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哲学 科学 关系

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是哲学理论，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传统的哲学理论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将其概括为，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对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并对科学具有指导作用。而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它不仅仅是哲学的一个“子问题”，更是涉及到哲学“何所是”的“元问题”。

一、“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的历史回顾

（一）古希腊时期的哲学与科学

哲学与科学的渊源关系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对于世界本质的哲学追问总是与其关于“终极实在”的科学假设交织在一起，由此，自然哲学成为了哲学与科学的共同载体。“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概念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始存在，柏拉图曾经说，“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科学一而二，二而一，初无区别。”观念中的“无区别”使得自然哲学家不能在概念层面上界分哲学与科学，因此他们也不可能把“哲学与科学之关系”作为一个“问题”加以认识。第一个例证是，“哲学”是“爱智慧”而不是“智慧”“知识”，自然也不是什么“科学”。而“形而上学”与形而下的“科学”也是有区分的。这种语义解释的说法流传很广，造成了一定的认同，然而在古希腊社会，“哲学”和“形而上学”语汇的产生是否是“哲学—科学”分化的现实反映？回答也是否定的，这是一种后天理解上的教条。其实在古希腊，独立意义的科学概念还没有生成。我们时下的描述，都是基于近代以后，科学逐渐形成独立形态，并开始能够与哲学、艺术、神话等形式之间相互审视之后的理解。

（二）近现代时期的哲学与科学

与古希腊“哲学—科学”未有分化不同，近代以来哲学思考和科学研究的分化、分离却是事实。至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在摆脱了历史的“羁绊”之后迅速勃兴。科学与哲学在形态上的彻底分化，标志着科学和哲学开始真正走向成熟。在概念上，哲学不再具有“总括性”特征，而是作为一个与“科学”相并列的范畴存在；在内容上，哲学不再无所不包，科学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康德在观念层面对哲学与科学的明确区分，是‘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化的逻辑前提。” 康德是近代以来将“哲学与科学之关系”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提出的第一人.

二、“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的研究现状分析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维纳所说：“只要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会获得对问题的正确答案。”

（一）以学术角度对“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加以分析

任何学术问题的真假都与问题自身所包含的前提预设紧密相联。“问题的明确与否、成立与否取决于问题所包含的前提预设的明确与否、成立与否。一个问题所包含的前提预设是‘对于形成一个问题来说必须事先给定的因素’；因此问题的明确与否、成立与否也就取决于这些事先给定因素的明确与否、成立与否。” 可以说，任何问题的提法本身都包含着某种或某些前提预设，或者说任何问题都是以某种或某些前提预设为前提的。而这些前提预设的成立与否无疑与问题的成立与否直接相关。

（二）以历时态角度对“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加以分析

我们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论断大抵是基于历史上它们的发展状况，但这决不仅仅为了一个所谓正确的描述而已。对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我们通过一种历时态的大致考察来发现，在历史上两种概念或是混沌未分，或是交相错综，不仅仅在对以往的描述，还是在对未来形态的期许上都有着不同的理解。

三、“哲学与科学”问题的求解方向

从前提预设的角度考察，“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至少预设了两个前提：一是就“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发问，预设了“哲学”与“科学”作为问题的两个构成因素本身具有明确性；二是就“哲学与科学之关系”发问，预设了哲学与科学之间必定存在某种关系，而发问的目的正是为了解答这种关系。

（一）“哲学”与“科学”

在以往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中，学者们并没有对“哲学”和“科学”本身的所指给予说明，似乎这里的“哲学”和“科学”是清晰明确的。事实是否如此？众所周知，“哲学”一词，源于古希腊语（philosophy），原义为“爱智慧”。虽然哲学可以算得上是一门最古老的学问，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门至今仍不成熟的学问。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经院哲学，从近代哲学再到现代哲学，哲学家们从未停止过对“哲学是什么”这一元理论问题的终极追问。在人类思想史上，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也是不断演化的。英国著名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曾经指出：“科学在全部人类历史中确已如此地改变了它的性质，以致无法下一个适合的定义”，当我们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和认识时，“科学可作为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势力之一。”

（二）“哲学与科学之关系”

其次，从“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蕴含的第二个预设看，探讨“哲学与科学之关系”。反思这个预设，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即使我们不能明确界定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科学，但毫无疑问，在不涉及应用哲学的情况下，这里的“哲学”指示的是一门学科，而“科学”却指示着一个学科群。第二，从问题史的角度看，哲学发展的现实困境是“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化的现实基础， “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从萌芽、提出直至深入，始终伴随着哲学的自我反思和历史性批判。“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不同理解，对应着对哲学的地位和性质的不同理解，也对应着哲学探索不同的方向和目标。”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2]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3]劳埃德《早期希腊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年，前言部分

[4]宋宽峰，郝娟.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问题史考察[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篇2

工业文明使科技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从巫魅到祛魅的演变。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科技理性支配下，工业文明的科技价值观、方法论乃至实践过程都追求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必然导致科技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文明视域下，应对科技理性、价值观、方法论和实践过程进行全面反思，推动科技形态的生态化转型，发展并促成一种“亲自然”的生态化科技还魅于自然。

关键词:

生态文明;科技发展;亲自然;哲学反思

大约在500年前开始的西方近代科学革命迅速地改变了人类的技术形态。在近代科技杠杆的撬动下，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开启了机器大生产的工业文明时代。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人们借助现代科技和先进工具，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人力得到了巨大的释放和提升，开始大肆开发、改造、征服，甚至是掠夺自然，相形之下，自然力退缩了。今天，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及其所衍生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威胁，近代科技与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工业文明都难辞其咎。然而，“没有科技的转向，就不可能有文明的转向”［1］。基于此，要克服环境问题，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促进科技形态的转变，即以生态化科技引领生态文明新形态。在我国，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是引导并支撑科技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了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生态化科技，需要科技发展战略的生态化转变。如何促进科技发展战略的生态化转变，则首先要探讨科技发展与自然演变的关系。

1科技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变迁

讨论科技发展与自然关系，有必要首先厘清“技术”、“科学”与“科学技术”3个概念的演变与内在关系，因为这3个概念之间既反映着科技形态的发展与演变，同时也内含着与自然的关系演变与发展。用一个简化的模式呈现3个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所反映的科技形态的演变:技术(与人类生存具有源始性关系)科学(始于希腊人开创的“理性科学”)科学－技术(工业文明时期受近代科学兴起影响，引起科学与技术一体化的形态转变)。科技形态的改变意味着人与自然交换方式的改变，最终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

1.1前工业文明时期科技与自然的关系技术从古至今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前工业文明时期，人类主要以技术作为和自然打交道的中介，借助技术，人类改变了身体受制于自然的状态，生产方式由采集渔猎过渡到农耕畜牧，发展出能够掌握较为稳定的生活资料来源、熟练栽培植物、驯化动物的农业文明，并伴随着人口增长、对自然需求的增大。由于技术的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前工业文明时期它的运用虽打破了自然原有的生态平衡，但整体上看还是局部的、可恢复的，对自然尚不能形成伤筋动骨的破坏。而科学在前工业文明时期与技术融合的程度还比较低，二者的界限也较为明显。即便在前工业文明几千年时间里，科学的形态也不断变化———从纯逻辑思辨的理性科学演化出了基于经验论的实验科学和基于唯理论的数理科学，科学却鲜有直接参与干预自然。理性科学对形而上学的执着关注反而并不重视机械技术的发展，近代数理实验科学在工业化生产到来之前多处在实验室或纸面阶段。尽管在前工业文明时期，技术和科学都没有对自然造成大范围的生态破坏，却并不代表前工业文明的技术和科学是符合生态文明的，尤其是近代科学，它的兴起为科技结合和工业文明到来做了思想和物质上的铺垫。

1.2工业文明时期科技与自然的关系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使牛顿的力学体系和热学理论得到了技术化应用，也意味着科学和技术结合的开始，成为“科学－技术”(下文简称为“科技”)，通过对自然界物质的分解、重构和再造，将科学成果不断转化为生产力，从而焕发出了帮助人类改造自然、变革自然的巨大魔力。蒸汽机在生产领域迅速而广泛地使用，使机械力开始代替了人力和畜力，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其后，近代科学武装下的科技在距今不过30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人类一步步摆脱了对自然和牲畜提供生产动力的依赖，改造自然能力空前提高，以石化燃料为动力的机器、火车、轮船将人类带入了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社会。流水线的机器生产彻底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以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就连农业生产也同样用的是工业化的生产模式。但是，工业文明发达的生产力背后是对自然资源需求的爆炸性增长，而对生产和效率的追求使自然的生态平衡被轻易忽视———大规模地攫取作为生产原料的自然资源投入工业生产，之后又将生产废料“还”给自然。近代科技帮助人类更新了文明形态，也的确丰富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内容，提升了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效率，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却也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摧残，远远超出了自然的环境承载能力。可以见得，工业文明是以牺牲生态换取的。

2工业文明:科技发展导致环境问题的哲学反思

从科技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不难看出，科技的不断发展在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形态变迁的同时，也大大影响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态度和生活习惯，从而成为构建人和自然关系的重要手段与环节。近代科技追求效率和力量，这为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支持。在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中，整个社会都把资本增值作为最高目标和行为准则，人类通过科学对自然的改造也不例外，人们已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现代科技的逻辑，被纳入了现在科技的“座架”之中，为获取更多资源满足人类的利益，从而加强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同时也对发扬这样的科学和技术予以支持，使得其获得更多的资源［2］。

2.1人类中心主义的科技理性近代哲学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彰显，成为了世界的中心和价值的唯一尺度，这也将人从自然的整体中抽离，成为宰制自然的主人;加之人类长期以来希望摆脱自然束缚的朴素愿望，必然地要求有一种服务于人类的科技理性和与之对应的科技形态。而科技发展到工业文明时期，解释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客观上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于是相互作用下衍化产生了“亲人类”的科技理性。近代科技理性奉行人类中心主义，把摆脱自然束缚、征服自然视作对人类的造福，在这种科技的理性支配下，近代科技放大了对力量和效用追求，正如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在满足人类自身利益和追求社会“进步”的旗帜下，近代科技理性对待自然的态度已从顺应变成了控制、利用和征服，探索自然的奥秘不过是为了更好地驾驭自然。

2.2科学主义的科技方法论实证科学和数理科学是近代科学的两大重要组成，机器化则是近代技术的鲜明特征。实证科学倡导经验的方法，认为了解自然需要通过观察实验，将所研究的自然物置于实验室的极端条件下进行反复刺激，以“严刑拷打”的方式逼问自然，当考察物在非自然干预下的反应以规律的方式呈现，自然的奥秘就被解开了，科学也就有了预测和控制自然的能力。数理科学的方法则是对世界进行数学化解析，通过建立了贯通几何和代数的直角坐标系，将物质和空间置于其坐标系内实现了世界的普遍数学化。同时，近代科技还推崇机械自然观，认为自然世界和人造的机器并无本质差别，世界可以像机器设备一样被拆分。近代科技的方法论即是用挤压和拆解的方法来解释和改造世界，还将其认定的研究方法扩张到了自然以外的方方面面，使得科学成了真理的代名词，科技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正确方案，凡是不能被实证的或不能用数学的方式量化分析的都是非科学的，都会遭到科学的拒斥。近代科技的独尊地位停滞了其对自身的反思，就好比缺乏制动系统的车，在反自然的歧途上越滑越远。

2.3单一维度的科技价值观近代科技把自然当作一个可计算、可拆解的对象，以不断精确的尺度对其进行解构、细分和还原，使“自然本身在新的数学的指导下被理念化了”［3］。但每一次解构也都是一次对自然去质化的过程，当自然被表述成符号化的等式、模型或是部分的加总，它的整体性、内在性等其他价值维度却被遮蔽，自然的价值被缩减为只剩下物质和材料。科技消弭了自然的神秘感，“宇宙被视为一台由死物质(至少是无声无息的物质)上演的戏剧”［4］。它打消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使人改造和掠夺自然变得更加心安理得。近代科技的价值观也充满了对自然环境的挑战，往往以人工化再造改变自然环境展示自身的强大。在效率逻辑的推波助澜下，科技的适用性和自然的生态平衡常常被忽视甚至无视，导致科技对自然的侵略和破坏也是高效率的。

2.4与自然对立的科技实践近代科技在与自然互动中将自然看作可任意摆置的持存物。“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5］932自然被科技效用化为提供满足人类需要的能源库，是被置于股掌之间的摆弄对象———“空气为着氮料的出产而被摆置，土地为着矿石而被摆置，矿石为着铀之类的材料而被摆置，铀又为着原子能而被摆置，而原子能则可以为毁灭或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释放出来。”［5］933科技的滥用也导致了人的异化。技术理性“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与所支配的客体的异化为代价的，随着精神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异化了。”［6］人被卷入科技发展进程，独立性被渐渐消解，成了科技发展特殊的能源、工具和持存物，膨胀的欲望和异化的事实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恶性循环。

3生态文明:实现生态拯救的科技发展之路

工业文明的科技割裂了人与自然的整体及内在联系，并在工业资本的推波助澜下导致一个反讽的结果:以对抗自然的方式满足人类利益，最终导致人类利益难以为继和人类文明不可持续。生态文明的要义与价值精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视域下为实现生态拯救，需要全局性、有步骤地摒弃过去一味“求力”、“逐利”的科技发展道路，战略性地引导科技发展从观念到实践进行生态化转向，寻求可持续的生态化科技发展。

3.1树立亲自然的科技理性环境危机的教训已经证明了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并不能脱离自然独立存在。自然是内在性的领域，它按照固有的规律运行。科技并非万能，它虽能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自然、把握和利用自然的规律，却也无法改造这些规律，能够改造的实际上只是自然与人的相处方式。工业文明时期追求“改造”和“征服”的科技理性已经显露出了其不可持续的局限性，实现科技生态化转型首当其冲的是要扭转这种局限。生态文明的科技理性需要在承认并尊重自然生态整体性的前提下建构，是一种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态整体主义的亲自然理性。亲自然的科技理性倡导“倾听自然，对自然保持一种虔诚的态度，认为人类的一切真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来自实验室中的自然切片，不是实验室中遭到＇拷打＇和＇拷问＇的自然。”［7］正如自然的动态平衡是依靠物种的多样性来维系，亲自然的科技理性反对近代科技对“人类中心”及科学确定性的偏执追求，更注重多元性和适应性，主动放弃挑衅性的思维而以适应性取而代之，主张适应自然的科技才是可持续的、有意义的。

3.2建构亲自然的科技方法论应该承认，借助量化、分解、实验等近代科技方法的祛魅，人类摆脱了巫魅的状态，对自然的理解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因此，虽然工业化造成的严重生态恶果印证了工业文明时期科技与生态自然的不相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因噎废食，彻底否定科技的方法和工业文明的成果，而是要在近代科技的基础上批判地探索出一种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科技方法论，“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和将科学精神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来。”［8］科技解释自然的能力越强，未知的领域也越宽，莫测的自然能给人类和科技的发展无限的启迪。亲自然的科技方法论尊重并且认可自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是以自然为敌，而是以自然为师。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繁荣是由单向度的生产———消费模式缔造的，它最终必然走向自然能源的消耗殆尽，地球也将变成大垃圾厂。而生态文明的科技以“仿生态”为方法，摒弃对生产数量的刻意追求和资源的一次利用，以效仿自然的循环模式取而代之。自然是一个系统，它不能只由单一的物种构成。生态文明的科技方法论并不自恃为唯一真理，对其他科学形态和非科学的智慧表达都能以宽容的态度吸收或欣赏，人文和自然科学在生态化科技这里不仅并不对立，而且努力促成二者的有机融合。类比生态系统需要借助物种的多样性维持其平衡，生态科技也将在多样化智慧的交流和碰撞中形成对世界愈发全面的认识。

3.3引导科技价值观还魅自然工业文明的科技价值观强调科技改造自然的效率，却不幸造成了环境的迅速恶化，欠下了大笔的“生态债”，可以说片面效率逻辑的价值观是一种短视，赢得当下，输掉未来。科技、自然和人三者并非是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而是共生共荣的。生态文明的科技价值观不否认效率，但也不忽视整体，是兼顾“数量上多”和“质量上好”的价值观，通过强调整体性的和谐稳定为科技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赢得前提。生态化的科技价值观对自然是博爱的，破除普遍科技化对自然价值的抹杀。通过培养人和科技与自然万物付诸情感的平等交流还魅与自然，是一种亲人类、也亲自然的科技观。“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9］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具有一种内在的秩序，它本就不应是人类征服剥削的对象，而是生命万物无私的孕育者和养育者，是人类情感的依托。“我们将不再只满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而会对它怀有发自内心的爱。我们将像对待自己的至爱之人一样呵护它，使它包含在我们之中，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0］生态文明的科技价值观会引导科技发展也还魅自然，回归生活世界和生活技术。

3.4引导亲自然的生态化科技实践亲自然的科技实践秉承生态化的思想，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自觉践行亲自然的科技观，进而引导科技模式朝着亲自然、生态化的方向转型。科技生态化转型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需要着眼未来、着手当下过程。科技生态转型需要循序渐进，但这并不能成为逃避现实的借口，反倒提醒人们在科技转型的过程中更需要注重科技行为的亲自然标准，将其贯彻到生产循环的始终，实现全过程的亲自然。警惕不成熟的“所谓”生态技术埋下的未来生态隐患，例如，虽然开发风能、潮汐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以减小高度依赖化石燃料带来的严重污染、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等措施确实不失为当下缓解环境危机的有效手段，但当因耗损被更换的设备不能被有效降解或人工贮藏的能源不慎泄漏，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深度和广度甚至远超工业化的生产。亲自然的生态实践也要求科技要主动作为，应主动、深入地探索能源多层次利用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转变资源的“高效利用”为“生态化利用”，最大化地实现全过程无污染的“真正生态化”。为让被人化的自然物能够回到有序的自然循环秩序中，生态化的科技实践还可更进一步地致力于对自然进行主动优化，要在“未来不欠自然生态债”目的的基础上尽可能偿还过去对自然的亏欠，如借助生物技术的治理，恢复因人类活动遭到破坏的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观，对可能影响整体平衡的局部环境主动介入优化，以达到科技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互利互惠的目的。

3.5促进亲自然的生态化科技形成当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已经被严重生态危机困扰，并且已经意识到生态危机的科技根源和生态文明本质上的优越性之后，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它而坐等生态破坏终将带来的毁灭，而更应该促进这种拥有“善性”的、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良性调和，对人的自由发展和诗意栖居起促进作用的生态化科技更快、更好地完成转型和普及。但这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毕竟工业文明的科技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为人类社会作出过卓越贡献，而生态文明的科技还处在探索的阶段，许多并不完全成熟。科技也具有社会性，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建构。从现状上看，工业化的科技对社会的影响还未散去，表现为普遍推崇技治主义的管理思维:工程师领导、科学家决策、量化管理、数据化考核等，而社会领域这种缺乏多样性的工业科技思维正是生态科技所反对的也是生态科技出场的阻碍。促进生态化科技的形成，要先让生态文明的理念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使其成为人们的信仰和自觉的行动，并在与生态科技的互动中加深对自然和人性的理解。其次还要治理好社会环境。生态科技认为追求“整体”、“适度”、“博爱”是维持生态可持续的方法，这恰也是政治、经济等社会诸领域永葆发展活力的方法。因此，推动社会的和科技的生态化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最后，生态化的科技有一定的自我隐匿性，犹如自然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时，其和谐之美却常被人忽视，只有当平衡被打破、环境问题出现以后，和谐的可贵才被人察觉。从这个角度说，生态化科技也如同一个“理念”，需要人类不断体验、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卢风．生态文明与新科技［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4):90

［2］田松．警惕科技迷信［J］．读书，2012(11):101

［3］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27

［4］查伦斯普瑞特奈克．真实之复兴［M］．张妮妮，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3－24

［5］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6］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78:24

［7］吴国盛．回归博物学［J］．博览群书，2007(3):22

［8］马尔库塞．工业社会与新左派［M］．任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8

［9］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33

篇3

1. 自然科学提供了科学化的运动员选材标准

运动员选材是否得当、是否具有很大的潜力, 对培养优秀的竞技体育运动员, 提高竞技体育水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不同的竞技体育运动项目对运动员具有的生理特点、心理特点有不同的要求, 如举重项目要求运动员身高不能太高, 腰部柔韧性好、肩关节灵活、身体协调性好等。不同的人因为生理特点的不同, 造成发展的潜力也不同, 适合练习跳水的不一定适合练习跳高, 适合跨栏的不一定适合100米, 所以运动员的选材是非常重要的。及早地对有潜力的运动员因材施教、科学培养, 既能避免优秀选手的埋没, 又能节约训练成本, 总结选材和训练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形成经验, 从而促进我国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 基因技术逐渐成熟, 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也基本完成, 该技术在竞技体育领域中运动员的选材上应用日趋广泛。由于生物学家已经从基因的角度研究出某些基因能显著影响人类的运动能力, 而且还从分子水平的角度总结出人体在长期运动的变化规律。这样, 在对运动员进行选材时, 就能提前根据科学的经验对其运动潜力进行评估, 综合评定选材运动员是否适合所从事的竞技体育运动项目, 并能够达到所从事的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的竞技水平。例如, 可以通过自然科学中的基因诊断技术, 对运动员的运动能力、运动协调性、身体柔韧性以及身体机能等进行测试分析。因此, 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让运动员的选材更加科学化、准确化、具体化。

2. 自然科学对竞技体育运动训练的影响

自然科学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技术应用于体育运动训练中来。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 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科技水平。因为当今各项竞技体育项目经过多年的发展, 竞技水平已经基本上要求运动员接近或达到生理和心理极限, 如果想要在竞技水平上有进一步的突破, 只有通过科技手段来提高训练成绩和效果。因此, 自然科学的发展是提高竞技体育成绩的必要条件, 主要通过体育运动器械的改善及高科技手段辅助训练等手段来实现。当自然科学的先进成果, 如高敏度传感器、计算机模拟技术、高速摄像机等技术在体育训练中普及和应用时, 竞技体育便进入了飞速发展期, 成绩的突破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自然科学技术使得训练更科学、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 加速了人们对如何提高竞技体育运动训练规律的认识与掌握, 这样就会一定程度地缩短运动员培养周期, 降低运动员的培养成本, 提高运动员的培养效率, 更有利于培养出高水平的优秀运动员。[]

自然科学对竞技体育运动训练的影响还表现在对运动员装备的改变上。由于竞技体育是一种高水平的竞技运动, 各运动员的运动潜力差别并不大, 运动训练的设备与方法手段也因为国际交流变得基本相同。所以运动装备科技含量的高低, 会一定程度上影响竞技体育的成绩。比如说鲨鱼皮泳装, 可以减少游泳时水的阻力;而对于田径比赛, 跑鞋的舒适度甚至是鞋钉的数量和长度、鞋钉之间的距离和分布都对竞赛成绩影响很明显。田径赛场上, 冠军和亚军之间, 差别往往是零点几秒。而这差别产生的原因, 一方面可能是运动员运动竞技水平的差别, 也可能是临场时的心理状态, 当然, 也有可能是跑鞋、服装的科技含量的高低。高科技的跑鞋, 可以更贴合运动员的脚掌与脚踝, 其合理的外形设计, 能最大程度地减小比赛中的空气阻力, 把运动员的技术特点最大化地表现出来。据资料报道, 亚洲飞人刘翔, 其所穿的跑鞋, 为NIKE公司专门为其定制的。通过科学技术手段, 运用计算机, 模拟分析了刘翔跨栏过程中的动作特点, 并结合刘翔脚部基本数据特制而成。刘翔比赛所穿跑鞋, 相比其它一般跑鞋, 质量更轻, 而且鞋子底部的鞋钉仅设计了10颗, 这样可以有效减少比赛时赛道上遇到的阻力。鞋钉位置分布和一般跑鞋差别也很大, 是根据其跨栏时脚掌落地点的习惯量身制作。由此可见, 自然科学对竞技体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于成绩的提升也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自然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竞技体育运动, 竞技体育的竞争也越来越依靠科技实力。从这个角度来看, 近几届的奥运会在运动员竞技水平处于同一水平线时, 哪个国家的选手在训练时选用的设备越好、装备越先进, 这个国家获胜的可能性就越大。

3. 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更有效地保证竞技体育的公平性

在竞技体育中,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应用在竞技比赛中, 比如高清摄像头、全自动电子计时器、全程监视器、终点摄影设备、数据传输设备等, 可以有效地减少人为因素对成绩的判定, 从而保证竞技比赛的公平性。例如, 有些运动员为了取得好成绩, 私自服用兴奋剂, 这在自然科学发展水平较低的年代, 很难被检测出。而现在, 随着兴奋剂检测技术的发展, 可以比较准确地查出参赛运动员是否服用兴奋剂, 服用何种类型的兴奋剂, 从而保证竞技比赛的公平性。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百米比赛时冠军的准确判定由于各位参赛选手实力基本相当, 时间差距并不长, 甚至只有零点零几秒, 这时仅仅凭着裁判或者观众的眼睛以及手动计时难免会出现判别的错误。自然科学的发展, 出现了终点摄像机设备和全自动电子计时设备, 这样, 就能清晰地记录终点的每一个细节, 准确判定出参赛运动员的终点名次, 从而有效地保证竞技比赛的公平性。

4. 自然科学的发展扩大了竞技体育在人类生活中的影响

众所周知, 竞技体育的比赛盛会多种多样, 这为人类的文化生活增添了色彩。其中, 最大规模的竞技体育当属法国教育家顾拜旦提倡的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现代奥运会。每届奥运会都吸引着全球的体育爱好者的关注, 自然科学的发展, 促使奥运会的吸引力越来越强。比如传播途径越来越多, 由最初的广播、报纸等媒介, 逐渐变为电视同步直播、网络同步直播。传播媒介的改变, 使观众对奥运会的进程, 由滞后性知道比赛结果发展到同步参与。而且自然科学的发展, 让交通工具变得更快速, 使得地球变得越来越小, 人们可以方便快捷地到达比赛现场, 感受运动会的激情。同时, 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互动, 让观众感觉融入到赛场。自然科学发展带来的这些变化, 都无形地扩大了竞技体育的魅力和吸引力。

二、自然科学对竞技体育的负面影响

1. 自然科学的发展扩大了兴奋剂的使用范围

自然科学的发展, 虽然对竞技体育运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随着人类的发展, 竞技体育的极限越来越难被打破, 每提高0.1秒或0.1厘米都是非常困难的。常规的训练方法对运动成绩的提高已经非常困难, 而新的训练方法和手段是需要逐渐地去摸索、去验证的, 从而才能最终形成体系与模式。这就使利用科技手段为运动成绩突破极限提供了土壤, 但如果体育比赛中过多的科技手段, 竞技体育就会逐渐丢失最初的比赛精神, 甚至可能变为科技的附庸品。[4]例如, 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 利用科学技术, 研发更难被检测出的兴奋剂, 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人体的健康, 严重破坏竞技体育的公平和公正性。

兴奋剂最初都是以快速恢复体能增强身体机能等具有伪科学功能的药品形式出现的, 而检测设备及手段的滞后性又使这类药品具有对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迷惑性。检测手段的落后必然是对这种药品研究的不确定性, 这就使药品对运动员的危害性了解甚少, 从而使运动员的过度滥用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上的损伤。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 使兴奋剂的种类和隐蔽性更多、更强了, 现有的检测手段始终处于追赶的角色。兴奋剂的服用剂量、服用周期等规避检测的服用方法也使检测的难度系数加大了, 这些都使兴奋剂对运动员的危害性达到最大。

竞技体育的宗旨与精神就是公平与公正, 是利用体育来教育人、发展人, 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兴奋剂的出现严重违反了这一思想, 严重地破坏了人类的和谐发展, 这是我们所要绝对禁止出现的。

2. 自然科学的发展使竞技体育的参与程度减少

现在的竞技体育越来越接近人体的极限, 高强度的运动训练使运动损伤出现的概率增大。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 法国教育家顾拜旦提出的现代奥林匹克的口号是更高、更快、更强, 并且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是沿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奥林匹克主义是根据《奥林匹克》的基本原则提出的关于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 是对人类社会公平公正、更高更快的美好追求。它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想要利用竞技体育来改变社会、发展人类。

竞技体育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 越来越变成金字塔的塔尖的运动, 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无法达到很高的竞技水平而失去了参与的乐趣。同时, 更高的竞技运动水平也加大了运动损伤的出现概率, 为了提高竞技水平必然会加大运动负荷, 而运动负荷大到超过了运动员的生理、心理的承受能力范围, 就会出现运动性疾病和运动性损伤。比如出现运动性高血压、运动性低血糖、运动性贫血、运动性蛋白尿, 甚至出现运动性猝死、运动性心肌梗塞等严重的后果。运动性猝死在我国这几年的有关报道很多, 最近的一起就是2015年10月24日南京大学一名大三的学生在1000米体能测试中的猝死, 可见运动性的损伤离我们并不遥远。我国学者任玉衡等对6810名优秀的运动员进行了调查, 出现运动性损伤的运动员占调查人数的59.37%。由此可见, 竞技运动员出现运动性损伤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具有高发性、多样性的特点,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体的健康, 降低了人们参与竞技体育项目的积极性。

三、自然科学促进竞技体育健康发展的对策

自然科学是一把双刃剑, 既有其积极的一面, 也有其消极的一面。所以, 我们在利用自然科学促进竞技体育健康发展的同时, 也要制定一系列的对策, 努力减小其负面影响。[]

首先, 加强竞技体育精神的宣传, 使竞技体育中的运动员、教练员、管理者等都能够深刻理解竞技体育的内涵。只有提高了这些人员的素质, 才能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体育观念, 从而在源头上发挥积极作用, 有效杜绝自然科学在竞技体育中的消极的过度使用。

其次, 组建专业的科研团队, 重视科研人才的培养, 加大科研资金的投入, 建设高水平的科研实验室, 研发出更快捷、更智能、成本更低的检测方法, 提高现有的兴奋剂检测技术和手段, 加大对使用兴奋剂的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打击力度, 从而减少兴奋剂对竞技体育整体以及运动员的损害。

最后, 加强国际合作, 根据国际主流国家对违反竞技体育处罚的法律制度, 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 加大对违反竞技体育精神的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工作人员的处罚力度。对于在竞技体育运动中违反比赛精神的各种行为, 一旦发现要查清事实、明确责任人, 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处理。

篇4

【关键词】 系统化干预护理； 血液内科； PICC； 院外

doi：10.14033/ki.cfmr.2017.16.04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7）16-0073-03

外周中心静脉置管（PICC）技术是临床用于血液恶性肿瘤化疗治疗患者的主要穿刺方法，可长期留置体内，减少患者的反复静脉穿刺的痛苦[1]。临床在PICC的推广应用中发现，PICC的穿刺成功率高且操作简单，帮助患者建立长期的静脉输液通道，但许多患者在带管出院后由于对PICC的认知程度不高，忽略了PICC侧肢体的功能锻炼及日常管道护理，导致患者PICC置管时间明显缩短甚至引发多种并发症发生，对患者的临床治疗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2]。临床有学者指出，综合干预在加强日常护理操作的基础上，针对性开展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对于提高PICC带管出院患者的自我护理意识、操作技能，延长PICC体内留置时间具有重要作用[3]。本文为探究系统化干预护理在PICC置管出院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情况，在参考国内外临床护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笔者所在医院32例PICC置管出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3月-2016年10月血液内科收治的32例PICC置管化疗患者，所有患者需带管出院，患者年龄25～82岁，平均（50.2±7.9）岁，其中男13例，女19例；淋巴瘤14例，急性白血病8例，多发性骨髓瘤7例，淋巴瘤管瘤2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1例。根据临床护理方法的不同将32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16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情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静脉注射前后进行PICC消毒处理，告知患者院外PICC的护理方式及注意事项。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系统化干预护理，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根据护理阶段的不同，⑾低郴干预护理主要分为置管前、置管中及置管后，具体如下。（1）置管前，科室加大了对护理人员PICC置管各项操作的知识和业务技能的培训，根据患者的病情针对性地制定PICC置管维护操作方案，并明确责任护士，确保护理人员明确掌握PICC护理的各项操作。置管前对患者及家属开展健康教育，告知PICC置管的目的、操作方法及优点，使患者对整个置管过程有所了解，征得患者的同意。根据患者的检查结果，了解患者的凝血功能情况，合理选择置管部位和置管血管[4]。（2）置管中，在PICC置管操作中，密切观察患者的情绪变化情况，加强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了解患者的不适症状，置管完成后引导患者进行X线检查，观察患者血管内PICC置管情况，遵医嘱进行穿刺点压迫，避免穿刺侧肢大幅度的活动[5]。（3）置管后，置管后的健康教育主要包括PICC护理及院外指导，告知患者可适当进行活动锻炼、生活注意事项及常见并发症表现情况，使患者正确了解PICC置管的护理方式，明确识别并发症表现症状，做好PICC并发症的风险防控及风险处理[5]。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患者出院3个月后，对其进行走访调查，观察两组患者的院外自我护理能力、护理依从性及护理并发症的情况。采用ESCA表评价两组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ESCA评分越高表示护理能力越强。依从性评判指标：根据PICC带管出院的临床护理目标将32例患者院外护理依从性分为完全依从、基本依从和不能依从。完全依从：患者临床治疗及院外自我护理严格遵医嘱，规范遵守各项操作标准；基本依从：患者临床治疗及院外自我护理基本遵医嘱，基本遵守各项操作标准；不能依从：临床治疗及院外自我护理不能遵医嘱，不能遵守各项操作标准。护理依从率=（完全依从+基本依从）/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数据采用统计软件SPSS 17.0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院外自我护理能力比较

观察组患者院外自我护理技能、自我护理责任感、健康知识水平、自我护理概念等各项指标的ESCA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患者依从率比较

对照组患者完全依从5例，基本依从8例，不能依从3例，完全依从率为31.25%；观察组患者完全依从11例，基本依从5例，不能依从0例，完全依从率为68.75%，观察组患者完全依从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06）。

2.3 两组患者院外护理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对照组患者出现不同程度并发症5例，发生率为31.25%，其中导管堵塞2例，导管移位1例，导管破裂1例；观察组患者出现导管堵塞并发症1例，发生率为6.25%，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64）。

3 讨论

目前，我国PICC带管出院患者在PICC自我护理上存在许多问题，其临床护理操作也受到患者文化程度、社会支持及健康认知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PICC置管院外护理依从性不高[6]。系统化干预护理作为一种新兴护理模式，根据患者的护理需求提供系统化、连续性的护理服务[7]。在PICC带管出院患者的临床护理中，根据患者置管的各阶段全程针对性地进行健康教育指导，提高患者对疾病及PICC的认知水平，并在患者院外各阶段全程追踪患者的护理情况，督促患者严格遵医嘱规范操作，有效提高患者院外自我护理能力，减少并发症的发生[8]，这与本次课题研究成果相一致。本次临床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院外自我护理技能、自我护理责任感、健康知识水平、自我护理概念的ESCA评分各项指标及护理完全依从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系统化干预护理加强了患者对疾病及护理操作的认知，加强了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交流，指导患者正视疾病，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提高治疗的配合能力，提高患者院外自我护理意识及护理依从性，对于降低并l症、提高患者生活治疗具有重要作用，有效提高临床护理质量，提高PICC使用安全性，延长体内留置使用时间，促进患者康复，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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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 骨折；创伤；深静脉血栓形成；同型半胱氨酸；C反应蛋白

[中图分类号] R54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12（a）-0035-04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in thrombosis，DVT）是骨科创伤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有研究显示，在髋部手术或髋、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DVT发生率可达40%～60%，而在严重骨科创伤患者可高达40%～80%[1]。虽DVT多无临床症状，但部分会导致患肢功能障碍，一旦血栓脱落还可导致肺栓死，甚至危及生命。目前认为“血管内皮损伤、血流缓慢、血液高凝状态”是DVT形成的病理基础[2]。而近年来的研究显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hyper-homocysteine，HHcy）、炎症反应是导致血管内皮损伤，诱发DVT形成重要因素[3-4]。本研究通过检测骨创伤患者的血清Hcy、高敏C反应蛋白（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水平，旨在探讨其与骨科创伤患者DVT形成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1月～2013年5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骨科收治的围术期发生DVT的下肢创伤性骨折患者37例为观察组，其中男17例，女20例；年龄18～68岁，平均（39.4±14.7）岁；其中骨盆骨折7例，股骨颈骨折9例，股骨干骨折14例，胫、腓骨骨折7例。以同期收治的35例无DVT形成的下肢创伤性骨折患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16例，女19例；年龄21～73岁，平均（38.7±13.9）岁；其中骨盆骨折5例，股骨颈骨折10例，股骨干骨折13例，胫、腓骨骨折7例。所有受试者均对本研究方案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且经医院伦理委员会通过。两组患者性别构成、年龄、创伤部位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患者均在发病后6 h内入院；均经手术治疗。排除标准：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合并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血液系统疾病、结缔组织疾病、恶性肿瘤等；合并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入院前1个月内有感染性疾病史。对所有怀疑DVT的患者均及时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探查和（或）下肢静脉造影检查，DVT的诊断参照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制定的《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诊断和治疗指南》[5]。除确诊DVT的患者外，其余患者均在出院前1 d行下肢静脉彩色多普勒超声探查排除DVT。

1.2 方法

1.2.1 血浆Hcy水平检测 所有受试者均在术前即刻采集静脉血3 mL，加入乙二胺四乙酸二钠（EDTA-Na2）抗凝管充分混匀，在1 h内分离血浆后，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美国Beckman公司，型号AU480）检测血浆Hcy，Hcy参考值范围为5.0～15.0 μmol/L。高于15.0 μmol/L即为HHcy，HHcy程度按Hcy水平分为：16～30 μmol/L为轻度，中度>30～100 μmol/L为中度，>100 μmol/L为重度。

1.2.2 血浆hs-CRP水平检测 所有受试者均在术前即刻及术后24、48 h及1周后空腹时采集静脉血3 mL，注入含枸橼酸钠溶液的试管内，离心机半径r = 8 cm，转速为=3000 r/min，离心10 min，取血浆置-70℃冰箱保存，2 h内送检验科行hs-CRP水平检测。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检测仪器为日本奥林巴斯-Au64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盒购自Beckman公司，hs-CRP参考值范围0～10 mg/L。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独立样本的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义。

2 结果

2.1 两组血浆Hcy水平比较

观察组血浆Hcy水平为（27.06±4.22）μmol/L，对照组为（11.51±3.83）μmol/L，观察组血浆Hcy水平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t = 14.466，P < 0.01）。

2.2 两组不同程度HHcy分布情况比较

观察组33例（89.19%）患者为HHcy，而对照组仅7例（20.00%），观察组严重程度高于对照组，组间严重程度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Z = 5.962，P < 0.01）。见表1。

表1 两组不同程度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分布情况比较[n（%）]

2.3 两组血浆hs-CRP水平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24 h血浆hs-CRP水平较术前升高，术后48 h进一步升高，且超过术后24 h水平，术后1周时仍高于术前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对照组术后24 h血浆hs-CRP水平较术前升高，术后48 h水平较术后24 h水平虽略有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而在术后1周时降至低于术前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组间比较，两组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观察组术后24、48 h及术后1周时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3 讨论

DVT是血液在病理状态下深静脉腔内聚集形成血栓，阻塞静脉管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骨科创伤患者由于创伤、失血致血容量减少、血流缓慢、卧床、手术、止血等多种因素影响极易发生DVT，因此早期识别DVT高危患者、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有助于预防、减少DVT的发生。静脉血管造影示诊断DVT的“金指标”，但其有创、费用高且操作不便，静脉彩色超声检查诊断符合率高且为无创检查，但不便于临床作为常规筛查，临床应用也受到一定限制。

Hcy是人体内的一种含硫氨基酸，由Vgeaud于1932年首次发现，在正常机体内其生成和清除保持着动态平衡，饮食习惯及营养因素是对体内Hcy水平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因素[6]。已有研究显示HHcy是导致DVT重要危险因素[3]。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在有DVT的骨科创伤患者中，Hcy水平显著高于无DVT的患者，合并HHcy的患者比例也高于对照组，且在观察组中，中重度HHcy患者比例也明显高于轻度HHcy和Hcy水平正常的患者，显示HHcy与DVT密切相关。目前认为HHcy导致DVT的可能机制包括Hcy通过自身氧化作用诱导血管内皮细胞凋亡或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功能[7]；Hcy引发氧化应激反应使一氧化氮（NO）、前列环素合成减少，通过形成Hcy巯基内酯导致血小板的聚集和血栓形成[8]；Hcy可增加多种凝血因子活性，促进血栓形成；并能抑制血栓调节素激活蛋白C的能力，降低活化蛋白C的抗凝作用；改变内皮细胞表型，干扰纤溶酶原激活物的结合位点，抑制内皮细胞的抗凝作用[9]等。

CRP是一种急性期非抗体性蛋白，在机体处于应激状态或受到损伤时，其血浆水平迅速增加，起到激活补体、调理感染等作用，因此其水平增高是体内存在炎症反应的标志[10]。近年来有研究显示炎症因子与凝血反应存在密切关联。研究还表明CRP可诱导单核细胞表达组织因子（TF），从而启动机体凝血瀑布反应，继而产生血栓，此外CRP还能激活补体系统，损伤血管内膜，促进血栓形成[11]。本研究也显示在观察组术后各时间段的血浆hs-CRP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此外本研究通过动态观察两组血浆hs-CRP水平变化，结果显示，观察组术后48 h内呈持续性升高，即使术后1周时仍高于术前水平，而对照组显示其术后早期有所升高，但48 h后开始不再继续升高，且在术后1周时已降至低于术前水平。上述结果显示，术后hs-CRP水平均较术前升高，考虑与手术加重机体损伤所致，但经术后处理，对照组水平可逐渐降低，而观察组仍持续升高可能原因为：①与DVT形成时期有关。宋鑫亮等[12]研究发现hs-CRP水平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病情程度，发生部位及发病的急缓相关，在DVT急性期hs-CRP水平明显高于亚急性期和慢性期。②HHcy。研究显示，HHcy损伤血管内皮，刺激炎症反应，引起炎症因子IL-6水平升高，均可能使hs-CRP水平升高[13]。因此术后动态监测hs-CRP水平变化不仅有助于识别DVT高危患者，对于hs-CRP水平持续升高的患者应及时行静脉彩色超声检查筛查以早期发现DVT并采取积极防治措施。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HHcy与hs-CRP水平升高与骨科创伤患者DVT发生密切相关，均是导致DVT的危险因素，血浆hs-CRP水平的动态变化可能与DVT形成时间有关，因此对骨科创伤患者检测Hcy水平，动态观察hs-CRP水平变化，有助于识别DVT高危患者，对早期发现DVT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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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宋鑫亮.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与超敏C-反应蛋白、D-二聚体、同型半胱氨酸的关系[D].银川：宁夏医科大学，2011.

篇6

一、引言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如何在发展的同时与其他交融学科共同获得进步，是学术开放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学科之间能够得到发展，其本质是因为学科间的互溶性。即学科的对话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共同进步。对于科学的发展历程而言，学科间互融的部分往往是新兴理论所成长和发展的沃土。而新兴学科如何能够获得新发展呢？去旧存新、兼容并蓄的“拿来主义”无疑是一种有效方法。[1]对于国际关系学来讲，它能快速地发展并在近年内于学术交流平台上获得重要地位，与它擅长与诸学科间进行互相借鉴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对历史学、传统政治学甚至经济学、物理学的充分借鉴，国际关系学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而目前，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它的理论性研究却也进入了新的瓶颈阶段，自国际关系学中最重要的建构主义被提出后，令人遗憾的是本该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的国际关系学却再未提出任何新的创新性理论。而理论研究的缺乏也使得国际关系学被迫进入了蛰伏期。故而，针对国际关系学的瓶颈现象，如何进一步强化国际学的发展就成为了其中的关键。故而，学界现在也开始就理论层次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新的反思。例如：何为国际关系学？它的影响是什么？又该如何在研究中体现出国际关系学的科学性？等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其实就是国际关系学获得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基础。

在知识的发展过程中，科学认识是以哲学为研究的一种群体，它着重探究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合理之处，通过探求科学发展的合理方法，从而解决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界限。同时，正是由于科学哲学与当前国际间所可能面对的各种问题具有一致性，所以近年来许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也开始重视科学哲学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研究科学哲学与国际关系学间内在的联系。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要探讨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意义，那么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展开：首先是要理清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过程中究竟占据着一个怎样的位置，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条目比较有利于梳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内在进程。其次，要理清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在发展中所可以起到的作用。科学哲学是一门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建设性思想的学科，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认识到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的作用，理顺作用并加以利用，对我们而言，还是有着很长的路要走。最后，要弄清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是否适用，并不是所有跨学科间的联系都会对本学科发展起到全然积极的影响，弄懂科学哲学的适用范畴，也有利于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强化和发展。

二、 科学哲学的应用

所谓科学哲学，其最早被古希腊人所提出，经过长期的演变过程从而形成了今天的模样。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它着重于强调知识的起源作用，对知识的合理性与客观性进行评判，同时，对知识的局限、作用等诸多方面也做出相应的评价。但随着社会的进展，科学哲学的应用范畴也开始越来越广泛，故而，随着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哲学已不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研究知识起源的存在，反之，它成为了一种哲学研究的新的中心问题，并且开始对其他学科的发展起到一个引领性的，新型方法论的指导。

通过科学知识来对认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过程，这种行为很早就已经有哲学家提出并进行阐释，著名哲学家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人都曾从科学知识的角度入手，从而研究认知论可行性的问题。[2]也正是经过漫长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发展，科学哲学也开始慢慢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可以单独作为研究的新型学科。到了19世纪的中期，科学哲学进入了研究的顶峰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独具慧识且富有影响力的著作纷纷涌现，科学哲学的探究也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激烈讨论时期。也正是由于科学哲学在19世纪的蓬勃发展，在现代社会，科学哲学也已经成为了一门具有自己的独特影响力的学科，它的发展对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学科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由于它独特的方法论的体现，对其他学科发展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研究知识的形成架构，从而进一步解析知识的起源和合理的发展过程，因为它能够对其他学科提出方法论的指导，所以，科学哲学在学科构建发展的过程中，主导性的作用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同时，伴随着社会科学进一步的发展诉求，科学哲学的作用也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至现在已经衍生成了社会科学的分支。

经济学在科学的发展中素来有着“硬科学”的美誉，它对科学哲学的重视起步很早，也正是由于科学哲学对它发挥出的许多作用，才进一步导致了经济学在自身学科领域的飞速发展和进步。

在这些例子的基础上，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新出现不久的学科，就更应该加大对科学哲学的借鉴和利用，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而事实上，由于科学哲学的介入，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也确实出现了新的活力。以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沃尔兹为例，他能够在国际关系学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构架出现实主义的大体架构，就与他对科学哲学的重视是分不开的。[3]正是由于他对科学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才最终在此基础上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融合，得出了新的建设性理论。沃尔兹强调：无论是构建主义还是其他理论，都需要从科学哲学中吸收养分，从而才能得到发展和进步。同时他还认为：由于理论是由科学哲学创造性构建而成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深入研究科学哲学，从而抓住科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特征，那么就无法形成高度的理论性的意识，从而使研究获得新的发展路径。

通过沃尔兹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哲学在促进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过程中其所起到的作用实在是无比巨大。对于研究者而言，在学科发展的初期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将学科任务形成一个完整的架构，这一过程是无比关键的，因为它的创造力决定了今后的研究思想是否会被局限，又将走向何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学科初期，由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还有着许多不完善，所以科学哲学的作用得不到很大的体现。但到了后来，科学哲学却开始崭露头角。总体来说，它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地位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逻辑实证主义开始阶段，该阶段处在国际关系学发展初期，主要即是为国际关系学得到证明，在这一阶段，逻辑实证主义发挥的作用巨大，而科学哲学也是由此进入了大家的视野。第二阶段则是多元竞争的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关系学开始出现竞争态势，在这场竞争中，其主要焦点就是国际关系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许多学者认为，由于国际关系学并没有脱离人文学科的基本属性，故而并不应当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而此时，科学革命和常规科学这几个关键词，却为国际关系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辩护的关键词，也正是由于科学革命的进行，国际关系学才慢慢脱离了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的掌控，慢慢演化成了一门独立的新型学科。最后，是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则是方法论间的争端，在国际关系学的体系已初步完善后，科学实在论和后实证主义的差别引起了方法论之间的主要争端，对于此时的国际关系学而言，如何定义它的深度已经成为了此时争论的重点。[4]至此，也由于有关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问题开始出现，科学哲学正式作为一种要素进入了国际关系学之中，由此衍生了国际关系学方法论争论的问题。

三、 科学哲学的应用前景

了解了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发展历程，在现阶段，我们首先应该确定的是；如何才能保证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重要作用得以发挥。想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我们必须从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入手，在认识论层面来解答科学哲学的作用。[5]因为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间互为前提关系，所以如果想要考证出科学哲学对社会科学的关系，就必须清晰地界定出科学哲学的适用性。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研究的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事实，自然科学以自然事实为基准，而社会科学则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又由于社会事实是以人为行为对象进而所实践得出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颇为主观的一面。

而针对社会事实与自然事实之间的界定，学界对社会科学的定义也开始逐渐分为两派，一派以诠释学派的思想为主，其中尤以狄尔泰为之中的代表者，而另一派则代表了实证主义的思路，他们以涂尔干为代表，认为社会事实虽然具备着主观性，但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的既定发展过程却是自主存在并且不以人类的改变为转移的，故而，我们完全可以抛却认为社会事实主观性妨碍学界进行研究的观念，或者说，即便它具有主观性，但是这一主观性却并没有妨碍到客观规律的发展，事物的因果关系仍然存在于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

实证主义和诠释学派的区别在于：诠释学派认为社会事实具有极大的主观性，主体和客体间互相依存而存在，故而它认为应该坚持住社会事实发展的独特过程，不以其他的变化为转移；而实证主义则认为，社会科学虽然具有客观独立性，但它与自然科学间依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故而，这一学派强调社会科学的中立价值，认为它的发展应该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一起进步、共同发展。

从社会科学出现到现在，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学术界对社会科学却始终都无法形成一个固定的理论，对于诠释学派中的支持者来讲，有许多科学家甚至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可以说永远也无法进化到后者的标准。著名哲学家内格尔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即便社会研究的方面也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研究体系，但是这些研究体系无论是在研究范围还是在研究对象上，与自然科学间依旧不具备相等的能力。

但实证主义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间存在着统一的特点，虽然他们在研究范围、对象、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但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规则却仍然不失有着一致性，所以，自然现象也好，社会现象也罢，两者之间固有的因果联系都是无法革除的。

也正是在实证主义的保持和发展下，结构现实主义的科学正确性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实证主义的分析首先进入的是经济领域，也正是因为这些思想的进入，经济领域也涌现了很多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同时，经济上的成果也从另一角度上带动了政治的发展，使得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气象。这也使得新生的国际关系学的地位得到了稳固的发展，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甚至开始借鉴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成果，从而，国际关系学的进程迅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成果。

故而，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社会科学的特性其实并不会影响科学哲学方面的发展，而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因为它的新型指导方法论的出现，它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具备着相当良好的前景。可以说，目前的学界已经基本认可了科学哲学的方法论研究过程和它对其他学科的指导作用，在学界开始纷纷将科学哲学的引领性效果付诸实践的今天，科学哲学作用的进一步发展似乎已为时不远。

但是，科学哲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它在应用中已经实现了零问题的共识。事实上，有关科学哲学的争议一直存在，争议的焦点也在于：对科学理论的归纳整理究竟应该走向何方。科学理论事实上是一种系统化理论的集合体，也只有对研究领域等诸方面进行适时的转向，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结果、评价标准等都得到了清晰的界定，才能真正地梳理出国际关系史发展的来源和转变。对于现在的阶段而言，科学研究的纲领性条目虽然算不得完全完善，但是它在学科发展史上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其中却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现阶段，因为学科发展史存在着不同阶段的差异，科学哲学的研究纲领不可能在每一个阶段都有着适用于社会发展的因素，面对发展的差异性，我们应当怎样处理科学哲学作用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关系？同时，于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评估过程而言，它的理论评估标准又应当作何解释？关于这几点疑问，学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能得出一个合理的解答，但对于国际关系学史的发展而言，只有当学界能够充分解答出这几点疑问的时候，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才能真正做到更上一层楼，同时，也只有理顺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联系因果，才能真正发挥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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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哲学复兴的背景

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哲学、自然观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形而上学的幽灵是无法驱除的。在自然科学方面，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以时空四维连续统以及物质消弭于几何结构的观念代之，量子论在微观领域引入了不确定性和概率，修正了牛顿—拉普拉斯完全决定论的自然观，表明规律在宏观上具有必然性，在微观层次，具有偶然性；热力学引入了物理过程的不可逆性，表明了时间的方向性；系统科学探索复杂性，强调自然界的整体性，反对将整体还原为部分之和，这与牛顿自然观强调自然的简单性，原子构成性形成对照；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和超循环、混沌学探索从混沌到有序的自组织过程，表明了自然过程的生成性。就自然科学内部重建其形而上学基础而言，生命科学强调层次性，坚持用物理化学的方法研究生命大分子，但反对将有机体还原为纯粹的物理化学过程。生态危机与生态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任一环节的缺失或破坏，都将危及人类自身。传统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理论上，受到了现代物理学的挑战，现代物理学把人、把观测者引入到认识自然的背景、乃至图景中，而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实际中误导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当作其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从而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人们在痛定思痛后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大智慧，是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准则。

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科学理论有一个本体论的承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表明，我们的自然图景，是作为人的认识又包含了对人的认识，是内在于自然的对自然的认识，是一种本体论的框架又具有认识论的本性、根源和局限性。认识主体由于本身也是客体的一部分，也参与客体的显现，也规定着客体的基本特征，因而与客体本质上不可截然区分。认识的这种人类学特征和内在特征，也决定了传统科学追求终极主体地位和绝对客观性的不可能性。科学哲学作为哲学最首要的任务是，追究科学的存在论基础，科学在近代的支配性，科学的有效性全系于此。对此的遗忘已引起科学整体上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自然哲学的研究重新热了起来。

二、关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相对独立而又确定的研究对象，自然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在自然科学昌明的今天，那么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什么呢？

吴国盛认为，自然哲学有两种含义，第一，指一门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这个学科是哲学的分支学科，是第二哲学；第二指某种哲学理论形态或哲学思考的某种趋势和倾向，这个意义上的自然哲学不是第二哲学，而是第一哲学，如谢林的自然哲学。他本人主张第一哲学，认为不必以自然科学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哲学不再是求知的事业，它不再创造关于实在的知识体系，而是透过知识与文明的厚厚积淀层，追寻人类之根、生命之源、宇宙之本。自然哲学不再是关于外在自然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而是在技术时代意欲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沉思者的事业。

李章印认为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从对象到家园，旧自然哲学，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牛顿的自然哲学，还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都是把自然作为外在的对象来把握，也可以说作为存在者来认识，然而，以存在者为对象的认识早已成为科学的专利，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使得思考存在者的哲学成为多余的了。作为第一哲学的新自然哲学不能象作为第二哲学的旧自然哲学那样，以自然物为对象，也不能把自然本身作为对象。那么，以思考自然本身为己任的自然哲学，怎么能不把自然作为对象呢？哲学不能局限于对象性的科学认识，在对象性思维以外，还有人与自然的另外的关系，在这另外的关系中，人不是作为主体，自然也就不是作为客体，从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是主客关系或对象性关系。非对象性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关系，就是人融入自然之中来领悟自然，就是人把自然作为家园。这种家园是人的寄托和归宿，心灵对这种家园的追寻、认可、领悟和回归就是自然哲学的事情。

胡新和认为新的自然哲学必须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立足于二者互相规定、包容、依赖的关系来构筑自然观念和图景，也必须不仅涵盖人类对自然的理论认识，更关注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为制定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提供框架和背景；在认识上，人类作为自然中的特殊（具有智能）的一员而与之构成对话者的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提供了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模式；在实践中，人类与自然则是共生共荣，互相依赖的伙伴和朋友。

三、关于历史上的形而上学理论

张华夏认为历史上的形而上学也即自然哲学，是指研究存在的性质及其变化的知识领域，根据其所用的表达方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们大体上可以区分出四种形而上学：（1）模糊形而上学，其特点是用模糊不清的概念和语言来表达本体论的问题，因而它的语言是违反清晰的逻辑语法的。（2）思辨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的最高概括，严格经验主义的方法失效，此种形而上学强调思维的自由创造与想象。这种想象性的普遍化有经验根据，同时受逻辑一贯和系统协调的约束。（3）分析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由于语言系统本身包含有某种本体论的承诺和本体论的预设，因此，通过语言分析，我们能够得出有关世界的一般性的特征。通过语言分析来研究本体论，我们称作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它是分析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4）综合的形而上学。通过概括各门系统科学，建立系统哲学，首先是系统本体论，系统本体论的产生，不是直接思辨的产物，也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概念的推广，而是通过系统科学找到跨学科的共同语言，来建立描述一般物质、一般系统、一般事物的理论模型，运用这个模型综合各种自然科学描述物质世界的一般特征及其一般进化图式。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叫做综合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拉兹洛的广义综合进化论和邦格的系统世界观主要属于这种形而上学，是一种更加接近数学自然科学方法的形而上学。

张华夏主张拒斥作为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的思辨的而又模糊的形而上学，赞成思辨的但却清晰的形而上学，赞成分析的以及综合的形而上学，后面三种形而上学的发展和整合，便是当代新形而上学或当代新自然哲学的兴起。

四、国内自然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部分理论观点

金吾伦提出了生成哲学。象系统整体论那样的整体论虽然力图摆脱以实体主义为基础的构成论，但仍带有构成论的色彩。系统只是放大了的实体，基础还在要素的分离与结合。整体论不同于构成论的地方只是，前者考虑到了要素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后者忽略或不考虑这些联系与相互作用。但那些要素却是实存的。生成论与此不同，它强调那些要素是生成的，把“生成”概念提到最本质的地位。没有生成就没有要素。其自然科学依据是：（1）宇宙是生成的；（2）粒子也是生成的；（3）定律也有从无到有的过程。生成论的最基本概念是生成，最本质特征是动态性和整体性。这两个基本特征由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1）潜在性；（2）显现性；（3）全域相关性；（4）随机性；（5）自我同一性。生成论认为宇宙及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一个生成过程；这个生成过程是整合的，即从潜存到显现过程中将相关因素都整合在其中，从而生成具有个体性的新事物。生子论是生成论的精髓，生子是生成的因子。它是瞬时持续的，空间是非定域的。生子不是物质，不是能量，不是精神，但它能转化成物质和能量。生子具有自主性和自组织性。这种自主性和自组织性是宇宙自身所具有的，且是演变的。生子与原子的区别在于：（1）原子是实存的，生子则是潜存的；（2）原子是空间上定域的，它在空间中通过某种作用力而运动，生子是非定域的，它能自己运动。（3）原子运动的改变要靠外力，它自己不会发生变化；（4）事物的变化是由组成它们的原子分离和结合的结果；生子自身具有内在的能力，事物的变化是由生子的生成、转化的结果；（5）原子是机械论的，生子是有机性的，由原子构成的是一只机械大钟，生子则组成一个有机整体。

宇宙万物及我们人类自身处在不断的生成，演化过程中，这个生成过程的机制大致为：潜在的道实在具有双重结构，生子就在其中孕育。用物理学语言说，它是对称的，尚未破缺，生子的形成就是生成的开始。生子不是实体，它在时序上先于实体。它可以生成实体。当全局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凝聚”到某一点时，实体生成了，生子就转成实体。

朱葆伟认为20世纪科学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用机体的模型取代机械的模型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基础，并广泛采用了“关系—功能”分析方法。上述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得一种广义的“价值”成为把万事万物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组织因素和自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进入世界科学图景乃至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假设和问题中，这直接影响了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但所有这些不能为价值研究中的自然主义提供充分的支持。有机论科学图景的深刻启发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容纳目的性、自主性、能动性、选择、反馈等关于活动的机制和逻辑的启发性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更为接近人的活动的实际，但不足以完整描述人的活动的实际，借助于它，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人类实践的机制和逻辑。“可能性空间中的选择”和“反馈”这两个范畴的引入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活动和活动结果的相互作用、反馈循环，使得活动系统参与到所在的世界中，通过活动本身不断地为自己开辟新的可能性，也通过反馈—放大机制不断地为自身确立存在的条件和根据。这一活动结构中展示了一种类似于艾根“超循环”的特殊逻辑，也即“活动实践的逻辑”。在这里，活动本身成为实在的要素，成为可能向现实、偶然向必然，以及实然向应然、未来、理想推移、转化的必要环节：对于活动——参与者来说，现实实在不仅是以往活动的结果和制约我们现实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而且是要联系于不确定的未来，联系于我们的目的和价值观念才能获得确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未来不是给定的，人的活动、实践参与在现在向未来的推移过程中实在地起着作用，它使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并纳入合乎目的、需要和理解的轨道，理想、价值、规范等也就在此而联系于现实事实，转化为现实事实，这种逻辑的另一个基本内容，是两个在逻辑上相互独立的因素求真和趋善自我确立，又相互生发、催化。

罗嘉昌认为把时间观念放到重要位置上，这是现代文明的显著特征。当代哲学所以对时间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传统的时间和宇宙概念业已受到相对论等现代科学的猛烈冲击；二是急剧的社会变动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使不少哲学家把人的问题，存在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分别受这两方面的影响，当代哲学在时间问题上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和两种观点：一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中心的唯科学主义观点；另一种是直觉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等人本主义流派的非理性主义、非科学主义观点。前者认为，关于时间，凡能理解的，都只能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去了解；后者则断言，真正的时间是科学所无法了解的。近年来，一些物理学家提出时间可能并不是基本的物理量，而是更基本的量生成的次生量。进而否定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罗嘉昌认为在时间哲学见解中，非理性主义倾向和唯科学主义倾向都是片面的。我们必须越出各个具体学科和领域的界限，走向对时间的整体理解。他主张时间是无限的、客观的，宇宙是开放的。

胡新和认为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特征是：（1）从实体论转向关系论；（2）从基元论转向整体论；（3）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4）从决定论转向随机性；（5）从可逆性转向不可逆性。自然界的关系特征和整体特征揭示了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本质上相互规定、相互作用的关系，关系者脱离了关系就失去其意义，部分也不可能独立于整体而存在；而自然界的生成性、随机性和不可逆性，则显示出人类在其自身及其他生命过程中非常熟识的特征，揭示了自然界的某种内在统一性。

主要参考文献：

①吴国盛：《自然科学的复兴——一个历史的考察》，《自然哲学》第1辑，1994年。

②李章印：《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同上。

③吴国盛：《第二种科学哲学》，载《自然哲学》第2辑，1996年。

④张华夏：《旧自然哲学的衰落和新自然哲学的兴起》，载《自然哲学》第1辑，1994年。

⑤金吾伦：《生成哲学导论》，同上。

⑥朱葆伟：《机体与价值》，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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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研究视域中，更多的是强调恩格斯对理论全面而系统的贡献；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恩格斯对理论体系的贡献中，更为突出的恐怕不是那些具体结论与设想，而是他所坚持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强调离开了历史辩证法的哲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科学基础，科学社会主义便无“科学性”可言。第二，强调哲学不是一种抽象的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哲学(杜林)，也不是一种狭义的仅仅关注人生问题的道德哲学、爱的哲学(费尔巴哈)，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

首先，晚年恩格斯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重大而基本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从“空想走向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究竟怎样才是可能的?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之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其科学性在内容上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对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奠基于近代英国和法国的机械论与经验论的唯物主义，而是建立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之上。

在恩格斯看来，近代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及其变种(不可知论)不可能产生出科学社会主义。从表面上看，它们是合乎常识的科学，但实际上是一种孤立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人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知性的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出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很难赞同这种观点：只有英语国家的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唯物主义，才是通向科学的康庄大道，起源于英法经验论的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历史就是从德国的理想主义走向英国的经验主义的过程。我们认为，的科学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是一种总体的历史科学。我们如果要全面地把握今天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就必须依靠从总体联系出发的辩证与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而不是那种“从个别经验事实出发”、“从El常生活的常识出发”或“从专业知识出发”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其次，晚年恩格斯提出的另外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是：与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哲学”?答案也很明确而简单，有自己的哲学，但主要不是一种哲学体系，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

从历史上来看，关于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先后被提出过三次。第一次是由恩格斯在l9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当时德国古典哲学已经终结，西方进入一个以“反认识论”和“不可知论”为标志的“后黑格尔”的哲学时代，而则在这个时候蓬勃发展，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第二次则出现在2O世纪初第二国际的理论破产之际，以列宁为首的苏联为一方，以卢卡奇等人为首的西方为另一方，重新提出了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所遗忘的的“哲学向度”问题。第三次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直到今天，当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瓦解之后，与哲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的“哲学”究竟是什么?这又成了一个基本问题。这场争论已经进行了20多年，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重要的工作还需要我们做。

这就是重新研究恩格斯晚年所提问题的原初意义，这也是我们今天对理论体系进行创新的出发点。恩格斯实际上指出了，理解与哲学之关系的关键，就在于从本质上区别知识论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与辩证法的、历史的科学方法这两种哲学形态。哲学的革命意义与当代意义均在于此。在这一点上，恩格斯还提出过一个着名的说法：“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科学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我们不要误以为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案，恩格斯的这个说法与黑格尔将哲学表述成为一门科学的观点具有相似性。黑格尔说每一门真正的科学必然是哲学的；而恩格斯则说要把哲学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是要克服具体科学与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的哲学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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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哲学；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理论

[作者简介]张媛媛，吉林大学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讲师，吉林长春130012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1-0001-04

自然辩证法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学科，是一项事业？还是一个学派，是一种理论？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这些争议一方面表明了自然辩证法本身的复杂性及人们对其理解上的差异性，同时也给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的人提供了探索的必要和可能。但在笔者看来，这些争议只是表层问题，其深层问题是：如何理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这才是争议的关键之所在。若认为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那是近代哲学的观点；若认为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那是科学哲学的主张；而认为“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则是自然辩证法。本文拟对这一认识和理解，从自然辩证法的创立、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哲学的关系，以及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既是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古代，自然科学大都是以自然哲学的形态出现的，其特点是科学和哲学浑然一体，很难区分，习惯上我们将其称为自然哲学。到了近代，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以及近代城市化社会的兴起，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同时自然科学自身也在为争取自己的独立性而斗争。16世纪中叶，一场酝酿已久的科学革命开始了，近代科学就诞生于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其标志是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的《天体运行论》。而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则是这一时期自然科学领域中最辉煌的成就。虽然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基本上还是处于襁褓之中。当然，应该承认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限制，当时科学研究方法（实验、解剖、分析、归纳等）养成的习惯，加上社会的、阶级的原因，使得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能不打上机械论、形而上学和经验论的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宇宙不变”和“物种不变”，代表人物是牛顿和林耐。进入19世纪，自然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以前主要是搜集经验事实转向对事实材料的综合整理，并将经验材料概括抽象为系统的理论。自然科学也相应地由搜集材料阶段过渡到整理材料阶段，由经验阶段发展到理论阶段，这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与此同时，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特别是天文学领域的康德一拉普拉斯星云假说，地质学领域赖尔的渐变论，物理学领域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电磁理论，化学领域的原子论和元素周期律，生物学领域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揭示出自然界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客观辩证法。这些都为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前提。恰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恩格斯则更明确地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

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古代的哲学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了全部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呈现为一个简单而庞杂的混合体，哲学研究的重心是本体论问题。近代的哲学则发生了“认识论转向”，把认识论问题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把人们对于认识的理论考察推向了新的阶段。认识论本身的这些问题虽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却受本体论的制约并反过来影响本体论问题的解决。19世纪初，黑格尔批判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提出了系统的辩证法思想，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在《自然哲学》中，黑格尔又把自然界看作“是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是从另一个阶段必然产生的”，整个自然界的发展过程表现为：无机界向有机界的发展和转化，有机界向生命界的发展和转化。这表明了“自然界自在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人，他的著作是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但是，黑格尔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精神、思想、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因而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仍然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所以，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和哲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它们是在超越神话和常识的过程中产生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以未分化的形态而蕴含在哲学母体之中，哲学则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着全部科学。人们常常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概念，也在“科学”的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个概念。然而近代以来科学的迅猛发展和日趋成熟，致使各门科学纷纷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不断地把哲学“驱逐”出其传统的“世袭领地”，自然、社会和思维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此时的哲学仍企图以“科学的科学”的姿态而高居于科学之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恩格斯指出：“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可见，恩格斯既反对用哲学代替具体科学的“科学之科学”，也反对把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妄图取消哲学的实证主义。

正是19世纪自然科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方面出现的重大进展，为创始人研究和阐述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提供了重要基础，推动了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二、自然辩证法不同于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学科，它主要研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哲学的产生是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获得迅速发展，科学理论层出不穷，尤其是经典物理学的衰落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创立，非欧几何学的发展，代数、算数的公理化以及命题逻辑的符号化等。这些科学上的重大而根本性的变革自然地唤起人们对科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要用科学来改造传统哲学。例如，德国著名学者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本书认为，哲学思辨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发生在哲学问题被提出，但还不具备逻辑手段来解答它们的时候。它认为，一种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仅现在有，而且一直就有。本书想指出，从这个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科学哲学，这种哲学在我们的时代的科学里已经找到了工具去解决那些在早先只是猜测对象的问题。简言之，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一般认为，科学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形成后，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

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研究，即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批判与反思。科学概念框架是科学理解的工具，是科学家理解他所探索的世界的基本方式，所以科学哲学是一种理解科学的东西。维也纳学派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弗兰克指出：“为了不仅了解科学本身，而且也了解科学在我们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它同伦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我们就需要一个关于概念和定律的统一体，在这体系中，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和人文学科都有它们的地位。这样一种体系可以叫做科学的哲学，也就该是科学和人文之间的‘缺少的环节’。”从这种意义上讲，对科学的人文理解，也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具体而言，科学哲学就是要探讨科学的性质，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的逻辑，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的提出、论证、检验和评价，科学理论的结构、解释和更替，科学发现的模式，科学思维的形式、要素、特点和作用。同时，在进行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过程中，科学哲学也不绝对排斥考察科学的社会本质，不绝对排斥对科学的本体论研究。进而，科学哲学强调，新哲学的出路只能是使其变为像科学那样实证，或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之下的“关于科学的哲学”或“科学性的哲学”。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我国最早是从1956年开始的。这一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二年规划”（1956—1967）。在这个既严肃又严谨的规划中，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规划草案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在二者之间存在的一门科学。草案说：“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规划草案既没有简单地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哲学，也没有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定位在两者之间。

从这个规划草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开展科学技术研究是比较早的。但与西方科学哲学学者不同，我们一直是在“自然辩证法”的名义下从事这项工作的，而且始终强调要以为指导，因为“自然辩证法同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正是基于此，龚育之在1996年就已经把“自然辩证法”描述成了“的科学技术论”。

综上，无论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的产生、发展，还是从理论框架、学科定位来看，二者都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它们的研究对象有交叉或重叠之处，即都要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因此，不能把自然辩证法等同于科学哲学。

三、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

自然辩证法既然位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因而使其具有二重性：哲学性与非哲学性（如科学性）。向哲学靠近，它具有哲学性；向科学靠近，它具有科学性。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自然辩证法这个“大口袋”里只有大约“不到四分之一”偏重于哲学，偏重于对科学的哲学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自然辩证法理应归属于哲学学科。但是，自然辩证法还确实具有科学性，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逻辑与理性特征在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那么，自然辩证法与哲学（尤其是哲学）和科学技术之间是何关系呢？我们认为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中间层次，是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哲学、自然辩证法和各门科学技术学科之间是普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此，一方面，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为我们认识自然界和进行科研活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和科学技术方法的革新也通过自然辩证法充实和丰富到哲学理论体系中，使之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自然辩证法具有交叉学科性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是以为指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与相互融合的、广阔的研究领域。”自然辩证法的深入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汇流，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统地研究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探索科技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实现人与科技、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存、共荣。我们应该正视并承认“自然辩证法”作为交叉学科的特征，发挥其交叉学科的优势。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正像于光远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科是“具有的特色或色彩的诸科学部门的总称”，带有哲理性质，但“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创立自然辩证法时，即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自然科学，分析自然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而且还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科学的性质、作用及其发展规律，并写下了许多札记、论文和著作；同时也表现在，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也在纵横两个维度上不断深化和扩展，以至其中的许多内容如科学方法论、技术创新论、工程哲学以及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等都是哲学学科涵盖不了的。譬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有人强调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哲学命题，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将“自然辩证法”看作哲学的二级学科，势必要用哲学的学科范式规范“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研究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就会被认为“失职”、“不务正业”。哲学学者时常批评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和教学的人“搞得太杂”，“专业性不强”，“研究的很多东西不是哲学”，这种批评意见可以理解，但不完全正确，因为“自然辩证法”中的许多内容确实不属于哲学。勉强地将“自然辩证法”的所有内容都说成是哲学，不仅在学术上不严格，学生也很难认可，同时对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来说也不是很公平。

而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理论学科，就可以把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也包括其中。这不仅尊重了我们的学术传统，也符合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实际；既凸显了本学科的特色，又体现了本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因为如此，在2004年由黄顺基担任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统编教材中对自然辩证法作了如下的表述：“自然辩证法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

总之，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理论学科。同时由于自然辩证法目前还是我国高校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必修的一门公共理论课。因此，我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将自然辩证法纳入到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进而使自然辩证法能够在新世纪、在当代中国以至当代世界重振雄风（于光远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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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1.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

2.哲学与世界观的关系是：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3.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

4.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5.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不可知论

6.哲学上的两大基本派别是：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

7.唯物主义是指主张物质(存在)第一性,思维(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派生物或反映哲学的派别(即物质在先,意识在后)

8.唯心主义是指主张思维(意识)第一性,物质(存在)第二性,意识决定物质物质是意识的派生物或反映哲学的派别(即意识在先,物质在后)

9.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

10.唯物主义的三种历史形态是：朴素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1.唯心主义的基本形式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

12.“存在就是被感知”;陆九渊：“吾心便是宇宙”;王守仁：“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是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古希腊柏拉图：“理念世界”;中国朱熹：“理在事先”;德国黑格尔：“绝对精神”是客观唯心主义观点

13.哲学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4.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15.产生的最主要的自然科学基础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

16.对待的科学态度是：坚持和发展

17.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哲学的最主要、最显著的特征是：实践性

18.哲学与旧哲学的最主要区别是：创立了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

19.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20.辩证法：联系、发展、矛盾、全面;形而上学：孤立、静止、否认矛盾、片面

21.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后者以唯心主义为基础

22.哲学同各门具体科学的关系属于：一般和个别、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23.哲学的产生要依赖自然科学的成果，这说明：哲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

24.在世界是否的统一性的问题上，存在着：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对立

25.哲学上的二元论是：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