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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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首先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使

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显示出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广泛的接缘性,并成为一门影

响其它学科的领先学科。早在18世纪下半叶,德国经典语文学家沃尔夫和布克就将语言定义为“民族的传

记”。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认为语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远古历史和亲缘关

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

历史,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拉斯克、格林对于语言历史主义的理解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以库恩为代表的

语言古生物学的产生。库恩利用语言的历史比较重建原始印欧人的神话和宗教;皮克特则从印欧语的证据中

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尔特甚至通过原始印欧语中的同源词推断印欧人的原始故乡及生态环境和社

会生活。以斯坦赫尔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心理学派主张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自

我意识、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接着以施莱赫尔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义学派将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应

用于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创立了语言谱系分类理论,从而为世界民族的分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19世

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当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料。

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民族学的重要特征。摩尔根

在其划时代的民族学巨着《古代社会》中就运用了大量语言学资源。美国民族学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

尔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既是着名的人类学家,又是极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将语

言学家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民族学研究,从而创立了本世纪中期风靡西欧的民族学结

构主义学派。继之而起的认识人类学仍以雅可布逊的理论为基础,着重于对不同民族语言中色彩词之研究,

使结构主义学派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人类学中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更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

论和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为模式,把一切文化现象作为符号蓝本来理解,使符号论从语言学理论扩大为

适用于一切文化领域的共同理论。至于象征人类学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语言学中象征和隐喻语义分析理论

之结果。

我国从本世纪初引进现代民族学开始,就吸收了国外结合语言研究民族的优良传统。程树德的《说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罗常培的《语言和文化》,都论述了语言与

民族文化、历史、心理、和婚姻制度的关系,以丰富生动的民族语言材料说明了从语言研究民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体途径,在语言学和民族学之间架起了桥梁。80年代以来,杨kūn@①、

马学良、严学qún@②、戴庆厦、张公瑾等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更明确地提出要建立起为民族研究服务的

民族语言学,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们无疑要暂时停下来一下,不时地相

互交流他们的某些发现。”现在,无疑是该“相互交流”的时候了。

二、学科名称和性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语言学不是一门凭空臆想出来的学科,它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孕育和形成过程

,具有悠久的学术渊源、厚实的学术背影、客观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和发展

,是语言学与民族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正如人类语言学也称为语言人类学一样,民族语言

学有[！]时也称为语言民族学。但有的学者将民族语言学与语言民族学分为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认为前者是研

究民族语言内部结构和演变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后者是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民族学分支学科

,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我们认为,任何纯语言的研究都以具体的民族语言为对象,没有必要从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语言学”。又正如文化语言学不属于文化学的分支、社会语言学不属于社会学的分支一样,我们

所说的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语言学”也自然不属于民族学的分支:它始终以语言研究为主体而以民族

研究为客体,只是对传统内部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它的语言学属性。

三、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本学科至少与下列学科有密切关系。

1.民族语言学与语言学。自从索绪尔区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后,语言学就“把一切跟

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

。”这样,20世纪的语言学就逐渐背离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传

统,而成为单纯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原子分析学科。民族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回归,属于研究“

语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触点”,研究“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而被索绪尔排挤出

来的“外部语言学”。

2.民族语言学与民族学。这是两门不同性质而又密切相关的学科。民族学一方面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进

行田野调查,一方面需将语言作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态来研究。由

于语言学总居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前列,因 而民族学更多的是从语言学领域去获取民族研究的资料、理论、观点、方法。民族语言学则充分发挥本学科

的研究特长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过语言去发掘、构拟民族历史特别是史前史,印证、补充有史以来的

民族文化形态,解释、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与语言有关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

3.民族语言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类。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考古人

类学、民族学和人类语言学三类。人类语言学又再分为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三类。在实际

运用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最接近,有

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人类语言立足于人类学,用人类学原则研究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注重语言的描写,如博

厄斯注重语言本身的交际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重语言的使用场合,列维·斯特劳斯注重语言的结构。民族

语言学则注重语言的民族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还将涉及民族语言教育、语言与民族政治生活等现代社

会中的语言问题,这是与人类语言学的显着不同。

4.民族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本来包括社会语言学一科。但现行“社会语言学”主要从社

会现实环境角度考察语言,注重个人或阶层、集团的言语活动,研究语言变异和言语交际的各个方面,如语

码转换、话语类型、行业用语、双语现象、语言规划等等,这已与早期的人类语言学明显不同。民族语言学

在研究民族集团的现实社会语言现象如双语现象、语言地域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与社会语言学部分重合。

但民族语言学是以民族语言为研究单位而不是以社会语言为研究单位。民族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文献资料作

用和文化运载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带有社会科学一个共同的范围特征,即在其研究对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学科,与邻近学科广泛接缘,密切相通。但民族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体系,是其他任何

学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学科体系结构

民族语言学应包括如下研究对象和内容。

1.语言与民族共同体。古今中外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家们对“民族”下过各种定

义,但几乎没有人否定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种特征中,语言具有稳定对应性、完整外露

性和综合表征性,是民族内聚外分最直接、客观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体就是语言共同体。民族

语言学必须从理论上全面、辩证地理解语言在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仅因为某些语言与民族不对等

的偶然、例外现象,就否认语言作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学概念。

2.语言与民族政策。民族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权利的平等与

否是具直接影响国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静的语言冲突,以语言为导线引起的民族冲突不时

发生。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关注、揭示民族语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研究各国特别是多民

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及语文建设、语文生活,纳入政治语言学的部分内容。

3.语言与民族历史。语言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发展了,过去的历史文化仍能沉积在现时的语言中,

因此语言就成为探索民族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资源。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同时代表着相应的民族

史。正如语言学家S·H·Sagce所说:“词好比化石。词语中体现了首先创造和使用词语的那个社会的思想和

意识。……一块骨头化石能告诉我们一个灭绝了的世界的历史,同样,词语的遗迹也能向我们揭示古代社会

的斗争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观念和知识。”

4.语言与民族文化。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民族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文化。主要着眼于语言、民族、文化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文化的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语言和

文化的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语言和文化的播化扩散;语言和文化的分化与聚合;语言和文化的普同与差异

;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以及着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以加深对语言、文化、

民族之间关系的了解。在研究这一系列问题时,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以及人类文化语言学有特别密切的

联系。

5.语言与民族心理。语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体中,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极参与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动,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条件。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

特点,以及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

窗口,通过语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状态、认知方式和思维轨迹。例如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语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语,以及各民族对事物的隐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语言与民族感情。因为语言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员都有一种

超越阶层、阶级和国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语言的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这就是语言忠诚。异族的压迫、欺凌最

能激发民族意识,体现出语言忠诚;当一民族遭受异族统治时,对民族语言的忠诚与否,常成为判别有无民

族气节和民族感情的标准;对处于不利环境中的移民集团来说,语言忠诚成为加强内部团结、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来同化的旗帜;在现代社会,语言忠诚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武器。民族语言学应大量揭示语言忠

诚的事实,提醒社会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感,帮助分析、研究、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尖锐的语言冲突和民族

矛盾。

7.语言与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学习主体民族语言的义务。双语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民族语言学对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双语

教育问题,分析母语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复杂性、重要性,研究双语教育的特征、规律、步骤和管理方法,

介绍国外双语教育的政策、措施、动态、经验,为制定我国的双语教育方针提供理论咨询和现实服务。

8.语言与民族文学。文学是对语言的艺术加工,并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

是文学的基础。语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语言结构可以制约文学的体载

和表现方式,不同语言中的典故、成语、俗语、警句等使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情趣、韵味和风格特色。民

族语言学应通过对比揭示不同民族与其文学(特别是最能体现语言本色的民族民间文学)之间相互协调、制

约的关系和共同发展的规律。

9.

语言与民族地理。民族的语言分布与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与语言分化、民族迁徒与底层地名、异 民族的地缘关系对语言的影响都有密切关系。民族语言学必须与地名学、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区域语言学结合

起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研究语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过程,研究语言、方言的划分与民族的

地理划分等问题。利用语言中的地名透视民族的历史文化景观、移民史、经济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历史分

布和文化层次等。

10.语言与民族接触。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接触,必定在彼此的语言中留下痕迹,甚至对语言产生

重大影响。从正面的影响来看,语言中的借词是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证据。正如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

如同考古学家根据陶器、装饰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况作出推论一样,对于语言借贷情况的分析也会给文

化接触以及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线索。”从负面的影响看,异民族因频繁、长期的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洋泾浜

语、克里奥尔语等混合语言,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既定内容。

11.语言与文化生态。这是站在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民族的语

言和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净化、调节、补偿、代谢功能。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各族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生

态系统,每一具体的民族文化都在这一经纬相间的生态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线股,人类

文化都将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拯救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种,就成为延续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唤起社会的良知,像保护自然物种一样保护少

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12.非言语交际的民族特色。非言语交际包括使用体态语、实物语言(如烽火、狼烟、火把、树枝等

)、鼓角、哨语以及结绳、契刻、图画等类似于语言的信号进行交际。民族语言学和人类学除研究人类语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发展外,还十分注重对非言语形式的研究。象征人类学就把体态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

。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将上述非言语形式“总括于最广义的‘语言’之下。”研究这些语言的辅助形式

,可加深对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个研究专题,只是笔者初步设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语言学的全部内容。

其中有些设想尚未成熟,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篇2

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人类生活认知、感受和改造等方面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学的实质是对语言的运用，作为文学形式的承载的文学语言，会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产生理所当然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学语言也会随着人们生产生活的变化呈现出相应的变化，体现出时代的特色，相应的，文学创作形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文学语言的变迁产生的现代文学形式变化不仅为文学科学的发展研究提供了研究课题，而且还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教育教学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此，首先对语言变迁的白话文运动进行相关的分析，然后探究文学语言的变迁对现代文学形式产生的影响，深入探究了文学语言变迁对现代文学形式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人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文学作品，体会文学语言变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文学语言;现代文学;文学形式;影响

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发展的精华和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还提高了人们对生产、生活的感知和改造能力，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是语言艺术的集中体现，文学语言的变化和改革会对文学形式产生直接、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文学语言的变迁带来的影响更加突出。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科学等因素的不断发展，文学语言作为时展的产物也产生了相应的变革，探究这种变革下的现代文学作品形式，对提高文学作品的品质、丰富语言和创新文学等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一、白话文运动与现代文学形式

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现代文学的出现和兴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白话文运动是密不可分的。1919年的被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白话文运动的开端，当时白话文运动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废除文言文在人们生产生活以及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运用，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学创作过程中运用的语言形式。经过时间的磨砺，白话文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以及中国文学作品的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1］。与艰涩、束缚的文言文相比，白话文显得更加通俗易懂，能够促使语言在广大群众中得到广泛运用，促进交流和沟通，同时也能够拉近文学作品与群众之间的距离，除了文学与人们之间的障碍，对文学作品的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首先，白话文使得文学作品能够以更加清晰、明确和易懂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普通的读者亦能够感受到文学作品传递的情感，能够在范围更广的群众当中普及。其次，白话文使得现代文学作品的表达更加精确、准确，与文言文精练缩短文字产生意义模糊的情形不同，白话文下的现代文学作品能够将作品传递的情感、作品承担的精神更加丰富、具体、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使得现代文学作品变得更加准确和美妙［2］。从我国整个语言变革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从鬼话到白话，从白话到民众口语化的发展历程，当前不论是普通话推广还是大众语的兴起，甚至是当前网络语言的发展，都是在白话文运动的基础上发展和兴起的。可以说，普通话和大众语都是白话文运动的持续和扩大。从这个发展历程来看，中国语言的变迁主要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白话”和“口语化”。这种语言变迁的形式能够在“诗歌”这种文学形式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诗歌文学的发展历程也是从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而这些语言变化的历程中呈现出来的社会现实也在诗歌中被深刻地反映出来。实际上，不仅诗歌是在这种互相影响下获得不断发展的，其他文学作品形式也同样是在语言变迁的历史下获得不断发展的。因此，文学语言与我国现代文学形式之间的互相构建和演进历程能够很容易地被人们识别出来，从而对文学语言的变迁和现代文学形式的变化之间进行深刻的研究。

二、文学语言变迁对现代文学作品形式的具体影响和表现

文学语言的变迁对现代文学作品形式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语言会对现代文学形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同时影响着现代文学作品的发展前景。当然，文学语言对现代文学形式产生的影响也有两面性，如果文学语言变迁与文学形式发展是一致的，语言就会在作品中发挥积极的效用，但是如果语言的发展和变迁会对文学形式的内在产生冲突，语言就会成为作品发展的障碍。从中国文学作品发展历程的整体上看，文学语言的变迁对现代文学作品的形式丰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且对这些现代文学形式的格局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文学语言变迁对现代诗歌的影响

文言文被白话文替代之后，对文学形式产生影响最明显的就是现代诗歌的发展，在白话文的影响下，现代诗歌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特征，这是文学语言变迁对现代诗歌形式的文学作品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文言文体制下诗歌特点和创作原则的影响，文学界甚至是普通群众对现代诗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很多质疑，传统的古诗的押韵、对仗等创作形式没有在现代诗歌形式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是人们对现代诗歌产生质疑的主要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的文人和读者无法承认现代诗的“诗”体特性［3］。但是随着白话文的不断普及以及现代诗歌自身创作特色的进一步革新和凸显，尤其是大众语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度在不断提高，现代诗歌中的韵脚与作者情感之间的共鸣得到读者的感知和认同，现代诗歌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且成为人们喜爱的现代文学作品形式之一。实际上，现代诗歌的发展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现代社会的发展讲究明快、直接和效率，这种要求体现在文学语言上面就是能够通过简单的词句将相关的意思简单、直接地表达出来，文言文体制下的诗歌需要内化和提升，隐喻是其主要的特点，这种语言表达形式不能够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诗歌虽然没有押韵、对仗和过多的隐喻，但是通过看似“白话”、直接的表达，能够快速地让人们接受到信息，了解作者表达的意思和创作意图，这同时也是现代文学语言的主要特征之一。

2.文学语言变迁对杂文的影响

杂文是当前现代文学作品形式的主要代表之一，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杂文可以被称为是现代文学的典型代表。白话文运动的发展对杂文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过去的文言文对文字、语言的运用有着很多的束缚和要求，但是白话文却将语言本身的自由特性充分地体现出来，这样不仅打破了文言文固有的创作格式需求，而且还不要声韵，这种文学作品表达方式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经济甚至是科学等领域事件的表达，也就是所谓的杂文。文学语言变迁对杂文的影响可以从杂文的内容上明显看到，杂文的内容大多都是基于作者对某一事件、某一现象或者是某一领域的理性思考产生的，“说理”是杂文最主要的特性。高度的语言精确性运用促使杂文成为现代文学作品形式最主要的代表。杂文体现出来的“真、善、美”特性成为现代文学的新标准［4］。另外，与传统的文言文相比，杂文在论证观点和看法的时候，语言的形式更加多样、表达更加准确，与现代诗歌相比有着不同的理性优势。杂文的出现是现代文学语言变迁下文学作品创新和改革的集中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杂文的出现是划分中国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重要标志，这种在白话文运动基础上兴起的文学作品形式能够更加符合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涉及的内容和方面是十分多元化的，过去的诗歌形式和小说形式都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杂文应运而生，并且成为影响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文学形式之一。在杂文的创作过程中，语言的运用也发生了极大的变革，词汇之间的自由组合、句式的多样变化等等都是杂文创作的主要特点，在文学语言应用方面，杂文文体比诗歌文体要更加自由、灵活，这同时也是杂文文体的主要特征之一。

3.文学语言变迁对小说的影响

当前小说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白话文的不断推广和发展，小说的创作数量、发表的质量以及读者数量都在呈阶段跳跃式的形式不断发展。白话文的发展和运用为小说文体的创作、情感的表达和精神的传递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可以说，白话文最能够符合小说创作对语言自由运动的要求。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先生认为，如果《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没有适当地运用白话文，不可能会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名著。白话文将小说从文学的边缘境地推向了现代文学的中心，这种影响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产生的。首先，与文言文相比，白话文是普通百姓所能认知和感受的语言，通过白话文创作出来的作品能够很快地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当中，符合时展对现代文学提出的“启迪民智”的要求［5］。其次，当前很多小说创作者在白话文的运用方面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能够自主、创新地将白话文运用到小说创作当中，创作出不同类型、内容丰富、数量繁多的小说作品，推动小说文体的发展。从某个角度来说，白话文的普及极大地推动了小说的发展，否则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只能存在于某个文学圈内，而无法成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到的文学作品。总之，小说作为一种反映社会现实、丰富人们情感的一种体量相对较大的文学形式，同样受到现代文学语言变迁的影响，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促使小说成为大众化、群众性的文学形式，尤其是随着网络的发展，小说的创作和分享更加自由、便利，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当今社会中，小说是群众基础最为深厚的一种文学形式，小说能够快速地融入到人们的生活、思想当中，将语言的变迁和文学的特征直接传递到人们面前，如果说文学家是从语言结构、文学构造等方面看待现代文学语言变迁对文学发展的影响，那么小说则是大众了解这一变迁和影响的最直接途径。

4.文学语言变迁对叙事文学的影响

叙事文学在我国传统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文言文的特点对叙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不论是在叙事文学的数量还是在文学创作的广度方面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作为叙事文学的典型代表，戏剧在之前都只在一定的小众范围内流通，从戏剧的创作到戏剧的出版和发展都受到资源、语言环境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但是之后，戏剧开始逐步摆脱文言文对其的束缚，开始朝着大众能够理解、学习和掌握的方向发展，并且随着相关创作作品的不断发展和白话文运用的不断熟练，戏剧逐渐形成了新的语言范式，更加符合时展需求，也丰富了我国戏剧的内涵。白话文语言带有的“想象、感情、体性”特点能够更加符合现代叙事文学在情感表达、动作创作方面的要求，通过白话文的运用，作者可以在叙事文学中为读者营造和创作出一个逼真的、立体的文学环境和氛围，读者能够更加容易地在叙事文学作品中得到相应的情感共鸣［6］。另外，白话文还能够将人们生活中的情感、声音、腔调和身体形态等进行文字模仿，提升了叙事文学作品的张力和感染力，弥补了文言文的缺陷。通过对现代叙事文学的分析可以看出，白话文在叙事文学中的应用将讽刺、幽默、写意和写实等多种表达方式都充分地体现出来，丰富了叙事文学的用途和内容，并且能够被广大群众直接接受，普通的大众也能够通过白话文进行叙事文学的创作，提高了大众对于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的参与度。

三、文学语言变迁与现代文学形式之间的关系

文学语言的变迁与现代文学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是一个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变革的过程。国外的文学家索绪尔认为，文学语言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应用到的语言形式，更加普通或者是更加大众的意义是，文学语言是被整个社会体系所能够接受的，同时为整个社会体系所能使用的那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语言体系。这种对文学语言的认知也被我国很多的文学研究者和语言研究者所认同。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成员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是一种被加工了的书面形式的民族共同语言，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现代文学作品形式的发展与现代语言的变迁之间的密切联系点，实际上是现代民族发展、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所构建的民族共同语言的过程。现代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实体的构建，更加深层次的含义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学和语言学的构建，通过文学和语言学延伸出来的美学和相关精神等共同构建成了促进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精神文化内涵体系和重要基础。因此，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和语言变迁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民族共同语与文学书写之间的相互构建过程，在“文学”与“语言”的相互发展过程中，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历程，共同在新的中华民族构建同一性和文学书写语言一体化的双重构建过程。这是现代文学语言变迁对文学作品形式产生影响的本质和实质，同时也是现代语言发展变迁的重要基础和依据。但是在文学领域和语言领域，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与文学作品形式和文学作品创作之间的关系可以总结如下。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文学语言的变迁对现代文学形式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不论是在现代文学创作的形式，还是在现代文学的内容丰富方面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学语言变迁与现代文学之间的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文学形式也会对文学语言变迁产生影响。从发展历程上来看，文学作品形式的丰富和发展会推动文学语言在某一个文学领域中的运用形式和方法的变化［7］。例如在初期，基于对国家存亡的担忧，改革者们极力地推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一时期在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现代文学作品的形式和语言发展都带有一定的跳跃性，这一时期的语言既无法向传统古典文学那样按照语言与文学之间的一贯方式进行演变，也无法向西方文学那样通过成熟语言的运用能力提升作品的品质。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现代形式文学作品的不断优化，文学语言的特性和使用方式也在不断发展，这样就带来了现代文学作品的发展以及白话文的普及和成熟。另外，从某一个发展方面来说，最明显的现代文学形式对文学语言变迁的影响发生在现代，尤其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对文学语言和现代文学创作形式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很多新型的网络文学语言被广泛地运用到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当中，而网络小说、网络杂文的出现也同时推动了文学语言朝着信息化、网络化的方向不断发展［8］，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成为语言变迁和作品形式丰富的主要推动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文学已经成为普通大众的共同精神财富。

四、结束语

语言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表达工具，是会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语言变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本文以白话文运用的兴起为切入点，对白话文对现代诗歌、杂文、小说和叙事文学等现代文学形式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探究了文学语言变迁与现代文学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即语言能够推动和丰富文学的创作形式和发展变化，同样，文学形式的变化也会对文学语言的发展变迁产生影响，认为不论是语言的变迁，还是文学形式的变革，都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我国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所产生的。通过探究希望能够为人们更好地认识、研究文学语言和现代文学作品提供一定的帮助。

作者：陈海疆 单位：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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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栾梅健．试论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和语言转变的动因［J］．南京社会科学，2009，(2):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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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法律与文学”被认为是近30年来出现于北美和英国的最令人兴奋的跨学科理论研究，也被认为是西方“后现代法律运动”的重要一支。其文学视角不仅让人耳目一新，也为西方法学及其案例教学带来了挑战，增添了活力。

“法律与文学”的渊源可追溯到怀特（J.B.White）1973年出版的《法律想象：法律思想和表述的属性研究》一书，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文学作品（包括诗、戏剧、小说、散文、童话、新闻报道等）中的法律问题；法律、文学与解释学、语言学、修辞学等的交叉研究，这主要是将文学批评与解释学适用于法律领域；法律、文学与正义、伦理、惩诫、压迫等的关系，这侧重于对法律、文学的背景分析；法律对民间文学等作品的保护和管制等。因之，“法律与文学”运动主要有如下观点：法律与文学紧密联系，二者都涉及解释、叙事、阅读、书写、表达，都是语言、故事、人类经验的交汇之所，作为特定文化世界的话语共同体的语言可以将二者统一起来；可以将文学带入到对法律和秩序的属性、正义与非正义、法律的人文背景等问题的研究，文学研究有助于法律伦理属性的研究，文学思想与实践为法律中的人文主题提供了洞见；运用文学手法，法律和判决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分析等。

人们一般习惯于将“法律与文学”分为两支：“文学中的法律”和“作为文学的法律”，前者着重于对小说和戏剧中的法律秩序描写的研究；后者则运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来帮助阅读和解释法律文本（法律文本主要包括宪法、制定法、审判和行政规则、判决意见等），这有时也被人称为“法律中的文学”。

“文学中的法律”将文学名著看作是发现法律价值、意义和修辞的媒介，其倡导者认为，文学名著有助于理解一般性的法律问题，如复仇、罪、罚等；莎士比亚、狄更斯、卡夫卡、加缪等人的法律小说也是律师和法官们良好的读本，它们有助于增强法律家的“法律文学感”。有人说，“在一名律师或者一名法律系学生阅读了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之后，他就不再会对在桌间穿梭的当事人完全冷漠或‘客观’了”。威斯伯格（R.H.Weisberg）也说，“关于法律的小说……特别是‘法律程序小说’，是通往人类理解的道路。”威斯伯格尤其善于通过加缪、卡夫卡、陀斯妥夫斯基等人的现代小说来分析法律，他的《语词的失败》（1984）是运用文学名著方法的范本，在他看来，文学名著为法律的各种人文价值提供了最好的伦理描述，也向我们提供了政府专制的重要教训。他还提出了“诗伦理学”（poethics）概念，他说，“文学是我们以一种伦理的方式了解法律的一种活生生的、可以接受的媒介”，借助文学来理解法律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法律的诗学方法和阅读的诗伦理学”，“诗伦理学，在其关注法律交流，关注那些被视为‘他者’的人群方面，试图重新激活法律的伦理要素。”魏斯特（R.West）也曾经利用卡夫卡的作品来批评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她借卡夫卡的《审判》指出，卡夫卡描绘了现代社会中权威与服从之间的矛盾冲突、个体的异化等伦理问题，这些是远远不能用纯粹科学分析来说明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者在这一点上无疑太过“乐观”，太过理性了。

“作为文学的法律”将法律视为同任何其他文学故事一样可以被理解和解释的故事，其倡导者主张运用更为广泛的文学批评方法和理论来分析法律文本、考察法律样式同法律修辞学的属性，这实质上是将文学理论和文学分析的技巧和方法适用于法律，因之，语言、文学批评手法以及解释方法的运用尤其受到了重视。诸如“讲故事”、修辞学、隐喻、寓言以及叙事等都被广泛运用到了法律领域。作为“讲故事”的书写与作为“科学”的书写针锋相对，通过讲述基于个人切身经验、虚构的故事乃至奇闻逸事，人们可以描述一种有可能获得读者认同（或者让其摸棱两可）的共同经历，让人们洞察为法律的权威性文本所忽略的一些方面，并在法律话语中穿插一些没有在法律的官方故事中被提到的人群的视角，从而揭示现代法学的普遍“思想形式”。此外，法律解释也被认为是文学解释的一个特定种类，解释方法以及法律文本的意义也得到了关注。目前，解释方法在宪法学界尤为流行，费什（S.Fish）、费斯（O.M.Fiss）、列文森（S.Levinson）等都是运用这一方法的代表。解释方法的运用产生了如下问题：法律解释能否超出作者原意？基本的文学解释方法能否被用来发现法律研究的最好解释框架？为了发现法律文本的复杂性，是否需要目的开放的道德解释准则？有法律批评家在运用解释方法时对法律文本的官方解释提出了挑战，他们鼓励读者通过质疑法律文本的权威而发现新的意义和解释，例如，费什就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拥有共同的社会和审美习惯的“解释共同体”所创造的，解释共同体的传统和习惯实际上对文本的意义起了作用，读者群构成了文本的权威之源，而法律的官方解释则是在“法律话语”的语境下进行的。总体来说，“作为文学的法律”十分看重语言、修辞艺术和解释方法，并且主张老师和学生都应当对各种文学理论有所了解，以便日后在做律师时能够更好地理解文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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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文学是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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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语言体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内容，语言足一种社会交际的工具。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不了解外语的文化背景，就无法正确理解和运用外语。本文有两个方面论述了高职英语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基砍知识，而且还应当加强文化意识的培养。

1、高职英语教学中培养文化意识的必要性

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尤其是微电子技术通讯网络迅速发展，以“交叉”或“综合”为特点的世界性的“大科学”相继诞生。一个全球性的交往和沟通正在形成，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正面对一种新的国际生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合作已经是回避不了的现实。而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一种交流工具，体现着民族的文化。学习语言不仅仅是学习词语，而是学会把词和客观的事物联系起来。词语体现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态度，记载了使用语言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除了可以观察它的实际行为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研究他们的语言，尤其是语言中的词汇部分来了解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内容。

语言是一种社会交际的工具。语言的功能很多，但其最本质的和最主要的是它的交际功能。高职高专教育英语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听、说、读、写的训练，使学生获得英语基础知识和初步的语言交际能力。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教师必须教会学生两种实际知识，一是英语的基础知识，二是运用英语的交际知识和交际规则。只有让学生们同时掌握以上两种知识，英语的社会交际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我认为这正是母语教学与外语教学的根本区别。只重视前者，忽视后者，往往会造就出”高分低能”的学生，因为只掌握了书本知识的学生，他们的英语是在不具备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情况下学习的，一旦面向社会，进人一种陌生的文化环境，他们在实际运用语言的时候，就会遇到许多困难，甚至无法进行正常的交际。

由于文化的差异，用母语互译的方式错误地理解和翻译某些句子和词汇，往往会闹出许多笑语。如:"You are thesaltoftheearth.”正确的理解是“你是位社会精英。”却被按照字面意思误译为“你是地球上的盐。”“狼吞虎咽”，英语是“Eatlikeahorse，”却被错误地翻译成“EatLikeawolfandatiger".由此可见，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不了解外语的文化背景，就无法正确理解和运用外语。东西方的社会是在不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所以人们的思想、信仰、习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而且还应当加强文化意识的培养，这样不仅能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把英语学“活”，达到高职英语教学之目的，而且有助于学生提高文化修养。

2、加强高职英语教学中文化意识的培养

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习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寒暄，称谓、道歉、致谢等用语，就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传统外语教学只是培养“纯语言能力”，亦即“造出一些意义正确，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的技能”。通常只注重语言形式，忽视语言运用。然而大量事实证明，仅有这样能力远不足以保证我们在实际情景中进行有效的交际。因为在所有可能被造出的句子一一语法和意义都正确的句子中，有一部分由于不合乎(社会)运用规则一定会被摒弃。成功的英语学习应该是我们掌握语言的社会运用规则方面的知识并能够运用他们，即应有意识的培养英语学习者的文化意识。语言文化学习及其能力的培养应贯穿于我们英语教学的整个过程中。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2.1从教材中学习，课堂中了解

我们的英语教材是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精心挑选的，教材的选择尽量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侧面，采用了不少体现英语民族文化特点，原汁原味的语言，同时还兼顾了所选内容的趣味性。这不但大大降低了课文的难度，而且抓住了语言学习中最重要的因素，即使我们学习者保持持续的兴趣和对学习活动的参与。有些课文还采用了不少涉及英美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的材料，特别适宜于揭示文化的各个方面，因为说话人都遵守规定的文化行为。其中有许多部分涉及场合、身份、相互关系等，都是从实践活动中选取的。有了教材，加上老师在课堂中有目的地进行文化因素的讲解，我们就会获得相关的知识。

2 .2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课堂活动中，语言形式运用的正确、恰当是教与学成功的保障而教师会通过各种渠道提高课堂艺术，增强英语课本身的吸引力。如通过对话、表演、竞赛、唱歌、看录像、做游戏，背诵小诗歌，学习成语、谚语等多种形式提高学生对英语的兴趣，鼓励学生结合特定的语境大量地进行双边交际。利用各种直观手段组织模拟训练，使学生把自己置身于英语语言中，置身英语文化之中，反复操练，争取达到运用自如，脱口而出的熟练程度。

2 .3开辟第二课堂

交际能力并不是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的简单相加，而是大量实践的结果。适当、合理、有序的课外活动是课堂学习的重要补充，是帮助学生发展交际能力的辅助手段。不论教师在课堂上对社会文化知识的境界多么详尽，如果不能有意识地反复使用英语进行交际，并在较集中内化所熟记的社会文化知识，那么我们的文化能力和整个交际能力肯定是滞后的。因此在搞好课堂学习的同时，还应多读一些英语报刊、多听一些英语广播、多看一些原版影视资料来逐步丰富文化背景知识。还应尽可能多的组织和参加英语沙龙和英语角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课外实践活动，力求在多学英语、多用英语的交际实践中学好英语、用好英语。

2 .4加强课外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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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更注重对理性逻辑思维考查

首先，2019年语文考纲的字词表述有略微调整，在考核目标中，两处提到“根据普通高校对新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这一指导思想，2018年仅表述为“文化素质的要求”，这表明2019年高考将强化“立德树人”的总体要求和对理性逻辑思维的考查。

其次，试卷设题顺序有变化。在考试范围与要求部分，将现代文阅读从2018年的顺序——一般论述类文本阅读、文学类文本阅读和实用类文本阅读，调整为一般论述类文本阅读、实用类文本阅读和文学类文本阅读。

最后，考纲里题型示例有所变化，有增删，但没有什么较大影响。

2019年语文考试大纲提示，学生备考不要单纯关注审美鉴赏类文章，还需要多关注、训练理性思维，注重对文本整体阅读、篇章结构梳理、内容要点的概括和表达技巧的掌握等。对写作来说，实用类文本的重要性提升，更加强调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关键信息的筛选和整合能力。

建议考生应广泛阅读，除了文艺随笔外，还应阅读一些小论文、时事评论等，反映当下变化成就类、传统文化类等都要涉猎，还要多进行逻辑思维训练。

一、强调理性思维的正确性

上述解读以“更注重对理性逻辑思维考查”为标题，突显了2019年语文高考的重心。最近十多年，我们在语文教学领域见得多的是阅读体验、体悟、经验等富有感性色彩的语词，乍一看“理性思维”，中小学语文教师可能会有些不习惯。

强调语文的理性思维是非常正确的，是对语言及文章本质特征的回归。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没有思维就不可能有清晰明确的语言（包括书面语言）表达;语言和文章是思维活动的外部显现，包括那些极具抒情性的文学作品也都是受制于理性思维的，是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交互作用的产物。但是最近十几年来的语文教学，包括语文课程标准、教材教参等，都特别强调对语言文章的感性体验与积累，贬低、忽视甚至否定语文教学中的理性元素和理性思维。2019年语文高考大纲对“识别和记忆语文基础知识”“领会并解读词语、句子、段落等的意思”“筛選材料中的信息，分析剖析相关现象和问题，并予以整合归纳”等理性思维元素的强调，真让人有久违之感。

事实上，无论是否明确强调，在任何阶段的语文教学中都不可能没有或者完全避开理性思维，否则，语文教学就必然含混，或天马行空地解析一番，或情绪高昂地朗读几遍，学生却恍恍惚惚，难以理解实质内容。

逻辑思维是在专门指导下，经过长期训练而逐步发展的，让学生在高考前“多进行逻辑思维训练”是解决不了燃眉之急的。当下，我们的学生普遍缺乏逻辑思维能力，这不仅表现在语文学习及语文问题的分析解决中，还表现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这类需要高度理性思维的学科学习中，以及其他人文学科（英语、道德与法治、历史）的学习中。理性思维缺失带来的恶果是，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等理性思维能力不足，缺乏发现真理、探究真理的正确思路乃至兴趣和热情。

2019年语文高考大纲发出了教学改革重视理性思维的信号，这应该是语文教学回归“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思维和情感共同决定语言文章内涵”这一本质的重要一步。

二、鉴赏评价与理性思维并非是对立的

很遗憾的是，上述解读认为“2019年语文考试大纲提示，学生备考不要单纯关注审美鉴赏类文章，还需要多关注、训练理性思维”。这句话看似没有什么毛病，但其中不恰当的用词会引起理解偏颇和错误传言。

“不要单纯关注”的说法，其背后是将审美与理性思维相对立，这是对审美或鉴赏评价的严重误解，是中国长期以来缺乏美育（现在的音乐、美术课程的目标定位和实施都远远不能完成美育的目标和任务）所带来的后果。这种后果在语文教学中的表现就是重视感性积累和大量阅读。教学中，教师似乎不乏说“美”字，会使用一连串的审美形容词，但事实上，可能对什么是美，什么是语言文学之美，乃至什么是视觉艺术之美（美术之美）、什么是听觉艺术之美（音乐之美）等都不甚了了。于是，教师只会采用当下流行的语文教学思路和方法，并没有真正进行语言文章的审美鉴赏教育，学生也并没有真正学会鉴赏语言文学之美的方法，普遍严重缺乏关于语言文学的审美鉴赏评价能力。师生都不知道什么是美，师生都缺乏审美与人文素养，是因为我们缺乏真正的美育，包括真正的语言文章的审美鉴赏评价教育已经太久。

美是整体中各个部分或要素，内在逻辑与外在形式的有机匹配（关系与结构），且令人感到身心愉悦（美感体验）的那些事物[1]。通常我们会用这样一些词汇来表述美：形象、生动、清新、优雅、壮阔、新颖、自由、经典、时尚、创新等等。这些词汇，既用以表述外在形式的美，也表现内在逻辑的美，例如科学符号及图像的形式形象、生动、新颖，公式及模型的简约，概念和定律精要、内涵丰富等。语言文章知识精准，结构精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等，都是对语言文章的内在逻辑性与外在表现形式的审美和鉴赏。

21世纪初，作为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宣言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有“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改变课程内容……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的提法，后来不知何时起就演变成了要“淡化知识”“不讲概念”等说法，这使得学校教学，尤其小学教学普遍回避知识、回避概念，偏重经验和体验，并使教学出现了形式化倾向。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学校是传播知识和真理的场所，不是讲不讲知识的问题，而是如何讲知识的问题。理性思维是伴随严谨的知识教学和学习过程而发展起来的，是人脑的一种独特的信息加工能力。没有认真且透彻的知识学习，根本无从获得理性思维能力，没有知识尤其是系统知识支撑的“理性思维训练”是不可能且不存在的。学生理性思维能力普遍不高，与这些年淡化知识、不讲概念的教学不无关系。

正如没有知识和理性思维的高水平教学，包括语文和所有学科的高水平教学，是不存在的;与理性思维对立的所谓审美鉴赏教学，包括语文、音乐、美术和所有学科的审美鉴赏教学，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三、力求理性思维与鉴赏评价的统一

2019年高考大纲有如下内容：

高考考试内容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教育体系的要求，以立德树人为鲜明导向，以促进素质教育发展为基本遵循，科学构建基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求的高考评价体系。（总纲）

高考语文科要求考查考生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表达应用和探究六种能力。

考试内容分为阅读和表达两个部分。阅读部分包括现代文阅读和古诗文阅读，表达部分包括语言文字应用和写作。（语文）

语文考查的六种能力，其中识记、理解、分析综合、表达应用四种能力，都直接与理性思维有关，甚至就是理性思维的完整过程;而鉴赏评价，需要学生有很高的语言文章的审美鉴赏力。鉴赏不同于一般的欣赏。欣赏比较随心随意，只要自己觉得美，有美感体验即可;鉴赏之“鉴”，强调基于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客观标准，是在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基础上，带有理性色彩的审美、鉴别、判断与表达的活动，而这才是审美活动的本质。美，不仅是外在“花花绿绿”的辞藻，更重要的是内在逻辑形象生动的外显。严谨简明的理性思维，就是理性美，是审美的内在骨力。这是审美鉴赏评价所不可或缺的，我们以前在语文教学中忽视语言文章的内在逻辑美，这是不应该的，应当全力纠正。总之，高考六种语文能力其实就涵盖了理性思维与鉴赏评价两种活动的逻辑统一的精华。

2019年高考大纲“总纲”强调“以德树人”的价值取向，结合语文考纲中注重理性思维和鉴赏评价考查的内容，总的来看，这就是求真、求善、求美的统一。2019年高考大纲更全面的立意是“高考考试内容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并最终达成“科学构建基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求的高考评价体系”之目的，我们看到了国家教育方针终于再次回归“德智体美劳”，并力求在高考大纲中实现国家对教育的坚定主张。

四、明确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思路

国家的教育方针和各学科教学的目标指向及内容选择，包括理性思维和审美鉴赏等能力的考核与培养，一方面是高考、中考命题的指挥棒;另一方面，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落实到学校所有学科的教学之中才能实现;且只有落实到精心、精准、精美的审美化教学中，才能高质量地实现。

其实，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几乎都有几个单元或板块专门讲有关逻辑的知识。遗憾的是，教师并没有将这些逻辑知识的教学与花费了大量力气去做的阅读分析以及群文阅读等之间建立有机联系。笔者听过不少语文教师讲解这部分内容，感觉都似是而非、不得要义。关于逻辑知识的教学本身就严重缺乏逻辑理性思维，这说明教师没有太理解逻辑与语言文章之间的内在联系，甚至对什么是逻辑也深感困惑。当然，这种忽视理性思维，重视感性积累、体验、体悟的语文教学，与真正的审美鉴赏评价，也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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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特色建设中,贯彻落实“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办学理念。调整课程体系,将原有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视知识点传授,以培养知识型人才为主的教学模式,调整为以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语言交际能力和写作能力为主的能力型教学模式。遵循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教学规律,设计新的专业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改变教学手段,配置相关教学资源。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的时代背景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专业,远离社会,它就没有生命力。传统知识型人才培养模式,知识的讲解传授成为教学和考试考查主题内容。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抄笔记、考试背笔记的现象十分普遍,由此导致学生高分低能的现象相当严重。在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本专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挑战。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创业普遍困难。经济社会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具有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具有在谈判、公关、策划、教学、写作等活动中,运用美好的、得体的、雄辩的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通过语言能够进行广告宣传和公司企业形象设计等。由此,专业课堂教学中的文学观念、语言观念发生了变化。文学的认知功能、宣传教育功能在弱化,而潜移默化的心理疏导功能、娱乐功能、审美功能等在增强,社会要求通过文学培养人才的主要目标,不再是认识社会历史或某个集团阶级利益,而是培养熏陶人的人品人格、提升人才的审美品位。在专业教学中,语言的符号学性质得到确认,它不再只是工具性的,它更是思想性的。WWw.133229.Com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zhc)越来越普及,社会对通过语言进行交际的实践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母语交流的水准要求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社会对写作人才的需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的要求。

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教学规律,改变中文教育观念,只有通过能力教育,才能提升办学品位,形成办学特色。立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力全方位的培养,紧密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来思考,对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造,设计新型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式,完成由知识型人才向能力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突破和转变,是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对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提出的必然要求。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专业,由于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冲击,80、90年代以来改革在不断进行。文学观念和语言观念的变化,导致了课程内容的巨大变化。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课程体系也在调整,普遍增设了新闻类、影视艺术类课程,加大了实践性课程的比重,重视毕业论文的写作和指导,删减了部分过时了的课程,在提高本专业学生的素质上进行过大量的实验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武汉大学於可训主持的“拓展教学空间,构造多维平台,综合提高学生人文素质——中国现当代文学素质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但本专业基本内涵在“五四”时代初步确立,50、60年代借鉴苏联模式,形成了到目前为止公认的课程体系。由于时代的局限,其基本的人才培养模式是知识型的。能力培养只是知识传授的衍生物,能力本身不是它的目的。目前所用教材、考试方式、授课方式等,仍然将人才培养模式中主体内容限定在知识点的传授上,传统的死记硬背、掉书袋、照本宣科的书呆子式教学模式依然存在。这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阶段的时代需要,明显不适宜于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本专业人才。改革势在必行,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积淀相当深厚,它是一股强大的因循守旧的保守势力。大型的历史悠久的重点大学中文系,大多意识到了本专业改革必然趋势,但由于历史的传统因袭负担重,作整体性的专业调整相当艰难,尾大不掉,而一般的地方性院校又没有实力(师资力量、教学经验、学术储备不足)从事这方面的专业调整和改造。根据我校中文系的实际,从整体上改造汉语言文学专业,对本专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和改造,选择从目前社会对本专业人才所急需的文学审美能力、语言交际能力、写作能力的培养入手,全面提升本专业人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从而形成自身鲜明的特色,是既切合实际又顺应时势的。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特色建设思路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本专业的教育教学规律,本专业特色建设的基本思路可以确定为:

(一)调整课程体系　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时代要求和目前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将原有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视知识点传授,以培养知识型人才为主的教学模式,调整为以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语言交际能力和写作能力为主的能力型教学模式。遵循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教学规律,设计新的专业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改变教学手段,配置相关教学资源。调整后,本专业课程体系将以文学类课程为主,语言类、写作类课程具体落实本专业人才的能力培养目标。具体操作方式是:1·在文学课的教学中,着重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根据新的时代要求,改变文学观念,以提升人文素质、塑造完美的人为目标,调整改造原有文学课程陈旧的文学和文学史观念,以塑造学生完美的人格人品为目标,重点培养学生艺术感悟、艺术欣赏和审美判断能力,使学生对文学的把握从侧重理解抽象的、概念化的社会历史转变为侧重理解生动形象的人。在课程设置上,根据课程性质将过去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合并为现当代文学,相应开设具体作家作品研究的选修课;将过去的古代文学分阶段授课的方式改为块状式讲解的课程,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体形式发展为线索讲解,以考察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为主,并辅之以具体作家作品研究的系列选修课的开设;外国文学以作家作品讲解为主;文学理论课、美学课以专题形式开设。2·在语言课的教学中,着重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根据zhc的精神和要求,重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自我表达能力和倾听理解能力协调发展。将过去的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合并为一门汉语课程,语言学课程以应用语言学内容为主。3·在写作课的教学中,着重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由于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迫切需要“笔杆子”,而能说会写也是毕业生就业最好的标签。写作课将以培养学生实践写作能力为主,根据学生个性需求,提供相应的文学写作、公文写作、新闻写作的课程,外聘著名作家、记者、编辑、秘书等开设专题讲座,负责学生课外写作辅导,全面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从本质上改变原有写作课侧重于理论的性质,使写作课的实践本质落到实处。4·其他专业课本着实用原则适当开设,围绕三种能力增设哲学、历史、宗教、音乐、美术、影视等相关专题选修课。

(二)对传统教学内容进行调整　根据三种能力培养的设计,运用新的史识、史观,观照、筛选、解读文本,调整确立新的课程内容。调整后,文学、语言、写作等不同课程类型的教学内容,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在文学史课程中,精选真正的文学经典作为教学内容,删除那些用陈旧的文学和文学史观念遴选出来的作家作品和相关内容。在汉语课程中,着眼于实际生活中思想交流的需要,根据zhc的要求,强化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将教学内容的重点放在对学生文学审美能力、语言交际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上,确立三种能力的心理学基础和各自在人才整体素质发展中的地位。审美能力体现人才的基本素质,是教学重点,语言能力和写作能力是人才基本素质的具体体现。以文学审美能力培养为中心,根据人才个性发展需求,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培养不同人才各自不同的能力。

(三)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　改变传统的“一言堂”讲课方式,增加师生互动,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艺术感悟能力、细致地观察事物的写作敏感力和口头表达、临机应变的能力等。根据时展、社会需要和人才个体差异确定本专业人才三种能力的结构形态和培养这三种能力的方式方法、具体措施,是形成本专业办学特色的关键。需要平衡处理的关系有:

1·三种能力之间的综合协调发展。以培养完美的人的文学审美能力为核心,让具有实际运用价值的语言交际能力和写作能力的提升建立在扎实的人文素养的基础上。

2·三种能力各自的层次划分。如写作能力层次中,观察能力是首要的,其次是语言运用能力层次,再其次是形象思维的能力,最高层次是创新思维能力。

3·培养三种能力的主渠道是课堂教学,在课堂教学中,必须贯彻对学生思维能力进行培养的意识,强化素质教育、创新教育。

4·教学方式相应改变为研讨式教学,在师生互动中,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在愉悦中充分展现自身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课外辅导将成为教学过程中重要的一环,不仅系内教师需要加大课外辅导的力度,外聘的著名作家、记者、编辑、秘书等,也将成为课外辅导的生力军。创办写作实验班,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创办写作事务所,沟通与社会的广泛联系。

这种特色建设思路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1·与时俱进:人才能力的培养与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紧密相连,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体现了与时俱进、因势变通、开拓进取的精神。

2·综合性、系统性:本教改是系统的综合改革。对人才能力的培养,渗透在本专业所有课程教学之中,能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

3·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重心的转移,从重知识型的教学转变为重能力型的教学。

4·实:将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能力培养目标具体化为文学审美能力、语言交际能力、写作能力,以此可以确立汉语言文学专业各门课程教学改革的子课题和建立切实有效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测评体系。

三、课程、学科和专业特色建设协调发展

专业发展目标确立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考虑专业建设的前提。离开社会实际设计专业发展规划,只能是空中楼阁,最终是要破灭的。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一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些人认为中文专业人才就应该是文化素质高、专业基础扎实、能从事高层次的文学创作或汉语言文学研究的人才,这是一种“阳春白雪”式的定位;但另一些人却坚持认为中文专业的人才,应该是应用型的人才,要能够写报告、整材料、搞关系、做杂事。这是一种“下里巴人”式的定位。这两种定位都不是凭空瞎想的,都有一定的社会实际需要的现实依据。但问题是都没有抓住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方向。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或者是两者“中庸”,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都存在着适应面相对狭窄的窘困。我认为本专业人才培养应该定位在三种能力的培养上,即文学审美能力、语言交流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上,它能够恰切地契合目前和相对比较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发展对本专业人才需求的现实。文学审美能力侧重于人才人文素质的培养,语言交流能力切合国家zhc要求,写作能力培养能为社会输送大批目前急需的“笔杆子”。高校专业学科建设是和课程建设密切相连的。确立了专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就必须要在课堂教学中得到体现。因此,课堂教学改革与专业建设密切相连,势在必行。课堂教学改革涉及到本专业每一个学科,学科建设又是其中内在的基础。学科水平直接关系到课堂教改的质量。没有学科研究的基础,教改就只能流于形式,形式翻新也许能造成一时的热闹,但不可能长久,也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本专业建设的基本态势应该是“金字塔”式的:以课程建设为基石,以学科建设为骨架,以专业建设为目标。课程、学科、专业,最终达到的目标是培养社会需要的有特色的人才。教学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我们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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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文教学;方法;学生;积极性

我们一直在追求并打造语文高效课堂的路上。可不知从何时起，语文课堂高效的标准居然是用学生知道答案的多少来判断的。我们日复一日辛苦付出，却换不来学生成绩质的飞跃。是该反思的时候了。我们是否还记得每每听新高一的课，总会这样感叹：“看，人家高一的小孩思维多么活跃。如果咱们的学生有这一半就好了！”可我们忘了我们今日的学生也从那样的高一走来。是什么让他们有这样大的变化？也许此时追究原因已经于事无补了，我们唯有想方设法去改变这样的现实，让语文教学回归本真。

语文的本真是什么？它不是语文课本，更不是语文试卷，它应该涵盖文和言，文应囊括文字、文章、文学、文化，言可以是言语、语言、语识、语感等。文和言源于生活，长于阅读，养于思考，成于表达。学语文的真谛就是积蓄言和文的功力，让学生学会思考，并善于表达。

如何才能让学生享受本真的语文，与生命相融合的语文？

一、树立“大语文观”

在教学过程中不仅教给学生语言文学知识，使“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语文）这个工具”（叶圣陶），还要立足于培养、熏陶美好的情感、情操，塑造完美的个性品质，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方式，发展可支持终身学习的能力等。生活处处皆语文，所以我们不妨将语文的学习由课堂延伸到生活。让学生多读、多写、多想、多问，积累一切同语文有关――甚至看似无关的知识。比如写作能力的培养，每个学生都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语言“储钱罐”（可以是一本精致便携的小本子），把平时看到、听到、想到的所有美妙有趣或者自己喜欢的语言素材统统存将进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日益丰富、充实，到时候“储钱罐”饱了，学生写作时自然胸有成竹、下笔千言了。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引导学生多读书。只有博览群书，才会有自己的思想与语言。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让学生变聪明的方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

二、处理好非教学性备课与教学性备课二者之间的关系

要抛开一切教学因素（教师、学生、课标、教法等），而以一个普通鉴赏者和研究者的身份阅读课文，研读课文，圈点批注，查阅资料。唯有如此，教师才能在备课中得到丰厚的积累和灵性的启迪。然后是“教学性备课”，即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考虑教什么，怎么教。避免从一开始就进行教学性备课。缺少非教学性备课的铺垫，结果注定会限制约束教师的思维。长此以往，平庸的不仅是教师，还有学生。

三、教师与学生进行思想交流

我们的课堂应该是思想者的交流与碰撞，也只有在这碰撞中，学生的思维能力才能得以提升。例如：在讲诗词鉴赏专题时，就2012湖北卷诗歌鉴赏题贾岛《送邹明府游灵武》，分析完整首诗后，我抛出的问题是，“除了引用、化用，我们还可以以怎样的方式引这首诗人作文，以作文素材的形式出现”。开始学生感觉不知怎样切入，我就又抛出2014山东高考满分作文《满园春色收眼底》，瞬间学生的思维打开了。他们甚至总结出了“以情景再现的手法，挖掘出诗歌主人公内在的品质”的将古诗词入作文的方法，并写出了这样的文段：“如果需要珍惜，就请珍惜那种清廉的品质。一首《送邹明府游灵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县令至清至廉的形象，想象着他冒雪远游朔方时的情景，体会他身着单薄的衣衫抵御透骨寒风时的表情，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会为之动容。”至此，一座古典诗词素材宝库被我的学生打开了。就是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思维碰撞中，学生带给我一次又一次的惊喜。我也一次又一次被学生超强的悟性所感动，深刻感受到他们的思维潜力如此之大。

作为老师，我们不能习惯于空洞的说教，对未知要充满兴趣。我们不能被铺天盖地的资讯裹挟向前，要保持思维的活力。不迷信权威，不畏惧权威，永远保持完整的自我。这需要我们永葆对未知的好奇，用思想呼吸，做思想的学者;这需要我们保持内心的安宁，不为外界所纷扰;需要我们了解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做“拿来主义者”，不断超越自我，这样才能真正体验到思想者的快乐。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以思考者的姿态行走在语文教学之路上。

四、坚守自己的教育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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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理论； 理论向度； 元理论； 文化理论

引言

“说到20世纪的西方文学，恐怕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新术语、新概念出现得太多、太快，简直叫人应接不暇”，究其原因，“一是20世纪西方文坛理论更迭相当快，新的流派不断涌现出来，”“另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学术研究中出现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的情形，文学越来越多地向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学科借鉴思维方式乃至术语、概念，于是，新名词、新术语就越来越多越来越艰深”（ Abrams,2004:1）。也就是说，在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领域中，出现了对于文学命题、文学视角、文学思潮探讨的“杂语喧哗”的局面，而其中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和文化理论向度构成了关乎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研究向度。文学理论元理论向度和文化理论向度的有效展开文学理论学科的自身构成与自我确立也可能是最有意义的。文学理路的元理论走向与文化理论走向是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也是理论自身面对现实变化所必须做出的学术选择。当下众多的文学理论话语无疑都可以纳入这一学术视野，对文学理论元理论向度和文化理论向度的充分认识，也将催生文学研究的本体自觉。

一、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

所谓“元理论”就是理论的理论，思维的思维。元理论研究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以最一般的公共概念为研究对象；二是经常思考学术传统中的老问题，从而反思并整合自身。文学理论的元理论问题的产生有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的原因：就理论而言，作为文学理论的理论根据和思维范式的哲学、文化思想变动与多元化，使得文学理论原先的理论基础不在牢固或受到质疑，从而导致原理论问题的产生；就现实而言，社会文化与文学写作的复杂多变，使得文学理论自身的确立方式、存在方式、表述方式以及有效性等方面的元理论问题凸现出来。在当代，文学理论之为理论的哲学基础变动不居、文学之为文学的现实因素复杂多变，使得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反理论思潮。实际上，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所要求的并不只是对于李兴权威与理论思维的批判、限定、贬斥，而更主要的是对新的意指方式与理解方式的诉求。这样就需要一种新的方式、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理论本身的性质与意义以及它与现实的关系，尤其需要理解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表意方式与真实意指。这也就是说，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后现论将以一种新的关系与世界相关联，以一种新的方式作用于现实，并从一种新的方向上被理解。西方近几年问世的文学理论著作大多充满着元理论的焦虑和对新的意指方式的探索。

如果仍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去理解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就会将理论撕成碎片，其结果就是不绝如缕地宣称任何理论不再可能的、理论碎片化的解构与后现代论调。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因此可以看做是面对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反理论浪潮，文学理论自身在意识层面上的自我激发。因为反理论浪潮的流行与强大，文学理论元理论向度的自我意识常常被压抑在无意识与潜意识层面。因此，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常被当做不合时宜的动向加以忽视，在当下理论场景中，也就出现了极度膨胀的理论意识同理论的过度谦卑与不自信并置的古怪状态。元理论思维是理论本身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识，自我论证和自我坚持。对于文学学科的反思，只有保持在一种元理论的层次上才是正当的和有意义的，因为否则就是在拿一些外在的和不相干的东西来苛责文学理论，而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从元理论思维出发，，解释文学理论建立的更为本质的前提和文学理论展开的更加真实的基础，才是文学理论和文学学科反思的正途。而文学理论的元理论走向将为我们带来文学理论自身的本体化和寓言化。

文学理论元理论走向使文学理论脱离其原先依赖的观念体系，以概念的概念作外向运动。依据海德格尔的观点，那些远离起源作外向运动的概念，像“是”（存在,Being）一样成为被发送之物；这个被发送之物是形而上学玄远或渐远的本体，而玄远或渐远的概念化过程就是被概念之物的本体化过程(Heidegger,1959)。因文学理论元理论走向而致的文学理论本体化就把文学自身的“是”（存在，Being）的问题推到了人们面前，迫使人们正视它自身“是”的问题。文学理论在人们的观念体系里曾不被重视，这与人们期望其对文学和文学现实负责相矛盾。现在文学理论获得了自身的“Being”（存在），它不再单纯地对文学现实负责，也正如文学作品可以直接反作用于社会，文学理论可以不经介入文学创作而直接作用于社会。

文学理论获得了自身的“将是”以及“如何是”的存在地位，也因而获得了建构其“是”的肥沃土壤和丰富想象，它所关注的对象也变得无所不包，成为一个极具膨胀的知识体系；同时它也不再对原先依赖的概念体系负责，它冲破了体系所限定的狭小空间，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驰骋。这就涉及到理论的理论或概念的概念“寓言化”问题。这里的“寓言”不是指作为一种文体的寓言故事，而是后现代主义所阐明的一种意义机制和意义方式：与“隐喻-象征”所代表的某种巨大的意义体系的内在性特征相反，“寓言”突出表明了意义关系与意义线索的独立于任何观念结构与意义体系的外在性特征（基茨泰纳，2003:209-219）。也就是说，在后现代和解构语境下，“寓言”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语言与现实之间单一的对应关系，而是语言在能指层面上的播撒与延异。文学理论寓言化就是文学理论的元理论走向，它打破了在形而上学或其他独断、庞杂观念体系下文学理论与现实的单向度、必然性的意义联系，实现了二者之间双向、多元、超然的意义关联。这是一种新的意义关系、意义方式和意义方向，是超出形而上学之外的关系、方式和方向，是在解构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漩涡中，保证理论之为理论的必要条件。#p#分页标题#e#

二、文学理论的文化理论向度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在高科技和信息技术使人们无暇顾及过去而专注眼前与未来的当下，有趣的是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文化领域，试图在深厚、广袤的文化土壤中为新生事物找到最终的根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都成为许多知识分子谈论的话题。我们知道，所谓文化，它是在历史或历史过程中形成，并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作为深深浸濡于文化传统的文学存在方式、表达方式、以及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也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为了在新的生活情景中、在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中有小弟解释文学现象，文学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文学理论的文化转向就是主要以文化的视野来取代原先占据文学理论中心地位的美学、心理学或语言学的考察方式，社会学、人类学、种族、性别、文化身份、文化政治和文化权力、文化地理学、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文化研究的维度与方式的引进，大大丰富和扩展了解释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意义空间。近来一个时期在文学领域流行的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就正是文学理论文化转向的具体表现。这种“文化转向”对于文学理论学科的自我反思和新的层次上重建具有高度的引领与指导作用。

当今世界是一个“文化”急剧膨胀的世界，这种文化膨胀不仅是文化总量的扩大，更包含着文化本质的“异化”。具体地说，文化异化表现为空前的物质化，这是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属性的根本叛逆。这里“物质”一词并不是指“自然物”的简单附加或替代，也不是指按照实践主体的精神对自然界的加工、改造后的成果或产品，而是指自然被其弄得面目全非时的掩盖物、否定者，是“异化物”。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后现代之后，文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园（Heidegger,1999:45），而只是一种异在的、压迫人的“物的异化”。文化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存在的对话与交往的方式，如果人已经“异化”地存在于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即以一种非人的、物化的方式存在，那么存在（Being）只能遭遇抽象化、概念化的命运。以往的时代里，人们在自明或透明文化的规划下生活和思考；而现在，文化自身就问题重重，令人困惑和不可捉摸，成为一个近似于本体论的虚指，即一个可以接近但却无法逼近的“本真”。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无限地接近那个作为“终极”存在的“文化”：文化不是以实体方式存在的文化研究的现成研究对象与关照客体，而是文化研究自身也包含其间的非透明的存在机制与意义机制。因此，文化研究需要超越现存美学与文学理论的本体论预设，同时也要超越现存文化规划，才能真正有效地展开其对文学理论本体的“筹划”。

文化研究，自诞生之起，就不是对文化——精英文化或者大众文化的学院式研究，而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对文化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某种独有的理论脉络与知识谱系，而是某种社会立场与社会批判的精神，是某种（反）表意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可能”（戴锦华，2003）。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注重的就是它所敞开的朝向社会的批判与践行空间：它意味着文学研究将关注如何在文学实践中进行文化解读和文化批判。这正是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文学的政治性。书写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的作者以第三世界文化视角深入透视和批判父权社会和殖民帝国的文化压迫和文化侵略。这些作者与其说是在做文化研究毋宁说是一种潜意识的控诉，一种文化的批判，一种自我身份的书写。文化批判和自我身份书写成为当今西方世界文学研究的热门。这是文学反思同时也是文化反思内在性的时代表现。

但是文化研究必须注意两个要点：一是文化研究必须坚持贯彻主体性的维度。对于后现代性的解构主义而言，“主体”被置疑，被解构，成为“碎片”，而主体的这种内在的“破碎性”对主体的自我建构和自我整合形成直接的挑战乃至否定。相对于传统而言，这种语境下的主体就被放置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而使主体失去自我整合的原先熟悉的庞杂的观念体系（形而上学观念体系）。而主体一旦不能自足、完整，相对于这种主体的“自我”的“他者”，此时又何以立足？因此，解构主义对于主体破碎的论述暗示了一条进入文学政治的路径。文学的政治性，体现在它对作为主体的认同与共谋。解构主义对主体性的解构绝对不意味着对主体性的否定和取消，而是从独特的视角提醒我们，避免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曲解围绕着主体性问题而产生的文化思考。事实上，我们无法离开主体性而生活，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我们生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共同生存，而共同生存就必须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拒绝排斥他人，因为主体不仅是一种生存的力量，更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二是文化研究需要坚持其作为新的知识形态的自觉性。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的概念，而是一种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和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文学的知识形态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文化场域与相对稳定的学理基础，其核心是文学学科的价值观念、文学理论与文学写作方式的有机结合，源于丰富的学科思想群的支撑与集合。西方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除了始终以其成熟而系统的哲学观念与哲学理论为基础，不断与哲学形态的演变保持同步外，还持续呈现出基本理论构成的自主性建构与发展，既达到了思想取向与理论构成的融合，也达到了哲学观念、学科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内在统一。文化研究本身就是研究视野扩大、各学科相互融合的内在性的体现，因此，文学理论的文化取向不仅会大大拓展文学批评的场域，打开文本与文化现象的多元呈现方式与解释向度，而且也会在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之间建立起广泛的意义关联。坚持文学理论的文化向度这一新的知识形态必须努力吸收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进行创造性的融合和发展，建构起多元、丰富的适合于描述、分析、预见文学学科发展新现实的、与时俱进的文学理论开放体系。

三、结语：文学理论与现实之间#p#分页标题#e#

王一川（2003）在回答“什么是文学理论”时认为：“文学理论是一门人文学科，是关于文学的普遍问题的思考方式。文学理论当然要思考个别的文学问题，但这种思考往往要在一个包含若干个别的普遍层面进行，要在对于个别的关注中从事一定普遍性概括，从个别上升到普遍”。 《辞海》（2003）对理论一词的解释是：“人们由实践概中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结论”。但传统的知识体系则习惯于把“有系统的结论”（理论）玄虚化，使理论与现实之间本应有的关系断裂：一方面是理论越来越抽象；另一方面是现实越来越复杂和不为理论所说明。而文学理论的元理论走向和文化理论走向共同揭示了理论和现实之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理论不再是纯粹透明、高高凌驾于现实之上的万全法则，理论与现实之间不再具有玄远而不可达至的距离。在此，我们不妨借用Anthony Pym（2010）在《翻译理论探讨》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文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每时每刻都在‘理论化’。当发现某个写作问题时，他们往往必须在几种可能的方案中做出选择……。构想这些方案（产生可能的写作策略）并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选择一个最终的作文方法），可能非常困难和复杂，但作者可以在瞬间同时准确地做到。每当作者决定选择这个写法同时排除其它写法时，他们都掺杂了一系列关于文学是什么、该如何写作的看法，他们在进行‘理论化’。 ……理论为文学的生成和选择过程设置了背景。因此，作为写作日常实践的构件，作者经常在进行着‘理论化’。这样一来，理论便被去除了过去具有的那种透明性和高高在上的优越性，成为思想中的现实，而现实成为理论最真实的根基和最切实的生长点，二者之间更多地显示出一种相生相成的关系，有些时候，则更是共同处于晦暗不明的含混状态。这种理论与现实的新关系是文学理论的元理论走向和文化理论走向日益彰显的共同原因。文学理论元理论走向的重新凸显正是现实变化的结果，而文学理论的文化理论走向所需要坚持的主体自觉和新知识形态自觉也是面对变化了的现实所需要作出的积极应对和学术选择。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是文学理论在无所适从的合法性艰危中对自身存在根据的有力论证、对思想空间的有效拓展、和对理论生成动力的全面催动；而文学理论的文化理论向度更是直接地转换了理论在现实面前的关注点、观察角度、表意方式与价值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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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增多，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不断增加，对外汉语教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本文旨在对外汉语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文化融入层面上作一些探讨，以期让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在教学中能有所参考，让留学生汉语语言的学习更加有效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交往与日俱增，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和汉语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在不断增长，对外汉语教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0年3月22日新闻报道，2009年，共有来自190个国家和地区的238184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1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它教学机构中学习。从上面谈到的数据我们得知，在来华学习汉语和文化的外国留学生中，他们的背景知识、学习目标、学习方式都将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

二、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是符号系统，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语义为意义内容的、音义结合的词汇建筑材料和语法组织规律的体系。语言是人类进行思维和传递信息的工具，是人类保存认识成果的载体。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界定“文化”一词时说:“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合物，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

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通过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语言的交际过程，语言学家们发现人们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仅涉及语言系统，而且涉及同语言系统紧密关联并赖以生存的文化系统。文化包括语言，文化的发展影响语言的发展。语言和文化是双向互动，互为概括的。要想做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就必须注重在教学中融人中国文化。

三、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的必要性

(一)对汉语语言学习的意义

教授语言本身是很重要，但不理解文化含义的语言是苍白的、无用的。文化教学应是一直贯穿于语言教学之中的。让留学生记住一些特定的中国文化现象不难，难就难在要把握汉语语言中的文化含义，并可灵活运用。通过我的教学实践，发现留学生学习汉语最难的是把握相关汉语难词的文化含义，特别是一些生僻词以及成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留学生自己的母语和母语文化对学习我们汉语及汉语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从而导致了负迁移作用，这种负作用会让留学生对二外，也就是汉语产生误解和误用。这就迫使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有意识的融入文化内容，提高留学生的中国文化内容认识。

(二)对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的意义

对外汉语教学是为双向交流服务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虽然西方文化带来了现代化，但也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实现中西文化的交融。改革开放需要我们学习西方文明成果，同时也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华文明曾经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今后还将为人类文明做出独特的贡献。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除了要注意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更要注重传播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比如，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它反映了中华民族追求自然和谐和人与自然协调的理想。它把人、自然、社会融合为一个整体，以道德化标准规范人类行为。而以实现人的最大利益为驱动力的现代科技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生存的环境带来了难以弥补的负面影响。“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积极的认识前提。再如，1993年，芝加哥《世界伦理宣言》把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作为人类伦理的基本原则之一。可见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对外汉语教学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华文化的精髓向世界传播，使之发扬光大，造福于全人类。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融人中国文化不仅有助于深化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异国文化，增强跨文化意识，提高其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对不同文化的宽容度。

(三)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的意义

语言是世界观的载体，是思想的化身，任何语言都包含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语言是传达信仰、意识、价值观等的基本文化手段。汉语课程蕴含有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具有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得天独厚的条件，为进行人文素质培养提供了可行性和便利性。因此，对外汉语教学除了完成基本的语言、文学和文化的教学任务之外，还应该承担起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责任。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依墉，在不同文化的比较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使其对年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具有更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以利于各种文化的交融，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四、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的方式

(一)在教材中增加中国文化的内容比重

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汉语学习来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在对外汉语教材中增加中国文化内容的比重已成为当务之急。教材选用适当增加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范文。如适当融入一些中国的传统节气、习俗、典故等内容，还可增加一些优秀英文文章的经典汉译作品，或从我国权威报刊上摘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另外，还可以从国外现有的各国著作的汉译本中摘选适合大学生学习水平的部分内容进人汉语教材。

(二)改革教学方法

首先，可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开设必修或选修的中国文化课程。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许多学生都建议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开设关于中国历史、哲学、文学、民间风俗等课程，至少是提供中华饮食这种类型的文化课程。此外，这种课程也应安排学生用汉语介绍自己国家相似的历史文化，这有利于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在阅读和综合课程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阅读中文报刊以及介绍中国文化的汉语读物;在听力方面，中央电视台电视节目以及中国之声广播节目是很好的选择。这样既可增加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汉语表达方式方法的积累，又可以使他们对中国当前的国情有所了解。

其次，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文化融人，要按照学生的学习层次、文化背景以及掌握汉语的程度，遵循有计划的、循序渐进的、实用的、适度的教学原则，逐步融人文化内容，以达到合理地进行教学的目的。

中华文化知识的融入，正是为了培养外国留学生实际运用汉语语言的能力。结合我国目前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情况看，在具体方法上，我们可以采用归纳对比法、同步解释法、多媒体教学法、课堂内的教学与课堂外的引导相结合法、主题讲座法、文化实践法等多种方法来实施和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效果。

(三)提高汉语教师自身的中国文化素养

建设具有较高中国文化素养的汉语教师队伍，培养“学贯中西”的优秀教师，是当前对外汉语教育的迫切要求。倡导教师在介绍、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应该学习和研究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学、历史、风俗等内容，这样的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跨文化交流中更具优势，会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显示出博大的胸怀和高度的智慧。作为汉语教师，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了解自己的文化，用汉语传授并且传播我们的优秀文化。汉语教师除了要大量阅读中国文学作品，还应该阅读优秀的各国著作，这样才能具备广博的双语文化知识，才能提高自身的中国文化修养和准确介绍中国文化的能力。只有自身的能力提高了，才能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功底，熟练地掌握语言技能。汉语教师在传授中国文化的同时，应有意识地保持甚至提升学习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和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