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生态哲学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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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自然哲学;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重,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立了要为子孙后代造福、走人与大自然协调发展的道路,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环境问题渐趋好转。长期以来,党和政府花费了大量力气来治理环境问题,环保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生态文明俨然成为当代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我市生态环境问题及其认识根源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天中地区的环境治理工程也取得一定的业绩,生态环境问题渐趋好转,但依然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通过对驻马店市区及周边环境的调查和了解,我们将当前存在较为突出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环境污染现象较为普遍且不平衡
总的来讲,天中市区的环境污染问题虽不能以严重论断,却称得上普遍,且存在着不平衡性,诸如街道、社区、商业区、工业区、娱乐公共场所等都存在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污染问题。在市区,常见的环境污染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一是各类生活污水、工业农业废水导致的水体污染;二是工业烟尘废气、交通工具产生的尾气导致的大气污染;三是各类噪声污染;四是各类残渣、重金属以及废弃物产生的污染等。
(二)部分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节约观念却不断弱化,部分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而且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淡薄的环保意识而受到制约。驻马店市同样如此,资源浪费现象随处可见,居民区、学校、公共场所等都存在不同形式的水资源、粮食资源浪费现象。以水资源为例,“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的广告随处可见,但是否得到人们的真正重视?我看未必。调查表明,目前水资源十大浪费现象主要包括:刷牙时不关水龙头;洗澡涂肥皂时不关水龙头;自来水管发生漏水或爆管未得到及时修理;用过量水洗车,洗车的水未能循环使用;随意开启消防龙头用水;老式便器水箱容量过大,大小不分档;洗衣服时不用手搓而只用水冲;直接用自来水冲洗道路;在公共浴室洗澡后“人离水未关”;解冻海鲜使用“自来水常流法”。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日常行为,或许在有意无意间,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水资源浪费者。
(三)生态文明程度不高
通常来讲,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现实文明形式之一,着重强调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就天中而言,体现在政治层面,思想层面和社会层面上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城市生态文明程度不高。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各级政府应发挥主导和主体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基础、社会基础以及相应的设施和政治保障。然而,现实并不尽如人意,城市规划和土地使用存在严重的违章和不合理现象,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品质愈来愈高的追求。
当然,生态环境问题的存在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因素,诸如经济的、体制的、文化的、科技的等,然而,人们环保知识的缺失和生态文明理念和意识的淡薄却是重要的认识根源。以史为鉴,老子哲学中关于生态伦理的丰富思想资源势必为问题的解决打开一扇方便之门,深入学习老子自然哲学思想及其内涵不仅是一种必要,而且是一种必须。
二、老子自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老子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自然哲学思想,诸如敬畏自然、尊重生命、道法自然、“人之德”与“物之德”的哲学观念,无一不给当代人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老子以“道”为总纲阐述了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品质和属性。老子德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是从一开始便已注定。万事万物的生成与发展都是道与德共同起作用的结果,“道生之,德畜之,物行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1]P123这里的“道”是“天道”和“人道”的总称,老子以“道”统摄万物完成自然之名,他们最终旨趣都在于“自然”,“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P63不仅如此,老子常常借“天道”之名论“人道”之实,以“天道”观照“人道”,认为人只是自然中的一分子,人类不仅要敬畏热爱自然,而且人类的活动规则应与自然法则相一致,顺应并效法自然的人才是真正的得“道”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1]
老子以“道”释德,一切以是否合乎道为评判德性品质好坏的标准,“道之德”贵在“道”,“老子所谓‘德’,主要指德性,德性即事物的本性。”[2]P57德与道具有内在一致性,其内容主要取决于道的规定性,“道”为“德”之体,“德”为“道”之用。老子以“道”统摄诸德完成自然之名。素有天人之分的“道之德”是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都具备的属性,包括“人之德”和“物之德”,其概念和范畴超越了人类社会并延伸到自然界,既包括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也包括自然万物的本性。从性质上来看,德性具有属人和属物两种特质,一是指普遍存在于自然万物的“物之德”,二是与人类社会休戚相关的道德规范,即“人之德”。老子的诸多德性必将从属于前者或后者。无论“物之德”还是“人之德”,都是“道之德”的具体呈现和表达,只是主体价值取向不同而已。因此,老子德性观主体价值取向有“人”的尺度,更多的是“物”的尺度。“道之德”不仅具有宇宙生成论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生态伦理学价值,而人类社会应遵循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尽在其中矣。
三、老子自然哲学视角下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径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社会伦理道德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老子倡导的敬畏自然、道法自然、“物之德”的生态伦理观念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当代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架构了新思路,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和路径。
(一)积极推进老子自然哲学思想理论研究创新
理论创新是老子自然哲学得以有效传承和创新的先决条件,没有可供阅读学习的理论通俗读本,广大学生便会失去依靠和信心,很容易从心理上产生畏难情绪和懒惰思想。从目前理论研究和图书发行现状来看,老子自然哲学的理论创新任务艰巨,亟待提高和加强。因此,政府要牵头带动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为包括老子自然哲学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思想的传播创造便利条件。
(二)专题宣讲和主题宣传相结合,树立生态环保新理念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思想意识上实现转变。然而,思想转变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宣传教育工程。在众多的教育形式中,专题宣讲和主题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专家学者、政府要员、志愿者和广大市民都可以参与到活动中来,活动可以采取大讲堂、论坛的形式集中宣讲,也可以借助世界地球日、环境保护日、世界水日等时间节点在街头巷尾开展主题宣传。
(三)加强生态伦理道德学习,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
生态与道德不可割裂。生态环境的优劣,反映着人们生态道德水准的高低;同时,人们生态道德水准的高低,也极大地影响着生态环境的优劣。生态道德驱动着人们的生态意识和行为的自觉性、自律性与责任感。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可以使人们自觉地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同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作斗争。我们要以传承和弘扬老子自然哲学为契机,注重生态道德的教育和学习,提高广大市民尤其是企业单位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每个公民都应该通过学习把老子自然哲学思想植根心间并转识成智,自觉落实到环保行为中来,努力形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美化家园、绿化天中的社会文明新风尚。
参考文献:
[1]饶尚宽译注.老子[M].上海:中华书局,2011,6.
篇2
关键词:自然主义; 城市规划; 哲学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Laozi's naturalism core thought with naturalism of Emile Zola, thought“the public participates ”and“the counter- plan” the thought now the urban planning has the certain instructionsignificance regarding us.
Key words: naturalism, urban planning, philosophy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6)01-0055-03
收稿日期:2005-11-30
作者简介:李铌,中南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系副教授;段宁,中南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系研究生
自然主义这个名词,原系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哲学词语,后来转用于文学艺术。《辞海》认为自然主义是文艺创作中的一个流派和思潮。它作为一种创作倾向,着重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个别现象和琐碎细节,追求事物的外在真实,忽视对生活现象的分析、概括和现实的本质方面,甚至歪曲生活。这种解释显然带有浓厚的偏见色彩,而且这种解释也只说明了自然主义在文学中的含义,而并没解释自然主义哲学含义。哲学上的自然主义应属于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它强调自然科学的客观规律对人类社会的支配作用。
我认为自然主义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一,就是从世界观的层面上去理解它,这种自然主义世界观其实早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时期就产生了――易学和道学就是以自然主义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哲学的经典。在这方面,我觉得老子的自然主义很有代表性;其二,就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理解它,在这方面,是以左拉的自然主义为代表,他强调作家在观察生活时,应该用科学的方法。他主张用科学实验去证明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用遗传的道理来阐明一切。
1老子的自然主义哲学及对当前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影响
中国古典哲学洋溢着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老子所说的人、地、天、道这四大,是老子关于世界存在的划分。老子所说的人、地、天是世界实体存在,而道是虚体的存在。什么是道?道是人们对于世界运动的一些规律和法则,显然道是作用在人的头脑之中的思维一类的东西。在老子那里,尽管道是先天地而生,但是道也是与天地一样是物质,在其本质上与天地万物没有什么两样。这是老子自然主义世界观对于世界存在的基本表述。我们的世界不管是如何广阔和渺小都是物质的。实体的物体是物质,人们的思想以及思维的准则,道和法这些虚体的东西也都是物质。人类的思维既然是属于自然,就必须遵循严格的自然规律。
老子的哲学思想告诉我们:在人与自然中间,有必要确定一种伦理关系,即为了人类长远的生存利益,应当保护生态自然,人类相对宇宙、相对于自然来说只是很渺小的一部分,我们在城市规划与建设当中必须遵从自然世界的规律,否定“人类中心论”、“人类灵魂论”――打着这样的旗帜,人们经常肆无忌惮地破坏着我们的地球家园,在他们眼里,他们认为人类可以主宰一切,按自己的设想规划自己的城市、自己的未来――进而改造世界。
1)场的设计:广场以大为美、以空旷为美;以不准上人的大草坪为美;无人广场,为广场而广场;金玉堆砌,以贵为美;殊不知,人与人的交流、人与人的活动是广场的本质特征;
2)河道与滨水地带的“整治”与“美化”:城市水系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城市与自然交流的场所,是城市景观美的灵魂和历史文化之载体,是城市风韵和灵气之所在,具有维护大地景观系统连续性和完整性的重要意义。然而事实情况是:河道被“裁弯取直”,水泥护堤、衬底,使水系与土地及其生物环境相分离,失去了自净能力,从而加剧了水污染的程度,还有盖之、断之、填之等等,总之是变流水为死水,丧失生态和美学价值。
3) 园的设计:为公园而公园,人工取代天然,“玉不琢不成器”的造园思想。事实上,城市绿化的真正意义在于为城市居民提供一种休闲生活的环境,而不是主题游乐。城市绿地应作为城市所有功能用地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不同用地之间的黏结剂。
大量的城市建设和美化工程并不是基于城市可持续的经济实力,而是以出卖城市最稀缺的土地资源为代价,不是以协调自然、服从自然规律为出发点,而是以改造自然为出发点,以破坏自然为代价来换取政府一时的政绩或城市一时的“整洁漂亮”,钢筋水泥构成的沙漠取代大自然丰富多样的生态环境。
这是“人类灵魂论”在人们的心中作崇,其带来的后果是人类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寅吃卯粮,人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各种情况的恶化:水资源的短缺、全球的温室效应、物种的灭绝、空气的污染、城市内的“热岛效应”、农田的被蚕食……所有这些情况都使我们的未来面临更加窘困的境地,于是乎有了现在赤手可烫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美国的精明增长理论,最近俞孔坚先生提出的“土人”概念,其宗旨就是强调“天地――人――神”和谐的人居环境,倡导城市景观和城市建设应尊重自然、尊重人和尊重地方精神,走一条尊重自然规律的、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左拉的自然主义哲学及对当前城市规划与建设方法论的影响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欧文坛上出现的自然主义,是一种反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它的理论基础是奥古斯特・孔德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证哲学和当时欧洲流行的机械唯物论实验科学。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作家左拉。
他说:“这里不要夸张,也不要强调,只要事实,值得称赞的或值得贬黜的事实。作者不是一位道德家,而是一位解剖家,他只要说出他在人类的尸体里面发现了什么就够了”因此,左拉把自然主义小说的特点归纳为:“生活的正确的重现,排除一切小说性的成份”,并且“不能出现伟大的人物形象”。
左拉的自然主义思想在我看来有两个方面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其一:他强调“故事愈是平常而普通,愈是具有典型性”,反对文学作品描写英雄式的人物,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是描写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对每一个普通人都更加关注。在城市规划方法论上,我觉得这恰好对应了我们时下规划要求的“公众参与”――规划应该是尊重每一个普通市民的利益,应该是让普通民众都来参与的“透明性”规划,而不是一些少数专家和政府官员关起门来“呕心沥血”的图纸,不是政府官员表达政绩和让规划师们心血来潮的实现自我炫耀的“大手笔”工程或是让开发商们热血沸腾的土地开发――这些往往都是以普通市民的惨重代价为垫脚石。
个体的利益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许微不足道,但是对于个体自己来说却是他生命的全部,城市规划的作用是什么?城市规划的本质作用,我觉得就应该是为每个人都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使每个人的生命、利益都得到尊重。不是用来表达少数团体、少数人的利益,也不是为那些少数“英雄们”――政府官员、开发商、规划师――建功立碑。城市规划的浓彩重墨不是用来勾画渲染少数“英雄”们的丰功伟绩的,而应该是用来勾画每一个市民的美好生活蓝图。
其二:左拉强调“作者不是一位道德家,而是一位解剖家,他只要说出他在人类的尸体里面发现了什么就够了”。在城市规划方法论上,市场经济下的投资主体和利益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使得城市规划在控制城市建设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有所减弱(规划师对市场不了解,却想要控制市场,从而导致规划的失灵――孙施文语),往往是开发商在主导我们的城市建设,政府的规划往往是被投资商们牵着鼻子走,这样的直接后果便是我们的城市规划不断被突破,限高被超越、文物古建被捣毁、城市的绿地被蚕食――城市的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
如果把城市规划作为一个法规的话,那么这个法规更应该告诉土地使用者不准做什么,而不是告诉他做什么。而现行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法规恰恰在告诉人们去开发去建设什么,而不是告诉人们首先不做什么,这是一个思维方式的症结(仇保兴)。
既然我们对于城市建设用地的规划及控制缺乏有效的手段――城市的规模和建设用地的功能可以是不断变化的,而由河流水系、绿地走廊、林地、湿地构成的生态基础设施则永远为城市所必须,所以俞孔坚先生提出了一个“反规划”概念――即城市规划和设计应该首先从规划和设计非建设用地入手――生态基础设施。
综上所述,我们在进行城市规划与设计时,在世界观上,我们应该吸取老子的自然主义哲学思想,遵从自然、遵从土地、遵从地方,在遵从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作为人类实践的价值尺度――走一条可持续的遵从自然规律的生态发展道路;在方法论上,我们又要吸取左拉的自然主义哲学思想,在进行城市规划与设计时考虑每一个人的需要,努力创造适合每一个人的人居环境――城市规划与设计“透明”化、“公开化”,走一条“公众参与”的民主之路。在进行城市规划与设计时,由于学科的局限性,我们应该明确自己不能主宰规划、不能强加自己不切实际的思想与规划设计、不能主导控制市场,因此我们应该把目光更多的投降城市非建设用地的规划设计――因为生态基础设施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不容易改变的、而且是我们规划师所能做到的。
参考资料:
[1] 辞海.商务印书馆
[2] 俞孔坚.城市景观之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2
[3] 仇保兴.中国城镇化-机遇与挑战.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5
[4] 孙施文.城市规划哲学. 博士论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
篇3
关键词: 老子 “无为” 有为
一、“无为”的内涵
“无为”是老子哲学思想体系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并不是对“为”的简单否定。不是我们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的“不作为”、什么也不做的含义。在老子的哲学中,“无”不是一个用来说明“什么都没有”的概念。对于“什么都不做”,老子在《道德经》中是用“不为”这个概念来表述的。这也就是说“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为无为”。“无”本身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无,名天地之始”(《道德经・第一章》),“无有入无间”。“无”这种力量不仅创生万物,而且在任何事物中都起作用。“无”既然是一种伟大的力量,那么“无为”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伟大的作为。
老子的“无为”思想的精髓源自于“道”,是顺应天道自然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是自然无为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三十七章》)。老子指出,天地万物都是自然化生,不着人为的痕迹,有着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人类不能无视这些规律而胡作妄为,亦不能违背它们各自的特殊本性,异想着用人类的主观意志能动地改变其特性。因此,老子的“无为”思想强调的是不着人为,顺应自然规律,不强加个人意志于自然规律之上的不妄为。
二、“无为”形式下“有为”的人生观
老子的哲学讲的是道、是德、是天、是地,都是大自然。大自然是按其固有的规律运行的,所以大自然是无私智、无私意、无私情、无私欲、行所无事的。道之法则即人之法则,因而,“法自然”成为老子人生观的总原则。老子的“无为”思想是在“无为”形式的外衣下,通过对自身道德修为的提升,实现其积极上进、有为的发展。其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
老子认为,“道”生万物,“德”养万物,是无私的。人依“道”而行,亦应如此。他提出的“圣人无私”,“圣人无藏”,“既以为人,既以与人”等都是无私的表现。其意思是,有道德的人不多占财务,也没有必要多占财务,尽自己的能力为人群服务,使他们得到好处,也不要求报答。老子的无私并不是要人们完全没有私心,而是要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在他看来,“圣人无藏”,反而有余;尽力为他人,反而“已愈有”;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
(二)谦退不争,故天下莫能争。
老子认为,“大道”“为而不持,功成而不处”,因此人亦当自谦。因为谦虚,所以与人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骄傲是谦虚的对立面,人因骄而“自遗其咎”,老子说:“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道德经・第二十四章》)
意思是:自我显扬反而不能彰明;自以为是的反而不能昭彰;自我夸耀的反而不能见功;自高自大的反而不能做众人之长。人要怀着谦退之心,“不敢为天下先”,甘愿居后,甘愿处下。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的,居后反而能身先,处下反而因“上善不争”而没有过错。
三、老子“无为”思想的现实价值
老子的“无为”思想的精髓是“道”,是顺应天道自然的,它体现了按客观规律办事、自强不息的精神,是道家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进行反思的结果。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物欲对人们的诱惑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一些以经济、物质为目的的人类行为,开始背离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视规律的存在,高举“人定胜天”的旗子,肆意乱为。拜金主义、享乐之风、行贿受贿屡禁不止,各种社会问题愈演愈烈;自然生态环境更是难逃魔手,遭受疯狂的掠夺性开采,从而导致了一系列自然灾害与社会问题的产生。能源危机日益加深,森林资源急剧减少,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日趋严重,洪涝灾害和沙尘暴日渐频繁,等等,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受了极大的不可挽回的破坏。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文明在延续,我们在享受物质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要善于发现、学会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控制好个人的私欲,不强为、不妄为,自强不息、勇于进取、适时而为,才不会误入歧途,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行“无为”之事,达到“有为”之目的,在务实中求应变,在应变中求进取。
综上所述,老子的“无为”思想体现了“道”之法则,是行“无为”之事,达“有为”之目的;他为我们提供了待人处世的方法与安身立命的原则,为其“无为”的人生法则作出了诠释,是一种大智慧,使我们收益良多。他教会我们顺应时势、谦退不争、知止知足、虚怀若谷,要求我们要不断提升个人的内在修为,静心、养德,做一个有利于社会、和谐于自然的人。
参考文献:
[1]徐浩.道德经译释[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篇4
关键词: 国学文化 民族精神 国学读本《菜根谭》
一、国学文化兴起与民族精神发展密切联系
“国学”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至今方兴未艾。寻本溯源,这股“国学热”不是政府大力推动的,不是媒体蓄意炒作的,也不是学者积极提倡的,而是由民间各种自发的力量自然促成的,其主要因素就是国人需要寻找文化的认同[1]。文化认同对个人来说,是一种文化身份的确证,是精神家园的归宿;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则是一种精神上的凝聚。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所共同具有的文化心理素质,是民族历史形成的生存条件和观念形态的文化在民族心理中的历史积淀,是民族文化特质的凝聚方向和集中表现[2]。民族精神作为一种文化遗传基因的载体,体现着一个民族所有成员认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人们所遵循的道德理念、理想信念、行为准则,以及风俗习惯、性格特征和语言文字等有诸多共同之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思想灵魂,是一个民族得以生生不息,不断创新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一个安顿民族生命的精神家园。
近几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精神的发展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出现许多新的生长点。然而,无论中华民族精神随时代潮流怎样演进,都是以国学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为底蕴的。民族精神中的核心思想与价值观念皆源自这些哲学思想,形成了民族精神的整体形态。所以,民族精神的发展、提升必然会促进国学文化的繁荣;而国学文化兴起的也必然引导民族精神的完善、更新。国学文化在不断实现自身的扬弃、重铸的过程中,也对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有生命力的内容,从而铸造了新的民族精神,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造就属于新时期的民族性格和精神风貌。
二、国学读本《菜根谭》对民族精神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积极影响
《菜根谭》是晚明文人洪应明所著的一本清言小品文集。它以亲切精练的语言,回味悠远的气韵,蕴涵深刻的意境成为国学文化的经典读物,最重要的是《菜根谭》融会了儒、道、释三家丰富而深邃的哲学思想,这也使得《菜根谭》成为一本对国民性格塑造和民族精神形成具有深刻影响的国学读本。
(一)《菜根谭》中的儒家文化对民族精神的影响
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文化当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菜根谭》凝聚了仁爱、崇德、中和等儒家道德哲学思想的精华。《菜根谭》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纵做到极处,俱是合当如此,著不得一毫感激的念头。如施者任德,受者怀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又云:“人之短处,要曲为弥缝,如暴而扬之,是以短攻短;人有顽固,要善为化诲,如愤而疾之,是以顽济顽。”这二言蕴含的是儒家“仁者爱人”的仁爱精神,前一言是理所应当的家庭伦理之爱,以“孝悌”为本的亲人之爱;后一言则是“泛爱众而亲仁”,由对亲人的爱推至对芸芸众生的爱。这正是孔子所强调的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自觉地履行道德义务和责任,这也是维系人际关系和谐,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纽带。当下,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个别不尊重他人个体生命权利和忽视他人生命价值的事件,而儒家的仁爱精神一直在警醒我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理应伸出援助之手。
仁的实现,对群体而言是建立充满友爱、和谐、有序的社会;于个体而言,儒家则重视道德教化,认为应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孔子认为,理想人格是道德化的人格,强调“君子志于德”。《菜根谭》中儒家的崇德精神也集中体现出来,洪应明有言:“节义傲青云,文章高白雪,若不以德性陶熔之,终为血气之私、技能之末。”又有言:“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无德,如家无主而奴用事矣,几何不魍魉猖狂。”由此不难看出作者认为德性皆在气节、才华之上,德乃为人的第一品格。重视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理想人格的中国传统文化,提醒今天的人们切不要把能力视为人的第一要素,而应当把理想人格的价值取向看做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一个缩影。
君子之德贵在守中,“中庸之道”乃是君子修身养德,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中庸”最早见于《论语》。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菜根谭》非常鲜明地阐述了这一德性:“士君子持身不可轻,轻则物能挠我,而无悠闲镇定之趣;用意不可重,重则我为物泥,而无潇洒活泼之机。”所以说一个人既不能过于浮躁,又不能心机过重。又言:“气象要高旷不可疏狂;心思要缜密不可琐屑;趣味要冲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严明而不可激烈。”洪应明认为君子不仅对己要守中,对他人更要守中:“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使其可从。”以此达到孔子所说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社会理想。“贵和尚中”的中和精神,讲求行事不走极端,主张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约束在道德的范围之内,这既是儒家哲学的基本形态,也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
(二)《菜根谭》中的道家文化对民族精神的影响
《菜根谭》首先体现了道家“返璞归真”的尚朴精神。洪应明云:“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事深,机械亦深。故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普鲁;与其曲谨,不若疏狂。”此言便是老子着力提倡的厚实、质直的为人品性,是道家生命哲学所描绘的以自然、真朴为具体表征的生命状态。那么如何回归人的自然本性,恢复社会的纯真呢?那便是“清心寡欲”。洪应明有云:“奢者富而不足,何如俭者贫而有余?能者劳而府怨,何如拙者逸而全真?”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一些人“生病”了,身心皆陷入世俗的泥坑中不能自拔。而尚朴精神正是对症的一贴心灵良药,主张人们求真尚朴、绝伪弃诈的价值观念,倡导淡泊名利、俭啬寡欲的人生态度,净化人们的心灵和社会道德环境。
其次,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精神在《菜根谭》中得到翔实的阐释。如:“水流而境无声,得处喧见寂之趣;山高而云不碍,悟出有入无之机。”又如:“帘拢高敞,看青山绿水吞吐云烟,识乾坤之自在;竹树扶疏,任乳鸽鸣鸠送迎时序,知物我之两忘。”此时自然与玄理在人的意念上达成同构,景观物象变成了他们领悟大道与生命本源的载体。这不就是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充分享受自然生命的“逍遥游”?他钟情自然的审美趣味,以大自然为真善美的源泉,在大自然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自由,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沟通,真正体会到大自然的奥妙。所以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人类目前正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这正是大自然对人类生存敲响的警钟。我们必须从工业文明中清醒过来,从道家生态审美哲学中汲取智慧,投身大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样不仅可以消除人们的精神郁闷和人格创伤,满足人们心理调适的需要,而且是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驾护航。所以我们应当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适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把开发自然资源同保护自然资源有机结合起来。
最后,《菜根谭》充分印证道家“超越世俗”的辩证精神。老子的人生哲学充满着辩证智慧,老子以退为进,以柔胜刚,以守为攻,总是以超越的观点看待处事之道,以自然的心态处事做人。《菜根谭》有云:“衰飒的景象就在盛满中,发生的机缄即在零落内。故君子居安,宜操一心以虑患;处变,当坚百忍以图成。”洪应明深受老子辩证智慧的感染,从自然流变的景象中领悟到人生的真谛。又云:“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寓清于浊,以曲为伸,真涉世之一壶,藏身之三窟也。”洪应明也以一种客观辩证的态度对待人生旅途中的是非得失,明白世事相辅相成,福祸互变。“祸兮福所倚之,福兮祸所伏”(《老子・五十八章》)的观点已不自觉地成为普通老百姓在面对天灾人祸时所持有的一种通达淡定的生活态度,让人们在得意时不会忘形,失意时不会绝望。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人伦关系上规定了我们的民族行为规范,那么道家文化则从更深层次的主体精神上塑造着我们民族的气质品格[3]。
(三)《菜根谭》中的释家文化对民族精神的影响
佛教虽然是在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但在传播过程中,其不断地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一批富有特色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其中禅宗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最密切的中国化佛教。《菜根谭》的清言就直接引用了禅语:“饥来吃饭倦来眠。”“性天澄澈,即饥参渴饮,无非康济身心;心地沉迷,纵谈禅演偈,总是拨弄精魂。”启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纯净的天性,以一颗平常心即可领悟生命真谛。禅宗作为释家一脉必然包含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是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对人类自身精神(心理)分析的深化,人们发现运用禅宗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圆满解答无法用理智分析或逻辑推理解决的现代人类的精神(心理)活动。另外,“‘为鼠常留饭,怜蛾纱罩灯’,古人此等念头,是吾人一点生生之机,无此,便所谓土木形骸而已。”等语所传达的众生皆平等,关爱无差别的观念也深入人心。释家文化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成为对儒道文化有益的补充,对新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骆建彬.卓越领导国学讲堂(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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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先秦哲学 中国哲学 思想基础
一般来说,人们称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哲学为先秦哲学。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哲学思维从原始时代人们对精神和自然界关系问题的两种自发的对立倾向,经过殷周奴隶社会的天命神权论和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形成了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各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和哲学派别。它们之间互相辩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开拓、创新时代。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列国交兵,忧国忧民的学者们有感于时局之不稳,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主张。他们或周游列国、献计献策,或退隐林下、聚徒讲学,或独善其身、著书立说。一时间,学派峰起,百家争鸣。特别是儒、道、墨、法、阴阳等学派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这是中国古代一次思想大解放、大飞跃,一批哲人迸发出的原创性精神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有载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於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U。U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翟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由于他们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尽不同,他们著书立说,虽然各有优缺,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且丰富的文化遗产。
他们面对社会的大变革,诸侯争霸,群雄割据,战争频仍,连年不绝。而社会变革的剧烈,也正因为各诸侯国力争霸主地位,以主宰中国,所以采取了种种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措施,富国强兵,励精图治,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向前发展。与此同时,诸子百家之说应运而生,“九流”、“十家”异说纷呈,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因此,先秦这个大动荡的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时期,同时成为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的历史分界线。“轴心时代”不仅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新的史学观念,而且这种理论为所有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在中国,“轴心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空前繁荣,诸子峰起,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墨、道、法、名等许多学派,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孙子、杨朱、惠施、公孙龙、商鞅、申不害、荀子、邹衍、韩非子、李斯等一大批思想家。
我国今日的思想,试默察之,无不有先秦学术之成分在其中者。不知本原者,必不能知其支流。欲知后世之学术思想者,先秦诸子之学则不可不知也。也就是说,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是形成学派和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它广泛地探讨了宇宙本原和自然规律问题、天人关系问题、人性善恶问题、认识论和逻辑学问题等,把哲学研究伸展到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已包含着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哲学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其探讨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可以和古希腊哲学相媲美,是中国亦是世界哲学史上的灿烂篇章。
我国学术,大略可以分为七个时期:先秦之世,诸子百家之学,两汉之儒学,魏晋以后之玄学,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清代之汉学,现今所谓新学。七者之中,两汉、魏晋不过承袭古人,佛学受诸印度,理学家虽辟佛,实于佛学入之甚深,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而于主义无所创辟,最近新说,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
先秦诸子哲学的主要派别有:①儒家。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文化,给我们留下的是关于仁爱、正义。这是创立最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中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两个派别最有影响。②墨家。他们关注的是社会给我们留下的关于公平和正义,是平等、互利、互爱。创始人是战国初年的墨子,他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非命尚力和尊天事鬼的矛盾。墨子死后,“墨离为三”。战国后期,墨家的一派克服了墨子学说中的迷信成分,在唯物主义认识论、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③道家。他们关注的是人生,给我们留下的是关于人生态度的自由和宽容。传统认为老子是其创始人。他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系统完整的宇宙观,既有唯物主义的内容,又有唯心主义的成分。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通过相对主义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稷下道家则提出“精气”说,对老子的“道”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战国时期道家的一派还和名家、法家相结合,发展成为黄老之学,为后来的汉初统治者所推崇。④法家。他们关注的是国家,是治国理念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其先驱为管仲、子产,真正奠基人是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人。到战国末期,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完整的法治理论,他继承了老子和荀子哲学中的合理因素,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体系。⑤名家。这是战国时期专门讨论名实关系和概念同异、离合问题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孙龙。他们对事物的同一性和差别性问题作了探讨,对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⑥阴阳家。此家以邹衍为代表,他把阴阳五行说加以神秘化,用五行生克的顺序来说明王朝的更替,提出“五德终始”说,为新兴封建政权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除上述派别外,先秦诸子百家之学还有兵家、农家、纵横家、杂家等学派。
先秦哲学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秦汉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演变轨迹,对我国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国民性格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先秦哲学是先哲的智慧,也是后人的财富。无论是“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还是“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无论是“仁者爱人”的博怀,还是“克己复礼”的谦恭自牧,无论是生生不息的变易思维,还是执两用中的中庸思维,都闪耀着往圣前贤的睿智之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加以批判继承,以此培养国民求真、行善、崇美的品格,增强开创精神、协作精神和超越精神,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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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4--01
生态原本是属于生态学范畴的概念。生态指的是异质内构成长的状况。而生态观是指在生命现象领域科学认识的途径,揭示了各种现象的互相关系和规律性,以及认识和解决与生命有关的问题,是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符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艺术生态观,即艺术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间作用的整体性观点。一是以一种生态观来审视艺术的存在;二是确立艺术中生态性观念的存在。
一、古代的生态理论思想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自然观来源于老子的道家思想。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章二十五》),并不是说“道”的上面还有“自然”,而是说“道”本身含有“自然”的法则,就在于“自然”。这样,“自然”就作为道的基本的法则,根本性质而得以确立下来。庄子对天道的种种追问,如“天其运乎?地其处乎?”“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都在于揭示“道法自然”的宗旨。以境界为美,以体验为审美,以自然为美的极致,这是道家的美学体系,其实也就是中国古代的美学体系。显然,道家不仅仅是奠定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也确定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体系。道家美学的自然观的最基本含义是反对雕琢造作,提倡化工成物。这层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一切有见识、有贡献的理论家和艺术家无不以“自然”为美。传统美学思想的发展,为中国古典园林和环境的审美理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它所体现出的亲近自然,传承了利用大自然中的山水鱼石和花花草草来慰藉心灵的审美情趣。
孔子主张“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论语 述而》)的生态保护思想,告诉后人不要做杀鸡取卵的事情,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因小而失大,要维护生态的持续发展,遵循世间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信念,为人类与自然的生态可持续发展做长久的打算,这是一种宏观的生态保护的思想。
《考工记》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是古人在制作工艺中,主张人与自然的沟通融合,是一种较为传统的造物的思想。主张“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种因素和谐统一,主观与客观达到完美的和谐统一的造物观。
我国古代哲学是一种生存性的哲学,揭示出了人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者,而万事万物的主宰者是“天”。这种生存哲学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天人合一”这是我国古代哲学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思想,影响了很多流派的思想观念和艺术的发展方向。这种哲学观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在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发展上,和西方哲学相比,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使人与自然达到合一的境界,使人感到得以回归自然的感悟。无论是从古代的哲学思想的角度考虑还是从造物思想的角度考虑,无不体现出古人高度的生存智慧。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两千多年来的设计载体呈现出整体井然有序的状态,是人文生态平衡和自然生态平衡的完美结合,是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在社会生活中,将自然与人的巧妙构思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以达到“巧夺天工”的境界。
二、生态艺术在当代的发展
生态艺术的发展已经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一种追求了,生态艺术观在如今的社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无论是人们的健康、生活、文化、教育、饮食、经济、政治、环境等方面,所渗透的生态的持续发展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和关注。由此可见,生态艺术在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影响是也是非常深远和巨大的。生态艺术是之所以能被现代人们所关注和利用,这不仅仅源于生态艺术本身的巨大的艺术魅力,还源于生态艺术对整个的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所起到催动和促进作用,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
在当下,原生态的艺术得到了更多人的重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喜爱。所谓的原生态是没有被人们所雕琢,没有受到教条主义的束缚的纯自然的形态。不同地域的歌曲和舞蹈代表不同的文化艺术内涵,他们所富有的独特性体现着艺术的独特魅力和感召力。 原生态艺术的最终意义是让人们去了解自然,真正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一个统一体。从而来净化我们的心灵,陶冶我们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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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研究
数千年的发展,使中国拥有了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传统哲学文化,其内容丰富,洞悉透彻,是中华文明珍贵的精神财富。而今,人们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说法:传统哲学过于局限、迂腐,现展需要新的哲学理论指导。诚然,传统哲学中存在部分滞后的观点,但是诸如“诚、义、礼、信”“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仍然具备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更为可贵的是,传统哲学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能够及时纠正社会快节奏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和谐相处、平等交流提供理论依据。本文所要讨论的美术教育,主要是现代美术教育,受现代文明的滋养,但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哲学就无法参与到现代美术教育活动中呢?答案是否定的。近代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马丁•海德格尔最早给出了时间的优先级定位,否定了普遍认为的“现代”优于“过去”和“未来”,即“重在当下”的看法。海德格尔认为,历史和现在是一个整体,并无明显的界限,“现在”不可能离开“过去”和“未来”而单独存在。这一观点被他的弟子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进一步发扬光大。伽达默尔强调了时间的相关性,表示现代视域与传统视域是互相融合的,离开传统视域,现代视域在严格意义上不再完整。所以,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笔者认为,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研究需要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带来深刻而丰富的启发。
一、和而不同——坚持真我与海纳百川
“和”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诠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特征,充分反映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和”起源于西周晚期,经我国古代哲学家孔子继承后,发展成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孔子主张的“和”是和谐统一,承认事物间的不同,在积极交流的基础上,形成存在“不同”的“和”。同时,“和”也是一种平衡状态,受到原则的约束,无根无据、不加审核的迁就与苟同是不可取的。在孔子看来,人之高尚取决于这个人能否坚定自己正确的想法,在此基础上,要善于吸收和摒弃他人的各种想法,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同一、统一、相加与附和。所以,“和”的灵魂显而易见,就是批判、创新。若要实现“和”,必须以“勿意、勿必、勿固、勿我”的原则要求自己,即不以个人的妄自猜测来看待问题,不要将主观看法强加到客观事件上,不要固执己见,不要因为这个看法是自己的就不肯妥协。孔子认为,主观臆测和固执己见是错误的,同时也不应该淹没自我和任意妥协,“和而不同”意味着虚怀若谷和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孔子对于弟子的区别看待可以说明上述观点,他欣赏能够举一反三、积极思考的子夏,谓之“起予者商也!始可言《诗》矣”;而对言听计从、乖巧懂事的颜回则颇有微词,评论道“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可以看出,孔子向往的“和”应该是“和而不流”,基于一定的原则坚持自我,同时积极吸纳其他思想和想法,取之精华、弃之糟粕,互相补进。这种先进的哲学思想成为那个时代孔子学说能够生存下来,并在后世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哲学也在交流中获得发展与繁荣。世界各国的现代美术教育都是以西方美术文化为基础的,尽管西方美术理论与实践存在明显的领先优势,但是孔子的“和而不同”告诫我们,以完全的拿来主义来处理外国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是不科学的。整体性的选择也许在短时间内适用,但必然会影响到未来的长远发展,无法形成中国特有的美术教育理论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盲目模仿西方模式的现象比比皆是。而需要注意的是,世界上不存在等值作用的因素,现代美术教育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简单代入西方体系,忽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将严重阻碍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笔者认为,“和而不同”应当成为美术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必须以为建设前提,明确建设中国特色美术教育理论体系的目标,以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为辅助,制定适合我国整体教育阶段的美术教育策略。其实,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早就受到了世界范围的重视,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危机日趋显露的时候。在上世纪80年代于巴黎召开的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上,人们就曾达成共识,认为21世纪人类的生存需要去借鉴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见,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髓的孔子思想无论是过去、现代和未来,都具备显著的历史穿透力,魅力尽显。美术教育工作者所要做的就是充分重视和善用“和而不同”,坚持自我,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去建设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理论体系。
二、一以贯之—结合美术教育实例探索现代美术教育规律
“一以贯之”是孔子哲学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其源于《卫灵公》的一段记载:子曰:“赐也!女以予多学而识之者也?”对曰“然,非与?”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文中出现的“一以贯之”的意思就是在总结概括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子贡博学多才,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孔子为了使子贡不在知识表层过多的停留,教导他深入学习,发现本质的道理。孔子所言的“一”可以认为是某一类具有一般规律的事物或现象,“一”需要长期累积,不断实践才能得到,离开万物、绝对抽象的“一”是不存在的。因而“一以贯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和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与此同时,对于事物的一般规律,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大派系——老子哲学思想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老子强调“知常”,也就是探索物质的本质规律,这对事物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有着内在的必要性。将“一以贯之”运用到美术教育研究中,就是要求美术教育者结合丰富的美术教育实例,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美术教育理论体系。发掘美术教育现象的“一”,既包括本土美术文化的发掘,同时又涵盖外国美术教育经验的学习,找寻普遍的规律,一以贯之。当前,我国美术教育正处于瓶颈期,一方面,扩招导致学习美术的人数激增,高校相继开设美术专业来培养美术人才;另一方面,教学理念的滞后与体系的不科学使高校无法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美术人才,毕业生普遍存在就业难的现象,严重制约了美术与美术教育的良性发展。为此,作为美术教育者,需要一以贯之,只有找到美术教育理论的一般规律,才能做出合理的调整。首先,要平等看待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美术教育文化,积极学习、借鉴丰富的美术教育现象、思想和解决方案,尤其是掌握亚洲其他国家的美术教育信息。其次,要开展对于本国美术教育及文化的研究,本土文化会从各个方面给予最贴合国情的发展启示,结合现象探索美术教育理论的一般规律,这就是“一以贯之”的现代意义。
三、执两用中——辩证看待多元美术教育理论
美术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客观事实的叙述和实践缺一不可。除此之外,融合辩证思维,辩证看待事物使美术教育具有真正的内涵。孔子提出的“执两用中”包含两种含义:第一,抓住两端的核心,知道分别相反的极端;第二,去除两个相反的极端,代之采用中间部分,也就是“中庸之道”的“中”,意味着最优方案,而不是调和极端选其“中”。“用中”彰显了孔子对于辩证思维的理解,示人以事物的完整面,是一种求平衡、求自然、求和谐的整体性思维,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制约矛盾。对于现代美术教育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执两用中”有着积极的意义。由于西方美术教育体系相对完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国美术教育的主要模仿对象,直至今日,仍然有明显的影响,很多高校选择沿用西方美术教育方法论中的描述法、历史法和因素法就是绝佳的例证。西式教学既有科学的理性主义,也有反对科学的非理性主义;既有传统的描述法,又有现代的系统法,我国现代美术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多都是由于吸收这些“舶来品”不当引起的。孔子哲学的“执两用中”告诉我们,不能草率地接受或否定,应该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采用辩证批判的方法看待美术教育的各种理论,去除极端,择其优而用之。关于辩证思维,老子同样有所涉及,“反者道之动”就是老子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指事物的对立性不是绝对的,而是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转变至相反的一面。“物极必反”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受到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我国美术教育缺乏适当的理论指导,而更加重视实践技能的培养。但是过于重视片面发展,根据“反者道之动”的说法,很有可能就会适得其反,导致美术毕业生出现只知理论知识,不善实践或者不谙美术基础的情况,难以满足社会提出的综合性要求。所以无论如何,美术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以系统辩证的方法看待美术教育,针对不断变化的外界因素,吸纳创新方是良药。结语综上所述,现代美术教育主要还是依赖于现代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哲学毫无作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经历数千年的实践和丰富,其中的一些思想和理论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所以,要想构建中国特色美术教育理论体系,仍然需要借助于前人的智慧,做到“和而不同”“一以贯之”和“执两用中”,从而让传统哲学文化在现代美术教育领域重现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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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美学是对美的另一种探索
生态美学从广义上来说包括人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把美学与哲学及自然结合,与我们生活整个环境结合,这是我们要探索的。道家思想被认为是文人山水画的理论来源,道家认为,本真的、原生的自然是美的,就有“天人合一”的说法。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庄子则指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就是说,道是世界的总根,一切都由其化生;而化生之德是无上的,也是至美的。自然之美在于它是世界的本真、源头。在传统绘画美学看来,自然之美,因其为道无言之化生。生态美学强调自然界的有机性、整体性与综合性,我们站在这样一种视角去探索生活,呵护环境,传承文化,以达到一种“天人合一”境界。因此,“生态美学”可以说是对美的另一种探索。
二、生态美学视阈下的中国传统文人山水画的艺术体现
(一)传统文人山水画中的“自然艺术”
艺术源于自然,传统山水画作为中国画艺术的精华,更是离不开自然之本。何为“自然”,就如风过而树动这样不露痕迹的和谐之美,这是一种只能心领神会而无法真正用语言表述的大美。而中国传统文人山水画却将这种不能够言传的美临摹了出来,整个作画的过程,无一不是一种美的传递。从初始的构图、笔墨的运用、心灵与自然的契合,动静相宜,无不挥洒出一种无法言喻的和谐之美。
例如,北宋时期王诜的《烟江叠嶂图》便是这样一种和谐美的典型代表,整幅卷轴将诗与画巧妙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诗画同体”的境界,崇峦叠嶂陡起于烟雾迷漫的大江之上,奇峰耸秀,溪瀑争流,云吞雾吐,一派蓬勃生机。呈现出浩渺空灵、恍若仙境的山川景致。
(二)从生态美学的视角看待传统文人山水画中的“天人合一”
我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就有“天人合一”的说法,这一说法不仅影响着我国传统哲学领域,同时也渗透到文学思想以及美学的领域,尤其是在我国的传统国画中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纵览我国文人山水画家的作品,无一例外,都透露着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美。
例如,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这幅山水宏幅,就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每一位欣赏着叙述着创作者“天人合一”的思想情怀。画面峰峦起伏、林木秀美,祥和的小村落点缀在自然山水间,溪流、飞瀑、亭台、小桥,随着画卷的不断展开,景随人动,人随景迁,让我们领略到人与自然的灵性律动。画者描绘了人与自然的互相依存,向世人阐释了 “天人合一”的美感。
(三)从生态美学的视角看待传统文人山水画所描绘出的生命的灵性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的“物化”乃是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物我两忘之心境,这种哲学思想,放至画境,是一种玄远的审美意象,就是说万物与人是源于一体的,不论是山水或草木,这自然中的一切同人一样具有灵性。在画者眼中,山石树木、春夏秋冬,都是生命的律动,他们把自然的情绪都集中体现在山水画中,让我们去认识自然的血脉,感受生命的韵律。
例如,元代倪瓒的《渔庄秋霁图》,描绘江南渔村秋雨初霁之景象,远山近村,秋水澄明,清寒空寂,淡泊宁静。采用颇具个人特色的“三段式”构图,中右方以小楷长题连接上下景物,使全图浑然一体,达到诗、书、画的完美结合。后人称之“不食人间烟火气”,不愧是元代“放逸”之精品。这样的画面让观者看到的不仅是自然的美,更是生命的美,让我们带着崇敬去观察生命,体悟大道。
三、当代生态美学视阈下的中国传统文人山水画的艺术价值
(一)文人山水画对自然美的认识与肯定是人类对待自然应有的态度与意识
中国传统文人山水画中所体现的对自然之美的崇敬与热爱,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对待自然的态度,我们要有认识这种自然界的无声无息的大美,不论是传统美学还是当代美学,我们都需要这种启发,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去认识美,创造美。中国传统美学把自然存在物当作“人格化”的存在。人,以及自然事物,均有内在的品格,是画家心灵的迹化、性格的外现、气质的流露、审美的显示、学养的标记。因为在文人画家看来,人不游离于自然之外,而其本身就是一种自然。人的自然性不是简单的依附自然环境,而是表现其思想情感,并借助一定的方式使情感、愿望、理想得以表达、实现。文人山水画为我们对于自然之美的认识,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二)文人山水画中“天人合一”与“和谐统一”的思想启发了我们对与自然相处之道的探索。
文人山水画作为东方特有的“自然生态艺术”,往往给欣赏者静谧安宁、优美和谐的愉悦感,即在于画者并不凌驾于所描绘的对象上,而是采取凝神静观,与对象交通相应、同构契合而达成。它不仅反映了自然之美,更体现出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同时也赋予自然以生命的灵动,这些传统的哲学思想是我们探索人类与自然相处之道的启发。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份子,就应以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身边的事物,善待自然,才能达到“天人合一”。其次,这些无数的艺术瑰宝,不仅其自身是无价的,且启发了人们对自然进行保护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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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山水美学;山水画;山水诗;古典园林;山水城市
现代社会中,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加速,城市面积不断扩张,出现了很多困扰着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处的社会问题,营建和谐自然、环境优美的城市环境,是现代城市建设追求的目标。对此,有学者提出了“山水城市”这样一个人居环境概念的建设模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这个构想最初是钱学森在2O世纪9O年代初提出来的,即“能不能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起,构造中国的山水城市”。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山水观
“山水”,涵盖了自然界的绝大多数内容,几乎包括了以山水为主体的整个自然界。在我国文献中关于山川之神有很多记载,“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则神小”[1]。我国传统文化中,哲学思想的火花在山水领域中也相当耀目,《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3]。无论山川,还是河流,都是老子哲学思想中的“道”,并以此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庄子将寄情山水并称之为“逍遥游”,从山水之乐中获得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赏心悦目的快意,使世俗的人生走向艺术人生的理想境界。孔子面对滚滚河水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4]的感叹,感悟时光易逝生命短促的人生领悟。孔子的名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5]表现出对自然的亲切态度,反映了中国儒家哲学“比德”的山水观,反思“仁”、“智”这类社会品德的意蕴。这种把山水人格化的山水观是那时哲人们出于自身对山水的理解,面对人性品格进行自我反省时的一种认识。
在我国历史上,自然山水作为文学素材与诗歌创作发生联系由来已早,并产生了无数艺术风格独特的诗歌作品,称为“山水诗”。在山水诗中,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与是人所想密不可分。尤其在盛唐,诗人们不拘泥于山水外形的描摹,更重视捕捉山水的神韵、感悟人生的哲理,通过艺术地再现山水的形态,表现美的形象、追求美的境界,将心灵的活动交融于宇宙自然之中去领略生命本体的意义。如王维的诗歌:“背岭花未开,人云树深浅。清昼犹自眠,山鸟时一啭。”(《李处士山居》)“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呜涧》)不仅写出了山水中律动的自然天籁,而且通过自然的音响传达出诗人的情感,透露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展现了令人神往的空灵境界,通过自然山水的观照进一步认识宇宙和自我,沟通主体与客体的审美理想。
二、山水画与山水城市建设
中国传统山水美学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追求提供了理想的模式,为现代城市建设提供了精神指南。要想把中国山水画美学思想融合到“山水城市”的建设中去,就必须深入了解中国山水画的本质和审美意义。
中国山水画从创立起,几千年中所追求的最高审美准则都是强调主体与山水的真正融和,都是为了表达人的“自我”,而不是简单地复制自然。东晋宗炳提出“山水以形媚道”[10],讲的是自然之道通过具体的山水显示出来的美学情绪和魅力。老子指出“涤除玄鉴”是把握“道”的根本途径,也就是说,观照“道”必须要有一个虚静空明的心境,这种虚静空明的心境对于后世人欣赏自然山水(包括山水画)的审美意象是十分重要,其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总之,中国古典山水画美学要求山水画要表现宇宙之生机、天地之造化,并把这一原则作为终极的美学追求,这就是山水画创作理论中“物我为一”的审美思想的现代诠释。
“山水画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是人对自然审美认识的绘画艺术表现。”[6]“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观也。”[7]无不表明了大自然不仅仅是人观赏愉悦的对象,更是人赖以生存的环境。中国画论中强调山水画 “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为得”[8],就是看重自然山水与人的亲切关系,重视自然与人的生活、情感的相关联和相亲近。因而中国山水画不但表现了丰富多彩的自然美,更体现了中国人的自然观和社会审美意识,因此“山水画”在中国画的发展过程中是最重要的一类。
1992年,钱学森先生在《美术》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中国画要画关于现代城市题材的作品后,“城市山水画”这一提法开始为传开。画家祝林恩 创作了一系列表现城市风光和都市生活的山水创作,开创了“城市山水画”这一新的领域,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是一个开拓性的创举,祝林恩也被称“中国城市山水画”的开创者,他的画与传统的山水画不同,颇有新意。画家抓住得天独厚的地域景观为基本素材,经过取舍、概括、重组,创作了一幅幅情景各异、魅力独具的北方城市山水画。“城市山水画”表现的是城市风光和都市生活,寄托了人们对居住环境的美好向往和艺术性追求,对现代化“山水城市”的建设也提供了参考。
三、山水园林与山水城市建设
中国古典园林其实是风景名胜之集大成的“集景文化”,它把山、水、建筑、花木作为造园的四大要素,四大要素都与山水有着极为深刻的内在联系,特别是以亭、台、楼、阁为主要内容的建筑更是如此,“楼阁亭宇,乃山水之眉目也”[10]。离开了山水景观就没有中国园林。山是造园的骨架,有了山才能“绿影一堆”。 自然界的山形形,土石相兼,有土山,石山、土抱石山,石掩土山。造园堆山叠石,是以大自然为师,是真山的艺术性再现。山贵有脉,水贵有源,山与水总是密不可分。美的自然景观,几乎都少不了水的存在。水没有固定形态,“随物赋行”。汹涌的海洋,潮起潮落,奔腾的江河、溪流,变化多端。即使是湖泊、池塘,也是“水面衫来云脚低“,水清石现。因此,水景在古典园林中的运用可谓多姿多样。
总之,园中有山有水才会清新致雅。中国古典园林追求的是以小见大的深远意境,山水在园林中,通过欣赏园林中山水可以联想到无限的自然景色,从而达到与神灵对话,与自然亲近,驱除烦恼,陶冶性情的目的。今天,我们在建设山水城市的进程中,了解中国山水文化的特征,吸收中国古典园林中的美学思想,做到“古为今用”,对建设“山水城市”有重要的意义。
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林的美学特点是一致的,其所追求的都是诗画意趣和超越形似强调神韵,都是在“神似”上大做文章的。山水城市应是自然生态、历史文化、现代科技的结合体,是现代文明和我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体,山水城市的思想是博大精深的,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去理解山水城市的核心精神,传承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吸收中国山水美学的精神,营造出“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使现代化的“山水城市”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富有东方文化的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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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子》.
[3]《老子.八章》.
[4]《庄子•渔父》.
[5]《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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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郭熙《林泉高致》.
篇10
关键词: 梭罗 儒道思想 差异性
美国十九世纪超验主义的先驱实践者梭罗,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社会学家、自然主义思想家,在美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二十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在享用科学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悄无声息中破坏着大自然。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开始逐步关注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梭罗的自然哲学也逐渐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通过对梭罗多角度的研究,其在思想层面与中国古典思想的相似性浮出水面,他创造性地将孔孟、老庄学说的某些部分吸纳到自己的思想里,并身体力行,在其作品中多处可以清晰地看见中国古典儒道思想的印记。无怪乎我国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在他的《生活的重要性》一书中写道:“就其整个人生观来说,梭罗在所有美国作家中最具中国情趣。作为中国人,我感到与梭罗心心相通。我可以将梭罗的文字译成中文,把它们当作中国诗人的诗作向国人展示,没有谁会发生怀疑。”[1]虽然梭罗对中国古典思想的吸收、融汇对其文学作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二者在许多方面也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但仍存在着一些本质的差异性。
一、“道”与先验主义
在自然观上,梭罗与中国古典道家思想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道家思想的基础是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明确表达了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梭罗在1845―1847年的两年时间里,独居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内,写下了名著《瓦尔登湖》,表露出强烈的与自然合为一体的意识。
虽然二者都崇尚自然,但二者在世界观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性。道家思想起源于奴隶社会末期,生产力低下,人类还没有进入农业文明时代,因此道家思想的世界观带有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色彩。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在自然万物的永恒规律中,老子认为是“道”掌控着世间万物的变化与更替。庄子在其著作中虽也多次提到自然,但也大多是从个人本体出发歌颂山川之美,大地之美,如《知北游》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4]庄子赞美自然是为了强调它们身后隐藏着的“道”,是希望人能领悟“道”的真谛。儒家思想世界观的核心是社会道义的构建,由此便产生了对于人性的判断前提,并要求人作为社会的建设者和改造者在现实世界实现其价值理想。孟子提出“人性本善”的性善论,道出了人类行善的内在根据,并且善性作为人类的本质属性有着必然的先验特征,孟子认为人的善行从先验的必然到经验的事实的转化取决于人对自身本质的不断认知。孟子之后的儒家杰出代表荀子则提出“人性本恶”的观点,认为善并非先验的必然,而是经验的现实。虽然二者在人性的观念上截然对立,但将孟荀二人思想结合起来,便形成了儒家思想的基础主体,这就是根据先验的规律定义了人的本质,并且这样的本质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儒家强调礼教基本主张之前其人性的价值之源也有着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倾向。
美国的先验主义指出:“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思想和绝对必要的形式并不来自经验,相反,人们则是通过它们获得了经验,它们是心灵本身的直觉,康德称之为‘先验的形式’。”[5]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强调环境的变化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由自我意识的改变引起的。他认为自我或者个人能够控制或者主导自然环境的变化个发展。例如他在《湖》一章写道:“据我们知道的一些角色中,也许只有瓦尔登湖坚持得最久,最久地保持它的纯洁。……虽然伐木的人已经把湖岸这一段和那一段的树木先后砍光了,爱尔兰人也已在那儿建造了他们的陋室,……这湖当然是一个大勇者的作品,其中毫无一丝一毫的虚伪!他用他的手围起了这一泓湖水。在他的思想中,予以深化,予以澄清,并在他的遗嘱中,把它传给了康科德。”[6]梭罗的先验主义姿态在这一段文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个人意识占据了思想的高地,湖水本身没有变化,但是个人观察湖水角度的不同会引起湖水的变化:湖水只是存在于个人意识中。从这一意义上说梭罗笔下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意识在客观世界的产物,自然本身的价值必须在个人意识的作用之下才能显现出来,这种观点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
二、入世情怀与个人中心
儒家思想主张贴近自然,如《论语》写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7]但是这里,孔子并不是单纯地欣赏自然风景,而是在托物言志,借自然之景来思考和表达人生的意义,在审美层面儒家思想是将社会的理性认知和个体的感性情绪联系起来的,所以儒家的核心思想是积极入世。
《礼记・大学》写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修身养性,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着强烈的人世的功利性。儒家秉承的理念是“圣人治世”,即通过个人修养的提升,把个人进化为贤者圣人,重视教化,宣扬道德,依靠个人强大的管理国家,推动社会的前进。自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老子,隐君子也”[8]之后,千百年来社会普遍认知老子为一个孑然一身的隐士,然而老子实则具有强烈的入世倾向,是一个积极入世者而非隐士。郭店出土的《老子》首章写道:“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三言以为辨不足,或令之或乎属。视素抱朴,少私寡欲。”[9]明确提出了修身的理念。老子曾为周朝史官,史官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向王侯进言。《老子》提道:“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安,王居一安。”[10]从“天大”开始,到“王亦大”,再到“王居一安”,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子的“敬王”思想张本。《庄子・天下》阐述老子思想云:“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4]这是道家思想中社会担当意识的流露。但是与儒家思想相同,老子、庄子把修身和社会担当意识归结于治世者,认为这是王侯将相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因而其积极入世的思想也打上了明显的封建烙印。
梭罗生活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在工业化浪潮的席卷下,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占据了人们的心灵,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调整,社会弥漫着崇尚金钱与利益的气息。作为一个超验主义者的先驱,梭罗与儒家思想一样强调“修身”,不过在他看来,个体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个体的完善依赖于其精神的进化,社会的发展和前进要在个人的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我认为我们先应该是人,然后才是国民。与其培养对法律的尊重,不如培养对正义的尊重。我有权利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说白了,一个组织没有什么良知,但一个由有良知的人组成的组织就是有良知的组织。法律一点也不能让人变得更加正义;而且通过对法律的尊重,即使那些好性情的人也会日复一日地成为非正义的行使者。通常,对法律不适当的尊重的自然结果就是,你会看到一队队的士兵、上校、上尉、下士、列兵、搬运火药的人等,秩序井然地行进,跨越山谷,走向战争,违背他们的意愿。是的,违背他们的常识和良知,这确实是非常危险的行军,而且令人心悸”。[11]梭罗在社会观上所表现出的观点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也就是所谓的“自我实现型”的理想化人格,梭罗强调社会的改革和发展要从人这一个体做起,告诫人们加强自身修养以求精神的完善,他相信“人类无疑是有能力来有意识地提高他的生命的”,因此在社会的基本个体――“人”的素质的提高才是改革社会的最好途径。这源于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和关注个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为资本主义宣扬个性提供了社会学的理论依据,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梭罗所倡导的是一种充分发挥个人潜在能力和自我觉醒意识的资产者精神。
三、“自愿平穷”与安贫乐道
儒、道思想中都倡导一种安贫乐道,少私寡欲的简朴生活。老子所提倡的人生观的主要特点是:出世、超然、常乐。具体表现为:清心寡欲、不与人争、虚静自然、知足常乐。老子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3]“咎莫大于欲得。”[3]主张人应该过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对物质上的要求要尽可能少一些,不要处心积虑地去与人争名夺利,贪欲会招致祸端。而孔子在《论语》中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7]孔子还表示,生活虽清贫,但“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7]他对大弟子颜回也大有赞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7]虽然儒、道思想都表现出安贫乐道的特征,但道家思想更加强调清心寡欲,无欲无求,而儒家则在有条件时还主张“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篇》),对父母要“厚葬”,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并没有否定富贵,而是否定以“不义”的方式获取富贵。[12]可以说中国古典思想中所表现出对物质的淡然是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在儒、道思想的形成时期,中国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地主制转变的时期,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仅仅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人民大众被剥削的十分严重,富贵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是遥不可及的,但人民又对美好的生活充满了向往,因此,要么如道家思想一般无欲无求,要么在道德的框架内可以赚取财富。
梭罗虽然对这些身处陋室,对于贫而不失其志的贤人十分赞赏,并且在其作品中表现出了安贫乐道的思想元素,但梭罗所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膨胀的时代,梭罗自愿放弃哈佛毕业生的优异资源,隐居在瓦尔登湖畔感受自然生活,其主张和行为受到的更多是基督教“自愿贫穷”思想的影响。相比于中国古典思想中的“安贫乐道”,梭罗的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在梭罗的“自愿贫穷”思想中,摆脱物质利益后的精神追求占据了核心地位。梭罗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自愿”,更是在“自愿”基础上的“贫穷”。贫穷对于时代而言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词语,相比于古代社会更加难以实现,因此所下的决心和毅力也要更大。另外,在强调精神追求的意义和目标的重要性和形式上,梭罗与儒、道思想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异。在解释自己为何离开瓦尔登湖时,梭罗将他自己在木屋和湖滨之间踏出的小路称为“传统和陈规的辙印”,这表明梭罗对于自己“自愿贫穷”的实践并未完全达到目的。他也明确地告诉读者,隐居并非是唯一促成心灵升华的方式,换言之,在“自愿贫穷”的基础上,选择何种方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是否能意识到精神境界提升的重要意义,是否能主动开拓灵魂生存的环境。
其次,在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和尊严与其收入和社会地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无论是作为劳动力还是作为消费者,人都被当作再生产循环的一个环节,丧失了独立的、与经济算计无关,与成本、利润和交换价值无关的独立价值。梭罗强调的“自愿贫穷”是想让人们跳出这种框架,冲破商业意识形态的重重包围,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不被流俗所左右,选择一条与消费主义和商业文化对抗的精神道路。[13]
最后,受到其个人中心主义的影响,“自愿贫穷”是梭罗宣扬社会改革的重要途径,在抑制无欲的前提下,他将人类精神水平的提高作为终极目的和唯一标准。“自愿贫穷”可以在人的大脑里建立一个潜意识,相信这一观念的人们会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心灵境界上,而不是物质生活上,当人们普遍将注意力从个人的物质得失中转移出来,他们才可能有精力、有意愿去关心精神生活,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从而由个体到社会地推动社会的进步。
总之,梭罗的思想虽与中国古典儒道思想有深刻的渊源,二者在热爱自然、注重道德修养、主张安贫乐道等方面有着某些共通之处,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再加上梭罗本来为我所用的原则,只是借鉴了思想的精髓,因此二者仍然存在着一些本质的差异性,对这一点我们需要认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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