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系统动力学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的总量稳步增长，即使在2007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世界跨国投资总量锐减的情况下，外资对中国制造业仍然保持着很高的热情。然而，中国在对待外资的态度上却并非高度一致，自改革开放之日起，在外资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以及是否应该对外资进一步开放这一问题上，比较集中的大规模讨论前后就不下四次，虽然每次大讨论各方的观点并未统一，但中国的政策实践基本仍遵循着积极开放的方向，一直到2005年以后，这种情形才有了较大的改变。在分析FDI对就业的影响时，大部分学者利用计量方法进行单方面实证分析，为了更好地研究处在经济社会系统中的FDI与就业如何相互影响，以及FDI对中国制造业就业产生何种影响，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

2.文献综述

FDI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就业数量的影响，也有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2.1对就业数量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FDI对东道国就业数量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可以创造直接就业机会，或者通过关联效应创造间接机会。Hollis和Alan（1984）利用“两缺口”理论解释了FDI对就业的影响。他认为，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裕，但由于缺乏充足的储蓄、先进的技术，造成了国内投资能力低的局面。从缺口外部开辟资金来源，即引进国外资金，可以同时填平两个缺口，进而刺激就业。

也有学者认为FDI可能导致裁员。刘继林等（2005）认为，FDI对中国经济有挤出效应，正是因为这种挤出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弹性明显下降。黄华民（2000）通过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有负效应，仅对第三产业有正效应，综合效应为负。

还有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FDI对中国就业数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钟辉（2005）动态地分析了短、中、长期FDI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程度。他认为，影响程度随着内资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和产品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并非当前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呈简单的正相关。短期FDI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期FDI对中国总就业的影响尚不清楚；长期FDI对就业的影响是正向的，但这取决于内资企业能否在竞争中提高自身的科研创造能力和竞争力，能否充分吸收FDI的外溢效应。

总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效应是积极还是消极，目前学者还未能达成一致见解。

2.2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证实，外资对中国就业质量有提升作用。邓宁在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时指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对就业最基本的影响似乎都不在于就业数量，而在于就业的产业构成、技能组合、质量及其生产力。”李雪辉（2002）对深圳、东莞和珠海三个外资集中城市分别进行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和工资水平的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也有学者认为FDI对就业质量的作用消极或不确定。Aitken（1996）在对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两个国家的外资企业工资溢出问题研究时认为，在墨西哥，外资的存在对国内企业工资不产生影响；而在委内瑞拉，外资企业的存在对国内企业的工资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Almeida（2003）在研究时发现，作为发达国家的葡萄牙，其国内企业在被并购后工资变化不显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尼西亚，国内企业被并购后工资变化非常显著。

综合来看，虽然在外资对东道国工资的影响方面，研究结果并未完全统一，但大部分学者仍然认为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会支付更高的工资，会产生工资溢价。如果我们用工资替代就业质量，那么FDI对提高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3.模型构建

系统动力学于1956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瑞斯特教授创立。它是一门基于系统论，吸取反馈理论与信息论的精髓，融合了控制论、非线性系统理论、大系统理论等学科内容，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的交叉学科（王运赣，1991；王其藩，1995）。系统动力学把事物看作一个系统整体，通过分析系统的结构来了解系统的行为，通过对行为的分析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它用回路描述系统结构框架，用因果关系描述系统要素之间的联系，用流图描述系统要素的性质及本质规律，用差分方程对系统进行数学描述（黄丽珍，2006）。

3.1系统流图

本文将制造业就业视为一个多因素构成的动态系统，并建立就业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以解释制造业FDI对就业的影响。

制造业FDI对就业的影响，包括对就业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为验证制造业FDI对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影响，本研究设立了制造业就业数量回路，并且认为制造业产出差是拉动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最主要的变量（见图1）。在本研究中，就业质量直接用制造业工资水平来替代，其理由是从宏观层面看，就业质量与劳动力素质正相关，而劳动力素质与工资水平呈对应关系，这也是经济学分析中常用的方法。

3.2指标处理与模型方程建立

3.2.1指标和数据处理

模型系统地域边界为中国，时间边界为2000-2020年，历史数据为2000-2008年，本文中，制造业相关的数据一般采用2001－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模型中的常数参数主要从两方面确定，一是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如相关产业配套能力；二是根据2001-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直接计算算术平均值，如：内资产品本国消耗比例、FDI制造业产品中用于本国消耗比例、制造业就业中FDI就业比例等；三是根据国家政策综合而得，如增值税率。

3.2.2模型方程的建立

基于前述模型的构建思路和数据处理方法，在分析系统结构、各子系统变量的有机联系，以及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确立了系统动力学方程，其部分主要方程如下：

（1）制造业FDI=INTEG（制造业FDI变化量，制造业FDI初值）

（2）制造业FDI变化量= FDI产出差×制造业FDI与产出差比例

（3）FDI产出差=FDI产出差1+FDI产出差2

（4）FDI产出差1=FDI产品本国消耗×FDI制造业产出增长比例

（5）FDI产出差2= FDI制造业产品出口×FDI制造业出口增长比例

（6）制造业就业人数= INTEG（制造业就业人数变化量，制造业就业人数初值）

（7）制造业就业人数变化量=制造业产出差×每一单位产出需要的就业人数

（8）制造业产出差=FDI产出差+内资制造业产出差

（9）制造业工资水平=制造业利润×工资利润比例/制造业就业人数

3.3模型的运行与评价

系统动力学模型擅长处理大系统中长期的模拟和预测，本文在反复调试与修正的基础上，根据现状条件下的各参数，得到2000－202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和人均工资的仿真值（见图2、3）。

图2仿真结果表明，2000-2008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速度较快，2008-201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速度放缓，这主要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制造业企业生产能力缩小，就业人数增长缓慢。之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制造业就业人数以较大速度增长。在没有其它外界因素的影响下，预计到2020年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将达到16200万人。

图3仿真结果表明，制造业人均工资仿真曲线在研究区间内呈平缓上升趋势。2000-2005年人均工资增长速度较缓，2006-2009年人均工资增长较快，之后增长速度略有下降，但仍高于2000-2005年的。如果在没有其它突发外部因素作用的情况下，预计2020年制造业人均工资将达到51389元。

3.4 模型的有效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的有效性，本研究采用系统行为与历史数据的拟合度检验方法，即将基本模拟运行后的结果与2000-2008年的实际数值进行比较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人均工资和就业人数的仿真值和历史值的平均误差分别为-1.01%和-2.07%，仿真值与历史值相差较小。从总体看，系统动力学模型较为真实的反应了制造业FDI 对就业人数与人均工资的影响，拟合度较高，认为该模型基本可以有效地模拟制造业FDI对就业影响的现状，并可以预测未来的变化趋势。

4.结论与政策建议

系统仿真模型模拟是通过改变模型的政策变量值来实现的。本研究把外资政策分为成本政策和市场政策两类，并将这两类政策进一步细分，其中成本政策包括税收和工资调整政策，市场政策包括市场准入政策和相关产业配套能力提升政策。将整个政策实验分为单政策（变量）测试和多政策（两变量、三变量和四变量）组合测试两种。经过多次冲击实验，我们得出同时提高制造业就业人数和人均工资的可行政策组合（见表2）。

资料来源：根据政策冲击结果整理所得

注释：以上的个数表示政策组合目标的倾向性，越多，表示改政策组合越注重此目标的实现。代表为实现某种政策目标所需的政策强度，越多，表明所需给政策的强度越大；－表示政策的变动为减少；+表示政策的变动为增加。

由表2可以看出，以增加就业人数为首要目标有10种政策组合的策略（见策略1-10），以提高人均工资为首要目标有8种政策组合的策略（见策略11-18）。如果决策者不太关注人均工资，而较为关注就业人数的增加，那么可以选择策略1-4。如果进一步重视就业人数，那么决策者可以选择策略5-10。

如果决策者高度重视人均工资，又比较重视就业人数，那么可以选择策略11-17。

如果决策者不太关注就业人数的增加，而高度重视提高人均工资，可以选择策略18。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对政策提出相应的具体建议：

第一，税收和优惠政策对外资的进入和运营具有较强的成本调节作用，结构性税收和优惠措施的调整，作为一项重要的可行政策，为调结构、促平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在产业税收调整过程中，我们将给予扶持类产业、中性产业和限制类产业不同的外资优惠政策：对扶持类产业的投资，在内外资同等优惠的基础上，再给予外资一定程度的特殊优惠；对中性产业的投资，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享有同等的税收政策；对限制类行业的外资，不仅不予税收优惠，还应考虑加征一定的附加税。

第二，目前我国较低的工资水平催生了国内优秀人才单方向流向工资水平较高的外资企业的现象，使国内企业陷入人才流失的困境，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我国应该健全工资标准管理制度；从企业的工资指导、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企业人工成本信息三方面强化工资的信息服务制度；在法律法规方面，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以各级劳动部门、工会及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法律监督网络，和法律援助制度等方面切实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第三，控制市场开放度，完善市场准入制度。这就需要中国必要控制好市场准入的放松程度，在最大限度发挥外资对中国产业积极影响的同时，减小其负面冲击作用，在WTO基本框架下对外资进入加以控制。鉴于我国目前处于体制转型时期，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划定关系国家产业安全的战略性产业和敏感性产业，并规定外资在这些行业的股权比例上限，不允许外资建立独资企业和控股企业。

第四，增强产业配套能力。要充分认识到产业配套能力的重要性，通过政府的统筹作用，把配套产业的发展纳入发展规划中。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何文，2008），注重产业链的培育与发展，以健全体制机制，畅通融资渠道、健全物流服务、培养产业人才、推进产业配套信息化为保障，改善产业配套环境。

参考文献:

[1]Aitken B, Harrison A, Lipsey R.Wages and Foreign Ownership: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xico, Venezuela and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6,40:345 - 71

[2]Almeida R.The Effects of Foreign Owned Firms on the Labor Market[J].IZA Discussion Paper,2003(3),785

[3]Hollis B.Chenery, Alan M. trout.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Review[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4

[4]何文．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提高承接东部加工贸易产业转移能力――以梧州为例[J]．商场现代化，2008（12）：290－291

[5]黄华民．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00（6）：29 －32

[6]黄丽珍，李旭，王其藩．超市配送中心订货策略优化研究[J]．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275－279

[7]刘继林，胡晓鹏．论跨国公司的就业效应[J]．世界经济研究，2005（12）：64－68

[8]钟辉．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动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12）：11－15

[9]王其藩．高级系统动力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篇2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收入效应；食品工业

【作者简介】徐会苹，河南农业大学讲师，博士，河南

郑州450002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132-05

引言

据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中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跃居世界之首。行业收入差距，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食品各行业收入（烟草制造业除外）处于全国各行业收入的较低层。2010年全国各行业平均工资为36539元，而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平均工资分别为23507元、19091元、21700元。仅略高于处于最低收入水平的养殖业、种植业等农业各行业，而在食品工业各企业中，有98%来自广大的农村。如何提高这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是当前中国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中国食品工业。不仅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带来食品工业就业数量的挤入、挤出效应，同时会对食品工业的就业质量产生重大影响。理论上讲，外资进入食品工业会通过影响食品工业的技术进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从而带动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变动。但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转型国家，在把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卷入到工业化进程中，因为非熟练劳动力有无限供给的特点，使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速度极其有限。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推力。是否能有效提高食品工业工人的收入水平，还有待验证。

一、国内外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影响的研究文献

Aitken，Harrison and Lipsey（1996）分别研究了墨西哥、委内瑞拉、美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各国工资的关系。结果显示，尽管3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远，但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于工资水平的效应是相同的，高外商投资额带来了高工资水平。所不同的是，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影响到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提高，对内资企业工资水平影响较小，内外资企业工资水平有较大差距；而在美国内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相差较小。体工资水平影响显著，其作用程度要大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但对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工资水平影响并不显著。祁湘涵（2009）从不同所有制角度。实证分析了外资直接投资对不同类型企业工资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工资水平提高的效应明显低于非国有内资企业。陈怡、周曙东、王洪亮（2009）用1998-2006年中国30个省市区域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从而缩小了中国制造业行业间工资差距；并用这种影响在东部地区比中西部更为显著。从而客观上扩大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周启良、湛柏明（2009）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三大经济地区就业数量、质量的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三大经济地区就业数量、质量影响都呈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东部地区效应比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三大地区就业数量、质量都呈负向影响。

众多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带来工资水平拉大的原因主要是教育的问题，如国外学者Feliciano（1993）、Robbins（1994）、Velde&Morrissev（2002），国内学者也基本认同该观点，并且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外资拉大中国工资收入差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低技能劳动者供给丰裕。学者Zhao（1998）从博弈的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工人就业和工资上涨的影响。外资企业可以有更多国家的选择机会，所以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可以影响到就业和工资水平。如果单个外资企业与全国性的工会进行谈判，因为存在勾结和威胁效应，外资企业会减少就业数量或降低工资水平；如果是众多外资企业与全国性的工会进行谈判，外资企业对就业和工资水平提高的负面影响更大。

由以上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差距方面：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拉大了蓝领与白领工人的工资收入，实证研究结论也各不相同。国内学者对此方面研究涉及到多方面。部分学者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效应；部分学者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效应；当然更多学者从实证角度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资水平的效应。本文研究主体是中国食品行业，下面主要就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食品行业工资水平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由于受数据所限，文中仅就外资流入中国食品工业后对中国食品工业整体工资水平影响进行分析。

二、模型设定及数据选用：

（一）模型设定：

利用科布一道格拉斯函数。

Q=AF（KdKfL）=AKαdKβfLγ

根据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对L求导，得出：

W=γAKαdKβfLγ-1

两边取对数，有：

LnW=Lnγ+LnA+αLnKd+βLnKf+（γ-1）LnL+μ

假设A=KαdKβf则：

LnW=Lny+（α+γ）LnKd+（β+θ）LnKf+（γ-1）LnL+μ

由于FDI的流量与存量分别对工资发生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因此，模型最后设计为：

LnWt=C+C1Ln（Kf）t+C2Ln（Kd）t+C3Ln（TKf）+C4Ln（TKd）t+C5LnLt+μt

Wt表示食品行业t年从业人员的平均货币工资水平

Lt表示食品行业t年从业人员年底数量

Kft表示食品行业t年FDI流量

Kdt表示食品行业t年总资本流量除去当年FDI流量

TKft表示食品行业t年FDI存量

TKdt表示食品行业t年总资本存量除去FDI存量部分

（二）数据选用：

全国各省市区域外商直接投资、食品工业各行业就业各相关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1-2011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数据来自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5年《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未出版）。

三、模型回归结果：

文中用2001-2010年中国31个省市区域的面板数据，对食品行业中的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对于本属于食品次级行业的烟草制造业，文中并未分析，主要是因为烟草制造业国家外资政策限制较多（外商直Feenstra and Hanson（2001）用1975-1988年墨西哥加工装配业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墨西哥熟练工人工资水平提高的效应，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与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部分外商直接投资集中的地区，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的一半以上影响力来自于外商直接投资。Lipsoy and Sjoholm（2002）发现外资并购企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并购的当年及其后的两年，工资水平都会出现大幅上涨，超出内资同类企业工资水平的50%左右。Markusen and Venables（2002）专门研究了跨国公司（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办演者）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指出，跨国公司通过作用于要素市场而影响劳动力工资水平。不管是熟练劳动力充足的国家还是非熟练劳动力充裕的国家。投资自由化的环境均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Driffield and Girma（2003）用联立方程模型的方法。用面板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英国电子行业工资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工人的高工资水平会刺激内资企业工资水平上涨，但这种效应主要发生在外商直接投资区域。Taylor and Driffield（2004）用1983-1992英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英国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平等的效应，尽管控制了通常使用的影响工资不平等的两个重要解释变量——技术和贸易，外商直接对英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依然非常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解释11%的工资不平等。Lipsey and Sj8holm（2004）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印度尼西亚制造业就业的溢出效应，首先理论分析了外商投资企业付给员工高额工资的原因，并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到内资企业提高员工工资水平，然后通过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印度尼西亚工资水平的效应。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蓝领和白领工人工资水平提高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白领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效应要两倍于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Girma and Gorg（2006）用差分方法分析了外资并购对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并购的外资来源、企业所从事的行业、技能工人数额是并购对工资水平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来自美国的外资并购对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资水平提高影响显著，而来自欧盟的外资并购对所有工人工资水平提高影响不显著。Chintrakam，Herzer，Nunnenkamp（2010）用美国1977-2001年48个州的面板数据，用协整方法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美国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美国收入差距影响较为显著，且是负向影响。但各州之间长期效应各不相同。Girmaand Taylor（2010）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加大了国家收入不平等，但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不同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有很大不同。

国内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质量的研究文献也较多。蔡昉（2004）详细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的贡献，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对中国就业数量、就业结构起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相比较为灵活的用人机制，改变了中国传统单位的用人体制，加快了中国劳动力的区域间、企业间的流动性，工人可以通过“跳槽”的方式来体现劳动报酬与劳动强度、劳动能力相一致。杨泽文、杨全发（2004）用2001年中国31个省份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水平的效应，结果表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均对工资水平提高都呈正向影响。陈利敏、谢怀筑（2004）实证分析后指出，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高素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但对简单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外资参与程度较高的行业，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较高，但内资企业的工资水平较低；外资对东部地区工资水平提高影响显著，但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明显。总的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拉大了熟练劳动者和非熟练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也扩大了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周华（2006，）理论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会提高中国熟练工人的收入，而对非熟练工人工资影响不明显，这样就拉大了收入差距。并用1985-2003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得到了与理论分析相一致的结论。任志成（2006）研究后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起到了推动作用。任志成（2007）进一步分析指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劳动力质量提高，并深入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作用机制。（1）外商直接投资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通过付熟练劳动力高工资形式，刺激劳动者劳动技能的提高，也会刺激和支持中国的教育发展；（2）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也会带来劳动者劳动技术的提高，提高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徐琳琳（2007）采用1985-2005年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资水平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总接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烟草制品业属于限制类产业），外商直接投资额非常少，甚至个别年份为0，分析烟草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形成回归分析不具有统计意义。在回归过程中采用了Eviews6软件，回归过程中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是采用固定效应或是随机效应，检验结果P值都接近于O，因此拒绝随机效应原假设，最终选用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以下表1是外商直接投资对食品各细分行业工资水平效应回归结果。

食品加工业：从下表1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国内资本存量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国内资本流量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而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影响并不显著，最可能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工资水平影响的滞后性。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呈正向影响，这和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增长0.17个百分点。因为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工资水平直接影响的效应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主要就表现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工资水平的间接影响方面。因此，食品加工业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增长0.17个百分点。同时，国内资本存量对食品加工业的工资水平的影响也较大，国内资本存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增长0.47个百分点。

食品制造业：从上表可以清晰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国内资本存量对食品制造业工资水平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食品制造业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原因同食品加工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水平影响的时滞性。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食品制造业工资水平呈正向影响，这也和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食品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0.16个百分点。同样。因为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工资水平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主要就表现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方面，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食品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0.16个百分点。同时，国内资本存量对食品制造业的工资水平的影响也较大，国内资本存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增长0.31个百分点。

饮料制造业：从上表可以清晰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国内资本存量、行业从业人员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原因同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工资水平影响的时滞性。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呈正向影响，这也和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0.34个百分点。同样，因为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工资水平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方面，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0.34个百分点。国内资本存量对饮料制造业的工资水平的影响也较大，国内资本存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0.27个百分点。

四、基本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对2000年以来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食品各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显示：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食品各行业，各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都显著提高。但不同细分行业，影响大小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影响效果最为显著。饮料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0.34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影响效应也较大。食品加工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增长0.17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对食品制造业工资水平提高影响效应最小。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食品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0.16个百分点。

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

一是随着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加，食品工业各行业的工资水平都在显著提高。这一方面是食品工业外资进入并随之带来的技术水平提高。因而有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进而带来了工资水平提高；另一方面是外资进入带来的食品行业竞争加剧，各企业为生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最终提高了工资水平。因此，从提高食品工业收入水平的角度，外资进入带来了积极的效应。

篇3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 外商独资企业 投资效应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出口商品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引进外资使我国出口商品制造业的技术和产品种类、数量上有极大的提升。1997-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额显著增长，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从成本角度讲人民币持续升值，中国就会变成相对较昂贵的投资地。大量外资企业将从中国撤出寻找更为便宜的生产基地，尚未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也会因为投资成本的上涨而放弃对中国出口产品生产制造领域的投资，或者进入中国的国内市场领域。外资企业的撤出、以及降低对中国投资对中国出口商品制造业的影响力是长期的，投资不足将会使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无论是出口商品的种类还是出口商品数量，甚至在出口贸易方式上上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二、文献综述

Wilhborg(1978)认为汇率的波动程度等价于投资者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东道国汇率频繁或剧烈的波动对于风险厌恶偏好的外国投资者，往往具有负面效应。Cushman(1985)认为汇率波动对FDI的影响取决于跨国公司产品的销售地。于津平 许小雨（2011）的研究认为：长三角地区在投资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该区域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特征并没有根本改变。宣烨 李思慧（2010）的研究表明：FDI地区间差距与我国制造业竞争力存在负相关关系。目前学者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多倾向于对本国产业的挤出挤入效应，本文立足于发展中的中国出口制造业分析汇率变动导致的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情况，本文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导致外国直接投资在出口商品制造业中的比例下降，如果外国来华投资有流回趋势，这对于我国的国际收支将产生不利影响。

三、实证分析

本文对1997-2009年外商在华投资额的变动情况进行回归分析。因为名义汇率的变动是外商投资的风向标，所以此处本文选择人民币与美元的名义汇率（间接标价法）作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中外合资企业投资额、中外合作企业投资额、外商独资企业投资额的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单位亿美元）。

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结果显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动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呈负相关关系，当D.W.统计量低于1.5时，序列可能存在正自相关，所以本文对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外合资企业投资额、中外合作企业投资额的过去观测值的误差包含到现在观测值的回归模型中即引入AR（1），这不会改变对系数、标准误差和T统计量的解释，只会使系数的估计以及系数的估计标准差更为可靠。单整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的结果显示，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时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的投资额可能会增加，外商独资企业的投资额会减少，外商独资企业的投资额下降将使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迅速下降。

四、结论

2008-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外商独资企业的实际投资额从2008年的723.15 亿美元降为2009年的686.82 亿美元，降低了36.33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从2008年的923.95亿美元降为900.33亿美元。从2002年开始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60%以上都是外商独资企业，2008年这一比例甚至达到78%，所以人民币兑美元的变动方向对外商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国外直接投资（FDI）企业的出口额已占我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50%以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导致中国出口商品制造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下降，尤其外商独资企业的生产制造类产品的出口数额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不是大幅度利润流回型的外商投资下降，我国的经常账户和贸易收支应该不会受到很大影响。我国也可以趁此机会，加大对本国大型出口商品制造企业的政策扶持，使其加快技术更新换代、产品创新升级，产品质量上一个梯次，海外竞争能力更强。经济的发展不能太刻意的破坏经济规律，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在应对策略上下功夫，政府的调控办法会遭致多方面的抵制，所以针对汇率变动导致的出口商品数量和种类的减少，政府应该加强容忍度，加快本国经济结构合理化，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Cushman,D.O.(1985)Real Exchange Rate Risk,Expectations and the level of Direct Investment.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67(2):297-308.

[2]Wilhborg,Clas(1978).Currency Risk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No.44,Princeton University.

篇4

一、广州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状况分析

(一)投资方式

2004年，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在广州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外资额中的比重分别为21.5％、7.1％和70.6％，外商独资企业占绝对优势，广州FDI呈现独资化倾向。截至2004年末，广州共有外商投资企业7933户，注册资本286.3亿美元，其中中外合资企业1627户，中外合作企业1841户，外商独资企业4456户，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9户。

（二）投资规模

1979―2003年，广州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外资额累计481亿美元，其中2000―2003年累计达100亿美元，占21％；2000年为15.3亿美元，2003年猛增到35.1亿美元，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速为33％，这说明从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以后，广州FDI流入速度明显加快。

2005年1―9月广州累计外商直接投资新批项目（合同）、合同利用外资额、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为814个、24.99亿美元和20.03亿美元，分别增长5.6%、13.2%和8.6%。与全国5个主要城市（上海、北京、深圳、苏州、天津）相比，合同利用外资额、实际利用外资额绝对数均居第六位；增速分居第四位和第五位。

（三）行业分布

多年来广州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是制造业，其次是房地产业。2004年，广州市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外资额的比重分别为68.1％和10.4％。2005年1―9月累计，制造业合同利用外资额、实际利用外资额均居全市首位，分别为16.96亿美元和13亿美元，分别增长9.3%和13.5%。

大量FDI流入广州制造业，铸就了广州制造业的辉煌，同时也增强了广州制造业发展对外资的依赖。2005年，广州工业全年自始至终都感到增长压力很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批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大户的产值下滑较大或增长缓慢。

二、促进广州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为实现广州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就要充分发挥存量FDI和新流入FDI的作用，进一步提高FDI的质量和效益，加快提升制造业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和本土企业平衡发展。

（一）改善FDI的质量、结构和效益，大力发展广州新型制造业

广州制造业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中法合资广州标致汽车公司成立于1985年，产品一度很受欢迎，1993年下半年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汽车市场供过于求，广州标致车型落后、质量不高、油耗大、配件贵、服务差等问题一起暴露出来，产品开始积压，最终于1997年倒闭。广州标致的失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引进外资的主导思想着重于扩大外资的引进，有单纯追求数量的倾向。

广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首当其冲是大力发展新型制造业。新型制造业需要具备三个特点：一是经济创造能力强；二是科技竞争能力强；三是环境资源保护能力强。对应这三个特点，可以分别设立一系列经济指标对制造业企业或项目进行评估。以前，广州在引入FDI时，主要着眼于FDI的经济创造能力，而对其科技竞争能力和环境资源保护能力的考虑则偏少。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环境资源保护需求日益迫切的现实条件下，广州必须树立数量、质量、结构和效益并重的引进外资主导思想。在实际操作中，通过设定科学的评估标方法和标准对制造业FDI流入进行过滤和筛选，逐步培育和发展广州新型制造业。

（二）促进制造业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加强自主研发，提高技术学习能力

利用外资生产出口的产品日益增多，但是掌握的专利技术和核心技术很少，这是我国在大量FDI流入后不得不面临的现实，广州制造业也不例外。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努力促进广州制造业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加强自主研发，提高技术学习能力，对促进广州本土制造业技术进步具有战略意义。

一是促进发展与跨国公司具有生产联系的本土零部件生产企业或分包商，培育高科技产业集群。本土零部件生产企业、分包商通过与跨国公司配套或合作，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技术溢出收益，从而带动广州制造业整体技术进步。近年来，广州市为壮大汽车产业，在引进广州本田、东风日产和广州丰田等整车生产企业的同时，注重引进境内外汽车零部件企业与整车生产企业配套，已经初步形成了零部件产业集群，集群效应正逐步显现和放大。对比汽车产业，广州在电子信息、石化、机械等产业链条长、关联度高的产业则缺少跨国公司支撑，也较少形成产业集群，特别是高科技产业集群，需要通过产业布局调整、产业园区规划和招商引资等举措寻求改善。

二是加强广州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企业，特别是供应商的技术溢出程度取决于东道国的技术能力。随着当地技术能力的改善，技术溢出也会增加。加强广州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既是提高本土企业学习、吸收跨国公司先进技术能力的需要，也是研究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的需要。2005年，广州共有4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全国共有330个），25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全省共有104个），这相对于广州的制造业规模和中心城市地位而言，数量偏少。因此，广州有必要从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中拿出更多的资金，扶持本土制造业企业建设企业技术中心。

（三）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在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方面先行一步

当前，广州的电力供应紧张和土地资源短缺尤为突出，成为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要从根本上解决广州电力供应紧张问题，首先要“开源”，其次要“节流”。更重要的是持续推进广州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粗放式向内涵、集约式转变。为解决土地资源短缺问题，就需要市政府加强土地利用管理，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盘活存量土地，使城市存量土地纳入市场经济轨道，培育和完善城市土地市场。

篇5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产业结构 优化

一、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现状

河北省引进外资中,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一直较小,其金额与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值的比例均未超过4%。如2007年第一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4138万美元,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2%,其利用外资规模与河北省是农业大省的情况很不相称。

从河北省利用外资的产业分布看,在第二产业即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建筑业所占比重过大,平均占到总额的80%以上。

但在第二产业中,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并不均衡,外资主要投向制造业,如钢铁、食品、化工、医药、纺织等行业,而采掘业和电力、燃气及水部门所占份额很小,如:2007年投入到制造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为188582万美元,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金额的78%,占第二产业的93.6%。在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比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大得多,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改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比重逐步上升,最近几年成为河北省整个制造业的外商投资热点。

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相比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值的比例有所提高,平均保持在13%左右。在第三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投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5个行业领域,教育业、金融业、卫生和社会福利业等其他8个行业所占比例较低。随着入世承诺的不断实现,我省服务业的门槛不断下降,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不断拓宽,除房地产行业外,其他行业领域投资金额变化剧烈,交通运输业所占比例不断下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所占比例出现大幅上扬,2007年达到2435万美元,但主要分布格局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以及随之而带动的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规范可以分别从合理化、高效化、高度化三个方面来提升产业结构,使其达到优化的目的。

1.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导和规范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常只能由政府的规范和引导来完成。因为目前,基础产业存在投资额大、建设周期较长、投资回报低、投资回收期较长等特点,己成为制约我省产业结构优化的“瓶颈产业”,很多境外投资者不看好我省的基础产业。

因此,只有通过政府的合理引导,让适当的外资进入适当的地区,才能够有效地加强该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与联系,使其结构合理化,进而有力的推动我省产业结构的优化。

2.外商直接投资下的市场竞争促进产业结构高效化

外资的进入会集中在我省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地区,这些产业就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时,成熟的外资企业进入后,会通过市场作用加剧国内企业的竞争,将低效率的企业从本行业中淘汰出去,从而优化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高效化。

3.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一定量的资金直接流入缓减了省内生产建设资金的不足,利用这些资金可以优先购买世界先进的生产设备和进口高等级的生产原料。而且,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带来了国外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对新技术的积极消化、吸收、创新和扩散,来提升技术水平,优化技术结构,从而使产业结构系统在技术进步作用下,从较低级形式向较高级形式演变,即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或者说是高级化。

三、河北省引进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

为了提高河北省利用外资的实效,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三次产业的拉动作用,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加快河北省经济发展步伐,应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效应。

1.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投资环境是吸引外资的基础条件之一。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等南方城市相比较,河北省无论是投资硬环境还是投资软环境都相对较差。且每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也相对较低。因此,河北省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

2.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引导

目前河北省对外资的利用仍然比较注重对外资数量的扩张,而对外资质量的关注较少。对外资的利用应根据经济发展的变化和趋势以及区域的资源、劳动力素质、技术水平等因素进行调整和引导,使外资可以投向符合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方向的产业或部门,更好的发挥外资在一个地区的所产生的影响效应。政府部门也应该根据发展需求,有重点的、科学的制定经济政策,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引导外资投向,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

3.改善河北省各地区外商投资的不均衡性

投向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11所属市中石家庄、唐山、廊坊、秦皇岛等地区,其他地区吸引外资的金额比重较小。因此为均衡发展河北省各个地区经济,应在鼓励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发展特色工业,扩大外资投资领域,加快各地区基础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充分借助三大港口优势,加快港口腹地经济发展步伐,并整合各地区资源,加强各地区之间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加大与环渤海地区各省市的经济合作,整合资源优势,促进河北省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 石海.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产业机构调整.硕士学位论 文,四川大学经济学院.2003年

[2]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河北省经济年鉴[M].北京:中 国统计出版社,1995-2008

[3] 河北省统计局.2003-2007河北省经济年鉴[D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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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汇率变动；FDI 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

1.引言

已有证据表明，人民币升值会减少资源导向型的FDI流入，刺激市场导向型的FDI流入，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解释，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会改变行业内企业的资产、负债、收入、成本等账面价值，通过汇兑损益的变化影响其经营业绩，人民币升值对进口比重高、外债规模或拥有高流动性、巨额人民币资产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是长期利好；相反，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行业、外币资产高或产品国际定价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冲击较大。那么，人民币真实汇率变动对外商在华投资产业结构的影响如何？为此，根据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外商在华投资的产业演变路径作实证检验。

2.人民币升值预期对外商在华投资产业的影响实证检验

Froot和Stein（1991）基于1974～1987年从工业化国家流向美国的年度FDI数据研究了实际汇率对FDI的影响，把整个FDI数据流入分成13个行业进行实证研究；邢予青①（2003）运用1981-200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汇率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把整个FDI数据流入分成9个制造行业进行实证研究。那么这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年鉴中关于分行业利用外资情况对FDI行业划分的标准进行回归分析，由于篇幅限制省去了中间检验过程，仅列出结果，如下表。

从下表来看，调整后的R2、F统计值说明方程拟合优度较高；在给定5%显著水平，查表可得：dL=0.986，dU=1.785，从表中DW值来看，各方程均不存在自相关性；从t统计值业看，常数项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各行业的FDI均是不显著的；滞后1期后FDI对t期FDI产生显著影响的，只有制造业、水电气业、建筑业、房地产4个行业。中国GDP对t产生显著影响的，有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房地产、公共设施8个行业。最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行业FDI产生影响，包括采矿业、制造业、水电气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房地产、公共设施、教育10个行业。其中人民币汇率升值，即直接标价值法下et下降，会刺激水电气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房地产、公共设施、教育8个行业的FDI流入，而抑制采矿业、制造业2个行业的FDI流入。

3.实证结论及其评述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影响FDI流入17个行业中，实证结果反映，8个行业；水电气、建筑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房地产、公共设施、教育具有一个共同特性，就是市场定位在中国。外资投资这些行业主要看中的是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因此可能某种程度上把流入这些行业的FDI视为市场导向型。同时，抑制的2个行业―采矿业、制造业，可以视为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导向型或成本导向型行业。这些实证结论与理论推导不谋而合。

那么进一步分析，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外商会减少在华成本导向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包括钢铁、水泥、电解铝、纺织等制造业。因为随着人民币升值，这些产业的原材料成本上升，外商会减少相应的FDI。据国家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00.77亿美元，同比下降5.6%，所占比重下降6.8个百分点。2006年，钢铁、水泥行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为1.41亿美元和1.09亿美元，呈现大幅下降的态势，降幅分别为66.67%和55。65%。另外，到2008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品出口附加值低，降价空间小，使得人民币升值容易冲击电子信息产品出口。目前，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出口依存度高达62.5%。据不完全估计，人民币每升值1%，对应电子信息产品的出口销售利润下降4.1%。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提升值必然会导致信息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减少。人民币升值对纺织制造业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据研究，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行业销售利润下降2%～6%。如果人民币升值5%-10%，该行业利润下降10%～60%，特别是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服装制造业行业受损较大。①2009年，1-12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3435家，合同外资金额1935.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900.3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4.8%，8.4%和2.6%。2009年，制造业仍是吸收外资的主要部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降幅继续收窄。1～12月，外商投资制造业新设立企业9767家，同比下降15.5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67.71亿美元，同比下降6.26%，分别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1.68%和51.95%。自10月份以来，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降幅继续收窄。制造业吸收外资主要集中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其次，2009年服务业所占比重略有上升，全年全国服务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1461家，同比下降14.8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78.66亿美元，同比下降0.67%，占同期全国总量的比重由2008年41.3%上升至42.06%。全年服务业吸收外资主要集中于分销服务业、运输服务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旅游和与旅游相关的服务业等行业。全年房地产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69家，同比增长25.8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67.96亿美元，同比下降9.65%，高于全国平均降幅7个百分点。而农业领域增幅较大，1～12月，外商投资农、林、牧、渔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96家，同比下降2.29%，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29亿美元，同比增长19.96%，分别占同期全国总量的3.82%和1.59%。其中，农业领域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51亿美元，同比增长35.5%。在2010年1～7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83.54亿美元，同比增长20.65%。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4459家，同比增长17.9%。从实际运行数据来看，人民币升值会抑制资源导向型（成本导向型）FDI流入。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外商会增加市场导向型的房地产、金融业、交通、电力等行业的投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7年房地产行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70.9亿美元，占全年利用外资总额的22.85%，比上年增加了107.3%②，2008年达到了185.9亿美元，而在2009年房地产实际利用外资有所下降，达到了167.96亿美元③，主要因素在于国家政策性打压。对银行、金融、保险而言，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外商实施股份投资的欲望在增强，特别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在金融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会越来越多。此外，由于交通、电力等产业的市场规模巨大，外商也会增加相应的直接投资，可见，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导致市场导向型FDI流入。

4.结论

在产业结构层面，人民币升值会抑制资源导向型FDI流入，刺激市场导向型FDI流入。

参考文献：

[1] 马翔：《汇率变动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

[2] 邢予青：《汇率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J].世界经济论坛，2003、6.

[3] 数据来源：李长安：《求解人民币升值与扩大就业之间的悖论》，《上海证券报》，2007年6月29日.

篇7

2000-2008年数据显示(见表1)，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金额g处于全国领先地位，2000年为2165亿美元，分别是北京5.4倍、天津6.6倍、上海2.2倍、辽宁3.3倍、江苏2.9倍、浙67.4倍、福建4.6倍、山东5.6倍，而到2008年广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增加至3726亿美元，分别是北京3.8倍、天津4.0倍、上海1.3倍、辽宁3.0倍、江苏0.9倍、浙江2.4倍、福建3.3倍、山东3.7倍，从近十年的发展来看，广东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增长幅度不大，而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等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在大幅增长。尤其突出的是，江苏引进、利用外资已成为其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从直接利用外资能力看，2000年广东直接利用外资能力为68.8％，在经济发达的几个省份中位列第一，2000年到2008年，其直接利用外资能力逐渐下降，但在全国仍位列前茅；从1985年至2009年广东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占全国比重数据来看(如图1所示)，广东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逐年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广东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比重达到最高峰，以后逐渐下降，近年保持在20％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直接利用外资的能力提升较快，近年上升到全国第一，江苏也稳步提高。数据分析显示，近年来外商投资的方向发生了改变，从投向珠江三角洲地区逐渐向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地区转移，而且外商投资主体、外资进入的产业、外资的产业链布局等方面，江苏与上海都走在前面。

从外商的投资主体看，江苏、上海的外资总体质量比较好。广东省引进的外资项目仍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目前来源于香港的资金约占广东省全部外资六成；而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的实际投资约占总量的7.5％，来自欧盟、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约占总量的4.85％，比重明显低于江苏。港资企业中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占很大比例，使得广东省外商投资项目规模普遍偏小。而江苏、上海外商投资的主体逐步由港澳台中小资本转变为跨国公司。全国项目平均合同外资815万美元，江苏、辽宁、山东省分别为1197万美元、1460万美元、821万美元，项目平均规模均远超广东省。江苏省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十一五”以来1亿美元以上大型外商投资项目达365个，迄今已有430多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江苏投资设立了993个项目。欧美日国家跨国公司投资项目一般规模较大，项目带动和辐射能力很强，质量较高。

从外资进入的产业分布看，江苏、上海更趋高端，结构更加优化。广东省服务业吸收外资比重从2006年的24.4％提高到2009年的38.8％：制造业吸收外资中，2009年装备制造业比重超过50％，重化工业比重接近20％。相比之下，江苏、上海吸收外资投向正从一般加工业逐步向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渗透。江苏围绕打造沪宁线IT制造业、沿江装备制造业和沿海加工制造业三大产业集群，重点吸收新能源、新材料、医药及生物技术、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传感网这六大新兴产业的外资项目。上海第二产业吸收外资以汽车、IT、化工等高端制造业为主，同时服务业利用外资十分活跃，占吸收外资八成，已经成为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

从外资的产业链布局看，江苏、上海的投资系统化、总部化程度更高。广东省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数量相对较少，在2007年商务部认定的365家带有总部性质的外商投资性公司，上海占43％，北京占38％，广州和深圳合计仅占7％。全国外资研发机构，40％以上集中在长三角地区，30％以上分布在环渤海地区，仅有18％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同时，世界500强企业在华研发机构有进一步向长三角地区集中的趋势。目前分布在长三角的世界500强企业研发机构，是2000年的2倍多，而珠三角地区增加的研发机构数量不足1倍。目前已有206家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总部、研发中心，上海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位居第二，仅次于北京。

篇8

根据宏观经济模型的测算结果，1983～1999年期间，中国经济总量（GDP）对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综合弹性比为0.121。由于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2％，照此推算，同时期中国经济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间接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综合贡献率为27.8％。中国政府提出的“十五”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目标是7％，如果在今后几年，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继续保持与过去20年相近的贡献率，则其年均增长速度至少应当达到16％左右的水平。

表1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概况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统计计算。

自从1995年以来，中国实际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结束了20％以上的快速增长阶段，进入平稳增长时期，一些年度甚至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九五”时期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仅达到1.6％的水平（参见表1）。2001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了14.9％的恢复性增长，预计“十五”时期正增长趋势仍然有可能持续，达到年均5～10％的稳定增长水平。

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从有利因素来看：一是世界范围的资本活动由于受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将会进一步趋于活跃，国际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也为这些资本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手段；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结构调整对投资、尤其是外国投资的需求将会继续扩大；三是中国加入WTO，市场经济秩序和投资环境将得到根本改善，为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及其企业长期战略决策创造了良好预期，而且随着服务贸易领域的逐步开放，外商投资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四是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和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结构调整导致的失业、下岗，将使中国继续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也将长期存在，从而吸引跨国公司的生产和加工基地继续加快向中国转移的进程；五是随着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产生，长期积累形成的“三资”企业生产设备和技术也将面临不断更新、改造、扩充的需要，现有企业的增资将继续构成外商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未来时期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不利因素：一是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不能排除出现局部区域、甚至世界范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至少目前以美国经济为首的西方经济尚未表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这将严重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二是许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大大加快，区域内投资的增长将远远超过面向区域外的投资，而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形成多边经济共同体的区域，因而面向这一地区的投资和本区域内部投资自由化的进程有所放慢；三是世界各国吸引外国投资的竞争将明显加剧，不仅发达国家会利用资本市场和金融手段完善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等优势，加快吸收购并方式直接投资的速度，而且发展中国家也会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通过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市场开放换取外国的技术和资本。这将为中国吸收外资带来巨大竞争压力；四是随着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外资优惠政策的逐步清理、取消，外商投资的收益预期将明显回落；五是目前年度中国经济总量和新增外商投资总量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规模，相应的增长速度将会表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总之，吸收外资快速增长的历史时期已经基本结束，今后将进入稳定增长的阶段。

尽管从存量的角度来看，由于“三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大大提高，“三资”经济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但是从新增流量的角度来看，“十五”时期利用外资的增长将难以达到过去20年间的平均增长水平。由此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十五”时期新增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前20年相比将有所下降；二是为了保持利用外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必须通过优化产业分布结构来提高经济整体的产出效率，弥补总量增长趋缓的不利影响。这实际上意味着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必须由注重总量增长效应向注重结构升级效应转变。根据吸收外资的产业结构提升效应的实证分析结果，外商投资带动了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和资本装备程度的提高，但是这主要依赖于外商投资本身的资本装备优势来实现，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反而是下降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如何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

从经济增长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消费和投资需求将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长势头，各种产业部门在社会总需求增长中所受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在投入产出分析中主要通过计算感应度系数，反映不同产业部门的影响程度，系数值越高，说明该部门为了满足总需求增长而应该增加产出数量，并将这样的部门称之为后关联产业。促进后关联产业发展一般是供给政策的重点，目的在于为经济发展提供配套和基础条件。根据中国1997年投入产出表的计算结果，商业部门的感应度系数最高，其次是种植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钢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业、其他普通机械制造业、有机化学产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煤炭采选业、其他化学产品制造业、石油开采、棉纺织、造纸、塑料、汽车工业、电气、电子元件制造业、金融业等。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对这些领域需求的增长速度将快于其他产业部门，相应的外商投资需求增长也将快于其他部门。感应强度比较高的产业主要是基础原材料和配套产业，通过利用外资加快这些行业的发展，有利于为加工工业发展提供足够的配套产品，延长产业链条。

二、进入中国的服务业投资增长将快于工业部门

按照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诺，中国将会在“十五”时期加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其中如金融保险、批发零售商业、对外贸易、电信、运输和技术服务等领域，中国现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远远低于国外同行业企业，将会有大量企业通过与外国跨国公司建立战略同盟提高自身竞争力，不同行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以及消费者对相关服务的质量、多样性和广泛性也会产生新的要求，与这些要求相适应，对外商服务业投资的需求必然会大量增加。其次，服务业与制造业有所不同，投资是直接进入对方国内市场的主要方式，因此，中国服务市场的巨大规模对于外国服务业企业具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再次，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服务业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服务业规模有利于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减轻中国长期存在的巨大就业压力，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未来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这种政策导向及其相应的鼓励性措施也将产生对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从国际背景来看，目前服务业投资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之一，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趋势有所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部分也会明显增加。

根据以上分析，“十五”时期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将有望实现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由于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电信服务、商业、运输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陆续取消，这些行业的外资增长速度将明显快于包括工业部门在内的其他行业。

初步估计，同时期外商服务业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0～15％的平均水平，新增第三产业外商投资占全部外商投资的比重提高到40％左右。这将大大改善中国的市场和投资环境，有利于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目前已经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对产业结构变化的预期是什么呢？一项针对136家欧盟在华投资企业进行的调查(2001年6～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136家欧盟国家在华投资企业，通过访问、座谈和问卷方式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已在2001年9月8日于中国厦门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参见《欧盟中小企业对华投资发展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后欧盟企业的对华投资产业结构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第一，接受调查的企业认为，欧盟企业最有可能选择的行业首先是制造业，这一结果与迄今为止的投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比重最高的特点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考虑到目前已经投资的企业中制造业占80.7％、而回答今后将选择制造业的企业比重仅有66.2％这一因素，可以认为未来时期欧盟企业对华投资中制造业投资的比重将会明显下降。第二，现有企业中，邮电通讯、交通运输业的比重仅有3%，但是认为今后欧盟企业将会选择该行业进行投资的企业高达57.4％，排在第二位，可见与电信服务和交通运输有关的服务业投资将出现快速增长，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也会明显提高。第三，金融保险业目前的外商投资在地域、经营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限制，迄今为止对该行业投资的欧盟企业微乎其微，但是在接受调查企业中47.1％的企业认为，今后欧盟企业的金融保险业投资将成为优先选择的领域之一，仅次于制造业、邮电通讯运输业居第三位。第四，除了上述行业之外，电力、煤气生产供应、商业批发零售等行业的投资也可能出现较快增长，比重有所上升。

由于此项调查涉及企业数量比较多，涉及国家范围广泛，接受调查企业的产业分布、投资方式、地区构成等均与外资总体结构相接近，因此可以认为样本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调查结果反映了发达国家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未来趋向的一般性特点。

表2欧盟企业今后增加对华投资可能选择的行业

注：问卷问题：您认为今后欧盟企业对华投资将会选择那些行业？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课题组《欧盟中小企业发展研究报告》2001年9月。

利用投入产出表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第三产业中，商业饮食、邮电运输、金融业、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的后关联性最强，也就是说，对这些产业的需求增长受总需求增长的拉动效果较为明显。因此，“十五”时期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对这些服务业的需求增长会超过其他服务业的平均水平。通过吸收外资，提高这些行业的总体规模和服务水平，有利于适应经济增长和和市场消费增长的要求、并产生良性循环效果，带动社会需求进一步增长。因此，应当成为重点发展的领域。

三、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将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领域，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有望加快

根据行业偏向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与劳动密集型程度、资产产出效率、行业平均税负水平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假定在未来投资决策中，对行业投资的预期，以目前各制造业行业的全部企业平均水平为主要依据，那么根据外商投资不同的利益目标，选择投资领域的趋向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主要注重利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外商，对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制品业、服装加工业、纺织业、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非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投资趋向较强，向这些领域投资的可能性比较大。以提高资产产出效率为投资指向的外商，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制品业、服装加工业、食品加工业、电气机械、办公机械、纺织业、金属制品业等行业的投资趋向很强，向这些领域投资的可能性较大。另一方面，以回避税负为主要目标的外商，对税负水平比较低的行业具有比较高的投资趋向，这些行业包括皮革毛皮制品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等。但是，如前所述，外商投资预期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如果对上述因素综合评价，可以得到表3中所列结果。

表3按照外商投资趋向分类的工业行业

注：分类是对资产产出效率、劳动密集型和平均税负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得到的，其中在计算3个因素平均评价指标时，按照各自与外资行业偏向指数的等级相关系数确定了不同权数。

第一，服装、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皮革毛皮制品业、其他制造业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是外资投资预期和偏向程度较高的领域。

第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办公机械、电气机械等虽然资本装备程度比较高，但是由于资本产出规模明显、税负水平较低等原因，有可能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领域。实际上，这些行业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资领域。

第三，今后外商投资相对较少的行业主要由三类构成：一是电力供应、蒸汽与热水、煤气生产与供应、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将长期由国有经济占主导的自然垄断行业；二是非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采选业等资本产出效率较低、税负水平比较高的行业；三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饮料制造业等市场相对饱和、资本产出效率不够明显或者税负水平比较高的行业。

应当注意到，近几年来，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含量有所提高。这对于中国吸收外资的技术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如果能够在政策上给予鼓励和扶持，这种趋势有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扩大。

四、发达国家制造业今后产业转移的可能趋势——来自日本大型企业的调查结果

日本是中国吸收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之一，日本的经济结构调整将对面向中国的产业转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根据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对792家在国外设有法人公司的日本制造业企业所进行的问卷调查(资料来源：日本国际合作银行“2001年海外直接投资问卷调查（第13次）”，2001年11月13日)，71.6％的企业提出今后3年将继续加强和扩大海外业务(海外业务除了包括在当地投资企业的生产、销售、研究开发等活动之外，还包括委托生产、收购等)，而提出“维持现”或者“缩小、撤退”的企业仅分别占28.0％和0.4％。计划扩大海外业务的企业比重比2000年度调查结果提高了17.1个百分点之多，可见日本企业的对外产业转移今后将以较快的增长速度继续扩大。其中82％的企业认为中国是最有前途的产业转移对象国（可重复选择），比2000年调查结果提高13个百分点，已经连续4年居各国（地区）之首，此外，今后3年计划扩大海外业务的企业中76.3的企业回答将扩大在中国的业务，比2000年度调查结果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参见表4）。因此，今后中国将成为日本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

从不同产业的投资趋向来看，在日本的主要行业中，汽车工业生产企业计划3年内扩大和加强海外业务的比重

最高，达到90％，其次是一般机械（74.5％）、电气机械、电子设备（72.3％）、化学工业（70％）等。与2000年调查结果相比，这些产业计划扩大投资的企业比重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其中汽车工业提高了23.8个百分点，除此之外，一般机械（29.8）纤（28.0）、食品（30.4）的百分点上升幅度也比较大，表明这些行业的投资有可能出现新的增长势头。

表4今后3年日本企业计划扩大海外业务的主要目的地

资料来源：日本国际合作银行《2001年度海外直接投资问卷调查（第13次）》，2001年11月13日。

篇9

根据宏观经济模型的测算结果,1983~1999年期间,中国经济总量(GDP)对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综合弹性比为0.121。由于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2%,照此推算,同时期中国经济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间接贡献(参见赵晋平编着《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综合贡献率为27.8%。中国政府提出的“十五”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目标是7%,如果在今后几年,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继续保持与过去20年相近的贡献率,则其年均增长速度至少应当达到16%左右的水平。

表1 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概况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统计计算。

自从1995年以来,中国实际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结束了20%以上的快速增长阶段,进入平稳增长时期,一些年度甚至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九五”时期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仅达到1.6%的水平(参见表1)。2001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了14.9%的恢复性增长,预计“十五”时期正增长趋势仍然有可能持续,达到年均5~10%的稳定增长水平。

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从有利因素来看:一是世界范围的资本活动由于受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将会进一步趋于活跃,国际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也为这些资本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手段;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结构调整对投资、尤其是外国投资的需求将会继续扩大;三是中国加入WTO,市场经济秩序和投资环境将得到根本改善,为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及其企业长期战略决策创造了良好预期,而且随着服务贸易领域的逐步开放,外商投资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四是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和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结构调整导致的失业、下岗,将使中国继续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也将长期存在,从而吸引跨国公司的生产和加工基地继续加快向中国转移的进程;五是随着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产生,长期积累形成的“三资”企业生产设备和技术也将面临不断更新、改造、扩充的需要,现有企业的增资将继续构成外商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未来时期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不利因素:一是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不能排除出现局部区域、甚至世界范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至少目前以美国经济为首的西方经济尚未表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这将严重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二是许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大大加快,区域内投资的增长将远远超过面向区域外的投资,而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形成多边经济共同体的区域,因而面向这一地区的投资和本区域内部投资自由化的进程有所放慢;三是世界各国吸引外国投资的竞争将明显加剧,不仅发达国家会利用资本市场和金融手段完善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等优势,加快吸收购并方式直接投资的速度,而且发展中国家也会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通过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市场开放换取外国的技术和资本。这将为中国吸收外资带来巨大竞争压力;四是随着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外资优惠政策的逐步清理、取消,外商投资的收益预期将明显回落;五是目前年度中国经济总量和新增外商投资总量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规模,相应的增长速度将会表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总之,吸收外资快速增长的历史时期已经基本结束,今后将进入稳定增长的阶段。

尽管从存量的角度来看,由于“三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大大提高,“三资”经济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但是从新增流量的角度来看,“十五”时期利用外资的增长将难以达到过去20年间的平均增长水平。由此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十五”时期新增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前20年相比将有所下降;二是为了保持利用外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必须通过优化产业分布结构来提高经济整体的产出效率,弥补总量增长趋缓的不利影响。这实际上意味着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必须由注重总量增长效应向注重结构升级效应转变。根据吸收外资的产业结构提升效应的实证分析结果,外商投资带动了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和资本装备程度的提高,但是这主要依赖于外商投资本身的资本装备优势来实现,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反而是下降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如何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

从经济增长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消费和投资需求将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长势头,各种产业部门在社会总需求增长中所受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在投入产出分析中主要通过计算感应度系数,反映不同产业部门的影响程度,系数值越高,说明该部门为了满足总需求增长而应该增加产出数量,并将这样的部门称之为后关联产业。促进后关联产业发展一般是供给政策的重点,目的在于为经济发展提供配套和基础条件。根据中国1997年投入产出表的计算结果,商业部门的感应度系数最高,其次是种植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钢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业、其他普通机械制造业、有机化学产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煤炭采选业、其他化学产品制造业、石油开采、棉纺织、造纸、塑料、汽车工业、电气、电子元件制造业、金融业等。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对这些领域需求的增长速度将快于其他产业部门,相应的外商投资需求增长也将快于其他部门。感应强度比较高的产业主要是基础原材料和配套产业,通过利用外资加快这些行业的发展,有利于为加工工业发展提供足够的配套产品,延长产业链条。

二、进入中国的服务业投资增长将快于工业部门

按照

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诺,中国将会在“十五”时期加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其中如金融保险、批发零售商业、对外贸易、电信、运输和技术服务等领域,中国现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远远低于国外同行业企业,将会有大量企业通过与外国跨国公司建立战略同盟提高自身竞争力,不同行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以及消费者对相关服务的质量、多样性和广泛性也会产生新的要求,与这些要求相适应,对外商服务业投资的需求必然会大量增加。其次,服务业与制造业有所不同,投资是直接进入对方国内市场的主要方式,因此,中国服务市场的巨大规模对于外国服务业企业具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再次,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服务业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服务业规模有利于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减轻中国长期存在的巨大就业压力,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未来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这种政策导向及其相应的鼓励性措施也将产生对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从国际背景来看,目前服务业投资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之一,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趋势有所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部分也会明显增加。 根据以上分析,“十五”时期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将有望实现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由于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电信服务、商业、运输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陆续取消,这些行业的外资增长速度将明显快于包括工业部门在内的其他行业。初步估计,同时期外商服务业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0~15%的平均水平,新增第三产业外商投资占全部外商投资的比重提高到40%左右。这将大大改善中国的市场和投资环境,有利于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目前已经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对产业结构变化的预期是什么呢?一项针对136家欧盟在华投资企业进行的调查(2001年6~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136家欧盟国家在华投资企业,通过访问、座谈和问卷方式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已在2001年9月8日于中国厦门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参见《欧盟中小企业对华投资发展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后欧盟企业的对华投资产业结构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第一,接受调查的企业认为,欧盟企业最有可能选择的行业首先是制造业,这一结果与迄今为止的投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比重最高的特点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考虑到目前已经投资的企业中制造业占80.7%、而回答今后将选择制造业的企业比重仅有66.2%这一因素,可以认为未来时期欧盟企业对华投资中制造业投资的比重将会明显下降。第二,现有企业中,邮电通讯、交通运输业的比重仅有3%,但是认为今后欧盟企业将会选择该行业进行投资的企业高达57.4%,排在第二位,可见与电信服务和交通运输有关的服务业投资将出现快速增长,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也会明显提高。第三,金融保险业目前的外商投资在地域、经营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限制,迄今为止对该行业投资的欧盟企业微乎其微,但是在接受调查企业中47.1%的企业认为,今后欧盟企业的金融保险业投资将成为优先选择的领域之一,仅次于制造业、邮电通讯运输业居第三位。第四,除了上述行业之外,电力、煤气生产供应、商业批发零售等行业的投资也可能出现较快增长,比重有所上升。

由于此项调查涉及企业数量比较多,涉及国家范围广泛,接受调查企业的产业分布、投资方式、地区构成等均与外资总体结构相接近,因此可以认为样本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调查结果反映了发达国家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未来趋向的一般性特点。

表2 欧盟企业今后增加对华投资可能选择的行业

注:问卷问题:您认为今后欧盟企业对华投资将会选择那些行业?

篇10

【关键词】产业集聚地方专业化指数外商直接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同时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也呈几何级增加。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从1985年的19.56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057.35亿美元。2010年中国在全世界吸收FDI最多的国家排名中仅次于美国位列第二。

目前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越来越具有规模化的特点，我们不能只看到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在数量上的增加，更应该关注跨国公司投资背后的系统性和关联性―即跨国公司集聚效应。这种集聚效应不仅通过要素投入数量的集聚，而且通过要素质量和效率增进更大程度地影响经济增长。

外商对中国的投资并不是平均的。1980～2000年期间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87.8%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共占66.8%。在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实施了一系列引资优惠政策，使得一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向中西部转移，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依然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2004年，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东部沿海地区占85.93%，中西部地区的18个省区市只占到不足15%（见图1）。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某些地区已经形成集聚的现象原始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网站引用数据经计算得到。

外商在我国的投资具有不均衡的特点。从图1可以看出，外商投资企业数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逐次减少。图2表现出来的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与表1呈总体一致的趋势。从这两张图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部次之，西部最少。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不均衡、集聚性的特点。

产业集聚是指由一定数量的企业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形成集中，以形成集聚效应的现象。产业集聚包括同一类型的集聚和不同类型的集聚两种。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看，产业集聚是地理现象主要表现为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产业集聚会形成特定产业在特定领域内的相互联系和在地域上的相对集中。产业集聚的主体包括了数量众多、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的生产企业和服务企业，其中有上游的原材料、零部件、机器设备等专业化投入的供应商，下游的批发、零售、、进出口等流通企业，人才、金融等专业化服务和专用的基础设施的供应者等。

产业集聚相关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和马歇尔。18世纪中期，亚当・斯密提出，集群是由一群具有“外部分工”性质的小企业为完成某些产品的生产联合而行成的群体。马歇尔（1890年）在研究早期工业的地理分布时，观察到专用机械和专业人才可以促进更高效的分工，即产业集聚中会产生上下游的联系是为了更高效的工作。马歇尔的《经济学理论》将企业在特定地区形成的集群称为产业区 （industrial distinct），把这种因性质相似的企业集中在某些特定地方而获得的效益称为外部经济，并且指出集聚是由外部性导致的，两者有密切的联系。韦伯（1909）的《工业区位论》对集聚进行了新的界定：工业在集中化的生产综合体中，由于其生产更为经济并以一定数量节约而进行生产。克鲁格曼则认为集聚是建立在递增收益和经济外部性基础上的集聚和产业活动的集中。综上所述，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的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集的过程。马歇尔（1890）注意到在研究专用机械和专业人才在集聚的产业中会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注意到早期的工业区位总存在产业集聚这一经济现象。韦伯（1909）通过设计集聚函数f（m），得出结论运输成本和劳动成本对企业的区位因素起重要作用，而集聚因素（交通便利、矿藏禀

赋）和分散因素对位置因素起重要作用。即用公式R=

来表示，其中M为大工业单元的日产量，R为集聚的扩散半

径，A是工业区位重（即运输产品的总重量），s为运输价格。该公式表明，大工业单元对小工业单元的吸引程度由两者之间原料转移的运输费用和大工业单元的生产能力决定。

邓宁（J. H. Dunning.）是研究跨国公司选址形成集聚的第一人。邓宁指出，跨国公司在选址时，重点考虑资产增值、企业集聚效应和学习的外部经济这三点。此外，他还指出影响跨国公司选址的主要因素是资金导向、市场导向、效率导向、战略性资产导向这四种因素。20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选址考虑较多的是运输费用、制造费用、政府管制及鼓励机制等因素。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考虑的主要是专业分工、相关企业、企业间的协调等空间集聚等方面的因素。在《地域、全球化、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邓宁在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强调了FDI空间布局的重要性，将跨国公司理论和经济地理学相结合。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逐渐引入了“集聚经济”的思想，区位选择理论的研究视点开始由对单个跨国公司的微观研究扩展到产业层面。研究集聚经济对FDI区位选择有影响的文献主要有以下内容：Devereux等（2003）和梁琦（2003）分析了集聚对FDI企业区位的影响，得出结论集聚对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影响。贺灿飞等（2006）对集聚的作用和测度进行了概括和总结。Chyau Tuan和Linda F. Y. Ng（2003）采用土地供给量衡量交易成本、城市化水平衡量生活品质、人口密度和GDP衡量市场潜力、离香港市中心的距离这四项考量集聚经济，用实证方法证明了广东省各城市的集聚经济对来自香港的FDI具有吸引力，强调集聚经济的外部性对于吸引FDI流入具有重要影响。黄肖琦、柴敏的研究发现，集聚经济对外商投资企业会产生示范作用，新的外商投资企业倾向于选择外资企业多的地方。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地区前期的外商投资企业相对全国来说增加1%，当地的外商投资企业比重会提高0.98%。Du等（2008）研究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中国FDI的区位，显示集聚具有重要甚至决定性影响。Decoster等（1993）和Barry等（2003）指出，集聚经济说明示范作用的存在，投资者会跟随行业内先行投资者的决定，即使没有因为知识溢出、市场关联而形成的集聚经济。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外资企业一般面临比东道国企业更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会表现出强烈的跟随性投资以降低风险。贺灿飞、魏后凯（2001）研究了信息成本、集聚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他们以对数形式建立模型，研究工业企业数、商业服务水平、基础设施、城市人口密度等数值作为与集聚经济作为集聚经济的指标时，同样表明集聚经济对FDI选址有重要影响。Venables（1996）建立了一个两国模型，从理论上分析集聚对跨国公司区位布局的影响并得出结论：出于供需关系和中间产品的贸易成本考虑，跨国公司愿意将其区位选择在靠近上游供应商或者下游买家聚集的地方。上下游厂商的集聚又会吸引其他公司的聚集，从而将该行业的所有公司集中在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

综上所述，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存在影响。示范作用广泛存在于外商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企业选择对外投资会面临很多不确定性风险，因而投资于基础设施较好、市场大而稳定、为人们熟知、同类企业已经产生集聚经济的地方，会是一个稳妥的选择。FDI的大规模流入可以增加投资的总体资本，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瓶颈，如储蓄和外汇的短缺。外商直接投资凭借其巨大的规模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特殊优势，通过各种途径增加当地的资本存量，促进资本这一要素的整合和集聚。当地区资金不足时，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弥补储蓄和投资的短缺；在资金相对充裕的时候，外商可以借助政策优惠等途径获得更加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大幅提高外资的投资效率。本文以2010年中国各省（直辖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数据为基础，计算外商投资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的集聚程度。和宁夏在2010年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总的实收资本为0，没有研究意义，故将这两个自治区的数据排除在外。而青海省在2010年总的实收资本为1000万，其中外商投资（包括港澳台的投资）为0，这不符合本文研究外商投资中的集聚现象的状况故也将其排除。最终一共计算了28个省在2010年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外商投资的情况（见表1）。本文选用地方专业化指数进行集聚测量。因为本文研究的是外商投资产生的集聚对企业区位的选择，因而在地方专业化指数的指标中，加入了外商投资的权重，具体公式为：

资料来源：《通用中国交通地图册（2012版）》，《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首先，总体上讲，外商直接投资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参差不齐。在计算的28个省市中，只有8个省市的外商投资的该行业集聚水平大于1，说明只有这8个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比较集聚的（占全部的28.57%）。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地区发展存在差异，受历史、政策、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也是不均衡的。

其次，分地域来讲，外商投资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大多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程度最高的前十个省（市）分别是：上海（4.3250）、江苏（3.3266）、天津（2.5466）、广东（2.1810）、福建（2.0347）、山西（1.7960）、北京（1.5033）、重庆（1.0887）、四川（0.9916）、江西（0.9654）。集聚程度最高的前五个省（市）均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前十个省（市）中有6个省（市）位于东部地区。由此可见，中国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FDI在华投资区位不平衡，东部地区凭借自身优势吸引了将近90%的FDI，这是中国经济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不特指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形成资本的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有着重大影响。

最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后续发展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集聚程度最高的前十个省（市）中的后五位有4个省（市）位于中西部地区，说明中西部地区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而东部地区正面临基础资源拥挤、人力资本价格上涨、环境污染严重的现状，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

参考文献

[1]Devereux M P，Griffith R and H. Simpson Agglomeration，Regional

Grants and Firm[R].Location. London：The Institute of Fiscal Studies，2003

[2]贺灿飞、刘洋.产业地理集中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06（2）

[3]贺灿飞、潘峰华.产业地理集中、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测量与辨识. 地理科学进展，2006（3）

[4]梁琦.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于产业集聚[J].世界经济，2003（9）

[5]Chyau Tuan， Linda F. Y. Ng：FDI facilitated by agglomeration economics；evidence from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joint ventures in China[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03（6）

[6]黄肖琦、柴敏.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FDI区位选择――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6

[7]Julan Du， Yi Lu and Zhigang Tao. FDI Location Choice：Agglomeration vs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08（13）

[8]Decoster G.. P. and W.C.Stranger. Spurious Agglomeration. [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3（33）

[9]Barry F， H Gorg and E Strobl，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gglomerations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2003

[10]贺灿飞、魏后凯.信息成本、集聚经济与中国外商投资区位[J].中国工业经济，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