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启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科学的启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学者王锡荣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透露，他最近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时发现大文豪鲁迅其实也非常关注和热爱自然科学。鲁迅一生都在从事科学启蒙工作，希望通过介绍科学知识，启发国人正确认识世界、认知自己。据不完全统计，鲁迅写过和翻译过的科学论著不下数十种，涉及化学、物理学、地质学、生物学等诸多领域。

据王锡荣介绍，还在童年时期，鲁迅就喜爱有关草木虫鱼的自然科学读物；而系统地接触自然科学知识，则是在进入南京的水师学堂和路矿学堂之后。在学堂里，他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感到“非常新鲜”。据记载，那时候中国已经引进介绍了达尔文的《天演论》，鲁迅特地在假日赶到城南买回来，如饥似渴地学习。直到很多年以后，鲁迅依然能背诵它的一些段落。

除了自己努力学习自然科学知识，鲁迅总是及时地把世界上最新的重要科学研究成果介绍给国人。1902年，鲁迅前往日本留学，第二年便根据日文译本转译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两部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这一时期，鲁迅还亲自写了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而有感于中国矿产丰富、国人却知之有限，鲁迅与同窗顾琅合作编著了《中国矿产志》。该书详尽地介绍了中国18个省份的矿产资源及分布情况，另附录《中国矿产全图》，书后有《中国各省矿产一览表》。这本书不仅让当时的国人了解了祖国的富饶矿产，同时也呼吁同胞们抵御列强对国家资源的觊觎和掠夺。《中国矿产志》出版后，被当时的教育部门推荐为“国民必读书”和“中学堂参考书”。至1912年10月，6年间再版了4次。

鲁迅十分重视用先进的科学知识启迪学生，把它作为“立人之要”。1909年，中国还处在清朝末年，他就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开设《化学》与《生理卫生》课程。学堂没有教材，他就自己编。现尚保存完好的《生理学讲义》长达儿万字，共248页，内容主要包括生理学、解剖学和卫生保健的知识。讲义中还附有鲁迅自绘的插图72幅，附表5个，末附14项实验，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生理卫生学讲义之一。

王锡荣透露，鲁迅教生理学时，曾应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的内容，这在当时简直不可思议，鲁迅却很坦然。上课前，他对学生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在他讲授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对同事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

篇2

一、知识社会学的发端与形成

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形态：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它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普遍一致性特点；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是受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知识。随着世界科学中心向德国转移，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势态迅速移向德国，自然科学知识的优越性亦与日俱增。

“知识社会学”一词源于德文，为哲学及社会学大师舍勒（M·Scheler）所首创。“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他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家赫克曼（S·J·Hekeman）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即使是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决定的。不过，此时的马克思意在强调社会需求因素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恩格斯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借助于社会及历史因素来解释。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理论，以至于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在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狄尔泰强调知识的社会决定作用与环境制约性，韦伯在沿袭马克思“社会决定论”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精神因素的历史作用，认为社会存在是各种因素整合的产物，当诉诸社会因素对有关知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时，应积极诉诸精神因素。

不论是实证主义者还是人文主义者，都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知识二分法”思想加以默认。二者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该不该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照搬到社会科学中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两种知识形态的孰优孰劣，两种文化的直接冲突，甚至一种文化歧视另一种文化，或用一种文化规范另一种文化的重大问题，故而争论此起彼伏，自知识社会学发端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20世纪初，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具雏形，并形成三大学派，它们分别是：“德意志社会学—哲学学派”、“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从进化论视角看，最有意义的是德国学派，它是知识社会学的源头，对知识社会学有着特殊的贡献。继马克思之后，韦伯广泛研究了知识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认为社会、文化等因素决定知识的内容，反过来，知识的内容也影响社会和文化。狄尔泰则从认识论视角，用解释学理论解释产生知识的“客观因素”。对知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长期努力的是该学派的舍勒。舍勒受的影响，超越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动关系基础上，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绝对客体”。但和单向的社会决定论不同的是，他认为绝对客体的实在范畴基于信念而非物质因素。舍勒试图用绝对主义因素解决相对主义问题，同时又保留“知识二分法”及“知识的社会决定论”，这显然是矛盾的。不过，舍勒的最大功绩在于：他能够洞察出科学家对绝对真理的寻求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从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观点来看，他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之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出强烈不满。这为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深受狄德罗思想的影响，在坚持“知识二分法”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尝试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去研究知识的社会决定，他们的着眼点放在知识的起源和概念的演化上，他们的知识社会学又叫“知识发生学”。“美国芝加哥学派”因语言和地理上的障碍而循着自身的路径发展，该学派在遵循实证主义原则的同时，注重考察社会心理对知识形成的重大影响，故被称为“社会心理学学派”。

二、知识社会学的成熟及存在的问题

舍勒虽然为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他的著作很晚才被译成英文。语言的障碍阻止了他的思想传播及影响范围的扩大。今天我们谈论的知识社会学，就其成熟形态而言，是曼海姆的而不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的著作于30年代就被陆续译成英文，其影响波及欧美，知识社会学中心亦随之转向英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也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他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曼海姆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韦伯和狄尔泰，主张社会科学应具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认为解释学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有效工具，而不必强求使用自然科学方法。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有两个优点：其一是他的提法接近于“反身性原则”，即在知识的社会学考察中，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都必须服从社会学家的考察；其二是他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限于个人的思想，个人是不可能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曼海姆曾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的面孔。用当代科学社会学家马尔凯（M·Mulkey）的话说，曼海姆的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接近于科学哲学的后库恩研究，他能克制自己对自然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盲从。此点在实证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时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曼海姆因其相对主义态度而受到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两面夹击，他也承认社会看起来不仅决定人们的观念而且决定人们的思想内容，包括数学思想内容以及至少有那么一部分自然科学思想内容。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但其思想仍囿于“知识二分法”传统之中。

30年代后期知识社会学又分化为若干分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分支，一是集中探讨日常知识的社会根源，它导源于现象学传统；二是考察知识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沿袭解释学研究传统。至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在这两个分支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其中，现象学传统的代表人物舒尔茨受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影响，他的目标是要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即社会现象学方法，旨在解释知识的意义构成及充当知识生产之实在的社会建构。此后，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围绕着这两个分支又形成了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前者倾向于将自然科学知识从社会决定论中分离出来；后者通常被称为“新”，它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对知识的决定作用，并将这些知识同其赖以产生的物质存在方式加以对照。这两个阵营分别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美国是实证主义阵地，英国是“新”阵地，前者强调个人因素和历史方法论，后者强调社会因素和环境制约作用。

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留下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两类知识的划界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其次是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歧视现象该不该消除？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予社会学研究？所有这些问题均留待人们进一步思考。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们不仅为社会学家所探讨，而且也为哲学家所思考。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知识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我们与他人互动、加入其他群体不能归于偶然因素，他人与群体是我们认知过程的具体语境，它构成了我们知识信念及知识的全部内容。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他还认为，在科学文化的早期进化阶段，任何信念只要得到社会的认同都可能被人们视为真理而加以接受。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所言，维特根斯坦无论是对一般事物的刻画，还是对科学家的悉心描述，甚至对数学家论据的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

哈贝马斯的批评也极有分量。他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知识只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感情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的一击。此外，他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不可能是被动地、无情感地面对客体，而是有目的地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

以上几位大师虽有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有启发人们对传统知识社会学遗留下来的问题积极思考的导向作用，但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爱丁堡学派。他们在广泛吸收舍勒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通过批判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尤其是传统的知识划界标准来达到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等领域知识体系进行社会学考察；同时，他们否认真理的一致性，以超越理性的标准来证明各种理论体系不仅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论据，而且还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标准。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广泛汲取当代科学哲学思想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着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独立于理论的经验知识是无意义的，所谓的客观观察、感情中立等原则在经验知识生产实践中是很难贯彻到底的。既然如此，“传统二分法”也就失去了认识论基础。由此可见，库恩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打开了哲学上的缺口。

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制定了“强纲领”，他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进行彻底研究，没有什么限制固存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真理的、客观性的本质之中。“强纲领”的主要内容包括：1.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和产生的原因。2.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两方面都要解释。3.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4.反身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布鲁尔的上述思想至少从认识论意义上回答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来的全部问题。

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维度积极建构其“利益模型”，认为传统知识社会学将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拒之于门外是错误的，科学知识也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之下，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巴恩斯进一步指出，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要么作为默祷的产物，这就是无私利性的个人被动面对实在的产物，如笛卡儿主义者所理解的，科学家头脑应脱离科学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类的主观因素去观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环境中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个人或群体所生产。巴恩斯主张后者，他认为科学理论的评价和接受与否也是在科学家个人偏爱及群体利益追求中得以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在个人偏爱与群体利益相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产品，是在特定群体利益，有时是在民族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

巴斯卡也积极从事建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工作。与布鲁尔、巴恩斯有所不同的是，他主张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即对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作相对主义理解，既达到对传统的“知识二分法”的批判，又兼顾自然科学知识的特殊性。至此，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概念基础和理论构架。在该学派的长期努力下，终于实现了由传统知识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性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B·Berger,G·Lucman.SocialConstrutionofReality.1sted.London:landonInc,196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R·K·Merton.SocialTheory&SocialStructure.1sted.Springfield:IllinoisUniversityPress,1949

5J·K·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文1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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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确把握教科书的特点，是优化低年级自然课堂教学的前提，我们认为低年级自然教科书主要有以下 几个突出特点

1.注意贯彻了九年义务教育小学自然教学大纲精神

九年义务教育自然教学大纲，改变了传统的认识。即把自然课性质由“知识性”学科，改变为“教育性” 学科。自然课的任务也由原来的“教给学生一些浅近的自然科学知识”，改变为“不仅要指导学生获得一些浅 显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而且要培养学生的科学志趣及学科学，用科学的能力”。新编低年级自然教材，注意 从各个方面体现大纲改革精神：如教科书的能力结构及德育结构是以知识结构为基础的，通过精心选择三者的 结合点，把知识教学、能力培养、思想教育紧密有机地结合为一体。

2.教材符合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识规律

新教材较好地渗透了人类科学认识程序的教育。教材几乎都是按照“看一看”、“想一想”、“做一做” 等程序进行的，意在指导学生体会科学认识的基本程序。也充分体现了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个 别到一般的认知规律。低年级1-4册共59课，内容涉及理化、生物、天文，地学及人体卫生保健等多方面浅显的 科学知识，都着力体现了科学启蒙性。教材中的自然物体和自然现象具体，直观，看得见，摸得着，且浅显易 懂，都是小学生颇感兴趣的。如蟋蟀、小金鱼、树叶、风车、不倒翁等。低年级的《砂和粘土》、《你怎么知 道》、《土电话》等课也都是以儿童喜欢且容易找到的自然物体为教材，通过让他们自己动手，来发展智力， 培养兴趣的。而《铜铁铝》、《小水轮》等课介绍的自然现象既熟悉又陌生，促使学生很想去探索研究。教材 的编排，就是通过让学生看、想、做，使其好奇心得到满足，既可学到一些浅显的自然科学知识，又能初步提 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形式多样，图文并茂，便于“教”和“学”

新教材为了更好地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兴趣，针对低年级儿童的特点，课本采用了彩色版。考虑他们识字少 ，课文都加注了拼音。根据低年级儿童好动，好做游戏的特点，教材选取了贴叶画，做风车和采集种子等需要 人人动手的内容，也选取了如磁铁游戏，踩影子，认东西等采用游戏方式学习的内容。新教材十分重视发挥彩 图的作用。各项实验，观察对象及所涉及的科学知识，都能用清新的画面来展示。图是文的依据，文是图的体 现，学生通过读图，做什么，怎么做会一目了然。图文并茂的新教材能够强化低年级儿童的直观感受，使他们 学有样子，动有依据，减轻了师生的负担，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点明了一条组织教学的新路。

4.教材涉及到的教具、学具简易，随手可得

亲自动手，实际操作是一种独特的学习活动，是手脑并用的过程。低年级自然教材几乎每一课都要使用教 具和学具。为减轻教师的负担，增加学生的亲切感，课本中需要的教具，学具一般比较简单，很多都是学生身 边的物体。随手可得的材料，很容易满足教学的需要。如铅笔、尺子、文具盒等学习用品，火柴棍、药瓶、旧 牙膏皮等生活用品。

二、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结构是优化低年级自然课堂教学的关键

教学结构是在一定的教学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课堂教学结 构可以理解为一节课的组成部分（即环节或步骤），以及各部分的进行顺序与时间分配。它包括导课、新授、 巩固练习和课堂总结等。

 一节课的效果如何，质量高低往往取决于课堂结构是否合理。因此，精心设计好课堂教学结构，是优化低 年级自然课堂教学的关键。

设计低年级自然课堂教学结构，要从整体目标出发，突出学科特点，不仅使此结构符合教学目的要求和教 学内容的需要，而且要符合教材的课文结构，并且使它不违背小学生认知规律，因此，这一结构应力求突出以 下两点：

一是结构要符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有利于调动学生积累科学探究活动经验的积极性。

二是结构要与学生的认知过程相协调，有利于促进学生认知结构的发展，有利于完成知识教学、能力培养 和思想教育的任务。

据此，低年级自然课堂教学结构一般可按如下模式设计：

附图{图}

第二部分是新授阶段。通过一系列的“教”与“学”的双边活动，使学生自行探究获取问题的结论。第三 部分是巩固应用阶段。通过反复有效的训练，使学生的知识与能力逐步得到巩固、强化和提高。

三、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是优化低年级自然课堂教学的保证

教学方法受教学思想所制约，以往把自然课的性质定为“知识性”学科，其主要任务是教给学生一些浅近 的自然知识，教材也是以叙述现成知识为职能的。教师采用的教法必然是保证学生获得这些现成知识并驱使他 们被动地记忆现成知识的。而新大纲明确规定：自然教学的任务是对学生进行科学启蒙教育。低年级自然的基 本要求是：指导学生认识周围自然界常见事物的显著特征。自然课不再是单纯传知识，而是要求教师激发学生 的兴趣，为他们创设探究的情境，完成多方面的任务。只有教法灵活，得当，才能提高教学质量，达到教学目 的。因此，恰当的教法，是优化自然课堂教学的保证。

在低年级自然教学中常用的教法是看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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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观 科学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

所谓自然观,就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理解;而科学研究则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哲学每前进一步,都依赖于和伴陪着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同样,自然科学的每一步发展,也都凝聚着和渗透着哲学的指导。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了新自然观的建立与形成,新的自然观又作用于科学研究,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

现代自然科学的建立推动了新自然观的形成

在古希腊时代,哲学与自然科学浑然一体,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一身二任,看起来二者的关系很“和谐”,不过,那都是两者本身的发展都还不充分、不成熟的结果和表现。近代以来,科学与哲学的尖锐对立(或者说是完全不搭界的过于统一),是否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机械唯物主义者把自然科学看作反对宗教神学的思想武器;以新托马斯主义为代表的宗教哲学,却又把自然科学当作论证上帝存在的工具;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泛理性主义者,妄图建立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的哲学体系;还有像柏格森这样的非理性主义者,则蔑视和否定科学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所以,到了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建立后,这些存在有严重缺陷,或者完全错误的观点才开始逐渐逆转过来。

现代物理学的建立,与传统物理学(经典物理学)的危机分不开。从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形成牛顿力学体系,经过18～19世纪物理学家的努力,所谓的经典物理学已经发展得很完备了。但是,用经典力学的观点,很多的实验结果和理论的预期都产生了矛盾,加上接二连三的突破传统观念的新发现如X射线、铀的放射性、电子等说明物质原子并不总是恒定不变,而是可以变化、可以分解的。这些突破传统物理观念的实验发现,带来20世纪初期物理学理论的两大突破:一个是相对论,一个是量子力学,它们分别解决了从宏观到微观的一系列现象。现代科学在各个前沿的推进和这两大理论突破密切相关。如果说现代科学还有第三大贡献的话,那便是基因论――如同中国古老的《易经》描述的全息理论。

这些现代科学的发展,导致新的自然观形成。当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以后,哲学家们往往以他们所处时代人们广泛接受的科学理论所描绘的自然图景,作为其本体论研究的出发点,并通过对科学前沿哲学问题的研究来促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科学家们也通过这种科学哲学的探讨,来加深对科学概念及其思想内涵的理解。自然科学领域迅猛发展和接连突破,撼动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改变着科学世界的图景。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新自然观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现代科学发展的丰硕成果,已经能够用确实可靠的知识为人们描绘关于自然界发展的全貌,从而为新自然观的产生奠立了坚实的自然史的基础。而新的自然观创立,又为自然科学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自然观对科学研究的影响

科学作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的认识和反映,离不开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如果不是受到正确的,就是受到错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科学研究表现为科研主体对信息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等的思维过程。这种思维过程不仅是一种再现性认识,而且是建构性活动。

自然观影响了科研工作者对世界的认识。当今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更多的是微观或者是宇观的客体,它们的性质与规律,已经不可能被人类的感官直接感知,这就必须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明这些微观或宇观客体性质与规律的合理性与真实性。这种认识论便受研究者的自然观左右。比如,在量子力学的赖辛巴哈解释中,赖辛巴哈建立了一种新的逻辑形式,揭示了用传统形式逻辑描述不确定现象时的困难。因为量子物理理论具有高度的辩证性质,“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思维,已不能解释清楚众多的“亦此亦彼”的现象。这新的逻辑思维方式,是受自然观影响下科研工作者对世界的认识,它成为现代物理学取得进一步突破的关键。

关于自然观影响了科研工作者对世界的认识这个问题,爱因斯坦对此有过非常重要的认识, 他说:“理论物理的公理基础不能自实际经验提炼出来,而是要创想出来。”所以,自然观影响了科研工作者对世界的认识,更教会了研究者辩证地认识世界。自然界是辩证的,只有在科学研究中运用辩证思维的观点去认识这个世界,才能更准确、 更真实地认识整个自然界。

自然观影响了科学研究的方法。科研工作者作为研究主体,接收外界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客体属性是丰富多样的、无限的。因此,主体总是在某种思想、理论观点指导制约下,按照一定的理论框架有选择地获取信息材料,组织观察、调查、实验及分析综合等研究活动,探索某种客体运动、变化的规律。科学研究的结果往往取决于研究者的方法,如理论与实验、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类比联想与猜测试验、理想化方法与模型化方法、估算与概算等等。科学的发展总是与方法的更新与发展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例如近代物理学的诞生,就得益于伽利略、牛顿等人在研究方法上的大胆创造与革新,他们把观察、实验等经验方法与数学、逻辑等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甚至还发明新的数学工具――微积分。这些方法上的成就不仅大大推进了物理学的进展,而且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为以后物理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示范作用。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清楚地表明:科学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方法上的重大革新与改进。在科学研究中,科学的理论陈述和与之相应的数学、逻辑和形而上学陈述一起组成了这个整体的知识场。自然观的改变,必将对研究方法产生巨大的影响。研究者的科学文化素质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它还有更高的层次,这就是科学的思想与方法。知识是方法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可以自动地转化为方法。

随着自然观的改变,它仿佛打开了一道方法学上的大门:从绝对走向相对;从线性走向非线性;从精确走向模糊;从确定性走向随机性;从可逆走向不可逆;从定域论走向场论;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我们开始了观察一个现象,再对其进行概括,抽象出概念,再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类比联想,提出假说或模型,然后进行理论推导,最后再进行实验验证。这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过程,更清楚地表现出了理论与方法之间这种联动的关系。当代的科学研究,不仅依赖于理论的突破,也依赖于实验手段的改进,还依赖于在方法学上找到更多相应的数学工具,如非欧几何、张量分析、线性代数、群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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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初中物理；启蒙教学；兴趣培养

一、认真上好第一节物理课

要上好第一节物理课，教师必须要对整个初中的物理知识结构体系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做到全局了然于心，胸有成竹.

以下是苏教版初中物理教材的知识架构图：

图示体现出苏科版初中物理教材是以物质、物质的运动和相互作用、能量三大主题构成的不同层次又相互联系的结构体系，从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出发，并回到生活和社会中去.因此，教师在上第一节引言课程的时候，可以从生活中的物理现象着手，让学生建立起自然、生活现象与物理学科之间的感性联系，让学生对物理科学产生求知欲，乐于观察和探索自然和日常生活中的物理学道理.教师可以安排学生阅读引言部分的内容，初步了解科学家探究科学问题的过程和基本方法；通过做“装满水的杯子里还能放多少回形针”、“插入水中的筷子为什么会弯折”等探究性活动，让学生初步了解实验是科学探究的重要方法；介绍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及其成就领域，让学生打开学习物理的大门.

二、搭建理论与实践联系的桥梁

物理的启蒙教育不仅体现在第一节引言课堂上，在物理课堂中，教师应该为学生搭建起理论与实践联系的桥梁，让学生知道物理学的知识是有用的，物理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极大地推动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让学生期待学习，期待探索，从而对学习物理产生兴趣.例如在学习（苏科版）八年级物理上册第四章《光的折射 透镜》时，教师可以举放大镜、凹透镜、凸透镜、显微镜、望远镜、近视眼镜、老花眼镜的例子，加强理论知识与实践的联系，让学生通过学习，领悟物理与生活的关系.

教师在教学中还应该重视物理学成就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意义的讲解，而不仅仅限于讲解物理学理论本身.例如，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人们成功地制造了各种电气设备，人类社会便由“蒸汽时代” 进入“电气时代”；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等，使人类开始步入了一个智能化、信息化的高科技新时代；从电话的发明到当代互联网络的实时通信，从晶体管的发明到高速计算机技术的成熟等等，无不体现着物理学对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贡献.

三、重视实验课

物理是一门自然科学，物理概念和规律的建立是与实验密切相关的，对初学物理的学生而言，更需要通过具体、生动的、千变万化的物理现象来认识现象中本质.学生的第一堂物理实验课是带着很强的好奇心进行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内容安排上要由浅入深、循序浙进，分层次组织实验教学.初中学生好奇心强，做演示实验时相当一部分学生凑热闹、讲新奇，观察实验不仔细，归纳结论不思考.教师在实验课上要提醒学生实验前要准备什么？这个实验要观察的是什么？实验过程怎样把握？实验记录的是什么？怎样分析实验结果？对于一些动手能力比较弱的学生，教师要耐心反复地指导，并且在实验过程中多加提醒，不能打击他们的学习信心.实验结束后，教师要安排学生写实验报告，培养学生遵守操作规程和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

总之，初中学生的认识水平和逻辑思维都不够成熟，具有较大的可塑性.教师要通过物理启蒙教调动学生学习物理兴趣和积极主动精神，为今后学习物理提供持久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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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徐维德. 浅谈初中物理素质教育[J].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

篇6

一、绪论

（一） 刑事新派与旧派的划分

将不同派别的刑法学说包括犯罪原因论进行比较，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学派的划分，正是存在不同类型的学说，我们才为研究之便，将其划为不同的派别。而如何进行划分，划分的标准不同，对各派学说就会出现不同的对立统一的局面。日本学者大谷实教授，中山研一教授、大冢仁教授等都作出过不同的分类结果，我国学者亦存在不同的看法。[①]由于这些学者没有明确划分标准，划分的结果虽有相近之处，但仍然很混乱甚至于不能自圆其说。

本文对旧派与新派的划分标准是时代背景，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因此，贝卡利亚、边沁、费尔巴哈、康德、黑格尔等属于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的特点是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反封建专制，追求自由、理性的时代背景，接受前人的启蒙，以传统的研究方法从事刑法学术研究，倡导罪行法定，罪行相适应，人道主义，客观主义，尤其是意志自由论，是该学派的理论基石和与新派相对立的重要标志。也是本文所重点关注的。新派又称近代学派，实证学派，他产生的时代背景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自然科学的空前发展，社会矛盾尖锐，犯罪呈上升趋势，该学派以实证的研究方法，该学派的观点是强调犯罪的社会原因或先天原因，社会责任论，个别预防论等观点，新派中又可分为刑事人类学派，和社会学派。他们分别强调人类学因素和社会学因素在犯罪中的作用。

孟德斯鸠，洛克、格老修斯，卢梭，等人一般归于刑法思想的启蒙者，这是因为他们的刑法思想虽然启蒙了贝卡利亚等古典学派的诸学者，但他们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刑法理论。如果把孟德斯鸠，洛克、格老修斯，卢梭等称为启蒙派的话，他们启蒙的是古典学派的贝卡利亚，边沁，费尔巴哈等学者，而不是对实证学派的启蒙。刑事实证学派与其说受了启蒙派的启蒙，倒不如说是受了达尔文甚至是伽利略、牛顿的启蒙。这也难怪有的学者将启蒙派也归入古典学派。[②]

（二）犯罪原因的概念及犯罪原因论的重要地位

犯罪原因是犯罪学的主要研究对象，③犯罪原因论是犯罪学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各学派的刑罚观的不同归根结底是由于其犯罪原因论的不同，犯罪原因论体现了一个学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刑罚观与其犯罪原因论是否自成体系，是检验一个学派或学者能否自立于学术之材的重要标准。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犯罪原因论就有什么样的犯罪观和和刑罚观。

二、古典学派的犯罪原因论

（一） 主要论述及观点

古典学派的学者对犯罪原因论述较，少以至于有些学者称之为刑罚学派。例如美国犯罪学家Jon Lewis Gilin Harry ElmerBarnes NegleyK.teedengters等持这样的观点。[③]对古典学派的犯罪原因论可以作如下的概括：

1、人性自私。该学派普遍接受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的人性恶的学说，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而这种自私是一种恶，犯罪是人的本性的表现，任何人都有犯罪的可能。

2、意志自由。旧学派的学者认为任何人都有同样的意志自由，都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出自己的行为，犯罪行为是个人选择的结果，犯罪人本可以不犯罪，这也正是犯罪人对其自由选择的犯罪行为承担则任的根据。

3、趋乐避苦，犯罪人之所以选择犯罪，是因为，犯罪是一种享乐，或可以避免不犯罪的痛苦处境。

4、功利主义，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利益，而不顾手段是否正当，犯罪行为符合这样的特点的，犯罪行为可以实现正当手段根本不能达到的目的。

（二）评价

加罗法洛认为：犯罪并不是对权利的侵害，而是对情感的侵害，这是的情感，主要是指道德感，每个民族都拥有一定量的道德本身，它们不是产生于个人的推理，而是由于个体的遗传。

没有对自由意志进行定量的研究从而使得许多古典学派的学者仅主张以客观危害作为量刑的根据。将自由意志由相对夸大到了绝对。将趋乐避苦看作人选择犯罪的原因，但为什么人们有着不同的苦乐观，不同的苦乐观又是什么原因形成的。为什么理性人面临同样的选择，也仅是少数人选择犯罪。即使特别强调这一点的边沁和费尔巴哈也没有作出解释。

三、新派的犯罪原因论

（一）人类学派

1、主要观点及论述

刑事人类学派的创始人龙勃罗梭认为犯罪是一种返祖现象，返祖的原因在于隔代遗传，并且第一次提出犯罪人的分类，第一类是天生犯罪人，既先天已有犯罪本性，龙勃罗梭的学生加罗法洛是刑事人类学派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他创立了自然犯罪概念。

2、评价

龙勃罗梭的犯罪人是实定法的犯罪人，其作为样本的犯罪人都是监狱中关押的法定犯，而在其犯罪概念中也包括精神病人。这可以说是龙勃罗梭的研究未严格遵循统一律。龙勃罗梭取材的犯罪人多是危害治安的犯罪人并以惯犯居多，如抢劫，，盗窃等类型的犯罪人，由此得出天生犯罪人论的的结论，难逃以偏概全的致命要害，难怪在其后期的观点中一再降低天生犯罪人的比例。

加罗法洛的自然犯罪论是对刑事人类学派的重大改进， 也是加罗法洛的最得意之作，“有些思想无论是纯学术的批判，还是我后来做的自我检查，都无法在最细微的程度上影响我去做出改变。这就是仅仅与法律上或传统上相对立的自然犯罪思想。我承认它可能用不同的形式表达，但我深信自然犯罪这一概念已经扎下了根了。”[④]如果 试想如果存在天生犯罪人，那么决不能用法定犯来概括这一现象，因为法律有恶法与良法之分法律有可能将本不应规定为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本应规定的犯罪不规定为犯罪，法律又时常在变化中，规定人性状的基因又怎么能随着实定法的变化而变化呢？然而加罗法洛的自然犯罪概念，就超越了时空，把犯罪这一概念自然化，普遍化，这就与受自然规律支配的人的基因放到同一运动曾面上。在龙勃罗梭的逻辑体系里，这一点是混乱的，既然犯罪人是天生的，那么，犯罪就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其犯罪和犯罪人概念并没有法定与自然之别，这样龙的逻辑是混乱的，加罗法洛的自然犯罪的概念的提出，使得人类学派摆脱了这一困境，尽管加罗法洛并没有完意识到这一点。人类学派的共同特点是企图以低级的运动（生命运动）规律解释高级的运动（社会运动）的规律，这就难免自陷机械论的泥潭，但他们破天荒得将实证方法引入犯罪学的研究，充实了犯罪学的研究方法功不可没，并且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命题：“假定最终科学有能力‘解释’DNA，并能够准确的预见遗传缺陷的后果，那么，在法律上将会出现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刑事审判机关如何处置其行为由遗传缺陷决定的犯罪人？当这些人实施危害行为之前，社会有权利进行诊断和隔离吗？社会能够从这些人一出生就对其进行预防吗？”[⑤]

我想： 我们可以把人当作物去研究，而不能把人当作物去处理。

（二） 社会学派

1、主要观点

社会学派与人类学派一样反对把自由意志作为犯罪的原因，甚至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但不同的是社会学派都是综合原因论者，社会学派并不是只承认犯罪的社会原因，而是相对于人类学派，比较重视犯罪的社会原因。这正是日本学者曾将社会学派称为折中派的原因。菲利在研究中运用了心理学，病理学、统计学的新成果，他将犯罪的原因分做三大要素，即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认为：“犯罪是有多种原因引起的，无论那种犯罪，从最轻微的，到最残忍的，都不外乎是犯罪者的心理因素状态，其所出的自然条件和其出生、生活或工作于其中的社会环环境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⑥]这就是菲利的犯罪原因三元论。在此基础之上，菲利提出了犯罪饱和法则，他把一定的社会比做溶剂，犯罪比做溶质，犯罪三原因比做溶液所处的诸如温度，气压等条件。但也许是菲利的化学知识不够的原因，这个比喻性的称呼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在一定的外在条件下，溶液的饱和只是反映溶质存在的最大量，但是实际上并不一定饱和，饱和只是特例，但菲利说的犯罪饱和是指：在一定的三要素条件下社会社会就发生一定量的犯罪，不多也不少。这与化学上的饱和并不十分相似。犯罪数量虽然与三要素紧密相关，但下结论说与三要素的变化成正比，就十分武断。

社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李斯特，批判地吸收了比利时学者凯特来主张的社会关系一元论和和刑事人类学派的先天资质一元论，并认为菲利所说的自然因素只是社会因素的一种。由此提出了犯罪原因二元论，即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并特别重视社会因素，李斯特指出：“大众的贫穷是培养犯罪的最大基础，也是遗传素质所以质变的培养液。改善劳动阶级景况是最好的和最有效的刑事政策。”[⑦]

2、评价

菲利的三元论与李斯特的二元论并五实质差别，因为在李斯特看来，环境与社会是一元，并重视社会原因，这实际上已接近犯罪原因的真理，但李斯特没有进一步论证两元之间的关系，是其缺陷。

四、新派与旧派的对立

（一） 对立观点的总结

自由意志论是古典学派的理论基石，黑格尔指出：作为生物，人是何以被强知的，即他的身体和他的外在方面都可以被置于他人的暴力之下：但他的自由意志是绝对是不可能被强制的，[⑧]

新派反对旧派意志自由的观点，认为犯罪现象正如是世界上的一切现象一样受因果法则的支配。认为我们的行为一我们的身体上的要素与我们的环境的要素的竞和而左右，从而为之的意思也依此等要素是必然的自然而然的因果，而我们决没有成为意思自由之物。龙勃罗梭认为由于行为人的先天的身体构成异于常人，因而决定他必然犯罪。菲利对古典学派的认为犯罪是基于趋利避害的本性的自由选择的结果的观点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我们不能承认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仅为我们内心存在的幻想，则并非人类心理存在的实际功能。[⑨]认为：”犯罪有其自然的原因，与犯罪人的自由意志毫无关系。“古典学派早于近代学派，自然不能给予回应，然而后来兴起的新古典学派对于近代学派给予了顽强的回应。围绕着意志自由论与意志决定论以毕克麦耶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进行了持续二十年之久的论战。

（三） 对立观点的哲学原因

刑事旧派的犯罪原因论是一唯心主义世界观在犯罪观的体现，自然法与社会契约是古典学派的出发点，自然法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斯多葛派思想家芝诺（Zeno公元前350-260）认为自然法是遍及宇宙的统治原则，并被他们按泛神论的态度视之为神。斯多葛派认为自然法就是理性法，理性作为一种遍及宇宙的万能的力量，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他们认为处处寓于所有人的头脑之中的神圣的理性，不分国别或种族。因而存在一种基于理性的普遍的自然法它在整个世界都是有效，它的要求对世界各地的人都由约束力。[⑩]及至中世纪，阿奎那使自然法神学化，主张自然法是从属于法体现神的理性的永恒法，认为＂理性的动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受着神意的支配。＂[11]虽然作为近代自然法创始人的格劳修斯不再强调神意，。黑格尔和康德作为哲学家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新派的观点总的来说是唯我主义的，但夹杂着明显的机械性旧派与新派的对立，是自然法与实证派的对立。

既是世界观的对立，也是方法论的对立，由于受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由假想的前提进行理性思辩，命题的正确性，可靠性依赖于思想家的天才的思辩能力，和对社会法律现象的直观感受，他们的资料主要是前人的相关论著，在他们的时代社会的管理制度没有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丰富的统计资料，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没有为他们的研究创造出用于实证的测量工具，由于习惯或社会研究的传统，他们也并不重视这些，他们在著作中所举的事例与其说是证明自己的命题，不如说是在向读者解释他的命题，他们的学说是前人研究结论的线形延续，如贝卡里亚、边沁等，他们的思想能在孟德斯鸠的，卢梭等人寻到影子，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他们相似的研究方法和把前人的著作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的原因。

实证学派作为一个学派，是近代的事，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实证的思想和手段，诸如重观察、测量、统计、验证等，反对想当然的猜测。他研究的结论通常与人的直观感受不同，例如，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论在刑法学界引起的轩然大波不亚于伽利略的落体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曾在物理学界引起的震动，实证的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不使一部分学者将实证的方法引入社会领域，方法的革命必然带来结论的差别，否则，方法就没有开拓性的意义，而不过是另一种方法的左证。实证学派的贡献不仅是为刑法学说大厦添了新的砖瓦，而且贡献了新的建筑方法。

亚里士多德的关于自然科学的学说，在今天看来荒谬之及，然而其人文科学的学说仍被奉为经典，如果新派的研究方法称为实证方法的话，旧派的研究方法尚一时不知怎么称呼，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是传统的方法，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一脉相承，这种方法似乎极适合用于人文学科的研究。

不澄清概念的差别，不进行语境的统一，而渲染各派间的对立与争辩，难免会出现关公战秦琼般的笑话，不能把犯罪的构成要件与犯罪的原因混淆，自由意志只是法定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不是犯罪的原因，既然在古典学派看来自由意志是人的根本属性，是犯罪人和不犯罪人共有的属性，他怎么会成为犯罪的原因呢，说具有自由意志是犯罪的原因就等于说人具有大脑是人犯罪的原因一样荒唐。犯罪行为是有自由意志支配的，如何使用自由意志，以及供自由意志选择的可能性才是犯罪的原因，龙勃罗缩的犯罪的概念，加罗法洛的犯罪概念不同边沁的犯罪概念与实证学派的犯罪概念，又存在差异，这也是它们的犯罪原因论对立的原因之一。

五、新派与旧派的统一

一个人发育正常的人对自己的行为有认知能力，既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会有或可能有什么样的后果，他的行为是他的意志所指向的，他的意志也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他是他的行为的决策者，（既旧派的意志自由论）。但这个自由是相对的，因为其各人的先天因素，以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为准备了供其自由选择的素材，他的自由仅限于现有的素材范围的选择，选什么，虽然是完全自由的但素材的范围是注定（新派的意志自由否定论）的，比如面对是否要抢劫一千元现金的选择，无论是贫民还是贵族的意志都是自由的，因为决策者是他自己，都奔着最有利于自己的原则去选择，所以，他们的意志同样的自由，但他们面临对比的另一面是不一样的，这不是他们的自由意志所能决定的，贫民比贵族更渴望得到这一千元钱，而贵族比贫民更惧怕刑罚的追究。这种状况不是意志所能决定的。

旧派与新派的犯罪原因论统一，从客观上讲，首先在于犯罪原因本身的复杂性，既一果多因、多因多果。就连最固执一端的龙勃罗梭在其后期作品《犯罪：原因和救治》中指出：导致犯罪发生的原因是很多的，并且往往缠结纠纷。如果不逐一加以研究，就不能对犯罪原因遽下断语。犯罪原因的复杂状况是人类社会所常有的，决不能认为原因与原因之间毫无关系，更不能以其中的一个原因代替所有的原因。[12]

旧派与新派的统一，还在于方法论的统一。方法论统一的必要性在于作为研究对象的运动形式的统一。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运动是最高级的运动形式，它包含了机械、物理、化学、生命等运动形式，[13]所以，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实证方法不能不在犯罪问题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高级运动形式不是低级运动的简单组合，有其特有的规定性，是实证方法力所不及之处，成为古典学派退守的城堡，[14]古典学派的方法论也就不至于因实证方法的对立而退出刑法学说史的舞台。

前文分别论述了各派的贡献和不足，贡献是其在刑法学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根本，他们的不足则为与其他学派的统一留下了接口。

旧派与新派的犯罪原因论分别作为一个片面统一于完整而正确的犯罪原因论。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在黑格尔看来，是假定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这实际上作为旧派学者的费尔巴哈有着与新派相一致的一面，刑罚无论在费尔巴哈看来，还是在社会学派看来，都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因素，影响行为人的选择。

刑法学说史上的各路学者，都是带着脸谱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我们划分他们的派别似乎不是根据他们所持的全部观点，而是根据他们对刑法学说这座大厦的贡献，龙勃罗梭无论怎么减小天生犯罪人的比例，无论怎么兼顾犯罪的社会原因，仍然处于刑事人类学派的行列里。因为天生犯罪人论是其对刑法学说大厦的独特贡献，在他之前这正是这座大厦所缺少的。总之，他们并不是那么势不两立。我们愿意让他们带着脸谱在历史的舞台上对打，然而他们共存并统一于真理的刑法学说的大厦里。

结论

每个学者的思想都有一个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但该学者的特色及贡献，仍是他当初坚持而后来作了修正的，被后人作为靶子批判的片面思想，这是该学者对真理的大厦贡献的属于自己的砖瓦，也为学术批评竖起了极为欢迎的靶子、纵观犯罪原因论的发展史，整个思想大厦有一个从不完整到完整、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只要贡献有价值的总能在大厦中找到并保留自己的一席之地，就学者个人的思想而言，后来的思想家并不比前代思想家的贡献大，这一点似乎并不遵守进化论，这些思想的大师，都是在不同的方面建筑真理的大厦。

社会原因是犯罪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刑罚的根据，作为应受惩罚的犯罪并不关注社会原因，而关注个人原因，刑法是针对的犯罪的个人，而具有同样社会原因的并不一定都犯罪。比如贫穷是某人犯盗窃罪的社会原因，犯罪人的贫穷是由于社会分配的不公造成的，当然社会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并不是因犯罪人的犯罪才承担责任，而是因为其不公的分配政策才承担责任，应承当改善分配状况的责任，也并不针对犯罪人而是对处于同样处境的人都要承担，这实际上形成一种新的政策，是社会政策，而不是刑事政策，如果社会仅对犯罪人承担责任的话，这等于是对犯罪的鼓励。所以社会原因是不能作为刑罚根据的犯罪原因。它为社会学家所重视，而不为职业刑法学家所关注。这是古典派的职业刑法学家很少提及的原因。

篇7

任何研究现代史的人都知道，现代的网络是以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为前奏，紧接着又发生苏格兰工业革命。它由苏格兰迅速扩充到英格兰，而影响到全世界，而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苏格兰，一点也不使人觉得意外。直到16世纪，苏格兰还是欧洲最落后的地区，但17世纪后，苏格兰终于提高教育水平，使得苏格兰成了人类最早的知识社会，而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又推广系统的人文、社会及自然科学的知识，使得苏格兰人对知识充满了好奇心，于是苏格兰遂成为有知识、有创造力、有愿景的社会。

现代的第一批伟大人物，如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发现牛痘的杰佛、发明综合纺织机的布坎南、发现二氧化碳的布莱克、进化论之父达尔文、治疗坏血病的林德、设计现代公路的麦克・亚当、设计现代铁路的戴尔佛，还有更多皆为苏格兰人和在苏格兰受教育的人，更不必说思想人物如哲学家休谟，大思想家密尔等人了。

而《大英百科全书》第一版，就在1768年于苏格兰的爱丁堡编印，它所代表的就是那个对知识充满了好奇的时代。它把人文社会及自然科学有系统地介绍，用来教育及供人阅读，那个时代的人真的会求知若渴地去读它。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苏格兰绝非偶然。

启蒙精神除了影响英格兰外，更透过苏格兰移民影响美国。由于苏格兰人对知识好奇，有探究精神，他们易地生活，总能求新求变。例如钢铁大王卡内基，电报电话大王贝尔就都是苏格兰移民后代。当今的人都知道全球精英高等教育及研究最好的是常青藤盟校系统，而常青藤盟校所遵循的乃是普林斯顿大学传统，而普林斯顿则是效法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早期的普林斯顿校长威瑟斯明出身爱丁堡，他将精英启蒙精神带进教育，使普林斯顿大学成效惊人，常青藤的其他学校遂相继跟上，一脉相传直到今日。

因此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大英百科全书，它们彼此之间其实是被启蒙精神和启蒙价值所统一的。所谓的“启蒙”指的是人在蒙昧状态下可以被照亮，而用来照亮人的，乃是透过教育使人与社会的品质被改良，使人对求知充满好奇心和热情，也能提升审美意识。总的来说，就是要让人有探索问题的意志，借着探索再造新人。启蒙时代富兰克林曾游历爱丁堡，就对这个城市的人赞不绝口。

而那个时代早已结束了。现在技术发达，人们透过网络很容易获得资讯，当资讯已取代了知识，一知半解，凡事不求深入的新人类遂告出现。消费式的资讯充斥，人对严格的知识当然不再有兴趣。前几年人们还会把《大英百科全书》买来当客厅摆设，现在连当摆设都觉得累。2010年版乃是最后一版，印了1.2万套，至今只卖了8000套，还有4000套堆在仓库里。当资讯已取代知识，特别是闲聊的软资讯已取代一切，《大英百科全书》的确到了熄灯的时候，现在还有网络版，再过几年可能连网络版也要关门说再见。《大英百科全书》纸版的停刊，只是它下台鞠躬的第一个动作而已！

篇8

一、室外的观察教学是自然课教学的方法之一。

教训中要善于引导学生进行观察，不但要细心观察教师在课堂的每一个实验，而且会认真观察实物。观察实物既经济又实惠，又直观具体、有趣，更能够提高观察教学的效果。例如在教学小学自然第九册第十二、十三、十四课时，本人组织学生到室外观察，在教师的指导下观察根的生长情况及作用。其次是玉米的二层根，起到加固植物的作用，对防止倒伏起一定的作用。通过以上的观察，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比看书本的插图更能反映出植物的本质特征，更能吸引学生，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二、外自然课的教学是补充教学实验材料不足的最好的方法。

实验是学生获取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手段。有些实验由于实验教材不足，在自然实验室是无法完成的。为了学生能更好地上好实验课，获取必要的自然科学知识，我利用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室外实验的方法进行教学，使教学客观真实、具体、效果明显。如在教学自然课第七册第2课时，组织学生到附近鱼塘养殖场了解“四大家鱼”的养殖情况，认识鱼类的外型共同特征。学生不但看到塘鱼的生活习性，而且还亲自触摸活生生的鱼，比看图更清楚地了解和掌握鱼的外型特征及用鳃呼吸，用鳍游泳等特征。

三、然课室外教学是培养学生学自然的兴趣的有效方法。

自然课室外实践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续和补充，它不但巩固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对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培养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和创新精神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我除了上好室内每一节外，还积极带领学生进行室外实践活动。把室内和室外的课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巩固深化，甚至升华所学的技能，达到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例如：在老教学四年级第七册自然第一课《制作昆虫标本》时，首先在课堂内认真讲授制作标本的方法，同学们一听到到室外捕捉昆虫，个个都跃跃欲试，情绪非常高涨，认真做好笔记，制作好三角纸包，随时准备出发。第二课出发捕捉昆虫时，首先对学生进行安全的教育，然后让同学们自由地捕捉昆虫。虽然他们有的手脚都被划伤了，但仍然勇敢地捕捉，直到捉到为止。回到课室后顾不得伤痛就忙于制作标本，没有一个人怕辛苦或怕麻烦，都非常开心。就连平时不守纪律的差生也表现得非常好。

四、室外自然课的教学是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保护生态自然环境的优良品质的最好途径。

篇9

关键词：观察；实验；自然条件

小学阶段应该重视科学这一学科。教师在教学时，要指导学生认识周围的事物，密切联系当地的自然条件进行教学。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才能使学生对周围的事物真正有所认识，才能保证让学生通过亲自观察实验获取科学知识，才能更好地向学生进行爱家乡、爱大自然的教育。

一、利用农村动、植物资源上好观察课

观察教学，是科学课教学的主要方法之一。小学科学观察课教学主要是对一些动、植物进行观察。因此，在教学中我始终注意到农村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利用它们代替图片、标本。

二、利用农村生产、生活资料，上好实验课

实验是学生获得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手段。上好实验课是提高自然课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农村小学应充分利用农村生产、生活资料来补充实验教学用具。让学生在家里自己做实验，看看种子萌发先长什么，再长什么，植物的根向哪里生长，根的生长速度怎么样。根有哪些作用，种子是怎样变成幼苗的，植物茎的作用和怎样开花结果的等。学生通过自己亲自选材，亲自种植，并把每天的生长都记录下来，从而了解了植物的生长过程，通过实验，使学生获得植物生长变化的数据。家里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根据实验目的需要，可以就地取材，教师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进行实验材料的选择并进行实验。瓜果、蔬菜、鸡、鸭、猫、狗都是实验的好对象、好材料，这更有利于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三、利用农村小学生的生活实际，提高教学效率

要提高自然课教学效果，必须致力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课堂教学除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优化外，还必须注意到学生的学习基础，因材施教。农村学生本来对自然界中的鸟兽、虫鱼、山川、草木较了解，而且比城里的学生生活经验要丰富得多；可以说自然课本中的大部分内容，农村小学生在学以前都已经具有感性认识。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利用他们的这些生活知识，充实教学。如，教学《磁铁》一课时，我就是鼓励学生讨论，以学生讲为主，教师讲为辅，学生变被动为主动，争着发言、互相启迪、互相补充，最后取得较好的效果。这样不但使课堂气氛活跃，而且教学效率也有所提高。

四、利用农村种养条件，提高教学效率

教学实践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也是自然课教学的任务之一。教师可以根据学校和学生家庭条件，组织学生进行教学实践活动以提高自然教学效果。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物产丰富，各种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随处可见，伸手可取；形形的小动物应有尽有，如，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昆虫、水中的鱼虾等都可信手拈来。如此便利的动植物条件就是实验的好“材料”。

如，在教学关于花的知识时，应带领学生去野外上课。从学生的课堂反馈中发现，他们不但知道了花的结构，而且了解了花的几种传粉方式（风媒传粉、虫媒传粉、人工传粉），并懂得了什么样的植物开什么花，花是怎样的。像这样的学习，既学到了知识又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学生学在其中，乐在其中。

五、利用农村环境，加强学生思想品德教育

思想品德教育是科学课教学的一大任务。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爱祖国、爱科学、爱劳动，具有科学自然观和科学态度等教育。因此，教学中不但要有机地渗透这些教育，而且要利用农村环境挖掘教育因素。

参考文献：

[1]时延军.用新课标理念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J].新课程研究：基础教育，2008（11）.

篇10

在比较法上，对法律行为理论及其制度的价值存在争议。本文从法学方法的角度，讨论何以在当时的德国会出现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文章认为，法律行为的概念与浪漫主义和精神科学对“理解”和“意义”的探求有关，而浪漫主义在法学领域推进的结果是历史法学派。最终创造法律行为的是理性法学派的体系化法学方法。在当时的德国，产生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有某种必然性，这一根源在法学上，体现为罗马法学派与日耳曼学派的对立，但是更深刻的根源在于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

关键词：法律行为理性法学派历史法学派罗马法学派日尔曼法学派理解与意义

人们对逻辑的渴慕，把法学变成了数学，这不仅是错误的认识，而且还会误解法律。生活不因概念而存在，相反，概念因生活而存在。有权存在的，不是逻辑，而是生活、社会关系的需求以及对正义的感知；逻辑的可能或不可能都不是物质的。

--------耶林[1]

一问题及其限定

一个比较法上的争议问题

“法律行为”（Rechtgeschaefte）一词是德国学者创造的法律术语。在英美法中找不到相应的词语。[2]法律行为理论在大陆民法的位置极其显赫。它被誉为“民法规则理论化之象征”；[3]“大陆法系民法学中辉煌的成就（theproudestachievement）”。[4]庞德也指出，在罗马法中，决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媒介是“行为”。在大陆法系，这种“行为”主要是指法律行为。而在英美法，决定权利义务关系的主要是“关系”。[5]

如此重要的一个制度，在部分学者那里却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这里以茨威格特和克茨《比较法导论》第2卷为例。在这本书中，他们猛烈地批判了法律行为制度：

学者贡献的法律行为原理的作用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在法律行为这一概念中，所有的交易只有一项因素是共同的，即“表示”（declaration）。但是，用法律行为来囊括所有的意思表示，这些意思表示是与物权移转行为（realacts）（比如德国法上的动产交易）、双务（synallagmatic）合同、财产让与行为、影响家庭身份的行为、有法律效力的单方意思表示联系在一起的，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是概括不了的（overstrained）。……学习德国法的外国学生可能首先就要问：这些不同层次的抽象化之间的差别是不是真的必要。如果不诉诸如此一个整全的特别概念，是不是就不能处理相关材料、叙述相关规则了呢？有必要把法律行为、意思表示、合同和要约（合同的组成部分）区分开吗？……用比较法上的功能方法看，法律行为不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法律行为”是德国法上的一个人为概念。它虽然有阐释和体系化价值，但作为一个认知工具（aperceptualtool），它对于私法的社会秩序而言，并不是非常有用。[6]

德国法学家乌拉沙克（Wlassak）也意识到，法律行为是一个“真正的灰色理论的产物”（richtigesGeschoepf）。著名民法学家弗卢姆也赞同这种观点。[7]

从立法上看，除了英美法系国家外，很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也没有规定法律行为制度。同为德国法系的奥地利民法典、瑞士民法典就没有规定。其他地区如法国民法典、拉美国家的民法典、荷兰民法典、魁北克民法典等都没有规定法律行为。这些法典基本上采取用合同制度代替法律行为制度的立法技术。

在我国，也一直有关于法律行为这一制度的存废之争。据江平先生介绍，在《民法通则》的起草过程中，对采用不采用民事法律行为也有争议。反对的人认为，英美、法国没有法律行为，“日子过得也比较好”，德国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抽象，难为一般人理解。但最终《民法通则》还是接受了这一概念和制度。[8]在目前，我国立法机关在拟定民法典的草案时，关于是否规定法律行为，也出现了争议。

问题及其限定

本文的问题是从前文关于法律行为必要性的争议之中引发的。本文并不在一般意义上讨论民法学或者民法典是否需要法律行为，而是讨论何以当时的德国法学家会从大量的法律素材中提炼出“法律行为”这一抽象概念，这种抽象概念的提取与当时德国主流的法学方法有何种关系，以说明在当时的德国，产生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是否有某种必然性。为此，我将首先通过知识考古学分析，讨论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并通过对法律行为这一概念的语义学分析，揭示法律行为这一术语的独特性。其次，我将结合在法律行为概念出现时的主流法学方法论，讨论法律行为这一概念与当时的法学思潮的关系，并分析产生法律行为概念的两种看似矛盾的方法，是如何共同服务于一个目的的。

法律行为这一概念在大陆法系各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在我国，民法学者基本上都接受了德国法中的法律行为理论和制度（建国后是通过原苏联接受的），《民法通则》也直接继受了德国法的立法实践。对于法律行为，我国民法学界以前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民事法律行为这一概念在逻辑上的妥当性。这种争议的实质还是在于，是否要全面继受德国法中法律行为的制度。我的目的在于，考察德国法中产生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时的社会/政治以及学术背景，揭示这一概念在德国产生的某种必然性，我的切入点是当时的法学方法。我将指出，即使这一概念和制度的价值在今天看起来并不大，在当时的德国出现这一概念是有其合理性的。

二、法律行为概念在德国法上的源起

法律行为概念的起源

弗卢姆指出，罗马法学家仅仅认识到具体的法律行为，而并没有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一词，最早出现于18世纪。在18世纪，“法律行为”还没有统一的表述方式，在法律文献中，人们既用拉丁文表示，也用德文表述，直到18世纪末期，Rechtgeschafte一词才确立。[9]

在德国启蒙时期，法学家丹尼尔。奈特尔布莱特（DanielNettblandt，1719-1791），在1748年的著作中借用过拉丁文actusiuridus（可译为法律行为）和delaratovoluntatis（自愿表示），表示自愿追求法律效果的行为。他甚至将actusiuridus定义为“设定权利和义务的行为”。[10]但是，第一次使用这一术语的是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古斯塔夫。胡果（GustavHugo）。在《日尔曼的普通法》（1805年）一书中，他使用了Rechtgeschaeft一词代替罗马法中的“适法行为”（negoziogiuridico）。但是法律行为一词的真正创始人实际上是海瑟（Heise），在1807年的《供学说汇篡教程所用的普通民法体系概论》（GrundrisseinesSyestemsdesgemeinenZivilrechtszumBerhufvonPandekten-Vorlesungen）一书中，他使用了Rechtgeschaeft一词，海瑟的老师胡果（也是哥廷根大学的教授）指出，“在整个法学史中，没有其他一部作品象这部作品一样，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11]在该书中，海瑟提供了一个划分十分严格的目录。第一卷是“总则学说”，紧接着“权利”（Rechts）的是“行为”（Handlungen）。在“行为”下，有“意思表示”一章。该章中有“法律行为专论”。“意思表示”是相对于“侵权行为”（unerlaubtenHandlung）使用的。[12]该书第六章详细地讨论了法律行为的一般意义、类型和构成条件，使其成为一般术语。其结构是：

第六章关于行为

1.行为的一般规则

（1）关于意思的确定

……

（3）关于意思的表示

2.关于法律行为[13]

海瑟第一次揭示了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属性。这里所谓的意思表示，不是生活中普通的意思表示，而是追求私法效果的意欲意思，即法效意思。之后，萨维尼在《现代罗马法体系》第三卷将法律行为理论进一步精致化，对海瑟所揭示的意思表示这一本质部分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发展。1794年制定的普鲁士普通邦法（AllgemeinesLandrechtfuerdiePreussischenStaaten）采用了这一概念，它规定了“行为”，但不是“法律行为”。同时它还采取了“意思表示”这一概念。1863年的《萨克森王国民法典》（BuergerlichesGesetzbuchfuerdasKoenigreichSachsen）采用了“法律行为”这一概念，该法第88条规定：“如某行为与法律要求相符，旨在设定、废止、变更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即为法律行为”。这是法典对法律行为这一概念以及制度的首次承认。

“意思表示”是与“法律行为”密切相关的法律术语，它与“法律行为”几乎同时出现，也是德国民法的核心概念之一。格劳秀斯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deiurebelliacpacis）》中继承了传统罗马法的“诺言”所表达的思想，极大地促进了18世纪末期法学的发展。[14]之后，在18世纪，沃尔夫（ChristianWolff）首次提出并阐述了意思表示这一概念。在十九世纪，它成为德国民法理论中的基本概念。[15]后来，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中将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作为同义语使用。为了与奥地利民法典的用语有所区别，普鲁士普通邦法开始使用了“意思表示”这一概念（该法第1章第4节）。至此，“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的概念终于在法律中形成。

法律行为的语用学考察

“法律行为”的德语是Rechtsgeschaeft.这是一个组合词，它由“法律”（Recht）和“行为”（Geschaeft）这两个词合成。中间加了一个连词符s.

法律行为中的“行为”一词，在海瑟的著作里使用的是“Handlungen”。[16]而在德文中，表示行为最常见的词语也是Handlungen.格尔哈德。瓦瑞格的《德语辞典》中揭示“Geschaft”的意思是“zweckgebundensBeschaetigung，Taetikeit，Arbeit，Gewerbe，BerufErgebnis，AbschlusseinermitGeldverbundenen，Taetigkeit，Handel，Absartz，Verkaufen，Aufgabe，Auftrag；Verkaufsstell，Gewerbeuternehmen.”[17]另一本《英德德英辞典》则把“Geschaeft”解释为“shop”和“business”。[18]而在德文中，侵权行为使用的是unerlaubtenHandlungen一词。可见，在德文中，“Geschaft”一词主要是指交易，并不是一个关于“行为”最为常用的词。

在德文中，表示“法律行为”的另外一个词语是“Rechtshandlung.”但是，弗卢姆是在与事实行为同一个意义上使用的，认为它是“与法律行为相对应的概念”，Rechtshandlung一共包括三种：事实行为（Relakte），通知（Mittelungen），原宥（Verzeihung）。[19]另外，在德语中，Rechtshandlung一词还有“法律中的行为”的意思，即法律调整的所有行为的总称。

可见，Rechtsgeschaeft一词仅仅用来表示通常所说的法律行为。之所以使用“Rechtseschaft”一词，是法学上出于区分生活中的行为而创造的一个词语。在德国民法理论和民法典中，有很多这种所谓的“法律家德语”，比如unterLebenden（intervivos，生前行为），“vonTodeswegen”（moritiscausa，死因行为）、ehelicheLenbensgemeinschaft（婚姻共同体）等。正是这些法律术语的使用，使德国民法典才得以建构起来

在萨维尼那里，法律行为的定义是：“行为人创设其意欲的法律关系而从事的意思表示行为。”[20]这一定义为后来的民法学家所接受。如拉伦兹和沃尔夫认为，法律行为是指“以发生私法上的效果为目的的，促成个人私法关系变动的单个人或者多数人的单个或多个有内在关联的行为。这些行为的目的追求发生私法上的效果，改变或者引起具体的法律关系。每一个人都通过法律行为，与其他人发生法律关系。法律行为住所产生法律效果，不仅仅是因为法律的规定，而是首先因为当事人意欲如此。”[21]可见，在德国民法学中，法律行为的界定因素有两个：一是当事人的表意行为的存在；二是当事人的表意行为的目的是要发生私法上的法律效果。顺便指出，德国法学对家法律行为的这种界定，是德国法认定物权行为独立性一个前提，也是德国法将买卖合同中的履行行为不解释为买卖合同的结果（一个事实行为），而是解释为独立的物权行为（一个法律行为）的前提。

三、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理性法学派的体系方法

法学中出现法律行为这一概念，基本上是理性法学派（Vernuftrecht）的贡献，它与潘德克顿学派的出现有密切关系。[22]理性法学派通过对各种具体法律行为的抽象得出了这一概念。潘德克顿体系从具体的物权、债权、家庭法和继承法中抽象出了一般性私法（gesamtePrivatrecht），其最重要的特征是确立了一个总则，而总则中最重要的学说是关于法律行为的学说。从法学方法上看，法律行为概念的出现与德国当时的理性法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理性法学派法学方法的使用必然会在民法学中形成法律行为这一概念。

理性法学派形成的背景

理性法学派实际上是启蒙运动在法律领域内推进的产物。它的核心观念和方法与当时德国的启蒙思想基本一致，不过是将这种更为抽象的思想具体化了而已。

一般认为，就智识方面而言，启蒙的中心是在自然科学巨大成就的激发下，寻求知识确定性的努力。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莱布尼兹的把逻辑“当作形而上学的基础”等。因为启蒙运动，按照韦伯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对世界所做的“怯魅”（disenchantment/Entzauber）。所谓“魅”，可以理解为一切不能够被实证的东西，本来经受理性检验的一切，比如宗教、传统的价值观念等。在经过理性的过滤后，科学成为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在启蒙时代，一切现存的事物都必须经“理性的法庭”（恩格斯语）的审问，才能够决定自己存废的命运。

所以，卡西勒指出，启蒙精神是一种实证精神、推理精神和分析精神。[23]启蒙哲学发展了源自希腊的科学精神。理性作为一种科学形态，逻辑、数学和物理等是其典型形式，特别是逻辑，它使得人们认识世界的本质和科学体系的创立成为可能。启蒙时期的这种观念无疑是受了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影响。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使自然科学成为人类知识的典范，也使得所谓的“物理学帝国主义”成为可能。而且，思想家产生了一种类似性的联想，即在人事和社会生活领域，必然也受抽象而普遍的规律或法则制约或决定。因此，人们逐渐形成了重视规律、重视普遍，重视客观与利益，相信科学与理性，并对人类未来充满信心的新型世界观。

自然科学模式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牛顿认为，几何学精神可以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就是以此风格写的，所有理论均以“公则”、“命题”、“证明”、“附释”的形式展开。斯宾诺莎本人即是一位决定论者，他的一个著名命题是：自然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受神的本性的必然性所决定。

而且，在理性法学派兴起时的十八世纪，哲学已经不再主张从先赋理性出发，而是要求理性活生生地运用在经验材料中，得出一般原理。因此，人们求助于牛顿的“哲学思维准则”，而不是笛卡尔的《方法论》。伏尔泰也说：“决不要制造假设；决不要说：让我们先创造一些原理，然后用这些原理去解释一切。应该说，让我们精确地分析事物。……没有数学的指南或物理学的火炬引路，我们就绝不可能前进一步。”[24]所以，卡西尔指出，17、18世纪的哲学都追求“体系精神”（espritsystématique），但17世纪和18世纪的哲学是有区别的。17世纪的哲学更偏向于笛卡尔的天赋观念，采取证明和演绎方法，即从一般的原理、概念和公理出发，推导出关于具体的知识。18世纪的哲学则采取了几乎相反的路径。这种观念在德国启蒙哲学中也有突出表现。[25]

理性主义法学派的观念和基本方法

德国启蒙运动有一个悠久的传统。[26]完成德国启蒙理念大众化的是百科全书式哲学家沃尔夫。启蒙时代按照自然科学的典范来研究社会科学的传统在德国也被广泛接受，斯宾诺莎最终促成了社会科学的数学化。后来，沃尔夫继承并推广了莱布尼茨哲学体系。[27]沃尔夫受到了黑格尔极高的评价，黑格尔高度赞扬他“方法的严谨性”，并称他为“德国的启蒙老师”，沃尔夫在德国的影响很大，他及其学生组成了一个“沃尔夫学派”。他的学生在各个领域都致力于推进理性法的方法。如1735年，沃尔夫的学生、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加登首次提出要建立一门指导低级认识能力的科学。低级认识能力是指来自于人的感性认识能力，包括感受、想象、虚构以及一切含混的感觉和情感。他沿用希腊哲学家对“可感知的事物”和“可理解的事物”的区分，指出“可理解的事物”通过高级认识能力把握，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可感知的事物”则借助于低级认识能力，是“感性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莱布尼兹就强调，一般科学（scientiageneralis）必须随着一般性特征（characteristicageneralis）才能够发展起来。[28]

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学说对当时德国社会有深远的影响。理性法体系虽然是由普芬道夫开创的，但沃尔夫完成了这一体系的理论化。沃尔夫进一步将其推进到法学，建立了几何学法学方法。“无论是医生、法律家、传教士或外交官，甚至社交界的淑女们，都把‘言必称沃尔夫’作为时尚。”[29]在这种思想氛围中，德国逐渐形成德国的理性法运动（Vernuftrecht）。

沃尔夫等人倡导以几何学的方法研究法学，找到法律大厦的理论基石。他发表了九卷著作：“以科学方法探讨自然法”（Jusnaturaemethodoscientificapetrachtatum）。[30]维阿克尔表述了沃尔夫的法学研究风格：

对从定理直至细小的全部自然法命题都做了毫无疏漏的论述，由此，他坚决排除了各种归纳性的和经验性的要素，从而使每一个命题都成为从各种终极性的高级概念出发、经过最为严密的推理程序得出的，并进而通过排除得到逻辑结果（logischeSchulussfolgerungen），即排除命题中的矛盾之处，使其（体系）具有几何学证明一样的严密性。[31]

维阿克尔进一步总结到，与以往从权威性的文本中寻求结论的注释法学方法不同，沃尔夫把建立在最高命题上的各种综合性的、能够适应于整个体系的概念作为法学判断的最后依据，这种方法开创了后来的“构成法学（Konstruktionsjurisprudenz）”、“概念法学”的先河，对潘德克顿法学的产生有决定性的影响，它还提供了普鲁士邦法和德国民法典中的基本体系结构。[32]沃尔夫的法学思想实际上是来自当时流行于欧洲科学的“体系性（komopsotorisch）要素”，尤其是伽利略和牛顿的自然科学方法以及经由莱布尼茨发展的几何学方法。[33]

拉伦兹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通过对萨维尼、普赫达（Puchta）、耶林等人使用的法学方法的论述，认为19世纪是概念法学（Begri）。

拉伦兹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通过对萨维尼、普赫达（Puchta）、耶林等人使用的法学方法的论述，认为19世纪是概念法学（Begriffsjurisprudenz）的世纪。概念法学源于19世纪的普通法理论。它受历史法学派的影响，以“潘德克顿法学”为代表，以《学说汇纂》为其理论体系和概念术语的历史基础。概念法学的发端起于潘德克顿法学家普赫达。概念法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体系化思想（Systmgedanken）。它是自然法的遗产，同时也与德国的费希特、谢林探讨的观念论（Idealismus）哲学有密切关系。体系化思想的观念是，通过意义的关联（Sinnzusammenhang），将多样性的事物统一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在对具体材料作分析的基础上，形成概念有机体。对于法学学科而言，要建立一个概念的金字塔。即有上位概念，也有下位概念，这些概念在内涵上有一定的联系，在“概念金字塔”的基础上，普赫塔发展了“形式概念法学”（fomalenBegriffsjurisprudenz）[34].除普赫塔外，早期的耶林也是一个重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