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哲学的特有概念范畴以及如何从这种探讨中得到对语言哲学的重要启示，这些都是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2.3对中国传统哲学经典的重新诠释按照现代语言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重新考察中国传统哲学经典的文本意义，由此揭示经典文本的“微言大义”这应当是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运用各种语言分析方法揭示经典文献的内在逻辑结构，由此更好地解释中国哲学家们的核心思想，这也是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应尽责任。在这种重新诠释中，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文本语境中更好地确定哲学家的基本思想，或者说，如何解释哲学家在不同语境中对相同问题的不同解答？更深层的问题则是，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文本意义的分析把握哲学家所要传达的思想？

2.4对中国语言表达方式的哲学探索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汉语言以及其他民族语言，它们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中都具有核心地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充分体现在语言的继承和发展之中。研究中国语言表达的独特方式也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这种研究涉及到的主要问题将会是，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完整地展现中国语言文化的独特性质，或者说，我们如何能够从中国语言的独特表达方式中揭示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成分？

当然，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问题还不止于此。我们需要根据语言自身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问题。

3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进路

如上所述，中国的语言哲学研究是以西方语言哲学为来源和摹本的，但是这并不意谓着，中国的语言哲学研究只能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当我们把一切对语言的哲学研究都看成属于语言哲学的范围，当我们在语言哲学研究的性质和范围上达成了共识，我们就完全可以就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具体方式获得不同的理解。

根据我的理解，中国语言哲学研究主要采取两个不同的进路：

第一，由于中国语言象形文字具有特殊性质，我们的研究不能望文生义，而是要全面了解文本的上下文脉络，通过对文本的逻辑关系的考察和推敲才能揭示文本的真正意义“象思维”是中国语言文化的一种表象，唯有揭示这种表象背后的逻辑根据，才能真正把握中国语言所展现的哲学意蕴。

第二，语言研究与思想研究结合，才是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必由之路。语言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完全从语言现象出发，并根据语言现象寻求语言自身的规律。但这样的研究可能仅仅抓住了语言的形式本身，无法透过语言形式了解语言表达的思想内容。思想研究直逼语言表达背后的思想，试图用思想解释代替语言解释。这样的研究完全忽略了语言的自主性特征，至少没有考虑语言表达对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因此，只有结合语言研究和思想研究，我们才能在语言哲学领域中得到收获。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也为这种结合的可能性提供了很好的证明。

4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当代哲学中，研究方法往往被赋予了独特的作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许可以决定不同的研究对象。当代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由于其学科的特殊性，因而采用了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在我看来，主要方法有3种：

第一，逻辑分析的方法：即通过对文本脉络逻辑关系的梳理，揭示隐藏于文本之中的逻辑结构。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必须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找出断定性或启发式文本中所蕴含的逻辑关系，而无法简单地通过字面的理解把握文本的意义。这就需要我们把汉语的断句而不是单个概念作为逻辑分析的对象。例如，我们不能简单地分析“天”和“人”这些概念的意义，而是要通过“天人合一”、“以天制人”或“人定胜天”等判断中的推理关系来理解这些概念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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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旧唯物主义也有其认识论根源,其表现是在无限近似于一串圆圈或螺旋曲线的人的认识中,从自然界的“时间先在性”的正确前提出发,经由“自然本体化”和“客体主体化”,形成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消极的反映论和直观被动关系,从而把认识中的一个小片断拉成了完整的直线。客体主义和直观主义就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当马克思着手建立他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新哲学时,他面临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旧哲学,因而马克思就要进行一番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工作。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分作(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两种形态一样,马克思的批判工作也就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分别揭示出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关于唯心主义的缺陷,马克思指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①即是说由于唯心主义否认事物、现实的客观存在,其基本立场是虚假的、荒廖的。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②即是说(旧)唯物主义不懂实践,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角度看待客观存在,其基本特征是直观的、被动的。

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新唯物主义,那么,这种新唯物主义就不但要深入批判唯心主义,也要深入批判旧唯物主义;因为不批判唯心主义,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就无从建立,而不批判旧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无法显示自身的特色。这也就是说,批判唯心主义的虚假立场和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质,对马克思来说是同等重要的。后来的研究者对唯心主义的虚假立场批判较多,并且列宁还率先对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作了深入的揭示;而对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性质则批判教少,并且对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至今还尚未触及。这种情况甚至导致了不良的后果,在后来建构的哲学教科书中,由于对旧唯物主义缺陷的批判不够重视,或者说对旧唯物主义缺陷的认识论根源未能深入揭示,以致于这种缺陷竟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哲学体系之中。

那么,旧唯物主义所带有的直观性和被动性的缺陷,其认识论根源何在呢?首先应当确定,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大派别是在哲学研究认识论中形成的。认识论研究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即思维能否或如何认识存在,因而认识活动就由发出认识动作的人和作为认识对象的外部存在两大因素组成。旧唯物主义缺陷的认识论根源就产生于对这两大因素看法的偏差上。

列宁曾对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作过说明。他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潭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③。”既然旧唯物主义也带有缺陷,也是马克思建立新哲学时所批判的对象,那么它作为认识论哲学中的一个基本派别,就也同唯心主义一样,有着认识论上的根源,也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将人的认识之近似于一串圆圈或螺旋曲线定的一个片断、碎片或小段变成了独立的完整的直线。

关于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有论者从“时间先在性”和“逻辑先在性”的关系作了说明;即认为唯心主义为了超越旧唯物主义的“时间先在性”的简单认识,提出了事物之间在“逻辑”上的“优先地位”的见解。这种逻辑先在性表现在“自在”意义上,是指事物的本质对事物的现象在“逻辑”上具有优先地位,而唯心主义夸大了这一点,将事物的本质从事物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这种逻辑先在性表现在“自为”意义上,是指认识活动中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在“逻辑”上具有优先地位,而唯心主义夸大了这一点,将主体的感觉、思维视为本原,而客体则成了派生物④唯心主义就是这样将本来具有积极意义的“逻辑先在性”之螺旋性曲线或圆圈或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片断、碎片或小段变成了一条独立、完整的直线,因此走向了否定客观存在的(僧侣主义的)虚假立场。

同样,旧唯物主义之所以带有客体性和直观性的缺陷,也是因为将本来具有积极意义的“时间先在性”加以片面地夸大,使这一在螺旋曲线或圆圈式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片断、碎片或小段变成了一条独立、完整的直线。这一情况的发生,是经由将“时间先在性”进一步“自然本体化”,然后再将其“客体主体化”而实现的。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在哲学认识论阶段围绕哲学问题的争论而形成的两个基本的学派。既然认识论哲学之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那么为了获得正确的认识,首先就需要确定这构成认识活动的两大因素谁更重要。正如唯心主义认为认识是思维对存在的判定而这种判定取决于思维活动因而思维比存在更重要那样,旧唯物主义则认为认识是思维对存在的反映而这种反映取决于存在的客观性质因而存在比思维更重要。为了确立各自执以为重的因素的重要地位,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就分别将思维和存在当做对方的本原,即第一性的、原始发生的、决定对方性质的因素。这就是在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所形成的本原论的对立。旧唯物主义从存在之“时间先在性”这个正确的前提出发,却在本原论的对立中走向了“自然本体化”的误区。所谓“自然本体化”,就是将存在理解为自然界,将自然界理解为本体,并且在两个方面泛化开来:其一是,自然界作为本原的存在变成唯一的存在;自然界本来是人(的思维)的认识对象,却变成了先于人、甚至高于人的存在。由此导致人的存在和认识活动的客体化倾向。其二是,自然界成为唯一的本原,思维是人脑的属性,而人又是自然界的产物;这样一来,思维本来是构成认识的对等因素,却变成了自然界的派生物和从属物。由此导致人的存在和认识活动的被动性倾向。当“自然本体化”将自然界看作唯一的本原的存在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就表现为一种“客体主体化”的关系,即自然界作为人认识的对象本应是认识关系中的客体,现在却变成了认识关系中的主体,而人被排挤到边缘的位置,甚至干脆消失不见了。这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⑤旧唯物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的由“自然本体化”而“客体主体化”,使唯物主义带上了浓重的客体性色彩,而当运用这种本原论立场去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即思维如何认识存在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直观性倾向。这种直观性质依次在认识论研究中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自然界的“时间先在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每个人每天的经验都在证明着这一点,旧唯物主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认为确证事物的存在、认识事物的性质,只能从感性经验开始,在感觉中感知事物。事物的性质如何成为人的知识呢?旧唯物主义认为是人的大脑对事物个别性质的反映,这就是旧唯物主义所坚持的认识论上的反映论。然而感觉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事物的本质又是如何认识到的呢?旧唯物主义认为是人的思维对感觉材料的积累和组合。可以看出,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排斥理性,轻视理性的积极作用,其感觉型的反映论带有消极的性质;这不能不说是“自然本体化”进而“客体主体化”所导致的人及人的思维的派生性和非主体性的后果。

其次,每个人每天都天经验地感知着自然界的“时间先在性”,而经验感知的只能是个别事物,或者说是事物的现象。旧唯物主义由于在本原问题上固着于自然界的时间先在性这个事实,就不自觉地将认识停留在感知个别事物上;又由于排斥具有积极规定性的理性,就疏于思维的抽象,并不注重甚至弄不清楚事物本质的获得途径。于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导向不可知论;因为单纯地感知个别,就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而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没有明确的理论和个体的途径,就有可能通向不可知论,从洛克到休谟就反映了这种情形。二是对事物运动变化规律的认识远不如唯心主义;如果说辩证法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那么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在这方面的成就就远远高于旧唯物主义。

最后,既然旧唯物主义推崇经验感知,疏于理性抽象,那么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就不可避免地表现为直观性。所谓直观性有三层含义:一是看问题的非本质性,即满足于事物个别的感性认识,由认识到事物的现象存在而确定事物的客观存在即可;二是看问题的非辩证性,即不愿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从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及与其他事物的本质联系上发现事物运动变化的辩证性;三是非能动性,即认识事物停留于对事物客观性的确认,带有消极性质的反映论无意中排斥思维的能动性以及人的认识和活动的能动性。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可说是这种直观性的典型代表。

由是观之,旧唯物主义所带有的客体性和直观性缺陷,同唯心主义一样也有其认识论根源。在非直线的而是无限近似乎一串圆圈或螺旋曲线的人类认识活动中,旧唯物主义从自然界的“时间先在性”这一正确前提出发,在论证本原问题时即开始把这一小片断拉长,到形成“自然本体化”和“客体主体化”时,已将这一小片断拉成直线,当进而由此形成认识上感觉型的消极反映论、忽视理性而显露不可知论倾向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表现为直观的关系时,这一拉长的直线已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至此,借用列宁的话,即可这样说,如果说“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那么“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客体主义和直观被动性就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6页。

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

篇6

【关键词】成语翻译 语言哲学 文化 对等

语言哲学和翻译

语言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还是西方古典哲学都受到了格外的关注。早在公元前七世纪，我国先秦诸子最早谈及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名”与“实”。

西方古典哲学对语言的关注也有很长的历史。欧洲自古就有许多哲学家认为语言是现实的反映。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535-475 BC）和柏拉图（427-347 BC）都谈到了词的起源、功能和使用问题。所以说，无论是西方还是我国的古代哲学家都对语言有着与生俱来的浓厚兴趣，同时他们要把对世界的认识和对问题的解释用语言加以描写。这是哲学和语言相互联系的基本原因和内在因素。

翻译是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活动。世界各地的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创造了各自的语言。在此之后由于交往的可能和需要，翻译活动也就必不可少了。因此可以说，翻译的历史，从各地的原始人类开始以不同的语言作为工具而进行交流的那一天就开始了。翻译的历史与语言的历史同时开始。（陈福康，2000）因此，翻译和语言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在进行翻译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将哲学中关于语言问题的认识和语言的客观规律加以利用，研究这种存在和规律借以推动和深化对译学的研究。翻译的语言哲学，也可称之为翻译语言学的哲学视角，即借助语言哲学的有关理论，铺垫翻译语言学深层结构的理论基石。（刘宓庆，2001）我们可以断定，将语言哲学作为科学研究手段应用于翻译理论，一定会进一步深化翻译理论、扩充现代翻译语言学深层理论和论证手段。

本文论证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我们不但能够探讨翻译学研究的认识论和价值观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利用其中的基本客观规律和语言逻辑来解决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成语翻译的难题。

“本位观照，外位参照”

在语言哲学中，一个基本的命题就是“本位”和“外位”。所谓的“位”，就是人的基本的立足点。人们观察事物一般都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身处东方的中国人称欧洲为“西方”。欧洲人看中国，称东亚地区为“Far East”。这种从自身角度出发看问题的方法在语言中都有着深刻的体现。语言中不计其数的词语都是各个语言群体从自己的“本位”角度出发创造出来的。这样的语言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伦理观、历史观和行为特征。成语作为体现文化的标志性语言，更加具有这样的“本位”特点。例如，汉语中的“班门弄斧”“破釜沉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都是中国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总结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

“外位”相对于“本位”而言。在本文中“外位”主要指从外国人看事物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外位”在翻译实践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翻译活动本身就是双语甚至三语之间的交流和转换。如何让异域文化的读者能够没有障碍地接受和理解本土文化有的东西，“外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研究绝对不能只顾及本位（本国、本民族及语言群体的语言文化、历史社会等）方面问题。翻译如果只顾本位，不顾外位无异于闭门造车。

我国著名学者刘宓庆在其著作《翻译与语言哲学》中，提出了“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语言哲学观点。“观照”（contemplation）指人作为主体对外在客体（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全局性审视、剖析、思考、推断、定夺和抉择。“观照”着眼于对整体的、全方位的及多维透析，排斥局部的、权宜的片面考虑。（刘宓庆，2001）在翻译研究领域，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要立足本国本民族的文化的意识，即就是“本位观照”。

“参照”通常都是具有求证的目的性。参照还具有很高的选择性，因为参照本身是一个非自足客体，对主体不存在归属性和制约性。缺乏“外位参照”对“本位观照”的“最大限度的完善加工”，则本位观必然无法涤除，扬弃其局限性。

成语的特点和常见的翻译误区

表面上看，汉语成语和英语习语之间建立了一一的“对等”关系，短语的意义也没有太大的出入。甚至有人会认为此举不但传达了短语的意义而且还消除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障碍。例如：

虚张声势：to cry wolf

生死之交：Damon and Pythias

杀鸡取卵：to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s

口蜜腹剑，笑里藏刀：He is an evil man who has a mouth that praises and a hand that kills.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You can no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这山望到那山高：The grass always look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篇7

【关键词】哲学;教育技术;教育技术哲学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0)02―0017―04

一 教育技术要不要走向哲学

在一般公众看来,教育技术就是计算机、电视、投影等具体的工具。在教育技术专业人员的眼里,教育技术学是一门技术学层次的应用性学科。作为工具性的、应用性的、而且所面对的都是实践活动的、所涉及到的主要是操作性工作的教育技术,有必要走向哲学吗?

只要我们环顾四周,看看其他学科的状况,问题也许就不会变得那么唐突。在科学离开哲学的母体许多年后,竟然产生了科学哲学。当技术在社会中获得广泛的使用并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时候,一些深刻的思想家们开始反思技术的应用问题,于是诞生了技术哲学。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了文化哲学、政治哲学、语言哲学、数学哲学甚至信息哲学、网络哲学。更近一点,高等教育学领域里已经产生了高等教育哲学,课程与教学论领域里面也生长出了课程哲学、教学哲学。

毕竟类比和联想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其他学科都产生了相应的哲学,并不能有力地说明教育技术领域也必须产生教育技术哲学。问题的根本还在教育技术自身。“教育技术作为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如果长期不能建构较有说服力和科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不注重自身的理论建设,就不可能对教育技术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辩证的、本质的思考,也就不可能充分发挥教育技术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甚至有可能走向理论上的虚无主义道路。”[1]这是教育技术研究者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质问,也是对教育技术走向哲学的热烈期盼。

教育技术是教育中的一种技术、一种工艺,可它也需要形而上的思索,需要哲学的关照。这种思索也应当能使教育技术多一些深刻,少一些肤浅,多几分目的性,少几分盲目性。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恩格斯所说的理论思维主要是指哲学思维。虽然在理论上我们认可“教育技术学既是一门科学学科,又是一种技术学科。”[3]可事实上教育技术学被普遍认为是技术学科,很少有人把教育技术学作为科学学科来对待。因为教育技术学没有能够建构出一套科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甚至缺乏深度的理论研究。在这种尴尬的情形下,教育技术学如果想让自己更像是科学或者更接近科学,甚至还想站在科学高峰的话,那就一刻也不能没有作为理论思维最高层次的哲学思维。

二 教育技术如何走向哲学

教育技术是有必要走向哲学的,可是,教育技术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向哲学呢?技术哲学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是作为部门哲学、哲学的分支学科、哲学关注的特殊领域,另一个是作为一种新的哲学传统、哲学视角、哲学眼光。前者从属于一种或几种哲学传统和哲学纲领,后者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纲领”[4]教育哲学亦然。“教育哲学是运用一般哲学原理去探讨教育的基本问题,或将教育的基本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的一门理论学科。”[5]显然,教育技术同样可以通过两条道路来走向哲学,即存在两种教育技术哲学。一种是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作为一般哲学关注的特殊领域,即运用一般哲学原理去探讨教育技术的基本问题;另一种是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视角、哲学眼光,即把教育技术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前一种思维方式形成的教育技术哲学可以称之为作为部门哲学的教育技术哲学,后一种思维方式形成的教育技术哲学则可以称之为作为哲学纲领的教育技术哲学。

1 作为部门哲学的教育技术哲学

哲学对于体系的热衷使它很容易以演绎的面貌出现,但这似乎是哲学的本性。作为部门哲学的教育技术哲学就是一种演绎的哲学,它往往从属于某种既有的哲学传统,其任务就是在某种哲学纲领下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工作,目标是建立体系化的教育技术哲学。有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的应用学科,其研究问题是哲学研究问题在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应用的具体表现。”[6]这其实就是体系化的教育技术哲学。它的形成得既益于教育哲学与技术哲学,更需要在一般哲学的关照下构建自己的体系。

2 作为哲学纲领的教育技术哲学

作为哲学纲领的教育技术哲学不是从某种或几种哲学传统中演绎出教育技术哲学体系,而是通过哲学反思和批判从教育技术内部生长出教育技术哲学。黑格尔十分清晰地指出:“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7] “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8]近百年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提供了无数的观念和思想,这些作为“后天事实”的观念和思想是教育技术哲学产生的土壤。从这个视角看,作为哲学纲领的教育技术哲学是对教育技术的思维着的考察,是对现有的教育技术思想、观念和理论及其前提的哲学反思和追问,最终形成自身的哲学纲领。

三 教育技术哲学的内容框架

本文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作为部门哲学的教育技术哲学,即体系化的教育技术哲学。有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哲学应该包括教育技术哲学的知识论、教育技术哲学的认识论、教育技术哲学的价值论,还应该包括教育技术哲学的本体论。[9]也有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问题基本上包括教育技术的本体论问题、价值论问题以及基于上述二者的实践论问题。[10] 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哲学的认识论是内在于教育技术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知识论的研究之中的,因而没有必要单独讨论教育技术哲学的认识论问题。借鉴一般哲学的体系,并结合上述两种观点,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哲学应该包括本体论、价值论、知识论和实践论等个四部分的内容。

1 教育技术哲学的本体论

传统的本体论是一种关于超验性的“存在”的理论,所研究的存在指的是超越经验的对象,它力图从一种永恒不变的“实体”出发来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并赋予这种本质以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这种传统的本体论因为其追求绝对不变的“实体”而遭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反对。然而,哲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学问,又不可能不追问和回答本体论问题。如果不能用传统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来考察教育技术的本质,那么应该从哪些角度来研究教育技术的本体论问题呢?

(1)从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教育技术本体问题

教育技术的本质不能仅仅从教育技术自身去找,不可能存在一个孤立的、与人的世界相分离的教育技术。有研究者指出,“教育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教育技术而是人与教育技术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把主体同教育技术的‘关系’作为对象进行‘反思’、‘审视’、‘思辩’。” [11]也有人认为“教育技术哲学的本体论所要探讨的是教育与教育技术的关系问题,在两者关系的分析基础上可以得出教育技术产生的必然性及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看出教育技术的本质。”[12]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从教育技术与人的关系、教育技术与教育的关系以及教育技术与技术的关系来探究教育技术的本质,进而把握教育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研究教育技术本体问题的基本视角。其实,也只有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才能看清楚教育技术的复杂本质。

(2)从实践的角度来研究教育技术本体问题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3]这就涉及到了认识论问题。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首要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超越旧哲学的独特魅力所在。在认识论上,我们也要坚持把实践的观念作为教育技术本体论研究的首要观点。在以往的关于教育技术本质的研究中,要么脱离丰富的教育技术实践去讨论教育技术的定义和范畴,要么进行纯粹概念式的学术论争。我们要抛弃这种认识方式,从教育技术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教育技术的本质,而且把教育技术作为人的一种主体性活动去理解。

(3)从生成论的角度来研究教育技术本体问题

传统的本体论认为,本体就是终极的存在、初始的存在。这种本体成了一种预设的、固有的、永恒不变的原点,整个哲学内容和理论体系就是由此展开而来。然而,教育技术的本质是固有的、预设的吗?是永恒不变的吗?整个教育技术理论体系是由这个不变的、固有的本体演绎出来的吗?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4]整个教育技术的世界和历史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也随着人的超越本性而不断超越着、不断变化着。所以,我们需要寻找教育技术的本质,但要反对给教育技术找一个绝对抽象的、静止不变的唯一的本质。教育技术的本质存在于教育技术的历史之中,存在于教育技术的发展过程之中。

(4)从“人”的角度来研究教育技术本体问题

我国哲学家高清海先生认为“‘人是哲学的奥秘’,只有抓住人,从对人,人的本性、人的历史发展的理解中,才能揭开、解开哲学理论中的一切秘密。”[15] 具有国际性影响的技术哲学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也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深入洞察人的本质,就不可能理解技术在人类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16]因此,我们不可能站在人的世界之外来看待教育技术,来研究教育技术的本体问题。一方面,教育技术的价值指向就是人的发展,具体说就是学生的发展,教育技术是为学生的发展而存在的;另一方面,教育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体现,凝聚了人的超越本性和创造本性。不从人的角度去理解,或不能正确地理解人,我们就不可能揭开、解开教育技术哲学理论中的一切秘密,也不可能深入洞察教育技术在人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2 教育技术哲学的价值论

如果说本体论是教育技术哲学的根基,那么价值论就是教育技术哲学的核心。教育技术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教育技术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了教育的效率和效果?教育技术与人的发展是什么关系?教育技术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指的是什么?教育技术应用中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是怎么回事?这是从整体上对教育技术的价值询问。而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中,教育技术如何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在教育技术价值论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教育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有正面的影响,也肯定会有负面的作用。有不少教师因为教育技术的负面功效而排斥教育技术,甚至反对在教育中使用教育技术,他们认为教育技术的应用引起了教育和人的异化。可是马克思在论述工业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时候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7]教育显然不是物质生产,但教育与教育技术的关系却类似于自然界与工业的关系。真正的、人本学的教育也离不开教育技术的应用。因为教育技术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手段,是人的本质力量在教育活动中的展开和确证。教育技术哲学需要关心和回答的是如何克服这种异化,实现教育技术本质和价值的真正回归。

人们往往过分关注教育技术的应用价值,而忽略了教育技术的美学价值。在技术哲学领域,已经有很多学者在关注着技术美学问题。其实,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因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8]审美是人的天性,是人之为人的标志。教育技术一方面作为人的创造物,另一方面也是教育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实现工具,难道不也应该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吗?教育技术哲学作为对教育技术实践的形上关怀,肯定要探讨教育技术的美学价值,从而揭示出教育技术中的“美的规律”。

AECT新定义把教育技术界定为“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过程和资源,促进学习和改善绩效的研究与符合道德规范的实践”[19]这个定义明确提出了教育技术的道德规范问题。那么,教育技术实践如何符合道德规范?教育技术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是什么?教育技术实践中的道德关系涉及到哪些方面?教育技术实践中的道德如何评价?教育技术对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能起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教育技术价值论所需要探讨的伦理学问题。

3 教育技术哲学的知识论

知识论作为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哲学研究的经典主题之一。在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对教育技术知识论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教育技术哲学知识论涉及四个方面的知识:“科学技术哲学知识、教育学知识、教育技术知识和媒体技术知识。”[20]这其实是对知识论的误解,知识论不是研究具体知识的学问。“哲学家们对知识的研究不是从知识的获得过程和知识的最终形式上探究其中的思维活动内容,而主要是研究知识的基本性质、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知识表达的形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21]显然,上述四种知识分别是由科学技术学、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媒体技术论去研究和发现的,怎么会是哲学层面的教育技术知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呢?

教育技术知识论要研究的问题应该是:教育技术有知识吗?教育技术知识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教育技术知识形成的条件是什么?衡量教育技术知识的标准是什么?教育技术知识的表征方式是什么?

杨开城在其论文《论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及其贫困》中指出:“说这种教育技术学(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笔者注)是贫困的,是因为它毫无知识生产能力。”[22]并进而指出教育技术内容中的元研究信息、事实性信息、指示性信息、规范性信息都不是教育技术知识的范畴。这就进入知识论层面的讨论了,涉及到什么是教育技术知识的问题,也涉及到教育技术知识的条件和标准问题。毫无疑问,知识论是教育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将为教育技术学的科学化提供知识学方面的证明。

4 教育技术哲学的实践论

教育技术是因为其强烈的实践价值取向而获得自身的合法身份的。教育技术之所以被当作现代教育改革的制高点和突破口,也是基于教育技术忠实的实践取向和对整个教育系统的推动作用。作为促进人类学习的教育技术,它的实践领域是广泛的,而且形式丰富多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教育技术哲学的实践论并不直接研究这些丰富具体的教育技术实践活动,而是把教育技术实践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其研究的主题涉及教育技术实践和其它社会实践之间有什么异同?哪些活动属于教育技术实践的范畴?教育技术实践中的主体是谁,客体是什么?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教育技术实践与教育技术理论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是科学的教育技术实践观?等方面。概括地讲,教育技术实践论的研究内容应该包括教育技术实践的本质、教育技术实践的特征、教育技术实践的分类、教育技术实践的内在结构、教育技术实践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教育技术实践与教育技术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技术实践观等等。

目前我国的教育领域开展了几项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教育技术实践活动,比如中小学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农村远程教育工程等。这些都是教育技术实践的标志性工程,可是,它们的效益和效果已经遭到了各种质疑。教育技术哲学的实践论需要反思和回答的是:是不是教育技术的实践观出了问题而导致行动结果的偏差?并进而探讨如何树立科学的教育技术实践观。

四 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

“形而上学,整个哲学,是概括在方法里面的。”[23]对于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论问题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将决定教育技术哲学所能达到的深度和高度,也决定了教育技术哲学的个性。

我们的基本方法论应该是“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24]也就是说,我们从教育技术实践本身来说明教育技术的理论,来对教育技术进行形而上的哲学考察,而不是像我们通常所做的那样,用在理性王国里构建出来的理论去评判和剪裁活生生的教育技术现实。因此,在方法论上,我们应该坚持:①把研究教育技术哲学与教育技术实践结合起来,并把前者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②把教育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集中在现有的教育技术理论与教育技术实践的关系上,通过对现有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来实现教育技术哲学对教育技术实践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功能,从而实现教育技术实践的先在性、基础性与教育技术哲学的批判性、超越性的内在统一;③要从教育技术实践的发展来说明教育技术哲学的进化,来评判、检验、修正和发展教育技术哲学。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了一般哲学研究的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逻辑与历史等方法外,还应当充分吸收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哲学以及后现代哲学等现代哲学流派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教育技术哲学。同时,我们还可以借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复杂性系统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充分吸收利用耗散结构、协同学、分形、混沌以及超循环论等非线性科学思维方式,为教育技术哲学提供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从而创造出更加深刻、更加独到的教育技术哲学。

参考文献

[1]李芒.关于教育技术的哲学思考[J].教育研究,1998,(7):6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67.

[3]焦建利.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165.

[4]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1.

[5]王坤庆.现代教育哲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1996:46.

[6][10]李世改,李红梅.技术哲学视野下的教育技术哲学[J].电化教育研究,2007,(3): 22-26.

[7][8] 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8,39.

[9][11][20]李建耀,陈莉.教育技术哲学初探[J].电化教育研究,2002,(4):9-13.

[10]郑旭东,孟红娟.走向教育技术的哲学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05,(3):14-17.

[13][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137.

[14][17][1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2,89,58.

[15]高清海.哲学的创新[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3.

[16]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the Nature of Man, in Carl Mitcham and Robert Mackey, eds,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Technology, The Free Press,1972:77-85.

[19]彭绍东.解读教育技术领域的新界定[J].电化教育研究,

2004,(10):8-17.

[21]江怡.论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知识论[J].文史哲,2004,(2):

14-15.

[22]杨开城.论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及其贫困[J].中国电化教育,2008,(8):1-3.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65.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from Philosophical Viewpoints

DENG Xiao-hua

(School of primary education,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uxiong, Yunnan 675000, China)

篇8

关键词：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哲学思维；方法论

“翻译之所以存在，由于人们将不同的语言”（Steiner，2001:51）正是因为翻译的存在，人们之间才可以进行思想交流，我们也才可以欣赏到不同文化国家的文化。无论远古时代或是当代，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在知识和价值观的传播，民族语言的发展，国际文化的相互碰撞，乃至于整个人类文明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毋庸置疑，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翻译之功，诚远大矣”。（道宣，2009；71）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人们不断思考翻译的本质，探索翻译的主体、客体的互文关系及相关因素，并将这些思辨升华至翻译翻译理论：与此同时，哲学家、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理论家也逐渐开始关注翻译行为的哲学观，强调哲学思维、哲学世界观对翻译实践、翻译理论构建的影响。基于对翻译实践的认识以及翻译思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背景，中西译学各自形成了相似或不同的翻译哲学观。从哲学方面来讲，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翻译作为人类活动中一项极其复杂的思维运动，深深植根于翻译的存在之中。因此，翻译思维和翻译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翻译研究的基本范畴，即如何处理翻译主体与翻译客体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随之成为翻译界研究的热点。实践总是先于理论而存在，翻译实践也于翻译理论之前出现，正是在无数次的实践中，先人学者总结概括实践中的出现的问题以及应对的技巧，翻译理论才得以成为体系，翻译学才得以形成。由此看来，翻译理论的形成是人类对翻译现象认识的必然结果。

1翻译、翻译实践过程与哲学

首先，我们要理清什么是翻译。对于翻译的定义，翻译界至今未得出统一的说法。不同的翻译家对其定义或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认识。总的来说，可以从语言层面、信息层面和文化层面对翻译的概念进行阐释。此外，中西方翻译学家对翻译的解释也是不尽相同。中国著名哲学家、翻译家贺麟对翻译的解释为“翻译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这种活动包含了理解、解读、领会、翻译等诸多环节，其客观化的结果即为译文，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交往活动的凝结和完成。”（贺麟，2006：43-44）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家奈达将翻译定义为“所谓翻译，是指在译语中用最切近二又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在语义上，其次是文体上。（Nida&Taber，1969:12）上述定义表明，不论是从语言的视角还是从文化的角度，翻译的本质都是一种“实践活动”，这也由此反映出翻译实践始终是贯彻在翻译过程之中，实践即过程。由此产生的理论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并验证。“翻译过程”在《中国翻译词典》中的词条解释为“翻译过程系指翻译活动所经历的程序”。许钧教授对其的阐述为“狭义的过程，一般理解为翻译者对具体文本的转换活动过程。

广义的翻译过程，不仅包括狭义的语言转换活动，还包括文本的选择、文本的生成和文本生命的历程等过程”。（许钧，2203a：80）因此，对翻译过程以及过程中活动的研究在翻译界得到不断重视，通过对其实践过程的研究，如对译者主体性、主体间性的研究及其与翻译课题之间的互动研究，有助于翻译家，哲学家逐渐把握整个翻译实践过程中所涉及的翻译客观规律及运作程序。哲学的认识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脱离实践的理论终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不起历史的推敲。因此我们说哲学存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并指导着人类的活动交流。这里所说的翻译哲学，正是顺应时展的潮流提出的。我国首次对“翻译哲学”这一概念进行阐释的是黄忠廉先生，于1998年提出：在漫长的翻译实践中，人们逐渐地形成了对翻译活动一般的总的看法．这种看法就是翻译观。翻译哲学是系统化和理论化了的翻译观。

翻译哲学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译者思维同翻译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翻译是一种有意识的定向活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每时每刻都在处理思维与原文世界、译文世界乃至两个世界背后的作者世界、读者世界以及文化领域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处理得如何，直接关系到翻译的目的是否达到，翻译的价值是否得以实现，译者的意图和读者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翻译哲学是翻译观和翻译方法论统一于其中的一个理论体系。（黄忠廉，1998:56-57）由此不难看出，从最广义的角度讲，哲学是人类对于整个社会认知的根本观念体系，是观念的集合体。而人们对于任何事物的看法理解皆可称之为观念，因此一切学科都可看作广义的哲学，翻译作为一门学科，也是如此。哲学活动参与了整个翻译过程，为翻译提供理论基础，它解释了为什么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可以进行交流，关键是在于人类有着某些共同的地方。黄忠廉教授将翻译哲学归结为翻译观于翻译方法即方法论两大层面，关注翻译主客体的关系，突出强调翻译实践过程中所涉及的方法论。但翻译哲学并不是简单的“翻译加上哲学”，从其本质上看它是用某种哲学理论去评价翻译及其理论。（刘邦凡，1999:58-61）此观点认为翻译哲学是关于翻译实践及其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家贺麟也对“翻译哲学”的内涵进行了论述，其强调译者、原语和译语之间的交流过程。

总而言之，从翻译本质层面讲，翻译是涉及两种语言之间相互转换交流的思维活动，它以另一种语言的形式再现，这其中还包括译者对其的再创造以及两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从哲学层面讲，人类语言及思维的共性，使得翻译活动成为可能。而贯穿于整个过程之中的，则是实践，翻译实践被分为翻译过程与认知过程两个层面。总体将哲学与翻译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衍生出一系列相关研究。笔者在此仅对三者及其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

2哲学思维指导下的翻译方法应用

首先，我们知道，翻译是人类进程中的一项复杂思维活动，而思维是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语言只是作为思维的外壳和载体，人类通过其表达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即语言的本质是一种物质形式。人类思维中对外界客观物质的反映需要借助语言来实现。思维由存在决定，整个过程可能包括分析、综合、比较、分类、抽象、概括、具体化、系统化等思维能力。而翻译的实质就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思维活动。此处涉及的哲学思维正是与翻译思维相辅相成，相互融合促进翻译过程的顺利进行。上文中提到，翻译过程包括正确理解、表达重现和创造性润色再现原文三个过程，即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同样，翻译思维也可大致包含这两个阶段。翻译的思维方式是翻译的深层机制，翻译过程体现了思维的选择与创造，其对人类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是沟通人类文化与语言的桥梁。因此，很多哲学家哲学思想的构建是通过研究语言与翻译来实现的。哲学中讲求辩证性的思维，强调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哲学思维运用到翻译中意在提醒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尽可能的促使矛盾着的对立双方朝着统一，也就是朝着译文最理想的效果努力。因此，翻译活动中的哲学思维，不仅拓宽了人们的精神视野，而且促使译者在面临问题时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思考，以至达到最佳效果。翻译哲学的出现，印证了哲学思维在翻译中得到应用与推广。

张泽乾教授说过“哲学”是“翻译学的指导学科”，因此，哲学思维体现在翻译中就形成了翻译哲学，而翻译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翻译学的方法论，指导着翻译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无论抽象概括地研究翻译理论，还是具体个别地探讨翻译方法，都必须注意，翻译哲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的认识与实践的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哲学。翻译哲学的方法论是研究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基本手段，它是打开通向充满着奥秘的翻译世界之门的金钥匙”。（闫德胜，1992:11-15）其为中西译学的发展奠定基础，确保翻译朝着理性的方向发展，在此看来，中西译学存在着共通行性。我们可以说，翻译哲学是人们基于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并从中进行经验性或技巧性的总结，提炼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和做法，进而形成翻译方法论。翻译的方法论属于“翻译哲学”的范畴，具有丰富的内涵。就方法论本身而言，是一个哲学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世界观，哲学中强调方法论与世界观的统一，应用到翻译中，就是要做到翻译理论与技巧方法的对等。方法论与方法并不相同，方法论是研究某种领域所用到的原则与规则，而方法只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采用的做法，并不具有普遍性。由此看来，翻译方法论便是运用到翻译实践中的，指导翻译过程的规则与原则，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以指导处理与翻译相关的各种问题。

黄忠廉教授认为“翻译方法论，是翻译及其研究方式方法的总和。”翻译方法论包括翻译实践方法论和翻译研究方法论。（黄忠廉，2009：2-3）在翻译方法论的指导下，中西翻译学得到蓬勃发展，例如，20世纪50年代雅克布逊将语言学与符号学引入翻译研究，六七十年代奈达的《翻译科学探索》，霍姆斯为代表的“翻译研究派”，这些都体现了翻译方法论为翻译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霍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中指出，方法论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分支，与翻译学本身的研究密切相关。总体而言，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翻译，同时具有历史性、主体性、社会性、意识形态性和开放性等多维原则。因此，“翻译方法论的基本任务是尽可能有效地表达原文全部含义和情态。”（张泽乾，2006:464-467）哲学思维指导下的翻译方法论更是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更新其内涵，以更好地服务于翻译实践过程，使译员在无形中应用其有效的方法论，这才是翻译方法论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3结束语

毫无疑问，翻译本身的特点决定了翻译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翻译即是具体的实践过程，也是一种内在的思维思考活动。翻译哲学的介入拓宽了翻译学的研究视野。而其中的方法论是翻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由于翻译本身的跨学科性，对翻译人员的要求也逐渐变得“狭义“起来，即专业行业领域的译员。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各国文化的相互交流，语言的多样性越来越明显，因此，人类思维也将得到不断的完善。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越来越高，就使得翻译的对象和领域会不断增加和拓宽。基于这种形势下的翻译研究也势必走向纵深，但对其的研究以及翻译学的进步离不开哲学理论的支撑，长期的历史实践表明，摒弃哲学思维或持有不正当的哲学观点都会将翻译引入歧途。因此，哲学与翻译在未来发展进程中将继续在互动与融合中发挥作用，共同推进翻译学与翻译哲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道宣.大恩寺释玄奘传论[A].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1-72.

[2]贺麟.谈谈翻译—翻译思考录[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43-44.

[3]黄忠廉.翻译哲学及其它[J].外语研究,1998(1):56-57.

[4]刘邦凡.试论翻译哲学[J].探索,1999(6):58-61.

[5]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a.

[6]闫德胜.论翻译活动的哲学实质[J].中国翻译,1992(3):11-15.

篇9

一、 语义分析视域下的律学、法学和法理学

关于法学。这是一个在法学概念大厦中运用得最混乱的一个概念。据考，“法学”一词从语源上来自古拉丁语Jurisprudentia，是由词根jus(法)的形容词形式juris和另一个词根providere(知识)构成，故其原意应为“法的知识”，而不是通常认为的“知识”。在实际研究和运用过程中，我们时而将之用得十分纯粹，一如凯尔森所描述的：“纯粹法学是法律的而不是法律的，法学研究的是‘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而不是‘应当是这样的法律’”。但时而又把它运用得十分宽泛，几乎是包罗万象，律学与法理学系统中的知识也被它一概地“海涵”，究其原因，是我们对“法”这一概念的认识不统一或者说是我们的话语系统太单一（过于统一）所致。我们通常所采用的是的理论知识系统中所给出的定义，即“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国法’”①。而我们认为，这个所给出的恰恰是“律学”的定义（后面将要细述）。今天，西学各派的思想蜂涌而入，不断地冲撞着我们过于单一的却信以为“颠倒不破，四海皆准”的传统法学理论和话语系统，使得我们的概念系统在这多元理论的撞击下越发变得脆弱、模糊和混乱。因此，当务之急必须理清各研究领域的范围，把律学（国法）留给律学，把法学还给法学，找回法理学自己的“家”。律学研究的是实然法领域，法学研究的才是应然法领域，法理（哲）学恰恰是研究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三者分别代表和维系着法的实证维度、价值维度和批判维度，各司其职，区别明显，当然不能混淆。

关于律学。律学是研究实然法（国法）的知识系统，从纯粹语义学角度看，它有韵（音）律之学的含义，此系语词。同时，它又有同“法”在同一层面上的内涵，我们中国古代早已将法、律与政策作了明确的界定与区分，管子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 (《管子.明法解》)，后来他又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管子.七臣七主》)若从中国法制史上看，中国律学的也有着久远的和丰富的成果，这总让我们以一种按捺不住的骄傲和自豪感追溯起那个律学、法学与法理学都得到空前发展的“百家争鸣”：法理学家们在不断地探寻着实然法（律，国法）与应然法（法，道德）的关系问题，儒家从实证的角度提出“纳仁入礼”、“礼法统一”等，道家则在法的本质主义追问过程中提出“道法”，拓宽了对“法”的认识，而法家则崇法推律，“一断于法”。诸子百家各有贡献，推动了中国法学，尤其是律学空前发展，从《法经》到《秦律》的发展速度和完备程度可窥一斑，最终，由秦国的商鞅完成了变“法”为“律”、为“律”正名的重大历史使命。秦汉以后，法理学因专制与礼教束缚而受到严重压抑，但以注释法律为业的“律学”却一花独放②。可悲的是，从此法理学与法学几乎没有了声音，变得“万马齐喑”，即便是这一花独放的“律学”也同样被压制而退缩到了对帝王律令的“注释”这一业之中，其后虽有魏晋律学、唐律疏议的繁华，却不免只是笼中丽鸟，孤芳自赏罢了。

在这里要必须提及的是，仅以注释为业的“律学”之花虽然一枝独放长盛不衰，但在期间洋人的枪炮声中终于凋谢。国门打开，西方法文化大肆入侵，“引进西法，修改旧律，会同中西”便成了那个时代的潮流，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学理论从对立冲突到调和融合，最后，传统的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终于在这种冲突和融合中自行解体③。体现在语言上，最明显的就是融“法”入“律”，将西方先进的“法学”与中国强势的“律学”合而称诸“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从此变成一个偏正词，而且是一个前偏后正的偏正词，重心于“律”了。律学从此从立法、解释法律、执法、司法、守法直到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都得到了大力而全面(这里未说“健康合理”)地发展，但不幸的是，在这次法与律的磨合与撞击过程中，国人只丰富了“律”之技术却不知不觉地、继续无形地消解着“法”之本有的价值认知和反思批判维度，即法学之思和法理学之反思。

关于法理学。我们时常在运用中将之与“法的一般理论”（即广义上的“法学”）相混淆，并时常将之归入到“科学”的种概念之中（这也许成了学界下定义时常犯的一个通病：“科学主义”后遗症），所以，当代英国法学家哈里斯十分形象地描述到：法理学不过是一个杂货袋，有关法的各种各样学问、一般思考都可以投入到这个袋中④。其实，“法理学”是“智慧”而不应当是“科学”，它是对法学之思的批判和反思（后文详述）。这里仍然先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着手来分析这一概念，“法理学”一词来自日语，据考证，1881年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讲述“法论”时，认为当时流行日本的“法哲学”（德文Rechtsphilosophie ）名称之“主观性”的形而上学气味太重而提出“法理学”这个译名⑤。这显然是受当时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可惜的是，“法理学”经过这一趟日本之旅后，居然（起码是在中国）从此迷失了自己的“家”（法哲学），最终表现为“学界（包括法学刊物）片面强调法理学的实务化或实践职能，而较淡化其批判认识功能。求真、求实、求善、求美的知识价值被忽略了，大家纷纷转向探讨法的社会学问题、法的政治学问题、法的学问题，而对法理学的专门理论、法学方法论、法哲学、人类学、文化学问题则不愿过多地用力”，“而本应当构成法理学主要研究对象的法的哲学和专门理论问题反而倒显得不甚重要了”⑥。说到这里，我们已经不难看出，“法理学”实为“法的哲学”。它既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直接对法律规范(律法条文)或技术的研究，也不是我们那种为特殊阶级(或阶层)利益或某种社会理想而进行的法学知识研究，而是一种批判与反思，是“法的哲学”批判和专门理论问题研究。

二、律学、法学与法理学的概念与图表分析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法理学”实为“法的哲学”，就上文之分析，我们不妨试着绘制这样一张图表来表述律学、法学、法理学的相关项对比：

律　学……‥实然法（规范、技术）……‥现实主义、分析实证

法　学……‥应然法（原则、理想）……‥自然法

法理学……‥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价值批判与反思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律学是社会控制的工具之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它是用分析、实证的方法对实然法（主要指规范、技术等）进行研究的知识总称，其往往只体现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在“律学”的视域中，“恶法亦法”(实应表述为“恶律亦律”)的命题也就不难理解了。相比之下，法学则是塑造和维护社会共同理想的知识体系，主要是以道德的视角对律学的反思，正所谓“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管子.七臣七主》）但法学最终仍然只是以曲折不同的方式为现存的“律法”（实然法）之存在寻找其存在之合理性的理论根据，因为法学很难(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价值无涉”（Value-free）。也正是在法学的视野中，我们才不难理解“法律的不法”现象。实际上，唯有法理（哲）学才是从对人的终极关怀出发，对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进探寻和批判，对法学的反思进行再反思，完成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理论回归。正因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法理学就是“人学”。

作出这样的分类与界定是很有意义的。律学、法学与法理学这三者确实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旨趣和功能，作出这样的界定划分，有助于让我们明白“法”与“律”不是一码子事，它们实际上是一对矛盾体而不是我们日常所认为的那样(认为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这样划分后还让我们能够明白，法理(哲)学不是一门“技术活”，而是一门“智慧”之学，是人类本有的批判与反思能力在法的领域中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向度。它还让我们认识到法学(这里是广义的法学)的发展是一个矛盾不断辩证运动的“过程的集合体”，在法学领域中充满了矛盾和矛盾的运动，任何试图制定出一部“永恒之法”并以此一劳永逸地一统“法世界”的尝试都将为后人所不齿，任何试图在法学理论领域中一元化并对“异已”理论或文化不断贴“标签”的行为都将为历史所嘲笑。只有在这种理论认识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宽容多元文化的并存，才能理解当前“综合法学”潮兴起的原因和价值，才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寻找到我们中国法理(哲)学的出路和未来。

三、 法的范围和功能

关于法理（哲）学的基本。恩格斯指出：“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⑦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同样，法理（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表现在实际生活中是道德与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

最早对这个问题系统地阐述和探求的人是柏拉图。虽然在公元前5世纪时，“智者”学派已经引发出了“法律应该是什么”和“法律实际是什么”的两个冲突命题，但对二者的“关系问题”进行系统理论探索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学派。柏拉图从“正义”入手，将正义分为道德的正义与法律的正义，即以正义为纽带来处理应然法（道德正义）与实然法（法律正义）的关系问题，以此试图构建治理模型的框架图景。由于他在法治与人治（德治、贤人、哲学王）的两极思维中举棋不定，最终造成其一生的二元论“紧张”。叙拉古理想国之梦破灭以后，他走出两极思维，开始重视法律（法治）一极存在的价值，提出“法律是第二等好的选择”，从此奠定了“道德正义（应然法）――法律正义（实然法）二者之间关系是什么”的法理学基本问题框架和路径，打开了法理学研究的真正大门。

上所有的学派都必须正确面对这个问题并作出回答。据此我们也可以分出三大类别：其一是二元对立派，它在两极思维中将实然法与应然法对立起来择一而从，故又可以分为德治派和法治派；其二是两极溶合派或辩证派，这当中又可分为“德主法（律）辅”和“法（律）主德辅”两种；其三便是虚无派或者怀疑论者，如老子主张“惟道是从”、“无为而治”。

此后对法理（哲）学的基本问题探求不断，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莫过于阿奎那和康德。阿奎那将法分为四类，即永恒法、法、人法和神法，试图重新构建法的知识大厦的框架图景，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上帝法（神法）来统摄人法（律、实然示）和自然法（法、应然法）的关系问题，成为那个法学精神的精华。随着“3R”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罗马法继受）的兴起，哲学终于走出神学的桎梏而不再是神学的“婢女”，“人”从此代替了“神”走上了历史的舞台，理性主义大旗被高高扬起，西方哲学从此开始了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战历程。这一切体现在法学领域中便是神学法学的终结和诸多新兴学派林立，如哲理法学、历史法学、实证法学、社会法学、现实主义法学等等，其中大多学派是在从事着律学和法学的研究，而真正沿着法理学基本问题开展法理学研究的是哲理法学，代表人物是康德。他通过设定一个先验的“道德律令”而给出一个具有伦理主义含义的独特的“法律”定义，他说：“法律是任何人有意识的行为，按照普遍自由原则，确实能与他人有意识行为相和谐的全部条件的总合”。哲理法学后来为黑格尔到了顶峰，完成了一个建立在先验论基础之上的庞大的概念辩证法大厦，使后人望尘莫及。

最终把人们从法学辩证法沉思中唤醒的是伟大的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他以最极端的方式振聋发聩地说：“法律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多样的，这种不确定性并非不幸的偶然事件，相反，不确定性本身具有重大价值。”很多人难以接受弗兰克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定义，甚至误认为这只是一种为推进法制改革而故意采取的“极端行为”。实际则不然，因为律学意义上的“法律”是很确定的、很清楚的，从未听说过有哪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竟然拿不出一部用以统治天下的“确实的”“法律”来，而这么简单的道理对于大师级的弗兰克不会认识不到，那么弗兰克为什么说法律是“不确定的”，而这个“不确定性本身”还“具有重大价值”呢？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弗兰克所讲的“法律”正是法理学视域中的“法律”，它是一个“应然法（法）――实然法（律）”的关系问题的集中和转化形式，弗兰克所称的“不确定性”正是指二者（法与律）在互动中所形成的那种“张力”，或者说是矛盾对立面之间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个过程本身确实是“不确定的”，而这个“不确定性”本身确实“具有重大价值”，因为它为法理学家们提供了反思的余地和批判的向度。它也许不会向人们提供实用的“知识”，但它是一种“智慧”（爱智）的维度，是对人的终极的关怀，是推动这个被层级化了的世界不至于过于专制的元动力。

如果说哲学是人文科学的“黄昏的猫头鹰”，那么法理（哲）学便是法学知识大厦上的“黄昏之鹰”。阐释学的研究告诉我们，研究主体不可能摆脱“前见”的进入研究，任何法学研究的“观察判断”都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⑧。法理学的任务也许正是要对这些“判断”的逻辑“前提”开展批判，通过不断的“前提判断”推动对人的关怀与反思，推动这个世界最大可能地去实现自由和正义，朝着实现人在这个世界上“诗意地生存”之目标不断努力。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说过，社会发展的进程本身是没有计划的，或者说文明和国家的形成并非以任何“合理的”方式进行的，由于进程没有目标，所以也不可将“发展的进程”直接视同“进步的进程”。但发展的进程是有序的，有方向性的，就法律这一现象而言，能够直接胜任此“导航员”职责的，唯有法理学。

关于法理学的范围和功能。既然法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那么就把那些本属于实然法（律学）的领域（如法律的特征、法律的要素、法律的运行等）交给律学，把那些本属于应然法（法学）的领域（如法的本质、法的作用、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等）还给法学。至此，法理学似乎已“无家可归”了，恰恰相反，此时的法理学恰恰是“四海为家”，只有这样，法理（哲）学才找到属于她自己的任务和范围，在探索、求证“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的过程中，全心全意地关注“人”。正如舒国滢老师在他的一段访谈录中所讲述的：“法哲学的核心是对人的关注。关注当下人的生存状况，以及法律如何想象人，采用何种方式对待人的问题。法哲学本身并不能直接像法律政策学那样起作用，它不告诉你如何决定的具体答案，并提供解决的办法，但它能够帮助人去深刻领悟法的精神，反省法律职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强化我们的怀疑意识和认识能力，追寻法律的终极意义，培养法律职业人的职业良知。” ⑨

最后，我想用邓正来教授的一段话来暂时结束本文的讨论：“我认为，尽管法学重建的任务极其繁重而且需要解决的问题甚多，但最为艰难且最为基础的工作便是建构起我们这个时代所的法律哲学”。⑩最终使法学在与其它场域发生互动关系的过程中摆脱“不思的”依附状况，维护其自身的自主性和批判性。

注释：

①参见多数教科书；

②张国华 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P405；

③刘金国　刘双舟，《中国法理体系的演进及其启示》，《政法论坛》2000年第5期；

④J.W.Harris，Legal Philosophies，Butterworths，London 1980，P1；

⑤刘金国　舒国滢主编，《法理学教科书》，P1 ；

⑥舒国滢，《面临机遇与选择的中国法理学》，版

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P219；

⑧参见刘星，《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一个疑问和重述》，电子版

篇10

关键词：神经语言学；跨学科；基本问题；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H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292-02

一、什么是神经语言学

神经语言学主要从大脑的功能方方面面来研究语言和交际的关系，换言之，它探索大脑是如何理解和产生语言和交际的。因此，它试图将神经学、神经病理学理论（大脑的结构如何以及它是如何发生作用的）结合起来。除了神经学和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的另一个重要资料来源科目是心理学。神经语言学最常用的研究方法可能就是对脑损伤后语言与交际的研究。然而，试验，建模，计算机模拟和神经元成像研究等也是当今常用的方法。

为了廓清神经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模式与框架，应当首先来圈定本研究领域的范围。神经语言学主要感兴趣的话题在很早以前就曾首先提出。19世纪晚期尤为得到重视；从那以后，它们便成为许多学科研究者们的核心问题。20世纪60年代乔姆斯基学派大力宣扬语言学，在此影响下，以及随着心理语言学作为有关研究领域的发展，“神经语言学”成为有关正式术语。神经语言学的学科问题曾在20世纪70年代Whitaker和Whitaker编辑的《神经语言学研究》杂志的多卷中得到描述：坦白的讲，尽管神经语言学这个领域属于跨学科研究，但它有一个共同点主题：语言与大脑的关系（Whitaker & Whitaker，1976，xi，Ahlsén，2006：4）。

尽管对功能方面有所侧重，我们仍能在《大脑与语言》（本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的介绍板块中发现如下相似的描述：

人类语言或交际（言语、听力、阅读、写作，或曰非口头形式）同大脑或脑功能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大脑与语言》：“描述”板块）

将语言或交际的各方面和大脑功能联系起来这个动态表达，是神经语言学的一般问题，由Luria（卢利亚）在《神经语言学的基本问题》中提出：言语交际形成与理解的真正过程如何，这一过程由哪些组成部分，以及该过程进行所需条件有哪些（Luria，1976：3，转引自同上）。

二、 该领域的跨学科性

和神经语言学有关的多个学科给该领域提供了启发与活力。它们向该领域研究带来了许多不同种类的数据、理论和模式。

20世纪70年代，《神经语言学的研究》的编者在该刊多期杂志中将神经语言学描述为“无论是理论视角还是主题覆盖范围都是由不同种类组成的”，他们还称在那时候该学科“没有一个统一的范式，也没有几个可以确定的研究领域”（ Whitaker & Whitaker）。他们还提到该领域的研究者当中存有的众多不同意见。当然，他们的确曾提及这一混杂特性的积极一面：观点丰富多样，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正是由于这种混杂性，它试图将各种观点综合起来以便能够解释不同类型的数据”（ 同上）。

神经语言学应当考虑哪些学科呢？《大脑与语言》中指出，神经语言学的跨学科焦点应当包括语言学，神经解剖学，神经学，神经生理学，哲学，心理学，精神病学，言语病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这些学科在神经语言学中有较多的涉及，但其它几个学科也都与神经语言学紧密相关，对神经语言学的有关理论，研究方法和发现做出了贡献。这些学科包括神经语生物学，人类学，化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因此，人文科学和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等都有所体现。

三、 神经语言学的几个基本问题及常用研究方法

目前存在多个有关大脑与语言关系的不同观点，下文提出的其中几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观点。

“定位观”试图去发现不同语言功能在大脑中的作用位置或中心。著名的定位主义者包括加尔（Gall）和布洛卡（Broca）。“联结观”（或称连接主义）认为语言的功能在于大脑不同区域间的联结上，例如，这种观点认为不同的感觉官能的感知能力可以与语词和／或“概念”联结在一起。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韦尼克（Wernicke）和利希海姆（Lichtheim）。“功能动态定位观”宣称局部次功能的机能系统实施各项语言功能。这种系统是动态的，因此在语言发展阶段或脑损伤之后可以加以识别。卢利亚持这种观点。“整合观”理论认为多项语言功能是由大脑多块区域共同完成的。这种观点也称为“认知主义”，代表人物有黑德（Head），戈尔茨坦（Goldstein）。“进化观”理论强调大脑与语言的关系是如何在不同的物种之间随着时间发展而进化的，它们在儿童身上是如何发育的，以及成年人是如何实施语言功能的。这一观点的早期代表人物有杰克逊（Jackson），近期有布朗（Brown）。

神经语言学的几个核心议题包括：

（一）不同类型的脑损伤会对语言和交际造成什么影响？

（二）交际能力和使用语言能力是如何随着人类进化而发展的？如何将这种发展和大脑的进化联系起来？

（三）儿童是如何学会交际和使用语言的？如何将他们的语言习得和他们大脑的发育联系起来？

（四）如何检测大脑中语言和交际所涉及的过程并将之视觉化？

（五）如何制作较好的语言和交际过程的模型以便帮助解释我们所研究的语言学观点？

（六）如何制作出语言处理，语言发展和语言丧失的计算机模拟？

（下转第294页）

（上接第292页）

（七）如何设计能够检测这些有关语言处理模式和假设的试验？

上述第一个问题在神经语言学中占据着特殊位置。“失语症”被定义为“由脑损伤组成的语言丧失。”例如，促因可能是一种梗塞（大脑中血管的阻塞），或是某种出血（血管崩裂），抑或是脑创伤。损伤的后果是改变了语言的理解和／或生成。通过研究这些变化，能够发现和语言有关的机能系统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其所涉及的大脑的结构有哪些。为了对大脑功能进行定位，人们研究各种能力的丧失。但是当遇到比如语言等更高级些的认知能力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通过对失语症研究得出的数据同经由其它神经语言学方法所获数据具有大体相当的可信度。失语症学（或称语言学失语症学）是神经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失语症属于后天性语言障碍，它通常被定义为病灶损伤（即一个或多个特定区域的损伤）。后天通常由渐进性神经系统疾病引起，例如，痴呆。语言和记忆紧密相联而且相互依赖，这在复杂的较为高级的认知功能中更为突出。

神经语言学的兴趣不仅在于后天性语言障碍，先天性语言障碍（即在没有如何特别损伤病例的儿童身上发现的障碍）也是其兴趣所在。先天性言语障碍，例如特殊言语障碍，和先天性读写问题（包括诵读困难）的神经语言学研究方法通常将它们同类似的先天做比较，当然要谨记语言习得的特殊条件和新生大脑的可塑性（可以塑造的能力）。神经语言学家还研究那些患有影响语言的普通先天的儿童的语言发育情况。

语言和言语的发育情况和人类进化中语言和言语的先决条件也是神经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改变通常同不同的物种的生产方式相比较。人们在自然环境中研究研究动物（特别是灵长目动物）的交际系统，而且做实验观察教授灵长目动物学习人类的交际系统。

对于神经语言学家而言，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便是检测正常的和损伤的大脑中语言任务的活动情况。目前，医院里的标准信息主要是一些大脑的静态图片，例如CT扫描（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扫描），通过对许多大脑平面的X光照射形成三维图片，或如MRI（核磁共振成像）。检测语言活动时大脑中活动状态的方法主要有EEG（脑电图），PET（正电子放射层扫描），fMRI（功能核磁共振），一个重要的研究工具是MEG（脑磁图）。

心理语言学，通常还有大脑中不同区域脑活动的有关信息，为语言理解，语言记忆，语言生成，语言习得和语言丧失过程的神经语言学模型制作奠定基础。这些模型又可以作为计算机模拟的基础。包括所谓的“人工神经网络”（ANN）或联结主义网络的计算机模拟在研究中也有使用。

四、 总结

从全文可以看出，神经语言学主要研究大脑与语言关系，从而圈定该学科的范围。文中提到本领域主要研究者所给出的定义以及他们提出的核心问题，比如，焦点问题语言处理，它包括预测性和解释性模型，试验性研究，计算机模拟，以及语言任务中大脑活动的检测。脑损伤后的语言病理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失语症及相关的语言障碍—和人类及个体的语言发展问题也得到强调。主要贡献学科—语言学，医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和语言病理学—也得到确认。最后列出了几个常用的研究方法及研究工具。当然，正是由于其跨学科性，神经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需要更多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Ahlsén,E..Introduction to Neurolinguistics\[M\].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