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含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援助的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协调下，由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

二、如何申请法律援助

(一)、法律援助案件按下列原则管辖：

(1)、已立案的刑事、民事、行政等诉讼案件，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法律援助中心受理；

(2)、不需经法院解决的非诉讼法律事务，由申请人所在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受理；

(3)、两个或两个以上法律援助中心对同一案件均有管辖权的，由最先接受申请的援助中心管辖。

(二)、法律援助对象应具备以下条件

(1)、申请事项属于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

(2)、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确需获得法律援助；

(3)、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4)、住所地在本市或持有本市暂住证。

(三)、法律援助的申请程序

(1)、咨询并领取申请表，递交申请表及相关材料；

(2)、法律援助中心对申请人的案件进行审查并在20天内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

(3)、签订法律援助合同—指派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法律服务机构。

(四)、申请法律援助应带的材料

(1)、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或暂住证；

(2)、街道、劳动部门和有关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经济状况证明；

(3)、申请援助事项的基本情况以及有关的案情材料；

(4)、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立案通知书；

(5)、法律援助中心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申请人为未成年人或无行为能力人的，应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并提交权资格证明。

三、提供法律援助的形式

(1)、刑事辩护和刑事；

(2)、民事、行政诉讼；

(3)、非诉讼法律事务；

(4)、公证证明。

四、法律援助的范围

(一)、法律援助中心受理下列请求

(1)、刑事案件的和辩护；

(2)、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的事项；

(3)、除责任事故外，因公受伤害请求赔偿的法律事项；

(4)、盲、聋、哑和其他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索侵权赔偿的法律事项；

(5)、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

(6)、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法律事项；

(7)、需要予以公证的与公民个人人身、财产密切相关的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

(8)、其他确需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

(二)、不能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

下列案件或事项，法律援助中心不予提供法律援助：

(1)、因申请人的过错责任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而引起的民事诉讼或刑事自诉案件；

(2)、因申请人过错而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

(3)、申请人提供不出涉讼案件的有关证据而且无法调查取证的案件；

(4)、可由行政机关处理而不需通过诉讼程序的事务；

(5)、申请人出具虚假证明骗取法律援助的；

篇2

（一）群体性上访事件的界定

1.含义

所谓群体性上访事件，是指由多个民事主体组成的当事人，为了个人、法人、群体的一些共同的利益或目的，以群体的形式到党委、人大、政府、司法等部门上访，要求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

2.特点

（1）群个体性上访事件涉及的内容呈现多样化。在过去几年里，由于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商业贸易不是很广泛，农村的矛盾纠纷以家庭纠纷和邻里矛盾为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使农民的意识不断觉醒，人与人之间的贸易的范围扩大，内容更为丰富，土地纠纷、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相邻权纠纷、地役权纠纷等与法律紧密联系的矛盾在农村广而见之。所以，农民的上访事件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2）农民群体性上访事件具有组织性。一些上访者，为了给法院、人大、政府等部门施加压力，他们会通过各种途径，组织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在上访事件中，往往会有组织头目，他们把本来没有上访意图的人煽动起来，打着维护他们利益的幌子上访，由于上访的人数较多，所以一般上方都持续时间增长，处理难度加大。

（3）上访的形式多样化。在上访的过程中，大多数的人都会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一旦法院和行政机关的行为对自己不利，那么在他们看来法院的判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等都是违法的，司法行政机关是故意和自己过意不去。为此，一些人情绪极端、行为偏激，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因为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公正的解决，出现围攻党政机关、跪访、打标语、喊口号等不合常规的方式，甚至出现群体性的打斗，造成人员伤残，这样对社会的稳定和相关部门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

（4）缠访的事件增多。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行政行为是会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失，但一些人在相关部门已经对他进行补偿之后仍然无理取闹，有些人甚至以上访为经常性的职业，在法院、行政机构反复的处理后还是不死心，他们明知道自己无理，但仍然缠访。

（5）群体性上访事件大多集中在土地上。据相关调查显示，每年在上访的事件中，因为土地的征收、征用而引起的上访案件占总上访案件的60%～70%。在农村，土地是他们基本的生活收入来源，没有了土地，农民心里会有一种恐慌感，失去了安全感，近几年，征收征用的土地大部分是农村的集体用地，因为征收的程序、补偿、农民的安置等问题不能很好的得到解决，农民只能通过上访的途径，使这一问题得到有效地解决。

（二）群体性上访事件的成因

1.农民自身的局限性

在农村，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相对比较淡薄，他们没有对社会的整体利益进行考虑，在他们心中只有小我，只要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都不能接受。他们认为，上方是维护自己利益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他们认为人数越多取得的效果就会越大，相关部门就会听取自己的意见。所以他们会采取聚众上访，示威游行等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

2.一些基层部门采用消极的手段处理农民所面临的问题

在农村，一些基层组织管理涣散，村干部对自己的利益很是重视，对于老百姓反映的一些问题，大多数的部门都采取消极的措施，在处理问题是常常采用压制、推诿等手段，态度蛮横，对百姓的疾苦不管不顾，他们利用公款自娱自乐，有些甚至把政府划拨给农民的款项都据为己有，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所面临的问题，农民理所当然地对基层部门失去信任，基层部门的种种行为引起了民众的反感。对农民来说，除了上访，他们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了。

3.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国务院《条例》第十八条明文规定，多数人反应共同意见、建议和要求，需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事项，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不超过5人。但对于超过5人的。

（三）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影响

1.能够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

群体性上访往往是事关很多农民利益的事，也是一件比较大的事。农民在基层部门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相互推诿，不采取积极的解决方法时，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对基层部门也是无能为力，那么上访无疑是他们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好途径，通过正常的、合法的途径上访，相关的部门能够很好地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或者是督促基层部门采取积极的措施解决农民所面临的问题。

2.能够使基层部门提高办事效率，优化管理体制

基层部门如果对农民房的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农民可以向上级部门上访，上访是基层部门政绩考核的一项内容，如果上访事件较多，则说明基层部门在工作效率和管理体制上存在一些问题，那么上级部门可以责令基层部门在规定的时间里解决相关事宜，督促他们提高办事效率。司法机关在诉讼中通过判决行政部门承担其行政不作为或作为的不利后果的办法或其他途径，使基层部门有一种危机感，提高他们的责任心。

3.会导致农民对法律和行政部门的不信任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社会心态蓝皮书》调查，目前，中国社会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越来越多相同利益、身份、价值观念的人们采取群体形式表达诉求、争取权益，群体间的摩擦和冲突增加。

二、法律援助简介

（一）法律援助的涵义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和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挥和统一协调下，有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服务制度。

（二）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由国家和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实施

一般性的组织没有经过国家和政府的授权即使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不得从事法律援助工作；这一机制的设立表现了国家和政府对人民利益的维护。

2.接受法律援助的对象是特定的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律援助的对象是经济困难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人民群众或者刑事案件的当事人。

3.提供法律援助人的特殊性

能够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必须是律师、公证员或基层法律工作者等熟悉法律，有一定的法律素养和法律知识的人，他们必须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从他们的利益出发，遵守自己应该遵守的规则，不能损害当事人的利益。

4.法律援助是一项社会保障机制

它是独立于司法行政部门的一项机制，是国家和政府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为特殊的人群提供的一项保障机制。

（三）法律援助的类型

1.公法律援助

公法律援助，是指国家为当事人指派的律师援助，公法律援助应当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根据《法律援助条例》和《刑事诉讼法》相关的规定，当事人在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也就是说，在特定情况下法律援助机构必须无偿的派相关的法律服务者为当事人提供援助，维护他们的利益。有关公法律援助的规定也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为人民利益出发设立的，体现了党、司法、行政等部门对农民利益的重视。

2.私法律援助

私法律援助，是指社会律师无偿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形。在遇到一些比较重大或特殊的，有影响的案件，一些律师主动无偿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况。没有国家和政府的干预和强制性的规定，律师可能是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考虑，也可能想通过一些特殊的案子或者群众特别关注的案子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三、法律援助介入群体性上访事件的意义和作用

（一）有利于维护法治秩序，构建和谐社会

农村中，当事人的法制意识比较淡薄，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在他们看来，人越多、声势越大、行为越极端，他们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得到维护，所以在他们的利益遭到侵害时，他们都会采取静坐、游行、围攻党政机关等一些非正常的手段，给政府、人大、法院等上访接待部门施加压力，这样严重的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和政府设立的一项保障机制，是政府解决利益冲突的渠道之一，法律服务者可以通过引导、教化等各种形式使群体性上访规范化、法律化，使他们认清问题的根源，增加他们的法律意识，采取合法的方法维护他们的利益，也是得全体人民的利益趋于一致，协调好各种利益的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二）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当前，我们国家最需要的就是社会稳定，社会的稳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和根本需要，维护社会稳定最优的方案就是控制社会，使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有序的进行，有序社会是社会矛盾较少和社会矛盾较容易解决的社会。社会矛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均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另一类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前者可以通过仲裁、司法、调节等途径加以解决，经过法定的途径和程序之后，一般都会很好地解决。相对于群体性上访事件而言，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他们的利益遭到侵犯时，他们往往不知所措，不懂得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他们只能通过自己认为最好的手段—上访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法律援助的介入，使广大人民群众有了导航，通过法律援助者的指引，他们懂的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避免了各种冲突和犯罪现象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三）有利于巩固政权

农民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多发性，从侧面反应出我国基层政府对村社干部管理不严，工作方式简单；基层组织失信于民，引发农民对抗情绪；我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完善等相关的问题，群众通过上访，能够使基层政府和组织认识到自己本身存在的问题，让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或者通过上级对下级的监督等途径使政府、法院等机构的工作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法律援助的介入，能够更好地促使各项制度的规范化，法律工作者引导上访事件有序的进行节约了社会资源，减少了暴力性事件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稳定，使群众的利益得到了维护，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够相信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有能力领导他们，才能够坚定不移和领导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有利于政权的巩固。

四、法律援助介入群体性上访事件的途径探索

法律援助介入事件的路途，还是一个较新的课题，笔者认为，法律援助机构、司法行政机关和部门应当直接合作，信息共享，人员互动，组建专门办事机构，专门财政拨款。

第一，由法律援助机构牵头，充分利用本地法律执业人员资源，挑选一批有一定社会影响、办事公道正派、组织和群众信得过的法律执业人员组建一支应对突发性的法律援助队伍。法律援助机构、机构和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平时应当加强对援助律师政策方面的教育，加强工作调度，一旦出现，要拉得出，面对各种问题，要应对自如，回答群众问题，要有理有据，做到疏导和维权并重。

第二，联合办公机构要形成一套处置方法和策略。法律援助律师介入突发性，其主要工作方式是开展法律咨询，用自己所学法律知识解答诱发的各种问题。据调查，目前发生的中，大部分群众反映的问题是合理的，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因此，处置突发性时，务必要弄清事件发生的原因、群众心态和现场情况，慎重决策。要注意方法的灵活性和策略的多样性，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第三，一旦出现群体性上访事件，机构和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主动介入，指派法律援助律师为相关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

第四，要做好后续保障工作。突发性发生后，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处理好的，有时需在现场连续处置好几天。如土地纠纷、医疗事故、工伤事故造成死人后引发的，死者一天不安葬，赔偿款没有落实之前，警报一刻也就不能解除。

参考文献：

[1]陈琴.案例注释本[M].法律出版社，2012，3.

[2]薪薪.上访村谜语[M].作家出版社，2012，9.

[3]童之伟.体制在中国宪法框架中的合理定位[J].现代法学，2011，（1）.

篇3

[关键词]诉讼保险，诉讼费用，法律援助

诉讼保险制度，其具体含义是指投保人通过购买确定险种(诉讼险)，在自己与他人发生民事诉讼时，由保险公司通过理赔方式向投保人支付诉讼费用的保险制度。具体而言，即公民预料到自己将来有介入到诉讼纠纷中的可能，在尚未发生诉讼纠纷之前，每月或者每年预先支付一定数额的诉讼保险费用，一旦将来发生诉讼事项，便可通知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代为支付包括聘请律师费用在内的一切诉讼费用。在诉讼保险的法律关系中，保险公司实际上承担了解决法律援助律师费用及其他诉讼费用的责任(即保险公司成为法律援助资金的相对承担者)，从而减轻国家负担。

一、诉讼保险制度的功能与缺陷

1.诉讼保险制度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实现接近正义的客观需要

现代国家强调法治主义，民事纠纷的最终解决是靠采用排除自力救济的民事诉讼制度。但是，公民利用民事诉讼制度实现权益的前提是必须支付民事司法运作的经济成本。目前，各国普遍规定对公民的民事诉讼采用收费制，从到上诉，从案件受理费到律师费，还有如鉴定费、证人费、差旅费等众多的其他诉讼费用，这对当事人而言已经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通过设立诉讼保险制度，可以使民众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将自身的诉讼费用风险融人商业保险的运作中，从而降低和减少诉讼所带来的费用风险，在此基础上获得接近正义的保障。

2.诉讼保险制度能够缓解法律援助的压力

由于我国国情，加上政府财政经费有限，导致现实中法律援助制度的涵盖范围极为有限，法律援助的作用也始终无法达到保障所有需要援助的公民都能充分利用诉讼救济自己权益的程度。如果设立了诉讼保险制度，使一部分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民众从对法律援助的期望转向投入与回报相均衡的诉讼保险中来，这样既不会影响法律援助对贫困者维权的救济，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中等收入民众维权的可行性，从而实现法律救济的合理化和最大化。

3.诉讼保险制度能够稳定律师收入，提高律师业服务水平

引进诉讼保险制度，当事人会因经济压力的缓解而积极地利用诉讼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诉讼保险保障了当事人能够自由选择由保险公司付费的律师，这样当事人会更积极地聘请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律师帮助自己进行诉讼。从律师的角度来看，提供诉讼保险的保险公司为当事人提供侯选律师的做法不仅使律师诉讼案件的机会增多，而且律师为了能够诉讼保险公司投保人的诉讼，必然会通过提高其自身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方法来同其他律师竞争，从而最终促进律师业的健康发展。

4.诉讼保险制度可以使诉讼风险在社会上得到最大程度地分散，并促使当事人通过司法救济的手段来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终提高公民的维权意识与法治观念

投保人通过购买确定的险种(诉讼险)，在自己与他人发生民事诉讼时，由保险公司按照诉讼保险合同的规定向投保人支付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诉讼费用。保险公司根据大数法则和数理统计的理论集合大量诉讼保险标的，让所有参加诉讼保险的投保人来分化某一具体的投保人的诉讼风险，并且通过再保险和保险资金多渠道投资，从而最终使诉讼风险在社会上得到最大程度地分散。同时，诉讼保险制度还能解决民众对诉讼的顾虑。当事人只需交纳一定的保险费来购买诉讼保险，则由保险公司来替当事人承担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上的风险，从而使当事人通过司法救济的手段来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公民的法治观念。

不可否认，诉讼保险制度也具有以下先天不足之处。一是它的覆盖面比较窄。该制度基本上只适用于那些感到自己很有可能介入法律纠纷的中等收人阶层，事实上无法满足真正贫民的法律要求。因此，从筹集法律援助资金的意义上看，诉讼保险并不是一条最佳途径。二是诉讼保险制度使得律师依赖于保险公司来获得报酬，容易造成保险公司操纵诉讼的不良后果。三是设立诉讼保险制度会大大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从而导致当事人滥诉现象的出现。四是诉讼保险的实行通常具有一定条件的限制。如果被保险人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他就应当去申请援助，保险公司将不补偿应由法律援助支付的那部分费用。只有当因经济理由申请免费诉讼被拒绝时，诉讼保险才可以使用。

二、我国建立诉讼保险制度的障碍

1.观念的落后

由于我国国民的诉讼意识和保险意识都欠发达，所以国民对接受诉讼保险制度缺乏足够的观念上与思想上的准备，这会严重影响诉讼保险需求的形成和规模。可是，如果诉讼保险需求达不到一定的量，相应的诉讼保险供给也不会产生，这是我国当前建立诉讼保险制度的最大障碍。

2.移植诉讼保险制度缺乏相配套的必要的法律规范与保险技术

首先，在我国，还没有任何有关由第三人来支付诉讼费用的法律规范，诉讼保险制度还缺乏相应的法规支持。再：者，由于我国保险业目前对诉讼保险制度尚未予以关注，因而缺乏技术层面的经验与知识，更不用说相应的保险法律规范了。

3.目前我国律师收费在计算土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这对于引进诉讼保险制度也存在极大的困难

诉讼保险制度的良性运作是以当事人、保险公司以及律师之间的良性互动为保障的。如果律师收费不确定，那么就会导致当事人认为保险公司为了节约费用而向当事人提供素质差的律师，保险公司也会因律师收费不明确而担心自己的盈利状况，从而潜意识地从降低成本方面考虑聘请收费低廉的律师，而律师为了招揽业务，不惜降低费用，引发律师业内部的不正当竞争。

4.制裁当事人滥诉制度的缺失，也是诉讼保险制度移植的障碍之一

由于部分公民因一些小事而大肆兴讼，不仅导致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使司法机关不堪重负，无法集中精力处理重大案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法律缺乏制裁当事人滥用诉讼制度的规范。如果移植诉讼保险制度，滥诉问题势必将同样困扰保险公司。

三、我国建立诉讼保险制度的前提

1.公民的法治观念与保险意识的培养

引进诉讼保险制度，离不开国民的法治观念与保险意识，而这些是可以通过普法宣传、具体诉讼保险产品的介绍，逐步培养出来的。因此，可以借鉴德国的成功经验，开展大规模的诉讼保险宣传活动，为诉讼保险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2.律师收费标准的明确

目前在我国律师收费标准暂不统一和明确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无法比较可靠地预测投保人的诉讼风险以及确定保险责任和保险费，因而投保人也无法根据自己可能承担的诉讼风险的大小决定购买相应的险种。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操作性较强的律师收费标准

3.为了防止当事人的滥诉，必须强化诉讼风险告知制度

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法院都开始推行诉讼风险提示制度，使当事人在立案阶段就能预知案件审理和执行中潜在的风险，此举无疑彰显了法院打造“服务型法院”的服务理念。实际上，律师事务所在接受案件前进行民事诉讼风险告知制度，则更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在设立诉讼保险之后，由保险公司向当事大提供有一定权威的法律专家来对当事人进行事前诉讼风险预测以及风险告知，这样既能便当事人不会盲目地诉讼而加重法院的负担，又可帮助当事人购买合适的诉讼保险，从而推动我国诉讼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4.保险公司的充分关注与积极推动

诉讼保险并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其所涉及到的技术问题，只能由保险公司组织力量进行开发研究。可见，如果没有保险公司的积极推动与参与，诉讼保险无疑只是纸上谈兵。

四、我国开办诉讼保险的可行性设计

1.诉讼保险的适用范围与条件

如前所述，西方的诉讼保险一般只应用于民事诉讼领域。那么，在行政诉讼乃至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依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鉴定费、差旅费等费用。那么，诉讼保险能否及于三大诉讼的范围，值得思考。

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结合三大诉讼面临的不同风险进行具体分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诉讼保险原则上是可以适用于三大诉讼的。德国最初由机动车保险领域把业务拓展到整个民事诉讼领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也有国家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比如，瑞典在刑事案件中规定诉讼保险原则上适用于为被控告过失犯罪的人提供辩护，但是其过失不得为严重过失。那么；无论是在民事诉讼还是在行政诉讼中，具有明显胜诉可能的原告一方完全可以通过诉讼保险支付律师费用等。

尽管诉讼保险原则可以适用于三大诉讼，但在案件范围上也都会有一定限制。在具体种类的案件中，保险的范围往往受到不同的限制。如在意大利，保险案件大多用在与机动车事故有关联的或影响不大的方面；在瑞典，与住宅保险紧密相连的诉讼保险对于被保险人有关住宅方面的诉讼是有效的(但离婚除外)。对有关被保险人的职业、房地产或者汽车的诉讼无效，而且保险标的不得低于200瑞典克郎。在丹麦，某些诉讼种类被排除在外，例如以被保险人为清偿债务人的纯托收诉讼，不适用于诉讼保险。

2.诉讼保险的适用形式

国外诉讼保险的形式通常包括单独式、附加式以及合作式诉讼保险等。其中，单独式诉讼保险是指不与其他保险相联系的、独立的诉讼保险。附加式诉讼保险是指在其他险种上附加诉讼保险的诉讼保险，其投保对象主要是房地产诉讼和机动车诉讼。这种诉讼保险并非单独的保险险种，按规定不能单独购买，而是和其他保险一起销售。如在瑞典，诉讼保险常和火灾保险、家庭保险一起销售；在丹麦，诉讼保险被作为其他种类保险如家庭或汽车险的一部分。最常见的种类是与家庭保险相结合，为被保险人个人的诉讼提供保险。合作式诉讼保险是指从事传统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与专营诉讼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以合作方式办理的诉讼保险。相比较而言，在我国公民保险意识与法治意识并不太高的情形下，单独的诉讼保险形式似不可取。附加式诉讼保险也许对普通国民更有吸引力。考虑到刚开始诉讼保险并不普及、聘用律师进行诉讼成本需要预测的情况，由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保险公司分别设立诉讼保险成本过高。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如果引进这一制度，首选的形式应当是采用合作式诉讼保险。这样的好处在于业务集中，专业化比较强，更容易被国民信任。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专业的保险公司，这也是一个发展趋势，所以，把诉讼保险交由专业的诉讼保险公司与传统保险公司以合作方式办理，诉讼保险更为可取。

3.诉讼保险的承保风险

通常情况下，国外的保险公司承担的诉讼风险包括合作风险与异议风险两种。前者仅涉及利用诉讼的潜在费用，它主要是承保由诉讼进程时间不确定但必须对此进行事先预测而产生的风险。合作风险体现着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在设置和选择险种以及收费上的一定的可预测性。因为在合作风险的承保范围内，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费用的理赔数额是可以进行预测的，这是根据一国法律对现有的法院体系及案件的适用程序有明确规定而得出的预测。比如保险公司在遗嘱确认案件所适用的法定诉讼程序计算出可能理赔的诉讼费用额，而投保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投保对象和投保额度。总之，合作风险的案件保费相对容易确定。而在异议风险中，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是难以预测的。因为异议风险的案件发生在时间上具有不确定性。比如交通事故、合同违约或者侵权行为，其发生的时间和所需要的诉讼费用是难以预测的。由于异议风险案件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有可能导致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等数额巨大。不过，一般来说，正是因为异议风险的存在，才促使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保险方式来分化个体的诉讼风险负担。这也是诉讼保险制度得以产生和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可以相信，我国在引进诉讼保险制度之后，异议风险的案件应当是吸引投保人的主要类型。在这方面，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协商保费或者分阶段收取保费等技术性方法予以调整。

4.诉讼保险的保险责任

篇4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的价值根基

第一，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法治理念和法律信仰。“法学被誉为是‘强国’和‘治国’之学，法学知识和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和民族得以强盛的有力保证。”“诊所式法律教育”通过让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活动，培养学生自觉运用法律思维方式来思考现实问题，并按照法律规定轨制自己的行为，同时产生对法律的归属感与依恋感，由此激发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并愿意为之而献身。如此他们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才能真正地做到依法办事，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为我国法治化的最终形成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律师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是法律人依据法律品性将其思维走向进行规范、概括和逻辑梳理而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是受法律意识、法律逻辑和法律技术影响的思维方法。在我国，传统法律教育往往倾向于“法官思维”的培养，教师亦习惯于以法官的身份教学。但我国目前高等院校每年有大量的法律专业毕业生，其中大多数学生无法从事法官职业。若选择律师行业，就需有“律师思维”的习惯。在法律诊所里，往往要求学生用律师的思维去考虑问题。此种教育模式要求学生认真思考办案的每一个细节，并结合案件中的具体事实和证据进行分析，同时考虑法律与事实背后的联系，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诊所式法律教育”注重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教会学生如何创造性地认识法律和理解法律，利于培养学生的“律师思维”方式。

第三，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高等法学教育不应培养大量的人云亦云的背诵机器，它培养的应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掌握法理精髓的真正法学人才。在法律诊所里，学生是案件的实际承办人。由于这些案件多为真实案件，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教师的职责则是帮助学生从这种经历中获得实践经验，体会律师和法律条文的真正含义。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的目标不再是寻求所谓的标准答案，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为当事人谋取合法权益。为此，学生会想方设法寻求证据，支持本方的诉讼主张，并说服法官接受自己的观点，此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

第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传统法学教育利用教科书进行职业伦理道德教育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在法律诊所真实角色扮演过程中，学生被要求做到在职业责任上的过硬，包括保密义务的遵守，严肃认真对待案件和当事人要求的敬业精神，严格按照法律要求办事，坚决抵制违法行为的责任心等，最终让他们形成一套良性的职业道德观。另外，法律诊所主要是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但这些弱势群体由于受到自身经济能力的限制，在诉讼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诊所式教育使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又用其所学法律知识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体验到法律的伟大、正义的神圣和为他人服务的乐趣，此有助于培养学的生服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特点

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引入，是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一大尝试。该种教育模式更能培养适合我国现代社会所需的综合性法律人才，其具体特点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平等的教学模式。诊所式法学教育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老师和学生，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教师往往是谈论话题的引导者和帮助者。在法律诊所的课堂中学生可以充分地运用自己在课堂上学到的法律知识，按照自己喜欢的办案方式和程序来进行活动。课堂上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一切都是据具体案件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此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老师往往以旁观者的身份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宏观指导，并适时修正学生的偏差，以使学生获得相应的法律知识。

2、真实的教学内容。传统法律教育的思维培养往往建立在已知和想象的基础上，这种教育模式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学生的应变能力得不到有效训练；二是因无法直接办案，学生往往不能设身处地的理解当事人的感受，难以锻炼其职业责任心；“诊所式法律教育”建立在真实的案件背景的基础之上，学生通过办理具体案件，培养了其对法律问题的判断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技巧。同时，通过与具体当事人的沟通也使他们深刻感受到作为法律人应当具有的执业责任心和职业道德，并加深对法律制度、法律知识、法律条文的理解。

3、新颖的教学方法。相比传统的教学方法来说，“诊所式法律教育”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法体现其新颖性：（1）提问式教学法。在处理真实案件中，诊所老师不断地提出各种问题，启发学生积极主动地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地思考法律现象、法律事实与法律知识之间的关系，做到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的结合；（2）指导式教学法。在法律诊所当中，老师对学生的指导通常单独进行，并从中发现问题，同时对具体问题进行指导；（3）合作式教学法。这种合作式教学既包括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当事人之间的合作。以此培养学生学会与人交流的技巧。（4）模拟训练教学法。这种方法让学生模拟不同的诉讼角色，感受不同角色的心理背景，从而获得真实的角色经验。

4、丰富的教学效果。传统法学教育重视对学生学理性思维的培养，将正义和公平的理念贯穿于教学内容中，却使得学生在面对现实和考虑具体问题时往往陷于抽象的价值判断，难以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对来说，在诊所式课堂上，学生可以体验不同角色，进行不同角度的思考，能够全方位认识到法律不仅包括“书本中的法律”，还有法官的法律、当事人的法律、社会的法律。同时，通过办理具体案件，学生不但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和技巧，还进一步了解了社会，并深刻体会到作为一个法律人应当具有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职业道德。因此，“诊所式法律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的模式，其教学效果要丰富的多。

5、独特的评价方式。传统的法学教育以学生评估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师对学生的考试作为教学效果评估的标准，“诊所式法律教育”则以案件的成功率作为评估的方式，此种评估方式十分直接、有效。“诊所式法律教育”在课程结束时没有考试，它根据教学目标创造出一套全新的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价方法，这种新的评价方法同样适用于对诊所教师工作的评价。在这种评价模式中，学生对自己评价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教师对他们的评价，学生承办的案件的成败、得失及当事人对案件结果的满意度成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当然，作为教师也要让学生认识到：案件的成败固然是评价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但并非唯一指标。通过办理具体案件是否得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技能亦评价的重要内容。

三、完善我国诊所式法律教育之构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自2000年我国引入“诊所法律教育”后，经过10余年的发展，这种法学教育模式为我国培养了一定数量的综合性法律人才，但也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完善，具体见之于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我国的法学教育注重对法学知识系统性、抽象性、理论化内容的讲授，而在实践和应用教学方面则显得不足，诊所法律教育一改传统教学教师主导讲授的教学模式，将学生定位为教学主体，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另外，该种教育模式采用角色模拟和实际案件等方式，使学生直接了解和接触实践。在角色模拟中，学生通过扮演案件的不同角色，感知不同类型当事人的心理，学会从多角度观察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真实案件则要求学生以准律师的身份参与诉讼。在案件过程中，学生将独立面对当事人，自行了解案情和获取证据，设计诉讼方案，准备诉讼文书，参加审理过程，此极大锻炼了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诊所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并非简单的向学生传授法律专业知识，而是通过参与法律实践、案件等活动，培养学生认识法律、理解法律及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

2、明晰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的应有地位。“诊所式法律教育”注重法律职业化培训，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现行的法学教育需要该种法律教育模式的引入，以解决学生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差距。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它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我们应在积极借鉴和推动其在中国的发展的同时，实现其与传统法学教育之间的有机结合，共同形成科学化的职业教育模式。为此，笔者认为，从目前诊所法律教育开展的情况来看，应将“诊所式法律教育”作为选修课较为恰当。当然，考虑到“诊所式法律教育”成本的投入和效果，应鼓励学生选修诊所法律教育课程，同时增加相应学分，并准许以该课程代替教学实习，促进学生的实践能力。

3、配备精干的专业教师。由于学生是初学者，法律知识和社会阅历尚有欠缺，而法律诊所是把个体当事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工作中心，如果离开教师的参与和指导，一旦出了差错就会影响到当事人的利益。因此，“诊所式法律教育”活动应有教师或其他法律专业人员的指导作保障，最好是安排专职教师或专职法律职业人员值班做诊，有事办事，无事组织学生讨论些实例或虚拟案例，把锻炼学生、为社会服务与理论总结提高相结合，把案例和法学理论教育相结合，使学生得到系统的锻炼。同时，教师通过讨论，可使学生认识到从事这项工作所需要的知识结构。

篇5

[关键词]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障；完善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在以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为目的的刑事诉讼中，根据联合国有关国际法律文件的内容，国际社会形成了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最低限度保障的公认标准，主要有：被告知指控的权利；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辩护的权利；出席法庭、自我辩护和由其选择的律师进行辩护的权利；传唤和询问证人的权利等；免费获得译员帮助的权利以及不被强迫自我归罪的权利等。[1]笔者认为，作为刑事诉讼特殊主体的未成年犯罪人，不仅应得到与成年人相同诉讼权利和正当程序的保障，还应当享有一些特别的诉讼权利保护。然而，我国未成年犯罪人刑事诉讼权利与有关的国际标准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诉讼权利，使其与联合国制定的国际标准保持一致，应是我们目前重要的任务和目标。

一、完善未成年犯罪人刑事诉讼权利的前提性分析

（一）沿袭古代恤幼的传统理念

在中国古代法律中，最常见也最能够体现恤幼理念的当属于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它生动体现了我国古代对未成年犯罪人刑事诉讼权利的保护。早在西周时期，立法者就认识到人的年龄和认知、控制能力之间存在着联系，并将年龄作为减免刑事责任的事由之一，如《周礼・秋官・司刺》有“三赦”的规定，即赦幼弱，赦老耄，赦蠢愚。即上述三种人犯罪可以得到赦免。尽管类似的规定在古代立法中比较少见，但不多的规定还是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恤幼的思想理念。[2]

（二）顺应现代刑事法理论的发展

从19世纪末期开始，随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全面繁荣，刑事法理论中刑罚唯一的惩罚开始动摇，兼之以警示性和威慑性的预防功能，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各国普遍采用“宽松的刑事政策”，确立了“少年犯罪保护主义优先原则”。在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的影响和推动下，刑罚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形成了一些现代刑事法理论。主要有：一是非犯罪化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价值观念发生着变化，一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随之淡化、弱化，并不认为是犯罪，不一定要受刑罚惩罚。同时，社会自身的某些缺陷与犯罪之间也存在着关联性。因此，一些欧美刑法学者认为是“刑法制造了犯罪”。国家要通过立法程序缩小刑法认定犯罪的行为范围，或者从刑事立法中排除某些行为的应受刑罚惩罚的性质，改为行政处罚或对这些行为不追究任何责任。[3]二是非刑罚化理论。该理论要求，在对案件作出处理时，要淡化刑事惩罚色彩，强化教育矫治含量，实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与传统刑法观念相比，非刑罚化体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即把对已发生的犯罪的惩罚置于次要地位，而把对失足者的矫治以及将来犯罪的预防置于首要位置。非刑罚化理论还倡导以非监禁刑、免刑替代监禁刑，并积极尝试各种非刑罚处置措施，探索矫治的新途径。[4]三是轻刑化理论。该理论提出，针对某些较轻的犯罪，应当减轻法律规定的对这些犯罪的刑事处罚，尽管这些行为仍然被认为是犯罪，但在处罚时要比原有刑法规定轻得多，如适用缓刑等。他们认为对这些犯罪人施以惩罚的目的是为了矫治犯罪人，使其重返社会。四是刑罚个别化理论。刑罚个别化理论要求，要更多的以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或性的大小作为对其刑罚的重要标准，而非仅以犯罪损害的大小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而且，在适用刑罚时应当充分考虑到犯罪人的个人特性，如年龄、品格、习性和对社会危险性程度等。

（三）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殊性的需要

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在其犯罪形成的原因、刑事责任的认定以及刑罚的适用等方面均与成年人犯罪有着明显的差异，各国也因此都采取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宽容和不同程度的关怀政策。犯罪学研究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5]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性质的特殊性。一般刑事案件始终围绕着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未成年犯罪案件不仅要解决同一般刑事案件相同的刑事责任问题，还要围绕着被指控的未成年人为什么会违法犯罪，国家、社会、未成年人谁应当负更多的责任等问题，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必须考虑国家以及社会责任的问题。因此，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固然有其个体的因素，但从社会责任的现实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病态现象，更多的是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成年人本身就是受害者，社会应以矜恕之心对之，而非一味强调惩罚。[6]另一方面，未成年人具有区别于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条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涉及刑事诉讼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这些未成年人的生理乃至心理尚处于向成年期过渡的生长发育阶段，他们并不具备完全的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行为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突发性，也更容易受到社会不良环境或因素的影响和侵蚀，表现在行为上则是具有一定的反传统道德规范、社会规范以及法律规范的倾向，同时，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世界观、人生观等个性心理尚未形成，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也更容易受到矫治。因此，基于未成年人身心不成熟的状况，不仅应尽可能地减少其涉入刑事诉讼的可能，而且既使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也应对其采取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对待和特殊的处理。

（四）符合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特点

刑事诉讼程序作为国家为打击犯罪而设计的一套专门程序，主要任务是通过追究犯罪、惩罚犯罪而维护国家安全。然而，随着刑事诉讼中尊重人权、人权保护理念的逐步强化，刑事诉讼程序也从单纯地关注对犯罪的打击而进入了同时关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新时代，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体地位及权利保障的法律原则与制度得以确立和规定。正是在刑事诉讼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双重目的的指导下，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各个内容的设计和安排都必须严格遵循这一双重目的的要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不例外。[7]因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作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既要服务于打击犯罪的需要，同时也应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作为其追求的目的来实现，而且由于未成年人的身心方面的显著弱点和劣势，在刑事诉讼中就要更加注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

（五）遵循国际标准及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联合国在1966年制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公约中确定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标准的第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性文件，在此基础上1989年的《儿童权利公约》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规定也更加细致和更加深入。除此以外，还通过一系列国际性法律文件保障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权利，如1985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等。其中，《北京规则》被认为超越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共同准则，该规则从多个方面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保护提出了要求，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基本框架。《北京规则》把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作为贯穿于规则全部内容的基本原则，并倡导处理未成年人案件应运用灵活多样的处分方式，其目的是为了在不同社会条件和法律制度的国家，在保护未成年人和适应未成年人特征以及保障未成年人人权等方面制定“最低和基准”性规范，是为了能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中确立起明确的原则和应当共同遵守的标准，力求发挥对各国具有“指针”性的作用。[8]这些国际性文件，构成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障的最低国际标准。既然这些国际标准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就应当被各国所遵守。我国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赞成通过《北京规则》、《东京规则》、《利雅得准则》等国际指导性文件，理应信守和遵循。我国在联合国有关国际标准及对未成年人犯罪要区别于成年人而给与特殊保护的理念指导下，应当遵循国际标准并顺应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在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诉讼权利保护上予以完善。

二、联合国有关未成年犯罪人刑事诉讼权利的国际标准

《北京规则》第7条对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诉讼权利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标准，“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应保证基本程序方面的保障措施，诸如假定无罪、指控罪状通知本人的权利、保持缄默的权利、请律师的权利、要求父或母或监护人在场的权利、与证人对质和盘诘证人的权利和向上级机关上诉的权利。”除此以外，《北京规则》第10条第1项规定：“一俟逮捕就应立即将少年犯被捕之事通知其父母或监护人。” 第15条第2项规定：“父母或监护人应有权参加诉讼，主管当局可以要求他们为少年的利益参加诉讼。但是如果有理由认为，为了保护少年的利益必须排除他们参加诉讼，则主管当局可以拒绝他们参加。”《联合国保护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8条第1项规定：“这些少年（待审讯被拘留少年）应有权得到法律顾问，并应能申请免费法律援助（如有这种援助的话），并能经常与法律顾问进行联系。此种联系应保证能私下进行，严守机密。” 另外，《北京规则》第20条还规定：“每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第8条规定，少年犯在各个阶段享有隐私权。《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4款规定：“对少年的案件，在程序上应考虑到他们的年龄和帮助他们重新做人的需要。”第14条第1款规定：“对刑事案件或法律诉讼的任何判决应公开宣布，除非少年的利益另有要求，……。”《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为被指控触犯刑法的儿童提供了以下程序保障，包括无罪推定、被告知指控罪名、获得独立公正的主管当局或司法机关的迅速审理权、要求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在场、不得被迫作口供或认罪、要求高一级主管当局或司法机构复查判决、获得免费翻译、尊重隐私权。还有《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规定了被逮捕或待审讯的少年应享有的权利，包括：假定无罪权、尽可能避免拘留而且时间尽可能缩短、有权获得法律顾问并申请法律援助、有权获得一定的拘留待遇。

从以上联合国法律文件规定的内容中，笔者概括出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诉讼权利主要有：无罪推定权；沉默权；法定人到场权；迅速及时处理权；法律援助权；不公开审理权；非关押权等。可见，作为刑事诉讼特殊主体的未成年人，不仅应当得到与成年人相同的诉讼权利和正当程序的保障，享有如无罪推定，保持沉默等权利外，还应享有基于其自身的特殊性被赋予的一些特殊的诉讼权利。如审判不公开、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场权等等。[9]

三、我国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刑事诉讼权利的规定及缺憾

我国《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中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规定，除了使其享有与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同的普遍性权利，如有权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有权申请回避；有权聘请律师及获得辩护；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权阅读侦查讯问笔录及法庭笔录，并对笔录作补充和改正；有权参加法庭审理向有关人员发问；有权申请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和勘验；有权作最后陈述；有权对一审裁判不服提出上诉；有权对生效裁判不服提出申诉；有权对侦查、检察、审判人员侵犯自身合法权益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提出控告等以外，还规定其享有一些特殊的权利，即：（1）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2）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3）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从我国有关法律对未成年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的规定来看，基本上符合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同时也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

（一）法定人的到场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似乎法定人到场是可有可无的。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9条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性规定：“开庭审理前，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人的法定人出庭。法定人无法出庭或者确实不宜出庭的，应另行通知其他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出庭。经通知，其他监护人或者成年近亲属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卷。”但由于未能对法定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加以规定，只是简单的“记录在案”，故而无法对法定人起到拘束的作用，也不能充分发挥法定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功能。

（二）法律援助（指定辩护）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2款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由此可见，我国的指定辩护只能由人民法院进行，这使未成年犯罪人的指定辩护（即法律援助）只能在审判阶段存在，而不可能提前至侦查、阶段，这就对未成年犯罪人在侦查、阶段的权益保障产生了一定的限制和影响。

（三）不公开审判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52条款规定，“14岁以上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但同时规定“如果有必要公开审理，必须经本院院长批准，并且应适当限制旁听人数和范围。”另外，即使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依《刑事诉讼法》第163条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因此，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不公开”仅限于法庭审理阶段，而“公开宣判”的进行，也同样会对未成年犯罪人重新做人，保护其隐私权等造成困难。

除以上立法上存在的问题外，还有就是对未成年犯罪人强制措施的适用上也存在着与国际标准的差距。另外，在司法上也存在着一些缺欠，如：司法机关职能设置方面就存在问题。由于没有形成一项法定的权利告知程序，而且缺乏侵犯未成人诉讼权利的救济制度，“无救济即无权利”，如果对侵犯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行为没有合理的救济，那么对权利的规定即使有也形同虚设。

四、我国未成年犯罪人刑事诉讼权利的立法完善的思考

刑事法律作为法律制度中最能体现一个社会人道、文明程度的规范核心，并且作为人权保障的最后屏障，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是所有法律制度中最为核心、最为根本的、最后性、底线性的保护。[10]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的完善，尤其是诉讼制度的完善就十分重要。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完善：

（一）建立、健全法定人介入制度

根据《北京规则》第15条规定，法定人参加诉讼是其应享有的权利，也是其应承担的义务。各国立法均对未成年人法定人到场制度有明确的规定，而且还相应规定了在法定人无法到场时采取的替代性措施，如在英国就有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其基本含义是指警察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适当成年人（如监护人或者专设的适当成年人）到场。适当成年人到场的主要作用是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协助其与警察沟通，同时监督警察在讯问过程中是否有不当的行为，[11]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首先，将“可以”改为“应当”，即改为“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并规定在一般情况下，没有法定人到场时，不能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拘留、逮捕和控告。其次，对法定人无法到场时的替代性措施予以明确规定。再次，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场而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最后，建立一套完善的权利告知规则，以便未成年犯罪人的法定人参加诉讼，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二）完善指定辩护等法律援助制度

笔者认为，参考联合国及各国有关未成年犯罪人的法律援助的规定及司法实践，我国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法律援助（指定辩护）应从以下方面予以完善：首先，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法律援助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全过程，即在侦查机关第一次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告知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可以聘请律师，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没有聘请律师时，应当指派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审查及审判阶段，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为其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其次，建立一支专门的律师队伍，为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并为法律援助提供专门基金或专项拨款，以保障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法律援助得以实现。再次，加强对未成年犯罪人法律援助的监管制度，包括对律师的选择是否适当，经费的合理使用等进行监管。

（三）完善不公开审判制度

《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第2款（b）项（7）规定：“其隐私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均得到充分尊重。”《北京规则》第8条明确规定：“应在各个阶段尊重少年犯享有隐私的权利，以避免由于不适当的宣传或加以点名而对其造成伤害；原则上不应公布可能导致认出某一少年犯的资料。”前联邦德国《青少年刑法》第48条规定：“进行审判的法庭不得公开进行审理和宣判。”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不公开审理，应改为不公开审判，即将对未成年人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在宣判时也不公开进行，这样不仅可以使法律条文有内在逻辑性统一，而且也可以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不利因素减少到最小，从而在刑事审判中真正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权益，促使其重新做人，回归社会。

在法律中对诉讼权利加以确认是诉讼权利取得和实现的基本前提。因此，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诉讼权利，关键要在立法上予以完善，并在司法上采取积极的措施，另外还应在思想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有这样，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诉讼权利才能得以真正保障和实现。

[参考文献]

[1] 赵建文.关于被告人权利的最低限度保证[J].法学研究,2006(2).

[2] 雷海峰.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初探[J].青少年问题研究,2005(4).

[3] 刘志成、熊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解不诉探讨[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1).

[4] 丁寿兴、刘玉奇.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措施的理性思考[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4(2).

[5] 徐美君.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理论基础[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4).

[6]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7] 徐美君.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理论基础[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4).

[8] 陈光中、丹尼尔・普瑞方廷（加）.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9] 温小洁.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研究[J].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篇6

关键词：法学教育；教育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诊所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240-02

我国的法学教育模式经历了前苏联教学模式到大陆法系教学模式，再到英美法系教学模式借鉴。近二十年，我国法学者和法学院非常重视法学教育方法的研究。大量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我国法学教育方法的改革与进步。然而在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尚未走出困境，仍然处于探索之中。有必要对法学教育法方法进行梳理和比较，以期寻找一条符合我国法学教育现实的法学教育方法。

一、法学教育方法的梳理

通观全球法学教育，教育方法主要包括“讲授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和“诊所式教学法”三种方法。不同的教育方法有各自的侧重点。

“讲授教学”为大陆法系国家法学教育所普遍使用。我国全面的法学教育开始于建国之初，是对苏联“讲授教学法”的全面学习借鉴。该教学方法强调对法律规范背景和含义的讲授，对法律概念和具体理论进行梳理、分析和阐释[1]。讲授教学法只能在教室课堂进行，教师是课堂的主角，学生更多是接受和吸收。学生参与较少。

“案例教学法”（casemethod），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开创。真正将案例教学法引入法学教育并将其推广，归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哈佛法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弗・各伦斯布斯・兰德尔。其后，美国的其他法学院纷纷效仿，并为其他国家的法学教育所学习借鉴。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法学教育过程中，大量采用课堂案例分析、案例专题讨论、现场案例教学、司法实践等多种方式，通过引导学生研究和分析案例，生动形象地解释法律的内容，深刻揭示其法理内涵，帮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和提高法律职业素质的教学方法[2]。

“诊所式教育法”起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是建立在对案例教学法的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诊所式教育法产生的背景是当时美国对法律现实主义的强烈要求和法律应用性的重视，与此同时，美国法律界认识到法律应当为更多的平民服务，尤其应当为贫穷人士提供法律援助。在多种条件的推动下。美国的法学院纷纷设立了诊所法律课程。诊所法律课程效仿美国医学院的课程设置，学生在法律教师和职业律师的指导下，对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参与真实案件，从中理解法律知识的含义和应用，并且掌握法律应用的知识和技巧。该方法的互动性和真实性缩小了法学教育和法学职业要求之间的距离，提高了学生的法学应用能力。由于此方法的巨大成功，诊所式教学方法逐渐被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所采用。

在美国福特基金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法学院为代表的7所法学院校于2000年开始试行法律诊所教育尝试。此后，其他部分法学院校陆续学习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然而在目前，法律诊所教学模式未被我国法学教育广泛使用。我国还处于对诊所式教学的尝试和摸索阶段[3]。

二、不同法学教育方法的利弊分析

讲授法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学教育的传统教学方法。该方法注重法律基础知识的系统理论，注重法条的内涵阐释。该方法对于理论的系统讲解有助学生对法律基础知识和法条的深刻理解，有助于学生开展系统的法律理论研究。然而，讲授法受到了更多的是诟病：该方法偏重于老师的讲授，学生参与程度低，师生互动少；在教师的讲授内容中，重理论，轻实践；学生多被动接受，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机会少。因此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未得到培养。尽管理论基础对于法律适用具有重要前提性作用，但是由于理论与千变万化的实践有着巨大的差距会导致教学与法律实务工作脱节。此教育方法下的法学学生在工作中往往感到理论的无用，无法很快适应法律实务工作的需要，甚至在工作中无法开始新的法律适用的学习。因此讲授法被批判“过于务虚”。

案例教学法普遍运用于英美法系国家，这与英美法系判例法律渊源有很大关系。判例法要求使用案例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注重运用案例对法律知识进行讲解，注重学生的讨论和参与。该教学法因形式的多样性、灵活性，注重锻炼学生实践思考能力而被称赞。但其也容易导致所授知识缺乏体系性，对于法律基础理论的掌握不够全面；案例的非真实性和静态性也致使案例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针对性和时代性。且法理学和法制史等纯粹理论法学学科无法进行案例教学方法。此外，案例教学复杂耗时，对法学课程要求高，很多时候无法达到预期效果[4]。

相较于案例教学法，诊所式教学方法在课程的安排、教学内容和师资构成方面均有很大改进。这种教学模式将学生置身于真实的案件环境之中，从中引导学生掌握法律规律和原理，并且掌握法律职业的技巧和方法。该方法强化了法科学生处理法律纠纷、适用法律规则的实际应用能力，缩短了法学院校的教学与真实法律事务之间的距离，增强了法学毕业生对法律实务工作的适应。诊所式教学方法在美国大受推崇，但是在我国还处于推行阶段。诊所式教学方法已经经历了十余载的探索和推广。截至行文之时，诊所式教育方法在我国并未获得美国式的全面成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诊所式教学方法的部分弊端。相较于其他法学教学方法，诊所式教学方法对课程安排、任课教师和社会支持的要求更大。此外，诊所式教学方式立足于美国现实的需要，其更多的站在培养律师的角度出发的，学生的诊所式教学中，以准律师的身份提供法律援助，从中掌握法律职业技能，培养律师思维和职业道德[2]。对于培养法官、检察官职业的法学教育而言，此方法并不能全盘接受。

三、我国法学教育方法的选择

前述不同法学教育方法的利弊是对法学方法的直接比较结果。具体的法学教育的优劣并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不同法学教育背景和教育目标出发进行选择。域外经验能够提供有力说明。

德国作为成文法国家，其理论的博大精深要求讲授法是该国法学教育的主导方法。尽管为了法律职业的要求，德国也引入了英美国家的案例教学法，但是对该方法进行了很大的变通，而对于诊所法却未大力的提倡。这缘于德国的司法考试是从培养法官出发的，因此，案例教学法和讲授法更符合这一法学教育目标。美国尽管大力的推崇诊所式教育方法。但是至今，案例教学法仍然是美国的主导教学方法[5]。这缘于诊所式教学法尽管对于律师职业的培养具有重大成效，但是并不能完全满足法学基础理论的传授和培养法官、检察官的法律职业技能要求。

我国法学教育不能一味追求新方法，而应当从我国法学教育的需要以及我国的法制环境出发。我国法学教育有不同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背景和现实。第一，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且传授法的教学方法根深蒂固；第二，我国法学学生不断扩张，法学学生数量大；第三，我国法学学生就业困难，以法官、检察官就业为主；第四，我国法学教育从大学开始，学制和课程安排不同于欧美国家；第五，受社会就业的影响，我国法学学生攻读研究生的比例越来越大，法学研究生教育的研究型目标已经更改。尽管我国的法学者对于我国的法学教育目标有着大量的争论，不可否认，因为社会现实的需要，我国的法学教育不能采取单一的法学教育方法，而必须采取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法学教育采取不同方法。

在本文看来，我国法学教育本科阶段初期1～2年级应当注重基础理论的传授，其中贯穿适当简单的案例。在学生具备基本基础理论和思维之后，逐渐加大案例教学法，加大案例的真实性和复杂性。在本科大四阶段，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进行不同的实习。美国的律师职业实习虽然区别于诊所式教学。在我国，由于法学院校与社会法律资源的共同利用不多的现状下，诊所式教学在实习中才能够真正实现。我国的诊所式法学教育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站在律师角度的诊所式教学，还应当加强法官、检察官职业思维和技能的教育。因此，我国仍然应当保留传统的实习工作，且应当加强。对于立志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官检察官职业的，应当安排在法院、检察院进行实习工作。立志从事律师职业的，应该安排进行诊所式教学方法。我国应当将实习纳入课程安排和学生学分计量中。将实习作为教学的一部分，改变现有法学教师不再对实习学生进行指导的做法，加强法学教师对实习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在实习中通过具体案例进行法学教育。

在研究生阶段。法学硕士应当综合讲授法和案例法，运用案例法引发学生对于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能力，运用讲授法引导学生的法学研究能力。对于法律硕士，应当进行区分，法学法律硕士应当进行诊所式教学方法，对于法律法学硕士应当在讲授法讲解法学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再进行诊所式教学方法。

法学教育改革是一个宏大的教育工程，教育方法仅仅是实现法学教育改革目标的一部分。要实现法学教育的改革，还需要在法学培养模式、课程安排和师资力量的配套措施以及社会法制环境、就业形势等社会力量的支持。

参考文献：

[1]于博.德国的法学教育及对我国的启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3）.

[2]王宏亮.案例教学法的含义及其利弊分析[J].当代教育科学，2009，（21）.

[3]江国华.法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J].河北法学，2012，（4）.

篇7

这次到翔安去政府实习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尽管当中有过抱怨和畏缩，但无损我对翔安的好感。第一次，它让我想要停留。在这里，每日每日地伴着欢声笑语，连脚步也是轻快的。事实上，这里很简陋，日子也很平淡，却是一个能轻易让人遗忘世界，丢掉烦恼的地方。这里有单纯的快乐。

当然，在这为期三周上午实习中，我也收获了许多：待人接物要真诚热情，要努力做好分内的工作，积极迎接新事物，尝试随时随地把自己融入集体……面队社会，我们代表的就是学校、学院、系，代表的是新一代大学生的面貌，我们很在乎这个社会对我们的评价。因此，我们竭尽所能去尽快适应工作和环境，希望能全面展现我们的能力。

实习就是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扎实基础。通过努力在劳动监察队的实习，我懂得它的工作主要是处理劳动纠纷中的工资纠纷以及监督用人单位是否按规章制度运作;它的主要目的是实行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是国家保护弱势群体的一个重要举措。由此，我还认识到普法的重要性，了解到当前公民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现状。虽然国家力行保护弱势群体，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不可避免地存在：

(1)劳动关系不规范。用工秩序混乱，大多数用人单位没有按《劳动法》与劳者签订劳动合同，部分已签定的合同也存在着许多“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内容和条款，如：一些从事建筑、采矿等危险行业的用人单位私下与农民工签订“事故责任自负”的“生死合同”。

(2)劳动权益受到侵害。表现在：一、加班不给或少给加班工资。农民工大都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待遇低。二、拖欠甚至拒绝给付工资。三、休息休假日权利没有落实。不少用人单位在国家法定节假日也不让农民工休息。四、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导致农民工职业发病率较高。

(3)社会保障权利缺失。大部分用人单位没有为农民工进行社会保险登记，不给农民工买社会保险。农民工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的情况下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没有得到保证。

(4)社会权益得不到尊重。主要表现在：一、社会歧视。农民工这一称谓不仅是对民工身份与职业分离的形象描述，也包含了许多特定的含义，是一种歧视性称谓。二、农民工子女得不到良好教育。城市正规学校入学的户籍体制使很多农民工子女不能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能够进入也需要交纳高额借读费。

建议：

(1)完善权益保护的政策机制。一、尽快出台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相关政策。二、加强对劳工合同的管理。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2)加强就业前培训工作。通过培训来提高农民工的整体素质，搞好两个培训：一、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劳动力价值。二、结合技能培训做好农民工维权的教育。

(3)转变城市主题的管理理念：改变农民工实行经济接纳和社会拒入的态度。城市管理部门要实行积极的农民工管理制度，取消对农民工的各种歧视，多增加一些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上学，不增收其他费用，确保民工子女正常上学。

篇8

撰写人：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

2021年律师党员个人总结报告

一、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行业规范，履行法定职责

本人在执业过程中，认真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和言论。积极主动的服从律师监管部门和律师事务所的监督和管理，在诉讼活动中严格遵守法庭纪律，尊重法官，按时出庭、提交法律文件，积极配合法官的审理工作。在办案过程中从未做过以不正当手段妨害司法公正的行为;不伪造证据或诱导、威胁委托人、证人提供虚___据，不为___、被告人的亲属违反规定传递信件，钱物或与案情有关的信息;与同行之间，积极团结、互相协助，不做诋毁同行声誉的事情;没有采用贬损、诋毁、降低收费标准等不正当手段进行业务竞争的行为;严格按业务操作规程办理，没有损害国家社会和当事人合法权利的行为;与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相互关系中，没有非工作场所会见的行为，没有请客送礼和指使当事人送礼、___的行为，没有假借他人之名向当事人所要财务的行为;没有从事违法和有悖律师职业道德、公民道德规范，损害律师职业形象的行为。没有受到任何行政机关、监管部门的任何一项行政惩罚或行业处罚。

二、遵守律师协会章程，履行会员义务

本人严格遵守律师协会章程，认真执行律师协会决议;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遵守律师行业规范和准则;积极参加律师行业业务培训;

虚心认真地接受律师协会的指导、监督和管理;积极承担律师协会委托的工作，履行律师协会规定的法律援助义务;自觉地维护律师职业荣誉，维护会员间的团结;按规定交纳了会费。

三、办理法律服务业务的数量、类别和服务质量，办理重大案件、群体性案件

本人在过去的一年里，积极开拓案源，共承办二十余件诉讼及非诉讼案件，依法、诚信、尽责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对委托事项可能产生的风险能够如实告知委托人，从不故意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做不恰当的或虚假的承诺。对委托人支付的费用能够做到合理开支。对委托人提供的保密信息能够严格保密，不损害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积极努力为委托当事人处理好每一个案件，受到当事人的好评。

四、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参加社会服务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

本人在过去一年里积极履行了法律援助义务，参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多起，同时积极参加法律体检、法制宣传、积极捐款、提供法律帮助等公益活动，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参加社会服务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方面表现突出。本人积极地为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妇女和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并为多位想提起离婚之诉当事人做好调解工作，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积极的调解工作，既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又妥善化解___，及时息讼解纷，促进了当事人的和解，增进了团结。

五、受行政奖惩、行业奖惩

在过去的一年里，积极参加律协及司法局___的各项评选及其他一系列相关活动，荣获___市司法行政工作先进个人，荣立三等功，大_大激发了本人的工作热情，也通过学习其他广大优秀律师同行的先进工作事迹，不断增强自己的努力奋斗、积极进取的信心，为以后的工作和学习增添了动力。在接下来的一年，我还将继续努力，积极参加评选及其他一系列相关活动，使自己业务水平和工作技能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在整个__年中，本人没有受到过行政机关以及行业管理及部门的任何行政和行业处罚，在新的一年里，我将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自己，在遵守各种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尽最大努力为当事人服好务。

六、参加继续教育

本人在努力工作外，不断学习时事政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业务本领，精心收集了当年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___律师认真进行学习，并做好学习笔记。通过自学或参加网络培训学习了《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社会保险法》《物权法》、《侵权法》等新老各项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知识。作为一名律师，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丰富自己的视野，政治过硬，知识过硬，作风严谨，才能担当起时代的重任，才能不辜负当事人的期望，才能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出应尽的贡献。

七、遵守本所章程及管理制度，参加本所___的党建、学习培训

本人认真遵守本所章程及管理制度，积极参加事务所___的一系列业务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提高和增强了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坚定了律师职业信念。通过所里的党建工作，对党的历史、党的政策、党员律师先进事迹的学习，深刻领会了___法治理念的内涵和精神。

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也有不足，需要不断提高和改善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是，为社会服务、让当事人满意是本律师的不断的追求。今后的工作中，要积极查找自己在执业理念、业务能力、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差距与不足，在办案过程中自觉恪守“忠于法律、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公平竞争、严格自律”的原则。再接再厉，锐意进取，依照《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赋予的职责，为社会提供更为优质的法律服务。

律师党员个人总结报告篇二

__年度，是我作为专业律师身份从事法律工作的第五个年度，经过六年时间的磨练，改变了当初的那份骄横，多了些许的稳重;改变了以前成绩面前的津津乐道，多了更多的慎思考量。也许以前你我都从事不同的工作，也有哪份成就，既然做了律师，就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就必须沉下心来，钻研业务，正真称的为师。师还有一个含义，那就是为人师表，起到模范表率的作用，这就需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让人尊敬，让社会接纳。__已经过去，但自己所做的各项工作才定格成型，构成了自己职业生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年的工作有得有失，有经验有教训。现总结如下，供领导、同事及民众来指正。

一、积极学___和国家的（范本）政策理论知识，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修养。

___主义、___思想、___理论、___、科学发展观及“___”等理论，是我国___建设的基本政治理论。只有真正的学习、领会，才能___，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与___保持高度的一致，培养出敏锐的政治觉悟。作为一名___党员，我深刻认识到，作为一名党员的责任。立足本职岗位，在解决当事人法律问题的同时，维___律的尊严与权威，维护党和国家的（范本）方针政策得以贯彻实施，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作为党员，我积极的参加市律协党委___以及律所党支部___的党务会议和学习，深刻认识到了提出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的重要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到“”问题，在律师工作中也有相应的指导意义，坚决杜绝___、___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一年来，我的大局意识、服务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身份上，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和提高，处理纷繁复杂的具体法律事务也显得沉着冷静、得心应手，少了以往的浮躁情绪。

二、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

做人、做事，就是一个人一生的全部。不会做人就不会做事，不会做事就不会做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要想把事做好，就必须先做人。律师是一个与人打交道的行业，就必然要求你严格遵守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国家对律师提出了严格的执业纪律要求，要求不私自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及商业___，不能与对方或者法官等私自接触___，不得私自收费，不得承诺包打赢官司等等。要求以你的专业法律知识最大程度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___律的正确实施。职业道德，更多体现的是当事人对你的评价，你的言谈举止，处事风格，当事人是否认可，直接体现你的职业道德风貌。在工作中，我一直要求自己谦虚、和善、坦诚相待、雷厉风行。执业六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对我工作投诉的情形，通过我的自觉，当事人对我的个人评价比较高，说明他们心里认可了我。同时法官的评价也印证了这一点，一个法官不可能认可一个没有素质和道德的律师。我来自外地，在济宁执业，本来朋友不多，我更注重自身的修养和道德，通过自身的努力，众多的当事人成为朋友，使自己能在这异乡站住脚，靠的就是品行，靠的就是职业道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永远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这是律师最起码的要求。

三、认真学习业务知识，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

法律推陈出新的速度很快，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律师是适用法律的专家，要想为当事人解决法律难题，就必须第一时间掌握了解。为此，我坚持每天学习新的法律法规，对常用的法律知识进行温故。同时坚持学习理论及实务知识，中国___、中国普法网及中国律师网是我经常浏览的网站。上面经典案例及实务研究，通过对各个敏感、经典案例知识的学习，我的业务知识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提高。另外，其他学科的知识，譬如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包括文学、自然科学等知识，也是律师工作中涉及到的，为了准确的适用法律，我也利用空余的时间学习了解其他学科知识。一是充实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为本职的法律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在与朋友和其他行业的人们在一起聊天时，他人玩笑似地说，一句话就知道你是律师。虽然有点玩笑的意思，但这句话绝对不是贬低，而是褒奖。

业务素质的提高，还体现在对案件的研究，法律规定浩如烟海，你不可能精通每一个法律领域，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在经办的每一个案件时，我会详细的分析案情，查阅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同时听取同行的意见，以案学法，这样的方式使我受益颇深。

四、__年度具体办理案件的情况

__年度，是我从事专职律师五年来，成绩最好的一年，一个是经办的案件数量比往年增多，再一个涉足的领域也所扩大。__年总计承办各类诉讼案件___件，法律咨询及代书___件，法律顾问单位___家。其中承办民商事经济纠纷案件___件，涉及人身损害赔偿、民间借贷、婚姻家庭、抵押担保、道路交通事故、票据、股票、工程建设等领域，刑事案件___件，行政案件___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___件。现已办结___件，已全部归档。经过各类案件的办理，自身的业务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经过与当事人的积极配合案件办理效果当事人也都非常满意。这是我最为欣慰的一点。

五、__年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首先，虽然案件办理的数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诸如公司并购、知识产权等高端业务没有涉及，说明自己在高端业务上的知识还很欠缺，还要继续努力学习，向高端业务领域发展。

第二，还没有更好的更及时的回访当事人，我一直认为认识就是缘分，要珍惜这份感情。应该及时的与当事人保持联系，不能案结情了，这也是律师业务拓展的一个方面，以后要进一步的做好。

第三，在业务知识上还存在欠缺，一个建筑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经验的不足，以后必须花费时间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四，在法律顾问工作中没有很好的处理好工作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已有案件的办理。虽然是单位的法律顾问，但必须保证自己身份的独立性，不能让单位认为你是他们的打工者，这一定程度上有损律师这个群体和职业形象。

__年度的工作，有得有失，给了我经验也给了教训。人要善于总结，才能进步。今天书面整理，顿觉得有时光倒流的感觉，收益和启发很大。__年度已经开始，并且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我将继续以饱满的热情，认真负责的态度，扎实的理论知识和高尚的职业道德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努力为当事人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为我国的法治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律师党员个人总结报告篇三

时光荏苒，转瞬即逝。不知不觉我来到律师事务所已经一年有余，在这段时间里，律师事务所的各位主任及其他各位前辈对我予以了极大的关照，让我有机会参与各类案件的办理，尽快熟识律师的实务操作程序，为我的律师理想奠定了的良好基矗，借此机会，我首先要向各位主任律师及其他律师前辈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通过一年多的实习，我不仅对律师行业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也逐渐进行着从一个懵懂的法律学生向一位法律执业者的蜕变。静心回首过去的一年，感触颇多，收获颇丰。以下寥寥文字，算是对自己近期学习情况的梳理和对未来一年的规划:

一、细节决定成败

一年的实习律师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细节决定成败。从分析案件时必须___的细微法律问题，到阅卷必须查清的事实情节;从避免法律文书中出现的错别字，到整理案卷不同内容的归档顺序，无一不体现一名律师的执业态度和素养。因此在每天工作过后，偶尔停下来思考一下自己对于细节的___程度，检讨并总结自己在细节的处理上的不足之处，也是为自己今后执业生涯奠定的良好的基础。

二、乐观的工作态度是成功的开始。

因在选择从事律师这一职业之前已经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因此不会经历远大理想与律师现实的巨大心理落差，但是真正接触律师行业后依然感到压力很大。从一个仅有薄弱法律知识的“菜鸟”走向一名成熟的执业律师，这条道路上注定充满形形的阻碍，怀有一份积极乐观的心态是坚持信念，走到理想终点的动力。在这一方面，所里的前辈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大家乐观积极的心态、融洽的氛围、勤恳务实的工作作风、专业上精益求精的学习钻研精神，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使我的消极精神状态有所缓解，进而向乐观的方向转变，尽管这种转变是潜移默化的，但仍然为我日后的律师工作树立了良好的执业态度，对此，我再一次向各位给与我帮助的律师前辈们表示感谢。

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因实习时间短暂，接触的案件并不甚多，因此对于律师实务方面的总结并不深刻，但是在主任律师指导下办案过程中仍然小有体会，通过一个案件自受理、取证、庭前准备、开庭审理到总结经验，完成了对一个案件基本流程的认识，体会最深的便是庭前准备工作对案件结果的重要作用。通过该次案件的学习，我充分体会到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作为一名人应当充分为委托方考虑，在庭前准备己方观点、相关证据以及必要法律知识准备充分，并以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查缺补漏，使己方观点更加完备，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在庭审过程中出现因为法律知识欠缺，造成的辩论观点得不到支持的不良后果。

唯有“利其器”，才能“善其事”，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不仅要有乐观的心态，娴熟的业务能力和谦逊的工作态度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未来的一年里，我会加强对法律知识的系统化学习，积极参与各类业务，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坚定信念。虽然律师的道路充满艰辛，要面对无数的波折，克服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我坚信，“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我必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敬请各位领导与前辈们监督、批评，再次表示感谢。

篇9

Public interest law does not describe a body of law or a legal field； the term was adop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describe whom the public interest lawyer were representing. Now the term is used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It relies on the notion of social justice and a desire to see the law become a tool for social change. Access to justice is an important common point of interest among public interest lawyers.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erves as the strongest tool for achieving systemic social changes， esp. the law reform and the reform of the judicial system itself.

但是，公益法并不是一个法律部门或法律领域，使用这一术语旨在描述公益律师所服务的对象。与布兰代斯所称的作为强大经济利益代表的传统律师不同，公益律师选择那些无人的个人或团体。由此产生的一个重大结果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当然，公益法这一术语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它包含了一个宽泛的律师和非律师们的活动领域，涉及民权、民事自由、妇女权利、消费者权利、环境保护等等。但是，通常关于公益律师仍然保留了为弱势人而战的含义，即无人的和易受伤害的社会部分。

六十年代兴起的公益法运动造就了为社会正义而奋斗的新一代律师。在此期间，成百上千的律师、法学院的学生和法律工作者们到美国南部作为自愿者为非洲裔美国人提供法律帮助，帮助那些为了要求获得与白人平等的权利而被监禁被殴打的非裔美国人。此后，言论自由运动在伯克利展开，学生们抗议越战，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很多美国的法学院毕业生开始寻求在他们的工作中创造出对社会问题具有影响力的价值，他们把自己命名为公益律师，以示与布兰代斯所称的“公司的附属”的区别。

这些新型的公益律师是那些为社会变革而工作的人们，同时他们承担由这些社会变革在法律领域中所带来的挑战。在水门事件中政府官员的权力滥用也促动了新一代律师的成长，他们是“另类律师”，是具有社会良知的律师。

新型律师的出现以及在此期间发生的政治权利分散导致了法律援助和公共辩护人遍布全美。此外，这一阶段也出现了新型私人公益律师事务所，它们抵制传统的公司法律实务，充分调动他们的技能以便创造出更人性的、更多的社会正义。在此阶段也出现很多的实验形式。

自七十年代后，在美国和欧洲都有一个显著的动向，就是筹备一些官方或民办的机构来保护消费者、环境保护主义者或者以前没有给予权利主张机会的其他团体的利益，包括为贫困者谋求整体利益。如公共辩护人项目、法律援助制度。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公益法这一术语在很多其他国家中得到了使用。南非有着强大的公益法团体，他们构成了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一部分。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公益法中心、社群、网络，遍布英国、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澳大利亚、智利和阿根廷。虽然其名称、背景各异，但是，公益法与布兰代斯的倡导相一致的一整套原则体系，价值和目标。它依托于社会正义的概念，以及视法律为社会变革工具的意愿。

今天，在美国，公益法这一概念已经通过公益诉讼和公益律师得以制度化。在美国，那些为促进和保护人权而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为环境保护而奋战，为维护消费者利益而努力的组织都称自己为公共利益组织。也有相当多的律师从事公益实务，包括免费的法律帮助，诊所法律教育，为法学院的学生提供实践法律的机会，处理涉及复杂的公共利益问题，诸如妇女权利，反歧视法，宪法权利和环境保护等。某些法学院设立公共利益法律中心，帮助那些有兴趣致力于公共利益服务的学生，提供免费项目，从而为商业律师提供机会使他们可以为公益活动贡献时间。

在大陆法国家，公益法的概念立基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这一前设，或者由黑格尔所使用的“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指社会包括了广泛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内在联系的、自我组织的社团，他们在某种程度与私人和公共领域相关，私人组织应当在公共话题中承担积极角色。

公益诉讼包括了战略诉讼和为贫困者提供的法律援助，其特点是超越个人利益的代表，倡导寻求法律的改变或者适用，从而影响全社会。著名的公益律师，同时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教授，杰克。格林博格这样解释公益诉讼对于法律制度所具有的两个作用。首先，公益诉讼敦促法院解释法律，为了纠正社会中存在的不法行为，并帮助那些因此而受损的人们，公益诉讼促使法院将存在于宪法、各项法律中的权利实质化，或者重新确定这些权利。其次，公益诉讼影响法院适用现存的、有利的规则或者法律，否则这些规则或法律将被忽略或不发挥作用。

在美国，早期的公益诉讼始于为取消学校种族隔离而展开的诉讼。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律师和其法律辩护基金早在30年代就开始了此项运动。

战略诉讼的终极目标是旨在实现在公共利益方面的社会与法律改革。成功的诉讼会导致现行法律的执行或者履行政府的责任；成功的诉讼也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以及对特定法律的解释方面发生变化；成功的诉讼会带来诸如医院、学校等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的改进和重组；成功的诉讼对于立法程序或者公众意见可能产生影响，而这些可能相当大地影响了法律和社会的改革。正义之盟的创建人，南。艾伦将公益诉讼的结果分为以下四种：

——执行法律，人权诉讼通常旨在迫使政府履行其对于个人和社区的职责，环境和消费者权利案件纠正日常争议，诸如监督公共卫生健康机构，防止欺诈的经营做法。这些案件对于公共政策和立法游说的成功至关重要。没有公共利益活动家代表特定使命，强大的环境立法和其他法律就没有任何意义。在这方面，督促有关的政府机构履行其职责也极为重要。

——适用和解释法律

——改革公共机构

——激发社会和政治变革

在欧洲，并没有美国式的公益法运动或公益律师事务所，但是德国、法国的消费者团体诉讼等做法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同样被称为公益诉讼。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法律制度都承认环境保护、市场公平交易等利益，承认环境方面的权利、消费者的权利等，证券法律、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言论自由、环境保护、通信自由、实现公正劳动待遇、安全标准等法律，设置了一些规范机关，赋予了人们权利，为他们提供法律上以及司法上的援助，但是，被忽视的一点是，无论是怎样的利益，其有效保护都意味着比权利的形式保障更加丰富的内容。形式上的权利往往为既得利益所改变，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因此，需要将形式上的权利保障变为有效的现实获享。所以，在该领域中，受利益保护的组织化代表，对于确保权利的实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复杂的社会中，各种利益只有在持续而有效地参与社会诸决定时才能得到保护，公益诉讼在于把社会中的争议通过司法解决，实现司法能动主义。

用新的诉讼方式来满足新的社会要求，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广泛性的全球现象。不仅包括对于正当性问题的关注，对程序公正的关注，也不只是想帮助贫困者和未受到救助的团体，而是那些实体性的愿望，更为具体的是，法院的作用在于扩展权利、形成政策决定、实现立法活动所不能达到的社会性变革，这些愿望可能在福利国家内部得到一定的政治认同，有效地实现社会弱势族群的权利，就应密切关注公益律师事务所等职业律师和民间利益团体，得以巩固市民的民主基础，并实现法律改革的专门化。

除法律援助外，公益诉讼的主要形式体现为以下三种：

1、集团诉讼

在欧洲，类似于美国的集团诉讼是团体诉讼，通过团体提起诉讼来保护社会利益是近年来欧盟国家的一个显著趋向。在这些国家中都成立了多种弱者团体以及代表其利益的社会组织，由团体通过诉讼倡导积极的、持续的社会改良行动。这些团体包括对消费者、公害受害者、外籍劳工等的多种保护组织，从形式上看，既包括官方的机构，也包括NGO.在这方面，德国、法国的消费者团体现在已经充分地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针对有欺诈广告或违反其他诚实交易惯例的行为的人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其行为，并在一定情况下，要求损害赔偿。另外，德国的环保组织现在已经取得了名义上的起诉权，维也纳种族和排外监控中心也被授权在涉及种族或排外案件中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但是，在在欧盟国家进行的这类诉讼中，最经常面临的问题是，团体的起诉权资格。尽管NGO在这种团体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相关起诉权的缺乏是一个重要的障碍。

在美国，团体诉讼是通过集团诉讼的机制完成，现在在美国，集团诉讼已成为一个使缺乏政治影响力的团体获得社会关注的途径。美国的集团诉讼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与律师在经济上的动因是分不开的，因为集团诉讼很可能是唯一使案件充分具有经济上的利益从而诱惑能干的律师提起诉讼的情形。

不过，在美国，因集团诉讼而引发的问题是另一层面的问题。目前，美国集团诉讼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和解集团诉讼。即，现实的和将来潜在的诉讼人首先进行和解谈判，然后再提起集团诉讼。而提起这种“和解集团诉讼”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使法官确认集团成立，从而批准对包括将来的原告在内的所有集团成员的有效和解，以此限制被告的责任。

对于这一现象，使得人们对集团本身的构成条件需要给予再认识。对此，首先要探讨的问题是，集团诉讼的目的究竟何在。显然，如果针对大众侵权案件不能进行集团诉讼的话，那么会产生很多不利的后果，个人的诉讼成本将远超出胜诉原告所可能获得的赔偿。如果没有集团诉讼，则实施集团性利益侵害的公司所进行的非法的甚至危险的行为无法被制止。所以，从这一意义上看，将集团诉讼概念化为涉及请求人人数众多，甚至作为个人的“累加”是没有意义的。由于诉讼的主要意图决定了诉讼的性质，因此，正是从对案件的裁判意义上，使得这些人本身成为了一个实体。私人诉讼作为执行公共法律的方法之一，当涉及众多的小额请求时，私人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损害赔偿或是对于个人权利的维护，而更多甚至全部是在于使做出不当行为的人通过付出代价，从而为社会的福利作出贡献。也就是说，震慑和改变不当行为人是其主要的目标。[1]因此，从这一意义上看，在集团诉讼中要求对集团成员作出个人化的通知，以及它们的选择退出权就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通常在经济上导致案件成为不能进行的集团诉讼。

2、告发人诉讼

告发人诉讼是在英美法国家实行的一种诉讼形式。这是一类允许个人或实体代表政府起诉不法行为人的诉讼。在提起告发人诉讼后，如果胜诉，则该私人告发人可获得对赔偿额的分配。

在英国的告发人诉讼，是私人以总检察长的名义提起诉讼，目的在于对诸如下列情况作出宣告或禁止：（1）危害公共利益者；（2）法人超越法律授予的合法权利，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而必须加以遏制者；（3）为防止某一法定罪行重复触犯，而必须发出告诫者。

在美国，告发人诉讼自1776年实行，但是，直到1986年以前都很少使用。1986年，国会修订了《错误索赔法》，将告发人的分配份额提高，规定最高为30%，同时，增加了告发人在起诉方面的权力，也增加了向被告施加的损害赔偿和惩罚的力度。对于告发人来说，最重要的是，1986修正案规定，即使政府加入诉讼，并且“对于进行诉讼具有主要责任”，该告发人仍有权继续作为当事人诉讼。并且，政府先前对于指控的认知并不自动阻止告发人提起告发诉讼。这样的修改，使得公民有充分的动力提起告发诉讼。

现在，在美国，告发人诉讼大多涉及在卫生保健领域的联邦项目。在告发人诉讼中，依据《联邦错误索赔法》，私人原告（被称为告发人）代表联邦政府提起诉讼。在政府调查了该诉讼请求后，政府可能决定加入该告发人的诉讼，而该私人原告可以继续诉讼，但是，如果政府决定不加入，那么该人也可以在没有任何政府的参与下，继续诉讼。最典型的告发人诉讼是由那些在卫生健康领域工作的人们提起的，他们因为看到那些公共服务机构、保险公司、医师、医院、药店和/其他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不法行为，欺骗联邦医疗保险制度，通过夸大所提供的服务，或者就从来没有提供过的服务申请联邦医疗资金等，或者，也可以因健康维护组织剥夺了应当通过医疗保险系统获得服务的人权利而提起一个告发人诉讼。

在联邦地区法院提起告发人诉讼，在程序上，原告在提交起诉状时，应当将起诉状的副本和一份披露告发人所知道的相关信息的书面陈述一起送达总检察长和在该地区法院的美国检察官。该起诉状必须密封提交，以示全部信息保密，密封期持续60天。在收到起诉状后，司法部负责调查指控。在政府结束调查后，决定是否加入告发人的诉讼。

如果政府决定介入该事项，则司法部有继续诉讼的责任，而作为告发人的原告，还有权继续作为当事人诉讼，在政府就是否介入该诉讼作出决定后，密封的起诉状才被开启，被告被送达书面文件，诉讼开始。

为保护告发人的利益，法律规定，任何雇员因提交、调查或者提起一个告发诉讼而被解雇、降职、停职或者骚扰，都有权获得救济。救济的方式为：复职，双倍支付欠薪外加利息，再加所发生的特别损害赔偿。

如果胜诉，则告发人可以获得诉讼费用和律师费，告发人还可获得15-30%的全部赔偿额。如果政府介入诉讼，则告发人可获得15-25%，但是如果政府没有继续诉讼，告发人自己诉讼并获得判决，则告发人可获得25-30%的赔偿额。

在告发人诉讼中，私人提起通过帮助检察官以诉讼介入人的身份加入诉讼，从而有效地实现其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自1986年修改了关于告发人诉讼的规定后，在美国，告发人诉讼有了迅猛的增长，现在已经成为最有效、最成功的对付欺诈的手段，通过告发诉讼收回的金额已经超过了10亿。

3、实验案件

实验案件是当事人为确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法律权利或法律的合宪性而提起的诉讼。实验案件也是通过私人诉讼实现社会利益的一种方式。这种案件形式在普通法国家和大陆法国家都有。从起诉权的实际获得上看，在欧盟国家中，对于实验案件仍然存在类似于团体诉讼中的障碍，限于某些机构，如维也纳种族和排外监控中心被授权提起实验案件。当然，类似的限制在美国是没有的。

较之前两种形式，在实现社会利益方面，实验案件最大的优势是，它不存在律师的利益冲突。在实验案件中，当事人的利益即使是被作非常限定性的解释时，也可能通过实验而得到最好的法律服务。由于实验案件本身较少涉及经济利益，因此，是否实验案件可以说完全取决于律师对于社会公益的意愿。之所以在此特别强调律师是否具有利益冲突，是因为实验案件作为直接要求对法律原则、权利或法律合宪性的确定，如果没有律师，是无法达到实验的目的，也无法获得实验的效果。

由于大多涉及对现有法律的突破，因此，无论是在欧盟国家还是在美国，实验案件的诉讼期限都特别长，而且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即获得全社会的关注，从而以审判来促进社会改革。在美国，某些有计划的法律改革甚至是通过实验案件来进行的。[2]

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市民社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实现了以经济自由化为依托的社会自主化的进程，但长久以来，市民的作用在司法中并未得到重视，不过如今，这一现象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为实现公共利益可作的努力可以很多，但是，诉讼，仍然是使社会获得系统化变革的最强有力的工具，通过引入司法治理的方式推动公共利益的实现，以法治的方式推进法治，倡导并实现司法能动主义是我们的信条，战略诉讼、实验案件将使司法获得社会变革中的力量。

篇10

关键词:独立学院;传统法学教育;诊所式法学教育;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8-0223-02

一、诊所式法学教育在我国独立学院的意义

(一)我国传统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法学在我国整个教育体系中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从它诞生时开始,在法律院系的教材和讲授方面,就存在着机械和脱离实践的问题。有些人将法律看作是一种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自我封闭的学习体系,想当然地认为可以用数理逻辑的推导方法将简单的法律规范适用于一切事物、解决一切纠纷。按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学生一到社会上,便会发现原来简单明了的法律规范存在很大的伸缩余地,运用所掌握和了解的法学理论和法律规范解决千奇百怪的社会问题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会显得手足无措、无所适从。对此,我国法学教育界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一些改进,比如在理论讲授为主的同时附加以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通过模拟法庭了解有关诉讼程序以及到法律部门实习等。这种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对法学教育的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在更多的情况下,学生只是懂得了法律规范的意思,了解了教师个人对法律及法理的认识,但处理问题的能力仍然有限。从根本上说,现行的法学教育还没有改变“以理解法律含义、讲授法律知识为主的教育宗旨”,书本和现实相脱节,忽视了对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笔者认为和传统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有很大关系。

首先,从课程设置上来说,目前法律课程的开设主要是以法学部门法学科的划分或国家颁布的主要法律为标准进行的,基本涵盖了所有部门法领域,但是以培养和训练学生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为主要目的的课程开设得很少,甚至没有开设。

其次,与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比较,法律课程中解决实际纠纷和适应社会需要的课程所占的比重不够,有些课程的内容急需改进或充实。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法学教育重视理论课的开设而缺少应用部门法课程的开设,课程结构不合理。

最后,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多数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主要还是对现有法律条文的注释以及对课程体系和基本理论的论述。灌输的东西多,分析的东西少;理论的东西多,实践的东西少。

(二)诊所式法学教育在我国独立学院的意义

第一,诊所式法学教育能激发独立学院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性。在法律诊所里,教师更多的是一个配角而不是主角,他只是为学生解决疑难问题,学生是主体,是中心。他们完全可以不同意老师的意见,因为学生是案件的实际承办人。他们要对当事人负责,这种责任感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专业道德。

第二,诊所式法学教育有利于培养独立学院学生的创造性和发掘法学新知识的能力。由于诊所的案件多为真实案件,不再是预先有答案的案例分析题,学生的目标不再是寻求所谓的标准答案,不必去揣摩老师的心思,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为当事人谋取权利。对学生本人来讲,为当事人谋取的利益就是自己的成绩。学生为此会想方设法去说服法官接受自己的观点,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传统的法学教育的标准答案对诊所学生意义不大。

第三,诊所式法学教育有助于培养独立学院学生的“律师思维”,符合法律职业的演进规律。这对于学生毕业之后从事律师职业是有极大帮助的,因为做律师得用“律师思维”,多为自己的当事人着想,其状态是积极的。而做法官得用“法官思维”,要维护法律尊严,处于司法消极主义状态。这两种职业的角色理念、思维方式、职业技能有很大的不同。传统教育倾向于“法官思维”的培养,案例分析像法官断案,教师也习惯于以法官的身份教学,一些案例分析教材和国家考试题目的答案也是法官断案式的结论。法律诊所几乎没有法官思维训练。

第四,诊所式法学教育有助于培养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办理真实的案件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活动,接待当事人,调查取证、查阅资料、思考个案、和解调解、参与庭审等等过程,无不是对学生各方面素质的锻炼。尤其是学生在实践中亲身体验正义、感受法律的力量,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综合素质会大大提高。传统的案例教学没有这一功能。

二、诊所式法学教育在我国独立学院的具体实践

诊所式法学教育,是将学生安排在直接面向社会从事法律服务的法律诊所中,通过让学生承办真实案件,面对真实的客户和真实的当事人,以及教师在学生办案过程中的具体指导,使学生掌握办理法律案件的技巧和技能,使学生了解什么是法律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的一种教学模式。它的课程分为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大部分,课堂教学是对相关理论知识的巩固和对实践教学的及时总结;课堂外的实践教学则是使学生在真实案件过程中逐步学会各种法律实务技巧。

(一)独立学院法学专业用于课堂教学

1.案例分析

“诊所式法律课程”主要是让独立学院学生接触真实案例,运用所掌握知识提出具体的应对办法和所采取的措施,并经司法实践检验其正确与否。它和以往的案例分析教学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

(1)案例分析所采用案例多是已知或虚拟的案件,事实与证据都可以在一定的限制范围内自由确定,不像真实的案件中会遇到许多未知的情况,由于缺少实际的利害关系,学生不会投入、负责地调查、了解与案件有关的问题,因此也难以调动学生的参与兴趣,无法真正锻炼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诊所式法律课程”所用案例主要是建立在真实的案件背景和真实的当事人基础之上的,学生通过办理真实的案件,可以切身体会到案件的全部过程和细节,了解和掌握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对个案的处理也会使学生感受到法律的责任。

(2)案例教学主要通过分析案例帮助独立学院学生理解法律规定的内涵,诊所式法律教育则通过解决具体而实际的问题,锻炼学生实践性思维的能力,注重创造应变的能力,培养一种实践的理性,这是形成法律精神与法律意识所必不可少的。

(3)案例分析终归没有超出理论性学习的范畴,培养的是独立学院学生的学理性思维,而诊所式法学教育是一种实践教育,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的模式,从单纯的由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演绎式模式到通过实践获得更加全面知识和技能的归纳式模式,让学生学会了从实际的个案着手探索法律的精义和对社会的意义。

在组织“诊所式法律课程”的课程内容时,我们可以通过公检法机关、律师获取案件的基本素材,在教师指导下供教学使用,也可以通过法律援助机构协助有关律师直接办理案件。学生根据自己所担当的角色,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论证,通过接触案件当事人和办案人员,了解案件审理的进展情况。无论是民商案件还是刑事案件、行政案件,只要存在认识上的深度,有研究探讨的价值,就可以作为教学的内容。

对这样一门实务性课程如何考核评价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的教学模式使我们不可能再沿用过去的标准答案的评价方法,需要我们根据教学目标创造对学生的新的评价方法,这种新的评价方法对于教师来说同样是需要的。

2.加强课程教学改革

(1)改变现有教材的编写模式,加大案例教学的内容

强调“诊所式法律课程”并不意味着否定案例式教学,案例教学法目前仍是应用较为广泛且效果明显的教学方法,对提高学生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加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很大的作用。为使学生在学习法学理论时能同时了解相关的案例,有必要加大现有教材中案例分析的比例,对目前教材编写的传统模式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除史论性课程如法制史、法理学课程外,所有专业课程教材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案例及相关分析。

为弥补当前教材的缺陷,增强学生对理论的感知程度,一方面教师应增加面授辅导中案例分析的比重,另一方面可通过网上教学辅导、BBS讨论、课件等将课程讨论、案例分析、参与式教学等多种教学形式组合起来,将案例分析作为教学辅导、课程讨论、参与式和互动式教学的中心内容。

(2)改善现行的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

首先,加大提问式教学力度。提问式教学法,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即教师在教学中不断向学生提出问题,甚至达到使学生难以招架的地步,其目的是促使学生思考问题。通过教师不断提出问题,促使学生不仅会回答问题,更主要的是学会注意问题、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教师针对教学中的难点、疑点等复杂问题,用带有启发性的问题在课堂上向学生提问,同时允许同学之间针对该问题进行互问以及向教师提问。通过提问,使问题中的症结和疑点逐渐清晰起来,充分调动了学生关注该问题的积极性,也引起听课同学解决该问题的欲望和兴趣,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

其次,提倡参与式和互动式教学。要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唱独角戏、学生被动听课的局面,就要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和积极参与者。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鼓励学生自己设计教学内容,并根据自身的条件设计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同时教师和学生应加强相互交流,这种交流可随时进行,可以面谈,也可通过电话、信函、网络交谈。在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中相互推进教与学的交流,加深教师对学生需求的了解,促使教师不断调整课堂教学内容,使其更具针对性,有的放矢地解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二)独立学院法学专业用于实践教学

1.关键是转变法律教育观念。法律教育改革要明确要求我国法律教育的目标应当是主要培养具有法律实际运用能力的人才,而且是具有法律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高素质的实用人才。法学本科生是法律的实践工作者,绝大多数将工作在司法第一线,如果仅仅拥有法律知识,而不具备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这样的学生是不受社会欢迎的,更不利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发展。而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为我国法律实践教育提供了很好的途径。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我们的观念。

2.解决诊所式法学教育的经费来源。我国的很多的著名大学的诊所式法学教育的经费来源都是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而作为地方性的院校,我认为,我们的经费可以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大学内部教育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具体措施有:将现有的教学计划进行整合,即将法学院的模拟法庭、假期调研、社会实践以及《律师实务》之类的课程在法律诊所的平台上进行整合。二是学校管理层必须从有限的教育资金里拿出一部分,支持诊所式法学教育活动的持续开展,采取措施鼓励教师参与诊所教学,这是法律教育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法律教育的应有成本。三是学生案件需要地方政府部门、司法部门和舆论部门及社会的支持,学校领导可以利用行政资源,给诊所式法学教育活动的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是争取社会的支持。法律诊所可以与政府的法律援助中心建立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利用新闻媒体,让社会知悉法律诊所的性质和目的,这样可以争取案源和社会捐助;争取立法部门、司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的对法律诊所教育的认同等。

3.诊所式法学教育的指导教师的来源可以有多种渠道,法学院系的教师应该是主流。诊所式法学教育对习惯于课堂式教学的教师素质提出了挑战。学校应当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实践,从事法律职业方面的兼职工作,增加职业经验和技能。诊所可聘请愿意为法律教育做贡献的资深律师或退休在家有丰富职业经验的司法人员担任学生的指导教师。指导教师要保证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案件的发展,和学生共同探讨疑难问题,同时要善于引导学生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正确认识,鼓励学生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当学生经过艰苦的努力,完满解决了案件,他们会热情高涨,信心倍增,就能始终保持对法律诊所教育的兴趣。

4.对真实案源要进行选择性,最好是类似于法律援助一类的案件,当然,消费者维权诉讼,劳动合同纠纷,妇女权益保护和儿童及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案件可成为的重点。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