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文化艺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丝绸之路上的文化艺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丝绸之路上有丰富的故事题材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 ，我们找不到“丝绸之路”的名称。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1877年-1912年出版的《中国亲历》5卷本中，首次将从中国通往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北非的西域商贸道路称为Seidenstraseno ，也即“丝绸之路”，彰显了以丝绸为媒介的古代中西交往的通路。20世纪初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源于法国汉学家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他在《西突厥史料》中据唐朝贾耽著称有“陆、海两道”。此后法国学者让・菲利奥扎（Jean Filliozat）首次使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由此，陆路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的通道，被称为“陆上丝绸之路”。从海上交通连接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乃至欧洲的的海上通道，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中国是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的丝带、丝线和残绢等物，印证了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从事养蚕和织丝等生产活动。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通道，古代中国和西方诸文明之间的交通与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在2100多年前，汉武帝派遣张骞从陆上通西域，并遣使开辟南海航线，开始与海外国家与地区的交往，正式开创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浩瀚的海洋是大陆的延伸，海上丝绸之路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陆海丝绸之路不是前后相续的两个发展阶段，而是两个相互平行的通道。

古代丝绸之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丝绸之路，是指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

广义的丝绸之路，早已超出了字面含义，成为后世对中国与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不仅是东西方商业贸易之路，而且是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政治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道路之意，而且是四通八达、辐射广泛的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通网络；不仅是丝绸西传，西物东来，而且也沉淀了东西方文明相互交往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已扩展为一种历史文化的象征符号。

迄今中外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已经持续了10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中国，从中西交通史至中外关系史，形成了诸多专门研究领域，诸如“陆上丝绸之路”（也称西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也称西南丝绸之路）等。此外，还有不少是没有带“丝绸”二字的中外交往通道的研究，如“陶瓷之路”“茶叶之路”“茶马古道”“瓷银之路”“皮毛之路”等等，不断拓展了丝绸之路的内涵与外延，凸显了古代诸文明之交流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赋予新的内涵

今天的“一带一路”以“丝绸之路”冠名，是依据时代内涵更加扩大发展的“丝绸之路”，可称为新的广义上的“丝绸之路”，彰显了历史文化符号，是中国联结东西、通往全球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一个大丝绸之路时代。

追溯丝绸之路之初起，我们注意到首先由民间对外交往活动形成的道路，正式成名则来自国家层面推动的深远影响。2100多年前，张骞的赫赫声名与陆上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是汉代中国的国家代表，开辟了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610年前，郑和的辉煌业绩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郑和下西洋是明代中国的国家代表，实现了中西陆海丝绸之路在印度洋上的全面贯通，印证了中国不仅是一个海洋大国，而且是一个海洋强国。

今天建设21世纪丝绸之路，基于国家层面所需的历史文化软实力支撑，整合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继承和发扬古代丝绸之路和平交往与合作发展的价值理念，赋予了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打造与丝绸之路相关各国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为消除沿线国家疑虑，以创新的合作模式，深入践行21世纪新的丝绸之路，是新形势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超越以往注重单向文化输出的方式，实现机遇共享，加强与沿线各国和民族的双向乃至多向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互动。

一是合作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文化线路是近年世界遗产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遗产类型。和以往的世界遗产相比，文化线路注入了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的发展趋势，即由重视静态遗产向同时重视动态遗产的方向发展，由单个遗产向同时重视群体遗产的方向发展。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行动指南》中指出，文化线路遗产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历史上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动脉，沿线聚居着的中外各国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文化遗产又可以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类别，既有文物、典籍等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遗产，也有口头文学、传统艺术、节庆礼仪、民俗活动、民间工艺等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丝绸之路沿线凝聚了各国的文化遗产，是一份多国共创共享的世界级文化遗产。建设21世纪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合作，发掘、保护和研究各国的大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势在必行。

2014 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跨境项目“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登录了世界遗产名录，是合作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成功先例。构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协作机制，跨国合作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将在拉动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发展。

篇2

古代丝绸之路兴盛和繁荣发展的1000年，促进了东西文明的交流，长期持续的多元文化的交融荟萃，吸纳了不同地区的文明精华，丰富了中华文明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催生了公元4～14世纪的敦煌莫高窟735个洞窟和窟内4.5万平方米壁画、2000多尊彩塑，以及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公元5～11世纪的6万多件文献和艺术品。

莫高窟的佛教石窟艺术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除了保存了大量有关中国古代的政治、宗教、艺术、文学、经济、科技、民俗等珍贵史料外，还保存了许多反映古代亚欧文明的材料。如莫高窟公元5世纪彩塑佛像穿的贴泥条的袈裟，表现厚重的衣服，是罗马式的长袍，又受到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洞窟中绘画的希腊爱奥尼亚柱式，是中亚接受的希腊文化又影响了敦煌；莫高窟早期禅窟、中心塔柱窟等洞窟建筑形制，彩塑和壁画中的佛陀、菩萨形象表现的犍陀罗、马图拉和笈多等风格，象鼻人身的毗那耶伽天等印度教神o的图像，以及大量佛教译经，是来自南亚印度的影响；壁画中身着亚洲不同地区不同服饰的各国国王形象，敦煌西北长城遗址发现的粟特商人以粟特文字写给撒马尔罕主人和亲属的信件，及唐贞观十六年（642）壁画中表现的康国女子表演的胡旋舞，是中亚文化的呈现；壁画中的武士“骑马回身射虎图”、战马身披的马铠、各种环形联珠纹图案、高透明度的玻璃器皿，以及莫高窟北区洞窟出土的波斯银币、藏经洞出土的波斯摩尼教经典、祆教女神图像、景教经典等，是来源于西亚波斯文化的影响；公元10世纪绘画的中国著名佛教圣地“五台山图”，描绘了朝鲜半岛“新罗王塔”、“新罗送供使”、“高丽王使”的形象，是和东亚古代文化交流的反映……总之，莫高窟是丝绸之路上留下的多元文明荟萃的文化艺术宝藏。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要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要不断吸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使多元文化兼容并蓄，并不断加以创新，才能使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不断得到发展。对于不同国家和民族来说，文化交流是长期的、和平的，并可增进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与互相信任，促进不同文明的和谐对话，共存共荣。古老的丝绸之路曾经为人类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着谋求和平发展的任务。世界各国应该借鉴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开展文化交流，共同促进丝绸之路新经济带建设。

（樊锦诗，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现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被誉为“敦煌女儿”）

篇3

关键词：张骞；西域；中外陶瓷；文化交流；贡献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092-02

张骞通西域，乃中华民族的壮举之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他是中国历史上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打开国门、从外国引进大量物种的科学家，也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艺术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个方面都是有着巨大的贡献的。其中陶瓷文化交流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就称之为张骞在崇山峻中开辟出一条“陶瓷之路”！

一、张骞出使西域开通的“陶瓷之路”

今天，如果我们乘飞机西行，无论是去西亚、印度，还是欧洲，十分便利。然而，在遥远的古代，我们的先民们在西行时，不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海路，都要花费不知多少倍的时间，也不知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与外界交流的需要，促使我们的祖先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开通了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通道及海上通道，这就是除著名的“丝绸之路”之外的“陶瓷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和几个随从一路上经过了几个中亚国家，听到了张骞的描述，这些国家的国王们被东方的地大物博所吸引，更为东方的丝绸、瓷器等手工艺品所倾倒。他们都表示很乐意与汉朝通商。

张骞出使西域前，“丝绸之路”已经出现，中外商人不怕长途跋涉和艰难险阻，“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形成和改善的。“陶瓷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在那个时代的世界，只有中国能够用陶瓷这种独特艺术文化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的国家。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陶瓷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陶瓷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因此，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了一个名字——　“陶瓷之路”。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船舶可到马来半岛、印度、斯里兰卡。“陶瓷之路”的基本走向是随同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陶瓷之路的基本干道。除了陆上陶瓷之路外，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陶瓷之路”。

在世界各地出土和保存的中国陶瓷器，主要有唐代越窑、长沙窑、青瓷、三彩陶器；宋代江西、福建、浙江、广东的青白瓷、青瓷、黑釉瓷；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和彩瓷等。这些新资料，充分反映了“陶瓷之路”四通八达和陶瓷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是汉人第一次到达中亚各国，打通了汉朝直接通往中亚的道路。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汉朝和中亚各国的直接联系，双方使者往来不断，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此进入一个新时期。

二、张骞所在的汉代陶瓷艺术风格及陶瓷发展情况

秦汉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各地发现的秦汉时期的陶俑，如西安的兵马俑，以完美的艺术形式，生动逼真的神态，深刻地揭示了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体现了我国雕塑艺术现实主义传统久远和雕塑艺术的高度发展。陶制建筑材料的生产，无论是制品质量和花色品种，还是生产规模和烧造技术，都比战国时期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扩大，在当时的陶业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低温铅陶釉的发明，是汉代陶瓷工艺的又一重大成就，它的应用和推广，为后来各种不同色调低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时期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的繁盛，更由于两汉近四百年的政治统一和文化的积累，制陶手工业表现了卓越的创造性。终于在东汉中、晚期，原始瓷发展为瓷器，取得了我国陶瓷生产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成就．完成了陶瓷工艺的一大飞跃。

西汉早期陶俑，塑造技艺高超，风格多彩多姿。汉出陶俑的塑造，在继承秦俑传统的同时，又吸收了战国以来楚地木俑的制作方法。汉代陶瓷雕塑，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西汉中后期，陶塑艺术出现了新的风貌。塑造人物注重总的精神，整体感强，取大势，去繁缛，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来表现。

三、张骞出使西域对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影响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然都没有达到最初预定的目的，但其意义和影响却远远超出他的直接使命。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经过我国新疆地区到达西亚的交通要道，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张骞通西域的意义，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人民的地理视野，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同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特别是丝绸、玉器、陶瓷等传入西方，而西域的物产如葡萄、胡桃、石榴、大蒜等以及各种毛织品、毛皮、良马、鸵鸟等相继传入中国，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杂技也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骞出使西域对当时各方面之影响：

1.　经济方面：中过之丝绸、漆器、铁器等大量远销西方；西域之马匹、宝石、香料、胡爪、葡萄等亦输入中国，令中西贸易得以拓展。

2.　艺术方面：罗马、波斯、印度及西域等地之音乐、睢刻、建筑、绘画等艺术相继东传，影响中国艺术的发展。

3.　宗教方面：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时，西域僧人等相继东来，翻译佛经，加速佛教的传播。

4.　交通方面：中交使节和商队络绎不绝。开辟了西域道。

5.　政治方面：奠定汉经营西域基础，汉朝印綬。

我在此主要阐述一下张骞出使西域对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影响。所谓的影响更重要的就是，他的贡献对后来中国陶瓷文化对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地区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相互影响。如：对朝韩、日本、东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陶瓷生产的影响，而国外的独特工艺也使得中国陶瓷得到进一步发展，使陶瓷文化走向世界。

《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这本书中反映了古代中国以陶瓷这种中国特有的商品向周边国家地区和西亚北非输出的概貌，并论述了这种贸易对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影响；作者最后还得出了古代中国曾经在经济和文化上对西域产生的巨大影响的结论。

中国陶瓷对世界文化艺术有着促进作用。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世界各国人民保持不同的风俗习惯，精美的中国陶瓷是巫术上的高级供品，东南亚居民认为漂亮的陶瓷可以媚神，清脆的声音可以通神，中国的陶瓷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陶瓷艺术创造了适应人类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品，具有工艺美术独立、完整的文化特质，方便、美化人类的生活。从历史的时间跨度和分布的地域跨度来看，陶瓷艺术的历史较之其他工艺美术就显得更为久远、丰厚。因此，陶瓷产品也更容易受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陶瓷艺术风格。中国是陶瓷之国，“行于九域，施及外洋”，对世界的陶瓷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陶瓷对世界陶瓷的生产有着推动作用。中国越窑、龙泉窑青瓷，刑窑、定窑、德化白瓷，景德镇窑青白瓷、青花瓷、彩瓷，建阳、吉州窑黑瓷，对朝鲜、日本、越南、泰国、伊朗、土耳其、埃及、意大利、荷兰、法国、德国、英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的陶瓷被视为神秘的工艺品，引起了海外诸国的共同探索和效仿。由东亚到西亚，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又经欧洲传入美洲，在世界各国开花结果。

随着中国陶瓷销往世界各地，各国文化相互影响，陶瓷本身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不仅仅是中国陶瓷文化传入国外，同样我国也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相关的艺术文化，其中国外颜料和工艺对中国陶瓷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及国外宗教与中国陶瓷之间产生的相互影响等等，这些在詹嘉所著的《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都作了详细的介绍。

此外，我还认为，研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必须从其时代、地域、民族、宗教和生活习尚诸方面去全面考察、分析陶瓷历史，研究陶瓷的证据，不只是陶瓷本身，证据来自不同的类型和途径，关键在人的勤奋博学与合作精神——理解陶瓷历史。只有通过现在才能正确地重构早已逝去的历史。并对古代工艺技术作出真正的科学评价——接近陶瓷的真正历史。我国古代，陶瓷曾通过著名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走向世界。当代，世界陶瓷技术的发展水平早已把我们抛在后边。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振兴，中国陶瓷正在重新走向世界，有信心重振陶瓷的历史雄风。

本文试图从张骞出使西域的贡献中对“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产生的影响”　出发，作一阐述。因为本人理论水平有限，容后再对这一点作更详细、更深层次阐释吧。文中有不当之处请专家指正。

参考文献：

[1]詹嘉著.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2][日]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3]周世荣，魏止戈著．海外珍瓷与海底瓷都.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6月版.

篇4

品牌战略专家邹陶嘉认为，国内葡萄酒严重同质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产地的同质化。

业界有“好葡萄酒是种出来的”说法，于是宣扬产地北纬多少度是不少葡萄酒企业的品牌传播重点之一。像莫高葡萄酒所在的武威地区，古称凉州，曾经是中国葡萄酒的发祥地。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葡萄种子，并引入酿造技术，从此武威便开始栽培酿酒葡萄并有了葡萄酒。魏文帝曹丕曾作《凉州葡萄诏》，盛赞凉州葡萄酒“甘于曲米，善醉而易醒”；唐朝诗人王翰的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充满了诗情画意。

但现在不仅武威本地的葡萄酒有皇台等品牌，外地葡萄酒企在该地也建立起自己的种植基地。随着几大葡萄酒企业在全国适宜种植地区建立自己的酿酒葡萄种植基地，这种地域的独特价值已经越来越不具备垄断性，不像法国波尔多的左岸和右岸区分那么鲜明。纪龙德河把波尔多分为左右岸，各有迷人的风情，出产不同风格的葡萄酒，彼此壁垒分明。左岸地质以砾石为主，较为平坦，以赤霞珠为主要原料；右岸则以黏土较多见，地形多变，以梅鹿辄为主要品种。在葡萄酒业界，两岸的庄园很少混杂，即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各自坚守着他们执著的土地精神，坚守着最可宝贵的葡萄种植技艺和传统的酿酒工艺。

二是产品、品类和工艺的效仿及消费者在产品感知层面形成的同质化印象。

先前的“解百纳”之争且不谈，目前中国的很多酿酒葡萄品种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酿造工艺有些是和国外公司合资、合作取得的，有些是和科研院所合作开发的。你能引进，我也能引进，你能合作研发，我也能合作研发，你上个葡萄酒新品种，我也跟着上个新品种，你搞个酒庄，我也跟着搞个酒庄。

所以像威龙强调“有机葡萄酒”产品，但国内达到有机标准的葡萄酒还有不少，不具备独特性。而莫高尽管在国内较早成功酿造出黑比诺葡萄酒、冰葡萄酒等，并将这两个产品做到了极致，对品牌的成长和拓张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但是随着其他葡萄酒厂家的跟进，早期具有特色的产品也会逐渐失去其独特性。

虽然酒质也是各葡萄酒品牌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基本只能在少数专业人士中获得准确评判，大多数葡萄酒消费者在短暂的品牌接触过程中，不易感觉到各品牌产品间的明显差异。

三是传播手段的同质化。

大多数葡萄酒品牌都把广告传播的重点放在对产地和产品品质的宣传上，如莫高葡萄酒的两则广告语分别为“走万里丝绸路，酿千年莫高酒”、“种她无比挑剔，酿她过分讲究，品她不可思议”，但由于产地和产品本身的同质化，此类广告也就陷入了传播同质化的陷阱，缺乏个性。

此外，几大葡萄酒企业都将观光旅游与葡萄酒文化相结合，有些是酒庄旅游，有些是建立葡萄酒博物馆，有些是种植基地旅游等。

名人代言也是葡萄酒企业的常用传播手段之一，像新天请张曼玉、梁朝伟做广告，威龙请濮存昕做广告代言，莫高请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题词等。

四是营销模式、销售渠道构建等方面也由于相互的借鉴、模仿而日益趋同化，如专卖店的广泛运营和定制营销的开展。

所以，在产地、产品、品类、工艺、传播手段、营销模式都很可能被模仿、被跟风的大背景下，中国葡萄酒行业已经走到了必须要用品牌文化内涵进行品牌有效区隔的新阶段，品牌文化内涵建设已经成为与众多葡萄酒品牌形成有效区隔的重要法宝。

张裕由于品牌本身的深厚历史，在品牌文化内涵建设上具有独特优势——“传奇品质，百年张裕”，用百年厚重的历史文化支撑起品牌的文化内涵。

那么，莫高葡萄酒的品牌文化内涵该如何建设呢？

从某种角度看，莫高品牌与莫高葡萄酒存在两个不很协调之处：

一是莫高窟是佛教艺术圣地，而佛教戒律中是戒酒的。戒酒为大、小乘共同的律制，出家、在家四众皆须恪守。原始佛教之根本经典《阿含经》即载佛陀所宣说五戒，即不饮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语，是为佛教徒所要遵守的五种基本行为准则，由此断除恶因，进求佛果。

所以，莫高葡萄酒在对莫高窟形象的传播中要淡化对其“佛教艺术圣地”的宣传，应含糊地强调其为世界文化艺术瑰宝。

二是莫高窟在敦煌，而莫高葡萄酒在武威和兰州，虽然同属甘肃、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但毕竟不在同一城市。所以，莫高葡萄酒如果过分宣传其产地武威为中国葡萄酒发祥地的话，就会和莫高窟所在地敦煌相冲突。并且目前在武威开展葡萄种植的葡萄酒企也不是莫高一家。

而如果强调莫高葡萄酒在河西走（酒）廊、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上目前至少还有紫轩葡萄酒、国风葡萄酒、祁连葡萄酒、皇台葡萄酒等品牌，其地域宣传也失去了独特性。

所以，莫高应淡化其“武威——中国葡萄酒发祥地”的概念传播，也淡化河西走（酒）廊、丝绸之路的概念传播，只要让人知道莫高窟在西北，莫高葡萄酒也产在西北就可以了。

“走万里丝绸路”的地域强调已经不是品牌传播的重点所在，而“千年莫高酒”的说法也欠妥，中国葡萄酒的历史是有两千多年了，但这不等于“莫高”品牌已经有了千年，如果莫高葡萄酒以中国葡萄酒的源头作为自身的源头的话，武威的其他葡萄酒品牌也可以这么做。

目前莫高品牌与莫高葡萄酒的统一之处在于：

其一，莫高葡萄酒定位在中高端，部分产品走的高端甚至超高端路线，如莫高马扎罗，属于葡萄酒中的珍品，而莫高窟是世界艺术瑰宝中的珍品。同时，“莫高”作为梵语，是“至高无上，尽善尽美”的意思，与莫高葡萄酒的中高端定位也非常吻合。

其二，葡萄酒有新旧世界之分，旧世界将酿酒作为一种技术，新世界将酿酒作为一种艺术。莫高葡萄酒将敦煌艺术与葡萄酒文化相融合，打造出独具艺术品位的葡萄酒品牌。莫高国际酒庄采用敦煌莫高窟传统工艺彩绘技术复制敦煌莫高窟壁画，建成13840平方米的葡萄酒地下文化酒窖。一款莫高国宾宴酒瓶身是独具特色的反弹琵琶，色彩柔和，庄重典雅，蕴含莫高窟深厚的文化底蕴。

篇5

[关键词]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 战略意义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2-0028-05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广东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战略思路”（GD13CYJ14）；广东海洋大学“创新强校工程”项目“我国海洋产业集群式创新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GDOU2013050249）、“广东省打造国家级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研究”（GDOU2013050252）；广东海洋大学东盟研究院2015年度重点课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与东盟设施联通合作机制与路径研究”（201501）。

[作者简介] 杜军（1977 ― ），湖北麻城人，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所长，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海洋经济管理、海上丝绸之路。

一、广东参与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意义

（一）促进广东与沿线国家互利共赢

拓展发展空间。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仅有助于广东加强与沿线国家工作对接，推动与沿线国家在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海洋资源开发、人文交流、旅游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全方位、多层次合作，而且有助于打通广东与南亚、中东、非洲等国家地区的经贸合作交流之路，拓展广东经济发展空间和经济腹地，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促进文化互学互鉴。人文交流是实现我国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重要基础，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环节。开展海洋文化艺术交流、古新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学术交流、海洋旅游合作等活动，将激发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优势互补、多元共生，促进文化互学互鉴，进一步增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凝聚力与国际影响力，实现广东与沿线国家之间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形成共同的发展理念，增进彼此之间政治互信。

睦邻安邻富邻。面对周边国家地缘政治、非传统安全以及的紧张局势，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符合沿线各国在维护地区安全、谋求区域经济发展、构建宽领域共赢关系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同时也为我国与沿线各国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深化经贸合作寻求新的战略契合点。增进广东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有利于打造和平稳定、繁荣共进的周边合作环境，以推动区域合作来实现地区的长久稳定与繁荣发展。

（二）实现本省跨越式发展

促进转型发展。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建设双边贸易合作机制促进国内外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将加快构建环南海经济合作圈发展平台，加强与沿线国家开展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

建设海洋强省。广东依托其丰富的海洋资源、优越的区位优势、便利的海上运输通道，对内能大力发展以石油、化工、钢铁、制造业等为主体的临港重化工业以及休闲渔业、滨海旅游业等朝阳产业，形成各具特色的现代产业集群；对外能加强与周边国家海洋经济合作，引导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企业到沿线国家建设基地，延伸产业链。

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加快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竞争优势的大型骨干企业，可打造以珠三角为龙头的国际化港口城市群，构建以东盟为基础、立足于东南亚的海洋战略经济带，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和加强辐射能力，激发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形成创新驱动、互利共赢、开放合作的新增长极。

二、广东参与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基础优势与外部机遇

（一）广东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基础优势

1. 经济优势

广东GDP总量在2014年达到了6.78万亿元，占全国比例11%，连续26年位列全国第一位。广东的金融、科技、航运、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也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这一切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广东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各国合作奠定了物质基础。

2.贸易优势

广东与沿线各国贸易往来密切，特别是与东盟各个国家在对外贸易额上达到了1022.21亿美元。另外，广东每年都会在广州定期举办广交会，每年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客商云集广州，这无疑推动了广东的对外贸易发展。广东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4年达到了1.077万亿元，占全国约25%，如图2所示；另外，根据广东2014年统计年鉴显示，广东与沿线主要国家的贸易如表1所示。

3. 历史优势

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开始于秦汉时期，根据《汉书地理志》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描述我们可以得知汉代将岭南番禺、徐闻、合浦作为始发港口，与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进行对接，这标志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其中，广东的徐闻县是历史记载最早的丝绸之路港口。在随后的魏晋时期进入了发展时期，根据史书记载，东晋王朝将广州（今广州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开辟了从广州进入海南东部海域再进入到南海的线路，这又是一大进步。而到了隋唐宋时期，广东的海上贸易进入到了鼎盛阶段。广州成为了不仅仅是重要的港口，也成为了重要的贸易大都市，承接着来自各国商人的各种商品贸易活动。到了明清时期，虽然政府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广州依然是南方最重要的贸易通商城市，特别是在清朝，设立“广州十三行”，使广州成为了外国唯一可以进行贸易的中国口岸。这段历史发展进程表明广东对于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一直以来都具有浓重的历史优势。

4. 华侨优势

广东在推进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沿海各国广泛分布着来自广东的海外华人华侨。从近代以来，广东就出现了“下南洋”等移民的浪潮。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东南亚海外华侨就达到了500万之多，其中来自广东就达到300万，占据东南亚华侨的近60%。而经过了近一百年的不断发展，现如今来自广东的东南亚海外华侨达到了近1500万。广东华侨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有较强的影响力，这是一项非常好的优势资源。2015年3月11日起，广东设立了海外华侨经济合作资金，募集来自海外华侨华人的资金，以民间的力量来配合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二）广东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外部机遇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包括广东在内的沿海省市带来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广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发祥地，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应该抓住这一重要战略机遇，加强与东盟各国、中东、东南亚、欧洲等沿线各国的贸易合作。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与合作。广东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同东盟各国的友好发展，并积极投入东盟自贸区的建设，未来广东会有效利用好自贸区这一平台，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亚洲投行和丝绸之路基金的扶持。亚洲投行的建立具有重大意义，2014年9月召开的广东省政协十一届七次常委会上也提出设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基金”，将更有力推动广东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添砖加瓦。

粤港澳自贸区的建立和发展，可以加强同东盟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自身在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更为广阔的合作与发展空间。

三、广东参与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关于制度供给层面

1. 推进相关的地方性立法进程

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广东长期坚持的一项战略决策，有必要推进省级层面的立法工作，可考虑制定《广东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条例》，明确参与海上丝绸建设的重点与着力点，并对各相关主体的具体行为进行规范与法定等，同时可考虑研究《广东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投融资条例》，在法规层面规范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投融资行为以及明确具体的注意事项。

2. 完善总体规划与具体实施目标体系

需结合国家的整体战略，依据“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原则，加强省级层面的顶层设计，制定总体规划，对沿海与内陆地级市做出总体部署与功能定位，并制定具体可行的实施目标体系，明确实施路线图，有计划、有步骤地予以推进。省级层面可考虑成立高规格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负责统筹海上丝绸之路的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实施，协调好各方资源与利益，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高效率运转。市一级层面也可据此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本市的参与建设。

3. 建立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合作机制

要加强与周围各省的交流与合作，建立金融、贸易、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机制，在跨区域层面上出台相关政策，逐步做到分工明确、目标一致、错位发展；在省内各市之间，构建信息互通、货物运输等交流平台，加强广州、深圳、湛江、珠海、汕头的港口建设，建立海上公共服务设施，提升海上服务能力，发挥群策群力效应，努力将广东打造成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海上强省和国际物流中心；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各国的交流合作，如参与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中，与东盟各国在贸易、文化、科技等进行密切的往来；为了确保合作机制能顺利开展，在设立机制的时候应该秉承灵活性原则，充分研究各国内部法律法规以及各项机制，制定出让各参与国之间互利共赢的最佳方案。

4. 营造更加透明、公正、法制的市场环境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虽然以政府为主导，但最终要依赖市场进行有效运作，市场主体应该在广东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核心角色。政府应进一步简政放权，简化审批程序，清理收费项目，不断为企业松绑和市场松绑，同时借助广东三大自贸区的建设，倒逼政府改革升级，应公布公开省级和市级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市场准入层面，应加快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明确投资权限，使企业投资便利化，同时保护本地与外来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且应更加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企业投资提供一个透明、公正、法制的市场环境。

（二）关于经济发展层面

1. 制定具体可操作的项目投资目录

广东政府应依托自身优势，结合“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制定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契合的高端项目投资目录，通过项目引导的方式，来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于大型的公共性项目，如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可引入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进行公私合营；对于竞争性较强的高端项目，政府可完全放开，通过竞争招标的形式，由竞标成功的企业进行自主建设，政府执行监管职能。

2. 引入民间资本、强化金融供给

广东是民营经济非常发达的省份，民间资本力量雄厚，民间资本有能力也必须成为参与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力量，政府应提供有效平台，主动引入民间资本，提升与民间资本合作的空间。应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条件，在经济、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应鼓励民间资本积极介入，并为其创造良好条件。政府可成立具有政府性质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发基金”以及具有区域性质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发银行”，同时也可鼓励民间资本成立相应的开发性基金，与政府基金形成互补，为推进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持。

3. 创新经济合作形式与平台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众多，且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与广东经济形成广阔的合作互补空间。广东可争取国家支持，发起成立“环南海经济协作区”，打造环南海经济共同体，环南海国家，如越南、菲律宾等都是发展中国家，原料、土地、劳动成本廉价，适合进行产业转移与经济投资；可发起成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合作论坛”，一年举办一次，共谋经济发展；不断增强广交会在东盟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的影响力，可在广交会上单独成立海上丝绸之路专馆，进行相关投资及产品交易的洽谈；进一步充分发挥“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的作用，可在2014年首次成功举办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引入电子商务平台，丰富贸易活动举办形式，不断增强其区域乃至世界影响力。

4. 推进海运基础设施建设，打好“互联互通牌”

广东有效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前提之一，是能够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而这一切需要有强大的海运基础设施作为支撑，显然广东在港口方面具有优势，拥有广州、深圳、湛江、汕头等大型良港，在货物集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应进一步推进海运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公私合营的形式，拓展港口的运营空间，不断提升港口的运营效率；鼓励大型载重船舶的制造与运营，节省货物运输的成本；建立海上驿站，为过往船只提供生活补给、维修等便利服务。

（三）关于文化建设层面

1. 加快人才培养，打造高端智库

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需要大量人才参与，在加强引进优秀人才的同时，应鼓励本地高校及科研院所加快相关人才的培养，尽早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贡献智慧。在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程中，应注重高端智库建设，广东拥有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可让具备条件的高等院校率先成立相关的高端智库，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谏言献策，同时政府应鼓励民间智库的发展，为其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而使广东成为人才强省、智库强省，以此来助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2. 创建文化品牌，发展文化产业

广东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如湛江的徐闻，阳江等地，已积累了较为深厚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阳江“南海1号”的发现与开发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体现。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丰富，应加快开发力度，在推进文化申遗方面做出努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同时应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创新文化产业发展形式、鼓励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对文化项目的建设与运营，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产业合作，打造文化产业园、文化博物馆、文化游乐园等一系列文化产业发展基地，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观光路线，通过游轮观光与实地观光的形式，吸引游客参与。

3. 融入现代媒体，宣扬广东文化

应借助现代媒体工具，提升文化宣传的广度与深度。可成立广东文化门户网站，呈现具有鲜明广东特色的文化内容，并开发多种语言版本，契合沿线国家的语言需要；可拍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记录片，记述古代丝绸之路的起源、发展以及到现代的变迁过程，并突出广东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所形成的文化积淀；还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社交平台，灵活多样地宣扬广东文化。

4. 加强文化合作，增进人文交流

可与沿线国家共同倡导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合作论坛”，共商文化合作，合作论坛每年定期举行，举办地点在倡导方之间轮流更换；可与沿线国家互相举办文化交流年，此举既让广东民众了解沿线国家的文化，也让沿线国家了解广东文化；广东与沿线国家可通过加强旅游合作的形式共同打造丝绸之路文化带，以旅游带动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广东与沿线国家还可鼓励民间交往与友好往来，可互相派遣留学生，实施青年交流项目，鼓励青年一代的友好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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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启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M].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

On How Guangdong Participates in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Du Jun

（ ASEAN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Province 524088 ）

篇6

关键词：辽代；摩竭纹图案；文化交融；草原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K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016-03

唐朝末年，契丹迭剌部夷离堇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八部，于公元916年建立了政权，后改国号为“辽”，曾长期统治中国北方达200余年。今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地区，即当时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辽代历史文物，其中包含有很多摩竭纹图案的器物，同时，在其他地区的辽代历史文化遗迹中也多有相同的发现。因此，本文即以辽代盛行的摩竭纹图案为主，试图阐释其中蕴藏的文化交融状况及其历史意义。

一、辽代摩竭纹图案器物的出土情况概述

除内蒙古地区外，辽宁省地区亦有摩竭纹图案的器物出土，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器物

1.鎏金摩竭形银壶：2件，出土于赤峰市城子公社洞山大队洞后生产队村南0.5公里山坡上一处辽墓中[1]。

2.鎏金摩竭纹银碗：1件，耶律羽之墓出土[2]。

3.摩竭形注壶：2件，分别出土于内蒙古库伦旗5号辽墓[3]，内蒙古宁城县榆树林辽墓[4]。

4.人首摩竭形注壶：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左旗乌兰套海公社[5]。

5.三彩摩竭壶：2件，分别出土于科尔沁左翼中旗[6]，阜新市于寺镇[7]。

6.摩竭形水盂：出土于辽宁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8]。

7.双摩竭纹束腰长盘：出土于凌源八里铺村小喇嘛沟辽墓[9]。

8.辽白瓷摩竭注壶：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所编《宋元的美术》[10]。

（二）冠带

1.鎏金摩竭冠饰：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温多尔敖瑞山辽墓[11]。

2.鎏金银冠：甘肃省博物馆收藏[12]。

3.摩竭纹缂丝草帽：出土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辽墓[13]。

4.鎏金摩竭纹铜带式：2件，耶律羽之墓出土[14]。

5.鎏金云水双摩竭纹饰板：出土于辽宁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15]。

（三）配饰

1.摩竭形金耳坠：5件，其中2件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耶律羽之墓[16]，另外2件分别出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2号辽墓[17]，辽宁省法库叶茂台9号辽墓[18]，最后一件被克里斯狄安・戴狄安收藏[19]。

2.摩竭形金耳饰：2件，分别出土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辽墓一号墓[20]，辽宁建平朱碌科辽墓[21]。

3.摩竭形玉佩：5件，其中2件出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辽陈国公主墓[22]，另外2件被天津市文物公司征集[23]，最后一件被故宫博物院藏[24]。

4.摩竭形琥珀珍珠耳坠：一副，出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辽陈国公主墓[25]。

5.摩竭形石坠饰：出土于辽宁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26]。

二、摩竭形象的产生及其在中国的传入

（一）摩竭Makara形象的产生及演变

最早的摩竭形象出现在一枚出土于印度河谷的印章上，距今约4000年。印章上刻有一船，船首雕刻成摩竭形象，该形象非常接近于生活在印度地区凶猛异常的印度鳄。印地语中，鳄鱼是magar，即梵文“makara”的转音。在Lomas Rishi石窟[27]发现的一尊残缺摩竭雕像，是迄今发现的第二早的摩竭形象。与这尊雕像及其类似的是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孔雀王朝[28]时期的摩竭雕塑。这里的摩竭雕像更像一条鱼，将两尊雕像比较发现，后者很可能是前者发展变化后的形象，此时的摩竭形象开始由鳄鱼到鱼的变化。在印度的马图腊地区至今仍保存着一幅浮雕（约公元前2世纪），这里的摩竭形象又有了变化：吻部拉长，接近于象拔：短而大的双脚如哺乳动物般立于身体下方：尾部维持鱼尾的样子，整体呈现出半兽半鱼的形象。之后，摩竭先后成为varuna[29]和恒河女神的坐骑。后来摩竭被引佛教，成为摩罗的象征，它在传入中国的佛教文献中被音译为“摩竭鱼”，“摩伽罗”是梵语Makara的译音。

（二）摩竭及摩竭纹饰在中国的传入

大约在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摩竭作为早已被佛教“接纳整改”的一员，也随之来到了中国。我国关于摩竭最早的记载大都是出自外国僧侣所翻译鳄佛经中。如前秦北印度名僧僧伽提婆所翻译的《中阿含经》有云：“彼在海中为摩竭鱼王破坏其船……”[30]又如，唐代的《慧琳音译》卷四十云：“摩竭者，梵语也。海中大鱼，吞噬一切。”[31]在传入中国本土伊始，摩竭基本保持了其原有的生猛恐怖形象，更加强调了其本身性恶的一面，但是由于中国人从古至今趋吉避凶的文化心理，摩竭从印度而来的恐怖怪兽变成了招福辟邪的祥瑞之兽；摩竭纹也被民族化了，逐渐演变成一种象征符号。

三、摩竭纹图案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交融

在考古学中，出土的文物有许多方面可以反映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内涵。中国的文化发展自成体系，这套体系具有讲究务实、辟邪趋善的特点，文化整合能力高，善于运用自己的模式来解读外来文化，因此，摩竭作为一种外来纹饰，在其演变的过程中不断被加入中国元素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时间概念上来说，从魏晋到辽宋，摩竭纹经历了中国本土化的发展轨迹。魏晋到隋朝时期是摩竭的传入期，在刚传入的过程中，与其印度本土风格差别不大，形象较单一，主要见于绘画作品中，如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就是摩竭出现在艺术作品中的证明。隋唐时期是摩竭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期。此时，摩竭的形象被逐渐加入了饱含中国文化特色的龙角、鱼身和双鳍翅，中国化的摩竭形象在唐朝基本形成。辽宋时期，“鱼龙合体的中国版摩竭形象与原生的印度版怪兽摩竭形象已经逐渐完成了更替”[32]，并且开始出现实物造型的艺术品，特别是由崛起于北方草原地区的契丹人创建的辽代，是摩竭纹演变的一个特殊的时代。之所以认为其特殊，是因为它有其他民族不可比的接受文化的勇气和魄力，他们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但又不迷失自我，“坚持自我，秉承盛唐文化的根基，应该就是契丹辽文化最为主要的一个特征”[33]。如出土于耶律羽之墓的鎏金摩竭纹银碗，其形象为龙首鱼身，龙首有角有须，鱼身有尾有鳍，这种“龙首鱼身”的形象正是由印度传入中国而流行于唐代的摩竭纹饰。同时，将摩竭纹饰用在盘、碗等金银器或瓷器上，也是唐代的风格。又如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左旗套海的人首摩竭型注壶，就是创造性地将人和摩竭混合为一体，构思精巧，造型奇特，堪称是辽代摩竭纹造型的精品。

空间上，契丹人占据着草原的腹地，恰好处于草原丝绸之路上。丝绸之路本来是生活在亚洲内陆绿洲上的人民由于资源的限制而开通的对外贸易之路，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有人的交往就会有文化的传播。草原丝绸之路逐渐变成了文化传播之路。丝绸之路的开通，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注入了很多新鲜的血液，对于同样具有高度文化包容性的契丹辽文化亦如此。辽天赞三年（公元924年），辽王朝势力已扩展到今新疆境内。《契丹国志》卷21《外国贡进礼物》记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宾铁兵器、斜合黑皮、褐黑丝、门得丝……以二丈为匹。”从出土的辽代金银器中，很多器物都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特征。摩竭纹图案在辽代出土的金银器中大量出现，就是通过唐代间接地借鉴了印度的佛教文化艺术。摩竭纹或造型，本是印度神话传说中鱼身鱼尾、利齿长鼻的动物，佛教传入中国后，被广泛运用在唐代金银器的纹饰中。随着佛教在北方草原地区的传入，摩竭纹饰开始在辽代器物中盛行，从唐代局限于器皿中，到出现了摩竭纹冠带、摩竭纹配饰，进而发展到了更大的领域，如壁画等艺术门类中。摩竭的造型也更加多元灵动，有的摇头摆尾，有的似鱼儿游动，更有的吐火焰戏宝珠。可以说，发展到了辽代，摩竭纹及摩竭造型已经趋于成熟。如出土于科尔沁左旗的三彩摩竭壶，长30、通高21.5厘米，整体造型似摩竭仰卧莲花之上，昂首翘尾，口部中空为流口，翅膀及鱼鳞纹路清晰，施黄绿红三色釉，色彩斑斓，造型优美，堪称辽三彩中的精品。又如，摩竭纹饰不仅仅局限于金银器中，而且也运用在了玉器的造型设计上，辽代文物中不乏摩竭型玉佩。以前文提到的摩竭玉佩为例：质地为和阗白玉，局部有红褐色沁斑，整体造型为龙首鱼身，鱼鳞以阴线刻成，鱼背上有鳍，胸鳍化为双翅作展翅状，臀鳍较小，尾部有分叉。此件摩竭纹玉佩与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摩竭饰品有很多相似之处，整体设计造型已将印度摩竭与中国本土鱼龙文化相杂糅。

纵观整个辽代的摩竭纹器物，可以同时看到大气豪迈的契丹辽本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及神秘绚丽的西方文化三方文化因素的交汇与融合。契丹辽文化在文化交融背景下受到了各式文化的熏陶，再加上辽代能工巧匠的创造精神，使得摩竭纹文物呈现出了华丽又多元的特点，创造性地将“国内”“国外”的文化精华集于一身，从艺术角度讲，整个辽代艺术设计可以说是同时具备了民族传承性和文化变异性，具传统、存多元，“自身文化向外辐射同时，也同样吸纳与接受周边先进文化的多层次影响”[34]，它们作为再现辽代文明的桥梁与纽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如实地再现了辽代的社会风貌。

然而，关于辽代的摩竭文化，还有一点不能确定的就是，在谈到辽代的摩竭文化是源自唐代摩竭文化时，是否考虑契丹辽本民族的摩竭文化？因为倘若按照辽代摩竭是完全袭自唐代的说法，那么在汉人集中的辽南京和西京地区，应该是出土摩竭文物较多的地区，何以事实恰恰相反，偏偏是内蒙和辽宁地区偏多呢？是否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此问题，有待于诸方家商榷。

四、摩竭纹器物的现实意义

内蒙古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资源，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环，然而内蒙古的文化产业却长期面临着缺乏资金支持等一系列问题。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并兴起，丝绸之路正在迅速扩容，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也已经形成。借着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这股东风”，怎样将摩竭纹饰这类具有典型性、文化内涵丰富的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注入到文化产业中，加大文化产业的吸引力，使其文化价值得到充分的开发，从而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让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在开发与保护过程中得到融合联动，是每一位文化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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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印度早期佛教石窟的代表，今印度比哈邦境内，建于公元前3世纪.

〔28〕孔雀王朝（Mautya），约公元前321年至公元前187年，古印度摩竭陀国的王朝.

〔29〕Varuna被认为是印度最伟大的神，他被认为统治着整个宇宙并引导一切自然力量，他是全知全能和具有一切力量者，被尊为能惩罚作恶者的好神.

〔30〕印信法师.图解阿含经[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1〕慧琳.一切经音义（卷41）[M].日本白莲社藏版.

篇7

在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经常会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相遇并发生碰撞，这时双方的民族文化都会对另一方产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使双方都受益匪浅，但总是科学技术具有优势、精神文化优秀的一方起着主导作用并可以影响和改变弱势的一方。在我国历史上就多次出现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如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首次和其他民族大规模交往，主要表现在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佛教的广为传播上。根据历史记载，汉代时西域和外国商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还局限在敦煌以西的地区，而到南北朝的北魏时贸易的终点已达都城洛阳，洛阳成为西域和外国商人的会集之地，甚至有专供西方商人侨居做生意的街巷，洛阳至今还有白象坊和狮子坊等地名，是北魏时专为犍陀罗国王和波斯国王送来的大象和狮子建造的。可以想见当时丝绸之路上繁忙的景象。佛教在这时也借丝绸之路得到迅速传播。敦煌、云岗、龙门等著名石窟均开凿于此时，南北各地广建寺院。印度传来的佛传、佛本生图充满了各地的洞窟，寺庙宗教壁画艺术大大丰富了我国传统壁画和图案艺术，造像的盛行推动了建筑艺术和雕塑艺术的发展，许多大型纪念性雕塑和陪葬用陶塑等均出现新的时代面貌，如南朝帝王墓前的石兽、石避邪等改变了传统的用虎为原型的塑造而采用西方传入的更有风采的狮子形象。许多其他西方艺术形式也在这时传入中国，如杂技、百戏、舞蹈、乐曲和乐器，还包括多种珍稀动植物品种。而中国优秀的民族工艺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则更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各国。

其中最突出的是丝绸技术和工艺，试想西方人当时穿着的笨重粗糙的皮革、葛麻制品与轻柔、光滑、亮丽的中国丝绸之间的巨大差异，就不难清楚丝绸对于西方各国意味着什么。相传当古罗马皇帝身着中国的锦袍出现在王公大臣的面前时引起了难以平息的轰动，西方人在长达数百年中一直无法抵御丝绸的魅力而竞相购买。除丝绸外，中国古代造纸术、火药、指南针以及冶铁技术、漆器等均在此时传入西方，使他们享受到东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唐代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更加频繁，由于在科学技术和精神文化两方面都处于优势地位，大大促进了当时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和融合。唐三彩中有许多穿着唐服的外国人形象，其中包括远在地中海沿岸高鼻深目的欧洲人和黑人，他们的身份或为唐朝达官贵人的保镖和牵马人，或为游历各方的商人和艺人。在主要是西方和周边国家向唐朝学习的背景下，唐人在学习和吸收外来工艺文化上表现出非常开放的态度，在生活的各方面只要是不同于本民族的东西，都愿意拿来用一用，尝试一下，我们从唐代工艺品中可以看到这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唐代青瓷器“凤首龙柄壶”除凤首和龙柄外其造型和装饰几乎全部为波斯风格，唐代铜镜中有不少“海兽葡萄纹”镜，其纹样海兽和葡萄均为当时从国外传入，唐代妇女用胭脂化妆的习惯也来自波斯，唐诗中“笑入胡姬酒肆中”及有关唐人学用刀叉吃饭的记载均反映出当时对外交往的程度，这使后人在总结唐代工艺文化特征时常用到一个近代的名词“洋”。

而唐代科学技术和工艺文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尤其是对日本、朝鲜等周边邻国的强势影响至今仍清晰可见。同时我们看到在这种对外的交往中有许多外来因素可以改造发展成地地道道的民族文化形式，这正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性格特征的威力所在，就以前面提到的“狮子”文化为例，直至今日中国特色的狮子石雕遍布南北，形态各异，各地民间工艺中都有以狮子为题材的，尤其在中国的传统民族佳节时活跃在祖国各地及海外各华人社区的舞狮更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中国的特色，谁都知道狮子这种动物从来不是产自中国的，但这并不妨碍舞狮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标志。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我们认识到先进科学技术和优秀精神文化在推动工艺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认识到它们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中的优势地位，这种认识对正确处理当前艺术设计中民族性和当代性的关系是极其有益的。

20年前中国结束了长期封闭和保守的状态，当我们再次打开国门时最深的感受就是在科学技术和物质生活方面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这使我们坚定地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大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我们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经验时不可避免地要接受西方精神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艺术设计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它更多的是以商品面目出现。外国人要在中国推销商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中国人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随着众多世界名牌产品进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从日常用品、生活设施到儿童食品、妇女化妆品等等，无不传递着西方文化的精神、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并以其强烈的现代感和大众化的色彩，加上传媒的力量构成一种空前的文化强势，影响着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审美和消费时尚。随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一天天向世界先进水平靠近，不难发现原来那些熟悉的传统文化不知不觉中正一天天离我们远去，民族文化确实被淡化有些甚至被取代了。当前深深困扰着国人的正是自己相对落后的科学技术和一向引为自豪的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抵制与我们民族精神相抵触的不那么优秀的外来文化的矛盾。

面对这样的形势，有人提出了克服“科学主义”迷信的问题，也有人提出反对文化霸权和后殖民主义的问题，这些确实需要我们认真面对。但我们在应对时必须保持一种良好的健康的心态，因为我们绝不会幼稚到马上又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上去，拒绝包括先进科学技术在内的一切外来文化；我们也应该有足够的自信，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绝非脆弱到一击就垮的地步。在这时特别需要用客观的理性的认识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的西方文化。首先，对待我们的民族传统要重在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内在实质。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式样当然也应当继承，但不是所有以前的传统文化形式都要原封不动地搬到当代来，这种继承应当是有分析的。有些文化形式和式样代表着民族文化的精华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将会永远地保存下去；有些文化形式和式样需要注入新的内容以新的面貌出现；有些代表落后民族意识的内容和形式则要批判地吸收，而最为重要的是创造出新的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具有民族精神的工艺文化来。在对待外来的西方文化上也应有一种客观的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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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西；地方文化；丝绸产业

中国距今为止已有5000多年的桑蚕文化，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丰富的，各式各样的丝绸物质形态和精神意识形态，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明财富遗产，即使现在也依然受益。有用绫罗绸缎做出来服饰，有带“纟”字旁的汉字200多个，绝大多数都与丝绸有直接关系，还有形成于汉，发扬于唐宋时期的丝绸之路更是影响了整个世界，将中华民族的文明与声望远播，而且重振丝绸之路，实施“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政策也成为当前我国政府重点践行的治国及外交的战略方针。

广西十年前借力“东桑西移”，一跃成为国内茧丝原料生产、供应龙头，但丝绸产业链微笑曲线的两端却不够发展。另外，这些成果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导向的结果，它掩盖不了其“速成”的烙印和“文化短板”，这样的产业现状不利于今后长期的，稳定持续发展。因此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丝绸产业的发展不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实践角度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研究综述

国外专注研究文化与丝绸产业关系的不多，更主要的是集中在宽口径的文化对经济的发展影响作用上。比如早期的马克斯・韦伯、熊彼特，及现当代的迈克尔・波特、新制度经济学派等都对此作过经典论述和深入研究。如：“文化形成的长期性导致了区域文化具有不可移植性和不可复制性，也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区域文化烙印，并最终使区域经济走上不同的发展路径”，又如：“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无形资产，经过适当的市场化处理后，便有可能以区域文化产业的形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点”。

目前国内有关地方文化（含地方丝绸文化）与丝绸产业发展之间的影响作用关系的研究较少，但现实生活中借助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以促进丝绸产业发展的实践较多，如浙江的湖州、杭州、嘉兴，江苏的苏州、吴江，四川的南充、成都等这方面做的都比较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李荣华、陈萍（1997）认为蚕丝文化具有满足、整合、改造、标识、导向、教化等功能作用，其对于丝绸产业的发展具有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和规范功能。王玄瑜，赵凯等（2011）研究认为丝绸文化对相关产业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刘平（2007）以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桂文化与广西经济的关联关系，并认为当前广西经济的发展因缺乏创新而受到了限制。金佩华（2007）认为中国蚕文化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于一体，体现了蚕文化的真、善、美，他还指出蚕文化与蚕业经济之间的互动性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孟召宜，渠爱雪等（2012）从县域、省域2个层面分析1990―2010年江苏区域文化资本差异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得出区域文化资本具有动态变化性，江苏经济发展的文化根植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等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传统产业，如丝绸产业，其经久不衰、持续繁荣发展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背后有相应的产业文化加以支撑和引导。文化因素不仅会影响相关产业的发展水平、繁荣程度，特殊情况下甚至关系到其生死存亡。

二、广西地方文化资料概述

（一）民族风情风俗文化

广西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广西目前世居民族有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侗族、 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12个，另有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白族、藏族、黎族、土家族等40多个其他民族成分。壮族是广西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历史悠久，并在历史演进中的日常生活、劳作时创造产生了各民族灿烂的文化艺术。大致可分为民族风俗、民族节日、民族风情、民族语言文字及创造等类别。最有特色的是壮族、侗族、苗族、瑶族等风俗习惯。典型代表主要有“三月三”的歌节，壮族服饰的色彩意义，苗族的服饰文化，侗族侗寨的“百家宴”，瑶族的赶鸟节等。总的来说，广西少数民族大都能歌善舞，热情开朗，一般穿少数民族服饰，姑娘们喜带银质饰品，每逢节假日或祭祀会举行各种盛大的活动。

（二）自然风景旅游

广西，特别是桂林地区自古以来就以秀美的山水风光，独特的地理地貌吸引着天下的文人墨客前来游览驻足，甚或长居、定居者亦不在少数。而近现代，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广西的很多名胜古迹在迎接国内蜂拥而至的游客的同时，还接待了众多的国外游客，特别是桂林已然成为了海外游客的重要目的地和集散地。广西的自然风光种类繁多，千奇百怪，各领，大类简单的概括主要有“山、水、洞、石、坑、园”等，加之和当地所居住的少数民族的风情习俗交织在一起，更是形成了特有数不胜数的旅游资源。其中的精品旅游线路就不胜枚举，比如漓江游、阳朔西街、德天瀑布、灵渠、独秀峰、北海银滩、象鼻山等等。

这些旅游资源或如散落的明珠星星点点分布在广西各地，或几点一线形成一条热络的旅游线路，但他们之间总归都是要纵横交错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旅游网络”。而构成这个巨大网络的要素，除了上文说的自然风景旅游资源外，更重要的还有人流网、物流网、信息流网、资金流网等。可以说这个网也蕴含着巨大的潜力，等待有识之士去挖掘。

（三）古代旅桂文学

正如前文所说，广西，特别是桂林地区自古以来就以秀美的山水风光，独特的地理地貌吸引着天下的文人墨客前来游览驻足，甚或长居、定居，也同时留下了大量的以赞美歌咏为主的文学作品，形成了独特的旅桂文学。只描写桂林美景的就数不胜数。南朝文学家颜延元曾写下“未若独秀者，峨峨郛吧间”的佳句，独秀峰因此得名，唐代张固诗谓“孤峰不与众山俦，直上青云势未休”，南宋的王正功更是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字句镌刻在独秀峰的石壁上，成为桂林的代名词。明代孔镛诗云：“象鼻分明饮玉河，西风一吸水应波。青山自是绕奇骨，白日相看不厌多。”用以赞美象鼻山的美景。唐柳宗元应人之邀作《訾家洲亭记》生动的描绘了訾洲的美景。

除了桂林之外，还有很多其他赞美广西美景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词。“西南轻重本邕州”的南宁，“桃花栽满县，春色胜河阳”的梧州，“薄梦游空影，浮生出太荒”的涠洲岛，“庙食千秋傍水涯”的柳侯祠，“清风拂翠处，望际若奔涛”的南宁青山等等，唐代大文豪韩愈简洁传神的概括广西的风景为“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总之，古代诗人笔下的广西是“千里景千变，一山一诗篇”。在如此丰富的遗产面前，有识之士要做的不能仅限于理论研究、文献研究、从书本来到书本去，只限于精神层面的享受和追求。而是想方设法让他们活起来、火起来，连同广西的丝绸和风景一同发扬光大。

（四）丝绸文化遗产

罗永平（2011）认为：“丝绸文化是中国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丝绸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丝绸的精神财富”。丝绸文化在我国也多以不同地域区划形式独立的存续和发展，主要代表地区有浙江、江苏、四川、广西等地。如常说的“四大名锦”，“四大名绣”等多出于这些地方。但同一地域的丝绸文化却没被历史分割断代，而是一直延续下来。典型的如诞生在江苏地界上的吴文化，丝绸文化在其中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早已成为其城市的名片。央视曾经有期纪录片《说吴》，里面就提出：“无锡的丝，苏州的绸，南京的云锦，以及刺绣、缂丝、加上昆曲、评弹等等，构成了江南吴文化的主轴，而丝绸的历史最悠久，丝绸文化的影响和波及最深最广，她深深镌刻在吴人的心中，酿造了吴人清新、风流、婉约、柔韧的性格品质，也造就了江南发达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

同为“四大名锦”的壮锦，起源于宋，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壮锦利用棉线或丝线编织而成的精美工艺品，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充满热烈、开朗的民族格调，体现了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同时广西还有“白裤瑶的蚕丝文化”，因其男子常年穿及膝的白裤而得名，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民族文化保留最完整的一个民族，有 “人类文明的活化石”之称。可以说蚕丝文化贯穿于白裤瑶人的整个“生老病死”的人生阶段，体现在其日常生活中。现如今，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由于广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天然地成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枢纽，广西也自当抓住机遇，弘扬丝绸文化，并赋予其丰富的现代内涵。

三、促进广西丝绸业发展的建议

广西丝绸产业的现状是产业内结构不合理。和国内如江浙等地比较差距明显，更不能与国际上的意大利、法国等相提并论。且短期内提升整个丝绸产业的水平，实现结构的升级不现实。文章在这里提出借助“地方文化资源促进广西茧丝绸发展”的观点。借助广西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运用现代先进的营销理念，及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对丝绸产业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个过程希望能探索出一套符合广西区情、适应丝绸产业当前及未来发展需要的区内文化资源整合、开发利用的方案或规划来，使广西地方文化，特别是丝绸文化以崭新面孔进行广泛传播，具体来说就是构建地方文化和丝绸产业互动的“点、线、面”立体、循环发展模式。众多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文化和经济、产业之间是密切关联的，文章上文也对广西的丰富地方文化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可以发现“景点、景区、旅游线路、文化、信息传播”这些关键词内在的形成了一个点线面的立体、循环模式。广西如果利用好这种天然的资源优势，应该会大有可为。

第一步是“设点”，选择丝绸产业集聚地，旅游热门地区（旅客主要的集散地）或对外示范窗口城市等设立各种形式的“点”。如“丝绸博物馆”、“丝绸产业创意园”、“丝绸文化节”、“丝绸文化陈列馆”或“丝绸体验互动管”等，这些已经被其他地区如广州、江浙、四川等的实践证明可行，且效果不错，对于广西来说更具备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二步是“连线”，广西拥有众多国内外知名景点、景区，而且比较集中，使得游客流量比较大，因此为了哪怕是推广、宣传，而不是销售产品，也应该抓住，利用好这样优势。 游客一般不会是游玩某一特定景区，而是选择若干线路游玩，因此可以在这些景点、线路上增强相关信息的传播和投放，设立丝绸相关产品销售连锁店、体验店等，既增加了广西丝绸的知名度，传播独立丝绸文化，也能增加产品的销售。同时也可以借鉴、推广产业体验旅游，因为广西的丝绸产业地理上比较集聚，主要集中在个别市县，为这种模式提供良好的基础。第三步就是“成面”，是关键所在。也就是在文化与产业互动过程中，让它沉淀、积累、更新，焕发出新的光彩。它决定前述“点线”的铺开的成败，是决定两者能否可持续发展、循环发展的前提。

参考文献：

[1]罗永平.“丝绸文化”随想[J].江苏丝绸，2011（01）

[2]谭莉，蒋立松.白裤瑶蚕丝文化的教育价值[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2（11）

[3]金佩华.中国蚕文化论纲[J].蚕桑通报，2007（11）

[4]孟召宜，渠爱雪，仇方道.江苏区域文化资本差异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地理科学，2012（12）

[5]玄瑜，赵凯，高绘菊，牟志美.丝绸文化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J].中国蚕业，2011（02）

[6]李荣华，陈萍.中国蚕丝文化概论[J].蚕学通讯，1999（09）

[7]吴义能.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研究[D].上海：华中师范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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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敦煌文化艺术，是以佛教经典为依据，以现实世界的反映，摄取现实生活为素材所创作的艺术。从此意义上讲，历经一千年创造的敦煌艺术，它不仅是辉煌灿烂的艺术宝库，也是极其珍贵的文化宝库。

关键词：学生社团；敦煌文化；发展现状

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都必须以时展要求为主，同时更重要的是必须根植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中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所以，目前为增强学生社团对敦煌文化的熟知和感知力，打造传承敦煌文化的学生探究社团，已经成为推动我校教育水平提高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并且完善我校学生社团的敦煌文化传承能力也已经逐渐成为学校立德树人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我校学生社团的发展现状

北街小学成长在甘肃省敦煌市这片土地上，敦煌具有得天独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1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20项之多。我校自2012年8月建校以来，积极开展兴趣小组建立活动，鼓励学生根据特长爱好，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小组学习。同时更依据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三级课程建设要求，开展了以社团活动为载体的校本课程。

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我校社团起步较早，造成了其体系不够完备的问题，但现阶段我校仍旧孜孜不倦地在探索科学完备的学生社团活动、评价体系、创新活动内容和形式的道路上前进着，已成功建设学生社团有二三十个，其中有敦煌舞社团、小记者探究社团、小导游等有浓郁敦煌文化特色的社团活动。同时，这些学生社团为培养学生成为敦煌文化艺术传承人，积极利用我市的丰富文化资源，利用敦煌特殊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传统，开设以弘扬敦煌传统文化、实施艺术审美教育为主的20多个学生探究社团，整合多方力量，与社区联手，邀请民间艺人到校“传经送宝”，在学生社团中全面培养敦煌文化传承人。

二、学生社团传承敦煌文化的措施与成果

1.将敦煌文化融入校本课程体系

课程教学是将培养小学生传承敦煌文化的首要路径。敦煌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中已经深深融入了数千年。它早已成为国家和人民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部分。充分发挥传承敦煌文化的重要手段，就要从丰富敦煌文化校本课程，增添教学内容出发。比如，在社团校本课程中进行有关敦煌诗歌欣赏，以及用诵读的方式学习积累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并在社团内定期组织敦煌传统文化知识竞赛，充分挖掘校本课堂体系与敦煌文化多元关系，从多角度传承敦煌文化，培养学生对敦煌文化的全新认知。

2.鼓励学生体验文博盛会，自觉成为敦煌文化传承人

2016年，首届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隆重开幕，敦煌迎来了世界瞩目的历史性时刻。这次参加文博会的代表团高达两百多个，规模之大、规格之高，让全球瞩目，文博会举办期间更推出了大型实景演出《又见敦煌》《敦煌盛典》等优秀剧目，传承优秀敦煌文化。而此次文博会的主题，更以传承丝绸之路精神，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进文化交流，共谋合作发展为主。借文博会在敦煌举办的契机，我校大力鼓励具有敦煌文化元素的学生社团积极参与文博会，自觉地成为宣传敦煌文化小使者，特别是敦煌舞社团、小记者探究社团、小导游等有浓郁敦煌文化特色的社团活动，更要深入感知文博盛会的魅力，自觉成为敦煌文化的传承人。

3.培养学生掌握文化的传承技能，创立敦煌文化的学生探究社团

优秀文化的教育工作，不能只是对文化知识的教学，要想小学生能够真正认识、熟知敦煌文化，并掌握传承技能，就必须将敦煌文化与现代人文精神相结合，将敦煌文化与外国优秀文化相结合。增强小学生对敦煌文化的适应性和理解能力，从而在这一基础上有效地实现小学生文化传承能力的成功塑造。同时，敦煌文化还可适当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在提升学生对“中国梦”伟大复兴热情的同时，激钛生规范自身思想和行为。在学生心中为培养自身文化传承施加一定的国家和民族的压力，有力确保教育信息和现代社会的相关性，实现培养的目标。

总之，在中国，敦煌文化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和敦煌地区人民的血液中，并且经过这千百年的流传与发展，在数代中国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传承下，敦煌文化也已变得更为优秀，成为敦煌地区的首要文化特征。在敦煌这片土地上，培养和教育学生就必须紧密结合敦煌文化，让敦煌文化的思想精华引领学生成长，感知家乡热情，从而自觉地成长为敦煌文化传承人。

参考文献：

[1]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6）：26-31.

[2]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5.

[3]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A].季羡林学术精粹：第1卷[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10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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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裕固族；民族民间舞蹈；复合型。

一、引言

裕固族是甘肃省三个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祁连山北麓和河西走廊中段。其中，祁连山区主要分布有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区、康乐区和大河区裕固族；河西走廊中段平川区主要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明花区裕固族和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分布在祁连山区的裕固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祁连山北麓是一片狭长的天然山地牧场，在历史上，自秦汉时期起，这里就是古代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理想场所。裕固族所处的生存环境主要有两大类型，即祁连山北麓的山区和河西走廊的平川地区。前者位于青藏高原北部边缘地带，属半干旱高山气候区；后者则处于著名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裕固族在这块不连片的戈壁绿洲上，从事着农业经济或畜牧业经济。

裕固族畜养的牲畜以绵羊、山羊、牦牛、犏牛、黄牛、马和骆驼为主，还有少量的驴、骡等。有趣的是，他们居住的各地几乎都有自己牧业方面的"名牌产品"。民间俗谚说："水关的驴，杨哥的马，皇城的羊毛赛棉花；白银的山羊，大岔的牛，明花的骆驼力量大"。

裕固族现有人口正在接近一万五千，主要聚居在甘肃省张掖地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少数人聚居在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乡，其余散居在兰州和新疆哈密、昌吉等地。裕固族使用三种语言，一种是西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一种是东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裕固族使用三种语言，一种是西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一种是东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还有是汉语。裕固族没本民族文字，一般通用汉字。[1]

二、裕固族民间舞蹈分类。

民族民间舞蹈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属于各民族群众自娱性的艺术，在自娱中体现人类的自我生命价值，沟通人际间的纯真情感，是民族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动展示，是民族历史的活化石。

每个裕固人，从他们的孩童时代起，就在母亲的怀中聆听歌声，随着年龄的增长，要逐渐学会本民族的重要的民歌。长辈们也会不厌其烦地向子孙反复教唱古老民歌，每逢喜获丰收，盛大节日，以及亲朋好友相聚时，都要载歌载舞进行欢庆。能歌善舞也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能歌善舞的人会受到特殊的尊敬。这种传统文化的因素，是形成能歌善舞特点的深厚文化基础。

裕固族的民间舞蹈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的时期和丰富的种类。在盛唐时期，裕固族的先民-回鹘人，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民族，在与别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促进了舞蹈艺术的发展，而且流行较为普遍。但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许多舞蹈已经失传，有些只是出现在传说和石窟壁画中，而流传在民间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

裕固族的舞蹈主要有集体舞、双人舞、男女独舞、马上舞等多种，主要是表现欢庆丰收、喜庆节日、婚礼、狩猎、宗教活动等内容。

集体舞的形式多种多样，以鼓乐和歌声伴舞，男女老幼排队或围成一个大圈，中间置以篝火或猎物，或快或慢，或轻或重，节奏强劲有力；双人舞主要表现生活、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某些场面；男女独舞以腾跳见长，基本上保留了裕固族古老的腾跳形式。

建国后裕固族的民族舞蹈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舞蹈作品，如《我们来自西州哈卓》、《迎亲路上》、《奶羊羔》、《腊梅开了》、《甜甜的泉水》等。

按照裕固族民间舞蹈的表现内容，裕固族民间舞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劳动舞蹈

如："英那刀古拉"为裕固语，意为"劳动舞"，广泛流传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各村寨。舞蹈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体现了裕固族人民勤劳、朴实的民族性格。如剪羊毛、捻毛线、织羯子、赶毡及割草等生产和生活动作，一举手，一投足都来源于他们所熟悉和亲身经历的生活。表演时男女人数相等。

2、欢庆舞蹈

欢庆舞蹈是一种流传较广的欢庆舞，是在喜获丰收，欢度节日，朋友相聚时进行表演的，形式多种多样。一般多为男女老幼排队或转大圈而跳，中间置以篝火和猎物，在鼓声和歌声的伴奏中起舞，节奏往往由弱变强，佐以"啦、喽、依吆"的集体呼号声，气氛热烈。

3、宗教舞

《护法舞》是藏传佛教乐舞《羌姆》在裕固族地区的演变形势。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势力扩展到甘肃广大藏区及其邻近的土族、裕固族聚居地区后，作为宣扬教义教规的法舞《羌姆》也进入了裕固族寺院内均要举行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届时要表演典型的藏传佛教舞蹈《护法舞》。舞者20余人，头戴牛、马、鹿、乌鸦、喜鹊、鹰、骷髅等12种神灵面具，手持法器，在鼓、钹、海螺、唢呐等乐器的伴奏下，跳起肃穆凝重的宗教祭礼性舞蹈。

"护法舞"，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六月初六时，在寺院祭祀鬼神的仪式中跳。表演者20余人，头戴牛、马、鹿、乌鸦、喜鹊、鹰、骷髅等十二种面具，手持法器，各跳不同的动作。牛、马是主神，动作庄重缓慢；鹰、鹿动作激烈，技巧较高；骷髅动作小巧玲珑，小的跳的较多。

4、红色舞蹈

1959年的春节，在欢庆化取得辉煌成就的凯歌声中，一批裕固族青年创造出了反映民族新面貌的舞蹈-劳动舞和炼钢舞。这些舞蹈由于产生在实际生活中，生动地表达了裕固族人民在生产中愉快劳动的场面，在专区文娱汇演时获得了一等奖，在兰州汇演时拍成电影。这是裕固族人民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发展民族艺术的丰硕成果。

无论怎样的艺术家，若不掌握技巧，就是最丰富的感情也无法很好地表现。技巧往往集中于身体的某一部位，并突出与强化以形成典型技巧部位与动作。有的民族具有特殊的舞蹈技术方法与细节。

三、裕固族民间舞蹈的特点

裕固族所处的生存环境主要有两大类型，即祁连山北麓的山区和河西走廊的平川地区。前者位于青藏高原北部边缘地带，属半干旱高山气候区；后者则处于著名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裕固族在这块不连片的戈壁绿洲上，从事着农业经济或畜牧经济。

肃南裕固族与藏族、蒙古族相邻，都世代逐水草而居，都从事畜牧业生产，都信仰藏传佛教。裕固族的文化受到藏文化、蒙古文化、汉文化的影响，其民间舞蹈既有蒙古族舞蹈的某些特点，也有藏族民间舞蹈的成分。处于藏族舞蹈文化区和蒙古族舞蹈文化区的边缘地带。

由于经常在一起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再加上历史的原因和游牧生活，裕固族有些生活习俗和藏族、蒙古族相仿。也形成了他们舞蹈的许多共同点。

一是他们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都善于以歌抒怀，借舞抒情，歌舞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是裕固族舞蹈同藏族舞蹈一样，要求膝关节松弛，富有弹性和韧性，再做动律时要求膝关节作重拍向上的屈伸，而且在裕固族舞蹈中，也常见藏族舞蹈的一些步伐，如，退踏步等。三是裕固族舞蹈具有蒙古族舞蹈粗犷、豪迈、典雅的特点，男性动作刚健有力，女子动作则柔软灵活。也擅长用腕、肩、臂的动作，并且马步动作基本跟蒙古族相同，都是来自于游牧生活中对骑马姿势的模拟，也常用走马步、跑马步、摇篮马步等，而且也常用蒙古族的点步、错步等步伐。。

裕固族世代生活在大草原上，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在生活和劳动中创造了裕固族民间舞蹈。它还有许多独特的习俗，如服饰、婚礼、禁忌等，这也就形成了他自己的舞蹈特色，以及自己独有的动律。综观裕固族的优秀作品，发现它们有一个最典型的动作：身体直立，挺胸立腰，上体是右手在上的顺分旗位，或女右手掌心向下，中指稍向里收，好像中指按着帽顶，左手掌心向前（裕固族妇女的帽子形如喇叭、顶尖、上束红缨穗，舞蹈的时候有时需要按住帽子，避免其掉来）。

裕固族舞蹈在动作时要求上体附随着下肢做平稳的上下摆动。预备拍左腿重心，稍屈膝，右腿原位小吸起，右肩下压，左肩上台。第一拍右前脚掌着地，左肩向上抬、右肩下压，右脚原位抬起。在预备拍时，左腿稍屈膝。在一二拍时膝关节伸直，要求膝关节松弛，并且富有弹性和韧性，在做动作时，膝关节连续不断，小而快，重拍向上的屈伸，这就是裕固族舞蹈的基本动律。随着音乐的节奏可快可慢，在慢板中可走着做，在快板中可做成吸跳步。在观察裕固族舞蹈中发现，它的动律始终贯穿在整个作品中，而且好多动作都是以动律动作作为基础，进行演变和发展而来的。

裕固族舞蹈的动律，就是随着膝关节的上下屈伸，上体做平稳的上下摆动。把它作为裕固族舞蹈的动律，因为，其一：它是最常见、出现频率最多的动作；其二：它是裕固族舞蹈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动作。[2]

四、舞蹈特点的形成原因分析

裕固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一般认为，裕固族主要来源于唐朝后期(公元九世纪中期)西迁到河西走廊的甘州回鹘人。大约在公元900年前后，甘州回鹘人攻占了甘州城(今甘肃张掖)，并建立了甘州回鹘汗国。公元十一世纪初，该汗国被西夏吞并。甘州回鹘汗国灭亡以后，余部四散。一支投奔青唐(今青海西宁)，后来融合于当地吐蕃；一支入居北宋境内，逐渐融合于当地各民族；另一部分回鹘人即甘州回鹘的主要组成部分则退处沙洲以南地区，继续过着游牧生活。宋代又以"黄头回纥"之名出现在史书上。公元1226年，蒙古大将速不台出兵攻下撒里畏吾等部,使之纳入了蒙古汗国及元朝的长期的统治之下。元代的"撒里畏吾"就是宋代的"黄头回纥".

明朝在其初期仿效汉朝，在西北地区先后置七卫安置撒里畏吾尔和蒙古人。明朝中期，由于各卫统治者相互劫杀、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各卫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此时，居住于天山南北已经改信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特别是吐鲁番地区的统治者，开始以战争手段掠夺信仰佛教的撒里畏吾尔，撒里畏吾尔战败，被迫东迁。裕固族通过迁徙远离了该民族原来所属的文化核心地区或文化母体，迁徙的结果是使他们的文化具有了边缘性和薄弱性。迁徙的目的地是各种大的文化的边缘地区，即今天的甘肃、青海两省及其周围地区。这些地区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大致是汉文化、蒙古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藏文化的边缘地带。

裕固族学者贺卫光认为：裕固族东迁后，受到了汉文化、蒙文化、藏文化等的强烈影响。与此同时，灾难性的迁徙及其以后社会经济的衰败，人口的减少，使裕固族没有能力在短期内将大量涌入的外部异质文化充分消化，将固有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改造或整合为一种和谐有机的文化，其最终形成了一种具有多元复合性、边缘性及非完全整合状态的族群文化系统。文化失落感或失落感文化是裕固族文化的基本模型。[3]

东迁以后不久，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就被普及为民族的共同。裕固族文化受到了藏传佛教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的藏族文化的影响。此外，裕固族文化从古至今都一直在与汉文进行着广泛的交流，不论是传统的古老文化，还是东迁后的裕固族文化都融入了大量汉文化成分，以至形成了与汉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原有的回鹘文化、突厥文化仍然在裕固族传统文化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仍是裕固族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古老文化）的主流和根源。

由于裕固人原本就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尽管东迁后最终形成了多元复合性、边缘性及非完全整合状态的族群文化系统，这一族群却没有完全涵化于周围的强势文化，变成汉人、蒙古人或藏族人而从历史上消失，而是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族群-裕固，并发展至今。

裕固族的文化受到藏文化、蒙古文化、汉文化的影响，其民间舞蹈既有蒙古族舞蹈的某些特点，也有藏族民间舞蹈的成分。处于藏族舞蹈文化区和蒙古族舞蹈文化区的边缘地带。

肃南裕固族与藏族、蒙古族相邻，都世代逐水草而居，都从事畜牧业生产，都信仰藏传佛教。由于经常在一起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再加上历史的原因和游牧生活，裕固族有些生活习俗和藏族、蒙古族相仿。因此也就形成了裕固族舞蹈的复合型特征。[4]

结语

裕固族的民间舞蹈有很强的娱乐作用，除了满足民众审美和情感宣泄的需要以外，还有着传授生产、生活经验的功能。随着社会的进步，民族舞蹈的保护与研究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者的重视，研究裕固族的民间舞蹈可以从中透视该民族的生产、生活、宗教、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民族民间舞蹈是体现民族精神和加强民族之间亲近感的重要纽带，对促进民族团结起着良好的作用，是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重要窗口。在新的历史时期，关注民族民间舞蹈所具有的积极的功能和社会意义，加强对民族民间舞蹈的发掘、保护、创新，才能使这一优秀民族艺术形式获得自己的发展天地，有效地展示民族文化艺术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在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之一，民族民间舞蹈对个体而言，起着精神、理想、价值观、审美观等方面重要的影响作用，民族民间舞蹈的发掘、保护和创新对民族地区社会深厚、博大的历史传统的发扬和现代化土壤中的民族文化艺术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肃南裕固族的民间舞蹈面临着十分危机的状态，许多优秀的舞蹈种类也逐渐地消失，这种情形无疑对保护和发扬这些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大为不利。所以，当前我们应该大力加强对这类民族民间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并从这些传统艺术形态中吸纳优秀的资源，不仅对甘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能有效地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有的放矢的展示和谐文化的感染力与影响力，为进一步开发甘肃的旅游文化资源，促进民族经济的繁荣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注："本文是西北民族大学中青年课题《裕固族民间舞蹈的调查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才让丹珍编著:《裕固族风俗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12。

[2]甄勇宏:《浅谈裕固族舞蹈特色》，甘肃高师学报2002年第7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