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存量权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直接投资存量权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江苏省；就业

一、问题的提出

充分就业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而就业数量的多少取决于该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江苏是我国的经济大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江苏省就业的数量、结构、质量等方面。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就业总量、结构、质量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应结论与对策。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就业总量的影响

（一）计量模型变量的选取

国内学者田素华(2004)在进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时，将FDI分为增量外资和存量外资两种形式。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增量FDI和存量FDI对上海市的就业效应是不同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 国内学者田素华的实证结果

外商直接资(FDI)的分类 对就业有影响的原因

增量FDI 取决于FDI的进入方式

存量FDI 取决于外商投资企业与东道国本地企业之间的前后关联程度和竞争关系

国内学者孙海霞（2007）认为，FDI对就业总量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影响因素。

表2 国内学者孙海霞的研究结果

FDI对就业的影响 影响因素

直接影响（通过流量FDI反应） FDI进人方式、FDI流人规模、流入行业的劳动密集度、流入项目的劳动密集度、来源国等

间接影响（通过存量FDI反应） 产业关联度、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资本有机构成、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

本文借鉴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将外商直接投资分为增量外商直接投资和存量外商直接投资两种形式，以此来考察增量外商直接投资和存量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就业总量的影响。

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总投资存在“吸收”效应（“吸收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会引起国内总投资的增加额超过外商直接投资本身的增加额）或“挤出”效应（“挤出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将引起国内总投资增加额小于外商直接投资本身的增加额，甚至出现国内总投资额减少的情况），并且国内投资的变化也会对就业产生影响，故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总量影响时，还要考虑国内总投资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在模型中加入国内总投资这一因素。

因此，笔者建立了如下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江苏省增量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江苏省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对江苏省就业总量的影响：

LOG（L）=P0+P1LOG(X1)+P2LOG(X2)+P3LOG(X3)+Ut

其中，江苏省年度增量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外商直接投资和江苏省年末固定资产净值分别用X1，X2和X3表示，就业总量用L表示。

（二）数据处理及计量模型的建立

本文选取了1991―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所有的数据均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1992―2010》。本文对三个主要指标和就业人数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因为对数表达不仅可以保持原数列的时间趋势，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异方差现象。分别定义X1、X2、X3和L为自然对数的增量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外商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净值和就业人数。

本文年度存量FDI的数据是以1985年的流量FDI作为基期的存量来计算的，所用公式为FDI当年存量=FDI前一年存量×（1-10%）+FDI当年的流量。（其中10%为折旧率，1985年的FDI存量=1985年的FDI流量）。

全部数据的处理和检验均由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3.1完成（见表3）。

最后得到的回归模型为：

资料来源：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1992-2010年）统计整理

通过上面的回归模型结果可以看出，江苏省年度存量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当年的就业影响小于零，而增量外商直接投资和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对江苏省的就业影响大于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量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江苏省的劳动就业岗位就会增加0.0069%；存量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l%，江苏省的劳动就业岗位就会减少0.0144%；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江苏省的劳动就业岗位就会增加0.0351%。由此可见，固定资产投资对江苏省就业的贡献最大，增量外商直接投资也对就业有着一定的贡献，但跟固定资产投资对江苏省就业的贡献相比，只是起到了有限的促进作用。

资料来源：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1992-2010年）统计整理

江苏省增量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的就业影响大于零，原因可能是增量外资进入江苏，或当增量外资与江苏省原有企业共同合作成立中外合作企业时，新建外资企业的增量资本并没有替代部分原有的存量劳动，或者说增加了对新的工作岗位的需求。而存量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的就业影响之所以小于零，这可能是因为存量外商投资企业与江苏省大多数本地企业是一种竞争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后会减少与其有前向或后向关联关系的江苏本地企业的市场需求，从而不利于扩大江苏省的劳动就业规模。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产业对就业的影响

（一）计量模型变量的选取

回归模型仍然采用上述建立的模型，只是被解释变量有所变化，分别选取江苏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依然选取江苏省年度增量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外商直接投资和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对江苏省不同产业的就业人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模型分别如下：

LOG（L1）=P0+P1LOG(X1)+P2LOG(X2)+P3LOG(X3)+Ut

LOG（L2）=P0+P1LOG(X1)+P2LOG(X2)+P3LOG(X3)+Ut

LOG（L3）=P0+P1LOG(X1)+P2LOG(X2)+P3LOG(X3)+Ut

其中，增量和江苏省存量外商直接投资仍分别用X1和X2表示，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净额仍用X3表示，江苏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分别用L1、L2、L3表示。

（二）数据处理及计量模型的建立（见表4）

根据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3.1，笔者依次得到外商直接投资对各产业就业效应的回归模型：

从上可以得出：增量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增加江苏省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但不利于增加江苏省第三产业的就业；而存量外商直接投虽不利于增加江苏省第二产业的就业，却有利于增加江苏省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从第一产业来看，存量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产业的就业产生正效应；从第二产业来看，增量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的就业效应为正，而存量外商直接投资会给第二产业带来负的就业效应，从总体来看，对其产生的负效应大于正效应，故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第二产业就业的总效应为负；从第三产业来看，增量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三产业的就业效应为负，而存量外商直接投资会给第三产业带来正效应，从总体来看，对其产生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故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第三产业就业的总效应也为正。综上所述，无论是增量外资还是存量外资都对江苏省的劳动就业结构有显著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第一产业就业促进作用明显，对第三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次之，而对第二产业就业不利。

四、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就业质量的影响

就业质量是反映整个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情况的优劣程度。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就业质量的好坏关系到劳动者的幸福感和社会的和谐度。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就业质量的积极影响

FDI的流入有利于提高江苏省劳动者的素质，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FDI主要是通过合作和竞争效应途径来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合作效应是指一方面在外企就职的员工其素质会因为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接受专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外资企业还会与当地的关联企业合作，为其关联企业员工提供专业技能培训以获得技术支持，这同样会提高这些关联企业劳动者的素质；竞争效应是指外商投资企业为了吸引高素质人才，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工作环境、较丰厚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国内企业为了在稀缺的劳动力资源争夺中获得竞争优势，也一定会给其员工提供较优厚的待遇。

FDI主要是从以下三点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劳资双方双向选择的机制公平公正，为江苏的企业聘用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外资企业通常都拥有一套市场化、效率化的人力资源报酬制度，据调查研究，FDI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普遍高于国内投资企业，这又为江苏的企业报酬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外商投资企业为其员工制定了一套科学有效的培训制度，而江苏本土企业则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较少，这为江苏的企业培训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就业质量的消极影响

在某些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FDI对江苏省就业质量会产生不利影响，这主要有：雇用非熟练劳动力导致周期性或季节性的失业，劳工权益保护不到位等方面。

跨国公司多为其员工提供了高额的工资和优厚的福利待遇，但其雇佣的员工数量并不多。大多数的跨国公司会将其部分业务转交给供应商，这样就能减少对本企业员工的工资支出。供应商对工人提供的工作是极其不稳定的：当市场上对某种产品的需求旺盛时，供应商会得到跨国公司更多的订单，雇佣更多的工人；而当某种产品不再受市场欢迎时，供应商收到的订单会减少，从而减少雇佣的工人，造成一部分工人失业。

当本地的生产成本不再具有成本优势时，供应商会迅速地迁移甚至关闭其工厂，从而造成大量的工人失业，很多工人甚至无法领到先前被拖欠的工资。由于企业工会组织的不健全，常常忽略了劳动者应享有的权益。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

（一）主要结论

1.江苏省增量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就业数量、就业结构均存在影响：江苏省增量外商直接投资会引起江苏省劳动就业数量的增加，而存量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扩大江苏省的劳动就业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第一产业就业促进作用明显，对第三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次之，而对第二产业就业不利。

2.江苏省增量FDI在就业质量上存在双重影响。FDI的流入有利于提高江苏省劳动者的素质，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雇用非熟练劳动力导致周期性或季节性的失业，劳工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等方面。

（二）对策建议

1.提高就业总量的建议

由于存量外商投资企业与江苏省大多数本地企业是一种竞争关系同时与其有前向或后向关联关系的江苏本地企业关系不密切。因此在吸引FDI的同时要注意培育与上下游相关产业的配套衔接，增强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关联程度，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这样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关联可以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创造间接的就业。

2.优化就业结构的建议

政府应该加强引导，多吸引FDI投向第一及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传统的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实现外商直接投资的价值增值。江苏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学习研究，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转化为江苏省自己的技术和经验，这将提升江苏省的技术水平，同时，江苏省应鼓励外商将资金投资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促进江苏省产业结构的升级。

3.提升就业质量的政策建议

提升就业质量主要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加强劳工权益的维护。提高劳动者素质一方面加强专业技能的培训来加强大量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或专业技工的转变，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增加江苏的人力资本储备；加强劳工权益的维护是指一方面，外资应为高素质人才提供较高的薪酬、良好的福利待遇和优越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某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劳动者的权益会遭到直接或间接地侵犯。政府应加强协调。政府不能以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牺牲劳动者权益。

参考文献：

[1]孙海霞.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总量的影响[J].经济与管理,2007(8).

[2]王蓉.外商直接投资对天津就业效应的影响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0.

[3]周启良,湛柏明.FDI对中国三大经济地带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2009(3).

篇2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入量在2000年达到1.4万亿美元峰值后开始大幅下降，从2004年开始止跌回升，到2006年，历经三年连续增长，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3060亿美元。

跨国兼并和收购在全球FDI流入量中一直占很高比例，如2005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额占全球FDI流入量的比重为75.7%，2006年该比重为67.4%。可见，跨国并购交易量的涨跌是影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核心因素。2004年，跨国并购交易额扭跌为升，2004年增加了28.2%，2005年跨国并购交易额飞跃式增长，与2004年相比，年增长率高达88.2%，2006年跨国并购不仅在金额上（年增长率提高23%，达到8800亿美元）而且在数量上（提高14%，达到6974笔）均显著增长，接近2000年达到的上一个并购高峰。

近几年跨国并购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大额交易明显增加。2005年跨国并购巨额交易141笔，价值为4540亿美元，占全球跨国并购总价值的63%。2006年巨额交易多达172笔，接近2000年175笔的峰值，占跨国并购交易总额约三分之二。

2005年最大的跨国并购交易是英国的壳牌运输贸易公司（Shell Transport & Trading Co）与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Petroleum Co）合并成立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交易额高达743亿美元。2006年最大的一笔交易是巴西淡水河谷公司以170亿美元收购加拿大英可公司（INCO）。

第二，私人股权投资资金在并购中的比重增加。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及其他集体投资基金的跨国并购是相对最近几年才出现的现象，但其在全球并购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不同于以往投资高风险、高收益资产的策略，私人股权投资公司越来越多地收购大型上市公司。1995年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及其他集体投资基金占跨国并购交易件数的比重为8.5%，参与的巨额交易占全球跨国并购交易总额的比重为7.5%；2002年该比重分别为10.6%和11.8%，但2005年已上升为14.5%和18.8%。2006年，他们参与的跨国并购金额达到1580亿美元，较2005年增加了18%。

第三，初级产品领域并购成为热点。采掘业在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中的比重自二战后一直处于下降过程，但在2000-2005年期间有所上升，主要源于对矿物勘探和采掘领域新的投资及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并购活动。自2005年开始，跨国公司在初级产品领域的并购交易迅速增加。从跨国并购出售额看，2004年，跨国并购的行业分布为：服务业63%、制造业32%和初级产品部门5%，到2005年，跨国并购的行业分布发生显著变化：服务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56%，但制造业下降到28%，初级部门上升为16%，增长了三倍，自然资源领域成为升幅最大的领域。

第四，矿产资源不断向大型跨国公司集中。经过一系列跨国并购，2006年全球最大的10家金属采矿公司控制了全部非能源矿物全球总产量的33%，而1995年为26%。单种金属的集中程度甚至更高。以铜为例，前10强公司占2005年世界总产量的58%。在石油天然气领域，集中程度在过去十年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前10名生产商约占世界总产量的41%。

第五，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并购中的地位不断上升。1987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跨国并购中的份额按价值计算仅占4%，按达成的交易数目计算占5%。到2005年，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交易额已占全球跨国并购总额的13%，达成的交易数目占全球跨国并购交易总数的比重上升到17%。

第六，交易支付方式发生改变。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并购热潮不同，2006年跨国并购高速增长中，绝大多数交易是用现金和借贷支付的，而不是通过换股实现的。

第七，一些领域出现保护主义倾向。在欧盟和美国，一些拟议中的外国收购引发了关注和争议。2005年，因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的阻挠，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放弃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2006年初，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港口世界公司（DP World）收购英国航运和港口管理公司铁行港口公司（P&O Ports），连同收购该公司对美国六个港口的管理权，美国以安全为理由予以反对。在欧洲，米塔尔钢铁（Mittal Steel）竞购阿塞洛钢铁公司（Arcelor）一事也引起关注。从目前看，涉及石油和基础设施等战略性领域的保护主义倾向在不断加强。

二、我国企业在能矿资源领域参与跨国并购的情况及特点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自2004年以后开始快速增长，2003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29亿美元，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达212亿美元。但总体来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和存量仅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和存量的2.72%和0.85%。并购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一直占有较高比重，2005年通过收购兼并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当年流量的53%，2006年占39%。

（一）我国企业在能矿资源领域参与跨国并购的情况

能矿资源领域一直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2004年，流向采矿业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18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32.7%，2005年流向采矿业16.8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13.7%，2006年流向采矿业85.4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40.4%。截至2006年底，流向采矿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7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9.8%，主要分布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从投资方式看，近年我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进行了大量投资，主要交易包括：

2002/2003年主要并购交易

中国海洋石油收购海外油田资产：2002年中海油以中国海洋石油东南亚公司的名义投资5.91亿美元收购了西班牙瑞普索公司（REPSOL-YPF）在印尼的五大油田的部分权益，成为印度尼西亚海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商。以中国海洋石油东南亚公司下属的CNOOC MUTURI LIMITED和CNOOC WIRIAGAR LIMITED的名义投资2.75亿美元，购买了位于印度尼西亚东固(TANGGUH)项目12.5%的权益。

中海油并购澳洲油气田：2003年5月，中海油国际有限公司与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LNG集团正式签署协议，中海油以3.48亿美元取得在西北大陆架天然气项目内新组建的合资实体――中国液化天然气合资实体25%的股权，并获得NWS项目特定生产许可证、租赁所有权及勘探许可证大约5.3%的权益。同时，中海油还将享有未来在已探明储量之外勘探的参与权。

2003年11月，中海油在澳大利亚与GORGON签署了一个价值30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500亿元）的液化天然气交易协议。中海油将在未来25年内向GORGON购买高达1亿吨的液化天然气。在GORGON项目上，中海油拟取得12.5％的权益。

2004年主要并购交易

中石化收购美国第一国际石油公司：2004年8月，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际石油勘探开发公司收购美国第一国际石油公司（FIOC），收购价格为1.53亿美元。中石化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获得FIOC在哈萨克斯坦全资拥有和部分拥有的六家子公司，以及面积达3.4万平方公里的所属石油开发勘探区块。

2005年主要并购交易

中海油收购加拿大MEG公司股权：2005年4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下属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通过其全资子公司CNOOC Belgium BVBA，与加拿大MEG能源公司就收购其16.69％权益一事签订合同，并已为此项收购支付1.5亿加元。MEG是一家位于加拿大卡尔加里的专注于油砂业务的公司，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拥有52个连续的油砂区块的租赁许可证100％的工作权益，总面积达3.29万英亩。

中国航油收购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20.6%的股份：2005年8月，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20.6%的股权。中国航油从Satya Capital Limited购买8800万股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的普通股，约合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发行股本的20.6%。此次收购的支付方式包括支付现金2.27亿新元及发售2.08亿股中国航油股票凭单，凭单执行价格为每股1.52新元。

中石油、中石化联手海外收购：2005年9月，由中石油和中石化共同组成的中国石油投资集团在海外收购安第斯石油公司，并且以14．2亿美元收购了加拿大石油公司在厄瓜多尔的石油资产和管道资产。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收购PK公司：2005年10月26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所属中油国际有限公司以41.8亿美元100%成功收购在加拿大注册、在五个国家上市的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PK），并于次日进行交割、接管，同日为交易生效日。该项目是通过收购方式获取的海外最大的一次性并购项目。PK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拥有12个油田的权益、六个区块的勘探许可证，具有较大的勘探潜力。

2006年主要并购交易

中海油收购尼日利亚石油公司权益：2006年1月10日，中海油宣布与尼日利亚南大西洋石油有限公司（SAPETRO）签署最终协议，以22.68亿美元现金收购尼日利亚130号海上石油开采许可证所持有的45%的工作权益。

中石化收购Udmurtneft达成协议：2006年6月，英俄合资企业秋明―英国石油公司同意将其子公司Udmurtneft出售给中石化集团，交易价格将近40美元。Udmurtneft石油公司主要生产重质原油，日产量达12万桶，并拥有10亿桶原油库存，亟需注入新资金。

中印合作收购哥伦比亚石油公司：2006年8月中旬，中石化联手印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分公司共同收购了哥伦比亚石油公司Omimex de Colombia 位于哥伦比亚的海滨油田50％的股份。在本次交易中，双方各出资4亿美元，分别持有其25%的股份。而哥伦比亚国有企业 Ecopetrol 则将拥有其余50%的股份。

宝钢携金川收购菲镍矿：2006年11月，中国宝钢集团、金川集团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斥资10亿美元全资收购菲律宾棉兰老岛的一家镍矿。

中信集团购买印尼油田：2006年11月，中信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Citic Seram 完成了收购印尼Seram Non-Bula区油田开采承包权51%权益的交易，收购价为9740万美元。该油田为科威特石油公司附属企业KUFPEC的资产。本次收购的成功使中信集团成为除三大国有石油巨头之后的又一支坚实力量，为中国寻求海外能源市场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集团的海外能源拓展战略。

中石化收购俄石油公司：2006年11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完成收购俄罗斯乌德穆尔特石油公司96.86%股权的交易手续，交易总值为35亿美元。

2007年主要并购交易

紫金铜冠成功收购英国采矿公司：2007年4月，厦门紫金铜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3月5日向英国蒙特瑞科公司发出现金收购要约已收到有效要约接受书，合计13198586股，占蒙特瑞科股份50.17％，紫金铜冠宣布收购要约成为全面、无条件的要约。以英国蒙特瑞科在此之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每股2.975英镑为基准，本次收购金额约为9400万英镑（约合14亿元人民币），收购溢价近18％，收购后蒙特瑞科继续保持上市地位。紫金铜冠由紫金矿业集团、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和厦门建发股份共同发起设立，经营业务范围包括矿权投资、勘探及开发；英国蒙特瑞科公司是伦敦股票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目前正在秘鲁勘探一个大型铜矿项目。

（二）我国企业在能矿资源领域跨国并购的特点

首先，尽管我国企业收购的目标企业包括美国、英国、西班牙等西方国家公司，但其主营业务主要集中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如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等。

其次，从事跨国并购的主要是国有能矿资源企业，主要有中海油、中石化、中石油等企业。并购资产主要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其他金属矿产领域的并购案例并不多。

第三，并购主要体现为少数股权收购。尽管有中方企业取得控股权的个别案例，但大多数企业只是购并部分股权。一方面，可能是财力难以支持更多股权的收购，另一方面，可能是国内企业尚不具备整合的经验和能力。因此，获取部分权益成为大多数企业跨国并购的选择。

第四，并购数额巨大，成本高昂。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都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伴随近年来的连续开采，其潜力逐渐下降，有些油气田已濒临枯竭，新矿产的勘探和开发难度不断加大，石油价格的大幅上升，矿产品价格也节节攀升，致使并购成本一路上升。

第五，国内企业跨国并购的支付方式普遍采用现金支付，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外汇资金、国内外银团贷款，部分企业还采取发行债券融资。因此，并购交易完成后，企业的债务负担明显加重。

第六，企业采取多种并购方式。不仅国内企业强强联合，如中石油、中石化联手海外收购，而且采取与国外企业联合收购的方式，如中国与印度两国石油公司的合作收购不能简单地看作“1＋1＝2”的关系，更应将它看作“1+1＞2”的战略合作关系。由于两国石油公司的合作，提高了要价能力、减少了收购的溢价，两国公司还因此降低了经营风险。而这一模式将会为中国企业与其他国家企业在更多领域的合作提供良好的范例，使双方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

三、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前景分析

（一）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未来我国企业“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是一个长期趋势，跨国并购仍将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近两年企业跨国并购的实践看，暴露出很多问题，需要给予高度关注。

首先，中国企业缺乏海外整合与运营能力，对并购交易成功后的整合难度缺乏充分准备，大大提高了跨国并购的成本和风险，导致多起并购失败。事实上，并购中最大的成本是整合成本，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时，对交易成本和整合成本的估计不充分，企业还不能在收购前对自身的现金流能否支撑和消化成本进行准确测算，对并购后企业整合与运营的风险缺乏控制和应对能力。

其次，中国企业的国有背景可能会成为在某些战略领域开展并购的阻碍。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失败，其国有企业背景引发诸多政治问题，导致美国政府出面阻止这一收购。目前，一些国家已开始针对基金收购考虑防范措施，如德国政府正在考虑设立一个机构，可能考虑按照美国的模式，建立一个跨部门的委员会，对由国家控制的外国基金进行的收购展开审核。虽然针对的是基金，但对于国有企业的并购同样也是障碍。

第三，单一的支付和融资手段使中国企业面临较大的财务压力。首先是企业并购的融资渠道单一。我国企业主要在A股市场上市，A股市场没有国际化，从而使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时不可能采取换股方式。目前我国企业并购资金主要来自自有资金、国内银行贷款、国际银团贷款，少数企业通过到国际市场发行债券融资。国外并购常用的方式――定向发股、换股合并、股票支付等国内企业都无法利用。单一的融资手段加重了企业的债务负担。其次，企业完成跨国并购交易后，还有大量的后续资金需要投入。巨额资金的拨付容易抽空企业自有的流动现金，形成高负债率。由于债务负担加重，企业再融资成本加大，再加上还本付息，使企业面临较大的现金流压力。对企业来说，“现金流就是生命”。生命线一旦出现问题，不但并购成果前功尽弃，而且会将企业拖入破产的泥潭中。

（二）对策和建议

首先，制定切实可行的并购战略，减少随意性和盲目性。

企业并购不能操之过急，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购买美国企业时犯了很多错误，损失非常严重，急于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应该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按照国际历史数据分析，并购后几年内的成功率只有30%，可见，并购风险是相当高的，必须做好充分的资金、人才、应急等各方面的准备。

其次，考虑选择合作伙伴的方式。

注重发挥私人资本机构的作用，考虑与私人资本机构组成收购团队。注重发挥企业的合力。通过与国内企业或与国外企业联合收购，降低跨国并购的成本和风险。

第三，坚持效益原则。

赢利是最终的目标取向。目前国内企业在海外并购时，常常把完成并购交易看作是胜利果实，对于海外投资效益鲜有涉及。很多并购似乎在“抢购”，企业对于收购时机和赢利能力以及未来的财务承受能力缺乏科学的评估，忽略了并购的商业利益。企业的跨国并购必须有利润追求，否则必败无疑。

第四，协调企业的海外收购活动。

目前，已出现多次国内企业之间对交易的竞争，特别是在银行业和石油业。最近数月，三家中资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与新加坡的淡马锡(Temasek)进行了接洽，探讨收购淡马锡所持渣打银行股份的事宜。中石油和中石化为苏丹的一条输油管道展开了竞争。因此，应由行业协会或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出面协调企业的海外并购行为，避免中资企业就石油资产等展开更多竞购战，以防两败俱伤，渔翁得利。

第五，国家要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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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营企业在俄直接投资问题对策

一、浙江民营企业对俄直接投资现状

（一）投资行业分析

2000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台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形势趋好，投资环境得到改善，浙江民营企业对俄直接投资开始活跃起来。截至2010年末浙江民营企业对俄直接投资企业有38家，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木业加工及木产品制造业，纺织服装业，五金业，药业。其中纺织服装业，制造业所占份额最大，占浙江民企对俄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50.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投资存量总额的17%。木业加工及木产品制造业占10.1%。

（二）投资地区分布分析

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来分析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的3个联邦直辖市：莫斯科、圣彼得堡、塞瓦斯托波尔等中央区大城市以及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莫斯科经济实力强大，投资环境好，居民收入水平高，市场需求大，而且莫斯科机械制造业，造纸业，纺织工业比较发达。是投资者较为青睐的地方。木业加工及木产品制造业，制造业，矿产能源行业则分布在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远东地区位于俄罗斯的东部，广袤的西伯利亚东部，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具有丰富的矿产和能源资源，工业发达，科技基础雄厚，是著名的原材料产地。

（三）投资方式分析

目前浙江民企对俄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包括设立子公司，联营公司和分支机构如代表处，办事处。浙江民企在木业加工及木产品制造业，食品加工，服装纺织行业进行直接投资时，一般是设立子公司，这样可以把公司经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且收益较高。而在石油，天然气能源，汽车制造，通讯等行业由于俄罗斯对外国投资者控股的限制，在这些领域进行直接投资时一般是通过设立分支机构，联营公司的方式进行。

二、浙江民营企业在俄直接投资遇到的问题

（一）俄经济下行

俄罗斯是石油大国，随着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为俄罗斯经济增添了助力。但俄罗斯的经济过度依赖于石油产业，导致国家产业结构过度失衡，其他行业较为脆弱，不能起到支撑经济增长的作用。在2000年―2014年期间石油价格上升，俄罗斯经济上扬，但去年西方和美开始对俄的制裁，国际油价暴跌，俄罗斯的经济陷入低迷，卢布的贬值使浙江民营企业手中的钱贬值，压缩了公司的净利润空间，企业利润减少，而在俄浙商的劳动成本，厂房租金，仓储费用等却十分高，这就导致了一些在俄的民营企业亏损严重。

（二）法律和市场不健全，对私有财产缺乏保护

虽然俄罗斯制定了许多吸引外资的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在实际执行中的效果十分有限，并没能改善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司法系统公正裁决的不确定性，管理机构普遍存在的贪污受贿行为，严重损害了浙江民营企业家对俄法律保障的信任。更甚的是俄罗斯政府对外商私有财产缺乏保护，例如温州民营企业商人傅建中在俄斥巨资收购了俄罗斯的一处林场，在企业步入正轨开始盈利后，却被俄罗斯利益集团看中而没收。对私有财产缺乏保护，使在俄直接投资的浙商的权益直接受到侵害。

（三）劳动力资源短缺

俄罗斯地大物博，但俄劳动力资源短缺。截至到2012年，俄罗斯总人口为1.5亿。据统计2002年到2012年，十年之间俄罗斯人口减少了230万人。到2017年，俄罗斯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800万。经济的增长需要一定劳动力的支撑，劳动力供给不足，降低了生产质量和效率，阻碍了经济发展俄罗斯政府为了遏制劳动人口持续下降这一趋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为了鼓励多生育，减轻家庭养育孩子的负担，家庭有了新生婴儿每月可以领取一定的政府补助，但效果并不明显。企业的生产经营需要一定劳动力的支撑，劳动力供给不足，降低了浙江民营企业的生产质量和效率，外派人员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四）浙江民营企业对俄市场缺乏了解

很多浙江民营企业家都带着热情，带着大笔资金来到俄罗斯，但不久后又带着失望回到中国，总结失败的大部分原因在于浙江企业对俄罗斯缺乏充分且必要的了解，这导致浙商一时半伙难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不了解俄罗斯文化和市场环境，对俄罗斯法律环境，政策变动预期等多方面都缺乏相应的了解。

三、对俄直接投资的对策及建议

（一）大力营造良好的中俄投资环境

中俄应密切合作，大力营造良好的中俄投资环境，促进直接投资健康良好发展。中俄两国可以在投资准入，投资待遇，公正透明的法律基础，制度环境和投资条件等方面为投资者提供便利，减少中俄两国各自对另一方投资者的行政壁垒，减少投资者在进行直接投资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限制，建立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保障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减少和行政效率低下所引起的交易成本。简化企业用工手续审批程序，使在俄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用工得到保障。在金融贷款方面，降低贷款门槛，简化办理手续，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便利。

（二）加强对企业赴俄投资活动的管理和指导

政府可以在在其中搭建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负责国内国外对外直接投资相关信息的传达，促进信息的传播，提高对外投资的效率，便于企业更好地在当地开展投资和经营活动。同时设立一个为企业提供海外市场环境信息咨询等服务的机构，及时有效地为赴俄投资的民营企业提供俄罗斯的宏观经济情况，投资环境，市场情况等与直接投资相关的咨询服务。

（三）做好投资可行性研究工作，建立风险管理机制

浙江民营企业在对俄投资时，要先做好投资可行性研究工作。通过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风俗等进行调查了解分析，会更加了解该国的投资，消费环境。全面评价，科学的分析预测，为企业开展投资活动提供科学依据，减少行动的盲目性。在投资项目立项，评估，决策，实施，检查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科学分析，提高决策的正确性。在企业内部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通过实施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防范，对投资风险进行全面防范和控制。浙江民营企业家应该采取比较稳妥的步骤，在俄罗斯进行直接投资，这样投资才能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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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投资发展的分化。二战之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愈发明显，对外投资在该趋势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在此背景下，金融业投资的发展在跨国公司及国家间的投资中开始占据重要的位置。在资本以及技术方面，发达国家占据绝对优势，且拥有先进的管理水平和金融创新能力，特别是在资本密集型投资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也正因如此，发达国家在金融对外投资领域中占据的主导地位使得国际金融投资领域出现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只在传统工业以及半成品的直接投资方面占据一定的投资份额，在金融业对外投资方面则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所创企业比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所创企业在经营方面更具有灵活性，前者注重产品的变化和适应性，后者注重产品的标准化①。由于发达国家的进步具有单向线性，发展中国家始终在追赶发达国家，这在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金融业对外投资发展历史。一般来说，单位时间内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大于吸收外资进入总量，这与其金融的发达以及资本的充足有关，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优势也在此得以体现。发展中国家则致力于吸收外资，但其吸收的国外投资额一般小于自身对外投资额，这也充分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迅速上升的发展态势。在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内部之间，即约占全球2/3的投资额在发达国家之间完成，剩下的由发达国家投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则主要指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额度很小；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也多选择经济发展模式与本国相似且当下风险较小或具有援质的国家或地区。从表1不难发现，当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将金融自由赋予市场时，并不能必然出现良好的金融秩序，而其所倚重的外国投资者也不是总能扮演稳定金融局面的角色。金融开放与自由本身是不应该被批判的，只是其开放的程度应当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金融开放程度应当在宏观上始终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在微观上必须处理好与外资之间的关系。这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资本开发提出了重大难题。从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以及比重可以发现，金融投资目标国的金融环境对投资国及其企业来讲，可以直接决定其投资的意愿。非洲金融的发展程度难以让有投资意愿的国家将其作为投资目标国（见图1）。对于同时处于改革和开放双重背景下的中国而言，金融业的开放进程需要在金融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进行综合权衡，而金融业的“开放发展”本就具有内生的矛盾与特殊性，正是这些矛盾与特殊性决定了通过适当的外部控制力量（如国家金融控制）促进金融业平稳发展的重要性、原则性和方向性③。

二、金融业对外投资要素对比

（一）金融业对外投资目标国选择。目标国的选择具有多重因素的考量。金融业对外投资目标国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投资政治化”的问题。由图1可知，以我国为例，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其次为拉丁美洲，且保持上升趋势。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直接投资的重心仍然集中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且可以预测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不变。相比之下，我国对外投资流量在欧洲、北美洲、大洋洲较少，发达国家也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洲。从对外投资流量及其增量基本可以确定，我国对发达国家的金融业投资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且流量较少。这一方面说明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程度落后于发达国家，金融业还未形成良性稳定发展的势头，金融投资很难以比较稳定的方式进入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说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金融业发展普遍落后，无法满足和承接外来的金融投资要求。总体上，金融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在遵循一般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投资目标国经济发展的指标，如GDP总量、金融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经济发展指标的优势可以直接诱导外国金融投资的进入，因为其市场机会以及金融业依赖度降低了原有的市场风险。此外还有其他因素，如金融设施是否完备、同业市场情况、教育状况、技术研发等，这些因素可以使投资国从国际金融投资的信息外溢（InformationalSpillovers）中获得正的外部性收益④。（二）对外开放空间与投资主动性。对于接受国来说，不是引进外资越多越好，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对待及善于引进外资和技术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对外开放的空间和领域反映了国家对外国资本的基本态度。国际资金的流动及资本输出，都具有双重性，是在一定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实现的，并贯穿着国家关系和阶级关系⑤。该问题在近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国际投资一度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东道国经济命脉的手段。在现代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在对待外资的态度方面都会紧密结合本国经济的需要和发展定位。相比其他因素，投资主动性更能体现一国的经济和投资政策。发达国家企业金融业投资多受东道国各种因素影响，而发展中国家投资企业则受本国因素影响。这是由于，发达国家金融对外投资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选择性，面对众多的可投资区域和行业，必然综合考虑市场、成本等诸多因素再进行选择。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其金融业对外投资表现出明显受本国政策的支持和推动，即国内的政策和经济因素是决定其对外投资的主要因素。在目标国选择上，发展中国家表现为对基本环境的追求，如强调政治稳定性、对市场恶性因素的规避等。这两种动机也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投资选择之初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投资效果。（三）投资动机分析。投资动机的比较研究既可以为比较研究明确类型化的标准，也可以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深入研究金融业投资的微观层面。在确定投资动机与金融业对外投资的关系时，应重点关注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影响程度。1.在因果关系方面，金融业对外投资在本国内生发展需要是投资动机的起源，其决定了对外投资的基本格局。海外金融市场的变动仅仅起诱导与刺激作用。2.在影响程度方面，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较为集中，发展中国家的动机则较为多样。发达国家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基本上适用西方古典经济学原理进行解释，其动机大多是横向类型与纵向类型以及两种类型的结合。且在很大程度上，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与金融业对外投资基本是等同的，大量的实证和统计数据也指向这一事实，此处不再展开论述。发展中国家金融业投资的动机具有多样性，其对外投资也不能与金融业对外投资等同，而且二者的区别较明显。发展中国家金融业对外投资动机的多样性主要表现为其考虑的因素众多，如技术的引进、对自身不利规则的规避与抗争、对市场不完备性的克服、消解竞争压力等众多因素。这也是处于成长期的金融投资所必须面临的问题。总体而言，金融业对外投资的动机存在多重复杂性，加之当代国际金融流动的多元化，这种复杂性更加明显。以跨国公司为例，有研究证明，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时存在多种动机共存的现象⑥。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角度出发，这种动机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具体的影响取决于投资国对本国经济发展形势的把握程度。（四）投资优势对比。局部规模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某个行业里形成大规模的生产所形成的优势⑦。这种优势的形成往往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占有劳动力或集中研发的优势，从而在金融业对外投资领域进行充分利用，并以此为依托加以发展。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并不能辐射到所有产业中，在一些技术上比较稳定或生产模式趋于定型化的产业，或是在发达国家企业逐渐退出的“夕阳产业”中，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可能具有规模的优势，它们可以凭借这种优势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面对发达国家雄厚的金融实力以及海外市场的控制力优势，发展中国家欲将金融投资目标国选择到发达国家，投资方式一定要考虑到产品或服务在发达国家的受欢迎程度或市场接受度。这其中要考虑到发达国家对产品贸易可能的反制措施，如反倾销调查等。由于发达国家市场规模一般较大，直接以产品出口方式由于成本优势则极有可能迅速占据一定份额，受国际贸易规则以及目标国保护本国产业政策的影响，此时发展中国家往往会受到反倾销调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依靠低端产品成本优势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这种“夕阳产业”的存在对本国产业的影响未必是良性的。而以金融方式进行的经济活动有效地降低或避免了直接市场行为对目标国市场与产业的冲击，故金融业投资便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进行利益共享相对理想的方式。

三、国内外经济环境与政策的对比分析

针对金融业的对外投资，国内政策制定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以及国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定位，二是在国内政策确定的金融对外投资的空间内对目标国的选择。（一）发展中国家国内政策分析——以中国为例。对于外资的规制表现为东道国政策和法律并存。政策具有很大的可变性和可选择性，主要针对国外金融业投资的具体事项进行规定，如负面清单、政治风险保证、投资环境要素等。相比政策，各国外资方面的立法具有稳定性，国外投资者一般是基于对东道国立法的了解做出投资选择。外资立法，各国具体规定固不相同，但概括起来主要内容有关于外国投资的保护、对政治风险的担保、依法保护经营的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以及依法给予各种优惠措施等。中国在金融业对外投资方面的政策制定以及数据统计可以说明国内政策在对外投资方面的作用，这与发达国家主要依靠法律规制相比，在相对稳定性与流量、存量以及收益率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以国家或经济体作为金融对外投资的比较因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或发达经济体投资较少。以中国为例，2015年中国金融业对外投资的流量及其存量表现一般，对美国投资流量甚至出现负值。但中国金融业对外投资存量大于流量，这说明我国对发达国家金融业投资存在一定的空间和基础（见图2）。我国作为典型的具有良好发展势头的发展中国家，在2015年对全球较大的发达国家或经济体的金融投资存量比重皆高于流量比重，特别是对美国和欧盟；对澳大利亚与俄罗斯的存量比重低于流量比重，这也显示出对发达国家和主要经济体的金融业投资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如金融环境、产业结构等。与此形成相对鲜明对照的是，对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东盟的金融业投资中，流量比重与存量比重较为接近，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投资的收益与回报的有限性。前文所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主要集中在亚洲。图3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动统计中，可看出各洲的变化悬殊，增量与减量均有较大的波动，表现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大的变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波动较大，但是其总量增速为18.3%，仍然为上涨。我国对外投资在巨大波动的情况下出现的总体上涨也说明了投资的主动性与可选择性的增强，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金融实力的增强，对外投资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政策的不断变化中，仍然能够寻找到投资流量的增长点。这也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中国金融业对外投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发展的持久动力。从表2中可以看出，2014—2015年，我国的金融业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远高于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征；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贷款均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且固定资产投资自筹资金较高，与固定资产投资国内贷款一样，与上年相比呈现下降趋势；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则呈现上涨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目前采取较为开放的政策。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仍然较低，这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金融实力有很大的相关性。我国金融业投资大量集中于中央与地方项目也说明了金融投资在国内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从我国的发展表现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金融业对外投资的发展必须首先基于本国金融业固定资产的发展情况，再辅之以相对宽松的政策以及东道国稳定的投资环境。当然，这一过程将是漫长而曲折的，面对发达国家的绝对金融优势，必然有许多难题需要克服，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二）发达国家对外资的政策分析。金融业对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内部的经济状况相联系，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增长方式等原因导致其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众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如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问题，这些内部经济问题从根本上影响着发达国家金融业对外投资。一些发达国家对对外直接投资政策采取相对保守的方针，因为对外投资有可能影响到本国商品的出口，也会使得国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打入本国内部，这可能会对本国企业的竞争力甚至是生存产生威胁，从而加剧本国社会问题。采用这种政策的发达国家一般是经济与市场规模较小、以外向经济为主要发展特征的经济体，体量巨大的发达经济体则较少采用此种方式。以美国为例，美国资本在海外市场的扩张对本国经济实力及全球经济霸主地位起到了强大的支持作用美国海外控股公司在欧洲和拉美的利润再投资占全球的3/4，股权投资主要集中在卢森堡、丹麦和德国⑧。美国强大的企业是其进行国际金融投资的强大后盾，以此为支撑，其产生的丰厚的收益则更将美国对外投资的模式推向极致。此外，美国的跨国公司也使得其海外投资获得的国际利益范围更加广泛，在美国对外投资政策中，对跨国公司扩张的支持也成为其政策选择的重要基石。总体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关系总体趋势是趋于平衡，即对外直接投资额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趋于相等。国家在制定金融投资政策时，吸收国外的直接投资流量基本决定了其对外投资的基础。所以，金融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既离不开对外投资的总量，更离不开国内吸收的国外投资。国家政策的制定总在二者之间的动态调适与平衡中进行取舍。

四、国际金融业投资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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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开放经济体制；民营经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预警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7-000-03

一、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对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理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在开放型政策现层显的现状，对于分析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奠定基础。

（一）开放型经济政策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开辟新路径

随着我国开放型经济政策①的实施，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开辟新的道路。开放型经济体制是双向的，对内开放打破地区贸易壁垒，降低地区贸易成本如“沪港互通”、“长江经济带”政策；对外开放打破各国贸易壁垒，引导企业积极“走出去”与“引进来”，在“一带一路”、“东盟10+3自由贸易区”、周边互联互通、非洲“三网一化”等开放型政策体制的实施，我国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其中并蕴含着机遇与挑战。本文以对外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为背景研究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二）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度不断加强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加速实施，2014年以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海外投资简政放权的措施，大大激发了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截至2014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已达到6600亿美元，其中民营企业②约占30%；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流量为1028.9亿美元，民营企业约占40%，以及在国外共注册了3万家企业中，非公企业占89%，覆盖186个国家与地区，涉及的投资领域广泛，包括资源、科技、基础设施、制造业、房地产、金融、文化旅游等行业。可见，民营企业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力军。而且，民营企业正从商品“走出去”向资本和技术“走出去”转变。部分民营企业成功地整合全球资源，逐渐占据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增加

但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从内部因素看，一是民营企业跨国经营历程较短，国际化经验不足、风险防范能力不高、跨国经营管理中人才缺乏，运用东道国和地区法律及国际通行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强。二是对外投资的社会服务业欠发达，易引发社会责任风险。从外部因素看，一是随着美欧经济开始复苏，部分新兴经济体出现经济放缓，国际资本开始更多向发达国家回流，外部市场竞争加剧，中国企业开展投资并购的机会较少，成本有所增加。二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新兴经济体也潜藏着较大经济风险。三是境外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各种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多个热点同时升温，部分国家和地区安全局势恶化，社会治安较差，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造成威胁。

此外，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企业整体为研究对象，但多数以大型型企为主如：Yeaple，Stephen R.（2006）[1]、Buckley（2007）[2]、Blen Solomon（2012）[3]、聂名华（2008）[4]、张琦 （2010）[5]、徐充等（2014）[6]、或以国有企业方面为主如赵先进（2011）[7]王健朴（2012）[8]、姜华欣（2013）[9]等。近年来有学者： 阮兢青（2009）[10]、李继宏（2013）[11]、胡志军（2014）[12]对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分析，但单独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因素分析较少，且基于开放型经济体制下，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又出现新的特点，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开放型经济体制下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特点及主要风险

（一）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特点

1.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升级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引领和全球新一轮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互联网、生物、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等领域技术创新和融合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15年广大民营企业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不断拓宽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力度，扩大海外投资，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同时，围绕互联网发展起来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模式，也加速了与传统产业的融合。

2.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向新兴市场发展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上看，民营企业海外投资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劳动力相对低廉或者与中国的关系良好。但是近几年，在实施的一些列开放型经济政策下，尤其在“一带一路”的指引下，我国民营企业逐步向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发展，比如浙江越美集团在尼日利亚Galabar自由贸易区建立越美（尼日利亚）纺织工业园，无锡宁朗投资有限公司在泰国建立分公司宁朗（泰国）股份有限公司，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规避了欧美国家征收的125%的反倾销税。根据《2015中国民营500强企业榜单》中，入选中国民营500强企业中有110家企业在“一带”沿线国家有投资项目或承包工程，有87家企业在“一路”沿线国家有投资项目或承包工程，成为我国民营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3.对外投资模式向“集群式”综合模式发展

我国民营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模式根据所处的价值链的环节，可分为四种模式：海外研发机构模式、海外营销组织模式、海外生产基地模式、“集群式”综合模式。海外研发机构模式是民营企业为了获取先进的技术，利用当地的高科技人才，在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某种形式设立研发机构的模式。海外营销组织模式主要是在海外设立海外办事处、贸易公司、连锁店、海外商城等营销组织机构。海外生产基地模式是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进行产品加工生产的模式。而“集群式”综合模式是前面三种模式的结合，集研发机构、生产基地，海外营销组织为一体的集群式发展。民营企业通过“集群式”综合发展模式，在海外建立经贸合作区，减少恶性竞争，形成规范的产业环境来吸引国内企业集体海外投资的一种投资方式，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和内部组织失灵，减少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注释：

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②全国工商联对民营经济的定义：“广义的民营经济的统称是指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内资民营经济（含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等）、港澳台投资企业。狭义的民营经济是不包含外商投资企业。本文采用狭义的民营企业界定：即不包含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等企业的统称。

参考文献：

[1]Yeaple，Stephen R.“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d the Structure of U.S. Trade，” [J].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6（4）：602C611.

[2]Buckley.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38）： 499-518.

[3]Blen Solomon .Isabel Ruiz. Political Risk，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the Pattern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2012（3）： 181-198.

[4]聂名华.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J].国际贸易，2008（10）：4-8.

[5]张琦.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识别与防范[J].国际经济合作，2010（04）：53-56.

[6] 徐充，韩师光.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问题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4（03）：82-85.

[7]赵先进.中国跨国企业如何防范东道国政治风险[J].上海企业，2011（5）：82-85.

[8]王健朴.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定性风险探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2（05）：54-58.

[9]姜华欣.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D].吉林大学，2013.

[10]阮兢青，陈文标.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与控制策略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09（27）：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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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重庆 吸引外资 现状 对策

一、吸引外资基本情况

1、外商投资稳定增长

“十五”期间重庆市利用外资规模保持稳定增长，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2001年到2005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4.24亿元、4.50亿元、5.66亿元、6.82亿元、8.01亿元，累计为29.23亿美元，比“九五”增长10.7%，其中，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2001年到2005年分别为2.56亿元、2.81亿元、3.11亿元、4.05亿元、5.16亿元，累计为17.69亿美元，比“九五”增长16.4%。

2、外资企业生产经营水平有了快速发展

随着重庆吸引外资的增加，外资企业的发展也步入快车道。从企业资产总计看，随着实力的增强，资产总计增长迅速，2005年较2001年增长77.9%，年均增长速度为15.5%。从企业经营情况看，全市外商投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2005年较2001年增长1.5倍，年均增长速度为25.8%。从企业盈利情况看， 2005年较2001年增长3.0倍，年均增长速度为41.5%。从企业利税情况看，2005年较2001年增长2.0倍，年均增长速度为31.7%。

3、投资硬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近年来，重庆大力实施“大通关”和“大通道”工程，发展水陆空多式联运，目前已打通连接上海以水陆为主的东西向出海通道，连接广西、新疆的铁路为主的南北向及西向陆路通道，连接东南亚、南亚、香港地区的航空快运通道。2006年下半年，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火车站重庆火车北站、中国西部出海通道渝怀铁路重庆段相继投入客运，使地处长江上游经济带核心地区的重庆作为西部交通枢纽的地位日益凸显。

4、投资软环境得以完善

为了加强吸引外商投资的软环境建设和规范化工作，重庆市先后颁布了《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若干优惠政策》、《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若干优惠政策补充规定》、《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新增优惠政策》、《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务管理改善投资环境的决定》及6个配套文件，同时建立了渝港、渝澳经济促进会，为外商投资实行了“一站式”办公服务。

二、吸引外资中存在的问题

1、吸引外资的总量低

重庆市近几年利用外资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与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其他三个直辖市比起来，无论是在利用外资项目、合同外资金额，还是在实际利用外资方面，都明显处于劣势。2005年，重庆市实际利用外资为5.16亿美元，而北京、天津、上海分别为35.3亿美元、33.29亿美元和68.5亿美元，是重庆市的6.84倍、6.49倍和13.27倍。重庆市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只占到全国的5‰左右，由此可知，目前重庆市吸引外商投资与其他直辖市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

2、外资企业规模偏小

以工业企业为例，423户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中，仅有8户大型企业，仅占全部工业企业的1.9%，中型企业也只有56户，占13.2%，绝大多数都为小型企业，有359户，占84.9%。外资企业的数量少、规模小、效益低等势必会减少重庆吸引外资的能力。

3、外资来源、分布不均衡

（1）外资来源不均衡。从重庆吸引外资的国别地区看，亚洲为投资主要来源地，占全市外商投资企业的近七成。2005年全市945户外商投资企业中有643户来自亚洲，其中又以港资企业最多，达到332户；其次是美洲，有191户，其中有125户来自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分别有78和47户投资，此外，大洋洲24户，非洲9户。由此可知，重庆的外资主要来自亚洲和北美洲，而吸引欧洲的投资则相对较少。

（2）外资分布不均衡。外商投资分布不均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域间分布不均衡。由于各区县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投资环境、资源配置的差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重庆市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集中于都市发达经济圈内。渝中区作为中央商务区，分布企业数目最多，2005年有外商投资企业224户，占全市外商投资企业的23.7%，其他地区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少，而秀山、石柱、巫溪、奉节、城口等区县，至今都还没有外商投资企业。二是产业间分布不平衡。外商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几个行业，其他行业的外商投资则较少。

4、投资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虽然近几年重庆的投资环境有了较大的完善，但是，地处西部地区的重庆市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讲，在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人们的思想观念、政府效率、法规政策透明度、高素质人才等投资软环境方面明显处于劣势，阻碍了外商投资的力度。

三、加大吸引外资的对策

1、大力实施引资多元化

目前在重庆投资的外商企业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为主，虽然欧美发达国家投资的比例在逐渐增加，但明显还没有占到主导地位。因此，重庆市应该在继续吸引亚洲投资的基础上，重点加大吸收北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资金，以拓展融资区域，扩大融资规模。

2、创新吸收外资的投融资方式

目前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证券融资活跃、重点由制造业向高新技术和金融服务业转移的新特点，重庆市应顺应国际通行规则，大力创新吸收外资的投融资方式。引导境外投资者采用BOT、ABS、项目融资等方式，投资大型基础设施新建项目。已建成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采用境外上市、股权转让、经营权转让等方式盘活存量，提高设施利用效率，吸收更多的外资加入。

3、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拓展利用外资的领域

目前外商在渝投资以中低技术的生产性投资为主，约占总额的2/3左右，这与国际直接投资已重点流向第三产业的运行规律不符。因此，应根据重庆市自身经济发展的特点，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同时结合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重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积极打破行业垄断，拓展外商投资领域，引导外资向有条件的地区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扩展，力争形成若干外资密集、内外结合、带动力强的产业聚集群。

4、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状况

重庆市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的数量仍然偏少，应在建好渝怀、万枝、兰渝、渝遂、达万等铁路新线的同时，增加重庆到周边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结点间的高等级公路的建设，为吸引外资创造更有利的交通条件。

5、加强完善投资软环境

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软环境建设方面首先应认真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切实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土地使用、投资准核、财税政策、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其次加强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建设，充分发挥各类商会、行会、协会等民间组织在维护市场良性运行方面积极作用，形成企业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自我服务的机制，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壮大创造更加宽松有利的外部政策环境。

【参考文献】

[1] 刘瑜：重庆市外商投资环境实证研究[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3，（2）

[2] 周庆行、徐姝：重庆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对策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5，(10）

篇7

内容提要:资本经营是企业与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保险业而言，通过资本经营可以增强保险业承担风险的能力，迅速扩张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存量资本的流动，实现保险业内部企业间与其他行业企业间优势的互补，从而提高行业整体效应。资本经营对保险业的具体作用表现如下：有利于资源在保险业的优化配置；解决保险公司所有制形式不适应经济环境的问题；可以解决保险业在发展过程中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是企业实现经营战略的重要手段；有利于金融资产的合理配置，实现负债管理的科学性；有利于建立共有的信息平台，降低运营成本。

从国内与国际的角度来看，在银行、保险及证券业的发展中，先进的数据处理和电信设备以及政府对金融行业管制的放松将会创造新的统一金融服务业，这加剧了金融各个行业间与行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保险业发展的主导方向逐渐被资产规模巨大、资本雄厚、经营领域宽泛又不失竞争力的以保险为主业的金融服务集团所掌握，这些保险集团作为“金融超级市场”经营各类金融产品与服务，既包括寿险、非寿险、再保险等保险业务，也包括资产管理、信用卡、证券承销和经纪等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而这一切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经营。

资本经营是保险经营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既是保险公司在困境中进行企业再造的有力手段，也是保险公司成长壮大的必由之路。资本经营是通过产权的变更与交易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最终提高产业的竞争力，以增加所有者权益。通过资本经营研究如何调整现有不合理的资本配置，启动存量资本，吸纳闲散资本，激活呆滞资本，聚集优势资本，甚至引进外来资本，在增加资本的同时，扩大保险业的经济效益。

资本经营的制度基础是较为完善的公司制与发达的资本市场。现代公司制明晰的产权关系使产权的变更与交易成为可能。资本市场是企业为进行资本经营而筹集资本和进行投资的场所，一个结构完善、竞争有序、规范严密的资本市场，可以促进资本经营的顺利进行，可以发挥市场对资本的配套功能，资本市场的不发育和不完善，将是资本经营的制约因素。

资本经营的对象是所有者权益，以及由所有者权益所产生的一系列权利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决定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正如哈佛大学商学院凯斯教授所认为的，不存在最佳的公司产权制度与治理结构，应根据环境的变化与行业的特点，及时调整公司产权制度与治理结构。而企业产权制度的重新设计，则属于资本经营的范畴。资本经营的突出特点是资产的扩张，保险业通过资产扩张，可以实现效率和竞争力的提高。

一、保险资本经营的形式和目的

资本经营是对所有者权益的经营和管理。所有者权益是指所有者对企业资产的剩余权益，企业所有者权益依其组织形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独资企业的所有者权益称为“资本益”，合伙组织所有者权益称为“合伙人权益”，公司组织的所有者权益称为“股东权益”。对于国有独资公司而言，所有者权益自然被称为“政府权益”。保险资本经营是资本所有者及其人依据出资者的所有权经营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以实现资本的保值与增值目标。

在“资本称王”的时代，保险业资本经营是优化资本结构，解决资本金短缺的重要途径。资本经营不仅满足产权主体和监管政策的需要，同时为跨业经营与收购活动提供重要的战略手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国保险业2600多家公司中有70多家破产，尤其是排名在前25名的加利福尼亚执行保险和共同受益保险的破产，动摇了客户对整个保险业的信心。投保人的需求已转向对利率敏感型的保险产品，同时金融业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趋势导致了对更具有竞争力的经营方式的研究。1992年，美国的保险公司如安塔那、旅行者保险公司和公平人寿采用直接从外界输入资本或出售部分资产的方式，使保险业的困境得以扭转。1990年前后，美国保险业由于“垃圾债券”市场与不动产市场的暴跌，引起了政府和公众对其的信任危机。为了提高投保人的信心，10大保险公司都分别从其控股公司接受资本注入，改变股权结构，以防止评级机构发表的信用级别滑坡和提高投保人和人的信心。这里美国保险业所倚重的主要就是资本经营的方式。

保险的资本经营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形式，进行融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保险业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现代保险业发达的国家与地区，股份制和相互制是最常见的两种商业保险所有制形式。此外还有相互保险社、保险合作社、劳合社等形式。

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与保险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对企业的发展更为有利。按照解释经营组织方式和管理人员行为方式的企业理论，在一个特定行业竞争中取得成功的企业是其所有制形式有利于其压缩总成本至最低限度的企业。通过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形式，进行融资，使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不仅实现了资本的增加，降低成本，为未来生产经营的发展奠定基础，而且可以重塑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第二种方式是兼并与收购。并购是产权流动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企业并购的实质是一种产权转让或交易行为，由此引起企业对可控制与支配资产权力的转移。保险行业的特点以及大多数保险产品和其他金融产品之间的可替代性和竞争性使保险业与其他金融服务业之间相互进入的成本较低，使并购成为现代保险业扩张业务领域的重要手段。生产经营、投资经营是企业实现内部成长逐步扩大规模的途径与手段，而并购是企业实现外部成长的主要途径。

转变所有制形式和兼并与收购，都是保险业依托资本市场利用多种金融工具与手段，进行扩张经营领域，增强企业财务基础，适应金融混业趋势，组建金融服务集团的手段。组建多元化的金融控股集团是保险公司资本经营的最终目的。对保险业而言，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具备市场竞争力。根据美国A.M.Best对美国以资产计最大的200家保险公司连续4年的调查研究表明，保险公司的规模与经营业绩呈正相关。这200家保险公司在数量上只占美国保险公司的13％左右，但保费收入所占比例却高达88％，资产占比更高达93％，税后利润占比为86％。在1998年按营业收入排名的“全球500强”的企业中，保险公司共有52家，超过企业总数的10％，其中寿险公司多达34家，拥有绝对优势。因此，资本经营是保险公司最终实现资产扩张、集团化经营的必由之路。

二、保险资本经营产生的必然性

保险公司组织架构可以分为专业公司模式与集团公司模式。保险资本经营实际上是保险集团化在企业经营手段方面的表现，而集团化是保险公司发展到一定高级阶段的必然趋势。在全球前20家保险公司中绝大部分都是集团公司的形式。

单一经营保险业务的专业公司是保险业发展初期，在分业监管、精算与投资技术落后的背景下产生的，可分为专业分设模式与专业控股模式。在专业分设模式下，保险公司只经营保险业务，在绝大程度上侧重于生产经营，投资经营不是重点，投资方式与策略也非常简单。在专业控股模式下，保险公司开始重视投资经营，并投资设立提险产品与其他金融服务的子公司，母公司在经营保险业务的同时对子公司进行资产管理。母公司与子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彼此业务严格分开且对外独立承担责任。但其突出的特点是经营主体规模小，所能提供的服务单一，导致提供同样的产品成本高，竞争力弱，偿付能力低，经营风险高。这使得保险公司在放松对分业的监管情况下，随着金融领域各个行业间与内部竞争的加剧，集团化成为保险公司必然的选择。在集团公司的模式下，集团公司通过控股对专门进行生产经营的保险子公司与产险子公司以及专门进行投资经营的投资子公司进行管理，由集团公司对重大对策等方面进行统一管理。各个子公司经营与保险相关的业务范围给保险公司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开拓了除保险业务以外的多种收入来源，并通过资产多元化，使保险公司具有更大的整体稳定性。由于提高了竞争力，集团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所采用。

资本经营实现公司的集团化，使保险业可以为客户提供包括投资在内的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既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规模的扩大，又有利于建立更为密切的企业与投保人之间的关系。在市场化的经营环境中，保险公司在利润目标与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有强烈的扩张资产规模的愿望，这需要通过跨国经营、规模经营、多元经营等方式来实现，而其中最核心的手段就是资本经营。

三、保险资本经营的作用

资本经营是企业与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保险业而言，通过资本经营可以增强保险业承担风险的能力，迅速扩张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存量资本的流动，实现保险业内部企业间与其他行业企业间优势的互补，从而提高行业的整体效应。

1.有利于资源在保险业的优化配置

不同的保险公司各有优势。例如，有的保险公司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与适应市场需求的险种，有的保险公司具有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品牌优势。在某一方面优势的培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期间公司将丧失掉很多成长的机会。通过资本经营，公司实现了资产重组，优势互补，并购前公司所具有的技术、管理经验、知识等生产要素能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传播与嫁接，劣势公司被优势公司所接管，优势公司得以扩张，使生产经营、投资经营形成规模，以实现规模经济。

2.解决保险公司所有制形式不适应经济环境的问题

转变所有制形式与组织架构，是企业在当今经济环境发生迅速变化时期所采用的重要手段。尤其对保险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组织形式与组织架构比较多样化，这就需要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所有制形式。在美国，限制金融业跨行业经营的Glass-SteagallAct已经被废止，在1999年底，经克林顿签署通过的金融现代化方案的推动，使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成为可能。1996年，日本进行的“金融改革”开始促进银行、证券与保险的相互兼营。这使得组建以保险公司为核心的金融控股公司成为可能。

3.可以解决保险业在发展过程中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

根据保险公司的经营规律，在新市场上开业的保险公司其开业的前5、6年之内难以盈利。同时，在竞争性投资收益上升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难以吸引到新的投资。因此，保险业以较快速度发展时，存在增量资本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保险业在扩大增量时，缺乏资金；另一方面，保险业中存在着大量没有被有效利用的存量，用存量来弥补增量不足的基本方式就是并购。

4.是企业实现经营战略的重要手段

经营战略是企业在根据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分析的基础上，为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而做出的长远规划，资本经营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其必须以企业的战略为指导。在企业选择进取型发展战略时，可采用兼并、收购、改制、控股等形式，形成资产规模的扩张与资本收益的增加。当企业选择转变或退却型战略时，可以采取拍卖等产权转让的形式，缩小企业规模或进行经营重点的转移，对某一类业务进行转让，从而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提高资产经营的效率。

资本经营可以打破行业间、市场间的壁垒，实现经营重点的转移。保险公司要实现跨国家、部门、行业间的进入，利用资本经营打破壁垒比直接投资进入更为迅速和有效得多。

5.有利于金融资产的合理配置，实现负债管理的科学性

金融业的各相关行业的不同特性，归根到底是由其负债的不同特性所决定的，而负债的不同特性又决定了其不同的资产匹配属性和风险控制方法，进而决定了该行业的经营特性。当保险业的资本经营活动向金融行业的其他领域拓展时，可以充分利用不同特性负债的属性，在各种金融资产之间实现科学的配置，从而提高资产负债管理的科学性。

篇8

关键词：FDI留置利润；利润汇回；国际收支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8—0021—06

一、我国FDI留置利润的估算及处置情况

2010年，我国外汇管理部门按照国际标准对2005年以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投资收益数据进行调整，将外商投资企业归属外方的未分配利润和已分配未汇出利润记入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账户直接投资的贷方，但并未完全统计FDI留置利润的规模，其尚处于低估状态。因为即便按照较低的10%的投资利润率进行估算，FDI每年的投资利润也高达千亿美元，减去利润汇回和再投资利润，当年新增留置利润的规模至少在500亿美元以上，远高于2005—2009年数据上调的幅度。所以，基于FDI存量数据估算出FDI投资利润，减去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统计的FDI投资利润总额，将得到每年低估或未统计的FDI留置利润。为清楚分析FDI利润处置的变动情况，分别在表1中列出1979～2011年外商投资企业每年的利润汇回、再投资利润和留置利润规模。长期看，我国留置利润和利润汇回的绝对规模都呈增加趋势，而再投资利润的绝对规模和份额在2002～2005年呈明显缩小趋势，随后一直维持在41亿美元的规模上下浮动。据测算，1979—2011年间，FDI留置利润总额累计高达9779.17亿美元（简单的累加，尚未考虑汇率变动的因素），汇率调整后的值更高，达10791.7亿美元，尚未估计或低估的留置利润存量累计约7334亿美元。其中，1979—2004年没有计入统计的留置利润（未分配和已分配未汇回利润）共达1019.6亿美元，2005～2011年低估的留置利润达6318.2亿美元，低估程度高达72.1%。相对应，1979～2011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反映的累计FDI利润汇出额约为4028.74亿美元，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为25.5%。FDI利润总额中的65.8%被留存在国内，再投资收益仅占FDI利润总额的9.7%。可见，如果遗漏掉留置利润，FDI的存量会被严重低估。

FDI留置利润规模变动大体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1994年，FDI利润整体规模较小。这一期间，FDI汇出利润极低，其大部分利润被用于再投资，年均再投资利润规模为10.71亿美元，累计利润总额约为168.2亿美元。15年间，累计再投资利润总额与汇出利润总额之比约为21：1。

第二阶段是1995～2001年，FDI利润留存规模和再投资规模同时进入调整阶段。1995年利润汇出规模开始扩大，从上一年的4亿美元增长到近99.5亿美元，增长24倍。1995～1999年5年间，FDI利润低于利润汇出和再投资收益总和，这说明当年新增的留置利润是负数。尤其是1995年和1996年利润汇出额甚至超过当年利润总额，分别是总利润的1.1倍和1.4倍。这两年利润汇出总额共超出FDI利润总额43.23亿美元，即出现了以利润汇出形式实现资金流出的撤资行为。出现这种情况，与整体投资利润率的降低密切相关。1997年企业净资产利润率不足7%，1998年最低只有4%。可见，在面对不确定性时，FDI倾向于通过利润汇出方式撤出资金。1995～1996年，FDI利润汇出的大幅度增加主要因为：一是我国自1996年开始实现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FDI利润的汇出不受限制。二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外资企业为规避不断加大的风险和投资风险，将大量利润汇出或撤回投资。三是这一时期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剧，外资企业更倾向于将更多的资金汇回母公司。1997～1999年，利润汇出额有所回落，留置主要用于再投资。这三年累计利润再投资和利润汇出总额超出利润总额，再投资利润之所以高于利润总额，可能是因为亏损企业的负增长侵蚀了利润的总体水平。2000～2001年，留置利润开始回升，再投资利润规模也一直维持在100亿美元以上，利润汇出规模也在继1997年回落之后保持增长势头。总体看，1995—2001年累计留置利润总体为负值，为-62.5亿美元，这一阶段FDI累计利润汇回规模和累计再投资规模之比约为1：2。

第三阶段是2002—2010年，FDI留置利润规模飞速增长，再投资利润在波动中不断下降。这9年间，FDI累计利润留存总额高达12 461亿美元，是前两个阶段的31.6倍。可见，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经济高速增长，国内FDI存量和利润留存规模都相当可观。同时，FDI利润汇回额也在快速增长，FDI累计留置利润规模、累计利润汇回规模和累计再投资规模之比约为19∶6∶1。可见，与第二阶段相比，我国FDI投资收益构成发生显著变化。

第四阶段是2011年至今，外资有撤离的迹象。2011年，我国留置利润降低了近14个百分点，这是自2005年以来留置利润的首次降低，利润汇出规模扩大32.5%，是继2008年以来最快的一次增长。这说明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下，宏观经济形势低迷，外资开始显现出撤离我国的迹象。

总体看，我国FDI留置利润规模和利润汇出规模都在持续上升。如果FDI利润汇出规模不断扩大，并超过FDI利润总额的增速，极有可能出现FDI留置利润的逆转流出（如1995年和1996年的情况）。图2是1997～2011年FDI利润汇回与FDI总利润的比重，可发现1996年和1997年的比值发生突变，而之前利润汇回额度又很小，为了更清晰地观察近几年利润汇回的变化趋势，剔除1997年之前的数据，得到图3。根据图3所示，利润汇回的规模逐年增加，而利润汇回的力度在1997～2004年间有减弱的趋势，2007年前后及2011年呈加强的趋势，这一点可通过FDI利润汇回占利润总额的比重清晰看出。而且，FDI汇回利润的比重呈现较大的波动性，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前后均出现利润汇回比重提高的现象。可见，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回的力度对危机的反应比较敏感。2011年无论是利润汇回的绝对规模还是利润汇回占利润总额的比例都显著增加，外商对华投资留置利润逆转的风险有所显现。

一、FDI投资收益留置我国的原因

（一）财税政策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将利润留存在我国境内

2008年以前，我国规定FDI如果对一般企业进行再投资，可享受再投资部分已纳所得税税款40%的退税优惠，如果是出口企业或先进技术企业，可享受全额退税优惠。另外，部分国家对境外利润汇回征收较高的税收。因此，将利润以未分配利润形态留存我国境内便成为外商有效的避税措施。可见，在汇率稳定的情况下，外方在境内继续投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二）外商可用留置利润扩大企业投资规模，伺机进行再投资

资本流动最根本的驱动力量是利益最大化，外商投资利润留存在我国境内的主要目的是追求资本的长期盈利性。近年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为境内的外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利润率大幅提升，以《中国统计年鉴》中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和利润总额的数据为基础，估算得到2002年外资企业净资产利润率达12.5%，2010年上升到21.6%。可见，境内跨国企业对我国宏观和微观层面的良好预期，促使在华外国投资者选择使用未分配利润或已分配未汇出利润进行再投资和增资，以期获得更高的收益。

（三）人民币持续升值预期强烈

汇率制度改革后，由于我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持续多年双顺差，外汇储备增长迅速，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强，因而吸引了大量跨境资本的流入，许多外商投资企业将投资利润滞留在我国境内，以获取投资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收益。

（四）追逐国内房地产、证券市场的投资收益

近年来，在国内房地产投资热情高涨的情形下，少数外资企业将利润投入商品房的炒作中。另外，快速上涨的A股股指，也吸引了一部分外资企业将未汇出利润投入股市，在满足高流动性的同时获取稳定的高收益。

（五）虚假外资企业利润滞留境内继续投资

一些虚假外资企业的利润，从根本上说是内资企业的利润，其境外并没有实际投资人，这类企业多选择将利润留在境内继续投资。

（六）外商投资企业将未分配利润作为解决自身融资难和有效降低财务成本的重要措施

一直以来，中小外商投资企业面临融资难的问题，其更愿意将未分配利润转作流动资金。这样，可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避免支付银行和股东贷款利息；可规避我国对企业从境外借款规模的限制和资本项目管制，减少企业的行政许可成本；可避免境外借款造成的货币错配风险。

三、FDI利润汇回对我国国际收支的潜在影响

（一）FDI的投资持续性和利润汇回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FDI影响国际收支长期走势最直接的因素是资本流人和利润汇回的变动。从长期看，直接投资资本流入的规模、增长可持续性、FDI投资利润率及再投资利润和利润汇出都会对一国的国际收支造成影响。从FDI的流入量和增长可持续性看，如果FDI持续流入，且流入量大于利润的汇出，则会通过资本与金融账户对国际收支盈余提供一个持续增加的源泉，进而对国际收支发挥正向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探讨FDI流量持续性及利润汇出是否会超过FDI流入规模的问题。

1996年以来，我国每年FDI利润的增长速度快于FDI流入的增长速度，二者比值不断接近1，即FDI利润显现出超过当年FDI流入规模的趋势。2008年开始，我国FDI利润连续四年超过FDI的流入规模，而我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净投资缺口，主要是因为目前的FDI利润大都留存在境内。但随着FDI存量的继续增大，即使FDI利润留存比例不变，每年FDI利润汇出规模也会保持上升态势。（见图4）。

从FDI利润汇出的趋势看，自2005年以来，我国每年FDI利润流出规模均在200亿美元以上，并呈逐步递增态势。2005～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利润汇出年均增长率高达30.4%。特别是2007年，FDI利润汇出额达459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75.7%，这可能是因为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加大了资本的短期流出。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和2010年，FDI利润汇出力度明显减缓，年均增长率分别降至1.4%和7.5%。这可能因为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加强，外商投资企业更愿意以人民币形式持有资产，加之我国对外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强，对外投资利润大量回流，导致我国经常账户的投资收益项目在2007年由逆差转为顺差，并呈逐年上升趋势（除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有所回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预期下，我国FDI中有很大一部分利润留存在国内，但也只是推迟了利润汇出的时间，未来可能导致投资利润的集中汇出，对国际收支产生较大的逆差压力。因为长期看，FDI肯定会有一个先期资本流入和后期资本流出的问题。即使留置利润用于再投资，也只是以增加未来资金流出的方式减少了当期的资本流出。当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的突然冲击时，外商投资利润将会大规模汇出，进而引起我国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从而形成危机的可能性。

利润汇出的问题在2007年前后和2011年就有所显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2011年，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739.4亿美元左右，较2008～2010年有明显的提高，同比增长近32.4%。这主要因为：第一，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及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2011年外商对华投资增速减缓，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将利润汇回或撤出资本转投其他国家。第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升级，使外资母公司由于流动性压力加大及去杠杆化的要求，不得不将在我国的资金汇回本国。通过《国家统计年鉴》分国别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考察，2011年欧盟对华投资较上年降低3.6%，从55.7亿美元回落到53.8亿美元，美国对华投资降低21.5%，这些数据都间接表明美欧产业资金流向的变化，他们正在鼓励产业回归。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大引资政策的优惠力度，这些都间接表明留存在我国的投资利润开始松动。第三，欧债危机的愈演愈烈使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外商对我国投资需求有所降低，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加速汇回。第四，人民币升值趋势放缓，一旦人们预期人民币升值空间缩窄，通过留置利润？[回的方式撤资便成为一种选择。可见，FDI留置利润加速汇回将成为未来的趋势。

根据测算，2011年底，我国FDI存量为21617.6亿美元，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的数据略低，为18042亿美元。一些学者认为，外资在我国的收益率不低于10%。所以，即使按10%的较低年回报率计算，外商在我国的年投资收益也高达2161.76亿美元。如果未来外国投资者把利润全部汇回，为保持经常项目平衡，我国每年必须要有约2161.76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必然会对当年的国际收支造成较大压力。而2011年我国贸易顺差为1883亿美元，较上年降低19%。可见，如果我国贸易顺差继续收窄，仅凭借出口赚回的外汇已很难满足外商新增利润汇出的要求，只能依靠资本账户下的资本流入才能满足外商利润汇出的需要。

FDI流入的持续性取决于国内外市场两方面的因素，如国内经济增长前景、招商引资力度、外商投资优惠政策的稳定性、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劳动力成本等，而投资国本身经济的景气度和其他国家引资的力度都会影响我国FDI流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从长期看，这些因素都非常不确定，但从我国市场开放度和经济发展趋势看，未来我国的资本缺口和技术缺口一定趋于缩小，FDI流入量的递减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目前FDI持续流入，但流入量递减到一定程度时，投资收益及利润汇出规模就会超过FDI流入量，进而对国际收支造成负效应。即使FDI流入仍呈现增长趋势，但只要利润汇出和投资收益增长速度快于新增资本流人的速度，FDI对国际收支的负面影响就会存在。

（二）留置利润汇回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篇9

到1999年，中国连续8年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2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吸引外资额突破500亿美元大关，创历史最高纪录。在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过程中，外资具有强烈的并购国有企业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我国深化国企改革，需要借助于跨国公司购并国企活动，加速国企的改组改造和提高国际竞争力。这是一个新形势下扩大利用外资的双赢选择。如何建立起双赢选择机制，关系到中国今后利用外资的效果。

一、动机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产权市场商业行为与企业发展战略综合，大致有以下动机：

1、为了取得产业发展上的协同效应

我国国有企业具有技术、人才、管理、设备、品牌等优势，作为中国产业的龙头企业，深受外资并购者的青睐。跨国公司同国有企业早期组建合资企业，其目的之一是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原材料价格便宜等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占领中国市场，延伸他们的产品价值链。外资如今并购国有企业，是为了更有效地整合和利用这些资源，降低经验成本曲线（如利用国企的技术、熟练工人、国内市场营销渠道、品牌等），获得最大的产业协同效益。特别是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外商通过多年的合资，已经同不少国有企业建立起产品联盟，获取了不菲的市场收益。现在并购国有企业，为的是在产权交易中获得更大收益，并通过产权交易达到产业上的协同。

所谓跨国并购，就是跨国公司通过收买东道国企业部分或全部股份，取得对东道国企业控制权的产权交易行为。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跨国公司已经表现出并购国有企业的强烈动机。只不过是当时我国的资本市场条件尚不成熟，刚发生了几起外资并购国企案，就被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所禁止。例如，1995年7月5日，日本五十铃和伊藤忠商事会社以协议方式，一次性购买了北旅股份总股本25%的非国有法人股，成为外资并购中国上市公司的首例。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同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暂停将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转让给予外商请示”的通知，暂停了外资并购国企的业务。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取得产业发展协同的重要手段，是进行业务上的战略整合。如法国阿尔卡特公司通过收购国有股把上海贝尔改组成由其控股的股份公司，其目的就是要将它在中国建立的17家合资和独资企业的部分资产合并到该股份公司，以消除它们在业务上的重复，进而实现阿尔法特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在战略上的有力协同。也有一些外资并购国有企业通过拓展相关业务，是为进一步加速主业扩张。如加拿大格林科尔公司（世界第三大制冷剂企业）用5.6亿元和4.2亿元的价格分两次收购了科隆电器34.06%的股权，是为实现制冷剂与电冰箱的业务融合，以电冰箱副业推动制冷剂主业发展。

2、为了实现竞争的后发优势

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强劲，投资环境看好，吸引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那些捷足先登的企业取得了直接投资的先发优势。于是，较晚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特别愿意采用收购国有企业的方式，缩小同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以获得后发优势。典型的例子是，1998年柯达公司收购了汕头公元、厦门福达和无锡阿尔梅三家感光器材公司，将先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富士公司甩在了自己的身后。这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国国有企业经过改革开放已积累了一定的资源优势，如一定能力的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收购国有企业就可以取得更大的后发收益。

3、为了整合国有企业的资源，实现购并方盈利最大化

同以往直接投资方式不同，外资并购国企作为一种产权交易活动，在相关法律制度的保护下，借助于资本市场，对目标国有企业进行收购，通过注资和对技术、劳动力、管理、设备、营销渠道等各种资源和无形资产进行整合，使国有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尽快提高盈利能力，同时也就使外资作为控股方扩大了收益机会。即使外资不作为控股方收购，只要他们参与国企并购重组，就能获取相应收益。如1995年8月福特汽车公司向江铃汽车定向增发B股，持股20%；1999年12月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以收购B股方式参与上海耀华玻璃重组，持股16.70%；1998年8月韩国三星康宁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赛格三星，持股21.37%等，都获得了显著的投资收益。不可否认，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外资如中策公司利用我国政策法规的漏洞，低价收购国有企业，经过包装到国外上市或出售，从中谋取高额收益，表现出很强的投机性和负效应。

4、适应中国利用外资政策转变，寻求新的市场机遇

十六大报告指出：“通过多种方式利用中长期国外投资，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结合起来”。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规规定。这些政策已经突破了以前外资只能采取间接方式并购投资国有企业的限制，确立了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合法地位。从此，中国的股票证券市场对海外资本开放，鼓励它们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这是外资难得的市场机遇，谁抓住了这一机遇，谁将在中国市场立足更稳、更具有竞争力。中国利用外资先后经历了合资、后合资和购并国企的三个阶段，目前的并购国企，具有广阔的前景。它是在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完善和国有企业改革深入发展中出现的新机遇。聪明的外资能领悟到中国外资政策的转变精神，懂得购并国有企业的无限商机。跨国公司收购国有企业这种方式更为便捷、更能做大、更能盈利，也更有主动权。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现行政策法律对并购国企有了明确保障，使外资购并国企更加放心。因此，他们表现出很大的并购国企的积极性。对跨国公司来说，整体收购国有企业，不仅是买下国有企业的资产，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国有企业在原有领域的资源和政府的支持，进一步说是获得了一大片市场。

5、跨国公司收购国企，还有一般跨国并购的动机和特征

例如，可以使跨国公司通过并购，绕过关税壁垒和贸易摩擦，有效地实现内部化管理，降低交易费用；可以降低跨国公司进入新行业的障碍，减少原有企业的抵制，避免引发价格战；可以降低发展的风险和成本；可以使跨国公司将自己在东道国的潜在竞争对手转化为合作伙伴，加强竞争优势，形成自己的价值链；可以使跨国公司实现合理避税，如采用换股并购方式可以免税，或者通过先转换为可转换债券，再转换为股票实现免税。另外，如果跨国公司并购国有亏损企业，还可以根据国际惯例，利用亏损递延条款享受东道国的免税政策。

6、目前世界经济普遍走入低谷，增长乏力，唯有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外资并购中国国有企业不仅可以产生新的增长点，而且可以走上多元化经营的高速公路

与组建一个新的合资企业相比，并购国有企业，是跨国公司更为便捷的资本转移方式和快速盈利途径。中国有10万亿国有资产存量和1000多家上市公司，为外商提供了巨大的选择空间。中国入世后，外资普遍倾向于采用并购国企的方式取代传统的合资或独资，还在于它能够缩短建设周期，加快投资周转速度，以实现更快更好地盈利。据有关资料显示，收购企业比新建企业形成一定的投资规模所需要的时间可缩短2-3年。

二、中方的选择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既是外资受市场利益驱动的产权交易行为，又是中国扩大开放的需要和改革改组改造国有企业的战略选择。新的外资政策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向外资并购国企开放，我们需要利用外资打破国企改革的僵局，跨国公司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国有企业的股权重组，将有力推动国企的改革和发展。外资并购国企将会成为一个双赢选择：外资盈利，中方受益，使国企在利用外资中获得改组改造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机会。许多年来，国企产权关系不清，政企不分，效率低下，资本金不足，负债率奇高，冗员甚多，社会负担沉重，市场竞争力缺乏，严重困扰着国有经济的发展。利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有利于实现企业和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实现国企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在短时间内提高国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例如，2002年1月，华润公司并购四川锦华后，采取定岗定员和竞争上岗的制度，在几个月内精简员工500多人，精简管理人员30多人，使工作效率大幅度提高，公司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规模，充实了发展基金，并较好地解决了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又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收购江铃汽车公司之后，通过注入优质资本特别是先进技术和管理，迅速扭转了江铃汽车连续两年严重亏损的不利局面，2002年实现净利润超过2亿元，每股净收益超过上一年水平，终于摘掉了“ST”帽子，重返深圳成份股行列。可见，我国迫切需要这样的跨国公司来并购国有企业。我国吸引跨国公司购并国企的战略意图是：

1、弥补国有企业资产重组的资金不足

我国国有企业有40万家，资产存量达10万亿元，如果对他们全部进行资产重组，至少需要4万亿元资金。这笔巨额资金不仅国家难以负担，国有企业的现实状况也使之难以在国内筹集到。在未来若干年内，通过吸引跨国公司并购国有企业，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根据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跨国并购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这与我国利用外资的实际需要正相吻合。

2、盘活国有资产存量，重组优化企业结构

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利用外资组建合资企业（建立一个新企业）方式相比，吸引外资并购国有企业，重在盘活国有资产存量，并通过重组国企，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重组国企包括调整国企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资本结构和组织结构。在明晰产权关系后，外资并购国企会主动注入优质资本、先进技术、设备、资金等，改善国企管理，优化资本结构和企业组织，以快速实现提高效率和资本增值的目的。外资重组国企的结果，必将使企业存量增加、国家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

3、实现，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

国有企业改制多年，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未能明确，政企未能分开，治理结构不合理。外资购并国有企业有助于明晰产权关系和实现政企职责分开，有利于国有企业的企业制度创新。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会通过并购的战略整合，把国有企业纳入自己的内部化管理，进行组织人事和制度的彻底改组和改造，建立起规范的董事会、经理和监事会治理结构及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4、扭转国有企业的低效和亏损局面，尽快提升国际竞争力

中国入世后，国有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一些国有企业依靠自身力量无法扭转亏损的情况下，通过把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出售给外资，经过外资注入资金和优质资本，进行改组改造，可以迅速实现扭亏为盈。同时，外资收购国有企业，为国有资产和国有股退出提供了有效的途径。鼓励跨国公司收购国有企业，有利于促进它们把国企改组改造作为母公司的整体利益看待，向其控股的国企所在新子公司输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尽快提升国企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根据以上目的，我国对吸引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具体要求和选择：

一是必须建立起外资并购国企的双赢机制，以实现外资盈利，中方国有企业得到有效改组改造的目标。这一机制的基本要求是：以产权清晰为基础，以国际惯例为政策和法律依据。

二是吸引国际著名跨国公司并购国企，同时防止一些劣质外资以投机为目的炒卖国有企业，以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三是积极推广外资并购国企的先进经验，加强产业政策引导，优化资本市场服务。同时，及时纠正并购中的问题，不断改进利用外资政策、法规和措施，注意提高国企改组改造效果。

四是防止敌意收购事件发生（因为它不符合中外方双赢原则）。

三、双赢机制

跨国公司并购国有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上进行。它们购并国有企业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盈利，而国有企业则是借助于跨国公司的并购，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发展目标，确实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这一活动必须以明晰的产权关系为基础，否则将会给收购方跨国公司带来并购目标企业的不确定性风险，也会使被收购方国有企业在并购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对并购后的各项工作产生不利影响，从而难以实现双赢目标。当并购活动的产权交易完成后，跨国公司立即需要对新公司（并购后组建的新公司形式为：F+S=F或F+S=W）的资源进行战略整合，不但要对新公司注入优质资本如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母公司的国际品牌、营销渠道等，而且要注入大量资金并进行一系列的组织机构变革和制度创新，以便对国有企业的劳动力、优秀人才、物质等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和重组，以符合跨国公司的整体经营战略。

能否实现双赢目标，关键在于并购后的整合效果：跨国公司和国有企业的文化能否很好地融合起来；跨国公司能否用规范的现代公司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改造国有企业，转变其经营机制，建立起强大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利用外资过程中能否按照国际惯例，为跨国公司提供良好的政策、法律和法规环境。

从目前情况来看，十六大后我国的利用外资战略有了重大转变，鼓励外资购并国有企业的各项大政策相继出台，外资并购国企的环境日益看好。但是距离双赢目标要求，仍有以下工作待加强：

1、必须在改进利用外资政策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外资并购国企程序和措施

目前，我国对外资并购国企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如债权人权益、劳动力补偿、企业破产等尚缺乏明确界定。有的法规与国际购并惯例差距较大。另外，企业资产评估制度和评估标准与跨国公司普遍选择的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的国际标准不一致，已严重影响着购并顺利进行。因为，评估价格不一样，评高了外资不接受，评低了则国有资产会大量流失。

2、必须改进我国的资本市场管理水平

目前，政府对股市介入过多，造成了政策市和消息市，使股市投机过重，股市市盈率过高，而且国内上市公司素质不高。这些势必会影响到外资的进入和其购并活动顺利开展。同时，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不清，会使跨国公司的收购标的蕴含着巨大风险，难以通过产权交易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因此，需要大力改进这一薄弱环节。

3、需要加快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进程

如果这一工作继续滞后，外资并购国企的产权交易势必难以通过换股方式便捷进行。目前，外资并购仍然是通过可自由兑换的外币出资和通过设备、工业产权、技术专利等出资方式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外资并购活动的大规模有效开展。

4、加快银行业改革进程，吸引外资银行参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组改造

鼓励跨国银行并购国有商业银行，是吸引外资购并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跨国公司购并国企，离不开金融中介服务。而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关系不清，经营效率低下，资本金不足，加上投资银行业务尚不发达，难以为跨国公司购并国企提供有效的融资和其他中介服务。

鼓励跨国银行进入，一方面可以承担跨国公司购并国企的金融中介服务，另一方面可以直接参与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购并重组，以尽快提升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我国政府已经对外资并购开放了金融银行业等12个部门。今后，应大力推进跨国银行并购活动的全面展开，以银行改革改组带动外资购并国企顺利进行。

篇10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融资资本结构优化企业价值

1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内涵

资产证券化是指发起人把未来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经过结构性重组形成一个资产集合(AssetPool)后，通过信用增级、真实出售、破产隔离等技术出售给一个远离破产的特别目的载体(SpecialPurposeVehicle，SPV)，由SPV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Securities，ABS)的一种融资方式。企业资产证券化是一种广义的资产证券化，证券化的资产超过了传统的“资产”范围。主要包括一些应收款、未来收益、特殊自然资源等有未来现金流的“资产”。它属于表外融资，融资的基础是被隔离的未来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信用基础是企业的部分信用而不是整体信用。企业资产证券化既是对企业已有存量资产的优化配置，又能在不增加企业负债和资产的前提下实现融资计划，而且企业资产证券化特有的交易结构和技术实现了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破产隔离，使企业和投资者可以突破股权融资或债权融资所形成直接投资和被投资关系，在更大范围内满足融资和投资需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2传统融资方式下，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分析

资本结构的优化不仅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增加企业的市场价值，而且有利于扩大融资来源，推动资本经营的顺利进行。因而企业普遍面临着如何通过融资方式的选择确定最优的资本结构，实现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等相关因素的优化平衡问题。现代公司财务理论以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衡量企业资本结构最优的标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即总融资成本的最小化，或者是在追加筹资的条件下，边际资本成本最低。在一定的税率、破产风险等条件下，企业价值可用公式表示为：

Vl=Vu+TD-PVbc-PVdc

其中：Vl—有负债企业价值；Vu—无负债企业价值：TD—税盾效应现值；PVbc—破产成本现值；PVdc—成本现值。

由上式可知，只有当企业边际抵税成本等于边际破产成本和边际成本之和时，企业价值才达到最大化。这个等式可用图1表示为：

3企业资产证券化对资本结构优化和企业价值的影响

3.1融资总成本的降低

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成本包括筹资成本、资金使用成本以及其他因素导致的潜在成本。其中筹资成本包括SPV搭建费用、支付承销商、资信评估等中介机构费用。资金使用成本即SPV发行证券的利率。一般情况下，SPV发行的证券信用级别越高，利率越低。证券化的资产通过信用增级后的信用明显高于企业整体的信用，使得资金使用成本较低。同时资产证券化虽然涉及的中介机构比较多，但由于规模效应的作用，支付的中介费用较低，减少了企业的筹资成本。潜在成本包括破产成本、成本、信息成本等内容。

（1）降低破产成本。一方面资产证券化的破产隔离安排，使证券化资产融资是以特定资产而不是企业整体的信用作为支付保证，这使得证券的还本付息不受企业破产的影响，降低了投资者的融资者信用风险。根据风险收益匹配原则，也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会计上允许企业把资产证券化融资作为表外处理，降低了资产负债率，提高了资产权益比率，从而降低了企业破产的可能性，间接降低了破产成本。

（2）降低信息成本。企业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在融资过程中会产生“柠檬市场折扣”。企业资产证券化提供了一个解决柠檬问题的办法。一方面，在企业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通过企业与信用增级机构、担保机构等的合作，使得资产证券化在各个方面都更加标准化，达到投资级别，普通投资者可以免费享受这一评级结果，节约了信息成本。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正向的信号，即证券化资产质量较好。市场和投资者也把资产证券化作为一个积极信号，使得企业在资产证券化后，剩余资产价值不会减少甚至会增加，避免了传统融资方式中存在的柠檬市场折扣。

（3）降低成本。企业资产证券化将一系列小额资产买给第三方SPV，减少了管理者对这些小额资产未来现金流的监督成本，也使得这些现金流不会受经理人的控制，减少了被经理人浪费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机会成本的节约，降低了自由现金流的成本；而且，资产证券化将小额的现金流转换成大额的、一次性支付的现金流，管理者可以根据年度财务预算了解经理人使用现金流的动机，使得单一现金流的监督更为有效，成本也更低。

3.2企业收益增长率的增加

一般来讲，企业的市场价值Vm、账面价值Vb与可持续增长率Rg、企业的经营业绩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

即：Vm=■Vb

其中：ROE——权益资本收益率

以下我们将分别讨论上述等式中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因素：

ROE=■=■=■=■=（1-t）ROA+（ROA-r）■

其中：P——净利润；EBIT——息税前利润；ROA——资产收益率；D——负债；E——所有者权益；R——利息；r——利息率；t——所得税税率。

资产证券化融资对ROE的影响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企业将资产证券化的现金流用于偿还债务，企业ROA增加的幅度大于D/E降低的幅度，结果是ROE提高；二是企业将此现金流用于投资净现值为正的新项目。由于新项目的净现值为正，企业ROA提高，ROE也随之提高。或者企业采取灵活的策略，将所获得的现金流部分用于偿还债务，部分用于扩大生产，同样也会提高ROE。

Rg=■

其中：b——盈余留存比率。

企业实施资产证券化后，财务状况的改善使企业为了获得更长远的利益，往往会留存部分收益以满足扩大生产对资金的需要，因而会提高b。同时由上面的分析可知资产证券化后ROE提高，二者共同作用使企业的可持续增长比率相应提高。

对资本成本Rc而言，由前文的分析可知，证券化后，企业融资总成本降低，即资本成本降低。

通过上述的分析表明：三者都对企业价值产生了正向的影响。所以较好的业绩和较高的可持续增长率带来了较高的市场价值。

3.3企业资产风险的降低

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提前将证券化的资产兑现，克服了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损失，大大提高了资产的安全性。同时，一方面，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所获得的现金流可以明显的提高销售收入，降低持有大量金融资产的需要，从而提高经营效率。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技术使得投资者可以把证券化产生的现金流所暴露的风险与企业的财务经营风险真正的分离开来，通过资产证券化交易分散了风险，增加了投资收益。

3.4企业未来现金流的增加

企业资产的流动性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发展的命脉。资产证券化将企业原来不易流动的存量资产转化为流动性极高的现金，实现了资金的提前回流，缩短了产品的商业周期，使同样的资金获得更充分的利用。同时，随着可证券化资产的增加，企业可根据自身的需要实施资产证券化，相当于提供了一种流动性的补充机制，可以满足企业当前和长期的经营发展需要，提高了资本的利用效率，增加了企业未来现金流。

因此，资产证券化不仅降低了融资成本和资本风险，而且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增加了自由现金流，从而优化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增加了企业价值。也就是说Vabs＞0，这使得V＞Vl。资产证券化对企业价值的提升见图2。

4企业资产证券化对解决我国企业融资困难的意义

(1)资产证券化为企业提供了一种长期的资产流动性补充机制。一方面，它将不易流动或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转化为高流动性的现金流，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周转率；另一方面，增加了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自我积累能力。

(2)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出售部分债权资产获得现金流可以偿还原有部分债务，在降低资产负债率的同时，减轻了企业的利息负担，提高了企业权益资本收益率和资产报酬率。

(3)资产证券化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成本较低的融资方式。一方面使得许多规模较小、信用水平一般的企业突破自身条件的约束进入融资成本较低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即使是信用水平较高的上市公司也可以在不降低公司股权比例、稀释股东权益的前提下获得比较低成本的资金。

(4)资产证券化可以优化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期限结构。我国债券市场不发达，银行信贷缺乏灵活性，导致我国企业负债结构以短期为主，企业资金使用的稳定性不够。资产证券化灵活的期限结构和多样化的分级结构能够弥补我国企业负债上的上述缺陷。

参考文献

1沈艺峰,沈洪涛.公司财务理论主流[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