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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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居民财富投资;国民经济发展;股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股市从1990年的95点出发，2007年创6124高点后拆跌成2008年的1600点，2014年7月从2000点一路高歌，2015年6月达5178高点后又拆跌成2015年8月的2850点。在股市冲浪，有些投资者赚取了财富也积累了经验，有些股民损失惨重，面对不很成熟的中国股市，大家都无心谈股。但是，从资本市场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股市是经济发展、居民财富投资的优先选择路径。

一、居民财富投资的优先选择

中国股市的不成熟和不稳健，股票投资者经历了太多的挫折与失望，对股票投资信心不足。事实上，与其他投资比较，股票投资回报是最高的，流动性是最强的。

（一）股票投资回报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财富的投资渠道和品种比较多，有股票投资、房地产投资、基金投资、债券投资、保险投资、黄金投资和银行储蓄等。但是，不是所有的投资渠道和品种都能给我们带来盈利，有些投资只能起到保值作用，有些投资的实际回报甚至是负数。投资回报分为名义收益率和实际收益率，有些投资名义上有收益，但扣减CPI因素后的实际收益率只能保本，甚至是负数.

（二）股票投资流动性强

在中国，房地产投资是比较被投资者看好的。但是，股票投资具有同质性、规范性和公开性，而房地产投资具有固定性、异质性和交易的不频繁性。因此，股票作为一种投资工具，其整体流动性高于房地产投资。

二、国民经济发展的优先路径

目前，实体企业发展筹资困难，筹资和用资的成本都比较高，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推进制造业发展，推动创新创业，切实发展国民经济，都离不开活跃、便捷的资金市场。股市有利于企业融资，其流动性和趋利性可以科学引导和配置财富，其财富传导效可以有效扩大消费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

（一）股市有利于企业融资

1、信贷现状不利于创新创业

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是基于企业的资产负债质量来决定的，而资产负债表描述的是企业过去的经营善和资产质量情况，其信息不直接涉及企业的发展前景。新兴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由于其资产负债表没有多少财富积累，因此他们很难从银行筹集资金，只有向小额融资公司贷款或者选择风投，而小额融资公司贷款或者风投的成本都比较高。这样，增加了企业的筹资难度，打击了万众创新的信心，不利于社会创新创业。

2、信贷现状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

企业融资，根据资金来源一般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内源融资包括资本金、折旧资金和留存收益等，外源融资包括贷款、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催生和发展创新企业是践行万众创新全民创业的重要渠道之一。创新企业的内源融资往往不能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然而，由于创新企业规模小、积累少、业绩不稳定、发展前景不好评估，所以较难得到外源融资。目前，我国80%以上的中小企业主要依靠内源融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股权融资）与间接融资（信贷融资）比例为3∶7。直接融资渠道不畅，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矛盾，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

（二）股市可以科学引导和配置财富

经济发展需要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开发人力资源的前提条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财力保障，通过市场机制来科学合理配置居民财富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从表3可知，我国居民财富的64%投资在房地产，29%躺在银行，而美国居民财富的29%在股市。从财富的社会均衡回报来看，房地产租赁业务是不会增加社会财富的，租赁收入只是房东与租客之间的零和搏弈而已。现金本身不会生产财富，也不会自我增值，只有将现金投入生产流转，才可能创造社会财富。银行储蓄是通过利息来获取回报，一般情况下，银行存款利率是跑不过CPI的，其实际收益可能是负数。股市是可以产生财富的，其一，股票是轻资产，可以通过市场配置进行快速流转，使资金发力于经济改革和生产热点，不断高效地创造财富。同时，企业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减少用资压力，推进创新创业和经济持续发展；其二，从投资者来说，股东可以直接通过被投资企业获取回报。美国和澳大利亚居民财富中的股票占比分别是中国的10倍和5倍，值得我们思考。我国应该进一步健全金融政策，规范资本市场，激励居民加大对股市的热情，提振居民的股票投资信心。同时，通过降息减少存款，通过规范房地产市场减少炒房，促使居民将财富投入股市。

（三）股市的财富传导效应促进经济发展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经济发展需要居民对经济前景的美好预期，需要居民对财富充满信心的传导效应。股市财富效应的传导机制作用，可以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实证分析表明，中国股市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作用，股市规模的扩大对加快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有利的。

三、股市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观需要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基于企业营运分析，其中“一去”就是去掉财务杠杆，“一降”就是降低经营成本。从表4可看出，我国企业的负债率远高于政府和家庭，我国企业的负债率也远高于日本和美国的企业。这个数据说明我国企业的财务杠杆大，筹用资成本高，不利于企业发展和国际竞争。降低企业财务杠杆和筹用资成本的渠道有很多，其中发展股市，推动企业向股市筹资是一条重要的有效途径。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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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房地局：

为落实《关于调整北京市城镇私人出租住房标准租金的通知》（京国土房屋房字〔2000〕第107号）做好我市私房租金的核定工作，现就承租人向产权人实纳租金的计算公式明确如下：

1.提租前承租人应纳月租金＝提租前原实纳月租金－承租人所在单位按月发放的私房租金补贴（0.83×使用面积）

2.提租后实纳月租金＝提租前承租人应纳月租金×1.760＋0.83×使用面积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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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体性原则，即从国有经济的整体出发，搞好搞活国有经济。

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与改组的目标，就是要收缩战线、集中精力、保证重点，从整体上搞好搞活国有经济，而不是要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国有经济调整与改组途径的选择。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都要体现整体性原则。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立足存量资产的调整，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国有经济必需进入的领域，依托新的体制和机制，以更大力度发展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不必进入的领域，坚决地退出来。加大改革力度，推动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促进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和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主导性原则，即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不是不要国有经济，而是要去其枝叶，壮其主干；不是削减国有资本的绝对量，而是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到那些急需发展的领域，集中到那些关系到国家战略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业，以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及其特定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产业的控制和发展；对竞争性产业中非国有经济力量的控制和引导；对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物质环境所产生的带动作用。此外，国有经济还承担着一些体现制度特征和国家利益的特定功能，这包括：保证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实施；在那些关系国家竞争力的高风险领域进行投资，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应有利于上述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和特定功能的实现。

三、规模化原则，即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的规模水平。

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实力，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和象征。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就是要在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的同时，收缩战线，扶持重点，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改善国家对国有经济的管理，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在实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要坚持规模化原则，要有利于国有经济规模水平的提高。

四、流动性原则，即有利于促进国有经济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

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但是，由于国有经济存量资产在归属方面的部门化、地区化和管理方面的实物化，致使国有资产难变现、难流动、难重组。国有经济不能随市场态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国有资产存量难以通过流动和重组得到优化，这既影响国有经济的效益，也影响国有经济功能的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其资产能否顺利地流动。因此，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必须遵循流动性原则，要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实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化管理，促进国有资产存量能够随市场态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流动和重组。

五、创新原则，即有利于建立一个促进国有经济调整的新机制。

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是多方面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对其进行调整，不能仅着眼于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状态，而应在这一过程中，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建立一个促进国有经济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新机制。通过新机制的建立，推动企业的优胜劣汰，使优势企业能够迅速扩张，劣势企业能够及时被兼并和破产；通过新机制的建立，使国有经济能够及时进入必需进入的领域，及时退出不必进入的领域。因此，对存量国有资产的调整，必须遵循创新的原则，着眼于新机制的建立，使增量国有资产的进入，不是对不合理的存量布局进一步强化，而是一开始就依托新的机制，具有自我调整和优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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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界定了企业市场化的内涵，确定了衡量指标的选择标准，在此基础上，从非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和重点企业3个方面剖析了中国企业的市场化进程，并借鉴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得出中国企业的市场化程度2001年已达到74％左右。最后对中国企业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企业/市场化/程度

在中国加入WTO 和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的情况下，历经24年的中国企业市场化改革已达到什么程度，正越来越引起国际的关注和重视。因此，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企业的市场化进程，无论是对促进企业的深化改革，还是使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市场运行有正确认识，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企业市场化的内涵及衡量指标选择标准

企业市场化是指企业的资源配置按市场规则进行，企业的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土地和企业家）和产品的获取、交易都由市场提供和决定。一个普遍共识是企业市场化能为企业带来利润最大化，降低政府配置资源的高昂成本，因此，各国都在积极推进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

企业市场化应包括各种类型的企业。就转轨国家而言，非国有企业的行为本身有很强的市场化倾向，但也需要强调提高管理水平和素质；而国有企业行为从行政化转向市场化，则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改革多年来，国有企业从总体上讲已成为真正的市场企业，政府基本不再对国有企业实施行政控制。事实上，国有企业在任何国家都是客观存在的，如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GDP 比重的非加权平均值为9％，法国则达17％，即使自由化程度非常高的美国，这一比重仍在1％以上（注：E.S.Savas ，Privatization and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Seven Bridges Press，LLC ，2000.）。这类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一般都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其资源配置行为不会是单一的市场交易行为。

根据企业市场化的内涵，企业市场化进程衡量指标的选择必须反映企业的市场运作及其绩效状况。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评估和认定原“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时，都是着重于这一基本标准。衡量中国企业的市场化进程，必须参照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标准（注：关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标准，请参阅本文作者参著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年。），同时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实际。

中国企业市场化进程衡量指标的选择必须考虑3种企业情况：一是非国有企业；二是国有企业；三是重点企业（注：重点企业包括：国家重点企业；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管理的企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主管部门确定的重点企业；国务院确定的建立企业制度原百户试点企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主管部门确定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原试点企业；国家试点企业集团的母公司（即核心企业）。上述6类重点企业存在交叉。）。之所以单独考虑重点企业，是因为重点企业在中国举足轻重，其中既含有国有企业，也含有非国有企业，而以大型企业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主，它们的现代企业制度改制反映了中国政府放松管制，使其按市场规范运作的情况。但必须指出，重点企业在中国企业数量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仅仅以其改制情况作为标准，无疑会低估中国企业的市场化进程，所以重点企业指标属于补充指标。

指标选择无疑要充分考虑到其准确性和全面性，但这是相对的。所以，所选指标的衡量结果只能基本反映中国企业的市场化进程。但这并不能否认衡量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衡量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大体包括3个方面：一是非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二是非国有经济的市场准入；三是非国有经济市场运行的规范化。其中第一方面具有综合的意义。

（一）非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

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总量中来自非国有经济的贡献份额呈逐步上升趋势。以下几个指标可以反映这一趋势。

1.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比重。该指标可以从总体上反映非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总量的贡献率以及在中国企业市场化进程中的作用大小。1992～2001年，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由53.6％提高到62.32％，年均增长1.69％。

2.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该指标可以反映非国有经济主体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贡献率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市场化程度。1992～2001年，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31.95％提高到52.69％，年均增长5.72％。

3.城镇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该指标可以反映非国有经济单位在提供就业职位方面的贡献率以及城镇劳动力的市场化。1992～2001年，城镇从业人员中非国有部门所占比重从39.03％提高到68.09％，年均增长6.38％。

4.非国有经济创造的税收占全社会税收的比重。该指标可以反映因市场化而引致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1992～2001年，非国有经济创造的税收占全社会税收的比重由33％提高到64.42％，年均增长7.72％。

5.非国有经济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进出口额是国际贸易的衡量指标，而非国有经济对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在不断扩大，这种扩大又是市场化带来的。1992～2001年，非国有经济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7.45％提高到55.04％，年均增长8.04％。

6.中非国有经济所有者权益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所有者权益的比重。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核心产业，而所有者权益体现了经济主体的投资贡献。但考虑到规模以下非国有经济和国有控股企业中的非国有主体所有者权益没有在内，因此，该指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非国有经济对工业这个核心产业市场化进程的作用大小。1992～2001年，工业中非国有经济所有者权益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所有者权益的比重由34.1％提高到45.13％，年均增长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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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危机 国有经济 民营经济

我国经济健康发展需要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并驱齐驱，在主导性产业和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重要产业领域民营经济尚不具备替代国有企业主体地位的实力；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民营经济应加快推进转型升级更好地发挥主体地位；在基础性行业和国计民生行业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应发挥各自优势，有机互补，良性竞争。

2010年下半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以浙江信泰集团公司和温州立人集团案件为代表，本次危机表现出“层次高”、“情势急”、“涉及广”等特点。据不完全统计，危机涉及未偿民间贷款总量高达近万亿元，金融纠纷案件超过万起，近150名企业主因无法偿还银行信贷或民间借贷而“跑路”、“蒸发”，8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破产倒闭,温州民营经济步履维坚。与此同时，温州国有企业改革如火如荼。自2010年10月67户国有企业整合重组为十大国资集团公司开始，到目前已有16家国有企业集团挂牌成立，重组后的国资集团资产总额大幅上升，企业整体实力和融资能力明显提升。

于是，关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论题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一些学者认为，在宏观调控政策缺乏灵活性、针对性的前提下，一边是国有经济吃穿不愁，一边是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此次民间借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宏观调控”和“国进民退”。这些观点认为国有经济的改革发展是以牺牲民营经济为前提，从根本上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放在了完成对立的两面，认为两者完全是“对立竞争”关系。笔者认为以上观点于理论、于实践都有失偏颇，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并非是“对立竞争”，更多的应该是“互补合作关系”。

1.民间借贷危机主因是其系统内部法律规则意识缺失，不能盲目归因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对立竞争”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原因错综复杂，笔者认为其关键原因在于民间金融体系本身缺乏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其次是资本盲目逐利和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等问题。

1.1民间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缺失

民间金融是推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但这并不能掩盖民间金融体系的自身问题。信用和交易安全金融的核心要素，而信用和交易安全必须以相对健全的法律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为基础，纯粹建立在血缘、亲缘和地缘信用之上的金融体系风险不可避免。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抬会”为主要形式的民间融资在温州乐清等地盛行，规模已达数十亿之多，最终由于利率不断抬高导致泡沫产生，爆发于1986年的“倒会”危机与本次借贷危机一样，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游离于法律之外的、人格化的信用和交易体系。

1.2民间资本的逐利性使然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国际市场不景气导致企业订单锐减，原材料、企业用工等成本急速上涨的双重压力下，民营传统制造行业企业利润极其微薄。在此背景下，传统的瓯越“义利”文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逐利性”形成“推力-拉力”效应，温州民间资本逐渐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不锈钢、泵阀、鞋革、医药、眼镜、太阳能、医疗器材、五金家电等多个行业出现“空心化”现象，游资象无头苍蝇疯狂沉迷于“快钱游戏”，从“炒棉花”、“炒房产”、“炒煤矿”、“炒有色金属”直到“炒钱”。按投资人风险喜好及产品类别分类，回报率在10-18%之间里就明显具有风险，回报率超过20%时就属于高风险投资。当民间借贷平均年利率从2003年的8-15%上涨到2011年的25-35%，民间资本的盲目逐利性使其脱离经济实体流入借贷领域。2011年央行温州支行调查显示，在第二季度，民间借贷首次超越房地产投资成为储户投资首选，到7月份在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高回报与高风险并存，当金融泡沫最终破灭，不仅直接导致温州民资的直接损失，也导致温州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严重。

1.3宏观调控引起资金紧张，担保公司趁火打劫

在艰难维持的前提下，中小企业对宏观货币政策变化的敏感性增强。为了遏制宽松货币政策引发的流动性过剩，2010年上半年以来，央行连续多次上调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钟摆式”式的宏观调控让民营企业措手不及。与此同时，银行金融系统提高贷款门槛，并通过担保公司的介入变相提高贷款利率。据统计，截止2011年11月，温州涉及民间融资的各类融资机构多达1800多家，这些以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融资机构，凌驾于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直接导致民营企业与银行金融无法实现通畅对接，“麦克米伦缺口”凸显①。为了应对资金紧缺，中小企业不得不向担保公司等融资机构进行资金求助，民间借贷利率顺势拉高，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陷入恶性循环。加上“调地产、控通胀”靠宏观政策导致房地产业资金冻结，资金无法及时回收，民间资本链条断裂。宏观调控成为引发民间借贷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危机成因错综复杂，但主因在于其内容系统缺乏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由此而推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是“对立竞争”关系的观点站不住脚。

2.宏观调控与国有经济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点不是“与民争利”

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200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对基础性和技术产业领域保持较强控制力。因此我国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是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需要以及发挥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需要为依据的。

2.1宏观调整政策目的是用“有形之手”调节经济运行，不是“与民争利”

在国有经济是否“与民争利”的辩论中，“四万亿”救市计划成为讨论焦点。2008年11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规定了救市的十项措施，内容分别涉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税制改革以及金融改革。可以看出，四万亿资金投资有两个最主要的方向：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是民生经济投资。

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市场是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基础，政府不能弱化市场，更不能干扰和取代市场的作用，但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它存在着局限与缺限，即市场失灵。放任市场失灵和经济失衡，会引起国民经济的不稳定，影响其健康发展。因此当市场失灵，就需要通过政府“有形之手”来适度调控市场，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这也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性质所决定的。尽管宏观调控也存在失灵的可能，也确实给我国经济后期发展带来一定后遗症，但这并不能否认宏观调控在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被迫采取“非自由”市场经济的国有化手段避免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扩大化，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从本质上讲，四万亿救市计划就是运用政府“有形之手”调控经济，应对危机，目的是保证我们经济可以稳定健康发展软着陆，不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

2.2国有经济改革是其自身发展和转型的必然要求，方向是“有进有退，进退有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有经济要发挥其主导和主体地位，必须增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适应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目前，讲我国国有经济发展仍存在许多不足：一是国有经济布局分散、结构不合理，二是国有经济管理不规范，存在权力缺乏约束、垄断企业收入过高等问题，三是国有经济监管体制不够完善等。以上问题的解决，需要不断深化国有经济改革，进一步完善国有经济的产业结构和管理体制，以促进国有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温州国有企业的整合重组改革论证了这一点。2008年，温州全市国有企业617户，资产总额为715.91亿元，户均为1.16亿元，实现利润总额仅为8.03亿元，负债率平均为69.1%，而且管理体制混乱，除市本级的174户划归国资委监管，其余的400多户企业均没有统一的监管单位。为了改变国有企业低、小、散，企业布局不合理、企业资产良莠不齐、管理体制落后的局面，2010年10月温州市市委、市政府《温州市市级国有企业整合重组实施方案》通知，决定全面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实现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明确提出要通过整合重组，加快国资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步伐，加速向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集中，同时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合理用于改制企业职工安置和困难企业帮扶，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2010年10月第一轮整合重组启动,将61家国有企业整合重组为10户国有集团公司。经过一年运作，改革呈现出三个明显特点：第一，行业结构向国计民生产业和基础性产业高度集中，主要涉及城市建设、交通运输、交通建设、机场、港口和铁路与轨道交通等行业。第二，企业实力明显增强, 截至2011年底企业平均资产达到7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资达118亿元,投资着重偏向惠及民生，包括城市交通、城市环境、保障性住房以及基础设施领域。第三，这10家国资企业所涉及到的竞争性行业，如工业、商贸业、服务业等，由于体制创新尚未理顺，盈利能力尚未显现。

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国有经济自身转型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色的国有经济改革应该如何改、怎么改，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改革的根本方向不会变，那就是坚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3.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近年来，我国国有经济的主导性地位和基础性作用日益突出，而民营经济比重持续上升，据统计2011年民营经济总量超过GDP 的50%以上，在民营经济发祥地温州的民营经济GDP总量已经超过80%。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是我国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推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3.1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行业，民营经济尚不具备替代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实力

在关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争论中，有部分观点认为应该提高民营经济整体地位，因为其比国有企业更具有活力和适应力。我们不能否认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扩大就业、创造税收等领域发挥的巨大作用，但目前阶段，民营企业担任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条件尚不成熟。据《2009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国有及控股企业的整体实力与技术实力远远超过民营企业。例如，在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数和拥有发明专利数的构成中，国有及控股企业分别占30.8%、35.6%、32.9%，私营企业占18.4%、9.5%、13.8%；在新产品项目数、开发经费、新产品产值、新产品销售收入及出口销售收入构成中，国有及控股企业分别占44.4%、41.2%、42.8%、43.4%、21.2%，私营企业占10.9%、10.3%、8.6%、8.4%、7.1%。因此说，《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2006）规定，主要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这一领域国有经济要发挥自身优势和整体实力，逐步发展成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是由目前我国经济的总体特点所决定的，也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安全稳定运行。

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中小型企业虽然为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在推动作用，但整体来说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往往难以摆脱以下特点：第一，数量大、比重大、规模小、寿命短。2007年“温州民营企业生命周期专项调研课题”研究认为温州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为10.99年，2011年上半年温州共有民营企业7.7万户，占企业总数90%以上，注册资本金2200多亿元，户均不到300万元。第二，技术装备率低、创新动力不足、竞争力不强。民建中央的《2011年千户民营企业跟踪调查报告》指出，民营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经营发最主要的困难是“人工成本上升、能源原材料成本上长”,这反映出民营企业发展长期依赖于低价格的要素成本、追求低成本扩张，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的问题。第三，管理模式带有“家族”色彩，缺乏现代管理制度，人才流失严重。

综合来看，在目前阶段，尽管民营经济总量超过GDP的50%，但企业规模小、产业组织结构分散、国际竞争力低下的问题使其在关键领域还不具备与西方先进企业相抗衡的实力，无法替代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经济成为主导和引领国民经济的力量。

3.2对于基础性行业和国计民生行业，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并驾齐驱

一些学者认为，从2005年的“非公经济36条”到2010年的“新36条”都存在玻璃门现象，把民资不能通畅进入能源、金融、电信、铁路、市政、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原因一味归结于央企垄断，这种观点很片面。某些行业中的某些企业由于在技术创造、资源占有或权力的分配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势，从而在生产、交换和价格的形成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从而形成某种形式的垄断，这种情况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可能存在。我国国有经济确实存在垄断或寡头垄断现象，但仅限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盐总公司、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这几家企业，其中电网在世界各国都属自然垄断，石油开采属于国家宏观战略不可能随意放开，而电信基础业务则是由于需要巨额基础投资。其余120多家央企及地方国有企业都不具有“市场禁入”、“主宰定价”等垄断性质。

民资进入基础性行业和国计民生行业有几个影响因素：第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大型国企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民资要打破这种利益格局存在一定困难，可先采取参股的方式进入其产业体系。第二，许多基础性行业，回报率低、周期长。例如2010年温州整合重组的十家国有集团公司有七家开展了基础性和国计民生产业，比例提升为70%，且主要以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建设和城市建设改造为主，属于投资大、周期长、回报率小的项目。温州有6000亿的民间资本，但这些国有项目资金短缺问题严重，融资来源仍主要是银行贷款，其融资项目并不十分受民资青睬，主要原因就是项目前期投入大，加上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对利润空间的再压缩，民资进入意愿不强。

国家发改委明确表示，将于2012年上半年，出台“新36条”实施细则，破解民资“玻璃门”，鼓励民资进入能源、金融、电信、铁路、市政、教育、卫生等领域。温州正在积极申报全国金融改革示范区，着力整合规范民间资本，打造“民间资本集散中心”。对民间资本科学规范管理，将有助于减缓中小企业信贷压力，科学引导民资进入国有企业的重组改革，并进入预期有收益或者通过收费补偿可以获取收益的基础性公共项目领域，实现国资与民资的互利共赢。

3.3加快转型升级，提升民营实体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比重和优势

国有经济要按规定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这里所指的一般竞争性领域是相对于“特殊竞争性领域”而言的，主要指除涉及国家安全、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一些重要骨干企业之外的行业领域。

改革开放30年，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发挥着惊人的生命力和活力，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等竞争性领域取得了飞速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本次民间借贷危机暴露出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2011年8月，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一份报告指出，温州民企 “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外迁。温州经济一直是“走出去”经济，目前温州在外商会达184个，企业5.4万家，工业企业约为2.8万家，涉及民资约为2400多亿。包括正泰、德力西等在内的本地龙头企业也已经扩大在外投资比重，且均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第二，资金未进入实体。温州人行调查表明，近年来银行对工业的信贷规模增长明显，但工业增长却没有显现大幅增长。据对“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的抽样调查中，除2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业企业均涉足房地产开发。在借贷危机发生后，2011年第四季度温州民企类计向银行借贷近170亿，本地银行存款净流出约134亿，但企业整体用电量、产值、物流运输量等指标均没有明显增强，资本陷入借贷与偿贷的恶性循环。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金融危机既会带来危险也会产生机遇。温州是改革开放的先沿地带，温州民企的生存现状也反映出目前乃至将来中国中小企业可能面临的困境。温州经验表明，长期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等要素资源价格扭曲，产业结构低下、自主创新能力低下、核心竞争力低下的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应新时期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需要。民营企业要加快转型升级，发展高新技术，开发和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提升企业市场拓展能力和打造企业品牌；发挥龙头企业带头作用，发展产业集群优势，形成产业规模；发挥企业协作机制，在横向上实现管理、技术、品牌和营销优势互补，在纵向上形成产业纵深链，往产业链两端转移，最终实现由资源驱动转向投入、创新和品牌驱动，提升民企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既有赖于民营经济逐利的驱动机制，也有赖国有经济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没有民营经济，市场就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难以活跃和繁荣；没有国有经济，就可能无法实现资源公平合理配置，陷入过度自由市场经济，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合理分工，并驾齐驱，既可以通过功能分工相互制约，又可以通过良性竞争相互促进，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刘建华，付宇等：我国国有企业性质的重新审视——由“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引发的思考，经济学家，2011年12月

[2]张晖明，曹媛媛：建设国资运营“有进有退”新机制，上海国资研究，2011（5）

[3]邵宁：国企民企共同支撑中国经济，现代国企研究，2010（5）

[4]张宇：当前关于国有经济的若干争议性问题，经济学动态，2010（6）

[5]张宇，张晨：“国有企业垄断论”的谬误，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1）

[6]李荣融：宏大的工程 宝贵的经验——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30年，求是，2008（16）

[7]王元京：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互补关系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4（53）

[8]王汉珏：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产生原因及应对策略，当代社科视野，2011年（12）

[9]张大龙：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成因、影响及对策，法帮网

[10]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百度文库

篇6

[关键词]特定行业；竞争；管制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前款规定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从字面上看，本条针对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规定一方面要对其合法经营进行保护，另一方面要对其控制。但是。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进一步而言，本条是否排除了《反垄断法》管辖?这些行业的主管机关是否完全排除了《反垄断法》所确立的竞争主管机关对反竞争行为的管辖权?这是本条适用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首先，需要把握两类特定行业的概念界定。关于“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这并不是明确的法律概念，需要国家根据不同的情形作出认定和判断：同时，二者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一般理解，广义的国家安全，包括国家政治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等，狭义的国家安全一般指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可以理解成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业。因此，二者并列的情况下，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一般理解为军工、能源等与国防相关的行业。我国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的发展战略的文件中对上述两大行业有相关的规定可以供我们参考。国务院办公厅2006年12月18日转发了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表示，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进一步推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以下简称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加快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在《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代表国资委提出对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最新部署：国有经济要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即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里，国有资本要保持“绝对控制力”。这一领域目前有40多户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中央企业的75％，国有资产占82％，利润占79％。国有经济在这一领域要保持绝对控制力，国有资本要总量增加、结构优化。其中重要骨干企业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由国有资本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而在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个行业。国有资本要保持“较强控制力”。这一领域目前有70户左右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中央企业的17％，国有资产占12％，利润占15％。国有经济要对这一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其他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商贸流通、投资、医药、建材、农业、地质勘察等行业。这一领域目前有50多户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中央企业的8％。国有资产占6％，利润占6％。国有经济要在这一领域保持必要影响力，表现为国有资本对一些影响较大的行业排头兵企业以及具有特殊功能的医药、农业、地质勘察企业保持控股。

具体到本条，“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是否可以理解为国资委所圈定的七大行业?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划等号。首先，从法律效力上来说。国资委的工作部署以及规范性文件是服务于其特定目的的，不能凌驾于《反垄断法》这一法律之上；其次，国资委文件的政策性描述更多的是从所有权的视角和行业重要性的角度出发。这种界定的科学性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一般而言，对于受管制行业更多的是以其产业性质以及国家干预形式为界定标准。

关于“依法实行国家专营的行业”，我国目前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食盐专营办法》等确立的烟草、食盐等行业。关于这一行业的范围，涉及到对“依法”的理解，即何种效力层次的法律规范所确立的专营行业才是《反垄断法》所认可的“行业”。

二、第七条适用的法律解释学分析

如前所示，对于本条所涉及的两类行业，学术界以及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一般是以产业性质与国家干预方式为标准进行界定一般而言，这二类行业可以用自然垄断行业和承担政策性任务的行业来描述。如产业组织理论一般在分析其产业性质的基础上，将其界定为自然垄断行业、网络产业等。管制经济学、经济法学等经济学和法学学科则是从政府干预的形式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对于上述产业，国家可以采取管制等干预手段。并且具体研究了管制与宏观调控、反垄断法执行等干预手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从具体实践上看，有的国家颁布了专门的法律来对该行业中的反垄断问题进行规范，如俄罗斯《关于自然垄断的俄罗斯联邦第147号法》，阿塞拜疆《阿塞拜疆共和国自然垄断法》。

就本条而言，《反垄断法》出台后有评论认为，其确立了垄断行业的合法性，排除了《反垄断法》的适用。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下面我们将从对本条的立法目的解释、体系解释、文义解释以及立法过程解释四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立法目的解释。《反垄断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本条也规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前款规定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可见，本条的国家干预目标和《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存在相同之处。因此。从立法目的上。不能认为本条所规范的国家干预完全不属于《反垄断法》的范畴，也不能因此认为其从整体上排除了《反垄断法》的适用。

第二，体系解释。本条作为《反垄断法》的总则性条款，无法解释成为对《反垄断法》适用的排除。如果是适用除外条款，首先应该有特定的语言说明，同时应与相关的适用除外内容处于相同的位置(从体系上看，适用除外条款独立存在于第八章中)。

第三，文义解释。在描述对特定行业的干预主体时，本条明确运用了“国家”一词，而并没有将“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的主体限定为某类管制机构，

第四，立法过程解释。《反垄断法》的制定过程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其中的一方力量即是享有“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监管权力的政府机构。各方力量对于上述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的争夺，使得《反垄断法》立法经历了一个一波三折的曲折过程。

篇7

一、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振兴民族经济，推动本国工业化，掀起了两次国有化。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它是紧随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而出现的，主要矛头对着殖民企业和殖民地的经济管理企业，包括海关、银行、税务机构，以及原殖民者拥有的足以垄断或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这次国有化实际上是民族解放运动在经济领域的继续。第二次在20世纪70年代，这是在中东产油国收回石油资源主权的斗争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发展中国家掀起了收回自然资源主权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一些国家把实际操纵本国经济关键部门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并使一些矿山资源和农渔业资源回到本国手中。

除了通过国有化没收、征收、赎买外资企业，使之变为国有企业外，更主要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由政府投资兴建了一大批重点企业和重要基础设施，并逐渐使其成为国有经济的骨干力量。

在拉美一些独立比较早、工业化起步也比较早的发展中国家，战前国有经济就有了一定基础。战后，这些国家再度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使国家资本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例如，在战后不到10年的时间内，阿根廷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就从466家猛增到1478家。国内资本很快就在交通运输、金融、战略物资和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国有企业的营业额占全国营业总额的比重，钢铁工业为37%，造船业为45%，石油化工业为82%，电力、煤气、电话为95%。（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巴西在独立以后也大力发展国家资本，特别是把国有经济的经营重点主要放在投资大、建设时间长、收益慢而私人无力经营的重工业和农业部门，以及公用事业、交通运输业。据巴西《视野》杂志公布的调查材料，1984年巴西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国有企业为81家，其总资产占200家大企业全部资产的74.2%，其纯收入占200家大企业全部纯收入的56.3%。

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度、韩国的国有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早在印度独立之初，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计划。该计划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应强调自力更生和实行以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混合经济，国家应当拥有和控制所有关键工业、基础设施和其他公用事业，同时也适当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已垄断了铁路、航空运输、港口设施、邮电、军工、保险、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部门，并在钢铁、有色金属、基础化工、机床、重型机械银行等部门居于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在全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60年代初的10.9%，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20%以上。“一五”计划期间，印度工业年均增长率为5.6%，“二五”计划期间为7.1%，“三五”期间为10.2%。（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如此递增的工业增长速度，与国有经济部门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分不开的。

国有经济在韩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韩国，通常把由政府投资创办并由政府委派官员管理的企业称作公营企业。1960年以前，韩国的公营企业主要局限于公用事业方面：如盐等基本生活必要品和人参、烟等实行专卖的高价值消费品以及银行业。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公营企业不仅数量上增加得很快，而且上述经营界限逐渐消失。政府开始在它认为合适的任何地区建立公营企业，只要它认为这些企业对拉动韩国经济增长和扩大韩国出口能力来说是必要的并且不适合私营企业来经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韩国只有52家公营企业，但到70年代中期，公营企业的数目增加到116家，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也增加到33.7%。（注：［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商务印书馆.1994:128）这些企业主要集中于钢铁、石油、化工、汽车、造船、航运等领域。

战后，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并从殖民主义者手中夺回经济自主权后，开始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各国的具体情况，限制外国垄断资本的非法活动，对受国外资本控制的部门和企业有步骤地实行国有化，其中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家做得尤为突出。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初就将某些外资企业收归国有，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迈丁上台后，加快了国有化进程，多次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与此同时，还创办了不少国有企业。到1974年底，在工业生产中，国有企业已控制了水电的96%、采矿的93%、碳化氢的78%，加工制造业的69%（其中冶金、机械工业82.7%，建材工业87.4%，化工57.9%，食品工业75.6%，木材和造纸工业64.3%，纺织工业34.1%，皮革制品32.4%）。（注：谈世中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34）

埃及从1953年起，开始对原有较大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银行、运输企业和进出口贸易实行国有化；1956年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实行国有化；同年10月对英、法资产实行冻结；1961年对棉花出口公司全部实行国有化，对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限制政策；1962年政府已控制了95%的工业、全部银行和保险业以及重要的矿业、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不过，在许多非洲国家主要通过对外资实行国有化的办法来建立和发展本国国有经济的情况下，也有一些国家如科特迪瓦为避免中断同西方国家特别是同原宗主国法国的联系，失去销售市场和资金来源，没有对外资实行国有化，而是通过政府投资的办法来发展国有经济。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和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部门和企业，以及发展国民经济必需的基础设施部门，如交通运输、港口、码头、电力、水利、公用设施等，国有企业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政府还通过掌握多数大中型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引导这些企业围绕着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和生产。

二、国有经济所发挥的作用

从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看，各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以及振兴、发展它们的民族经济起了巨大作用。

首先，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适应了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争取经济独立的愿望。发展中国家独立之时，外国垄断资本尽管有所削弱，但仍控制着其经济命脉，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落后的封建地主经济和分散的小农经济，还是软弱的私人民族资本，都不是外国垄断资本的对手。如果还是按照早期市场经济的原则，听任它们去和外国垄断资本开展自由竞争，无异于开门揖盗，自招祸患。因此，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剥夺外国资本的特权，收回被外国公司控制的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和重点企业，同时大力扶植和发展国有企业，才能为争取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其次，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建立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战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因此，要发展民族经济就需要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资本积累，把数量有限且分散在个人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由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有重点、有规划地进行国家投资。特别是交通运输、电力、电讯、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及关键性的经济部门，耗资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慢，力量单薄的私人资本无力也无兴趣问津，但这些部门又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所必须的，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由政府投资兴办，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从而为工业化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例如，拉美国家几乎所有的铁路、邮电、水运、航空都由国家经营；90%以上的电力企业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经营。可见，国有经济成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立和经济起飞的基础。

第三，国有经济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带动了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由于国有经济的建立提供了交通运输、通讯、动力等基础设施，增强了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填补了国内一些关键性经济部门，特别是建立了那些耗资多、收益慢但为其他部门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程项目，从而大大改善了整个国家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排除了其他经济成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改善了整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和条件，为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和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国家投资也创造了大量的社会需求，扩大了国内市场，刺激了私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篇8

【关键词】国有资本 混合所有制 资本优化

最开始在1993年，中央政府就已经提出要建立“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政策在2003年被提出。不能否认，在持续改革中，国有企业在效率的提升和治理结构的改变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直接融资市场被大力发展，特别是经过2005～2008年的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多领域在开展混合所有制。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原因

第一，国有资本在整个经济领域的比重依旧较大，可是经营效率较低却一直存在。

《财富》公布的2013年世界500强的家数创下95家新高，总收入比2012年有所增加，但平均利润率却由2012年5.4%下滑到3.9%，平均利润率达到10%以上的企业仅有12家，更有11家500强企业出现了亏损。从此可以看出国有资本即使有较高的比重，可是近些年效率没有明显改善甚至出现恶化。不能提升这部分国有资本的经营效率，那么，国家经济结构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和顺利转型将面临严峻考验。

第二，长期以来认为国有资本必须占据绝对控股的关键领域如石油石化、电信、铁路、金融、军工等行业，往往具有垄断或半垄断性质，竞争不充分导致其对国民经济运转和国民福利的负作用越来越大。大型央企作为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部门，其享受的政策资源非常丰厚，但其经营业绩不尽如人意。

第三，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平衡的现象，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混合的比例还需改善。通过对国有企业及其子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程度研究，现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户数占到总企业户数的57%；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的56%、净资产的70%、主营业务收入的62%都已进入上市公众公司。光从数据分析，混合所有制似乎是有了不小的进展。也有其他研究提出，目前央企的总资产为30万亿，但市场竞争的企业资产仅有5万亿元是真正由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实现。因此这一比例的混合所有制难以撼动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地位。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

第一，国有经济规模要做到适度。主要应该构建国有经济协同发展、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比重适宜、经营性国有经济与非经营性的经济框架。同时，需要寻找临界点，为我国未来十年的国有经济发展提供方向，通过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指标对国有经济比重进行规范研究。

第二，有企业改革深化的同时竞争力增强。由国有营利性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应注重该企业的改革深化情况，对民营经济的拉动起正向作用，也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指出方向。按照不同行业的垄断程度以及外部性的差异对非营利性国有企业的改革进行分行业设计，坚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加强国有资本在医疗与社会保障等准公益性行业的配置效率。推动营利性国有企业资产的资本化建设，将资本充实于医疗和教育、社会保障基金等领域，成功实现公共事业服务所提出的均等化。

三、影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因素分析

（一）财政收支水平

在财政收入充裕、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国有企业会减弱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动力。但是，如果公共支出急剧增长、财政缺口较大，就会加快经营性国企退出。

（二）国有企业的效率

1.营利性国有企业效率。为了摆脱经营困境与提高效率，国企已经改革了30多年，追求盈利的国有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如果盈利性国有企业有较高利润，那么缴纳的税收收入和上缴利润多，对财政收入贡献就大，政府对国有企业退出某一行业就没了动力。

2.非经营性国有企业效率。评价非经营性国有企业的效率，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再是首要，而科学的“保值增值”观，提供充足的公共品或公共服务，使经济增长和得到更多社会福利。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策略

（一）制定反垄断法

目前，由央企中石油、中石化等公司主导推出的混合所有制项目，并没有引起民营资本太大的投资热情，其重要因素是这一混合项目改革的层次较低，央企并没有全面开放如石油业务的勘探开发、炼油、运输及下游业务等，在相关业务领域国有企业仍牢牢把持着垄断的特许经营权，而由国有企业自身来打破这种垄断，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政府制定，高层级的立法，并成立相应的立法机构，剥离大型垄断央企的政府职能，并允许其他社会资本平等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

（二）建立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营平台

建立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营平台，真正从资产管理者转变为“资本所有者”。国有经济深入调整的路径是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行业，并投入到养老保险、战略性新兴行业与先进制造业等行业，这就需要一个国有资本平台的流动平台和运营机制，在动态调整中，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对资源的配置功能。缺少这一资本运作平台，混合所有制改革期望达到优化产业结构和国有资本布局就无法顺畅地进行。

（三）建立和完善混合和所有制改革相应的国有资本监督管理体制

目前国资委监管内容是“管人、管事、管资产”，目标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重点仍在营利性国有资产的监管上。但从深化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角度看，国资委的出资人角色，和行政监督职责边界模糊，“管资产”的任务，使其将监管重心放在了国有企业资金运用、资产重组和产权转让，甚至日常经营事务的审批上，如此微观化、精细化的管理导致国资部门没有时间和精力做宏观上的战略思考，并过多地涉入企业的经营决策，制约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力。

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重心将转向：第一，动态调整经营性领域，和非经营性领域国有资本的规模和比例，即承担国有资本在经营性领域和非经营性领域的均衡配置；第二，建立国有资本运作平台国有资本的增值工作，将由投资公司的专业化人才承担；第三，国有资本在非经营性领域的优化配置。

综上所述，推进混合和所有制改革，使国有资本发挥“资本放大功能”，从而达到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均衡发展，这是未来国有经济战略研究和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庄序莹.国有资本优化配置：演进与策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12-1.

篇9

关键词：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劳动就业

经济增长是和结构转变相联系的，它包括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工业化、人口与就业结构的转变及城市化等内容，它意味着在需求结构和贸易结构变动的驱使下，劳动、资本等要素不断向高生产率、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和区域流动。本文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的城乡及区域结构等三个维度，分析我国经济20多年来的结构调整，这种变革与调整已经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扩张、经济效率的提高、运行机制的改变和愈来愈典型市场经济的特征。在这一进程中，就业增加也是在结构改善和配置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

一、所有制结构变动与非国有经济高速发展

我国经济的发展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相伴随，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显现在我们面前。

（一）国民产出的所有制结构

从国民经济总体角度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97年，我国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为74772亿元，其中，非公有经济实现18096亿元，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为24．2％，而公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占75．8％。这是根据新标准计算的，即公有制经济中包含了混合经济中的公有成分。如果按照旧有口径计算，那么非公有成分大约在32．9％，公有经济的比重大约为67．1％。很明显，在国民产出中，公有经济的比重还比较高，但在商品流通等竞争性强、对非国有经济的禁入较松的第三产业，公有经济的比重下降较快（见表1）。

由于GDP的所有制结构在统计上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以工业生产的所有制结构为例，来分析近20年来我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见表2）。

1．国有工业份额不断下降1978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77．6％，1990年为54．6％，1999年为28．5％。20世纪8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纪）平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而90年代平均每年下降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有所加快。

2．集体工业份额有所上升由1978年的22．2％上升到1990年的35．6％和1999年的38．5％，平均每年上升0．8个百分点。集体经济的增长，主要依托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导致的公有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同时也使公有经济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进一步的产权改革铺平了道路。

3．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外资和港澳台经济、以股份制为主的混合经济从无到有，尤其是90年代后，这一类型经济占有的份额明显上升，从1990年的9．8％上升到1999年的33％，年均递增2．5个百分点。

（二）资本投入的所有制结构

从资本金和资产角度分析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我们以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为例（见表3）。1999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实收资本占全国的比重为61．5％，集体经济比重为8．5％，两者之和为70％，占有全部工业资本金的2／3。而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的资本金比重分别为7．6％、15．4％和12．4％，这三类经济的资本金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的比重为35％。从资产结构来看，1999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产结构与资本金结构基本相同，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经济的资产比重分别为68．8％和9．0％。由于加上了混合经济中的国有控股部分，公有制经济的资产比重被放大了。这说明了两点：（1）尽管我国经济日趋多元化，但公有经济仍然占有主导地位；（2）与产出相比较，公有经济占用的资产达77．8％，但提供的产值（1999年国有工业21．4％，集体工业18．3％，合计39．7％）相对较少，说明公有经济的要素生产率较非公有企业要低。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是私营企业，一方面是新建企业不断增加，同时集体企业改制后有一大部分转制为私营企业和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统计表明，至1999年底，我国登记的私营企业近150．1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322．4万人，拥有注册资本近万亿元人民币，聘用员工2021．5万人。

（三）从业人员员的所有制结构

由于我国目前的官方统计资料中尚无按所有制结构分类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资产总值等统计数据，但有从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数据。考虑到我国的乡村劳动者中既有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也有纯农业生产人员，还有大量兼业者。这里我们将农户经济作单独处理，既不列入集体经济，也不列入个体私营经济。从表4的数据，可大致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

1．国有经济从业人员低速增长，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1978—1999年，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7451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8572万人，增长15．0％，年均增长0．7％。而同期除农户经济外的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4875万人增加到24504万人，增长了403％，年均增长19．2％。

2．集体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高速增长全部集体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4875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4416万人，增长了近2倍，年均增长9．3％。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则由2827万人增长到12704万人，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高达16．7％，由于大批集体企业改制，乡镇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从1998年开始下降。

3．私营个体经济从无到有，并呈现较快的增长速度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政策环境的改善，为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1990—1999年，城乡个体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由2285万人，增加到8263万人，增长了2．62倍，年均增长29．1％。

4．混合经济的从业人员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的飞速发展，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从业人员由1990年的154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825万人，增长了10．9倍，年均增长120．6％。

5．农户经济的从业人员缓慢增长90年代中期后呈绝对下降趋势，1978—1985年，年均增长1．16％；1985—1990年，年均增长0．7％；1990—1995年，年均增长0．07％，1995—1999年，从业人员绝对数开始下降，4年间共减少263万人。

从就业增加量来看，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尤其是90年代以来，非公有经济单位已经成为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部门。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2000年城镇从业人员为21274万人，比上年增加260万人。其中，城镇单位职工11613万人，比上年减少518万人。在城镇单位职工中，在岗职工人数11259万人，比上年减少515万人。可见，在城镇从业人员中，市场化就业人员有9661万人，只占45％。若加上下岗职工，2000年城镇计划就业的职工人数比上年减少了1033万人，国有部门已不是增加就业的主渠道。

从上述的产出结构、资产结构、就业结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所有制改革上已取得了重大成就，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在多样化，各种混合制经济正不断壮大。这一变革的经济成果，一是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组织效率和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二是产出的增长有了多元化主体的推动，竞争更为激烈。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结构的失衡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前提。1978年以来，我国的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有一些不尽合理之处。

（一）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变动

从三次产业所提供的GDP角度来看，产业结构正趋合理，但工业的比重过高。一、二、三产业的产出比从1978年的28．1：48．2：23．7，变化为1999年的17．7：49．3：33．0。第一产业的产出份额持续下降，21年间下降了10．4个百分点，平均每两年下降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产出持续份额上升，21年间上升了9．3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的份额基本没有变化。但期间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那就是从1981年—1991年，第二产业份额有过一段快速下降的时期，到1991年达到41．6％的最低份额，后来又重新回升。因此可以说，80年代的增长是三次产业平稳增长的结果，而在9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由二、三产业的发展来支撑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并由此造成两大结果：（1）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机电、化工、冶金、纺织、轻工、家电等主要制造行业，从产量、技术到质量都已趋于成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已达到极限，以往依赖工业的增长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格局会发生变化；（2）相对于其它产业，工业的发展是超前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工业企业的过度竞争和工业产品的供给过剩。从国民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来看，工业和建筑业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主体，这说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但已进入中后期。

（二）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动

相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动而言，就业结构的调整较慢，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业而引发的低收入和低消费，成为制约工业与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从1978年到1999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从70．5：17．3：12．2变化到50．1：23．0：26．9，第一产业下降了20．4％，年均下降1％；第二产业上升了5．7％，年均上升0．25％；第三产业上升了14．7％，年均上升0．7％。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大，尽管22年间有2亿多农民转移出来，农业从业人员在整个90年代减少了近3000万，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是最低的。过去的21年，第三产业成为吸收就业的主要部门，从业人员增加了近1．5亿。1999年，一、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0．35、2．14、1．23，同年，一、二、三产业的人均创造的GDP分别为4190元、23535元和13975元，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只相当于工业和服务业的约1／6和1／3。如果在以后的10年中，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平均水平（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就意味着现有农业从业人员中的2／3，即23576万人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而且这还是一个静态的数字。但与此同时，也就意味着可以再增加38000亿元的国民产出及相应的消费及投资需求。可见，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既任重道远，又极具潜力。

有了三次产业在GDP和从业人员方面的比例结构数据，就可以进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分析。表5表明，20多年来，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在缩小，1978年，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第一产业的7倍和5倍，到1999年已下降到6倍和3倍。这说明三次产业的劳动力配置正趋于合理。在90年代，农业产出的增长缓慢使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由80年代的上升转为下降，而第三产业由于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加，其比较劳动生产率也在持续下降。

由于第三产业是90年代以来就业增加的主要部门，我们来分析其内部结构。表6表明，从1978年到1999年，增长较快的有交通通信、商贸餐饮、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等行业。由于各单位有正规在编职工和非正规职工的区别，大量的临时工被纳入其它行业，因此各行业就业人数的增长能代表其就业吸纳能力。

（三）就业的城乡结构变动快于人口的城乡分布变动

由于户籍制度、经济发展路径等因素的限制，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非常缓慢。改革开放前的1952—1978年的26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2．5％上升到17．9％，年均上升0．02％；改革开放后的1978—1999年的21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7．9％上升到30．9％，年均上升0．6％，有所加快。但至1999年，农村人口比重仍高出农业产出占整体的比重52个百分点。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现状，不仅严重影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严重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加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扭曲，更进一步造成产出与最终消费需求之间的失衡。

篇10

赵省长说，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中央和省委对做好我省工作提出的最新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全省领导干部大会、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高举“发展、团结、奋斗”三面旗帜，解放思想、抢抓机遇，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优”的活力，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发展旅游业，努力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

赵省长说，我省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要科学判断和把握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把加快发展作为富民兴黔的第一要务，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思想统一到发展上、把心思集中到发展上、把力量凝聚到发展上，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壮大经济实力，切实改善民生。他指出，工业经济在现代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加快推进工业化是我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一个时期是我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我省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的重要时期，也是我省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把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构建特色产业体系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来抓，着力改变我省工业经济总量小、投资少、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低的面貌，通过加快工业发展带动农业、服务业和城市化协调发展。要充分发挥我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能源工业和原材料精深加工，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适合我省发展的新兴产业，进一步扩大卷烟、白酒等传统支柱产业规模，加快发展民族制药、特色食品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逐步使我省工业经济向产业链的高端发展，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他指出，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要加强产业园建设，推动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实现聚集发展、集约发展；进一步加大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放宽市场准入，完善服务体系，不断提高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力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通过创业带动就业；下大力扩大对外开放，引进一批省外、国境外有实力的投资者到我省投资兴业，特别是要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大力引进一批大企业、大项目，做到借力发展、借“梯”发展；坚持依法行政，严格落实国家产业政策，依法履行环评、土地预审等相关手续，严禁建设不符合国家有关要求的高污染、高排放等工业项目，扎实做好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他强调，当前国有经济在我省国民经济中仍然占主导地位，要高度重视和支持国有经济发展，推动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大力推进国有企业调整重组，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大力加强国有企业研发设计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支持国有企业引进来、走出去。他指出，节能减排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指标，一定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硬任务，坚持目标不退缩，切实做到决心不动摇、工作不减弱，确保完成我省“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

赵省长指出，旅游业是战略性产业，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科学合理有序开发利用我省丰富的旅游资源，加快旅游大省建设，着力提高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结构调整，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也是扩大就业，增加人民群众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要按照加快发展、提速发展的要求，合理确定今后五到十年我省旅游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以更大的力度全面提升旅游资源开发水平，推进旅游产业优化升级，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旅游与文化融合，深化旅游业改革开放，优化旅游业发展环境。要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多元投资、市场运作，加强对旅游业发展的组织领导，加大旅游人才培养力度，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支持旅游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推进旅游法制建设，形成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整体合力，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为我省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赵省长强调，推进工业化进程和加快旅游业发展，要把改善投资软环境与改善投资硬环境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下大力优化投资环境，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大力营造鼓励人们更好地“创业、创新、创优”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