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认识范文
时间：2023-10-24 18:04:1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外文化交流的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中国留学生概况
于中国而言，留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官派留学生。1872年至1875年间，由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倡议，在和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了四批总计120名留学生赴美留学。
时至今日，中国留学生群体不断的发展壮大。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截止2013年，中国留学生总人数达到了305.86万。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留学生人数除了在2004年有小幅度下滑外，一直呈上升趋势，每年的出国留学人数不断增长。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41.39万，较2012年增加约14300人。
二、中国留学生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影响
文化交流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总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概况，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外交活动和战争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形式。留学生究其本质属于一种文化交流的传统形式，作为文化交流传播的媒介，他们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留学生远赴他国求学，作为某个留学生个体来说，他停留在他国的时间有限，造成影响的范围较小。但放大到整个留学生群体来看，他们在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留学生所赴的区域范围很广，可谓遍布世界各地。“如此数量庞大的留学生，作为跨文化传播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置身于与自身成长环境不同的异国他乡，学习生活中频繁地与同学及教师的交流使得跨文化传播活动不可回避。”一代又一代留学生在海外生活求学，加之他们在此过程中自身对当地文化的不断适应，促使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深化，大大地延长了其影响的时间跨度及深度，且能够在此基础上有效地推动双方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三、中国留学生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巩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成果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已有一段时间，但处于当下文化多元的社会，新文化不断衍生并冲击着传统文化，我们必须不断对其成果加以巩固。作为一个中国人、更作为一个留学生，他们自身就是中国文化的符号，他们在无形之中展现着母国的文化内涵，并将其向世界传播。留学生源源不断地走出国门，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巩固作用。
（二）有利于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遭到大肆渲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是增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相互了解和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需求。留学生在国外生活学习，他们需要学会融入所处国家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身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践行是对此价值观最好的无声传递。文明、和谐、友善……外国友人在与中国留学生的接触中会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进而认识到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民族，而是一个有责任，追求和平的民族。
（三）有利于我国吸收借鉴外国优秀文化成果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验。“近代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不仅刻苦求学，努力促进中外人民的友谊，同时还充当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留学生群体在传递我国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优秀学说引入国内，这大大促进了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
（四）加强公共外交
我国的公共外交主要以“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标，以“尊重、理解、共融”为理念，力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通过文化交流、艺术交流、公益慈善、民间对话等公共外交方式，加深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互动共融，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一个爱好和平、推动繁荣的中国。在公共外交活动中，留学生群体是一股不可取代的力量。他们年轻充满活力。在他们留学的国度，常有国人组织联谊活动、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吸引他国民众参与进来。无形中逐步增强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留学生群体深刻影响着国家形象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留学关乎一国文化的大局，中国留学生群体既代表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同时在宣传中国国家形象方面亦大有可为。
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留学生群体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忽略的、强有力的助推力量。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此之下蕴藏的巨大力量。周棉在《留学生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一文中概括说：“虽然这期间也有许多迷茫和教训值得加以研讨和总结，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告诉人们，他们在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贡献和特殊的地位，已经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文化交流与繁荣之路艰苦而漫长，但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梁志明.当代留学大潮与中外文化交流[A].公共外交季刊2012夏季号（总第10期）[C].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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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典籍 翻译 文化传播
1．汉语文化传播的契机
据
统计，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全球不断升温的“汉语热”，一方面表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和商业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对汉语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目前，大多数外国人对
3．典籍翻译的现状
世界文化交流本该是双向的输人与输出，交流的双方是互为主客体，以双方各自对对方的需要为基础，以双方各自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为前提。然而，过去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是这样。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2007)。21世纪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纪，而且应当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马祖毅、刘重德、楚至大、许渊冲、黄新渠、汪榕培、郭著章、王宏印、潘文国、卓振英和黄国文等国内学者的有关著作与译著丰富了典籍翻译这一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然而，典籍翻译依然是我国文化传播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从总体来说，还没有有计划地、系统地、全面地通过我国自己的译者向国外的读者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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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文 文学翻译 言内意义 信息差的弥补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7.136
一些西方国家文化现状与思想内涵主要是通过英文文学来体现的，西方思想文化不同于我国，其文化有着自身的民族特点和内涵，因此要想了解西方的文化，必须从真正意义上对英语文学有正确的认识。言内意义是词语成分之间、句子成分之间和篇章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意义。言内意义是指在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类意义，它是英语文学翻译中的难点也是重点，其涉及到语言翻译中的语音、语法、句子、词汇等多项语言方面的内容，在英语文学翻译中，需要对言内意义进行正确的分析与处理，从而使从英文中翻译过来的文章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源语的主题，有效地降低二者之间的信息差别。为了加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必须对英语文学进行翻译，这是二者进行沟通的有效手段，其目的是使读者对同一作品能够有正确的、真实的、相近的理解与感受。每个读者或翻译者的文化素养不同，其在在翻译过程中，不可能对同一作品有着相同的理解或描述，但是其应当在对作品所处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与鉴赏能力的基础上，对英文作品进行准确的翻译。
1 英文翻译中言内意义的内涵
1.1 英文翻译的言内意义的定义
以社会符号学的意义观，为划分标准对意义进行分类，可将其分为指称意义、言内意义、语用意义三种。其中在英语的文学翻译中言内意义被看作是翻译的重点，其涉及到语言翻译中的语音、语法、句子、词汇等方面。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时一定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不仅要最大限度地保持译文与原文的相同或相近，还要最大可能地使英文作品的文化背景、民族特色、意境等方面用最贴近地语言表现出来，这就对翻译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翻译者将言内意义达到最高标准，尽量缩小语言的信息差别，从而增加了人们对英语文学的阅读兴趣。
1.2 英文作品翻译的原则及意义
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时不仅仅单纯要求翻译的准确性、广泛性和通俗性，更要求翻译的英文作品的语言富有感染力、具有艺术性和逻辑性。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的着重点和难点就在于是否能够翻译出最地道的语言，例如对电影《盗梦空间》中一些翻译进行分析：
I can't stay with her anymore because she doesn't exist. I wish. I wish more than anything. But I can't imagine you with all your complexity， all you perfection， all your imperfection. Look at you. You are just a shade of my real wife. You're the best I can do ；but I'm sorry， you are just not good enough.
“她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不能和她呆在一起。我也想，我比什么都想，但我想象不出你复杂的情绪、你的种种完美和不完美。看看吧，你只是我妻子的一个影子。你只是我竭尽全力创造出来的而已，但是很遗憾，你远远比不上真实的她。”这样的翻译十分文雅，也能够很好地表现出电影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所采用的语言也简明通俗。
1.2.1 英文翻译的归化原则
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时，使用翻译归化的策略往往能够达到通俗易懂的目的，但当前随着国外文化的渗入，异化策略的使用较归化更为明显，但并不是说翻译归化就不重要，特别是在句子结构的翻译上，还是应该保持句子的原始结构不能变，否则翻译出来的句子不可能让读者喜欢。翻译的实质就是充当中外文化交流的中介，只有翻译出地道的语言才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例如，在《盗梦空间》中有这样一句话No space to think in that broom cupboard. 如果从直译的方式就是在那个放扫帚的壁橱里根本没有空间思考，这样的句子会对观众造成理解障碍，让人简直就是不知所云。从英文翻译的归化策略进行翻译，翻译成在那个耗子洞里没有办法思考，就能让观众更容易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电影语言的表现力。在台词：Hmm， Arthur， you still working with that stick in the mud ？ 其中stick in the mud可以直译为“没有进取心的人”，如果使用翻译归化策略就可以译为观众都容易接受的“混小子”，就使得电影跟观众的亲和度增加了，更适应于中国观众。同时在对电影《盗梦空间》进行翻译时也引用了很多中国元素进去，例如：I tried not to come， but there’s nothing quite like it.我不想来的，但别的东西都不给力。因此，正确使用归化翻译策略的优点就在于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更具有亲和感。
1.2.2 英文翻译的异化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进程的加快，英文翻译的异化策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盗梦空间》是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一部美国好莱坞电影，其中体现很多政治、宗教及伦理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方面都是很多中国观众所不了解的，因此政治、宗教因素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雷区。如果在对英文字幕进行翻译时不能够充分考虑到这些，就会严重影响到对英文作品的兴趣。
2 英语文学翻译中言内意义的处理
2.1 英语文学翻译中的语音方面
英语和汉语语言的不同其语音方面也存在的很大的差异，将二者进行比较，其具体结果见表2.1
表2.1英语与汉语语音方面的比较
[[不同点＼&汉语＼&英语＼&音节＼&单音节，故汉语中存在很多多音字＼&多音节，故英语中存在的同音字少＼&平仄＼&汉语格律诗在平仄上有严格的韵律和节奏＼&英语没有严格的韵律和节奏＼&声调和语调＼&汉语是声调语言，特别是在汉语古诗中讲究形式固定，强调平仄、对仗、押韵＼&英语是语调语言，韵脚和节奏构成韵律＼&]]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博大精深的汉语诗歌中的音韵、节奏等语言特色，要想在翻译的过程中体现在译文中，基本上是很难实现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中国古诗歌文化的美学损失，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言内意义的缺失，有时言内意义上的缺失也会产生信息差。因此在对中国古代诗歌进行翻译时，必须正确处理语音层面的言内意义，作为翻译者不能够机械地翻译原文，必须能够掌握并应用各种翻译技巧。例如使用目的语的语音形式，淡化原文的语音形式，在翻译“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时，可以翻译成In the steep cold waves are swiftly sweeping by；On the vast earth warm winds gradually growing high.充分体现了言内意义，真正做到了在语音方面给翻译的文章注入新的活力。
2.2 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句式方面
在中国的文学观念中向来将“语言文采”视为文学的生命，因此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人的文学审美习惯。中国自古至今一直有使用四个字成语的习惯，且成语的文化博大精深，无论是在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英文翻译还是对英文作品进行中文翻译都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例如，在对影片《盗梦空间》进行翻译时，使用了大量了中国观众所喜好的四字格结构。在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中，四字格结构在语言表达上除了言简意赅、生动有力外，还能够充分满足语音上的和谐。例如影片中的台词：Well， he was a very inspiring figure. I’m sorry for your loss. May he rest in peace， huh？ 他的一生鼓舞人心，节哀顺变，愿他安息。So do you want to take a leap of faith…or become an old man，filled with regret，waiting to die alone ？那你究竟是想放手一搏呢？还是迟暮之时，满心悔恨，孤独等死？四字格结构使整部影片在语言上更富有感染力，极大地满足了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和阅读的习惯，从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2.3 英语文学翻译中的词汇方面
双关语是指有的词有一词多义的现象，它包括语义双关（词的多义）和谐音双关（同音、音似及近音词）。在英语和汉语中都存在双关语，但是英语和汉语有着语言自身语音形式的不同，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很难实现都词汇语义的一致对应，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给翻译者带来了更高的、更有难度的翻译要求。例如，在对红楼梦中第十六回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哪里照管得这些事！见识又浅，口嘴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棒槌，我就认着针了。将其翻译为I am incapable of running things. I am too ignorant blunt and tactless， always getting hold of the wrong end of the stick.其中有一个词“万艳同杯”被翻译成：“Ten Thousand Beauties in One Cup Lachrymal Rerun.”其中“杯”与“悲”是同音字，就是谐音的双管词。向这样的词语在英文翻译中是无法体现出来的，如果采取直译的翻译方式，就会造成言内意义的丧失，译文不可能准确地符合原文的意思。 因此，在实际的阅读过程中，读者从直译的译文中不能够了解到其中蕴含的真实意境，只有通过对照注解才能够了解到文章所有表达的真实主题。
2.4 英语文学翻译中书写方面
汉语和英语的语系不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在书写上汉字大部分为象形文字，而英语的书写是由26个英文字母组成的，可以说单凭这点来判断二者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汉字在书写上讲究字方、对称、美观、象形、指事、会意，汉字有着其他语言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一般把汉字的结构关系分为三大类：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内外关系。英语采用的是将26个字母进行组合的拼音文字，便于进行模拟自然声音。汉字的象形书给人在视觉上一美感，同时中国的书法艺术自古至今在世界上都是闻名的，这种美感要想通过翻译来得以体现，基本是不可能的。拆字是汉语特有的文字游戏，也是很常用的修辞方法，在翻译成英语时就很难翻译出来。例如，在《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化柳质，一载赴黄粱。将其翻译为Paired with a brute like the wolf in the old fable， Who on his saviour turned when he was able， To cruelty not used， your gentle heart Shal， in a twelvemonth only， break apart.从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译文完全不能体现出原文所隐含的意义，只有通过注解才能够帮助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能够最大限度地理解体会原文所要表达的真正的信息内涵。
3 结语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进程的逐步加快，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涌入中国，同时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也走向了世界，因此在对中英文作品之间的翻译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应当充分考虑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熟悉原语和目的语文化，如何迎合读者的口味，理想的翻译是将原语的信息完全传递到译文中，使译文的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相似的感受。本文通过对英文文学翻译中言内意义的内涵及处理方式进行探析，以期为我国的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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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许丽芹，胡爱国.英语文学翻译中言内意义的处理和信息差的弥补[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7）.
篇4
关键词：汉语桥 真人秀 创新
2002年，孔子学院拉开《汉语桥》大幕，六年后湖南卫视和湖南教育台扛起这面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旗。更多的世界目光聚焦湖南，“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也通过这档节目让世界看到。
《第十三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2014年7月22日开播，捷报频传，不断刷新收视新高：第一期省级卫视第一，全国网收视率同时段第二；第二期高歌猛进，径直霸占全国网同时段收视率冠军宝座；第三期继续保持全国网同时段收视率霸主地位。同时网络舆论收获一致好评：“外国人去哪”“是喜剧吗”“笑翻了”。《2014汉语桥》真正实现了高收视零差评。
《汉语桥》这样一档以“中外文化交流”为主题的小众文化节目，要想收视和口碑双保险，作为幕后团队成员的我们面临极大的挑战。题材和导向受限，命题空间与市场有代沟，中国大众对“西餐”接受度有差距，节目自身特征和湖南卫视气质不甚符合等等问题都令人头疼。
笔者给出的答案是：真人秀秀出真水平，给文化来一点“玩味”。
真人秀 真水平 真中国
文化体验真人秀――2014《汉语桥》的全新表现形式。2014的《汉语桥》，我们不再对选手灌输汉语言文化，而是让他们亲自看、亲自听，亲自品味真正的中国味道。文化体验真人秀正是将中文学习和运用无缝焊接的较好形式，而真人秀形式给节目带来的转变首先是文化传播方向转变。真人秀一改国内节目的“灌输”做法，不再硬生生地给外国选手定义好中国标签，而是让外国人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让外国人主动去感受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其次是选手展示方式改变。历届《汉语桥》的做法是在舞台上以选手的才艺表现出中国文明；2014年《汉语桥》真人秀的做法则完全抛弃了演播厅，以中国的广阔大地为赛场，选手能够真切感受中国人的精气神，同时自然决出中文水平高低。
同时，一场真人秀中医生、技术团队、后勤、导演组，摄像团队都是必不可少的配置，还有评委、主持人、中国小伙伴和各种各样的设备。为了准确捕捉选手每一刻精彩的表现，我们安排了专门的“跟拍导演组”，一对一全程跟踪记录。所以，长沙――西安――景德镇――安化这段旅程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百人千里大迁徙”。仅是行程和生活的安排，就是一场巨大的考验。
时间发酵出趣味，真人秀是靠时间“磨”出来的。2014年《汉语桥》还得和时间赛跑：十六天内拍摄三个地方、四场九十分钟的节目内容。测试选手们应变能力的同时，更是在考验导演组如何用最短的时间认识每位选手，了解他们的性格特点，让他们出彩。一边是三站十六天高强度的连续拍摄，一边是紧迫的播出任务，时刻挑战着导演组的应变和协作能力。一场看似简单的真人秀，承载了太多隐性的压力。
趣味和文化共同撑起一片天
2014《汉语桥》体验真人秀把“丝绸之路”的概念贯穿全篇，加入瓷器、茶叶等中国符号，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湖南长沙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中，国学大师范曾带领来自世界各地的126名优秀大学生选手进行开笔之礼，写下此前导演组面向全球征集到的“最美中国汉字”――“行”。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的“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命题，他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
在陕西的袁家村，慢镜头拍摄做菜画面，唯美诱人；“三句半”说美食，传统而特别。“肥七瘦三猪肉丸，谁开八分连菜汆，肉香菜鲜汤汁美，舔碗！”既道出了菜品的特点，又不乏韵律美。中国山川生得美：节目中运用摇臂、航拍和5D高速镜头，描画出袁家村的古色古香、大唐芙蓉园的宏大壮观、三宝村的田园风味以及安化茶山的风景秀丽。
真人秀节目凭借真实性和趣味性取胜，《汉语桥》也不例外。第一期开场，伴随着爷爷拉出的好汉歌，老外们牵马挑担进袁家村，锣鼓、秦腔齐上阵，载歌载舞，热闹非凡，喜感十足。景德镇遭遇买菜任务，非洲兄弟发扬勤俭节约精神，誓将砍价进行到底，卖萌、套近乎，顺便找媳妇，亲和力爆棚。安化现代化茶厂里上演“创意广告秀”，婚纱、砖头、电动车，奇葩道具齐上阵，五大洲最强大脑比拼火热进行中。
四期户外文化挑战赛节目中，笑点不可胜数，有网民留言：“每次看《汉语桥》都从头笑到尾。”笑点不会凭空产生，而是来源于整个团队对情节的精巧设计，现场的良好调控把关，特别是导演在现场及时发现可挖掘的点进行深挖，以及对选手的悉心照料和积极引导，让他们更灵活自如地发挥。
金鹰网这样评论道：“《2014汉语桥》让文化走出书斋走向田野，打破文化类节目收视魔咒，真正实现了用“趣味”和“文化”两条腿走路！”（《〈汉语桥〉真实性和趣味性取胜 成就零差评真人秀》）
文化类节目的启示
国内其他类似的文化题材节目集中在成语、诗词、汉字等“国学”范畴，室内演播形式，节目主体限制在主持人+嘉宾+选手，形式单一，节目内容相对枯燥呆板；《汉语桥》选择户外真人秀模式，偶然性、趣味性和可看性相对“室内录制节目”成几何倍数增加。2014年《汉语桥》真人秀收视份额高于央视一套两档重点文化类项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和《中国成语大会》，全国网和30中心城市组收视也比其他省级卫星频道推出的文化类项目有较大的领先优势，就是这个原因。由此可见，本次《汉语桥》选择真人秀形式是一次明智的决策。“给文化来一点玩味”，或许这才是面对严肃的文化主题，如何迎合受众口味的秘方。
篇5
关键词：文化意识；小学；教学；英语
自从恢复高考以来，教育界人士一直在研究关于文化教学对外语教学重要性的研究。相关人士认为，教师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应该注重文化意识的渗透。《九年义务教育》中首次指出，文化意识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列入课标学习中。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如果忽略了文化差距的影响，只是一味的教给学生语言知识，不仅教学效果不佳，同样会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久而久之，学生就会失去学习英语的兴趣。因此，本篇文章尝试探讨如何在小学英语教学中渗透文化意识，帮助学生方便有效的学习英语，同样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1文化意识的内涵
文化意识或跨文化意识，指学习者在语言运用和交际过程中对文化造成的行为的影响的敏感性。跨文化意识要求学生对人类行为和信仰有着深层的理解能力，包括对人类行为的表现形式和文化模式的差异性理解，认识到正是这些行为和信仰造成本国文化和目标语言文化有所不同。他不仅包括对本国文化和目标语言文化中一些具体行为的理解，还包括对文化环境、模式、特征以及关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批判性观点的理解，因此，文化意识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能力，更是思想上的一种才能，是最难获取的能力之一。什么是跨文化差异呢？跨文化差异就是学生对中外文化差异敏感性，中外文化差异明显，在学生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一定要先了解中外文化的异同，只有了解了中外文化之间的异同，才能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倘若对此没有一点的了解，单纯的学习英文，在课文中出现的一些行为学生会产生曲解，认为教材的问题或者是教师的问题，会使学生产生教师还不如我们呢这样的感觉，这点基本的交际方法都不懂，怎么能教好我们呢，渐渐的学生对此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所以让学生们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让他们产生兴趣，从而学习英语就会有积极主动性，在这种主动性的引导下，学生会对英语产生独特的兴趣，英语也会成为学生的喜爱。
2在英语课堂中渗透文化意识的方法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对于英语教师来说，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的结合起来，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最重要的就是将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那么在实际的外语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怎样有效的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效的结合起来呢？我认为文化意识的渗透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初始阶段渗透文化意识：初始阶段就是在上课前的几分钟内教师和学生分别对文化差异的了解，在上课之前做好准备工作，尤其是学生，课前的了解，有利于增进对英语的记忆，提高了课堂上的效率。因为语言就蕴藏在文化中，所以首先了解英语文化是非常必要的，在我看来，学生主动的去了解英语文化会使他们对自己有高度的自信心，在课堂上他们会认真的听讲，在教师提问时，他们希望教师会提到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样，课前对文化的了解就不会白费了，所以这个初始的准备阶段是非常必要的。英语文化的初始了解是非常必要的，教师在课前的备课中，深入的了解英语文化的不同，知道课堂中会运用到哪一种不同，并对之做出一定的方案，在课堂上讲到这个方面时，将在备课中准备好的方式拿出来让学生们了解并运用，提高学生的兴趣，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体会之间的不同，并做出语言描述，课下再去深入的了解，在下一堂课中千万不要放过这个环节，否则久而久之学生们就不会有课下去了解的热情，一定对学生们做出的准备给予一定的肯定，增强学生们的自信心，提高对英语的兴趣，加深对文化差异的了解。
2．2发展阶段渗透文化意识：发展阶段就是教师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语言的规则，有系统的讲解重难点。当涉及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时，要让学生们参与到这个课题的讨论中，让他们置身事中，并给学生们扩展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的原因，使学生们对中西方文化渐渐的了解，同样应该让学生们明白中西方文化的禁忌，中国方面与人交谈时谈论年龄，身高以及体重是很正常的，但在西方国家，问这些问题是非常不礼貌的，他们通常以谈论天气开始人们之间的交流，这样，学生们如果遇到国外的同学便可以注意到该怎么和他们交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把文化传递注意的事项一步一步的传递给学生们，能够激发学生们学习的兴趣，活跃课堂氛围，使学生不仅学到知识，还能够更多的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丰富文化内涵，同时也培养了学生们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2．3练习阶段渗透文化意识：学习是为了运用，同时在运用中学习，所以练习阶段是关键的。在练习的阶段，学生要求练习上一堂课中学习到的语言交流，因为学生在语言交流和文化背景不了解，所以在交流的过程中，教师要及时的指出学生所出现的问题，并给他们及时的讲解，不要让问题存留，同样教师要给学生创设一个合理的交流氛围，按照外国人通常的交流方式进行交流。
3结束语
现在，小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渗透文化意识还处于初级阶段，但英语界人士不应该放弃这种教学方式，相信随着对新的教学方式的探讨的进行，不断的实践和创新，学生们终将在学习中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并对中西方文化有一定的敏锐性。英语是一门语言，是一种工具，英语教学的根本目标是为了进行跨文化的交流，因此，提高我国学生的英语水平，增强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我们应该意识到跨文化交际是英语学习中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应该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主动的去了解西方文化的不同，平等的看待与我们不同的文化，每种文化都有原因，不应该受到人们的歧视，我们若要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流，必须尊重西方的文化，我们应该在他国文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文化交流中不断创新，在加强国家软实力的同时，大胆接受新文化，同时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应该将语言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出有学问有才华的人才。
作者:喻宏斌 单位:巴东县野三关青龙桥小学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 高职高专 英语教学 跨文化教育
跨文化交际已成为了时代的突出特征。在语言文化教学中，所谓跨文化教育是指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即让学生接触、了解异国文化，对异国文化与中外文化的异同有粗略的了解，并逐步扩大他们接触异国文化的范围，帮助他们拓展视野，从而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进而提高跨文化的交际能力。然而大部分高职高专的学生对其他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不足，缺乏对异域文化的敏感性，从而影响了高职英语教学的效果。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社会所具有的独特文化都深深地蕴含在语言中，并制约着语言行为的发生。因此，在高职高专英语的教学中，应加强跨文化教育的策略。
(一)提高教师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在高职高专的英语教学中，教师扮演着跨文化交际教育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有一位学者曾用化学方程式形象地比喻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相互兼容的关系：语言+文化+教师(催化剂)=语言交际能力(有机化合物)。可见，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离不开作为物质的语言、文化和作为催化剂的教师的支撑。教师不仅是目的语文化知识的传播者，而且还是学生的指路人，因此，必须具备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双重能力”。教师良好的语言综合素质和文化素养，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教师只有不断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意识和能力，才能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语言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学习和交流过程。在此过程中，师生应全方位地实施教学互动，改变传统的教师讲、学生记的教学方法，而改为以学生为主、教师由“前台的圣人”转向“后台的向导”、指导学生广泛涉猎有关跨文化的书籍、收集资料、自觉地吸取中西方文化的营养、以增强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在跨文化教学中，教师只有作为文化的传播者、示范者、引导者和合作学习的伙伴，才能更好地引导和培养学生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二)抓住课堂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跨文化教育
1、激活教材内容，进行文化比较。中西文化差异在语言交流中的涉及面非常广，如日常见面时的问候、称赞、致谢、道歉以及委婉语、禁忌语乃至身体语言等，如不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就会频繁出现语用失误的现象。因此，教师必须努力激活教材内容，并进行文化比较，从而及时点拨学生领会文化的异同现象。西方人认为，在日常交往中，直接打听别人的经济收入、年龄、宗教、政治信仰、婚姻状况等私人问题是一种侵犯，而以谈论天气的办法来打开与西方人的话题是比较明智_的。所以，当在教学有关天气的内容时，教师应有意识地指出这一文化背景，并引导学生掌握多种讨论天气的方法。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通过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使学生领悟跨文化交际的内涵。
2、捕捉生活细节，介绍文化的背景知识。高职高专英语教学的任务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的交际能力，包括掌握和了解与语言使用有密切关系的社会文化因素。因此，教师在进行文化教学的同时，还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辅的课外阅读，以短篇小说、故事、剧本等为材料，从而了解丰富的民族文化。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尽量激活教材内容，并进行文化比较，捕捉生活细节，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联系，介绍文化的背景知识，以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引导他们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勇于实践。 (三)转变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跨文化教育
1、对比教学模式。跨文化对比是英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手段。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对比，可以使学生发现本国文化与英语文化之间的异同，从而获得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并加深对中西文化的理解。所以，要注意加强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感谢、谦虚、赞扬、表示关心、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自然地渗透到英语教学中。如在国内，多以“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干什么”等问题来表示关心，而在英语中，这些问题是不受欢迎的，且有刺探他人的隐私之嫌。因此，通过中外生活、思维方式与观念的差异等方面的跨文化对比，能培养学生恰当而得体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2、情景教学模式。在高职高专的英语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必须加强对他们跨文化交际的意识的培养，以不断提高他们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并培养用英语思维的能力。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往往难以摆脱母语的干扰。所以，在课堂上，教师应通过组织一些以学生为主体的、创造模拟情景的练习活动，如pairwork、roleplay、group discussion、presentation等，一方面能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提供了口头训练的机会。此外，通过创造模拟情景，还能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并掌握如何用英语打电话、看病、购物等语言技能。实践证明，这种情景教学不仅使学生对所学内容记忆深刻，而且一旦在生活中碰到类似的语境，他们还能从容自如。
(四)通过多种课外活动对学生进行跨文化教育
篇7
关键词：明清；基督教；传教；文化交流
利玛窦是明清之际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人，四方人士无不知者。利玛窦为16世纪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他通晓历数、天道、数学、医学、能绘制世界地图，制作天文仪器，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他华言华服、以西儒自称，[1]利玛窦于1583年9月10日由澳门前往中国的第一站肇庆，其间整整为时6年。并于1585年11月24日在肇庆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座天主教教堂仙花寺。[2]1589-1595年持续6年的时间，利玛窦基本上是在韶州度过的。利玛窦通过语言和文化的了解逐步加深了对中国文明的理解，自1583年至1601年历经了漫长的将近19年的时间，利玛窦来到肇庆至1601年他成功进入北京城。他前后在中国活动长达28年之久，1610年5月11日去世，终年58岁。[3]他对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民都充满了友好感情。
利玛窦何以能够在明朝政府闭关自守的日子里，在中国站稳脚跟并得到当时统治者和士大夫以及学者的信赖？要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利玛窦在中国活动的特点谈起。
首先，利玛窦虽然以传教为主要目的，但他能够顺应中国的礼俗，利玛窦吸取了其他传教士来华传教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走“适应”的道路，积极与中国儒学相结合。就如范礼安所言，要想在中国传教，“最要之条件，首重熟悉华语”。 [4]传教士们认为：“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学习中国语言，像人们所称呼的那样，学习这种语言的官话，即在全国通行的特殊语。”[5]更为重要的是，利玛窦为了能够长期在中国发展，他将儒学应用于天主教，并对天主教的教义进行改良。
其次，利玛窦传教的同时，注意宣扬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进入万历年间以后，内忧外患更加严重，明朝政府日益衰落。一批有识之士挺身而出，他们主张发展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学说。而利玛窦的一系列活动正迎合了当时的需要，利玛窦来到中国，不仅带来了基督教教义，还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期间一些先进成果。与此同时，中国的哲学、历史、音乐、美术、医药等学科的先进成果也传播到了西方，以致出现了“西学热” 和“中国热”的局面，规模巨大，影响深远。
再次，利玛窦在中国期间，广泛结交各阶层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他以“西来儒者”的身份与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密切交往，并逐步跻身上流社会。在北京更是“交流益广，著述益多，进与名公论学，旁及度数。”[6]每当认识一些新朋友时，利玛窦都会赠予他们一些西方的地图、西洋琴、自鸣钟，并向他们推销天主像、天主圣经、小十字架等。[7]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有利于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及生活。恰恰因为利玛窦适应了当时中国的国情并与士大夫交好，因而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获得了统治者的信任。
毋庸置疑，明清之际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目的是传教，但他们所传播的西方宗教思想和科学技术对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却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西学传入，使明末清初被程朱理学所笼罩的沉闷的思想界如沐春风。
对封建制度统治下的知识阶层而言，起到了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汲取新知识的作用。[8]人们期盼逃脱长期以来的束缚，进行新的探索。与此同时，天主教教义中所宣扬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天赋人权、博爱等思想，也容易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而利玛窦所带来的关于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的著作更是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
其次，就宗教而言，明清之际对于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一切，士大夫阶层中始终存在矛盾冲突的两派，最典型的两派是：一派是肯定“天学”者，一派为反对“天学”者。以徐光启为代表的较为进步的士大夫认为西方传教士所传来的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是值得推崇的。另一派，则是以鳌拜、杨光先为代表的顽固派，他们固守传统封建正统思想，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并声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9]
再次，利玛窦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传教，他在寻找天主教与儒学契合点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耶稣会士加莱格尔在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做英译本序言中说，利玛窦把孔夫子介绍到欧洲，把哥白尼和欧几里德介绍到中国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显示了一种新的文化交流局面。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活跃时期。
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承认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核心人物，他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文明使者，他的传教活动独具特点。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但中西方文化始终不能完全融合，而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东方大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更不可能被其所同化，无可厚非，无论哪种外来文化都无法操纵另一种文化。而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都必须有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各国文化相互吸收，取长补短，跨文化交流才是时代的主旋律。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多样化发展日益被提上日程，而广泛的异域民族文化交流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迫切需要，“”才是王道。
历史证明，那种自我封闭、墨守成规、孤芳自赏、以大国自居的态度无疑是异域民族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最终必然走向死胡同。因此，我们必须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待异域民族的文化，既要学习它民族的优秀文化，又要传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个性，最终实现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林有能，吴志良，黎玉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M].又见旁乃明《晚明所见利玛窦名称称号琐谈》[M].香港：香港出版社， 2012：97.
[2]林有能，吴志良，黎玉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M].又见伍穗生：《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175.
[3]林有能，吴志良，黎玉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M].又见曾峥 孙宇峰：《数学文化传播的利玛窦模式及其影响[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136.
[4][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 1995：21.
[5][意]利玛窦 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43.
[6]张星R.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 [M].北京：中华书局，2003：482.
[7]朱亚非.融合，会通与传播―论利玛窦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244.
[8]朱亚非.融合，会通与传播―论利玛窦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249.
篇8
历史上，中国大运河是一条中外文化交流的走廊。在这条走廊里，交流是双向的：早期，主要是中国文化输出；后半期，则是外国先进文化输入。
大运河的输出
在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1254-1324）描述了他看到的长江以北运河：忽必烈已经开通了从瓜洲到大都的水路。这条水路是一条宽而深的航道，把江河、湖泊连接起来。《游记》还记录了他在山东一带看到的运河城市如临清、济南和东平等地的情况。
近代西方人进入中国、并对中国逐渐产生影响，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明代。这个节点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关。史学家一般把哥伦布1492年第一次航海当作中世纪和现代的转捩点。此后，西北欧沿海强国通过战争、掠夺、贸易、传教、建立殖民地等方式逐渐向外扩张。至19世纪，欧洲在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迅猛发展。而明清时期的中国早已繁华，举世闻名，引发了西方人的关注，当时外国人来中国，首先接触的往往就是大运河。前往北京的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大运河沿线的水利工程、城镇乡村和风土民情，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作品中的观察与描述无疑有助于西方加深对中国的认识。
1488年，朝鲜人崔溥（1454-1504）在海上遭遇风浪，漂流14天后在宁波附近获救登岸。之后，他沿浙东运河、京杭运河前往北京，历时44天，成为明代走完大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他用中文写下的《飘海录》成为弥足珍贵的大运河史料。
日本僧人策彦周良（1501-1579）于1539年和1547年作为日本遣明使副使和正使来中国，在中国逗留5年多，多次沿大运河南来北往。他将两次来华经历写成《初渡集》《再渡集》。这两本记事性诗文集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献。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在明万历年间来中国。他从南京出发沿运河前往北京，沿途经过许多大运河城市。对明代运河漕运的有关情况，他甚感兴趣，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做了详细记载。
除了利玛窦之外，明清时期有不少来中国的传教士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书，在欧洲出版，其中不乏关于大运河的详细描述。这一时期还有不少中国传统典籍经翻译而介绍到欧洲。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1815-1897），是牛津大学第一位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他不仅翻译中国典籍，还著书立说，系统论述孔子、孟子以及中国的文学和宗教。在牛津任职之前，他于1873年4月从上海出发，坐船经大运河访问北京，回程时去了泰山和曲阜，之后经大运河返回上海。他对中国文化的译介，可以听到大运河的水声。
但外国人对大运河的描述，并非仅限于见闻。他们目的性很强，颇有系统性，撰写专门报告，研究大运河，研究大运河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英国学者吉恩斯在1890年在伦敦出版《世界各国的水道和水运》中提到中国的大运河，认为“就许多方面来说，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大运河。它也是所有其他运河中，我们了解最少的。”1895年出版的《时代世界地图集》中载有中国大运河的地图。1912年10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F.H.金的学术论文，题目是《中国的运河，人类的奇迹》，该文对江南运河地区河网密布做了详细的记录。1917年在伦敦出版的《百科全书，中国》有关于大运河的词条。
大运河的接纳
通过大运河，西方对中国有所了解。而现代西方文化最早进入中国，所谓西风东渐，正是沿着大运河而播扬。
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577-1628）在利玛窦逝世后不久抵达北京，并发现了利玛窦的札记。明万历四十年（1612），金尼阁返回欧洲，他身着中式服装出入于各国公共场合，以感人肺腑的演讲宣传利玛窦和其他在华传教士们的功绩，并着手整理翻译《利玛窦中国札记》。该札记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掀起了欧洲的“中国热”。当时，大批欧洲年轻传教士申请赴华，德国人汤若望（1592—1666）即是其中的一位。汤若望历经明清两代，为西学东渐做出重大贡献。1618年，金尼阁离开里斯本第二次来华时，携带在欧洲各国募集的7000册图书和仪器，从杭州沿大运河抵达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外国图书馆。金尼阁本人估计书籍和仪器在离开欧洲时价值1万金币。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联络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金尼阁二度来华后，先在南方进行传教和译著工作，较长时间住在杭州，并以杭州为中心沿大运河到嘉定等地活动。1628年，金尼阁在杭州去世，把“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大部分书籍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残存的数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的科学典籍。
之后，外国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浙北的运河城市早已成为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基地和大本营。嘉兴的文生修道院西临大运河，1902年建成之后到1908年，它是天主教中国遣使会的唯一总修院。嘉兴的天主教堂在1930年建成，号称中国第一、远东第三大教堂。文生修道院和天主教堂均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1876-1962），出生在杭州。父母均是美国南长老会在杭州的传教士。南长老会海外传教的第一个基地是杭州，以后沿大运河逐步向嘉兴、苏州、江阴、南京等地扩展。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国结束学业，回到杭州开始传教，他的传教足迹正是沿大运河迤逦北去。
19世纪后半期起，大运河沿岸城市建立了相当数量的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最直接的贡献就是把现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国。经过多年经营，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13所教会大学和几十所教会中学为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为教育和社会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这些学校中相当一部分位于大运河沿线的城市或者与运河关系甚为密切的城市。
教会大学各校名师云集，各有自己的个性和特殊专业，办学有声有色，学生才俊辈出。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和新闻系，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在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中的大部分都是毕业于东吴大学。医科更是教会大学的强项，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以及齐鲁大学的医科，为中国培养了最优秀的医学人才。
1901年，清政府废除漕运，大运河似乎失去了历史作用，但因为依靠大运河为广阔腹地而有机会迅速成为中国最大港口和最繁华城市的上海，中外文化交流在20世纪结出硕果。
很多人惊异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浙一带大量涌现文人政客这一现象，细究起来，却不难看出大运河的作用。正是大运河使得整个地区经济繁荣，积聚起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而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得以在各个层面广泛深入进行，人才辈出是理所当然的。
（除署名外，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Grand Canal：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By Wei Daguo
Historicall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served as a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The exchanges were mutual： in the early centuries， Chinese culture went out to the outside world； largely in the Ming （1368-1644） and the Qing （1644-1911） dynasties， foreign cultures began to come in.
Prosperity of the Grand Canal
One of the earliest description of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was made by Marco Polo （1254-1324）， who traveled across China for years. He mentioned the Grand Canal that connected the Yangtze River and Dadu， the present day Beijing， the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 （1279-1368）. There are detailed descriptions in the travelogue about the canal towns in Shandong Province.
It was in the Ming Dynasty that westerners began to flood into China on a large scale. Their arrival in China followed Columbus’ epoch-making travel. Afterwards， the west expanded outward through wars， trade， religious missions， colonialism， profits through looting. By the 19th century， Europe played a big role in the world. Europeans came to China， allured by the legendary wealth of China. During these centuries， foreign diplomatic envoys， missionaries， and travelers usually traveled on the Canal to reach Beijing. They were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size and the grandeur of the Grand Canal. Their reports deepened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country in the orient.
The Italian missionary Matteo Ricci （1552–1610） came to China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anli of the M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from Nanjing to Beijing and chronicled his canal tour in detail in his book. In addition to Matteo Ricci， other missionaries also wrote books and introduced their China experiences to Europe. Some missionaries even provided Europeans wit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James Legge （1815-1897）， a noted Scottish sinologist and missionary in Malacca and Hong Kong for 33 years and first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Oxford University for 21 years. He translated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and wrote books on Confucius and Mencius as well 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Before he took office at Oxford， he started in April 1873 in Shanghai to visit Beij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On his way back， he visited Mount Tai and Confucius Temple. Then he traveled on the Canal again on his way back to Shanghai.
By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had become a constant subject in encyclopedias， map atlases， and academic books published in the west.
Western Culture Came In
While information on the Grand Canal went abroad， westerners brought western culture into China. In China scholars describes the phenomenon through the Ming，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years in words “Western Winds Blow into East.” The Grand Canal played a big role in this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 arrived in Beijing shortly after Matteo Ricci passed away. A French missionary and sinologist， he was an influential westerner in China. He toured China before going back to Europe to report to the Pope on missionary affairs in China. In 1612， he returned to Europe. He traveled across Europe， publicizing the work of the Jesuit missions in China and raising funds. He appeared in public dressed in the Confucian gown. It was during his European tour that he edited and translated Matteo Ricci’s China Journal. The work was published in Augsburg in 1616 and later it was translated into many European languages and widely read. Twenty-two young missionaries followed him back to China.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was one of the 22 missionaries. He served the emperor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Dynasty.
Nicolas Trigault brought 7，000 books and instruments to China and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all the way from Hangzhou to Beijing. He set up the first foreign library in China. He planned to translate the books into Chinese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group of elite Chinese scholars. He died in Hangzhou in 1628 and he was buried in Hangzhou. His translation project aborted and most of the books dissipated. In 1938， hundreds of books were found in a library of a Catholic church in Beijing. These books were part of the 7，000 books Trigault had brought to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in the mid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flooded into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canal cities and towns in northern Zhejiang were home to headquarters of some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China. St. Vincent de Paul Seminary， a Catholic abbey in Jiaxing， served as the only seminary for all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from 1902 to 1908. The Catholic Church in Jiaxing， built in 1930， was the largest church in China and the third largest in Far East at that time. The two sanctuaries are now cultural relic units under provincial protection.
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later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China from 1946 to 1949. Born in Hangzhou in 1876， he was son of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parents based in Hangzhou and reached out to believers around Hangzhou and areas along the Grand Canal north of Hangzhou. John Leighton Stuart grew up on Hangzhou and spoke the local dialect. After he finished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came back to Hangzhou and started missionary work in 1905. His constituents were residents in canal towns and villages.
篇9
1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背景及现状
丝绸之路是世界最早开通的连接亚、欧、非3大洲的交通大动脉，也是一条最古老、最辉煌的人类“文化大运河”。但正式命名其为“丝绸之路”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德国历史地理学家RICH-THOFENFVR［1］首次提出，他将古代中国从长安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陆上交通网络称为“丝绸之路”(即德语“dieSeidenstrasse”)，其著作被译成英文版本后，“丝绸之路”(TheSilkRoad)这一代称被广泛使用。“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最早由国学大师饶宗颐［2］提及。
在汉语中，“丝绸”一词是“由含蚕丝纤维织成的纺织品的总称”，而英文中的“silk”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囊括了“蚕丝纤维”“丝线”“丝绸面料”及最后的“蚕丝面料制成品”。作为商品或者流通货币的“silk”(丝绸纺织品)，在经由海、陆丝绸之路的运输、交换、行销之后，大多会被进一步加工处理，最终成为穿在人身上的服饰，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们从物质流通到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广义的“服饰”意指装扮身体所用具体可见物品的总称，包含穿衣服、佩戴饰品、美容化妆等。丝路沿线各国的服饰艺术交流，不仅是简单的物质交换和艺术借鉴，其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动因，体现出一定区域族群内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集中了科技、文化、艺术、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将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史置于丝绸之路视域下进行观察，可以清晰发现:正是由于丝路沿线各国在历史上频繁密切的服饰文化交流互动，促使中国服饰文化在传承、发展、演化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吸收大量优秀的异质文化因子，使中国服饰在形制、款式、面料、纹样等方面都呈现了不同以往的新面貌。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服饰艺术交流”是丝路研究和中国服装史论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课题。
由于以往诸多条件的限制，中国服装史多注重对本土服装的断代研究、民族区域性研究和个案分析，普遍缺乏国际化的视野和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体系。自“TheSilkRoad”的概念提出以来，世界范围内关于“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已成显学，国内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尤其自2013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等建设战略构想提出以来，国内外社会对于丝绸之路的关注度直线攀升，学界也迎来了丝路文化艺术研究的新机遇与新热潮。
笔者检索了中国知网有关论文篇目(截至2018年9月10日):共有丝绸之路各类综合研究成果论文信息24781条(1972—2018);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成果2107条(1985—2018);丝绸之路交流研究成果518条;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成果193条(1981—2018，1981年前未见);丝绸之路纺织研究成果81条(1997—2018);丝绸之路艺术交流研究成果10条(1997—2018);而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相关研究成果仅有5条(2011—2018)。尽管以上统计存在一定误差，但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目前关于丝绸之路的各类研究成果虽多，而针对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专门研究尚未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广泛重视。
2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丝绸之路相关研究成果中提及“服饰”和“文化艺术交流”的内容可知，自20世纪以来中外学界有关丝绸之路服饰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个两个阶段。1)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的铺垫阶段，其又可细分为两个时期:①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一时期主要是完成对丝绸之路概论性、整体性的研究，其特点是较为全面但深度有限，而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成果鲜有发表;②20世纪60—80年代，这一时期的丝路研究向着纵深方向拓展，出现了更多断代史类研究和专题、案例研究成果，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发表量开始持续上升，服饰的国际化交流研究开始被学界注意，比较性研究类的成果开始陆续出现。2)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的崛起阶段，其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近30年，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相关基础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迎来了全新的学术契机，研究成果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2．1早期丝路历史研究成果中有关服饰和对外交流的部分
100多年以来，中国、德国、法国、瑞典、日本、俄国、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家的专家学者陆续对丝绸之路进行研究，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切入，共同拓展着丝路研究的国际视野。早期有关丝绸之路或者中外文化交流、文化比较的研究论著中，一些学者对丝绸之路的服饰给予了篇幅不等的关注，为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文化交流进行了铺垫。
自1877年RICHTHOFENFV提出“丝绸之路”以后，西方掀起了一股发掘中亚腹地地理历史的探险热。RICHTHOFENFV的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先对“丝绸之路”沿途诸国，特别是对中国新疆、西藏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并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著作《丝绸之路》。英国籍匈牙利探险家、地理历史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自19世纪末开始，先后在印度、克什米尔、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及中国新疆、甘肃等进行了4次考古探险考察，重点研究了丝绸之路葱岭古道一线，出版的《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图记》等详细记述了他的探险考察研究成果，其中《西域考古图记》［3］第22章翻译了斯坦因发现藏经洞绘画、刺绣、织物等的详细记录;第24章记录了千佛洞的织物。法国的东方学家保罗·伯希和，于1906年开始前往新疆喀什、图木舒克、阿库尔、克孜尔等地对佛寺和石窟进行考古发掘，其间发现了大批健陀罗艺术品及古梵文、龟兹文写本;1908年掠走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珍贵绘画3000多卷，还有大量纺织刺绣艺术品，拍摄了数千卷文献照片。保罗·伯希和一生著作等身，所出版的《马可·波罗行记注》《伯希和考古文献》等，即便是对当下学者开展古丝绸之路服饰文化交流研究仍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1975年，日本学者加藤九祚和前岛信次联合编写了《丝绸之路事典》，是亚洲学术史上较早的丝路研究著作。此后的中国学界也陆续出版了多部丝绸之路古代资料汇编类文献，例如张星烺［4］集中梳理了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中外史籍中涉及中国与欧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地往来互动的珍贵文献史料，并对其中部分地名和史实加以详述考释，书里汇集了诸多介绍域外国度服饰风土人情的史料。此外，吴丰培编纂的《丝绸之路资料汇钞》、牟实库主编的《丝绸之路文献叙录》等，均收录了与服饰相关的资料。
早期“丝绸之路与对外交流”的专题研究成果中，也有很多对研究丝路服饰文化交流具有极大参考价值的信息。向达［5］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概述中国与欧洲各国的交通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6］编辑出版的图集有详细的文物介绍，图版质量较好;冯作民［7］对罗马与东方进行纺织服饰贸易交流的详情进行了介绍;日本学者书上诚之助［8］对日本古典服用狩狮纹的丝路源流展开详述考证;沈光耀［9］在著作中介绍了丝绸之路海上与陆地贸易线路的形成及变迁，分析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贸易国的经贸关系，对于了解丝路贸易历史背景有重要意义;常任侠［10］介绍了香料和装饰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史。此外，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编写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缪良云的《中国历代丝绸纹样》等，均有论述中外服饰交流背景、轨迹及艺术表现的内容。另外，还有许多零星发表的学术论文，如日本学者高桥健自的《古代遗物所见大陆文化的输入》、陈竺同的《汉魏以来异域色料输入考》、李均祥的《中日羽衣传说之比较》等，对体现丝路服饰文化交流的案例进行了论证分析。
1987年以前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陆上丝绸之路范畴。1987年为了强调中西相遇时所产生的复杂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进行国际性的全面研究，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激发了全世界对丝绸之路的兴趣，也标志着丝路研究进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随即出版了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如彭德清［11］、庄为玑等［12］、姜培玉［13］、吴家诗［14］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15］、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6］等学者和单位出版的专著，对古代丝绸之路中外服饰交流的海上传播路径及情况展开概述性、整体性的研究。
2．2近30年来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研究成果
中国服饰文化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其所体现的文化对外交流、设计创新等都与中国本土文化软实力建设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近30年来，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点。
2．2．1通论性研究。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建设推动了中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且无论从内涵还是从外延上都远超其本意。近30年来，学界有许多关于丝绸之路的通论性研究，其中有一些涉及到服饰文化的部分。
《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梳理了丝绸之路公路交通网道的历史文献记述，以及各个时期交通与经济的因果、主从关系的变化情况，对研究服饰文化交流的地理路径提供参考［17］。李明伟［18］从丝路贸易史的角度展示了先秦、两汉至明清时期中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向和多向交流的相关史实，为研究丝绸之路的纺织服饰商贸活动以及由参与这些活动的外国商人所带来的异域服饰文明提供了直观素材。
还有一些中外学者在其专著中介绍了部分丝路沿线服饰史料的相关历史记载情况。例如:杨蕤［19］以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为研究对象，统计了中外历史文献所载中国五代、宋、辽时期诸蕃的朝贡情况和朝廷的回赐情况，对唐、五代、宋时期丝路所贡物品及外来物种进行统计及对照分析，其中涉及大量服饰品;薛爱华［20］引据古代汉文典籍，列举了唐代舶来服装及纺织材料、用以制作服饰品的宝石和金属、丝绸染料和化妆颜彩。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不同于概念假设和逻辑推演的纯理论研究，它是以具体服饰品对象为物质依托，建立在多方、多样、多层次交互的外延之上，从研究方法到学术视域都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对此，刘瑜［21］指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宜分作3个层次进行推进:①从服饰的物质性角度出发，考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具体的服饰款式、造型、设计、工艺等特点;②研究人与服饰共同构成的服饰穿着体系，包括人穿戴、搭配服饰的方式，以及服饰对人体的表现和规训等;③从服饰的社会性角度出发，着重研究各种体现服饰艺术交融的服饰现象与政治、经济、宗教、环境、生产力、艺术审美等社会因素的相关性。
这些通论性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出丝路沿线的异质服饰文化之间具有相互理解、吸纳、互鉴、衍生及创造发展的可能性。开展丝路服饰文化交流的系统性研究，旨在探求丝绸之路视域下，服饰装扮这一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行为方式，如何通过这条古代世界东西方之间最为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在不同的地域、民族、宗教等条件下相互交流和影响;及“服饰”这一具体艺术形式在丝绸之路所涉的民族、国家、地域之间的异同和关联。
2．2．2专题性研究。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的交流融合具有多向性和流动性。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服饰交流通过款式互仿、纹样互鉴、工艺互促、文化互融，互通有无，生成了一系列缤纷且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一些学者对体现在服饰上的综合艺术表达形式进行了专题性研究。
丝绸之路敦煌服饰艺术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是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研究的分支。笔者在中国知网中检索“敦煌服饰”，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多达405条。西北边陲的敦煌莫高窟，地处中原王朝与西域少数民族政权的中间地带，自古就是丝路上重要的商品贸易和文化集散地，历史上此地居民和往来人员的国别及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敦煌本地服饰艺术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十分明显。
敦煌莫高窟拥有从北朝至宋元时期的壁画、文书、帛画等文化珍宝，其中包含着丰富而珍贵的服饰图像和文字史料。卢秀文等［22-23］对敦煌壁画中体现文化交流的服饰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郑炳林等［24］从少数民族服饰角度对敦煌地区的少数民族、统治过敦煌的少数民族和在敦煌营建过石窟的少数民族的服饰形象进行了专题研究，所整理的服饰图像及资料主要涉及匈奴、吐蕃、回鹘、鲜卑、党项、蒙古6个少数民族。2016年敦煌研究院出版了总计26卷的《敦煌石窟艺术全集》，其中第23卷“服饰画卷”按照供养人服饰、世俗人服饰、佛国人物服饰3大类，对敦煌石窟的服饰图像进行了整理和研究［25］;同类书籍还有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谭禅雪编著的《中世纪服饰》。
7—14世纪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之一。唐朝与海外有官方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70余个，与宋元帝国有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针对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中外服饰文化交融的专题研究热点较多。7—8世纪，是中国唐代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最为兴盛的时期，异域风潮推动了中原服饰审美及款式结构等的变革，引领了当时的服饰风潮。针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王若诗［26］从《全唐诗》的角度切入，通过研读唐诗中对当时服饰的描述，分析了唐代在丝绸之路影响下发生的诸如胡服盛行、时世装对胡服元素的吸收、异域舞蹈服饰的流行及民间服饰潮流变迁、新服装材料的引入等服饰新变。马勒JG［27］在其著作中较为充分地利用了世界各地发现的具有所谓西方人(胡人)特征的唐代塑像，并结合绘画以及文献记载，对塑像的类型、特征、年代、族属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涵盖了大量胡人服饰信息，对于研究唐时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及当时胡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服饰形象有较高参考价值。
10—14世纪，宋元服饰对胡服元素进一步加以改造，建立起中原服饰体系的新样式。张飚雪［28］认为胡服元素在宋代已经逐渐融入了宋人汉族服饰文化之中，部分胡服元素还成为朝廷官服的组成部分或者融入官服服饰设计之中;宋代服饰之中的上领、靴鞋、幞头、銙带均为经过宋人吸收创新之后形成的汉化胡服。李咏［29］针对民族文化交流对宋代服饰演变产生的影响及相关的知识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13—14世纪朝鲜半岛高丽时期与蒙元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金文淑［30］论述了高丽时期服装中的蒙元元素，讨论了这些服装在款式和称谓上对当今韩国常服的影响。位于伏尔加、顿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区的游牧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13—14世纪中叶的服饰和丝织品，兹维思达纳·道蒂［31］对这一地区出土的服饰品、纺织品进行了组织结构分析，发现所出土的织物运用了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认为其代表了蒙古时期较高级的丝织工艺水平。
当某种服饰符号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时，其会逐渐升级成一种社会服饰现象，而每一种服饰现象又可以被分解为具体实物、行为表现。学界对丝路沿线所出现的服饰现象也有很多专题性研究成果，如对希腊化时期丝路服饰流行“希腊风”现象的专题研究。几个世纪以来，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不断受到希腊风格东传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独特希腊风艺术，并在纺织服饰品、壁画和造像雕像方面都有体现。艺术史家称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托勒密王朝为“希腊化时期”，也是马其顿希腊文明的“东方化”时期。这一时期希腊艺术文明沿着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在北非和西亚广泛传播。李京泽［32］指出，“亚历山大的东征开启了‘希腊化’时代，为古波斯与古希腊百年来的缠斗划上句号，但却是东西方文明下一轮更强烈的碰撞与交流的开始”。王蕴锦［33］对阿富汗希伯尔罕“黄金之丘”(Tillyayepe)出土的一系列服饰配件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属于希腊化晚期，所出土的日月星辰金垂饰、龙形飞翼双马神守护国王金垂饰、格里芬混合中国狮虎造型的金扣饰等黄金饰品体现了中国、波斯、西亚、中亚草原等的多元艺术要素，显示了当时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技术手段和审美，并反映出深层次的传统民族文化信仰之间的交流。
被希腊化的西亚人给印度西北部一小块边界地区带来了希腊式佛教艺术，在犍陀罗地区许多服饰都留存有模仿希腊罗马式样的痕迹。希腊文化随犍陀罗艺术继续向东传播，最远一直传播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城邦诸国，且在同时期的中国佛教壁画、雕塑中也有体现。早在19世纪末，西方探险家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就发现了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希腊风格壁画和艺术品。陈晓露［34］、赵艳［35］、满盈盈［36］等对“丝绸之路佛教服饰的希腊化”这一专题展开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证。
17—18世纪欧洲服饰流行“中国风”的现象，当时的欧洲服饰艺术表达呈现出对于中国文化极大的好奇和向往。修·昂纳［37］针对这一现象考察了从中世纪至18世纪西方艺术家和工匠对东方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表达方式。王洪斌［38］从全球史视角出发，以东方奢侈品为代表的物质文化“西进”现象为切入点，对东方文明在英国文明转型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王洪斌认为来自东方的丝绸等奢侈品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运输进入英国市场，逐渐为英国人所接受，改变了英国人的服饰观念，由此掀起的“中国热”对英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纺织和服装制造等行业。IMPEYO［39］认为“中国风产生于欧洲人对东方的幻想，对相关物品的收藏始于好奇心，后来才逐渐转变为对美的关注”。迈克尔·苏利文［40］指出:“对18世纪欧洲艺术品味的研究已经表明，当时欧洲人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要深刻得多。”袁宣萍［41］对这一服饰现象以及体现当时中国风与巴洛克、洛可可服饰纹样设计相融合的典型实例进行了分析，指出欧洲人利用中国元素进行服饰表面装饰以追求异国情调的表达，但缺乏对这些元素的深层研究。
透过对这些专题研究成果的深入考察，能够深切感受到丝路服饰艺术互联互通、和而不同的文化共生精神。
2．2．3案例性研究。除了上述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研究是从服饰品的物质性角度切入，结合文献记载与新的考古发现，考察并分析某一具体服饰品上所体现的丝路文化互动。
韩香［42］以波斯锦与锁子甲为例，指出这两样物品均产自西亚波斯一带，是随着中西交通丝绸之路的展开，传播并且影响到内地的服饰文化。陈习刚［43］以唐代胡腾舞者“葡萄长带”的服饰装扮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葡萄长带”的丝路源流及与宗教间的关系等。赵胤宰［44］通过高句丽的“鸟羽冠”捕捉其与丝绸之路的交流信息。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冠饰材料在沿着丝绸之路的古代遗迹中多有发现，赵胤宰认为高句丽的“鸟羽冠”为研究服饰史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线索，“鸟羽冠”作为证明当时朝鲜半岛和丝绸之路之间联系的证据，透过它可以了解到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和古代朝鲜半岛之间的交流情况。茅惠伟等［45］针对丝路沿线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多次出现的百衲织物进行研究，采用文献结合实物的方法，从形制与类别、材质与技艺、起源与蕴意、流变与兼容4个方面，对丝路沿线考古出土、民间使用、文献记载和博物馆收藏的各种百衲织物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百衲织物很可能是在东西方各自独立的文化体系下产生的，但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和文化交流的深入，丝路沿线各文明有了复杂联系，各自独立的百纳织物共同朝着形式美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丝路织物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米·海勒［46］通过对拉萨大昭寺藏银瓶上的人物服饰、纹样以及工艺进行探讨，认为其是吐蕃王朝时期(但在松赞干布统治期之后)藏族艺术家融合西亚、中亚及唐朝的多种艺术风格而制作的杰出作品。
这些服饰品案例看似细小琐碎、零星四散、相互独立，但若将其置于丝绸之路文化视域下进行考察，就能够发现其产生、流行与演变都有着内在的关联。这些已发表的案例性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验性探索，提供了多种可以借鉴的研究路径和论证体例，为进一步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打开了新的视野。
3以往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从国内外已发表的服装史论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于“丝绸之路”上“silk”的关注更多集中在“蚕丝原材料”和“丝绸纺织品”上，而对“丝绸服饰品”的关注度则相对较弱，基础研究呈现出“重纺织、轻服饰”的现象;同时，较之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于陆上丝路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成果远超海上丝绸之路，系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与服饰文化交流”的学术成果鲜见，基础研究总体上呈现出“重陆丝、轻海丝”的现象。
如文中第2节所述，目前国内外学界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散点出现，或者穿插在其他学科研究论著的间隙被提及、带过。这些成果为开展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深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和理论支持，但迄今为止，尚缺少图文并茂、逻辑严谨、学理性强的丝绸之路服装史论综合研究体例，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这一研究领域中比较系统化的服装史专著暂付阙如。丝路沿线许多国家可以用于服饰研究的出土和传世的服饰实物、雕塑、典籍、古代绘画等珍贵资料还没有被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许多独具丝路特色的服饰文化交流路径和交融历程等尚且眉目不清，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梳理和完善。
近年来，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已经上升为中国社科类新一轮的学术研究热点，这一领域未来或将形成新型交叉学科———“丝绸之路艺术学”。而中国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起始和途经国和现代世界范围内“一带一路”框架体系建设的发起国，有望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并开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学研究新领域。
立足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未来学界对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研究有往更纵深方向拓展的趋势。例如以图文互鉴的方式重新发现历史信息间的有机联系并对其进行服装学学理阐释，开展以图像、图解和图示的方式补充国内外现有文字和实物资料的图志研究等。通过广泛搜集国内外相关图、文及实物资料，发掘体现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服饰艺术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各类服饰品与服饰现象并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及剖析，加强国际间相关的学术交流，逐步建立起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研究资料数据库，逐步开展按照服饰艺术门类进行的系统化比较研究，逐步勾画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历史图志。
4结语
篇10
[关键词]字幕翻译；《大侦探福尔摩斯》；翻译策略；缩略法；归化；异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大量的外国影片涌入中国，人们对原声电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对电影字幕进行翻译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影片《大侦探福尔摩斯》是根据莱昂纳尔·威格拉姆（Lionel Wigram）的同名漫画所进行改编的，故事的原型来自英国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的经典侦探系列小说。该影片于2009年12月25日首次在北美公映，在中国创造了较好的票房纪录。本文以《大侦探福尔摩斯》影片为例进行字幕翻译策略的相关探讨，众所周知，好的字幕翻译可以使整部电影增色不少，特别是对外来电影的字幕翻译既要保证原有影片所要表达的意境又要保证有良好的语言美感，从而保证了整部影片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
一、电影《大侦探福尔摩斯》简介
电影《大侦探福尔摩斯》是由导演盖·里奇于2009年拍摄而完成的，他是根据莱昂纳尔·威格拉姆的同名漫画所进行改编的，故事的原型来自英国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的经典侦探系列小说。电影的主人公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他在朋友华生的帮助下，侦破了一件连环的宗教系列杀人案，该案件甚至波及整个英国的安全，而侦探福尔摩斯也开始了他从业以来最为危险的一次冒险。
二、对英文电影的字幕翻译理论
对电影字幕进行翻译具体包括两种形式：一是语内字幕翻译（就是单纯把影片中的话语转变成文字），另一种是语际字幕翻译（将源语翻译成目的语，与屏幕同步）。字幕的翻译受时空的限制最大，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求翻译的字幕必须与人物话语、图像相一致。总而言之，必须在对源语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对原文的信息进行取舍，从而达到科学翻译字幕的目的。
三、英文电影字幕的功能及特点
1.字幕可以传递信息：英文电影的字幕所提供的文字信息能够与电影向观众传达的声音信息和视觉信息相一致。
2.在保证了电影的原声原味的基础上，仍然能够使读者清晰地明白电影中人物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3.英文电影字幕上所展现的语言信息呈递进式推进，在对电影进行翻译时必须要保证这种语言信息的递进式衔接和连贯，让观众能够简单地获取最清晰的信息。
四、英文电影字幕翻译的策略
（一） 缩减法
由于电影的字幕有限，观众从字幕上获得的信息必须与电影中的声音信息相一致，因此对电影字幕的翻译是一种受限制的翻译。在对电影字幕进行翻译时不仅仅单纯要求翻译的准确性、广泛性和通俗性，更要求字幕翻译语言富有感染力，具有艺术性和逻辑性。对电影字幕进行翻译的着重点和难点就在于是否能够翻译出最地道的语言，同时由于英文电影其本身的特点就对字幕翻译的时间和空间、音乐、语音、图像及口语上有很大的制约性，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对英文电影进行翻译时采用缩减法，必须使得翻译语言能够跟画面及声音相一致，即与电影中人物的话语完成时间一致，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字幕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必须满足观众的扫视时间。
缩减法并不是对字幕上的文字进行盲目的压缩，而是需要充分考虑相关性原则，即字幕翻译者要考虑到观众的认知力，如果在一定的时间或空间范围内观众并不能从字幕中获取的认知活动就可以在翻译的过程中删除，对相关性更强的信息进行凸显。另外，对于电影画面上的声音和图像已经能够将语境信息表达充分时可以省略语言信息或用小词、简短的词语。例如在电影《大侦探福尔摩斯》中有一些很简明的台词，下面将通过译例进行分析：
DrJohn Watson： Holmes， does your depravity know no bounds.
华生：“福尔摩斯，难道你真的要这样永久地堕落下去么？”
Sherlock Holmes： No…
福尔摩斯：“呃……”
I stood upon the sand of the sea and saw a beast rise up，having seven heads and ten horns…His feet were of a bear，his mouth was of a lion and the dragon gave him his power and his seat and great authority.
在对该段进行翻译时，只要明白源语的英文解说词的真实目的就能对字幕进行正确翻译，因为过于冗长的字幕非但观众不能理解电影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反而会心生厌倦，因此必须采用简明、通俗的语言，只需要翻译出这是一段咒语即可。
（二） 翻译的归化与异化
通常在对英文进行翻译时有两种策略：翻译的归化与异化，归化是指把外文翻译成更容易被观众接受的、自然的、透明的中文，而异化是指在翻译的译文中仍然保持着外文的情调。
1.翻译的归化
在对英文电影进行字幕翻译时，使用翻译归化的策略往往能够达到让观众易懂的目的，但当前随着国外文化的渗入，异化策略的使用较归化更为明显，但并不是说翻译归化就不重要，特别是在句子结构的翻译上，还是应该保持句子的原始结构不能变，否则翻译出来的句子不可能让观众喜欢。当对英文电影的字幕进行翻译时，应当如何处理英文中的异域文化因素，观看电影的观众的素质高低不同，并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能够看懂，大部分观众在观看影片时都是抱着娱乐的态度，因此在翻译字幕时应当担当好文化交流的中介作用，提高电影字幕语言的可接受性。从英文翻译的归化策略进行字幕翻译，能让观众更容易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电影语言的表现力。在对《大侦探福尔摩斯》进行翻译时也引用了很多中国的会话习惯，例如：
Irene： Why you are always so suspicious？
艾琳：“你为什么处处提防我？”
Sherlock Holmes： Should I answer chronologically or alphabetically？
福尔摩斯：“我们是应该正着算还是倒着算这笔账呢？”
考虑中国的对话习惯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电影与中国观众的距离，在对单词chronologically和alphabetically的翻译上就必须考虑到汉语的会话习惯，在英语中说话一般都是按字母顺序的，而在汉语中都是按照正和倒着来的，因此正确使用归化翻译策略的优点就在于更容易让观众理解和接受，更具有亲和感，但归化翻译策略也有一定的缺点就是让电影失去了原有文化的味道，不利于中西方文化的直接交流。
2.翻译的异化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进程的加快，英文字幕翻译的异化策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大侦探福尔摩斯》是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一部经典电影，影片中的语言在进行字幕翻译时很好体现了翻译异化的策略，使整部影片更具有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特别是在电影中都会体现政治、宗教及伦理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方面都是很多中国观众所不了解的，因此政治、宗教因素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雷区。如果在对英文字幕进行翻译时不能够充分考虑到这些，就会严重影响到观众观看影片的质量。例如在影片《大侦探福尔摩斯》中有这样一段台词：
DrJohn Watson： It is happening，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8： 30，the Royale. Wear a jacket.
华生：“不管你喜欢或是不喜欢这都是迟早的事。8点30分，我们在皇家酒店见，记得穿得体面点儿。”
Sherlock Holmes： You wear a jacket.
福尔摩斯：“你也穿体面点儿。”
在这里如果对英国的传统观念没有充分了解就不能很好进行字幕翻译，在英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绅士应当注意形象，穿着体面，平整的夹克和衬衫是英国人默认的绅士形象。因此，在皇家酒店吃饭，这样的翻译会让观众更容易理解。
五、影片《大侦探福尔摩斯》中所体现的翻译规范
（一）实现影片经济利益
一部影片的拍摄除了追求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外还要追求经济效益，而对影片的字幕翻译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影片的经济效益。影片《大侦探福尔摩斯》这样的片名很直观，因为很多观众对福尔摩斯侦探的大名早就如雷贯耳，观众一看到这样的影片名就会有更高的兴趣去观看此部影片，从而为影片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
（二）体现文学观念
在中国的文学观念中向来将“语言文采”视为文学的生命，因此在对英文电影字幕进行翻译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观众的文学审美习惯和电影的节奏感。在对影片《大侦探福尔摩斯》进行翻译时，既考虑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又充分地满足节奏上的和谐。例如影片《大侦探福尔摩斯》中的台词：
Sherlock Holmes： Where is the inspector？
福尔摩斯：“探长到了吗？”
Dr. John Watson： He is getting his troops lined up.
华生：“他正在筹备他的人马。”
Sherlock Holmes： That could be all day.
福尔摩斯：“那恐怕要一等，等一整天了。”
六、结语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文化交流进程的逐步加快，大量的外国影片涌入中国，同时中国观众对原声电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对英文电影进行翻译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在对影片进行翻译时应当充分考虑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怎样迎合观众的口味及怎样实现影片的经济文化功能等诸多因素，对影片实现规范化翻译。《大侦探福尔摩斯》是一部十分经典的电影，本文通过对电影《大侦探福尔摩斯》中的翻译进行分析，从而使观众能够更好地对我国的电影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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