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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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问题；原因；对策

一、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地区结构失衡。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东部地区，新批企业数量、合同外资、实际利用外资在总量中所占比重均超过80%；中部和西部所占的比例很低，合同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的比例均不超过9%.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过于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明显失衡。

2.产业结构失衡。外商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投资于其他产业的比重较低。截至2000年底，外商直接投资于第二产业的项目数量、合同外资金额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3%、60.87%，外商直接投资于第三产业的项目数量、合同外资金额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4.15%、37.31%，外商直接投资于第一产业的项目数量、合同外资金额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85%、1.82%.这说明，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并未得到优化，对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没有起到重要作用。

3.存在重复引进现象，且未能有效地消化、吸收。在我国以合资方式引进的外资中，属于硬件技术的成套设备进口占了绝大部分，技术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等软件技术引进的合同数量及金额较少，中方企业对外方存在技术依赖。

4.部分外商投资企业有偷逃避税问题。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存在避税问题，其最常见的避税方式是转让定价，手法主要有：在企业建立初期，对进口成套设备高定价，可多提折旧尽早收回投资，若是合资企业，又可增加其在合资企业中所占份额，以后可多分利润；企业投入运营后，高价从境外关联企业购买原材料和半成品，再将生产出来的产品以低价销售给境外关联公司，然后由境外关联公司将产品以正常价格销售给无关联企业，获取高额利润。当国外所得税税率低于我国时，上述转让定价的运用使跨国企业整体税负降低。在合资企业中，还存在着逆向避税的现象，即境外税负高于我国时，合资企业仍向境外转移利润，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外商可独占转移出去的利润，而不用与中方合资者按比例分配。外商投资企业还存在滥用税收优惠的问题，它们通常实施“金蝉脱壳”之计，即在享受完优惠后，将原企业资金撤走，再在异地投资另成立一家外商投资企业，重新享受优惠。有的外商投资企业存在偷税问题。

二、原因分析

1.未能正确认识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中的作用。有些地方政府高估税收优惠的作用，以为税收优惠越多，吸引外资越多，在中央统一规定的优惠之外乱开口子。这样做的危害是：（1）破坏了税法的严肃性，给外商留下一种投资环境不好的印象。他们认为，地方政府现在越权减税，将来有可能越权增税，吓跑了一部分欲来投资的外商。（2）各地方政府在税收优惠上恶性竞争，造成地区间的不均衡。（3）造成我国税收流失。

2.税收优惠政策有不妥之处。（1）地区优惠明显。在优先发展东部的政策指导下，针对东部地区设计了很多税收优惠。比如在东部沿海地区划出部分区域为经济特区，规定凡在经济特区内投资开办的外商投资企业，不论投资于什么行业，均减按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计算纳税。（2）产业优惠不明显。我国税法规定，如外商投资于生产性企业，自获利年度起，可享受“免二减三”的待遇，但未对生产性企业再作进一步的区分。即使其投资于一般制造业，仍可享受此项优惠。很显然，有些不该享受优惠的行业也享受了优惠。另一方面，有些行业优惠不足，比如我国对投资于能源、交通的外资企业给予“免五减五”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但由于这些行业所需资金多，投资回收期长，优惠对外商缺乏吸引力。从实际执行效果看，这些行业吸引外资的效果不理想。（3）税收优惠方式太过初级、简单。税收优惠方式有多种，如减免税、投资抵扣、提取投资准备金、加速折旧、亏损结转等，但我国所选用的仅有减免税、亏损结转等形式。

3.税收政策欠透明。当前我国税收执法过程中依据的有法律、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这些资料纳税人都能通过一定的途径得到。但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通知、答复、说明，这些资料仅在税务机关内部运转，纳税人不易得到。故外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了解具体税法规定，感到很不适应，在执行中无所适从。

4.反避税措施不完善。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的反避税条款规定，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支付价款。对于不按独立企业业务往来收取或交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调整。比如在商品交易价格方面，税务机关可按下列顺序所确定的方法进行调整：（1）按照独立企业之间进行相同或类似业务活动的价格进行调整。（2）按照再销售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者价格所应取得的利润水平进行调整。（3）按照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的方法进行调整。（4）在不能使用上述方法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其他合理的方法进行调整，例如限定最低限度利润率的方法等。税法中规定“按下列顺序所确定的方法进行调整”，意即进行价格调整时必须依次采用这些方法，而不能任意采用。这给有的企业以可乘之机，其往往采用下面的手法避税：A以转让定价（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将货物销售给关联企业B，B再以较低价格将该货物的一小部分销售给无关联企业C.我国税务机关在调整转让定价时，如果不能采用第一种方法，即没有“独立企业间相同或类似业务活动的价格”可供比照的话，必须按第二种方法进行调整，于是B销售给C的价格成了调整时的依据。由于B销售给C时故意定低价格，这样就使得按其应实现利润水平调整后仍达不到公开市场价格水平。而B仅将一小部分货物销售给C，故关联企业所获利益足以弥补其低价销售给无关联企业C所造成的损失。结果是我国税收流失，利益受损。如果没有“按下列顺序”的规定，税务机关运用第三种方法，即“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的方法进行调整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三、有效利用外资应采取的对策

1.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实现利用外资的地区均衡。我国已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为此颁布了一系列针对西部的优惠措施，包括进一步开放金融、保险、电讯等投资领域，放宽外商设立代表机构和营业分支机构的限制，对投资于该地区的外资给予税收优惠等。这一政策已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2000年与1999年相比，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有所下降，新设立企业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所占比重依次降低了0.53、1.87、0.01个百分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大优惠力度并认真贯彻落实，使外商在西部的投资真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2.正确认识税收优惠对吸引外资的作用。经合组织于2001年初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在华外资企业进行调查，当问及“在中国投资的主要优势”时，结果如下：（1）回答“低生产成本”的，占答卷企业总数的50%.（2）回答“中国的市场大及潜在市场”的，占38.75%.（3）回答“良好的中外合作关系，同样的文化背景”的，占17.5%.（4）回答“鼓励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占16.25%.（5）回答“中国有优秀的管理和技术力量”的，占11.25%.（6）回答“当地政府的支持”的，占10%.（7）回答“稳定的经济环境”的，占2.5%.可见，外商选择我国投资最看中的是我国成本低、市场大的优势，税收优惠仅是诸多影响因素中的一个，排在第4位。故此，我们对税收优惠的作用要有清醒的认识，在执行中各地要严格按中央政府的规定执行，不可擅自出台税收优惠政策。

3.重新设计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1）借鉴APEC的做法，突出行业优惠。APEC国家大多数实行有选择的税收优惠，选择的条件有所不同。如印尼实行的是区别不同行业给予减免税，规定在国家指定的行业投资新建的外资企业可免税10年，如这些企业建在特定的地区还可以增加2年免税。新加坡规定，对外资企业符合政府经济发展需要的，其固定资本支出经批准可给子50%的投资抵扣。今后我国需大力发展的行业有农业、水利、能源、交通、通讯等。在税制设计时，应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给予这些行业以更多的税收优惠；而对于一般制造业，与国内企业一视同仁即可。（2）采取灵活多样的税收优惠形式。我国的税收优惠方式属直接优惠。但当国外税率高于我国或国外不予饶让抵免时，税收优惠被外国政府得到，外资企业并未得到，达不到吸引外资的目的。今后可考虑增加间接优惠，以更好地实现预期目标。

4.打击骗取出口退税行为，严惩偷税。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发生了多起较为严重的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案，涉税金额数十亿元，严重影响了国内市场经济秩序，影响了外商投资的积极性。今后要继续严厉打击骗取出口退税行为，为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在日常税收工作中，应加强税收征管，建立联席制，对发现的内外资企业的偷税行为严格依照税法处理，使之能够公平竞争。

5.积极进行反避税工作，防止税收流失。（1）在调整转让定价时取消“按下列顺序”进行调整的规定，使税务机关能根据具体情况运用合适的方法进行调整。（2）对关联企业间商誉、商标的定价作出具体规定，反避税过程中可考虑要求关联企业提供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证报告。（3）提高征管水平，运用网络技术，掌握动态价格信息，并实现与其他国家的税收情报交换。

6.做到税法公开透明。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特征，对征纳双方均有约束力。这就要求税法公开透明，使纳税人充分知晓。应将外商投资企业适用的税收法规汇编成册，发放到企业，便于外资企业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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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全球对外投资总体趋势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发挥的积极作用凸显。随着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自身规模的壮大及国际经营能力的提升，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未来几年，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中国将逐步由“商品输出”过渡到“资本输出”的发展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92年的6962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563762亿美元，无论是贸易规模还是增速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尽管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差距明显，但对外直接投资额已从1992年的187万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721571万美元，年均增长146%，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处于领先水平。江苏的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都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两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因此，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研究综述及结论

国内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张如庆（2005）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和进口都只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即进口和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而对外直接投资却不是进口和出口变化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促进或替代效应都不太明显，原因可能在于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总体较小，而对外贸易增长的速度很快；谢杰、刘任余（2011）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两者存在着直接互补效应，另外我国针对不同地区的投资具有空间上的互补效应；乔晶、胡兵（2015）分析认为，2005―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稳健的促进效应，并认为随着生产销售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可能会与出口存在替代效应；张春萍（2012）根据我国对不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具有显著的创造效应，且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效应的强度存在差异；柴庆春、胡添雨（2012）通过我国对东盟和欧洲投资差异性的考察，也证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存在区域不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属于获取资源型，对发达地区的投资则为了绕开贸易壁垒；蒋冠宏、蒋殿春（2014）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促进了出口，但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存在不同，其中商服贸易类投资出口效应最为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本身体现了两国或两地区的贸易联系，一般认为两国贸易联系越紧密，对外直接投资相应越多。在衡量贸易联系时，进出口贸易额是比较合理的指标。

1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当存在贸易障碍时会促进资本的跨国流动，而当资本的跨国流动受到阻碍时会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以静态观点进行分析，一种产品既可以通过贸易，也可以通过投资进入另一国市场。选择进行贸易就替代了投资，这种替代效应在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时更为明显。另外，对外直接投资一般表现为先有市场，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大，投资主体就会考虑在海外建立自己的产品销售子公司，当市场成熟后，投资主体就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从而用对外直接投资替代对东道国的出口。同时出口水平也间接反映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从母国进口越多，则表明其市场规模和购买力越强。因此，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有着替代和创造两种不同的效用。如果是贸易创造效应，则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如果是贸易替代效应，则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2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弗农（RVernon，1966）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成三个阶段，即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化产品阶段，认为在世界区域范围内，某种产品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决定了其生产区位的不同，而跨国直接投资则是产地转移的必然结果。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则会抑制技术创新国的出口贸易，但会进一步促进母国对东道国的进口贸易。同时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会给东道国和母国之间营造新的贸易机会，使原来的贸易规模扩大。跨国企业在海外进行直接贸易时，虽然会一定程度替代贸易，但往往也会同时创造对劳务和半成品的需求，进而使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贸易规模扩大。另外对外直接投资也会提升企业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经过东道国将产品返销给母国以扩大母国进口。但母国的跨国企业在将生产设备向东道国转移时，也会减少母国对生产所需原材料的进口。所以，若是反向进口效应，则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相关，若是进口转移效应，则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负相关。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的构建

以江苏省进出口额作为解释变量，将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引入解释变量江苏省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增长。为了降低异方差的影响，采用对数模型来研究各变量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模型如下：

LNOFDIt=β0+β1LNEXt+β2LNIMt+β3LNGDPt+μt

在模型中，OFDIt表示第t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单位为万美元；EX表示江苏省对外出口额，单位为亿美元；IM表示江苏省进口额，单位为亿美元；GDP表示江苏省生产总值，单位为亿元。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对线性模型取对数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异方差对模型的影响，但同时要注意对数变换后变量的经济学含义需要从弹性系数的角度来观察各个解释变量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二）数据收集

考虑到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还较短，相关数据不完善，所以样本区间设定在1992―2014年。选取江苏省历年统计年鉴中的中方协议投资额表示对外直接投资（OFDI），用江苏省出口额（EX）、进口额（IM）表示对外贸易，用江苏省生产总值（GDP）来度量经济增长和经济规模，而其他可能的因素对于模型的作用包含在随机误差项μt里，然后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数据见表1。

三、实证分析

（一）ADF检验

本文采用Eviews80软件进行分析。由于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很容易造成“伪回归”现象，导致检验结果中t、F、R2统计量失效。因此对经济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进行ADF检验来分析数据的平稳性。同时，采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准则）和施瓦兹准则（SC准则）来确定滞后期，检验结果如表2。

LNOFDI、LNEX、LNIM、LNGDP的ADF统计值全部大于10%临界值，所以LNOFDI、LNEX、LNIM、LNGDP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但是LNOFDI、LNEX、LNIM、LNGDP的ADF统计值全部小于5%临界值，则LNOFDI、LNEX、LNIM、LNGDP是一阶单整的，即是I（1）。

（二）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两个序列满足单整阶数相同且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两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就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从而可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因此，进一步采用协整检验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如下表3。

由多变量协整关系检验可知，LNOFDI与LNEX、LNIM、LNGDP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所以回归的结果可信，由OLS法所得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及生产总值关系的最终模型为：

LNOFDI=-2674-450*LNEX+396*LNIM+419*LNGDP

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江苏省出口EX每增长1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OFDI就会下降45个百分点。说明江苏省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二者存在替代关系；江苏省进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外直接投资OFDI会增加396个百分点，说明江苏省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正相关，二者存在互补关系；另外，江苏省生产总值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外直接投资OFDI会增加419个百分点。说明江苏省生产总值GDP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呈正相关。下面进一步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分析各解释变量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贡献度。

（三）基于VAR模型检验的方差分解

1VAR模型平稳性检验

由于方差分析必须要求VAR模型是稳定的，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LNOFDI和LNEX、LNIM、LNGDP进行了VAR模型的稳定性进行估计，并对VAR模型的结果进行检验，发现VAR模型的全部特征值的倒数都在单位圆内，则VAR模型是稳定的，检验结果如下图1。

2方差分解

采用方差分解来考察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出口、GDP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方差分解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对比GDP变化对OFDI的贡献及OFDI对自身的影响，可以得出GDP变化对OFDI的贡献刚开始迅速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贡献率逐渐下降，最终稳定在17%左右，表明政府“走出去”战略在短期会显著促进对外投资的发展，证明了政策的有效性。长期来看，企业会受到国际经营能力、创新能力及自身实力的约束，这一点从OFDI受到自身影响大于GDP所带来的影响也得到印证。

对比进出口变化冲击对OFDI的贡献，可以看出进口对OFDI贡献要远大于出口对OFDI的影响，表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资源寻求型，另外，从企业自身来讲，为了降低成本以及消除市场的外部性，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国际一体化战略，这也是进口对江苏省OFDI贡献大于出口的一个原因。

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进口和出口的多元回归分析，以及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进口之间的方差分解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存在负相关关系，表现为替代关系。原因在于，江苏省作为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大省，对外投资和生产具有一定的规模，采用“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模式势必会减少投资国的出口。这与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相符。当企业在东道国出口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市场，并对东道国市场有所了解后，便会从出口转向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遭到东道国政府设置的贸易壁垒限制不断增多，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补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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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0.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亿美元，年均增长31.2%，高出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14.2个百分点。尽管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在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迅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9年的499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万美元，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可见，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为了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在国内，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实证研究尤其是具体到某一省份的实证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较短，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少，占GDP和进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显著。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会进一步凸现，研究这一经济现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虽然对各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为数众多，但众多的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结论只有二个：一是以芒德尔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Mundell,1957)；二是以小岛清(1987)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芒德尔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认为，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常常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避开贸易壁垒，成为对外贸易的替代物，从而也就出现了“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小岛清的互补模型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小岛清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不同的条件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改变双方的比较优劣势的态势，从而直接创造了对外贸易。无论是芒德尔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统计方法与工具上的瓶颈。

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为数不少的经验统计显示，贸易与直接投资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据日本、美国、瑞士的统计数据，研究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互补关系，如果两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以上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而对于有其自身特点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对印度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上述结论的差异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且这些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对于处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来说意义甚微。由于国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而具体到某一省份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更鲜有人为之，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历年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由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加之统计数据并不完善，样本仅设定在1989－2005年之间。本文选取浙江年鉴和2005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衡量对外直接投资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FDI）衡量外商对浙江省直接投资量，以出口额（EX）、进口额（IM）来衡量对外贸易。蔡锐和刘泉(2004)认为,FFD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的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同理,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也可能存在时滞问题。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为止累计的浙江省内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值总和(ACFDI、AFFDI)。同时浙江省经济增长较快,其影响不容忽视,于是引入变量“浙江省生产总值指数（GDP）”来度量浙江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采用ADF检验，其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即零阶单整。LnEX和LnI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其差分后的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该变量也是一阶单整。对LnFFDI进行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二阶单整。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依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均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着重分析两者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长期稳定关系（张如庆,2005）。其研究的重点只放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的滞后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为避免忽视进口的作用，首先单独分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与出口、进口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综合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依据DW值与t值，运用向后回归法进一步筛选可以被替代的变量，删除t值不显著变量，同时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

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解释变量）与出口额、进口额（被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回归方程(1)表示LnEX与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2)表示LnIM与LnC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根据表3与表4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作用较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关与异方差。模型估计式(1)、(2)的残差序列为平稳性，变量lnEX、lnIM与lnCFDI、lnFFDI、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由回归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0709%；FFDI每增长1%，EX将增长2.5622%；AFFDI每增长1%，EX将减少0.312821%；GDP每增长1%，EX将增长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起步较晚，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说总量较少，所以对出口的贡献程度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结果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影响，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却对浙江省出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与一般看法和直接统计结果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赚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

由回归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长1%，IM将增长0.054923%；AFFDI每增长1%，IM将减少0.241292%；GDP每增长1%，IM将增长2.333%。同理，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对进口的贡献程度也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方程可知，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进口的增长,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中为了获得自然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实情，从而带动了浙江省进口贸易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说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需要进口的原料更多地来自本土,从国外的进口减少了。（四）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成为协整分析的一个延伸。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而这种稳定的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以知道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浙江省生产总指数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惟一的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各模型分别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误差修正模型(3)中，协整关系对EX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则误差修正作用降低了当期EX(弹性系数为-1.062)，EX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一定稳定性，而且误差修正模型ECM项对应t值较高，说明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短期比较稳定。

在误差修正模型(4)中，协整关系对IM的增长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IM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修正作用也降低了当期IM(弹性系数为-1.115)。IM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稳定性，这体现着短期内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稳定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外商直接投资额FFDI、生产总指数GDP与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协整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增长、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期关系看，CFDI、FFDI、GDP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在浙江省已经逐渐转型,从追求人力资源优势的生产型投资逐步转向追求市场的市场型投资。这样的转变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是十分明显的,无疑明显影响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长规模。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能产生出口引致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

从前文实证分析来看，CFDI、FFDI、GDP与进口贸易之间也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对进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原材料的进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经济实力虽位于全国前列，但资源极其匮乏，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许多重要的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几乎完全依赖外省或是从国外进口。因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在国外获取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它们对进口贸易无疑有强劲的促进作用。其次，随着浙江省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已经或者将要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能缓和双边经济关系，化解贸易（张如庆,2005），从而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全局，现阶段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与贸易额相比,比重还很小,2005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00158（注：根据2005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而世界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5634(注：根据2004年《世界数据报告》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从短期关系看，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CFDI与出口贸易短期均衡关系显著。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且t值显著,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出口贸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限制到鼓励的发展历程(齐晓华,2004)。由于其规模太小,对进出口的影响还不及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得大。但据权威研究报告预测（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扩大。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也首当其冲，必然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随着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进一步增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将逐渐增强。

本文实证表明，浙江省CFDI与进口贸易也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显著，CFDI与进口贸易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相比之下，CFDI对进口贸易的短期调整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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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风险类型 风险原因 风险对策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二十世纪末以来，我国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鼓励对外直接投资。近年，国企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变大，投资领域变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及外来直接投资金额有所增长。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主要特点是：

1.多元化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格局。国企占境内投资者的比重下降，国企境内投资者数量也有所下降。

2.投资主体行业分布中，制造业占投资主体数大部分，批发零售业为其次，其余是商务服务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等。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有以现汇出资、以国外贷款出资、以国内实物出资、以国内专利技术出资等方式。与东道国或第三国举办的合资与合作企业占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所有权结构中绝大部分。中企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有收购、跨国兼并、参股及股权置换。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成因分析

随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发展，对外投资给我国企业面临更大的投资风险主要有：

（一）政治风险和成因

资本主义国家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因政治制度不同，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许多国家觉得受到威胁，限制中国经济发展。政治风险一般是因东道国政局的变动与战争、东道国制裁与保护主义政策及东道国国有化风险。

（二）外汇风险和成因

外汇风险是指因汇率变动使企业常面临海外投资资金的流动、成本和收益的不确定性。其成因一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各国国际投资行为介入。二是东道国金融稳定性不高，货币易贬值。三是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从事汇兑时，对全球的金融形式与发展分析与评估不足，使我国汇兑损失。

（三）管理风险和成因

管理风险是指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其管理环节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的投资收益有风险。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时，管理风险成因有：一是我国企业保持稳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要适应和生存必须变革和创新。二是东道国的会计制度与我国有差别。中国境外投资企业财务披露与信息公开存在不足，易使融资或股东利益分配有困难。三是因跨国企业人力资源主体的构成多元化。西方实行独立决断和个人负责，中国国企实行集体决策。四是因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常不注意各国家间文化差异。不利于国内母公司和海外公司相互沟通协调，不能及时对变化作出调整。

（四）经营风险和成因

经营风险是指因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因决策上的失误而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经营风险成因是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和企业内部在投资过程中控制、决策、模式选择等经营策略的运用不得到而带来的影响。

（五）技术风险和成因

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差距不小，主要因为：中国许多企业在海外投资活动中，面临的行业或特定技术的标准都与东道国会有较大差别。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较完善。因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落后，不能有效监控可能会损失，技术本身的特性也会给企业带来风险。

（六）法律风险和成因

因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等不同，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不同，对待外资的立法也不同。法律风险是指因法制原因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风险。主要原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和法律制度有缺陷，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无序、盲目的竞争，使亏损较大，大量资金流出。且因法律的冲突与差异，我国企业不能认清自己的经济行为触犯了东道国的有关法律规定与否，使潜在的投资风险增加。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策略

（一）境外投资风险的宏观管理策略

1.制定和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干预战略。保证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实施地长期稳定。降低投资的宏观风险。

2.建立统一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机构，实行有效的管理方法防范管理风险。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行政管理事务必须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可建一个具有政府和私人两种身份的机构。作为政府机构，按照政府政策制定方针，运作政府提供的保险储备金。作为法人，以自己的名义、控诉，出面解决纠纷，这样可更好的向东道国索赔。

3.健全和完善鼓励性的海外投资倾斜政策。中国企业必须了解东道国各方面信息，选择正确的投资区域和投资项目，合理确定投资规模才能防范经营风险。同时中国要培训有关技术人员、帮助进行技术研究和开发，提高海外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降低技术风险和经营风险。

4.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制定一部有中国特色且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使我国的对外投资有法可依。

（二）中国境外企业风险管理对策

1.投资前期的预防措施。一要认真选择东道国，明确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做好风险评估。二是企业内部风险防范。三要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四是采用有效的灵活性投资方式，使投资经营活动的适应性与竞争力更强。

2.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避险措施。一要实施经营战略的多角化。这样可降低风险且有利于创造我国国际品牌。虽会增加成本，但能较好的防范非系统性风险。二是举债于当地。从东道国筹措资金用于周转、应急、再投资等可规避风险，可减少损失，降低外汇风险。三要控制关键技术，掌握市场信息，预测市场变化。这样可使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及时掌握信息，避开市场风险，争取收益。四要全面提高对外投资主体的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

3.采用以下措施可以尽可能的减少企业在投资运用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一是要选择适当的币种。尽量选择“硬币”或“软币”（“硬币”是汇率呈上升趋势的，“软币”是抛出汇率呈下降趋势的）；不能准确判断汇率波动时，选择多种货币，分散汇率波动的风险，减小损失。二是要扩展货币来源。我国企业应筹措多种不同的货币，避免因一种货币的汇率波动便导致我国企业资金、财政状况受到影响。三是搞清企业的投资情况和环境，正确的划分投资资金以及企业留用资金。合理配置资金资源，保证资金的顺利流通使经营管理更好地进行，实现预期的财务成果。

参考文献

[1]田泽.后危机时代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对策[J].现代经济探讨，2010，（10）:51-55.

[2]涂玉龙，吴斌.浅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问题[J].致富时代（下半月），2011，（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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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直接投资；贸易；实证分析

近几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逐渐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中国政府对各类所有制企业“走出去”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与合作也提供了大力支持。这些有利因素共同带来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迅猛增长。然而，在贸易领域，我国的出口一直以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为主，低廉的价格是出口的主要竞争力，在各种贸易壁垒层出不穷的当代世界市场上，这种竞争力的优势正在不断丧失，日趋缩小的出口市场使中国出口企业的处境越来越难。

在这一背景下，研究我国正在不断发展扩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究竟具有怎样的影响，研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是替代还是互补作用，研究如何更好的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来促进贸易的进步和发展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可以客观而准确的评价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的影响还可以为国家制定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提供思路，进而更好的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1 实证结果分析

在相关的实证研究综述中，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关系的模型主要存在于Pantulu 2（2002）和Abergz 3（2000）的研究中，这些学者在模型中使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或存量作为自变量，使用出口或进口作为因变量。由于使用面板数据的因果关系检验模型研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影响的文献并不多，因此本文应用2001年Hurlin和Venet提出的固定系数的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来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考察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为了减少异方差和异常项对平稳性的影响，本文对模型采用对数形式。

通过对OFDI和进出口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对出口有明显影响，系数为正，即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出口的贸易创造效应。同时OFDI和出口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OFDI是出口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同时出口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我国原材料、中间品、资本品等的出口，对我国的出口贸易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对进口有影响，系数为正，即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进口的贸易创造效应。同时OFDI和进口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OFDI是进口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同时进口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是创造的关系，而同时进口的变化促进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这可能由于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生产性战略资源的进口越来越多，为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而引致了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另外，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随着进口原料、半成品的增多，有更多的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纵向一体化战略，使外部市场内部化，引致对外直接投资。而资源性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的全球化也促进了我国资源性产品的进口。

2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从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无论是在出口还是进口上都是促进的，然而由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对贸易产生的创造效应有限。因此如何保持并促进这种创造效应，更好的促进Q易与投资良性发展是我们研究问题的目的。

2.1 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

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促进体系还不健全和完善，国家缺乏统一的宏观协调管理机构，导致管理混乱，管理效率不高，对“走出去”的企业也缺乏有效的指导。一方面，使得海外投资企业经营管理不规范，投资绩效不是很理想；另一方面，企业缺乏有用的信息，盲目投资，而且投资的项目与国内相关度较低，没有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所有这些也可以看作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内对进出口具有替代效应的原因。因此，政府必须建立和完善政策促进体系，加大在财税、金融、外汇等方面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调整产业政策，健全公共信息服务体系，使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共同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服务。

2.2 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带动贸易发展

在我国制造业的对外投资中，有近一半投资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加工。初级产品的生产附加值较低，对带动相关行业的出口作用很小。而产品附加值较高的行业，如机械制造，由于其技术是与原材料、零部件等高度结合的，此种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出口创造效应。因此，我国企业应更多投资于后向关联度强的行业，实行最终产品的国际生产，这样更能有效带动国内中间产品及初级产品的出口。

针对我国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过剩的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国内处于比较劣势地位，但对于广大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来说这些产业仍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因此应该首先将我国的这些产业转移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海外转移，保持和扩大产业优势，既有利于提升国内产业结构，又有利于维持失去比较优势产业的海外市场份额。

另外，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拥有比较成熟的市场体系、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巨大的市场容量，信息流通机制比较健全，产业结构也比较合理，因此，在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同时，也要适时增加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在这些国投资设厂，一方面可以避开他们长期以来针对我国某些产品设置的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扩大我国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还可以获取一些高新技术、新产品设计和制造方法、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等，并通过技术回流为国内提供信息，带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

2.3 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投资和贸易的良性发展

首先应该培育企业自身的优势并寻找有利的投资市场。按照邓宁的观点，当一个跨国公司拥有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时，才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寻求技术等战略资产的跨国公司，其内部化的主要优势在于减少正常交易的内在风险。寻求市场的跨国公司，内部化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寻求效率的跨国公司，内部化可以获得垂直一体化和横向多元化的经济效益。因此，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经济形势下，我国企业应当把握时机，提高并利用自身优势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拓宽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再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其次利是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企业产品的出口。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技术水平和附加值较低的商务服务行业、批发零售行业，企业应当增加技术获取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利用获取的先进技术制造深加工产品并出口，以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进而扩大出口的效益。另外，我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很大，有些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这些企业如果到海外投资，将具有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机会。这些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建厂扩大生产，可以在降低成本、寻求市场的同时获得品牌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此外，当企业在出111市场上面临某些进口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时，也要学会正面积极地应对及时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

参考文献

[1]张如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3）：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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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证;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表面上直观地来看，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指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微观上两者有分工又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宏观上二者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陈阳和王延明，2007)。国内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出现了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与交叉(张天桂，200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但真正尝试建立一种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融合。迄今为止，理论上已经形成了Mundell(1957)的替代论、K.Kojima(1977)的互补论、Patrie(1994)的不确定论三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不同观点。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 and Stevens，1974;Gopinath eta1.，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R.E.Lipsey and M.Y.Weiss(1981)、G.C.Huf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学者分别对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Gokdberg and Klein(1998)、Eaton and Tamura(1994)分别采用引力模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都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Blomstrom、Brenton、Narula and Wakelin等分别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高度相关。Nakamura等和Maryamiti等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也均认为两者呈互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江小涓(2002)首次对FDI与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的定量研究认为，FDI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陈继勇和秦臻(2006)对1992年至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并非完全一致，如Goldberg and 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史小农(2004)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长期内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相关研究能给学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江西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江西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5-2007年，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增加了24倍，年均增长率为30%;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7年6年时间增加了4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第二，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52.6%，13年增加了40.7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大多维持在1/5以上，1999-2007年年均比重为25.5%。因此，江西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IM)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对外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从1987-2007年，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边际出口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分别为0.34、0.28和0.51，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0.34%、0.28%和0.51%。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西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7-2007和1987-1999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7-2007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7-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7-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分别为0.25、0.24和0.30，都明显小于1987-2007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7)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1)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EXI)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江西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为0.2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工业品出口约增加0.29%;而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初级产品出口(EXP)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西外商直接直接投资还不能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因此，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2)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初级产品进口(IMP)、工业制成品进口(IMI)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41和0.4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41%和0.49%，两者相差不大，说明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二)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结果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都比较显著，说明回归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江西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促进是不是就意味着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呢?本节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7年至2007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8-2008)。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扩充迪基-富勒检验即ADF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与进出口贸易总额，还是单独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都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江西的对外贸易与外

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并不能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对进口贸易结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江西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减弱。

第二，尽管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果检验告诉我们，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太小，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江西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其对江西对外贸易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大;同时由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不高，其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江西的对外贸易发展也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江西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第三，要努力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江西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江西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目前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可以包括:第一，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来提高江西外贸的规模。第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所占的比例要大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而且要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江西加工贸易的比重，改善贸易方式结构。第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将会提升江西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第四，逐渐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可以扩大江西的外贸渠道，有利于推动江西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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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巨大的“资本流出缺口”

纵观近年来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位居前列的东道国。1993―2003年，中国连续十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家。截止2004年末，我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08941个，合同外资金额10966.0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01亿美元，中国2004年以606.30亿美元的流入量已成为当年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

从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看，我国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从对外投资中的资源开发、境外加工组装起步到政府大规模地倡导“走出去”，对外投资的形式日益多样化。目前中国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已从过去的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逐步拓宽到矿产、森林、渔业、能源等资源开发，家用电器、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境外加工贸易，农业及农产品开发、餐饮、旅游、商业零售、咨询服务等行业在内的全方位的经营活动。但总体规模仍然很小。截至2003年底，我国累计在境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净额为332亿美元，以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外资累计来华实际投资总额相比，只相当于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6%。

外商FDI大规模的流入和中国FDI小规模的流出，形成了非常明显的“资本流出缺口”。近几年来在中国，FDI流入量一直为流出量的十几倍乃至上百倍（2001年除外），2003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20.87亿美元，资本流入额为535亿美元，资本流出约占流入的5.4%左右。表1反映了外商FDI流入的成功与中国FDI流出的缓慢所形成的巨大反差。

从表1可知，从1996―2003年，外商的FDI每年流入都在400亿美元以上，而这期间中国FDI的流出总量比外资任何一年的流入量都要少，流出量最少的1997年，竟然只流出2.72亿美元，仅相当于当年流入量的6‰。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的数据，1979―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5014.71亿美元，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为332亿美元，资本流出缺口高达4682.71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何其强劲

中国形成如此巨大的“资本流出缺口”，首先表明外资流入中国的势头强劲。造成外资多年来持续增加来华直接投资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1.外资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根据日本学者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的解释，对外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对发达国家而言，投往中国的外资主要是已经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密集部门以及某些行业中装配或生产特定部件的劳动力密集的生产过程或部门，这些传统部门在发达国家已无任何成本优势，转移到与生产要素和技术水平相适应的中国进行投资，不仅可以延长本国传统产业的生命周期，而且可以创造出新的比较成本格局。这种国际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曾成就了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辉煌，现在轮到了中国。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中，对外开放、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主流。跨国公司为了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和保持竞争优势，以资源最佳配置为目标，把生产活动的不同环节分解到全球不同区位进行生产，使国际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而中国，恰好是承接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佳目的国之一。通过在世界上成长性最好的中国市场投资，将中国纳入其国际化经营棋局，变中国市场为其内部市场，降低交易费用和克服中间品市场不完善对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已成为多数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最好解释。另外，全球化带来的商品、服务、人员等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及政策壁垒特别是贸易与投资壁垒降低，这些都构成了大量国际直接投资涌入中国的外部原因。

2.FDI流入能使中外双方都获得“双赢”的结果。

利用廉价的生产要素和占领中国广阔而持续增长的国内市场，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两大动机。对于外商来说，以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中国，不仅可以接近市场、获得廉价的生产要素等资源，还可以在规避贸易壁垒的同时受到中国的“超国民待遇”，大力拓展销售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潜力的市场，2005年1月，人口已达到13亿，并且每年以净增长700-80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将惠及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意味着越来越大的市场发展空间。这使外商来华投资可以获得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市场机会。而对于中国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弥补资金外汇缺口、带动就业、税收、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等诸多好处自不待言，外资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改革和机制转换。平心而论，如果没有外资的大量进入，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3.中国经济的多元化特点强化了中国的资本吸收能力。

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发展阶段的多元化特征，使中国对类型各异的直接投资产生各自适应的吸收能力。发展阶段低的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适宜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寻求我国廉价要素的中小资本；而处于较高发展阶段地区的要素和产业结构，则会产生具有熟练劳动力、企业家才能等内涵的能力结构，从而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项目有吸收能力。我国一些人力资本密集、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中心城市有能力吸引研究开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一些经济欠发达但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城市有能力吸引生产制造型的国际直接投资；一些有大量既存或潜在消费力的城市有能力吸引消费娱乐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总之，各种目的、各种类型的直接投资都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进入中国。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多元性，既是产生对国际直接投资巨大需求的经济背景，也是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吸引大量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原因，从这一角度也可较好地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的原因。

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乏力的原因

如前所述，与2003年中国作为世界引进外资最多国家的地位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则相距甚远。面对政府大力提倡的“走出去”的政策鼓励，面对“入世”后的国际竞争国内化和对华频繁的反倾销制裁等因素，中国企业并没有因此而将对外贸易转化为对外直接投资，原因何在？

1.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目前“资本流出缺口”的存在。

著名国际投资专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投资发展周期是指一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从无到有、直至发展成为一个净对外直接投资国的过程。邓宁实证分析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联系，并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一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减去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是该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邓宁区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DP低于400美元的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有少量的外来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与内部化优势不显著，对外直接投资相对较少，但国家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大量外资，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且绝对值有增大的趋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在这一阶段，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处于经济发展第四阶段的国家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呈正数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2003年的人均GDP为1087美元，因而正处于第二阶段，这就决定了目前“资本流出缺口”的存在。

邓宁的理论也得到了现实数据的支持。从表2可以看出，从所有国家的总体情况看，资本的流出和流入大体是相当的。但如果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看，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出始终大于资本流入，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出始终小于资本流入，并且小于的幅度相当大。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资本缺口，需要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入以弥补。而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动则完全是为了寻找更有利的投资场所。

可见，资本在国际间的运动是与它们国内各自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并不明显，许多核心技术还依赖大量进口，竞争实力不强。正如TCL董事长李东生所说：“从实力上看，中国企业还没有到能够走出去的阶段。现在我们出去与索尼、松下、LG、三星这样的公司竞争，实力不足，风险很大。”是否选择去国外投资，是厂商进行收益与成本、优势与劣势、回报与风险比较之后才能做出的决策，而在这一阶段，国内尚有很多投资机会，大规模向外投资的时机尚未成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能力都不强。

2.中国对外投资的宏观政策环境存在缺陷。

国家境外投资政策对资本流出的作用不亚于引资政策对资本流入的作用，因此分析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较小的原因不得不考虑我国现行的境外投资政策。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是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核心设计的。因此从对外直接投资导向上看，是以扩大出口为首要目标的，缺乏相对独立性。即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定位存在缺陷，不能满足促进中国FDI发展的客观要求。再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一直沿用行政性审批方式，带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作为管理者和国有资产对外投资的所有者（出资人）职能交叉，时常混淆、错位。部门分割审批，使审批制度处于复杂和不甚透明的状态。这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相适应的对外投资审批制度也是影响资本流出的一大因素。这种状况2003年以后虽有明显改进，但仍无本质性的变化。

加入WTO后，我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要实行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现行境外投资管理体制中，政府对民间对外投资管理缺位，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没有正常“走出去”的渠道，形成了对外投资管理的“盲区”。其实不少民营企业早已具备走向国际进行海外投资的实力，由于审批制度过于繁杂和严格，有实力、有优势的企业从正规渠道走不出去，而一些没有实力不该出去的企业却通过非法途径逃避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溜”了出去，这也是造成部分国内资产的海外流失或资本的非法外流的原因。

3.企业自身存在问题。

中国企业主体的构成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乏力的重要原因。目前最有活力的企业大多是三资企业，而三资企业系外商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一种方式，其母公司对华投资利益多多，不大可能对其投资母国反向投资。中国民营企业中确有一部分已具备走向国际市场进行海外投资的实力，并已不乏取得成功的案例，如万向集团等，但从总体看，由发展阶段所限，尚未达到普遍大规模对外投资阶段。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国有外贸专业总公司和工业企业集团为主体，国有企业固有的弊病同样存在于对外直接投资中，尤其是“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让对外投资往往“亏了企业，肥了个人”。这种制度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

资本流出缺口对中国经济不无影响

中国的资本流出缺口，在初期是非常必要的，当时中国利用外资完全符合“两缺口模型”的理论。大量的外资流入，有效地弥补了当时中国的投资缺口和外汇缺口。特别是外资流入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换代，对我国贸易发展、国际收支平衡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人民币汇率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企业以后融入国际社会做了演习性的准备。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功不可没。而外资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改革和机制转换。

然而，时过境迁，自1989年后，储蓄开始大于投资，投资缺口不复存在。此后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03年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年末为208056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58996亿元，存差为4906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1月13日正式公布，2004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6099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二位。此时，资本流入大于流出的缺口对中国的影响和意义已发生了变化。在外资大量涌入和中国银行业存在4.9万亿存差的背景下，这种缺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值得我们重新评估：

1.中国资本流出的巨大缺口，意味着国内的投资市场被外商占领。

巨额缺口的存在意味着外资与内资之间存在着激烈地争夺投资市场的竞争。虽然从宏观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有明显的益处，但从微观上看，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企业在利益上存在冲突也无须讳言。外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夺走了许多最好的投资机会和市场份额，它们享受各种超国民待遇的优惠，对中国各种产品的高端市场长驱直入，几乎所向披靡。这种竞争固然有逼迫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的积极作用，但其“肥水流入外人田”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并且对中国银行业的贷款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2.中国资本流出的巨大缺口造成中国在GDP增加的同时GNP减少。

外资企业的利润收入既是中国的GDP，也是外国的GNP，外国直接投资往往靠抢走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来获取利润，它常常会在增加中国总产出的同时减少中国人的总收入。这是一个有关国家利益的实质性问题，尤其当外资的数额很大时。从1979-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为5621.01亿美元，相当于46485.75亿元人民币，倘以10%的利润率计算回报，每年约为4648亿元人民币，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而实际获益者是外商投资母国。另外，外资企业对中国就业的贡献不是很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年鉴的数据，2002年在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和外商投资单位就业的劳动者为758万人，大体上只占全国劳动力的1%。尽管这部分劳动者的工资一般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由于所占比重甚低，所以对中国GNP的贡献比较有限。

3.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使中国难以摆脱不利地位。

外国直接投资确实会给中国带来先进技术，加快中国的技术进步。可是即便如此，在跨国公司控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产业也只能被限制在产业链的低附加值一端，永远不会将中国导向高技术、高收入的富强境地。这样的经济发展格局一旦形成，中国的支柱产业还将完全受外国的指挥中心控制，离开外国人就无法运转，从而丧失安全保障。

4.从长远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大多数产业，中国都对外商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其内销产品，而所得人民币经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可以汇出中国。根据有关专家估算，入世大约5年以后，我国外商实际直接投资总规模将会达到8000亿美元左右，按照年内销利润的10%，即相当于800亿美元的人民币计算，就有大约7000亿人民币汇出，亦即每年汇出的外汇很可能接近甚至超过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

据金融专家的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所引起的金融外汇危机，要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其主要环节出在人民币利润的集中汇出，可能引起境内居民和企业挤兑外汇存款，进一步引起黑市上以人民币兑换外汇，并挤兑人民币。而更为严重的是，外商每年数千亿的人民币利润，有大约90%并没有汇出，而是作为再投资，重新投入到国内。至于有多少是买了土地厂房，多少是进入股票市场投机，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估计数额会相当大，而一旦这个数字与国家的外汇储备大致相等时，就会面临危机的临界点。如遇突发事件，外商集中兑换，即有可能触发外汇挤兑。

如此看来“资本流出缺口”随着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经历了利大于弊、利弊相当的阶段，现在很可能走向弊大于利的阶段。

对缩小“资本流出缺口“的思考

然而无论资本流出缺口带来的后果有多么严重，我们不可能重闭国门。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我们无可逃避的命运。那么如何直面挑战，解决资本流出缺口给我们造成的难题呢？

首先，应当切实调整我们引进外资的政策，从引进外资追求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正如国有企业进行战略结构调整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样，引进外资也到了必须进行结构调整的阶段，有必要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对外资项目进行甄别选择。绝不可再以引进外资的数量多少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目标。要理性地看待“引进外资第一大国”的地位，不能盲目的以此为豪。我们究竟需要多少外资才是最合适的？有关部门应进行这方面的量化研究。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

篇8

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是在各国（地区）统计数据基础上，参考其他有关信息资料进行综合调整撰写而成的，具有相当高的国际权威性。每年报告正式出版之际，贸发会议同一时间在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举行首发式，向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和新闻记者介绍上一年度全球直接投资的情况并分析当前和未来的趋势。今年《世界投资报告》的主题是“转向服务业”。报告在分析2003年外资流动特点以及2004年发展趋势的同时，以超过一半的篇幅分析了全球及各国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特点和趋势。为了使读者了解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最新状况和发展态势，本刊将《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的要点摘发如下，以飨读者。

2003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量下跌至5600亿美元，这是外国直接投资连续第三年呈下滑态势。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减少仍然是造成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滑的原因：2003年发达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3670亿美元，比2002年减少了25%。从全球范围看，111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有所增长，82个国家的流入量相对减少。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减少了53%，跌至300亿美元，尤为引人瞩目，这也是美国近12年来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少的一年。流入中东欧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呈疲软态势，由原先的310亿美元减少至210亿美元。只有发展中国家群体出现了复苏，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了9%，总计达到1720亿美元。在该群体中，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非洲和亚太地区出现增长，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则持续下跌。50个最不发达国家（LDCs）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很少，只有70亿美元。

发达国家：喜忧参半

发达国家2003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状况喜忧参半：其中，10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有所增加，16个国家的流入量有所减少。从整体来看，发达国家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下降了25%，跌至3670亿美元。从外国直接投资的构成来看（外国直接投资是由公司内借贷、股权和再投资回报共同构成），发达国家的公司内借贷直线下跌，而股权流量也有所下滑，只是降幅相对较小。然而，由于利润率的提高，发达国家的再投资收入却有所增长。经济复苏步伐缓慢是造成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减少的一个不利因素。发达国家跨国并购交易的数目和价值连续三年呈下滑趋势。由于美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额由630亿美元下降到300亿美元，跌幅超过一半，因此它的排名落在了卢森堡（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在当地周转的缘故）、中国和法国的后面。欧盟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下降了21%，为2950亿美元。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却增长了4%，达到5700亿美元，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所增加，其增长幅度近三分之一，达到了1520亿美元。美国再度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来源国，其后依次是卢森堡（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在当地周转的缘故）、法国和英国。尽管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增加，但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却有所减少，二者相抵形成了1220亿美元的净负差，这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数额最高的投资赤字。

从2004年起，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前景依然看好。发达国家2004年上半年宣布的公司并购交易数量有所攀升，从而预示下半年的局面较为有利。据贸发会议对跨国公司和选址专家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与西欧地区相比，北美和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发展前景更为乐观。

亚太地区：止跌回升

2003年，流入亚太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止跌回升，涨幅为14%，达到1070亿美元。本地区主要经济体的国内经济迅猛增长、投资环境逐步改善，以及鼓励跨区域投资和有利于跨国公司扩大生产网络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是推动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亚太地区的原因。SARS的爆发对该地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微乎其微。从整体来看，亚太地区34个经济体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加，21个经济体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减少。

在亚太地区内，流入不同次区域、不同国家以及不同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颇不均衡。总体而言，流入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北亚地区（2003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720亿美元）和服务行业。如果不考虑卢森堡这个特例，中国是2003年全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为535.05亿美元。流入东南亚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上升了27%，达到190亿美元。尽管南亚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了34%，但只有60亿美元。资源丰富的中亚地区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002年的45亿美元上升到61亿美元，而流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则从36亿美元上升到了41亿美元。尽管流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出现了明显增长，但流入太平洋诸岛屿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仍然较少，仅为2亿美元。

1995年，亚太地区服务行业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存量占流入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总存量的43%，2002年这一比例增加到50%，而制造业则下降至44%。初级品行业，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对外国直接投资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中国的制造业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最多，此外，无论是从绝对值的角度，还是从相对值的角度来看，其他经济体的服务行业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均有所增长。对于新兴的工业经济体和东盟次区域来说更是如此。诸如《东盟服务业框架协议》这样的区域合作协议为外国直接投资向服务行业的流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国家政策方面，亚太地区的各个国家继续放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并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同主要的投资伙伴缔结了双边投资条约（BITs）和避免双重征税条约（DTTs）。这些国家还借助2003年缔结的若干项自由贸易协定（FTAs），以及与投资成员达成的其他经济安排改善了彼此间的合作关系。

亚太地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潜力依然很大：据贸发会议对全球规模最大的跨国公司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五分之三的受调查公司预测，未来两年内流入亚太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将会有所增长。尤其是中国、印度和泰国，它们的前景非常光明。但是西亚地区的发展情况却不容乐观，有13%的受访者预测，流入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将有所下降。

非洲地区：呈现转机

2003年流入非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28%，达到150亿美元，但是仍然低于2001年高峰期的200亿美元。2003年，非洲地区有36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有所增加，17个国家的流入量有所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投资和跨国并购活动（其中包括以私有化方式实现的并购）的再次兴起是非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复苏的原因。摩洛哥是非洲地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从总体上看，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如安哥拉、乍得、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和南非）仍然是外国直接投资首选的目的国，不过许多较小的国家也分享到了外国直接投资复苏所带来的惠泽。服务业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电信、电力和零售贸易领域。例如，流入南非电信业和信息技术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采矿和采掘业。

鉴于非洲地区所蕴藏的自然资源潜力，蓬勃发展的全球商品市场，以及投资者对非洲地区所持观念的转变，非洲地区2004年以及未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比较光明。但是，2004年接受贸发会议调查的著名跨国公司却认为，与其他地区相比，非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五分之一的受调查公司认为，未来两年内非洲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会有所增长，三分之二的受调查对象认为非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将保持不变。

规章制度的持续改善有助于非洲国家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2003年，一些非洲国家进一步放宽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制度，还有一些国家重新恢复了私有化方案。部分国家要么已经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要么是在相关谈判中取得了积极进展。通过《2004年加速落实AGOA法案》，美国把《促进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AGOA）延长到了2015年，此举有助于扩大非洲地区的国际生产。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再度下滑

流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连续四年呈下降趋势，2003年的下降幅度达3%，跌至500亿美元。这是自1995年以来该地区接受的年均外国直接投资额最少的一年。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40个经济体中，19个经济体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下降。尤其是巴西和墨西哥，它们是本地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由于私有化进程势头减缓、欧盟经济复苏疲软（除美国以外，它是该区域最主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以及阿根廷金融危机后本地区的一些国家出现经济衰退或增速减缓，因此外国直接投资下滑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造成了沉重打击。由于墨西哥的加工出口行业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所有下降，因此外界担心墨西哥可能正在失去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一些规模略小的经济体，如智利和委内瑞拉在2003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长，智利弥补了上一年所遭受的损失。综上所述，该地区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中所占的比例重又回到了最近一次外国直接投资蓬勃发展前的水平。2003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至110亿美元。

由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望回升，因此人们乐观地认为，该地区未来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将逐步恢复。实际上，根据贸发会议对跨国公司所做的调查，大部分公司总裁均认为，该地区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将逐步增加。一部分国家还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进一步放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体制和精简投资审批程序上。

中东欧地区：急剧下滑

中东欧地区2003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骤然下跌，由原先的310亿美元下降到了210亿美元，这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流入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它们是本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两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从总体上看，中东欧地区有10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有所增加，9个国家的流入量相对减少。俄罗斯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也由35亿美元下降到了10亿美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东欧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则由50亿美元上升至70亿美元，其中俄罗斯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就占到了五分之三。2002年中东欧地区规模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中，俄罗斯公司在排名前五位的公司中占据了四个席位。俄罗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力求在扩大后的欧盟中占据一席之地，并且控制它们的全球价值链。其他中东欧国家的跨国公司则把投资重点放在了低收入的中东欧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身上，它们希望藉此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8个新近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非但没有从欧盟老成员国那里吸引到多少外国直接投资，相反，它们实际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已由2002年的230亿美元骤跌到2003年的110亿美元。一些欧盟新成员国为了提高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甚至采取措施将公司税降低到与爱尔兰等地区旗鼓相当的水平。欧盟新成员不但拥有低劳动力成本、低公司税率，以及可以享受欧盟补贴的综合优势，而且还具备了有利的投资环境、较高技术水平的劳动力，以及自由进入其他欧盟市场的便利条件，因此，欧盟新成员成为了吸引欧盟国家以及第三方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理想目的地。

有鉴于此，中东欧地区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具有光明的前景也就不足为怪了，接受贸发会议调查的著名跨国公司和选址专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受访者预计，中东欧地区2004-2005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将有所上涨，这个比例在接受调查的所有地区中名列榜首。据调查结果显示，投资促进机构（IPAs）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它们将主要通过更为有的放矢的工作，以及进一步放宽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来提高东道国的吸引力。

FDI：充满希望的未来

报告指出，2004年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前景仍然充满希望。虽然2003年的跨国并购交易额仅为2970亿美元，并依然保持低迷状态，但跨国并购已经开始回升。2004年上半年的跨国并购交易额比2003年同期增长了3%。在这一势头以及其他因素（如主要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幅度较高，公司盈利改善，股票价值上扬）的共同推动下，2004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开始复苏。再投资回报、股权和公司内的借贷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三个组成部分，其中，利润率较高的再投资回报在2003年已经恢复增长，并创下新的记录。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其他组成部分―――股权和公司内借贷在2004年也有望上扬。

同以往一样，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推动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流量重新恢复增长。

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也正在做出自己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还不到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6%，在90年代的后五年，这一比例增加至11%左右，但是在2002-2003年期间，这一比例又回落到7%（年平均流量达46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约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十分之一，该存量在2003年增长了8%，达到8590亿美元。按照对外直接投资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来衡量，某些发展中国家已经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例如，与美国（7%）、德国（4%）和日本（3%）相比，新加坡 (2001-2003年)为36%、智利为7%，马来西亚为5%。随着经济复苏逐渐趋于稳定，这些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可望恢复增长。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所增长，但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90%以上。事实上，荷兰、瑞典、瑞士和英国等对外直接投资额较高的国家的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正显得越来越突出。《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首次采用了贸发会议对外直接投资业绩指数，此项指标排名显示，各个国家在这方面的表现迥然不同。按照该指数的排名―――以一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占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与其占全世界GDP的比例之比来衡量―――位居榜首的国家包括比利时和卢森堡(由于过转外国直接投资缘故)、巴拿马和新加坡。此外，荷兰、瑞典、瑞士和英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也名列前茅。

继续放宽外国直接投资体制有助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复苏。2003年，全世界有244项法律和法规的修订影响到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其中220项是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2003年，全世界达成了86项双边投资条约和60项避免双重征税条约，从而使这两类条约的总数分别达到2265项和2316项。然而，从每年新缔结的条约数量上看，双边投资条约自2002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而避免双重征税条约自2000年以来也在不断减少。

贸发会议2004年第一季度对全世界335家规模最大的跨国公司(含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 以及87位国际选址专家做了一次调查，受调查对象均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他们表示，亚太以及中东欧等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望上扬，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外国直接投资会在亚洲的中国和印度以及中东欧的波兰出现大幅攀升之势。

整体复苏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都有乐观的发展前景。贸发会议为衡量一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而制定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业绩指数显示，诸如捷克共和国、中国香港和爱尔兰这样的经济体，即便是在外国直接投资衰退期仍然能够吸引到大量的投资。而日本、南非和泰国等经济体的情况则截然相反，把这些经济体在贸发会议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业绩指数上的排名，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潜力指数上的排名进行比较后发现，这些经济体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时并未发挥出它们的全部潜力。

跨国公司：向服务业发展

外国直接投资的复苏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生产的发展。目前，全世界至少有6.1万家跨国公司的90多万家国外分公司参与了国际生产活动，它们所代表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约为7万亿美元。当前的国际生产仍然相当集中。从数量上看，2002年全世界100家规模最大的跨国公司只是全球跨国公司总数的0.2%，但是这100家跨国公司的分公司的销售额却达到了所有跨国公司国外分公司销售总额的14%，这100家公司的资产占全球所有跨国公司总资产的12%，雇员人数占全球所有跨国公司雇员总数的13%。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滞之后，2002年，这些跨国公司在资产、销售额和雇员人数方面均恢复了增长。

接受贸发会议调查的著名跨国公司和选址专家认为，某些服务行业，如电气设备和电子设备、机动车辆和机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更为光明。范围广泛的公司职能外迁乃大势所趋。预计外国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仍将以“绿地投资”为主，在发达国家则以跨国并购为主。而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的投资促进机构将继续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展开竞争，并以激励措施和目标锁定作为关键性的投资促进工具。

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正在向服务业方向转变。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服务业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仅占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四分之一；1990年这一比例还不到50%；而2002年则上升至60%，估计为4万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初级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占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比例由9%下降到6%，而制造业的降幅更大，由42%降至34%。

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构成也在发生变化。直到最近，它还主要集中在贸易和金融两个领域，两者2002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占全球服务业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存量的47%，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中占35%（1990年分别为65%和59%）。然而，诸如供电、供水、电信和企业活动（包括IT带动的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例如，从1990年到2002年，发电和电力配送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值增长了14倍；电信、仓储和运输行业增长了16倍；企业服务增长了9倍。

从平均值来看，2001-2002年，服务业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占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额的三分之二，大约为5000亿美元。此外，由于母国和东道国的服务部门在跨国经营方面落后于制造业，因此它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上仍然大有可为。

篇9

既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事实，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它们的竞争优势何在?他们的投资原因是什么?它们的行为有何特点?这些都有待于经济学家提供相应的答案。为了寻求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国际经济学界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地探索，创立了一些新的理论学说。但能形成较系统、较成熟的理论的却不多。这些理论成就远远逊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方面的成就。这些理论虽然在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不属于主流理论，但其影响越来越大。研究这些不同理论流派的思想，可以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以对外直接投资目的为切入点

长期战略理论

长期战略理论是鲁伯等人根据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调查而总结提出的。他们的调查涉及80多个跨国公司，描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厂商的长期战赂考虑。

他们认为，第一种外国直接投资是以出口导向的投资(10％的产品用于出口)。该种投资旨在使一个跨国公司容易接近新的投入来源地，即原材料、零部件以及最终产品的来源地。第二种是市场拓展投资，产品主要在东道国内销售，其经济方面的兴趣在于当地市场的规模及长期的潜力，以及当地的生产成本。最后一种是政府倡导的投资，该投资主要是东道国各种补贴所引致的。

在上述学者看来，不同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例如，较之注重于东道国市场的投资，以出口导向的投资通常需要较短的回收期或较高的收益率。但是，如果把各种外国直接投资一并考虑，鲁伯认为，预期的投资利润率(而不是当前的利润率)对投资水平有着根本的影响。该研究还认为，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长期的战赂考虑，其中包括长期利润率、市场规模和潜力以及生产成本，投资刺激对以出口导向的投资选址有一些影响，并会增加市场拓展和政府倡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的流量。

鲁伯等人的研究是实证性的。他们把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归因于不同的因素，这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长期战略理论对于我国的指导意义在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应着眼于企业的未来长期发展战略，短期的利润率不应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同时，在投资的选址上，也应把企业未来的发展考虑在内。

二、以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性为切入点

1．小规模技术理论

威尔斯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界跨国公司》专著中对该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威尔斯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相对落后，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难以依赖绝对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起着重要作用。威尔斯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优势：

(1)小规模制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远远小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当地建厂所需达到规模经济的起点值。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使用已被发达国家抛弃的过时技术往往能满足这种需求。为了适应小规模市场的需要常常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又适合于当地劳动力丰裕，资本短缺的实情。因此，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规模的原因，其他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有了生存空间，并且有了抗衡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武器。

(2)当地采购和特殊产品。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较多地吸收和利用东道国的技术、设备、人才及研究开发能力，这既可能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又可能是因为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以及当地有能力提供跨国公司所需的有关设备。这种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截然相反的做法往往赢得了东道国的真诚合作。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有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东道国与投资来源国有血缘联系的种族社区需要的。

(3)接近市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的企业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即它们不是依靠商标优势或营销网络优势，而是通过低价格的方式销售产品。发展中国家形成低成本优势的原因有三条：一是雇员工资较低，二是基本建设费用较低，三是广告费用较低。上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所具有的竞争优势表明它们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没有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威尔斯根据有关资料，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出国门的几点动因：(a)保护出口市场。(b)突破配额限制。(c)寻求低成本。(d)种族纽带。(e)分散资产。(f)其他动因。除上述原因外，本国、东道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倡议和帮助，企业主为亲朋好友寻找职业，在海外培训人才等都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外扩张的动因。

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西方理论界认为是该领域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规模技术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摒弃了那种只能依赖垄断的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为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即使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的小企业而言，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和较大的市场空间。当然，该理论也有某些局限性和片面性。它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同时，该理论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无法解释当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日趋增长的现象。

2.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提出用技术地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拉奥深入研究了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尽管表现为规模小、使用标准化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在拉奥看来，导致发展中国家能够形成和发展自己独特优势的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

(1)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是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环境中进行的，这种新的环境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

(2)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他们的产品能更好地满足当地或邻国市场的需求，这种创新活动必然形成竞争优势。

(3)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不仅来自于其生产过程、产品与当地的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紧密结合，而且来自创新

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

(4)从产品特征看，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能开发出与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特别是当东道国市场较大、消费者的品位和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仍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不仅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形成竞争优势所特有的企业创新活动。在拉奥看来，企业的技术吸收过程是一种不可逆的创新活动，这种创新活动受当地的生产供给、需求条件和企业特有的学习活动的直接影响。与威尔斯相比，拉奥更强调企业技术引进的再生过程，即欠发达国家的对外国技术的改进、消化和吸收不是一种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技术的改进和创新。正是这种创新活动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虽然拉奥的技术当地化理论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描述是粗线条的，但它把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跨国经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微观层次，以证明落后国家企业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可能性。

技术地方化理论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及其产品对于当地市场的适应性，而且强调技术创新对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作用。此外，该理论还强调根据东道国市场特征不同开发出不同产品，以便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这对我们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有启迪意义的。

三、以对外直接投资原因为切入点

1．竞争优势发展论

竞争优势发展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著名企业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于1990年提出的。根据他的观点，竞争优势是动态变化的，一国要想在全球竞争中打胜对手，国内需要激烈的竞争。激烈的竞争，一方面促使企业向海外发展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又为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取是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紧密相连的，激烈的竞争是国家竞争优势不断提高的动因。波特认为激烈的国内竞争导致对外投资的发生，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并确保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它指出了国际投资应“先内后外”的发展顺序。

根据波特的观点，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力量、组成以及可持续发展会显示在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或显示在相对于该国主要竞争对手而言的增长中。因此，波特的竞争优势发展论与邓宁的投资阶段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期和能力，只不过是国家的经济总体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对外投资的程度。同时，波特的观点还隐含着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有可能是自发的，也有可能是被动的，也就是说，自发的外来直接投资刺激了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直接投资日益增加了。

2．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近年来，国际经济学者为了克服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西方学者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任何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在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而发生的。

所谓直接诱发要素，主要是指各类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技术、管理及信息知识等。直接诱发要素既可存在于投资国，也可存在于东道国。如果投资国拥有技术上的相对优势，可以诱发其对外直接投资，将该要素转移出去。反之，如果投资国没有直接诱发要素的优势，而东道国却有这种要素的优势，那么投资国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来利用东道国的这种要素。

所谓间接诱发要素是指除直接诱发要素以外的其他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a)投资国政府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鼓励性投资政策和法规、政府与东道国的协议和合作关系等。(b)东道国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东道国政局稳定及吸引外资政策优惠；基础设施完善；涉外法规健全等。(c)全球性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经济生活国际化以及经济一体化、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科技革命的发展及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和汇率波动等。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试图从新的角度阐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其创新之处在于强调间接诱发要素包括经济政策、法规、投资环境以及宏观经济对国际直接投资起着重要作用，而以往诸多理论都仅从直接诱发要素单方面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从而导致某些片面性和局限性。事实上，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建立在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共同作用之上的，两类因素作用大小与投资者自身情况及其投资目的有关。诚然，在一般情况下。直接诱发要素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诱发因素，因为对外直接投资本身就是资本、技术、管理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但是，单纯的直接诱发要素不可能全面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条件。尤其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在资本、技术等直接诱发要素方面往往并不处于优势地位，其对外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诱发要素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但这一理论只是对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分析，并没有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过程及发展规律进行分析。

四、以对外直接投资阶段为切入点

1．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这一理论是由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共同提出的。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主要从技术累积论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从而把这一过程动态化和阶段化了。他们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1)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自身的稳定提高和扩大，这种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2)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影响其国际生产活动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

在上述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根据坎持韦尔等人的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充分利用种族联系；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为获取更先进的复杂制造业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由此可见，坎特韦尔等人的阶段发展模式是以地域扩展为基础，以技术累积为内在动力的。随着技术累积固有的能量的扩展，FDI逐步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从资源依赖型到技术依赖型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是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地域扩展为基础的。随着技术积累固有的能量的

扩展，对外直接投资逐步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依赖型发展，而且对外投资的产业也逐步升级，其构成与地区分布的变化密切相关。该理论由于比较全面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而受到了西方经济理论界的高度评价。

2．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这一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邓宁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旨在从动态的角度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实证分析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联系，结果发现：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和能力大小，直接取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因为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都有较大差别，从而对直接投资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邓宁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小划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位也不同。

(1)处于第一阶段的是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引进外资规模也很小。因此该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

(2)处于第二阶段的是人均GNP在400～2000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随着本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仍为负值，且负数值有增加的趋势。

(3)处于第三阶段的是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其发展速度可能超过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但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仍为负值，不过数额日益减少。

(4)处于第四阶段的是人均GNP在4750美元以上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明显大于引进外资额，且差额不断扩大。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正值，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以人均GNP为尺度，来衡量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和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投资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发展趋势，即经济实力最雄厚、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往往是资本输出最多、对外直接投资最活跃的国家。但是，该理论仅用人均GNP单一指标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难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难免与现代国际投资实践相悖。

3．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

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是日本学者小泽辉智提出的。作为日本学派的主要代表，小泽辉智在对FDI进行分析时，竭力把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开放的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在一起，试图用一种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去促进经济转型，以及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在小泽辉智的分析框架中，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科层等级结构，这种科层等级对各国经济都十分重要，它为欠发达国家提供赶超的机会；而对发达国家来说则创造了一个转移知识与技术的机会。小泽辉智以日本经济为例，提出了FDI模式选择的问题，他认为FDI模式选择应能使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激发出来，并达到最大程度，因而发展中国家的FDI模式必须与工业化战略结合起来。他始终把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FDI作为相互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于一体分析。不断使本国比较优势增强，从而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进入的国家演变为向海外投资的国家的基本原因。小泽辉智把这一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阶段；第二阶段为输入FDI到输出FDI的转型阶段；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的FDI向技术导向、贸易支持型FDI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输入的FDI和资源导向型输出的FDI交叉发生阶段。

在小泽辉智对动态的比较优势增强的FDI范式中，FDI的发生及模式选择完全遵照动态的比较优势。这个理论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不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FDI模式选择的必要性，且还提出了选择的原则和实现模式的条件：以增强比较优势为基准，以出口导向战略为条件。

与邓宁不同，小泽辉智更多地强调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应性及各国动态比较优势的互补性，并作为FDI流动的原因，主要分析国家层次和产业层次上的变量对FDI流动及各国投资地位的影响，并没有更多地关注FDI发生的微观基础。然而一个现实的FDI发展模式，必须考虑到处于后发阶段国家在FDI选择时所面临的结构，在考虑“后发优势”的同时，“后发劣势”也不可忽略。

4．国际直接投资的两阶段理论

国内有关学者认为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总是经过“经验获得阶段”和“利润摄取阶段”。前者是试探、熟悉或学习阶段，企业希望在一定的时期内，获得有关信息，积累经验。对于后一阶段，企业希望其时间无限延续，以获取最大利润。

两个阶段的时间长短与企业自身的状况紧密相关。不同发展水平的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处于两种不同的状态，即或者处于优势状态或者处于劣势状态。优势状态是指企业的总体营销能力高于东道国企业的一般水平，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企业只需熟悉东道国市场运作的方式，因此第一阶段会相对较短，而后可以通过适当规模的追加投资充分发挥优势，在竞争中获得超额利润。劣势状态是指企业的总体营销能力低于东道国企业的一般水平，处于该种状态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仅要熟悉东道国市场运作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学习与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总体营销能力，从而形成一种追赶国际先进企业的态势，以保证在竞争中不会轻易“出局”。虽然这种学习阶段可能较长，还有可能要“交学费”，即仅获微利甚至利润为负，但是，在总体营销水平较高的国家进行经常经营，与先进的技术资源更为接近，能够更多地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参与更高水平的国际市场竞争，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作用要大大超过进出口或国际技术转让。在东道国市场上因处于不利地位而带来的损失可以通过提高竞争能力在母国(或第三国)更好地经营来弥补。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是为了提高其长期的国际竞争力，即使在短期内必须付出一定代价，发展中国家企业也应该积极对发达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除上述理论外，近年来还有一些国际经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就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某一个方面进行论述，进而形成一些理论，如风险分散理论、企业管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市场控制理论、国家利益优先取得论、提高公司形象论等。这些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各自强调某种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的手法较为单一，缺乏理论分析应有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因而也就无法充分解释纷繁复杂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活动。

总而言之，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许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将目光转向这些新兴的跨国公司，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尽管这些成果不免带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理论的痕迹，而且也不够成熟和完善，但毕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这些丰富多彩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发展中国家参与跨国投资的程度也越来越高，跨国直接投资理论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也将会越来越完善。建立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理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责无旁贷的任务。

篇10

关键词：中国；FDI；原因；动因

从2004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急剧扩大。2004年对外直接投资额达55.3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93%；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则分别上升到122.6亿美元、176亿美元、265.1亿美元、406.5亿美元和433亿美元，同比增长率分别达123%、43.8%、50.6%、63.6%和65%。截至2009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累计达2 200亿美元，中国境外企业已超过3万家，投资区域基本遍及全球各国，一跃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

一、中国FDI的增长态势

从1979年至今，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走过了30年。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是增长迅速但起伏很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在起步阶段的头几年，投资规模很小，年均投资流量不到4 000万美元。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1985―1990年的增长阶段，年均投资流量已上升到7.11亿美元，即使在1991―2003年间的调整阶段，增长速度减缓，年均投资流量也达26亿美元左右，几乎是增长阶段的4倍，而到了推进阶段，仅2004―2007年间的年均投资流量就达154.75亿美元，差不多又是调整阶段的6倍。可见，在总体发展趋势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加速发展状态。但如果从不同的发展阶段看，规模增长的起伏又相当大，尤其是从2004年以来发展势头非常迅猛。这从图1中可以得到清楚的反映。

二、中国近年来FDI迅猛增长的原因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的原因何在？从理论和实践角度看，中国在短期内FDI迅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

（一）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高

邓宁（Dunning）曾提出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用以解释一国在国际投资中的地位变化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该理论认为，随着人均GNP水平的提高，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规律性的周期变化。①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人均GNP只有200多美元。与此相应，中国引进外资流量很少，对外直接投资则更少。进入90年代后，人均GNP出现大幅增加，同时外资流入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均快速上涨。具体情况可由表1得到反映。

根据表1中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净FDI流量为负数且差额很小，按照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这一时期中国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一阶段；从90年代初开始，FDI流入增幅高出FDI流出增幅，净FDI流量绝对值不断增大，表明中国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第二阶段；而从2006年开始，FDI流出增幅超过FDI流入增幅，净FDI流量绝对值逐渐减小，表明中国正在转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将迅速增加。

我国学者梁军和谢康①以中国净FDI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中国人均GNP作为解释变量，提出如下计量模型：

Yt=b0 + b1PGNP + b2（PGNP）2 + Ut（1）

式中， Yt代表中国净FDI流量，PGNP代表中国人均GNP，采用中国1982—2006年的相关数据，经拟合得到如下结果：

Yt =246.4071-0.9797PGNP+0.000261（PGNP）2 （2）

P值=（0.0000）（0.0000）（0.0001）

R2=0.935 3 校正R2=0.929 4

F=158.862 5P（F）=（0.0000）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优度超过0.93，校正的拟合优度也接近0.93。表明中国人均GNP水平提高与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化高度相关。从系数的符号看，人均GNP一次方的系数（b1）符号为负，人均GNP二次方的系数（b2）符号为正，既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所揭示的规律吻合，也与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随经济发展水平（GNP）的提高现降后升的特征相符。从中国发展实际情况看，2006年人均GNP按接近2 000美元，而净FDI流量开始减少。根据上述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推断，在2006年前，中国的国际投资结构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一、二阶段，而2006年后则开始转入第三阶段。这一推断与投资周期理论中的经验数值②也是大体相符的。

（二）人民币持续升值

自从2005年7月人民币实行汇率改革以来，升值成为其汇率变动的基本趋势。汇改前的2005年6月，1美元折合人民币8.276 5元，2005年底到8.07 02元，2006年底为7.808 7元，2007年底进一步升到了7.409 4元，2008年甚至一度“破七”。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一方面会提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实力和潜力（以美元计）。另一方面也不断提高中国国内各种要素和商品的国际价格进而增加出口成本，由此而产生的替代效应也会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历史的经验表明。与一国本币升值相伴随的往往是该国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期间，日本大规模对外投资就是例证。

（三）鼓励性政策扶持

自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外经济投资体制逐步与国际接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对外投资的政策法规。大量鼓励性政策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内学者张为、付曾以1995—2006年的统计资料，就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每增加1%，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即增加1.5%左右，两者呈正向关系。这无疑从实证角度进一步论证这一点，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台的一些整顿性政策往往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幅波动，则从反面说明了政策因素的重要性。

三、中国企业参与FDI的动因

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必须具有垄断性的竞争优势。按照这种论断，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都不可能对外直接投资。但事实上，中国的许多企业都走上了跨国经营道路，不少企业还打入了发达国家市场。这种现实使我们有必要来重新审视居于主导地位的垄断优势理论。

我们认为，传统的垄断优势理论至少忽视了两点：一是企业跨国竞争的优势具有相对性，而非绝对性；二是跨国企业的优势具有动态性，跨国经营的发展过程将使企业获得和增加新的优势。我们认为，现阶段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凭借自身的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谋求全球利润最大化；而对中国企业来说，主要是利用自身的某种相对优势，积极向国外寻求有利的经营条件，以增加和发挥其竞争优势，这才是目前许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对引进的技术和管理的消化吸收已形成了相对优势。而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且国内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不稳定因素，经营环境不尽如人意，这就促使这部分企业走出国门去寻求有利的经营环境和机会。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以下几种典型的动因类型：

（一）市场寻求型

克鲁格曼所倡导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世界，贸易和投资由源于聚集效应的外部经济和源于内部能力的内部经济所驱动。所谓外部经济就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寻求和占有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同样也是中国企业跨国发展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动因。目前，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开拓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主要是如下四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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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处于转型中的国有外贸企业

该类企业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中国商品进出口的唯一渠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加强，使得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开拓和保护出口市场的重要手段；同时国内贸易体制的改革，打破了它们过去专业分工过窄和独家垄断的经营地位，使它们改变传统经营方式，走上对外投资的跨国发展道路。例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自1988年以来，先后在主要的出口市场国家和地区设立贸易和非贸易子公司及其它机构，有效地巩固和扩大了在国外的石油、化工产品市场。

2.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工业企业

这些企业一般有着成熟的技术和产品，一方面由于企业产品已经进入成熟期，国内需求增长率下降，使国内总的生产供给能力相对过剩；另一方面，由于同行业企业数量多，使得企业争夺国内市场的竞争激烈。这就促使一部分企业通过在有关市场国家投资生产来开拓市场。

3.拥有技术实力的科技开发企业

这些企业一般拥有国内最新的科技产品，但这些产品的国内市场成长较慢，受限于技术产品更新周期短的压力，所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积极向国外市场扩展。因为直接投资有利于保护技术秘密，可以获得更充分的回报。在国内科技体制改革深入发展以后，这类企业正日益增多。例如，中科院所属的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以联想式汉字系统这一拳头产品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已在香港、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中国大陆有24个分公司，其研制开发的各种微机主机和功能卡等产品大量销往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4.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企业

这类企业开拓的是另外一类市场，即劳务市场。随着世界劳务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仅仅依靠劳动力单一要素的跨国界转移，已难以有效地占有市场，所以，劳动力同国内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技术及其物化的设备等资本品相结合，实行“一揽子”要素转移，就成为更有效的竞争方式。目前，中国各省市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几乎都沿着这条路线走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例如，福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在泰国、孟加拉、新加坡、美国和港澳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30多家境外独资、合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劳务承包、贸易、金融、旅游、服装、电子以及橡胶等多种行业。

（二）资源寻求型

资源紧缺已成为中国一些企业发展壮大的限制条件。因此，寻求经营资源，成为不少企业发展跨国投资最直接的动因。这些企业主要寻求两类经济资源：

1.寻求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受地理条件影响，各国分布差异很大，有些自然资源在国内长期供应紧张，而在其它国家和地区蕴藏状况和开采、运输等条件却十分优越。这种投资显然对国家、对企业都是有利的。此外，首都钢铁公司购买秘鲁的矿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投资于美国开采供应国内的木材资源，投资于加拿大开发供应国内的纸浆和铝锭；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投资于美国和东南亚开发供应国内的化肥和橡胶等，都直接以寻求自然资源为投资目的。

2.寻求信息资源

这是另一类经济资源，这类资源在现代企业的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过去较长时期的闭关锁国，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与外部世界联系很少，不了解国外市场需求并难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目前，一批专门为国内企业提供国际经济技术信息服务的企业应运而生，它们在国外投资设立网点，接受委托或主动为国内企业搜集国外有关经济技术信息，为其进行技术引进和其它经营决策提供依据和资料。

（三）战略资产寻求型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五次全球并购浪潮中，跨国公司并购成为一个热点。以波特为代表的战略管理学派认为，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要考虑各地经营活动的整合态势以及价值链各环节的协调情况。对于希望进入世界级跨国公司的中国企业而言，仅仅定位于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型的跨国经营是远远不够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有关调查表明，中国许多大型企业对于战略资产青睐有加，拥有这种动机的比例达到51%，仅次于市场寻求型。海尔、TCL和联想等企业国因其对发达国家的企业并购而成为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以联想为例，联想在并购IBM全球PC业务中获得品牌、技术以及国际性的公司管理结构，这些正式联想寻求的互补性战略资产。寻求战略资产可以获取更高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实力，因此这类投资多流向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

邓宁（Dunning）曾对跨国经营动因作了系统调查并归纳初四种类型：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战略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显示，前三种动因对中国的跨国企业均有较大作用，唯有效率寻求型影响很小。这是中国跨国企业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FDI动因上的最大区别，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这是由于中国的跨国企业未形成国际化生产网络并缺乏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事业和能力，显然这同中国企业尚处于对外投资发展的初期阶段有关。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目前还具有较强的被动性和自发性，不少企业是在国内体制变革的压力下迈出国门的，随着国家和企业经济技术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竞争在国内外市场的全面展开，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主动性将会大大增强。

参考文献：

[1] J.H.Dunning.Explain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 Approach， Weltwirts Chaftliches Archiv，1981.

[2] 张为付.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