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外商直接投资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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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产业结构；污染密集行业

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2012年，在我国十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全国党代会报告第一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将经济绿色发展――即发展仍是首要，不过是要求在发展的过程中尽量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朝着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方向前进[1]――设定成实现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终极目标的过程。然而，随着在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环境也有恶化的趋势。针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是造成东道国污染主要原因这一问题，目前已有研究尚无定论。现有的研究多以实证或案例分析为主，尚缺乏贸易理论角度的分析。为探究“污染天堂”是否存在于我国，本文创新的将FDI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相结合，理论分析“污染天堂”存在的可能，进而使用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确实以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主，但其影响的还不严重，即便如此，为实现绿色发展，我国应从宏观战略层面上引导外商在华直接投资。

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的同时，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呈现恶化趋势。在过去的三十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以货币度量）年均增长率约为16.3%，至2011其总量达到1 160.1亿美元；从合同利用外资项目数分析，1979年至2011年累计达65.98万项，其中，2011年为2.75万项[2]。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FDI 流入的大背景下，不容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我国的环境状况也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SO2）从1992年至今各项指标基本上呈逐年增加的态势（图1）。其中，工业废气持续增长，在1992-2010年间增长高达479%；工业SO2排放在1992-2006年间快速提高，增幅达到69%，随后出现缓慢下降，相对于1992年依然增长41%；工业废水在有效控制之后，排放基本保

持不变，这凸显了政策选择对污染排放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国内外不乏就FDI的流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直接或间接作用机理的研究，但是相关研究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污染天堂”假说认为FDI的流入会对东道国的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其假说检验表明，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较低的减排成本以及松弛的环境规制，发达国家往往会选择这些国家进行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直接投资。当环境政策规定的环境边际成本很低时，会由于某些策略性原因出现环境倾销现象[3-4]。另外，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出现所谓“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更多污染避难所的出现[5-6]。然而，基于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的环境业绩比较研究，现有部分文献认为“污染天堂”假说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些研究认为东道国环境恶化并不是跨国公司造成的，因为跨国公司的环境业绩一般比本土企业做得更好。通过对马来群岛的研究，Jenkins表明外资或是外资控股的企业会更多的使用环保技术，环境业绩比本土企业要好[7]。利用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环境治理水平数据，Wang和Jin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环境业绩最好的是国外的跨国公司，其环境治理水平优于我国国有或私人企业并在统计上显著[8]。上述研究都仅是从实证角度出发，尚缺乏从贸易理论角度进行分析。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首先构造贸易理论模型，进而将FDI区位选择模型引入其中，建立FDI污染转移模型，分析“污染天堂”存在的可能性；其次，运用我国的工业行业分布数据，我们将实证检验FDI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集中于我国污染密集程度较高的工业行业。

杨博琼等：中国绿色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选择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0期1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基本情况

本文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依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第14 号文件《关于印发〈三次产业划分规定〉的通知》的标准。其中，第一产业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指工业和建筑业；而第三产业为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例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图2FDI在各个产业分布图

Fig.2Distribution of FDI in three sectors图2表明，从流入中国的FDI在三大产业内的分布看，FDI在三大产业是非均衡分布，第二产业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地位[9]。在2010年，实际投向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同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6.2%，从投资绝对值角度看，从1995至2010年，2001年的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金额是这一时期最高的，达534.48亿美元；1999年最低，为283.85亿美元。与第二产业占比相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比重很小。

然而，FDI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在2006年出现了结构性变化。1995-2005年间，我国第二产业中的外资流入平稳增长，从1995年的69.6%增长到2005年的74%。其中，2001年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最高，一度达到77.2%。从2006年开始，在我国产业政策调整的多方驱动下，FDI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逐渐降低，2006年降为67.4%，2007一年之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为57.3%。从此，FDI在第二产业中的份额一直停滞。

尽管从基本的产业分布来看，FDI还是主要分布于污染较为密集的第二产业，但是FDI集中于制造业主要是因为产品更接近国内消费市场和追逐低劳动力成本，因此简单的产业分布及其趋势分析不足以证明我国存在“污染天堂”现象。

2FDI污染密集程度理论研究

关于FDI区位选择问题，现有文献表明税收、市场的其他要素以及政府的功能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企业税及税收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FDI的流动方向和速率[10]。另外，税收的量能、方式和政策的稳定性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要素[11]。还有，经济的集聚作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吸引FDI[12]。对于在华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论述较为完全的是Leonard和Yum，他们认为对于在中国的FDI区位选择比较有影响的是市场的大小、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政府政策以及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预期收入和成本因素[13]。

针对环境污染与环境税收即有理论也有实证分析。Markusen理论推导出税收对跨国公司去留存在负向作用机理，即税收过高跨国公司则被驱走，反之亦然[14]。Murat，Emmanuel和Anastasios都认为环境税对跨国公司区位选择有影响，与Markusen不同的是，这两篇文章主要研究的是税收政策的确定性问题而非程度问题[14-16]。前者分析了在环境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下，竞争性企业区位选择的最优解[15]，后者分析了环境政策的时间连续性与企业区位选择的关系，例如获得专利的企业倾向于环境政策稳定的政府[16]。值得注意的是，环境税收问题的研究对象均为污染企业，如果从行业角度来看，这些企业均属于工业行业。这也暗示非工业企业的污染是相对轻微，对于污染税或环境规制也不会特别敏感。

基于贸易理论，有关学者从全球分工的角度就这个问题作了比较系统地分析[17-18]。前者对于全球贸易分工理论分析认为，由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相对污染比例较高，所以发达国家的污染税征收较高，因此会迫使产业链上污染密集的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17]。Dean和Lovely拓展了Copeland和 Taylor的模型，对于中国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作了详尽的研究[18-19]。其理论贡献是将加工贸易从普通贸易中单列出来，对于以利用东道国低要素成本为目的FDI生产（即垂直型FDI）生产进行了分析[12]。该文也同样认为产业链中的污染密集部分会被世界分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两篇文章都是以工业为研究对象，但是仅考虑了垂直型FDI，缺乏对以进入东道国市场为目的FDI（水平型FDI）区位选择的分析。为填补这一真空，本文将综合考虑水平型和垂直型FDI的区位选择，对工业部门的FDI区位选择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2.1污染的供给函数

污染作为公共物品，由社会上所有的消费者提供。假定全社会有N个消费者，所有消费者的偏好是类似的，每个消费者的效用由普通效用和污染损失所组成，且两种效用是可以分离的，则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表示为：

U（x，y，z）=u（x，y）-h（z）（1）

其中，u（x，y）是同阶单调递增的凹函数，函数h是单调递增的凸函数。

于是，当产品价格人均收入和污染量给定时，消费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其间接效用函数为：

V=u（I）-γZ（2）

其中，I是居民的收入，等于全社会产出G的人均值，即I=G（P，τ，Z，K，L）5N。

遵从Copeland和Taylor假定产品价格不会变化[12]。由此，代表性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由收入所带来的效用减去污染所带来的效应组成。根据萨缪尔森公共物品的需求定理：如果全社会污染总排放为Z，政府的污染税为τ，为了使其效用最大化，公共物品的税收等于所有人的边际成本之和。政府的税收由代表性消费者的利润最大化来决定，其表达式为：

τ=-NVZ/VI=Nγ5u’（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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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广大中西部地区2002年吸引外资只有70.17亿美元，仅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13.31%。从增长幅度看，吉林（-27.51%）、河南（-11.38%）、山西（-8.11%）、重庆（-23.44%）、甘肃（-17.57）、新疆（-5%）和四川（-4.47%）等地均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负增长。

可见，外资在各地的分布状况与我们期望填补中西部地区的资金需求缺口、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变外资的这一流向，将加大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也呈现出二元性的特征：

首先，绝大多数外资在华投资的行业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行业，行业的协议投资金额达到了全部协议金额的60%左右，在这一行业中劳动密集型投资多于技术密集型投资，其结果使得制造行业成为外商转移过时设备和过时技术的接收者，同时，抑制了我国在机械制造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其次是房地产业，该行业协议资金额达到了全部协议金额的10%以上。剩余不到30%的外商直接投资分散在其余类别的行业领域中。

而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急需的高新行业和资金短缺行业，如交通运输、电信通讯、科技服务业、教育文化业和农林牧渔业等，外资并未给予积极的资金补充。根据对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情况分析，我国对外资的利用过于集中在成熟行业，外资未能充分引导新兴行业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失衡。

从外商投资的动机来看，二元性亦很明显。

外商对我国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动机以加工贸易为主，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近几年，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一直占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七成左右。2000年，我国广东、福建、上海、江苏和北京等九个省市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97%。

而外商投资于中西部地区的目的却大不相同，因为，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一方面表现出自然条件的不同，另一方面表现出产业结构的不同。西部地区地处内陆，自然资源丰富，市场广阔，是“两头在内”，由于地处内陆，交通不便，发展传统的加工贸易没有优势。因此外商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动机多以开发当地市场为主。从而导致无论是合资还是兼并、收购中国企业，外商普遍要求控股，即使一时控股不成，在合资经营后，以增资扩股的手段迫使资金短缺的中方让股，从而取得控股权，以达到控制当地市场、形成垄断局面的目的。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二元特征的负面影响

1.进一步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外资大量涌入东部地区，使当地体制渐与国际接轨，特别是入世后这一进程进一步加快，先行、先发优势更加明显。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存在着外商投资乏力导致的弱带动效应，在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方面调整较慢，进而造成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与东部地区间的差距越拉越大。2002年，东、中和西部地区GDP总量分别为70744亿元、31385亿元和15891亿元，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差距较1999年有所扩大，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距也在扩大；2002年，东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6490元/人，高出全国水平一倍多，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分别较全国平均水平低12%和30%。

2.拉大地区间的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从城乡居民收入看，2000年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扩大了3.58倍；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扩大了3.94倍。

造成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资大举投入东部地区，带来了新的科学理念，有力地推动了东部地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其步伐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成为不断增长的财政税收和居民收入的主要源泉。

3.造成内地失业严重

外资企业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依靠自身的雄厚实力，通过占领当地市场的手段，大范围挤垮当地的民族企业，进而造成从民族企业中失业的人数远多于外资企业吸纳的人数。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中国的软饮料业。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内地有无数的小汽水厂，吸纳了大量工人就业，软饮料的生产不可谓少；但是经过外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20年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这些中国的民族汽水厂几乎被消灭干净，光可口可乐一家就占了中国软饮料市场的50%，致使成千上万的饮料行业工人失业。这绝不是一个个别的特例。中国内地的许多行业中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比较突出的就有感光材料、灯泡、家化等产业。

抑制外资二元特征负面效应的对策

（一）强化中西部地区的引资质量

实践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要想不断提高引资质量，就必须在依靠国家反梯度性优惠政策、加强当地投资环境建设的基础上，采取适合当地情况的吸引外资措施。

1.将外资重点引向“辐射极”

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的热情极高，但在各自为政的招商过程中，容易出现彼此恶性竞争，提高引资成本的现象，从而分散、弱化引资效应。因此，国家应成立相应部门，对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活动进行宏观管理，着力将外资引入具有扩散效应的中心城市，通过培育“辐射极”，由点到面，带动整个中西部地区逐步走向繁荣。“辐射极”拥有相对的资本、技术和规模优势，其经济实力能迅速增长并对邻近地区产生辐射，发挥着“吸引中心”和“扩散中心”的双重作用。当前重庆、武汉、郑州、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城市都具有相当经济实力，可以成为邻近地区的辐射中心。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应有意识地把外资重点引入各“辐射极”，形成资本、技术相对密集的产业带和工业区，使整个中西部地区呈现出多层次技术和产业并存的局面。这不但有利于增加外资的技术含量，而且还有利于优化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

2.以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吸引外资

我国中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水力资源、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但由于资金、技术等因素的限制，这些资源远未得到充分利用。把外资引入这些领域进行开发利用的前景极为广阔。为此国家可建立各省或整个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信息库，通过对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考察，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评估资源的开发价值，并将各种数据资料进行综合汇总。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掌握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分布及现状，做到心中有数；而且在外商进行投资项目选择时，便于他们通过信息库获得信息资料，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

3.利用外资与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相结合

首先，中西部地区在发展经济中不仅缺少资金，而且缺少产品、技术和机制。在工业结构方面，重工业畸形发展，而投资少、见效快、积累高的现代轻工业发展则十分滞后。因此，中西部地区应大力利用外资发展现代轻工业，补上轻工业不足这一课。其次，利用外资应与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相结合，坚决走以现有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依托的道路。庞大的存量资产是历史留给中西部地区的一笔宝贵财富，在吸引外资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所以，在利用外资时，一定要和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改革相结合，通过引资带动产品开发，使之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推动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与经营机制的改造和提高，让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得到振兴。

（二）合理调整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

为适应世界经济结构加速重组和科学技术加快发展的大趋势，我国应进一步完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要通过有关政策措施的导向使外商投资结构的变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相一致，至少是改变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倾斜。

第一，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工业的投资力度。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以提高农业的发展水平特别是科技水平，促进第三产业的较快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相应地降低对工业的投资比重，以适应和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推进。第二，引导外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相应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从推动我国结构升级的角度看，“十五”时期需要加快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此，应引导外商更多地进入技术密集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第三，引导外商投资更多地流向一些薄弱的第三产业部门。目前，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以及商业和交通运输等部门，而对金融保险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教育文化艺术等部门投资仍较少，所占比重很低，可这些产业的发展既关系到国内需求的扩大，也关系到其他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整，这些第三产业部门势必要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因此，应当有步骤地引导外商增加对这些行业的投资，以引导这些行业的发展和经营效率的提高。

同时，着力将外资引向高新技术项目。在继续吸引境外中小企业前来投资的同时，精心挑选一批对外商有吸引力的科技招商项目，按照国际规范进行包装，在政策范围内配套项目投资所需要的各种基本条件，并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设立外商投资风险扶持金，鼓励外资参股科技项目，创造条件让科技项目在海外上市融资；在重要开发区域，与外资、大财团合作组建中外合作的高科技新产品研发和生产中心；积极推动我国各类大企业集团与国际高科技项目对口合作，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三）采取措施适度保护国内民族企业

1.充分认识当前对国内市场实行适度保护的必要性。

我国是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现代化只能走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的市场发展战略。国内市场是我国国有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国有企业只有在国内市场中不断成长壮大，我国经济才有望真正实现健康发展。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我们一味追求经贸自由化的潮流，不对国内市场实行适度保护，我国民族工业将受到致命冲击，从而导致最终丧失民族经济的独立性。因此，尽快在我国人民的思想观念中树立“保护意识”是当务之急。

2.实行“优先国内采购供应原则”

目前，即使在市场开放度最大的美国也有“购买美国货”的立法。可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更应通过实行“优先国内采购供应原则”，从采购和供应两个方面对生产过程的投入要素进行约束。在采购方面的限制是：与同类外资或进口产品相比，国内产品的质量相同，且采购成本不高于外资或进口产品成本时，采购方必须优先向国内企业采购。在供应方面的限制是：当某种国内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都有需求时，只要国内需求者提出的交易条件不低于国外需求者的交易条件，供应方必须首先向国内供应。这样将进一步增强我国人民的“国货”意识，支持我国企业早日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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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资外资政策外资效应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外资政策的不断调整，我国利用外资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正确分析我国利用外资的正负效应，有助于我们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的演变

1.1初创阶段（1979～1985）

这一阶段的主要举措为：转变指导方针，由排斥外资转向利用外资；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实行特殊灵活和优惠的外资政策；开始制定外资法规，1979年7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我国第一部吸收外商投资的法律；成立外资管理的专门机构，1979年8月国务院设立了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的利用外资工作，1982年3月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部。

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外资政策是非常粗略的，并缺乏可操作性，对外资流入实行限制的特点非常突出，且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外资政策体系。

1.2发展阶段（1986～1993）

这一阶段的主要举措为：进一步明确利用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意义以及利用外资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建立了一系列利用外资的法规体系，包括《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对外资实行普遍的优惠政策；建立针对外资的分级管理体制。

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在指导思想上已经完全确立了积极利用外资的观念，对外资的限制不断取消，外资允许进入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外资政策激励的重点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尽管仍然对外资实行一定的限制，但实行鼓励和优惠的特点更加明确；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外资政策体系。

1.3调整阶段（1994～2001）

这一阶段主要是针对第二阶段利用外资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加以规范，同时根据加入WTO的需要，逐步取消对外资的一些限制，对外资实行一定程度的国民待遇。采取的主要措施表现为：①1995年6月我国重新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同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外商投资产业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项目具体化。除此之外，皆为允许对外开放的领域；②1997年12月，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了国家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突出了产业重点，同时体现了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政策；③1999年8月，外经贸部等部门就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开发和创新，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对外资的限制大幅度取消，国民待遇原则越来越明显；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仍然很突出，但相应的规范和管理有所加强；外资政策逐步与国际惯例特别是WTO的规则接轨；单纯依靠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的倾向有所缓和，但尚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1.4完善阶段（2002～）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根据WTO的规则和承诺，于2002年3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4月1日起施行由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附件，在投资准入方面进一步开放，其主要变动如下：①将鼓励类目录由186条增加到262条，而限制类目录由112条减少到75条，大幅度放宽了行业准入限制；②扩大投资领域，逐步开放金融、保险、电信、物流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③投资地域多样化，鼓励外商投向中西部地区，参与正在实施的中西部大开发战略；④投资方式多样化。

2利用外资的正效应

我国利用外资数额的不断增加，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其正效应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

（1）利用外资促进了我国GDP的增长。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分析结果，1981～2000年，在我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来自于利用外资的直接或间接贡献。罗余才、严俊（2002）对20世纪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分析表明，FDI增加1%，GDP将增加0.396736%，说明FDI流入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

（2）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对全国工业总产值的贡献也是非常巨大的。从1990～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由1990年的2.28％上升到2001年27．98％。同时，外商投资企业上缴的税收对我国的工商税收也起了重要作用，增加了我国的财政收入，外商投资企业上交的税收占我国工商税收的比重逐年上升，从1992年的4．25％上升到2001年的19．01％。

（3）利用外资增加了我国进出口总额。1986～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从1986年的4．04％上升到2001年50．83％。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34．66％，高于全国进出口总值的年均增长率（13．75％）21个百分点。FDI促进了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1985年中国占世界出口市场的份额不足2%，2000年则上升到6%以上，同时也改善了出口结构。

（4）利用外资为我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随着外资企业的不断增加和扩充，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也不断增加，从而有利于缓解我国部分就业压力。

3利用外资的负效应

利用外资对国民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的同时，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主要表现为：

（1）由于外商投资结构的失衡，从而加剧了我国地区投资结构和产业投资结构的偏差。外资在我国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2003年，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59.21亿美元和12.14亿美元，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11.07%和2.27%，而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为458.05亿美元，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85.61%。另外，外商全年投资394.17亿美元于第二产业，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73.67%，对第

一、第三产业的投资则分别为10亿美元和127.94亿美元，各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0.19%和23.91%，这说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二产业的比重过重，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及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过小，将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及优化。

（2）外资来源渠道过于集中，使得我国经济过于依赖个别国家。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资金主要来自亚洲地区，其次是北美，第三位的是欧盟。2003年，亚洲国家和地区继续作为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对华实际投资额为340.07亿美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3.56%，而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资本较少，尤其是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规模少，比例小，并且不够稳定。这种投资来源的不平衡性将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也使我国经济安全的系数有所下降，风险随之增大。

（3）“超国民待遇”的引资政策导致外资对内资产生“挤出效应”，国内投资需求不足。为了吸引外资，我国政府在税收、企业经营管理和原材料供应、销售渠道等方面给予外资种种优惠，使外资企业享受的待遇优于内资企业，形成“超国民待遇”，内资企业不能与外资企业公平竞争，从而造成对内资的“挤出”。另外不加限制地盲目利用外资加重了我国的债务负担，并造成对外资的技术依赖，以致国内技术创新的势头减弱。

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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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储备，是指各国货币当局持有的以国际货币表示的流动资产，在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当代经济社会，外汇储备对于一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连续十多年保持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规模逐步增大。根据央行的报告显示，2009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达到21316亿美元，同比增长17.84%，是全球第二大外汇储备国日本的两倍。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加人WTO中国外资政策逐步开放，经济高速增长，在此期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迅速扩大，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1986年流入中国的合同FDI总额仅为33.30亿美元，实际FDI总额为22.44亿美元。自1992年以来，FDI占全部利用外资的比重就超过了50%，此后该比例逐年增加，中间略有波动。2008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1083.12亿美元，较2007年增长29.68%（中国商务部，2009）。FDI已经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

那么中国FDI的大量流入与外汇储备的巨额增加是否有关呢？影响究竟有多大呢？理论上讲，首先，FDI的流入直接增加了中国外汇流入量，使得外汇储备增加；其次，FDI的流入会带来出口的增加，但另一方面又会使资本输入国技术、原材料、设备等的进口增加，而这两方面必然会影响国际收支的经常账户，从而间接影响外汇储备.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1986-2008年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FDI、出口这两个国际分工主要变量对外汇储备的影响，以探索从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的角度去改善由高额外汇储备引致的相关问题的有效途径。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FDI对外汇储备的影响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托马斯·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国际收支顺差是一国财富增长的源泉，但只有贸易顺差才真正带来财富增长，而资本的流入则不会。从而使得外资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不利于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且对一国外汇储备起消极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1957）最早提出投资与贸易的替代模型。他从标准的两国贸易模型出发得出以下结论：障碍性投资会刺激贸易，障碍性贸易会刺激投资，故两者是完全替代关系，资本跨境流动会使得一国国际贸易恶化。

H.Chenery和A.MStrout1966年提出“双缺口”模型，主张外资的流入可以同时弥补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不足以及贸易逆差两个缺口，是平衡国际收支的重要手段。但他只考虑到FDI对国际收支的当期影响，并没有考虑到FDI流入的长期影响。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Koyimo）教授，对蒙代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他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在此基础上，投资国可以集中精力创造和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比较优势，从而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因此认为国际投资并不是直接替代国际贸易，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促进作用。在很多特殊情况下，国际投资可以创造并扩大对外。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FDI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流入方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目前许多学者研究了FDI流入对国内经济增长、对外贸易、汇率等多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探讨了外汇储备规模增长的多方面经济后果。

何青、杨晓光（2003）通过建立一个多元线性方程组，测算FDI对中国外汇储备的长期影响。他们发现其影响因子为0.63，FDI对外汇储备增长的实际贡献已经接近出口对外汇储备增长的实际贡献，并且有逐步增强的趋势。

姚宏善、杨海丛（2005）运用协整方法分析影响外汇储备的多种因素，认为FDI、出口和GDP与外汇储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

朱金生、杨维梁（2005）运用基于钱纳里、斯特劳特的“双缺口”模型，建立FDI与外汇储备的关联模型，发现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周靖祥、刘渝琳（2007）认为FDI对外汇储备的贡献可归结于贸易顺差来源和直接的资本项目来源两个方面。相对于出口商品贸易，FDI对外汇储备增长的贡献更大。

杨记军、王荣涛、肇启伟等（2008）对1985－2006年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增长之间关系的检验表明，外国直接投资是促进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重要原因。

通过以上文献简述可以发现，FDI对中国外汇储备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关系，但是本文希望通过实证检验FDI、出口这两个国际分工主要变量对外汇储备的影响，以探索从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的角度去改善由高额外汇储备引致的相关问题的有效途径。

我们将在上述文献基础上，首先从定义出发建立一个外汇储备增长与FDI流入的模型，借用协整理论建立FDI与外汇储备之间的动态方程，然后运用前面建立的方程进一步具体分析FDI对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贡献，并对中国外资政策提出相应的建议。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一）模型设定

一国的外汇储备是本国货币当局持有的、可以用于平衡国际收支的资产，主要来源于本国国际收支顺差。没有特别说明时，国际收支盈余或者赤字都是指IMF倡导的综合差额，它通过一国变动官方储备来弥补国际收支不平衡。一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包括四个方面：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储备资产、净误差与遗漏。而净误差与遗漏相对而言数额较小，可以忽略不计。于是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会计恒等式：FERt=CAt+KAt。

其中FER表示第t期的外汇储备量，FERt则表示了第t期外汇储备的变动额，CAt表示第t期的经常项目余额，KAt表示第t期的资本与金融项目余额。进一步的我们有：CAt=EXt-IMt，KAt=FDIt+Dt。其中EXt表示第t期本国产品的出口额IMt表示第t期进口额，FDIt表示第t期外商直接投资额，Dt表示第t期除FDI外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变动额。

在此，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主要的分析目标，可以对Dt进行忽略不计：FERt=Ext-IMt+FDIt。

则上式便大致表现了对外汇储备增长具有影响的三个经济变量，可以运用这几个变量来共同解释。其中FDI和出口对外汇储备的影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二）数据选取

本文采用1986-2008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直到80年代中期，中国才开始深层次的经济改革，之后的FDI和FER的数据比较稳定和较能体现他们之间的关系。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历年实际利用外资额（FDD、产品出口额（EX）、进口额（IM）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历年年末外汇储备额（FER）。为了帮助消除异方差，更好的说明各变量间的关系，提高方程的拟合度，对实际数据时间序列取其对数。

四、模型的检验

（一）ADF检验

由于经济变量一般都是非平稳的，具有时间趋势，如果直接进行回归，就可能产生伪回归现象。所以，对非平稳变量间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应该考虑和检验变量的平稳性。

单位根检验表明，变量INFDI、LNFER、LNEX、LNIM的水平序列不能通过ADF检验，即这三个变量是不平稳的，对其进行一阶差分仍没通过ADF统计量的检验。通过二阶差分后的结果如表1所示，四变量的二阶差分序列的ADF统计量的值均小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变量INFDI、LNFER、LNEX、LNIM都为I（2）平稳序列。

（二）协整检验

ADF检验变量的平稳性之后，就需要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关于协整关系的检验有很多，本文利用Johansen提出的协整似然比检验法来判断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即验证四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3和表2的结果可以得出，协整检验的特征根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对应原假设none的检验统计量均大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即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无协整关系的假设。说明INFDI，LNFER、LNEX、LNIM四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且根据atmost1、atmost2、atmost3的统计检验量值均大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这五个变量之间存在不只一个协整关系。现得协整方程如下：LNFER=11.83FDI+9.01LINEX（2.52）（2.08）

根据协整检验得知，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出口，进口与外汇储备存在长期均衡稳定的关系。由协整方程可以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出口，与我国外汇储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从方程的回归系数情况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汇储备的贡献最大，出口的作用次之。

方程结果表明，我国贸易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这既符合经济理论又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按照经济理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直接影响外汇储备，也可以通过间接过程即通过促进出口来影响外汇储备。通过协整方程，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汇储备的作用比较大，一单位对外投资的增加，可以增加11.83单位的外汇储备。而出口一单位的增加，能使外汇储备增加9.01个单位。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作用要大于出口对外汇储备的作用。这似乎不合乎经济理论。但是，认真分析下我国出口贸易存在的问题，就不难发现其奥秘了。长期以来，我国贸易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很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较大，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作用较为明显。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进一步分析有关的时间序列与外汇储备之间的关系，我们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从所得到的结果分析得出（见表4）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外国直接投资、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和实际汇率都是外汇储备的格兰杰原因。

由格兰杰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进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外汇储备的因素，但是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会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汇储备的的影响是单方面的。

五、实证结果分析与结论

（一）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前人研究，采用1986-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运用ADF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出口贸易与外汇储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FDI流入的确提高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解决了中国长期的资本缺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FDI可以从增加外汇、影响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汇率机制等多渠道影响一国外汇储备。其中，出口和经济增长对外汇储备具有正向作用。就中国情形而言，我们发现FDI、出口、进口、外汇储备均为不平稳的Ⅰ（2）过程，但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可以认为，FDI、出口、进口、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长期决定因素。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等都对外汇储备有格兰杰因果关。

分析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汇储备变动的影响“不能简单地利用会计平衡方程直接计算”而应该综合考虑影响外汇储备变动的诸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实际贡献。我们的研究证明，FDI可以通过各种机制影响外汇储备的积累，FDI可以直接影响外汇储备，也可以通过挤出效应，技术外溢和对进出口的影响等多种渠道对外汇储备造成影响，FDI对外汇储备的影响还是不可忽略的。国内的许多学者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对短期内FDI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做出实证分析，证实在短期FDI对外汇储备的作用要大于出口对外汇储备的贡献。

（二）政策启示

FDI与外汇储备之间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其中涉及国际贸易、国际收支、外资、外汇政策等各个方面。本文运用的模型方法直观地表现了FDI与外汇储备两者之间的一些必然的影响，当然这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FDI进入中国市场，必然会对外汇储备施加重大影响。这就需要政府采取合理的外资政策，进行稳妥的宏观调控、改善投资环境、协调好FDI与外汇储备之间的关系。

第一，优化外资流入产业结构。一国FDI的引入不应该是盲目的，必须能够优化产业结构，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效率。中国下一轮吸引外资，需要从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本地市场需求等方面来考虑，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产业，鼓励互补性外资流入，限制替代性外资的流入，引进一些高质量的外资，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

第二，从“激励型”外资政策向“规则型”外资政策转变。观念要从行政引资、追求外资规模，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引资转变。通过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营造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了“假外资”的流入。要由以往的“规模型”为主的引资政策转为“效应型”为主的引资政策，增强培养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篇5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

一、 外商投资及产业结构分布状况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规模不断扩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55万家，合同外资金额约1.2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约6000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2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对华投资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外商直接对华投资金额呈逐年递增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间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而且投资在各产业内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现在投入在制造业的比重过大，上述情况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产业结构出现问题原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多以小型化、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进技术和长期竞争力的投资项目，都必须具有较大的项目投资规模。世界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平均规模约为600万美元，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与之相差甚远。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70%左右的项目均在100万美元以下，而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仅占投资项目总数的4%－5%。在投资项目中资金密集与技术密集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偏低既不利于规模经济形成，也制约了投资技术含量的提高，严重削弱了外商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其突出表现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劳动密集型项目居多，技术密集型项目较少。在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绝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在第二产业中轻纺、加工工业又占很大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我国吸收利用外资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

(2) 外商投资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外商投资在制造加工业过多。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而资金密集型产业少；投资于一般技术多，甚至存在低层次的重复引进，而高新技术产业少。

(3)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结构上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外商与我国的目标与价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资公司长期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新的不合理变化。目前，跨国公司来华主要在制造业领域。由于绝大多数公司不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所以所谓"世界工厂"只是"世界加工厂"。外资的进入并未直接地带动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并且，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严密控制其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扩散，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并没有很好的实现。多年以来，我国主动让出市场份额换来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术，如果我国在技术上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产业的技术总是处于落后地位，我国将无法和国外竞争，也将危及到我国的产业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最后，外国直接投资很多是将其母国已经淘汰的产品生产或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中国，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三、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性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当前，以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已经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必须在工业化的同时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和知识供给的有利地位。他们不断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力度，以保持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承担劳动密集度高、资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类型产品的生产。这是对我们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发展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就无法摆脱在国际竞争中的这种不利地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而且我国2000年的人均GDP已达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样的发展水平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大变动时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又需要大量进口的问题，必须靠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来解决。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一个国家对任何一种产业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极限。当一个产业的市场需求达到饱和以后，增长速度就会随着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如果不通过发展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当现有产业的需求都达到饱和以后，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停滞，直至萎缩。我国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巨大，但生产手段和产品质量还较为落后，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传统产业都基本达到了市场饱和的阶段，增长速度普遍下降，经济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5%，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33%。制造业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只占产值的14%，吸收11%的劳动力；而服务业的份额，占美国经济产值的60%，吸收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比起制造业来，服务业属于智能产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高，利润丰厚。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科技资源不足，科技进步不够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的瓶颈、制约，也是结构调整必须加以克服的关键因素。发展高新技术，发展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资调整产业结构的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评判投资是否成功的标准由单纯的按数量转变为是否增强我国的技术竞争力。我国是否能够保持高速健康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至关重要。而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弱。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此要积极调整现行的外资政策，加强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资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制造业中促进高科技新型制造业的外资投入，加速外资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鼓励外资向第一产业流动；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主要有以下建议：

(1)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我国农业，能源交通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困扰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引导外资投向基础产业和设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为此，我们可以采取税收减免，适当补贴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资。

篇6

关键词：外商投资 负面效应 战略调整

中国是处于高速发展期的发展中大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吸引大量的外资。吸收外商投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和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举措。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运行环境日益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商来华投资，使中国成为目前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中国利用外资的现状

（一）中国利用外资的数量逐年增加

近年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我国利用外资迅速增长。当前，我国利用外资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额从2001年的468.8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057.4亿美元，增长了2.25倍，年均增长10.27%。2010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平稳较快回升，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057.4亿美元，同比增长17.4%，创历史最高水平，同时扭转了2009年下降2.6%的局面。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吸收外资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这是中国连续18年吸收外资居全球发展中国家首位。

（二）中国利用外资的质量不高

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显示，从1979年到2007年，中国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4794.1亿美元，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7602.19亿美元。2010年1-12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406家，合同外资金额1935.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057.4亿美元。这说明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并不高，还需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三）中国利用外资的方式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

当前，中国利用外资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借款和外商其他投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作开发和BOT投资方式等，具体投资概况如表2所示。对外借款主要是对外国政府、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借款。其他投资方式包括补偿贸易、加工装配和国际租赁。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于对外借款来说，具有不用偿还本金和利息的优点，同时还能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最好的一种方式。1979-2007年中国利用外资总额达到9545.66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为7602.19亿美元，占79.6%，对外借款为1471.57亿美元，占15.4%，外商其他投资为471.90亿美元，占5.0%。

（四）中国利用外资的来源区域主要是港澳台地区

截至2010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源最多的地区是中国香港，无论是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还是实际利用金额都是最多的，达到460.76亿美元，占到实际利用外资的51.2%。其次是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港澳台地区一直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截至2010年，港澳台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总计487.7亿美元，占到总实际利用额的54.17%，主要原因是港澳台地区与大陆地域相近，文化相近。

中国利用外资的负面效应

通过对外资的利用，填补了过去国内存在的巨大资金缺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加快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资本的积累，国内资金短缺状况已得到缓解，目前出现了庞大的银行存贷差额，闲置资金不断增加，外汇储备逐年攀升，过去资本与外汇的双缺口已被双剩余所取代，此时外资作为资金补充的功能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早期以填补资金缺口为导向实施的各种优惠政策越来越暴露出诸多弊端，致使外商投资没有限制地大规模进入，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

（一）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在国内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外资进入可以填补资金缺口。然而，在国内资金充足、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外资的进入将会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尤其是当政府对外资实行比内资更优惠的政策时，这种挤出效应将更加明显。这实际上是政府在帮助外资“挤出”内资，加剧国内资金的过剩情况。

导致这种挤出效应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外商投资将导致对国内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占用及对国内市场的垄断，进而阻碍国内投资的可持续增加，这是外商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根本原因。其次，流入外资的投向、来源与技术特征等是外商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直接原因。从外商投资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结构上，内外资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在技术上，外资主要投向技术密集程度不高的一般加工业；在来源上，来自港澳台的中小企业投资占有较高比例。目前，进入中国的FDI中大约有60％分布在产品过剩、生产能力闲置突出的消费品工业，投向重工业的外资只占40％。而且，内外资投资方向大体相同，在产业构成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相关系数高达0.94。因此，两者之间没有形成互补，甚至出现争夺同一投资领域的现象，这就加剧了外资的挤出效应。在总量上，外资对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但从产业结构上看，相对挤出效应却是存在的，而且外资也倾向于在相对挤出效应较大的行业投资。最后，内外资的不平等竞争地位导致的挤出效应可能使整体效率下降。外资进入的行业主要是那些竞争性行业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在这些产业中，外资企业因享受优惠政策，从而更加剧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

（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并加剧通货膨胀

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中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骤然加大，并使经济过热，导致中国发生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中国长期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2010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继续呈现“双顺差”，国际储备资产继续增长。其中，经常项目顺差305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7%，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2260亿美元，增长25%，显然，这种“双顺差”大量来自于外资的流入，这也使得国家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到2006年10月，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的大关，截至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总额达到2.85万亿美元，雄踞世界第一。由于对资本项目进行管制，央行为了买入外汇需要投入大量的本币，构成了外汇占款。随着外汇占款的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必然增多，使广义货币M2随之扩张。这必然会给中国造成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使中国国内经济的稳定运行受到影响。另外，外资的大量涌入和高额的外汇储备使得人民币面临前所未有的升值压力。只要中国依然保持较高的引资力度，这种外汇储备急剧增加的局面就不可能得到缓解，在中长期内人民币必然升值。这会对出口企业造成较大损失，并有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三）不平等竞争问题凸显

自入世以来，中国对外资的各项准入限制已基本取消。外资现在不但已享有与内资企业同样的国民待遇，而且还享有内资企业所没有的税收优惠。例如，在税率方面，虽然按税法规定，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都是33％，但实际上，对外资的税率优惠，如“两免三减半”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优惠，远远超过对内资企业的税率优惠。研究表明，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平均税负率只有11％。相比之下，中国一般内资企业的平均税负率要高出一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税负率更高达30％。外资企业不仅税负轻微，还有土地、贷款、用汇等优惠与便利。这些都保证了外资企业的赢利，而沉重的税负大大限制了中国内资企业的生存发展，使其无力开发自己的核心技术，在与具有技术优势的外企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从表面上看，用“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让步换取了外商的直接投资，但实际上，各级财政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

（四）造成行业垄断且影响民族产业发展

外资企业的进入一方面促进了市场竞争，能促进国内企业改善管理、提高技术，产生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也依靠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及品牌等无形资产，在国内市场获得较强的垄断势力。

外资企业的垄断势力对民族产业的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首先，这种垄断势力将会制约国内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甚至使之下降。外资企业的进入将导致国内企业市场份额下降，平均固定成本上升，并有可能导致国内企业生产效率下降。其次，由于在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国内企业往往主要从事加工环节，技术含量与附加价值都较低。从实际情况来看，外资企业的进入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工业品出口低水平扩张的局面，在部分行业，随着外资企业出口的增加，甚至导致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弱化。

外资企业垄断势力对民族产业发展产生较大的制约作用，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国内传统品牌受到排挤，其中一些甚至逐渐消亡。另外，在中外合资经营过程中，中方品牌和商标权虽作价出资，但在实际生产经营中，这些品牌和商标往往被搁置、弃用。市场竞争就是品牌的竞争，民族品牌的消亡使外资企业可以获得更大的垄断势力，也使国内企业在面对国际竞争、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失去了支撑，因而只能永远停留在加工工厂的位置，获取微薄的加工费用，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于末端。

（五）引进外资技术水平低带来诸多环境问题

在对外开放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尽管一些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产业转移到了我国，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发达国家同时也将一些资源型、耗能型、污染型加工制造业向我国进行了转移。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环境约束问题越来越严重。在中国“优越”的投资环境下，外资企业由于不必把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损害纳入到自己的经营过程中，从而使中国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成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转移污染的一个渠道。事实上，中国引进的外资企业有许多是一些传统过时的工业科技，如制革、印染、电镀、杀虫剂、造纸、橡胶、塑料等产业。这些产业对稀缺性和污染性资源的消耗过大，既激化了他国与中国在能源和原材料等问题上的冲突，也加剧了中国经济发展中资源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更重要的是，由于环保标准的缺失或较低，使发达国家有可能将不符合本国环境保护要求的产业与生产技术转移到中国。中国没有为外资企业设立单独的环保标准，虽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的项目不予审批，《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也做了类似的规定，但仍有不少外资企业利用中国环境管理、引资可行性分析与审批中的漏洞，向中国转移具有较高污染的产业、生产技术和设备等，造成环境污染，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六）导致国民财富流失和财政收入减少

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过多的政策优惠以及管理和制度上的缺陷，导致国民财富流失和财政收入减少现象十分严重。据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估计，如果按15%的所得税税率计算，1995年中国因税收优惠政策而减少的财政收入约有660亿元人民币。考虑到外资企业实际税率只有11%左右甚至更低，实际财政收入损失将更高。随着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上升，税收优惠政策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同时，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采取的转移定价手段也加剧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这些企业往往提高进口设备与配件价格，降低出口产品价格，结果出现“明亏实赢”的情况，在连年亏损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投资。目前，这种“假亏损”已成为众多外资企业“合理避税”的重要手段。

中国利用外资的战略调整

（一）合理实施外资优惠政策，避免不公平竞争

从中短期看，各地政府应结合地方实情，理性地选择外资政策优惠水平，要在中央政府优惠政策基础上适当调低外资优惠水平。中西部地区可适当维持外资政策的优惠力度以吸引外资。从长期看，应逐步降低外资政策的总体优惠程度，直至施行国民待遇。要加强优惠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以产业政策逐步取代优惠政策。现有的FDI政策针对性和引导性不强，要改变过去不分产业“一刀切”的外资优惠政策，加强实施差别化的外资政策，将全方位吸引外资的目标转移到以贯彻产业政策为主的目标上。各地政府应权衡本地区产业发展的优劣势，有目的、有重点地实施优惠政策。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本地区投资环境。在实现地方政府引资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投资环境与优惠政策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在投资收益一定的条件下，投资环境好，优惠力度可降低；反之，要适当提高优惠力度。但提高优惠力度意味着增大引资成本，而改善投资环境无论对于内资还是外资，乃至整个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大有裨补。过度的优惠只能吸引更多的低质量投资者。所以，各地政府应把改善本地区投资环境作为工作重点以长期吸引外资。

（二）有选择地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各地方政府应走出盲目扩大外资规模的误区，利用外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而要看其总体收益。外资规模超过一定阈值时，利用外资的边际收益将下降，边际成本却上升，而唯有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利用外资的收益才能达到最大化。因此，利用外资存在一个适度规模的问题。各地政府在引资工作中应注重提高外资的质量与收益。

（三）优化投资环境，高质量利用外资

投资环境是吸引外资的一个关键因素，决定外资的去留问题。因此在硬件方面，我们要努力加速交通、通讯、供电、供水基础设施和产业的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硬环境”，以适应利用外资形势需要，为提高引资水平打下基础。在软环境方面，政治、法制、政府效率与服务质量方面的改善或完善迫在眉睫。我国政府办事效率低下，环节繁琐，协调性差，缺乏透明度等陋习定要撤除，并且要根据WTO和我国法律法规的要求，搞好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法规的“废、改、立”，逐步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范围、外汇平衡、当地分成及产品外销比例的限制。对不符合WTO 规则及与国家法律法规不一致的，应废止，为外商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开放一切可以开放的领域，在不对民族工业造成伤害的前提下，提供一些优惠政策，采取开办专门投资园区等措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四）实行差别化的引资政策，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市场经济国家对外资的区域性优惠大都集中在各种问题区域，如落后地区、萧条地区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资实行的区域性优惠政策恰好相反，过去主要集中在相对发达、增长迅速的东部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向东部倾斜的区域性优惠政策虽有较大改变，但目前东部地区在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方面实际获得的诸多优惠仍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其结果是国家的外资政策在较大程度上加剧了地区差距的扩大。为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当前必须对过去向东部倾斜的区域性差别引资政策进行调整，采取多方面综合措施，积极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结论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取得了巨大成绩。尤其是利用外资的数量迅速增长，增长速度达到10%以上，位居世界前列。引进与利用外资，有效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资金短缺的瓶颈问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包括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如此，还加快了我国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但利用外资也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对我国民间资本产生了挤出效应，国内资金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使我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加大，经济过热，导致我国发生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外资享有很多优惠政策，造成与国内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局面，也加大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外资企业依靠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及品牌等无形资产，在国内市场获得较强的垄断势力，制约了民族产业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同时将一些资源型、耗能型、污染型加工制造业向我国进行转移，加剧了我国环境的污染；此外过多的政策优惠以及管理和制度上的缺陷，导致国民财富流失和财政收入减少。

在充分肯定我国利用外资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我们应当对下一步利用外资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制订出相应的政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给我国的引资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应作出适时的调整：要在中央政府优惠政策基础上适当调低或取消外资优惠水平，各地政府应把改善本地区投资环境作为工作重点以长期吸引外资；加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有选择地引进外资，提高外资的质量；引导外商投资更多地流向一些薄弱的第三产业部门；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结构，积极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实现地区间的均衡发展；重视利用外资与鼓励国内资本并重，实现利用外资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9、2010、2011.

2.赵家章.中国利用外资的综合状况分析[J].改革与战略，2011（9）

3.董伟.对中国利用外资经济安全问题的探讨[J].经济研究导刊，2010（8）

4.邓庆.中国利用外资的不平衡性问题 [J].生产力研究，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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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fdi 投资撤退 隐形撤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扩大，随着跨国生产经营的不断扩大和发展，跨国公司从国外撤资的现象也更加频繁。从近年的情况来看，国际直接投资撤退的数额和规模仍高居不下。

国际直接投资撤退是一种客观存在，其影响重大。因此，研究撤资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研究投资。

关于撤资的基本情况，如国别、成因、规律、影响等，国内外有关学者有过相应研究。但总体而言，系统的研究成果和相对成熟的研究结论不多。本文拟就近年来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撤退问题，做进一步分析、论证，用以丰富此研究领域的相关内容。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撤退原因分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年会提交的一份题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的主题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亿美元，但如果考虑外商投资企业的终止运营、资产折旧和撤资等因素，2003年底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为26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计批准设立的46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已终止或已停止运营的企业逾23万家，约占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50％，现存注册运营外商投资企业约23万家。即：在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失败、中止、撤退的比例高达50%。这其中，由于跨国公司撤资引起的企业终止或停止运营占了一定的比重。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典型行业撤资原因分析

乳业。导致国际乳业跨国公司撤离中国市场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过高和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奶品市场的培育与发展速度，短期内即形成消费市场尚不具备充分的条件；产品多走高价位路线，与中国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差甚远；中国的奶品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市场秩序较为混乱尚未完全理顺。无序的多发的价格战、造假等，使外商无可适从；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消费选择、消费对象、消费特点等不甚清楚，经营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和习惯；缺失奶源优势及对奶源的控制权。大部分的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多把精力和资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场销售这两个环节上，对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动权，缺失奶源优势；管理成本过重，有人曾作过成本分析，认为外资的产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国国内企业的20-30%；公司选址和产品市场定位偏差；国际乳业跨国公司巨头，其中大部分在刚进入中国之时，落脚点都选择在中国的北部，而中国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点和牛奶消费的冷点。

电力行业。导致电子行业撤资的原因主要有：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将电力生产领域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度开放。由于电力需求强劲，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和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电力工业领域，对投资发电行业的外资实行“三保”政策，即保电量，保电价，保回报，承诺高达15%到20%的固定回报率。2002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确定了竞价上网的基本方向，随着优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资回报率明显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价上涨影响电力利润。从2003年开始，新一轮电力紧缺所导致的发电用煤供应紧张使外资发电厂面临更大的困境，众多的外资和民营电厂都只能到市场上去购买高价燃煤，由于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扬但电价由于管制而几乎未有变动，令外资发电企业损失惨重。

电力体制改革进程缓慢。中国电力投资领域市场准入程序复杂，审批周期较长，而正处在改革过程中的电力市场却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即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当前电力领域的低市场化程度和对未来电力市场前景的谨慎态度，导致了外国电力资本撤离中国或止步不前。

电力投资政策变化频繁。电力投资大，回收期长，其间可以发生很多情况。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其经济政策投资政策常常不能正确预判，因而造成“政策多变”。外商普遍认为中国电力投资环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资方母国电力市场诱人。自2003年8月美国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以来，民众要求政府增加电力投资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提议对电力行业结构进行重组改造，要求电力公司整修电网,对输电网升级改造。这对跨国企业的抽回资金形成了直接的影响。为了大规模参与美国电力建设新，筹集电网升级改造所需资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资产就成为许多美国电力企业的必然选择。

典型国别撤资原因分析

韩国。韩国与中国建交于1992年，当年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为1.19亿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达21.4亿美元。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连续三年出现下降，2000年后开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间，韩国对中国的总投资额为123.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fdi总额的3.32%。

导致韩国撤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韩国人的性格。韩国人的性格造成了韩国企业投资轻率，只是靠一时冲动，而不是仔细研究市场前景和当地消费水平。另外，由于中国在很多方面技术水平提升很快，韩国的技术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失去了收益的基础。

韩国经济的不景气则是直接原因。韩国2000年gdp增长率是8.8％，2001年的增长率只有4％，这使得韩国企业国内总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周转不济，对外投资能力下降，收缩对外投资成难免之势。

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受投资地域限制的影响较大。投资地大多集中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东北部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从数量上看，投资于该地区的数额占到了韩国对华投资总件数的83.2%，占到了总投资额的66。2%，从产业分布上看，则主要集中于纺织、服饰、玩具、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考虑，另外则是由于东北地区，特别是朝鲜族聚集区语言沟通便利。但对投资的经济发展状况及投资环境考虑较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韩资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困难。

最后就是由于经营成本的逆转。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经济大受影响，韩国国内资本不足问题日益突出，各企业纷纷缩减对外投资。此外，金融危机后，韩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再者，随着中国加入wto，关税下调，部分韩国商品可自由进入中国，也进一步促使部分韩国国内产品的生产成本反低于在中国制造。

日本。日本经产省直属的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的日本三资企业6—7成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为赤字或撤退。可见，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为例，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资总数为8家，居日本海外撤资排序的第9位，占其当年全部撤资比例的3.1%。详细情况见表2。

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撤退的比例相对偏低，但从我国的角度分析，日本对华投资确实还存在相当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撤退资所造成的影响，甚至可能还更为严重。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与欧美国家相比，项目平均规模偏小。尽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大中型项目在不断扩大，但是同欧美国家比起来，平均单项数额仍然偏小。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仅相当于对世界投资平均规模的34%，而面向亚洲、北美洲、欧洲投资的平均规模分别相当于对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这说明日商对中国市场尚存疑虑。另外，企业当地收益再投资比较多，来自日本本土的新项目投资增长并不明显。除此之外，投资企业在人才、零部件采购本地化和技术转移方面的进展落后于欧美企业。

中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的地位没有明显提高。按照日本财务省报告、申报额统计，2000-200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只占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2%，其中2000年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别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6、第3位。从整个情况看，2004年末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资产余额为202亿美元，只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资产总额的6.0%，居对美国（1430亿美元、38.5%）、荷兰（365亿美元、9.8%）和英国（268亿美元、7.2%）的投资之后，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4位。

日本垄断性产业的投资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车、家用电器和计算机、手机等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在内，凡是日本与欧美各国激烈竞争的领域，日本企业都迅速扩大了对华投资。然而，在日本高度垄断国际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领域，日本企业仍继续实行扩大出口的战略，在当地生产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其典型是数码家电产业。

投资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根据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统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次是广东、北京、大连和青岛；2003年末，在华日资企业的42.8%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外商撤资所引发的思考

客观地分析中国区位优势

跨国公司“兵退”中国，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较低，相应地，消费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许多行业而言，虽然中国是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但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尚需时日，短期内市场需求规模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成本（包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销售和促销费用、税收等）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两个因素的影响，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都低于预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亚洲国家的投资回报。这也是为什么欧美跨国公司在增加对华投资的同时，采取的态度越来越谨慎的原因。

冷静地审视引资政策

我国外商投资领域存在两大怪现象：独资企业比例增长的同时，合资企业逐渐减少；吸引新的外资的同时，已投项目大量流产。

目前，在国际上，外商投资的主流模式是并购，90％以上的投资采取的这种模式，但在我国目前这一比例还非常低。近两年来，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不断提高，以中外合资、合作形式投资的比例逐渐降低。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资与我国现存的国有企业资产并未实现最有效的结合，外资没选择并购而是另起炉灶，致使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闲置。多年来，我国对潜在投资者的挖掘过程中，忽视了对存量资产的盘活问题，更没有过多考虑新增外商投资与国有资产存量的结合问题。

另外一个怪现象是，在引资的同时，又丢掉了一些已经投资的大项目。根源在于，只重视前期招商的环节，忽视了后续服务工作的跟进，最终导致不断增加新项目，但已投资项目没有服务保障而流产。

对撤资的防范策略

对于跨国公司的撤资，既要冷静分析其深层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确保我国引进外资目标的实现。

应进一步调整外资政策，保持外资流入、流出量的稳定性，使之成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运转的较确定性的因素。同时，调整过度集中的外资来源国结构，避免资本流入量因为某国或某一地区的经济波动受到较大影响。

要进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东道国事后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经蔓延的撤资行为，因此，加强对外资流动的事前控制就成为我们防止跨国公司撤资以及由此带来突发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实的投资信息，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撤资；利用中国产业多层次并存的特点，采取明确的产业优惠政策，变外资撤退为外资在中国境内的产业转移；考虑到外资制度安排的国际竞争，中国在外资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国际区位比较优势，建立和巩固新的区位优势，防止外资撤退。

保持吸引外资政策的连续性，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必须始终坚持积极吸引外资的基本方针。调查表明，尽管我国已经在完善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方面取得明显效果，但是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变动频繁，政策执行不尽统一、具有随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务意识，市场监管不力、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乱收费严重等等外商关于“软”环境方面的批评依然强烈。

从现在起，我们应逐步形成一种不仅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基本格局，在市场准入和政策软环境方面下工夫，并通过大量工作使外资认知这一思路。只有这样，才可能进一步稳定外资的进入与留存。否则，过份依赖优惠政策的外资，一旦优惠政策取消或减少，更易形成撤资事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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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吸引外资量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特色之一， 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我国部分外资流出，2009年引资量有一定幅度下降，但2010年和2011年的引资仍保持着继续上升的势头，甚至高于2008年引资水平，吸引外资量远高于印度、俄罗斯等国。

2012年以来， 我国吸引外资量出现下滑。表1总结了我国2012年引资变化。从表1中可以看出，到2012年8月底，我国利用外资同比下降了3.4%，其中来自美国的外资同比下降了2.85%， 来自欧盟的外资同比下降4.09%，最为显著的是来自亚洲十国的外资同比下降了5%。

二、外商撤资原因分析

大多数学者认为，外资撤出主要有三个原因：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增加使得外资出现亏损； 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成为中国引资的强有力竞争者；欧美的再工业政策引起资金大量回流。因此，我们需要逐一分析影响外资撤出的因素。

（一）欧美再工业化政策的影响有限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政策，号召本国跨国公司重新返回本土进行生产，为国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发展资本。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鼓励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回国策略》，制定土地和税收优惠政策，改善经营环境，支持制造业和就业回流。

从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看， 表2列示了欧盟27国2008-2011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量和投资地区。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吸引的欧盟外资在欧盟对外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并不高，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在2008年仅为65亿欧元，并一直保持相对稳定，2011年达到一个高峰，为175亿欧元，几乎是2010年的两倍，2012年前8月投资适度下滑，亦属正常回调现象。若将2012年前8月实际利用外资总量与2010年同期相比，只有大约1%的下滑。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2011 年对在华欧盟企业进行了调研，大多数欧盟企业认为在中国的经营是盈利的， 其利润率与母公司全球利润率保持在同一水平，73% 的企业将维持或扩大现有投资，27% 的企业将会继续增加投资，没有企业表示会减少和撤资。

从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来看，虽然美国经历了金融危机，政府亦在不断号召资本回归，但其对外直接投资量仅在2008年和2009年有小幅下降后，仍保持增长势头，美国2011年的对外投资量已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达到3966.56亿美元。

根据美国BEA统计，到2011年末，美国公司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存量总计达41555亿美元，在亚洲的投资为6052.02亿美元，占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4.56%，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日本，中国排第四位，美国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542.34亿美元，比2010年存量减少42.75亿美元，占其总投资存量的1.30%，占其在亚太地区的投资额的8.96%。美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存量总量大约只是美资在日本存量的50%。因此，虽然美国是中国重要的资金来源国，但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并不多。

比较美国2010年和2011年直接投资在中国各行业的分布，可以发现，美国直接投资在采矿业FDI存量有所下降，制造业FDI存量保持上升趋势，其中，化学工业、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其他所占份额较大；服务业中批发零售业、信息产业、专业服务业的外资保持稳定增长；银行业投资大幅下降。但利用BEA数据进一步计算可以发现，美国各行业在我国的投资只占其海外投资的极小比例，例如，美国计算机电子产品行业在我国的投资存量只占其海外投资存量的6.7%， 交通设备只占1%，食品行业占比6.6%，批发贸易占比2.48%，信息产业占比为2.37%。由于美国一直控制对我国高新产业技术的出口和转让，我国从美国得到的高新产业投资并不多。

欧美的再工业化，不是一般制造业回归，而是高端制造业，这些制造业包括绿色科技、能源工业等。奥巴马的政策中，非常重视能源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重点投资可再生能源和节能项目，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欧盟的2020战略中强调了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强企业在新能源技术、纳米技术、先进材料技术和工业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和医药技术发展的投资。就目前这些国家在我国的投资而言，其重点支持发展行业与在我国投资的行业存在一定错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欧美在我国整体对外投资中所占比例并不高，且其在中国投资产业与其大力发展产业存在着一定错位，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停留在亚洲的欧美企业亦从我国经济增长中获得利益。因此，也许从长远看，欧美再工业化政策也许会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障碍，但就目前而言，欧美再工业化政策影响有限。

（二）房地产外资成为近年撤资主力

近年来，房地产行业利用外资大幅增加， 2007年房地产利用外资增幅高达632%；2010年房地产外资同比增速为66%。但从2011年起，房地产外资开始逐步撤出我国市场。根据《天下财经》报道，2011年有217户外资房地产企业退出北京楼市，新设外资房地产企业129户，同比减少55.82%。截至2011年底，北京实有外资房地产企业1330户，同比减少7.90%。

2012年1至2月我国房地产利用外资同比增长24.2%，从前3个月至前7个月，房地产外资同比降幅分别为22.4%、42.9%、36.8%、53.9%和54.3% 。不断传来房地产撤资的消息，美国的“铁狮门”48亿甩卖大海项目，爱尔兰最大房地产企业将其在中国的两家房地产子公司以233.6亿欧元的价格转让。

毕马威2012年报告显示，1-8月份我国房地产领域实际使用外资下降12.4%，降幅高于其他外资投资领域。因此，如果排除房地产因素，今年上半年我国利用外资同比仅下降0.1%，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究其撤资原因，一方面是需要获得资金回国自救，一方面是我国政府严厉的调控政策使得外资在中国市场的投机获利机会锐减。

（三）成本上升、竞争加剧为外资撤资的主要原因

随着我国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合同法》的实施，我国工人的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使得跨国公司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2012年，我国工人月薪平均为3000元，越南工人月薪平均为1800元，柬埔寨工人月薪平均1200元，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可能会利用其较低人力成本和丰富资源进一步吸引外资进入。

从目前的外商撤资案例来看，除了房地产外资由于利益驱使迅速撤出中国外，更多的外商是因为无法适应中国的市场竞争环境，或是生产成本的提高而被迫退出市场。在来自欧盟的投资中，2010年飞利浦公司因国内市场竞争太过激烈而从中国市场撤出；2012年美颁巴黎建材因国内市场竞争激烈，无法进入中国高端市场，同时对欧盟出口又受阻于欧盟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内外交困局面被迫撤离；2012年达能乳业上海有限公司因无法与本土企业竞争被迫暂时停产。美国公司中，2012年福特公司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将1.2万个工作岗位从中国和墨西哥迁回美国，基于同样原因，2012年星巴克将陶瓷杯制造从中国撤回美国中西部。

三、理性看待外商撤资

外国直接投资在达到一定资本积累后，会呈现较为平缓的发展趋势，资本在无力面对竞争时退出市场等现象，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无须太过紧张。从积极意义来讲，部分外资的撤出为我国经济调整留出一定空间，我国应该重新调整引资政策和结构，实现资本利用最大化。

（一）中国仍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理想之地

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欧盟债务危机使得发达国家经济处于疲软和动荡状态，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却仍保持在较高水平，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和引擎。但就全球资本流动而言，发达国家仍是主要资本流出国和流入国。201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超过了危机前均值，达到了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流入发达国家的直接外资增长了21%，达到748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直接外资增长11%，达6840亿美元，占全球直接外资总量的45%。其中，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贸发会议预计，2012年直接外资增速将放缓，流量在1.6万亿美元左右， 如果不出现大的经济震荡， 长期内表现为小幅稳定增长， 2013 年达到1.8万亿美元，2014年达到1.9万亿美元。全球投资前景预测中，中国是2012-2014年度最具投资前景的东道国，其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巨大国内市场成为吸引外资进入的重要因素。

（二）劳动力成本提高和市场竞争加剧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

随着经济实力增强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成本、能源成本、土地成本的上升以及环保约束的加强等一系列经济现象，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和韩国同样因为经济发展导致劳动力成本升高，部分日资和韩资企业开始将生产地点外移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引发新一轮对外投资热潮。我国目前也不例外，许多国内企业正在采取“走出去”的方式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因此，以降低生产成本为投资目标的外资企业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其投资区位。

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中国利用外资的目的已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本土的市场竞争环境亦发生较大变化。在外资没有取得垄断地位的行业中，中资企业的竞争能力已不容忽视。在市场竞争中无法获胜的公司被迫退出市场，是市场竞争的自然规律，并不会因为其企业性质而有所差别。经营的成本提高和竞争加剧，不是投资环境的恶化，而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结果。

尽管与东南亚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成本较高，但劳动力成本并不是外商投资考虑的唯一因素。我国多年形成的基础设施优势、高级人力资本优势和大国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取代的，我国一些大型集装箱港口吞吐量要远远大于印度或越南等竞争对手的国家总吞吐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建立起来的较为完善的供应链、相对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力以及产业集聚带来的优势是东南亚国家几年内无法赶超的，这些优势将继续吸引外资留在中国。

（三）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仍会吸引大量外资进入

我国快速增长的巨大国内消费市场给外国投资者提供的良好发展机遇也许会成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我国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改变经济增长环境，使得国内经济发展更依赖于内需市场，而不是投资和对外贸易，经济发展更为均衡。我国可能会成为一个潜在需求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不再单纯是一个加工组装基地和采购基地。外资在我国本土的生产可以更好了解本国市场需求，更好适应本土消费市场的变化，减少贸易壁垒障碍，增加其获利机会。但如果中国经济停滞不前，市场需求的吸引力减弱，外资的流失将进一步明显。

（四）引资结构进一步调整

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使得我国引资政策发生了一定变化。“十二五”时期中国利用外资的理念、方式、重点产业、地区结构等都出现了重大调整，更加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和中西部地区，适度控制低端产业外资的进入。

虽然我国“十二五”期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进程加速，会为外资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但相对而言，我国高端外资发展所需要的投资配套环境还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投资软环境、法律法规建设，进一步加强对高级人力资源的培养。同时，我国要警惕欧美制造业回归的长期影响，如果欧美促进制造业回归的政策逐步完善，可能会加剧我国与欧美同类产品的出口市场竞争。同样是为了获得未来世界的主动权，欧美再工业化政策关注的行业和我国重点发展行业非常相似，将来的外资争夺将集中于这些高端行业的去留。

（五）“新一代”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的建立

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各国政府开始重新思考其投资政策。危机过后的世界经济重振，给了各国政府重新调整其经济发展政策、投资政策的机会。UNCTAD在2012年的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

各国政府在获得发展资金的同时，要逐步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发展基础。也就是说，新投资政策应该是以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中心，强调外国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利用投资自由化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多地考虑环境保护、居民健康保护措施和效果，可持续发展概念始终贯穿在政策的制定和具体措施的执行上。

部分低端外资和房地产外资的撤离，在某种程度上为我国外资政策留下了可调整空间，一个新的外资政策应该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核心，把投资政策的制定置于经济可持续增长背景中，在贸易、税收、知识产权、环境政策等方面制定明确透明的规则，界定外资在其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引导规范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利用外资深化生产能力建设，增强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宾建成，欧美“再工业化”趋势分析及政策建议[J] 国际贸易，2011（2）：23-25.

[2]UNCTAD， 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 [M] unctad， 2012.

篇9

【关键词】外资；问题；对策

一、我国利用外资的基本状况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状况

我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不均匀分布；反过来，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来看，更多的跨国公司会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投资。

（二）外资在华并购日益活跃的趋势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迅速发展，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投资者的同时，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全部展开，并购方式的投资活动日益频繁。外资企业越来越注重对中国大中型企业的并购与重组，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合资控股和直接购买产权。外资并购中国的企业大多是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市场份额较高的企业。

二、利用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我国的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相对于短缺，外商直接投资满足了我国经济建设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增添了我国的资本存量，并且间接推动了我国企业扩大投资规模，从而明显增大全部社会的资本规模。同时，也促进我国财政收入的增加。

2.提升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直接或间接地激励着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也带来了很多先进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推动我国产品和技术升级。经过与外商的合资与合作，我国很多产品的技术水平也有明显提升。从间接效应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示范作用，促使我国企业通过技术贸易的模式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或通过自主创新采用较为先进的技术。

3.推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通过吸收欧盟发达国家，日本和其他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从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制度借鉴，促进与中国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了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和健全公司管理结构。

（二）消极影响

1.造成大量民族品牌流失。一是外商在我国幼稚产业抢先建立大企业。二是外商在一些中国的支柱产业利润率高的行业垄断。凭借其国外品牌的产品质量和服务的优势，加上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在激励的竞争中使中国一些民族产品消失在市场里。

2.削弱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我国企业明显处于弱势。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实施本地化战略，低价销售，打垮内资企业；遏制合资企业开发新产品或新技术，与内资企业争夺人才，致使内资企业和国内相关单位自主研发力量遭到削弱。

三、我国利用外资存在问题的措施研究

（一）法律环境优先的策略。加速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改善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作为利用外资工作的第一要务。我国吸引外资的因素中，低廉的生产要素和市场潜力居于前两位，还没有集中到投资环境综合竞争力上，这是值得引起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几年来，外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的关注重心已逐步从优惠政策转到法律执行、产业导向、技术标准等方面，对中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面对国际资本流动更趋理性的趋势下，我们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吸收外商投资的法律体系，保持外商投资政策的稳定性，努力为外商投资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增强法制观念，做到公开、公正和透明，为外商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二）大力促进并购的策略。大力推进兼并和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并购国有企业收购，作为一种重要的投资增长。国际跨国并购已成为全球FDI流动的主要模式，但中国作为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兼并和收购的指导思想，一直持谨慎态度，缺乏相关的政策和法规，所以几年前国外案例，通过兼并和收购中国的投资是很少见的。近年来，外资并购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开始增加，核准或审批的国有企业并购跨国公司收购中国的案件逐步增多，案件已达数亿美元的规模。外资经过控股、参股等进入国内上市公司的投资总额也在逐年增加。

（三）保持利用外资适度规模的策略。外资的适度规模，不仅可以缓解国内资金的不足，弥补了发展中国家外汇储蓄，有利于国内资源配置。所以，我国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应保持外资适度规模，减少对外资的技术依赖性，积极发展本国产业；防止外商垄断市场，影响国内企业的发展和政府控制力甚至国家安全；防止因利用外资不慎而造成经济发展倒退或通货膨胀等不良后果。

篇10

近二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出较为强势的增长，并且在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截止到2008年底，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约占全球FDI流出总量的18.91%，总规模约为3512.06亿美元。从2003年至2008 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44.07%，比同期发达国家 FDI 流出的年平均增长率高出约18.93个百分点。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FDI流出的规模也显著提高。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下同)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显然，传统的FDI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兴起，缺乏经济竞争力的经济体为什么会更愿意将资本投资于海外市场？宏观视角下决定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或条件究竟该如何甄别？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FDI流出的决定因素的影响机制是什么？从2002年到2010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稳步发展阶段。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机来说，本阶段中国市场化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步入正轨，经济快速发展，国内企业逐步成熟、壮大起来，同时大量外资的涌入，导致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剧，从而导致对外直接投资逐渐成为中国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开放、透明的国际环境。另外，中国实施的“走出去”战略与政策措施也对本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和持续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图1描述了1982年到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演变趋势和发展历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2年到1991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规模很小，平均值仅为5.38亿美元，绝大多数属于政府投资，企业所有权优势有限。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2001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波动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增加，但也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的态势，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仍然受到偶然因素和短期利益目标的驱动，政府也没有完善的引导或管制的政策与措施。第三阶段从2002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而持续，迅速增加到500亿美元以上，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另外，通过整理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2004-2009）的资料，我们还发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些基本特点。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强劲，2004年至2010年七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0%。第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主要分布在周边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拉美国家或经济体以及经济水平相对较弱的非洲经济体。2004年至2009年六年间，中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基本超过90%。该统计结果支持英国学者拉奥的“技术地方化”投资理论，即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或地区（Lall，1983）。第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加大。从2004年到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从48.2%上升到68.6%，总体呈现逐步上升趋势。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符合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对外直接投资必将是中国未来对外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首先，从战略角度看，世界上的经济大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十分庞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是衡量一国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以鼓励本国企业投资海外市场，正是通过政策推动本国企业去更多地开拓国外市场，在国际商业活动中占据有利地位，同时为避免中国重要能源和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开展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以逐步增强对能源和资源的生产控制和国际价格的话语权。其次，从投资角度来看，中国快速扩大的经济规模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与目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并不相符，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伴随着中国出口的不断扩大，中国将遭受到更为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倾销。对外直接投资则是一种有效地绕开贸易壁垒而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手段。再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优化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转移了中国制造业的剩余生产能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取得外国公司的技术、品牌或市场渠道，并将其与中国本土企业的生产能力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产业结构。当然，充足的外汇储备、坚挺的人民币币值和稳健的银行体系，也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宽松的金融环境。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传统的FDI理论，使之能够有效解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从而为提出更加广泛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供依据。针对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这一问题，西方学者已经做过比较深入的实证分析，但是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涉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研究这几年才刚刚兴起。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因此对该领域进行研究十分必要和紧迫。国内学者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实证研究较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较难捕获。《中国统计年鉴》2003版才在“对外经济贸易（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章节下增设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数据，中国商务部也是2003年才出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以实证的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二、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理论框架

（一）改进的邓宁折衷范式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OLI折衷范式不失为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最广泛的理论模型。尤其是针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该理论模型能够给予较为全面和有力的解释，即当企业具备所有权优势O（Ownership），区位优势L（Location）以及内部化优势（IInternalization）时，其对外经济活动的表现方式一般为对外直接投资。“邓宁折衷范式”不仅是目前基于公司层面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给予的最全面的解释，并且在该模型中还引入了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较为广泛的解释了跨国公司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进行国际活动的动因和条件。但“邓宁折衷范式”依然无法有效合理地解释在发展中和经济转型国家中那些不具备OLI优势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此在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前，有必要对OLI模型进行一些改进，然后从微观层面的OLI模型推导出宏观经济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型，以适应中国独特的国际投资发展路径。

1.内部化变量的重新归属

OLI 模型中三种优势变量在逻辑和内涵方面存在一定的冲突，即三种优势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先后关系或因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对实证分析增加一定的困难。首先，OLI模型中三种优势变量确定和衡量的方式是不同的。在邓宁折衷范式中，所有权优势O和区位优势L都是以静态的指标来测度的，即某一个时间点以特定的变量来衡量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而内部化优势I体现的是企业通过使外部市场内部化后，整个动态过程所带给企业的内部化收益，即该变量是以动态的过程来测度的。其次，三种优势变量是有先后次序的，或者说，可能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总体上来说，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是相互依赖的，两者共同决定了企业是否应该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美国学者Hyme（r1960）就曾指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是相对而言的，一国企业只有在确定的东道国的区位，才能确定其所有权优势的参照系。在邓宁折衷范式中，企业是否以内部化市场来取代外部市场主要取决于三种优势变量的相互作用（Cantwell& Narula, 2001; Dunning, 2001）。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内部化优势变量作为所有权优势变量的内生变量。首先，企业以内部化市场来取代外部市场是一种旨在减低风险，提升自身所有权优势的对外经济活动。在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必然会面对东道国不同的文化，政策和制度环境。因此对东道国FDI的流出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东道国市场带给企业的不确定性，也有利于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的融资、营销和管理，从而提升了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其次，企业以内部交易机制来取代市场机制本身可以看作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如果这种制度上的创新可以为企业的运作带来内部化优势，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化收益超过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企业跨国经营的内部化成本，该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会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反之亦然。

2.改进的OL-FDI模型

根据前文的分析，当内部化优势变量被看作是所有权优势变量的内生变量时，邓宁的OLI折衷范式可以被简化为OL-FDI模型，如图2所示。横轴L表示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的区位优势变量，纵轴O表示跨国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变量。我们假设跨国公司可以从其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收益，并且在东道国市场中可接受的最低收益为U0、U’、U分别表示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的无差异收益曲线，其中U’>U>U0。根据简化的OL模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所有权优势变量O和区位优势变量L两方面共同决定的。即当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变量为O1，区位优势变量为L1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如图中箭线FDI所示。图中O0、L0两条垂直于横纵坐标轴的虚线表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即当跨国企业的区位优势变量为L0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该企业的所有权优势O如何提升，由OL 决定的 FDI 规模都无法满足其在东道国市场上可接受的最低收益 U0。反之，当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确定为O0时，即使在东道国市场有着较好的区位优势，企业也不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实际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企业所能投入的所有权优势O是有限的，因此企业更愿意投入较多的区位优势L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假设某跨国企业在某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变量L1。若单从该企业在东道国的收益来考虑，则箭线OA一定是企业最好的FDI选择。但该企业如果想得到处于U 水平的收益，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所有权优势 O 来增加其 FDI 的流出，同时也浪费了其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L1。因此最好的选择应该是充分利用其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L1，同时在保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变的前提下，付出最少的所有权优势O1（如图2中FDI位置所示）。通过以上对OL-FDI模型的经济学解释，不难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是由所有权优势变量和区位优势变量共同决定的，但OL-FDI模型更反映了区位优势变量的重要性。Dunning（1977）明确表示企业优势不但与母国有关，还与东道国有关。只有把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有机的相互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出所有权优势。Rugman（1981）也强调对外直接投资中区位因素的重要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其所能投入的所有权优势是有限的，因此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是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母国约束”机制

以邓宁折衷范式为代表的众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侧重于研究企业FDI流出的两大影响因素，一是企业自身所具备的满足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与动因；二是与东道国相关的区位因子。在众多文献中，很少有学者从宏观视角出发研究“母国约束”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因此这些理论其实都具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条件：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自由的，母国的经济环境和政策对于FDI的流出既没有鼓励的作用，也不会产生约束，即对外直接投资只是一种企业行为，与母国政策和经济变量无关（王恕立，2003）。显然，这不符合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客观事实。至少在目前的世界对外经济活动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和政策都会对本国FDI的流出产生影响。例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某些阶段会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来消除“资本外溢”的风险。诸如德国、日本、波兰和美国等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也对一些敏感投资领域设置“门槛”（IMF,2005A）。因此，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就必须考虑母国的约束条件。

本文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是一个综合变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动因及条件，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联系以及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宏观视角下，母国的内在动因及条件是以资本输出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来衡量的；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联系十分复杂，包括政治、文化、地理等许多不可测量的因素。本文仅从对外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考察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联系；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则主要是指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各种政策，包括一般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一般来说，对外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很少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随着对外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这些经济体才会从实施一般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转变为更多地实施具体措施来引导本国FDI的流出。

约束机制1：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对FDI流出的影响。

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对决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优势变量和区位优势变量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所有权优势变量来说，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企业在母国和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例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财政支出的增加，母国的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于国际生产要素价格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从而导致企业的“比较成本”的升高或降低，影响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经济的发展拉动了国内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促使企业向海外投资以谋求低成本战略；另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刺激了国内消费，企业在本国有了更广泛的市场，更愿意选择在本国进行投资。考虑到海外投资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减小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对区位优势变量来说，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主要是通过影响汇率水平，从而改变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一国经济发展的稳定程度的重要测度指标是通货膨胀率。较高的通货膨胀会导致一国的汇率下降，诱发资本从强势货币的国家流向弱势货币的国家。

约束机制2：母国对外经济活动对FDI流出的影响。

一般来说，对外经济活动主要包括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活动和资本流动，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则属于国家或地区间的资本流动。因此，其他对外经济活动对FDI流出的约束机制在于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相互补充，甚至可以说是一国对外经济行为的连续过程（Vernon , 1966；Johansson&Vahlne , 1997）。针对不同时期的特定国家或地区，这种约束的效力和方向都会产生较大的改变。

约束机制3：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FDI流出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FDI流出的约束主要分为两类，一般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影响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的影响。一般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主要指为控制对外直接投资而人为设定的障碍，如严格的外汇政策和审核程序等；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则主要是指政府针对企业的海外投资而提供的各种优惠。

下面简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母国FDI流出的约束机制。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都是独特的，即与母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地缘特色、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战略目标相一致（World Invest-ment Report , 2006）。根据 OL-FDI 模型，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通过影响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能适度地引导母国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首先，特定的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可以提高或削弱跨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例如，如果母国政策限制资本输出的规模，并实施先进技术输出管制，一个拥有雄厚的资产和技术优势的企业也无法发挥所有权优势进行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其次，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还会改变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比如有政府支持的FDI保险计划降低了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即FDI保险计划最大程度上削弱了区位因素中的国有化风险、战争损失以及无法将利润汇回母国的风险，从而提高了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另外，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并非完全取决于东道国的条件，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及相关政策协定程度也是衡量区位优势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查尔斯•希尔（1999）在《今日全球商务》中就指出80年代日美的政治经济关系是日本放宽对美国FDI的限制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机制可以用图3简化表示。在宏观视角下，来自母国的约束影响着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即沿着从母国向东道国这样的路径推动着国际间资本的流动，因此本文也形象地将“母国约束”称作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因素。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约束因素的检验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选取

在宏观层面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母国的推动因素，二是来自东道国的拉动作用。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的相互博弈不仅仅是对邓宁折衷范式的一种理论上的延伸，并且丰富和改进了“投资发展路径学说”中单一解释变量的缺陷。沿着资本流动的方向，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从母国和东道国两个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影响FDI流出的经济变量，才能真正探究和验证中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本文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机制主要是通过作用于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和区位变量，从而促进或抑制本国FDI的流出。本文我们把这种“母国约束”称为来自母国的推动作用进行分析。同理，“东道国约束”，即东道国的拉动作用，也是通过作用于改进的OL-FDI模型来影响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值得注意的是，母国推动因素和东道国拉动因素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并且分属于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变量是基于“比较”而得来的。例如，中国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往往是与劳动力成本紧密相关的，如果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相较于潜在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偏高，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更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再如，人民币汇率不仅属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东道国的通货强势与否。因此，本文仅从母国的推动因素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旨在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分析FDI 流出的决定因素。本文从五个推动因素来考察中国资本流出的母国决定因素，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框架，分别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开放程度、货币因素以及政策因素，如表1。其中，先针对前四个推动因素进行实证的检验，其变量分别选择为人均GDP、教育费用、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额、以及人民币外汇汇率。由于政策变量的无法测量以及其特殊性，将以“走出去”战略为例定性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

（二）假设的提出及理论基础

假设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为变量）成正向关系。

理论基础：根据投资发展路径理论（Dunning,1981），一国对外投资净额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天然的联系。一般而言，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其对外投资净额为越大的正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其对外投资净额也会相对较低；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其对外投资净额则为负数。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以人均GDP来衡量的母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可能会对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产生积极的影响。再者，本文认为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动机。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规模庞大，因此对战略性能源和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剧，对这些领域进行有效地对外直接投资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最佳选择。因此本文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成一个正向的关系。本文使用人均GDP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

假设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成本（以教育费用为变量）成正相关。

理论基础：Dunning and Narul（a1996）认为由于每个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都具有独特性。母国的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也是衡量母国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例如，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国家的制造企业更愿意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子公司，实现资本的对外流出。就中国而言，近年来国内的劳动力不再相对廉价，许多依靠低成本战略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的上升，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自身素质和修养以及对生活标准的提高要求企业支付更多的薪水，提供更多的福利保障。因此，本文使用教育费用来衡量中国的环境和劳动力成本，并假设随着教育费用的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在增加。

假设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以出口额为变量）成正相关。

理论基础：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就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达成统一共识。针对特定国家特定时期，两者的关系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对外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互补关系。邓宁（2001）认为对外出口贸易会帮助企业获得知识从而产生所有权优势，有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同时，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建立出口平台和生产设施又推动了对外贸易（UNCTAD，2003）。在中国，人民币升值将增加传统优势行业产品出口的比重，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可能是替代的（Vernon, 1966; Bellak, 2001）。这是由于潜在的出口商为了绕开出口贸易壁垒而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就中国而言，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制成品，而海外投资在2008年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商务服务业，约占60.9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按行业分对外直接投资”计算得到），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对外贸易出口的延续，两者并不存在替代关系。在本文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母国约束”中，也认为一国对外贸易水平是衡量该国FDI流出的对外投资条件。因此，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成正向关系，用出口额作为对外贸易水平的变量。

假设4：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越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越大。

理论基础：Dunning（2001）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会把海外企业的所有权优势转移给国内企业，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是正向关系。以中国为例，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会带给中国企业以高效的管理模式、先进的技术水平以及更多的投资机会，形成持久的示范效应，从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中国企业主动进行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关于这种外溢效应，Duran&Ubed（a2001）也曾指出。但是，本文认为直接使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额作为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是不科学的，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的前提是母国足够大程度地利用外国资本。只有母国企业充分利用外国进入的资本，其管理和技术水平以及投资机会的把握能力才会得到显著的提升。因此本文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成一个正向的关系，且使用实际利用外资额作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变量。

假设5：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越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量也越大。

理论基础：一般来说，汇率对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难以估计。然而，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坚挺的人民币币值的支持下强劲增长，这似乎映射出两者具有一定的关系，尤其在传统的优势行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近年来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标志着中国已经逐渐成为货币相对强势国家。Alibe（r1970）认为，在购买力优势和资本成本优势的促使下，FDI会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货币相对弱势国家。若母国的货币处于强势地位，母国的资本成本也会较低，即母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就可以以较低的折现率来资本化其在东道国市场上的未来收益，这在理论上提高了母国企业未来现金流的净现值；同时，货币强势地位的国家的企业可以花费更少的钱购买东道国的生产要素，这也刺激了这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此，基于目前人民币汇率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理论，本文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人民币汇率成一个反向的关系。根据上述假设条件以及变量的设定，本文构建如下模型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检验：其中，t表示年份，μ 表示白噪声，其零均值，且等方差。本模型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处理。OFDI表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GDPPC表示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SCHO表示中国的教育费用支出；EXPO 表示中国的对外贸易出口额；IFDI 表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EXCH 表示人民币汇率。各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期影响见表2。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在验证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时，数据来源主要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等相关材料。因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样本选取年限为1985年至2008年。其中，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版，1985-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在解释变量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教育费用支出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版；实际利用外资额，出口额和人民币汇率的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9版。汇率采用外汇汇率表示法，即用100美元作为标准，折算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单位是美元，其他经济变量的单位是亿美元。由于教育费用支出的数据是不完整的，即1985-1991年和2008年教育费用支出的数据是缺失值，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缺失值进行有效地处理。本文的处理方法如下：根据中国教育费用原始数据作图4，发现1992-2007 年中国教育费用额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因此判定可以使用年平均增长率计算缺失年份的数据。中国教育费用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9.43%，然后运用该值计算1985-1991年和2008年的缺失数据。（四）数据处理及分析

1.数据相关及共线性

根据各变量1985-2008年的样本分析，显示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费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额都随着时间呈上升趋势，因此需要对这些解释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情况下，所有变量间的相关都是显著的。在考察相关系数矩阵后，我们发现几乎除EXCH 的自变量之间都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比如 GDPPC 与 SCHO，SCHO 与 EXPO，EXPO 与 GDPPC 等等。由于多重共线性可能造成参数估计量的无效，所以需要对模型的设定进行处理。本文将采用差分法来改进模型的设定，实现多重共线性的消除。

2.平稳性检验

一般来说，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时间序列数据通常是非平稳的，而且主要的经济变量如消费、收入、价格往往表现为一致的上升或下降。这样，从非平稳性的角度看，若仍通过经典的因果关系模型进行分析，则一般不会得到有意义的结果，因此必须首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主要采用的是扩展的狄克—福勒检验法（ADF检验）。本文的时间序列数据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且均值不为零，因此在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时，应选择包含常数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方程，即：Δyt=c+δt+γyt-1+εt（2）表4给出了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变量LogOFDI、LogGDPPC、LogSCHO、LogEXPO、Lo-gIFDI 和 LogEXCH 的 ADF 统计量分别是-2.27、-1.22、-0.81、-2.72、-2.09 和-0.68，均不能拒绝置信水平为90%的原假设；但所有变量的时间序列在经过一次差分后都变成平稳的，因此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满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条件。同时，利用差分还有效消除了各变量间的多重共线问题。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基础上，为考察各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需要对一阶差分的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是指各解释变量的前期变化可以有效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变量的变化，当两个变量在时间上有先导—滞后关系时，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从统计上考察这种关系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即主要是一个变量过去的行为在影响另一个变量的当前行为？还是双方的过去行为在相互影响着对方的当前行为？在表5中给出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共列出八个格兰杰因果检验。根据p值可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额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即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MF-DI）和出口额（MEXPO）的前期变化可以有效地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动。同时，我们也可以很快地判断，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MGDP），教育费用（MSCHO）以及人民币汇率（MEXCH）这三个解释变量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不明确。然而，依据格兰杰因果检验6,7和8,这三个变量的变动却可以很有效地解释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MFDI）。因此本研究在方程（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假定在时间序列中的连续三期表示为T-2，T-1和T。在T-1时期，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额的变动能够有效地解释T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变动；在T-2时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费用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可以有效解释T-1时期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变动，从而间接对T时期中国FDI流出的变动给予了解释。因此，方程（1）可以改进为如下形式：

4.协整检验及内生性检验

接下来，需要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有许多研究表明基于国内投资、海外投资和商业周期的宏观层面数据可能是协整的（King, Plosser, Stock&Watson, 1991;Love & Lage-Hidalgo, 2000），因此本文也将通过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的协整关系检验采用基于最大特征值检验的JJ检验。同时也进行内生性检验，用于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其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表6显示各变量之间至少有三个协整向量，这六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关系。由于存在协整关系，本文将使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进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分析。另外，为更准确地估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还需要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以考察因变量LogOFDI和各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研究采用VAR模型中的Wald－Granger检验，以检验内生变量是否可以被作为外生变量看待。VAR模型是自回归模型的联立形式，VAR模型的结构与两个参数有关：一个是所含变量个数N，一个是最大滞后阶数k。表7给出了内生性检验的结果。从结果可知，五个解释变量中只有LogEXPO在置信水平90%下拒绝了原假设，这表示中国出口受到中国FDI流出的影响，两者具有反向的因果关系，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化会影响中国出口的变化。即得出中国出口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2004 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增长迅速，这也伴随着中国对外出口的增加。1985-2003 年中国对外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7.07%，而2004-2008年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约为26.83%。可以说两者呈现出同向变动的趋势。

5.基于VEC模型的分析

由于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本研究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进行分析，以考察因变量和解释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首先，我们设定各变量的滞后阶数以及区分各变量是否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内生变量。因为变量观测值是年度数据，而鉴于本文的样本数据范围较小，因此，一般来说建立滞后2期足以消除随机误差项中存在的自相关。Sims提出的用似然比统计量来选择滞后项值，其判断标准是，如果似然比统计量的值小于临界值，则认为新增加的滞后变量对VEC模型毫无意义，本文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根据方程式（3）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费用以及人民币汇率无法直接有效地解释中国FDI流出的变动，因此本研究将这三个变量归为外生变量，在VEC模型中分别用LogGDPPC(-2)、LogSCHO(-2)和LogEXCH(-2)来表示。外资直接利用额和出口则作为内生变量考察，选取的滞后阶数为1。然后进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各变量的参数。表8给出了各参数的具体数值及t统计量。另外，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结果AIC值和SC值分别是-2.151591和-0.812585，相对较小，这说明本文构建的VEC模型是有效的。可决系数和调整后的可决系数分别是0.786860和0.680290，因此拟合程度可以接受。

（五）结果与讨论

表8的结果有效地检验了提出的五条假设。

假设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为变量）成正向关系。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FDI流出的最显著因素。其二阶滞后序列所对应的参数估计值显著，约为5.22，这说明t-2时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t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将有较大并且正向的变动。该结论与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相一致，有效地验证了描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假设条件。

假设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成本（以教育费用为变量）成正相关。

教育费用的二阶滞后序列所对应的参数估计值显著，约为-4.46，这说明在t-2时期中国更高比重的教育费用支出会导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减小。更多的教育费用对FDI流出产生的效应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从短期来看，更多的教育费用导致母国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的竞争力严重下降，没有更多的资本进行海外投资。从长期来看，教育费用支出的不断加大会提高母国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增强跨国企业的人才储备，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外，教育费用增加所带来的高成本还会促进低成本战略的企业不得不寻求海外投资。在VEC模型中，只有误差修正项的参数估计值表示的是一种长期关系，其他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则表示一种短期关系。因此从短期来看，估计结果较为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关于描述对外直接投资和教育费用的假设条件未通过检验。

假设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以出口额为变量）成正相关。

在VEC模型的估计中，出口的参数估计值虽然为正数，但并不明显显著。因此无法验证假设中两者的正向关系。然而，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内生性检验，两者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这里不再赘述。参数并不显著的原因则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引导。例如，受政治影响，中国企业更偏重于投资于非洲和拉美国家或经济体，但是针对这两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出口总量却十分有限。

假设4：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越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越大。

根据表8，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的参数估计值约为2.65，并且十分显著。这说明随着中国外资实际利用额的增长，中国企业将更多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将从外商直接投资中“吸收”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以及更广的营销平台，并转化为自身的竞争力，海外投资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因此通过了对该假设的检验。

假设5：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越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量也越大。

人民币汇率的二阶滞后序列所对应的参数估计值显著，约为2.27。这说明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升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将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升高就意味着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降低。该结论与美国金融学家阿利伯（Aliber, 1970）提出的“通货区域优势理论”相一致，即资本会从相对强势货币的国家流向相对弱势货币的国家。人民币汇率的升高意味着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资本成本降低，能以更少的钱购买东道国的生产要素，即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得到了提升。这一检验结论也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是一种提升企业效率的战略选择。因此本研究接受该假设。

（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

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不断制定鼓励和扶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措施，如简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放宽对外汇的管制，信息服务以及财政和资金上的支持，尤其是2000年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目前已是中国经济开放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走出去”战略正式被写入“十五计划”，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确保“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宗旨在于扶植有国际投资潜力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以合理分配国内现有资源，提升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商务部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要负责该战略的实施和协调工作。“走出去”战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工程承包和国际劳务合作。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是“走出去”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的部分制度规定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该战略的有效性（World InvestmentReport, 2006）。比如说，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过于复杂，对外汇使用的限制也过于严格（Yao & He, 2005）。而根据约束机制中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分类及描述，本文认为中国外资流入流出的审批程序和外汇政策可以看作是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人为障碍”，正是一般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而中国“走出去”战略有效地鼓励和扶植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则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的体现。因此，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需要分成两个步骤：先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再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性优惠。只有在良好的制度条件下，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四、结论

本研究以宏观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以及政策制度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影响中国FDI流出的母国决定因素。对于可以定量的决定因素，如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中国劳动力成本、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以及中国海外投资的货币因素，本研究采用变量的方法进行实证的检验。其中，以人均GDP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以教育费用来衡量中国劳动力成本，以出口额和外资实际利用额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以人民币汇率来衡量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货币因素。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1：以人均GDP来衡量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最显著因素，并且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会继续扩大。

结论2：以教育费用来衡量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会显著地影响中国海外投资的规模，并且在短期内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减少。

结论3：以出口额和外资实际利用额来衡量的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是相互影响的。另一方面，出口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而外资实际利用额是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的显著的正的因素。若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是互补关系，则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开放，海外投资也将不断增加。若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是替代关系，则中国经济开放程度与海外投资的关系就取决于这种“替代效应”与外资实际利用额的正影响之间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