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 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科学研究方法。当前部分院校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缺乏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和规范的意识，且实际运用能力也比较低。对于研究生阶段的学生而言，学习其是解决学位论文撰写乃至今后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工具问题，也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结合现状开展的《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课程，为加强研究生科学研究法训练提供了渠道。

关键词：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问题；训练对策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科学研究方法。当前部分院校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缺乏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和规范的意识，且实际运用能力也比较低。近十年来，随着研究生的招生和毕业数成倍增长，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日益成为研究生教育关注的焦点。中央从2011年秋开始在全国有关高校增设硕士生选修课《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为研究生加强科研方法的训练提供契机。

一、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的主要任务

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指社会科学研究为发展和完善社会科学理论在搜集和整理社会科学实践经验数据并开展理性思维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1]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一直都比较缓慢，更新也比较滞后，特别是研究生阶段的研究方法训练严重不足，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科学性不强。

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是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提升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研能力。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教学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研究生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能力，提升论文写作的质量。研究生阶段的研究一般提倡实证研究，所以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实证研究方法训练，使教育对象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培养理论联系实践的意识，为以后的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为社会科学发展做出贡献。

二、研究生培养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系统给国家培养输送了数百万名毕业生，他们为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十年，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精英教育模式也逐渐向大规模教育模式发展，并且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也大不如前，没有上升反倒下降。武汉大学的一项调查指出，导师们对于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评价结果是：1.2%的人认为有很大提高，12.1%的人认为略有提高，25.2%的人认为基本稳定，45.4%的人认为略有下降，16%的人认为严重下降。[2]

首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研究生中的应用基础比较薄弱。一方面，一些硕士研究生的导师所掌握的资源不足，包括纵向和横向的课题经费问题，这样就不能给实证研究提供资金支出。另一方面，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处于分离状态，双方没能达成一种优势互补的和谐团队局面，研究多属于理论分析，而缺乏实证研究。其中部分导师自身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掌握还不够成熟，有的甚至重理论而轻方法。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教学的欠缺。平时学习生活中在与同学交流时，大家对关于论文方面的方法问题表现出很茫然的状态，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知之甚少，这样的问题亟待解决。比如不会选题，对研究问题的确定性偏重于依赖导师意见，难以在专业方向的领域里提出感兴趣有价值且有能力完成的论题。有的题目命名就不能过关，假命题问题严重，学生不知道如何界定研究问题，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命题，什么样的命题能激发读者兴趣，什么命题有研究的潜能等等。部分论文没有研究问题，研究的视角太窄，研究目的比较含糊，将研究具体化深刻化的能力不够。虽然不能说这些不足都是研究方法学习缺乏导致的，但是只要通过这方面的指导引导，是可以改善的，并减少研究生在论文写作中做无用功无效功。

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提升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对策

1.注重提高研究生选题能力。虽然研究方法不能解决研究生在自己研究方法上选择“合适”的研究题目，但在方法训练的时候，应该在初期理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接着通过实际案例，引导研究生意识到哪些是合适的选题或有研究价值的选题，同时给学生一定的自，让他们自己去鉴别、分析、讨论和思考。这样，在提高学生自主选题之前，首先学会鉴别他人的选题，还能了解自己研究领域的重要刊物和相关人物的文献。比如，对于我们教育科学院的研究生来说，我们可以多读教育学报，了解教育最新动态，知晓教育最近有哪些大事、哪些问题，这对于我们选题的帮助是十分大的，而且上面的数据也是权威可靠的。

2.重点解决研究规范性问题。科学研究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包括确定选题、设计研究课题、收集相关数据资料、陈述结果、安排论文结构等等，这些都有固定的格式规范要求，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初探者，不仅要清楚地知晓，还要严格执行。加强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重要的环节就是强调学位论文的撰写必须遵循学术规范。一是了解研究程序，每一步都要有理有据；另一方面，要加深对研究方法和方式选择的适切性确定，各种研究方法要如何结合使用才能达到研究的目的，什么样的问题适合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等。训练过程中首要采用的应该是研究生论文的案例分析，通过这种方法能直接有效的找出研究生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方法欠缺点在哪里，并找到优势。从选题、研究问题、研究设计、研究分析、研究结论等方面分析研究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规范，进行这样的训练，可以加深学生的直观理解和印象。总之，用研究生的论文进行指导训练是解决规范问题最行之有效的方式。

3.注重实践训练，从做中学。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本科和其他阶段的学习是不一样的，研究方法的训练在深度及课时安排上不同之外，训练方法和侧重点也不一样，研究生阶段应该是掌握实际科研能力，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研究与论文撰写上，构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有效结合。所以，研究方法训练要特别重视实践活动训练。结合课堂上的实践并安排一定强度的课下实践任务，通过自身训练，让学生在做中掌握科学研究的规范与技巧，激发其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情。训练方式很多，可以是文献综述的写作、专题写作、调查问卷报告等，要重点关注的是在写作过程中学生研究方式的运用、问卷调查的设计、写做技能等，要想提高这些能力，都要亲自操作后才能有深刻印象。

参考文献

[1] 林聚任，刘玉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22-24.

篇2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篇3

【关键词】 社会科学方法论 体系 开放性 逻辑基础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开放的科学体系”，这一论断从表层来看似乎是毋庸赘述的理论事实。然而，如果把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立过程及其理论建构的现状作为考量因素，则有必要对这一论述的逻辑合理性进行进一步的理论阐述。有人会说，既然这个论点已成毋庸置疑的理论事实，那么，从其他考量因素出发对这一理论事实进行阐述岂非多此一举。然而，真正的理论事实是要经得住考量的，倘若认定其为理论事实的依据仅仅为表层，怕是难逃不严谨之嫌。因而，以社会科学方法论建立过程及理论建构的现状为考量因素，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开放的科学体系”这一论述的逻辑合理性进行理论阐述，是极为必要的。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科学的理论体系

有观点认为，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构建了整体上最为科学、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遗憾的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至今仍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在此，我们需要阐明的是，我们对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开放性逻辑基础的研究和阐述，并非意味着我们对此理论持怀疑态度，而是承诺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科学的体系。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体系的定义本身入手。体系，顾名思义，形成为一体，即整体，组成为系，即系统。体系，是指由若干具有相互关联的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如工业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等。体系的构成需要量的规定，即一个事物或意识不能形成体系，而是由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构成；体系的构成也需要质的规定，即构成体系的要素是特定的，相互关联的，并不是随便哪些要素都能构成体系的。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其要素既有量的规定也有质的规定。社会科学方法论有其特定的、若干具有相关性的组成要素，就其理论内容来看，社会科学方法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包括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这体现了的实践基础；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这体现了的辩证思维；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这体现了的主体性原则；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视野，这体现了的世界眼光。

社会科学方法论就其理论内容来看，涉及了主体与客体、系统和要素、矛盾和过程、个人与群众、认知与评价、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等一系列关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与要素是相互关联的，而且都贯穿着基本的理论原则，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等等。而从系统概念的角度而言，可以认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各个方法要素构成了一个方法论体系。而且这个体系之所以是科学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开放性，它不断与其自身以及系统之外的环境进行所谓的信息能量的交换，在开放性中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自己。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决定其开放性的理论品格

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一致性，有何种世界观就会有何种方法论。人们在世界观或哲学观的指引下，去观察、发现、分析、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现象，这就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世界观、哲学观在方法论上的具体体现。可以这么说，哲学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它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开放性理论品格，这一品格在其研究对象、适用范围以及理论视野方面都有所呈现。

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开放性。其研究对象是实践基础上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其理论旨趣在于探索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般规律，从而能够正确的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这种实践是植根于开放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之中的，哲学是从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当中走出来的，也必然要回到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当中去发展。这就决定了作为哲学观基础上的具体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与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的互动中能够展示出自己所特有的开放性，同时，“社会科学方法论把对社会的研究纳入自然―社会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赋予社会认识活动以宏观的历史背景……在各种社会要素的有序联系中揭示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组织结构……”①。这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必须是开放的系统。

哲学的理论视野是开放性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近代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发展趋势，科学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创立了。在社会历史观上，马克思从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主张用社会存在去解释社会意识，从而深刻批判了唯心主义对社会历史的主观臆断，认为社会认识的出发点应该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深刻分析了旧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历史领域陷入唯心主义的原因，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②哲学这种批判性的理论视野正展示了其自身的开放性，以此哲学观为指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必然会在人类发展的新的历史境遇和历史条件中，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的成果，直面当下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各种理论和方法，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体系。

哲学的适用范围是开放性的。哲学是面向整个人类世界的，所以，它面对的不仅仅是人、自然界或者人类社会的某一个层面、方向或领域，而是整个人类世界，系统掌握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这也决定了其历史使命是争取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让人类生存的“必然王国”向着“自由王国”迈进。社会科学方法论在这样的哲学观指导下分析处理社会问题，相应的或者自然而然的也获得了其开放性的理论品格。它作为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的直接的方法论指导，必须指向自然界、人类社会及人自身，而不能局限于某一个狭窄的领域；哲学是面向未来的，它从彻底的唯物辩证法出发，强调世界并非是既定事物的集合体，而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所有事物随时随地处于发展变化中，人类、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并非已经完成的既定的存在，而是处于一个不断生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以这种哲学观为指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相应地获得了其开放性理论品格，“在社会的相对稳定中揭示社会的运动与变化，在社会的运动变化中揭示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在社会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交互作用中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因与条件，全方位勾画社会有机体的立体和动态结构。以对现实的把握为基点，去回溯社会发展的历史、展望社会发展的未来。”③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贯穿了开放性理论品格

首先，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本身即是开放性思维的具体呈现。一直以来，人们倾向于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完整而全面的方法论，那么，构建一个社会科学方法论就多少显得有些多余。对此，我们应该正确的认识哲学方法论与一般科学方法论以及具体科学方法论的关系。从方法论来讲，历史唯物主义是高度抽象的，适用于所有领域的哲学方法论，但它与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又存在不同。相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论，它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形成的。同时，相对于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社会科学方法论又是一种一般的方法论，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性的指导意义。有人可能会说，历史唯物主义对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科学方法论指导意义的价值似乎值得商榷。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性是间接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连接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社会科学研究的桥梁，其理论体系的构建是极为重要且必要的。

其次，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的过程中贯穿了开放性的理论原则。它积极地扬弃了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成果，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融合了传统社会科学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系统。西方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有其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提出了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两组相互对立的倾向：一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二是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对立。科学主义（实证方法）的倾向，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规范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人文主义（理解方法）的倾向，主张运用解释学的方法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否认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研究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方法论个体主义认为个人及其行动是先于社会的，是社会运动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主张以个人分析为基点去解释社会现象；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社会是先于个人的，主张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社会整体分析为基点去解释社会会现象。无论是科学主义方法论还是人文主义方法论，无论是个体主义方法论还是整体主义方法论，其所建立的社会哲学基础都没有正确的解释和处理自然、人类和社会的关系，其方法论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弊端。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不能正确地看待自然和社会的辩证关系，或用自然性来夸大自然和社会的对立，或用社会性来抹杀自然和社会的联系；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不能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或用个人的主观性、精神性忽视社会的客观性、整体性，或用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抹杀个人的主观性、精神性。虽然以韦伯、温奇、吉登斯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试图综合科学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以及个人体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努力只是在方法论的漩涡中打转。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历史唯物史观为基础，从根本上正确地确立了自然、人以及社会的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是对立而统一的，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而人类社会同自然界对立的基础及其相互作用发生的根本途径即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人类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双重关系的统一，实践是这种双重关系统一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人的活动既改造着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又要受到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制约，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④

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融合了传统社会科学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系统：确立了社会研究方法的实践基础；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的重大原则；社会矛盾研究中的利益矛盾与利益分析方法、阶级矛盾与阶级分析方法、阶层矛盾与阶层分析方法；社会过程研究中的历史主义的方法、科学预见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社会主体研究方法中强调“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人的生存状态是社会发展状况的尺度、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中坚持从人民大众的立场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认知，在实践中做经验观察与事实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抽象和概括、分析和综合，确立了评价社会的社会生产力根本标准和人民利益的最高标准；在“世界历史”的研究中坚持以世界的眼光观照当代社会发展，辩证地理解全球化与民族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等。

结语

总之，从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的哲学基础、建构的过程和现状等因素进行考量，其获得了理论系统开放性的逻辑基础，可见“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开放的科学体系”这一论述是经得住推敲的。但在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今天，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应以开放的心态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从而适应时展需求。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个系统而科学的理论体系，应当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促进自身发展。

首先，要坚持对自我系统内部的开放，始终保持自我批判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可以使其在日新月异、变幻纷呈的世界中不断吐故纳新，始终流淌着新鲜血液，同时也是使其在激荡的时代变迁中始终发挥其作用的基础。可以这么说，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都不是完美的，这种不完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科学理论体系本身存在的缺陷，另一个方面是科学理论体系在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中逐渐呈现出“脱离”的状态。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要求其具有自我批判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否则，本身存在的缺陷难以被发现和补救，随着时代的发展表现出愈来愈多的不适应性，最终结果只能是被淘汰。

其次，要坚持对系统外部的开放，科学地对待其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个固执己见、封闭自己的人很难真正融入社会和人群，更谈不上自身发展和价值的实现，同样，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论如果“孤芳自赏”，则很难有更好的发展和突破。尽管社会科学方法论得到了高度认可，但这并非意味着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无存在的必要性，社会科学方法论应坚持系统外部的开放，对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优势和劣势给予全面、客观而深刻的认知，以平等的态度与之对话，积极主动地与之交流，吸收其有益的东西纳为己用。总而言之，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应该是相关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作者单位：吉林农业大学学院；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L12DKS021）

【注释】

①③《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9页，第1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

篇4

第一，不同的研究对象要求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正因为不同的研究对象具有不同的“内容本性”，也即具有自己特殊的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因而也就具有不同于他物的特殊的性质、关系和发展规律，这一系列“特殊”必然要求研究方法上的“特殊”，造成研究方法的不同和差异。社会科学的特殊对象决定社会学必须使用自己特殊的方法，并且，每一门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这样就会在宏观上形成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情况。

第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必然造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历史过程，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包括有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民族、习俗、社会心理等因素或者子系统，并且，这些因素或者子系统还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每一个因素或子系统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由此产生出一些特定的研究方法。此外，上述因素或子系统又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于是就成为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产生出各种类型的交叉学科的方法。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只有凭借各种各样的具体研究方法，才能揭示出社会历史过程及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二、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差异性依据

黑格尔指出：“方法就是逻辑内容的内在自我运动的形式之觉察。”也就是说，对象的内容本性、客观规律要成为思维方法、研究方法，首先要为研究主体所认识和把握，并且要经历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化、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建构的过程。客观规律只提供了形成思维方法的客观基础，但不能提供人们思维和实际活动的现成规则和手段。客观规律只有内化于人的头脑中，并转化为思维活动的内在规律，它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才变成人们思考问题的规则和手段。所以，思维方法尽管有其客观基础，但绝不是纯客观的东西，而有其主观的因素、主观的特征。由于研究主体在政治立场、利益需要、知识水平、研究能力、兴趣爱好、情感意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无疑会影响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会造成对于思维方法的不同选择和应用，形成不同的思维视角和研究风格，从而形成不同的学风和流派，造成宏观上方法多元化的情形。如培根重视归纳法，而笛卡尔、斯宾诺莎则推崇演绎法；罗素强调逻辑和理性，而叔本华、尼采则提倡直觉和直观，突出强调反理性主义方法的作用；贝塔朗菲对事物善于作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思考，而实证主义者却更强调分析的实证的研究。

三、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依据

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黑格尔也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方法是主体从事实践活动、达到预定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桥或船。实践是有对象有目的的，不同的实践活动的不同对象和目的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方法，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就必然要求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等等的多元化。

四、结束语

篇5

关键词范式社会科学范式范式结构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知识进步增长的基本单元不是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理论”或“伟大的理论”。为此库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学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纳方法论”理论，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我认为，若奖“范式”的思想观点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主题。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学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伸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库恩对范式有许多解释。英国的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这二十一种含义可分析为三种主要意思：(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是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等等。(2)社会学范式：范式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象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些供给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1)“硬核”。“硬核”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2)保护带。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遇到反常时可通过调整保护带以保护硬核；(3)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助发现法和正面助发现法。反面助发现法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禁止将矛头对准硬核。正面助发现法体现长期研究方针，提示、暗示如何改变、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助发现法还提出一个纲领，此纲领开列一系列模拟实在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科学家遵循这个模型进行研究。[2]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3]

不仅自然科学存在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认为：“社会学理论象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巨大基础是未说明的假定。……这些假定包含社会学家对他们的主题的基本意象、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调查而对具体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4]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包括：

[1].关于研究对象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

[2].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方法论观念；

[3].由[1]和[2]所影响决定的作为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出发点的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及

[4].研究领域和理论的兴趣主题；

[5].（某些学科中的）基本政策纲领。

无论科学家是否承认或有没有意识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哲学思想和方法论观点对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响。虽然某些人宣称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实际上哲学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或窗口偷运进来。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两者在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性质以及认识论方法论观点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倾向。科学主义以实证哲学、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受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等，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描述社会现象的外部联系，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一般规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释义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一种个别的、……仅仅一度发生于一定时间内的事件。”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断”不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判断”。因此，社会科学是运用“个别化方法”去研究对象。[5]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扩展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韦伯则提出了“移情式领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识，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则由主要反映在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论整体主义以新黑格尔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迪尔凯姆客观社会学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社会规定制约着个人的活动。一个社会事实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事实的整体联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他们主张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他们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客观性，社会科学能发展客观规律进行科学预言。方法论个体主义受到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社会历史观的影响，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是其哲学基础，以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个体的存在、活动必然先于、高于社会整体的存在和活动，这种个体及其属性又往往归属为某种特定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所以，现代个体主义往往表现为心理主义。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是个人活动，而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所以，应从主观动机、人的人性等着手去解释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只具有从属意义，应从个人行为、个人心理动机出发去建构社会整体。两次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主要的内容是研究方法论的变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为主发展为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由以前的分析归纳为主转变为走向系统综合研究。总之，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观念是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从感性认识中抽象出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谈到科学抽象时说：“抽象使我们能够从一种观点观察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而抛开对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抽象过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研究对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符合科学条件和要求的假设条件，往往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般地说，各种理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基本理论假设的区别，而新旧理论的更替也首先表现为基本理论假设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经济自行调节、自动均衡等人们拥有完全知识能进行理性预期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而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摧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对此西蒙说：“研究纲领的转变已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利用更为现实的（和心理的）假设，即承认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这个限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取代传统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化的假设。”[7]在社会学领域，G.里茨尔认为社会学有三种基本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这些范式的区别的基础是基本的理论假设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认为社会与有机体一样，社会制度和过程都有它们的生命。而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和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过程的产物。可见，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说是存在着许多“不可完全通约的”范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区别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着眼点和理论兴趣主题的不同。例如：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现实包括个人层次、人际关系层次和社会结构层次等不同层面。不同的范式往往关注不同层面的社会现象。象征互动理论和交换理论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而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兴趣主要放在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边际革命”的边际效用学派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区别，是研究重点或兴趣的转变。他们一反传统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生产）的传统，转而注重研究经济现象的需求消费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经济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如个别的消费行为等。同样，在凯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题的变化，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个人、厂商的经济行为以及个别市场、个别商品的经济问题等微观分析，转变到全力考察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分析上，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在历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突破封建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研究主题，把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生活和各个方面，特别是重点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史学问题。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论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把研究兴趣的变化列为重要方面。[8]英国经济学家W.哈奇森分析社会科学革命构成因素时认为：“兴趣或研究重点的变化理所当然地也应该算做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9]所以，范式应包含研究主题这一因素。

在一些应用性鲜明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中，理论研究往往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理论研究为政策纲领提供理论支撑，而政策纲领的实践效果则检验其依据的理论学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认为：“大多数经济学说不仅是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纲领，而且也是政治行动纲领。”[10]例如凯恩斯经济理论。他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也坚决反对自古典学派以来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等具体经济政策。政策纲领是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会科学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纲领。由于社会科学范式包含政策纲领，这就给评价范式带来特殊困难。社会科学理论会影响人的意识和行动，特别是转化为政策纲领加以推行，其本身成为改变社会现象和运动进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凯恩斯理论为例。两次大战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政策纲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推行，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幅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出现了象滞胀这样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这种政策的宣传推行，公众对国家政策由开始时的毫无预期逐渐转变为理性预期，结果导致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纲领的失败，公众和国家对经济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理论本身虽不是唯一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可能出现一个范式既是“进步”的科学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纲领，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从而使得社会科学范式的评价更为复杂。

社会科学范式是上述五个方面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有序整体。本体论观念和方法论观念是范式的核心，它们影响决定着其他因素，而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政策纲领则体现着本体论和方法论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体论与方法论观念对基本理论假设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伏尔泰、爱尔维修、边沁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理论基础。洛克从感觉论出发，认为经验的标准是欢乐和痛苦。爱尔维修宣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在方法论上，他们受到方法论个体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作为他们经济理论基础的基本假设：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双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活动。斯密说：每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论假设，对研究主题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基本理论假设规定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和逻辑起点，因而常常逻辑地包含着理论的主题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无数个“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动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因此，他们的研究主题是个人、个别厂商的经济行为。凯恩斯认为人们不能完全预期经济现象，否定了供需自动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发，他自然要把研究视线投向国民经济的总体宏观问题。如前所述，社会学中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与互动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不同，因而它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同。互动理论从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的产物的基本假设出发，把理论视点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层次的问题。

政策纲领是以整个理论学说为基础，因而范式中其他四个因素对它都有影响作用。由于政策纲领与理论的具体观点内容联系紧密，而基本理论假设和研究主题对理论的具体内容观点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相对地说，基本假设和研究主题对政策纲领更具影响。以上分别对社会科学范式五个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其实，在实际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范式的五个因素的相互联系、互为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每一因素还受到其他条件比如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家的气质、个性等等的影响。因此，范式五个因素之间，不存在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一定采用某种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又一定提出某种理论假设这样简单的推衍关系。

社会科学范式与具体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每种范式都与若干具体理论相联系。范式体现在存在于这些具体理论中，这些具体理论则说明或部分构成范式，例如：科学主义范式，在社会学中包括孔德的实证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在历史学包括结构主义史学理论、科学主义史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包括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流派等等。范式对具体理论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规范着具体理论的研究范围，指明哪些理论和问题是恰当的，哪些观点和问题是不恰当的等等；范式对建构具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能为具体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对具体理论还具有辩护作用，从更高的层次说明具体理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范式的转换是社会科学理论演进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体理论也有区别。首先，两者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不同。具体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并系统地加以陈述的命题所构成的系统，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在具体理论的各种载体（如理论论著）中，理论的具体内容被明确地详细加以表述和论证。而范式是由一组基本观念组成，它本身不是对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陈述和解释，在具体理论的载体中，这些观念常常没有被明确地加以陈述和讨论，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其次，两者的作用目标不同。具体理论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为人们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具体理论原则上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范式则不同，它不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不预测未来的经验现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理论和研究工作的影响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经验现象直接地检验范式。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范式是由本体论社会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整体，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页、第171—178页。

[3]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页。

[4]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页。

[5]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页。

[6]转引自科普宁《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页。

[7]转引自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页。

[8]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页。

[9]同[7]第368页。

篇6

关键词:社会科学;数学;数学方法

Abstract: Mathematics regarding science development extremely vital role. Mathematics already entered social sciences each department. In social sciences’ mathematics question， involves to the philosophy and the mathematical relation again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his question’s research，is helpful in increases to the human sciences knowledge system's overall assurance， is also helpful to the revelation nature and the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common rule. This article applies from mathema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reason， the performance， and significance three aspects carries on the analysis.

Key words: social sciences; mathematics; mathematical method

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曾经预言:“一门科学只有在其中能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才算是真正发展了的。”1980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关于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的调查报告也明确指出:目前科研工作的主要特点是各门学科数学化，也就是数学和数学方法在各门学科的研究发展中开始被广泛应用。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各门学科的数学化成为一个重要趋势，自然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应用数学也成为必然。

1 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缘由

1.1 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依据定量的精确化

数学是关于量、量的关系和规律的科学，对事物和现象作出精确的定量分析，是数学的重要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许多社会科学问题都需要从定量进行分析研究，诸如经济、能源、文化、城市、物资、人口、交通、教育等等。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管理中，为了使研究结果达到一定的精确度和可靠性，这就要求必须提供数量的根据和划分空间范围的界限。而只有作出了定量的精确化的研究，才能够满足现代社会的实践需要。现代化的社会管理需要精确化的定量依据，这是促使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最根本的因素。

1.2 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确立理论体系的精确化

传统上，社会科学是以模糊性研究为研究模式的，这使得有些概念与命题在阐明事物的规律性时无法定量地、准确地进行，其结果往往模棱两可。因为在某些方面缺乏精确性，因此如何解释、如何运用似乎都有道理，这是不完善性的表现。随着自身理论体系的逐步发展，社会科学已不再单纯地做模糊性研究，而是要求向精确的、完善的科学发展。为达到这一要求，社会科学就必须进行定量化的研究，那么，将数学行之有效地运用其中就是必然的。一般而言，一门科学越是成功地运用数学，它的精确性也就越高，从而也就越完善。因此，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为提高精确性，将数学应用于其是发展的必然。

1.3 数学由研究精确关系向研究模糊关系的转变

数学自身的发展、数学理论体系的逐步完善是数学可以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重要原因。数值一一对应曾是数学的显著特性，但当代数学的发展是由常量向变量、由实数向非实数、由连续向不连续、由考察简单的数量关系向综合分析方法的方向发展。如此，数学与社会科学，这样一门具有多参数、多变量的动态体系和非数值特征的学科的融合已不再是问题。特别是1965年查得创立的模糊数学，为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奠定了更为深厚的基础。

在当代数学发展的众多显著特征之中，由研究精确关系转向研究模糊关系是最具深远意义的。这一特征与社会科学从模糊研究转向精确研究的趋势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传统的数学研究是精确性研究，而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是模糊性研究，这样，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今天，数学已经由精确化研究向模糊化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社会科学由模糊研究转向精确研究提供了更为深厚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空间。这样，社会科学与数学这两门原先似乎平行的学科，也渐渐有了相交点，从而可望延伸出一批相关学科，实现理论实践上的重大突破。

1.4 新的数学分支的产生

从精确数学发展到随机数学和模糊数学，从描述连续性的数学发展到描述非连续性的突变理论，在数学自身不断发展、数学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新的数学分支随之出现了。概率论、离散数学、数理逻辑、模糊数学、突变理论等一批新的数学分支的产生，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工具。

2 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表现

2.1 无处不在的数与形

数学是关于量、量的关系和规律的科学，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世界中的数与形。因为数与形的问题在客观世界中比比皆是，因此，客观世界的各个领域也就都有着数学的存在。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在《大哉数学之为用》一文中精彩地叙述了数学的各种应用:“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等各个方面，无处不有数学的重要贡献。”他指出:“数学是一切科学得力的助手和工具。任何一门科学缺少了数学这一工具便不能确切地刻画出客观事物变化的状态，更不能从已知数据推出未知的数据，因而就减少了科学预见的可能性，或者减弱了科学预见的精确度。”

数与形的问题遍及客观世界的一切领域，作为客观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类社会也不例外。特别是当社会科学由模糊研究转向精确研究，定性描述转向定量描述后，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表现更加突出。诸如数量经济学、经济统计学、心理统计学、教育统计学、人口统计学、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新学科的建立，都是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具体表现。

2.2 计算机带来的福音

计算机的出现，使数学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成为一种普适性的技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人工计算的简单性，通常认为很多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是不可计算的。计算机的出现与应用，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运算的繁琐性，使人工无法进行的多元回归分析成为可能，从而使众多社会问题得以精确化的计算。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为数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大量使用计算机来运算，也成为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2.3 利用新兴横断学科

20世纪40年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学科的相互交融渗透产生了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合称“老三论”。“老三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广泛的综合性，并带有横向的方法论的特征。它们的发展，为社会科学系统确立结构、建立数学模型注了一臂之力，为我们分析社会现象提供了新方法、开辟了新思路。例如，金观涛在《在历史的表象后》一书中，运用系统论、控制论方法，建立了“中国封建王朝周期性崩溃”的数学模型，通过精确的分析计算，在“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这一一直困扰史学界的问题上作出了富有意义的探索。

3 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意义

3.1 使数学思维越来越广泛地成为一般科学的思维方法

具有严格科学性和独特艺术性的数学不仅是一门科学、一门技术，更是一种思维方法，这是迄今为止人类认识史上最为科学、效用最为显著的一种方法。将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将抽象的数学思维、科学的数学方法应用到解决实际生活中的经济、文化、教育、交通等社会问题，有助于数学思维的方法能被广泛地吸收，有助于数学思维的方法能被更为容易地接受，更有助于数学的思维方法逐渐渗透到其他领域。

3.2 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效率，使社会科学更加完善

在未引入数学方法及计算机的使用前，社会科学的研究多是模糊研究、定性研究，甚至某些概念都是人为地、感性地在进行描述。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成为可能后，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了精确化的定量依据，其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也大大超越以前。而数学模型、新兴理论、计算机的介入，也使得社会科学的研究效率不可再与从前同日而语。

3.3 促进哲学与数学的交融

篇7

关键词：乡镇企业 总体性 概念框架 制度精神

在开启了一种真正的世界性社会学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当时身处西方文明“危机状态”中的帕森斯借助欧洲“世纪末”的社会理论探讨，一方面澄清了自己对“西方社会状态诸问题”的思考，同时以更大的智识性努力试图从他所谓的这场“思想运动”中引申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概念图式”（Parsons，1970：25ff）。因此，他在该书中首先讨论的是“理论与经验事实”这一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并以此确立其理论化探讨的基础。然而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学者来说，无论理论传统、经验事实还是现实问题，都处于一种双重困境之中：一方面，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社会学研究的诸多传统和流派、理论和概念、范式和方法等已经极其丰富，但对这些丰富的思想遗产的梳理、吸纳和消化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这种状况有时反而悖谬地成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负担或阻碍；2另一方面，与西方社会学学科的明确提出和阐发几乎同步的中国近代以来所经历的社会、思想领域的剧烈而复杂的变迁，尤其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当代改革历程，将大量丰富、尖锐而紧迫的现实问题摆在研究者面前，但研究者在面对这些过于丰富和复杂的研究对象时，却往往难以提出有效的理论解释。换言之，理论和经验事实依然是摆在当今中国社会学者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社会学要有所积累、有所发展，就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个问题。

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家已经在这个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社会学在“”后恢复重建以来的30余年里，也一直有研究者不断探讨这个问题。渠敬东（2013a，2013b）的《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尝试》（以下简称“渠文”）一文就是近期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这篇文章的第一个副标题表明了此项研究的一个明确意图——为乡镇企业研究提供一种多维分析框架。但不啻于此，该文的第二个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的副标题既表明了作者提出这种分析框架的路径或方式，也透露出作者的一个更具理论意义的尝试：“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在当今的研究处境下，这种尝试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经典社会科学研究”对于当下的中国现实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社会学早就被定位为“经验科学”，默顿（Merton，1968：1）就曾经援引怀特海的话来为这种科学的进展而辩护：“一门还在犹豫是否应忘却其创立者的学科是迷茫的”。但默顿的良师益友帕森斯（Parsons，1981）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不仅没有忘记社会学的那些创立者，而且经常“重访古典大家”，亚历山大（2006）更是明确打出了社会科学中“经典的中心地位”的旗号。

问题是，如何“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渠文正是对此难题的一种切实的探索性解答，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用古典社会科学的一些概念来建构对于某个或某些中国经验问题的解释框架，更重要的，也许是重申古典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实质问题。这项研究涉及诸多有意义的问题，下面仅就其中几个进行简要讨论。

一、“总体现象”

渠文的经验研究对象是乡镇企业。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始于农村，而乡镇企业曾被官方誉为中国农民在改革时代继“”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创举，并在改革初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极大地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因为种种原因，乡镇企业在90年代或转制或倒闭，日趋衰落。乡镇企业虽然曾经是“学术研究的一片沃土”，但今天再来研究这个“已经基本消亡了”（渠敬东，2013b：28、29）的社会现象，其意义何在？

确实，“很多过往的社会现象，并不因它们消逝了而死去，很多人们正看得见的现象，也并不因其现实存在着而活着”（2013b：28）。不过，正如韦伯在论及社会科学方法论时所指出的，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必然涉及“价值关联”（Weber，1946：21-22），这其实也涉及研究者的研究旨趣和关切。就渠文的论述来看，这种选择同时涉及作者的多维概念框架和实质关切两个层面，前者表现为乡镇企业是“一种总体现象”，后者表现为乡镇企业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制度精神”（2013b：28、29）。

先看第一个问题。渠文认为，乡镇企业“这个看似局部的社会现象，在理论分析上却有着总体的意义”，并进一步从两个方面指出了这种“总体意义”的意涵。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正因为“乡镇企业本身即是一个总体现象”（2013b：28），才有可能运用多维概念框架来分析其“总体性”特征。

在占有关系上它汇合了公有制、共有制和私有制等多重因素，并在其间进行多向度的转化；在经营关系上，则充分利用双轨制的体制环境，将土地承包、企业经营和财政包干结合起来，集个体、集体和行政部门之力，充分调动和积累各种资源，投入市场化运作；在治理关系上，将体制的、知识的和民情的等多向度的治理机制融合起来，解放了家庭、宗族、习俗等各种传统资源，甚至尽可能地从制度史和思想史中汲取营养，来尝试现实实践中的改革与创造。（2013b：28）

这段话可谓对全文的一个精炼概括。不过，这种分析乡镇企业的多重概念框架，其一般性尚不止于此。“占有、经营和治理的概念、范畴和分析上的联系，对于分析同一历史阶段中的国有企业、政府机构或民间群体的结构特性和运行机制，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2013b：28）。因此，这项研究虽然集中于对乡镇企业的分析，但其概念化或理论化意图中实际上蕴含着一个更具一般性的分析框架。

可能是因论题、篇幅等因素所限，作者对这种“总体意义”的讨论——就此项研究而言，这种讨论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被放在简短的“尾议”之中，确实有意犹未尽之感。不过，我们从中至少可以引申出两个方面的意涵来稍加展开。

首先，这种对“总体现象”或“总体意义”的探讨，从思想史或学科史的角度看，涉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总体性”（totality）范畴及其相关概念的思想脉络。就此项研究而言，最直接的指涉莫过于涂尔干一莫斯传统，尤其是莫斯（2002）的经典研究《礼物》所体现出的总体研究范式。莫斯认为，在早期人类社会中，礼物交换是一种“总体现象”，牵连到社会生活中的诸要素，因此表现了他所谓的“总体呈现体系”。我们在此不妨简要引述莫斯关于“总体性社会事实”（total social fact）的相关论述（可与上段引文稍作对比）。

我们所研究的全部事实，都是总体的（total）社会事实……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事实启动了社会及其制度（夸富宴、对峙的氏族、互访的部落，等等）的总体；在另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当这些交换和契约所涉及的主要是个体的时候，这些事实所启动的虽然不是社会总体，但却是多种制度。……所有这些现象都既是法律的、经济的、宗教的，同时也是美学的、形态学的，等等……它们是“总体”，是我们所试图描述其功能的各种社会体系的全部。我们是在动态或生理学的状态中考察这些社会的……只有通盘考虑整体，我们才有可能体会其本质、其总体运动、其活生生的面相……（莫斯，2002：203-205）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就是“总体视角”。需要指出的第二点是，将乡镇企业作为“总体现象”来探讨，不仅在研究范式上受到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而且蕴含着对中国社会结构、尤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总体性理解和判断。实际上，中国社会学者很早就注意到这种结构性变化，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项相关研究（孙立平等，1994：51）就指出：“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从研究者在文中使用的基本概念——如总体性社会、（结构、功能、利益）分化、（社会、政治）整合、自由流动资源、社会流动等——和论证逻辑来看，可以说深受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而且，这项研究虽然指出并强调了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些问题，但对中国改革和社会变迁的前景的判断基本上还是乐观的。但随着中国改革的发展，后续的一些相关研究，尤其是孙立平的一系列研究，已经敏锐地看到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所表现出的不同于早期的特点和趋势：中国社会结构自90年代中期以来并没有沿着从“总体性结构”向“分化性结构”的趋势转变，相反，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中国社会结构逐渐演变为所谓的“新总体性社会”。我们从渠文作者前几年的一项合作研究（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结论。这项研究侧重于对改革历程诸阶段（1978-1989年、1990-2000年、2001-2008年）的制度改革——双轨制、分税制和市场化改革、行政科层化等——的详尽分析，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转变，但在实质意涵上，这种转变和孙立平所谓的从“老总体性社会”到“新总体性社会”的转变并无不同。换言之，经历了30余年改革历程的中国社会结构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尽管其中的支配或治理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这一点来看，今天再来探讨和反思能够表征改革早期那种“总体性”变迁的乡镇企业，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不言而喻。

二、“概念问题”

那么，如何提出和运用适当的概念框架来分析乡镇企业这种“总体现象”所体现出来的“总体意义”？实际上，这正是渠文所做的一个主要尝试。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提出几个问题做进一步讨论。

首先，如何提出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分析概念？渠文开篇指出了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组织变革的错综复杂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理论解释的困难，在指出（来自经验研究的）描述性概念和简单照搬某些现存的（主要来自西方的）社会学概念之不足后，作者提出了其理论化努力所强调的几个基本点：首先，鉴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现代社会基本要素的形成、组合和演化的基础过程，即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再造过程”，因此，对此过程的社会学解释需要“从原初概念出发来确立逻辑清晰的解释链条”，需要源自多学科的“经典理论的宏大视野”；其次，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任何表面看来微小的现象，都可牵一发而动全身，都可透视出结构变迁的效果”，因此，需要“构建一种总体性的解释框架，即从现象与总体社会结构的关联出发，形成结构分析的基本脉络”；第三，由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是一个复杂的变迁过程，因此，“结构分析不能停留在总体特征和类型的归纳层面，而应当深入探究造成结构变迁的每个动力机制”（2013a：3）。显然，这每一个侧重点背后都蕴含着对中国社会变迁的一般性判断，而作者在此所强调的“原初概念”、“结构分析”和“动力机制（分析）”也将贯穿在随后的理论经验分析中。

渠文的论述风格和时下大多数学术论文有所不同，其进路既非纯粹的经验研究，也非抽象的理论探索，表面上看类似于某种“二手研究”。作者在整个文章中的论述，看似相当依赖于相关的经验研究，尤其是文中“经验问题”部分特别提及的几项研究，但文章的主旨显然不在于此，事实上，这些相关研究主要是用来提出论题和问题的。以作者论及的五项产权研究为例，选择这些研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国内近年来关于乡镇企业和产权问题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而且——就本文主旨而言，可能更为重要——因为这些研究所呈现出来的具体经验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试图提出有效解释的理论化尝试。尤其是文中所提及的“研究四”（周雪光，2005）和“研究五”（刘世定，2006），其概念化或理论化的意图是相当明确的。不过，渠文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二手研究”，这种研究方式蕴含着某种概念化或理论化的策略。作者最终提出’的以“占有”、“经营”和“治理”为“一级分析概念”以及若干相关的二级、三级分析概念所构成的分析框架，显然并非源自对相关研究的一种经验概括。作者在论及这些精彩的研究时，一方面认为“这些研究在理论上的突破率先来自于经验本身的活力，对经济学普遍存在的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路提出了挑战，并试图通过将产权分析扩展到组织构成的所有范围，突破时下通行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和制度主义分析的理论架构，从而确立一种能够囊括组织研究之基本问题的新范式”（2013a：4），但同时又指出：

这类研究从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上极大丰富了中国经验的理论意涵，但同时由于仅强调总体结构关联中的某个侧面，而使得单一性的分析概念缺乏解释力度。从对此类研究的检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正是“占有”、“经营”和“治理”在三个层面上塑造的不同社会关联和其中所贯彻的不同逻辑，才使得中国的乡镇企业组织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之中，因三个维度在不同情势中的相互作用和调整而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2013a：15）

因此，这种概念框架的提出方式涉及经验问题和（某种意义上先验的）参照框架——实际上源自作者所谓的“经典社会科学研究”传统——的双向互动，既非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经验概括，也非理性主义意义上的逻辑推演。渠文的主要篇幅用来论述概念框架对复杂的现实经验问题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反过来又促进了对概念框架的阐发。

进而言之，这种研究方式不仅体现出作者对所谓“中国经验”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的尝试，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社会学积累性发展的思考。例如，从二战后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来看，帕森斯的“一般理论”（generaltheory）和默顿的“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化策略，是对社会学积累性发展的不同思考和进路。虽然帕森斯和默顿都强调社会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但两人的方法论立场却迥然有别：帕森斯始终坚持一种反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立场，而默顿显然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参见亚历山大，2006）。帕森斯（Parsons，1968：774）认为，从对（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描述（即确定研究的“事实”）到解释都离不开“概念图式”，他孜孜以求的“一般理论”，其主旨在于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理论的实质性的共同基础”，结束不必要的“派系之争”，从而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积累性发展。默顿（Merton，1968：39）则倡导“中层理论”，拒斥“总体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认为这种研究取向对社会学的发展有弊无利。默顿（Merton，1968：51）认为，“社会学理论要想得到重大发展，就必须在下述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上推进：（1）发展特殊理论，从中推演出一些能够在经验上考察的假设；（2）慢慢发展出（而非突然性的启示）一个逐渐变得较为一般的概念图式，这个图式足以巩固诸特殊理论群”。显然，默顿的研究取向遵循的是从特殊到一般的经验主义理路，这与帕森斯的“一般理论”的研究取向正好相反。

从方法论角度看，渠文与其说意在提出一种关于乡镇企业的概念分析框架，不如说作者运用“理想型”的方法试图构建乡镇企业这种“历史个体”（historical individual）（韦伯意义上的）。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实际上是从所有权结构、经营管理方式以及制度环境诸方面构建了乡镇企业的“理想型”，或者用作者的话说，这三重维度的概念建构所揭示的是乡镇企业这种企业组织“所特有的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意涵”，这些维度及其关联决定了“企业的性质”（2013a：15）。对社会学研究而言，作者对“治理”维度的论述可以说是最有意义的。在这项研究中，作者试图将“治理”（governance）作为社会科学分析的一个基础概念，并从体制、知识、民情（mores）三个面向来界定其丰富的内涵。这种阐述使得近年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颇广、牵连诸多智识脉络的“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变得类型化和具体化。另外，渠文用相当篇幅来论述“民情”概念，尤其是在运用它来解释“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时，牵连到诸多历史和现实因素，展现了丰富的解释力和真正的社会学研究视角。

不过，渠文作者对其概念框架的论述也存在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例如，作为全文解释框架的三重概念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虽然作者指出它们各自的侧重点（如“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意涵”）不同，并在对具体经验问题的解释中也多涉及其间的关联性，但在概念框架层次上并没有对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给予明确阐述，这使文章提出的概念框架显得不够充分，而这种主要基于分类的概念框架也显得有些简单。另外，“分析”层次和“具体”层次的区分——这种区分在方法论思考中具有关键性和基础性的意义——在这项研究中似乎也未能得到明确的论述和贯彻。因此，文章对诸多细节性的经验解释虽然颇具启发性，但在总体概念框架的阐发和对乡镇企业的总体解释两个大的方面，仍存在诸多可探讨之处。

三、“制度精神”

在渠文的结尾部分，作者表明此项研究的一个主要旨趣在于揭示乡镇企业在其产生和运行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改革的时代精神”。

与其说乡镇企业的实践是一种制度的创生和建设过程，不如说这一实践过程代表的更是一个时代的制度精神。乡镇企业实践的活力之源，在于它不为一统的体制、一体的制度和整齐划一的观念所支配，而是将各种各样的历史遗产、传统资源和本土策略与现行体制结合起来，与外来制度融汇起来，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创造。它不屈从于任何单一向度的制度霸权，不惟传统是瞻，不受体制裹挟，不被西方掠获，印证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的时代精神。（2013b：29）

在当代中国的改革进程中，乡镇企业是一种极具本土特色和富有中国经验的企业组织形态，其中蕴含着中国改革时代的矛盾和动力：一方面，乡镇企业在改革初期的社会结构中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它在改革初期却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正如渠文作者所指出的：“正因为乡镇企业作为社会存在的多重因素和多重环节的交集点，才能在改革实践中蕴涵丰富的制度创新空间，并反映出改革开放前十年的核心理念”（2013b：28）。作者运用占有、经营和治理的多重概念对这种组织形态进行了详尽的结构及机制分析，并以此来揭示它所体现出的“制度精神”。不过，遗憾的是，作者只是在文章结尾部分对此进行了简要总结，而未将其作为概念框架的一维。就此也可以提出几个问题予以讨论。

首先，在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中，“精神”——或道德、价值、规范等——维度一直居于显著位置。在西方思想脉络中，现代社会一文化科学实质上是一种“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人的存在（包括其构成）虽然离不开物质性，但其本质却在于精神性。虽然不同思想传统、流派和研究者对“精神性”的理解、表述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不否认其根本的重要性。以古典社会理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涂尔干和韦伯为例，涂尔干（2000，2001）所建构的“职业群体”虽然具有经济、政治和伦理等功能，但无论就涂尔干对此所做的社会史考察还是理论建构而言，道德规范所发挥的社会团结无疑是这一群体最主要的功能；而在韦伯（2010）那里，撇开他在学术生涯中后期对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做的经典研究不论，在其早期的经验研究中，强烈的价值取向已经表述得很明确。譬如，他在运用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当时德国的具体社会经济问题时写道：

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一种以“人”为对象的科学说到底最关切的是“人的素质”；政治经济学正是这样一种以“人”为对象的科学，它要研究的是特定社会经济生存状况中成长起来的人的素质。（韦伯，1997：90-91）

就此而言，在渠文这一试图“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文章中，对“制度精神”的强调也就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了。不过，就乡镇企业而言，当我们强调这种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时，也不能忽略其价值取向的另一面。众所周知，中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之所以发端于部分农村地区，基本上是生存问题之逼迫使然；同样，乡镇企业在改革初期广大乡村地区的兴起，虽然有历史上的制度根源（如渠文所论述的），但鉴于其所处时代背景及边缘性的地位，生存逻辑可谓主宰了乡镇企业并不是很长的发展史。大凡经历过改革初期历程的中国人，恐怕都对乡镇企业那种为了生存和扩张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及其生产的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印象深刻。而在乡镇企业发展的中后期，尤其是在转制及后续的发展中（大多转为民营企业），其毫不掩饰的功利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同样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强调乡镇企业体现出的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这种精神的另外一个面相：生存逻辑与功利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乡镇企业是一种“总体现象”，那么它所体现出的这个精神维度也具有总体意义，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新的总体性社会”的逐渐形成，功利主义也成为当下中国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取向。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研究，自诞生伊始虽然主要致力于对现实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以及相应的解决之道），但批判和理想也是其研究的基本维度。且不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作为古典社会理论主要代表的涂尔干（2000）和韦伯（2010），实际上都以批判功利主义的社会理论作为创建自己理论的逻辑起点。帕森斯（Parsons，1968：ch，4）对此给予了明确阐述，并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功利主义的社会理论进行了系统批判，从而对“秩序问题”做出了经典性论述。而在当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中，利益取向和利益关系似乎成为压倒性的视角，就此而言，渠文所阐发的多维视角和制度精神无疑是对这种“唯利益论”的一种纠正；虽然如此，利益乃至功利主义这个维度的影响依然需要强调，即便是出于批判之目的。

篇8

（一）GIS方法从西方公共治理研究方法前沿来看，GIS方法已成为公共治理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科学工具。正如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迈克·巴迪所言：“要搞好政策性较强的社会科学研究，数量方法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方法及背后的理论一定要空间化。”［3］GIS方法在美欧诸国的城市管理与规划、公共产品供给、危机管理、环境保护、交通管理、人口管理、土地管理等公共领域研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GIS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GIS在我国逐渐走上了发展阶段。但由于学科分隔，GIS方法与公共管理学科尚未能够有效结合。从方法论发展来看，GIS方法与公共管理学的结合，已成为公共管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前沿。GIS方法使公共管理过程数字化，赋予公共管理研究极强的应用功能，在我国具有极大潜力与广阔前景。GIS方法对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可概括为：（1）可以帮助不同尺度、不同格式空间数据的系统整合和叠加分析；（2）通过空间数据的可视化，可以使问题更直观、空间趋势更明显；（3）可以更精确、方便地测算空间变量；（4）可以为分析空间数据特有的统计方法提供支持；（5）可以基于个人行为模拟空间过程与分布态势，强化研究的理论性和模型的预测性［2］。当今世界，信息革命浪潮方兴未艾，GIS方法作为一种多学科交叉性研究方法，既吸取了诸多相关学科的精华和营养，同时又为公共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提供了科学的分析工具，并推动它们走向应用研究。（二）公共管理数字化案例分析从西方研究前沿来看，GIS方法与公共管理学科的结合主要体现于以下领域。1．数字化城市管理数字城市是以空间信息为核心的城市信息系统体系，是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将城市的各种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并充分利用，以指导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3S技术是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基础，包括GIS、GPS（全球定位系统）和RS（遥感系统技术）。城市建设和管理可借助于3S技术，深入开发城市空间信息资源，以数字化形式采集、整合、储存、管理各种城市数据，提升城市管理效能。“数字城市对城市政府管理理念、治理结构、行政程序、工作流程产生重大冲击，促进城市政府管理的现代化、民主化、公开化和效率化，提出重塑城市政府管理模式的社会要求”［4］。城市地理信息系统（UGIS）是GIS的一个重要分支，它运用计算机硬、软件及网络技术，对城市空间中各种公共数据进行输入、存贮、查询、检索、处理、分析、显示并加以应用。“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五大功能构成，即数据输入、数据库管理、数据查询与空间分析、数据编辑、数据可视化与数据输出”［5］。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运用领域正逐渐扩大，逐渐由土地资源管理到城市规划，再到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从实践来看，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已由静态记录走向动态监测与模拟，GIS的运用功能亦不断扩展，不仅具有存储、查询、检索功能，而且具有模拟、评估和预测功能。以北京市通州区为例，通州区作为全国试点开展了以基础数据库、共享平台和应用系统为主的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搭建了一个数字通州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建立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开发了三维规划辅助决策系统、应急指挥管理信息系统、地价管理信息系统、地名库管理与应用系统、地理信息公众服务系统五项典型示范应用系统。通过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通州区建立了覆盖全区的三维地形模型，能够直观、系统地反映全区城市面貌和建筑物空间现状，可以满足全区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和应急管理等领域的应用需求。数字通州地理空间框架建设，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了科学基础，在地理信息系统敏捷的信息交流、计算与三维模拟的支持下，虚拟三维城市模型可将城市每一个角落进行重现。因此，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和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既有利于实现公共管理过程数字化与精细化，提高管理效能，也有利于促进扁平化管理，“我们过去创造等级制、金字塔式的管理制度，现在由电脑来记录，我们可以把机构改组成水平式”［6］。2．数字化公共资源配置如何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是公共管理研究的永恒主题。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如何保证公园绿地的合理分布？如何保证公共设施与服务设施能够具有最适当的服务半径？这些问题可通过GIS方法获得科学解答。任何公共资源皆存在经度与纬度所交织构成的空间定位，运用GIS制图来视图化区域公共资源的空间配置与分布，进而展开空间分析与统计分析，为公共决策提供科学支持，保证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和发挥最佳效益。北京市东城区进行城市管理创新，将信息化技术应用于城市管理过程，采用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管理法，利用GIS技术实现了地理空间位置、时间、图像到责任全方位的精准管理，这一创新在数字城市应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就是在城市管理中运用网格地图技术，以一万平方米为基本单位，将所辖区域划分成若干网格状单元，由城市管理监督员对所分管的万米单元实施全时段监控，同时明确各级地域责任人为辖区城市管理负责人，从而对管理空间实现分层、分级、全区域管理。北京市东城区根据自然地理布局和行政区域划分现状，把全区25．38平方公里范围划分为1　652个网格单元，从而使东城区在空间层次上形成四个层面：东城整个区域、10个街道、137个社区、1　652个网格单元。不同层面、不同管理空间的设置和叠加，为新的管理模式构筑了立体全方位、布局合理、全覆盖的管理空间体系，从而改变了运动式管理，实现了由粗放管理到精确管理的转变。城市部件管理法是把物化的城市管理对象作为城市部件，运用地理编码技术将城市部件按照地理坐标定位到万米单元网格地图上，并通过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对其进行分类管理的方法。北京市东城区在对全区所有城市部件进行拉网式调查的基础上，按照不同功能把部件分为6大类56种，分别建立了多个数据库。这一系统将每个部件赋予8位代码，使每个部件都拥有了“身份证”，并标注在相应万米单元网格图中。伴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电信、自来水、道路交通、天然气管线、排污设施、电力设施等）日益复杂，广泛分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而GIS技术能够对行政区域内公共设施的归属、种类、数量、位置进行系统而迅速的统计和有效管理，从而提高了管理效率。3．城市与城市群的空间规划城市空间规划是GIS方法的重要应用领域。传统研究领域主要体现为“三结构一网络”，即规模结构、职能结构、空间结构和联系网络。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城市体系研究开始向更广层次推进，开始运用GIS方法对城市群、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北京市为例，在GIS方法辅助下，北京市确定城市空间布局为“两轴———两带———多中心”。“两轴”指传统中轴线和长安街及沿线十字轴，两带包括“东部发展带”和“西部生态带”。“两轴———两带———多中心”从空间布局上有利于北京充分发挥首都职能和承接新时期人口产业需求，能够为将北京建成世界城市提供保障。随着北京与天津两大核心城市辐射力逐渐加强，周边各城市快速发展，京津冀城市群逐渐形成。京津冀城市群已呈现出以北京和天津为双核心、以石家庄和唐山为区域性中心并包括区域众多中小城市的空间格局。在城市化推动下，京津冀城市群将逐步摆脱行政区经济的分隔，迈向一体化治理。吴良镛院士在2006年运用GIS方法，提出构建京津冀地区空间发展的基本战略———“一轴三带”［7］格局。这一战略以京津两大城市为核心的京津走廊为枢轴，以环渤海湾“大滨海地区”为新兴发展带，以山前城镇密集地区为传统发展带，以环京津、燕山和太行山区为生态文化带，共同构筑京津冀地区“一轴三带”的空间发展格局。GIS方法有助于从区域层面整合区域资源，通过联网而形成更大范围的信息系统，而建设以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为主干的城市群信息系统，必将为城市群的规划与发展提供更为科学的决策工具。不仅在上述三大领域，GIS方法在环境保护、交通管理、人口管理、土地管理、危机管理等公共领域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当发生洪水、地震等突发灾害时，GIS可辅助安排最佳的撤离路线，优选警务和医疗救护路线，配备运输和保障设施。在交通管理中，GIS可通过建立交通网络、地下管线网络等计算机模型，研究交通流量并进行交通疏导与应急处理。在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中，GIS有助于解决农业和林业领域各种资源（土地、森林、草场）的分布、分级、统计、制图等问题。总之，GIS方法在现代公共管理各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共管理研究通过GIS方法运用，能够采集、储存和更新公共治理过程中的各种相关信息，通过制图、地理空间分析与空间统计分析及数据处理，为公共部门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二、哈佛大学研究前沿与案例剖析

从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前沿来看，GIS方法已经广泛地与公共治理学各子学科相结合，成为现代公共管理和科学决策的先进工具。“运用GIS方法来探索自然与社会科学，应在方法论上得到越明确的重视”［8］。笔者于2011年8月受邀到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CGA）学习和研究GIS方法。CGA创建于2006年，是当代美国大学GIS研究的重要基地，着力将GIS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运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地理空间信息比对（geospatial　mapping）、遥感影像（remote　sensing　images）等技术开展公共政策、人口、疾病、环境变迁、地图绘制、历史、经济、政治等主题研究。CGA利用地理信息技术，支持哈佛大学跨学科的教学与科研，通过提供技术平台以整合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多元化空间数据。CGA也以跨领域、跨数据库的数据可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为目标，与校内数据中心、地理空间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共同推动哈佛大学丰富典藏、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GIS相关资源的整合应用。CGA每年召开一次全球性“GIS与社会科学”年会，邀请全球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专家学者参会，运用GIS方法来研究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课题，使社会科学研究获得新的科学方法来源，使公共管理变成一门高度应用性的科学。CGA于2012年初开发创建了开放性网络GIS绘图平台———World　Map（世界地图），用来整合、利用与推广GIS资源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特别是在公共管理学科的应用。World　Map平台既包括当代欧美国家公共治理的宏观与微观数据，也包括我国一定数量的有关社会发展的历史及当代数据。World　Map平台的功能介于大型运用软件（如ARCGIS）与一些小型网络工具（如Google　Maps　and　Earth）之间，以支持和满足专家学者的特殊研究运用需求。自从WorldMap平台创建以来，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使用此平台进行GIS分析研究，从而在GIS与社会科学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GIS方法在西方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已得到广泛运用。“GIS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结合，将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论与研究视角，它能更真实地检验与修正理论假设”［9］。用GIS方法来分析卢旺达（Rwanda）南部两区（Kayonza与Kirehe）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见图1）是这种方法的典型应用。图1是通过运用ArcGIS10软件制作完成，图中圈层中心的十字点代表区域内的公共医疗机构，图中圆点则代表该区域内各村庄分布，圆点面积大小与村庄人口多少相对应。以医疗机构为中心，以五公里为服务半径，进行GIS制图空间分析，绘出五公里服务半径的缓冲区（图中圈层）这样就可直观地反映出区域内公共医疗机构的分布与服务范围。该体系的研究价值在于具有极强的应用性，一方面，区域内居民可以发现距离自身最近的医疗服务机构，从而获得更快捷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公共医疗服务的管理者与决策者可以发现哪些村庄尚未被医疗服务所覆盖，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下一步工作规划，进一步完善与均等化公共医疗供给。由此可见，GIS与公共管理学存在天然契合，它为公共管理学诸多子学科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成为科学决策的必备辅助工具。

三、结语

篇9

［关键词］行政学；生态学；生态人；整体主义；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4 — 0063 — 03

里格斯从比较的角度，运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行政问题，从而创立了以生态学方法研究行政管理的新的行政理论体系，使行政生态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并在行政学理论领域产生重要影响。〔1〕由于里格斯行政生态学是其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公共行政的结果，因此，对里格斯的行政生态学方法论进行研究，对于我们透彻理解里格斯行政生态学也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 里格斯行政生态学方法论的逻辑起点

“方法论”是对整个学科的分析思路的理论说明,它必须设定该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基本范畴、前提预设以及检验手段等相关问题。〔2〕由此可见，行政学方法论首先必须是建立在某种哲学基础上的假定,这是开展行政学研究的基本前提。〔2〕

在公共行政学中,虽然前在理论预设没有被旗帜鲜明地归纳提炼出来,但事实上存在着对人性的基本假定。休谟指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3〕 (p7)就包括西方行政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其研究的对象均为‘人’”， 〔4〕但人又是极其复杂的，完全认识人是任何一门学科都难以胜任的。因此，采用人性假设对人进行研究也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一方面，这与社会科学力图寻求对人的行为的有效预测和解释有关。社会科学理论预先假设了一个具体的‘人的模式’，一套有关人类行动的基本假设，根据这一假设，理论要阐明的种种行动是可以理解的。”〔5〕 (p221)另一方面，也与人性假设构成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有关。人性假设作为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社会科学学科科学化的标志。故此，人性假设作为“研究人的方法论，为我们研究人的本性提供了基础。”〔6〕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西方行政学中常常发现行政理论一般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理论前提的缘由，里格斯行政生态学理论也不例外。

传统的行政学研究是基于“经济人”假设展开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基本前提，泰勒创立了他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提出了“管理过程学说”；马克思·韦伯构建了他的“官僚组织体系”……因此，早期的行政管理模式被称之为“经济人模式”不是不无道理的。政治领域中的“经济人”假设是指该领域中的个人行为也如商品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一样，都是理性的，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动机。诚然，“经济人”假设具有一定相对的合理性，但这一假设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其方法论，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缺陷。一方面，“经济人”假定过分强调理性和非人格化，使人成为执行任务的“工具”；另一方面，“经济人”假设过分强调效率，忽视了对公共利益基本价值的追求，导致公共行政成为了“牧民之术”而非为民的行政。

“经济人”假设的内在缺陷及其所造成的民主政治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困境表明，工业文明及其人性标准都已不合时代的发展，历史呼唤新的生态文明时代到来，呼唤着新的生态人格模式的确立。〔7〕里格斯行政生态学理论正是基于“生态人”假设为理论前提展开的。与“经济人”假设不同，“生态人”假设中的人不再是纯粹的“工具人”，而是将人置于“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中，强调人在这一“网络”中重要地位，并确认人与行政生态系统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生态人”假设强调的是整体思维，以有机系统论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摒弃了传统行政学研究中的机械论世界观和思维范式，用整体性的观点来思考问题。一方面，“生态人”假设强调把人从规则、章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体现了有机论世界观对人的整体性关照；另一方面，政府更加关注与行政外部环境互动，促使“行政系统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哲学意义上的生态平衡与协调”。 〔8〕

二、方法论整体主义与行政生态学

方法论即是一种“元方法”,亦即关于方法的“哲学”或一种“思维的原则”。〔2〕因此，对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探究“不能停留在行政学研究具体方法这些细枝末叶的研究，而应更多地从哲学的高度研究行政学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或者说方法论原则。”〔9〕可见，研究公共行政学的方法论，重在解决研究者研究活动的指导思想、基本的研究立场及其有效的思维方式等问题。

篇10

关键词 教学理论；教学研究方法论；三十年来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教学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学科对象拓展、研究问题深化、学科性质明析、研究风格分化、理论体系完善，这些进展与我国教学论研究方法论的发展密不可分。

一、教学研究方法论的定义

要弄清楚什么是教学研究方法论，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方法论。王坤庆教授认为，从方法论的构成系统来看，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世界观体系的方法论原理，即哲学的方法论。第二层次是具体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第三个层次是某门具体科学的具体研究方法。教学研究方法论应该属于方法论系统的第二个层次，同时还应该包括教学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殊的具体研究方法。

二、教学研究方法论的演进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教学论的发展从传统教论向现代教学论，再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学论的转型。与此相对应，我国教学论的研究方法论的发展也经历由传统到现代，再向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轨迹。

1.的召开到九十年代

该时期是我国教学研究方法从传统走向现代过渡的准备时期。以后，我国教学理论研究由于过于贫乏，教学研究的方法论单一，教学实际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在这一时期，我国学者不断学习国外先进的教学理论与研究方法论。如苏联苏霍姆林斯基、赞可夫、巴班斯基等人的教学理论和教学实验，美国程序教学的理论与技术，布鲁纳的结构――发现教学理论，保加利亚卢扎诺夫的暗示教学法等。除此之外，作为其他领域的科学研究方法论也开始引入教学论的研究领域。我国学者对教学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范围涉及教学中传授知识、发展智力及个性发展的关系问题，教学认识论，教学规律问题等。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以逻辑演绎的方法为主，研究者在教学研究的过程中仍采取书斋式的研究。之后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开始被引入教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实验法的推广以及测量工具在教学研究中的使用，改变了我国之前教学研究纯粹思辨而缺少“科学性”的状态。从此我国教学研究开始迈出了科学化的步伐。

2.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末

这是我国教学研究方法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该时期教学论现代化的进程加快，教学研究方法论多元化和内在化具有决定意义。

多元化是指教学论的研究大量引进其他学科的新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方法被引进教学论研究，对教学现象进行整体综合研究，这有助于克服机械反映论，实现从机械整体观向有机的辩证的整体观转变，能更正确更科学地把握教学系统诸要素及其本质。汪馥郁教授提出用系统的方法来分析教学活动，这样更有利于把教学活动中的教师、学生、科学知识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内在化是指教学论研究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方法论上的互相渗透和融合趋向，这种互渗和融合的辩证关系推动了教学论研究的现代化进展。在具体方法的应用发挥上，一些研究者完全冲破了诸如自然科学方法论和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和教学研究特殊手段之间的绝对界限。在这一时期，实证研究被许多学者运用教学实验在全国各地广泛地展开。教学论的研究开始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如由北京师范大学裴娣娜教授牵头组织的主体教育实验、由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牵头开展的新基础教育实验，对我国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末是一个世纪之交的特殊时期，学者们在这一时期纷纷对教学研究方法论的跨世纪发展进行新的探讨。

3.二十一世纪以来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是我国特色的教学研究方法论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学者们对方法论在教学论研究中的地位进行了探讨。裴娣娜认为方法论仍具有指导意义，面对教学论现展的历史使命，我们应不断提高运用方法论指导教学研究的水平，而不是否定方法论的指导意义。针对所出现的“代替论”和“废弃说”这样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观点。刘清华指出，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它对整个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教育、教学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对各门学科研究的指导作用是通过不同的形式而实现的。教师作为研究者成为新课程条件下教师的必然选择和必须角色，新课程改革中的一系列新问题也使教学理论工作者走向基层，走进课堂，人文理解教学研究范式在我国开始得到发展。因此人本主义中的现象学、解释学和批判理论等代替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借鉴社会研究中常用的民族志等研究方法，采用自然主义的方式探索教育的规律，因此质的研究方法逐步被引入到教学研究当中。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教学研究方法论存在的不足

虽然这三十年在我国教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不足之处。

1.逻辑演绎法仍然占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