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外商直接投资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前景：中国继续被看好

由于中国较为良好的投资环境、低廉的工资和近几年来国内市场的迅速增长，中国在过去十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发展中国家所获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25%。2004年该数据创记录地达到了606亿美元，占世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9.9%。但其中包含了国内资金“迂回”投资的情况。据估计，20%-30%的外商直接投资并非真正的外商直接投资，而是国内投资转道外国重新投回中国的投资。这样做是为了享受外资所能享受的优惠税收或投资政策。

报告显示，中国服务业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大多数投资都集中在房地产开发。

中国面临日趋激烈的FDI竞赛。许多国家――无论是亚洲的，还是东欧的，或者是拉美的――都在调整政策，以图吸引更多的外资。

报告认为，在如何最佳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中国还面临许多政策挑战。中国应保持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创造公平的税收体制；对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开放服务业，鼓励竞争；实现技术转让的最大化，引导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投向高科技产业；在内陆地区改善投资环境和与投资者的关系。

改善投资环境的措施包括简化复杂的投资审批程序，通过减少政府部门职能重叠、重复登记和繁琐的审批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来提高外商投资企业的直接融资能力；改革司法体制。

“减少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并不会大幅度降低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国内资金迂回投资的情况会消失，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会降低，但实际的外商直接投资并不会减少。”报告认为，合并两个现行税法是统一内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的最佳方式。两税合并后可以消除现行体制下的一些税收扭曲，包括对研发投入、工资、营销和折旧的税收扣除限制。

“对非直接投资项下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应是中期目标。在目前情况下，进一步大规模的对其它投资项下(非证券、非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不应被优先考虑。”报告在中国对外资本开放问题上持较谨慎态度。

报告指出，很多国家对银行存贷款和其它金融交易的自由化都伴随着资本流动波动的提高，特别是当存在对汇率盯住的投机和危机时。中国现行的管制并不完全有效，还不能消灭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当前更重要的是确保宏观经济管理和国内企业，特别是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是高度有效的。对资本流出的自由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对外汇储备的积累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吸收流动性问题上，可以考虑如允许国际金融公司和亚洲开发银行等一些高信用等级的机构在国内市场发行债券等其它一些政策。

报告指出，内陆省份在吸引外资过程中可以有所作为。

判断：未来外商直接投资发生三转向

在诸多观察家眼里，政府投资和FDI是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两大动力。在日前世界银行的《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和战略研究》报告中，描绘出了中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现状，指出未来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将转向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转向内陆地区、转向高科技行业。

据统计，中国在过去十年中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平均占全世界所有外商直接投资的6.5%，占发展中国家所获外商直接投资的25%。2002年首次突破500亿美元大关，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2004年中国所获的外商直接投资创记录地达到了606亿美元，占世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9.9%。而据世行专家预测，2006至2010年期间，在预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25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预期中国将占到30%左右。

报告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各个省份的分布并不平均。其中，沿海省份获得了90%的外商直接投资。虽然政策鼓励去西部投资，但外资的“西进”趋势并不明显。在2004年，西部省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不到总额的2%。

行业分布不均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的一根软肋。外商直接投资也更多地集中在工业，上世纪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60%集中在工业。2004年，75%的外商投资集中在工业，其中71%集中在制造业。而服务业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20%，大多数集中在房地产开发。银行和公共设施等在其他国家往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行业，在中国所吸引的投资非常有限。农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一直保持“快步前行”，但报告同时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和投资总额的比例较小，在过去五年内，外商直接投资平均仅占投资总额的5%，比匈牙利、捷克共和国、越南和新加坡等国要小。按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计算，中国也不能算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接收大国。并且，据估计，20%-30%的外商直接投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FDI，而是国内投资绕道外国重新转向中国的投资。而这样做是为了享受外资所能

享受的优惠的税收或投资政策。

有专家发出了中国经济对FDI的依赖性高以及产品附加值不高的担忧。但可喜的是，中国正在尽力摆脱“世界工厂”的烙印，而向创新中心嬗变，在研发环境、设计思路、创投方式、营销战略上，都开始和国际接轨，同时也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按照现在的趋势，中国在新的“十一五”规划期间将会吸引充足的外商直接投资。这将为中国调整政策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为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服务带来一个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本身在不断变化，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报告主要作者赵敏指出，今后五年，中国将更关注平衡发展。“五个统筹”意味着要更多地关注国内发展，区域均衡发展和降低资源损耗。对外商直接投资而言，这“五个统筹”要求投资更多地转向国内市场的产业、转向内陆地区、转向高科技行业。

报告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以往许多不允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或有所限制的行业在下一个五年中会向外商投资开放。这些障碍的扫除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投资进入银行、保险、电信、物流和交通等服务行业。同时，中国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上的有作为，能吸引更多的高附加值产业。其次，中国过去几年中对于高等教育的大力投入会在今后得到回报。因为外国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地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地的教育水平。

2004年，75%的外商投资集中在工业，其中71%集中在制造业。而服务业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20%，大多数集中在房地产开发。

建议：加快外资“西进”步伐

在中国加入WTO以后，FDI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加多元化的形式涌入国内。然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东、中、西部分布极不平衡。据统计，沿海省份获得了90%的外商直接投资。虽然政策鼓励去西部投资，但外资的“西进”趋势并不明显。进入西部的FDI份额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从九十年代的5.22%下降到2003年的3.25%和2004年的2.88%。

机会与挑战并存。日前世界银行的《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和战略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东部省份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给中西部省份带来了契机，同时，低成本并不能保证产业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内陆省份和中央政府在吸引外资西进运动中都可以有所作为。

“外国投资者也可能选择亚洲的其他国家进行投资，生产产品销往国际市场或销往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不断开放的中国市场。同样，投资者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含量和成本-产出效率来应对东部地区企业成本不断上升，而不是简单地搬迁。”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报告主要作者赵敏指出，而东部的产业集聚效应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远远超过了成本增长，使得企业不愿搬迁。

篇2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人数；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191-02

引言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如何安置如此多的劳动力就业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和措施，其中科学合理的利用外资，是中国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从总体上看，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数逐年增加。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外资企业年底登记户数434 937户，而2007年外资企业年底登记户数286 232户。其中，2008年外商投资单位的就业人数为943万。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的研究成果

1994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了《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专门对FDI与东道国的就业关系进行了分析。报告认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就业具有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Nigel Driffield 与Karl Taylor（2000）以英国作为东道国分析了1984―2000年期间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指出FDI导致的在外国部门与本国部门之间的生产力外溢加大了工资的不平等性以及对本国熟练劳动力的更多使用，进而由工资的差异性导致了就业增加与否的不确定性。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FDI对中国就业数量影响的研究文献不多。但中国的学者对此也有很多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促进论、挤出论。

1.促进论。桑百川从资本有机构成动态演进的角度，分析了外资对就业的影响。认为外资对就业存在就业创造效应和挤出效应。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与就业呈负相关关系，但由于投资规模增长的速度快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及其乘数效应的作用，认为FDI对基业的影响是分阶段的，就业的整体贡献为正。曹安定、张庆君（2004）利用协整理论作了外商投资对中国非农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投资与中国的非农就业存在因果关系。

2．挤出论。江绮萍依据凯恩斯主义者关于投资拉动就业的观点，对中国外商投资与就业效应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其结论为：外资目前并不能大量增加中国的就业量。竺彩华、胡再勇，把就业效应分为创造效应和挤出效应两部分，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全面衡量FDI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的贡献，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对就业的贡献并不理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恶化了中国已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

二、实证分析

鉴于FDI对中国就业数量的复杂影响，本部分拟用计量的方法来量化FDI与中国就业之间的关系，从而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变量选取、数据描述及确定

1.变量选取。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使用两个重要的时间序列：利用变量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额，利用变量L表示外商投资单位的就业人数。为避免异方差等问题的影响，将所有数据对数化取自然对数，分别表示为LNFDI和LNL，对数进行一阶差分分别用LNFDI和LNL来表示，二阶差分分别用LNFDI和LNL来表示。

2.数据描述。样本数据选取范围是1991―2008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外商投资单位的就业人数的年度数据，共18个。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3.数据确定。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使研究显现较优效果，我们将选取1994―2008年的数据进行研究。

（二）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

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数之间存在一定关系，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往往具有非平稳性，如果直接建立回归模型会引起虚假回归，因此先对上述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对LNFDI和LNL及他们的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表明：LNFDI、LNL在临界值α分别为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的序列LNFDI、LNL在临界值α分别为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是非平稳序列；二阶差分后的序列LNFDI、LNL在临界值α=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序列，即为二阶单整序列。所以，可以对两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协整。

（三）协整分析

利用Eviews5.0软件，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不含常数和时间趋势，由SI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由残差序列E的ADF检验结果可知，残差序列E的ADF检验统计量为

-3.745326，小于1%显著水平的临界值-3.109582，因此可认为估计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列，这表明变量LNFDI和LNL为二阶协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下面利用Eviews5.0对LNFDI与LNL用最小二乘法（OLS）做回归：

设回归方程为：LNL=α+βLNFDI，其中α、β为待定参数，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得α=-4.883021，

β=1.751766。则所得方程为：

LNL=-4.883021+1.751766LNFDI

（-5.492372） （12.28361）

R^2=0.920677 ADR^2=0.914575 DW=1.180019 F=150.8870

从回归模型的结果看，方程拟合优度为0.920677，说明整个方程解释性较强，方程的整体显著性为150.8870，也通过了检验。另外，D-W统计量的数值说明其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FDI对L的贡献率为1.751766，即FDI每增长1个百分点，L就会增加1.751766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劳动力就业人数的拉动作用是积极的、显著的。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借助Eviews5.0软件，从计量的角度利用1994年至2008年的统计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外商投资单位的就业人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

1.从协整关系上看，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外商投资单位的就业人数两者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二者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

2.从回归模型上看，外商直接投资额每增长1%，外商投资单位的就业人数会增加1.751766%。

（二）政策建议

近年来，中国在吸引外资扩大就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目前中国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了进一步更好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扩大中国的就业人数，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对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如下：

1.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引进外资，发挥外资的积极作用。中国的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单靠国内资本和国内企业不可能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劳动力就业又是关系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们要积极吸引外资，并为外商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

2.调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我们要调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进一步扩大就业人数。第一，积极吸引外商投资教育、卫生等服务领域，进一步提高中国劳动的素质和中国国内服务行业的总体水平。第二，通过税收、财政支持等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于第一产业，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

3.积极引导外资的地区分布，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就业。为了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人数的增加，国家要有意识的加大对中西部的倾斜力度，为吸引外资创造条件。第一，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教育及科技的投入，从宏观上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引资条件。第二，出台有关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促使外商向中西部投资，带动中西部劳动力就业。

4.充分利用外资的外溢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带动就业。一方面，外资的进入和存在会引起与本地企业之间的业务联系，从而引发了前后产业联动效应，从而会增加就业机会带动就业人数；另一方面，外资的外溢效应会引起本国类似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这样就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

5.加强外商投资管理，防止热钱流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外商投资环境的改善，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速度加快，热钱的流入非但不能增加就业人数，而且还会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运行产生风险。因此应制定法律法规加强对外资的管理，尤其是短期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从而更好地利用外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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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曹安定，张庆君.外商直接投资对非农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68-70.

篇3

[关键词]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

不少学者认识到东道国开放程度会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大小是随着该国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这是因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较高的开放程度意味着国内企业本身的技术能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进行竞争（蒋殿春、张宇，2006）。此外，出口的扩大可以使国内企业获得较多的利润，从而为国内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设备的引进提供资金来源（何洁、许罗丹，1999）。但蒋殿春和张宇（2006）还指出，如果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过高，跨国公司就会对行业内的东道国企业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尽管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讨论了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但是还没有人详细阐述这种影响的具体机制，相关的实证研究也缺乏理论基础。所以，本文首先对东道国开放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具体机制进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赵奇伟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个包含制度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就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计量分析的结果做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东道国开放程度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解释东道国对外开放度是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现途径的。

1.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现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包括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首先，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引起当地技术进步，带来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张诚等人（2001）认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跨国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第二，通过跨国公司的员工流向本地企业而实现技术溢出；第三，跨国公司子公司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身份与当地企业建立起业务联系网络，从而通过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带来技术溢出。其次，跨国公司也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引致负的溢出效应。在进入初期，跨国公司通常会带来激烈竞争，改变当地市场的供求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地企业受益于积极的溢出效应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线，但因为跨国公司扩大市场份额或将需求从当地企业转到其他企业，从而使当地企业维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产规模无法实现，结果是企业实际生产点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线向上移动，其实际生产的单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国公司进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低估人才的真实价值，跨国公司的进入就会从当地企业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负向的溢出效应。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本地市场中存在若干面临固定生产成本的企业。由于边际成本较低，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更大的生产规模，而为本地市场生产时跨国公司就将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迫使其削减产量。如图1所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使得本地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由AC0下移至AC1，但额外的竞争迫使当地企业的产量从Q0削减至Q1。由于现在当地企业只能在一个更小的产量上平摊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点，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是提高了当地企业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见，如果竞争效应B′C′足够大，则即使存在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A′B′，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A′C′也会为负。

2.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进行融资和招募人才，当地企业就更有机会利用新技术，经由示范模仿、人员流动和产业关联等途径获取积极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面临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所以当地企业可以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中获取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缩小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使得当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当地企业就难以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就会加大，限制了东道国企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正溢出效应。

东道国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可以用图1来说明。如上所述，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分别取决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则由A′C′表示。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会影响到企业的平均成本。如果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很高，当地企业不仅更容易获取所需生产要素，还可以面临更广阔的市场，从而比封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形成最优生产规模，在图1中AC1必然是该期内较低的一条平均成本曲线，当地企业充分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由于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更为接近，跨国公司就难以大幅度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所以当地企业产量削减不会太多，Q0和Q1比较接近，故而竞争效应B′C′较小。这样的话，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就会为正，在图形上体现为C′落入A′B′线段上。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当地企业获取所需生产要素就越便利，企业的生产规模越趋于最优规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就会越大，C′就会越接近于B′点①。相反，在相对封闭的国家，当地企业就很难获取所需生产要素，技术溢出效应不会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线，而竞争效应则会使产量削减的幅度足够大，结果使得C′就会落在A′点之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为负。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对外开放的程度。

二、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赵奇伟、张诚（2007）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制度在内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过影响国内研发部门的知识积累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途径产生影响。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扩展，可以理解为包含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在内的制度变量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设1997年为时刻1）。

其中，被解释变量γYit为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中第i地区第t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工业总产值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991=100）调整为实际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1997～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类似地，Hit为i地区第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由各地区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值来刻画。具体计算时，我们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记为6年、9年、12年和16年，则各地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16①。所使用数据来自1998～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θit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减去1。其中，劳动生产率表示为工业增加值与就业人员的比值。在这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外企就业人数单位为万人，两类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缺乏直接数据，由各地区工业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②。

openit是对外开放度。一国的对外开放度可以用外资依存度③来表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开放度还可以用一国的贸易依存度来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1995），发展对外贸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些都为东道国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创造了更多条件；此外，也有人综合考虑前面两个因素，用外资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对外开放度（兰宜生，2002）。本文中选取的指标是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open，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其中，进出口总额根据各年度汇率中间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以和GDP单位相统一。进出口贸易总额、汇率中间价和各地区GDP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把openit和FDIit作为控制变量后，我们就可以用openit×FDIit来衡量受东道国开放程度制约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我们分别用两个指标来刻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个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AFDI。所用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我们约定，使用FGDP时的计量模型为模型1，使用AFDI时为模型2。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开放度所决定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4年期间为负，即开放度相对于外资规模来讲相对较低。这个结论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断不一致，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已经很高了。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采用外贸依存度而不是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开放度，这显然会低估开放度的值；第二，兰宜生（2003）指出，尽管我国目前的名义贸易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综合考虑经济规模、贸易形式差异、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实际贸易依存度并不高，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国内许多产业虽然贸易依存度很高，但没有形成较强的前后向联系，不能起到结构进步的“出口导向”作用。为了观测我国对外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我们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计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0，2001～2004年两个阶段都为负，但是在第二个阶段负效应更为明显。这说明，开放度在第一个阶段相对于外资规模已经较低，到了2001年，随着外资累计规模的进一步增大，开放度相对更低了。

三、结论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由于开放度高的国家可以为当地企业提供融资、获取人才、以及接触外资企业上的便利，所以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可以获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

第二，我们所提及的开放程度是个相对的概念，当开放程度相对于外资规模较高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正；而当开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发展比外资规模相对滞后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负。于是，这就出现了一国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变化。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开放程度相对于现有的外资规模一直是滞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在近两年已经全部为负。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某些产业，特别是增加生产行业的开放度。另一方面，对某些外资比重过高的行业要对引资规模加以限制，保持适度的内外资比例，给内资企业以成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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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奇伟,张诚.金融深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7～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6):74-82.

[7]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朱立南执笔），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与适度外债规模[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5):1-11.

[8]Aitken,BrianJ.andHarrison,AnnE.DoDomesticFirmsBenefitfromDirectForeignInvestment?EvidencefromVenezuela[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9.No.3,June1999,pp.605-618.

篇4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0.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亿美元，年均增长31.2%，高出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14.2个百分点。尽管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在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迅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9年的499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万美元，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可见，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为了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在国内，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实证研究尤其是具体到某一省份的实证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较短，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少，占GDP和进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显著。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会进一步凸现，研究这一经济现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虽然对各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为数众多，但众多的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结论只有二个：一是以芒德尔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Mundell,1957)；二是以小岛清(1987)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芒德尔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认为，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常常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避开贸易壁垒，成为对外贸易的替代物，从而也就出现了“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小岛清的互补模型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小岛清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不同的条件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改变双方的比较优劣势的态势，从而直接创造了对外贸易。无论是芒德尔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统计方法与工具上的瓶颈。

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为数不少的经验统计显示，贸易与直接投资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据日本、美国、瑞士的统计数据，研究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互补关系，如果两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以上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而对于有其自身特点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对印度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上述结论的差异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且这些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对于处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来说意义甚微。由于国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而具体到某一省份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更鲜有人为之，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历年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由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加之统计数据并不完善，样本仅设定在1989－2005年之间。本文选取浙江年鉴和2005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衡量对外直接投资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FDI）衡量外商对浙江省直接投资量，以出口额（EX）、进口额（IM）来衡量对外贸易。蔡锐和刘泉(2004)认为,FFD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的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同理,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也可能存在时滞问题。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为止累计的浙江省内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值总和(ACFDI、AFFDI)。同时浙江省经济增长较快,其影响不容忽视,于是引入变量“浙江省生产总值指数（GDP）”来度量浙江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采用ADF检验，其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即零阶单整。LnEX和LnI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其差分后的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该变量也是一阶单整。对LnFFDI进行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二阶单整。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依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均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着重分析两者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长期稳定关系（张如庆,2005）。其研究的重点只放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的滞后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为避免忽视进口的作用，首先单独分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与出口、进口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综合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依据DW值与t值，运用向后回归法进一步筛选可以被替代的变量，删除t值不显著变量，同时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

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解释变量）与出口额、进口额（被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回归方程(1)表示LnEX与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2)表示LnIM与LnC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根据表3与表4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作用较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关与异方差。模型估计式(1)、(2)的残差序列为平稳性，变量lnEX、lnIM与lnCFDI、lnFFDI、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由回归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0709%；FFDI每增长1%，EX将增长2.5622%；AFFDI每增长1%，EX将减少0.312821%；GDP每增长1%，EX将增长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起步较晚，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说总量较少，所以对出口的贡献程度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结果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影响，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却对浙江省出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与一般看法和直接统计结果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赚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

由回归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长1%，IM将增长0.054923%；AFFDI每增长1%，IM将减少0.241292%；GDP每增长1%，IM将增长2.333%。同理，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对进口的贡献程度也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方程可知，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进口的增长,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中为了获得自然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实情，从而带动了浙江省进口贸易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说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需要进口的原料更多地来自本土,从国外的进口减少了。（四）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成为协整分析的一个延伸。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而这种稳定的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以知道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浙江省生产总指数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惟一的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各模型分别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误差修正模型(3)中，协整关系对EX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则误差修正作用降低了当期EX(弹性系数为-1.062)，EX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一定稳定性，而且误差修正模型ECM项对应t值较高，说明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短期比较稳定。

在误差修正模型(4)中，协整关系对IM的增长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IM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修正作用也降低了当期IM(弹性系数为-1.115)。IM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稳定性，这体现着短期内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稳定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外商直接投资额FFDI、生产总指数GDP与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协整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增长、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期关系看，CFDI、FFDI、GDP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在浙江省已经逐渐转型,从追求人力资源优势的生产型投资逐步转向追求市场的市场型投资。这样的转变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是十分明显的,无疑明显影响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长规模。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能产生出口引致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

从前文实证分析来看，CFDI、FFDI、GDP与进口贸易之间也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对进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原材料的进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经济实力虽位于全国前列，但资源极其匮乏，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许多重要的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几乎完全依赖外省或是从国外进口。因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在国外获取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它们对进口贸易无疑有强劲的促进作用。其次，随着浙江省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已经或者将要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能缓和双边经济关系，化解贸易（张如庆,2005），从而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全局，现阶段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与贸易额相比,比重还很小,2005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00158（注：根据2005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而世界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5634(注：根据2004年《世界数据报告》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从短期关系看，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CFDI与出口贸易短期均衡关系显著。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且t值显著,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出口贸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限制到鼓励的发展历程(齐晓华,2004)。由于其规模太小,对进出口的影响还不及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得大。但据权威研究报告预测（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扩大。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也首当其冲，必然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随着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进一步增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将逐渐增强。

本文实证表明，浙江省CFDI与进口贸易也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显著，CFDI与进口贸易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相比之下，CFDI对进口贸易的短期调整作用更强。

篇5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贸易的关系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以往大部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常常停留在出口贸易模式方面，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也只是流量而非存量。本文引进了贸易模式演进的概念，使用流量与存量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贸易条件三个方面较为完整地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贸易模式演进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1)外商直接投资指数和我国商品进出口总额成正比。(2)FDI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模式有长期均衡显著影响，会引起工业制成品进、出口比重的上升，有利于我国贸易模式的正向演进。(3)外商直接投资指数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总指数的改善起积极作用。

迄今为止，全球化的浪潮发展得如火如茶，国际投资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更为迅猛，经济一体化的纵深写作硕士论文发展使得国际贸易的作用发挥得更为自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的报告显示，200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538万亿美元，超过2000年创下的前历史纪录1.4万亿美元。其中，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吸引的FDI总量居世界第五位。2007年中国实际使用非金融机构外商直接投资7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6%(按照uNcTAD①统计，为670亿美元，下降3.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的FDI从最初的每年几亿美元到后来的每年十几亿、几十亿美元再到现在每年几百亿美元，可以说FDI在量上的发展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增大，国际游资等大规模FDI流入中国，2007年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13.8%，创下了中国FDI的最高纪录。FDI对我国经济的各方面影响甚广，其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外贸进出口的贡献。从以往的数据及前任研究成果看来，FDI与一国的贸易额有极大的关联性，并且相关系数还不小。从我国的情况看来，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扩大自身优势产品进出口不仅大幅度增加了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量，而且对我国进出口结构也起到了很大的提升作用。据海关统计，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760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其中，出口9691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亿美元，增长20.0%。出口大于进口177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755亿美元。与此同时，全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非金融部分)16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6%②。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FDI对我国贸易模式转型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国FDI和贸易进出口额虽然增长迅速，但我国目前进口的是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制成品却大多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浅、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③，或者是粗加工或初加工产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仍然很少。具体表现在纺织品出口比重过高，远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贸易利益与贸易总量相比十分之少。但是仅仅从总量上分析FDI与我国贸易结构的关系显然是不妥的，这也正是之前的学者研究时容易忽略的地方。本文将通过FDI如何影响贸易模式的理论研究及对FDI和我国贸易进出口总额、贸易结构、贸易条件三个角度的实证分析来研究其与贸易模式转型的关系写作硕士论文及其从何种机制、渠道来影响贸易模式，并据此探索应当如何对FDI在各个层面加以引导，为今后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篇6

[关键词] 协整分析 Granger因果检验 向量自回归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1999《世界投资报告》的概括分析， FDI能够增加东道国的税收收入，促进资源配置，加速技术进步等方面具有突出贡献。FDI在江西省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非常明显，它在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资本形成、技术进步等方面的贡献都非常明显。

一、变量的选取和说明

本文假定以下几个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本文选取的数据为1985年～2005年的序列数据，为了避免异方差性的出现和压缩测量变量的尺度，这里对所选变量的数据进行取对数。

二、平稳性检验

平稳性检验是协整分析的前提。本文利用20世界80年代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进行建模分析，采用ADF检验，滞后阶的选择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确定。

其中 为对数似然值：在选择模型的滞后阶数时，AIC值和Schwarz值越小越好。

借助Eviews3.1软件对所选取的序列（1985年～2005年）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知道只有基本建设支出（JJ）序列为二阶单整，而其它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因此，协整检验可以不考虑基本建设支出这个变量，因为只有同阶单整的变量之间才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三、协整（Johansen）检验

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组合却很可能是平稳的序列，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称为协整方程，且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为了进一步得到外商直接投资与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这里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在EG两步法和极大似然估计法两种检验方法中，外国学者发现后者要优于前者，因此这里采用极大似然估计进行检验。检验原则是：如果极大似然比要大于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反之则接受原假设。在确定滞后阶的问题上，采用单位根检验中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滋（Schwarz）准则最小化原则。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GDP）、科技投入（R&D）社会固定资产投资（SGT）、劳动力资源（LB）、汇率变动（HL）、进出口总额（JCK）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四、Granger因果检验

上述的检验结果说明FDI与六个变量都存在协整关系，为了得到各变量与FDI是否构成因果关系，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它们是否符合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的判定原则与平稳性检验的滞后阶一样，根据得到的P―值判断它们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从软件运行结果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SGT）、劳动力资源（LB）、科技支出(R&D)、汇率的变动（HL）、进出口总额（JCK）都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格兰杰成因。同时，我们知道：外商直接投资也是进出口总额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江西的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并且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了江西的进出口贸易，它们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

五、各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均衡关系

根据上面的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我们知道只有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力资源、汇率、进出口总额满足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P））的条件。利用Eviews3.1软件对它们建立VAR模型，滞后阶的确定，仍然以AIC准则和SC准则最小值确定。经过大量的实验，得到以下几个动态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考虑到“伪回归”现象的出现，利用Eviews3.1软件对上述七个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残差序列的ADF值小于1%或5%临界值，表明建立的模型能够很好的拟合历史数据；相反，则说明在模型的建立过程中出现了较大偏差。

利用模型检验，七个方程的残差序列都是平稳的。方程（1）中所估计的系数大部分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只有个别系数是不显著的，主要是因为一个方程中同一变量存在多个滞后值，容易产生多重共线性。但是结合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模型（1）的拟合度较高。

以上七个向量自回归模型反映了各经济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了能够更好的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对所有方程两边进行取期望值，同时加入一个政策的影响因素Dt，得到以下八个协整方程：

从表2中可以知道，各个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多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其中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最大的是劳动力资源（弹性系数为13.326），这说明：当江西劳动力增加一个单位时，外商直接投资将增加13.326个单位，同时反映了目前江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汇率对FDI的弹性系数为5.62，这表示：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增加一单位，FDI将增加5.62个单位。虚拟变量Dt的弹性系数较大(3.205),表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江西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较大。整体的经济发展形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也较大，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一单位，FDI增加2.44单位（弹性系数为2.44）。进出口总额（JCK）对外商直接投资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弹性系数为2.373），但FDI对进出口额的影响较小（弹性系数为0.3797）。科技因素对FDI的影响相对较小（弹性系数为2.228），这表明：江西省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科技竞争力并没有成为主导力量。相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影响因素最弱的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SGT），正向的弹性系数为1.063。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目前江西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属于成本导向型，外商投资者主要是考虑江西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汇率变动和当地的经济规模。

六、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建立的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几点基本结论：

1.国内生产总值、科技支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资源、汇率变动、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生成过程都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但基本建设投资却是二阶单整。因此，在后面的模型建立过程中不予考虑这个变量。

2.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GDP、R&D、SGT、LB、HL五个变量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单向因果关系，而进出口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则是双向的因果关系。这表明江西的进出口贸易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也促进了江西省的对外贸易。

篇7

在过去半年中，非洲大陆传出了一系列经济利好的消息。10月份的一项对非洲大陆投资状况的研究指出，2004年以来，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翻了一倍，而外国公司在促进非洲各国商业环境的发展方面继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3月份的《2006/2007非洲经济展望》透露，不论是非洲的石油经济还是非石油经济，都在增长。

非洲发展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每年出版的《非洲经济展望》中指出，2000年以来，非洲的年经济增长率都在5%左右，2006年达到了5.5%。这个数字预计在2007年可以达到6%，并且未来都将维持在5%以上。报告指出，这并不足以实现在2015年将非洲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但不论如何，这已经是实实在在的进展了，因为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率超过5%以后，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就会开始有所改善。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出版的《2007全球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农业和发展》透露，对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从2004年的180亿美元，上升到了2006年的360亿美元。报告认为：“许多非洲国家把引资措施编入他们的政策和规章制度中，以确保外商直接投资的稳定流入，并增加那些对于经济发展最有利的外商投资。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将继续增长，是因为全球商品价格高涨，而在非洲的投资可以取得很好的回报。”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

2007年11月13日 编译：段醒予

风靡欧美的manga

Manga（日式漫画书）起源于二次世界大战后。与欧美漫画书不同的是，它的翻看方式是从后向前，从左到右。

二十年前，manga似乎还只是普通的日本文化出口产品；现在，它已经成为日本软实力的一部分。世界各地许多儿童希望学习日语，这样在翻译版漫画书出版前，他们就可以先睹为快。

日本漫画书牢牢地抓住了世界的想像力。在过去四年中，manga在美国的销量增长了三倍。六年前，manga在美国7500万美元的图画小说市场中占有三分之一份额；现在，它已经占据了这一3.3亿美元市场的三分之二份额。这种变化在每一家美国书店中都可以看到：manga销售区面积已经超过了科幻小说。《水果篮子（Fruits Basket）》、《火影忍者（Naruto）》等漫画书长期位居美国畅销书行列。在英国，天主教堂利用manga招聘新牧师，一家英国出版商已经开始出版manga版本的莎士比亚戏剧。

对美国漫画出版商来说，日本漫画书迅速走红并不是一件坏事。虽然manga热不会使美国像日本那样出现漫画书专卖店，但manga为漫画书在书店中赢得了更大的销售空间，这将有助于美国国内图画小说的销售。

篇8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国际收支；资本回流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12-0076-06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胡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为今后我国利用外资政策指明了方向，也对更好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提出了新的要求。这要求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合理地利用好外资。我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资金从短缺到充裕，从市场流动性不足到流动性相对过剩，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已经进入增速放慢的理性增长期。本文从外汇管理视角，以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为实证，客观审视和理性分析了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状况，提出了完善外商直接投资管理及外汇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性建议。

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发展

(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状况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重大成就，外商投资企业日益增多，从1979年起步时的少数几家、实际利用外资83万美元，猛增到2008年底的659800家，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8526亿美元。据联合国《2008年全球投资报告》称，中国连续17年保持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第一的位置。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了企业的科技水平，弥补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增强了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发达国家加快“去杠杆化”进程，导致资本回流，使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速明显放缓。按照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8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1609亿美元，同比增长8％，增幅较上年下降65％；直接投资净流入1478亿美元，同比增长7％，增幅较上年下降70％。可见，2008年以来发生的金融危机，虽然使我国利用外资受到一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增幅有所下降，但是也没有改变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增长的总体趋势。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的扩大和外资企业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和促进竞争等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我们带来了资本、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与全新的商业模式，创造或放大了就业、税收、出口，成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其正效应十分突出。具体表现在：

1　促进经济增长。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从零增加到现在的5％形成飞跃式增长。如图1，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的运行轨迹基本一致的态势，充分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

2　促进外贸进出口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张和出口商品结构升级，促进了我国进出口总额(TEI)的快速增长。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下，2008年我国TEI达到2.8万亿美元。如图2所示，外商直接投资与TEI的运行轨迹基本一致的态势，充分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积极贡献。

3　引进先进技术与经营管理理念，增加国家税收和就业机会。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设备引进，技术转让带来了新技术，更大的贡献是使得全民竞争意识得到潜移默化的提升。据统计，外商投资企业发明专利拥有量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6.7％增长到2006年的17.1％，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优惠的税收政策，使外商得到较多实惠，实现了政企双赢。外商投资企业税收占我国工商税收的比重逐年上升，从1992年的4.25％上升到2007年的19.01％。外资企业吸收的劳动力数量也逐年增加，由1985年的6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583万人。外资企业对同期全国城镇就业新增数的贡献率达到9.5％，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

(三)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

1　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宏观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可归结为劳动、资本的增长以及技术进步。目前较为主流的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丹尼森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增长等模型得出一个结论：资本的快速积累(外资流入)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资本对经济增长中的促进作用在我国也得到了印证。国家信息中心资料显示：1978-2007年中国经济平均年增长9.3％，其中资本积累贡献率为59％，劳动力总量扩张作用为9％，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32％。也就是说，资本积累、劳动力总量扩张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推动经济增长5.5％、0.8％和3％。研究表明：存量每增加1％的外商投资，带来0.176％的GDP增长，流量每增加1％的外商投资，带来0.115％的GDP增长，而且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可见，资本的快速积累(外资流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之一。

2　两缺口模型分析

钱纳里等人提出的两缺口模型是目前经济学界用来分析利用外资的最典型的宏观模型。该模型结论是：当发展中国家出现国内资源供给不足以满足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源数量时，利用外部资源是弥补资源供求缺口的主要途径(黄亚钧，2000)。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归纳出的基本恒等关系为：

总收入：Y=C+S+T+M

总支出：Y=C+I+G+X

(C-消费，S-储蓄，I-投资，G-政府购买，M-进口，X-出口，T-税收。)

假如政府收支相抵(T=G)，那么：S+M=I+X

整理后：I-S=M-X

I-S为储蓄缺口，M-X为外汇缺口，只有当两缺口相等时，国民经济才能均衡发展。假如等式左端出现了I>S，即国内投资大于储蓄，就出现了缺口，为了维持均衡，就需通过增加进口，利用外汇收入来弥补。

该模型在理论上强调了利用外部资源对发展中国家的必要性。

应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我国1986-2002年度的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倪加勋，1998)，利用外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平均为16.57％，即在9.14％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的速度中，有1.66％是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的拉动效果。假如没有利用外资增长的拉动，1986年以来我国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只能达到7.6％。

可以看出：无论从总量上还是从增长率的角度考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对经济整体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外汇管理与外商直接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汇管理制度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在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外汇市场等方面对外商直接投资起着积极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涉外经济的发展。

(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演变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是伴随着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程而不断调整变化的，呈现出阶段性、循序性、审慎性特征，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　双轨制阶段：1978-1993年。

这一阶段，我国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汇管理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80年《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出台，我国开始尝试外汇资源有计划配置，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体现为“宽进严出、奖出限入”，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人大开方便之门。这一阶段的特点：外资管理政策粗略，缺乏可操作性。对外资企业实行了“两免三减”政策、外贸进出口自营权、报关权等比国内企业多得多的“超国民待遇”优惠政策。

2　市场体制建立阶段：1994-2001年

这一阶段的标志是1993年《外汇管理条例》的实施，结汇、售汇、付汇等等一系列外汇管理政策的实行，把外商投资企业外汇买卖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初步确立了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基础地位。这一阶段对外资优惠政策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逐步与国际惯例特别是WTO的规则接轨，单纯依靠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的倾向有所缓和。

3　市场体制进一步完善阶段：2002年至今

这一阶段以2008年国务院实施新修订的《外汇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改革为里程碑。进入2I世纪，我国主动适应加入世贸组织这一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实施贸易投资便利化，外汇管理从“宽进严出”向均衡管理转变，使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体现“意愿”的特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日臻成熟和完善。

(二)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绩效评价

实践证明，30年来，我国的外汇管理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卓有成效，极大地促进了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跨境资金流动显著增加，外汇储备突破2万亿美元，使我国根本摆脱了外汇短缺的局面；外汇管理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控为主，从事前审批为主向事后监督为主转变，实现了运用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经济、法律和技术手段实现管理目的。但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和金融市场的激烈动荡中，外汇管理也存在一些不足：

1　过度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在长期“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激励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影响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人民币币值稳定。同时，巨额的外商直接投资增添了“剪羊毛”的忧虑。自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连续四个月出现下降，外资撤离现象时有发生，“剪羊毛”的忧虑已不是杞人忧天。

2　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绩效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从序次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业务经商务、工商等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才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因而，外汇管理部门属下游管理部门，主要是配合相关产业发展发挥作用，具有“从属性”特点。受后置性外汇管理和地方招商引资政绩考核体制等多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业务对外汇管理具有倒逼机制，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绩效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

总而言之，外汇管理政策积极配合我国整体战略需要，根据形势不断进行调整。在我国外汇资源相对短缺时代，外汇管理政策鼓励外资流入；随着形势的变化，外汇资源由短缺变为充裕，外汇管理政策在不断简化手续，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便利投资活动，有效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外商投资也绝非免费的午餐。外商投资像一把“双刃剑”，外商资本的大量涌入，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管理水平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隐忧。

(一)外商投资形成新的垄断

外资通过并购控股等方式对我国的某些行业构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外商企业凭借其资金实力和丰富的经营经验，实现对我国能源市场的有效控制，进而通过左右我国能源价格，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如河南省安阳市共有外商投资企业67家，涉及能源行业的企业有10家，这10家外资能源企业全部于2006年至2008年注册成立。在短短不到3年时间内，外资已经占据了河南省安阳市能源行业21％的经营规模。其中香港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以折合1.8亿元人民币的现汇并购原河南东方能源有限公司，没立安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外商要求的条件之一就是获得全市管道燃气30年独家经营权。又如，近年来，外资积极介入以铝矾土、银铅矿为主的河南矿产资源开发，对这两类资源的占有开发已占据控制地位，有两家外商出资2亿美元的绝对市场控制和垄断占河南省储量五成以上的三门峡铝矾土基础性原矿资源；又有外商出资6200万美元绝对控股河南省洛阳储藏量丰富的银铅锌矿藏，并对高品位的地矿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合圈占。

(二)外商并购国有企业使得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严重

国有企业资产高值低估甚至不估：一是中方往往只按账面净值折算入股，或只评有形资产不评无形资产，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如河南省漯河市双汇集团国有股权在2006年以人民币20.1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外商时，远低于市场60亿元的转让预期。主要是在转让时，未将原国有企业拥有的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价值以及商标、专利和商誉等无形资产价值记入企业总价值之中，其中仅双汇商标评估2006年度价格达106亿元人民币，从而导致这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二是中方注入合资企业资产价值评估存在一定偏差，对资源的稀缺性带来的增值考虑不足。河南省鹤壁市A公司是拥有河南省重点国有煤矿矿井的煤矿，在出让股权时，固定资产、30年采矿权、延探区探矿权，年生产150万吨优质煤炭的矿井等仅作价4.7亿元人民币，这是对煤炭行业的发展趋势预测存在较大偏差，没考虑煤炭资源的稀缺、不可再生等增值因素所致。三是民族品牌逐渐丧失。外资并购我国一些民族品牌，通过“雪藏”等多种方式变相打击了民族品牌。如曾经的“美加净”、“活力28”等耳熟能详的国产优质品牌在外资并购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三)外资企业利用关联公司获取丰厚的利润，转移利润偷漏税现象较为严重

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利用企业关联关系，通过转移定价，转移利润进行避税造成企业虚亏实盈的局面。主要原因是现存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一些优惠减免税、退税政策，促使外企充分利用这些政策进行避税，最大限度的享有超额利润。如鹤壁市A公司成立以来年年分红，已累计汇出1358万美元红利，

外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22％；如河南省鹤壁市B公司于2007年末成立，年平均利润率也达到13％。这两家合资公司成立以来每年均进行现金分红，分红年利润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又如河南省漯河联邦化学与漯河化工包装是同一股东下规模相当的关联公司，经营范围基本相同，但二者2008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前者为1.9亿元，后者为4000万元，相差悬殊。主要是漯河联邦化学享受减免政策，而漯河化工包装减免政策则已享受完毕，大股东采取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形式逃税转移利润。

(四)替代性外商资本的流入，没有真正显现利用外资直接投资的实际效果

从河南省个别地区利用外资的情况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并没有带动科技创新质的飞跃。一是外资参股企业中方股东引资目的不明确，外资参股未明显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外方股东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经营目标，对提升合资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无直接动力。以河南省鹤壁市A公司为例，公司合资合同上标明引资目的为技术改造，但外资投入后该企业并未开展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外汇局在对其资本金结汇进行专项检查时发现其资本金结汇后用于支付职工工资、进行人民币理财等用途。二是如香港某企业与地方政府达成协议，通过注资1062万美元将河南省周口等四个县市的国有自来水公司并购或控股，造成中方失去对自来水供应的定价权和管理权，而外资企业并没有对企业投资改造，而是仍利用原有国有企业设备进行生产，没有真正显现利用外资直接投资的实际效果，对此当地居民和企业反映强烈。

(五)虚假外资和引资质量不高，重复引进现象严重

表现在：地方政府存在短期行为，缺乏长期总体规划，热衷于见效快的项目，片面追求数量，不计能源及环境成本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等。还存在着重复引进的现象，如多晶硅产业规模在几年之内扩张千倍的异常现象背后，外资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巨大的政策差别造成假外资的泛滥和外商投资的效益短期化、投资的技术含量不高；资源配置的低效，带来的技术外溢作用不够突出，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在河南省引进的外资中，来自港澳台地区的资金占66.3％，中小资本居多，技术设备多为适用技术，技术含量高的国际大项目不多。“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我国企业对国外技术产生一定的依赖性，形成了“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河南省自实行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以来，辖内共登记注册9800家外商投资企业，现仍存在的仅有1802家，引资质量不容乐观。

(六)外商投资的过度开发有导致后续区域经济结构恶化的可能性

外商对资源型的开发，具有掠夺性，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对当地的水源、植被的破坏是长期难以复原的，对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社会危害巨大。河南省洛阳法恩德矿业有限公司在开采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考虑甚微，而该公司累计获得净利润近10亿元，而累计上缴所得税仅为4146万元，这对地方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这种借助国外资本对资源进行集中开发，虽可以一时拉动当地经济并获得短期利税，但没有考虑外资在大规模的开发过程中对当地经济的结构优化、地区的长远发展和社会效益的贡献度非常小的事实，更没有考虑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和过度开发完后，现有的资源对经济的布局如何安排等宏观问题。

(七)对外商投资的优惠待遇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运行机制

利益的驱动，使假外资、返程投资等非正常现象也成为必然。外商投资企业所享的超国民待遇，如税收优惠，价格优惠和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特殊优惠政策，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运行机制，使国内企业处于被动局面。外资企业依靠其本身强大的财力，并借助特殊优惠政策，迅速发展壮大，冲击了我国民族产业，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国内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形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现在，外资企业仍有自行举借外债、地方政府特殊政策等的优惠，事实上还享受着“超国民待遇”。例如河南省安阳辖内某外商与政府达成协议，按每亩低于国家标价1000元的土地出让金，购得土地200亩；在税收方面享受“两免三减”等优惠政策的同时，地方政府又给予了大量的税收返还。如果前几年企业经营效益不好，地方政府也常常会给予优惠政策的延长。内资企业同国外竞争对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待遇差别”，这种差别使内资企业不可避免地在一个时期内处于不平等竞争的劣势地位。

五、从外汇管理角度完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建议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在利用外商投资方面虽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是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利用外商投资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加深了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在新的形势下，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利用外商投资工作的全过程，实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总体结构和技术层次的宏观控制，促进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和谐统一。

(一)建立政府职能部门协调监管机制，提高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引进利用外资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政府的监管调控力度薄弱。一是要建立统一高效的外资政策协调机构，加强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和地区导向进行监控，增强利用外商投资项目的选择性和针对性，扭转外商直接投资中出现的结构性失调。把外商投资的重点引向发展生物、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领域的高新技术产业，努力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项目转移，改变外资趁我转换机制而对我国经济实行“剪羊毛”式掠夺。二是加大对利用外资规模、内外资匹配、国际收支调节、市场规则和产业标准化管理，以及社会责任管理等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增强理论的前瞻性和指导实践的作用，把利用外资的目标调整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方面上来，提高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二)在引资过程中应坚持科学发展观，注重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优惠政策向创造良好投资环境转变

我国利用外资的指导思想要及时转变为引进技术，限制替代性外资的流入，鼓励互补性外资流入的方针。一是要把吸引技术实力强的大型跨国公司，作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重点，激励国外企业向中国转让技术。使海外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集团、财团来华进行高新技术投资，使我国引进外资得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二是加强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努力把技术进步主要立足点转移到自主创新上来，建立起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从而全面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总体水平。相信不久将会成为亚太地区一个最雄厚、最具吸引力的、为全球产业配套的基地，并且使中国利用外资的总体质量跨上一个新台阶。

(三)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系，实现对外资的全面监管

完善外商投资的法律体系，整合完善现有法规体系，提高利用外资效率，保持外商投资政策法律的

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努力为外商创造一个可以按照国际惯例投资、管理、经营的环境。一是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全过程管理，制定完善透明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从单项的合资法律，成长为涵盖外商投资方向、外商投资产业指导、外资并购等各方面的外资法律法规体系，使外商投资法律由关注外资企业的经济作用，强化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实现企业、社会、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二是加强对外资经营阶段的检查监督，特别是要对关系到国计民生行业的外资企业要进行跟踪监督机制，督促其兑现所承诺的技术水平、外销比例、资金和设备的到位。三是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对不同技术标准的行业实行差别待遇的政策，明确行业准入和高新技术标准的门槛，要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外资给予适当优惠，提高利用外资经济效益。

(四)加强对国有资产的评估与监管，切实保护国有资产及稀缺资源

进一步完善股权并购价格评估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外资并购股权核价机制，增强企业股权定价的真实性、合法性和严肃性，增加对并购价格的量化标准，明确并购价格与评估资产差额的浮动区间，防止股权转让过程中的异常定价问题，杜绝企业以较低价格将境内资产违规转移到境外的行为。要规范中介机构的管理，健全评估中介行业自律组织和自律措施，从源头上杜绝虚假评估现象的发生；对一些明显低于评估价格的并购项目，要加大政府的干预力度。

对矿产资源的准入政策的制定要站在“维护国家长远利益和矿产资源安全”的高度进行规范，对资源资产作价应更注重公允价值并有合理的前瞻性。我国资源税的征收一直是从量征收，各种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却翻了数番，但税率十多年没有大的提高。显然，在合资企业中，资源税过低等于给境外投资者巨大的隐性补偿。因此，上调资源税，同时实施从价征收，以此来引导外商投资流向，对于提高我国利用外资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篇9

关键词：FDI；结构；产业；技术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0085－03

我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向我国的流入，而FDI作为一个资本、知识、技术投资的复合体，在过去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其在资本形成、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以及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可以说，FDI与经济系统的市场化这个因素一起成就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崛起。

一、我国利用FDI的基本现状

从1993年开始，我国利用外资就一直处于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在2002年还一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来投资最多的国家。1979―2005年，我国共利用外资8 091．5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额达6 224．29亿美元，占我国利用外资的76．92％[2]。

联合国贸发会议2006年10月16日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5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增至724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全球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2006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也高达694．68亿美元，虽然较往年同比下降4．05％，但仍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了解现状：

1．投资来源方面

就我国FDI的总体判断而言，无论是外商投资协议额，还是实际利用额，我国所吸收的FDI中亚洲处于领先地位，北美和欧洲紧随其后。其中，亚洲部分，港澳台成为直接投资的代表。

2．投资去向方面

我国是一个工业基础较好、工资水平低、制造业有明显优势的国家，制造业又是优先对外开放的领域，因此，必然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领域。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投向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2％、74．1％和24．7％。2005年，全行业吸收FDI合同项目共44 001个，制造业就占了65．74％。（如表1）

3．地域分布方面。

由于我国鼓励外商多投资于沿海开放城市，使得利用外资的地域分布差异明显。截至2004年底，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中国累计实际吸收外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86．25％、9．16％和4．59％，东部地区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4．投资方式方面

从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的比率情况表（见表2）来看，1982―2004年，不管是东部还是中部，抑或是西部地区，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都占据了较大份额，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多于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但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发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外商独资企业发展迅猛，已逐渐占据了主体地位[3]。

二 我国利用FDI存在的主要问题

1．引资优惠政策存在负效应

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曾在我国经济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优惠政策”本身固有的局限性，相当一部分是以牺牲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为代价，使得其负效应也日益突出。其负效应表现在以下方面：由于特殊优惠政策使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同的竞争条件之下，造成不公平竞争，进而导致市场价格和企业行为的扭曲[4]。再者，由于一些靠吃“优惠饭”的中小外资企业只要优惠期限一到就转移投资，以便继续享受优惠政策，造成外资短期行为。

2．核心技术含量不高

从我国引进外商投资的情况来看，所引进的技术大多数属二流技术，真正属于世界领先技术的很少，这与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目标相差甚远。即使有些外商提供了高新技术，但也没有真正将最新的、关键的技术提供给中方。如果中国在技术上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产业的技术上总是处于落后地位，那么将无法和国外竞争，这将危及我国的产业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

3．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

从总体上看，外商在中国投资的产业结构存在着地域分布过于集中、技术层次偏低、规模过小、一般性的劳动密集型加工项目过多等问题，低水平重复引进现象较为普遍，不仅不能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反而会使未来结构调整的难度更大，代价提高。在外商投资中第一产业较少，第二产业则集中于一般加工业，而中国目前急需发展的能源采掘业外商投资比重较小，科技水平含量较高的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所占比重极低。第三产业则集中于房地产业，而房地产业沉淀的资金则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压力。

4．生态环境污染严重

很多跨国公司利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环境污染的限制相对宽松的有利时机，把我国当成了“污染避难所”，将其母国消耗资源或环境效益较差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可以说，很多外商投资项目都属于污染密集型产业，污染控制技术较低，给我国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我国的环境状况本来就不容乐观，这一类FDI的进入对我国生态环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使治理环境污染的难度和成本加大。

三、关于解决我国利用FDI中存在的问题的若干对策

1．规范优惠政策，维护公平竞争环境

在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要以不牺牲财政收入为原则，以不牺牲公平竞争环境为准绳，以提高我国企业的科技、管理水平和调整我国产业结构以促进产业发展为目标。首先，要在优惠政策上作出调整，取消一些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不适当优惠，还国内企业以应有的平等权利，使国内和国外企业处在竞争的同一起跑线上；其次，规范地方政府的引资行为，杜绝一些地方政府为赚取政绩、盲目招商、乱给优惠的现象，加大对地方政府所引进外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的产业与区域发展的总体规划和需要的审查力度；最后，努力创造优秀的除优惠政策以外的招商引资“软环境”，诸如便利的交通环境、先进的信息通讯设施、良好的信用环境等，使得外商投资在享受完税收优惠等优惠政策之后，还能够保持资本不转移而进行再投资再生产。

2．鼓励技术研发投资，提高FDI“含金量”

首先，国家要对有关FDI投资项目的科技研发优惠政策的相关衔接内容进行进一步的配套和细化，特别是要明确和到位有关的合理的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和引导外商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资；地方政府也可以从本地区实际出发，结合中央有关政策，加快出台配套措施和相关管理条例，以进一步鼓励和规范跨国公司在本地区研发方面的投资。其次，要加大对我国企业研发工作的支持力度，尤其对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要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与鼓励，大学、科研机构可以和高新技术企业形成相互联系、研究开发的联合体，还可以与跨国公司合作共同研发，切实快速提高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和企业的吸收、消化以及科技创新能力。再次，要加快提高产业国际化程度，打破垄断，鼓励、保持和完善市场竞争机制，给“市场换技术”赋予新的内容，因为我国相关产业的国际化程度越高，竞争越激烈，跨国公司在竞争压力迫使下，自然会越发提高在我国的研发、使用新技术的程度，增加研发投资，进而形成产业或行业的集聚效应和加速发展的格局。最后，须建立合理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健全人才市场和人才流动服务机制，为投资研发供给人才、吸引人才，获得人才流动的双向效应。

3．调整FDI投资产业结构，促进我国产业转型

外资投向的结构性调整政策无疑要兼顾国内产业区域政策的目标，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协调一致。首先，从推动我国结构升级的角度看，“十一五”时期，需要加快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此，应引导外商更多地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其次，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产业的投资力度，提高农业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农业科技水平，以适应和加速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最后，加大对外商投资更多流向一些薄弱的第三产业部门的引导力度。目前，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以及商业和交通运输等部门，而对不仅关系到国内需求的扩大，也关系到其他产业发展水平提高的金融保险业、社会福利业以及教育文化艺术等部门投资仍较少，所占比重很低，我们有必要有步骤地引导外商增加对这些行业的投资，以加快这些行业的发展和经营效率的提高[5]。

4．加大环保力度，引导和支持FDI“绿色投资”

绿色投资，即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投资。要加大对FDI投资项目的环保审查力度，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投资项目不予以批准进入。对已投资建设的FDI投资项目，如果不符合环保原则，可以令其限期整改，对整改后仍不符合规定的企业要加大处罚力度。在不损害国内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前提下，可以考虑给予合乎环保原则的FDI投资项目更多优惠政策，加大对有利于环保的企业的支持力度，实行区别对待，以引导FDI项目的正确投向。

参考文献：

[1] 崔光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效应分析[J]．当代石油石化，2007，（3）：18－20．

[2] 商务部．2006中国商务年鉴[M]．北京：中国年鉴出版社，2006：11．

[3] 桑百川，李玉梅．外商独资化：动因与影响[J]．开放导报，2006，（8）：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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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潜力，路径，跨国经营

一、中国对越直接投资的潜力分析

(一)越南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

1.政治社会稳定，发展后劲十足。越南保持着政治社会的持续、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越南已成功实施革新开放政策20余年，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和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加快推进。2006年4月召开的越共十大更使越南进入全面推动革新开放的新时期。1991年以来，越南gdp年均增长约7.5%，远高于东盟其他国家。2005年，越南gdp增长率达到8.4%，人均gdp已从革新开放初期的约200美元增至640美元。越共十大确定越南2006—2010年实现年均gdp增长率为8.0%的目标，表明了其继续加快发展的决心。越南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大力吸引外商投资。随着加入wto，越南将进一步加强同全球和地区经济的融合。1988—2005年，越南全国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6880个，合同金额646亿美元，实际到位269亿美元。2005年越南全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58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5%，吸引外资为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其中，新增项目合同金额为40亿美元，原项目追加投资金额为18亿美元。现有74个国家和地区对越直接投资，外资经济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

2.地理位置优越，成本较为低廉。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越南具备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利区位条件和交通条件。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部，位于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上，有32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在全国64个省市中，有半数以上的省市临海，具有明显的沿海优势。越南海港较多，陆路直达中南半岛其他国家，交通相当便捷，国际航线直通世界上57个国家和地区的首都或城市。越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大幅度降低了外商投资成本。越南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等能源资源和铁、铜、铝钒土等矿产资源都十分丰富。投资商在投资优惠的领域和地区投资，可根据土地法和税法的规定，减免土地租金、土地使用费、土地使用税。越南劳动力资源丰富，现拥有8400多万人口，65岁以上人口只占5.6%，劳动力人数占总人口的60%，平均年龄只有24.5岁。全国人口识字率已经达到了94%，大多数人完成高中教育，是东盟国家中人口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劳动力具有较好的文化教育基础，经过培训后能较快地掌握科学与技艺。同时，劳动力成本低廉，月平均工资约55美元，河内和胡志明市劳动力月平均工资为120～136美元。

3.政策日趋完备，环境不断优化。越南不断完善外商投资政策，改善投资环境。越南于1987年制定了《外商投资法》，历经1990年、1992年、1996年、2000年、2003年五次修订和补充。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越南国会于2005年11月通过了调整内外资统一的《投资法》，并于2006年7月1日生效。新颁布的《投资法》与原法相比，具有投资商自主投资权限扩大、给予外商的投资形式扩大、各项鼓励和优惠投资政策一并适用于国内外投资商等特点，保障了外商的合法权益。越南采取措施放宽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限，提高政府办事效率。自2006年以来，在新批的越南外资项目中，由越南中央政府各部门审批和颁发投资许可证的项目占63%，各地方政府审批和发证的占13.3%，各工业区和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审批和发证的占23.6%。新的《投资法》对投资的行政审批手续进行较大幅度调整，进一步简化手续程序，给予地方更大的审批权限。为给外商创造便捷、舒适的投资环境，越南正加紧建设、完善基础设施。2006年起5年内，越南政府预计在公路、机场、海港和宾馆、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1150亿美元。

(二)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潜力巨大

1.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优势独特。中国开展对越直接投资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交通往来便捷，文化习俗相近，社会制度相同。近年来，中越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关系深入发展，达成两国和两国人民永做“好邻居、好同志、好朋友、好伙伴”的共识。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妥善解决边界领土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经贸及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全面加强。200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1703美元，一些发达地区如上海、深圳已超过5000美元，高于越南的发展水平，对越南投资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比较优势。通过参与越南资源的开发投资，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能规避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开拓国际市场。

2.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亟待拓展。1991年中越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中国企业陆续走出国门，开始在越南投资办厂。近年来，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动下，一系列区域投资便利化措施逐步被落实，中国对越直接投资发展较快。中国企业通过对越直接投资，带动机电产品、原材料和劳务出口，有效拓展了越南和东盟市场。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2005年，中国对越直接投资金额突破1亿美元，达1.08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32.21%。其中，新增投资项目41个，协议投资额6770万美元；追加投资项目17个，追加投资协议金额4032万美元。由此可见，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数量偏少，规模偏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显然要缓慢许多，与中国拥有对越的投资优势很不相称。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中国台湾省对越直接投资项目1408个，协议投资总额达79亿美元，实际到位资金29.4亿美元，居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越直接投资的第一位，项目数、合同资金、到位资金分别占23.8%、15.7%和11%。其余依次为新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累计对越直接投资的有效项目352个，协议投资总额为7.31亿美元，实际到位金额为1.81亿美元，仅列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越投资的第15位，项目数、合同资金、到位资金分别仅占6%、1.4%和0.7%。中国对越直接投资远未达到规模效益，平均每个项目为200多万美元，协议投资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仅有9家。

二、中国对越直接投资的路径选择

1.熟悉投资环境。认识越南、研究越南、了解越南是中国对越直接投资路径的起点。中国投资者要充分认识到，到越直接投资虽然潜力巨大，但仍要认真对待一些困难和风险：土地供应虽然充足，但交通等基础设施仍较为落后，全国无一条符合国际标准的高速公路，铁路只是米轨，无法重载，速度也很慢；缺乏理想的合作伙伴，产业配套能力较差；官僚作风、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制度不够完善，行政效率不佳；技术工人及管理人才不足，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短期行为较为普遍，政策缺乏连续性。如果对越南投资环境有深入了解，就能避开风险，利用优势，赢得商机。要扎实地进行前期准备和投资论证，妥善应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和遇到的突出问题。通过实地考察、深入调研，熟悉越南的国情、商情和风俗民情，使投资活动符合越南市场需求和经贸政策，尽可能融入当地社会。重点研究、掌握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相关投资规则、越南新的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各种优惠政策及政策限制。处理好与合作方以及当地有关部门的关系，对越方合作伙伴进行深入了解，寻求信誉好的合作伙伴。选派能力强、素质高、外语好(越语或英语)的业务人员来越开展工作。树立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提高产品质量，注重品牌效应，搞好售后服务，提升中国企业在越南乃至东盟市场的无形资产价值。加强对投资风险的防范，按规定办理国内外投资报批许可手续。建立信息咨询系统，为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提供市场调查、项目评估等咨询业务。健全金融服务体系，为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提供优惠贷款、担保、保险等金融业务。改变我国对外投资审批手续繁琐、外汇管理过严的现状，切实为对越投资提供政策支持。保持与我驻越使馆经商处的联系，定期向经商处汇报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情况，遇到重大问题及时向使馆报告。

2.优选投资领域。中国早期的对越直接投资主要是加工、装配和生产性的小型项目。此后，中国企业已涉及越南的能源开发、电子、建材、建筑、农林渔业及服务业等行业，投资领域非常广泛。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2005年，在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新增41个投资项目、6770万美元的协议投资额中，投资工业领域的有29个项目，协议投资额6223万美元；投资农林渔业8个项目，协议投资额456万美元；服务业4个项目，协议投资额91万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中，投资最多的是工业和建筑业生产经营领域，达252个项目，协议投资额4.5亿美.元，分别占项目总数和投资总额的71.6%和61.6%。其次是投资服务业，为44个项目，协议投资额1.89亿美元，分别占项目总数和投资总额的12.5%和25.85%。投资最少的是农林渔业，为56个项目，协议投资额9698万美元，分别占项目总数和投资总额的15.9%和13.25%。

中国对越直接投资要优选有市场潜力、效益好、见效快且符合越南产业鼓励导向的行业作为重点投资领域，既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又有利于发挥我国在设备和技术上的比较优势。越南工业部已确定2006—2010年着力发展四大工业主导产业，加工制造业(纺织、皮革鞋类、农林水产加工)，工业生产资料(化工、机电、电力、煤炭)，高新技术工业(电子及通信工程)等三大产业，对中国企业来说，对越直接投资大有可为。结合越南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况，可考虑在以下重点领域进行投资，从事生产和加工。一是家电生产。越南家电普及率较低，需求不断扩大，市场潜力较大。中国家电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研发实力，积累了不少开拓国际市场的经验，可在越南投资办厂。二是摩托车发动机生产。越南政府将摩托车列为工业发展的重点，但由于资金和技术原因，迄今未能生产发动机等主要部件。我国摩托车工业技术工艺已相当成熟，具备开拓国际市场的实力，可考虑在越南投资生产摩托车发动机。三是农机生产。越南是农业国，农业耕作以人力和牲畜为主，发动机、拖拉机、水泵、收割机、脱谷机、烘干机等农业机械市场需求较大。中国企业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可考虑在越南投资生产或组装农业机械，以巩固和扩大市场。四是矿产开采。越南矿产资源丰富，种类较多，但矿产开采和加工能力较弱。中国企业可考虑在越南投资采矿和加工，利用便利的运输条件，将产品返销国内，缓解国内资源的不足。此外，中成药生产、水果加工、服装和面料加工、烟草加工等产业均是可供选取的对越直接投资领域。

3.优选投资区域。外商对越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很不平衡。截至2005年底，交通等基础设施较好的南部重点经济区(胡志明市、同奈省、平阳省、巴地一头顿省、西宁省、平福省、隆安省和前江省8省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其中，合同资金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58%，项目数占投资项目总数的50%。北部重点经济区(河内市、海防市、海阳省、永福、广宁省、兴安省、河西省、北宁省8个省市)吸引合同资金占全国的26%，项目数占28.7%。各工业区和加工出口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占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总数的33.4%，合同资金占投资总额的33.8%。北部山区、中部、西原地区和九龙江平原地区的一些省份全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数仅2～3个，金额不超过700万美元。

中国对越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应集中于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的胡志明市、河内市、海防市、广宁省、同奈省等5省市。特别是随着中越合作建设“两廊一圈”的加快推进，中国对越直接投资将更多地投向河内市、海防市、广宁省等发展较快的越南东北地区。按照越南新的《投资法》规定，工业区、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区、经济区属投资优惠地区，可作为对越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越南也将北部山区、中部等社会经济条件困难或特别困难的地区，列为投资优惠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十分薄弱，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增加了投资风险，是否投资需谨慎考虑。可在“两廊一圈”的越南北部区域内，选取高平、谅山等资源丰富的部分省市，着重进行资源开发和农业的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