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021.3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通过本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项学习，我们了解到，要深刻反思自治区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的问题和教训，进一步澄清模糊认识、纠正错误认识、统一思想认识，坚定不移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展民族工作。

我作为机关支委，更要时刻用正确的理论武装头脑、充实自我，指导自我的言谈举止。要认识到民族团结是一种精神、一种思想整合力量、一种追求,它对凝聚人心、整合社会起着重要作用。没有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首先，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是实现各民族团结和睦的基础。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教育,牢固树立“民族大融合”思想,可以使维护民族团结成为良好的社会风尚,使每一个公民都自觉地履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神圣义务,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要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不只是教育群众，也要教育党员、教育干部。使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国家民族法律法规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掌握，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维护民族团结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全社会贯彻落实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国家民族法律法规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在日常工作中，要落实好中央关于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地支持和推动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国家民族法律法规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使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深深扎根于各民族青少年心中,使我国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篇2

一、 走向人类教育共同体，要求我们认识到，通过教育传承创新、发展繁荣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的宝贵贡献

教育既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明生成的肥沃土壤、文明传播的主要途径、文明创新繁荣的必然依靠和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周易》说：“物相杂，故曰文。”不同的声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制度而存在文明差异，不仅不是文明交流融合的障碍，反而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活力所在。吸纳世界文明精华，是适应开放性、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教育承担着神圣使命。“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汲取世界文明精华、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当然。眼下的世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国际交流合作日益频繁，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有力助推人类文明进程。世界知识与技术大面积普及、深度共享、协同创新，需要我们系统探寻和研究世界知识、技术、文化的根本价值，需要世界各国通过教育传承创新、发展繁荣富有特色的先进文明，深入推进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具有世界意识、世界眼光、世界情怀和世界交流合作能力的公民，为人类文明进步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二、 走向人类教育共同体，要求我们认识到，教育国际化是推进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在世界跨国、跨地区流动成为常态，这其中包括教育资源及教育要素在国际上流动，也就是教育资源在世界范围优化配置，由此带来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也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教育国际化日益活跃。很显然，教育国际化是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在人才培养、文化发展中融入国际元素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面向世界发展本国或地区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世界教育改革发展有所影响、有所贡献的过程。确实，教育作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事业，承担着造福人类、弘扬文明、推动进步的使命，教育国际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正日益成为各国教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当今时代教育整体特征的表现，它以全球化和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为背景，以实现人的国际化为目标，通过具体多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国家或地区间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模式互学互鉴，更好地推进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文化发展，助推各国或地区在全球化中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成为世界各国教育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三、 走向人类教育共同体，要求我们认识到，教育国际化是解决世界教育领域基本矛盾的重要途径

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不断，商品、资金、人员、技术等跨国跨境流动不绝，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持续提高，使许多教育问题全球化，必须扩大交流与合作，以期更好地解决全球性教育问题。的确，同经济全球化一样，教育国际化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教育国际化为人类跨国界、跨文明交流合作提供了可能，促进各国教育市场、人才资源等共建共享。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本土化与国际化、单一性与多样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等同时并存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及教育改革发展之中，需要解决“本土化”与“全球化”、“传统”与“现代”、“合作”与“竞争”、“知识增长无限”与“人类汲取知识能力有限”等矛盾。而解决这些基本矛盾和问题，应当从“走向人类教育共同体”的高度加以审视，在深入推进教育国际化中逐步达成。

四、 走向人类教育共同体，要求我们认识到，教育国际化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明确教育国际化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定位。时下的中国，亟需通过建立健全教育国际化战略，依据“发展教育，经略世界”的理念，从顶层设计、治理结构等方面系统谋划，加强战略协调，做到教育、文化、外交、贸易、投资、旅游等有机互动；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双向推进中国教育国际化，既借鉴世界科学的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改革发展举措，又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以教育国际化促进中国教育现代化；通过文化与市场途径，支持走向和经略全球教育市场，建设中国国际教育中心，积极应对教育国际竞争。

教育是文化鞒杏肴说姆⒄瓜嗔系的桥梁和纽带。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改革发展背后，都维系着一种精神力量，这就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追求。中国走向人类教育共同体，其中的一个使命是通过教育，更好地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增强国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好地培养植根民族文化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公民，提高全民素质；更好地为提升全体中国人的全球意识、国际责任和文明素质奠基，打造人力资源强国。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及人才培养，必须充分展现开放合作、兼容并包的博怀，培育全体受教育者宽阔的国际视野和面向世界的情怀。因为我们的国家要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不仅要成为经济、技术强国，更要成为文化、精神强国；不仅要引导全体受教育者学习和传扬中华优秀文化，更要教育他们在这个现代化、多元化的时代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和独特的民族品性，为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积蓄力量，走出一条充盈着民族文化、时代精神、全球意识的成功之路。

五、 走向人类教育共同体，要求我们认识到，中国应该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全球化不断促进世界投资、贸易、旅游等的增长。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然，我们也认识到，目前每个国家和每个人在全球化中的受益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国家或每个人的资源禀赋、教育水平、发展基础等都不相同，从全球化中得到的机会和受益也就不可能整齐划一。客观看待和评估全球化带来的利与弊，应推动实现开放、包容、普惠的全球化，让它更好地造福世界各国及其人民。

篇3

[关键词]旅游开发；有用性；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4―0030―06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20余年来，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话题始终为理论界所关注。近年来，随着《云南映象》、《云岭天籁》等在国内的热演，一方面是以云南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大好形势，使人们进一步看到挖掘民族传统文化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另一方面，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对民族传统文化消解的实证研究报告也不断见诸媒体。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开发旅游业的政府主导行为更引来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将旅游开发看作是积极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扶贫战略的一种有效途径(崔延虎，2001；杨莉，2006；蔡雄等，1997；周歆红，2002；刘向明等，2002)；另一种则指出旅游开发给目的地带来过度商业化、“伪民俗化”等消极影响(戴维．J．格林伍德，2002；王宁，2004；宗晓莲、保继刚，2005)，还有的学者十分关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中传统文化的开发与保护之间的互动关系(马晓京，2000；李忠斌，2005)，积极呼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陈家柳，2005；田俊迁，2005)，并提出多种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的思路、对策和措施(杨红英，2001；马晓京，2002)等。这些研究对促进我国旅游业快速、健康发展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保护性开发的思路、对策和措施的实施总是不尽如人意，旅游开发中对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问题始终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引发了下列疑问，民族传统文化究竟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得以传承?旅游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性影响是什么?本文试图从传统文化传承条件构成的维度，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可行性提出一些看法。

二、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条件

文化的发展是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逐步积累和规范化，并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形态，这就是文化人类学所称的文化模式。传统文化作为代际相传的、整合人们日常生活的模式，对调整特定社会中的人们共同体的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一个社会传统文化的形成却不是该社会人们共同体中的某些个体或称精英主动作为的结果，而是一种客观历史过程的产物，是该社会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在适应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逐渐形成的。一方面，它体现着人的社会性存在，即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都必须由一定的秩序、章法来维持，处于社会中的个体必定要受到传统的规约；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任何社会都是由个体组成的，没有个体的存在也就没有了社会的存在，正是这每一个个体的行为聚合的对外表达，渐渐地、无意识地构成了他们所处社会的传统。正如哈耶克所言，“这种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做法中产生的，其中许多这种做法人们并不喜欢，他们通常不理解它的含义，也不能证明它的正确，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它们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这些群体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了他们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盈”(哈耶克，2000)。因此，传统文化既决定于社会，又决定于个人，它显现着集体公共性与个人独立性的二重性特征。

人的社会性存在规定了其不可能完全脱离某种社会关系而存在，必然地要受该社会传统的约束，而人的自然性存在又使其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生活，因此，任何传统的规矩、章法、价值等都会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发生嬗变，“这些传统既是此前文化的积淀，也是当下社会需要的满足”(马忡炜，2005)。只不过它的嬗变也不可能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中完成的，其“走向”是由传统持有者的价值取向决定的。换句话说，后代对前辈之传统文化的“承接”是以后辈对前辈的文化理解以及当下社会主导文化价值体系为标准尺度的，只有那些得到理解、符合后辈所处时代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传统才能被传承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用性”①或称价值感是影响传统文化在共同体中得以传承的先决条件。

以丽江纳西古乐为例，它是在明清之际由中原传人当地(李昆声，1995；杨曾烈，1992)的汉族洞经音乐的基础上逐步衍化而成的，带有宗教色彩的一个乐种。经过几百年的民间流传，20世纪30年代达到鼎盛。“据有关学者考证，当时丽江城乡至少存在着30个洞经乐队”(宗晓莲、保继刚，2006)。由于历史的原因，“”结束时，能演奏这种音乐的人已为数不多，并只在小范围中有自娱性演奏。1984年，丽江大研古乐会恢复时，会员只有一些老艺人。可以说，这个乐种在当时的整个丽江民间处于行将失传的状况。1986年，丽江县被国家批准为乙类对外开放地区后，旅游业逐步兴起，老艺人们自娱自乐的演奏引来了游客中音乐爱好者的兴趣，有听众会向募捐箱中零星地捐一点款。之后，在宣科等人的努力下，经相关部门审批，1988年7月，以牛维炯为会长、宣科为副会长的民间大研古乐会获准正式对外演出。开始时由于听众不多，演奏既不定期，票价也很低。组织形式更是松散，一般是游客提出需求时才临时通知老艺人来演奏。后来，随着旅游业的日渐红火，加之以宣科先生为首的当地艺人的成功商业运作，这个乐种才一路走红。20年不到的时间，它已是名声远播。现在，丽江大研古乐会设在一座传统的纳西族院落中，有600多个座位，票价按A、B、c和加座分别为100元、80元、50元不等。不仅每天傍晚定时演出，有时还要加场，年收入颇为可观。纳西古乐不仅在经济上获得很大的效益，而且还创出了品牌，对吸引国内外游客到丽江来也起了很大作用。如今，参加纳西古乐表演的乐手中已经不乏中、青年的身影了。

从纳西古乐这项传统文化事象在纳西族社会中 “获得新生”的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出决定因素乃是其经济价值在现实生活中的显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种传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尽管有学者对这种“传承”颇有微词，称它只是形式上的传承，并指出古乐的商业性“异化”，演奏形式的“变脸”，演奏曲目的“退化”及年轻一代学习古乐动机的“不纯”等等，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种传统文化确实已名声远播，有相当数量的纳西族年青人也正在习练纳西古乐，而且他们以自己是“会古乐的纳西人”感到自豪。

人的社会一自然二重性存在，规定了人的行为取向必然受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规约。上述之例是传统文化的经济有用性(首先体现对个体的经济价值)导致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取与舍，体现出个体独立性对其社会性存在的“贡献”。事实上，传统文化的社会有用性(重在体现对集体的社会价值)也能激励这种传承，2004年韩国“江陵端午祭”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成功一事就是一个佐证。

“江陵端午祭”源于韩国的“端午节”风俗，时间上与中国的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相同。它早在新罗时代就在民间流传，1603年时已形成全国性的民间习俗，是一项历时数日的庆典活动，颇似我国的春节，其内容包括一系列祭祀活动。这些活动在古代称为“部落祭”，除了有灌输信仰、保存文化的功能之外，还蕴涵着陶冶民众性情，防止各姓族群间的分裂，以实现大同社会的目的。“江陵端午祭”活动于1967年被韩国政府确认为“文化财13号文化遗产”，受到法定保护。因为它的内涵“包含的是民众巨大的希望、平凡的生活哲理、隐藏在人心背面的欲望”，“在这样的祭祀活动中，民众的精神与心理，沟通着神与人、信仰与现实，既令古老的传统融入今日之生活，又使今日之生活会通古老的传统，从而在古与今的交会与碰撞中推动传统自然地传承与衍变，生生不息”(贺学君，2006)。

布林・莫利斯认为，“人类当中的一种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是依赖于一种社会成员们精神中的某种感情，这种感情控制了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所以仪式就显示出了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作用。仪式可以调整、维持并一代又一代地遗传这种感情，社会的章法就是依赖于这种感情”(莫利斯，1992)。以江陵地区为代表的这种人们共同体文化精神的延续，是“江陵端午祭”得以流传至今，并于2005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根本原因。在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韩国，这项传统文化传达的是认同感、历史感对一个民族的精神作用，申遗的成功也为韩国旅游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

再看我国西双版纳一个傣族村寨的情况：景洪市曼龙匡村是一个传统的傣族寨子，由于种植橡胶和开发旅游，全寨的经济收入近几年有了很大的提高，于是，全寨人在村委会的带动下，齐心协力地干了3件大事，第一是拓宽了寨子里到主干道的路，方便村民们进城；第二是修缮了佛寺，并在佛寺旁扩建了公共活动场所供全寨人在3节(泼水节、开门节和关门节)时使用，也满足了村民做赕的需要；第三是为村民歌舞队搭建了表演台，装备了组合音响，为村寨文化活动的进一步丰富、提高提供了物质帮助。在村中几位有威信的歌舞爱好者的鼓动下，歌舞队还不定期地请自治州歌舞团的专业人员来指导。现在，曼龙匡村民表演队分为40岁、30岁和20岁3个年龄组，歌舞的内容因分组不同而不同，既有现代歌曲，也有傣语歌、赞哈调，还有孔雀舞、刀舞等传统舞蹈，内容非常丰富多彩，体现出浓郁的傣族风情。笔者2006年4月在当地做田野调查时，村长自豪地介绍说，全寨的120户人家无论在生活习俗方面还是在建筑风格上仍保持着传统的傣族特色；以“酸、辣、甜、香”为主要特色的傣族传统风味不仅我们傣族自己喜欢，游客也非常喜爱；姑娘们平时只要不下田，还是喜欢穿筒裙串门，过年时就更不用说了。曼龙匡村现在是“村民有钱了，道路通畅了，佛寺重修了，赕佛的人多了，欢声笑语多了，过去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指小偷小摸、游手好闲、打架吵架等)不见了”。这样的良好风尚和村民的平和心态在笔者进行村民家访时也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曼龙匡村给我们展示的例证，显现了一个与韩国端午节类似的事实。在经济发展给民众生活带来改善的同时，社区(共同体)的安定、邻里的和睦、青年的成长、佛寺的活动等成为全寨人关注的重心。人们意识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经典有利于规约人们的行为，傣族传统文化中“不偷不骗、不打不骂、和睦相处、尊老爱幼、互帮互爱、诚实善良”等作为道德准则有利于维护全寨的安定团结。于是，在这种“有用性”的激励下，傣族的传统文化得到了有意识的传承，使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傣家的竹楼、姑娘的筒裙，尝到香茅草烤鱼、毫罗嗦①，从他们赕佛、浴佛、放孔明灯、龙舟竞渡等活动中感受到了浓郁的傣家传统和民族的向心力。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传统文化内生于共同体中，它在内化为共同体成员心灵深处的一种心理定势的同时，也对外表达着不同共同体之间差异性的客观存在，这正是无形的传统通过有形的人的行为得到表现的过程。离开了人，传统文化就不复存在，脱离开了形成某种传统文化的共同体，传统文化也就不再是该共同体的传统文化。换句话说，每一种传统文化始终要扎根在生成该传统的共同体的土壤中才能“存活”，而它能否扎根于共同体土壤之中，又取决于当下共同体成员对其有用性的认知。这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否只能由传统持有者(主位)共同体成员来实施，任何“客位”――非该传统文化持有者共同体的成员――都不可能越俎代庖，不可能代替他们作出哪些不应该传承、哪些应该传承和怎样传承的决定。

三、旅游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本质性影响

既然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主体只能是居于“主位”的传统持有者共同体的成员，一项民族文化传统事象是否会被传承又取决于该事象对共同体的有用性，那么，旅游究竟怎样影响传统文化的传承呢?换句话说，旅游是通过什么形式，在哪个环节上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厘清了这个问题，也就厘清了旅游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本质性影响。

根据前文所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基于当代人对其现实有用性的评价，而现实有用性的参照标准是当下的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经评价，认为有用的被承继，认为无用的，则被放弃。在这个传承机理中，有两个环节存在不确定性或称可塑性：(1)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评价能力；(2)评价有用性的标准。通过对这两个可塑性环节的分析会发现，正是在这两个环节上，旅游通过对共同体认知能力和价值观的直接干预，影响了共同体成员对有用性的评判，从而间接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传承。

1．有用性评价能力的不确定性

前面已经提到，传统文化的有用性可表现在经济有用性和社会有用性两方面。经济有用性指某种传统文化事象能为传统持有者个体带来某种经济上 的利益，物质上的满足。如纳西古乐能用于表演创收，织染蓝靛土布能用于销售获利，掌握祖传秘方可以开药铺挣钱，熟练传统食品的制作可以开饭馆赚钱等等。社会有用性的含义则指该传统文化能对共同体集体带来某种社会利益和精神上的享受。如云南石林彝族的火把节传统仪式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傣族的拴线、认老庚等风俗能增进认同感，促进团结等等。从这种对具体事象的分析来看，人们对什么有用、什么没用的评判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令人遗憾的事实是，“无知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构造性要素”(柯武刚、史漫飞，2004)，也即人类在开发、验证和应用知识上只具备有限的知识，正是这种人的认识的有限性的构造性约束，使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有用性评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

人类对事物知道得越多，就越能运用它来更好地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正是这个愿望，始终不懈地激励着人类对知识的探求，探索如何获得知识和传递知识的努力也伴随着人类的整个发展历程。人类对世界的有限的认知能力必然使共同体成员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个时代认为没有用的，在另一个时代可能会认识到它的有用性。正因此，才引出挖掘传统文化为当下所用的话题。这种认识论上的渐变更多地来自个体的探索，个体改进自身认知能力的手段，一是自我体悟，二是向他者学习(包括直接学习和通过书本等载体间接学习)。在这种不断地与他人、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的过程中，自我不断地获取新知，从而使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评价处于一个不断被修正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评价能力的不确定性使共同体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挖掘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

2．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

从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随着时代的变迁，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或缓或急，或因共同体生境内部的变化(如生存环境的变化、思想更新、技术发明、领导更替等等)而引起，或来自共同体生境外部的影响(如外族社会的变迁等)而产生。这些都将导致共同体内部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嬗变，从而改变着人们看待事物的标准。

人类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就意味着共同体主导文化价值体系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这种价值体系，就是据以选择某一事物的有用性评价标准的参照系。参照系变了，所选择的标准必然随之改变。只是这种改变有时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如中国传统儒学价值观在近代的式微；有时则是明显的，甚至是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如“”时期的“破四旧”，把历来认为有价值的文化载体，如古玩字画、壁画雕塑、古籍善本等都看作是有害的东西而予以毁灭。改革开放以后，对这些东西的价值的认识才又恢复正常，人们又开始收集、整理、鉴赏它们。短短40年时间内，价值观出现了两次反复。

从上面分析可看出，基于人的认识能力方面的不足和随社会变迁所引起的人的价值观改变的这种双重不确定性，使共同体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评判变得复杂化，也使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复杂化。

3．旅游对共同体认知能力和价值观的干预

纵观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历程，其发展是伴随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而在全国逐渐兴起的。随着游客向民族地区的自发进入，首先产生的是旅游者在吃、住等方面的消费对当地的经济贡献。对于一个拥有秀美山水风光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来说，这种无需大量投入就能挣到钱的刺激，无疑是强烈的。于是，通过旅游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便成为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的一个重要目标，在这种以经济为导向的目标驱动下，民族地区的旅游业蓬勃发展起来。

旅游者的频繁进入，沟通了民族地区与外部社会的交流渠道，让当地人听到、看到了外部社会的许多新鲜事，从而唤起了他们要与外界进行交流的愿望，渐渐地，开始时的那种单向进入变成为双向的往来，加之电视、广播、各种音像制品的普及，开阔了当地人们的视野。人流、物流、信息流等的涌入，使他们对外部社会文化的态度从最初新奇地观望到认同、吸收。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更快地接纳了“时尚”。各种歌星、球星、影星的大幅招贴画在乡村的流行就是例证。这种现代文化的“输入”，对民族地区人们共同体的认知能力和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影响是直接的、现实的。首先，游客的存在教会了他们什么样的东西能带来经济利益，使他们从自己生活的环境中去寻找那些能“生财”的东西，过去对自己没用的“传统”，现在只要游客有需求，也会被挖掘出来为自己创造价值，这就形成了对传统有用性认知能力的干预。其次，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学习和借鉴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旅游者带人的外部文化的频繁冲击，是使当地主导文化价值体系变迁的一种潜在力量。

然而，共同体对自身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认知能力和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嬗变是随民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而且，社会的发展“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程度”。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这个判断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任何一个人们共同体都在内、外合力的推动下发展着。内动力来自自身，而外动力来自交往。在我国开始实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旅游使民族地区面对市场经济的对外交往情形大大超出了主流社会的想象，不仅在速度、广度和深度上异乎寻常，并且还表现出在全国范围内多点同时爆发，这就难怪引来了众多的争论，特别是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上更是遭到众矢。事实上，旅游对它的影响只是一种催化、加速，它只不过让我们提早面对了这种变化而已，因此，旅游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导致传统消失的元凶。

四、结语和讨论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

1．凡能延续至今的任何一个传统，必定具有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内容。

正如涂尔干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单一的传统可望左右大局，也没有任何单独的习俗性行动方式能够成为人们在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现代情况下生活的基础。现代的世界并没有带来传统的消亡，而是赋予传统以新的地位和环境，使之成为决策的可供选择的替代环境，成为知识、价值观和道德的可供选择的替代来源。

2．当前，对经济尚处于贫穷落后的民族地区来说，更看重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的“短视行为”不应遭到太多的非议。

因为在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下，这样的举动是符合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的，这种转型时期出现的问题必然能在转型中得到解决。当然，也有的人认为挣钱是自己的事，安定是国家的事。对此类错误认识，我们所需要做的是精英、专家、官员层的更多的引导。退一步说，这种做法至少能使传统在形式上先得到传承，主观上为自身带来经济利益的有意识行为在客观上也能起无意识地发挥社 会功能的作用。

3．传统文化中处于器物层面的保护行动可以由官方保护人、艺术投资者、购买人来部分地完成，精神层面的传承则不可能离开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

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他者”都只能起到教化的作用，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研究者能给予的是如何让文化持有者更早地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他们自身社会的有用性，即给予智力支持，而官方能给予的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传统文化开发与保护同步的情形尽早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即给予制度保障。

4．传统文化得到挖掘和保护的根本在于共同体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先生于1997年提出的，“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即“保持对自己身份的骄傲与自豪感”(纳尔逊。格拉本，2006)。一个民族，只有对自己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有深刻认识，才会去挖掘和保护自身的传统文化。换句话说，只有对共同体生存和发展有价值(既有经济有用性，又有社会有用性)的传统文化才可能得到传承。

5．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使其跳出“文化低度开发陷阱”①，是实现传统文化得到保护的一种有效途径。

从现实的情况看，共同体的“文化自觉”有赖于经济的支撑，只有在满足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去追求归属需要、自尊需要等“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马斯洛，1987)的高级需要。

6．通过外因支持和内因激励是跳出陷阱的有效手段。

外因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制度保障，研究者的智力支持；内因来自共同体中的精英分子的带动、示范，一旦形成了外部拉动与内部激励的合力机制，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弘扬、社会进步的目标也将一步步地来到。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的一个事实是，传统文化的双重有用性是不可分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追求经济有用性是一个近期目标或称眼前目标，而追求社会有用性是一个长期目标(远景目标)。现在的情况是，受社会开放度的影响，在当前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其经济有用性表现得尤为突出。相比之下，社会有用性在当下表现得不迫切，因此，民族的“文化自觉”需要一个长期的培育过程。

总之，传统“流变”的方向由现实有用性决定；流变的速度由共同体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变化速度所左右；价值体系变化的节奏受文化交流强度的影响。旅游只能使这种强度得到增大，也即对这种变化只有加速、催化的作用。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不到位造成的。一是研究者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导致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智力支持不够到位；二是政府的政策不完善，导致传统文化保护的财政支持、制度保障不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在大转折的时代引发的问题一定能在大转折中得到解决。

[收稿日期]2006―12―08

[作者简介]郭山(1963―)，男，江西南昌人，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学与民族经济发展研究，E-mail:。

①这里的“有用性”指能为后辈的生存带来某种利益，包含经济有用性和社会有用性两个方面。前者指能为该传统文化持有者带来某种物质上的利益或得到物质上的享受，如能用于挣钱；后者指能为其带来某种精神上的利益或得到精神上的享受，如促进共同体的团结，增强凝聚力，获得归属感等。

①毫罗嗦：傣语，指外层用芭蕉叶包捆着的、糯米做的粑粑。

①“文化低度开发陷阱”是笔者受发展经济学理论启发而自造的一个概念，指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利用只停留在经济有用性的层次上，即有钱挣我就学，没钱挣或挣得少了我就放弃。前者导致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后者又造成传统文化的消失。反之则造成越不学越没有钱挣，越没有钱挣就越不学的恶性循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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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　民族认同　文化认同　精神文化

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它既诉说着民族的过去，更昭示着民族的未来。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文化传统和文化的发展，而文化是发展过程伴随着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问题之所以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凸显，缘于经济全球化冲击下民族文化由多元趋于一体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即文化认同的变化所导致的民族身份模糊和民族重构，继而引发的民族认同危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想，即是应对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浪潮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全面冲击(如主流价值失位、民族文化日渐式微等)而作出的积极回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谋求国富民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既以开放的胸襟学习、吸收西方的优秀文明和文化成果，同时又以自信的心态继承和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重建民族的精神支柱，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以优秀的中华文化为根基，由中华民族全体成员普遍认同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情感表达体系和信仰体系等要素构成的精神文化系统，它是中华民族成员共有的精神支撑、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过程是由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共同参与的对这一精神文化系统的认知、建构和接纳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过程就是文化意义上和精神层面上的民族认同过程。因此，揭示民族认同过程中所蕴涵的精神文化因素，对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思路和建设途径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民族认同的基本界定

什么是民族认同?在英文中，“民族认同”的对应词是“ethnic identity”或“national identity”，其中，“ethnic”和“national”意指“种族的或民族的”，而“identity”的意思是“身份”、“认明”、“确认”，组合起来就是“民族身份的确认”，即民族认同。一般认为，“认同”一词源于心理学，最先由弗洛伊德提出，意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的过程”。心理学中的“民族认同”，主要是指民族成员对自己所属族群的认知与情感依附。从社会学的视角看，认同可以分为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两个层面。在个体层面上，认同是指个人对自我的社会角色或身份的理性确认，它是个人社会行为的持久动力。吉登斯所言的认同就属于这一层面，即“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在社会层面上，认同则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有和分享，它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法国学者迪尔凯姆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就属于这个层面的认同，他指出：“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因此，当谈及“民族认同”时，必然涉及民族成员的个体认同和民族群体的文化认同。在本文中所谈的民族认同更侧重于民族群体的文化认同方面。依据以上所述，民族认同可以界定为“社会成员对自己归属于某一家庭、家族、社区、阶层、阶级、国家、文化等的认知和感情依附”。

在当今的全球化话语系统中，“‘民族认同’实际上已经被理解为‘民族认异’，即一个民族确定自己不同于别人的差异或他性”。而“民族认异”的突出是民族的文化差异和多元。正如罗伯森在论述“民族认同表现”的当代条件时所指出的那样，“民族认同首先从其触及范围和意义来说可以确定为全球性过程的文化方面及对这些过程的反应；其次，某种已经被概念化为世界体系的实体。贝尔纳德・麦克格兰所谓‘用于解释和说明他者不同之处的权威范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越来越由‘文化’解释他者的不同之处”。因此，从文化学和文化哲学的视域来考察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剖析民族认同的实质，揭示其内蕴的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因素，对于理解精神文化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和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构中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思考维度。

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石

文化是人类后天习得之物，“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括显性式样也包括隐性式样”，“文化存在于思想、情感和起反应的各种业已模式化了的方式当中，通过各种符号可以获得并传播它……文化基本核心由二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一是与他们有关的价值”。人与文化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人是一种悬挂在由他自己织成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文化“就是这些意义之网”。人类创造了自身的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塑造人类。以文化为其独特标记的人类，无一不是生活在自己造就的符号体系或意义世界之中的。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在心理上表现为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产生归属感，进而在行为上表现为对这种文化所包含的价值体系、精神结构进行不断的内化、保持与发展。文化认同作为个体的文化归属和价值支点之所在，成为维系群体秩序的“黏合剂”，是民族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深层基础。民族群体的文化认同就是民族成员共同的文化心理或文化归属感，它是民族认同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一般而言，文化认同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同一民族的文化认同，即世界范围内超越民族国家的同一民族对各自文化的认同，如世界各地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又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中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的认同；二是同一信仰的文化认同，如全世界范围内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的社会成员，不分种族、性别、国籍等的相互认同；三是同一文化圈即同一文明的认同，如对中华文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等的认同。

同一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同一民族的成员共有的文化心理或文化归属感，它是民族认同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从社会学角度看，民族是“臆想”的共同体，由一系列文化符号所建构，有自己特殊的大众神话及文化传统。认同这一共同体的民族成员承担共同的命运。作为共同体的民族，可以使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以“民族成员”互相认同，如中国人互相认同于“中华民族”，并以“中华民族”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民族由于民族成员的认同和民族情感的凝聚而存在，无论这种认同是如何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具有神话的特点，即“民族”可以借助想像和幻想来实现认同。“民族”在这种想像中是原生性的，即认为自己认同的共同体是从来就有的，甚至有着神圣的、不可质询的起源。就此而言，民族的历史是根据共同体认同的需要“编造”出来的。在这一历史 中，有民族的祖先、民族发展的谱系以及作为民族象征的一系列文化符号。②而且，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史诗和英雄人物。在民族叙事中，所有构成民族史的幻想情节被认为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存在。当民族成员被如此地驯化和熏陶，民族神话就成为他们内在的心理、心性、情感的结构，成为特定的民族文化的象征。社会学意义上的民族神话来源于一定历史条件下民族认同的需要。定义“民族”的要素或者确定民族身份的标识可以是种族、语言、宗教、价值观、行为规范、制度、民俗，甚至是某些文化和历史符号。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是能够让民族成员认同的标识物，就都可能被用于界定自身所属民族的特性。

历史研究表明，所谓的民族身份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产生的，民族身份的标识物也是可以变化的。民族认同是文化范畴的问题，在思想方面，涉及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哲学思想、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等等；在行为方面，涉及风俗习惯、礼仪、家庭、生死嫁娶，等等。贯穿其中的是一种共同的历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认同感”，这是一种与其他现代的集体观念如集团、种族和阶级等完全不同的观念。

每一个人都出生、成长于自己无法选择的民族或族群之中，受到自己所属的民族文化的熏陶、涵养，共同的文化背景使每个人集合为所谓的“民族”，以区别于其他的民族或族群。而民族的文化又孕育、形成于民族的生活土壤中，民族由其自身的文化所标识，没有自己的文化，民族的意义也就不存在，至多具有种族的意义。由此可见，文化在民族认同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石。

在大多数社会里，“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可以具有种群的、地域的涵义，也可以具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涵义，还可以是这几种要素的交叉混合。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考察民族认同问题，与单纯从人类学或政治学的角度进行考察相比，更有利于揭示民族认同过程的复杂性。

首先，这一考察角度可清楚地显现“民族”与“种族”的不同。“种族”主要用于揭示人群的血统或血缘关系，而“民族”则强调对共有文化传统的认同。譬如“中华民族”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种族概念。尽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几千年的共有文化传统使各民族成员长期在同一屋檐下得以栖息、繁衍、交流与融合，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体多元”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其次，从文化角度考察民族身份比从政治角度要更加全面和符合实际。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应该是一个政治概念，认为它是由现实的政治权力(主要是国家)所定义的地域和人口来界定，因此，“中国人”是指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享有一定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公民。然而事实上，许多拥有中国国籍的外来移民并不一定拥有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尽管外来移民在中国生活多年并拥有了中国国籍，但在中国亲友、同事之中还是不知不觉地、或多或少地被当作“外国人”看待；在西方国家中的中国移民也有类似的感受。可以说，每一个移民至异邦的民族个体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承受原有的民族文化背景被割裂、被更新所带来的阵痛。也正因为如此，尽管许多中国人通过在海外的多年耕耘，拿到了“绿卡”甚至更改了国籍，获得了应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但民族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使得他们的“叶落归根”情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依然殷切。可见文化对于民族个体的认同与被认同的重要性。

从文化层面来看，个体民族身份的确认或者说民族认同是建立在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体认基础之上的。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它以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安全感和自信心。一个民族的正向身份感，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带来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我尊重。

三、精神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核心

如果从文化的外延分析或结构分析人手，可以大致把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②物质文化主要包括直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文化产品，其基本功能是维持个体生命的再生产和社会的再生产。制度文化主要包括与人类的个体生存和群体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制度，如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商品交换、教育、婚姻制度等。精神文化包括个体和社会、民族群体的所有精神活动及其成果，它是以心理、意识、观念、理论等形态而存在的文化。

笔者认为，民族认同的过程和民族历史的发展具有统一性，即民族历史的发展是通过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与奋斗而实现的，而民族认同则是民族发展的基石。在民族认同过程中，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奠定了民族认同的基础，是民族认同的外部条件，而精神文化则是民族认同的核心和内部依据，因为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历史表明，促使一个民族形成“自在性”并得以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不仅包括物质文化或制度文化，还包括由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等内在文化机制和由民族的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外在文化形态组成的精神文化系统。其中，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等精神文化要素更是在促进民族认同、维系民族团结、推动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族心理是民族成员对于本民族漫长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特定生存方式的直接的生理一心理反映，是“对自己的民族归属和民族利益的感悟”，它具有高度的“自在性”特征，可视为初级阶段的民族意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民族心理能够引导某一民族生存的发展方向并促进本民族内部的凝聚与团结，成为维系民族统一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民族心理具有自发性、个体性和情绪化的特点，存在走向非理性并演化成为狭隘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危险。要想维系民族的团结、推动民族的健康发展，民族心理必须经历一个由自发的初级民族意识阶段上升为自觉的民族意识阶段的过程。

自觉阶段的民族意识是社会成员对所属民族的长远生存和发展所持有的理性认识，它是引领社会时尚和风气形成的、具有主导性的文化模式，具有高度的“自为性”特征。作为民族的精神文化系统的基础性要素，它以潜在的方式贯穿于民族的生存活动的全过程，具体表现为民族的处世态度、价值尺度、应答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模式、思维定式、情感方式，等等。

民族精神是民族意识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它是一个民族成员在长期共同生活和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培育起来的，并通过他们特定的社会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价值信念、性格与心理的总和。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综合体现，是被高度综合和概括了的一个民族的共同的精神品质和风貌。民族精神能够被该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所理解和信奉，为本民族成员广泛认同和共同拥有，它是民族认同和归属的本源所在。正是民族精神的这一特性，使它千百年来成为一条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人们心灵和生活中的纽带，它以超越时空的力量，不分地域、职业、性别与年龄，把民族成员牢牢地维系、凝聚在一起，成为他们奋发进取的强大的内在力量。

篇5

关键词：网络学习共同体；网络道德；价值

学习共同体的建构是网络学习最突出的一个特点，网络的广联性使学习者的学习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网络为载体的网络学习共同体作为一种新兴的共同体已经渗入到教育这片领地，它突破了空间、身份、年龄等的限制，涉及面非常广，所以在网络道德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们应重视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建，并将其作为一种开展网络道德教育的载体加以利用。

一、网络学习共同体的界定及其特征

1．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概念

“共同体”(community)-词最初源于德国学者滕尼斯(F-J·Tonnies)采用的德文”gemeinsehaft”，原义指共同的生活。滕尼斯认为用忠诚的关系和稳定的社会结构来界定“共同体”是最恰当的，因为他发现个人在共同体中会形成更强有力的、结合更紧密的关系。

共同体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领域形成了“学习共同体”(LearningCommunity)的概念。学习共同体是指由学习者及其助学者(包括教师、专家、辅导者等)共同构成的团体，他们彼此之间经常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沟通、交流，分享各种学习资源，共同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因而在成员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联系。

基于网络的学习共同体就是一个虚拟的学习者组织，一个产生于网络环境下的学习共同体。他们分享知识和经验，交换信息，一起就相同的学习目标和兴趣进行协作地解决问题或者完成任务。该学习共同体的成员在网络环境下通过支持性的电子联系方式进行联系，当他们分享共同的学习目标，兴趣和评价，荣辱与共地协作交流共同致力于学习共同体的发展时网络学习共同体就产生了。

2．网络学习共同体的特征

(1)交流的开放性开放性是网络的根本特性之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大大加速和强化了这一进程。开放性的网络造就开放性的网络学习共同体。

(2)时空的超越性网络文化的传播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一种超越。它既可以课堂作为空间，也可以更广阔的社会场合作为空间；既可以利用课内时间，也可以延伸到课余与假日时间。超时空的教学为学生的知识学习提供了非常灵活而富有魅力的方式。

(3)操作者的交互性网络的本质特征是交流和传播。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得人们在信息交流中能够实时交互。传统媒介(除电话以外)的传播都是单向的，网络传播则可以是双向的、多方面的、大范围的实时交流。

(4)传输的高效性它不同于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其他文化所采取的缓慢传输、逐渐积淀的方式，它的发展速度之快是令人震惊的。其迅速崛起的原因在于它本身具有高速度、高效率传输和发展的特征，它能借助网络技术，跨越各种障碍，瞬间生成，瞬间传播。

目前网络学习共同体的存在形式有很多种，如电子邮件、新闻组、BBS、MOO(Mud，objectOriented)、QQ群和BLOG等。

二、网络学习共同体特征及其所隐含的德育因素

网络学习共同体不仅仅是追求学习的集合体，更是一个追求、分享共同价值和更大的共同的“善”的教育的集合体，是一种具有深刻人文教育意义的人群聚集方式和教育生活方式。从古希腊沿袭下来的共同体文化，就把共同体作为一个情感的、道德的、价值共享的、追求共同的“善”的人类之间的一种生活、思想、精神与灵性的联结方式。杜威认为，共同体的形成不是因为人们同处一地，而是因为大家具有彼此互通的信仰、目的、意识和感情。可见网络学习共同体所具有的特征又决定了其隐含有德育因素。

1．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有利于规范群体行为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用环境、用学生自己创造的周围环境、用丰富集体生产的一切东西进行教育，这是教育过程中最微妙的领域之一。”网络学习共同体所具有的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就是一种这样的环境，只不过这种环境是以基于网络的虚拟环境。

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是建立具有凝聚力的网络学习共同体的基础。任何一个群体都具有自身的个性文化价值体系，群体中每个成员的思想、意志、观念都要经历个体内化、社会认同等过程，并逐步形成群体的共同价值观。形成的共同体价值观规范着共同体成员的行为，成为共同体中的个体借以评价自己的标准和原则的出发点，从而以共同体的价值标准对自己和他人做出评价，对自己行为中不符合共同体价值标准的部分做出调整以适应群体的要求，从而使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内化为他个人的价值观念。这种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念是学习共同体的粘合剂，它对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强烈的感召作用和凝聚作用。共同体的文化主要起着规范作用。如果网络学习共同体能够坚持把认同共同体文化规范的行为称之为是正当，并加以奖赏；把排斥、违同同体文化规范的行为称之为越轨，并加以处罚，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就起到了对共同体成员个体行为的规范作用和调节作用。

2．深度的资源共享以及归属感、认同感吸引了众多参与者，有利于提高德育的有效性

学习者可从助学者、学习伙伴和通过在线资源获得大量的知识性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解决学习者的疑惑。在与助学者和学习伙伴的交流中，学习者可以看到不同的信息，学会从不同角度理解问题，促进他们进一步反思和重组自己的想法，重新组织自己的思路。同时学习共同体的存在有利于满足学习者的自尊和归属的需要。在学习共同体中，学习者感到自己和其他学习者同属于一个团体，学习者对共同体的归属感、认同感以及从其他成员身上所得到的尊重感有利于增强学习者对共同体的参与程度，维持他们持续、努力的学习活动。

网络学习共同体的上述特征吸引了众多的参与者，我们可以以学习共同体为载体，将民族精神和生命教育的要求渗透在学生的知识学习过程中，让学生的知识、情感和价值观在求知的过程中得到良性的发展。同时对道德和不道德的行为做出评判，表明爱好和憎恶的态度，促进和强化学习共同体良好的道德认知能力，形成具有“育人和求知”相整合为特征网络学习共同体，从而提高德育的有效性。

3．认知工具和学习方式的多样化以及高度的交互性，有利于大德育环境的构建

在网络学习共同体中，出现许多新的学习方式，如通过论坛进行离线协商讨论，通过网络会议进行在线演讲，通过协作软件进行在线协同编纂电子书籍，学习者的学习方式由纯个别化学习转变为个别化学习与协作学习相结合。认知工具也多种多样，常用的有BBS、新闻组、电子邮件、视频会议、语音会议、群件系统等。在网路学习共同体中，学习者利用众多的认知工具围绕当前学习的主题进行讨论交流。在这种高度的交互中，可以体现出学习者本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在大德育环境体系的建构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如在实现人生价值方面，存在着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高校德育教育为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但是广大学生在社会上耳闻目睹许多人为了金钱、地位、名利而奔波，忽视集体主义，重视个人主义；家庭教育则重在考虑子女的前途，引导子女在求学、就业等问题上把个人利益摆在首位。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共同体的高度交互表现出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密切关注群体的思想动态，引导正确的“三观”的形成，从而有利于大德育环境的构建。

三、从网络道德维度审视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建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把教育的意图隐藏起来，是教育艺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教育意图越是隐蔽，就越能为受教育者所接受，就越能转化成受教育者的内心要求。”所以我们应重视网络学习共同体所隐含的德育因素，并从网络道德的维度来审视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建。

1．培养责任意识

网络虚拟环境中没有中心，可以匿名。由于“匿名者”自认为不会被追究，责任感就会弱化，不愿承担对他人、对社会和集体的责任，进而就会出现不负责任的言行，言语偏激，甚至歪曲事实氐毁他人。有些人会利用掌握的网络知识，攻击别人电脑，窥探别人隐私，窃取他人账号，利用高科技犯罪。所以在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建中我们应重视责任意识的培养。网络学习共同体的责任涉及到成员的学习动机和成熟度，在网络学习共同体中“共同体意识”是成员责任的具体体现。网络共同体成员在反思自己知识建构的同时更要反思学习的社会性因素，比如人际关系以及是否对共同体作出了贡献。当成员开始从共同体利益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并积极为共同体作出贡献时，责任意识便形成了。在一个社会团体中，只有使成员意识到自己是团队中的一员，并感受到团队对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才会使共同体成员自然地形成共同体意识。因此，赋予共同体成员以身份和职责，使他们在共同体学习中担当被公认的社会角色是培养责任意识的有效途径。

2．防止网络群体极化现象

网络给舆论主体提供了一个新的交流平台，人们之间的沟通可以突破时空的障碍而进行，然而实际运作情况却与人们的预期出现了偏差。由于人的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人们在接触信息和建立联系时会体现处一定的偏好，根据最初或原始共同兴趣或倾向，人们通过排外性的群体讨论和交流，反而将群体引向极端和狭隘的方向，结果局限了群体和每个个体的视野。这种交流方式使得网民以群内同质化，群际异质化的特点聚集，志同道合的网民群体出现严重的“群体极化”倾向。

所以在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建中我们密切注意学习共同体的极化程度，及时准确的把握学习共同体的舆论动向，对于由群体极化造成的不良情绪以及破坏社会稳定的舆论进行了网上疏导，对于具有离间作用的、易造成严重群体极化的、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言论予以有力驳斥和回击，从源头上防止网络群体极化的发展和漫延。例如，建立精干的专家级助学者或者请专门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学习共同体中，在网上多发表具有专家水平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在学习群体中的影响力，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适时的评论。

篇6

关键词 欧盟一体化 欧盟法 民族主义

欧盟一体化进程也是欧盟法一体化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的过程，成果斐然，举世瞩目，但“一体化的浪潮并不会使民族及民族国家的消亡。与此相反，经济越是全球化，国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越是扩展，民族主义呼声往往就越高”。欧盟法与民族主义相互作用必然影响到欧盟一体化进程。

一、欧盟法对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

欧盟法是欧盟各成员国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逐渐转移和让渡法律主权的结果，是对欧盟一体化成果的法律化。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欧盟法为欧盟一体化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对促进欧盟一体化发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推动作用：

（一）为欧盟一体化提供了法律框架和合法性依据

欧盟一体化程度之高、涉及领域之广前所未有。成员国首先以经济区域化合作为龙头，通过国家间相互合作，从煤钢联营、关税同盟到共同农业政策，从欧洲货币体系到统一大市场和单一货币“欧元”，建立起了一个广泛、深入合作的经济安全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从建立煤钢共同体的《巴黎条约》到建立欧盟的《欧洲联盟条约》，这些由各成员国签署的众多基础性条约明确了各方在合作过程中应当履行的条约义务和享有的条约权利，为成员国之间的各方面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框架和基础。

欧盟一体化带有明显的超国家性质，但由于制宪、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高政治领域的一体化成果有限，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一直受到“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困扰，这一问题不解决欧盟一体化就丧失了法律基础，因为：如果不具备合法性，成员国向超国家层级让渡主权也就缺乏了法理依据；如果不具备合法性，根据超国家制度安排所做出的决策，就无法获得成员国的认可和执行。而正是成员国间签订的条约和协议为欧盟提供了存在的法理基础，通过这些条约和协议，成员国政府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欧盟超国家层级，而这些条约在成员国国内议会得到通过并执行，使欧盟超国家层级获得了部分政治合法性。

（二）为推进市场一体化、促进内部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欧盟层面的法律体系为整个共同市场提供了统一的行为准则，统一的法律制度减少了交易成本，增强了交易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从而促进了共同市场范围内经济活动的增长。

欧盟共同市场是在成员国分割的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维系共同市场正常运行的关键在于能否拆除成员国间的贸易壁垒，欧盟共同市场与内部市场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拆除各类贸易壁垒的历史。在拆除贸易壁垒尤其是无形贸易壁垒方面，欧盟法院的司法立法功不可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洲法院通过司法实践，确立了有关共同体法的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基本原则，特别是由一系列判决确立的直接效力原则与最高效力原则，解决了共同体法与成员国法之间的关系问题，确立了共同体法在整个共同体领域的效力，也为共同市场建立提供了法律基础。

（三）为解决欧盟内部成员国间的利益冲突与纠纷提供制度保障

欧盟法不仅为确定成员国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且在欧盟法框架下建立起来的欧盟独特司法体系为解决内部的各种冲突与纠纷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在共同体发展过程中，成员国法院与欧洲法院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二者相互配合，构成一个完整的司法体系。这个司法体系能够满足共同体对司法保护的要求，一方面，私人可以利用国内司法体系及在特定情况下欧洲法院关于由共同体法律赋予他们权利与自由的主张；另一方面，先予裁决程序为成员国国内法院与欧洲法院建立联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制，借此机制，欧洲法院能够力促共同体法在各成员国的统一实施，并进而保证法律的稳定性与统一性。

二、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民族和国家为归属对象的群体（或集团）意识，它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对未来的共同愿望和幸福、对共同的命运和信念的认同。本文所探讨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指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服务于各成员国追求自身利益需要的各种思想观念，其中，主要表现为经济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欧盟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在不断加强，但各成员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结并没有终结，甚至还有抬头的迹象。对于欧盟一体化和民族主义的相互关系，我们应当辩证看待，欧盟一体化进程自始至终与民族主义相伴而行，区域一体化和民族主义既对立又统一，民族主义对欧盟一体化既有消极作用也有积极作用。

首先，从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体现来看，民族主义对欧盟的政治联合有利有弊，一方面，国家民族主义总是以追求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为目的，民族主义者站在维护本民族的政治利益的立场上，为了实现本民族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具有推动和促进欧盟政治联合的冲动和动力，欧盟一体化实质上是欧洲各国为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所做的必然选择。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说到底，欧洲政治联合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是欧洲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护自己的民族利益，寻求民族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尝试和经验。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始，那些原本在国际舞台上呼风唤雨的欧洲国家实力明显受到削弱，只能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谋生存，只有联合起来才能迅速壮大自身的力量。就这一意义来说，正是政治民族主义推动了欧盟国家走到一起，结成联盟，为了国家的安全与经济的复兴，在民族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欧洲国家被迫走上联合自强的发展道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民族主义促成了欧洲一体化。

另一方面，在欧盟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中，欧洲各国难免会存在不同的利益的冲突，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欧盟一体化进程也会产生消极作用，阻碍甚至破坏欧盟一体化的顺利推进。甚至有人断言：“民族主义回潮，欧盟一体化可能崩溃，欧盟正在走向灭亡，……从伦敦到柏林到华沙，欧洲正在经历政治活动重新收归国有，各国都在收回曾经为了追求集体理想而自愿放弃的国家主权”。这样的论断多少有些危言耸听，但狭隘的民族主义产生的巨大离心力不可小视。

其次，从经济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来看，对欧盟经济一体化同样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战后，欧洲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何在战争的废墟中重新崛起，经济领域民族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尽快实现经济复兴、增长就业、提高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当时的情况下，走欧洲联合的道路，建立欧洲共同市场，在各成员国之间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迅速有效地提升成员国的经济竞争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民族主义使得欧洲国家联合在一起，最终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欧洲大市场。

狭隘的经济民族主义也会成为阻碍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绊脚石。实际上，自身的经济利益始终还是各成员国优先考虑的目标，虽然国家的经济主权在欧盟一体化的框架下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但国家经济主权仍然存在，并没有消亡。当经济合作领域触动成员国重大的、敏感的经济利益时，或者当经济合作并未能有效解决成员国内部存在的经济问题时，必然会激发起经济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当今，由于欧盟东扩和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许多欧盟国家的经济状况前景也不容乐观，从而迫使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得不开始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欧盟，我们会变成怎样？不难想像，长此以往这样的思潮会对欧盟经济一体化产生何等的负面影响。

三、欧盟法与民族主义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相互作用

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欧盟法与民族主义构成了一对矛盾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影响着欧盟一体化进程。

首先，欧盟法对民族主义具有制约作用。作为独立于各成员国法律体系的欧盟法，是建立在各成员国法律主权让渡的基础上的，而随着主权让渡范围的逐渐扩大，民族主义活动的空间必然会受到限制，民族主义受到的法律约束力也会日渐增强。欧盟法的直接效力原则和优先原则得以确立就是国家主权让渡的结果，构成了欧盟法律体系的两大支柱，从而使欧盟法具有某些超国家的因素，大大加快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而在一个法治社会背景下，对于民族主义来说这就意味着被同时套上了国内法和欧盟法两套枷锁，更容易被驯服了。

其次，民族主义对欧盟法扩张也存在反制约作用。欧盟法的扩张必然要求成员国让渡更多的主权，当这种让渡达到一定的临界点时，民族主义就会形成强大的阻力，这一点可以从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被否决到最终被《里斯本条约》条约所取代这一事件中得到印证。为了消除英国和部分小国担心欧盟演变为“超级国家”的忧虑，尽管《欧洲宪法条约》最终文本删除了原来将欧盟改为“欧洲合众国”的条款，取消了“联邦”一词，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被法国和荷兰全民公决否决的噩运。美联社在分析荷兰选民之所以反对《欧盟宪法条约》时指出了三大原因，其一是怕失去国家特征，选民反对国家特征被慢慢蚕食，说到底，还是民族主义在作祟。相反，由于《里斯本条约》充分考虑到各成员国对过度让渡国家主权的顾虑，删去了一些带有宪法意味的内容，包括更改其“宪法条约”名称，删除了欧盟盟旗、盟歌等内容，取消了外交部长头衔，增添了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权限界分目录以及欧盟向成员国回授权限这一可能性设置的内容，使得成员国不用担心主权受到欧盟无休止的侵蚀，才避免了重蹈《欧盟宪法条约》的覆辙。

再次，从动态角度来考察，欧盟法与民族主义也可能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共同推动欧盟一体化进程。一方面，欧盟法的统一将有利于增强各成员国民众的欧洲认同，再加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认同的提高，原先的民族主义必然会打破狭隘的民族、国家界限，上升为一个更高层面上的民族主义，即洲际主义或者欧洲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这种新层面上的民族主义不仅可以大大地削弱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阻力，相反还可以成为推动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动力，促使欧盟以及欧盟法一体化向纵深方向推进。

总之，欧盟法的不断健全符合各成员国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主义的诉求，但随着欧盟法触角的延伸，也会触及到民族主义敏感地带，从而引发反弹；法制的统一有助于建立一种普遍的欧洲认同，形成共同的欧盟意识，将狭隘民族主义提升至欧洲民族主义的新高度，最终推动欧盟一体化进程。

注释：

王联．世界民族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

吴志成，赵晶晶．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的政治合法性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08(4)．

周弘．欧洲联盟50年2007-2008欧洲发展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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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

3、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

4、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

5、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

6、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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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一、文化自信的概念和内涵

文化有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单是指人的精神财富方面，是指人类自身的精神创造及其得到的成果，是指人类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本文讨论的文化自信属于狭义文化的范畴。

文化自信是指共同体成员不仅对自身文化理念的认同，而且对自身文化未来发展前景具有强大的信心，是对自身文化传统和内在价值的肯定，文化自信也是共同体成员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外在表现。一方面，文化自信可以表现为对优秀文化因素的自觉追求，能够自信的吸纳各种文化的有利因素。另一方面，文化自信可以表现为对自己先进文化的大力宣扬，增强本身文化的影响力。

从文化自信的内涵来看，文化自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共同体成员对自身文化的肯定和认同。其次，文化自信是指共同体成员对自身文化生命力有着坚定的信心，共同体成员能从自身文化的发展趋势、文化建设中把握自身文化的发展前途，感觉自身文化的生命力。最后，文化主体既能认识到本民族的文化优点，也能肯定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点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保持理性的“扬弃”。

由此可见，文化自信内在包含着传承、开放与创新，既要肯定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要敢于对于外来文化进行理性的“扬弃”，还要用于创新面向未来。所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从这三方面入手。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同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要求我们必须树立高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1、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中国应对世界文化冲突的必要

首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可以帮助中国有效地应对世界上多元文化间的摩擦和冲突。从个人层面上讲，随着不同价值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个性群体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念产生了烈的冲击，不利于我国主流文化的传播，造成严重的文化信仰危机。从国家层面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多元的文化冲突不断增多，并且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文化侵蚀渗透日益严重，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面临文化信仰危机的严重困境。

其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可以使我国有效的应对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的渗透和侵蚀。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侵蚀涉及层越来越广，过程变得隐蔽和迅速，通过传媒、教育、网络、服饰、饮食等各个方面对中国人民进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渗透。西方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输出其所推崇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对中国原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受到严重的挑战，民族信仰危机日益严重。

最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我国为了应对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文化安全问题是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一方面，面对西方文化的侵蚀，中国的民族主体受到了挑战，即中国的主流价值观遭到侵蚀。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西方国家利用其地位优势对其他民族文化进行排挤和侵蚀。

2、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实施文化强国观念的前提

首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有助于传播传统文化价值，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备受冷落的现状。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国人不愿意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其短期无法带来经济价值，更想追求能直接创造经济利益的各种文化观念，造成文化乱象。另一方面，国民对于传统文化没有敬畏之心，缺乏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了解，这也是爱国主义思想单薄，严重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其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可以使中国有效的缓解当前过度推崇西方文化的状况。在西方文化强势侵蚀下，一方面，我国部分国民十分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并且付诸于实际行动。另一方面，部分国民十分认同西方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这样就与中国传统文化渐行渐远。

最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可以有效保障我国主流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形态健康有序的发展，保障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性。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之下，西方的文化侵蚀让国民陷入迷茫和困顿，对自己文化产生不自信的态度。一方面，中国在不断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同时，令人想不到的是西方的价值观在中国也得到了推波助澜的传播，直接导致了国民价值观的混乱。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实行文化霸权主义，给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都造成了强烈的冲击，造成了部分国民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忽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现象，严重侵蚀了中国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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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族群想象 D民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对往事的回叙，往往附带了利益、价值的选择，由此形成对往事的选择性记忆与遗忘――人作为集体中的个体，记住什么、不记住什么，是理性的、有选择的、附带自身利益判断的。民族成员或族群成员的认同往往是不明确的，而这种不明确的认同往往根源于模糊的族群想象，这样的模糊族群想象通过共同的往事记忆而超越各种异质性的思想或实存，而这种想象和记忆往往需要记忆之场的建构和记忆仪式的强化来实现。

1普遍存在的模糊族群想象

基于对其谱系追溯和深度访谈的普遍调研结论，部分D民对其身份的认定与族群的想象是存在不确定性的，大致对引致这种结论的原因进行分析，一方面由于近代以来D民的被污名化，导致上岸后的D民产生与污名后的符号化的D民群体划清界限的意愿；另一方面，由于D民根源性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习惯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地瓦解、模糊，使得D民本身对族群和身份的记忆产生了模糊，进而其族群想象的空间和意愿逐渐模糊。记忆在强化或淡忘的过程中，主要受到来自普遍存在的受众心理选择的干扰，而产生不同的记忆形式和结果。在记忆的客体或载体包含着较大争议或者存在着利益冲突时，这种外界对记忆的干扰就会尤其明显。

类似的记忆选择和记忆模糊现象还存在于其他族群之中，亦或者，这本身就是一种在人类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不因族群的规模、实力、所掌握的资源等要素而出现差异。例如青海哈萨克族人基于其对“语言母国”哈萨克斯坦的模糊族群想象，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有一个祖国，这就是独立自主的哈萨克斯坦”；在具体实施上，对前来哈萨克族移民，给予户籍安置的特别优惠和相当的资金帮助，一度形成哈萨克人“回归”的热潮。然而，外迁之后所见现实的变化往往不及这些回归的哈萨克人的预想。哈萨克斯坦人居民对于这些“被汉化的哈萨克人”并不那么认同，认为他们在、基因纯正、回归意图上都“存在问题”；再者哈萨克斯坦政府给予的财务、政策支持事实上至多只能将这些移民视为原住民而享受相应福利，并不比其在中国境内享受的少数民族享受的待遇更优厚。

哈萨克斯坦人的不认同、生产生活环境的预期未达，引致了相当部分迁出的哈萨克族群举族回迁青海的现象。这从侧面说明了模糊的族群想象和民族身份认同，与他者或他族的印象或者“事实上的”身份存在着理解和认同的间距，也即基于自我想象的模糊族群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想象的族群认同。

2D民模糊认同的针对性破题

D民，也被称为“水上居民”或“D家人”，历史上的他们自认为是汉族，在其来源上有各种说法。按照普遍认可的观点，所谓的“D民”，是古百越族中常居水上生活的一支、主要以渔猎为生的古老族群。以传统上的五岭之阳的地理情形为区分，岭南越族大致分为两大支系，其中从事山间畜牧和农业生产成为一支，主要生活于在水上的居民则构成了另一支系。

根据D民田野调查结论，由于与汉文化的差异和拉近与汉文化间距的倾向，如今所留存的D民往往并不愿意承认自身的D民身份，这主要是受到历史传统上、近代以来社会对D民生存、发展模式的污名的结果。这或许正是接受访谈的老年D民不愿意承认自己D民身份的原因，但其对自身D民身份的记忆并不会由于这种基于想象的族群宣称而固基，而只能作为一种模糊的族群想象存在于其内心，并随着这种宣称的反复和时间的流逝而一定程度上地改变他者的观念。

3模糊族群想象对成员身份认同的建构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由社会联系而结合起来的人们的结合体。民族在历史的早期阶段，共同体表现为氏族、部落、家庭、公社；这一阶段的民族，人数不多，但在血缘的维系下异常稳定，足以保证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保证人本身的再生产和共同抵制自然界的敌对力量。

在《灵魂论》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讨论了想象的问题，他认为：“想象和判断是不同的思想方式”，斐罗斯屈拉塔斯对其说法加以发展，指出想象才是人类创造的形式，提出“想象还能塑造它所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想象则不为任何东西所阻挠，因为它无所恐惧地上升到它自己理想的高度”等概念。民族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普遍存在的共同体，更深层次地，它是一种要求成员具备强烈忠诚意识和归顺感的想象的共同体；这既突出了民族是血缘或物质之外要素的共同体形式，为人类主观所建构，同时明确地域或其他实体空间并不能局限这种共同体的生长和变迁。

在人类学研究视阈中，民族成员或族群成员的认同往往是不明确的，而这种不明确的认同往往根源于模糊的族群想象，这样的模糊族群想象通过一个共同的往事记忆而超越各种异质性的思想或实存，而这种想象和记忆往往需要记忆之场的建构和记忆仪式的强化来实现，也即“这种想象和记忆必然需要一种情感力量来追忆他们在民族独立或爱国战争中所共同洒下的鲜血和牺牲的英雄”、“通过诸如人口普查、义务教育和官方日历等国家的部署对于建立民族共同体影响的结果”、通过“民族象征意义的歌曲、旗帜、纪念碑和纪念日等在成员中产生强烈深厚的认同感”来实现族群内涵和边界的确立，进而构筑族群认同的机制。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M].商务印书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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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国；家国情怀；祖国；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3-0017-006

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在家族范围内生活是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家国情怀表现为情感和理智上认同、维护、热爱共同体，并自觉承担共同体责任。在思想建构层面，家国情怀建立在自然情感的基础上，从爱亲敬长到忠于人民、报效祖国，有力地促进了个人、家庭与社会、国家的良性互动，将天然血缘亲情上升为爱、敬天下一切人的伦理要求，“家”占据了重要位置，拟伦理化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在宗法意识尚未完全退去的当代中国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国情怀依旧具有深刻的影响和强大的生命力，它与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国家认同相交织，形成了与西方不同的国家认同。家国情怀一方面可以发挥国家认同的功能，另一方面又需要现代国家认同理念的重构与更新，剔除其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内容。

一、家国情怀：情感认同引导下的传统国家认同

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和热爱，并自觉承担共同体的责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为哲学根据，以忠孝一体、经邦济世为主要内容，以天下太平为终极理想。尽管在社会生活层面，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家与国之间既有融合、一致的层面，也有疏离、冲突的一面，但家国情怀的核心是家与国相贯通，强调爱家向爱国的纵向提升。在中国文化的生态和脉络下，家国情怀本质上是一种情感认同、价值观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民族认同。这种情感认同，根植于对血缘和亲情的热爱和尊重，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转变中，发挥着重要的凝聚人心的功能。

古人家国情怀的形成，与古代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存在密切关系。古代中国是一个植根在农耕经济土壤中的宗法-政治社会，家与国分别代表了该社会宗法系统与政治系统。自从大禹把“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家”后，“家国同构”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所谓“家国同构”，是指家与国在组织结构上的共通性：父为家之君，君为民之父，君父同伦与家国同构相辅相成。在三代，一般是诸侯称“国”，大夫称“家”，亦以“国家”为国之通称。《尚书・立政》称：“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礼记・中庸》又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亲亲与尊尊分别是宗法社会与政治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在其后的社会发展中演化为“忠孝一体”的“国家”价值观，经邦济世成为文化大传统的基本诉求。

在传统的家国同构格局下，家庭、家族与邦国的组织结构一致，个人、家庭、家族、邦国、天下，形成一个等级序列，每个个体与层级具有固定的角色和功能。《礼记・大学》中所倡扬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就是这种社会结构下的“大人之W”。就此而言，“天下―国―家―身”的格局最典型地体现在王者、君主身上，家国情怀最初、最直接的代表者是君主：君主由治家而及于治国，用治理家族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尚书・商书》）即是这种意识的集中表达，而“罪在朕躬”（《尚书・汤诰》）也就逻辑地成为君王行为的有力约束。基于这种文化基因，在国家统一的时代，君主逐渐成为朝廷、国的代表。忠君即爱国就是这种文化基因的产物。君主治身、治家、治国的根据，则在于“天命”。“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吕氏春秋・基义》）式的天人合一、天下一体则把个人、家庭与国家完全打通，并获得了终极依据：王者受天命而治理天下，教化万民。构成国的千千万万个民众之家，以父为最高管理者，孝为最核心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在家族结构与管理方式上效法帝王之家，在社会生活中处于被支配地位。家国情怀建立在血缘亲情的基础上，随着个体身份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要求。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一致是家国情怀中以情感认同引导国家认同的关键。

“孝”是内蕴于父母至亲之间的天然情感，“忠”则是比拟于孝的道德承诺。在孔子那里，孝是实践仁的一个方面：“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孝还是个人修身和家庭伦理的内容，是为人子弟者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也是通向仁的入手处。经过战国时期至汉代前中期的发展，“孝”被上升为“天下之大经”：“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从空间上讲，孝道树立起来就可以充塞天地，泽被四海；从时间上讲，孝又是穿行万世，朝夕不离的准则。孝不仅是个人的道德、社会的准则，亦是宇宙的原则。这典型地体现了孝的泛化，实质上是通过人心中最天然、最有力的道德情感来引发道德行为。真正的孝，必须包含内在情感和外在行为规范的结合，道德行为也必须由礼节制而趋于合理，这些都要在孝的实践中一点一滴地积累、涵养才能真正实现。发自内心的爱敬之情外化为具体的行为，并且使这种行为符合礼的要求，达到内外一致，便是孝的极至。这种思路在宋儒思想中，以程伊川《明道先生行状》中提出的“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最为精准。

“忠孝一体”作为中国宗法社会自然形成的观念，强调以最自然、最真挚的情感来处理自己与他人，个体与社会、国家的关系。这种以家族为中心而逐层辐射开的社会伦理关系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无论是君王、士大夫，还是普通民众，都在忠与孝所笼罩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我认同，并展开道德实践，以追求充实、超越的生命感受，并通过和平、安定的日常生活行为来体验生命的完善与超越。浸润在传统生活方式下的个体，有意或无意地践行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使父母获得好的安养，是最基本的生活目标，使父母获得大的荣耀，则是更重要的行为动力。 这引导着人们去获得功名，“经邦济世”就成为文化精英的自觉追求。

“经邦济世”主要是士人阶层基于道德理想而与君主保持既合作又独立的关系，积极参与国家、社会的治理，努力施展自己的才能，追求天下太平的社会理想。这种淑世精神，以“天下大同”为价值追求，以“君仁臣忠”（《礼记・礼运》）的双向伦理义务和道德要求为基础。

自觉坚持原则、承担道义，“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是士人的品格。以道自任的士人阶层，既包含官僚阶层，又包含朝堂之外的思想家群体。官僚阶层不仅是君主的权力工具，“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 [1]。而朝堂之外的进步思想家，往往在“保民而王”的理念下针砭时弊，批判暴君苛政。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官僚体系和朝堂之外的士人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的重要力量。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指出：“自帝制时代之初起，文人们便将考虑政治问题当做自己的天职”，“在中国精英分子的政治使命感中，从来就包含着一种对于全国性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于政府品质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遍兴趣。”[2]

正是具有批判意R和天下情怀的思想家，保持着对统治集团“家国”观念的批判。这种批判，植根于中国士大夫阶层经邦济世的责任意识，是近代中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的思想启蒙，也是中国文化基因中家国情怀自我更新的必要环节。

二、天下太平：家国情怀向现代国家认同转化的文化基因

在近代社会发展中，家与国的内涵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但作为观念层面的家国情怀则传承至今，并在社会发展中实现了自我更新、自我丰富和发展。家国情怀的自我更新与现代国家观念的确立结合在一起，个体从传统的臣民转变为现代的公民。家国情怀以天下太平为最终指向。“天下”观念建立在中国古人与万物并生的生存体验和想象的基础上，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商周之际及其后的社会与思想变革，德性天命观等确立了它的外在形态和文化内涵：战国时期“以类行”的帝王学为它赋予系统化、条理化的有机秩序；秦汉大一统专制王朝的建立，使它最终成为一个意义完备且充实的概念；隋唐以后，随着东亚世界体系的形成，它在实践上获得现实的形态；晚清以后，随着天朝的倾覆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天下观”开始崩蚀和消解。[3]“天下观”内在地包含着对统治集团“家国”观念的批判，彰显了对公共价值的认可。这是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中转出现代因素的重要环节，也是家国情怀与国家认同具有一致性的基础。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精神、理想信仰、国家等的认同。公民、国家都是近代以来的产物，是共同体意识在观念下的发展。现代文明中的国家认同是对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国家的认同。

“忠孝一体”观念强调以最自然、最真挚的情感来处理自己与他人，个体与社会、国家的关系。这种情感即是“人类社会凝聚和合之所托”，在尊重对方的伦理关系中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4]这种以家族为中心而逐层辐射开的社会伦理关系思想，其积极的作用在于：个人在这种稳定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我认同，并展开道德实践，以追求充实、超越的生命感受。忠孝一体的道德伦理实践是全体民众共同拥有的生活方式。其消极的影响，先生指出，这种在“推己”的基础上建立的“差序格局”难以发展出真正的公共领域的问题：“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群系中发生意义。” [5]公共生活的缺失，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秦汉以后皇权的膨胀，人们效忠的对象逐渐转变为代表国家的皇帝、朝廷，君主成为国家的代表，成为全体国民的“父”、“兄”，“移孝作忠”思想大行于世，深刻地影响了士大夫阶层，忠君逐渐压倒孝亲。在这变化过程中，呈现两条变化线索：一是在文化大传统的价值层面、国家治理层面不断地突出“移孝作忠”的重要性，“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成为皇权的一种制约。二是士大夫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陷于“忠孝难两全”的困境。面对此种局面，皇权作出了适当的让步，士绅官僚在“尽忠”的同时，适度范围内为“家”谋利得到默许。[6]随着皇帝“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与百姓共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意识的自觉，普通老百姓作为被治理的对象，其家与君主、官僚之家国天下很难产生实际的利益关联，成了“家国”关系中无法弥合的裂隙，使得老百姓对家的挚爱未必能够因为统治者们的提倡而切实地转化为对国的热爱。

晚明时期中国商业获得较快发展，出现一批商业城市和早期的市民阶层，在思想领域也随之兴起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潮，从讲学的社会团体的朋友关系引申出国家的原则、君臣关系，以对抗从家族制的原则所引申出的国家原则。[7]顾炎武作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之一，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他在《日知录・正始》中提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段话有力地指出了“国”与“天下”有着不同的内涵，国即朝廷，是一朝一姓的国，是君主与官僚们共有的国；天下则是民族文化精神之所寄，是公序良俗的浓缩，是民族成员共有的精神寄托。顾炎武彰显了“国”的一姓之私与“天下”的百姓之公的内在张力，他延续了传统文化中比较常用的“国”、“天下”相区分的线索，彰显了历史文化共同体的价值，把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张力与隔阂呈现出来。

中国人的“现代国家”观念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孕育出来的。在中、西文化的不同背景下，对国家的理解则有不同的维度。西方主流的国家理论是自由主义的国家论，强调国家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具有自然权利，自立自足的个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任务即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在中国，国家则是作为一个共同体对抗外来侵略的组织而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的。历史文化在共同体凝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西方列强不断入侵，把古老的中国推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一方面，传统的以天下一体观为核心的世界秩序理念和儒家文化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下，在新的国家的国际体系中开始瓦解；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文化与民族优越感受到挫折，并强烈地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机。一大批具有近代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国家是民族发展的有力后盾。据统计，在1898年至1903年，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穆勒等人的自由主义学说，大量传进中国，以专书或论文的形式出现的西方政治学论著的译本，多达48种，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最受欢迎。[8]

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们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国家观念，以土地、人民、法制、作为国家的基本要素，提出了近代国家观念，号召通过启民智、新民德、兴民权，把个人、家庭的命运与国家、国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真正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并以这种共同体为争取独立的主体，进而在国际秩序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在大量西方文化要素的基础上建构的国家认同，如何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凝聚力，成为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家国情怀是中国实质性传统（1）的重要内容，代表着中国人对民族文化、生活方式的认同。这种实质性传统符合中国人原始的心理要求，在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实质性传统“退到了社会生活中更为隐蔽的部分，但他们会通过复兴和融合而一再重新出现” [9]。从理想形态来说，当国家构成人们生活的外在保障，民众生活方式构成国家运行的实质时，以家国情怀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认同就会与国家认同相融合，成为一体。在这种国家认同的背后，现代文明的洗礼是重要的外缘，而其内在的动力则是家国情怀的支撑。具体来说，士大夫阶层根深蒂固的经邦济世观念，以及天下意识是推动中华民族认同现代国家观念的基础。在家国意识向国家观念的变迁中，传统的情感认同中加入了对现代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真诚向往，对于国家、、法制等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也有了逐渐清晰的认识。

三、国家认同的中国特色：

以归属感认同滋养赞同性认同

中国现代“国家”观念的确立过程，是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国家思想和传统的中国民族认同思想结合，并且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过程。近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国家的、独立、振兴和富强看作民族复兴的基本保障，将国家和国家认同看做民族认同的中心问题，而将民族认同作为取得国家独立、的必要手段。[10]基于中国特殊的文化生态，在现阶段的中国，在国家认同中，既包含情感层面的对于人口、土地为基础的文化-心理的归属感认同，此即归属感认同；又包含理性的对国家政权系统，即对、制度的支持，此即赞同性认同。[11]两种认同模式并存，造就了当下中国国家认同方面的某些特性，甚至可以说，文化-心理层面的归属感认同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的国家认同不同于西方国家认同的重要特征。

中国国家认同的这种特殊性，是解释中国许多问题的主要线索。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化中国的国家认同更加需要正视其中的中国特色，积极地从传统的家国情怀中汲取有益资源，念乡爱祖、守望相助、团结和睦等观念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可以有效地转化为爱国主义的心理基础和社会责任的价值支撑。随着天下观念的解构，其内蕴的道德文明的价值理念逐渐与现代国家观念结合在了一起。民权、民主等理念即在这种解构与建构中彰显出来。传统的天下观孕育出今天的国家观，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天下观为民主观的普及提供了文化土壤。唐君毅等学者提出：“从儒家之肯定：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并一贯相信在道德上，人皆可以为尧舜为贤圣，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等来看，此中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即为民主政治思想根源之所在，至少亦为民主政治思想之种子所在。”[12]

传统的个人―家族―国家架构发挥作用，能有效激发家国情怀中自发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建构个人―国家架构的国家认同，则需要提升人的法制意识与公民意识。聚族而居的宗法社会，其深层次结构对中国人的生活和观念产生了长期的、深远的影响，传统生活中的种种品性，至今仍有复杂的现实表现。有论者指出，中国的宗法社会，“即使经历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内战和，以及五十至七十年代频繁的政治运动亦变化不大。直至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浪潮，尤其是一九九年以后的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入城务工，方对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产生较强劲的摇撼，百姓们有可能渐次脱出聚族而居的‘宗法之民’谷辙”[13]。在中国人的宗法意识、家族观念仍旧比较浓厚的今天，用传统的个人―家族―国家的认同模式来激发国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豪情，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来促进传统的家国情怀向现代的国家认同转变，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应有之义。

就发挥传统家国情怀中自发的认同感而言，主要是彰显其情感原则，及自我认同的集体取向。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强调，任何个人都只能在这一家国共同体中生存，个体依附于共同体，并通过为共同体服务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它具有鲜明的义务取向：个体将建立在天然血缘关系上的伦理亲情上升为爱、敬天下一切人的道德情感，并产生维护国家安全、共同体利益的行为。把这种责任意识进一步升华，就成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中的义务优先于权利、集体高于个人的内容，造就了中国文化国家认同中最具独特性的部分。在集体交往中享受生活的乐趣并完成个体的责任，是家国情怀中安顿人的心灵、获得自我J同和家庭认同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家认同的起点。

就提升传统家国情怀的法制意识和公民意识而言，则是把西方现代国家理念引入中国现代文化之中，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展。在现代社会，传统生活中靠私人感情和道德维系的日常生活领域日益缩小。这需要通过社会组织建设把非日常生活领域中的血缘、宗法、经验等自然原则剔除，确立民主、法治等原则。这也是用现代国家认同来改造传统家国情怀的迫切要求。通过民主、法制的发展以及公民意识的培育来增强个体对国家的赞同性认同，是传统家国情怀现代转化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至今，是中国人公民意识自觉的阶段，也是中国民主、法制制度建设高速发展的时期，同样是中国国家认同高速发展的时期。有论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领域成效显著，社会开放，国家认同感迅速提升。此时，爱国主义的主题转向以经济建设与实现“四个现代化”。近年来，中国崛起振奋人心，中国得到世界的关注反过来也强化了国家认同。与此同时，国家认同也面临诸如全球化的冲击、地方性认同的崛起以及因社会公平问题带来的合法性压力。[14]从民主法制的角度强化国家认同，是提升国家凝聚力的必要途径。

家国情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精神理念、生活方式、国家制度等形式对中国人产生巨大影响，融入中华民族血脉，在当今社会乃至未来社会都有表现。以此为基础，解读国家认同问题上的中国特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和思考国家凝聚力、中国社会的发展等现实问题。

注释：

（1）美国著名文化学家希尔斯在《论传统》中讨论过“实质性传统”的问题。该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崇尚过去的成就和智慧，对宗教和家庭的感性、对祖先和权威的敬重，对家乡的怀恋之情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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