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律援助中心的认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法律援助中心的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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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法律援助服务模式的基本情况

区法律援助服务模式总体情况良好，基本适应了当前法律援助工作的需要。一是建立了法律援助中心。有固定办公场所和专职工作人员，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为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提供法律援助。二是法律援助宣传取得成效。按照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宣传精神，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宣传法律援助工作的“三个重点”和“两种方式”，使得法律援助广为人知，在需要法律援助时，能够及时向法律援助中心申请给予法律援助。三是法律援助业务有效开展。在法律援助中心的的组织下，专职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社会法律援助志愿者共同承担了大量的诉讼与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较好地承办各级法院指定的刑事辩护案件；法律援助中心加强与老龄委、工会、共青团、妇联和残联等社会团体的联系，共同构建法律援助网络，为各类人群提供法律援助。四是加强对法律援助人员的培训。通过学习座谈、介绍案情、模拟庭审等方式方法，对法律援助人员进行培训，有效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的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为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五是法律援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法律援助中心有纳入财政预算的法律援助经费，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资金保障，不必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担忧经费不足。

二、区法律援助服务模式存在的主要不足问题

1、对法律援助重要意义认识不够。部分机关部门和少数领导干部对法律援助重要意义认识不够，实际上法律援助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于依法治国、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法律援助体现了党和政府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心系群众利益的诚心诚意，是关心困难群众的疾苦，为困难群众谋利，为困难群众解决没钱请律师、打官司难的问题。由于对法律援助重要意义认识不够，使得部分机关部门和少数领导干部不大重视法律援助问题，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持久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法律援助的经费严重不足。《法律援助条例》中明文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因此法律援助经费主要来源应当是政府。目前法律援助经费虽然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但经费偏低，不能满足当前法律援助的真正需要。况且当前社会转型期间矛盾突出，事情多发，申请法律援助的人逐渐增多，法律援助经费不足问题严重制约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3、法律援助人员积极性不高。目前承担法律援助工作的主要是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其中律师最为主要。法律援助人员办案虽有一定的经费，但不足以支付最基本的差旅费、通讯费、调查取证费等必要开支。法律援助人员办案要靠其职业道德和奉献精神，但这很难做到长期坚持，所以法律援助人员积极性普遍不高。

4、法律援助机构编制人员不足。法律援助是一项严肃、细致的工作，需要相应的人员去做。没有一定的人员，不可能全面实施法律援助，起到法律援助的真正作用。但目前法律援助机构编制人员不足，有时还存在人员不到位或从事其他工作的现象，使得该办的法律援助案件无人去办，该进行法律援助的案件无法办理，造成社会上众多贫、弱、残人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5、法律援助办案效率不高。经过广泛宣传，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深入人心，群众知道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但是对办理法律援助的具体细节并不很清楚，造成当事人办理申请时手续没有带全，法律援助机构接待当事人只能让他回去补办申请法律援助所必须的手续，造成了当事人多跑路却不能得到法律援助服务的情况。

三、解决法律援助服务模式存在问题的几点建议

1、加强学习宣传，提高对法律援助重要意义的认识。要组织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党、国家和政府有关开展法律援助的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精神，使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认识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性、必要性、迫切性，从而重视和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为开展法律援助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要组织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援助人员学习法律援助的重要意义，使他们发扬光大扶危济困、奉献爱心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积极做好法律援助工作，为社会奉献一份爱心。要利用电视、报刊、宣传栏、横幅标语等媒体广泛宣传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意义，使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法律援助事业，自觉为法律援助工作作贡献。同时，让广大法律援助对象了解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作用，自觉主动地寻求法律援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真正使法律援助工作获得领导支持、群众拥护、社会认可。

2、优化服务功能，提高法律援助质量。法律援助中心作为代表政府进行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机构，要优化服务功能，落实工作措施，提高工作水平，服务受援对象。做到不折不扣地按国家规定，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对象，做到应援尽援，无一疏漏；要简化审查程序，方便受援对象，尽速受理法律援助案件；要及时指派法律服务机构的法律援助人员优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情况实行全程监督，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不因对受援对象提供免费服务而敷衍塞责；要组织协调好公、检、法等法律援助相关部门和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各律师事务所、公证处、法律服务所的关系，做到渠道畅通，无障碍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3、深入基层群众，提供便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基层，做到工作重心下移，使法律援助面向社区、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让更多的人得到法律援助，使之真正成为党和政府关心群众、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建立以司法所为载体，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依托的三位一体法律援助工作站，把基层的法律援助工作与普法工作相结合，与基层调解工作相结合，与化解基层工作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职能作用，有效地开拓法律援助工作的新领域。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提供法律援助时，要树立服务意识，热心为法律援助对象提供优质服务，做到“接待要热心、解答要耐心、询问要细心、记录要精心、回访要诚心、承办要尽心”。接待群众要做到“一张笑脸、一杯热茶、一个满意的回答”，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满意度。

4、落实人员编制，组建法律援助“数据库”。专职法律援助人员是对法律援助服务指导、管理、承办的主要人员，法律援助的大部分工作量落在了专职法律援助人员身上，人员不到位，将会制约法律援助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为此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人员编制，确保专职法律援助人员到位，不挪作他用，以有充足的人力做好法律援助工作。要组建法律援助“数据库”，要建好“法律援助工作者数据库”，将具有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纳入数据库名录，以便能够随时使用，及时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要建好“法律援助对象数据库”，摸清法律援助对象，对农村、城镇低保户、特困户、经济困难农民工、残疾人、孤儿等人群进行逐户核对、登记。经确认后，进行细化分类，把他们纳入“法律援助对象数据库”，以便及时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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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服务意识，重视思想建设

做好法律援助工作，首先要在思想上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树立起维护公平正义的思想。为了加强思想建设，盘

县法律援助中心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在思想上保持一致，在

行动上认真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和《××省法律援助条例》。为能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了解法律援助事业，××司法局每年都要组织人员下到乡镇进行宣传，以便让更多的人能对法律援助有深入的了解，让他们求助有门，维权有路。同时，××法律援助中心还专门开通了“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负责解答群众涉法、涉诉方面的咨询。2005年3月7日，××司法局利用全县政法工作会议召开之际，由政府副县长××同志发起倡议，在会议中心举行了“为实现公平和正义——法律援助在××”大型募捐活动，参加会议的350余名政法干部积极响应、踊跃捐款。××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对这次活动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为××的法律援助宣传和公民的法律意识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二、争取政府支持，重视硬件建设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其对象是弱势群体，其目的是维护这一群体的合法权益。而不同于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是有偿服务，但要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必要的经费保障是必不可少的。为能保证基本的办案经费，××司法局积极争取县政府的支持，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了每年

的财政预算，从2004年至今，县政府每年拨给6万元的法律援助经费。正是因为县政府对这一工作的大力支持，使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上了新的台阶。如今，××法律援助中心现有行政编制人员2名，事业编制人员3名，由原来的无独立办公室到现在独立的两间办公室（办公室和接待室各一间），开通了“12348”专线电话，配备了两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及文件柜等办公设备。为我县法律援助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严格规范管理，确保办案质量

××法律援助中心自成立伊始，就清醒的认识到规范化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了使法律援助工作能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法律援助中心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例如：《法律援助案件受理、审查、指派程序规则》、《接待咨询登记制度》、《接待来访规则》、《投诉制度》、《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度》、《首问责任制度》、《服务承诺制度》、《××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办法》等。对整个工作的程序作出规定，使各项工作的开展得到了制度的保障。在针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进行统一管理，严格按照统一受理、统一审查、统一指派、统一监督的“四统一”原则。这既保证了办案质量，也杜绝了乱向受援人收取费用的情况，因对办案质量进行了有效的监督，消除了受援人认为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是否存在援助工作人员敷衍了事的疑虑。同时也提高了援助工作人员的办案质量和办案水平，在群众中信誉度良好，满意程度提高，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至今没有任何投诉现象发生。

随着××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逐渐走上正规，办案数量也不断上升，2004年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1件，其中民事案件5件，2005年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98件，其中民事案件6件，2006年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5件，其中民事案件16件，2007年乞今为止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45件，其中民事案件20件。

××法律援助中心十分重视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特别是工伤事故问题，是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2005年4月19日，一个手拄双拐的年轻人来到××法律援助中心办公室，中心工作人员经了解得知，这个名叫××的年轻人是从××来打工的，于2005年3月2日在砖厂下料岗位工作时被滚机夹断右腿。事发后，砖厂将××送到医院截肢后见伤势严重，就不再支付任何医疗费用，而××家庭情况极为困难，根本无力支付以后的医疗费用，在伤势刚刚稳定后就被迫出院，无奈之下，找到了××法律援助中心请求援助。××法律援助中心立即指派了两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办理此案，先是帮助其申请工伤认定，同时协助××进行了伤残等级评定。在此期间，承办人员两次到砖厂协调此案，但砖厂老板都不见面，曾多次打电话威胁承办人员，但这并没有吓住我们的承办人。砖厂老板在工伤认定确认××属于工伤后向县法院不服劳动部门的工伤认定，对县法院的判决不服又向市法院，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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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江西省，法律援助，现状，对策

一、法律援助的历史及制度化分析法律援助的重要性。

法援援助（legallaw）起源于十九世纪的英格兰，起初是由当时的法律工作者出于社会公益的角度的个人慈善，当时的援助只是基于社会公德、良心和正义，并非一个系统，受限制的行为。法援的起源正是根源于人的公德心和社会属性所体现出来的，无组织性的法律援助活动。但是这种社会良心及正义的价值追求也是法援不断发展的彻动力。到20世纪10年代关于法律援助的作用的法律服务的观念，开展向更深的层次发展。其内容也从提供诉讼程序中的和辩护的需要而拓展到国家法制运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次的对经济困难、国际道义，人权的实现而难以通过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者提供帮助，提供法律咨询也越来越认为是低成本，高效率的一种法律援助方式，由于国家有责任保障每个公民诉讼法律，寻求司法救济及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向经济条件较差或处境不利的公民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法律授助主要是国家或政府的行为，并始终朝向社会化发展，法律体系的不断构建的趋于进步和完善，正是基于国家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提高，体现了从社会的民主化，法制的主导途径而延伸到法的公正、公平、公开宗旨的伸张。

政府在提供及完善法援体系彰显了以依法治国为政府政策指向，这也是现代各国政府在开展民主政治化及法制化进程中以完善法律体系及规范法律行为的具体行动，通过具体的法援开展有利于促进社会正义，通过司法正义实现社会正义，进而成为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通过法核心的法律扶养的社会行为、以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弱势群体及特殊人群因经济、政治、语言的差异，使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政府通过制定法，完善法，保障法的实施，帮助人们用文明、理智、规范的方式解决社会通向文明的步伐，用来规范、减弱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法律援助行为不仅自身蕴含丰富的道德价值，更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道德文明的重要措施。现代化的务实的政府正是借助于这样一种规范化、文明化的法律措施，来维护管理，减少社会运行的成本及其社会文明的构建。

在社会文明入规范，司法公正，控制政府运行成本的基础上，法制援助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其存在是（1）权利保障之要求：公众对法院诉求无非与保障其私有权利为基础的扩展，经济、文化、政治的差距使人们不能有效的应用法正义武器，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面则可能会滥用优势，做出机会主义的行为损害他人的利益对抗弱势方的法律行为维护之权利，正是出现这样的不平等，法援即保障处于劣势的权利行使者权利维护，提高法之公正性基本权利的维护地位。（2）实现控辩的平衡：主体间的地位不平等，必须要增加交易成本，弱势群体对于实现权利的漠然，加剧社会的矛盾激化，法援的出现和完善可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不平衡的现实，为权利的实体提供制度的保障。（3）扶贫助弱法制化发展之必须：程序的公正进而维护实体的公正，进而维护相对的正义价值体系，弱势群体在社会体制化运行中，缺乏所必要的条件追求受侵害的权益，政权就必须要以公力救济来促进司法公正，降低维护社会秩序运行的成本，提高整体运行的效益和安全。（4）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最优：制度的安排决定了经济效率，由于一种制度安排的效率可能不用于另一种，历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要到制度变迁中寻找原因，法援的产生是配合了社会环境及生产力条件下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迫使法援的完善，在国家制度的框架下加以确认的一套能使转化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节约交易成本，帮助社会成员安全、快捷、有序地进行效的“标准化”和“模式化”的规范体系，这种制度的完善遵循成本最低，最有效率的帕累托最优，其建立和完善对于文明法制社会的必然性。

以理论化的体系，国家的政治到社会道德，司法的追求，及其制度建立的成本核算，进而从各个层面理论化的提出法援的建立和完善是社会发展需要，从起源时的个人道德主义到制度化的建立和普及，法援体系从个人自主的行为上升到政府行为，从慈善行为到个人的基本权利，彰显了法援制度上的优越性和可塑性，但面对社会制度的变迁，以保持动态的信息观，加强对法援体系的再构完善。

二、随着中国以建立理想的和谐社会的目标，法援制度不断的健全，建设不断的深入。江西省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大力加强法律援助工作。

“和谐社会”的法律条件就是建设以和谐、发展为目的法律系统工程，使该系统工程在社会结构、法律要素及运行匹配条件方面符合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基本要求。只有法律系统工程运行良好，形成稳定的社会运行机制，也才能构建理想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必须有统一的秩序价值：稳定、和谐、发展。这个价值是最高价值，不同层面的规则价值都要服从这个价值来构建。法律援助的体系化正是服从于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追求社会的稳定、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在结构设计上符合基本的衡平性，符合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和政府资源的高效使用。

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是在94年3月陆续在北京、广州、上海、青岛等城市试点，起步较晚，起点低，其构建是以区域为单位的法律援助的机构满足了部分公民的诉讼权利的行使，取得良好的效果，为了全面的铺开法援工作在全国的推广，司法部于96年12月批准成立了国家法援中心，下辖于司法部积极开展区域化的法援中心的建设，03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以立法的形式来保障这项制度的顺利运行，在政策、法制的范畴内规范了法援的发展方向，但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法援的发展依托于政府的政策指向，经济水平，重视程度，整体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法援发展的缓慢。据03年数据表明，全年全国共需法律援助条件70万件，实际援助不足四分之一，全国法援案件平均每件国家支付60元至70元，而平均300元的实际成本相去甚远，法律援助经费平均每人每年不足6分钱，投入的不足往往是法援的整体质量不高难以保证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导致为数不少的法律从业者规避法律援助服务的现象。

江西省地处中国中部，优良的革命传统孕育了一代代辛勤的建设者，但由于传统的农业大省思路，经济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和水平在全国处于一个较低的位置，经济的欠发达制约了法援工作的进步，面对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增多，以研究江西省法援工作的现状和对策为突破口，具有典型的推广价值和普遍性。

省政府在其工作报告中指出“以建设和谐平安江西，共创富民兴赣大业”为主题，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确保社会和谐平安。深化全民普法教育，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建立和完善群体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化解矛盾的排查调处机制和运转高效的处置机制。江西省法律援助中心自2000年底成立，2001年初开始运作，最初以开展组织机构的建设为突破口，加大管理法援案件和法援宣传及经费的保障力度至今基层组织机构建设已完成，保证到了三级（省、市、县）网点的建设，在目前的法援实践中，已经建立了统一的申请、统一审查批准，统一的指派办案中。统一的指派办事件，统一监督（五统一体制），有条件的法援中心设立了网上受理援助事件。经过全体法援工作者努力，江西省法援在机构建设，制度的制定和规范、统一的思想、不断创新的工作思想的前提下保障部分法援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但现实摆在江西省法援工作者更多是资金的瓶颈，人力资源的不足，机构基础建设薄弱，援助工作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机制不完善，专职法援工作者的职业身份和社会保障。困难和困惑，制度的先行，实际的制约，老区人民一双双渴求公正的眼神，一桩桩公民在没有得到法援帮助权利无法伸张的事实，短时期内需要建立一个有地方特色，可推广性的法援制度，摆脱目前的困境。

三、对于江西省法援的思考及对策

（一）认真学习宣传《法律援助条例》，进一步提高对法律援助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政府和律师的责任感。

法律援助是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重要工作直接关系到广大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加大《条例》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制度深入人心，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通过采取形式广泛宣传，使各级党政领导更加重视法援工作，使社会各界认识到法援的重要性，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使需要帮助的群众，了解并实际运用法律援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形成全社会都关心，支持参与法律援助的发展，通过宣传和汇报争取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提供经费支持，积极争取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等领导重视，主动与财政部门沟通，落实各级政府对法援的财政支持，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政府对法援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并随着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增加经费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做为法援主力军的从业律师们，面对着援助人数少，资金不足等因素始终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对法律服务需求，这样就决定了律师自动提供法律援助的空间和舞台，加强宣传《条例》，以一个法律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感出发。同时具有责任和义务的国家对于从业者与法援条件的补贴不足并非是逃避法援条件的根本原因，关键是律师缺乏责任感及利用法律援助来做为自身宣传的最好平台的意识。加强《条例》的宣传目的就是政府、社会、个人三位一体的思想统一充分重视和支持法援开展。

（二）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三）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江西省的大多数开设法学教育专业的学校也纷纷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其主要的课程设置包括了法律实务的讲授、典型案例的讨论和协助执业的律师和教师办理案件，学生通过课程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和高校教师的指导，有能力并迫切的希望服务与法律援助的工作中。

（四）以实际出发，高起点设定法援的准入制度，培训制度及福利及保障制度，营建法援的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外部因素是法援开展的重要原因，自身的造血机能是其发展的源动力，高起点的设定其准入，培训及福利保障制度，根据省情把握尺度。（1）准入制度，以省情，法学教育为坐标的基础上，法援需要一个准入的机制的设定，律师行业在其准入制度以国家司法考试为框架，结合《律师法》的相关规定，保证了中国律师的良性发展，除律师外，专职的法援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和律师行业有较大的差距，合理的法援人才及准入构架是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主要组织者，以广大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援助专职工作人员为主要提供者，以社会法律援助志愿者为补充的人力体系，对于身份定位不明显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援助专职工作人员以学历，素质上的设定保障整体质量。（2）培训制度，培训制度基于人力资源状况的现实，利用高校的教学资源和援助思想观，不断加强法律实务学习，政策法律强化为基础的培训体系。充分利用法援的实践平台，辅助开展实务和理论研究。（3）福利及保障制度：高效率、高质量的法援体系的设定，必须高度重视从业者的待遇及地位，专职法援工作人员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目前的法援实施办法设有具体的操作指引，法律援助经费尚未单独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导致部分地方法援机构难以为继，人才流失，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江西，在现有条件下通过与地方的合理协调和法援工作者的身份设定，将他们的福利及保障纳入财政预算和社会保障体系中来，给予人事编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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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援助与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始于西方，最初是由一些私人律师和宗教团体及慈善机构等民间组织自发地位穷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慈善和道义行为。【2】它源自民间的社会道义，后来发展为一项国家责任，即建立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制度。对于法律援助的内涵，众说纷纭，搜索网页不难发现大家普遍认为“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有的认为“是指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无偿法律服务”。也有的认为“法律援助，是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服务，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等等。【3】比较这些观点，其实大同小异，都是强调法律援助是国家通过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法律服务，是一项现代社会法律保障制度。

二、基层法律援助现状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辖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各地自然地理、经济文化不同，法律援助开展也不仅相同，尤其是县级地方更是差些万千。截至底，我国各地政府已建法律援助机构2774个，地、市法律援助机构381个，县、区法律援助机构2361个，其余32个为省级法律援助管理机构【4】。现以本人所在的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为例，对我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现状和问题进行浅析。

（一）基本概况

红岗区地处大庆油田腹地，东临龙凤区、安达市，南接大同区，北与萨尔图、让胡路两区接壤，面积623平方公里，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区。全区辖5个街道和1个镇。总人口17.4万人。

全区共有法律援助机构5个。其中，法律援助中心1个，即红岗区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1家，即红岗公证处；律师事务所1家，即红岗律师事务所，为国资所；法律服务所2家，即解放法律服务所和红岗法律服务所；全区共有法律服务从业人员19人。

红岗法律援助中心编制3人，在编1人，加上主管领导共3人（不占法律援助中心的编制），平均年龄约35岁，党员1人；其中硕士1名，本科2名。下辖法律援助工作站10个，其中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6个，即解放街道、红岗街道、八百垧街道、杏南街道、创业街道和杏树岗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在编人员12人，平均年龄约33岁，党员10人。其中，本科学历11人，大专学历1人。延伸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4个，即老龄委、残联、妇联、教育局法律援助工作站。

（二）工作现状

自以来，红岗区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结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55件，解答法律咨询2645人次。其中，仅，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中心利用辖区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开展“法律进企业”、“法律大集”、“法律服务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法律援助在你身边”等宣传活动10余次，印发《法律援助条例》等资料1000余份，为群众解答法律疑难130余个；在区政府网站报纸刊发信息报道55期，在市政府、市司法局网站报纸刊发6期。全年接受当事人申请56件，审查批准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6件，受援人数40人；“1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为广大市民解答法律咨询394人次，接待来访49人次。

（三）特点分析

通过分析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不难发现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法援案件稳步增长。自以来，法律援助案件申请与办结都呈逐年递增趋势，特别是以后该区法律援助案件增幅较大，法律援助工作有明显提升。见图表一：二是法援案件民多刑少。从红岗区法律援助案件性质分析来看，民事法律援助占据85%以上，刑事案件所占比例较小，法律援助呈现民事主体化。见图表二：

图表二：—红岗区办结民刑法律援助案件一览表

年份刑事（件）比例（%）民事（件）比例（%）合计（件）

00%13100%13

15%1995%20

312%22(来源：文秘站 ）88%25

310.3%2689.7%29

三是法援对象明确稳定。 从-的法律援助对象统计来看，受援人数117人。其中，残疾人8人，占受援人总数的6.84%；老年人40人，占受援人总数的34.19%；农民工25人，占受援人总数的21.37%；未成年人9人，占受援人总数的7.70%；妇女4人，占受援人总数的3.42%；农民等一般贫困者31人，占受援人总数的26.48%，整体较稳定。见图表三：

三、基层法律援助问题剖析

从上不难分析，红岗区作为地方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开展过程中面临很大的难题，也真实反映了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工作开展困难，阻力压力较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法律援助力量单薄。红岗区法律援助从业人员人数较少，力量薄弱。全区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10人，还不足全区人口的0.06%。其中律师3名，大部分法律援助案件由为数不多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来承担，不堪重负，压力大，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很难得到有效保障。纵观全国，以我国基于立法测算数据来看，社会对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的总需求量至少为74万件，而实际办结法律援助案件16.64万件，差口巨大，庞大的法律援助需求与有限的法律援助力量之间矛盾突出。

二是经费保障到位较难。根据我们基于立法需要所做的测算，社会对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的总需求量至少74万件，平均每案补贴1000—1500元计算，7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总计需7亿—11亿元的经费支持。【5】以红岗为例，仅26起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补贴可达3.9万元（注：以上标注为的，考虑消费水平提高、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法援补贴额还要大），加上法律援助经费黑龙江标准4万元以上，地方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负荷较大。红岗区受地方财政紧张等因素制约，法律援助经费较少，深入开展法律援助工作难度较大。特别是法律援助补贴一直不到位，市区两级法律援助补贴缺位，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贴钱”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基层法律服务所办案积极性不高，法律援助还不能完全满足全区的需要。

三是法援受案范围较窄。红岗区法律援助受案范围一直集中于农民工、残疾人、未成年等少数社会弱势群体，受案范围较窄，门槛较高，特别是基层法律援助受财政资金制约较大，大量需要法律援助的社会弱势群体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而《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在‘司法利益有此要求’时，被指控有罪的人有权利获得指定的法律帮助，而且在他没有足够能力时不必支付费用”【6】，我国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的范围过窄，地方扩大适用范围的也难以达到《公约》的最低标准。

四是社会力量关注不够。法律援助工作是社会工作，但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集中在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专业人员上，社会关注、社会参与、社会救助还远远不够，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被忽视，难以得到全社会法律帮助。根据相关资料，我国县级地方和西部地区法律援助工作经费、人力等明显不足，西部不少地区甚至没有专职法律援助人员，正常开展法律援助活动都困难，也从侧面上反映了社会对法律援助认识不够、重视不足，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远远不够。

五是法援工作站效果不佳。尽管红岗区建立一套区法援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站两级体系，但实际工作中，受政府编制、体制等因素制约，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与基层司法所、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三块牌子一套人马”，职能过多，人员较少，工作量大，且专门法律人才往往很难配置到基层法援工作站，法援工作站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县级等基层法律援助力量薄弱是个老大难问题，如我国还有超过1/5县级地方没有法律援助机构，不少法律援助机构与其他行政科室合署办公，人员和经费由司法行政机关调剂等。

四、解决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问题的几点对策

通过分析红岗区法律援助基本情况与问题，我们在问题中找到了解决办法，在发展中看到喜人前景，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剖析问题，对症下药，通过双管齐下，提升基层法律援助质量，尽可能实现应援尽援。

（一）经验总结

客观来看，红岗区存在在人员少、经费少、案件少的问题，但从整体上看，法援工作逐年稳步推进，法律援助案件稳步攀升，分析其中原因，不难得出：

一是责任落实是保障。尽管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较少，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力量严重不足，但法律援助相关人员都能强化法律援助为民责任，切实将法律援助工作作为自己本职工作，抓好落实，办好案件。

二是思路创新是动力。近年来，红岗区法律援助中心立足区情，不断创新思路，通过对法律援助案件合理分流，提高法律援助受案质量；开辟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大大提高了法律援助办案效率。

三是宣传到位是前提。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不断拓宽宣传渠道，活化宣传方式，辟建司法局网站，特别是将法律援助宣传纳入我区的“法律广场”、“法律大集”等活动之中，形成了普法宣传与法援宣传相互融合的局面。同时，实践中还将“148”法律热线解答咨询与法律援助自我宣传相结合，提升法律援助宣传覆盖面。

四是奉献自我是源泉。红岗律师事务所为国资所，人员少，承担区、镇两级政府大量案件的，任务重却积极承担大量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特别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对自身生存与发展保障难题，奉献意识较强，克服行业竞争生存压力，为我区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提供基本保障。

（二）对策与建议

法律援助直接面向社会弱势群体，可谓“一头牵着百姓疾苦，一头系着政府关爱”，是政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政府维护社会弱者合法权益最基本手段，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起到举重轻重作用。今后，如何抓住问题对症下药，挖掘根源苦下功夫，确保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稳步持续深入开展，我个人建议：

（一）强化职责，实现法援投入制度化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基本职责，由政府财政负担，其投入到位与否直接决定着法律援助工作的命运。从目前看，地方法援财政资金投入远远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法律援助工作力不从心情况短期内还很难改变。这就要求各地政府高度重视，从投入入手，重点围绕人、财、物三方面做文章。

一是加大人力投入。要严格按照省市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好法律援助人员编制问题，实现人、岗、编制度化，防止人编分离、一人多岗的现象发生。根据实际，增加基层法律援助编制，出台优惠政策重点引进专业强、素质高的法律人才，配齐配强基层法律援助机构，扩大工作人员队伍，解决地方法律援助人员少、力量薄弱、素质不高等突出问题。

二是加大财力投入。要继续加大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将法律援助资金纳入政府同级财政预算，落实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实现法律援助专项资金、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化。同时，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方针，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募捐等活动，积极开辟筹措法律援助经费的新渠道。

三是加大物力投入。要在充分保障法律援助经费的前提下，在车辆使用、设施建设等方面向法律援助中心倾斜，加强法律援助硬件建设，将法律援助工作打造成地方司法行政系统“司法为民”窗口，切实使法律援助工作成为一项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

（二）多措并举，实现法援体系网络化

法律援助为社会弱势阶层提供法律上应有的基本保障，直接关系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是政府的一项德政工程，更是一项全社会法律资源合理配置的工程。这就需要多元化力量合力推进、多渠道信息资源掌控，建立起一套高效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体系。

一是拓宽法援宣传渠道。要以宣传为突破，特别是县级地方和西部地区，依托法律宣传活动载体，将普遍宣传与个案宣传、日常宣传与集中宣传有机结合起来，强化法律援助宣传报道，普及法律援助知识，使经济困难群众懂得用法律援助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使国家法律援助制度更加深入人心。今后，重点拓宽法律援助宣传渠道，在加强现有报纸、刊物、网络宣传的同时，积极运用广播、电视、流动宣传车等媒体拓宽法援报道渠道，实现法律援 助宣传手段的立体化，使更多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投身法律援助实践。

二是健全法援机构网络。要以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重点，梳理疏通基层法律援助人事关系，强化基层法援站点职能，扩大法律援助联络点范围，壮大法律援助队伍，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组织网络建设。今后，基层尤其是西部地区可以将地方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所、高等法律学校全部纳入法律援助体系，加强司法系统法律援助信息联络。同时，要与财政、劳动和公检法部门加强联系，特别是将法院的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全区性法律援助网络体系。

三是强化法援服务力量。要依托现有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律师等法律援助服务人员的同时，可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更多律所及律师、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工作者、法律专业性人才流向地方，可将法律援助专职律师纳入公职律师序列，解决基层律师少的难题。同时，培育、引导、鼓励以志愿者为主体的法律援助社会力量，增加法律援助服务人员，凝集力量，形成合力，尽快形成包括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社会志愿者在内的多元化法律援助服务力量。

（三）严格标准，实现法援管理规范化

法律援助要以规范化管理为突破，强化标准，注重细节，加强管理，严格监督，确保基层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全部投入到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上，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效率与质量，达到应援尽援的目标。

一是加强队伍管理。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服务承诺、限时办结、考核考评、责任追究等管理制度，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培训，强化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提升法律援助机构人员队伍管理水平。今后，要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监督管理为重点，加强对法律援助承办案件跟踪监督，杜绝承办人员办案时敷衍了事、走过场等现象发生，坚决禁止法律援助有偿办案。

二是加强资金管理。要把法律援助资金管理放在重中之重，单独设立帐户，实现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不截流、不挪用。今后，要建立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经费管理制度，实行审计跟踪，完全实现补贴落实到位、发放到位。

三是加强组织管理。基层地方立足法律援助中心机构，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重点，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领导，以管理求效率，全部实现法律援助办案程序化、法律援助工作标准化。今后，尤其县级及西部地区，可根据实际，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制宣传、人民调解、基层法律服务机构联系，互相配合，延伸法律援助工作服务范围。

（四）以民为本，实现法援机构人性化

法律援助为社会弱势阶层提供无偿法律服务，是人道主义在政府法律工作中的重要体现。今后，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于民，加大法律援助服务力度，切实将地方法律援助工作打造成一项全区性民心工程。

一是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要在现有法律援助受案范围基础上，结合实际，逐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将更多的贫困者纳入法律援助对象之中，享受到有效的法律服务。

篇5

“网”与“民”连接，畅通了法律服务渠道

我们常常会看到或听到一些人产生矛盾纠纷、家庭破裂等悲欢离合的故事，他们大多因对法律问题不懂、不知而造成悲剧。在媒体报道的众多案例中，更是屡见不鲜。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法治不但是国家的重要治国方略，而且是大众渴望的生存环境。

作为以“服务民生”为己任的地方网络媒体，胶东在线自2002年创办以来，就相继打造了“网上民声”、“爱心无限”、“快乐健身”等为民服务的品牌栏目，深受群众喜欢。为“畅通法律渠道、服务社会大众”，2010年4月28日，胶东在线联合烟台市委政法委、市司法局、律师协会和50余家律师事务所、300余名律师共同搭建大型网上法律咨询服务平台“网上问法”，在全国首创了由政府主导、媒体搭台、社会参与的网上学法、用法、考法，化解法律纠纷、寻求法律援助的新模式。

一个平台，将网络和百姓连接到一起，从百姓最基本的法律诉求出发，架通了百姓与司法部门、律师之间的沟通桥梁，实现了诉求传递、社会关注、媒体监督、部门搭台的有效整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越来越多的百姓轻点鼠标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获得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和法律援助。

2010年，“网上问法”栏目开通当年就入选烟台市政法系统十大为民服务实事项目，并列入山东省网络文化办公室重点扶持栏目。2011年2月，“网上问法”被评为中国互联网站品牌栏目。2011年9月，与人民网等20余家网站共同入选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网络法制宣传专业交流委员会成员，总编辑邓兆安还作了法制宣传经验交流发言。2011年9月11日，新华社以《胶东在线网站借势名专栏，力促社会管理创新》为题进行了典型报道。2014年“网上问法”栏目入围中国新闻奖名专栏评选。

“上”与“下”联动，传递温暖的力量

“网上问法”创立之初，便充分发挥网络线上及时互动的优势，开设了法律咨询、爱心律师、案例剖析等18个子栏目。通过“网上问法”栏目，网民可以随时向在线律师免费提出法律咨询、案件委托和申请法律援助。司法部门和律师协会审核把关，为网友选择最佳答案。栏目组编辑每天选取网民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和身边案例，辅以律师解答，以案释法，互动讨论，做到了普法宣教一体化；专栏记者跟踪典型法治事件，独家报道、深度说案，促进了大量问题解决。同时，年度优秀律师、律所评选表彰常态化，激发了律师参与栏目的主动性和热情。

线下联动进一步延伸了栏目。2013年，在与政法主管部门联合推动下，栏目启动了烟台首个司法“双百工程”，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法律援助案例，由百名爱心律师发起大型网络公益救助百个困难家庭行动，活动列入了烟台“政法年度12件为民服务实事”。结合项目推广拍摄的法治公益微电影《暖》也成为当地首个以法律援助为题材，充分反映法治正能量的优秀影片。活动最终征集了370余件案例，均指派“网上问法”爱心律师帮忙免费打官司。

2014年初，策划推出了烟台首届法治楹联大赛，为百姓送去法治宣传对联2000余幅。2014年下半年，栏目立足烟台、面向全国策划了“法治漫画征集大赛”活动，借势推动普法宣传进企业、校园和社区。活动共收到来自安徽、北京等全国的参赛作品900余幅；线下开展的普法系列活动参与人数达上万人。

网站还充分发挥品牌栏目带动作用，由法学专家、律师、义工组成“问法服务队”，下基层，听民声，与相关部门合作，建立了多个“网上问法”基层服务示范点，将栏目律所派驻到交警、公安等部门窗口单位，解答百姓咨询，化解基层矛盾，取得了良好效果。栏目独家策划的系列品牌活动，在帮助众多弱势家庭走出困境的同时，也有效保障和改善了民生、传播了法治正能量。

2006年，家住芝罘区黄山东街的吕大姐从张某处以28万元购买了永安里51号的一套住房，签订了合同，支付了房款，并到房管局办理了过户手续，但张某一直没将房屋交付给她。后来了解到，里面已经有人居住，并称也买了此房，虽然没办产权，但一直在里面居住。吕大姐多方打听，了解到此房涉及纠纷。后来里面住的人开发商要求办理产权，将吕大姐追加为第三人，结果一审二审吕大姐都败诉了。

吕大姐是单亲妈妈，28万元的购房款是她所有的积蓄，没有工作还要抚养孩子长大，眼看着自己花钱买的房子别人住着，法院还判决自己无权使用，而张某迟迟拖欠不给赔偿。无奈，她带着孩子拥挤在阴暗潮湿的出租房。平日，没有收入来源，只能靠亲戚救助，为了讨回房子，吕大姐到处奔走，四方求助。

作为胶东在线的老网友，每天登录胶东在线成了吕大姐的习惯。2011年7月，吕大姐看到“网匕问法”推出一档“爱心律师”栏目，可以免费帮网友打官司，随即将自己的遭遇发到了网上，并申请法律援助。

栏目编辑看到吕大姐的留言后，很快通知烟台市法律援助中心，该中心当即予以通过。第二天，吕大姐将证明材料和网络申请表一并递交后，法律援助中心义指派了爱心律师陈律师接洽此案。随后，陈律师联系到吕大姐，开始了法律援助工作。此案得到了芝罘区法院的受理，在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和当事人的遭遇后，法院对该案进行了调解，要求被告方补偿吕大姐同等条件的房产，此案得到圆满处理。

“问”与“答”交互，升华服务的理念

“网上问法”栏目开办5年来，历经三次改版和五次栏曰创新，为民服务的定位和强大的社会责任让这个栏目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问法律师帮”、“有法大家谈”、“爱心律师”等板块的推出，不断丰富厂“网上问法”栏目的内容和功能，鲜活的普法形式、实时的留言回复、生动的案例展示、便捷的操作体验，在“问”与“答”中，“网上问法”已经成为当地网民寻求法律服务首选的平台。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网上问法”栏目在国内网络界实现了三个首创：

1.首创了一种理念

老百姓有了自己免费的“私人律师”，不用花钱出门，上网便可以找到专业律师答疑解惑，有效节约了社会资本。

2.首创了一个平台

提供免费实时法律咨询和援助，通过该平台律师不但能直接为网民解疑释惑，而且普及、宣传了法律知识，司法部门有效发挥了网络优势，丰富了法律服务范围。

3.首创了一套模式

即“一套体系、两头并进、三方监督、四个联动”的工作模式，形成“注册、咨询、审核、解答、择优、接洽、监督”等一整套运行体系；采取线上互动答疑、线下问法服务队进基层普法两种互动模式；同时，律师解答情况实行主管部门、行业内部、在线网友三方监管；“网上问法”的这一桥梁和纽带作用，还实现了司法部门、新闻媒体、律师和网民的四方联动。

在这里，网民不必担忧隐私被曝光，更无须担心昂贵的咨询费用，栏目以团队化的工作模式提供全方位私人法律顾问服务，更好地向中低收入者提供优质、私密的法律服务。同时，“律师帮”的每一位律师以“仁者”心态为网民提供免费私人服务。栏目编辑会根据网民的具体情况，定制搭配律师团队，在“问”与“答”间，网民对栏目的依赖、对律师的认可、对法律的信任逐渐加深；律师对公正的诠释、对行业的推广、对社会的责任逐渐升华；部门对普法的形式、对政务的公开、对火众的参与逐渐拓展，一种新的法律“服务”模式逐渐走进网民心中。

2011年5月，由山东省网络文化办公室指导，股东在线“网上问法”栏目面向全国征集“民问典型案例”，收到来自北京、江西、山东等地上传案例151件，专门集结成书《网上问法40例》。

在提升法律咨询和援助功能的同时，栏目还首创了全国网络“考法”平台。考试人员可以浏览司法部门的最新普法通知和学习文件，也可以通过用户中心的考试系统进行在线考试。

“法”与“情”共融，推动社会和谐进步

“法”是行为准则，“情”是人性本然。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于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和以人为本的道德凸显。在网络媒体百家争鸣的今天，服务民生不再是口号，而是基于一次次键盘敲击下的摸式创新。

“网上问法”栏目自开通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对推进城市法治建设，营造全民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延伸律师参与公益活动的范围，引导群众依靠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及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推进和谐城市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法律并非万能，有其严肃、冰冷的一面，对诸多矛盾的调解、人性的唤回，离不开人间温情，这也是“网上问法”栏目作为一个桥梁、纽带需要去做的。

篇6

（一）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一、着力创新主城区法制宣传特色，渲染浓厚的普法氛围。

今年来，我们以“五五”普法考核验收为契机，一手抓“五五”普法的总结提高，一手抓“六五”普法的谋篇开局，创新主城区法制宣传特色，渲染浓厚的普法氛围。

1、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

充分调动各街道、各部门和行业的积极性，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法律六进”工作，具体量化和拓展“法律六进”工作内容，创新理念，强化措施，并丰富普法形式，狠抓落实，使法制宣传教育全覆盖。1月份，组织10名公益律师及各街道司法所开展送法进社区活动，在水渡口街道和达雅苑社区开展法律咨询和宣传活动。5月份，组织送法到小游园，发放宣传材料800余份，淮安日报报道宣传了我们的做法。6月份组织开展“农民工学法活动周”活动，6月17日，在亿力未来城工地设点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发放宣传材料1000余份，为90余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布置更新法制宣传栏，悬挂宣传横幅，积极参与“5.18”广场执法宣传，共印发散发宣传资料余份。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法制宣传的覆盖面。10月20日、21日，区司法局在区政府7楼会议室举办领导干部学法讲座，邀请安淮律师事务所律师伍跃华主讲，全区街道和区级机关干部共200余人听取了讲座。11月份，我区组织了年度学法用法考试，考试内容涉及“五五”普法统编教材《干部法律知识读本》和《区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安排意见》要求学习的法律法规，全区在职公务员（含参公人员）、事业单位在职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近1000人参加了本次考试，参考率为98％，合格率达100%。积极参加全市组织“四级干部学法竞赛”考试，我区组织的30名村居干部、20名机关干部、20名街道干部参加比赛，无一人缺考，考场秩序井然受到市领导肯定。

2、顺利通过“五五”普法验收工作。

3月份，组织召开全区法制宣传协调小组会议对“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及法治建设中学法守法任务进行部署。4月初我们召开了区“五五”普法验收动员会，制定下发了“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方案，并认真做好“五五”普法工作资料档案收集整理、归档、补充完善等工作。本着“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对全区各街道“法制宣传一条街”进行改造，提升现有法制宣传一条街的品味，更新各街道、村（社区）法制宣传栏。5月，市政协领导来我区视察普法工作，给我区“五五”普法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我区“五五”普法工作做到了“六个一”，即：一份“五五”普法汇报材料、一套“五五”普法工作台帐，一本“五五”普法工作图片册、一套“五五”普法成果图片展板、一部反映“五五”普法工作的专题片，一册“五五”普法宣传折页。8月16、17日，市考核组对我区“五五”普法工作进行检查验收，通过听汇报、实地查看、问卷调查、现场走访等形式对中学、富强社区、资产流通公司等八家单位进行了检查，并听取了区委、区政府关于全区“五五”普法工作实施情况的汇报，给予我区普法工作高度评价，认为我区“五五”普法工作：领导有力、制度完善、措施有力、成效显著。我区顺利完成“五五”普法工作各项任务。

二、着力开展“大调解机制建设提升年”活动，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质效。

社会矛盾化解是今年政法系统三项重点工作之一。我们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扎实开展“大调解机制建设提升年”活动。

1、发挥区、街两级大调解中心的职能作用。为了充分发挥区、街道（办）两级调处中心作用，进一步提升我区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率、调处成功率和人民群众对调解工作的满意率，今年我们侧重在健全和完善大调解机制上下功夫。主要是进一步完善公调、检调、诉调、访调对接机制，建立调解员等级管理机制、专业调解机制、排查分析机制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强化考核评估机制。今年来，法院诉前调解212件案件，检调对接23件案件，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室调解26件。

2、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先后于元旦和春节期间、“两会”期间、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后，中秋和国庆期间开展了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的全区范围的民间纠纷集中排查调处活动，做到“三清”、“三不放过”，即社会矛盾、民间纠纷情况清；重点纠纷重点对象清；调解人员分工明确责任清。对排查中的死角不放过；对重点纠纷及重点对象工作措施不落实不放过；对工作中出现推诿、不负责任的不放过。今年以来，我区共发生各类社会矛盾纠纷176起，各级调解组织各尽所能，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76起，成功176起，调处率和调处成功率均达100%。

三、着力预防重点人群重新违法犯罪，切实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按照“积极参与、明确重点、明确责任、重在教育”的原则，切实做好重点人群的管理。

1、完善社区矫正风险评估体系。继续运行风险评估和信息管理系统，对矫正对象实行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监管措施。为30名重点矫正对象配备了定位手机，目前社区矫正对象配备手机已达82人。今年来共接收矫正对象114人，目前全区共有在矫矫正对象212人。全年对矫正对象进行集中教育活动15次，开办学法讲座7次，191人参加了集体公益劳动。

2、加强对矫正对象的计分考核。年初，我们就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制定下发了《区社区矫正对象计分考核办法》，要求各司法所按月公示当月计分考核情况，及时根据矫正对象存在的问题进行谈话教育，并累积加分、扣分情况实行司法奖惩。

3、全面落实帮教安置措施。今年3月开始，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对回归社会的刑释解教人员的排查活动，为推进我区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工作的信息化进程，六月上旬，我们组织服刑在教人员信息管理软件使用培训，并在7月初对今年以来服刑在教人员的信息资料进行核对，及时上报上级有关部门。今年共接收刑释解教人员35人，目前，全区共有刑释解教人员243人。

四、着力开展法律服务工作，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今年，全系统将开展“促转型、促升级；助稳定、助发展”法律服务专项活动，以“双促双助”活动为抓手，推动法律服务业进一步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手段。

1、服务大局，扎实开展“双促双助”活动。三月份，根据省厅、市局的统一部署，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促转型、促升级、助稳定、助发展”法律服务专项活动。全区法律服务机构共走访企业143家，发放服务联系卡295份，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法律意见132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2630万元。开展法律月访接待日、咨询日120个，参加接待咨询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230人次，参与妥善处置群访、群体性案件7起，成功化解矛盾纠纷。

2、积极拓展服务领域，促进法律服务业发展。今年，我区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克服困难，深入企业单位，把拓展服务领域作为工作重点，不断加大宣传力度。今年，各律师事务所共办理各类案件945件，担任顾问单位61家，业务收费290万元，纳税20万元；各基层法律服务所担任顾问单位41家，办理各类案件473件，业务收费89.4万元。

3、强化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法律服务人员整体素质。按照省厅、市局的统一部署，从三月份起，在律师队伍中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同时，在律师队伍中认真开展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活动，通过学习讨论，全区各律师已撰写个人学习心得一万字以上，先后查找存在问题31条，并进行限期整改。从今年6月份起，按照市局要求，在全区基层法律服务开展集中整顿、规范管理活动，制订活动方案，各所都能认真组织法律工作者学习有关文件精神。通过学习、个人撰写学习笔记、排查、整改问题，使基层法律服务各项工作走上正轨。

五、着力强化法律援助工作，努力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1、加强法律援助网络建设。法援中心与区“工、青、妇、老、残”等有关团体协调，依托其维权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与区法律援助中心联手开展特殊群体的法律维权工作。与“公、检、法”部门建立了法律援助申请转交及案例指派机制，对法院指定辩护案件做到应援尽援，及时指派。通过法律援助网络建设，既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又形成了协调、配合和良性互助的工作氛围。

2、开辟劳动者权益保障绿色通道。对申请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援案件采取优先受理，及时指派，跟踪督办的方式，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无缝隙、全方位的法律服务；重大疑难案件实行局领导领办制度，并与妇联、残联、劳动、法院、工会等部门建立联席办案制度，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的社会和谐与稳定。

3、加大法律援助宣传，提高法律援助知晓率。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法律援助送温暖、依法维权促和谐”活动；组织区法援中心公益律师、法律援助工作站人员及部分社区法律援助志愿者进社区，以“开展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以“三八”妇女节和“六一”儿童节为契机，深入社区开展“法律援助进社区”活动，重点宣传了《法律援助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5月份，于北京新村对面的休闲游乐园，开展了法律援助进游园活动；6月份，开展了“关爱农民工、送法进工地”活动。通过加大对不同人群的宣传，进一步提高了我区法律援助的知晓率。9月份，为给弱势群体提供更大的方便，我中心在区市民服务中心开设了法律援助窗口，专人负责接待咨询和受理，自开设窗口以来，已受理15件法律援助案件

今年来，法律援助中心共接待咨询420人次，其中来电咨询82人次，受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460件，已结案368件，有力地维护了弱势群体和特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应援尽援，群众满意度也得到提升，截止目前，没有发生一次因援助不到位而受到的投诉案件。

六、着力加强基础保障，提高一线实战能力。

继续解决好“有人办事，有钱办事”问题。

一是认真做好区大调解中心办公经费和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的落实工作，实行调解经费独立，调解人员办案经费补贴到位。

二是加强司法所人员，充实、调整、稳定基层司法行政队伍。

三是以创建省优秀司法所为载体，加大对司法所的投入。利用中央政法专项经费，为各街道司法所配备了电动车、电脑、照相机、办公桌椅和文件柜等，改善其办公条件和交通条件，努力帮助解决基层建设中的实际困难，提高他们一线实战能力。

七、着力转变作风，提高素质，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

今年来，我们要求全体司法干部务必思想上深化认识，切实改变工作作风，提高自身素质和工作水平，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资料，克服惰性思维和无为思想。继续实行“四个一”制度，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以一流的作风、一流的业绩，为推进司法行政事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学法、用法、守法、执法情况

1、坚持学习，不断增强依法履职的意识。坚持把学习各类法律法规知识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一项基本功。今年以来，通过集体学习和自学的形式，全局学习了《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办法》、《律师法》、《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积极参加市四级干部学法考试活动，认真完成公务员习题集。要求所有工作人员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不断增强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切实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大力开展“五五”普法工作，由于普法工作成绩显著，年8月，我区“五五”普法工作顺利通过考核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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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法治、严格执法、法律援助、司法权威、法治文化

县级是国家政权功能齐全的最底层，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执行和操作层级，是法治运行依托地、根基层，是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没有县域法治，法治中国就无从谈起。县域法治建设如何推进，着力点在哪些方面，笔者结合自身感受和体会，谈点个人的肤浅认识。

目前，尽管我国在惠民或民生领域仍有诸多依靠政策解决群众诉求、服务群众、治理社会（把诸多成熟的政策急需上升为法律，这是上层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有很多法律法规亟待修订完善。但是，依靠法律法规管理社会、治理国家仍然是我们的主旋律，基本达到了有法可依；依靠法律法规维护着社会秩序，保持着社会稳定，促进着社会繁荣和发展，这是不争事实。针对现段“不信法”、“以闹以到省进京访”来要挟党委政府而实现无理诉求的一些无序非法现象和“大闹大解决”、“法不责众”、“大事小事找领导”等心理怪胎和人情味极浓、遇事托关系的社会土壤，要更加注重严格执法，更加注重以严格执法来引领社会风尚、营造法治氛围，更加注重以严格执法来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最终实现以严格执法引领法治建设、推动社会发展。

一要强化执法责任查究，倒逼严格执法。当前，县级政府正在实施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制定职责权限清单和不可为的负面清单，树立“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职权与执法理念，协同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的执法责任。目前，解决行政执法领域的不公不严、夹杂私情私利、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必须依靠严格的责任查究，依靠严格的执法执纪；要注重从安全事故、治安灾害、、合理诉求、舆论热点、执法不公等问题入手，实行严格的党纪政纪问责，着力解决监管不到位、执法不规范等问题，以及办关系案、金钱案、人情案和吃拿卡要等腐败现象。同时，在政策执行落实方面，党委政府应注重操作运行机制制度建设，最大限度减少执行政策的随意性，以规范操作运行机制来培育公职人员的法治程序意识。

二要谨防有损法治的言行，党政领导是关键。党政领导干部要按照十以来和系列讲话精神要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定规划、做决策事事要有法律法规或制度依据和程序约束意识，注重论证会商过程，要时刻谨防有损法治思维、不符合法治方式、不利于法治建设的行政举措和言行。就我个人感受而言，有这么几方面现象或问题要得到切实纠正。

一是不要把法治作为“工具”论，过多过重强调服务于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这不符合法治“平等”的基本精神，也不利于树立法律权威；二是不要过度依赖发文件、开大会等行政手段来推动指标任务、重点工作的落实和进度，而应依靠制度机制的运行；三是责任查究或检查工作效果，不能只看结果，而应注重过程；四是上级已有、且具有管束下级的规章制度或办法，尽量不要重复制定，而应照章执行。比如，我县的《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细则》下发后，有的镇和部门跟着出台了《办法》以及领导机构，结果却是应评而没有评估，受督促或指定后，又不知如何操作。

上述方面的问题，往往形成下级以形式主义应付上级官僚作风，还会带来文山会海，或者是不计长远、不考虑整体而为一己之利、完成一时的工作任务。同时，也显得带有“人治”管理气息，在公职人员中蚕食或销蚀着法治兴盛，阻碍着法治思维滋长和培育。

三要把严格执法常态化。严格执法不是运动式的、急风暴雨式的执法，也不是集中整治式的执法，更不能把严格执法等同“顶格处罚”。

运动式的、急风暴雨式的执法活动，可能会有一时的社会效果，但从长远看，是对法治建设的最大破坏。“顶格处罚”——非法定情形的从重处罚行为，只能扭曲社会的公平正义。时紧时松的执法活动，必然造成选择性执法，带来关系案、人情案，甚至徇私枉法、权钱交易等多种社会病灶；若不及时纠正，执法权自然滑向肆意妄为的深渊。严格执法应该是一个匀衡常态一贯式的，首先要体现在执法的及时有效性上。违法行为一发生或者一经发现，立即受到公权力查处，发生一件、查处一件，不让违法行为在社会上有任何不良发酵，杜绝侥幸违法和从众违法心理。这是保证严格执法的前提，也是让民众体验和感悟法治公平正义的首要前提。其次要体现在执法的严谨性上。执法人员以严谨工作作风和技能及时收集固定证据，执法留痕，不出现任何工作纰漏，有效排出其它可能性；执法过程公开透明，认事不认人，所认定事实经得起方方面面的盘诘和敲打，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这有助于让民众认可，执法权在法律轨道上运行。第三要体现在处罚的适当性公平性上。处罚违法行为，是彰显法治公平正义之精神，是法律的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等功能的着力点。在法律条款幅度内，最大限度地反映立法原意和精神、展现执法目的性，充分推论、比照实践中的各类情形，以达到最适当格次，尽力剔除处罚作操中的随意性，使民众最终认同法治。第四要体现在依法及时回复上。公民诉求一经反映，职能部门或责任主体立即受理，及时依法办理或答复或告知，展现法治应有的预期效应。即使无理诉求，通过回复，也要及时断绝他们的心理期待，防止久拖不决或不理衍生其它纠纷矛盾。及时兑现法律的预期效应，是对公民学法、用法的回应。这四个方面，组成浑然一体的严格执法，并将其始终保持在均衡一致水平线上，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必将引领社会风尚，推进法治建设；常态化的严格执法，必将形成守法者感觉不到政府执法的存在，而违法者感觉政府执法无所不在。

我们县级基

层法庭受理的民商纠纷案，法官为“案结事了”，是跑断腿、磨破嘴，费尽心思搞调解，原因之一就是当事人没有能力收集或提交证据、更不能把理由和事实用证据形式摆在法庭上、说在法庭上，往往以自认为有理而行蛮行横；在文化落后的山区乡村，民事纠纷调解结案占70%以上，这其中就有部分案件是“判下去”的、甚至是无法开庭审理的。这一现实，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提高法律服务和援助质量及深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是县域法治建设重要任务，把家庭不富裕、聘请诉讼有困难，又无文化或文化低的弱势对象纳入法律援助范围。通过法律工作者的援助与服务，让他们亲身体验证据收集、保管和提交以及法庭调查等活动过程，使他们切身感受在法治社会里，“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无疑是最好的法治教学。这也是新形势下推进法治建设，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服务群众的切入点和必然要求。当前最为紧迫的是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律师队伍建设。首先，对行政或事业法律服务机构实行增编计划，要有充足的人力来满足法律服务和援助的需求。司法行政机构要把法律服务和援助工作作为主要业务来开展，在一万人口左右的乡镇综合治理办公室，要有一两名能承担法律援助业务的兼职人员；其次是素质建设，不仅要有业务能力，而且更重要的要有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政治品行和职业道德；第三是规范有偿服务的范围和标准，坚决防止过高收费和滥收费；第四是强化行业监管，及时清除害群之马。总之，“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是县域法治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县域法治建设的擎天之柱。另外，为缓解基层法庭受案压力，应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诉调对接机制，应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和各类专业调委会建设以及人员培训。对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政府在职能转变中，各县都在建立高规格的“政务服务中心”。通过一个窗口展现政府各部门依法依规受理服务职能及办事流程，尤其是民生领域。这应当是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具有法治内涵。进驻中心的公职人员，都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素养和实务办理操作能力，能熟练掌握运用本部门的行业法规或政策。

树立法律的至上权威是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中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然而法律权威的树立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首先需要司法权威和法治文化作为其核心要素和土壤根基。法律通过“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适用而展示法律的生命和权威；人们通过法治文化的熏陶和渗透来影响人们的思维意识，法律才有树立权威的土壤。

树立司法权威，当然要精心打造一支值得人们信赖的司法队伍，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实施系列司法体制改革，但也需要我们党委政府及其领导要有树立司法权威方面的思维意识，把它作为份内本职工作来抓，作为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对待，坚决防止有损司法权威的言行、甚至“红头文件”的发生；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或者解决司法领域的问题，必须按法定程序来操作。具体讲，一要采取行政手段，保障生效的法律文书、尤其是裁判文书及时有效得到执行；二要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尊重和支持司法活动，严禁干扰阻碍司法活动；三要为司法机关及其人员大胆履行职责创造良好条件，及时排除、直至打击妨碍或干扰司法活动的事和人；四要把树立司法权威纳入“三位一体”目标考评视野。

当然，司法机关是树立司法权威的主体，重大事项要主动向党委请示汇报，接受人大和政协监督，争取政府支持和有关部门配合，同时要不断增强司法工作的透明度、扩大司法公开性、增强司法说理性，以赢得公众认可和信服。今年，在__县委、县政府支持下，县法院将失信人被执行人名单及头像在中心广场大屏幕流动播放，震撼了人心，收到极佳效果。近几年来，县司法机关不断扩大执法司法办案公开度，强化案件评查和法律文书的说理性，大幅提升了服判率，涉诉问题显著下降，没有形成一件案或久拖不决问题。

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精神要素和文化土壤，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支柱。《决定》指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法治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系统工程，必须强化领导、完善机制，多措并举、持之以恒。县级党委政府，在执行《决定》中，要注重以下几方面工作。

政府要加大法治文化建设的购买力。现代法治精神的启蒙及成熟于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西欧文艺复兴催生了培根、孟德斯鸠、黑格尔等影响至今的思想家、哲学家、法学家，他们的名言警句和经典名著成为几百年来政府遵循、人们信仰思想根基，引领了社会治理“技术”方向。

我国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更有利于整合和调动各方面力量和积极性，让法治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以及法治影视剧、小品、歌曲等文艺节目，成

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推动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动力。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指出：“用法律的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并要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搭建群众便于参与的平台，开辟群众乐于参与的渠道，积极推进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增强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就我们县级而言，应着力推动县、乡镇及社区三级的群众法治文艺活动，给予一定的资金保障，鼓励奖赏群众亲力亲为、重在参与，活跃乡土文艺，来推动法治文化的覆盖率和影响力；调动政法干警积极参与法治文化文艺活动，把法治实践中丰富素材，加工上升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感染心理、陶冶情操，丰富生活、充实精神，浸润心灵、提升素养，形成基层组织搭台、群众唱戏、政府买单的格局，既营造整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氛围，又增强了基层组织凝聚力、号召力，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这项工作，应当作为县级综合目标考核内容，作为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指标。

党委政法委要建立以案析理说法运行机制。法律只有与现实生活相联系，才能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单纯的法律法规宣传说教，必定是枯燥无味，唤不起心理共鸣。党委政法委完全有能力组织精选本地精品案例、特别是裁判案例，编制成能够明晰责任来源和义务分担、权利和利益维护，又赋有悬念、带有故事性的宣传资料，一方面给群众发放，作为闲暇自行阅读素材，同时又作为以案析理说法的法治教材，达到既增强法律知识，又增强防范意识和理性处置问题能力。建立这一制度和运行机制应当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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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式法律教育发源于美国,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法学院新兴的一种法学教育方法。诊所式教育借鉴了医学院培养实习医生的临床医学教学法,是一种法律理论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法学教育方法,它克服了传统法学教育方法脱离实际的不足。学生通过参加法学院设立的“法律诊所”,在指导教师的指导和监督下,接受当事人的案件咨询和委托,替他们进行诊断,开出“处方”,在为当事人解决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结合自己所学的法律理论知识,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丰富理论,同时在实践中学习律师执业技巧和律师职业道德。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复旦大学这7所大学在法学院都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的选修课程[1]。自此,我国法学院引进诊所式法学教育方式,为我国法学教育改革开辟了一条新路。经过几年的实践,诊所式法律教育方式作为传统法学教育方式的创新和突破,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收到良好的效果。

2　诊所式法律教育的优势

诊所式法律教育方法以其独有的特色凸显其优点:

⑴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法律诊所的课程一般分为两个部分:课堂教学和实践训练。在课堂教学方面,主要涉及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理论,诉讼、司法文书的写作,会见当事人、证人及谈判、调解、调查取证等技巧的学习。而在实践训练上,主要是由学生组团案件,具体工作主要是接待当事人的咨询、法律宣传以及实际的案例等,这个过程是在诊所教师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的。在实践训练阶段,学生所接触到的案例,都是真实的案例,避免了课堂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⑵有助于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人才

诊所式法律教育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身临其境的教学环境,学生亲自办理真实案件,不仅锻炼了学生随机应变、处理不同种类法律问题和应对不同类型当事人的能力,而且锻炼了询问、解答以及归纳总结问题的能力,同时丰富了学生的理论知识,加深了对原有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因此,诊所式法学教育方法有助于全方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有助于造就一批既有丰富的法律理论知识,又具有较强的法律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法律人才。

⑶有助于学生主体意识的形成

在传统法学教育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则处于被动接受者的位置。这种教学方法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诊所式法律教育,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学生和教师是平等的参与者。学生从以往的接受、认同,转变为开始独立思考,并学会质疑和独立行动[1]。这种教学方法使学生主体意识形成,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潜能。

3　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理工科院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笔者以哈尔滨理工大学的教学实践经验为例,阐释理工科院校法律诊所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⑴经费不足

诊所式法律教育所需要的费用远比传统法律教育方式要高,费用支出主要用于以下三项:首先是办公场所的费用。诊所式法律教育除了课堂教学所需要的教室之外,在实践训练过程中还需要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用于接受咨询、会见当事人等。其次是必要的办案经费。学生在案件时,需要支付包括案件过程中的交通费、食宿费、资料复印费及办公场所中办公设施费用等一系列的经费。最后是诊所教师的报酬。从目前来看,诊所教师除了正常的授课和科学研究之外,尚需要承担诊所教育任务,而且多数情况下是无偿的或得到较少的报酬,这些配置和费用支出是传统法学教育所不需要的,这些资金来源于何处?成为各个院校实施诊所式法律教育必须考虑的问题。

在理工科院校,这个问题尤为突出。作为理工科院校的非重点学科,法律诊所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经费问题,则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各种渠道共同解决。

第一,学校的支持。虽然法学的发展不是理工科院校发展的重点,学校要给予尽可能多的支持,将诊所课程作为法学选修课程之一,并拿出相应的经费(以课时费或实习经费的方式),以保证基本的经费需求。这一过程可采取课程的整合方式,比如将原有的一些选修课程,如《民法实务》、《刑法案例分析》、《律师实务》、《司法文书》等课程整合到法律诊所课程中。

第二,社会资源的支持。要争取与政府的法律援助中心建立联系,获得政府的支持。法律诊所的学生通过法律援助中心的案件,既可以弥补法律援助中心人力不足的问题,又可以解决法律诊所的案件来源,还可以获得相应的资金来源,这是一个三赢的措施。除此之外,法律诊所还可以与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司法单位建立密切的联系,解决其案源和资金问题。[3]

第三,通过舆论宣传的力量,让社会认识法律诊所的作用和社会价值,在增加案源的同时,能接受到社会的捐赠及各种基金会的支持,解决法律诊所的经费问题。

⑵师资力量缺乏

首先是诊所教师的数量不足,从目前开设法律诊所课程的院校来看,普遍存在诊所教师数量投入不足的问题。如北大的法律诊所设立时只有指导教师6名,其中还包括2名外聘的法律工作者;武汉大学的法律诊所担任教学与指导任务的教师只有5名;清华大学有4位教师担任法律诊所指导老师。这些高校的法学院,每个年级的人数均在300名以上,而每级能够接受诊所教育的学生却只有30名左右[2]。这样一种现实情况严重影响了学生参与法律诊所学习的积极性,不利于法律诊所的长远建设和发展。其次是诊所教师的整体水平需要提高。从事法律诊所教育的教师需要具有丰富的法律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理工科院校的法学院多是后期(2000年左右)建立的,其法学院的教师以年轻教师为主,实践经验缺乏,甚至有很多教师没有任何法律实践经验。最后是时间、精力问题。诊所教学相对于传统教学需要教师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第一,解决法律诊所教师的报酬问题。改变传统的教学教育体制,设置诊所课程较一般法学课程更多的学分,保证诊所教师与从事一般教学工作的教师享受同等的待遇。第二,建立专职诊所教师与兼职诊所教师并存的教师队伍。在理工科院校,年轻的法学专职教师司法实务经验相对不足,而由长期在司法第一线工作的律师、法官、检察官担任兼职教师就有助于学生在实践训练方面的快速进步。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通过加强与法律执业者的合作,是能够解决这个难题的。如早稻田大学的难民法律诊所,他们为了实现教学中理论与实践指导的并重,其教师队伍的设置都是由一名法律学者和一名法律职业者共同组成,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1]。

⑶学生的时间和精力问题

基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特点,能够参加法律诊所学习的学生一般来说是大三以上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学生。学生在校的时间仅为四年,在大三的时候让其参加法律诊所学习,会面临准备司法考试、考研和找工作的压力。这些都会牵涉到学生的时间和精力问题。另外,学生能够进入诊所学习的时间通常仅为一个学期,这和所的案件通常耗时较长相矛盾,学生通常是无法完整的完一个案件,这样就使案件的不能形成连续性,影响了法律诊所学习效果。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第一,整合诊所教学和传统教学,将传统法律实践教学内容如实习、模拟法庭等纳入到法律诊所教学中,减少其他课程对学生精力和时间的占用,将法律诊所学习的时间延长为一年,适应民事审判的需求。第二,为法律诊所课程设置较高的学分,吸引更多的高年级的本科生甚至是毕业后尚未找到合适工作而愿意参与实践的学生加入到诊所课程的学习,形成两者互动的协作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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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诉调对接;和谐;律调对接

为了构建和谐司法环境,各地法院纷纷建立起“诉调对接”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将诉讼与社会大调解机制有机的结合了起来,一方面方便了群众选择纠纷解决机制,降低了诉讼成本,另一方面也减轻了民事法官的压力,实现案件的有效分流。然而它对于律师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一、“诉调对接”的含义及流程

“诉调对接”是诉讼与调解机制对接的简称。诉讼与调解机制对接不是指法院内部诉讼与调解的结合,而是指法院外人员调解与法官审理案件的有机衔接和配合[1]。这里的法院外人员因各地采取的做法不同而各异,有的是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或者街道调处中心的工作人员,有的是指由法院聘用的人民调解员。

诉调对接通常的流程是对当事人到法院的案件,法院审查后如果符合诉调对接范围的,就委托相应的机构或者人员来进行调解,一旦调解成功法院便作出调解协议书对调解行为加以确认,如果调解不成功,法院便予以立案审理。当然,对于其它不符合诉调对接范围的案件则由法院直接立案审理。

“诉调对接”降低了诉讼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对于法官和老百姓而言都有很多积极的意义,然而它对律师律师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诉调对接”体制对律师的影响

1、增加了律师的工作量

在实行“诉调对接”之前,当事人到法院的案件,符合法定条件的法院会直接开庭审理,在庭审中询问当事人是否愿意调解,如果同意调解的就进行调解,如果不同意调解的就直接判决。实行“诉调对接后”对于到法院,符合“诉调对接”范围的案件,法院会委托相应的机构或者人员进行调解,有些法院有时候还会调解多次,只有实在调解不成的案件才会立案审理。这样无形中就增加了律师的工作量,因为律师除了与以往一样参与庭审以外,还需要参与调解,而且除了到法院外可能还会到其它被委托的机构参与调解。

2、对律师责任心的要求更高

由于主持调解的可能是司法所的人员,或者是街道调处中心的人员或者是人民调解员,而他们与审判人员相比专业素质相对较低,在调解案件的时候考虑得更多的是情理,而不是法理。而且有时候为了调解成功,可能会损害当事人的一部分利益。

比如说被告欠原告1万元,法官为了调解结案,可能做原告的思想工作,让原告同意只要被告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给9000元案件就算了结了,因为如果原告不同意,那么被告可能一点都不给,或者一直拖着,这种情况下看上去是维护了原告的利益,因为原告很快就能拿到钱,其实却是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因为对于一些民间借贷,当事人有可能就是为了获得一点利息才会借钱给其他人,出现矛盾之后,当事人往往退而求其次,只想要回本金,而依照法律的规定,他如果请求对方支付合法的利息,这种请求法院是应该支持的,那么经过调解员调解之后当事人不但损失了利息,还损失了本金。而当事人对法官的话通常是不敢怀疑的,所以即使原告同意只要求被告支付9000元就算了结,这种调解看起来将争议解决了,其实是以损害原告的利益为基础的。此外,即使原告把钱借给被告不是为了获得利息,那么他要求被告支付全部本金的诉讼请求也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而事实上一经调解有可能就会打折扣。

因此,在类似上述的种种情况中,对律师的责任心要求就更高,律师既要通法理,又要谈情理,而且要在迅速解决问题与更好的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中进行权衡。

3、影响了律师的案源

作为原告的当事人通常会在诉讼之前或者诉讼的过程中聘请律师。而作为被告的当事人则一般是在诉讼的过程中聘请律师,他们往往会在接到状副本之后,得知自己被了,才去聘请律师。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他们聘请律师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对法律不了解,担心自己败诉。

实行“诉调对接”机制之后,对于“符合诉调对接”范围的案件,法院直接委托相应的机构或人员进行调解,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会把状副本寄给被告的,更加不会发传票通知当事人,而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告知双方当事人何时到法院进行调解。由于未收到状副本或者是传票这样一些普通老百姓非常陌生,而且有些敬畏的法律文书,所以当事人并不觉得需要求助于律师,因而影响了律师的案源。即使是聘请了律师的,由于调解不会严格的按照法定程序来开庭审理,律师的作用也不能全部体现。如果当事人再遇到法律问题,他们根本就不再考虑聘请律师了,所以也影响了律师的长期的发展。

此外,由于哪些案件属于“诉调对接”的范围,目前还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都是由各地法院自己规定的,有的地方甚至于是所有的民事案件,都首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才予以立案,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律师案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三、诉讼对接机制下的律师发展对策

1、增强使命感,为构建和谐司法环境贡献力量

构建和谐司法环境,不仅仅是全体司法机关需要考虑的事情,同样也是我们律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实行“诉调对接”后一部分律师因为工作量的增加而抱怨,这反映了我们一部分律师对于自己的使命感没有充分的认识,仅仅只考虑到自身的利益,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我国律师法规定,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而构建和谐司法环境则是目前律师使命的最直接的体现。律师只有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站在全社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放在第一位,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放在第一位,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放在第一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为构建和谐司法环境尽一份力量,而和谐的司法环境也将促成律师更大的发展。

2、增强责任心,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作不懈努力

实行了诉调对接体制后,正如上文分析的一样,律师除了需要与当事人做好沟通外,还需要与调解人员做好交流,不仅需要精通法理,还要考虑情理。而这些归根到底就是律师要不断的增强责任心。因为律师怀着什么样的责任心,非常重要。如果律师也仅仅是希望事情快点了结,而不顾当事人的利益,那么这样下来案件了结的速度可能会很快,但是当事人的利益确没有能得到完全的维护。所以律师应不断地增强责任心,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以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促成“律调对接”,开展多元化服务,积极拓展案源

目前,一些比较先进的地方正在推动“律调对接”,也就是说让律师事务所与当地的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对接,并根据律师事务所的分布于各街道建立挂钩的业务指导和协作关系。这对于律师而言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律师应努力促成这项机制的实现,主动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对于还没有打算推进“律调对接”的地方,律师更应当发挥“谏言者”的作用,在充分了解当地老百姓生活状况的情况下,向当地政府提出建议,推进律调解对接。

除了积极参与“律调对接”以外,律师还要不断地开展多元化的服务,积极拓展案源。一方面,律师可以积极参与法律援助事业。因为随着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加快,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加强,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多,弱势群体请律师难的问题开始显现,因经济困难无法得到法律帮助的情况越来越突出,急需法律帮助的人越来越多。律师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努力[2]。

另一方面,律师还可以将视角转向农民工,因为这一阶段农民工进城务工产生的矛盾非常多,尤其是新的劳动合同法施行以后,更是出现了很多侵犯农民工利益的情形。律师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广泛地对法律进行宣传和解释,并且在矛盾引发前提供法律意见,参与冲突和对抗矛盾的处理,积极拓展非诉业务[3]。

总之,构建和谐司法环境不仅是司法机关的任务,更是全体律师的心愿。律师只有尽快认识到诉调对接机制对自身的影响,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采取正确的措施,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王亚明.诉调对接的法文化探析[J].贵州警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1):4.

[2]李汉源.律师法律服务质量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J].青海师专学报,2006(5-6):82.

篇10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改革是其法学兴盛的最重要背景。国人痛定思痛，终于认定以法治国乃安邦富民的必由之路。地看，从人治到法治是一种快速转变。“快速”表现在，近20年来中国的规范以前无古人的速度而滋彰，不同学历层次的法律人才和各种著述以几何增长之速在产生，瞬息间，法律在生活中已变为举手可触、不可或缺的社会存在。无疑，在这个“快速”过程中，进行于法学院系内的法学和研究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但是20年后，对与“快速”演进的中国法学相关的最基本的，实有静心体味、平和思索之必要。一为法学的目的何在？二为法学的方法如何？三是法学的规范怎样？

一、关于法学的目的

一般地说，法学是有关法律知识的学问。撇开交叉学科不言（如法学），“与法律相关”意味着有关前人法律（法律史学）和现今法律（部门法学），异域法律（外国法学）和本域法律（国内法学或地方法学）皆为法学的领域；同时，法学还要关心法律运作的本系统（司法制度学）和外在系统状况（法社会学）；除了对形而下的法律规范、司法制度和法律环境的关注外，研习法律的人还必然要探寻形而上的问题（法律）。这样，判断法学的目的便出现两种思路。一种为涵盖不同法学领域的“综合目的”或称“终极目的”；另一种为不同法学部门的“领域目的”。虽然对法学的终极目的有不同归纳，但应该说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由于法律被主要宣称为一种（国家统治的）工具，以此类推，法律之学也就演变为以服务国家统治为目标的一种学问，这种目标就是法学的终极目的。这样一来，会得出如下结论：1.法学代表的是一种工具性的、经世性的统治策略而非严格的知识系统；2.法学的构建要忠于以体现统治需求为宗旨的法律规范，法学是对法律规范的“正确”注释；3.以法学为职业的法学者实际上就是不断创设工具性法律规范并加以性解释的职业化群体；4.法学者的成就感来源于制定了或参与制定了多少法律规范，多少次证明自己正确地诠释了法律条文并因此而获得多少利益回报。

从世俗和实证的角度寻求法学的终级目的并无不妥。因为任何国家的法律，不管是国家制定法、地方法，还是宗教法、家族法都不应是该国存在和延续的对立物，否则就会出现国家与地方，国家与宗教，国家与家族的对抗，中世纪欧洲法律的历史即说明了这一点。同时，法学者同普通人一样有着趋利的倾向，脱尘出世不可能是一项普遍要求。问题在于，将法学只理解为一种工具和经世系统，将法学的品位只定位于注释法律规范，将法学者的成就只同多多立法和正确司法相联系会带来诸多不利。以国家为中心，将知识理解为一种服务于国家需求的系统虽有一定道理，但“国家需求”本身并非衡量知识价值的绝对标准。在实践中，代表国家的主体类型是较为复杂的，不同的国家职能机关、地方机关的意志皆有可能（经过一定的程序）以“国家需求”的面貌而出现。这种程序是特定人群的意志能否合法地成为“国家需求”的关键。因此，“国家需求”本身也需要符合以理性为内核的法律要求（一般为宪法和基本法律），接受法律标准的评判。在此意义上，法学的使命不能只是盲从地迁就于“国家需求”，还应为辨明、捍卫“国家需求”的合法性（legitimacy）设计技术系统，营造精神氛围。同时应该看到，撇开信仰而言，国家在法律上只是一种拟制的主体。可以说，“国家需求”最终还是一种特定群体、特定阶层人的要求。特定人要求的正当性不是绝对的，因为，人的需求与的要求要和谐，而且在代表国家需求的人和没有代表资格的另一些人之间需要不断求得和谐，以避免优势人群处优而自利进而失去社会和谐的基础。鉴于此，从有利于国家需求的角度制定法律规范、注释法律条文只能是法学的一种目的。除此而外，法学还要为确保国家需求具有合法性而努力，同时，还应该从全体人的角度，弱势群体的角度，从自然的角度，来对它们相互之间的平衡与和谐施以终极关怀。也惟有如此，法学才能够彻底且长远地捍卫国家利益。

在我国，应用法学和法学的“隔阂”由来已久。由于部门法学有着较强的应用特点，其优越感在于社会利益的直接回报率高，看一看每年法学类研究生报考比例的悬差，理论法学不得不“气短”。对比之下，倡导形而上法学的人们会讥讽部门法学者为“法律匠”、“操刀手”，务实有余而蕴涵不足。居间而论，法学的领域目的应该是个性化的，它意味着不同法学者所从事的不同领域的法律学问应该具有不同的目标侧重。部门法学的成果和人才被社会直接接纳的概率高，但是，不能因此就结论说，法学的目的就是培养“死扣”法律条文的操刀手，就是为了研究如何娴熟地诠释法律条文。法律史学的特点是注故援史、借古察今，但是，也不能说循溯脉络就是研习法律的根本任务。同理，尽管中国法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进的结果，但是，外国法学者们却不应持有洋学为先的优越感。

二、关于法学的方法

在国内，不管是法学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几乎没有法学方法论的课程，而法学专著和论文也大都没有对相关研究方法论的介绍。这至少在形式上说明研究方法（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法学中无足轻重的地位。从原因上看，社会学科的研习方法同从业者自身的知识结构是紧密联系的。同时，统治策略目的论和以法律规则为关注中心的学术立场，对我国法学在方法上不够繁荣的状况也有很大。先从法学教育上看，获得一张法学院的文凭同非法律课程（外语除外）的修习之间几乎没有多少关系，中国政法院校的分系方法，西方人是非常惊讶的———本科层次的法学专业，为何还要细化为经济法系、国际法系、刑事司法系等等？在许多西方国家，只能教授一种课程的人是难受法学院欢迎的。国外有位同事在其攻得法学博士后去应聘，被问：你能教什么法学课程？答：你应该问我不能教什么法学课程，结果中聘。而我国的法学教员都要属于某一个教研室（北大和清华两家法学院现无此建制），故其只能担任一个领域的授课任务，只能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否则属于“不务正业”。如此一来，纵然你原本具备多学科（multi-discipline）教研法律的能力，多年之后，也只能作专业户了。这样一来，法学者们都以特定学科而类聚，门户之见油然而生，学生就已单一的知识储备，加以专业户式的专业工作制度的提炼，再要求法学者具有丰富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能力，岂非奢谈。

受统治策略目的论的影响，法学尤其是理论法学往往会在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普遍前提下，用霸权的话语和概念重复演绎着脱离实际的命题。一些学者就是因为不遗余力地参与了对理论法学中某些虚命题的演绎活动而成名成家。其实，这样的“演绎”不是一种“命题-方法-求证-结论”的学术过程，因为，前提和命题是固定的，方法和求证也就失去了意义。

规则中心论是部门法学不盛的根本原因。法学固然要以法律规则为研究对象和起点，生活要实现有序，法律规则的权威必须要维护。但对法学来说，更需要认识的是：法律规则既不代表绝对正义，也不代表终极真理，更不能说法律规则是横空出世，“法律就是法律”所反映的只是一种偏狭的逻辑。在17和18世纪的英格兰与苏格兰，法律人士之所以受人敬仰，就是因为，如果他们除法律以外没有丰厚的与文学知识，就会被当时的民众视为与技工无异的人。道理很简单，可让法官、检察官、律师、行政执法者丝毫不差地去恪守的法律规则是绝对存在的吗？法学者思考法律规则的知识与观念，适用于法律规则的逻辑与话语是纯粹法律的吗？法律规则的精神真的可以游离于、历史、条件、心理、文学、等因素而被贴切地解释吗？显然不能。而当的法律以惊人速度增加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法学者们已无暇去或没有能力去从法律规则之外寻求研究的方法，对法学院的学生来说，这种情况只会使标准化的法学制度（统一的教材、大纲和教学进度）和闭卷检测背法律条文能力的制度愈演愈烈。对法学知识整体结构的合理化来说，这是令人担忧的，它反映了法学的稚嫩。法学的方法应受到关注，方法受制于学者的素质，反过来，侧重不同的方法会塑造不同素质的法学者。法学的繁盛需要不同类别的法学者，对一个对象的研究也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或结合不同的方法来开展，因此，法学的方法也应是多元的，断无以一法统众法之理。

三、关于法学的规范

严格地说，没有规范的知识积聚和演绎不能称为学术，至少不能称为学术系统。20余年来，我国法学取得巨大成就的一种负产品就是学术规范性不强。法学自身是关于规则的学问，但是，从事这种学问的活动本身却无严格规则可言。在对研究方法论和研究资料的要求以及教材、论文和专著的写作格式等方面，不仅不存在全国性的统一学术规范，且全国法学类的学术期刊和法律类的图书出版行业同样也缺乏统一而严格的学术与编辑规范。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西方，法学包括其他社会学科，不仅具有丰厚的知识总量和资料，更重要的是记载这些知识的书面材料皆须符合形式规范的要求。一方面，这种规范保障着学术的严肃性和专业性，避免了学术投机，凸显了学术独立。法学研究必须要在充分收集研究资料并加以加工的基础上才可进行。对作者来说，遵守学术规范不单是为避免侵权，更体现着其学术人格；对学术来说，不符合规范的作品再多，也只是知识总量在形式上有了增长，而学术的品位却受到侵蚀。一部（篇）法学作品不管其研究命题在形式上多么符合国家的需求，文字上如何流光溢彩，也不管其口号上如何响亮，意蕴上如何深邃，所说明的只能是作品的应景性、作者的文学功底、宣传造诣或哲理能力，但其本身却不是严格的学术著述，更不能作为授予法学学位的凭据。有人这样讽刺我国的法学现状———研究不好中文的、外文的、历史的、的甚至是自然的学者稍作调整和努力即可成为“法学家”。对此，我们丝毫不应苛求法学以外背景出身的法学家们的不纯粹，相反，却应反思法学自身的学术系统有无专业的规范性、技术性可言。如能用修练中文和外文的艰苦，考证历史的精准和认真，冥想哲学的出世脱俗来要求、评测法学者的话，法学家队伍的扩展速度会大为减慢，法学也不再会被人说成是众人皆宜的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