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学的基本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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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湖湘哲学；理学；儒学；现代文明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Fundamental Concepts and Spirit of Hunan Philosophy

LI Qing-liang, ZHANG Hong-zhi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After Song Dynasty Hunan philosophy has stabilized relatively and has a particular Neo-Confucianism perspective, insisting that the entire world and each person's existence are non-ready-made comprehensive and overall construction. And from this Hunan philosophy has developed a series of fundamental concepts and the spirit of being practical and flexible, stressing both individual difference and total situatio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ndicated that according to this kind of mentality, the Confucian thoughts definitely may accept, promote and reconsider moder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Hunan philosophy; Neo-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 Modern civilization

一、湖湘哲学的基本思路与基本观念

湖湘哲学的渊源虽可上溯至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但其正式定型却在宋代。所谓定型，是指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并自具特色的基本思路。自周敦颐到胡安国、胡宏、张栻，再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又到近代魏源、罗泽南、、郭嵩焘以及深受佛耶二教影响之前的谭嗣同等人，他们通过前后相承或冥契暗合的方式，在哲学探索上共同形成了一种作为儒学特定形态的理学思路，一种比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更具综合性也更符合源始儒家精神的儒学思路。 湖湘哲学的主要内容就是这种有着独特思路的儒家哲学。周、胡、张、王、魏、罗、曾、郭、谭等人的哲学思想之所以可统称为湖湘哲学，虽与湖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民风民俗有着密切关系，但主要还是因为以同一种基本思路认同并发挥了儒家哲学，故能貌异神合，异域同思，旷代同调。

任何一种哲学思路一般都是为了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实事”问题，即整个世界和人的存在根据与真实状态究竟是什么； 第二是由此而来的价值问题，即应当如何存在（知行）才有价值和意义。哲学思路的不同从根本上看就是“实事”观和价值观的不同。对于湖湘哲学，也可如此来把握。

（一）湖湘哲学的“实事”观

湖湘哲学作为一种特定的儒学思路，首先在于坚持一种结构性“实事”观：无论整个世界还是每一个人的存在“实事”，都是一个非现成性的大全整体结构——既自具根据又自我实现，既不断变化又自我调整，既有争有斗又相倚互成，虽偏而未全却可不断完善。对此，湖湘哲学主要通过宇宙本体论、心性论和体用论的如下基本观念从三个角度来阐明。

其一，体用不离、至诚不息。这是指无论整个世界（天地、宇宙）还是每一个人，既具最为真实的存在根据（“至诚”之“体”，固有的可能性和潜能），又健动不已地自我表现和实现（“不息”之“用”），二者是一个不可分离的非现成性整体结构。只有“至诚”才能“不息”，只有自具根据才能不断地自我表现和实现；也只有“不息”才是“至诚”，只有健动不已地自我表现与实现，才能成为真实而大全的结构整体。“至诚”和“大全”都具有非现成性。就人而言，其“至诚”之“性”与“大全”表现就是既固具又非现成，必须充分发挥“心”的主动性方能至诚而实有其大全。“性”是本体，“心”是主体，主体是本体非现成的大用和表现。本体可谓之“体”、“静”、“隐”，本体的大用和表现可谓之“用”、“动”、“显”。整个世界和每一个人的存在“实事”，首先就是一个体用兼具、至诚不息、隐显相即、动静互含的非现成性大全整体结构。

其二，理一分殊、常而必变。这是指体用不离的整体结构的具体存在，即整个世界或每一个人的所有实际表现，既有分殊性又有统一性，“一”与“殊”、“常”与“变”是一个不可分离的非现成性整体结构。分殊性包括变易性、差异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层次性与条理性。统一性是指自我表现虽不断分殊却总能自我调整或自我规范，故虽变而可常、虽异而可通，齐归于自我实现；否则所有动用和表现便不过是流离分散而互相冲突、互相取消的乱动妄发，不能成为自我实现。统一性源于自具至诚至静至一之“体”，分殊性则源于“体”必动而“不息”，动必乘“几”（特定的内因与外因）而“几”非一，故动则有常有变、有同有异，也可说是常而必变、同而必异。所以真实的世界和个体，一方面虽具统一性却绝不单调划一，而是纷繁复杂、变化多样，各有特性、各有层次、各有条理；另一方面虽具分殊性却绝不乱动妄发、流离无依，而是自我调整或自我规范，并不因其变易性和差异性而取消其真实性和统一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世界和每一个人的存在“实事”，都是一个既自我分殊又自我自我统一的非现成性大全整体结构。

其三，相倚互成、偏而可全。这是指对于整体结构的任何层面而言，各要素之间都是一种相倚互成的关系。“体”的各个方面（比如船山所谓乾坤二性）之间，“用”的各个方面（比如同一人的动静进退）之间，“体”与“用”（比如胡宏所谓“性”与“心”）之间，虽然不同甚至相反，却都相互依赖（船山所谓“交待”、“相倚”）并可相互成就（船山所谓“交济”、“互成”），成就每一方面也成就整体结构。每一方面之所以偏而可全，就是因为处在一个相倚互成的整体结构之中；每一整体之所以日新富有，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和谐交济的结构性整体。所以，这个整体结构尽管存在相刑相害、相斗相争的现象，却可和谐交济、共生互成，并不因为有斗争就取消其相倚互成的性质，正如并不因为有变就取消常，有恶就取消善。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世界和每一个人的存在“实事”，都是一个交待相倚、交济互成、偏而可全、和谐日新的非现成性大全整体结构。

从表面上看，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也讲体用不离，前者又特别重视理一分殊，但二者都不能像湖湘哲学这样充分坚持非现成性的大全整体“实事”观，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都未对“相倚互成”观念予以充分重视。这个观念同时意味着非现成性和大全性两个要义：没有任何一个要素可以绝对独立、绝对现成，也没有任何一个要素可以绝对决定、绝对控制整体结构，因此缺少任何一个要素就都不能构成一个可以充分实现、全通而大备的结构性整体，必须共同协作，互相借助，才能自成而共成，实全而日新。显然，如果讲“体用不离”、“理一分殊”而不包含“相倚互成”这一观念，则表面看来虽似也重视整体结构及其大全性，实则只是执体概用、执一贯殊——以为某一要素可自成自立并绝对决定和控制整体结构的其它一切要素，因此势必是立体废用、举一废万，并不能真正坚持非现成性的大全整体“实事”观。所以“相倚互成”观念对于湖湘哲学至为关键。周敦颐“无极而太极”和动静“互为其根”诸语已经蕴含此一观念，胡安国、胡宏父子“用以成体”论则明确提倡此一观念，王夫之的“乾坤并建”论（继承和发挥了张载的“太和”论）更全面论述了这一观念。

总之，对于湖湘哲学而言，无论整个世界还是每一个人的存在“实事”，都是一个非现成性大全整体结构。这表现在湖湘哲学的形上探索中，就是在体与用、理与气、心与性、心与物、心与事、道与器、理与势、性与情、理与欲、义与利等范畴之间，总是坚持一种不二不一、相倚互成的结构性关系。湖湘哲学的思路之所以比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更具综合性也更符合源始儒家精神，其根源实在于此。

（二）湖湘哲学的价值观

湖湘哲学作为一种特定的儒学思路，又在于从上述“实事”观出发，总是坚持一种务实尚通、重异贵全的结构性价值观。此所谓价值观，是指知行两个方面有关真、善、美等价值判断的基本依据，其中的知也包括审美这种特定形态的知。无论知与行，只有“实事求是”才有价值和意义。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务实，即从“实事”出发并为了“实事”。“实事”是一个统摄各种分殊而可“通”可“全”的非现成性结构整体，所以要务实，就必重异（重视差异）、尚通（无处不通）、贵全（无一不备），坚持一种结构性价值观。对于这种价值观，湖湘哲学主要通过体用论、修养论以及王道论的如下基本观念来阐明，它们同时也是比较具体的价值原则和价值观念。

关于知上的务实尚通、重异贵全。“实事”作为非现成性整体结构，并非现成地摆在面前、人人都可看到，“实事”的发现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和价值。要发现这种意义上的“实事”，实际上需要具有整体性视域或结构性眼光。为此，湖湘哲学主要提出了三个基本观念。第一，即用求体。“用”具现实性、分殊性和有限性。即用求体，就是从实有可见的现象探求其同样实有却幽隐的本体，从分殊变化的现象探求其一贯而可自我调整的内在根据，从有限残缺的现实探求其可通可全的固有潜能。所以此一观念首先意味着现实性原则：一切认识与思考固然不能局限于既成事实，但须首先承认现实的真实性而以之作为基点与起点。故必即用求体而不是“妄立一体而消用以从之”，“即事以穷理”而不是“立理以限事”。此一观念也意味着下述两项观念或原则。第二，即物求理，即事求理。此即实践性原则与实证性原则：必须在实“事”实“行”之中求知，必须“质测”（王夫之）、“验诸实事”、“质诸人人”（魏源），而不能遥度想像，不能仅靠书本，也不能局限于个人的实践与实证。第三，由“分殊”求“理一”。此即分析性原则：精辨细察不同方面的分理、同一方面的不同层次和各个层次之间的条理秩序。必分而后可合，必殊而后可一，必析而后可通，必遍而后可全。因为所谓通与全就是纤悉周至，不抹杀任何方面和层面；所谓“理一”是指众理皆可贯通统一（船山所谓“保合和同”而“协于一”），并非指只有“一理”。没有分析辨察的综合与统一，不能谓之通与全，只能谓之“混同”与“笼统”；不能遍察“分殊”的“理一”也不能谓之“理一”，只能谓之“一理”。

关于行上的务实尚通、重异贵全，湖湘哲学主要提出了如下五个基本观念。

其一，全备为实、通贯为诚。“实事”非现成而可“通”可“全”。但现实总是既成，总有残缺和局限，即使已相当全备通达，还可更全、更通。真正有价值的实践必是务使隐者显、虚者实、偏者全、塞者通，务使“实事”获得充分实现。因此务实尚通之行必不为现实所屈所限，勇于变革和改革。当然，其中也当包括安于不可变或不必变的一面。

其二，重势贵几、重序贵等。“实事”具有分殊性，不同方面各有分理与条理。故而湖湘哲学非常重视“势”、“几”、“等”（层次）、“序”（次序）等概念，其实质就是要求，无论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都应重视其特殊性和条理性。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不同事情要不同对待；做每一件事，都要根据事势与事情本身确定其关键、条理和层次，循序依等，步步为营，由低升高，自近至远，由粗入精，由浅入深。不管现实差异而株守现成之理、一成之法，或在事势尚不具备的条件下就想做成轰天动地的大事，或不做充分准备、不下十成工夫，企图跳过所有中间环节而直接到达终点，凡此种种，在湖湘哲学看来，其动机都是出于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畏难求易、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等私意，其实质都是既不愿承认世界的分殊差异也不能忍受事情的委曲繁重，其结果则必如孔子所谓“欲速则不达”。“实事”本是“大全”，不讲分理和条理，只想以一当十、毕其功于一役，势必执一废百、顾此失彼，故最终或是一无所成，心倦气馁；或是反受其害，每况愈下。总之，欲速则不达，锐进必速退，“遽期速效，反以害之”。只有讲究分理和条理、重异贵全的实践才是务实尚通之行。

其三，德才并重、术器皆尚。务实尚通之行不仅要实做实行，还要做好做成、做“全”做“备”，这就既要有德又要有才、既要尽术又要尽器。惟有德，方有心；惟有才，乃有力。有才无德，则虽有力而无心，虽有心而不尽心；有德无才，则心有余而力不足，虽出于好心或极其尽心而毕竟无力做成实事，甚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有德才兼备，才能既有心又有力，既尽心又尽力。同时，要做成实事，还须有术有器。在个人修身中，要做成一件实事，必须有相应的办法、合理的方式、恰当的器具；在治国平天下中，要仁覆天下、为民谋利，必须有合理的体制与制度，同时还当有先进的技术和工具（自魏源以后，湖湘哲学家所谓术与器就包含这一层面）。正是从这种识度出发，王夫之明确指出，“善吾才，即所以成吾德”，“短于才，正是德之不优处”，只有“有术”方能“尽心”，只有“尽器”方能“尽道”。

其四，一体为仁、天下为公。务实尚通之行的最高境界是具有“仁心”亦即“天下一体”、“天下为公”的意识与动力并为实现万物各得其所而不懈努力。每一个体的自我实现都不是现成的，必须发挥其主动性或能动性（“心”），此种主动性来自对其固有根据（“性”“体”）以及所可有的自我实现（“用”）的自觉，故“心”具自觉和主动（能动）二义。但每一个体又处在各种不同层次的整体之中，个体的充分实现既须依靠与其他成员之间的交济互成，也须表现为促成其他成员从而是整个整体的实现。所以要充分实现，首须充分自觉而具有最大的主动性。对于所有成员之间相倚互成、一体不二的充分自觉就是“仁心”。此所谓一体不二，不只是一般的结构性关系，而是犹如同一身体各部分之间气血通贯、痛痒相关。“仁心”的具体表现就是本着“天下一体”、“天下为公”的观念，为所有人甚至万物的充分实现而不懈努力。这在政治上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的“王道”。所谓“天下为公”或“公天下”，是在总体目标上要“利天下”（促成所有人以至万物都能充分实现而各遂其性、各得其所）而不是只为一家一姓，在政治体制上要天下共治、上下通气而不是只由君王或某个集团独断专行，在具体制度上则要广用人才、广利百姓以便交济互成并使所有人都有机会自我表现、自我实现。同时“天下一体”、“天下为公”的“仁心”也表现在各个领域，比如道德上的同情、诚信、互谅，群体事业上的公共意识、互助意识、分工合作意识等等。“天下一体”、“天下为公”的“仁心”并非只是君王才有，而是人人都可具备且能随时实践的观念和动力，因此人人都可在已有的条件下获得最大实现，成就最大价值。

其五，业贵专精、事必互成。“实事”乃大全，理一而分殊，相倚而互成。同一整体的各个成员本就相互依赖也相互成就，既成就每一成员也成就共同整体。所以无论个体还是整体的充分实现，都需要每一个体各精其业、各尽其职而又相辅相成、交济互成。务实尚通之行也必包括这一方面。湖湘哲学自王夫之提出“乾坤并建”论之后就特别注重此一原则。自魏源之后，又将其运用到经世致用的各项事业和各个领域中，强调既须“专门”“夙习”，又当广泛参考、集思广益，并特别指出不能将“全体大用”的实现寄望于某一个人，而应由各种人才、各门学术来共同实现。

以上从“实事”观与价值观两个方面大致钩勒了湖湘哲学的基本思路与基本观念。但这种基本思路并非现成固定，不是从一开始每一个湖湘哲学家都具备了其中所有观念，也不是所有湖湘哲学家只有这些观念。恰恰相反，这些观念是不断拓展、不断丰富的。我们正可以由此来判断每一个湖湘哲学家在湖湘哲学史上的具体贡献。另一方面，这种基本思路虽非现成固定，却有相对稳定的核心观念，即在“实事”观上总是坚持“实事”的结构性、大全性、非现成性、交互性，在价值观上则总是坚持务实尚通、重异贵全。这些核心观念是每一个湖湘哲学家的共识，虽然未必都有详细阐述，但其具体思想几乎都源自这些核心观念。所以，这种基本思路虽非现成固定，却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内在统一性；尽管每个湖湘哲学家的思想重点不尽相同、概念术语不尽相同，却都可归于这同一种基本思路。这也是理一分殊。

二、湖湘哲学的基本精神

湖湘哲学的上述思路和观念，决定了湖湘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依据上述“实事”观而贯彻践行务实尚通、重异贵全的价值观。其具体表现主要有如下八个方面。

其一，全面承认、根本信任的现实精神。人们对于现实世界与现实人生，往往不能完全接受，比如对于其变异、隐微、卑微、混乱、丑恶、悖逆的一面就于难以接受甚至完全不能接受，因此或斥之为虚妄，或斥之为末节——所谓末节是指无意义、无价值，故虽有而若无——总之是拒绝承认其真实性、实有性。但湖湘哲学认为，现实的所有方面都应全盘承认其实有，“坦然不惊其所从来”。一则因为“实事”本是大全，包罗万象而并非只有一面，凡现实的都是“阴阳之必有”和天地所实有；二则因为“实事”实有其“体”且实有其“用”，故隐而可显、微而可巨、偏而可全、变而可常、乱而可一、恶而可善、逆而可顺、争而可谐。当然，所谓“可”并不等于“必”，可能性要成为现实性，还须发挥人的主动性。但在发挥主动性之前，首须相信实有这种可能性，否则纵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湖湘哲学之所以那样强调“体用不离”和“理气不离”，那样喜欢讲“诚”，那样重视“气”并反复为之辩护，就是因为从根本上信任“气”，相信现实世界和现实人生自具根据而可自我完善。正因相信和信任，所以接受和承认。接受和承认并非终点，而是起点；只有先予接受和承认，才能认真对待和改变。否定消极面的真实性，其实等于预设了现实世界有其虚妄无据的一面，因而不可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这就从根本上斩断了在现实世界之内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只有彻底脱离现实世界才能彻底摆脱其消极面。只有不幻想一个完全没有消极面的理想世界，才能不厌离总是存在着消极面的现实世界。

其二，接受分殊、重视差异的开放精神。此种开放精神实为上述现实精神应有之义。分殊之所以应当接受，是因为“实事”虽“理一”而必“分殊”；差异之所以应当重视，是因为“分殊”并不在“理一”之外而恰恰是“理一”的表现。所谓“理一”，并不是指一个要素可以统辖和决定其它一切要素，而是指所有方面都交待相倚，故可通过交济互助而能自成、互成和共成。因此重视差异，并不仅仅只对整体具有意义，对于每一个体同样具有意义；也并不是为了一方最终吞并或统治另一方而独大，而是为了双方都能偏而可全、不断壮大，一方独大者绝不能不断壮大。所以，重视差异意味着反对独断、独霸和垄断。王夫之所谓“乾坤并建”，魏源所谓“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尤其谭嗣同所谓“道非圣人所独有也，尤非中国所私有也”，讲的都是这个道理。正是这种观念造就了湖湘哲学的开放精神。正因有这种开放精神，所以魏源虽未出国却能“睁眼看世界”，并说西方“远客”并非“夷狄”而实为“域外之良友”，西方科技并非不屑一顾的“巧”而实为“夺造化，通神明”、“前民物”的“奇技”，英、美等国的政治体制则比中国已有的封建、郡县制更能体现儒家的“天下为公”原则。则由最初只信奉理学一转而为“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再转而为“一宗儒学，不废诸子”，三转而为“一宗中学，不废西学”，晚年更提倡并领导了中国的。当然，开放精神不仅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基于经验与时势而不断拓展的能力，所以湖湘哲学的开放精神是不断扩展、不断深入的，并非从一开始就能如此，也并非人人都能如此。

其三，因势尽理、能变能安的通变精神。这其实是上述开放精神的一个方面。“实事”自具体用，故能变；“实事”乃大全，现实却偏而未全，故当变。然而，尽管既能变又当变，在具体的现实条件下却未必可变。只有在事势成熟之际才可大变，虽有其势而未“成”未“熟”则只可顺“几”小变渐变，若完全无势则必不可变。所以湖湘哲学尽管非常强调变通，但并不惟变是尚，它其实是主张古人所谓“通变”：可大变则大变，可小变则小变，不可变则安然接受而不因之动心乱性；即使变，也是有因有革而非尽废其道、尽革其命，因为若谓历史一无是处，则所谓“实事”就是虚妄无据，所谓变革便只是外铄的颠覆和革命。“通变”就是因势尽理。正如郭嵩焘所说：“道理须是面面俱到，凡只得一面者，皆私见也，不可谓之道理。”能变和当变都属于“理”，但“理”并非只有可能和应当，事势之可否也属于“理”；有其可能和应当未必就有其事势之可，但有其事势之可则必有其可能和应当。所以仅讲可能和应当并不能尽理，只有因势方能尽理。因势尽理就是务实的表现之一。势不断变化，由有到无，由生到熟，又由熟至亡。所以因势尽理也就是随时合理，不管大变、小变，或不必变则不变，不可变则安受，无不是务实合理，无不能成立其价值与意义。此种通变精神是湖湘哲学的一贯精神，凡是通变的反面即惟变是尚、骤言变革、尽革无因或势不可变而心不能安，都为它坚决反对。

其四，高瞻远瞩、循序渐进的条理精神。开放精神主要是处理个体与世界的关系，条理精神则是处理同一“实事”各个生成性环节的关系。“实事”的条理是指“实事”自我生成、自我实现的固有脉络（“序”）和固有层次（“等”），以今天的术语来说可称为内在逻辑。重视条理精神，就是既要重视对“实事”各环节的全面把握，又要重视各环节之间不容紊乱的先后次序和不同层次。这就既须高瞻远瞩、洞见幽隐、识其先机、分清主次，又须步步着实、层层推进、有条不紊、积小成大。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开的，恰如弈棋，只有全局在胸，方能着着合理；而一着不慎，即满盘皆输。所以重视条理精神，就是既有全局眼光、先机意识，又不急于求成、贪功冒进。这也是湖湘哲学的一贯精神，自张栻和王夫之之后得到极为深入的阐说，并被运用到修齐治平各个领域。

其五，建立仁政、尽显仁心的制度精神。这是条理精神在治平事业中的运用和客观化，由体用相倚互成和一体为仁、天下为公等原则而来。只有让所有人乃至万物都充分实现而各遂其性、各得其所，才算真正“尽心”即尽显“仁心”之“用”。依据儒家思想，要实现这一最高目标，必须在整个天下实现“王道”。“王道”包括礼、乐、刑、政四个方面，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仁政。仁政包括政治体制和具体制度两个层面，其目的都是“公天下”和“利天下”。湖湘哲学从周敦颐开始，就十分注重探索如何才能建立“公天下”和“利天下”的仁政。胡安国、胡宏、张栻一脉相承，明确提出若无仁政便不能充分显发仁心，因为二者的关系就是体用关系、仁义关系或道器关系，无其用即无其体，无其义即无其仁，无其器即无其道。王夫之则认为，建立仁政乃是“尽心”的应有之义和必有之义（“尽心所本有之术”），为此他提出了“环相为治”、“置天子于有无之外”、传贤而不世袭、“征天于民，用民以天”、逐层分统而不越级遥控等体制性设想。魏源不仅将对各项制度的分类考察作为“经世”之学（或称“经济之学”）的核心内容，而且明确意识到西方民主政体及各项具体制度是更能实现“公天下”、“利天下”的仁政。重视广义之“礼”实即重视各项具体制度，所作各种“劝诫”、“章程”、“营规”、“营制”等则是为所辖区域实际“立法”。至于郭嵩焘和谭嗣同，更在中西交会的视域之下明确主张政治体制及各项制度的改革实为建立现代文明之“本”。这种制度精神是湖湘哲学王道论的核心内容和一贯传统。

其六，德才并重、道艺不二的人才精神。此种精神由“实事”乃大全而体用不离、全备为实、通贯为诚及德才并重、术器皆尚等观念和原则而来。周敦颐提出“志伊尹之志，学颜子之学”，强调既须“明体”又当“达用”，率先标举此意。胡安国、胡宏父子则从无其用即不足以成其体的思想出发，主张“以古人实事自律”，故须既能“晓事”又能“办事”。张栻又提出“君子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究”、“弗胜其事则为弗有其性”等主张。船山在这方面的论述也极深入，上文已经有所引用。魏源强调“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故必“通经致用”而“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也主张学术当分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四科，并认为四者既相辅相成又相对独立。所有这些主张都有论证德才并重、道艺不二之意。德才并重、道艺不二不仅是务实尚通、经世致用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个体与社会全面发展的一种精神追求。个体的充分实现和社会的高度文明，不仅依赖于德、才、术、器、道、艺等因素，也必然表现为这些因素。才、术、艺、器、文等，不只是手段和工具，也是个体与社会的充分实现这一最高目的本身的组成部分。对体而言，用不只是工具和手段，更是体自身的表现和实现。正是出于这种识度，特别贬斥了“崇道贬文”的观点，主张道与文应当“兼尽交至”（《致刘蓉》）。

其七，各有专精、交济互成的协作精神。此种精神由相倚互成、偏而可全的“实事”观和业贵专精、事必互成等原则而来。全面发展每一个体的各项素质诚然应成为每一个体和整个社会的自觉追求，但限于先天和后天的条件，每一个体又只能各有所习，偏而难全。正如魏源所说：“体用一原，匪圣曷全？”所以德才并重、道艺不二只当成为每个人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宏大识量，不当作为对于别人求全责备的理由。然而，德才兼尽、术器俱盛、道艺彬彬的理想又如何实现？湖湘哲学主张，这一理想只有通过共同体各成员之间互相合作、相济互成才能实现。对于共同体而言，通才之量与专才之实不矛盾，偏至一诣的专才对于个人而言虽为不得已之事，但对于整体而言却并非缺憾，正如船山所说“虽专而犹相为备，故致曲而能有诚”，并且是越专就越精，其力也越健。湖湘哲学由此发展出各有专精、交济互成的协作精神。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专精意识，一是协作意识。这两种意识本就可由“理一分殊”、“相倚互成”的“实事”观一转而有，协作意识又可由“天下一体”、“天下为公”的观念和王夫之所说的“乾坤并建”论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自魏源以后，专精意识和协作意识在“经世致用”的各个领域中被明确提倡。他认为对于各项制度应当加以分门别类的研究，“各致其功”、“各通其变”而“不得谓一可类推”，故其《皇朝经世文编》将经世之学分为8大门类65个细目；他又认为“绝世之资，必不如专门之夙习也；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所以必须互相合作互相借助。

其八，工夫十足、务求实成的实践精神。此一精神由大全而非现成的“实事”观以及即用求体和全备为实、通贯为诚等原则而来。湖湘哲学对此有四点重要认识：第一，不全不备不可谓之有成。正如张栻所说，但有一事不贯则其德不全。第二，有一分工夫方有一分成就，只有下十分工夫才可能真正做成一事，绝不可能不下工夫或工夫不足就可侥幸有成。正如谭嗣同所说：“不下十成死工夫，焉能办成一事？”依“体用一源”之义，就是惟有“全用”方有“全体”。第三，大全的“实事”本身就包含十足的工夫，工夫并不是外在的手段而就是事情本身的组成部分，工夫本身就是成就、就是价值。所以胡宏说，“人事之不息”正体现了“天命之无息”；也说，能“耐苦”而“勤”习不已即是《中庸》所谓“诚”。第四，所谓实下工夫，就人而言是指全身心的投入，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而尽心尽力；就事而言，则指根据上述七项内容不断接触现实、了解现实、改变现实，循序渐进、因势尽理、专精所习、分工合作等等；就目的而言，则是务求个体之成德成才、社会之文明日新、天下之各得其所。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湖湘哲学自湖湘学派以来一贯强调这种工夫十足、务求实成的实践精神，并认为其实际表现就是不畏苦、不畏难，不惮繁重、不避琐细，不急功、不欲速，坚忍不拔、百折不回，或如俗语所谓“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不是指意气用事，而是指坚忍执着）”等等。

篇2

当今全球都被生态破坏这一问题所困扰，相应的更多的研究人员开始研究如何恢复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生态问题上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生态的问题在态度和解决方式上都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对生态所造成的破坏也在加剧，对如何解决生态问题，哲学学者对此也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念。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早在几千年以前，我国的古代哲人就已经对生态问题有过认识，所以无论是如今的法律构建还是哲学思考都应当重新审视古典哲学对生态的观点，继而引领现代走向未来，为我们的生态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一、古典哲学对生态的表达

我国的古典哲学以儒家、道家最具有代表性，两家都对生态有着自己的观点和理念，有相似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对此笔者做如下介绍：

（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对生态最为有影响力也是最能表达儒家思想的观念，从大范围上说“天人合一本文由收集整理”思想也是中国古典哲学对待生态的最有力的总结，是从古至今哲学的基本观念即人与自然的统一思想。笔者在此对“天人合一”思想作如下理解：

人是“天”的一部分，“天”是人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对生态的认识，即对天的认识与西方的上帝观点大为不同，生态是指自然界的所有，是真实存在的，而其形而上的才是超乎现实存在的天道、天德，这两方面在传统的儒家看来是统一不可分的。儒家对人的认识是与自然紧紧相连的，认为人来源于自然，依靠自然而生存，也即为天人合一的主张所在，人是“天”的一部分，“天”是人的一部分。北宋哲学家提出：“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无与也。”乾坤是天地的代称，天地是万物和人的父母，人世间所有认识和知识的来源都是自然，天、地、人三者混合。

而汉代的董仲舒认为人在生理上与自然也是统一的，这种学说在如今看来似有不科学之处，但是从人来源于自然，与自然同生发展的角度来看，似乎这样的理论有其合理之处，可能在未来这一观点会得到相应的验证。明代的哲学家王阳明有过“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表达，是说世间万物都是人生存发展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身体的一部分。首先人的生活物质来源离不开自然界，人的衣食住行依靠从自然界中所获得；其次人的思想意识也是由对自然界的认识发展而来；再次，“天道”“天德”思想体系也是对自然生态的体悟。人对天的认识实际上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只有人在认识行动上与自然的发展规律相适应，才能够从自然中得到物质支持，才能发展人类自身，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所以说中国古代儒家认为的“天人合一”明确体现了人与生态相依相存的特点，儒家的先哲们也从中总结出了天即自然生态是人内心思想的源泉，只有人心与自然生态相伴发展、互为体现时才能进步，只有人善待生态才能在自然界不断的繁衍发展。

（二）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

道家与儒家在生态观点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都存在着哲学上的认识差异，传统道家认为宇宙是由太极发展而来，世间万物都是由阴阳组合而成，《老子》中最经典的表述是这样“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所说的“一”代表了生态的整体性观点，“二”“三”则体现的是人的动态发展及与自然发展的和谐性，万物是我们在发展中所产生的、遇到的各种新层次的事物，体现了生态的多样性。“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最为有价值的，也是现今所提倡的和谐理念。

道家哲学思想对生态的观点重在“以天和人”，认为生态在其演化发展中对人具有包容性，而这一观点的弊端也正在于此，对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认识不到位，相对于儒家哲学思想对人的重视存有不足。但是关于人与生态的地位认识上道家哲学思想却有其先进性，道家认为人与生态万物都是平等的。

从道家哲学总体上看，强调生态的价值多于儒家，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上就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和谐的关系要不断维护，人的发展要放到整个自然生态大环境之下，尊重生态的发展规律。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哲学都是认为人与自然应当共生发展的，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都是一种生成论的世界观，是不可分的整体，但是两家在观点理念上还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总而言之对生态的关注要注重和谐，要善待我们的源泉，要走双赢的发展道路。

二、生态哲学中的宗教问题

上文中已经提到过在有形的物质世界的自然生态视野之外，还存在着形而上观点的“天道”“天德”思想体系，这是我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最为明显的区别所在。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并不是超乎现实的空想理论，而是与生态自然统一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新体现，它来源于自然，也为自然的发展有其特殊的作用和功能。“天道”“天德”对人而言强调的是自然的主宰作用，在整个自然界孕育生命的大背景下，“天道”“天德”是依附于自然界而存在的，但是在功能作用上又是有主宰作用的，从而使人们对自然界，对“天道”“天德”有了敬畏之心，即儒家“敬畏天命”的宗教精神。这一哲学精神对生态的意义非同凡响，从中可以领悟自然生态并不是单纯的认识领域，自然界与人的关系也不是以人的主观意识来构建的，是需要人们认真、理性的去对待的，敬畏天命就是要求人们在与自然相处时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尽量减少对生态的破坏，才能继续的生存发展下去。相反，如果肆意破坏自然生态，上天会对人有所惩罚，从现今来看我们人类已经越来越多的受到了自然对我们的惩罚。过去在工业化发展建设中对生态的破坏已经超乎了必要的限度，对生态毫无克制的掠夺和污染、破坏，使现在的生态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最后受到伤害的还是人类本身。

中国哲学的宗教精神，除了上述“敬畏天命”，还体现在人们对自然生态的回馈这一方面，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先哲，都认为天地是人的父母，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所以要对自然生态报答恩德，要有仁爱之心和敬爱之情，这是度人的内心宗教情感的反映，这种积极的宗教情感对人们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是有益的，对今天的哲学和生态发展都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三、传统哲学思想对当代生态问题的启示以及局限性

以儒家典型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为例，其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一的思想，对我们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生态问题，重新使生态回归良性发展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儒家哲学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万物中比较人并不比其他物种在价值上更高，人高于其他物种的只是在德行方面，儒家称这种德行为“仁”，在生态上的体现就是要求与生态和谐相处，这种认识观念值得我们今天来弘扬，因为过去对生态的破坏急需我们来修复这段不和谐的关系，审视我们自身的德行，到底该如何发展。对比现今的主流生态价值观，儒家哲学早就对此做出了指导，所以对我们今天和未来的生态发展是有很深刻的价值可借鉴的，是对待生态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但是社会发展至今，原来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社会经济结构也由原来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完成过渡，并逐步向着信息社会发展，“天人合一”的基础土壤也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生态环境受到的也是深层次的破坏，传统的观念已经不能根本改变这一现状，所以对传统的哲学生态观应当取其精华，不断丰富发展其内涵，与现代科学和哲学价值观相结合来解决现今全球性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才能奏效。

第一，儒家哲学对伦理秩序的维护重在人际关系方面，而忽视对自然生态的规范和调节，对整体以及深层次的生态缺乏深刻的认识，时展至今，需要我们对传统思想继承、弘扬和发展创新，对儒家的哲学生态观结合当今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新的发展观念加以改造，解决自然生态与人在发展上的矛盾，克服传统哲学思想的片面性。

第二，对人的教育感化以人自身参悟为主，使思想的指导作用局限于道德层面，而对实践中践行和谐发展观没有重视，所以在解决问题方面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对推动和解决实际的生态问题还没有系统科学的论证。所以我们对此要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结合科学，运用于调节人与生态关系上。

第三，仁的思想给生态观冠以了神学色彩，儒家“天人合一”是以仁作为理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对自然生态也赋予了仁的色彩，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思想使得神学的色彩更加浓厚。我们对此在理解时应当从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角度来看清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用这样的密切关系来指导我们看待生态的态度，树立和谐共生的发展观。

总而言之，用古典哲学的生态观来解决目前所遇到的严重的生态问题，需要对传统的思想理念进行批判的吸收，取其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造创新，与时代的特点紧密结合，与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共同致力于对生态环境的恢复，实现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发展相处的美好愿景。

产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进步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人们价值观念的问题，也有制度内容的缺陷等等，环境变化体现着价值观念的变化，也正因为此，法律生态化是对生态哲学的一种反映，是传统的哲学生态观逐渐发展为制度保证的一种趋势，是指导价值观念树立的一种国家活动，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篇3

关键词：人生哲学；孔子；名；仁；道；为学

人生哲学是个人对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关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以及人生价值等方面的看法。它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人生安身立命的问题，涉及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面对自己的处境应当采取的态度，简言之凡是探讨一个人生存在天地之间根本做人之道的学问，都属于人生哲学的范畴 [1] 。孔子创立的人生哲学要求的是入世，倡导建功立业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其思想不仅在社会生活中是强大的精神支柱，而且在政治、教育和社会风气上也处于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国民精神。

一、孔子之名：修养及发展的起点

孔子生在春秋末期大国争霸的乱世，当时社会诸侯不安于位争权夺利。他虽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但因其思想与现实不合而不被重用。一生生活贫贱颠沛流离，生在乱世又雪上加霜，中国常言的人生三大悲哀：幼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孔子都遇上了。他经历了幼年丧父，青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一生的坎坷不幸他没怨天尤人而把命运变成使命，没有强调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却时时关心社会。孔子在其人生道路上战胜了自己使自己不为苦痛所系，致力于谋求社会大众的福利。他的经历教诲了后世，其思想和智慧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开启了儒家文化的先河。

孔子在论及名分时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乱世的礼乐不兴渊源于名不正，导致言不顺事不成。孔子生逢的乱世始于人际关系的迷失，人际关系的失常则由于名不正，因此孔子提出了正名，以此作为化解人际关系危机的前提。所谓正名就是用周礼匡正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辱礼。孔子重视礼视其为维护制度的手段并认为维护礼需要从正名入手。在那种名分已失天下大乱之时，“孔子惧，作春秋”，他所害怕的正是人际关系的沉沦社会的混乱及人心的败坏。他虽然重视礼乐教化却认为礼乐的根本在于仁德的修养，要正名得从个人的修养开始，于是提出了其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仁。

二、孔子之仁：人生哲学思想的核心

孔子将仁作为人格的核心视其为完全人格，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被称为仁人。仁是个体的道德内在性是个体成圣的内在依据，所谓成圣是个体修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2]。仁的意义首先是独善其身的君子；其次是兼济天下的圣人，两者的综合就是仁人即内圣外王，此为儒家的理想人格。仁的内涵有以下解释：其一仁者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爱一切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其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此为仁者爱人的道德规范。其三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们通过加强自我修养做到以礼为行事准则。其四“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孔子仁学思想的精妙在于将外在的传统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从最基本的家庭入手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仁学植根于家庭伦理深入最基本的血亲观念之中。他们之间关系准则更突出的体现在孝悌、友仁和守信三个方面即人际关系中涉及的孝、仁、信。[2]

孔子人生哲学是以仁为基础的伦理型人生哲学，是讲道德重进取的现实主义人生观。它要求为人“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从而亲仁”，以仁为基础提出了儒家的核心概念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等等，都是做人的基本规范也是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人都处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应将做人的基本规范视为一种普遍的人际关系准则，这便是孔子倡导的“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伦理法则。凡在生活中能够坚持以上操节并以之为安身立命者，就是儒家所称誉的圣贤仁人。

三、孔子之道：追求的终极境界

道在孔子思想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之道即仁道。道的产生和培养是依靠人的努力，道在人中并由人传递下去，“吾道一以贯之” ，最终依靠人们的活动而成为现实，“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孔子经常教导弟子:“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居，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荣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些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伦理原则从其深层的底蕴来讲，说到底是人生价值生命归宿的大问题。

他告诫学生以道为生活原则，有了这个原则在生活中即有所得。孔子把人分为小人、君子、圣人等不同类型，如何才能实现圣贤的理想人格，其路径便是内圣外王之道[3]，孔子人生哲学强调的是入仕体现了内圣外王之道的精神，追求个人的道德完善和社会安宁也将此作为立身处世的崇高目标。之后儒家《礼记・大学》所阐发的“三纲领，八条目”最能说明内圣外王之道，因此即便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贯穿孔子人生哲学思想核心的还有一大理念就是为学。其一生把学习看作是人生的一种理念。《论语・学而》的第一段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要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总是教导人们采取积极有为的态度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途径主要是为学，正如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学贯穿孔子人生哲学思想之中，并成为其他各方面发展的前提，孔子之名、孔子之仁、孔子之道都要经过为学而获得发展，几方面统一起来构成独特的孔子人生哲学体系。

参考文献：

[1]邬昆如，人生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2]陈延庆，仁学人生哲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和逻辑结构简论，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4月，第22卷第二期

[3]高云伟，仁、道：孔子的人生哲学，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6月第6卷第2期

篇4

[关键词]中华文明；儒家文化；中医诊疗观；形成；发展

[作者简介]唐乾利，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教授、主任医师，供职于广西中医学院；陈小平，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覃文玺，广西中医学院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何清湖(本文通讯作者)，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208

[中图分类号]G03：R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086-04

《黄帝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从巫医一体的理论体系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也同时直接指导着中医诊疗观的建立。在统治者推崇儒家文化的年代里，随其重点的变化，中医的诊疗观或多或少的发生了演变，本文就其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作一初探，并就中医学发展思路作一些初步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一、原始儒学时期

先秦时期是以孔孟为主的原始儒学时期。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其中对周易的整理对后世儒家学者的影响极其深远。儒家与易学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儒家是以《易经》为宗典、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思想学术派别。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成熟的标志，其成书时间与孔子的年代相差不远，作为医学理论的文字表述，其中的阴阳五行理念并非来自于儒家思想，相比之下，与阴阳家的理念更加接近，可惜阴阳家的典籍已全部失传，无从考证。这些理念直接构筑着传统中医的阴阳五行诊疗观念，故在先秦时期，儒家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并不非常明显。

二、经学时期

(一)汉儒经学的建立及其主要思想

汉以后，依靠秦时耆老耳传重写经书。汉武帝即位后，采纳了当时儒家董仲舒的意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弟子员，有五经博士之说，凡不尊六艺、习孔子之术者悉去之，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也是士子必读的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重于在经典的字词句中探求微言大义，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

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著书十余万字，奠定了经学在中国2000年历史上作为主流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核心的地位。其主要哲学思想既承传了汉以前儒家的重视生命、以人为本的益生主题思想，又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农等各家学说，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董仲舒比较系统地发展和糅合了先秦儒家的“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中和”平衡思想和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这些思想不仅渗透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使天人之学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功能。而且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儒学与中医阴阳观念的差别及儒医形成的基础

董仲舒整理的阴阳学说主要来自于《易经》，易经的阴阳主要以二的倍数增长，以一分为二为主体。《易经・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道明了天地阴阳变化之理，但是《易经》的阴阳与《黄帝内经》里的阴阳并不完全一样。

《黄帝内经・阴阳离合论》：“黄帝问日：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岐伯对日：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可以看到，在中医诊疗体系中，阴阳的三阴三阳理论是非常独到的创造，不与其他体系雷同，这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所用的主要辨证论治体系就是三阴三阳体系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按照《易经》阴阳分法固然合于天道，但是因为取类的不同，对三阴三阳的诊疗观还是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了分歧。

由于儒家官学地位的确立，对于医疗体系乃至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医疗队伍的组成结构也造成了新的变化，给后世一种医疗群体――儒医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儒医这个群体是最终导致中医学诊疗观分裂的重要人群。汉以后的执业中医的人群结构数据表明，两汉至唐代52位著名医家中，儒者多见。

(三)经学后遗症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学说、祥瑞灾异说后来演变成为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应该是董仲舒始料未及的。由于其理论中提供了谶纬之术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对政治措施的影响方式上，逐渐与谶纬神学合汇，尤其是王莽与刘秀在夺取政权之际公开利用，将若干谶语编为官书明白昭告；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又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定为功令的必读书，“言五经者，皆凭谶纬说”。儒生为了利禄都兼习谶纬，称“七经纬”为“内学”，而原来的经书反称为“外学”。使得谶纬的地位实际上凌驾于经书之上，从而让谶纬之术发达起来。

谶纬的兴盛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本来《黄帝内经》理论体系构建的传统中医诊疗观已经脱离了传统巫术鬼神占卜的概念，谶纬的兴起直接通过官方把这些理念重新打回到中医的诊疗观中。这在后来的很多医书记述中可以得到证明，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到孙恩邈的《千金方》里都有很多谶纬术的记载。

延至东汉末年，人们得病不是先找医生，而是找巫师，谶纬学泛滥极其严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记载当时的人：“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张仲景对此情况痛心疾首，撰著《伤寒杂病论》正本清源，奠定构造了正统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使中医的诊疗观在文字上规范下来，让中医学独立于谶纬学之外，并显现出不可比拟的临床效果，这是张仲景至今仍被尊为“医圣”的原因。

谶纬之学虽经魏晋以后屡被禁止，但仍然在民间流传，明清时期还有很多医书存在着这些记述。只是到了“”以后兴起，传

统学术退位，谶纬之学才开始真正敛藏起来。

三、理学时期

(一)儒学思想的分野

宋以后。以五经为主干的章句训经学因自身僵化而陷入绝境，熙宁变法失败后社会矛盾激化，佛学南禅宗改革运动的思想浪潮冲击，使得教条经学的专治局面开始发生振荡。疑经之风逐渐兴盛，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儒家文化随之发展成为一种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思想。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走向政治哲学化，为统治者提供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以适应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的学说，也因此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儒学这时主要分化出两支，一支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程朱理学坚持“性即理”的根本观念，主张“宇宙之间，一理而已”，以“理”为本体、以“穷理尽性”为方法。朱熹则是儒家理学集大成者，其所著的《四书集注》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科举考试的教材。另一支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陆王心学则坚持“心即理”，主张心外无物，是以“心”为本体、以“发明本心”或“致良知”为方法。《四库全书简明录》记载：“朱子无极之辨，陆九渊攻于前，格物之说，王守仁轧之于后，诸儒各争门户，垂数百年。”

儒学的内部争端体现出明显的思辨性，引经据典皆为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不固守经文本义，这些思想上的变动对中医学的诊疗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中医诊疗观上的分裂，形成中医的学术分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小叙》：“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不仅概括儒与医各自学派分立时间，也暗指了儒之门户分于宋，与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二)儒医大量产生。改变了原有的医疗队伍结构

宋朝时候，国家对医学非常关注，不仅帝王本身熟悉医学，而且还不断下诏书指导全国的医事活动。《宋会要辑稿・崇儒》：“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儒医在官方的提倡下正式形成潮流，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验方、家藏方，如陆游的《集验方》、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司马光的《医问》，高若讷的《素问误文阙义》及《伤寒类要》等书。名儒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名言对此更是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促使大批儒生加入到医学领域之中。由于儒医本身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中医群体中占比例增大后，其学术观点直接影响到中医学界的观点，中医诊疗观的蜕变亦因此而生。

(三)金元四大家的产生标志着传统医学诊疗观的分化

金元时候。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明显的分野，出现了“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震亨，他们对《黄帝内经》各执一义，先是河间学派刘完素以“火热论”病机创立了“寒凉派”：张从正师刘完素发展出“以血气流通为贵”的“攻下派”，李东垣尤其重视脾胃成“补土派”；朱震亨倡导“阳有余阴不足”建“滋阴派”。4人中至少有3人和儒家扯得上关系。张从正著书叫《儒门事亲》，李东垣曾从师于当时名儒翰林学士王若虚、冯叔献，朱震亨则是师从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学儒门理学，其书《格致余论》亦含有“格物致知”之意。他们都反对“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这些都是受宋儒疑经和部分理学思想影响而生的。由此可知，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与宋朝儒学的门户分别有直接的相关性。

(四)理学后遗症

随着儒家理学的“穷理”深入，逐渐出现了空谈理论，不尚实际的风气，这也对中医诊疗也影响很大。到了现在，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大生产分工的深化，出现了只谈理论不会临床的中医理论家，也许或多或少的还是和理学的遗风有一点关系的。

心学的修习方法必须是德才兼备。智慧过人者方能成功。其发展到最后竟然成了“小人无忌惮”，尤其是把“医者意也”发挥到极致之时，其流弊更是直接导致了诊疗的随意性，没有规范。没有章法，诊断上没有精准的判定，疗效上没有确切的估计，中医至此便逐渐衰弱，使西医学乘虚而入占据了主流医学地位。

四、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长期占据官方的统治地位，对中医的诊疗观念有着极深的影响。儒学的几个重要时期的思想演变造成了中医诊疗观的变化，尤其是宋以后儒家分野，造成金元时期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但最终医学仍是医学，既不是哲学也不全是文化。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在儒家文化的变化中伴生发展的一门经验实用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唯一检验医学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就是临床疗效，不论诊疗观如何发展变化，能指导临床治愈疾病的理论才是唯一正确的理论。

中医独特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其独特的学科属性。中医学对人体本身和人体科学本身以及防病治病都具有独特和卓越的见解，是一门符合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医学科学。没有古代的中国哲学，就没有现有形态的中医学理论；没有儒家文化，就没有不断发展的中医诊疗观。可以说，中医学是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在儒家文化影响下，通过历代医家长期的医疗实践与不断的积累，反复总结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医学科学。中医既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哲学和文化的范畴。因此，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审视和研究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必须进行方法论及诊疗观的变革。

由于儒家文化占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毫无疑问儒家文化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而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属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范畴，又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即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来建构理论体系。并建立了中医学的元气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等，并使之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中国传统自然观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万物始基的元气本体论；另一方面则是宇宙形式的天人合一论。正是这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元气本体论和天人合一论，才使中医学形成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方式和理法方药的独特体系，尤其在中医诊治方法上，也无不富有传统自然观的特质。元气论以及阴阳学说等哲学思想给予了中医发展强大的指导武器。在这种思潮下，中医学形成了一套整体的理论体系，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宇宙息息相关，人体无时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篇5

摘 要：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利问题向来为思想家们所重视。自先秦以来，围绕义、利关系发生过几次义利之辩。就老子的义利思想来看，由于作为其立论基础的“道”、“德”有别于儒家道德的人伦性，具有鲜明的自然性特点，因此，老子的义利观在路数上就显示出与孔子很大的不同。笼统地认为老子“义利俱轻”，否定义和利，乃是忽略了老子道德的自然性这样一个立论基础，是以孔子及其儒家强调人伦性的义利观标准去衡量老子的结果。

中图分类号： B22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5－0077－04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是伦理道德的代名词，指对一定社会道德要求的履行以及所达到的道德价值及境界，而从狭义上说，“利”主要指物质利益和获利的行为。围绕义、利问题，思想家们向来众说纷纭，争执不断。第一次义利之辩发生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代表人物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的学者概括几家的义利观后认为，儒家的基本观点是“重义轻利”，墨家是“义利并重”，法家是“重利轻义”，而道家是“义利俱轻”〔1〕。

笔者认为，道家作为后世公认的在中国历史上与儒家思想互补的学派，其伦理思想的路数是非常独特的。概而言之，先秦道家开山鼻祖老子所说的以自然性为突出特点的“道德”，与孔子的以人伦性为突出特点的“道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由此出发，二人的义利观也自然会有显著的区别。由于立论基础不同，笼统地认为道家“义利俱轻”，容易将问题简单化。

一、老子道德的“自然性”特点 老子思想的核心乃是“道”，“道”是老子学说的最高范畴，一部约五千字的《老子》中，“道”出现了73次之多。何谓“道”？“道”由来甚古，最早见于金文，经历了从实体名词转化为抽象名词的过程。“道”最初的含义就是道路，所以，《说文解字》中释谓：“道，所行道也。”〔2〕《尔雅·释宫》则谓：“一达谓之道路”〔3〕。从“道路”的原始意义上，“道”又被引申为主体所遵循的抽象的道理、准则、信念之类。当春秋时期的孔子和老子以“道”阐述自己的思想时，基本上是在引申的意义上使用“道”这一概念的。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在老子那里，“以为天地万物所生，必有其所以生之总原理，此总原理名之曰道”〔4〕。

“道”是老子博大思想的逻辑起点，但它是有层次性的。陈鼓应先生认为，老子的“道”可以分为“实存意义的道”、“规律性的道”和“生活准则的道”〔5〕。由此看来，先秦思想家们都言“道”，但在老子那里，“道”最具有哲学色彩。在这三类意义的“道”中，作为“生活准则的道”，“脱离了形上学的色彩，犹如从浓云中降下来”，“落实到物界，作用于人生，便可称它为‘德’”〔5〕。也就是说，“浑一的‘道’在创生的活动中，内化于万物，而成为各物的属性，这便是‘德’，简言之，落向经验界的‘道’，就是‘德’”〔5〕。这样看来，老子的“道”、“德”，与儒家孔子的“道”、“德”从一开始就有着很大的不同：孔子更多的是直接阐说人伦性的道德，而老子则是由形上性的“道”再推衍至万物（包括人）的属性——“德”。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3卷第5期

刘占祥 老子的“自然性”道德与义利观质言之，老子多言“天道”，而儒家先师孔子却罕言“天道”。孔门弟子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3〕孔子重视“人道”，即人伦之道。《论语》中载孔子语谓：“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3〕他希望弟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3〕，称赞子产“行己也恭”、“事上也敬”、“养民也惠”、“使民也义”，有“君子之道”〔3〕，并阐释“君子之道”有三，即“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3〕。凡此种种，充分说明孔子对人伦道德的重视。可以说，如果从文化大视野看，以孔子为主要代表的儒家正是以伦理道德哲学为核心，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了主导地位〔6〕。

篇6

关键词：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

作者简介：周芬芬（1982-），女，湖南祁东人，南华大学设计艺术学院，讲师；谢磊（1975-），男，湖南湘潭人，南华大学城市建设学院，副教授。（湖南 衡阳 421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研究”（课题编号：XJK012BDY005）、南华大学高等教育改革与研究项目“生态文明视阈下环保专业大学生开放性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022019）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31-0206-02

高等学校是知识的摇篮，是培养社会精英的场所。要加强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必须以科学的生态文明理论武装大学生，不断拓展和充实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基本内容。我国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应当包括四大方面。

一、生态文明理论教育

生态文明理论是被实践反复证实了的科学真理。它是由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生态审美观等构成的理论体系。生态文明理论教育在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

1.生态世界观教育

生态世界观是生态意识的基础。所谓生态世界观是指人们关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根本观点。生态世界观的理论化被称为生态哲学。[1]生态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生态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批判资产阶级生态哲学，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思想武器。生态世界观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应然”层面，即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述理想社会应该是怎样的；二是“实然”层面，即资本主义是如何现实地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的。在“实然”层面上，生态世界观告诉我们：资本的本性是造成现实世界生态危机、环境问题的最终根源。在“应然”层面上，生态世界观告诉我们：要消除生态危机，必须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世界观是最科学的生态哲学，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建设的行动指南，必须加强科学的生态哲学思想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生态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自觉地建设生态文明。

2.生态价值观教育

生态价值观是生态伦理学的核心范畴。所谓生态价值观，是指人们关于生态伦理关系的根本观点，包括生态价值取向、生态价值标准、生态价值意义等。在生态伦理价值观上，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在生态具有伦理价值这一点上已经达成了共同认识。E·温克勤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对生态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各持不同的观点，对人和各种生物的道德地位也各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却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生态学是一种伦理学”。[2]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伦理价值观。在马克思看来：“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学科。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良性互动，以生态和谐为根本价值取向，既反对片面的人类中心主义，又不赞成片面的自然中心主义。我们必须用生态伦理学教育大学生，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

3.生态审美观教育

生态美学是现代兴起的一门美学学科。生态美学的核心是生态审美观，生态美学的主旨是揭示生态美的本质及规律。所谓“美”，是主体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客体产生的审美感受。根据审美对象不同来分类，美可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等，其中，自然美处于基础地位。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美。人们在保护和改造自然界的生产过程中创造了“美”。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尺度和需要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4]人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又创造了“美”。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古今中外形成了共同的审美标准，那就是“和谐即美”。孔子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5]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艺术美来源于对自然美的模仿。“自然界喜欢矛盾，并且从矛盾中而不是从相似中逐步形成了和谐……显然，艺术在这一点上模仿了自然。”[6]人同自然的和谐协调，构成了“生态美”。所谓生态美，是指自然美与社会美的有机统一，它是形成现代艺术美的前提。在高校开展生态审美观教育，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培养他们热爱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审美情操。

二、现代生态科学教育

生态科学也叫环境科学，是生态文明意识的核心内容。所谓“生态科学”，可以定义为：探索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早在一百多年前，德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海克尔第一次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海克尔于1866年撰写出版的《普通有机体形式学》明确指出：“我们可以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般学科，外部世界是广义的生存条件。”[7]20世纪50年代，随着系统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生态系统”的概念，从而推动生态科学趋向成熟。英国著名的生态学家斯坦勒强调指出：所谓生态系统，应当包括地球上整个生物群落及其所处的环境化学物理因素（土壤、河流、空气、气候等因素）。“它们是一个自然系统的整体。因为它是以一个特定的生物群落及其所在的环境为基础的。”[8]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生态环境科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众多生态科学的专门学科。生态科学教育就是要把各种生态学科知识传授给广大学生，使广大学生能够系统地掌握生态环境科学的内容和方法，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奠定坚实的科学知识基础。现代生态科学是一门内含多门学科知识的综合性学科，涉及生物学、环境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社会学、管理学、文化学、经济学以及数学等许多学科知识。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代生态科学又得到了新发展，形成了环境生态学、物理生态学、化学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社会生态学以及文化生态学等多门交叉学科。对大学生进行生态科学教育时，可以结合大学生的专业特点来进行，将生态科学知识融入其所学专业中，使大学生能够更加热爱学习现代生态科学。

三、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教育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儒家、道家、佛家等思想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必须用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来教育大学生，丰富他们生态文明观念的历史文化底蕴。

1.儒家生态文明思想教育

儒家思想包含丰富的生态和谐理念。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最为深远。儒家关于“仁爱”、“中庸”等思想蕴含极为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周易》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明确表明了人与自然界和谐统一的观念。孔子在《中庸》一书中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9]儒家关于生态和谐的思想，从本质上看，就是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与统一以及整个人类世界的和谐。孔子强调，“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主张“斧斤以时入山林”，“不违农时”；荀子则强调“不夭其生，不绝其长”，[10]等等，他们都是从生态文明的视角阐述了人类在物质生产中应当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达到人同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思想。我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思想。儒家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取向，对于维护中国古代的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目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文化渊源。因此，我们应当以儒家的生态文明思想来教育大学生。

2.道家生态文明思想教育

我国古代的道家思想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道德经》和《庄子》作为道家的代表作，集中阐述了道家生态和谐理念。道家强调的“天人合一”是传统生态和谐理念的基础。道家强调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这里，道家把天、地、人看作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辩证统一、和谐共生的。在老子看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具体阐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观。庄子进一步强调，自然是世界万物的本质。自然既是万物的起源，又是万物的归宿。因此，人必须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如果把人与自然界分离开来只能是自取灭亡。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不是自然界的主宰者和支配者，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推崇生态和谐，是道家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道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道家的生态和谐思想是中华传统和谐文化的精华，为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渊源。因此，必须把道家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内容。

3.佛家生态文明思想教育

中国古代佛家的生态文明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万物一体的生态和谐观。佛家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因而主张“万物一体”。在佛家看来，生命作为世界的主体和生存环境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处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果联系之中。一切生命都是自然界的产物，都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脱离自然界，那么生命就不可能生存。二是众生平等的生态价值观。在佛家看来，生命是人类和一切动物及植物所共有的，一切生命都是同样宝贵的，众生是完全平等的。人类因其具有意识和文化而成为生命界的主人，但人类不能因此而伤害其他生命。佛家认为，一切生命皆有佛性，世界上的生命在本性上是平等的。因此，一切生命都应当值得人们尊重。三是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佛家不仅强调要保护自己的生命，而且强调要关怀其他生命体。佛家甚至主张，在必要时应当放弃自己的利益，保护众生的利益。儒家认为，世界一切生物都是平等的，应当善待众生，关爱生命，反对杀生。为此，佛家要求佛教徒素食、放生。佛家的上述生态文明思想在当代世界仍然具有一定的教育启发意义，因此，应当把佛家的生态文明思想有选择性地纳入当代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内容之中。

四、生态文明道德法律及政策教育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而且需要严格的行为规范来约束，需要正确的方针政策来引导。因此，必须加强大学生的生态文明道德法律及政策教育。

1.生态文明的道德规范教育

所谓“生态道德”是指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伦理关系的行为规范。人们在长期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道德规范。只有用这些生态文明道德规范教育广大公民特别是大学生，才能形成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道德伦理教育，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情感，使之自觉遵守生态文明的社会公德，成为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生态人”。通过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了解生态文明的道德规范；树立正确的生态道德观，提升生态道德素质，并外化为自觉的生态文明行为，为建设生态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2.生态文明的法律制度教育

生态文明行为规范包括两大类：一是生态文明道德行为规范，二是生态文明法律行为规范。这两种生态文明行为规范各有其特点，前者具有自发性、软约束等特点，而后者具有强制性、硬约束性等特点。在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道德行为规范教育的同时，必须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法律行为规范教育，使各种生态文明行为规范制度化，才能保障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提高。因此，生态文明法制教育是生态文明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生态文明法制教育主要涉及到国际、国内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知识，关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制度等方面的教育。通过生态文明法制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生态文明法律意识，养成生态文明自律精神，自觉地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3.生态文明的方针政策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制定了一系列建设生态文明的方针政策，包括：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两型社会”建设的基本方针，“美丽中国”的建设战略目标，以及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一系列具体政策。必须将党和政府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方针政策纳入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之中，通过生态文明方针政策教育，使广大大学生深刻理会并自觉贯彻执行党和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发展的战略和具体方针政策，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生态文明理论教育、现代生态科学教育、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教育、党和国家的生态文明方针政策教育。其中，生态文明理论教育是基础和核心。必须以生态文明理论为主线，全面深入地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帮助大学生普遍树立生态文明观念，自觉地建设生态文明，为建设“两型社会”和“美丽中国”作出应用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生态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95.

[2]E·温克勤.环境伦理学观点综述[M].国外社会科学，1992：6.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

[5]杨伯俊.论语注释（论语·学而）[M].北京：中华书局，2006：13.

[6]吉尔伯特.美学史[M].上海：上海释文出版社，1989：88.

[7]余谋昌.生态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7.

[8]余谋昌.生态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9.

[9]黄磊.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J].当代经济，

2007，（8）.

篇7

Q：现代社会中，儒学怎样做到治国平天下？

人物PORTRAIT = P

杜维明 = D

P：你刚出版的系列丛书，推荐语是“于丹最欣赏的儒学家”。老实说这让很多人觉得荒唐。你本人怎么看？

D：不能算荒唐。于丹的一系列的电视节目广受欢迎，书也打破了各种出版记录，这个现象对儒学是正面的。学术上对她有不同看法，也正常。至于她是不是喜欢我的书，我就不知道了。

P：多数大陆人一直被灌输的观念是：儒学是造成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这个影响恐怕短时间很难消除？

D：我们对儒学有几个偏见。第一，把文化发生的理由和文化能起的作用，完全混为一谈。儒学从农业社会出现，但和工业社会的关系，这100多年里太明显了。日本、韩国、新加坡，对儒家的正面肯定远远比大陆更强。另外，儒学思想不是家族主义，它是一个很开放的思想体系。更不能把儒学和专制政治联系在一起。儒家的礼，在英美制度就是习惯法。在中国最不自由的是皇帝，他的吃喝、教育，都不是私人的。所以中国皇帝里大半是平庸之辈，相当守规矩，完全被儒家制度拘束。最体现儒家政治制度的是宰相制度。

在传统儒家社会，大概4000到6000个老百姓养活一个官，现在是35、36个。一个地方官，控制的地方有20-50万人，没有警察、军队，下属只有六七个人。他最重要的就是道德资源，用这种号召力来维持社会基本安定。

P：很多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对儒学往往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儒家学说有力量打破这种偏见么？

D：自由主义认为人是经济人，人应该在相对自由市场、法律框架之中，充分扩大自己的利益。这是西方启蒙思想最重要的价值。可是，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必须要有同情，有关爱和慈悲，这些在经济人的模式里是没有的。

过去50年，美国出现的重大思潮，女性主义、生态环保主义、社群主义、宗教多元，几乎都是针对启蒙精神的负面影响发出的回应。作为能反思的自由主义者，对这些批评要有所回应。

儒学和这几个大潮流是非常配合的，就是说，如何能够从经济人提升到文化人和生态人的境界。这就要回到儒学最宽广的人文精神。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必须有敬畏感。每个人都要面对3个根本问题，个人问题，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问题。在儒家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性与天道。

P：现代社会中，修身养性之外，儒学怎样做到治国平天下？

D：儒学的看家本领是治理。一般人认为儒学跟民主、人权、社会建设没关系，这是荒唐的。中国的将来不和儒学结合起来，是走不出来的。儒学确实是中国人心灵的DNA，但是我们很讨厌这个DNA，认为这个DNA让中国人不行了。我的基本观点是，要把儒学精华的东西发扬出来，不能无理的批评，把糟粕跟西方的精华相比。假如你对传统是粗暴的、单一的，对西方的认识一定是粗浅的、浮面的。

P：你对大陆的新儒家怎么看？

D：秋风和干春松的研究对我很有启发。蒋庆和贝淡宁的观点，我接触不多，但根据中英文媒体的报道，我的直接反应是：“不敢苟同！”不过，我认为蒋庆近年来苦心孤诣地建构“政治儒学”的努力值得文化中国从事儒学现代转化的学人和公知的敬重。

P：蒋庆提出了“议会三院制”的当代政制设计，但现实中大多数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看？

D：儒家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欲望，想要建构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但我认为有两个限制。一个是，儒家讲治道，闭门造车，不大可能，需要面对现实；另一个，把儒学当做政治课题研究，是对的，但是把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学术的儒学分开，学术界不接受，把儒学当身心性命之学的人也反感。

P：“闭门造车”的问题可以避免么？

D：韦伯认为儒学因为入世，所以不可能对现实政治有明确的批判，但是我不赞同。儒学是要转变现实的。从实现手段来说，孔子也需要在现实取得权力，来实行理想。但是他取之有道，“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讲究动机纯正，是有游戏规则的。

P：说到底，面对自由、民主、社会全面发展这样一些现实问题，儒学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和意义？

篇8

美育被视为德育的辅助而受到封建帝王和儒家的重视。同时，六艺中指涉“美”的范畴的也只是“乐、书”而已。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我们所说的“美育”实际上就是指音乐教育，是德育的一部分。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关注的就是这样一种以礼乐和诗教培养君子的美育观。而这中美育观又与儒家文化中的“仁”、“天人合一”等核心价值密不可分。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他特别重视诗教与乐教对道德熏陶的作用，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人格培养要从诗歌的熏陶开始，立足于礼教，完成于乐教。而乐又与礼互为表里，所以孔子更注视乐教的重要作用，他本人也擅长器乐演唱以及音乐鉴赏。君子人格的形成和实现在于对音乐的把握和领悟。孔子对乐的重视，源于他对“仁”这一儒学核心价值的深切认知。他对礼乐的教化功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反思，他十分崇尚先古帝王利用诗教和礼乐教化达到治理国家教化人民的做法，那是他理想中的人类社会，“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这是对诗教的认同；“行夏之时，乘殷之路，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礼乐不仅可以实现对个体道德品质的培养，更是巩固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定的基础，至此礼乐具有了社会学的价值和意义。

“天人合一”是儒学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必须要通过音乐的形式。在《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常常为后人津津乐道。有一次，孔子问弟子子路、曾皙（名点）等四位弟子的志向。子路师兄弟均表示愿意从政治民，实现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只有曾点的志向有些例外：“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对此却极为赞赏，曰：“吾与点也。”曾点所描述的这样一种随心所欲，自由闲适的生活画面恰恰是孔子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即达到美与善的统一。而这种在审美中所体会到的乐趣，就是美育所要达到的无关利害的澄明境界。

王国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也提到了上文中的这个典故，对此，王国维评论道“此时之境界，无希望，无恐怖，无内界之争斗，无利害，无人无我……一人如此，则优入圣域，社会如此，则成华胥之国。孔子所谓安而言之，与希尔列尔所谓乐于守道德之法则者，舍美育无由矣。”尽管王国维把孔子的“安而言之”与席勒的美育观进行同比有些牵强，但都是对美育所达到的个人性格提升和社会安定和谐作用的肯定，同时也指出了所谓的“无用之用”最终还是要落脚在提升国人的趣味上。从美育的被引进到之初，就已经深深地烙上了儒学传统价值观，即通过美育来培养完全之人物，以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在这一点上，王国维与孔孟的美育观殊途同归。

“美育”当属清末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舶来品。从最初“美育”观念的引进到“美育”在中国形成一门现代教育体系下的学科，都离不开西方哲学以及美学思想在国内的传播。20世纪初前后，中国处于封建文化的没落与各种新思想兴起的更迭中，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接近崩溃，新的民主、科学等西方思想成为中国救亡图存的先驱们的选择。兴洋务，开新式学堂，变法新民，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教育，许多知识分子都经历了这样痛苦的转变，从而产生了“美育”的西学东渐，这中间不能不提的是王国维。

王国维在十八岁前除去在私塾所受教育外，还从其父学习骈散文及古今体诗，金石书画，并长于考据。中日的爆发促使王国维产生了学习西学的欲求，最初他从日本英文教师那里获得了关于康德与叔本华的哲学论著，后来经过罗振玉的资助留学日本，回国后开始致力于康德、席勒、叔本华等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翻译了大量哲学著作例如《伦理学》（日本，元良勇次著）、《心理学》（日本，元良勇次著）、《西洋伦理学史要》（英国，西额惟克著）等书。他还在《教育世界》上大力译介西方哲学及美学思想，写出了《哲学辩惑》、《论教育之宗旨》、《孔子之美育主义》等学术论文。《论教育之宗旨》写于1903年，王国维在文中提到了美育的必要，并指出席勒“之重美育学，实非偶然”。

“所谓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王国维认识到了美育作为情感教育的独特性质，在维护美育独立地位的同时又把美育与德育和智育联系起来，始开美育独立的先河。后来王国维又通过《教育家之希尔列尔》专门介绍了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和写作背景。席勒主要的著作都是在接受了康德的哲学及美学思想，特别是《判断力批判》的影响，以此作为自己的哲学依据，展开美学以及美育的讨论。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用27封书信明确地提出了“审美教育”的概念，并对美育的社会作用、性质作了系统的阐述。他从人性的分裂着手，探讨了美和艺术的批判功能，“因为艺术是自由的女儿……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自由是美育的本质属性，应让美在自由之前先行。可见西方审美教育的目的并非立足于社会的安定有序，而且重在追求人的自由。但这样的美育观是怎样中国化的呢？

从1903年至1907年，王国维写下了《去毒篇》、《人间嗜好之研究》、《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教育偶感四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孔子之美育主义》、《教育家之希尔列尔》等一系列文章讨论美育，提出了“形式”、“审美无关功利”等现代美学观点，成为当时主要致力于美育思想传播的旗手。但第一个把“美育”观念引进国内的，却是先生。早在其作于1901年10一12月的《哲学总论》中论析各种学术之关系时指出：“人类生存其间的宇宙由物、心、神三者成立，而其研究之学问，则分别有理学、哲学、神学。哲学论究无形之心性，为心性之学，而心性有外显之心象，由作为哲学之一部的心理学研究之。心象又有情感、智力、意志之三种，相应又有审美、论理、伦理之三学。伦理学说心象之意志之应用；论理学示智力之应用；审美学论情感之应用。故此三学者，为适用心理学之理论干实地，而称应用学也。其他有教育学之一科，则亦心理之应用，即教育学中，智育者教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

先生认为美育首先是一种情感教育或者叫做美感教育，他还提出了“美育代宗教”的口号。他对“审美无关功利”美学命题极具中国特色的表述，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达到了无可企及的高度。但他对美育的社会功能则过分夸大，甚至上升到宗教的高度。在《教育大辞典》中关于“美育”的条目也明确表示：“美育者，与智育相附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也。”

篇9

现代企业的管理与中国诸子思想中的战略谋划理念有相通的地方，因此有效的企业管理可与诸子的战略思想对接，即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可借鉴古代先贤的治国方略和思想。我们向西方学习现代管理，而国外却向中国古代取经，学习先秦诸子的思想，并运用到企业的现代管理之中。由此可见，诸子学说对企业管理有现代价值。

企业管理是企业的经营之道，是企业的文化哲学。哲学大道无形，能够在公司管理之上，也能够融在公司管理之中。哲学可以让公司高层管理者看到和想到常人看不到和想不到的东西。因为真正的企业家不同于常人，所以企业家必要有一定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文化哲学最辉煌的时期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而这一时期产生的诸子百家学说，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我们在国学的诸子名篇的教学中领悟管理艺术与人生之道，并将其渗透给学生，给学生以思想和智慧的启迪，使他们走向职场前懂得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具备儒、道、法家管理方法，构筑仁、义、礼、智、信文化内涵，因此，高职诸子教学以现代企业管理为切入点，使高职学生有所受益并学以致用。

首先，在国学教育中要传承先秦诸子以人为本核心思想价值观。

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诸子百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借鉴价值。

从企业高层来讲，以人为本，主要在中、高层管理者，不但是领导艺术，而且在行为规范，道德等方面都应是表率。领导要关心人，具有人性化管理，关心员工的工作和生活，能够与员工进行很好的纵向沟通，让员工感觉到自己被尊重、被重视，使管理具有人情味。企业经营发展的精彩，就源自于企业家的性格。正是由于企业家具有坚毅的性格，能够从失败走向成功，无论遇到何种压力、挫折,都能取得事业的成功。关键就是他们具备企业文化价值观和理念，能够在团队中达成共同愿景。

从管理方式来讲，中国传统文化中，首推的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这些优秀的思想，很值得企业管理人员学习，打造现代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管理人员必须研究管理艺术，对员工对下属真诚关爱，以对亲人、朋友的情怀指导与帮助，不能粗暴行事，也不能简单化，也不能完全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建立新型的上下级关系，儒家就非常重视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管理艺术的真谛并非塑造人性，改造人性，而是顺应人性，这同样是一门科学。

从企业文化来讲，在企业的管理工作中，以人为本的核心就是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企业文化必须有效地提升员工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使他们视野开阔和境界高远，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愉快地接受工作挑战，具有主人翁的姿态和迎难而上的精神，能够主动克服困难，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使员工在工作中找到不断进步与提升、成熟与快乐的感觉，只有这样建构人际关系，才能创造出好的效益，才能体现出人格的真、善、美。

因此，在企业管理中提倡以人为本思想。对于即将走向企业的高职学生来说，在学校就应树立这样的思想和观念，适应企业文化，为自己学习管理奠定一定的基础。

其次，在国学教育中要传承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管理艺术。

有人认为：管理企业要道家法家儒家并用，先以法家思想奠定企业的行为及法度基础。而后以儒家思想管理企业，最后达到道家无为而治的境界。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也就是说在企业内确立并实行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后，企业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以此，企业家需要以仁义管理企业。此时除依法管理外，就要运用儒家思想。当企业步入稳定发展时期时，企业家可以运用道家思想。道家推崇无为而治，这种方法不仅仅可以运用到管理员工身上，也可以运用到管理企业上。道家的哲学内涵是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具有强大的韧性。因此，当企业已经处于稳定发展期，企业家要从大处着眼，更多的是筹划企业的未来道路。管理思想：少私寡欲对物要减法，对德要加法。企业家应该保持一颗平凡心，坚持朴实；减少私念，降低欲望。可以归纳为：

一、体悟法家的管理艺术，以法制规范培养学生的遵纪守法观念

常言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企业只有实行制度化和科学化的管理，才能统一员工的行动。人人明确各自的责任，有一定的规章制度和具体的分配方案。所以，在企业管理中，以情管人与以法管人必须互补，企业需要引入现代管理制度中的法治。

中国古代法家是提倡以法治国系统学说，阐述其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可以看出，法家提出的道是管理的本观，治强是管理的目标观，法 是管理的行为观，势是管理的组织观，术是管理的控制观等等。这些管理方法运用到企业管理中，行之有效地进行管理，一定能达到有效管理，也就是说企业管理需要一定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二、体悟儒家的管理艺术，以礼仪规范培养学生的积极工作态度

众所周知，儒家与道家恰好相反，提倡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这对培养人们的进取精神是大有益处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鼓励人们积极努力，树立坚定的目标，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儒家提倡诗、书、礼、乐等级和规范，在当时是维护有序制度的。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员工有必要服从上级指挥，并接受管理和监督。如果不遵纪守法，不按制度运作，就是缺乏道德修养的表现，则必将不被企业所接纳。

儒家的经典中庸，这是做人做事之道，做人要做得得体，做事要遵循规律。员工要正确认识自己，并要如实地评估自己的实力，制订自己职业发展规划，逐步实现自身的理想。企业必须遵循和顺应市场发展规律，量力而为，以求稳步发展，一步一个台阶地前行。

三、体悟道家管理艺术，以道德规范培养学生的宽容自律胸怀

道家的出世精神：胸襟开阔，不为名利，永远保持乐观的心态，这在生活中成为一种智慧。福为祸所伏，祸为福所倚。老子的辩证法，得到黑格尔的称赞，在现代生活中，也是有一定哲理的。

道家的无为思想给人们的启示：领导者不要事事干预过问，统得过死。领导者要无为首先要在企业里形成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领导者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要做到为而不争。领导者要举贤用能，大胆放权,通过下属有为体现自己的无为。加深与下级的情感交流，下级可为。领导者应有功不居,下级可为。

道家也有不足的一面，如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因为裹足不前。所以，企业管理还需要有所创新，循序渐进有所发展。但是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万事万物都有个度，对创新的追求不应该过头，要按着客观规律办事，不能瞎折腾，损耗企业的内力，要打造自己的品牌，建立企业文化底蕴。同时要与人交流与合作，企业要走向世界。

四、体悟墨家思想理论，以兼爱天下培养学生追求 共赢目标

墨家学派作为先秦的显学，曾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墨子的学说为社会的稳定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兼爱作为其他主张的基础，使墨子的思想观点都具有其独创性。墨子以平等为基础的兼爱，在当时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下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是想提倡废除一切阶级或阶层差别。

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值得人们回想，或多或少的对调和社会矛盾，缓解冲突具有其积极意义。墨子在《修身》阐述了君子立身处世要注意修养，言行合一，才能成为天下百姓的表率。坚决摒弃依靠投机取巧，弄虚作假而建立功名的行为。指出君子之道，即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从内心深处生发善念善行，并贯穿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不改变对于善行的永恒追求。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家的思想理论，企业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兼相爱不同于儒家的仁爱，是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爱，是建立平等关系的基础，是有积极进步意义的。交相利就要把握一定的规则，在和谐共处的前提下，使合作伙伴实现共赢。所以说 而交相利正是体现了我国建设和经济生活中的共同富裕、共赢。企业像一个家庭，要发展必须要建立良好的工作环境，营造团结的氛围，大家能够互相尊重、互相关心并互相帮助，每个人都融入团队，才能发挥团队合作精神，才能共创企业效益。还有一句古语，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有舍才有得，舍小利才能取大利。企业只有把责、权、利分配清楚而且落实到位，不患寡而患不均，企业与员工才能利益共享、实现双赢。

有人说：先秦诸子的管理思想各有特色,要建立现代化中国式管理，必须采择各家的精华,融汇贯通。唯有建立系统并能运作的现代化中国式管理，我们的企业才能在 21 世纪自由市场中生存与发展。在高职国学教育中，把诸子的这些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相融合，使学生深受其影响，对培养现代企业管理艺术大有作用。

再次，在国学教育中要传承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文化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博士李海彬说：企业文化的塑造，需要企业家学会使用儒家的仁义理智信的思想。

仁指的是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发展战略，是一个公司的灵魂。目前，由于生活压力的加大，很多员工会产生浮躁心理，造成员工出现频繁跳槽的现象。企业具备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是公司精神和价值观的体现，会逐步影响到每一位员工。

义指的是企业的责任以及一个公司的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一个公司要讲究义，体现在公司员工的身上，如是否团结一心，企业家是否真正为员工的利益考虑，这将直接影响整个企业的发展。所以义可以看作是团队的凝聚力，团队精神。许多企业家创业成功，主要是来自于他打造了一支有凝聚力的团队，比方马云创业时的团队依然与他一起奋斗，这就是他能不断进取的源泉。

礼指的是企业的治理结构。有一个独立的风险管理机构能够及时反馈和处理公司的董事及高管人员是否违反股东的意见、信息披露是否公正及时等，以礼治企是很值得提倡的。

智指的是企业家的投资理念和投资风格。企业的投资理念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前途。当企业选定的一种经营模式一旦形成，企业就有了固定的理念和风格。所有员工就要有适应这种企业文化的观念，构筑自己的企业文化内涵。能洞察人的善恶与贤愚,能分别人的是非与正误，这就是智的表现。

信意味着诚信和信任。做企业只有讲诚信才能赢得人心，赢得市场，才能获得长足发展。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意思是做人而不讲信用，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立身处世。这就提醒人们在作出承诺前，必须考虑承诺的正义性、合理性以及后果。微软列出对员工期望的核心价值观，诚信被列为首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诚信是大多数企业对员工最基本的要求。企业只雇佣那些最值得信赖的人，这是衡量一个员工的最起码的标准，强调诚信是现代企业立足的根本，具有使企业存亡的作用。

篇10

论文摘要：林语堂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文化学者，他一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宗教信仰探索过程，探索历程就是寻找、认同各种宗教思想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历程。但在林语堂的思想观念中，西方的人文主义与中国的人文主义的内涵是有所差异的，这正是促使林语堂最后阪依基督教的重要原因。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史上，林语堂是一位风格独特的文化学者，他一生执着于“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追求，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林语堂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在“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的熏陶下，林语堂自然地成了一名基督徒。1917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林语堂到北京清华学校任教。在清华学校，广大的异教智慧世界向他敞开，他造访孔子的堂室，攀登道山的高峰，拨开佛教的迷雾，在儒道释的文化氛围里徜徉，宣称自己由基督教走向了“人文主义”。“三十多年来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导已很够了，而知识方面的进步必然改善世界。这是林语堂对自己三十多年“异教徒”生涯的总结。然而他后来又说，这时期尽管“自称异教徒，骨子里却是基督教友”。终于在1959年，64岁的林语堂明确宣告结束了三十多年的“无信仰时代”，重新回到基督教，宣称“我的搜寻已告终结，我己回到家中了。

    综观林语堂一生的宗教信仰，似乎可以作如此的简笔勾勒:基督徒—异教徒(儒、道、释)—基督徒。但是这样的简笔勾勒不能够描述林语堂一生精彩的宗教信仰探索历程，也不能反映出他在宗教信仰上的探险、怀疑及困惑，更不可能把握林语堂宗教文化思想的精髓。因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被忽略掉了，那就是林语堂自始至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无论是受到家庭环境的熏染接受了基督教，还是在广大的异教智慧世界里徜徉，以至于最后的重新阪依基督教，他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人文主义的理性意识观照自身思想领域里的宗教精神，他的宗教信仰探索历程就是寻找、认同各种宗教思想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历程，只不过在林语堂的思想观念中，西方的人文主义与中国的人文主义的内涵是有所差异的。这正是林语堂最后决心阪依基督教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追随林语堂的灵性大旅行，看看他是如何在耶稣、孔孟、老庄、禅宗的世界中，探素出人文主义的光芒，并烛照了自己一生的宗教文化思想。

    林语堂灵性之旅的第一个异站是孔子的堂室。林语堂对儒家经典思想的把握是从儒学是智慧型宗教这一角度切人的。他说:“孔子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孔子最关切的是人”、“我认为孔子对上帝及上帝意旨的关心及他对于宇宙的灵性性质的看法，已被孺家通常的实证主义所蒙蔽。”“我想考察孔子对于死、上帝、上帝的意旨，及人的灵性等较大问题的态度。

    林语堂把儒教的精神本质归结为一种近情人理的“人文主义”，即所谓中国的“人文主义”:第一点，人生最后目的之正确的概念;第二点，对于此等目的之不变的信仰;第三点，依人类情理的精神以求达到此等目的。他认为，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国人用一种单纯而显明的态度决定了，它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与和谐的社会关系。

    林语堂在儒教中所探寻到中国的“人文主义”实际上是儒家的人本观念。仁.‘义、礼、智的道德伦理也好，“中庸之道”的近情精神也好，还有回向常识.都体现了儒教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因而也形成了林语堂人文思想的特征:以人和人生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只关心人和人生，探寻怎样才能获得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一切立论以真实的人生、人生实践和人生感悟为基础。

    然而，在领悟儒教之人本观念的同时，先人为主的基督教观念总是在干扰着他.促使他把儒教与基督教作潜在的对照与选择。他认为儒家教人在个人行为上要有好教养，在社交上要有好仪式与基督徒相信人要做一个君子和有礼貌的人是殊途同归的，所以林语堂说“我们不能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同时是儒生”。而且.林语堂发现孔子也像圣公会教士和夭主教教士一样，是个保守派的哲人，相信权威有其价值，相信传统与今昔相承的道统。对于儒教与基督教之异”，林语堂也了然于胸。他说:“孔教精神的不同于基督教精神者即为现世的.与生而为尘俗的。基督可以说是浪漫主义者而孔子为现实主义者，基督是玄妙哲学家而孔子为一实验哲学家，基督为一慈悲的仁人，而孔子为一人文主义者。所谓孔教精神之“现世的”、“生而为尘俗的”是说明孔子是倡导“克己复礼为仁”的人杰;而基督是神子，代表着上帝在人世的“道成肉身”，因而是负有拯救世人之使命的“救世主”。所谓“现实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意即孔子是现实主义的务实者和善变者，他虽有“杀身以成仁”、“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抱负，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走极，而是出仕与通世相机而行、进退有路。而基督是理想主义的献身者和殉道者，他生于世界沦落之际，以一种不合时宜的冒险精神来力挽狂澜，为了救世济民而不惜自我受辱、蒙难和赴死。所谓“实验哲学家”与“玄妙哲学家”是指孔子向往名正言顺的作为，一生抱着“士为知己者用”的态度，其道亦“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并不强求“不可为而为之”;而基督推崇忘我之爱、牺牲之爱，相信以信仰生命之超越而能达其神圣人格。所谓“人文主义者”与“慈悲的仁人”是说明作为儒教思想体系核心的“仁”表现出一种“人本”精神，而基督教信仰核心中的“爱”体现了一种“神本”精神，前者属世，后者超越。“仁”无论是作为个人修养之“内圣”还是作为济世救国之“外王”精神，都没有离开这一“人本”。所以林语堂称基督为慈悲的仁人，而孔子为一人文主义者。

    在中、西宗教文化思想中，道教文化思想对林语堂的影响最为巨大，学者陈平原把林语堂视为“道家文化的海外回归者”。林语堂也把道家看成自己的宗教信仰来崇信，他说:“倘若强迫我在移民区指出我的宗教信仰，我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对当地从未听过这种字眼的人，说出‘道家’二字。林语堂从道家的宇宙观出发，认为人要顺从天道，要让人的自然之性获得自由发展，而不受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林语堂看来，道家学说之价值并不表现为为求知者认识和阐释世界提供逻辑的、理性的方式，而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并在此基础上来建立一种有益身心且又简朴纯真的生活方式。道家所推崇的那些终身察持自然理想，过着怡淡素朴、无知无欲的生活，超然于凡尘世俗之外的“圣人”、“真人”、“至人”以及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所体验的厌智、弃智的人生境界，是林语堂终生向往的人文主义境界，这与儒教之人生目的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有异曲同工之妙。林语堂总结出道教的出世观念，着眼于现实人生的自我完善，把“享受淳朴的生活，当作人生的真正目的。这种“人文主义的伦理观”正好包含了现实人生的两个侧面，又互为约束，使人优游进退，处变不惊，游刃有余。儒家倡尚贤之道，道家讲无为而治，都“适宜于好放任自由个人主义的中国民族，而合于中国人文主义的理论。

    林语堂在爬登道山的途中惊喜地发现道教与基督教有许多融会贯通之处。他感到老子柔弱的教义好像是耶稣澄山宝训的理性化。老子柔弱的教义的基本是“柔弱胜刚强”的道理，从此出发，老子相信不斗、不争、不抵抗，警告人不要用强力，认为用强是弱的征兆。同样，《圣经·马太福音》记述耶稣在山上向众门徒讲道的故事.即所谓“登山宝训”.其中“论福”有一条:温柔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可见，老子与耶稣都相信阴柔之物能制胜，“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并且，林语堂总结出老子对爱及谦卑的力量的训言，在精神上和耶稣来自他独创的、卓识的、闪光的训言相符合，有时字句的相似也是很惊人的。

    林语堂之所以能发现道教与基督教的许多契合之处，在于他从根本上把握住了道教与基督教在“道”上的同一之处。道教之“道”，深奥莫测，是先于物质的存在，是产生物质的根源，是宇宙万物的创始者，这是组成道教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基督教教义的“上帝之创造”认为宇宙被造出之前没有任何物质存在，连时间、空间也没有，只有上帝和他的“道”，他的“灵”。上帝通过“话语”，亦即通过“道”来创造天地万物。这是关切人的灵性问题的林语堂最料想不到的收获。道教思想的人文主义精髓使林语堂否定了基督教经院神学思想，也促使他更加坚定地去寻找具有人文主义情怀的“上帝”。

   在孔子人道主义的堂室住过，且又爬登了道山的高峰，林语堂信仰之旅的下一站到了佛教。在林语堂的佛学思想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禅宗。从思辨上来讲，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当下自识本心，强调自性是佛，平常即道。一旦见到自己的真性(本性)和本有心灵，我们就了解了终极的实在和得到了菩提(智慧)。禅宗主张，在实际的人生中才有自由，在自由中才有实际的人生。禅宗以创造人的生活和自我觉悟的日常途径，来揭示人生的秘密，化平淡为神奇，寓神奇于平淡。禅宗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主体意识，肯定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都可以成就人格。林语堂极为精微地剖析了“禅”的深邃性，对其直觉顿悟、直指人心的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禅”的精义中也看到了人文主义的灵光闪现:那就是解除一切空间、时间、及精神的束缚，追求心灵的完全自由，从而得以悠然处于人世，达到人与自然人生的和谐。禅宗与儒教、道教共有的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解脱，使林语堂更加执着地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而标举禅宗.他认为“禅”和每天的生命及每天的生活密切相关，“禅”就寄托在简单的日常生活里，且视简单的日常生活为幸福的恩赐，而享受它的每一瞬。在佛教的世界里，林语堂也发现了能勾连起他的基督教情怀的东西。他首先发现佛教与基督教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出发点一对于罪的承认及深深地关切人类受苦的事实。佛教中有一特殊的观念是“业”，意即孽障或“罪的重担”，这是由于人沉溺于不正当的欲望及精神上种种形式的卑琐造成的，因此人注定要永久堕人轮回。“原罪”说是基督教的基本观念，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犯了罪，成为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传给后代子孙，成为人类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由，并使人类有了受苦及必然死亡的不幸命运。接下来，林语堂对佛教及基督教罪的观念与拯救方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佛教的悲观主义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佛对人类生命的评语可以合并为四个字:怜悯一切!对佛教教人否定人生，忘却人生，进而出世、遁世，以消极态度回避人生的悲观主义情结，林语堂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对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林语堂也坚决予以摒弃。林语堂对佛教基督教“罪”的观念及拯救方式的否定，是因为这些观念与林语堂的执着于现世的人文主义情怀背道而驰，必然要道到林语堂的抨击。

    在这次灵性之旅中，林语堂发现了儒、道、释三教深蕴的普遍人文价值，也能够指出在那里他们已达到他们的最高峰及他们对给人以完满答复不足的地方。所以林语堂说:“三十多年来，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导已很够了，而知识方面的进步必然改善世界。可是观察20世纪物质上的进步，和那些不信神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我现在深信人文主义是不够的。人类为着自身的生存，需要与一种外在的、比人本身伟大的力量相联系。这就是我归回基督教的理由。我愿意回到那由耶稣以简明方法传播出来的上帝之爱和对它的认识中去。正是因为有了儒、道、释三教人文主义思想的深邃内涵做底基，当林语堂降在基督教信仰的瑞士少女峰的时候，也是他对宗教、上帝、人的灵性等问题已经探求了其所以然的时候，所以这时的林语堂，有了相当成熟的宗教、上帝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