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范围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援助的范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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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近年来频频出现在领导讲话、报刊媒体、甚至相关的红头文件之中。笔者认为，法律援助的覆盖面，关乎法律援助制度的终极目的，关乎法律援助事业的兴衰成败。所谓法律援助覆盖面，它是指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法律援助标准、范围以及法律援助机构的提供能力，需要时能够获得法律援助的人口总数。通俗地讲，也就是法律援助制度所能惠及的人群。

一、法律援助覆盖面的现状

法律援助覆盖面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法律援助制度发达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他们的法律援助覆盖面达到很高的程度。比如，法国达到总人口的70％，瑞典达到90％，英国达到60％，美国达到50％。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刚刚起步，只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根据2003年实施的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标准、范围，当时我国的法律援助覆盖面仅能达到总人口的2％～3％。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对法律援助需求的增长，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出台地方性法规、政策。不断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尤其是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对农民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的。不再审查其经济困难标准，直接给予法律援助等。法律援助覆盖面不断扩大，2008年我国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达到了总人口的8％～10％。

二、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需要。吴爱英部长在纪念《法律援助条例》颁布五周年座谈会上说：“扩大覆盖面。更好地满足网难群众的需要，已成为法律援助工作的一项迫切任务，各地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神话发展水平，及时调整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降低门槛。将涉及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困难群体迫切需要的事项都纳入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上，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促进民生问题解决中的积极作用。”

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是满足社会公众法律援助需求的需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然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过去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随着改革深化出现的新问题相互交织特别是受国家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一定的困难，就业形势严峻。城乡居民增收压力增大。一些新矛盾随之产生，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大幅增长。

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是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终檄目的的需要。司法部一再提出“落实政府责任、扩大覆盖面、扩大知晓率”是现阶段法律援助三大工作任务。这三者的关系。落实政府责任是保障，扩大知晓率是途径，扩大覆盖面才是目的。

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是司法行政部门应对社会挑战的需要。无论是从国外法律援助的发展历史上看，还是从国内对法律援助的庞大需求上看，法律援助都是一项很有生命力的朝阳事业。

三、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面临的障碍

1　现行的经济困难标准不科学、不合理。2003年国务院出台的《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宜的需要规定”。实际上，在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出台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通过地方性法规、规章，把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作为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

2　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太窄。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法律援助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在民生法律援助案件中，《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六条事项。这些范围远远满足不了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公民在诉讼中获得法律援助的比例是很小的。

3　部分地区法律援助机构力量薄弱。提供能力有限。时至今日。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仍然处在“一个人、一间房、一张桌子、一本卷宗”的办公条件。“开不了门、找不着人”的现象在个别地方仍然存在。

4　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低。2007年年度，司法部和国家统计局启动了“法律援助公众知晓率和需求调查”，此次调查是我国首次开展的法律援助专项调查，调查社会公众。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对法律援助基层知识的了解情况、需求事项，调查方式是入户面访和电话访问相结合。调查结果显示，56％的居民知道(听说过)法律援助，44％的人没有听说过法律援助。这个结果基本反映出农村法律援助知晓率的状况。

5　法律援助的便民程度不高。“门难进”。不少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在县委、县政府的大楼里，深宅大院，几道门岗，几次登记预约，都未必能找到人。“人难找”。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中心只有三两个人，且主要精力用在办案上，老百姓千辛万苦找到法律援助中心，常常遇到找不到人，需要来回跑三两次才能递上申请。“事难办”。即使找到人了，也递交申请了，援助中心也常常以“不是低保人员，不符合援助条件”为理由拒之门外。

四、提高法律援助覆盖面的几点建议

1　选定某几种目标人群。(1)低保对象；(2)农民工；(3)残疾人；(4)老年人。

2　扩大事项范围。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取消事项范围限制。2008年底出台的《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就取消了法律援助事项范围，意味着今后在广东省申请法律援助就只有一个条件――经济困难条件。所有的案件范围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了。

3　建立省级专项资金。随着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开展，部分县(市、区)法律援助办案经费不足、地区面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显。严重阻碍了法律援助事宜的协调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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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援助；制度；完善

前言：

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不健全，因此给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开展带来了阻碍。为了更好的去开展我国法律援助事业，我国需要完善立法体系、健全管理和实施机构、扩大援助范围、提供充足的经费。健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可以更好的促进我国社会的稳定、和谐。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特征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福利性、社会性、公平性的特征。

首先，法律援助是针对经济困难的群体的，律师事务所可以为群众提供有偿法律服务，而我国法律援助是无偿帮助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的。不是所有人民都可以得到国家法律援助，而是经济困难而且有需要的社会成员才可，国家不仅为这类人群提供经济支持，同时也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1]。

其次，只要是符合国家法律援助条件的人，不分男女老少、职业地位等都可享有法律援助的支持。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功能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具有法律服务、人权保障、法制完善、扶贫济弱、维护稳定的功能。

首先，国家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服务，前提条件必须是有需要的且有经济困难的人群。其次，无论是社会任何阶层的人，都可享有法律援助的保障。最后，法律援助机构可以使有需要的困难者获得合法权益，实现合法权利。

（三）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行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行，需要很多条件。第一，有援助范围，国家法律援助帮助经济条件困难的人群。第二，有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有需求的人需要到专门的机构去办理业务。第三，有援助经费，经费是给援助律师的最低保障。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不足

（一）法律援助立法层次低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起步较晚，因此至今法律援助立法体系尚未完善[2]。我国法律援助立法体系层次较低，这就不利于法律援助在现实生活中的更好实现。我国完善高层次的法律援助立法，不仅可以巩固法律援助已有的成果，而且还可以开辟法律援助发展新道路。

（二）法律援助程序不合理

首先，我国法律援助程序申请没能对案件性质进行明确区分。我国法律援助分为几个方面，而对于法律援助的某一方面没有明确的细分，这样容易给工作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会给援助工作增加难度。

其次，援助申请的程序较为复杂。据有关调查显示，很多人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可是因其申请过程较为复杂，所以会选择其他渠道进行解决问题。

（三）法律援助范围有局限性

法律援助是帮助有困难的人，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的，但是对于困难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我国很多城市都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也就成为很多人判断困难与否的标准了。因此，法律援助工作需要对援助对象的范围有明确界定[3]。

（四）法律援助经费不充足

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财政拨款不足；二是募集的资金有限。法律援助工作要更好的开展，需要足够的经费，除去给工作人员的月薪以及必要的开支外，剩余资金少之又少，因此办案效率是得不到保障的。

三、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立法体系

首先，将法律援助制度写入宪法中。我国的宪法是最具权威性的，将法律援助章程写入宪法，可以引起更多人的重视，也可以增强更多人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其次，《法律援助法》应由最具权威的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不够完善，所以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应。法律援助自成立到至今为止，所受理的案件等相关细节问题更让人反省，很多问题不仅仅涉及到法规的调整范围，甚至涉及到立法的范畴[4]。

（二）健全管理及实施机构

首先，增强援助机构的职能。目前为止，政府援助机构的职能有两种，一是管理职能；二是实施职能。前者负责法律援助等相关方面的制定和计划，监督援助实施机构的具体实施，对相关工作给予指导；后者负责具体案件的具体实施。

其次，发挥社会其他团体的补充作用。法律援助机构在我国起步较晚，因此知晓率不高。很多人不符合法律界定援助对象范围的条件，但是这些群体的确又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这时，可以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很多其他组织与特殊群体有更多交集，如妇联、残联等，社会组织可以充分发挥力量，将援助组织推荐给需要的人。

再次，提高法律援助队伍的素质。为需要的成员提供法律援助工作的专业人员素质一定要高，办事效率高、能力强。除了从援助人员自身加强素质之外，还需要管理部门人员提高素质，优化配置人力、财力、物力资源，可以节省案件所用经费和更好提高工作效率。

最后，加强乡镇的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很多乡镇居民对法律知识了解少，而且多数弱势群体生活在农村，因此，他们更需要法律援助。

（三）扩大援助范围

首先，调整“经济困难”中“困难”的标准。我国很多城市的居民，都会认为经济困难的人是拥有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其实不然，我国还有很多阶层的人群没有拥有最低生活保障，可是他们也无力支付法律服务的费用。因此，我国需要调整并明确困难标准。

其次，援助对象范围要扩大。我国目前要求援助对象只有几类人群，实际上我国应该扩大援助范围，真正做到给予需要帮助的人以法律援助。

再次，加强法律援助和司法援助相结合。我国法院做出司法援助决定的案件，法律援助结构是一定会提供服务的，可是法律援助机构做出法律援助决定的案件，法院是未必会提供司法援助的[5]。针对这一现象的发生，就会给法律援助工作带来很大的阻碍。

最后，增加援助服务的内容。我国目前的法律中，诉讼和辩护是法律援助的主要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成员对辩护和诉讼这两种方式需求减少，相反对非诉讼有所增加，因此，我国应增加援助服务的内容，做到与时俱进。

（四）补足援助经费

法律援助经费是工作人员更好开展援助工作的保障，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所用经费问题暂且不说，他们受理案件时需要的经费问题是更为重要的。

目前，法律援助机构获取援助经费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国家给予财政拨款，可是拨款所占比重小；二是募集资金，可是能力有限、数量有限，更多还是一些来自社会的闲散资金。因此，两个途径都是不能使国家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充足经费的，需要国家补足援助所用经费。

四、结论

法律援助工作可以帮助更多需要的且经济条件不好的人维护合法权益，可是我国法律援助起步较发达国家晚，而且援助制度也不够完善，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以更好的去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参考文献：

[1]王迪.法律援助制度的绩效评估与完善[D].吉林大学，2013.

[2]胡萍.大连市中山区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3.

[3]向章平.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之理性思考[D].湖南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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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范围；现状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

所谓刑事法律援助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是指国家在刑事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过程中，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具体的说，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的制度。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尺度。

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行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化法制国家必须承担的一种国家责任，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实现自己合法权益。

二、刑事诉讼中法律援助的范围及对象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1)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2)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3)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第十二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以上规定可以概括刑事诉讼中法律援助范围的范围和对象。

有两种情况不属于法律援助的范围。第一，审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按照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审查阶段有权委托辩护人。但《法律援助条例》只规定了被害人在审查之日起可以取得法律援助，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此阶段可以取得法律援助。第二，对于公诉人不出庭的刑事案件也不属于《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及对象。刑事诉讼中法律援助的主要范围体现在公诉人出庭的案件的审判阶段。在这一阶段被告人与被害人及被害人法定人、近亲属都可以作为法律援助的对象。

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作用

(1)体现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为了消除法定权利的平等与保障权利实现的经济条件下不平等的矛盾。国家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利，从而在司法体制上完善诉讼民主机制，保障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切实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实现司法公正，请不起或者没有聘请律师对于刑事案件当事人来说，也许损失的只是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对于国家来说，受到损害的却是司法公正的原则和形象。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切实保护妇女、未成年人和盲聋哑残疾人等社会弱者群体的合法权益。

(4)完善法制，保障法律规定的社会关系的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在于减免当事人的费用，使其获得法律帮助，还在于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律调整和规范的死角，从而切实保障法律所规定的社会关系得以实现。

四、刑事法律援助的现状

(1)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不足；(2)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3)律师队伍发展不平衡；(4)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5)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6)现在的法律援助主要还局限在诉讼领域。

五、刑事法律援助的建议

(1)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质保障重新构建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体系；(2)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3)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加强律师队伍建设；(4)建立完备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5)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标准完善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6)援助方式多样化重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援助。

参考文献

[1]田文昌，《刑事辩护学》，群众出版社，2001(1)第1版。

[2]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4)第1版。

[3]张耕，《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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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制度自五百年前在苏格兰王国萌芽，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美掀起热潮，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40多个国家建立了以诉讼法律援助为基础，涵盖非诉讼法律服务领域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1】作为一项全球性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制度，法律援助也被纳入世界人权制度之中，成为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最重要法律武器。反观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援助长期未纳入国家救济体系之中，20世纪90年代初才初现端倪。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飞跃发展，贫富差距日渐拉大，社会弱势群体也空前增多，如何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成为我们社会不得不面临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基层政府，受资金财政、人力物力、思想观念等制约，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更迫在眉睫。

一、法律援助与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始于西方，最初是由一些私人律师和宗教团体及慈善机构等民间组织自发地位穷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慈善和道义行为。【2】它源自民间的社会道义，后来发展为一项国家责任，即建立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制度。对于法律援助的内涵，众说纷纭，搜索网页不难发现大家普遍认为“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有的认为“是指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无偿法律服务”。也有的认为“法律援助，是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服务，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等等。【3】比较这些观点，其实大同小异，都是强调法律援助是国家通过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法律服务，是一项现代社会法律保障制度。

二、基层法律援助现状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辖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各地自然地理、经济文化不同，法律援助开展也不仅相同，尤其是县级地方更是差些万千。截至2003年底，我国各地政府已建法律援助机构2774个，地、市法律援助机构381个，县、区法律援助机构2361个，其余32个为省级法律援助管理机构【4】。现以本人所在的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为例，对我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现状和问题进行浅析。

（一）基本概况

红岗区地处大庆油田腹地，东临龙凤区、安达市，南接大同区，北与萨尔图、让胡路两区接壤，面积623平方公里，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区。全区辖5个街道和1个镇。总人口17.4万人。

全区共有法律援助机构5个。其中，法律援助中心1个，即红岗区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1家，即红岗公证处；律师事务所1家，即红岗律师事务所，为国资所；法律服务所2家，即解放法律服务所和红岗法律服务所；全区共有法律服务从业人员19人。

红岗法律援助中心编制3人，在编1人，加上主管领导共3人（不占法律援助中心的编制），平均年龄约35岁，党员1人；其中硕士1名，本科2名。下辖法律援助工作站10个，其中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6个，即解放街道、红岗街道、八百垧街道、杏南街道、创业街道和杏树岗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在编人员12人，平均年龄约33岁，党员10人。其中，本科学历11人，大专学历1人。延伸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4个，即老龄委、残联、妇联、教育局法律援助工作站。

（二）工作现状

自2000年以来，红岗区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结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55件，解答法律咨询2645人次。其中，仅2008年，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中心利用辖区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开展“法律进企业”、“法律大集”、“法律服务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法律援助在你身边”等宣传活动10余次，印发《法律援助条例》等资料1000余份，为群众解答法律疑难130余个；在区政府网站报纸刊发信息报道55期，在市政府、市司法局网站报纸刊发6期。全年接受当事人申请56件，审查批准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6件，受援人数40人；“1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为广大市民解答法律咨询394人次，接待来访49人次。

（三）特点分析

通过分析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不难发现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法援案件稳步增长。自2000年以来，法律援助案件申请与办结都呈逐年递增趋势，特别是2005年以后该区法律援助案件增幅较大，法律援助工作有明显提升。见图表一：二是法援案件民多刑少。从红岗区法律援助案件性质分析来看，民事法律援助占据85%以上，刑事案件所占比例较小，法律援助呈现民事主体化。见图表二：

图表二：2005年—2008年红岗区办结民刑法律援助案件一览表

年份刑事（件）比例（%）民事（件）比例（%）合计（件）

200500%13100%13

200615%1995%20

2007312%2288%25

2008310.3%2689.7%29

三是法援对象明确稳定。从2005-2008年的法律援助对象统计来看，受援人数117人。其中，残疾人8人，占受援人总数的6.84%；老年人40人，占受援人总数的34.19%；农民工25人，占受援人总数的21.37%；未成年人9人，占受援人总数的7.70%；妇女4人，占受援人总数的3.42%；农民等一般贫困者31人，占受援人总数的26.48%，整体较稳定。见图表三：

三、基层法律援助问题剖析

从上不难分析，红岗区作为地方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开展过程中面临很大的难题，也真实反映了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工作开展困难，阻力压力较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法律援助力量单薄。红岗区法律援助从业人员人数较少，力量薄弱。全区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10人，还不足全区人口的0.06%。其中律师3名，大部分法律援助案件由为数不多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来承担，不堪重负，压力大，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很难得到有效保障。纵观全国，以2002年我国基于立法测算数据来看，社会对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的总需求量至少为74万件，而2003年实际办结法律援助案件16.64万件，差口巨大，庞大的法律援助需求与有限的法律援助力量之间矛盾突出。

二是经费保障到位较难。根据我们2002年基于立法需要所做的测算，社会对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的总需求量至少74万件，平均每案补贴1000—1500元计算，7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总计需7亿—11亿元的经费支持。【5】以红岗为例，仅08年26起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补贴可达3.9万元（注：以上标注为02年的，考虑消费水平提高、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法援补贴额还要大），加上法律援助经费黑龙江标准4万元以上，地方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负荷较大。红岗区受地方财政紧张等因素制约，法律援助经费较少，深入开展法律援助工作难度较大。特别是法律援助补贴一直不到位，市区两级法律援助补贴缺位，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贴钱”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基层法律服务所办案积极性不高，法律援助还不能完全满足全区的需要。

三是法援受案范围较窄。红岗区法律援助受案范围一直集中于农民工、残疾人、未成年等少数社会弱势群体，受案范围较窄，门槛较高，特别是基层法律援助受财政资金制约较大，大量需要法律援助的社会弱势群体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而《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在‘司法利益有此要求’时，被指控有罪的人有权利获得指定的法律帮助，而且在他没有足够能力时不必支付费用”【6】，我国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的范围过窄，地方扩大适用范围的也难以达到《公约》的最低标准。

四是社会力量关注不够。法律援助工作是社会工作，但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集中在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专业人员上，社会关注、社会参与、社会救助还远远不够，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被忽视，难以得到全社会法律帮助。根据相关资料，我国县级地方和西部地区法律援助工作经费、人力等明显不足，西部不少地区甚至没有专职法律援助人员，正常开展法律援助活动都困难，也从侧面上反映了社会对法律援助认识不够、重视不足，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远远不够。

五是法援工作站效果不佳。尽管红岗区建立一套区法援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站两级体系，但实际工作中，受政府编制、体制等因素制约，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与基层司法所、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三块牌子一套人马”，职能过多，人员较少，工作量大，且专门法律人才往往很难配置到基层法援工作站，法援工作站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县级等基层法律援助力量薄弱是个老大难问题，如2003年我国还有超过1/5县级地方没有法律援助机构，不少法律援助机构与其他行政科室合署办公，人员和经费由司法行政机关调剂等。

四、解决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问题的几点对策

通过分析红岗区法律援助基本情况与问题，我们在问题中找到了解决办法，在发展中看到喜人前景，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剖析问题，对症下药，通过双管齐下，提升基层法律援助质量，尽可能实现应援尽援。

（一）经验总结

客观来看，红岗区存在在人员少、经费少、案件少的问题，但从整体上看，法援工作逐年稳步推进，法律援助案件稳步攀升，分析其中原因，不难得出：

一是责任落实是保障。尽管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较少，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力量严重不足，但法律援助相关人员都能强化法律援助为民责任，切实将法律援助工作作为自己本职工作，抓好落实，办好案件。

二是思路创新是动力。近年来，红岗区法律援助中心立足区情，不断创新思路，通过对法律援助案件合理分流，提高法律援助受案质量；开辟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大大提高了法律援助办案效率。

三是宣传到位是前提。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不断拓宽宣传渠道，活化宣传方式，辟建司法局网站，特别是将法律援助宣传纳入我区的“法律广场”、“法律大集”等活动之中，形成了普法宣传与法援宣传相互融合的局面。同时，实践中还将“148”法律热线解答咨询与法律援助自我宣传相结合，提升法律援助宣传覆盖面。

四是奉献自我是源泉。红岗律师事务所为国资所，人员少，承担区、镇两级政府大量案件的，任务重却积极承担大量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特别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对自身生存与发展保障难题，奉献意识较强，克服行业竞争生存压力，为我区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提供基本保障。

（二）对策与建议

法律援助直接面向社会弱势群体，可谓“一头牵着百姓疾苦，一头系着政府关爱”，是政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政府维护社会弱者合法权益最基本手段，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起到举重轻重作用。今后，如何抓住问题对症下药，挖掘根源苦下功夫，确保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稳步持续深入开展，我个人建议：

（一）强化职责，实现法援投入制度化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基本职责，由政府财政负担，其投入到位与否直接决定着法律援助工作的命运。从目前看，地方法援财政资金投入远远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法律援助工作力不从心情况短期内还很难改变。这就要求各地政府高度重视，从投入入手，重点围绕人、财、物三方面做文章。

一是加大人力投入。要严格按照省市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好法律援助人员编制问题，实现人、岗、编制度化，防止人编分离、一人多岗的现象发生。根据实际，增加基层法律援助编制，出台优惠政策重点引进专业强、素质高的法律人才，配齐配强基层法律援助机构，扩大工作人员队伍，解决地方法律援助人员少、力量薄弱、素质不高等突出问题。

二是加大财力投入。要继续加大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将法律援助资金纳入政府同级财政预算，落实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实现法律援助专项资金、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化。同时，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方针，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募捐等活动，积极开辟筹措法律援助经费的新渠道。

三是加大物力投入。要在充分保障法律援助经费的前提下，在车辆使用、设施建设等方面向法律援助中心倾斜，加强法律援助硬件建设，将法律援助工作打造成地方司法行政系统“司法为民”窗口，切实使法律援助工作成为一项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

（二）多措并举，实现法援体系网络化

法律援助为社会弱势阶层提供法律上应有的基本保障，直接关系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是政府的一项德政工程，更是一项全社会法律资源合理配置的工程。这就需要多元化力量合力推进、多渠道信息资源掌控，建立起一套高效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体系。

一是拓宽法援宣传渠道。要以宣传为突破，特别是县级地方和西部地区，依托法律宣传活动载体，将普遍宣传与个案宣传、日常宣传与集中宣传有机结合起来，强化法律援助宣传报道，普及法律援助知识，使经济困难群众懂得用法律援助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使国家法律援助制度更加深入人心。今后，重点拓宽法律援助宣传渠道，在加强现有报纸、刊物、网络宣传的同时，积极运用广播、电视、流动宣传车等媒体拓宽法援报道渠道，实现法律援助宣传手段的立体化，使更多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投身法律援助实践。

二是健全法援机构网络。要以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重点，梳理疏通基层法律援助人事关系，强化基层法援站点职能，扩大法律援助联络点范围，壮大法律援助队伍，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组织网络建设。今后，基层尤其是西部地区可以将地方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所、高等法律学校全部纳入法律援助体系，加强司法系统法律援助信息联络。同时，要与财政、劳动和公检法部门加强联系，特别是将法院的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全区性法律援助网络体系。

三是强化法援服务力量。要依托现有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律师等法律援助服务人员的同时，可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更多律所及律师、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工作者、法律专业性人才流向地方，可将法律援助专职律师纳入公职律师序列，解决基层律师少的难题。同时，培育、引导、鼓励以志愿者为主体的法律援助社会力量，增加法律援助服务人员，凝集力量，形成合力，尽快形成包括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社会志愿者在内的多元化法律援助服务力量。

（三）严格标准，实现法援管理规范化

法律援助要以规范化管理为突破，强化标准，注重细节，加强管理，严格监督，确保基层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全部投入到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上，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效率与质量，达到应援尽援的目标。

一是加强队伍管理。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服务承诺、限时办结、考核考评、责任追究等管理制度，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培训，强化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提升法律援助机构人员队伍管理水平。今后，要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监督管理为重点，加强对法律援助承办案件跟踪监督，杜绝承办人员办案时敷衍了事、走过场等现象发生，坚决禁止法律援助有偿办案。

二是加强资金管理。要把法律援助资金管理放在重中之重，单独设立帐户，实现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不截流、不挪用。今后，要建立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经费管理制度，实行审计跟踪，完全实现补贴落实到位、发放到位。

三是加强组织管理。基层地方立足法律援助中心机构，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重点，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领导，以管理求效率，全部实现法律援助办案程序化、法律援助工作标准化。今后，尤其县级及西部地区，可根据实际，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制宣传、人民调解、基层法律服务机构联系，互相配合，延伸法律援助工作服务范围。

（四）以民为本，实现法援机构人性化

法律援助为社会弱势阶层提供无偿法律服务，是人道主义在政府法律工作中的重要体现。今后，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于民，加大法律援助服务力度，切实将地方法律援助工作打造成一项全区性民心工程。

一是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要在现有法律援助受案范围基础上，结合实际，逐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将更多的贫困者纳入法律援助对象之中，享受到有效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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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受援助对象

“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分配法律服务的资源，来确保特殊群体不因其经济能力、生理障碍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的保护。”最早诞生于15世纪的英国，经过数百年的大体分三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发展过程，已经相当健全与完善。第一阶段是“慈善阶段”，也即法律援助初期，仅是对穷人的法律援助，故常被称为“法律救济”。第二阶段是“政治阶段”。主要原因为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普遍建立，天赋人权成为各国宪法确立的原则，社会的发展要求法律援助进一步扩大，纯粹的慈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法律援助成为国家的责任。第三阶段为“国家福利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力的恢复，欧洲各国经济增长迅猛，一些国家的福利政策优厚，进而促进社会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反映在司法制度上就是案件的当事人有权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这是综合体现欧洲各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新的态势。

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新兴的法治国家，却是一项新事物。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1995年11月9日，我国首家政府投资设立的专门办理法律援助业务的律师服务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篇章。此后全国各地相继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并迅速开展法律援助服务，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打下坚实的基础，《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顺应了法律援助发展的必然要求，特别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在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政治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和发展存在的不足。法律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法律援助经费短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和缩小援助范围的倾向等问题。提出问题，应当解决问题，本文将试图通过中外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比较，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1、不甚完备的法律援助立法体系，进而导致可操作性不强

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法律援助实践相对落后，导致没有形成统一，完善的立法体系。立法有广义和狭义得了立法之分。广义的立法，是指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仅指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地位却没有予以明确，同时，法律条文太笼统，可操作性不强。狭义立法，是指针对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的立法，而最高层次仅以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为主，各地方颁布相应地方条例，非常分散，不统一，不利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2、法律援助的经费匮乏，法院工作负担渐增

考证当今世界各国，法律援助经费无一例外地由政府拨款，而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主要是我国政府，理论上各级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的经费纳入年度预算，每年拨出专项法律援助的经费，以保证受援者的权利得到切实的落实。但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期，社会经济发展还不能满足这一需求；此外，国内目前也没有形成一套相对接的民间捐助体系，民间社会捐助的途径也不畅通。所以各法律援助机构，尤以民间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都陷入经费不足的泥潭无法自拔。

3、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或缩小司法救助范围倾向

我国的法律体系不够健全，法律条文不明确，加上司法工作人员司法观念没有更新，司法实践中两种不良倾向横行：一是司法救助被滥用，对一些司法救助条件不满足的当事人适用司法救助；二是司法救助的限缩，对一些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本应该得到法律救助却没有给予法律援助，造成制度的虚置，不能达到法律援助的实施目的。

4、对法律援助的认识不清，积极性有待提高

援助制度本身的宣传不到位，部分公民的法律素养也不高，然后法律援助制度的对象恰恰是一些生活比较贫困的与特殊的社会群体，所以法律援助的重点应该放置在社会的基层。不尽如人意的是，一些地方机构将法律援助的宣传针对基层的很少，反而害怕宣传力度加大会增加自身的工作负担。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有些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其本身法律素养不够，法律业务水平也不高，对法律援助工作缺乏应有的专注与热情，对来访者态度不甚冷淡，甚至会出现不耐烦的情绪；有的地方迫于人情世故，或者领导的倾向性，不得不提供法律援助，严重挫伤法律援助受援对象的信心和积极性。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与完善的建议

（二）法人和其他组织、外国人应列入法律援助对象，拓宽主体范围

1、法人、其他组织和外国人列入法律援助对象的必要性

（1）法律援助应该服务的受援对象，是作为有权申请和实际享受法律援助的主体而存在的，在一系列法律援助活动中居于主体地位。对于哪一类人可以成为受援的对象，欧洲国家几乎都将援助的受援主体限制在公民或自然人的范围内，而将法人和社会组织排除在法律援助受援主体之外，而我国理论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观点，问题的焦点在于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否可以成为法律援助受援的对象。笔者赞同将法人或者社会组织作为受援的对象待之，原因如下：第一，从诉讼民主机制的运行，司法公正原则的落实、以及化解纠纷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角度来考量，法人和其他组织是涉及这些问题的主体；第二，现实社会中，法人和其他组织也会存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而其数量和困难难度并不见得就低于自然人；第三，从审判工作实践来看，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受援对象有先例可循：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一阶段针对特殊案件，做出过相关司法救助的批示。如：最高人民法院3月17日发函（20号）《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函》，同意到12月31日止，对海南的积压房地产案件按50%减收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即能体现我国司法实践中针对特殊情形是给予提供援助的。

（2）同样的，笔者赞同外国人可以作为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只要在我国居住，遇到法律问题，又需要法律帮助，并且符合法律援助的受援条件，应当成为被援助的对象。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二条明确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向其境内并接受管辖的所有人，不加任何区分，诸如基于种族、肤色、民族、性别、语言、政治或者其他见解、原国籍或这回出身、经济或其他身份地位等方面的歧视，提供关于平等有效地获得律师协助的迅速有效的程序和机制。”

2、法人、外国人和其他组织列入法律援助对象的体现

（1）扩大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范围，明确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相关责任

对于法律援助主体的界定，欧洲国家有两种做法：其一是保证从事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专门性，也就是说只有专职律师和专门的机构可以胜任。如德国、日本、瑞典等国；其二是非营利性组织和兼职律师事务所也可以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而我国法律的实践则各有千秋，广州成立由市政府拨款并由专职律师组织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上海浦东则要求所有律师每年至少承办1件法律援助案，费用由律所承担；郑州则将此任务落实到律所头上。这些援助主体都能积极发挥各自的有点，并且展示出极具特色的法律援助的特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国家财政难以承担一切法律援助的费用，走援助主体多元化道路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前景的。因此，笔者认为，实施法律援助主体以及责任形式可以相应概括为：第一：针对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职律师，国家财政拨付其工资，让其专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第二：合作、合伙开业的职业律师，要明确其每年必须承办结案的法律援助案件的下限，由法律援助中心按相应的比例贴补其所需的费用；第三：针对从事法律援助的非营利性机构和志愿者的构成，要经过法律援助中心核准才能设立，其工作人员也要保证是从当地声誉好的退休司法人员、法律院校师生、其他志愿者中遴选出来的；第四：加快高效法律援助组织建设，并在法律援助中心登记，接受其监管指导。

（2）拓宽渠道，着力解决供需矛盾和缩小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

充足的资金是法律援助实施的基础，也是法律援助得以健康运行的前提。充足的资金也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这需要政府保障，能提供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实际需求的全部资金，建立起能够满足群众法律援助需要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法律援助经费不能全部依靠政府财政部门的拨款，而更加需要拓展资金来源的渠道。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向社会的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募集资金，也可以自行设立公益资金，向社会大众公开募集法律援助的款项。

积极推进律师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并且对其公益行为予以政策的鼓励。政府可以扩大宣传力度，对于积极响应的公益律师，要提高其在社会的知名度。既可以达到法制宣传的效果，又可以满足律师通过提高知名度来拓展其自身的业务，可谓一石二鸟，两全其美。

（3）健全法律援助服务监督和管理机制，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及效率

要强化主管部门对法律援助机构工作的监管力度，完善案件指派制度，成立专门性指派案件监管小组，负责监督和管理外派案件事宜；建立结案评估制度和法律援助人员工作表现考试制度，完善惩戒处罚机制，以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以及效率，有效维护受援人员的合法权益。建立法律援助执业保险制度，因为其本身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法律服务一样的风险和责任的特征，所以建立法律援助执业保险制度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能确保法律援助的信用，又能减轻办案人员的心理负担。真正的把法律援助制度发展完善到理想的状态，真正为困难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借鉴了别国先进的法律援助制度结构体系，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自从产生到现在，已经取得相当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明显的缺陷与不足。面对多元的社会需求，以及我国更加深入的与世界接轨，我们的法律援助制度，既要立足我国的实际，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既要满足人民大众的法律需求，也要加快步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贡献力量。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广阔的前景，不仅需要政府加大扶持的力度，也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持，同时，也应借鉴国外先进的制度建设。相信，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有美好的未来。（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注释：

[1] 张耕.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诞生的前前后后[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

[2] 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

[3] 据肖扬同志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揭牌大会上的讲话.

[4]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 田绍军，左平凡.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意义和发展[J].理论界，2005（3）.

[6] 参见陶髦、宋英辉、肖胜喜：《律师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7] 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立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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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困难群众的需求为着力点,继续对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城市失业人员、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扩大援助范围,开通绿色通道,做到应援尽援。积极探索非诉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相结合的多元化援助方式,进一步增强法律援助服务困难群众的能力。加强与各村法律援助联系点的配合，完善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实现法律援助站、点的全覆盖。

二、深入推进“法律援助服务为民创优年”主题活动，不断提升法律援助质量和效率

进一步发挥法律服务资源力量，将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援助服务队伍信息在村（居）公开，让群众享受到最直接的法律服务。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工作站、联络点及法律服务所的积极作用,为困难群众提供更多获得法律援助服务的方式和途径，使有援助需求的困难群众及时得到援助服务,确保援助流程的提速;进一步做好法律援助咨询服务工作，提高便民服务水平。

三、进一步加强案件质量监控,保证法律援助的社会效果

进一步贯彻实施《法律援助条例》和全市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规范性文件精神,坚持就近、便民、效率的原则，规范案件办理程序，进一步明确办案主体、办案范围、办案标准、办案责任。加强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载体，着重抓好法律援助“五个严禁”的贯彻执行，确保法律援助工作公正廉洁。进一步完善重大案件报告跟踪制度。将重大的法律援助案件、事项及时与法援中心通报情况，及时沟通联系，确保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完善质量监控体系和监督投诉处理机制,采取质量跟踪反馈、案件回访等措施,加强对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监督,保证案件办理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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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市贯彻实施《条例》的主要情况

近年来，全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实施《条例》，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网络，完善工作制度，切实履行职责,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仅今年1-9月份，全市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387件，比去年同期增长43%，较好维护了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为全市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市法律援助中心被评为“省级文明法律援助中心”，__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郑玉铮被司法部授予“全国十佳援助律师”称号。

（一）加强组织领导，保障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市政府重视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把法律援助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召开全市法律援助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确保法律援助工作措施的有效落实。今年初，市政府把法律援助工作列为20__年度为民办十件实事之一，年内为贫弱群体办理1500件以上的法律援助案件。市司法局将法律援助办案数量层层落实到各县（市区）和市直律师事务所，把任务完成情况与执业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年检注册挂钩，对完不成任务的单位和个人实行一票否决。加大了对各县（市区）的督导检查力度，实行一周一调度、一月一会议、一季一通报，促进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本着“贴近群众、方便群众”的原则，大力推进援助网络建设，市县两级在全省率先全部成立了法律援助委员会和法律援助中心，并在民政、工会、团委、妇联、残联、老龄委、武装部等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室），乡镇、街道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村居配备了法律援助信息员。市政府将法律援助办案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逐年增加经费投入。市司法局与市财政局还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市政府为民办实事法律援助工程，切实加强财政保障的意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改善法律援助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微山、__、__等县严格执行《条例》规定，将法律援助办案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按时拨付到位。今年__县法律援助办案经费由2万元增加到8万元，较好保障了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工作。

（二）开展宣传活动，扩大了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影响。我市积极开展《条例》的宣传活动，编印宣传资料，制作法律援助联系卡，建立宣传专栏，组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开展义务法律咨询，与妇联、残联、工会等部门联合开展为特殊群体提供法律服务专题活动，大力宣传《条例》的精神和法律援助工作情况，使社会更加关注法律援助，让困难群众懂得通过法律援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市司法局与新闻媒体联合开办了《法治之声》、《法治之光》等栏目，将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市电台两月一次的“行风热线”栏目，通过解答咨询、案例摘要、以案释法等专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法律知识需求。近期，又结合“法律六进”工作，积极开展了“法律援助入社区进乡村”活动。市县两级法律援助机构深入乡镇、村居和厂矿、学校，开办法律援助专题讲座，广泛宣传法律援助的范围、条件、程序和工作流程，现场受理援助案件，实现了服务方式由被动等待向主动上门转变、事后援助向提前介入转变。《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市共开展大型宣传活动7次，制作宣传板面200余块，散发宣传材料1万5千余份，义务法律咨询8000余次，扩大了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影响。

（三）推行规范建设，提升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整体水平。为了全面贯彻实施《条例》的规定，推动法律援助健康发展，我市认真开展了规范化建设活动。一是加强了法律援助阵地建设。以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为依托，把司法所建设与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结合起来，大力加强乡镇基层法律援助阵地建设，基本实现了法律援助工作站有办公室、办公设备、办公人员，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奠定了基础。二是加强了法律援助队伍建设。一方面健全法律援助机构，配强法律援助专业队伍，组建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另一方面对法律援助人员实施培训，提高工作效率和办案水平。法律援助组织队伍建设呈快速发展的态势，市及各县（市区）全部建立了法律援助机构，有近半数县级法律援助机构升格为副科级单位，法律援助专业人员数量也有了较大增长。三是加强了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建设。将法律援助的各项业务实行台帐管理，各个工作环节都制定相应制度并严格执行，确保了每个援助案件都有章可依、有据可查。建立法律援助公开制度，将援助的范围、原则、工作流程、工作纪律、监督电话、受援 助对象的权利义务、援助律师的基本情况等上墙公示，自觉接受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为切实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实行了案件跟踪反馈管理，完善了结案评估、案件抽查、投诉查处等制度。__县推行法律援助案件受援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受援人承诺制度和法律服务人员向法律援助中心出据保证书制度，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保证了案件质量。

（四）发挥职能作用，有力促进了我市和谐社会建设。全市两级法律援助机构认真履行职责，对辖区符合条件的受援对象进行摸底调查，逐一登记，作到心中有数。热情为受援对象提供法律咨询，耐心为他们解答各种法律问题，增强了他们的法律意识。积极帮助受援对象调解纠纷，化解矛盾，努力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避免了多起群体性和越级上访事件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团结。__县柘沟镇连续六年实现“三无”，__县今年1-9月份没有发生过一起群体性越级上访事件，总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7%，法律援助和司法调解工作到位是重要原因。突出工作重点，加大了对“三农领域”、调解领域和特殊群体领域的援助力度，使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__县针对在外务工农民多的实际情况，加大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力度，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热线电话，建立法律援助绿色通道，确保农民工及时获得法律援助。创新工作方式，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努力实现“应援尽援”的工作目标。__市开展网上法律援助，在司法政务公开网开辟了法律援助咨询窗口，将援助的法律法规、工作动态、申请指南、典型案例等内容在网上，在线回答网民咨询，进一步拓展了法律援助范围。

二、贯彻实施《条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法律援助工作发展不平衡。各县（市区）之间、各乡镇之间在法律援助机构硬件设施建设、工作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差距较大，各县（市区）立案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差距较为明显。主要原因是部分县（市区）对法律援助工作不够重视，还没有从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政府责任落实不到位。对《条例》和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不够，一些领导对法律援助了解不多，甚至认为法律援助只是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的事情。《条例》在群众中的影响不大，知晓率不高。

（二）法律援助队伍建设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数量，不能满足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的需要。二是有的地方法律援助中心人员结构不合理，办案人员所占的比例不高，非办案人员较多，影响了法律援助案件的及时办理（见表二）。有些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还没有普遍组建，半数县（市区）还没有法律援助志愿者。

（三）法律援助经费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办案经费不能保障，导致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不高，甚至不能办案，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开展。二是大部分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办公场所较小，距离上级规定的“办公场所60平方米以上”的“县级规范化援助机构”标准相差较远，与法律援助事业快速发展的现实不相适应。其主要原因有：一是部分县（市区）财政保障还不到位，有的未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有的尽管列入预算，但是预算数额与所需实际数额之间的缺口较大。有的还存在急用急拨、不申不拨的情况，预算经费不能按时足额到位。二是获得法律援助经费渠道单一。目前全市法律援助经费基本依靠政府财政拨款，社会捐助、行业奉献、慈善经费及其他方面的经费投入基本没有，我市至今尚没有法律援助的基金会组织。

三、对今后贯彻实施《条例》的建议

（一）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领导。做好新形势下的法律援助工作是维护人民权益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客观要求，对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真学习贯彻《条例》，进一步增强做好法律援助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服务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民，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切实维护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要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领导，把法律援助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列入重要日程，经常检查调度工作的开展情况，注重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切实落实政府责任。要坚持部门联动，在各级政府的统一协调下，充分调动有关部门、社团组织和法律院校的法律援助力量，共同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要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把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逐年增加财政资金投入。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积极拓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渠道，形成多方筹措资金的经费保障机制。

（二）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法律援助工作良好氛围。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结合“五五”普法工作，加大对《条例》和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新闻媒体、印发宣传材料、开展义务咨询活动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条例》的内容及其重大意义，使各级领导更加重视和关心法律援助工作，职能部门更加自觉地参与和协助法律援助工作，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和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人民群众更加知晓和理解法律援助工作。要把宣传的重点内容放在法律援助的范围、对象、条件和程序上，把宣传的重点区域放在城乡结合部和广大农村，把宣传的社会重点放在与法律援助密切相关的单位和部门上，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知晓率，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参与法律援助事业的良好氛围。

篇8

（一）凸显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利益的特殊保护

在刑事案件中，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由于身心发育不全、法律知识欠缺以及心理上的恐惧，无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客观上需要通过法律援助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由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代表其参与诉讼活动，维护其合法权益，这将有利于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利益的特殊保护。

（二）健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体系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衡量一国刑事法治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是刑事法律援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纳入刑事法律援助体系中，不仅有利于扩大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而且也可以实现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立法目的。

（三）切实提高刑事诉讼效率

由于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所掌握的法律知识较少，生活阅历较浅，因而，自身保护意识与保护能力较弱。而法律只规定了未成年被告人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而未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违背了司法平等和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因此，赋予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均等的享受法律援助的权利,是实现司法平等的必然要求。法律援助律师可以从刑事、民事各个方面为其提供帮助，保障其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有利于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提高刑事诉讼效率。

二、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之不足

（一）立法缺失

由于犯罪行为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身心危害严重，且未成年人自身缺乏防范意识，其在刑事个案中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因而，国家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使他们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救济。而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并未将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列入法律援助的范围之列〔2〕。《法律援助条例》虽然将刑事案件被害人纳入了法律援助范围，但其规定援助的范围、阶段和程序，与一般成年被害人同等适用，未能充分考虑未成年被害人群体的特殊性，而且在申请法律援助的方式上仅仅规定“可以”申请，没有规定强制辩护，这显然不利于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特殊利益的保护。

（二）缺乏有效的资金保障

法律援助经费是法律援助制度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来源呈现单一性特点，虽然有来自于企业、社会组织的资金援助，但其主要来源仍是政府拨款。这种单一的资金来源模式导致法律援助资金不足，尤其对于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缺乏专项的法律援助基金。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甚至有一些律师反映，在办理完法律援助案件后无法拿到补贴。经费的欠缺严重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

（三）法律援助人员素质偏低

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介入，彰显了国家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被害人的重视和保护，对于保障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专职、稳定且经验丰富的律师队伍是提高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质量的有力保障。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承担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大多是新加入律师队伍的年轻人。他们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很多律师事务所在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委托后，选派一些年轻人去办案，目的也仅仅是让他们去熟悉办案流程，培养锻炼新人。由于新加入律师行列，经验不足，相关领域如教育学、心理学等综合知识欠缺，因而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的效果。

（四）救济体系不健全

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济包括国家补偿、公益救济以及心理救助等一系列制度。首先，我国尚未建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被害人如果不能通过诉讼获得赔偿，也无法获得国家补偿，生活将陷入困境。其次，我国公益救助制度缺乏规范化的管理，法律援助经费来源的单一性限制了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虽然社会上不少爱心人士在得知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处境后愿意慷慨解囊，然而，由于制度上的缺失，多数未成年刑事被害人难以得到社会公益救助而身处困境。第三，我国欠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心理救助制度。由于权利受到侵害，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往往情绪过激，不愿配合援助人员工作。如果有心理咨询师通过心理疏导、心理干预加以关爱，帮助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缓解紧张、害怕等心理，那将有助于他们提高自身的心理调控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而目前这方面工作还很欠缺。

三、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之构建

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在遭受犯罪侵害时，国家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新刑事诉讼法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规定了强制法律援助制度，而对于未成年被害人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则缺乏相关规定。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该制度，以实现司法平等。

（一）立法应明确规定未成年刑事被害人需要法律援助

2013年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22条第2款规定：“对未成年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人提出聘请律师意向，但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应当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这一规定给检察院提出了一项新的要求，就是要帮助未成年被害人申请法律援助，可以说，这是我国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的一大改进。笔者建议，在将来的法律修改中，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并将《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2款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与此同时，再将《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进行相应的修改，从立法上真正确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对于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权利实现多角度、全方位保护。

（二）建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基金

近年来，未成年人遭受犯罪侵害的案件日益增多，笔者认为，为了保证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必要在法律援助基金中划分出一部分资金，建立专项法律援助基金，专门为保证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提供资金保障，并对需要医疗救助的被害人提供经济帮助。关于专项基金的来源，主要渠道还是应当从政府的财政中拨款，也可以鼓励爱心人士进行捐赠。

（三）不断提升援助人员的法律素质

未成年刑事案件涉及被害人的诸多隐私，因此，在办理这类型案件过程中，忽略任何细节都可能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这就给法律援助人员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从未成年刑事案件的特点出发，对从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的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提升其各方面综合素质，以适应办理该类型案件的需要。笔者建议，可以建立一支了解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拥有一定的辩护经验、致力于未成年人的感化与挽救、专职从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队伍，以对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四）法律援助与社会救济相结合

对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进行保护，需要社会各界的协同合作，对已经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伸出援助之手，有益于改善其身心状况，减少与避免二次被害现象的发生。在进行法律援助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济体系，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1.建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司法实践中，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一般会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由于各种原因，被害人通常并不能通过诉讼获得赔偿，导致生活陷入困境。因此，有必要构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是指国家对一定范围内因犯罪遭受损害而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途径获得赔偿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补偿原则、补偿对象、补偿范围等。

2.建立社会公益救济金。在进行国家补偿的同时，可以吸收社会公益力量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有些案件经过媒体报道，不少爱心人士慷慨解囊，伸出援手。然而，由于制度上的缺失，只有经过媒体报道的个别被害人有机会获得来自社会的捐助，众多同样遭遇的被害人由于得不到媒体的宣传身处困境。因此，有必要设立刑事被害人专项救助基金，使得社会公益救助制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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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了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水平。八个县、市、区法律援助经费已全部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截止到2010年底，全市办案补贴发放比例达到100%。

(三)突出重点，强化措施，提升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水平。2010年除东阿法律援助中心外，其他七个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已全部达到了县级规范化建设标准；出台专门文件，加强了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

(四)深入开展“便民服务”主题活动，完善便民措施，提升法律援助民生服务水平。各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设立临街窗口；市法律援助中心建立法律援助“自选超市”制度；进一步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向所有行政村和低保人口发放《法律援助便民服务手册》及《法律援助绿卡》，发放比例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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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关于加强规范性的基本方法

国内许多学者针对加强高校学生法律援助规范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大多强调采用订立完善法律法规的方式，如：杨钰明等在《法制与社会》上发表的《论我国高校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一文中提出“提升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和“确认高校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学生具有承办案件的资格”①；邹友宁在《教学实践》上发表的《大学生法律援助事业研究报告》一文中指出“在立法方面可以给予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一个通行的标准”②；刘振红在《中国青年研究》上撰文指出“通过相关立法明确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地位，保障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权利。……国家应通过有关法律使其取得类似于法律服务所的地位，赋予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使其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出具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所需的各类公函。”③

笔者看来，通过完善的立法来规范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具有较大困难。首先，无论从主体还是资金来看，我国法律援助资源都是较为紧缺的，只能将资源优先提供给需求最急迫的领域，就高校学生法律援助进行立法，势必需要开展配套的工作，也势必牵涉司法行政部门的精力，消耗司法行政部门的资源，而司法行政部门所辖的法律援助中心将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其次，高校学生法律援助具有其特殊性，其参与主体为在校师生，只能对外开展兼职工作，冒然展开相关立法规范其运作，势必给学校带来新的负担，其间利弊非短期可计较。

但笔者并非不赞同立法，而是认为应当“缓缓图之”，设立双重机制：

首先是立法机制。利用政府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政府规章等形式的规范，建立对外开展诉讼等具有较高专业性且影响较大服务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审批管理制度，使之接受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业务指导和资源支持，赋予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取得类似于法律服务所的地位，对该类组织及其成员进行登记并公告，赋予其有调查取证、会见在押当事人等项权利。

其次是非立法机制。对未能达到上条标准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则交由高校管理，不赋予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也不享有调查取证、会见在押当事人等项权利。该类法律援助组织主要从事非诉讼法律援助事务。

双重机制的设立，有助于激励优秀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建立良性的发展导向，便于公众区分，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法律援助体系的多元化。

第二节 关于加强规范性的责任主体

对于加强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规范性的责任主体应当是国家还是高校，抑或是其他。笔者认为，首先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已经将高校学生法律援助囊括其中，那么毫无疑问，国家应当附有责任来规范其各方面的运作。对此，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要尽快制定专门法律援助立法，并在民间法律援助部分将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纳入其中从“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援助主体、援助对象、援助范围、援助程序、资金来源管理使用和被援助者的权利义务等作出一般性规定”④。

高校由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特殊性，并不能因此而免除其责任。无论从物质保障、资金拨给、专业支持还是协调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与法律诊所教育之间的关系，高校都能发挥其他主体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而高校所应当发挥的责任，除了上述的四项内容外，还应当包含督促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进行自我完善。

第三节 立法机制中加强规范性的应有内容

自2001年宫晓冰编著《中国法律援助立法研究》以来，对于法律援助立法的呼声日渐高涨，随后延伸至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立法问题之上，笔者认为这是我国法律援助规范体系日渐完善的必然趋势，在法律援助法最终出台前，针对高校学生法律援助可以以本章第一节所述的政府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政府规章等形式制订过渡性规范。该过渡规范以规范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及其人员开展诉讼法律援助服务为目的。

一、援助对象的界定

高校学生法律援助订立过渡性规范的首要问题，即具备何种资格、条件的人可以成为法律援助的权利主体，获得法律援助。根据我国传统理论认为，应当满足“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当事人”⑤的条件，但在笔者看来所谓经济贫困者和一些特殊案件当事人，并不足以涵盖所有需要法律援助的对象，笔者认为采用社会弱势群体更加恰当。所谓“社会弱势群体”，并非仅指经济困难或身体残疾，根据目前比较流行的国际社会政策界对其的界定，即认为社会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阻碍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的集合，是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⑥对其简单归纳，即：经济贫困，或者基本权利得不到体制保障，或者兼而有之的易受伤害的处于弱势地位的特殊社会群体。权利贫困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特征，所谓权利贫困，是指“一国公民由于受到社会法律、制度、政策等排斥，在本国不能享有正常公民权利或基本权利得不到体质保障，即根据制度和法律，是合法的不平等”⑦比如当今的美国华人，大多数人在经济上并不贫困，但因受到主流社会排斥，在很多方面不能享有一般民众的平等权利。

因此笔者认为，在援助对象的具体界定方面应当多方面考虑：

通常认为援助对象应当满足经济、案情的条件。经济上的条件指的是：申请人确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物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这是公民成为受援对象所应具备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这里应当注意我国的区域生活消费的水平差异较大，针对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经济条件标准的设计不应笼统制订一个全国统一的经济困难标准，而是充分考虑当地生活消费水平加以制订。案情上的条件是指申请人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的合法群益受到侵害，或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确实需要法律帮助。如果却以本身不存在或毫无实现之可能，那么提供援助就成了一种资源浪费，因此必须就案情条件进行严格审核。尤其是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资源原本就比较稀缺。

但除上述两项条件之外还存在特殊情况，即特殊对象，在此参照我国法律援助的特殊对象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34条“因经济困难以外的其他原因⑧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盲、聋、哑、未成年被告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笔者认为在制定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过渡性规范时，应当将特殊对象的范围予以扩大：对身体、精神、文化等方面处于艰难无助状态的人纳入，并且并不限定于刑事领域。

二、对援助组织和援助主体的资格界定

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与其他种类的法律援助的最大区别在于法律援助的主体不同。高校学生法律援助根据本章第一节关于立法机制的描述，势必需要加强对于援助组织和援助主体的资格审批。

（一）关于援助主体的资格审批

参照第三章关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中的典型实例，不难发现，无论其模式如何，较为成功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成员均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如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和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均要求通过司法考试者方能参与诉讼法律援助服务。

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对于法科学生观念中的法律体系梳理和巩固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一名法科学生参与诉讼法律援助服务所应达到的标准，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法律援助提供主体的资格界定，应当以通过司法考试为标准。这也避免了司法行政部门另行制定审核标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是这样规定就意味着能够在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的援助主体应至少是本科四年级。是否大二大三年级就不能从事诉讼法律援助服务了呢？事实上，一些优秀的本科二、三年级学生尽管没有通过司法考试，但是应对一般的小额民事纠纷已经绰绰有余。笔者认为，由于标准另行制定和实施的成本过高，完全可以实现优秀个例通过自行开展的公民开展诉讼服务。只不过相关责任只能自行承担。而以司法考试为标准，事实上是期望研究生、本科生能够结合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如同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一般，同时还能延长运转周期，有利于援助组织的稳定发展。

（二）关于援助组织的资格审批

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资格审批应当分为注册登记、变更登记、年度登记和撤销登记三个部分。

注册登记、年度登记均需对其实际业务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进行审查，确保其具有持续对社会公众提供稳定可信的法律援助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衡量，应当主要从其人事情况和业务情况来综合体现。人事情况，主要审查指援助组织的高层人员的稳定性、法律顾问与学生的比例、通过司法考试的学生比例等。同时为了避免人浮于事，仅仅从名义上达到了相关比例和数据，因此对于办案数量也有要求，主要指的是对个人最低办案数量、人均办案数量、总体最低办案数量进行限制。变更登记主要是就其人动、地址迁移、信息调整等进行变更备案登记。

在注册登记时应当着重对其内部制度建设、人事情况进行审查，在年度登记时应当就其人事情况和业务情况综合审查。倘若申请注册达不到要求的不予通过，年度登记达不到要求的则取消相关资格。

对援助组织和援助主体的双重登记，合法相关证照，并且通过一定形式对外公布，从而实现对立法机制下高校法律援助的有效管理和及时监督。

三、援助范围的界定

根据第三章典型案例的阐述，可以看出目前绝大多数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在诉讼法律服务方面仅就民事法律纠纷提供服务，主要出于刑事法律纠纷的权利不对等性、行政法律纠纷的敏感性等方面的考虑。笔者认为高校学生法律援助诉讼服务应当主要针对民事案件，针对刑事和行政案件应当谨慎对待，因为这两类案件通常具有更高的专业要求和更强的外界压力，风险过高。而就民事案件而言，由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成员相比执业律师仍然具有实务经验缺乏、专业程度较浅的短板，因此在范围限定上，应当有所限额。

四、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审查

关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审查，应当区分对待，对于诉讼法律援助服务，笔者认为应当区分开展：各地方政府法律援助中心下发适用所在地区的一般标准，由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严格按照标准审查决定，对于超出一般标准，但援助组织认为确实应当援助的，由其隶属的法律援助中心进行审查决定。

同时法律援助中心也可以直接接受法律援助的申请，并对其进行审查，发现可以由高校学生法律援助提供法律援助的，则指派给相应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

申请人提出申请，应当按照规定的书面格式填写书面材料，若申请人因文盲或其他原因无法准备书面申请时，可由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人员代为准备申请书，并订立相应的协议和提供人身份证明。除书面申请外，申请人还应当出具相应的证明文件，包括身份证明、经济情况证明、案件情况证明等。

对于法律援助的申请、审查程序设计，还应包括申请的拒绝与异议程序，许多国家的法律援助立法在原则性的规定了援助对象、范围、条件之后，往往又专门对拒绝的内容作出详细的规定，对此，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规范订立也应继承这一立法习惯，通过概括法和否定列举法的条款更好地对援助的范围和申请时具体实务操作进行确定。异议程序，则是为申请人提供的法律救济渠道，主要包括异议时效、异议决定机构等。异议时效应当充分考虑相应的诉讼时效，建议刑事法律援助申请拒绝后的异议时效为5日，民事法律援助申请拒绝后的异议时效为10日。异议决定机构方面，对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拒绝提出的异议的决定机构应当为其隶属的法律援助中心，对地方法律援助中心提出异议的决定机关为确定该援助中心的司法行政部门。

五、法律援助的实施

（一）接受指定和分配的法律援助的实施

接受指定，指的是接受法院指定辩护。尽管目前我国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尚不能普遍从事刑事诉讼，但是随着今后的发展，尤其是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加强规范其规范性从而促进其发展之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完全可以开展一定的刑事诉讼法律援助。法院在确定指定辩护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时，应当遵循以地域管辖为主、承办案件的援助组织与审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相一致的基本原则，从而便于援助组织和援助人员就近调查就近参与诉讼。

接受分配，指的是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隶属的司法行政部门下辖的法律援助中心在司法行政部门的协调下，将部分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分配给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情况。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作为多元化法律援助体系中的一元，当出现法律法律援助中心案件过多，负荷过重时，理应发挥其多元化作用，在共同上级部门的协调下分担压力。当然，这种分配，也必须经过援助申请者的同意许可。

（二）法律援助的指派

援助组织在接受指定、分配或接受申请人直接申请获得法律援助案件时，应当及时指派援助人员实施援助，与受援人签署法律援助协议，明确规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援助案件，应向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和有关行政机关提交援助所指统一印制的公函和文书。

（三）法律援助的撤销

按照各国法律援助法的一般规定，援助组织均有权作出撤销决定，但应对其作出严格限制。首先，在援助的实施过程中，援助组织发现原援助决定因未能完全了解申请人情况而发生错误，或受援人未按援助协议履行义务，或申请人经济状况好转等情况，但发现以上情况的法律援助人员，负有及时向援助组织报告的义务，不得自行拒绝或终止援助，只有建议权；其次，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法院发现受援人违反相关援助规定，不符合法律援助标准或以欺诈手段获取法律援助或在进行法律程序时作出不恰当行为的，可随时提出撤销援助的建议或决定。一旦发生援助撤销，则根据援助组织与受援人的协商，或为承办人员从案件中退出，或为继续办理，但由当事人支付所有的办案费用并且比照律师收费标准付费。

（四）法律援助的监督

法律援助的监督主要指对援助人员具体案件行为的监督，主要包括对援助人员案件办理的一般过程、当事人的情况变化设计可能撤销援助或更换承办人员的情况、援助人员对有关诉讼项目的增加及费用扩大的情况、法律援助结果以及工作态度反馈等情况的监督。监督主体分为援助组织及其所隶属的司法行政部门。具体方式可以分为：①援助人员向援助组织定期履行报告义务；②援助组织其所隶属的司法行政部门定期进行汇报；③接受受援人的随时报告。

（五）费用的结算与支付

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目前主要包含法律援助基金、各级政府财政拨款和少量的社会捐助。参照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通过注册登记并享有一定权利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其资金来源也将与之具有相似的结构。关于费用支付，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实践中，大多采取一案一结的方式，这也符合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之前的工作习惯，同时便于资金的及时流转。（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 杨钰明等，论我国高校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与完善[J]，法制与社会，2008-8（下）

② 邹友宁，大学生法律援助事业研究报告[J]，教学实践，2009-10

③ 刘振红，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研究报告[J]，中国青年研究，2008-3-5

④ 程捷肖伟，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之现实困境与改革对策[J]，宜宾学院学报，2008-3，第3期

⑤ 具体请参见本文第一章第三节的内容

⑥ 万闻华，NGO社会支持的公共是政策分析：以弱势群体为论域[J]，中国行政管理，2004，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