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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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医药； 肿瘤； 资助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funding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cology research projects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d from 1986―2016 was revie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unded projects were summarized from funding amount， funding expenses， funding category， and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s of projects， etc. At the same time，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projects we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fund applicants.

[Key word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umor； fund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SFC）自1986年成立以来，一直非常重视中医药领域的研究发展，设立了专门的申请代码用于支持该领域的基础研究。截止到2016年底，NSFC已资助中医药领域各类项目12 400余项，资助经费逾45亿元。

肿瘤的防治一直是世界瞩目的难题，中医药对肿瘤的防治作用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相关基础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本文对NSFC 1986―2016年度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3个学科申请代码下资助的肿瘤领域研究项目进行简要分析，以期了解中医药肿瘤领域的资助概况，为该领域基金申请人提供参考。

1 中医药肿瘤领域研究项目资助概况

1.1 整体情况

1986―2016年度中医药肿瘤领域的资助项目共计1 136项，资助总经费40 553.5万元，其中中医学科资助395项，资助经费15 223.4万元；中药学科资助453项，资助经费14 969.6万元；中西医结合学科资助288项，资助经费10 360.5万元。30年来，中医药肿瘤领域获得资助的项目无论项数还是费，都呈不断增长趋势，尤其是2000年后更加明显。1987年度，中医药肿瘤领域获资助项目仅为3项，资助经费8万元，仅占该领域资助总经费的0.02%；2016年度，中医药肿瘤领域获资助项目达161项，资助经费6 307万元，占该领域资助总经费的15.55%，见图1，2。

2014年前经费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从2015年开始只包括直接费用（图4同）。

1.2 项目的资助类别分布

在这些获资助的项目中，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简称面青地项目）在资助项目数量及资助经费上所占比例较大，见图3。1986―2016年度，中医药肿瘤领域获资助的面青地项目共1 099项，占该领域资助项目总数的96.74%，资助经费38 825.2万元，占该领域资助经费总额的95.74%。其中，面上项目605项，资助经费26 283.7万元；青年科学基金项目381项，资助经费7 765.5万元；地区项目113项，资助经费4 646万元，见图4。

重大研究计划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科学前沿设立的资助类别，旨在提升我国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通过顶层设计，凝练科学目标，凝聚优势力量，形成具有相对统一目标或方向的项目集群；重点项目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针对已有较好基础的研究方向或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目前中医药肿瘤领域已资助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5项和重点项目2项。

人才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保障。NSFC已建立了青年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等一系列发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资助体系。其中，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旨在培养和造就一批有望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目前，中医药肿瘤领域已有2人分别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 中医药肿瘤领域资助项目的研究现状

2.1 项目的主要研究对象

资助项目对肿瘤的研究多集中在肝癌、肺癌、胃癌、肠癌、乳腺癌等常见恶性肿瘤，约占中医药肿瘤领域资助项目总数的49.03%。也有部分项目关注了非常见肿瘤，如骨髓瘤、甲状腺癌、白斑癌、肾癌等，见表1。

2.2 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

早期中医药肿瘤领域申请项目多以单纯的中药抗肿瘤活性研究为主，而目前项目的研究范围已涵盖肿瘤的中医病因病机、证候基础、治则治法、治未病等中医特色内容以及肿瘤流行病学、肿瘤免疫学、肿瘤复发与转移、肿瘤生物治疗、肿瘤干细胞等多学科交叉的诸多方向。从资助项目的总体研究内容及思路上看，中医药肿瘤领域的基金项目总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2.2.1 中医药理论的现代研究 病因病机：中医学者就癌毒、痰邪、瘀血、气郁、正虚等阐释肿瘤病因病机的中医学术观点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机制研究，逐渐形成行业内共识。项目“基于肿瘤微环境的‘癌毒’病机的生物学基础研究”从整体多维的角度观察分析以肿瘤细胞和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免疫细胞、相关细胞因子为代表的肿瘤微环境的机制与“癌毒”病机的关系，探讨“癌毒”病机的生物学基础，诠释“癌毒”病机理论的科学内涵，为运用“癌毒”病机理论指导中医药抗肿瘤提供科学依据[1]。

辨证分型：辩证论治是中医药防治肿瘤的特色和精髓，NSFC一直鼓励遵照循证医学的原则，根据中医药现代研究的发展情况，完善中医肿瘤的辩证分型等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方法学的探讨。项目“CHEK2基因功能区SNP与三阴性乳腺癌中医体质、证型分布规律、凤膏疗效的关联分析及其功能研究”将辨体质与辨证型相结合，探讨CHEK2基因功

能区SNP与中医体质特性、证型分布规律及中医药临床疗效之间的关系，为探寻中国三阴性乳腺癌人群特有的遗传易感性多态性位点开辟新的途径[2]。

治则治法：从血管生成、上皮间质转化、免疫抑制、肿瘤微环境、自噬、基因表达等等多层次、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念、方法、技术与手段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探讨中医扶正解毒、活血化瘀、消Y散结及针灸等不同治则治法对肿瘤的作用机制。项目“扶正解毒法对Ang-Tie2介导的TEMs在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下血管重塑的调控研究”采用带瘤和术后复发转移模型，观察扶正解毒法对促血管生成素（angiopoietin，Ang）-酪氨酸激酶受体2介导的单核/巨噬细胞（Tie2 expressing monocyte/macrophages，TEMs）在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下血管重塑的影响，从调控免疫抑制细胞和肿瘤细胞非折叠蛋白反应抑制血管生成的新视角，进一步揭示扶正解毒法防治肿瘤复发转移的分子机制[3]。

中药功效：此类项目在研究过程中以中药单体或复方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中医理论对中医药抗肿瘤的机制进行探讨，以期阐明中医药抗肿瘤的机制。如项目“白花蛇舌草调控肠道肿瘤Wnt信号通路的研究”，考察了清热解毒、消痈散结中药白花蛇舌草抗肠道肿瘤的作用，并发现该药通过抑制Wnt信号通路活性从而抑制结肠肿瘤干细胞分化的作用机制，为白花蛇舌草治疗肿瘤提供一定的依据[4]。

2.2.2 中医药抗肿瘤机制研究 防治癌前病变：不典型增生性病变，并非必然发展成癌，其中多数可以被逆转，只有小部分在一定的促癌因素作用下发展成癌。因此癌前病变的预防、阻断、逆转是预防恶性肿瘤的重要方式。项目“葛花解酲方对乙醇性HBV转基因小鼠肝癌前病变相关基因的影响及对Wnt/β-catenin信号转导通路的调控作用”验证健脾法在肿瘤防治中的作用，阐明葛花解酲方对肝癌前病变癌基因表达的影响及对Bcl-7402肝癌细胞Wnt/β-catenin信号转导通路的调控作用，探讨了葛花解酲方阻断和逆转肝细胞癌变病理进程的机制[5]。

抗肿瘤血管生成：肿瘤微环境下血管生成是肿瘤治疗失败和转移复发的重要影响因素。项目“益气化瘀解毒方药配伍对人肝癌细胞鸡胚移植瘤血管生成调节机制的研究”观察细胞系促血管生成特点以及中药复方不同功效中药含药血清对该模型血管生成的影响，揭示"益气化瘀解毒"方药对肝癌血管生成的作用机制[6]。项目“绿茶提取物EGCG抗肺癌血管生成潜在靶点HIF-1α的研究”探讨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pigallocatechin-3-gallate，EGCG]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等下游基因表达的影响是否具有低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HIF-1α）依赖性等问题，为EGCG的抗肺癌机制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发现新的靶点[7]。

调控肿瘤微环境：肿瘤微环境是肿瘤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项目“肺瘤平膏调控肿瘤微环境炎性网络防止肺癌转移的机制研究”以肿瘤微环境炎性信号网络为切入点，系统探究肺瘤平膏调控炎性信号网络的关键因子和关键通路对上皮细胞-间充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等的影响，进一步明确肿瘤炎性微环境对肺癌侵袭转移的影响，揭示肺瘤平膏调控肿瘤炎性微环境防止肺癌转移的可能靶点和机制[8]。项目“扶正消Y方重建免疫微环境抑制上皮性卵巢癌恶的机制研究” 分析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表型θ寺殉舶┫赴SKOV-3的EMT诱导作用及扶正消Y方的干预作用，明确上皮性卵巢癌（epithelial ovarian carcinoma，EOC）免疫微环境促进卵巢癌细胞侵袭、增殖、迁移的可能相关机制，以验证“扶正消Y方抗肿瘤作用与重建EOC微环境有关”的假说。

抗肿瘤转移：项目“基于PTEN-PI3K-AKT/SGK1通路探讨清热解毒法中药复方及其组分配伍治疗肝癌的分子机制” 提出PTEN-PI3K-AKT/SGK1通路是黄连-大黄-肉桂有效组分配伍发挥抑癌作用的重要途径的假说[9]。项目“益气活血解毒中药化瘀丸通过肝素酶途径对血小板介导肿瘤细胞转移的干预作用研究”从影响肝素酶含量和活性进而干预血小板介导的肿瘤转移角度阐释"益气活血解毒法"抗肿瘤的科学原理[10]。项目“基于治未病理论探讨葛根散通过SDF-1/CXCR4轴干预结直肠癌肝转移的作用及机制”从调控肝脏微环境的角度探讨中医药对肿瘤转移的作用，并从SDF-1/CXCR4轴与Toll 样受体信号通路的关系探讨其作用机制[11]。

2.2.3 中医药对肿瘤治疗的增效减毒研究 逆转耐药：多药耐药是导致肿瘤化疗失败和复发的重要因素，逆转化疗耐药为抗癌研究的热点。项目“从调控miRNA及凋亡相关靶基因探讨清胰化积方逆转胰腺癌化疗耐药的机理”发现清胰化积方通过调控miRNA及凋亡相关靶基因/蛋白表达，诱导耐药胰腺癌细胞的凋亡而实现逆转化疗耐药[12]。项目“基于多药耐药性肿瘤细胞线粒体复合酶Ⅰ的ND2亚基为靶标的四氢呋喃型番荔枝内酯类化合物的研究”发现对多药耐药性肿瘤具高选择性的番荔枝内酯结构类型，从中药中获得高活性的抗多药耐药性肿瘤药物候选物[13]。

减少放疗副作用：中医药提高放疗敏感性及减轻放疗副作用的研究是贴近临床的科学研究。项目“复方苦参注射液对进展期直肠癌放疗患者Stat3/HIF-1α通路作用的分子机制研究”发现复方苦参注射液可能通过抑制NF-κΒ，IL-8，C-myc，HIF-1α来干扰Stat3/HIF-1α信号通路来增强肿瘤射线敏感性，而起到增效减毒的作用[14]。项目“Nrf2/ARE通路：唐古特大黄多糖预防辐射肠损伤的可能靶点”发现唐古特大黄多糖组分1能够诱发Nrf2活化转位入核，推测Nrf2/ARE通路可能是放射性肠炎预防的新靶点[15]。

减少化疗副作用：恶性肿瘤患者化疗后骨髓抑制发生率在80%以上，限制了化疗的应用，影响了疗效，并发症多而且严重，目前西医尚无有效的预防措施。项目“针灸抗CTX化疗小鼠骨髓抑制的notch信号调控研究”利用生物芯片筛选、实时荧光定量PCR法验证CTX化疗荷瘤小鼠与非荷瘤小鼠骨髓造血细胞中Notch信号网络相关差异基因，阐释针灸对抗化疗药物不良反应综合效应的微观机制[16]。项目“生姜抗化疗呕吐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生姜能通过拮抗 5-HT3 受体，从而达到抑制化疗呕吐的作用[17]。

2.2.4 中医药与新技术结合 纳米技术：项目“整合素αvβ3靶向性人参皂苷Rg3纳米微粒抑制肺癌血管新生及增殖的作用及机制研究”利用肺癌组织高表达与肿瘤血管新生及增殖有关的αvβ3基因的特点，运用cRGD-聚乙二醇-聚乳酸羟基乙酸载体物理包载20（R）-人参皂苷Rg3，形成纳米缓释微粒，增加药物的被动靶向性，同时利用cRGD肽对αvβ3基因的特异性识别和结合作用，将药物运送到高表达αvβ3基因的肿瘤局部，充分发挥药物的主动靶向性，为新型、高效抗肿瘤中药的设计、研制提供新思路[18]。

新数字模型：项目“基于机器学习名老中医诊治肺癌认知模型构建研究”以朴炳奎诊治肺癌大样本医案数据为切入点，借助WEKA机器学习软件，通过不同学习方法，以“条件概率”等量化结果表示出中医“病-证-症-法-方-药”整体思维在各自网络关系中的贡献度，构建朴炳奎诊治肺癌核心学术思想、扶正培本治则、辨病、辨证、立法、处方、用药经验等具体认知模型，并引入测试集评价、主观评价对认知模型开展仿真应用与优化研究，以期探索中医“经验”向“知识”转化途径和方法，为开发肿瘤防治名老中医临床决策系统提供基础[19]。

3 项目申请建议

3.1 把握前沿、选题精准

肿瘤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所以肿瘤领域的科研选题应当关注和把握当前肿瘤研究的前沿动态，将切入点与临床上或实验中遇到的科学问题相结合，精准选题，避免牵强附会，盲目追求热点。

3.2 理论指导、中西并重

中医中药学科以突出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学理论为宗旨，主要资助中t学、中药学和中西医结合领域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基础研究。因此，中医药肿瘤领域的科学研究必须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重点关注以中医药或民族医药基础理论为切入点的现代内涵研究，强调中医特色、中西医并重，避免无中医药或民族医药理论支撑的项目申请。

3.3 鼓励创新、避免生搬

NSFC鼓励以科学问题为导向，引进医学科学及其他科学前沿领域的理论、方法与技术，不断创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把中医药的基础研究与相关新兴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思路有机结合，促进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注意有机结合，避免高精尖指标的盲目堆砌、生搬硬套。

4 结语

中医药肿瘤领域科学研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在重大项目领域布局、杰出人才培养等方面尚显不足。同时，中医药治疗肿瘤特色、理念及名老中医经验研究还较少。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结合中医理论，开拓中医药肿瘤领域的科研思路和方法，探索中医药防治肿瘤的规律，进一步证实中医药防治肿瘤的疗效以及如何配伍有效抗癌中药等都是未来应该关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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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由于自然科学在探究自然规律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对传统的思辨与抽象式的教育研究的不满，20世纪以来，许多教育研究者都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标准，追求所谓普遍、客观的教育规律，采用实验、测量等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范式，从而导致了一种唯科学主义式的研究思维取向，这种科学主义“是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应用于一切研究领域(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主张……相信只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有效地用来追求知识的信念。”它以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为榜样，以精确、定量、客观为目标，而不顾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不加任何限定和区别地把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全盘引入教育研究。这种科学主义式的研究思维在教育研究中具体表现为：

第一，坚持追求外显化、可表征的教育规律，要求结论的普遍性、可移植性，排斥特殊性、偶然性等。这样的取向是合理的，但也存在过度分析、拆解的倾向，例如，把教育分成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并且分别研究其规律；在教学活动中，把整体的知识分隔成一个个条块并写出各种“小规律”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学生学习的整体性、建构性和不可拆分性。

第二，存在把教育物化的现象，忘记了人之生命的复杂、独特，把学生当成可以用规律支配的机器。“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教育对象视作物，就满足了科学以物为对象(即使对人进行研究也是对人的物质自然方面进行研究)和可以以理想化的方法加以处理的要求。”这样，学生就可以工业化生产的模式被大批量生产，无须考虑其个性、复杂性。把他们当成统一的原材料，从而在教育的大工厂里面制成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

另外，科学主义的研究思维取向主要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推崇教育实验等，认为只有通过实证性的研究才能使教育学走上科学化的道路。最后，坚持科学主义研究思维的学者大多坚持价值中立说，认为教育规律研究的结果对任何学者都是普适的，不存在所谓地域和时代的差别。

科学主义式的研究思维之所以可以在教育研究中形成风气，原因在于教育现象确实具有某些客观性、确定性、普遍性和可量化性。自然科学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巨大的优越性，可以满足人们对规律的追求，提升教育学的科学化水平，另外也在于这样的研究思维确实对教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和教育经济学等学科的建立。在这种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到了20世纪中后期，可以认定以科学为核心追求的实证主义的教育研究大获全胜。”“尽管实证主义在20世纪中叶以后遭遇了猛烈的批判，如存在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等都欲彻底摧毁实证主义，但实证主义思维方式至今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教育学领域。”

从客观角度分析，教育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必然有许多与自然科学研究相通的地方，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许多研究方法。而且，应该说方法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可以互相借鉴，不可能存在完全只对某种学科适用的方法。总的来看，教育研究在这种追求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中，确实获得了巨大发展，促进了许多教育问题的解决和教育理论的建构。

但是，这种过度追求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取向，在实践中就会产生一些偏差，“这种科学主义的研究思维使教育研究在目的上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规范去追求教育内部的必然因果关系、追求客观性、确定性，在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对自然科学的方法的崇拜和迷信，由此产生了科学教育学这种客观的追求。”这种模式的广泛应用，理所当然在现实中就有许多的表征：“重微观轻宏观，重应用轻积累，重技术轻原理，重定量轻定性，重现实轻历史，重事实轻价值。”而恰恰正是这样的科学主义式的教育研究思维取向在我们的教育研究领域非常普遍，影响深远。它“造成教育教化功能的削弱和人文内涵的流失，从而影响教育宗旨和教育功能的全面实现。”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开始认真反思科学主义取向的教育研究思维的弊端，在对教育的复杂性有了明确认识后尝试作出改变。

应该说，教育研究不可能摆脱研究者的哲学观、人性观、价值观的影响而保持完全的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性。对自然科学而言，因为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是外在于人的，研究者的价值中立比较容易做到，实验实证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然而，一旦涉及人文、社会方面的问题，这种方法就显得力不从心，因而体现了科学主义思维取向的局限。这些局限具体表现在：

首先，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而不是人类自身的问题，人类自身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包括教育科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完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自然科学成就的滥用，已经引起了许多失误，在某些方面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例如人类集体智慧的成果――核武器的发明对人类安全产生的威胁、医学上抗生素的滥用造成病毒的变异加速等。在教育领域，由于这种唯自然科学研究思维取向的深刻影响，要求教育教学的完全客观化、精细化，期望教师在掌握了所谓教育规律后能够实现教学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但这个愿望离实现还有很大距离，反而催生了学生厌学、逃离学校、高分低能等现象。

其次，自然科学在研究时要求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要求保持价值无涉，完全客观地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说明并建构普遍适用的自然规律，这在教育中显然难以获得广泛应用，因为“没有一个纯粹的抽象世界，所谓的抽象的客观世界，只能是人类智力活动参与后的一种建设性结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社会中的个人，有主观能动性，都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动态地发生着各种变化，每次教育教学活动都因为各种原因有着明显特性，是教师和学生对现有知识主动进行智力活动的结果。因此，需要思考教育活动有没有普遍适用、价值无涉的规律，即使有，这种规律应该以什么方式表征，如何与教育的特性相吻合。

最后，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过度追求客观标准规律的结果，使得我们对课程呈现出的知识进行过度拆分、细化，存在把整体的知识“剁”成一个个知识碎块，然后一点点地“喂”给学生的现象。例如，把所谓认字、组词、造句的规律都以一个个清晰的条文呈现给学生，把“五位数比四位数大”都形成条文化的规律等，认为只有这样，学生才可能学到科学文化知识，从而忽视了学生学习的整体性、感悟性。

二、教育研究思维科学精神取向的意蕴

面对以科学主义思维为代表的当前各种思维取向在教育研究领域中的种种滥觞，我们需要对引导教育研究的思维取向进行转化，即抛弃科学主义，倡导科学精神，这就需要给出本文界定的科学精神取向的意蕴。所谓教育研究思维的科学精神取向，是指在对教育的复杂性有了充分而理性的认识后，一切以人之整体生命发

展为思考和探索教育问题的立场和出发点，以复杂性思维、理性批判和自主思维等为手段，以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为旨归，努力建构美好教育生态的一种取向。它既吸收现有各种研究思维取向的合理性，又能够辩证地指出其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对它们进行合理的转换和整合，从而促进人的整体生命和谐发展。

教育生态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一种学生发展的条件系统或环境系统”。建构美好教育生态的内在逻辑需要从两方面探析。首先，从教育的内部角度讲，所有教育研究活动的目的，都是在建构教育科学的理论体系或提升现有的教育实践水平，都是为了使师生从繁重的教育事务中解脱出来，过上美好和谐的教育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学生想学乐学，教师善教乐教，教和学获得了完美的交融，成为一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这样，对教师和学生来说，教育生活就会成为完整生活历程中愉悦的构成部分，也获得了美好的教育生态。这时，整个教育都会出现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欣喜局面，学生感觉到自己是学习的主宰者，从而由“要我学、逼我学”变为“我要学、我乐学”，由刻苦勤奋的外在努力转变为喜学乐学的内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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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科学的研究方式，我们就遇到两个相反的方式，每一个方式好像都要排除另一个方式，都不能让我们得到圆满的结果。”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中如是说。他所指的两个相反的方式是：经验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理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即善本身，美本身和真本身);以及两者的辩证观“经验观点和理念观点的统一”。[1]黑格尔对美的研究方式的分类也适合于对哲学研究方式的分类，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而现代科学哲学和学科哲学的发展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尤为明显，例如卡尔波普尔的《客观知识一一个进化论的研究》[2]、《科学发现的逻辑》[3]、《猜想与反驳》[4]对归纳问题的解决和对知识进化、证伪主义的提出都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此外，现代学科之间界限的模糊与学科的交叉也衍生出一些适用于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比如人种志作为一种研究方式产生于人类学的研究，而随着这种研究方法的成熟，也被广泛运用到营销学、社会学、文学研究诸领域。然而从现有的广告学学术研究成果来看，虽然有部分知名学者开始从自身的学科背景出发，以美学、哲学、文艺学、史学的理论切入到广告学的研究中，[5]但是尚无学者站在理论的高度对广告学理论体系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更没有人系统地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归纳广告学学术研究。从哲学的向度到具体研究的过渡就涉及到科学范式(Paradigm)的问题。因此，在广告学学科范围内研究范式，对广告学学术研究从混乱的、不自觉的经验性探索阶段过渡到自觉的理论研究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

 

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的核心概念就是科学范式。[7]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书中，库恩所说的“范式”主要指向自然科学领域的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达尔文进化论、牛顿力学、相对论等科学理论。他指出了“范式”的固守作用以及“范式”的演变和与之而来的研究方向与视野的变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理论渗透，人们对范式理论的应用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畴，开始将“范式”概念引入到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但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社会科学中的所谓“范式更替”的模式与库恩所说的自然科学并不完全相同。因为自然科学追求的是必然性结论，所以自然科学家相信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代表了从错误观念到正确观念的转变;而社会科学的发展体现更多的却是理论的选择性与可能性，因此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只有是否受欢迎的变化，很少会被完全抛弃，这样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理论中的范式的更替和转换主要体现在科学理论发展的深度、广度和维度的拓展上，而并非完全是自然科学中所谓的“科学革命”[8]。既然在社会科学中，不同研究范式的更替所展现的是科学理论的广度、深度的拓展以及研究视角的转换，这就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

 

在库恩看来，“范式”集科学理论、方法和研究主体的心理特质三个层面于一体，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多方面功能的范畴。[9]在广告学研究中，库恩所指出的这三个层面都有自身的学科特殊性。因此，广告学研究的范式体系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范式”指“科学共同体”。库恩所说的“科学共同体”，就是指在科学发展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研究领域中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科学家集团。而在社会科学中，范式的选择受到研究者的政治立场、研究视角以及研究目的等等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和思潮。广告学的研究者亦同样，他们基于共同理论和共同方法，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一定的共同观点。他们或者以广告学自身的理论、或者以其他学科的理论关照广告学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甚至是不同的学术流派。[10]

 

第二，“范式”指置于科学技术发展历史背景中的某一时代的科学理论系统，即一定时期的学科发展现状以及方法论和技术上的时代特征。同样，广告学比其他社会学科具有更强的时代性。虽然广告学的历史并不

 

久远，但是各种哲学流派、社会思潮的沉淀给广告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域。因此，与其他学科相比，广告学在理论上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同时，随着业界的进步，广告学理论也不断更新，深入到业界的各个环节。

 

第三，“范式”还包含了世界观。在自然科学的范畴里，用范式作指导进行科学研究，包含一些或明或暗的前提：什么是构成宇宙的基本实体?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等等。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约定俗成性，而没有自然科学所谓的基本的世界观问题。在社会科学中，范式的应用涉及到研究者的立场问题。而这种立场上的区别具有不可通约性，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范式(立场)采用的研究语言、研究材料、所关注的问题等方面的差异。在广告学的研究中，不同的广告学研究者们从自身的学术背景、自己的立场、自己所掌握的感性材料、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等方面都具有不可通约的差异。

 

从以上三个层面可以看出，“范式理论”在广告学研究中不仅适用，而且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纵观国内现阶段广告学的研究，“范式理论”的应用一方面可以为理论研究者们带来新的视角，另一方面可以供广告学的研究者甚至是广告学的学生梳理出广告学研究的不同视角、不同理论维度、不同方法。

 

成熟研究范式的意义：来自传播学的启示

 

著名的法国左翼学者阿芒马特拉在《传播学简史》中不无遗憾的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像传播学那样被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片处女地，一切都有待开创。”[11]一方面缘于传播学研究对象的广延性，另一方面源于传播学基础理论的交叉性，传播学作为一个自足的学科仍旧充满了多义性、不明确性甚至是混乱性。但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传播学的研究开始走实用主义和“超科学”(学科泛化和边界模糊)的误区，开始形成自己的研究取向和基础理论。然而，当我们用同样的标准审视广告学的时候，这种荒凉感却更加强烈：研究者犹如置身于理论的荒原，无远弗届而无处措足。虽然与其他成熟的社会学学科相比，传播学在学科范式的建构上仍不够成熟，但同时也不能否定这种研究范式的分野在具体研究中的表现越来越明显。

 

鉴于范式具有难以辨认的特点(事实上，一个研究可能跨越不同的范式)。对范式的认识有助于认清各种观点、流派的渊源与演变，更有助于研究者认识到自己视野的局限从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传播学研究中，已有学者开始从范式的角度切入到对传播学理论、流派等的研究。胡翼青在《传播学：学科范式与范式革命》中称：“传播学的范式就是研究传播的不同方法和思路。”[12]李舒在《传播学方法论》中虽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厘正，但仍语焉不样，对它们的具体区别与联系存而不论，在行文中仍将范式与方法论相互指代，[13]更没有从范式的角度去进行传播学理论研究。刘海龙的《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一书富有远见地将大众传播的研究分为三个范式：客观经验主义范式、诠释经验主义范式、批判理论范式，并对每种范式进行了理论上的界定。据作者所言，全书的知识结构就是围绕着这三个研究范式展开。其中经验学派对应客观经验主义范式、批判学派对应批判理论范式、多伦多学派对应诠释经验主义学派。[14]笔者认为这种粗浅的分类和稍欠斟酌地将学派与范式进行比附仍是值得商榷的事情，但是从作者试着构建一个成熟的研究范式体系的角度看，《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一书仍然是一次极具重要意义的尝试。

 

传播学的范式研究在学科研究的趋向性、理论发展的可能性、研究主体的价值性等方面均取得一定的成果，它让我们看到：成熟的学科范式建构对学科未来的学术研究走向具有深远意义。但同时，范式理论在理论界也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

 

1.学科研究的趋向性

 

对传播学范式的研究表明，由于不同研究范式的分野和研究主体在经验上的差距，学科内部表现出不同的研究取向。对象、目标的差距过大，使得传播学研究范畴不断扩张，有学科泛化的趋向。但是，范式理论在指导研究者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方面的价值仍然不可忽视。

 

2.理论发展的可能性

 

各种哲学流派，社会思潮的沉淀给不同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域。在相对静态的时间内，范式研究为研究者带来了审视理论发展可能性的广阔视角。

 

3.研究主体的价值性

 

范式的应用涉及到研究者的立场问题，而这种研究立场的区别具有不可通约性。在传播学的研究中，这种主体的价值判断尤其明显。对传播学不同研究范式的理解有助于澄清不同研究者的价值立场。

 

4.范式理论暴露的自身弊端

 

对范式理论科学性的质疑始终存在：这一方面指向范式理论解释社会科学问题的模糊性;另一方面指向范

 

式理论带来的相对主义的问题。在传播学研究中，第一方面的问题导致学者们在对传播学范式研究中的含糊与分歧;另一方面的问题导致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学科边界虚无化和学术的无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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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数字化出版 期刊传播 特色栏目与专业 《气象与人类社会》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1-0047-03

数字出版引起学术期刊传播方式的变革，有单篇论文的传播取代整本期刊的传播之势，导致期刊的传播力不断弱化。因此，在数字化时代，高校社科期刊在保证编辑出版质量的同时，要高度重视传播能力的提高。提高传播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加强特色栏目建设。对高校学报而言，根据本校的学科特色、充分利用学科资源优势加强特色栏目建设，可以使栏目新颖独特，保持相对稳定的风格，吸引专家学者关注，保证稿源稳定，还可以提升期刊的学术质量，扩大期刊的社会影响力。

1 《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设置

据统计，目前全国高校社科学报的特色栏目有 200 多个，这些特色栏目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具有学科优势的栏目，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的《中国农村研究》栏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的《留学生与近代中国》栏目等；二是具有地域优势的栏目，如《安徽大学学报》的《徽学》，《湘潭大学学报》的《思想研究》，《云梦学刊》的《屈原研究》等。

《阅江学刊》设置特色栏目《气象与人类社会》的首要依据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大气科学专业优势。2013年1月29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12年学科评估结果，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专业跃居全国第一[1]。这样的专业优势为本栏目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资源。

设置《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还因为气候气象与人类生活、人类文明发展有密切关系，气候气象问题成为全世界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通过对《夏小正》《春秋》《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庚子·辛丑日记》《郭天锡日记》《张诚的日记》以及康熙二十四年开始上报的《晴雨录》等历史文献的分析发现，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气候变化会引发族群整体迁移等文化活动，水灾、旱灾、苦寒、苦热等各种异常天气现象是历代文学作品的常见题材。当今社会，随着经济发展，人类活动对气候气象的影响越来越大，气候气象变化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比如气温反常、极端天气和灾害天气频现，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或污染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生活。因此，气候气象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不仅引起了气象部门的重视，而且引起了学术界的严肃讨论。这里的“学术界”，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而且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从学术研究的视角严肃审视当今气候气象问题不难看出，气候问题往高度看是政治问题，往深度看是民生问题，往学理看是哲学问题。也就是说，气候或气象已经不仅是一个纯自然科学或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且是事关民生或人类社会生活的问题，是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文化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学术界进行认真研究与探讨，以寻求解决之策。然而，纵观国内学术期刊，却没有一本甚至没有一个栏目以气候气象与人类社会发展为主题，众多的研究成果无处发表，专家学者没有交流思想观点、发出呼吁的稳固平台。基于此，《阅江学刊》设置《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以特色专业建设特色栏目，刊发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气候气象问题的学术论文，引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综合研究，为气象学研究开拓一个新领域。

《阅江学刊》设立《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也是气象软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全球经济文化的发展，气候或气象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越来越多地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因此，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是气候与气象研究的发展趋势。2011年第2期《气象软科学》刊登了中国气象局副局长于新文在中国气象学会第27届理事会气象软科学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讲话以“科学研究”、“气象事业”、“中国大发展”和“软科学”为关键词，阐述了气象软科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中国气象局还设立气象软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为气象学、环境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的综合、交叉提供平台，鼓励气象软科学研究在运用软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展开多种学科的综合研究。这是气象软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个角度说，《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开设适得其时。

2 《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选题特色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两个趋势：一是不断走向综合与交叉，二是日益精细化和具体化。因此，学术期刊的栏目选题既要体现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又要展示学科研究在具体方向上的观点和成果。同时，目前各学科专家学者的研究日趋“术业有专攻”，往往集中在学科的某一研究方向上。所以，要吸引专家学者投稿和阅读，学术期刊在栏目选题上最好能保持与学科研究方向的一致。在这两点上，《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做法是，将栏目进一步细分为不同专栏，围绕专栏主题策划学术专题。栏目设立了《气象与经济》《气象与伦理》《气象与法律》《气象与文学》等专栏，形式新颖，主题明确，吸引了众多专家和学者的积极参与。这种“专栏+专题”的选题方式，突出了专业研究方向，使选题更有针对性，更能切中研究热点，也便于研究者搜集学术信息。

栏目每期文章的选编，会注意学科间的互动和争鸣，注重选题的前沿性和现实意义。其一，注意选发关于气象与政治、气象与经济、气象与法律、气象与伦理、气象与文学等方面的论文。当前全球范围内对生存权与环境权的呼声愈趋强烈，由气候变化引发的人类文化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反映到学术领域，气象文化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大气科学研究与有关的文化研究相互碰撞、交融，其结果是，不仅开拓了研究领域，而且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其二，注重气象或气候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如气候变化与政策、气候变化与伦理、气象与人类生态文明等，组织刊发吴国雄、潘家华、吕学都等大家名家的论文，为《阅江学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引起学术界众多专家学者的注意。其三，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而言，《气象与人类社会》刊发的学术论文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比如，李志江《东盟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现状与问题》一文探讨区域气候治理合作问题[2]；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唐纳德·布朗《个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伦理责任探究》分析各国在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公平安全排放份额之内的责任和义务[3]；程建军《我国公共气象服务理念的历史嬗变》对我国公共气象服务理念的历史发展及内容转变做了详细而深刻的阐释与论证，为气象部门更好地服务民生和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4]。这些文章都以某一现实问题为切入点，在深刻论述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或策略，为解决气候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

3 《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传播效应

“出版的意义在于文化传播与学术积累……编辑所做不仅是对稿件的技术性完整，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学术意识，尽力发掘选题，根据现有条件增加书稿的学术含量和附加值”[5]。《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在选题上的开拓创新，极大地带动了作者的积极性，校内外、国内外众多领域和专业的专家学者纷纷将研究视野转向学科交叉研究，一些长期从事大气科学研究的专家也开始关注与气象有关的社会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内容。栏目创办至今，刊发论文80余篇，其中中国科学院李崇银院士的《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几个问题》，世界气候谈判专家、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吕学都的《气候变化国际和国内形势发展展望及气候变化科技工作》，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吴效刚教授的《气象文化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变革》等文章，还被《新华文摘》《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或摘编，获得了良好的学术反响和传播效应。在栏目的引领下，逐步形成大气科学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文学交叉融合研究的新局面，打破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自为营的传统研究格局，活跃了研究氛围，将那些本来是一个人、几个人或者一个小团队参加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课题变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的课题。并且，以栏目为媒介，《阅江学刊》凝聚起一支高水平的、稳定的学术研究队伍，形成了“教学、科研、编辑”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扩大了刊物和栏目的影响力。

《阅江学刊》的《气象与人类社会》这一特色栏目的创办，俨然在学术界和期刊界举起了一面新的学术大旗，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吸引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气象”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群体，促成了大气科学与政治、经济、文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趋势。反过来，这又使栏目获得了充足的优质稿源，栏目质量不断提高，影响力日渐提升。

4 总 结

高校学术期刊是引领学术繁荣、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在科研评价、学术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程郁缀教授说：“我们提倡每一个学报努力办好各自的特色栏目，朝着学术专业化方向发展，这是完全可能而且必要的，其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有利于提高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6]早在“第二届社科期刊改革与特色栏目建设高层论坛”上，有学者就针对社科期刊应高度重视传播力这一热点问题提出了“建设并抓好特色栏目”这一举措，即社科期刊应通过特色栏目建设，不断提高质量，形成鲜明特色，坚持把特色栏目办成开放的公共平台，吸引国内外最好的专家学者参与到栏目建设中来[7]。《阅江学刊》《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显示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历史传统与专业特色，承载浸润着丰厚的气象文化，它将气象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动态信息及时有效地呈现在专家和学者面前。同时，专家和学者通过这一公共开放的平台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研究专长，开展学术探索与学术争鸣。他们的研究成果又可以通过期刊传播推进到管理和决策层面，从而使这些研究成果化为人类社会的资源，推进气象学研究的开放式发展。通过这样的良性循环发展，《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成为学术界、编辑出版界关注的名栏。

注 释

[1]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OL].[2013-01-29].http：///xwyyjsjyxx/xxsbdxz/index.shtml

[2]李志江.东盟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现状与问题[J].阅江学刊，2012（6）

[3][美]唐纳德·布朗.个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伦理责任探究[J].阅江学刊，2012（5）

[4]程建军.我国公共气象服务理念的历史嬗变[J].阅江学刊，2012（3）

[5]潘占伟.编辑在图书出版中的学术意识[J].出版科学，201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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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基础上讲，当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形成了两个迥异的派别，一是分析经验主义，其代表是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重要分支之一的西方科学哲学；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原则和立场的科学哲学，以俄（苏）和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为代表。就俄（苏）和中国的科学哲学来看，虽然二者同属的研究传统，但由于两国在科学、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

一、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包括两个领域。其一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哲学，是对有关物质世界、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客观内容以及对所运用的相应的实验和理论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哲学分析。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学研究的具体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即越来越深入到自然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对整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作的哲学分析，旨在阐明自然科学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方法，阐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中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的方法、理论原理和证明的论证方式、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等。苏联学者把这一角度的研究称为“科学哲学的侧面”［1］（p2）。也就是说，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内在地包含了科学哲学的萌芽。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领域中。“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的重要争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2］（p2-3）从苏联出版的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第一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教科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教程》（该书由时任《哲学科学》编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然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c.t.麦柳欣主编）的内容上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围绕前一个领域，而对所谓的“科学哲学的侧面”则很少触及。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传统的自然观研究开始退居次席，以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方面。1979年，в. а. 本文由收集整理卡尔普宁、б. м. 苏哈诺夫和в. и. 沙罗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作者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发展趋势和过程，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该书逐一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技术科学的有关资料，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更为迫切的方法论问题，即，“科学认识中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理论知识的综合，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论研究的哲学意义等问题”①。与此同时，苏联的一大批学者，如б. μ. 凯德洛夫、μ. з. 奥麦利雅诺夫斯基、в. с. 高特、м. в. 莫斯捷巴涅科、в. и. 勃拉恩斯基、в. р. 伊瓦诺夫、а. д. 乌尔苏尔、в. а. 施托夫等人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从各个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这反映了苏联哲学界对科学认识方法论研究的重视。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开的全苏第三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科学院院长г. л. 亚历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对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一个中心枢纽”［3］（p407）。由此可见，这一转向已使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苏联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下进行的。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传统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从总体来看，西方的研究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4］（p99）西方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长期讨论苏联出版物中的这些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人为的、政治的产物。当真影响了苏联科学家们的思考，还是仅仅就是个装饰”［2］（p3）。只有少数西方学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采取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说：“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的确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帮助他们形成认识结论，并赢得了国外同行对他们的认可。”［2］（p3）

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第一个范式是自然观范式。［5］（p56）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自然观为基础，建立了由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构成的内容体系。

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多个方向的转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自然哲学等。在传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着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译介和评述西方科学哲学的文章大量出现，科学哲学成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两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栏目。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都发生了重大转向。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学会曾一度号称中国第一大学会，其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学术圈子。自然辩证法的特点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种学术事业，又直接面对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研究问题时常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学术空间。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其实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内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科上我们把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哲学，但并未放弃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自然观为基础，恰恰是我们相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优势所在。“由于西方科学哲学仅仅面对自然科学，无视自然科学背后的本质和客观基础，因此，他们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论的内在完备性和科学理论进步之间的关系。”［6］（p111）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它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科学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延伸,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决定了中国科学哲学的演进与定位。并且，在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呈并行之势。

三、差异与趋同

科学哲学在苏联和当代中国的兴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国家已有的哲学研究中早已内在地包含有关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包含“科学哲学的侧面”，而科学动力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论、结构化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宇宙学等。“苏联上千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都包含上述各种值得讨论的问题。”［2］（p3）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而且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观也必会通过相应知识领域的理论内容而被具体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的总和，更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他们不仅研究科学哲学领域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主题，更为注重科学发展的社会决定要素和动力。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属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属于问题研究的“内部转换”。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一直不是苏联哲学的独立分支，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使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一个附属的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

和苏联不同，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不仅作为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来建设，而且已经成了一项有较大规模的社会研究事业。我们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而且这一学科作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大规模进入了课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导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20世纪80年代，自然辨证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及科技与社会研究，90年代以来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成果更加丰厚。刘啸霆将自然辩证法的精神财富和价值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它恢复和坚持了哲学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坚持和宣扬了科学中的哲学精神，包括对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学发展和发展的逻辑、模式、机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其五，它无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许多新兴的学科，在自然辩证法的事业下还为很多新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的空间。［5］（p58）1996年，于光远在他的著作《一个哲学学派在中国兴起》中指出，中国正在兴起一个哲学学派——自然辩证法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属于；其次，除传统的自然观、科学观研究外，它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问题，如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国家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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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科学查新薄弱的原因

(一)职能部门缺乏引导，查新机构疏于宣传

目前，社会科学查新的重要性尚未引起社会科学管理部门的重视，要求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查新的管理部门非常少见，据有关资料显示，只有山东省社科联、河南省教育厅等单位社科成果奖申报要求查新［6］。目前，科技查新机构满足于现状，对查新站的长远发展、查新业务的进一步拓展等缺乏深层次考虑。在查新站成立初期，其为了查新业务的开展或查新任务的完成，还比较注重查新对外宣传，但当业务量较多时，便停止对外宣传工作或很少进行宣传。社会科学研究管理部门对查新工作缺乏引导，加上查新机构又疏于宣传，这导致社会科学查新和自然科学查新在科学研究领域的认知度都较低。根据笔者在工作实践中的随机调查，不少委托人并不真正了解查新，甚至有人认为查新等同于文献检索或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等。

(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对查新员知识素养缺乏信任

高校查新站均设于图书馆，长期以来，学校图书馆相对于机关、教学、科研等核心部门来说，一直处于边缘地带而不被重视，社会对其认识也存在一些偏颇，其往往被看做干部家属收容所或者是解决高学历人员家属就业的地方，进入图书馆工作的高学历人员也往往缺乏职业自豪感和工作积极性，这导致图书馆很难吸引高层次、高素质人才，人才队伍文化素质参差不齐。查新站作为附设于图书馆内的一个机构，在外人看来，查新员的文化素质等同于图书馆员的素质，科研人员不可能相信文化素养不高的查新员会做出高质量的查新报告，更不奢望质量不高的查新报告会对自己从事的科研有帮助。因此，现在绝大多数的科研人员委托查新机构做查新报告是迫于科技管理部门的行政命令，一旦这些行政命令被取消，主动委托的查新将会减少。

(三)查新报告质量水平不高

为了避免重复、抄袭等科研行为，加强创新，有个别社会科学管理部门要求科研项目在成果鉴定或申报奖励时先行查新，借助这一规定将可进一步推行社会科学查新工作。但主要由于以下原因，制约了社会科学查新报告的质量。首先，一名合格的查新员应该具有与查新委托人相同或相近的专业背景或学科背景，懂得科学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此外，还应该具有高于用户的信息素养、文献分析和综合对比能力。但由于条件的限制，不少查新员难以达到以上要求，综合素质与查新服务的知识要求不匹配。其次，社会科学查新方法不明确。目前，相关部门尚未设立专门的社会科学查新机构，也没有现成的社会科学查新方法可借鉴，一般是科技查新机构受理社会科学查新项目，其基本上是按照科技查新的现成办法进行社会科学查新工作，但“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与科学技术的创新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7］。因此，社会科学查新与科技查新方法也应该有异同，完全按照科技查新的方法进行社会科学查新是不合理的，这会影响社会科学查新报告的质量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社会科学查新工作的推行和发展。最后，查新机构社会科学文献资源难以满足查新的需要。“任何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都必须以掌握某一领域的社会科学文献信息资料作为起点。”“收集、掌握和利用与研究课题有关的文献信息资料，是从事社会科学创新的基本功，这一基本功贯穿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在知识更新周期不断加快的社会信息化时代，尤其如此。”［8］社会科学创新对文献资料依赖性较强，这对社会科学查新机构的文献资源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如前所述，目前不少查新站文献资料较缺乏，并且中文文献资源较多，外文文献资源却较缺乏。

二、高校社会科学查新的发展对策

(一)充分发挥社会科学管理部门的引导作用

推动社会科学查新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科学管理部门的引导。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应明确认识查新的地位作用，认识到查新能够避免科学研究的低水平重复，能够保证科研成果鉴定、奖励等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以减少不必要的科研经费投入。在对此有正确认识基础上，社会科学查新管理部门才能自觉地重视查新，从而进行宣传、引导与监督管理工作，使得社会科学查新成为科研立项、成果鉴定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图书馆和查新机构应积极主动地加强与科研管理部门和院系科研人员的交流和沟通，通过网站、博客、宣传册等多种渠道向管理部门宣传查新工作的意义、工作流程、查新手段和方法、查新团队等，通过切实的服务效果，引起科研主管部门的重视，让科研主管部门切身感受到查新的重要性，以充分发挥科研管理部门引导作用，从而影响其管理决策。

(二)依托自然科学查新，带动社会科学查新的发展

我国科技查新发展至今已有20余年的历史，各种级别、专业分工的科技查新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以高校查新机构为例，至2011年4月，至少有210家高校图书馆开展查新服务，有140家具有不同部门授予的查新资质［9］。其中，至2012年12月仅教育部在高校图书馆设立的教育部部级科技查新工作站已达84所［10］。这些科技查新机构在高校科研立项、成果鉴定、申报奖励和专利申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基于此，可以依托自然科学查新带动社会科学查新的发展。1．依托自然科学查新，宣传社会科学查新。依托自然科学查新取得的成绩以及经验，查新机构可以通过实在的服务，使研究人员认识查新、认同查新。同时，通过网站、博客、宣传册等多种渠道，及时向主管部门和院系科研人员以及广大师生宣传科技查新的效果，扩大查新工作的社会影响。2．依托自然科学查新，培养社会科学查新人员。在现有科技查新机构中，相当一部分有社会科学专业背景的查新人员在从事自然科学查新，这意味着有社会科学专业背景的查新员每年也要完成大量的自然科学查新报告，这对于专业背景不相符的部分查新员来说加大了工作的难度，而查新报告的质量也难以得到保证。自然科学查新与社会科学查新有一定的相同之处，有社会科学专业背景的人员在从事自然科学查新工作实践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查新知识和经验，基于此，科技查新机构应该对具有社会科学专业背景的查新员进行专门培养，通过培训，使其尽快适应社会科学查新工作，成为符合社会科学查新需要的专门人才。推行并发展社会科学查新，对查新站来说，是拓展了业务，而对查新员来说，则是学有所用，充分发挥专业特长。

(三)采用灵活多样的查新服务模式

推行社会科学查新，应该采用灵活多样的查新服务模式。第一，被动的阵地式服务与主动的推送式服务并行。目前科技查新一般采用被动的阵地服务模式，查新人员在固定的办公室等待客户上门，主动性不强。社会科学查新在缺乏社会科学管理部门专门规定的情况下，坐等查新上门的被动式服务显然难以推进查新工作的发展，社会科学查新员应该改变传统的服务模式，树立学科机构为学科用户服务的自觉性、主动性观念，树立营销理念和公关意识。社会科学查新员在做好阵地查新服务的同时，应该走出图书馆，主动与院系科研人员联系，了解其科研情况、课题进度等，根据其信息需求，提供主动推送式的深层次查新服务。第二，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并行。根据《科技查新规范》规定，科技查新业务实行有偿服务。根据当前的客观实际情况，在社会科学查新开展初期，可以将其作为学科服务的一部分，提供无偿服务。如主动为部分国家或省部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供无偿查新服务，分析查新课题与非查新课题在科研立项中标率、成果鉴定通过率方面的差异，使科研人员真正认同查新在科研课题中的作用，取得科研人员的认同，进而促使查新工作正常有序地开展。

(四)加强社会科学外文数据库建设，提高查新员外文文献检索技能

加强国外查新，提高查新服务的层次，应该有充足的外文文献资源作保障，因此，高校查新机构应该对人文社科文献需求进行调查分析，掌握文献资源的需求情况与特点，加大外文数据库的引进力度，在文献资源的占有方面取胜，为社会科学查新提供坚实的文献支持和保障。据研究，我国考古学、中国文学、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等人文社科学科的外文文献引用率都较低或很低［11］，有些是因为学科性质决定，而有些则是因为社科研究人员外文文献资源的掌握程度较低所致。针对上述问题，查新机构应该提高社会科学查新人员的外文翻译能力与外文文献检索能力，提高国外社会科学查新的数量与深化服务层次，以协助科研人员及时了解最新的国际研究动态，以避免或减少重复国外研究者已做的工作，加强科研创新。

(五)提高查新报告可信度，激发用户隐形需求

与其他信息需求一样，科研人员的查新需求也表现为当前需求和潜在需求，当前需求一般是迫于行政命令、已经表达出来的查新需求，属于被动查新，而潜在需求是真正为了科研需要，但尚未表达出来的查新需求，是主动查新。用户对社会科学查新的需求程度，取决于科研人员对这一工作和服务的了解和认同，高质量的查新服务不仅可以满足科研人员的当前需求，还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用户的潜在需求，引导用户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当前需求。反之，低水平的查新服务不仅难以激发用户的隐形需求，还会抑制用户的当前需求。所以，查新机构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文献资源的拥有量和查新报告的质量，提高查新员的素质以及查新报告在科研人员、评审专家、管理部门的可信度，使各类用户都能从实实在在的查新服务中得到实惠，做到既能满足查新用户当前需求，又能激发用户隐形需求。

(六)深化社会科学查新研究，建立科学的查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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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是集医疗、科研、教学于一体的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科研工作是我院的重要工作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其“自由申请、同行评议、公平竞争、弹性资助”的竞争机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参与，竞争日趋激烈。“十二五”以来我院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391项，总经费累计达20675万元，居全国医院前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有效支持，使我院的基础性研究充满活力，保持和发展了我院的特色和优势，提高了我院的科研水平和学术地位，促进了我院的学科建设。

1.广泛动员、鼓励创新，做好基金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要求申请者具备扎实的研究功底，掌握学科最前沿的知识，其宗旨在于提高我国基础性研究的水平，为社会发展进步进行科学技术贮备。在每年度的基金申报工作中，医院提前召开动员大会，将《项目指南》下发到各科室，积极宣传基金委的“依靠专家、发扬民主、公正合理、择优支持”的评审原则和“控制规模、提高强度、拉开档次、支持创新”的资助方针，强调只有争取更多国家的高层次研究基金才能保持学术地位和学科优势，使更多的杰出人才脱颖而出。创新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灵魂，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所谓创新管理，就是在管理工作中，善于总结工作中的问题与不足，并结合当前发展的新形势，提出新的管理思想、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资助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的规律证明，取得具有原始性创新的研究成果并不完全取决于研究过程，更多的是取决于研究者的创新思想、创新思路、以及良好、宽松的研究环境和条件［1］。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项目的选题上，我们注意发现、选择、组织有创新性研究前景的课题申请科学基金，结合自身和我院的优势，选准研究方向，瞄准国际前沿，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和独到之处的申请项目，并采取情报检索查询、同行专家及学术委员会把关等措施，力求申请项目能以新取胜，以优取胜，从而增强了申请项目的竞争力。

2.加强学科建设，强化服务意识

学科建设是医院建设工作的核心内容。学科建设的两个主要要素是学术水平的高低以及高层次的人才队伍，只有充分利用医院各类资源，提高学科建设的成效，才能增强医院的核心竞争力。抓好学科建设是医院顺利开展医疗、教学、科研工作的基础，是医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重点学科建设中，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推动学科建设最重要的因素，是评价学科建设最客观的指标。首先，应选准研究方向，既要有广度、深度、还要切实可行，既要着眼于学科发展前沿，又要根据学科自身实力、优势和特色来选择主攻方向，使该研究领域能在国际或国内有一席之地。医院顺应跨学科技术发展的趋势，扩大了学科交流的领域，给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高起点，为科学基金申报提供了一个多领域的平台。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应有较强的主动服务意识，要不断努力学习科学基金管理新办法、新理论和信息技术的新知识；对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系统性、科学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勤学相关管理论著和管理文献；将创造性思维方式引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不断强化竞争意识，提高自身管理素质。从一定意义上讲，管理也是服务。管理部门是为广大科学家和科研工作服务的，所以基金管理部门的管理要体现在做好服务工作上。

3.扩大学术交流，努力提高申报基金项目的竞争力

仅仅熟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操作程序还远远不够，具有创新的研究思路和雄厚的研究基础才是最基本的工夫。因此，医院积极支持与国内外同行专家建立联系，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加强专项培训，邀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及有经验的管理者进行讲座，让科研人员熟悉动态，把握指南的要点，了解标书的撰写要求和申报学科的特点，有效地组织项目申请者进行标书撰写。科技处同时组织专家对标书进行一审、二审，严把标书质量。针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支持基础研究的特点，鼓励科研人员多进行检索查新、宣传SCI、EI等重要文献收录的意义，使科研人员做好科学研究的积累。每次申报工作开始之初，医院都通过召集有关科研人员进行座谈、选题论证、优化组合研究人员梯队，严格把关标书撰写，尤其是研究路线和思路，提高申报质量。

4.抓好科学基金项目的中、后期管理，保证项目保质保量地完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期管理是整个管理过程的中间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对获资助项目进行中期检查，要求负责人提交项目年度进展报告，包括项目进展情况、经费使用情况等［2］。对每一个项目执行期的情况都应进行严格的审查，避免不良情况的出现。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行中期管理情况的分析，以及在检查评估中发现的若干问题，研究认为中期检查评估能够起到较好的督促与纠错作用。对于可控因素，通过科学的过程控制可以及早识别隐患，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克服技术难点并化解风险，对于一些不规范现象予以进一步规范。例如，对于研究内容需做较大调整，建议项目负责人提出正式申请报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知晓并批准，特别是在技术遇到瓶颈或是实验可能失败的情况下，可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为其提出解决方案、参考或找出新的研究点。对于检查过程中因客观原因无法顺利按规定时间完成的项目，要及时提醒，尽早按规定时间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交延期申请。但对于科研本身，如果过分干预，对课题进行频繁检查，也违背了科学研究的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扰项目团队的研究工作［3］，走向事物的反面。总之具体的管理方式应有利于创新性成果产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期管理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在结题阶段，及时对研究经费进行决算、审计，敦促科研人员整理出研究成果，或申请专利、奖项等，对于有应用价值的项目，则进行应用前期的研究和开发，探索产业化的可能性。同时，医院始终关注科研工作的延续性，鼓励科研人员积极总结，勇于探索，将项目间的申报、实施和总结结合起来，形成系列化的研究。这样研究基金的绩效比较明显地突出出来，增加了研究者进一步申请的积极性，也为再次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打下良好的基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及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制定相应的政策，加强科研管理，有效地提高了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率。然而，科研管理人员和研究工作人员还应该深刻理解国家设立科学基金的指导思想，准确把握科学基金战略定位，贯彻工作方针，坚持更加侧重基础、更加侧重前沿、更加侧重人才的战略导向，推动科学基金又好又快发展。因此，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应重视人才培养，着眼优先领域，兼顾学科发展，整合创新资源，加强青年基金和重点基金的申请工作，使我院的科研水平迈上一个更新、更高的台阶。

［参考文献］

［1］李东，郝艳妮，何贤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议专家信息库的梳理与重构设计［J］.中国科学基金，2014，28（3）：20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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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哲学；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理论

[作者简介]张媛媛，吉林大学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讲师，吉林长春130012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1-0001-04

自然辩证法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学科，是一项事业？还是一个学派，是一种理论？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这些争议一方面表明了自然辩证法本身的复杂性及人们对其理解上的差异性，同时也给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的人提供了探索的必要和可能。但在笔者看来，这些争议只是表层问题，其深层问题是：如何理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这才是争议的关键之所在。若认为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那是近代哲学的观点；若认为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那是科学哲学的主张；而认为“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则是自然辩证法。本文拟对这一认识和理解，从自然辩证法的创立、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哲学的关系，以及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既是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古代，自然科学大都是以自然哲学的形态出现的，其特点是科学和哲学浑然一体，很难区分，习惯上我们将其称为自然哲学。到了近代，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以及近代城市化社会的兴起，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同时自然科学自身也在为争取自己的独立性而斗争。16世纪中叶，一场酝酿已久的科学革命开始了，近代科学就诞生于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其标志是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的《天体运行论》。而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则是这一时期自然科学领域中最辉煌的成就。虽然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基本上还是处于襁褓之中。当然，应该承认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限制，当时科学研究方法（实验、解剖、分析、归纳等）养成的习惯，加上社会的、阶级的原因，使得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能不打上机械论、形而上学和经验论的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宇宙不变”和“物种不变”，代表人物是牛顿和林耐。进入19世纪，自然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以前主要是搜集经验事实转向对事实材料的综合整理，并将经验材料概括抽象为系统的理论。自然科学也相应地由搜集材料阶段过渡到整理材料阶段，由经验阶段发展到理论阶段，这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与此同时，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特别是天文学领域的康德一拉普拉斯星云假说，地质学领域赖尔的渐变论，物理学领域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电磁理论，化学领域的原子论和元素周期律，生物学领域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揭示出自然界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客观辩证法。这些都为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前提。恰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恩格斯则更明确地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

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古代的哲学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了全部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呈现为一个简单而庞杂的混合体，哲学研究的重心是本体论问题。近代的哲学则发生了“认识论转向”，把认识论问题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把人们对于认识的理论考察推向了新的阶段。认识论本身的这些问题虽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却受本体论的制约并反过来影响本体论问题的解决。19世纪初，黑格尔批判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提出了系统的辩证法思想，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在《自然哲学》中，黑格尔又把自然界看作“是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是从另一个阶段必然产生的”，整个自然界的发展过程表现为：无机界向有机界的发展和转化，有机界向生命界的发展和转化。这表明了“自然界自在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人，他的著作是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但是，黑格尔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精神、思想、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因而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仍然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所以，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和哲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它们是在超越神话和常识的过程中产生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以未分化的形态而蕴含在哲学母体之中，哲学则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着全部科学。人们常常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概念，也在“科学”的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个概念。然而近代以来科学的迅猛发展和日趋成熟，致使各门科学纷纷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不断地把哲学“驱逐”出其传统的“世袭领地”，自然、社会和思维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此时的哲学仍企图以“科学的科学”的姿态而高居于科学之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恩格斯指出：“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可见，恩格斯既反对用哲学代替具体科学的“科学之科学”，也反对把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妄图取消哲学的实证主义。

正是19世纪自然科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方面出现的重大进展，为创始人研究和阐述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提供了重要基础，推动了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二、自然辩证法不同于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学科，它主要研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哲学的产生是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获得迅速发展，科学理论层出不穷，尤其是经典物理学的衰落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创立，非欧几何学的发展，代数、算数的公理化以及命题逻辑的符号化等。这些科学上的重大而根本性的变革自然地唤起人们对科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要用科学来改造传统哲学。例如，德国著名学者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本书认为，哲学思辨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发生在哲学问题被提出，但还不具备逻辑手段来解答它们的时候。它认为，一种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仅现在有，而且一直就有。本书想指出，从这个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科学哲学，这种哲学在我们的时代的科学里已经找到了工具去解决那些在早先只是猜测对象的问题。简言之，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一般认为，科学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形成后，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

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研究，即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批判与反思。科学概念框架是科学理解的工具，是科学家理解他所探索的世界的基本方式，所以科学哲学是一种理解科学的东西。维也纳学派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弗兰克指出：“为了不仅了解科学本身，而且也了解科学在我们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它同伦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我们就需要一个关于概念和定律的统一体，在这体系中，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和人文学科都有它们的地位。这样一种体系可以叫做科学的哲学，也就该是科学和人文之间的‘缺少的环节’。”从这种意义上讲，对科学的人文理解，也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具体而言，科学哲学就是要探讨科学的性质，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的逻辑，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的提出、论证、检验和评价，科学理论的结构、解释和更替，科学发现的模式，科学思维的形式、要素、特点和作用。同时，在进行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过程中，科学哲学也不绝对排斥考察科学的社会本质，不绝对排斥对科学的本体论研究。进而，科学哲学强调，新哲学的出路只能是使其变为像科学那样实证，或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之下的“关于科学的哲学”或“科学性的哲学”。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我国最早是从1956年开始的。这一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二年规划”（1956—1967）。在这个既严肃又严谨的规划中，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规划草案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在二者之间存在的一门科学。草案说：“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规划草案既没有简单地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哲学，也没有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定位在两者之间。

从这个规划草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开展科学技术研究是比较早的。但与西方科学哲学学者不同，我们一直是在“自然辩证法”的名义下从事这项工作的，而且始终强调要以为指导，因为“自然辩证法同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正是基于此，龚育之在1996年就已经把“自然辩证法”描述成了“的科学技术论”。

综上，无论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的产生、发展，还是从理论框架、学科定位来看，二者都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它们的研究对象有交叉或重叠之处，即都要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因此，不能把自然辩证法等同于科学哲学。

三、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

自然辩证法既然位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因而使其具有二重性：哲学性与非哲学性（如科学性）。向哲学靠近，它具有哲学性；向科学靠近，它具有科学性。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自然辩证法这个“大口袋”里只有大约“不到四分之一”偏重于哲学，偏重于对科学的哲学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自然辩证法理应归属于哲学学科。但是，自然辩证法还确实具有科学性，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逻辑与理性特征在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那么，自然辩证法与哲学（尤其是哲学）和科学技术之间是何关系呢？我们认为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中间层次，是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哲学、自然辩证法和各门科学技术学科之间是普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此，一方面，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为我们认识自然界和进行科研活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和科学技术方法的革新也通过自然辩证法充实和丰富到哲学理论体系中，使之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自然辩证法具有交叉学科性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是以为指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与相互融合的、广阔的研究领域。”自然辩证法的深入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汇流，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统地研究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探索科技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实现人与科技、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存、共荣。我们应该正视并承认“自然辩证法”作为交叉学科的特征，发挥其交叉学科的优势。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正像于光远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科是“具有的特色或色彩的诸科学部门的总称”，带有哲理性质，但“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创立自然辩证法时，即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自然科学，分析自然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而且还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科学的性质、作用及其发展规律，并写下了许多札记、论文和著作；同时也表现在，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也在纵横两个维度上不断深化和扩展，以至其中的许多内容如科学方法论、技术创新论、工程哲学以及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等都是哲学学科涵盖不了的。譬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有人强调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哲学命题，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将“自然辩证法”看作哲学的二级学科，势必要用哲学的学科范式规范“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研究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就会被认为“失职”、“不务正业”。哲学学者时常批评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和教学的人“搞得太杂”，“专业性不强”，“研究的很多东西不是哲学”，这种批评意见可以理解，但不完全正确，因为“自然辩证法”中的许多内容确实不属于哲学。勉强地将“自然辩证法”的所有内容都说成是哲学，不仅在学术上不严格，学生也很难认可，同时对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来说也不是很公平。

而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理论学科，就可以把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也包括其中。这不仅尊重了我们的学术传统，也符合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实际；既凸显了本学科的特色，又体现了本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因为如此，在2004年由黄顺基担任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统编教材中对自然辩证法作了如下的表述：“自然辩证法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

总之，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理论学科。同时由于自然辩证法目前还是我国高校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必修的一门公共理论课。因此，我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将自然辩证法纳入到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进而使自然辩证法能够在新世纪、在当代中国以至当代世界重振雄风（于光远语）。

[参考文献]

[1]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全国工程硕士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组.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M].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9]F·弗兰克.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M].许良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0]朱凤青.科学哲学：对科学的人文理解[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6）.

[11]自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12]张纯成.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与发展方向[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13]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4]李桂花，肖爱民.“自然辩证法概论”在“理论课”教学中的定位——兼论它与“基本原理概论”、“现代科技革命与”的关系[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

篇9

关键词：格物致知；科学；科学的本质；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G4

格物致知源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字目上的意思是，格：推究；致：求得。探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使知道事物本原的能力。东汉郑玄最早为格物致知做出解释，认为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道理。北宋程颐曾曰：“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简而言之就是要穷究事物道理才能通晓天理。格物致知的含义从最早为《大学》作注的东汉郑玄，一直到现代的儒学学者，已经争论了一千余年，至今仍无定论。诚然，在此并不是去讨论格物致知的确切释义，而是探讨格物致知这种思想、精神与现代科学的融会贯通之处。

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得以发展的基础是格物

近代，科学被普遍理解为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以及合乎科学（精神、方法等）的。在科技发达的现今社会，几乎每个人都能对科学谈上几句，无论是知晓几个著名科学家的名字还是略懂某些科学定理亦或在媒体上能有所闻的最新科学研究。尽管科学的分支很多，现象无数，但它们都离不开“格物”。一般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在于人的自然界，它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科学或通过反映、描述经验对象，或通过在典型状态下的实验，分析、把握和洞察经验对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实验的过程就格物的过程，探究其规律发现其本质的过程。通过“格”实验对象，进而得到论证，求得答案。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是人文科学，人文是一个在历史中游移的概念，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它是人的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指人的德行、智慧、文化，教养；在古代中国，它是《易经》中说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成天下”，在当代则指社会道德、科学的社会建制、思想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和哲学观念等。人文科学没有复杂的实验论证，对社会、政治和其他方面没有完全统一的见解，与自然科学对象的物理性和经验性相比，人文科学的内在意义具有无限开放性和相对不易把握性。纵使人文科学研究对象变化莫测，但它一定是以观察为基础的，是对客观事物有强烈的求知欲，在不断观察、思考、论证之后才具备定义的条件。

二、科学的实质与格物致知

20世纪中国哲学界中的科学派对科学的本质进行了积极的探讨。科学派认为有了科学方法才有科学知识，科学活动的规定性就靠科学方法而获得。科学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任鸿隽在《科学方法讲义》中也曾说：“今世所以有科学，因为有科学方法。”[1]当今科学界普遍使用的是归纳法和演绎法，其实，对象是客观既定的，方法不同则所锁定的对象不同，即使同一对象也会出现对这个对象的不同方面的认识与研究。科学方法只是科学实质的一个方面，科学的方法必然是通过不断论证才得到的，而得到科学方法的这个过程就格物致知。科学的另一个方面是科学知识，以张东荪为代表，他认为科学知识有两方面，即理论知识与实验知识，而无论它们是什么样的知识，在广博的科学知识中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所谓致知在格物，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穷理也是知无不尽的过程，科学也是不断探索证伪的过程。证伪，证其不实，在现有的科学基础上产生的新的科学，进而之前的科学理论，之前的科学理论则成为伪论，被新科学取以代之。这说明科学其实是一种鼓励置疑的学说。对现有的科学提出怀疑，穷尽其理，科学才会发展，科学的生命才会永恒。

但格物致知不是科学的全部，只是一个贯穿科学实质的精髓。不能说科学涵盖“格致”，也不能称科学属于“格致”。现有主流观点认为：科学、尤其是近代和现代科学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它的体系性，如公理体系；一是它的结论。因此，科学至少应是二位一体的科学。事实上，早在古希腊之前，古巴比伦在天文观测和几何直观的结论方面早有大量的积累，但柏拉图当时坚持认为：古巴比伦没有数学，因为他们的结论是一堆彼此不相关联的、鱼目混珠的孤立结论，无法在理性上得到较有保障的可靠性，尤其没有体系性。这些孤立的结论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即可谓格物亦知之至也。若是至之久力，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即可谓科学。

三、科学发展的局限性

科学有自己的使命，科学面对的永远是未知的领域，科学家永恒的责任和使命就是探索新的现象、发现新的规律、涉足新的领域。实际上，对事物的研究方法往往会因研究领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所有的领域，有以偏概全的盲目性。哲学上讲发展是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科学的发展也是建立在突破之前的“真理”之上的，而突破已被大众所接受的“科学”就成为科学发展道路上得拦路虎。首先，科学方法的使用。要研究一项新的现象、理论等，方法是成功的关键。假使研究者仍按照以前的方法与规范进行研究，就会很难得出新的结论。其次，科学家具有主观性。即使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一研究对象的情况下，不同的研究者可能产生不同的观察结果，这是和科学家自身的经验、知识、思维相联系的。众所周知，自然科学的一个基础是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而对外界信息的采集首先是通过感官知觉直接地获取，再经过思维加工等深入理解。即在格物时，就可能已经产生分歧，出现纰漏，遗失某些会导致另一些可能产生的关键因素等，这就使“致知”变成“滞之”，影响科学的进步。格物是第一步，要突破科学的桎梏，必然要在格物上下功夫，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侧面，不同形式的生命状态看待同一个事物具有差异性，如天人看水是琉璃，饿鬼看水是脓血。

事物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规律的，科学的进步也是波浪式前进的，只有不断打破固有的思维和方式，才可感受到不一样的世界，发现截然不同的问题，创造无限可能的未来。

诚然，格物致知的涵义一直以来都处于争论状态，我们并不定义格物致知的文字涵义，而是取其具有鼓励现代科学发展的精华，去其古人狭隘理解的糟粕。格物的“物”已不是古人所指的“虚无”，没有“丧志”的危险，从总体上看，“格物致知”的概念是具有开放性的，随着时代和科学的发展，其所包含的要求研究科学的内涵越来越显著。未格物一定莫能致知，这是科学格物致知精神的实质。

篇10

Zhao Hong；Liu Yanqing； Miao Weiju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60，China）

摘要： 本文分析了建设学习型科研队伍的必要性和学习型科研队伍应具备的主要特征，并以我院为案例探讨了建设学习型科研队伍的实际情况，分析学习型科研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faulty an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ing research faculty, and taking our hospital as an example, discusses the actual conditions, and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research faculty construction.

关键词： 学习型 科研 队伍建设

Key words: learning；scientific research；faculty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C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6-0308-02

1建设学习型科研队伍的必要性

科学研究的要素包括研究对象、科研队伍、科研经费和研究装备等。其中，科研人员是科研活动的主导，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科学研究要素，没有科研人员就不可能实现科研活动的最终价值[1]。

著名学者迈克・富兰说：“变革是普遍存在和持续不懈的，它经常出现在我们面前。”目前，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知识创造、知识更新速度大大加快，建设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潮流。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社会各领域竞争激烈，科研人员单靠个人力量已无法应对各类研究领域内的知识更新以及对手的竞争，必须依靠一个组织有效、分工明确的科研队伍，才可能获得更多的科研资源，参与更多的科研项目，开展更高层级的科学研究。

学习型组织理论，是二十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管理学者彼得・圣洁在“第五项修炼”中提出的，是当今世界前沿的管理理论之一。彼得・圣洁认为，学习型组织就是组织和个人通过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体学习和系统思考等五项基本修炼构成的。简言之，学习型组织就是一种能够不断学习、不断自我创造未来的组织[2]。

学习型科研队伍最本质的特点就是不断学习，尤其是强调团队的“集体学习”，并将学习获得先进方法和研究理念运用到科研活动当中，从而实现持续创新[3]。通过建设学习型科研队伍，科研人员才能进行有效的团队学习，沟通交流与合作，才能实现持续创新，促进资源共享，增强科研实力和竞争力，保证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

2学习型科研队伍应具备的主要特征

学习型科研队伍应具备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1 不断学习，持续创新学习型科研队伍开展学习和应变的速度必须跟上或超过外部环境变化的速度， 通过不断学习，持续创新，增强队伍的适应力和竞争力。而且不能为了学习而学习，还要把“创新思变”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作为衡量学习成效的重要尺度，没有创新和创造，就是“无效学习”。

2.2 积极主动，敢为人先学习型科研队伍学习要靠自觉，只有使学习成为队伍成员的自觉行为，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才能真正学出实效；科研要靠主动，积极主动去申报各类科研项目，积极主动撰写论文，从“要我报项目，催着要申报材料”转变为“我要申报，我要按时按要求主动交材料”。同时，在学习型建设过程中，要促使科研人员端正科研态度，申报项目、参加科研不仅仅是为了晋升职称，不仅仅是为了提升学术地位，关键是要从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开始，通过科研对难题进行研究了解，从而攻破难题，从而始终站在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不断为社会带来福音，给群众带来利益。

2.3 富有竞争力学习科研队伍在强调信息资源共享、科研成果共享，互相学习，互相启发，互相激励，实现共同提高和进步的同时，也要营造竞争氛围，只有切实形成“比学赶超”、力争上游的良好科研氛围，才能不断推动科研活动的不断深入、提高质量，达到提升科研队伍整体竞争力的目的。一要“比”差距，通过“比学习、比工作、比干劲、比成果”，切实在对比中找出差距，从而明确方向；二要“学”典型，坚持示范引路，用先进典型推进科研，学习先进典型的好思路、好成果。三要“赶”出活力，要积极营造不甘落后、努力争先的良好科研氛围，在追赶先进典型过程中激发参加科研活动的动力。四要“超”标准，要在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过程中超越自我，超出一个更高的标准，达到更高的科研水平[4]。

2.4 能够获佳绩学习型科研队伍通过内部的有效组织，资源共享，分工合作，不断学习，持续创新，最终获得相应的科研成果，才能够获得社会认可，才能够证明队伍建设的有效性。同时，获得优异的研成果可以作为一种前期积累，为以后继续深入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是增强学习型科研队伍整体竞争力的关键环节。

3我院学习型科研队伍建设情况分析

2010年度，我院发表SCI论文18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共9项，资助总经费达247万元。SCI论文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衡量科研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正是由于我院积极创建学习型科研队伍，才促使科研人员在SCI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方面取得了突破。2005至2008年度，我院每年发表SCI论文 2至4篇，2009年度我院发表SCI论文9篇；2005至2009年度，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每年立项2至3项，每年获得资助总经费30至60万元不等。与历年情况比较，2010年度我院发表SCI论文篇数实现了倍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量及资助经费额度实现了飞跃。

3.1 医院高度重视科研工作我院一直以来十分重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工作，科研管理部门每年都会邀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评审专家、学校科研处相关领导到我院举办申报项目的讲座，解析基金委相关政策，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历年申报及立项情况，讲解申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等，对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工作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我院制定了《科技计划项目配套经费的管理办法》、《科技工作奖励管理办法》和《关于SCI论著发表版面费核算的暂行规定》等相关科研规定和制度，对每年立项的国家级科研项目有较高比例配套经费并给予奖励，对SCI论文版面费进行补贴，并根据论文的影响因子进行奖励，在医院每年的科技表彰大会上还会对科研立项人员和SCI人员进行表彰，激励医院职工积极参与科研项目的申报，及SCI论文的撰写与发表。

我院向来注重高层人才的培养，重视中青年科研队伍建设和科研人才机构配置。每年都协调组织召开中青年科技骨干科研专题会议，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亲自参加会议，了解中青年科研人员在科研工作遇到的难题，听取他们对医院科研工作好的建议，并以分组讨论的形式促进科研人员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除此之外，我院每年都会选派一批中青年科技骨干到国外进行交流学习，以便开阔视野，提升他们的学术研究水平，大力培养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较大发展潜力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我院以上相关科研管理制度和具体做法，以及人才引进和培养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习型科研队伍的建设，成为我院取得科研成绩所不可或缺的制度和政策保障。

3.2 科研人员积极进取我院科研人员在科研工作中勤奋努力，敢于争先。他们克服了临床工作和家庭事务等方面的种种困难，利用周末、节假日的时间，查文献，写项目申报书，分享经验，完善内容。他们加班加点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工作，并根据形式审查的要求进行认真耐心的修改调整，不断完善申报书，最终按时按要求提交项目申报书，促使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项目数量和申报书内容的质量都得到了保证，为我院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成绩的取得做出了贡献。

我院科研成员能够在科研工作中无私奉献，乐于分享成功经验，推动了医院学习型科研队伍的建设。在项目申报和SCI论著撰写中，科研人员交流讨论，彼此协助他们开阔研究思路，完善实验方案，了解相关政策，分享申报经验，对他们的申报书、论文提出修改建议，促使项目申报书、论文的内容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为我院科研立项和SCI论文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做好了前期准备。

事实证明，通过学习型科研队伍的建设，我院科研人员能够积极主动参与科研工作，不断学习，持续创新，敢为人先，具有共享意识，富有竞争实力，与医院广大职工一起努力，最终取得了优异成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量和资助经费额度实现了飞跃，发表SCI论文篇数实现倍增，在医院内营造了良好的学习科研氛围。

参考文献：

[1]钱文藻.科研管理随笔[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罗春燕.学习型组织理论在建设科研团队中的应用[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9，81，（3）:5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