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案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外商直接投资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冯宗宪（1954），男，浙江宁波人，管理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壁垒、国际金融与信用风险管理等。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反倾销壁垒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与进入战略选择”（批准号：70473070）。

摘 要：文章在综述反倾销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两大任务：一是从反倾销与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反倾销与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联机理；二是利用合成数据模型对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相联系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进行了判定。

关键词：反倾销；外商直接投资；合成数据模型

反倾销的作用客观上已经超出了贸易保护的范畴，它会促使出口商或进口商将税负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嫁给进口国国内消费者，刺激未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出口的增加，有时还会引起国家间的报复等等。当然，在反倾销所有的效应当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往往通过一定途径对东道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产生影响，从而使一国的贸易政策与利用外资政策产生联系。毫无疑问，入世后我国对外反倾销力度将在现有程度上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积极利用外资又是我国目前一项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关系显得尤为迫切。

一、文献综述与概念界定

1993年8月，美国Eastman Kodak 公司申请针对来自日本和荷兰的富士（Fuji Photo）公司的照相纸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同年10月，初裁结果认定该产品倾销幅度高达300％，并且认定该产品的进口对美国国内相关行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初裁后不久，该产品进口量大幅滑坡。然而就在同一期间内，富士公司很快在美国本土投资建成一家照相纸生产厂,并于1996年3月开始运营。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富士相纸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就超过了受到反倾销调查之前在美国的份额。

这是外国企业以直接投资形式规避东道国反倾销措施的典型案例。Compa等(1998)研究了市场结构对规避反倾销的FDI行为的影响。Belderdos等(2004) 使用了一个三阶段模型研究了欧盟反倾销措施对外国出口商选择以FDI形式进行规避的行为的影响。

相关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对日本企业的研究。Belderbos (1997)第一次在企业和产品层次上对相关的日本企业为绕过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壁垒从而在这两地进行直接投资的现象进行了研究；Blonigen和Feenstra(1997)利用1980至1988年间美国SIC行业数据,分析了贸易政策措施(包括反倾销保护)同日本对美直接投资之间的关联；Barrell和Pain(1999)利用跨部门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美国和欧盟对日本出口企业的反倾销措施所引发的投资跨越效应；Sourafel 等 (1999)对相关日本企业在英国的贸易壁垒规避行为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都发现了在相关日本企业中，这种规避现象是非常明显的。Vandenbussche等 (1999)在指出存在这种现象的同时，进一步阐明了这种行为的结果可能使得国内生产商面临更加糟糕的境况。

为了弄清日本企业的行为是否代表了所有企业的行为,Blonigen（2002）对1980-1990年受美国反倾销诉讼的所有企业和产品的规避贸易壁垒的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反倾销壁垒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果是相当温和的，是否进行直接投资还与相关企业是否拥有跨国经营的经验、是否来自发达国家以及其规模经济程度等因素有关。

在上述所描述的关系中，反倾销措施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规避的途径发生关联。在这个关系中，反倾销措施是外生的，外国企业以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方式对其进行规避。而在反倾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另一类关系中，恰恰相反，反倾销措施成为内生的，外国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主动寻求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其中包括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手段。

（一）补偿投资理论。补偿投资理论最初是由Bhagwati(1987)提出的，他利用一个两时期博弈模型，研究了外国企业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在第一时期，外国出口企业面临东道国政府的贸易保护威胁，它不得不绕过贸易壁垒，在东道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然而这一时期的投资很有可能是无利可图的，但外国企业的进入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的竞争，而此时利益受到影响的国内企业会对东道国政府施加政治影响，致使东道国降低下一时期的贸易保护水平。这样，第二时期东道国贸易壁垒的降低有利于外国企业增加出口，从而使外国企业利润水平上升。国外企业在第一时期的损失在第二时期得到了补偿，因而将这种投资称为补偿投资。

（二）“建立贸易保护”理论。Blonigen和Ohno(1998)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时期古诺双寡头模型，对两个寡头出口企业如何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影响进口国贸易保护水平进行了研究。在第一个时期，两个企业均以出口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东道国根据这一时期两个企业的出口量确定相应的贸易保护水平；在第二个时期，两个寡头企业根据东道国政府所设定的贸易保护水平进行新的决策，即在继续出口和直接投资之间进行选择：出口相对优势较强的企业将减少第一阶段的出口；而对外投资方面相对优势较强的企业则倾向于在第二阶段进行直接投资，因此它将增加第一阶段的出口，以此迫使东道国政府提高贸易保护水平，这样就限制了其竞争对手在第二阶段的出口，保护了其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行为，达到了“建立贸易保护”的效果。

(三)“化解保护威胁的出口”理论。Yasukuzu (2004)认为：当外国企业可能以对外直接投资形式规避反倾销壁垒时，进口竞争企业所追求的最佳保护水平是恰恰能够阻碍外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这个水平高于不存在外国企业直接投资可能性的情况下本国企业所需的最高保护水平；外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能够化解进口国的贸易保护威胁，Yasukuzu把这种战略性的出口增加叫做“化解保护威胁的出口”。在这里，直接投资成为了达成特定保护水平的间接手段。

本文从反倾销措施与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反倾销措施与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两个方面来界定反倾销措施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关于反倾销措施与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两者之间的规避关系，另一种情况是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成为外国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目标、通过各种途径（比如增加第一阶段的投资或出口）主动寻求的结果，这在上文中已有论述。

关于反倾销措施与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作如下界定：

这类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可能是由反倾销措施引发，也可能是由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变动所引发。本文将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引发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称为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引发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波纹效应”――就像将石头扔到水中泛起的一轮又一轮的水波纹，最初的行为效应也许只是一个点，可是由这个点引发了更广泛的效应，最终的效应往往远大于最初的效应，这个引发过程的发生或许源于信息的传递，或许源于主体对特定利益的追求等等。

假设外商直接投资发生了变动，且这个变动与反倾销措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产品部门分为不同的层次，各层次编号依次为0，1，2,......i,i+1,......k，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发生了变动，且该变动与反倾销措施直接相关的涉案产品部门和非涉案产品部门记为第0个层次，假设第i＋1个层次所发生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由第i个层次的外商直接投资变动引发，且第i＋1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是第i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变动规模的ni＋1倍，如果将第i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设为Fi，则有：

Fi+1=ni+1・Fi

设第0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为α，则有：

F1=n1・F0=n1・α

F2=n2・F1=n2・n1・α

……

……

那么，如果设反倾销措施引发的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为F，则：

F＝ki=1Fi＝ki=1(Πim=1nm・α)＝(ki=1Πim=1nm)・α

F>α（1）

由此看来，与对外反倾销措施直接相关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许并不大，但是如果考虑了对外反倾销以及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那么由对外反倾销措施所引发的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可能会比较大。从1997年第一起新闻纸反倾销案开始，截至2006年2月，我国已发起对外反倾销调查40多起。国内已有关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龚家友和滕玉华（2005）、胡麦秀和周延云（2005）、李 君（2005）、黄文俊和于江（2004）、鲍晓华（2004）、朱庆华和唐宇（2004）等对此都进行了研究。国内已有文献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集中于外国企业以直接投资形式规避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这种行为的研究；（2）多以介绍反倾销各种效应为主，一般将外国企业的投资跨越行为作为其中之一介绍；（3）多以定性说明、个别案例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

二、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关联机理

基于上文关于反倾销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界定，本文对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分析，最终将其总结为如下几个类型：

（一）外商直接投资是外国企业规避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的一种途径

国内已有文献的相关研究多以个案为主，本文尝试以更加全面的方式对这种情况进行总结，表1是对与我国对外反倾销案件相关的所有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的汇总，其中包括规避这种情况。

从表1所反映的样本数据看，对外反倾销案件发生后共发生FDI案例数为80次，其中外方企业为涉案企业或者来自涉案国家的有47次，占FDI案例总数的59％实际上要比这个数值大，因为有些外国企业可能与涉案外国企业有某种关联而在汇总时无法获得准确信息，比如它可能是涉案外国企业在某些非涉案国家投资而建的企业。。虽然说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具体原因也无法详细知晓，但对于那些恰恰是在遭遇反倾销调查之后而进行直接投资的外国企业来讲，不能不说规避反倾销壁垒是促使其直接投资的因素之一。

（二）反倾销保护水平是外国企业的主动寻求，而直接投资成为外国企业达成特定反倾销保护水平的手段，有时还可以受益于所达成的反倾销保护水平

笔者在对跨越反倾销壁垒的外商直接投资案例进行总结的过程中，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在某些案件的申诉企业中包括已设的外商投资企业，而且在某些案件的涉案外国企业中恰恰包括提起反倾销申诉外资企业的外方投资者或其外商投资者的其它分支企业。无论申诉企业中的外资企业是涉案外国企业分支，或者与涉案企业关联于同一个外国投资者，反倾销措施都对已有的外商直接起到了保护作用。 虽然反倾销调查使涉案外国企业向东道国出口的利益受损，但同时受损的还有它的竞争对手――即其它的向东道国出口的外国企业。不仅如此，相应外国投资者可以利用已形成的反倾销保护加强其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

下面这个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种情况。1995年12月,美国杜邦公司属下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与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属下佛山塑料三厂有限公司合资创办了佛山市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1999年3月16日，由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代表中国聚酯薄膜产业提出了对来自韩国的聚酯薄膜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并于1999年4月16日正式公告立案（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http：//cacs.省略）；2001年6月27日，以生产幅宽6.7米双向拉伸聚酯薄膜高附加值环保型新产品为主的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在宁波开发区大港工业城正式投产；2003年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宣布，将在佛山新增一条聚酯薄膜生产线(《中国化工报》，2003年10月18日)。

（三）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引发的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

反倾销措施一般会引起国内涉案产品价格上升，为涉案产品提供原料性产品的上游产品部门会因此而得到好处，这一点可以诱发上游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同时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也可能产生“波纹效应”，比如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其上下游产品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这种变动可能源于对原料类产品的需求、产品销售的需要以及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需求等等；还比如有时出于规模经济等方面的考虑，外国企业直接投资所生产的产品往往不仅包括涉案产品，还包括非涉案产品，这些非涉案产品与涉案产品相关程度不一定很大。

下面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引发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波纹效应”。

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分别于2002年3月1日和2005年5月31对进口邻苯二酚进行反倾销调查，现商务部于2004年5月12日对进口双酚A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cacs.省略）。2006年3月2日， 列入世界化工100强的法国罗地亚集团在江苏省镇江新区投资兴建的新双酚生产基地正式奠基，该基地生产的产品不仅包括适用于多种行业的邻苯二酚和对苯二酚，还包括下游衍生物，如香兰素、乙基香兰素、二甲氧基苯和对苯二酚中的单甲醚(《中国化工报》，2006年3月22日)。

三、基于合成数据模型对两者关系的定量分析

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关联程度，本文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反倾销措施作为多个解释变量之一，利用合成数据模型对与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相关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进行了估计。

（一） 变量与方法

某行业吸引FDI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选取了已有外资的规模、同类产品在该国的市场前景、经营此类产品的盈利潜力、政策对该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容许度以及该行业反倾销程度作为解释变量，分别用该行业三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ZCZ）、该行业三资企业的销售收入(XSSR)、该行业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该行业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CZBZ)、该行业发起的对外反倾销次数(AD)来表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即该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状况用该行业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FDI）来表示。分析中选取了四个样本行业，分别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SY）、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HX）、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JT）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DZ）。

模型分析采用年度数据，由于各种因素对FDI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本文研究中所有解释变量的取值比被解释变量滞后1期，被解释变量数据期间为2000－2005年，解释变量数据期间为1999－2004年。

结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所用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其中：i表示行业，t表示年份；β1、β2、β3和β4为不随时间和行业变化的常数；α*i为截距，用以反映模型中被遗漏的体现个体差异变量的影响，它随行业变化而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合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单位为万美元，行业内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ZCZ）和销售收入（XSSR）的单位均为亿美元，行业内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行业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以小数表示，用反倾销立案次数度量反倾销程度。所有数据均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中国投资指南网各网站公布的数据整理。

（二）模型估计结果

对合成数据模型进行的估计结果列于表2。

从各模型估计结果看，模型估计效果较好，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t检验。每个模型的可决系数（R2）和调整的可决系数（R2）均大于0.85。就各行业反倾销情况看，各模型中解释变量AD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说明对外反倾销调查对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有显著影响。从AD的回归系数的值来看，各模型中其回归系数的值约在50000－60000左右，这说明就过去我国的反倾销实践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外反倾销调查增加一次，下一年度该行业合同外商直接投资（FDI）额平均增加约5亿～6亿美元，其中值约为5.5亿美元。

（三）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相关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判定

在1999－2004年期间，模型所选四个样本行业中只有化学工业发起了对外反倾销调查，六年间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次数分别为2、1、5、7、4、6，如果按模型分析的结果，即每次对外反倾销调查平均引起下一年度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约5.5亿美元的平均规模计算的话，1999－2004年各年化学工业的反倾销调查平均引起下一年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额应分别为11亿美元、5.5亿美元、27.5亿美元、38.5亿美元、22亿美元、33亿美元，占下一年度全国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0.03、0.01、0.05、0.07、0.04和0.05。六年间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调查共25起，按每起引发约5.5亿美元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额的规模计算，1999－2004年六年间化学工业所有对外反倾销调查共引发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增加137.5亿美元，占2000－2005年全国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4％。相关数据列于表3。

需要强调的是，1999－2004年我国全部行业共发起对外反倾销调查34起，而其中化学工业就有25起，约占该期间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总量的74％，所以上一年度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调查所引发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额占当年全国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样本期间内由我国全部对外反倾销调查案件所引发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的相对变动规模。

模型估计结果反映出来的与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相联系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应包括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以及由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所引发的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与反倾销措施直接相关的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许并不大，但如果考虑了由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引发的非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那么对外反倾销措施所引发的所有FDI变动的规模就会大得多。

四、结论

本文对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联系机理以及联系程度进行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联途径至少有三种：一是外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规避反倾销壁垒；二是外国企业通过一定方式主动寻求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而直接投资成为达成这个目标的直接或间接手段，同时也可受益于所达成的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三是反倾销措施以及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波纹效应”引发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通过利用合成数据模型的定量研究发现，就发起对外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化学工业来讲，与每起对外反倾销调查相关联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平均约为5.5亿美元，以此规模计算，在2000－2005年间，与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调查相关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约占该时期全部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的4％。

参考文献：

鲍晓华. 2004. 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的经济效应分析［J］. 经济纵横（1）.

龚家友,滕玉华. 2005. 中国反倾销实施中的投资跨越效应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8）.

胡麦秀,周延云. 2005. 跨越反倾销壁垒与引致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

黄文俊,于江. 2004. 反倾销是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J］. WTO经济导刊（7）.

李君. 2005. 中国反倾销效果实证分析以丙烯酸酯为例［J］.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0）.

朱庆华,唐宇. 2004. 中国反倾销措施实证分析［J］.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6）.

BARREL R,PAIN N. 1999. Trade restraints and Japanese direct investment flow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 29-45.

BELDERBOS R. 1997. Antidumping and tariff jumping: Japanese firms′ DFI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G］.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419-457.

BELDERBOS R， et al. 2004. Antidumping duties, undertakings, and foreign directInvestment in EU［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8：429-457.

BHAGWATI J N， et al. 1987. Auid Pro Quo foreign investment and welfar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27): 127-138.

BLOIGEN B, FEENSTRA R. 1997. Protectionist threa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FEENSTRA R.The effects of U.S. trade protection and promaotion policies. NBER and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Chicago: 55-80.

BLONIGEN B, OHNO Y. 1998. Endogenous protec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rotectionbuilding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6(2)：205-227.

BLONIGEN B. 2002. Tariff-jumping antidumping dut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7: 31-49.

CAMPAJ, et al. 1998.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 CS(6): 361-380.

SOURAFEL G, et al. 1999. Antidumping, trade barries and Japa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K［R］. 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sation and Labour Markets, School ofEconomics,Universeity of Nottingham, Research Paper.

VANDENBUSSCHE, et al. 1999. Undertakings and antidumping jumping FDI in Europe［R］. CERP Discussion Paper(2320).

篇2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它通过向外活动来获得更高的利润,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效果的原因

    (一)自然地理条件因素

    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地形、气候、自然风光、自然资源状况、与海洋接近程度等,自然地理条件因素是最明显的因素,其优良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我国沿海地区如广东,直接毗邻香港、澳门两个国际性自由港,尤其是毗邻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受到这些经济先进地区的辐射和传导,推动了本地区的贸易合作和技术交流,对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为外商直接投资节省了原材料成本及运输成本。且西部地区不仅有人文景观,其历史文化悠久而辉煌,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特色品牌。

    (二)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是外商直接投资活动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经济环境因素的变化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经济环境包括经济发展状况,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速度快,表明这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收入多,需求大,市场规模大,盈利机会多,因而能吸引较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改革开放,尤其有着众多的海港区,其有着十分便利的交通条件,加上政府政策的倾斜,使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基础设施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物质条件,其是否完备直接影响到投资效益的高低和盈利的多少。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外商直接投资者在评价投资环境时,必然考虑基础设施的完备情况。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港口码头、能源和原材料供应、通讯信息设备、供水供电设备等。我国沿海地区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容易引进外资,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东海岸线的中段,是长江入东海的出海口,临近渤海,海陆兼备,有“黄金海岸线”和“黄金水道“之称,其有众多的优良港口,其中上海港、宁波港、南京港和南通港等一起组成了我国最大的港口群,上海港更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因此沿海地区拥有内陆地区无法比拟的便利交通和优良港口,便于产品原材料的运输,有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增加。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常常选择沿海地区,而我国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交通运输综合能力低,邮电、通信体系不健全,电力供应还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制约了外商直接投资。

    经济政策包括外资政策,一国的外资政策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的领域、规模和效益等;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和行业是限制投资的,而对于有绝对优势的产业和行业是鼓励投资的,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产业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

    贸易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会对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及产业进行一定的贸易保护政策,防止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冲击,加大对外商投资国的依赖程度,从来使其投资者形成独占优势,一旦其改变投资政策或者撤资,将会对国家或地区及其相对应的产业产生巨大影响,不但制约了其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不安定因素。

    财税政策也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者的利润及其效益。如果东道国的纳税率低,财政政策宽松,这样投资者就会进行积极的投资计划。相反,如果对某些行业征收高额关税或者报复性关税,那投资者会绕道而行的。

    外汇货币政策。如果东道国进行外汇管制或没有可行的货币金融政策,那么就不能为外商直接投资者提供便利的融资条件,也不能进行自由兑换,这会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者投资。

    贸易与国际收支状况。东道国一般欢迎进口替代型投资。经济制度及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也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

    (三)政治因素

    政治环境与政府的作用和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它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安全性。

    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国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由于与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因此政治体制的健全程度以及演变趋势往往直接表现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方式以及干预和控制的程度上,从而对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产生影响。

    政治稳定性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有无被颠覆和推翻的可能性,其稳定性包括政权的稳定性;政府的执政能力;反对派的状况;国内一定时期内发生政治冲突的情况;国内民族、宗教及其工会;军队警察的状况等七个方面。

    政策的连续性是指一国政府政权发生换届时,该国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仍然保持一定的连续性。Gwyoo.com

    政府及公众对待外资的态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又是一个敏感的政治经济问题。公众对于不欢迎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往往会示威、抗议、罢工、游行等;政府对于反对的项目则施加更多的额外限制,如在税收政策方面。

    国际地位是指该国在国际中的地位,特别是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国际政治组织中的态度

    (四)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教育水平、社会观念和风俗习惯等。

    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劳动者的素质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在外商进行直接投资时,教育水平不仅影响劳动力的供给水平,而且影响到外商投资者的投资意识、风险意识和管理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沿海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人才开始流向东部沿海城市,使得沿海城市聚集了充裕优秀的劳动力资源,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且我国本来就有着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政府又提供了非常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得我国东部沿海城市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而我国东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经济发展落后,思想观念守旧,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不完善,人们对教育的认知程度浅薄模糊,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在知识、技能和健康方面都十分欠缺,没有能力接受外资,虽然有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低,难以管理和培训,所以中西部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一)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实现利用外资的地区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广东和福建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随后其他十几个沿海城市也陆续宣布对外开放,政府给予这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在自主权、税收和资源配置上等优惠政策,使得这些地方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同时也造成了东西部之间的差异,这时政府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使得政府政策开始向西部转移,以加快外商直接投资者在西部的投资进程。为此颁布了一系列针对西部的优惠措施,包括进一步开放金融、保险、电讯等投资领域,放宽外商设立代表机构和营业分支机构的限制,对投资于该地区的外资给予税收优惠等。这一系列政策的施行,虽然已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和东部相比较还远远不够,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大优惠力度并认真贯彻落实,使外商在西部的投资真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经济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公共基础设施依赖程度加深,这就需要不断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东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水平,投资环境中经济环境是关键,基础设施是经济环境中的关键因素,基础设施无论哪方面达不到要求,都有可能影响该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因此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准备好首要的物质条件,继续加强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最近几年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交通运输方面的改善尤为突出,新建、扩建、改建了许多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动车、高铁、地铁等高科技运输工具的应用,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参考文献:

    1.黄晓霞,王欢.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资的影响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3(5)

    2.经合组织在华外商投资企业调查问卷主要结论与分析[N].国际商报,2001

    3.刘建民.APEC国家和地区公司所得税优惠政策研究[J].国外财经,2000(2)

    4.李焜文.国际投资学[M].湖北科技技术出版社,2005

    5.卢进勇,刘恩专.跨国公司理论与实务国际投资学[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

    6.孙淑红.国际投资学[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7.聂建红.国际投资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8.何军,石静.西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现状及对策[J].西部论坛,2004(3)

篇3

自20世纪80年代开放到2004年底，中国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621亿美元。外国资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但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各个省份的分布并不平均，沿海省份获得了90％的外商直接投资。虽然政府政策鼓励去西部投资，但在2004年，西部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不到总额的2％。随着经济的发展，今后五年中国将更关注平衡发展，更多地关注国内发展、区域均衡发展和降低资源损耗，从而要求投资更多地转向国内市场的产业,转向内陆地区和高科技行业。

这具有可行性吗?

有些人对于引导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内陆地区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内陆地区不具备外商直接投资所追逐的市场规模。实证分析研究揭示,内陆地区具有很大的潜力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学者采用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抽样调查的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地理分布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投资环境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选址的最重要因素，市场规模只排在第二位。各种决定因素按重要性的高低排列分别是:政府和法院对产权的保护、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以及较低的腐败。此研究提供了一个政策信号：内陆地区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而市场规模的影响可能被放大了。各地方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设立了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省际间贸易壁垒。落后的基础设施、糟糕的物流服务和非贸易壁垒在增加内贸成本方面具有与税费相同的效果。高额的内贸成本，都会使得外国投资者别无选择地把企业设在邻近目标市场的地方。但通过降低物流成本、去除非正式的省际和市际贸易壁垒，使内陆地区企业的产品进入沿海地区市场，就可以极大地降低其影响。

当然，不加区别地全面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内陆地区的政策太过简单化。更好的办法是改善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同时引导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内陆地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重新规划投资分布。

实际上，外商直接投资并不一定会牺牲一地的利益，因为他不是把资本简单地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而是通过对劳动分工的合理化调整来进行资本重新配置的。

如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内陆地区?

东部省份不断上升的投资成本给中西部省份带来了机会，当然，也不能保证转移会发生。外国投资者也可能选择亚洲的其他国家进行投资，同样，投资者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含量和成本，产出效率来应对东部地区企业成本不断上升，而不是简单地搬迁。还有一种可能情况，是东部的产业集聚效应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远远超过了成本的增长，使得企业不愿搬迁。

内陆省份如何提高自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竞争力?

第一，应花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世界银行的调查显示内陆城市在这点上和沿海城市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提高政府效率方面。对提高内陆地区投资环境最重要的是改善法院系统效率。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将法院系统集中化，至少是在商业法和刑事法方面。在目前阶段，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就是加强司法系统(法院、检察院、公安和执行机构)，给予参与商业纠纷案件的审判人员更好的培训，以商业法规而不是政府决定来处理经济案件。如果在外商直接投资中需要政府裁决时，政府官员应努力保护投资者的合同权和财产权，并采用同一标准处理所有案例。当地政府还必须减少腐败和非正规收费，使投资审批过程透明化。

第二，应吸引符合其自身相对优势的产业，并且制定自己的区域产业政策。应当努力吸引以国内市场为导向、寻找资源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和不需与消费者及顾客邻近的服务业，把引资重点放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上。每个省、市都要根据本地的产业发展战略来制定外商直接投资战略。在制定政策时，不应再采用低效率的办法，如建立产业目录，发展支柱工业，召开投资博览会和制定投资任务等。

第三，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促进投资。内陆省份应避免一些没有效率的工作，如列投资清单、举办投资洽谈会或其他无用工作。另一项经验是最高领导层的大力支持，可以提高投资促进工作的成效。可以考虑从发达城市雇佣具有丰富经验和客户网络的投资促进专家，他们可以在沿海城市建立投资促进办公室，针对那些要进行业务转移的公司或无法获得土地的公司进行招商引资，并与沿海城市建立联系。

第四，内陆省份应和沿海地区合作。内陆省份提供土地和劳动力，沿海省份提供工业设备、技术和经验。这样双方都能享受到增加的税收收入。福建省和湖北省的一些城市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都很有创新性，他们建立了“飞地”税收分摊机制。由较不发达城市(A)拨出一块土地，让发达城市(B)来建设工业园。B市负责投资工业园内的基础设施、招商引资和管理园区。A市负责提供电、水和其他设施。A和B两市根据协议共同分享园区内公司的税收。内陆省份的政府可以集中精力将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到主要城市，这会产生经济的涓流效应。

第五，内陆城市应借鉴东部城市的教训，注意改善城市总体生活环境。将外商的直接投资吸引到具有先进电子或生物等技术领域的同时，也意味着要吸引知识工作者和他们的家庭到城市定居。在美国和欧洲，人才和高薪知识工作者选择工作的城市都拥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住房、文化和休闲设施，还有较高的环境质量和较低的犯罪率。

中央政府也要发挥作用。国际经验表明，用于区域开发的外商直接投资无法在较差的投资环境中发挥作用，所以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多工作：

(1)中央政府应加大力度废除妨碍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地区政策和做法。其中包括对其他省份生产的商品征收非法费用、带有偏见的政府和国有企业采购的做法以及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对本地企业的偏向。

(2)中央政府必须提高交通运输行业的效率。铁路系统更为有效的定价以及铁路、水路和公路运输的联合可以极大地降低中国内陆的交通运输成本，改善交通服务，特别是发展多式联运服务，降低物流成本，从而提高内陆地区的竞争力。

(3)中央政府应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淘汰仅让东部地区获益的政策，如经济特区或税收优惠。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还需重新审视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限制。内陆地区可能在这些行业上有特定优势，包括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服务(水、电、气等)的开发。

新加坡的经验：应时制宜，制定产业战略

新加坡的投资促进战略是最为成功的，其投资促进战略随着国家发展目标的变化而变化。

第一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密集行业，主要目标是降低失业率。到1971年，新加坡26％的公司是外国公司，其创造的就业机会占全国的63％，附加值占75％，除再出口外，它们几乎占制造业总出口的75％。经济发展成功的改革战略极大地降低了失业率，1973年的失业率只有4.55％。

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引导外商主要优惠措施，对非创新型企业给予长达五年90％的退税优惠，对创新型企业则根据其不同规模给予长达10～15年不等的免税待遇。

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知识密集型行业。在1984～1985年间，新加坡经济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衰退，工资水平逐渐提高，决策者意识到要仅仅更新劳动力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是不够的，做出了新的政策转变，转向知识密集型行业，并探索了三种途径：

培训。鼓励雇用外国专家，并建立了技术教育中心。制定了海外产业培训计划，设立了政府培训中心和本地培训基金。

篇4

【关键词】中部地区；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升级

一、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理论分析

产业，主要指经济社会的物质生产部门，分为三类，第一产业为农业；第二产业为工业；第三产业是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分流通和服务两部分。产业结构是指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1）赤松要的“雁行模式

（Flying Geese Pattern）”理论。赤松要的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理论，是指依据动态比较优势原则基础，对于早期模仿国可能向后进模仿国发展贸易，形成追赶型经济发展的理论格局。雁行模式包含一个原形和两个变形。原形：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变形一：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变形二：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的进程就具有“雁形模式”的特征。（2）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小岛清在对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FDI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时，运用H-O模型来分析日本的FDI问题时提出的。（3）需求决定说理论。由可支配收入变化引起的需求结构的变化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一般说来，需求结构分为三种，即国内需求、进出口需求与中间需求。（4）供给决定说理论。由于资本供应的结构和总量是导致产业结构转变的直接原因，而FDI对于东道国的资本数量以及资本结构均会产生影响，不仅如此，FDI在为东道国引进资本的同时，还会带来东道国在生产技术层面的革新，弥补东道国生产技术的不足，进而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及产业升级。（5）国际贸易学说。国际贸易使得一国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出口来刺激一国总需求的增长，进而刺激经济增长，也就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是通过进口外国的商品来增加国内商品的供给。

二、FDI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

中部六省在过去的十年内，都以吸引外资作为发展经济的一大途径，外资与内资的比率甚至达到了各占一半的水平。上海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的优势行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上海之所以能够吸引外商大量投资，主要是由于上海政府推出的吸引外资的政策以及该地区良好健全的金融秩序和法律服务、巨大的市场以及良好的产业基础都是吸引外商在上海进行投资的前提条件。另一个成功引入外商发展的例子是珠三角地区，与上海不同的是，珠三角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上海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则主要是以资金或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所以在珠三角的外商青睐使用这些大量的劳动力，因此珠三角地区也就奠定了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基础的局面。对于中部地区而言，无论是上海还是珠三角地区或其他地区的FDI发展模式都不可直接照搬，首先要做的事是明白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合理配置资源，在大力发展优势产业的同时，也不要让劣势产业的存在成为中部经济发展的阻碍。

三、总结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在同时利用内资和外资的基础上，做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产业结构的合理优化。利用内资发展经济由来已久，但引用外资来弥补内资的不足也同样促进中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从钱纳里提出双缺口模型之后，已有许多的经济学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带给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各种效应，及产生这种效应的途径做了理论的或实证的分析，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各个方面。在文章的最后，通过分析中国其他地区一些成功引入FDI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案例与中部地区进行对比，得出了中部地区如何更加优化使用FDI，促进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对策。

参 考 文 献

[l]Rosenstein—Rodan，P N.International Aid for Underdeveloped Coun

tries[J].Review ofEconomics and Statjstics，vol 43，1961：62

[2]Globerman，Steven.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 efficiency benefits in Canad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Canadian[J].Journal of

Economics，Feb79，Vol，12 Issue l，42～56

[3]唐艳.利用外资促进我国产业升级：问题与对策[J].生产力研究.2010（9）：178～180

篇5

以固定资本投资方式进行的投资活动法(1998)：投资项目可以是法律不禁止的任何所有制形式，投资主体可以是任何形式的法人和自然人，包括外国投资人，政策待遇一律平等。

俄联邦外国投资法(1999)：外资有权购买俄商业组织的股票和有价证券，有权参与俄企业的私有化，享有获得土地自然资源及其它不动产的权力。投资领域的限制性例外，其原则是维护道德规范、公民健康、维护国防安全。

禁止和限制外资活动的产业、经营项目和区域的清单(2000)仅经过议会审议。法案规定：俄联邦有权对外资(及国内私人资本)在某些部门、产业和区域的投资经营予以禁止或限制，包括：国家电网、特种电力设备的生产、海运、空运、铁路运输、公路勘察和铺设、地质摄影、大地测绘、工程设计和资料、贵金属和宝石、教科书的编制和教育、投资基金、航天、核、航空及军事工业、渔业、林业、酒精产品、会计事务、动物防疫等。限制外资投资的方式有：俄联邦政府特许，政府规定外资参股(投资)在具体项目投资总额中的最高限额。该法案虽未通过，但反映了俄国投资领域的实际情况。

2001年，同家杜马将此法规修改更名为《对外国在俄投资实行国民待遇，取消限制性规定》：如果外国投资人或俄法人的活动可能导致外资直接或间接控制某一经营法人，或威胁到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俄总统有权暂停或禁止上述活动。

关于完善外商投资工作(1993俄1466号总统令)：只有联邦法律和总统令才可以对俄境内外国投资人的活动规定限制性措施。

矿产资源法修正案(2005)：限制外资介入战略资源储藏区，包括：铀、金刚石、石英和稀土等俄短缺的矿产资源、储量超过1.5亿吨的油田、储量超过1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田和储量超过1000万吨的铜矿。处于国防工业所辖区域内的矿藏也将被列入俄战略资源储藏区名单。

《关于在俄罗斯境内对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商业组织注册资本直接投资的管理规定》草案：2006年11月由俄工业和能源部向联邦政府提交。该草案对限制外资进入俄战略领域作了规定。工业和能源部发表的声明指出，投资者要投资上述领域，需要先获得一个新成立的跨政府委员会的特别许可，申请将在3个月内得到答复。

据报道：该法案规定外国公司不需批准，最多可购买战略性企业50％的股份；外国人在证券市场上购买战略企业的股票，须经政府的特别许可。草案中重新规定了“战略性”企业的划分标准和范围，包括：安全技术、军工生产、飞机制造、航天、核能、自然垄断行业、联邦矿产储备。这是以法律形式将现有的国防工业、原材料企业的产权交易机制给予固定，目前，外国人参与此类业务必须获得普京总统的个人许可。

案例：

2004年8月，普京总统签署了“关于确定国有战略企业和战略股份公司名单”的命令，包括引4家国有战略企业和549家战略股份公司。如“俄天然气工业”、“石油运输”、“俄石油”、“俄铁路”、“统一电力系统”等大公司，以及一大批国防企业(国有股份不足25％的公司未入其列)。名单在俄罗斯总统网站公布。根据总统令，政府无权对它们实行私有化或向外资出售，只有总统特批才能出售。

日本：

1．外汇和外贸管理法(1984)：

第27条规定：“大藏大臣或事业主管大臣如果认为有必要审查该申报的对内直接投资等是否会发生第1项或第2项的事态，可劝告变更和中止有关该对内直接投资的内容。(1)损害国家安全，妨害维持公共秩序，或者妨碍保护群众安全时；(2)会给日本国内的与该对内直接投资事业同种的事业(包括相关的事业)活动及日本经济的顺利发展带来明显的恶劣影响。

2．禁止私人垄断和公平交易法(1974)：

该法律适用于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并购，该法第15条规定“任何公司，如果出现下列行为则不能实施合并：(1)企业兼并行为可能在某个特定领域实质上限制到竞争；(2)在合并过程中使用了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第16条规定“任何公司当实施收购行为时不能在任何贸易领域实质上限制到竞争或者采取不公平的贸易行为。(1)获得其它任何一家公司的全部或部分业务；(2)获得其它一家公司的全部或部分固定资产。”

3．证券交易法：

要求并购公司必须将公开收购的目的、价格、预定收购的有价证券数量及收购期限等事项以书面形式向社会公告，并从公告之日起向大藏大臣提出公开收购申报书，同时将副本送交被收购的公司和证券交易所，方可进行公开收购。

4．关于对内直接投资自由化(1967)：

在“关于对内直接投资自由化的步骤”一节中指出：当前希望很多行业把自主批准的外资比例提高到100％，但在实际上还是困难的。此外，还有自主批准外资比例可达到50％的行业虽然持股比例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由于在很多领域中内外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存在明显的差距，实际上有可能陷入不平等的地位。如果这样，就不能实现内外企业的共存共荣，也难以期待确保国民的利益。

5．关于对内直接投资等的自由化(1975)：

在“一、基本想法”中规定：实行自由化后，如果外圈投资新建企业或参加已有企业的经营给中小企业或农民以很大打击，政府要进行必要的干预。外国投资后，不允许实施不公平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

案例：

1964年，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向日本政府提出设立独资子公司以生产半导体仪器和集成电路的申请，通产省到1967年才批准，并规定附加条件：(1)必须与日本企业合资，而且双方各占50％的股份：(2)德州仪器公司必须公开有关集成电路的技术专利；(3)合资企业成立一段时间后，日本政府有权进行生产调节。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日本迫于多边经济组织和条约的压力，逐步实行外资直接投资自由化。为此，日本采用了35项标准对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测评，进而确立产业开放的先后顺序，如下表：

第一次产业开放，技术水平指数在85分及以下的部门中，除了钟表和部分肥料工业以外，均没有列入向外资开放的名单，就连已接近国际水平的电子显微镜和缝纫机行业也未列入，故第一次自由化方案中几乎没有外商所期待的部门。[日]松井清《资本的自由化》，有信堂1970版P89)，1970年代才逐步放松对外资进入的限制(汽车工业1971年，集成电路1974年，电子计算机1975年)，在农林水产业和矿业仍不许外资超过50％。

韩国：

限制垄断和公平交易法(1994)： 第3章第7条“限制企业联合”规定，凡资本金或总资产规模达到总统令所定标准的公司，不得通过直属公司、系列公司或与该公司有总统令所定特殊关系的人，采取下列任何一种对竞争施加实质性限制的行为(在符合产业合理化并获得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可者除外)。(1)取得并持有其它公司的股份；(2)由企业主管或雇员兼任其它公司的主管职务；(3)与其他公司合并；(4)受让、租赁或承担经营其它公司的全部或主要经营业务，或受让其它公司的全部或主要营业用固定资产；(5)参加设立新公司。

产业资源部是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部门。1998年，韩国实行新制定的《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大幅放宽投资领域限制。韩国将邮递、中央银行、共济基金、证券交易所等金融管理、学术研究、国家行政管理、教育、艺术、社会团体、宗教团体等63个行业列在外商投资对象之外。适合外资投资的行业中，只有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业尚禁止外商投资，其余如报刊发行、近海渔业、农牧业、电力、内港客货运、航空运输、电信、金融、传播和新闻等27个行业部分限制外商投资；其他行业外资可自由进入。

对限制外商投资的行业，规定外商持股的比率上限。政府各部门对需保护的产业和国家垄断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仍采取限制对国有企业的持股比率、通过审批制度掌握资本进出的动向、限制市场准入等措施，这些限制政策由产业资源部每年汇总后通过外商投资统合公告发表。

外商对84家指定的与国防相关的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必须得到产业资源部的批准。这些公司涉及韩国主要的电子和工业大型企业，也是非国防产品的主要生产商。

2005年3月颁布一项规定：持有公司股份超过5％的投资者，在公开控制公司经营权的意向后，5日内不得行使投票权且不得继续购入股票；如果投资者在柜台市场公开收购韩国某公司5％以上股份，目标公司可以发行可转换债券或其它证券以进行自我保护。

案例：

2002年3月，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决定对6家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石墨电极制造企业罚款850万美金。因为这6家公司参与了针对韩国企业的国际卡特尔组织，并占有国际石墨电极市场约80％的股份，并于1992年－1998年召开数次会议，达成了针对国际市场(包括韩国市场)的价格协定并实施。

2004年6月，韩国INI公司准备收购HANBO钢铁公司，签约后通知了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但这两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分别排名第1和第4，合并后市场份额将达到38％，而另外两家主要企业合计市场份额为33.4％，这意味着市场集中程度的增加和竞争的削弱。由于韩国钢铁市场是卖方市场，INT公司曾有过卡特尔行为，于是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命令INI公司将位于浦项的年产30万吨的钢厂卖给第三方企业。(注：此例为韩国国内案例，有助于理解韩国反垄断法条例。韩国反垄断法对内、外资同样适用)。

印度：

印度产业政策宣言(1991)：

有如下规定：

A．关于产业审批政策：(1)除少数关系国家安全、战略考虑、社会因素、危险化学品、环境破坏、资源消耗等因素，其它所有投资项目将自动获得许可；(2)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考虑的产业领域，将继续保留给公共部门。

B．关于外国投资：(1)对于国家急需发展的重点领域，外国直接投资将自动获得许可，股份上限为51％；

C．关于《垄断及限制贸易行为法》：(1)《垄断及限制贸易行为法》将逐步进行修定，取消关于并购中在资产限额方面的规定，这意味着特定条件下的企业并购行为将不再需要政府审批；(2)该法的重点将放在控制和规范垄断性、限制竞争的行为以及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同时，垄断及限制贸易行为委员会将被授权处理来自消费者的关于垄断、限制性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投诉。

案例：

2005年3月，中国华为公司向印度外国投资委员会提交申请，计划投资6000万美元在班加罗尔建厂生产电信设备，用于改造印度的通信设施，然而，印度情报机构高度重视华为的投资计划，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对涉及国外企业进入印度敏感行业的指导方针进行重新评估；外交部和内政部认为，国家电信网络具有战略意义，让中国公司介入该网络将导致印度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因此反对华为的投资建议。这一计划已被印度政府搁置。

2005年11月，香港和黄港口控股公司欲竟购印度一个价值27亿美元的集装箱码头，而印度却以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为由，将这家全球最大的独立港口运营商排除在竞标者名单之外，禁止它参与此项目的投标。

附：泰国动向

在采取资本管制措施后三周，泰国政府昨日再次宣布对外资在泰国企业中的所有权采取限制性措施。

2007年1月9日政府原则批准了《外资经营法》，要求在电信和其他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部门的海外投资者在一年内披露其在泰国公司中的持股情况，并下一年内将有投票权的持股份额削减到50％以下；这些外国投资者的本土合资伙伴企业需在90天的时间里披露他们的持股状况，并在一年内调整持股状况，使之符合修订后的法规。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三个行业将获政府豁免，免予削减外资和名义持股人持有的股份，但这些企业仍然需要按照要求披露他们的持股状况。

泰国军政府通过上述新规，主要是针对泰国前总理他信向新加坡淡马锡出售家族企业Shin公司股权一案，该案一度引发对他信家族涉嫌舞弊和贱卖国有资产的强烈抗议。

在泰国现有法律框架下，许多外国投资者通过由泰国公民持有对公司的名义合法控股权、而外国人持有大多数投票权的做法，来绕开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但为了遵守新规，外国投资者可能需要把大部分投票权移交给他们的泰国合作伙伴。

淡马锡通过泰国名义持有人绕过关于泰国电信公司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规定成功进行交易，但这笔价值19亿美元的交易引发了泰国上下的不满。一些反他信组织认为，他信家族的这笔交易存在严重舞弊行为，使泰国国家经济受到损失，此后，反他信活动不断，要求他信下台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并最终导致了9月的。

篇6

一、近年来外商投资结构的变化

1.投资来源多元化。

过去，港、澳、台地区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在外商投资中占绝对优势。到1993年底，外商对华投资中，港、澳、台在大陆的投资企业占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78.6％，资金占外方注册资金总数的84.7％，其中仅香港一地即分别占65.8％和72.2％，投资来源单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加上受先期到华投资的资本获得成功的鼓舞，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资本乃至拉美等一些国家的资本纷纷来华投资，相反港、澳、台地区资本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则有所减少。1998年，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投入外资金额的比重下降到31.68％、0.63％、5.96％和41.22％、0.96％、6.68％，而来自欧盟、美国和部分自由港地区对华投资持续增长，1998年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合同外资金额分别为59.1亿美元、62.1亿美元和73.5亿美元，比1997年分别增长39.8％、25.8％和29.2％；实际对华投资金额分别是43亿美元、39.1亿美元和41.4亿美元，分别增长3.1％、20.8％和100.7％，投资来源多元化，外商投资结构得到了改善。

2.外商投资主体和目的发生变化。

伴随着投资来源的多元化，外商投资主体和目的也发生了变化。1992年以前外商对华投资主体主要是中小资本，资金、技术大都有限；1992年以后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入中国，投资增幅大、技术水平较高，而且单项合同金额不断增大。跨国公司具有的资金、技术、信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对提高我国引进外资的质量和效益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投资目的由单纯利用我国的引资优惠政策和廉价的劳动力为主，转变为既有利用优惠政策、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自然资源，又有占领我国国内市场，获取高额利润等目的。

3.外商投资的产业布局有所改善。

资料显示，第一产业吸收外商投资额所占比重在1989年之前有升有降，1989年之后，基本处于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在80年代基本处于迅速上升趋势，进入90年代以后先降后升，第三产业则处于下降趋势。从总体看来，第一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很小，其升降对全局的影响很小；第二、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很大，且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势态。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跨国公司大规模、系统化地对华投资，外商投资结构有所改善，出现由一般加工工业向精加工工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移的趋势。对服务业的投资比例出现逐步上升态势，房地产、旅游业等行业投资规模扩大，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基础产业日渐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

4.外商投资区域分布不均，地区间差距大。

尽管近年来国家出台优惠政策，并着力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鼓励和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但收效不是很大。1998年中西部地区新批合同外资金额67.7亿美元，增长2.9％，高于东部地区，但其所占比重在全部外资中依然很低。

虽然，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推进国内市场走向了统一，但由于其投资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利润，因此，其负面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中国而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对国内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阻碍。

二、外商投资结构变化中的几个问题

1.关键技术被保留，与引进技术目的不符，外资对中国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促进作用。

外商对我国投资所带来的技术水平总体来说不高，即使是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但其投入技术也只是中等水平，或者只有生产技术，没有研究开发、设计技术和动态技术，而且所投入技术更多是以成套生产设备、流水线等形式体现的，在短期内使得其所投资行业的有关产品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表现出良好的短期效益。但由于核心技术的缺乏和开发能力的欠缺，从长远看对行业水平的整体提高乃至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推动力小，甚至起了阻碍作用。

2.投资加工工业比重过高，“两头在外”，既易形成对外方的产业依赖，又效益不高，同时对外贸还有很大的潜在负效应。

从产业部门的大类来看，我国的工业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部门，其中以制造业，特别是加工工业为主，这一类投资占到国内工业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的80％以上。目前外资加工企业严重依赖于外方的供货、采购、技术、市场等，这种“两头在外”的投资方式，很易形成对外方的产业依赖。从利益分配角度讲，中方只获得部分工缴费（全部工缴费中按股权比例，有一部分也由外方获得），因此实际效益不高。同时由于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绝对比重，也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乃至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加工贸易所需要的技术、原料、零配件、生产设备等都从国外进口，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小，对国内产业升级、经济增长的带动并不大。因此，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尽管得到了改善，但这并不是建立在我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而主要是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在国际分工中我国的地位并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同时还出现了被动地依赖于国外投资的倾向。

3.从投资的方向上看，外商投资更注重投向产品生产，而不是生产的工艺装备上。

我国的装备工业体系虽然非常完整，但这是模仿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而建立起来的，在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几十年后，其潜力已经消耗殆尽。由于体制的原因，其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落后，资金严重缺乏，制约了自身的发展，也严重制约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我国工业水平的最终提高，取决于工业装备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引进外资时，国家制定了优惠政策以吸引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工业装备行业。但外资的趋利动机却使其大都投向了最终消费产品，在外商携带其拥有的资金、技术及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进入中国时，纷纷投入到其有竞争优势的差异化消费品的生产中，工装行业的外商投资比例一直较少，即使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也更多的是投入到最终消费品的生产而不是工业装备，这就给国内企业带来了相当大的竞争压力，也没有促进国内工业整体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4.外资进入的大都是国内市场供给短缺，或以前曾受限制但现在逐步放开的市场或行业如中高档消费品、电子通讯设备、汽车、家电等附加值较高的行业及我国陆续放开的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航空运输等领域。

由于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它们不但拥有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而且还拥有规模优势和“先入者”优势，因此它们的进入，一方面提高这些行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提高了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易形成对这些行业的垄断或寡占，不但使国内企业与其竞争刚开始就处于劣势地位，而且也为后来者设置了较高的“进入障碍”。从这个角度看又不利于国内企业参与竞争，对国内企业有压制作用。

5. “强强联合”是近几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出现的新动向和一个显著的特点。

外商通过直接并购或合资控股、稀释股权等方式购并我国具有传统技术优势、国内市场广阔、海外市场良好的行业或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较好的大中型生产性企业，而这些企业大多是我国行业或地区的“龙头”企业，外商通过绝对控股，取得了对这些骨干企业的控制，一方面使得这些骨干企业的资金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技术水平，使整个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也获得了这些企业原有的销售渠道和国内行业市场，改变了原有市场竞争结构，使这些外资企业从一开始就去掉了国内最强的竞争对手，获得了绝对的竞争优势，对国内其它企业的市场挤占作用和替代作用非常明显。因此，此种方式的合资从合资中方来看可以提高其自身的竞争水平；但从行业或市场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对国内企业市场竞争力培育的封阻作用大，是真正的“引狼入室”。

三、针对外商投资结构变化的应对措施

1.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

我国的人力资本结构呈现一种“小托大”的结构：高智能、高技术劳动力所占比重极小，这些人收入不高却承载了带动占绝大比重的低智能和低技术劳动力进行现代化生产的历史重担。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表现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不能充分接受外商所带来的技术，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消化和吸收，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二是这种现实的人力资源状况客观上阻止了外商向中国投入较高的技术，这一点从目前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的区域分布就可证实。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投资分布，大都分布在高智能、高技术劳动力比较集中的几个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

提高人才素质，提高对外商投入技术的接受、消化和吸收能力，以强化技术扩散效应。另外，通过较高的收入、宽松的环境及赋予美好的发展前景等方式留住本企业的人才，吸引外资企业的人才回流以保持和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以有效利用外资技术的扩散效应，借以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水平。

2.我国国内企业应加快向国际标准靠拢的步伐，原有的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应尽快与国际接轨，这不但有助于企业提高自身发展水平，对外来技术水平的提高、扩散及被消化吸收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是我国许多行业的标准不能与国际接轨，使得国内企业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外国企业竞争，限制了竞争力的提高，限制了外商投资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弱化了“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削弱了外商投资企业技术溢出和扩散的效应，阻碍了国内相关部门和行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和竞争实力增强。

3.对加工工业的外来直接投资应积极配合以政策法规的国际规范化，从而真正提高加工贸易的效益，发挥其带动效应。

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拥有绝对优势，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拥有相对优势，而加工贸易方式能够在积极利用国外各种要素资源的基础上将两者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加快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步伐，促进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入世在即，中国逐步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加入WTO谈判中的承诺会使加工贸易赢得更广阔的空间，不但国内而且大量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会使企业内或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

从提高我国国内企业竞争力水平、带动产业发展来看，目前我国关于加工工业及加工贸易的政策法规等却有“急功近利”之嫌或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以我国现有的原产地规则为例，加工贸易在我国现在的出口中作用举足轻重，而且外商投资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但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产品中，在我国加工装配后的附加值却很低，出口时的原产地却是中国。同时在加工贸易方式中以进料加工为主，从国内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少，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带动性较低，因此我国加工贸易的效益并不高。为此，应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适时调整关于加工贸易的有关政策，完善并修改其他相关政策和法规（如引资政策，原产地规则等），在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的同时，提高加工贸易的效益，充分发挥其带动作用，使其为最终提高我国国内企业的整体竞争力水平服务。

4.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打破行政的部门和区域垄断，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为高质量、高效益的外资进入提供诱因，也使国内企业获得提高竞争力的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

加快行政体制的改革，转变政府部门的职能，打破行政区域和部门保护，尽早实现国内市场的大统一，不但可以为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还为更多的外商进入中国奠定基础。这样一方面，国内企业获得了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的外部环境，现有外商投资企业也有了在中国进行再投资和提高技术水平的利益保障；另一方面可驱使更多的外商特别是更多的大型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中国，这样不但使进入中国的外资的质量和数量提高了，而且也可使外资所带来的技术的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5.在明确了引进外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我国整体竞争力水平的前提下，调整外资结构，鼓励外商提高技术水平。

提高吸收外资水平，主要加强产业引导，优化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具体措施可有龙头产品国产化，吸收外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及新兴产业，引导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的多层合作，加强中小企业的合作，开拓新的贸易方式。此外，积极引导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并扩大零售业外商投资试点范围，并适当开展批发零售业试点，扩大外资合资试点范围，扩大外商投资设立会计事务所、评估机构、商检、质检部门等中介服务企业的试点；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司与国际上有实力的大公司合资建立工程承包公司，承揽国外工程项目。继续实施引资多元化战略，改进招商引资方式。推动确有实效的多种形式的招商形式和招商方式，如专业化招商、以商引商、派遣项目小组上门招商、向主要投资来源地派驻招商代表或委托招商。通过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促进外商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我国产业和企业整体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汪少华、秦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方法。案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

篇7

关键词：跨国公司；并购；政府；监管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7-0203-02

一、跨国并购成为跨国公司FDI的主要方式

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方式演变分三个主要的阶段，从低至高分别是合资或合作阶段、独资阶段和并购阶段，数据显示跨国公司目前在中国处于第二阶段并有向第三阶段飞速发展的迹象。20世纪90年代初，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投资的模式开始出现。1992年4月，香港中国策略投资公司（简称中策公司，它是1991年12月12日在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基础上易名而成的）收购了山西太原橡胶厂，从而开创了改革开放以后外资在华并购的先河。跨国公司在华进行并购的案例每年都在递增，并购规模也在逐步扩大。据统计，自2002—2008年间，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案值由80亿美元上升到460亿美元，增长了33%，交易数量在数年间也不断攀升，2008年达944起。现在随着中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领域放宽，越来越多的全球知名跨国巨头，通过并购来抢占中国市场，使得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也已经成为跨国并购的重要市场。跨国公司在华进行并购的案例每年都在递增，并购规模也在逐步扩大。而且在华并购具有以下趋势：并购的规模越来越大； 所涉及的行业越来越宽泛，从能源、制造业到服务业，比如零售、金融、旅游以及保险业等；被并购的企业既有国企也有民企；并购目标不仅是经营状况欠佳的企业，甚至还有行业领军者；外资并购者越来越看重控制被并购者的所有权和运营权。

二、跨国公司并购带来的问题

1.外资垄断倾向加剧，控制中国部分产业生产与销售。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一些地区或行业整体并购中国企业，具有非常清楚的控制、垄断中国市场的动机。例如饮料市场，几乎完全是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的天下。可以说，跨国公司通过并购造成的市场垄断已经成了无法避免的问题。跨国公司在在中国投资的过程中，利用其技术优势达到产业控制的目的，并利用产业控制进而对中国同类产业的压制，使其难以形成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竞争能力。实力强大的跨国独资公司正在逐步控制中国某些产业大部分甚至全部的生产和销售，这必然会给中国的国内经济安全带来不少的隐患和威胁。

2.加大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资产流失也呈快速递增态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年至少流失800亿元～1 000亿元。虽然国有资产流失有众多的原因，但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中的流失是众多因素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随着外商独资化趋势的加强，其中最不容忽视的，就是外资并购国企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

3.内部化交易增加，加大了中国对其监管的难度。跨国公司内部交易所采取的价格，通常成为转移价格，即公司内部总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在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换中，为了达到减少风险等目的在公司内部实行的价格。由于公司内部化交易避开了外部市场，具有隐蔽性，所以获取资料和加强监管都比较困难。而跨国公司的这种内部化交易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多数外资企业一方面连年亏损，另一方面却不断追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许多亏损的外资企业的投资增长率近几年平均每年都达到了30%～40%。外资企业的“长亏不倒”，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企业经营的常规，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说明不少外商投资企业存在偷逃税或避税行为，就中国目前的监管力度来看这方面的问题可能会更突出。

篇8

一、日韩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独资化”的表现形式

1　外商通过传统的绿地投资，新建独资企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通过传统的绿地投资方式进入中国，而且是大都以中国企业控股为主的中外合资企业。2001年，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起，外商对中国投资的“独资化”趋势日益显著。2003年，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首次超过了中外合资企业，成为中国主要的外资利用方式，此后的外商独资企业所占份额一直快速增长。

日本和韩国在华直接投资一直居于前列，在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除香港和维尔京群岛外，韩国和日本实际上成为中国FDI的主要来源，所以，它们日益明显的独资化趋势对整个FDI的结构影。向深远。

2　在原有中外合资企业的基础上，实行股权扩张。外商在大规模新建独资企业的同时，原有企业从合资合作到增资扩股再到独资经营的“独资化改造”现象也越来越多，跨国公司操纵股权交易的案例不断。松下电器(中国)成立于1994年，成立时日本占60％股份，其余40％由中方三家公司持有。后来企业增资，中方的股份降到了P3％。再后来，因一家中方股东退出，中方的股份只占6.7％，之后这部分股份也通过协议转让给了日方。2002年底，松下电器(中国)顺利拿到了中国政府允许其独资的批文。这种股权扩张的方式在汽车、通讯和金融等服务领域应用很多，日本丰田、韩国三星等著名公司，都采用了这种投资方式。

3　通讯并购国内企业，谋求绝对控股。跨国公司以并购模式进入中国市场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并在中国加入WTO后形成一股热浪，跨国公司并购内资企业的案例层出不穷。例如，2003年日本索尼公司出资并购成都索贝。现在跨国公司收购国内企业的对象已经从零散的单个企业收购转向行业性收购，从最初在饮料、化妆品、洗涤剂、彩色胶卷行业大量并购国内企业，现在已开始向通讯、网络、软件、医药、橡胶轮胎等行业扩展，并谋求更大范围内开展并购活动。

二、日韩企业在华投资“独资化”趋势的原因

1、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化程度低，企业运作所依赖的各种要素均与国际管理有较大差距，早期进入中国的日韩企业在政府关系、政策法律、销售渠道及人才招揽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适应，因此，为了规避“东道国风险”，更愿意采用合资方式。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为外资企业发展提供了更为良好的市场空间和政策空间，加之外方在合作中逐步熟悉了中国相关政策法规、市场规则、竞争对手、风俗习惯并积累了在中国投资经营和竞争的全过程经验，最初的合资优势效应也随之逐渐弱化，此时外商更倾向于选择独资，以加强对企业的控制和方便灵活地实施全球经营战略。

2　避免“技术外溢”。根据“垄断优势理论”，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所具有的垄断优势的核心是对技术优势以及与之相连的知识优势、品牌优势、管理优势、信誉优势等知识资本的占有和使用。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赖以生存的资本，是其获得长期竞争力的核心能力。而以契约投资方式与东道国合伙人共同建立合资企业将会导致专有性的无形资产迅速扩散，因此，当合资所取得的收益不足以弥补外商为防范其“技术外溢”所花费的成本时、跨国公司往往更愿意选择独资。独资既可以使以知识资本形式存在于企业内部的无形资产迅速转移至其他子公司，又可阻止东道国的投资者分享由这些无形资产所带来的垄断利润。为了加强母公司对核心技术的控制，跨国公司一般以控股或独资子公司的方式进行技术转移。例如，日本跨国公司将在华企业进行“独资化”改造，真正纳入东京总部主导的“产业内分工体系之中”，然后才放心的向这些企业转移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技术和生产制造技术，并采用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来保护这些技术。

3　日韩企业的文化理念和经营体制导致日韩企业的相对封闭性习惯。日韩企业和其他在华跨国公司相比，之所以“独资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与他们的文化理念、经营体制有重要关系。集体主义是日本企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理念，家族主义是韩国企业中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理念，这样在经营体制上日韩企业往往更具独立性，对东道国显示出一定的排斥。此外，日韩在华投资注重的是如何获取最大利润，并把合资企业纳入其全球战略系统，而中方则关注的是就业、稳定等非市场性因素，思维方式的不同很容易造成管理上的冲突，当外方意识到合作伙伴的行为影响公司的发展战略时，自然会利用各种机会谋求企业的控制权。

4　母公司实施全球经营战略的需要。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钱德勒的“组织跟进战略”，企业组织结构要服务于企业的经营战略。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跨国公司在华经营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80年代的“机会试探”战略，90年代的“战略投资”战略与90年代末出现的“控制”战略。90年代末，随着外商对中国投资信心不断增强与跨国公司市场地位的确立以及中国逐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跨国公司开始在华实施其全球经营战略，这就要求必须保证母公司拥有对其所有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特别是合资企业子公司的绝对控股权，在进入模式上则相应地表现为独资企业的投资额与所占比重迅速提高，并成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主流模式。跨国公司只有通过独资经营或在合资企业中拥有控股权，才能解决权限分散，自身缺少话语权的问题，才能从全球经营战略出发，要求子公司按照既定的生产协作关系组织生产，安排子公司之间的转移价格，以及各自的市场范围等，以保证母公司的总体利益最大化。

三、日韩企业在华投资“独资化”的前景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投资环境改善，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宏观背景下，以日韩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呈现越来越强的独资化趋势，这种趋势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可能继续强化。这股“独资化”趋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中国提升出口竞争力，加快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外商独资、控股企业会强化跨国公司的技术锁定战略，操纵内部贸易和转移价格，强化产业垄断。因此，我们应该用合乎市场经济规则的政策引导这种趋势朝着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方向发展。

1　修改现行的外商投资法规，完善法制环境。我国对于如何规范已引入的外资方面的法律文件，存在着不完善的环节。最大的缺陷就是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反垄断法》，一旦跨国公司在华形成垄断，我国企业可能面临无法可依的局面。因此，我国应尽快出台新的外商投资政策法规，以规范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行为。

2　促进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提高我国企业消化、吸收与创新的能力。我国要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的R&D投资，激励具有科技开发创新导向的跨国公司来我国设立研发中心。积极推动国内的科研部门和跨国公司开展联合研发，在相互合作的过程中，挤压和诱导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加强企业对新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尽可能多地引进跨国公司先进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积极加入到跨国公司的生产链中，通过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合作，学习外方的先进流程技术，促进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

篇9

一引进外资的背景、过程和状况

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将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由于建设资金和技术引进所需的外汇极度短缺，政府提出在保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引进外资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增强出口能力，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2]；同时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补充。这一政策与六十年代末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关于引进外资的“双缺口模型”恰相吻合。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储蓄不足和贸易逆差，必须通过引进外资来解决投资和国际收支平衡。

为确保引进外资，中国制定了诸多优惠政策，例如对外商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减免关税、对三资企业所得税实行免二减三，以及提供人员和技术支持等。同时，为防止外资对国内企业构成冲击、保持对外资的控制，中国又颁布和行政法规，限制独资企业，坚持中方在合资企业里的控股地位，外资企业产品应达到较高的出口比例等。这些政策措施首先吸引了大批从事加工贸易的劳动密集型的港澳台资本，迅速扩大了国内的就业和国民收入，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缓解了西方国家对华投资以内销为主而产生的外汇平衡压力。1992年以前，港澳台资本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70％左右。

来自西方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美日两国占到约20％，产品销售以中国国内市场为主，以弥补国内短缺。中方坚持在这类合资企业中的控股地位，力图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日资在西方国家的对华投资中比重最大，投资的领域最广，但日资企业限制技术转让的意图十分明显。美资企业由于技术创新能力强，技术转让相对积极。为了引进先进技术，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为此修改了《合资企业法》，允许外方控股并出任董事长。在中美市场准入谈判中，中国承诺将大幅度降低关税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激发了外商投资中国的热潮，1992－199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增长了3倍多。这段时期为抑制通货膨胀，中国实行了财政和货币的紧缩政策，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对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见表1）。

但在过去的2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生产能力的增长远远超过最终需求的增长，造成全社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和产品的严重过剩。1997年10月以来，中国经济开始受到通货紧缩的困扰，几乎与此同时爆发的东南亚危机更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困境。1998和1999年来自港澳台和日本的投资加速下滑，美国和欧盟（欧盟1998年除外）的投资乘势扩张。但是受危机滞后的作用，1999年外商来华投资比1998下降了11.3％。为阻止经济下滑，中国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国内投资增加较快，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占社会总投资比重降至1998年的13.11％和1999年的10.47％。由于社会投资和消费增长乏力，出口因贸易依存度较高深受外部环境的容易大起大落，政府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在宏观决策机制和投资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政府投资的效率十分低下，势必削弱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因此，加入世贸、进一步扩大引资规模，以推动改革（国有部门和官僚体制）开放（保持经济增长）的深入，似乎是唯一的途径和逻辑依据。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及产业投向

按照国际法中的“属地管辖权”原则，外商投资企业必须登记注册为东道国的企业法人，接受东道国的行政和法律管辖。一般来说，东道国为了改善产业结构、促进工业布局的合理化，都努力将外资引导到经济落后的地区或部门。东道国的民族企业因其经营环境深受当地资源条件、生产要素投入、技术水平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影响，经营目标往往与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趋向一致；而外商投资企业不会自觉服从东道国政府的产业指导和宏观调控，它执行的是母公司的全球战略，以实现母公司市场控制和全球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因此经常与东道国的引资意图南辕北辙。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开放市场之前，都长期推行过进口替代政策，运用政府力量和市场保护扶持了一批产业关联度高的支柱产业，如中国的汽车工业和工业。这些产业往往集中了国内一流的设备和人才，占有的市场份额高，有稳定的利润以支持扩大再生产，在不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之前，并不轻易允许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介入。而对这类企业背后的广阔市场，外商往往抱有极大的投资兴趣和热情[3]。

在“趋利”动机的推动下，外商往往优先选择在、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好、靠近消费市场和投资收益高的地区进行投资。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是“先东后西”，让沿海等基础条件好的地区享有各种优惠政策，迅速实现经济增长，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东部地区吸引了绝大部分的外来投资。政府寄希望于财富效应的西移，最终促进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但地区差距的缩小绝非自动可以实现，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地区差距，从1983年以来呈现不断扩大之势，90年代以后，这一差距更表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无论在人均GDP，还是在人类发展指标上的差距都相当巨大，中国最发达地区和最不发达地区相比，几乎相当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的扩大更促使外商投资企业将资金投向收入水平高、消费能力强的东部发达地区（见表2），而基础条件差、资金严重匮乏的西部地区无力改善投资环境，更加难以吸引外资，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就愈加迟缓，从而形成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上的“马太效应”。这一巨大的地区差已经并将继续制约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投向上，结构失衡问题比较突出。截至1999年，在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中，工业占到59.56％，房地产公用事业投资占24.44％，而农林牧渔业仅占1.76％，交通运输及科研、技术服务业合计仅为2.75％。在重点投资的第二产业中，加工工业的数量又占了较大比重。这类企业大多是港澳台的中小资本，在各种优惠政策的刺激下大量使用国内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能源和原材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国内能源、原材料供应的紧张。而且，相当一批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带从事原料药、化工和塑胶制品的生产，对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但这类中小型加工企业主要是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少参与争夺国内市场。日资企业和少量欧美资本、以及1992年后大举进入中国的美国、西欧跨国公司，主要是瞄准了中国国内市场。它们大量投资中国机电、日用化工、轻纺等高利润的传统行业，产品销售额占全国同行业的比重增长迅猛，占领了很大的国内市场，一些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例如，早在1996年电子及通讯设备类的外资企业销售收入，已占到全行业的62.3％。

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首次出现下降，除了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应于国内的消费结构变化，原先集中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外来投资已接近增长极限，中国利用外资的结构将面临较大的调整。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开放程度已经较高，加之1997年以来通货紧缩的影响，外资对制造业的投资出现下降趋势，但与高技术相关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可能有较大的增长，这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股权结构越来越倾向独资、以及放弃对其技术转让要求和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金融、电信等服务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将会随着市场准入程度的提高而大幅度增加。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的

1.进出口和国际收支

外商投资多数从事加工贸易，拥有现成的海外市场营销，加上中国对其实行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如：所得税上的优惠、可以保留现汇帐户、在从事加工贸易时增值税可以自动抵免，而毋须像一般贸易那样对出口环节增值税实现“先征后退”等，这都极大地刺激了外资企业进出口的增长。1996年国有企业一般贸易出口因退税滞后出现下降时，外资企业的出口则增长了31.2％，确保了全年出口总额的增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的比重从1986年的4.04％上升到1992年的26.43％和1999年的50.78％。其中出口占全国出口的比重上升到45.47％，进口比重则高达51.83％。

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增加了中国贸易总量，改进了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全国制成品出口比例由1978年的不到5％增长至的85％以上。1991－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中，制成品平均达到90.67％，中国出口商品的整体结构得到优化。但是，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大多属加工贸易，1999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额占其全部进出口的近70％。“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与中国国内产业关联度低，中国除了从中获得少量的工缴费收入，国内产业得不到带动，因此加工贸易远不如一般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意义重大。另外，这类外资企业大多为港澳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享受关税、所得税和土地使用等优惠，与同类的国内企业相比，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在纺织品等进口国设限的主动配额分配上，由于其出口销路广，对国内非外资类企业的出口配额挤占严重。

1992—1993年因投资过旺、总需求急剧膨胀，进口增长迅猛，出现外贸逆差，中国外汇储备仅维持在200亿美元左右。鼓励出口，增加国家外汇收入成为当时的重要经济任务。从1991年以来，国家陆续扩大了出口退税覆盖的商品范围，并逐步提高出口退税率，将出口创汇额列入对各级政府和国有出口企业的业绩考核。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和人民币贬值，同时执行严格的结售汇制度，将企业的外汇所得和结余以自动结汇的方式向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国家财政货币的紧缩政策也有效地抑制了进口，其结果是，除了1993年外，中国自1992年以来，出口每年以几乎两倍于GDP的速度增长。贸易顺差从1994年起开始连年增长，即便是在出口环境十分严峻的1998年，仍实现了0.5％的出口增长和436亿美元的顺差。同期，外资每年的流入额也位居世界前列，资本项目顺差不断扩大，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现象[4]。出口收汇和以现汇形式流入的外资，均通过银行结汇渠道进入国家外汇储备，使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增加国家外汇储备，同时也带来风险，这就是利润汇出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的潜在压力，亦即每年新增外资和原有外资企业的再投资所产生的汇出利润不断增长，使经常项目的顺差收窄，甚至转为逆差，从而使国家的国际收支情况恶化。经济学家卡莱斯基1966年曾作出模型[5]，对此进行（见表3），他假定某国每年需100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投资的利润率为15％，其中10％汇出境外，另5％用作再投资。那么，6年后总投资必须翻一番，才能缓解利润汇出不断增长的压力，维持100单位的净外商直接投资量。

从中国引进外资的实际情况看，今后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引资增率是很难做到的。若今后几年引资总额不变，九年后，净投资量将为负数。继续用卡莱斯基模型显示如表5。

表5显示，到第8年末，当年流入的外资仅能抵补利润的汇出，而到了第9年末，利润汇出已超过外资流入。利润汇出是在历年外资累积和当年新增外资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般来说，必然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当若干年后利润汇出额超过贸易顺差额时，经常项目将产生逆差。如果外资流入净额再低于每年偿付外债本金额，中国的外汇储备将会下降。

从九十年代中国的国际收支来看，由于外资企业投资收益的支出越来越大，部分抵销了贸易顺差的增量，故经常项目的增加量很小。1999年，中国贸易顺差大幅度减少，实际引进外资也开始回落，投资收益支出则继续上升，经常项目顺差降至156.7亿美元，而当年偿还外债本息达309.9亿美元；考虑到资本外逃的因素，中国虽然继续保持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但外汇储备仅增加了97亿美元。因此，在中国加入世贸后进口激增、出口因部分国内企业破产及放弃对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和外汇平衡要求而增长放慢，以及外资大量涌入的情况下，经常项目转为逆差很可能会成为现实，那时只能用资本项目的顺差、甚至外汇储备来加以弥补。

2.宏观调控

1992年中国经济因投资扩张过度，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93－1998年，国家实施财政和货币的紧缩政策，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和信贷规模，为实现“软着陆”进行宏观调控。经济增速开始回落，但由于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猛，GDP仍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率。

当时来华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绝大多数是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必须解决中方的人民币资金配套才能形成实际生产能力，因此加大了国内货币供给的压力。而外资企业的人民币资金要求在热衷于引进外资的各地政府的支持下，是得到优先保证的。这样国内企业就面临两种选择：或坐视它们的信贷份额被挤占掉，或绕开国家控制，变相突破信贷规模，例如，一些国内企业千方百计地引进国外资金，然后将外汇卖给当地政府，以取得人民币。但无此特殊途径的企业只好望洋兴叹，包括一些潜质不错的企业，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这段时期国家采取“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外资流入和出口增长有利于“软着陆”的实现，但外资大量流入使外汇相对于人民币供过于求，导致名义汇率不断下跌，而1992—1996年间物价指数的高企，使实际汇率进一步下跌，人民币对美元等主要国际币种升值近50％。加上出口退税的放慢，严重削弱了非外资类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使得以一般贸易为主的国有企业出口十分困难，导致1996年出口暴跌，全国出口增长在外资企业出口增长率仍高达31.2％的情况下大幅回落至1.5％。

然而国家外汇储备却净增了42.7％，即314亿美元。原因在于为抑制人民币持续升值，在国有银行对新增外资和出口结汇的同时，央行又大量购入外汇、抛售人民币，使外汇储备的规模超常增长。在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必然引起外汇占款量的相应增加，造成1994年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M2）的供给分别增长了34.4％和29.47％，使得当年通货膨胀进一步发展，达到21.7％的高位，中央政府抑制通胀的努力被抵销殆尽。

1993以来，连年收购巨额外汇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1997年，基础货币发行的增加额中87％源于“外汇占款”的增加；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以往40年里“外汇占款”项目的比重从未超过5％，而到1997年时，这一比重却一下跃升至40％[6]。为保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1995年中央银行面对进一步上升的外汇占款，被迫采取“对冲”方式，削减或回收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以稳定信贷总规模，这就造成企业资金的普遍紧张；同时国家又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改变了以往地方政府随意干涉银行信贷的局面，实行业务和人事的垂直管理体制，使国有商业银行真正受到商业目标的约束。国内房地产等经济泡沫的崩溃，迫使商业银行开始规避坏帐风险。国内投资受到货币紧缩和银行“惜贷”的双重遏制而日渐萎缩，加上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放缓，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

结售汇制度使得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形式，而用大量的外汇占款换取的国家外汇储备，往往用于持有国外低息政府债券；过高的外汇储备必然抑制国内投资，国内投资不振则又不得不以更高的代价引进外资。一旦外资流入的速度下降，政府又将转向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从而为通货膨胀的再起埋下隐患。因此，过高的外汇储备所带来的机会成本相当高昂。中央政府于1997年7月规定有外贸经营权的国有企业可以保留一定比例的现汇收入，居民个人因公、因私出境可以向商业银行按当日牌价购买一定数量的外汇。这些措施是央行以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方式“再对冲”外汇占款，以降低过高外汇储备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代价。

3.对中国产业成长的影响：市场控制和产业控制问题

(1)市场控制：从整体来看，中国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进了相对于中国技术水平而言比较先进的技术，这些技术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上。在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压力和示范作用下，中国国内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部分行业、例如家用电器行业，通过合资引进先进技术后缩小了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

但以市场控制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的发展既有带动和示范的一面，又对其自身和国内产业的成长构成抑制。表现在：国有企业因机制障碍越来越难以适应竞争加剧的形势，国有部门的萎缩引起城市市场的相对萧条，最终又限制了外资的发展。这是一种“双输”的格局，说明如果引进外资的综合结果是压制了国内企业的成长，对东道国和外商直接投资均不利。当然，受到伤害最大的还是东道国自身，国内产业萧条的长期后果只能由自己消化解决，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转移价格”等方式早已收回全部投资，尽可移情别恋。

生产的过程是价值增值的过程，全球化生产是价值增值在国家间的分配。不同产品的价值增值，因产品本身的技术差异和加工深度而异；而同一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增值，则因各个生产环节的要素要求（特别是技术投入）和加工条件不同而形成差异。世界各国在要素禀赋上的差异，为实现跨国生产奠定了条件。技术依附于生产设备，、通讯业的大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对生产营销高度的计划性和内部组织的严密性，使跨国生产成为可能。跨国公司通过控制产品的开发和设备、零部件的生产，掌握了加工增值链中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最低层，仅享有极低的生产附加值比例。

此外，设备、零部件作为实物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一部分又被作为进口，列入东道国海关统计，往往使人产生东道国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错觉。外商投资者惯用的手法是“高进低出”，向中国输出高作价的二流设备和后续供应的零部件，在设备投入运行形成生产能力后，以低价（转移价格）将有价格竞争力的出口产品纳入其全球营销网络，暗中转移利润，逃避国家税收，同时用内销产品的高价弥补外销的利润损失。这就部分说明了为什么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率普遍高于国内其他类型企业，但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却远远低于其工业产出的比重。外方按其投资比例又享有分配企业净利润的权利，投资收益的一部分则以利润汇出的形式从中国的经常项目中流出。因此，外商投资企业“高进低出”的做法相当于从东道国进一步榨取了部分附加值。

根据宋泓和柴瑜的研究，近20年来，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降低了中国工业结构的整体效益。外商直接投资大多只是将其生产过程最终的组装工序移至中国，因此对中国产业的前后关联度低，对当地价值增值的贡献也就不大。外商投资企业趋之若鹜的工业部门是投资量较少、价值增值率和利税率较低的下游加工行业，如、运输工具业、电器业以及服装、皮革、塑料、金属制品、食品制造、饮料、文体用具等；而竭力回避的是投资量较大、价值增值率和利税率较高，属于中国工业中瓶颈的上游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部门。这样，外商投资企业基本上是处于与国内企业相竞争的“替代”状态，而非分工合作的“互补”状态，因此降低了中国工业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7]。而通过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的方式，将外资企业的边际生产力强拉至国际市场资本利息率之上，却造成中国对外资的不真实需求。一方面使得外资毋需使用先进技术即可加强市场竞争力，从而削弱了外资采用先进技术的动力；另一方面，促使内资外逃，变换成“外资”身份流回国内，享受税收优惠。其结果不利于国内产业的发展，降低了经济整体效率，有损于中国的经济利益[8]。

在这一“替代性”竞争中，外商直接投资中的西方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和营销管理上表现出极大的竞争优势。首先，他们专门找行业内的知名企业谈合作，争取控股，然后展开对中国合资方企业的品牌收购。许多历经数十年辛苦经营创下的国内品牌，纷纷被外资企业的品牌所取代，随之外资品牌通过原国产品牌的信誉和渠道不费吹灰之力大举进入了中国市场。有些国内企业甚至主动出卖自己的品牌，将全部市场拱手让与外资。

这种后果的出现，既有在对外开放中经验不足的一面，例如忽视无形资产的重要性，也有民族自卑心理作祟、崇洋媚外的原因。在中国企业寻求合资的过程中，国有资产由于腐败等诸多原因流失十分严重，这更强化了外资对企业的实际控制。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控股趋势的增强，外资在中国部分行业中的垄断地位开始形成，比如，外资在橡胶、啤酒、洗涤用品、制药等行业已完全取得垄断地位。在一些大型合资项目中，外方利用中方在资金上的短缺，通过不断追加投资取得了控股地位。

外资控制力的加强源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扩大外商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中，内外资企业的竞争实力过分悬殊。中国的企业和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十分缓慢，后者尤其带有浓厚的官商色彩，不是商业化改革前不负责任的“乱贷”，就是改革后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下的过度谨慎的“惜贷”，银企之间形不成相互支持的合力，而西方大银行则普遍追随跨国公司到处扩张，例如摩托罗拉公司将生产基地设在天津，它的后盾－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随即向中国中央银行申请在天津成立分行，在当地为其提供融资和贸易结算等服务。

（2）技术控制与产业控制：1992年中国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后，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外资控股和独资企业数目迅速上升。美欧跨国公司对华投资速度明显加快，实际投资额占到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20％以上，独资和控股经营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在一些新兴工业领域，外商独资的比例越来越高，超过一亿美元的大型投资项目数量增加较多。[9]这说明在传统领域的产业竞争外，外商直接投资力图通过大规模投资取得在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这种依靠巨额资金、技术投入形成的竞争优势必然导致市场垄断，对中国民族工业构成难以克服的进入障碍。外商直接投资已在中国部分行业实现了市场控制，究竟会不会出现外资通过产业控制实现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关键在于国内企业和中方居控股地位的合资企业中能否实现从技术依赖到自主开发的飞跃。

中国恰恰在这方面存在十分突出的问题。中国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是在行政分权的改革背景下展开的，行政分权打乱了原计划经济条件下部门间的联系，使资源配置的主要权力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造成地方实力膨胀和市场的分割，形成改革中的“诸侯经济”。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与地方官员显示政绩的实际利益相结合，刺激了“投资饥渴症”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国外技术的盲目重复引进和经济的粗放式增长，造成严重的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

在中国以合资方式引进的技术中，属于硬件技术的成套设备的进口占了绝大部分，技术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等软件技术引进的合同数量和金额很小，所占比例均不超过20％，反映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技术依赖心理。这就难免被掌握着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利用，将合资企业改造成它们最终产品的装配线。而且，引资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在引资中就表现为“重表面而轻实质”，对技术引进有余而消化、吸收严重不足，后者的资金投入只有前者的大约三分之一（日本与韩国的情况正好反过来，用于消化吸收的资金三倍于引进的资金）。引进外资的目标日益模糊，甚至引资本身就是目的，从而形成为开放而开放、为引资而引资的局面。这种心态指导下的引进外资不可能从国家全局利益出发，对引资工作进行认真的运筹和有效的指导，提高引资的效率，推动民族工业的技术进步。

就总体而言，中国不少企业未能通过合资消化、吸收先进技术，逐步形成自主研制开发能力。造成这一状况的外因是，外资方采取的一系列技术保护措施与上述国内因素相互作用，遏制了中国产业技术的进步和实现技术超越的潜力。首先，由于技术是重要的无形资产，跨国公司为保持竞争力，往往将技术通过内部市场转让给其子公司，对转让的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被转让技术的先进性与跨国公司占子公司股权的比例呈正相关，就是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取得控股地位以后，才会真正转让先进技术；在跨国公司不具有股权优势时，往往仅转让二三流技术，这样不仅得以延长其产品生命周期和技术专利期，适应了引资国对适宜技术的需求，又通过技术垄断和品牌控制等掌握着对企业的实际支配权。

例如，在中国的汽车合资企业中，上海大众、北京切诺基和广州标致均系中方控股，中方也确曾希望通过合资提高自身的研制开发能力，但在合资企业内部的管理分工上，外方掌握着最关键的技术和营销，而且外方的技术经理拒绝配备中方副手（如上海大众），中方则分管人事、法律等事项，根本无缘接触到技术的内核，在这样的技术控制和管理体制下，合资企业很难避免沦为跨国公司装配厂的命运。

跨国公司向其全球的子公司转移技术，是出于加强其全球竞争力的战略考虑，并无意于向东道国的相同产业“外溢”技术，甚至在转让技术的同时，还附以限制再转让等合同条款，令东道国实现产业技术进步和促进产业联动的愿望落空。

其次，技术开发基本上在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或其部分重要的区域中心进行，而且是在跨国公司内部严格的技术保密制度下开展的，技术的开发和转让完全服从于母公司的全球战略。在华的绝大部分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并不设立研究开发部门，个别设立的也是出于子公司所在市场的特殊需要，例如，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设立开发部门的目的，是便利其就近挖掘人才从事中文汉字系统的研究，与中国其他的民族企业争夺市场和人才。不仅母公司紧紧控制着技术的开发和转让，在子公司内部还竭力弱化中方原有的技术开发部门，将其职能从“研究与开发”（R＆D）削弱为“技术支持”（Technical Support），即解决现场技术问题。

开发与技术支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前者从事核心技术的基础性研究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例如汽车的发动机、底盘和外形设计等；而后者主要从事排除生产线的临时故障，以维持生产的正常运转。这种弱化使合资中的中方逐步丧失独立设计开发的能力，在技术开发上完全依赖于外方。在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中方与德方合作近20年仍未形成自己独立的研制开发能力，遂只好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合作生产新型汽车。

第三，在华跨国公司严格控制核心技术，能与中方共享的大多是一般操作技术（如设备使用技术）和组织技术（如工艺流程、销售的组织），合资中的中方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最后装配工作，既掌握不了核心技术，更与技术开发无涉。即便是在外商独资，也轻易不允许员工接近核心技术，甚至对中国员工采取了比在其母国更严厉的防范措施。例如占据中国无线寻呼机60％以上市场、生产基地设在天津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其产品的核心部分（集成电路板）和主要部件来自母公司和其他海外生产基地，中方只负责完成最后的装配。近几年，摩托罗拉终于许可天津的一家军工企业为其生产无线寻呼机上的链条，作为其生产供应链中微不足道的一员。

第四，在缺乏股权控制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保持技术优势的基础上，从市场预期（由此控制生产规模）、品牌和知识产权到生产、质量体系的审核认证对企业进行实际控制。与港澳台投资的“两头在外”的企业不同，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是占领中国市场，而不是帮助中国扩大出口，进入国际市场。而开放初期中国外汇短缺，因此普遍要求产品出口。但外方靠对生产标准的控制和对所供零部件的高作价，使产品的技术缺口和高成本无法支持出口，上海大众和北京吉普是最典型的例子。而且中方国产化的努力受到生产规模和质量不稳定（包括难以紧随外方产品更新对零部件同步更新的技术要求）以及外方把持对中方部分零部件的质量认证的制约，令国产化的成本、难度加大，替代能力被削弱，从而使国产化始终滞后于跨国公司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产品因而也只能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跨国公司从零部件供应就足以攫取比正常分红高得多的收益，同时控制投资额，故意使生产规模远远达不到合理水平，这既能延滞国产化进程，迫使合资企业远离国际竞争水平，又能利用中国政府对国内市场的保护，确保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甚至同时与国内多家行业内企业合资，用相同手法占据国内市场，实现寡头垄断。

综上所述：一方面，跨国公司为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一般不转让最先进技术。除非在东道国取得绝对控股权，并且市场需求和竞争迫切要求子公司立即采用最先进技术，以夺取先行优势（First Mover Advantage），跨国公司转让的多为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非高的、劳动密集的二三流“适宜性”技术，并通过在中国申请专利保护，延长其产品生命周期。跨国公司对核心技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防止技术在中国相关企业或行业间扩散，培植未来的竞争者，同时削弱中方原有的研究与开发部门，使中方无力实施技术赶超，不断保持对外方的技术依赖。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生产实行纵向垂直的全球化分工协作，根据其全球战略在世界范围内统一调配产品价值链的地区分布，并形成相应的一整套生产质量体系。这样其在华子公司与中国产业的前后关联度低，不利于中国各产业的均衡。尤其是当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在竞争中击败了同一产业中的中国民族企业时，这些民族企业的上下游关联产业亦同样遭受打击。

由上可见，无论从中国在开放初期提出的引进外资作为主义的必要补充，到1992年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中国，并未取得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显著成效。事实证明：无论有无控股权，外资方均能够有效地保持对合资企业实际上的控制。跨国公司生产经营的全球化更无助于和中国关联产业的联动，从而使中国经济在对外资的技术依赖上越陷越深，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怪圈，走上依附型发展道路。很显然，依附式发展将使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获取价值增值最少的中国，永远也无法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出自己独立自主的研究与开发体系是开放政策成功的标志，是国家真正具有国际竞争能力，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的基础。与相邻的日本、韩国相比，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年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尝试并不成功。这涉及到长期以来中国对“开放”认识上的一个“悖论”：落后是由于封闭，只有开放才能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繁荣。的确，迄今为止世界上鲜有在封闭的环境下实现经济成功的例子。但是，开放政策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Francisco Rodriguez ＆ Dani Rodrik，2000）。对一国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该国所实施的发展战略，开放政策是支持发展战略的，即开放政策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既然开放政策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国又是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在开放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上，就不仅要竭力避免单方面被外方所控制或利用，而且要努力避免在“双赢”中的“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上成为受损方。因为仅仅是双赢，假若中方在收益分配上比例过小，中国在国际竞争中仍将处于下风，与发达国家产业实力上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甚至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等重大利益。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航空。

中国航空工业的案例：首先，航空航天技术是适用于军民两用的最尖端的技术，西方国家向来对这方面的技术转让实行十分严厉的出口管制，甚至成立跨国机构，如“巴黎统筹委员会”协调西方盟国对于东方国家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对于民用飞机的生产制造技术是绝不会转让给中国的。其次，由于须投入巨额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没有政府足够的财政补贴，和政府支持下形成的、足以保证达到生产盈亏平衡点的市场需求，民机的发展必然夭折。空中客车就是在欧洲四国政府持续了20多年的财政支持下成长起来的，而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已初步具备了生产干线飞机（运10）的技术，却出于对国外技术的崇拜和技术转让的奢望，不但终止了自主开发，甚至不愿意采购国产机；更糟糕的是，八十年代航空工业实行“军转民”，国防定单削减，资源被大量转向低技术的家电等多种耐用消费品的生产，造成从事高技术开发的科研人才大量流失。这一转向与发达国家航空业实行“军民合一、强强联合、国家扶持”竞争战略的发展潮流完全相悖，不仅使中国制造生产大型干线飞机的机遇从此丧失，拉大了本已缩小的中国与世界航空业的差距，而且使相关的军事装备工业在急剧恶化的国际安全形势面前处境尴尬。第三，与外资合作生产整机（麦道－82）实则是完成在中国最后的组装，合作过程中美方对技术和生产的控制，与中国汽车工业合资过程中的情况如出一辙。麦道飞机的生产亏损累累，中方难以为继。其后中国航空工业又遭受了空中客车毁约（合作生产支线飞机）的打击，从此只能生产波音公司转包的部件，如飞机舱门和垂直尾翼，中国得到的转包量仅及日本的1％，韩国大宇航空公司一家转包量的1/6。日韩尚且无力问津整机生产，中国更是遥不可及。

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日本、韩国从二战后的落后国家迅速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政府支持下培植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自主发展，最终实现经济崛起。日本的策略是竭力保护并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通过激励企业积极参加国际竞争，来抵销保护所产生的惰性，以赶超世界强国的精神使企业始终保持不断创新的动力，投资的自由化必须在国内企业成长起来以后才准予实行。日本奉行技术“拿来主义”，是世界软件技术引进大国，其引进方式十分、高效。规定同类技术只能引进一家，由有意引进该技术的日本企业参加投标，最后由政府权衡投标方的总体实力，来确定最有潜力者作为引进主体，同时投入数倍于引进技术的资金，精心组织实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改进和创新，从而迅速发展起了自主研究与开发体系，实现了技术超越，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在国家扶持方面，中国对民族工业、甚至像航空工业这样重要战略产业的扶持非常不到位。表面看是官僚机构的短视、低效和麻木不仁，实则反映出中国缺乏有远见的、坚定的国家产业发展及竞争战略、具体的政策指导和相关的制度支持，其结果是中国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过去的近20年中，与主导新一轮全球工商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西方跨国公司相比，差距惊人地扩大了[10]。

因此，对于吸引外资应具体，分别对待，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引进外资多多益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度”应当把握在国内企业承受国际竞争的能力上。因此必须下大力气扶植关联度高的尚处弱势的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确立中国经济成长的坚实基础。在全球化，在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同时，还有经济技术实力不对等导致的相对收益上的差异、和因此决定的国家实力上的强弱变化以及国家权力上的竞争和冲突。

四结论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壮大，是为了更加自信地实行经济开放，参加国际竞争，实现国家富强。这就要求国家在发展战略、产业方针和制度保障上相互协调，彼此促进，为民族工业的成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然而，由于急功近利的“发展主义”指导思想的，吸引外资的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在国内储蓄节节攀升、银行存贷差不断扩大，以及贸易保持长期顺差的情况下，仍竭尽全力引进外资，不仅从“双缺口模型”中找不到支持，而且也没有达到通过参加国际分工、引进外资获取国际先进技术，从而增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目的。在弊端丛生的体制障碍抑制下，国内投资极度低效，投资、消费增长乏力，极大地制约着国内经济发展的潜力。在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治考虑、和解决眼前面临的诸多困难的巨大现实压力下，大幅度开放市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维持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通过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惯例接轨也成为以外力倒逼国内改革的一种政治策略。不在于倒逼策略本身，而在于这一策略是建立在国内民族工业尚未具备相当实力基础上的过高期望，招致发达国家乘机大大提高中国加入全球化的门槛，把国际竞争和严重削弱中国经济主权的相关规则全面带入国内市场，使中国在加入全球化的利益和代价上产生严重失衡，并使期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中国民族工业，在全面“接轨”后的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有全军覆没的危险[11]。而这种“倒逼”如果没有本国产业实力的强有力支持，必将使中国对全球化主导者的经济、乃至政治依赖不断加深，从而丧失改革的自主权和主动权，中国的经济就有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被西方跨国公司控制的危险。

主要：

王小强：“航空向何处去”，《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

周济生：“高处不胜寒，Y10升空20周年祭”，打印稿，2000年4月。

吴法成：“中国汽车工业应如何利用外资”，《中国外资》1997年第1期。

胡春力：“外资主导下的垂直分工：东南亚危机的深层原因”，《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

Dani Rodrik:“Can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Substitute for a Development Strategy?” June 2000，见哈佛大学Rodrik的个人网页。

Dani Rodrik: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Next Century”， February 2000，见哈佛大学Rodrik的个人网页。

Dani Rodrik，with Francisco Rodriguez: “Trade Policy and Global Economy—— A Skeptic's Guide to the Cross－National Evidence， newly revised， May 2000.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policy and the economic growth，见哈佛大学Rodrik的个人网页。

注释：

[1]经合组织最新，新华社2000年10月9日（chian.org.cn）。

[2]1976—80年中国外汇储备分别为美元5.81亿、9.52亿、1.67亿、8.40亿和－12.96亿（见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资料）。

[3]但外资并无意于促进中国的产业联动，而是通过垂直分工体系为跨国公司获取最大的价值增值，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见本文第三部分之（3）。

[4]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同时出现“双顺差”或“双逆差”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外资的大量流入增加了外汇供给和本币升值的压力，从而产生贸易逆差，经常项目的赤字即由资本项目的顺差来弥补。但九十年代以来，大量外资的涌入不仅使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项目顺差大幅度提高，还增加了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中的设备进口被计入海关统计（列入经常项目中的“借方”，而在资本项目上记录为“贷方”－长期资本流入），而实际上毋须为此支付外汇，1998年以前的外商投资企业总体为逆差的情况有所夸大，1998年和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实现了贸易顺差。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使其从1992年的194.4亿美元迅速增加至2000年的1656亿美元

[5]崔之元：《扩大内需是一场深刻的革命》，1999年。见崔之元个人网页。

[6]杨帆：“人民币汇率研究”，打印稿。

[7]宋泓、柴瑜：“三资企业对中国工业效益的实证研究”，《研究》1998年第1期。

[8]左大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非效率性”，《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篇10

关键词：外商投资 社会责任 原因 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2-046-02

积极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10年我国吸收FDI达到1057.4亿美元，同比增长17.4%，创历史最高水平。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达到68.3万家，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9,454亿美元。{1}外资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我国市场上显示出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力。但是，近些年来，随着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也有一些外资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活动中，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做出了违背社会责任理念和道德准则的事情，弱化企业社会责任，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从概念的提出，到被广大企业和社会认可，形成一种社会潮流，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1924年，谢尔顿(Oliver Sheldon)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应包含有道德因素在内的崭新思想。他认为，公司经营战略对社区提供的服务有利于增进社区利益，社区利益作为一项衡量尺度，远远高于公司的盈利。这一思想提出后，虽然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支持，但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1953年，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的伯文（Howard R. Bowen）发表了《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现代辩论才真正开启。伯文在文中对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

目前，学术界普遍流行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个：

1.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企业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慈善）的期望。

2.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负责的同时，还应承担起对劳动者、消费者、环境、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的责任，其核心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广泛包括不歧视、不使用童工，不使用强迫性劳动，安全卫生工作环境和制度等。

3.欧盟目前的官方定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将对社会和环境的关注融入到其商业运作以及企业与其利益相关方的相互关系中。

4.世界银行的定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它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2}

从以上普遍流行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所谓“企业社会责任”是在强调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要主动承担起对社会其它利益主体的责任，即不仅要满足其自身的“私利”，还要顾及“社会利益”，做到“利己”与“利他”相统一。

外商投资企业作为跨越国界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主要的目标，这毋庸置疑，但是，也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做到外商投资企业母国、东道国及国际层面利益的统一协调。

二、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弱化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规模长期以来居于世界第二位。世界众多的跨国企业纷纷来华投资，对我国企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多数外资企业在我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十分重视自身的社会形象，遵纪守法，承担企业应尽的义务与责任，表现良好。但是也有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做出了违背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道德准则的事，逃废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主要表现有：

1.违反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商业贿赂事件时有发生。市场经济活动贯穿的是法权原则，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相关利益主体要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基本准则。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在最近10年，至少调查了约50万起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企有关。外企行贿这股暗流，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和正常的交易秩序，扭曲了资源配置，助长了社会商业风气恶化。典型案例有美国朗讯公司的“朗讯案”和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的“德普案”{3}。

2.非法避税泛滥，造成国家税收收入流失严重。企业依法纳税，是企业应该承担的基本社会义务和责任。但是一些跨国企业为了自身的私利，采取种种非法避税手段，偷逃税款。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外资企业中存在着“长亏不倒”和“越亏损越投资”的怪相。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人士指出，超过2/3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亏损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近几年，外商投资企业每年避税给我国造成的税收损失在300亿元以上。

3.劳工标准偏低，侵犯劳工合法权益事件屡见报端。一些外商投资企业为了降低用人成本，没有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定，任意降低劳工标准，逃废企业本该对员工承担的责任。{4}在我国加工贸易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工作环境恶劣、克扣工人工资、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强迫工人加班等情形较为严重。

4.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降低，威胁和侵害消费者身心健康。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是企业的义务，也是企业本该履行的社会责任。但是，近些年来，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降低的报道，时常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仅在2005年，就有十数起跨国公司产品安全不达标问题被披露――在亨氏食品中发现苏丹红1号、宝洁SK-Ⅱ虚假广告、卡夫“乐之”饼干被指含有转基因成分、在肯德基调料中发现苏丹红1号成分、强生系列婴儿用品被发现含有石蜡油成分、联合利华“立顿”速溶茶被发现含有超标氟化物、索尼“问题相机”、雀巢“碘超标”、本田“婚礼门事件”，{5}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也使得国人对“外国货”的迷信开始动摇。

5.环保违规，加重我国生态环境恶化，不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投资设厂时，将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或生产环节转移到了我国，这对于我国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近年来，屡屡有一些拥有较好环保口碑，甚至是“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发生环境违法行为，这是严重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据环保部门相关资料显示，像欧诺法装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及今麦郎食品(成都)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都在环保违规、环境污染的黑名单上榜上有名。

三、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弱化的原因

造成近些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社会责任弱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可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进行分析。

1.造成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弱化的内部原因。外商投资企业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赚取更多利润是其投资的根本目的，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潮流。从一方面看，外商投资企业之所以在中国弱化社会责任，做出违背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道德准则的事情，根本原因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对高额利润的追逐是其逃废社会责任的内在动机。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为了短期利益的追求，比较其获得的经济利益与承担的社会责任成本之间的大小，为了高额的利益，不惜违背市场竞争基本原则，逃废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满足其利益的需求。

2.造成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弱化的外部原因。从另一方面看，我国社会商业环境存在缺陷，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不成熟，一些地方政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等等，也是造成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弱化的重要原因。

我国投资环境存在着缺陷，不容否认，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反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缺乏海外反腐败的相关规定，这些导致了难以及时对外商投资企业行贿进行追究和查处。

我国缺乏反避税的经验，对外商投资企业偷逃税款的现象打击力度还不够，加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招商引资规模，对于外资企业给予各种照顾，甚至对于外资企业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在实践中给予外资企业过多的“超国民待遇”。

在劳工标准、企业产品质量、环境污染等方面，我国相关职能部门监管、查处、打击力度还不够，存在监管真空领域。外资企业普遍没有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发生劳资纠纷后，很多员工往往忍气吞声，没有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对外资企业降低劳工标准缺乏有效监管。对于企业因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不达标、环境污染等行为，监管部门查处力度不够，而且即便查处，往往违法成本也较低，这使得很多外资企业无视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强化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的对策建议

强化外商投资企业的社会责任，促使其积极履行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1.转变观念，形成社会共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但是至今我国还没有对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给出完整明确的界定，由于缺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统一界定，这就使得在实践层面难以把握，所以，当务之急是由国家相关机构，根据我国国情，制定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全社会形成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共识。

2.完善法律，加大违法成本。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规范市场活动，保证市场竞争公平公正合理，根本手段还得依赖于法律，因此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制定出台了规范市场经济行为的诸多法律法规，初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但是还应当进一步及时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应当加大企业违法成本的处罚，使得企业在违背社会责任时，考虑其违法成本较高，达到约束其违法违规行为的目的。

3.严格执法，加强监督检查。市场监管是规范各类企业行为的基本手段，对于重点领域的违法行为的查处，是政府职能部门的重点工作。在市场监管层面，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市场秩序的公平合理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对于违反企业社会责任的事件，相关部门应一视同仁，不能因为是外资企业，就网开一面，在执法环节也应做到“国民待遇”。还应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对于那些违反劳工标准、恶意破坏环境、勾结政府官员违法事件等，要及时公开的予以曝光，加强社会监督检查力度。

4.提高标准，环保一票否决。对于污染环境的外资企业，要提高进入门槛，实行环保不达标一票否决制度，切不可因追求GDP增长，放松对环保标准的执行。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在环保标准上迁就外资企业，甚至庇护那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对于这样的错误做法，有关部门应积极予以纠正。各级政府应切实树立起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放弃盲目简单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思路，在实践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注释：

{1}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mofcom.省略/

{2}以上资料来源于百度网，根据相关资料汇编整理

{3}桑百川等著.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实践与论争.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4}王志乐主编.2006年跨国公司中国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5}桑百川、李玉梅、李筱婧.跨国公司两张脸.世界知识，2006（7）

参考文献：

1.桑百川等著.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实践与论争[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2.王志乐主编.2006年跨国公司中国报告[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桑百川，李玉梅，李筱婧.跨国公司两张脸[J].世界知识,2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