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的问题范文
时间:2023-10-24 18:02:3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经济学的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用工荒 劳动经济学 刘易斯拐点 工作搜寻 供需理论
0 引言
所谓的“用工荒”就是企业出现用工短缺现象,指的是近些年来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工人人数不能满足企业需要状态。市场化改革开放开始,我国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促进了当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是我国快速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量,但是目前这种情况却出现了转变,劳动力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本文展开分析,探讨“用工荒”出现的背景,研究劳动经济学对“用工荒”的相关解释,比如通过刘易斯拐点和工作搜寻以及市场供给等理论探寻“用工荒”出现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策略,主要介绍了从政府和企业以及劳动者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1 “用工荒”问题的背景和现状
2004年的下半年,我国“用工荒”的现象初露端倪,不过,这种现象集中发生在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到了2006年,出现了蔓延态势,福建和广东以及浙江等地持续大量缺工,从此“用工荒”愈演愈烈,到了目前,就连传统输出农民工的内陆省份同样不能幸免,也开始出现了用工短缺较为严重的问题。虽然,期间2008、2009年,遇到了全球经济危机,一些企业用工需求出现下降,暂时的把“用工荒”等问题掩盖住,但是随着经济持续上行恢复,“民工短缺”越来越凸显出来。据相关资料显示,最近几年,到东部发达地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的下降幅度达到9%左右;而到南方沿海地区,比如珠三角等地务工农民工也较常年下降了25%左右。纺织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用工需求较大,而中国纺织协会就珠三角地区的人力资源报告显示,单单是2010年,缺工数量就超过了200万人。不仅劳动密集型行业缺乏一般的普通工人,对一些技术密集型或者是资本密集行业同样缺乏劳动力,主要需要掌握技术的熟练技术工人。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引发了全社会高度关注,为何人口大国出现了如此严重“用工荒”的问题,是不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
2 我国“用工荒”出现的原因简析
关于“用工荒”的问题,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和讨论,我们认为用工荒属于市场经济下劳动力的供求不平衡引起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中必然存在着经济学上的原因,考虑到劳动经济学,我们认为用工荒的出现有以下几点理论原因:
2.1 刘易斯的拐点理论 这个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他通过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多年的发展历程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主要内容是发展中国家主要的经济结构为城乡的二元结构,主要包括乡村农业部门以及现代化的工业部门。那么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过程为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过程。但是,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发展,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断深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会变得越来越少,当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完成转移之后,就到了“刘易斯拐点”。
所以,有学者认为目前的“用工荒”问题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马上到来。但是,虽然说这个理论比较的宽泛,而且被证实适用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很好的解释许多高速发展中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诸多困境。不过这个理论是否和中国的情况相适应,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因为,这个理论并没有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笼统和没有经过细化的理论,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分析问题思路或者说是框架,还不能完整解释一个国家“用工”等社会问题。
2.2 劳动力市场的搜寻理论 有人认为,在我国出现的用工荒问题,还并非属于真正意义用工荒,原因是有份调查显示,指出一些抱有外出打工意愿的劳动力倾向是在家附近寻找合适工作,如果找到合适工作,哪怕外出收入略高一些,人们也愿意留在家乡附近。所以,这一点可以用劳动力的市场搜寻理论解释。而这种理论主要包括:①在企业支付劳动者报酬不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力会选择满意报酬的工作,就需要劳动力在市场进行搜寻。②寻找工作中处于失业状态的时间越长,那么劳动者就越可能找到较为满意工作,工作的报酬也可能越高,但是,随着劳动力在市场寻找时间延长,找到工作报酬提高的幅度会递减。③劳动者在市场寻找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延长,花费的成本会越高。④当搜寻职业的最终收益大于成本时,会促进劳动力延长搜寻时间,而在找到最优职业之前,劳动力选择处于失业是一种较为理性选择。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前些年,沿海地区就业缺口大,发展速度较其他地区较快,有更多的发展和就业空间。但是,近来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使各地就业需求旺盛起来,劳动者就业选择更多,经过比较搜寻成本和收益,劳动力多数愿意留在本地。不仅如此,心理成本降低,更加促进了本地就业倾向,新生代的农民工多为独生子女,多未婚,家庭负担轻,不承担养家糊口重任,所以,许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的是留在本地寻找工作。
2.3 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 最直接影响市场的因素是供求因素,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可以清楚看到在劳动力市场,供求的不平衡产生的过程。工人供给和市场需求有一个均衡点。即市场的劳动力刚好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那么如果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供应劳动力不足,那么企业招到工人,就需要支付更高工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受教育水平提高,不论是文化知识还是技术水平,都有很大程度的进步,所以,对工资的要求提高,导致市场被雇佣两下降。另外,外出的新生代农民工目的不单纯为养家糊口,而是希望在城市安家,为了实现理想,他们外出工作的动机并存着经济性以及生活性特点。所以,他们更看重的是发展机会,对企业也就提出更高要求,对工作选择也就更加的挑剔。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职业期望,较强的市场意识,他们关注的不单单是找到工作,更看重工作的环境。比如工作的条件,生活方面的保障,以及五险一金,劳动合同等。对政府期望高,希望出台政策以及法律保护合法权益。
3 “用工荒”的应对建议
通过分析,我国用工荒的出现原因多方面,所以,解决这类问题也要从多方面进行考虑,要多管齐下解决问题。如果要有效的解决目前的用工荒问题,主要考虑从政府方面,从用工企业方面,从劳动力方面进行综合的考虑。
一是政府要从宏观层面对经济发挥调控的作用,促进经济产业进行结构的调整,不断的优化完善产业结构,可以把就业当作宏观调控首要的目标,以促进就业为导向调整产业的结构。在调整中,不追求资本或者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也不单纯依靠那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增加就业,要制定科学规划。此外,要制定相关的政策以及法律等,保证外出劳动者们的权益不被侵害。根据社会发展情况调整最低的工资标准,保障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并指导企业工资水平。
二是企业要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特点,进行相应改革,不断的适应劳动者需求。比如提高企业的工资水平,完善福利待遇规定,健全绩效工资制度,和劳动者正常签订用工合同并履行法律义务,不断的改善环境,活动,让劳动者以企业为家等。同时,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要考虑转型,增强核心竞争力,确保在市场竞争以及人才竞争中取得先机。
三是劳动者要重视再教育,提高自身素质和水平,提高竞争力。要学会学法用法,维护合法权益。还要注重培养艰苦奋斗品格,要敢于吃苦耐劳,通过奋斗赢得美好生活。
4 结束语
总之,通过政府、用工企业及其劳动力管理方面多管齐下,共同努力,一定会有效化解我国的“用工荒”问题,促使我国的经济社会迅速稳健的发展,迎来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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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则思变”,变革传统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者们的共识,“思变”是形势所需,也是正确选择,但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变”、“向何处变”。实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建立真正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日益成为急需中国政治经济学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困惑面对政治经济学何去何从的困境,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学界就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与争论,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提出“中国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21的问题。就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大体上人们提出了两条思路:一是无限西化,二是有限西化。
无限西化论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既然已经滞后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无法解释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对许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也无力进行阐释与说明,证明它已经是过时的“无用之学”,而西方经济学却被证明为“经邦济世之学”,是“有用之学”,经济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就是西方经济学,因而要无限西化,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有限西化论者则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滞后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是因为它是源自前苏联的教条主义,因此,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把政治经济学和着眼于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西方经济学从不同层面融为一体,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中,使之融合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某种新的经济理论,实现有限度的西化,这样,就既能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又能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内容,从而指导好中国的改革与发展¨1。
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对市场经济模式下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对我国经济运行的有益有用之处,应该正确对待和借鉴。但无限f『ti化论的观点肯定是不可取的。首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建立在制度成熟的假设前提下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和解释,“在南为橘,在北为枳”,在缺乏相宜的文化习惯和相适的成熟制度的情况下,不是借鉴其有用的成分,而只是不加区分地无限西化,注定是水土不服,只能治标不治本。其次,西方经济学本身也存在着危机与变革H],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客观地评价说:“标准理论已日益数学化,雅致而又精确,同时,也Et益未能正视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出于对西方经济学现状的忧虑,他不无失望地说:
“经济学向何处去并不明朗。”
相比较而言,有限西化论的想法是可行的,大方向也是对路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也应该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有用之处,但中国不仅需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巩固、或者更确切说是恢复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以及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简单地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管理办法和政策措施等“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之上,拼凑出某种新的经济理论,主次不分而缺乏内生或内省,缺乏创新与发展,“根基不稳,何以缠藤?”其结果很可能只是拼凑成“四不像”,会因为缺乏底蕴或不兼容而“死机”。
可见,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不能是无限西化的“拿来主义”,也不能是有限两化的“拼凑主义”,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出路到底在嘤二、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主体性和国度性在探究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最常见的回答是: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人们常常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那句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6J——来证明这一规定的正确性。
对政治经济学作这样的规定看似正确,实则不全面,它只回答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有“谁来研究”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体问题。最早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代表的是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中的那句话里只提到了研究对象,但《资本论》从头到尾体现的都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早在1843年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它就将自己的立场定位于无产阶级;而且从一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着眼点放在劳动上,由此展开自己的逻辑,他认为自己与旧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来批判资本统治的经济社会制度H一。
所以,要全面回答“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不能不规定“谁来研究”,即研究主体的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也暗含着要全面规定“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就有包括主体性问题的要求,因为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利益关系。由此而言,将政治经济学规定为“特定阶级对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就更为准确、全面。
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其主体性,即研究者是站在谁的立场上,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因为经济是人的经济,经济矛盾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由于阶级利益和意识的不同,对同一个经济矛盾因立场和主体的差别,会得出不同的理论规定。经济问题又往往涉及诸多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对同一经济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解决方法也是不同甚至对立的,经济矛盾就是不同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对立统一【9 J。
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确,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问题。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决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出路的先决条件。
西方经济学有没有主体性?西方经济学总宣扬自己抛弃了阶级性,是“纯技术”、“纯数理”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纯粹的客观规律”。但他们的研究总是建立在严酷的假设前提下,而这些假设前提的背后,隐藏的就是他们代表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主体性,西方经济学具有更强的主体性!却不敢像马克思公开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样,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而也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其次,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还要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世界性的社会科学,但其世界性是体现于各国特殊性的政治经济学当中。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来,国家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也是一个经济范畴,它不仅是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单位,而且直接制约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部门,经济生活也因此具有国度性,而经济生活的国度性也就规定和制约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的初创期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时期,乃至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的经济学,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未能超脱国度性。坚持和承认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必要环节【l0】。
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其经济矛盾的特殊性是明确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不仅因为中国有特殊的经济矛盾,更在于我们是中国人,是从中国人的立场、利益、意识来进行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应具有主体性的观念和方法,在借鉴外国经济学成果的同时,形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并由此而专注于对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和论证‘8l。 ,、由此,可以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中国人的思想成果,是中国的特定阶级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沦规定和特定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问题,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和立足点。
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思路变革与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首先就要明确其主体性和国度性。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体,而是生活于中国经济矛盾中并要求解决这个矛盾的中国人,是为争取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应该是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劳动者利益的总体概括。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中国国情,运用中国人的智慧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的经济矛盾。
明确了主体性和国度性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思路就不能是无限西化,也不仅是有限西化,而应该是内生外化,内生为主、外化为辅,即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劳动者的立场、利益和意识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特殊的经济矛盾。虽然也借鉴外国经济学的成果,但不是简单的“嫁接”或者机械拼凑,而是以主体性的观念与方法,内生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这是它与有限西化论的根本区别。
它不是“拼凑主义”,更不是“拿来主义”,而是“内生主义”,即在国度性基础上明确主体性,以劳动社会主义为导引,运用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法规范主干概念的运动与联系,系统地揭示与论证中国经济矛盾,进而探讨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实现和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的途径哺j。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由于经济矛盾是不能自行表述其内容和规律的,只有经研究主体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自己及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和意识进行概括,形成其主体意识,总结上升为主义,并在一般性的主义引导下,实证抽象,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才能“主观”地对经济矛盾作出理论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也就决定了导引它的主义只能是劳动社会主义,即劳动者在争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进程中的自由发展。
科学的方法论是科学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基础,深入研究和科学界定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完成政治经济学变革的先决条件【11|。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当继承中国传统之内省外化系统思维,并借鉴吸收西方外在系统思维,根据现代中国劳动者的主体性,注重研究者本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探索,形成与其主义相统一的方法论,这就是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其两个主要环节就是“内省”或对自己价值观和利益、意识的内在规定,以及辩证的系统思维。
抽象思维的特点,就是形成并运动概念,以概念运动为核心,进行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综合、论证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范畴是对客体、对象层次及其内容的界定,这种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础或第一个环节,它包含着规定特定对象范围或矛盾层次的各概念。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外国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演绎或运用,而应该是代表中国劳动者这个主体,以其劳动社会主义所要求并体现的辩证系统抽象法,对中国经济矛盾揭示和论证的概念运动关节点,是规定经济矛盾各层次的主干概念。 ·政治经济学是揭示与论证经济矛盾的科学。经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其矛盾是现实存在的,是有意识在交往中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人,以劳动改造人类自身过程中表现的矛盾状态。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矛盾的研究,是代表一个社会群体表达其经济利益和意识,并由此来规定经济矛盾。对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揭示与论证,自然就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为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目的,应该是探讨中国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实现和素质技能提高的途径,认知障碍变革的因素和势力,克服这些势力,解决它们与劳动者自由发展的矛盾,这也就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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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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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动经济学的教学目标
要探究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改革的主要方向,必须从根本问题出发,确定高职院校开设劳动经济学课程的目标。同本科院校不同,高职院校培养学生的目标并不要求其有深厚的理论知识和学术功底,而是注重学生的实践水平、应用能力,将学生培养成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希望培养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指导实践、具备一定的工作技能和职业素养,为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基础。这就要求高职院校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不能过分注重理论教学,而是以提高学生应用能力为目标。高职院校开设劳动经济学的专业主要是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经管类专业,作为这些专业的核心课程,劳动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应该是让学生理解基本的劳动经济学原理、学会运用经济学思维范式来思考、分析实际问题、学以致用,将学生培养成具备一定经济学素养的应用型人才。
2.劳动经济学的课程特点
“劳动经济学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以人的劳动和人力资源为起点,研究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理论与制度的一门学科”,包括人的劳动和人力资源、劳动力市场理论、工资理论、个人职业生涯与职业选择、就业与失业、社会保障等内容。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劳动经济学具有理论性强、概念抽象、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和数学功底,另外,它融合了经济、社会、管理、法律、政治等多方面的知识,涉及面广、内容庞杂,以上这些学科特点对于基础薄弱、积极性不高的高职院校学生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二、当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学现状与主要问题
目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的授课教学普遍存在着教材内容枯燥抽象、实践指导性差,教学方法手段有待优化,考核方式单一,学生接受能力有限、兴趣缺乏,教师专业素养尚需提高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对高职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造成了直接障碍。
1.教学内容枯燥抽象、实践指导性差
劳动经济学具有经济学的一般特征:内容庞杂枯燥、概念抽象、数学模型、公式推导多等特点,如劳动力市场均衡、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模式等内容。目前高职院校使用的劳动经济学教材多数是本科生教材的“精简版”而非“提炼版”,部分内容缺乏衔接和背景知识介绍,给学生理解造成了一定困难;缺乏与当今中国社会热点结合的鲜活案例,实践指导性差,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所学”与“所用”的脱节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相背离。
2.教学方法和手段有待优化、课堂效率有待提高
受到学科特征、教师自身能力和考核方式的限制,目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还相对滞后,为完成教学目标和最终考核,填鸭式教学、单一式讲授现象普遍存在,学生参与性差,把主要精力放在生硬记忆知识点、突击式备考上,课堂效率低下。
3.考核方式单一、缺乏应用型人才导向性,对学生、教师的激励性不足
成绩考核是教师授课、学生学习的主要激励之一,但目前高职院校的成绩考核没有突出应用型人才导向性的特点。就目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期末考核的总体情况来看,普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期末考试所占比重大,课堂表现、课后作业、社会实践等环节占比小、甚至不计入考核;二是期末考试题中,记忆性题目居多,缺乏对学生能力的考查,题目陈旧、答案固定。校方对教师的考核过分看重学生成绩,忽视就业率提升、学生满意度等因素,导致教师缺乏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动力。
4.学生接受能力有限、学习热情欠佳
相比本科院校的学生而言,高职院校的学生高考成绩不理想,基础相对薄弱。高职院校开设劳动经济学集中在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管理学专业,这些专业的学生通常理科思维欠缺、数学功底欠佳,也不具备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因此普遍反映劳动经济学晦涩难懂,失去学习热情。
5.教师专业素养有待提高
目前高职院校的劳动经济学教师多数是高等院校毕业的硕博士,受到所接受教育的影响,他们通常学术功底扎实,教学态度严谨,但也存在着注重理论讲授、缺乏实践经验、灵活性差,对学生自身情况和实际需求了解不足、教学方法不当、难以调动学生积极性等特点,这直接导致教师与学生双方平行无交流,降低了教学质量。
三、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改革的主要原则
目的决定行动,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改革应始终秉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核心目标,校方和教师应对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动态、企业对于高职人才的技能需求保持高度的关注,以企业所需定学生所学。学生是课程改革的实施对象,根据皮亚杰提出的“建构理论”,学习是学生是根据接受的信息自己主动架构知识体系而非被动地接受知识,要保证课改的有效性,必须坚持学生本位原则。教师要充分了解学生的知识储备状况和接受能力,做好前期学习需求调查工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做到根据不同学生具体情况因材施教。
四、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改革的主要方向与具体举措
1.教学内容通俗化、简明化、趣味化、本土化
要做到教学内容通俗简明,首先要选取符合高职院校需求的、合适的劳动经济学教材。高职院校的劳动经济学教材不能直接借用本科院校,也不能仅仅是其“删减版”或“精简版”,部分章节的数学模型推导、相对晦涩生僻的国外各流派经济理论与假说、与我国当今社会劳动市场发展相脱离的劳动经济学理论、陈旧的、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外案例、层次较深的拓展性知识等内容可作有选择性的、适当的删除;长篇大论式的解释性叙述应提炼主要信息,语言叙述上应避免过多使用专有名词,多用通俗化语言;对于与社会、学生个人关联较多的章节,如就业、工资、社会保障、个人职业生涯与职业规划等章节可适当增加篇幅;在案例的选取上,应加入与社会实际、社会热点、企业劳资关系相关联的鲜活案例,如大学生与农民工等薪、毕业生频繁跳槽、公务员辞职潮等,以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基于劳动经济学内容庞杂、抽象,高职院校学生接受能力有限的特点,应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在课件展示中较多加入图片演示、视频讲解等内容,避免长篇理论叙述,以较形象趣味的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如展示人才市场图片、招聘会现场照片等帮助学生理解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鼓励教师自创和使用本土化案例,通过对学生熟知的、身边的社会热点、企业案例的剖析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劳动经济学的理论,比如介绍当地知名企业的员工工资计算方法来向学生讲述工资的生成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教学内容的通俗化、简明化、趣味化、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删减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破坏劳动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否则会使学生陷入思路混乱、似懂非懂的状态;更不能只重视实践而忽视对基本理论的讲解,因为没有扎实的理论作基础,就无法有效的指导实践。教师在课程开始和结束时还要注意帮助学生理清教材的写作思路、框架和体系,并做好学科背景介绍工作,如针对人力资源管理等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补充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知识。另外,根据学生自身需求有针对性地做出个性化的教学计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施小班、分组教学,避免学生听统一的“大课”。
2.多元化教学方法并用,注重教学实际效果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教师单纯讲述的方式早已不能够适应当前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需要,随着信息化的普及和校园人文环境的日益开放,多媒体教学、网络资源教学等教学方式不断涌现。劳动经济学内容庞杂、理论枯燥,高职院校的学生很难产生学习兴趣,学生参与性较差,这对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案例教学是帮助学生理解劳动经济理论、运用经济学原理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案例的选取要注重现实性和把握好难易程度;项目式教学作为新式的教学方法也受到广大学生和教师的大力追捧。在课堂教学中,要注重学生的参与度,避免教师一个人唱“独角戏”,可以利用课堂演讲、小组讨论、开放式提问、情景模拟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这些方法的运用应注意实际效果,避免出现小组讨论成为个人发言、学生因回答错误造成的心理负担等情况。丰富的网络资源是对课堂学习内容的有效补充,网络资源有内容丰富、实践性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等特点,教师可以通过网络答疑、向学生推荐与劳动经济学相关的网络资源来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如《职来职往》《聚焦社保》等电视节目、前程无忧等招聘网站,以及各高校、调查机构、媒体的劳动力市场调研报告等。高职院校以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为主要目标,高职院校一般拥有实习基地、合作企业等校外资源,邀请企业管理人员走进校园讲课,带领学生实地参观和调研当地人才市场都不失为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劳动经济学、成为应用型人才的好方式。
3.改革考核方式,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导向
考核是对学生学习效果和教师授课成果的考察,更是对学生和教师来说至关重要的激励方式。改革考核方式才能从有效地指引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的改革向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前进。期末考核应避免单纯理论记忆性考察、复杂计算、生僻难点的考核,注重考查学生运用劳动经济学原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素质,并加大课堂表现、社会实践等在期末考核中的权重比例。对于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师的绩效考核也因顺势而变,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适当降低教学成绩所占的比重,加大对学生满意度、学生就业率等软指标的考核比重。
4.加强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师队伍建设,提升专业素养
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实施者和主导者,必须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可以通过精神奖励和适当的物质奖励激励调动中青年教师的职业荣誉感、不断探索培养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方法,比如在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师绩效考察、职称评定中加入相应的培养应用型人才考核指标;还可以通过培训的方式帮助劳动经济学教师改变教学理念、拓宽教学思路、交流培养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的先进经验。
五、结语
篇5
关键词:劳动;劳动(客观)价值论;效用(主观)价值论;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6-0013-03
一、经济学关键词的演变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调整,这一变化可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古老的经济学研究国家财富如何增长。比如,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圣托马斯等先哲,将集体、国家的财富置于其研究的重心,对个人追逐财富增长的行为采取贬损、谴责的态度,突出表现在他们对利息的合理性的否定上。第二阶段,到了近代,国民财富的增长成为经济学注目的焦点。经济学所研究的财富从国家转移到个人。近现代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以其令人叹服的洞察力揭示并证明了自利行为的合理性、正当性。第三阶段,19世纪后期,效用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引起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又称“边际革命”),将经济学引向一个新方向——人类行为学的基础研究,经济学研究核心问题从财富、价值创造、增长问题,逐渐转向个人偏好(价值取向)或个人行为选择及其制度安排(制度环境)。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以财富的增长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无论是国家、集体财富,还是个人财富,经济学注目的焦点是财富增长的途径,劳动自然成为研究的重点、核心。从威廉·配第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朴素客观(劳动)价值论,到李嘉图的单一纯粹的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论述,劳动价值论基本完成。约翰·穆勒甚至断言,劳动价值论是价值论的终结形态,没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更无另辟蹊径的可能。
第三阶段,“(边际)效用论”(主观价值论)的出现,完全颠覆了客观价值论(劳动价值论)。这种学说当然不是者所谓的经济学的“庸俗化”,而是严肃考察现实、理性探索理论的结果,是对以往理论的必要且可贵的突破、发展。主观(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完全属于人对物的评价,是个人赋予物的意义,而非物自身的性质。这种定义(观念)将人的意志、偏好、需求(欲望)、选择等因素纳入价值的产生、决定、实现、运动之领域,将“劳动”驱逐出价值体系。主观价值论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开辟了道路,人的行为及其制度环境遂成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供求均衡,边际成本(利润),机会成本,博弈论,交易成本,企业与契约性质等制度经济学的进展与繁荣,才有了可能。而反观以“劳动”范畴为基石从而形成与资本主义经济学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的经济学或者社会主义经济学,则日益走向贫困、衰竭。
二、“劳动”范畴的逻辑问题
(一)概念的界定问题
一个内涵不清、外延不明的概念,是难以成为科学范畴的。“劳动”概念过于笼统模糊,难以界定,必须作进一步分解、细化、归类、剖析,不然便流于虚泛。
1.“劳动”的一个定义是:劳动是人类体力、脑力的支出,是人生命力的耗费
人的几乎所有活动无不是脑力、体力的支出,无不是生命力的耗费。在工厂车间、农田耕地中的劳作,在写字楼里打字整理文件书写的工作,开会、聚会、研讨,参加培训进修,这些都是脑力体力的支出,是生命力的耗费;做饭、洗衣服、带孩子、做家务也是脑力体力支出;休闲、旅游、散步、度假、郊游、交谈,也可算是脑力体力付出;看书、思考、冥想也都有脑力体力付出和生命力耗费……在即使躺在床上以为啥都没干,也都在耗费生命。可见,如此理解的话,劳动跟“人的活动”、“人的行为”其实没多大差别。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将劳动与“活动”、“行为”等同起来,而是认为“劳动”乃是人类“活动”、“行为”中比较特殊、重要的部分。于是有了下面的定义。
2.“劳动”的另一个定义是:劳动是人类创造(形成)价值的活动
这里把另一个概念——价值——带进来。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白什么是价值。在古典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采用的客观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下,价值被定义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于是,这里出现了循环定义,用劳动定义价值,又用价值定义劳动,是同义反复,是用自己定义自己(自我定义)。如果采用西方经济学主观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虽可以避免这种循环定义,但由此引出的“创造价值的活动”的劳动概念的外延将非常宽泛,以至于跟人类的“行为”、“活动”概念重叠,而回到前述第一个定义下的困境。
由于劳动范畴的复杂、模糊,难以界定,也由于先入为主的客观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的误导,曾经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一度在“劳动”、“价值”的定义、界定问题上,理论界莫衷一是,实践中缺乏依据,只有唯领导(强权)意志是瞻。错谬的“劳动”、“价值”认定,逼得人们在车间、地头耗时间、磨洋工。资本运作、市场营销、工程设计、产品开发、风险管理、资源配置等等领域的劳动被忽视、弃置,导致整个经济运行质量差、效率低。
(二)方法论上的误区
量化分析,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重要性不可等同视之。一个对象、概念的可度量(计量)性,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而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人文科学,重在定性研究,重在对一个事实或现象进行解释,即使涉及到量的问题,也往往采取模糊数量概念(多少、大小、密疏、轻重,或者先后、早迟、首末等)来表述。量化研究,尤其精确、细密的计量研究,并非人类行为科学的基本要求。可量化性并非经济学,尤其理论经济学概念的必不可少的要求。
主观价值学说把价值的来源、本质归结为不同的个人主观上赋予物品(服务)对自己的效用的评价,而不归结为物品本质蕴含的属性。这种学说否定了价值的客观实体性、标准的一致性,及可计量性或者确量性。但这并不影响其对事实的解释力、理性说服力,也不妨碍它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概念。
而对于客观价值论的劳动价值论,它把价值的来源、本质归结为物品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属性,而与人的主观评价无关。价值,就像物体具有的重量、颜色、味道一样,并非因人而异的主观判断,而是一视同仁的客观实在——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对于这种描述纯粹客体属性的概念,与纯粹主观性的概念相比,更靠近自然科学的思维、研究方法,即概念必须具备可观测性、可度量性及确量性。
于是,对劳动的计量,并找到一个稳定、统一的劳动计量标准,成了劳动价值论的必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弄出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即在现有正常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一产品所需要的人类劳动(时间)”。但很显然,这对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要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得到一个“一般人类劳动”的标准单位。这又必须将人类所有形式的劳动(包括简单劳动、复杂劳动,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物质生产劳动与服务性劳动,甚至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等等)都实行通分化约,使之成为一个同一标准单位的倍数。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劳动太复杂、太多样、太多变了。人的智能与技术工具不仅目前而且在未来也无望达到完成这个任务的水平。客观价值论可谓作茧自缚、自掘坟墓。
(三)劳动与价值的关系
“价值”是经济学核心基础概念。有人高抬,或者难以割舍“劳动”概念,是因为他们认定劳动与“价值”概念有直接的、重要的联系,即古典经济学所认定的“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了价值,价值是由劳动构成的。
一个社会理论最主要的功能是能合理解释事实。劳动价值论的困难在于它遭遇到大量难以解释的事实。首先,一些没有劳动凝结或者极少劳动凝结的物品,如自然金块、钻石、矿石、木料等等,具有价值甚至极高的价值。其二,同一样物品,在识货者与不识货者眼中,评价极不相同。一个物品在渴求程度不同者眼里的价值也不同。拍卖场的事实是一个典型。其三,同一物品,在不同的时空下,具有不同价值。冬衣,在寒带地区值钱,但在热带不值钱。沙漠地的淡水,比其他地区的淡水值钱。假如是劳动凝结产生价值,并且劳动量决定价值量,那么上述事实就无法解释。
另外,由于劳动计量的不可行,客观劳动量、价值量无法确定和计量。物品中含有多少劳动量,不同物品之间,甚至不同生产者生产的同类物品之间的劳动量、价值量的比较,也是不可能的。由于劳动量的不可计量,在劳动价值论盛行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的衡量、劳动报酬的认定往往与劳动无关,而与领导意志相关。“劳动好不如与领导关系好”,甚至“关系就是生产力”。“按劳分配”的潜台词实际上是“按领导意志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真意是“不听话者不得食”。
19世纪后期应运而生的主观价值论对我们观察到的价值、价格事实所做的解释更为合理。它认为,价值其实不是物品“内在”的属性,而是人们各自赋予某物的对于各人自己的效用的评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独立作出对世界万物对于自己效用的评价,赋予每一物品(服务)以独特的价值。这种主观价值论,对价格现象竟有更加合理、到位的解释,也为包括供求规律、价格规律、均衡分析、市场机制、自由竞争、契约信用、机会成本、风险评估、博弈等概念、理论的拓展进深提供基础铺垫。主观价值论的产生,彻底突破了禁锢古典经济学发展的桎梏,使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繁荣有了可能。
三、“劳动”,难为经济学之利器
经济学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效率、公平及其关系的问题。在处理这一经济学基本问题上,“劳动”概念及其理论不是一个好工具。
(一)效率问题
常识告诉我们,要分配,先得有可分配的物品(财富)。先生产,后分配与消费。画饼不能裹腹,取卵焉可杀鸡。应当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问题是关乎稀缺资源下资源最佳配置与运用的问题,是投入产出、成本收益比率问题,也是关乎生产最佳组织问题。这里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是动力或目的问题——人为什么要追求效率?动力或目的,乃关乎人的利益,人的利益(这种“利益”不可单纯理解为货币收入)又以自利为根基。故此,对自利、需求、偏好等概念,以及对人的需求(利益)、行为偏好(目的、目标)的研究乃是经济学的重要基础,而劳动概念对此是不得其门的。
其次,效率问题涉及人的行为方式与行为目的之关联性研究,这里涉及经济过程的制度性安排,所谓人的行为的制度环境,如产权分立,货币、交易、契约、企业组织、贸易政策等等。这里属于制度经济学领域,更没“劳动”什么事。
再接下来,是对人的行为方式本身的研究。这便涉及效率的另一重要内容——如何以最佳方式达成人已设定的目标,如分工、比较利益规律、泰罗制、福特生产流水线、规模经济、熊彼特创新、投入产出模型等等。在这里,“劳动”概念也太抽象,对此类有关生产力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并无切实帮助。
(二)公平问题
公平问题也就是所谓分配问题。分配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问题,它与效率问题紧密相关。真正的公平必须是在效率优先的条件下的公平,缺乏效率的“公平”,是伪公平。往往在处理、解决效率问题过程中,分配(公平)问题也随之得到基本的处理、解决(可分配之物)。
在处理动力问题时,自利原则即为分配的基本原则,即人之所以采取行动,付出劳动,乃是为了自己的需求、利益得到最大满足。谁投资、付出,谁得回报,自己劳动成果属于自己,这是公平分配、天经地义的第一法则。假如要求人们不为了自己的好处、利益,而为了他人而采取行动、付出劳动,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公正、不公平的。
其次,根据效率问题第二层面的制度性安排,劳动成果是在市场中得到价值实现,其价值实现(分配)乃是受制于市场规律,由市场机制调节的。因此自由竞争、自愿选择、对等谈判、尊重契约等市场原则,成为公平分配的第二法则,这也是合理分配的制度安排。
再次,跟效率问题的第三层面相关,人的智慧与汗水的付出必定影响到其收益(分配),所谓天道酬勤,天道酬智。无论作为投资者、生产经营者,还是受雇者、自雇者,都是依靠自己的智慧与辛劳获取报酬。巧干加勤奋者,必得公平回报。这算分配(公平)问题的第三层面。这里,“劳动”挨点边,但也是太笼统、空泛,难及实质。
由此看来,效率、公平问题的关键依然是制度问题,跟产权制度(确保自利原则的落实)、市场环境(确保价值实现的公平机制)及生产组织安排(确保人行为的微观层面之果效)相关,“劳动”概念及其理论基本派不上用场。
综上所述,“劳动”概念之所以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走向式微,乃是由于它自身概念在逻辑上的缺陷以及其处理经济问题上缺乏功效所致。笔者拾人牙慧,套用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 “无神论,人类不称职的向导” 这句著名警语格式,将此文的结论也用这样的句式表述:“劳动,经济学不称职的向导”。
参考文献:
[1] 大卫·鲍兹.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本[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亚当·斯密.国富论[M].高格,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篇6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表面上是以经济学为指导,但实际上是传统的苏联范式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但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努力构建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在坚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的本来面目,真正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
坚持以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二、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所谓“范式”是指在某阶段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则、理论、方法。“范式”一词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任何学术研究活动只有纳入一定的范式体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学性质,才能使该研究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无论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学性质,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的规范性,即有其确定的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以及一套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对客观对象的适应性,即它能够科学地解释其客观对象的性质、特征与发展规律,否则就无法说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从而使该研究陷入“范式危机”。科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科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确立正确的原则。具体说来,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科学范式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原则,就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不要规范而简单地描述现象、总结经验,也不能随意地进行理论批判或“理论创新”,而是必须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应当确立科学的共同信念与基本价值观,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哲学。其次,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必须确立一整套科学的概念体系,采用一整套科学的分析方法,确立一些科学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基本定理。为此,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一种科学范式的轨道。问题在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来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才是更为科学的?这一问题在经济学范式本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它应当而且只能用客观的和实践的标准来验证,即某一经济学范式究竟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现实经济生活,或者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对分析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刻的适应性。
(二)适应性原则。经济学范式的根本作用与生命力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与指导人们从事经济发展与经济变革的实践。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使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适应的,而且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许多方面也是不适应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理论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各种经济学范式所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从而导致了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双重“范式危机”。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打破各种教条主义,从中国基本国情与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解释这些“反常现象”,实现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综合性原则。理论范式的范畴体系还必须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理论范式的整体创新提供厚实的平台,从而使中国经济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回答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学思想,构建一种能够揭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构建中国化的经济学应当以经济学为榜样,科学地吸收各种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具体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既应当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也应当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合理成果;既应当肯定当代中国化的经济学理论,也应当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大综合中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上述基本原则,对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不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还单纯从个人本性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用机械的均衡方法与形式化的数学方法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学。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观也是不科学的。自从边际主义的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开始背离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把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从此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作为样板。应当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不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与生产形式,其中劳动方式特别是其劳动组织就是微观层次上资源配置方式,而生产形式作为人们劳动的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囊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包括在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之中。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联系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来客观地、历史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还是抛开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而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它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因而缩小了资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必然是以制度不变为假设来研究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现得苍白无力,从而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人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西方经济学不仅具有其明显的不科学性,而且对中国具体国情及其发展要求来说,还具有严重的不适应性。在基本国情上,中国与西方差别很大,而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总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具体说,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条件,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等。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同样的事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就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在我国当前可能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在这些制度条件具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尹伯成,2006)。由此可见,要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二)不能构造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即试图调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建立一种折中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这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人们认为应该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反映市场经济的新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既表现为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也表现为那些试图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折中体系: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论”+西方范式的“资源配置论”,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脱离了经济学的科学轨道,是传统的苏联范式与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体”。同时,既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本质上是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的双重翻版,因而它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其尖锐的内在矛盾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与中国当代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严重不适应性。说到底,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是传统教条主义与现代教条主义的“杂交物”,虽然它试图反映当今中国现实,但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现实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采用这种折中主义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一种以描述中国现实、总结中国经验和肯定中国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倾向,即直面中国现实的“描述主义”。它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描述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特点是: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二是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三是为解决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不注重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四是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而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转向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二是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来说,其发展的连续性就成了问题(邹东涛、时红秀,2006)。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这种表面化、局部化和经验化的“描述主义”范式,而应当构造一种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具有其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四)只能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综合的中国经济学。根据上述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原则,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指导。首先,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照,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个要素。第一,否认存在着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个人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历史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动和有机的。人性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内生但又具有改变它的内在潜能,因而经济学必须分析人性的起源与发展,而不是把它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第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是生产方式,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经济学的方法是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而不是个体主义方法。第三,同主流经济学的机械均衡观不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所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动态过程,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其次,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基本原理,对分析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解释力:中国经济转轨是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构造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力:中国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当代劳动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来说,当代中国面临着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变革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要求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形式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形式的变革与制度变迁又促进并推动了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完全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此,以经济学为指导重建中国经济学,可以在经济学的科学框架内,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构造一个既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体系,据此确立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综合范式。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总结、扬弃与升华。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根据科学性、适应性与综合性的基本原则和以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经济学就其性质来说既不是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也不是中国版的西方经济学,它应当而且必然是中国化的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综合范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学,因此它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基础。首先,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以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性质和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在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再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用以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范畴为核心的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再如生产条件、劳动方式、生产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资本、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工业经济、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等等。最后,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批判与继承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形式的具体结论,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对于前者,我们当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单一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始终坚持、科学继承,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和实行按劳动者贡献分配等,这些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化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应当而且必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与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只是资源配置,它应当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此,中国经济学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劳动方式、生产形式及其社会形式,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应当总结与升华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如新型工业化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都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与理论来源。
篇7
近几年,围绕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从未停歇,话题不断更新,层次逐渐深入,气氛愈加热烈。这是一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念碰撞,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在新形势下要重新定位的努力。其中或众说纷纭,或针锋相对,种种纠缠不清的争论,多因两大理论体系相对独立,概念语言不通的缘故。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一味辩论的结果只能是似是而非,欲理还乱,无果而终。只有站在更大范围的经济学比较的基础上,才能看清这场争论的实质和意义,从而理清思路,得到有价值的成果。
以最近争论的焦点“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为例。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辩题了,因为学界已经基本上肯定了“服务业创造价值”的观点。大家争论的只是,这个观点马克思已经说过了的呢,还是马克思没说但可以从他那儿引申出来的,还是马克思根本就是反对的。由此引发的另一个比较热闹的辩题,就是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大家都认为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应该存在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争论的只是他们是否在剥削,这种剥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马克思那里寻找根据加以印证。
总之,学界对命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与目前的经济学大方向并无二致,差异的只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这个态度,总结起来,又不外乎有三种:一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疑惑,都是源于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够深刻的缘故,所以应该加深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一种认为劳动价值论的确有不足和偏颇之处,应该被发展和革新,其内涵和外延都应该进行新的拓展;一种则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坚持劳动价值论会走回阶级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所以它应该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阁。
劳动价值论是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现在大家对命题的基本态度一致,却对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的态度出现差异,这只能说明对理论的整体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在实际争论过程中,争论的核心也的确不断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无法再讨论下去。于是如“什么是价值”、“怎样的劳动创造价值”、“非劳动生产力是否创造价值”、“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等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进一步的争论却没有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是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范畴和理论出发点相混淆的缘故。把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的命题,自然要出问题,反之亦然。二
劳动价值论虽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这个“劳动”还有许多的规定,比如“抽象劳动”、“生产性劳动”等,这个“价值”也有自己的定义,它的经典表述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争论中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关于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有的学者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实际上不再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他看来,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劳动是计划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而西方国家却从实际出发,不拘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认为第三产业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使第三产业得到空前发展,所占比重已超过70%。……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采纳了三次产业的分类,也承认第三产业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跳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凡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都视为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1]
这段论述的逻辑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产业属于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但实际情况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扩大,所以第三产业也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首先,这个逻辑的因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创造价值。在马克思严密的理论体系中,这只能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一、二产业的效率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并且第三产业分割价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国民生产总值”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从来都是以具体的货币来表达的,无法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衡量。第三产业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说明它创造了价值。最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也不一样,以之佐证,颇为牵强。这是想证明劳动价值论仍然正确的。再看另一种论述:
从今日展望,停留于原来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充分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市场现象与企业现象。在新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以及资本和传统技术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经营创新及其载体或称人才。……仅从第三产业的不断成长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渐居首位看,所谓非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创不创造价值,多年来引起争论,确有其时代意义。否则,就劳动价值观,生之者寡,分之者众,主客易位,道理上说不通。[2]
这是想说明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却很奇怪。难道某种东西“稀缺”了就会引起它的质变吗?技术不“稀缺”,就不创造价值,“稀缺”了,就创造价值了吗?“稀缺”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仍然无法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直接相联。再看一个: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我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党政部门的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主要理由是党政部门属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它们并不参与价值的创造。现在看来,这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及其经济职能,其实党政部门为此而付出的劳动,理应属于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高倍数的价值。[3]
“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以及“经济职能”就可以证明一种劳动创造价值了吗?前一个证据明显与结论无关。“经济职能”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影响了经济为什么就是创造了价值,还“创造高倍数的价值”?论者没有交代。就笔者所知,在马克思那里,非生产性劳动也对经济产生影响,可是它不创造价值。
可以看出,上述说法的逻辑漏洞都出现在同时使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之时。并不是说不可以在两大理论体系间做沟通工作,只是做的时候要慎重,不能拿来就用,直接组接。否则,这样的理论探讨不仅不令人信服,而且没有意义。
其次,关于生产要素问题。如有的学者说:
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的源泉。和传统的把其归结为人的抽象劳动,即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体力和脑力支出不同,我根据我的价值定义认为:价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结合,白手是不会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并且,各种生产要素在不断增加,它们之间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最初由土地和劳动起主要作用,到资本、经营管理加入价值创造,再到二十世纪中期科学技术又加入,并且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在新经济环境中我要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根据我对价值及源泉的重新认识,我进一步认为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断变化,从而我们又说新的意义上的劳动是价值主要源泉,这就是我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4]
论文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来自
从生产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到“加入价值创造”的推理,也就是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为什么比重大一点,它的性质就会变化呢?很简单,因为这“比重”和“性质”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正如作者把“价值论”混同于“财富论”一样。在两个理论中,生产要素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这与“比重”的变化无关。我们看到,为了确立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杀历史,提出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以前从未“加入”的说法。这是想要改革劳动价值论的。
再次,关于我国私营业主的剥削问题。
有的学者倾向于不存在剥削或是剥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产资料或资产作为商品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虽然不是同劳动相并列的价值源泉,但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说毫无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所有者的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并不全是剥削,其中包含生产资料这种物的社会使用所带来的增值。……过去我国公有制经济内部的“投资饥渴症”、无数损失浪费等等,都同否认资产能够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有关。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谬误。[5]
资本对商品价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说明不全是剥削,这也是一连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为什么就是“带来一定的价值”?后文说的清楚:“带来的回报”--这就对了,不是“价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早就澄清过,此与“价值”无关。其次,资本“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为劳动可以带来价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资本,没有劳动,价值创造照样进行。资本和劳动属于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是它们之间存在这么简单的替代关系,那就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理论假设是基于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的是资本参与生产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资本本身可以“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存在剥削: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二重性的理论,同样适合于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分析。
随即作者在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我国的私营业主的劳动进行了分析之后,承认存在剥削,于是说:
经典作家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现阶段允许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剥削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远目标,但它却可以成为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存在一定范围的剥削,但它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漫无边际,而且这种剥削还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引导、监督、控制和调节。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制度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剥削,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同日而语。[6]
看起来作者十分正确,但细想却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说明这种剥削应该存在,那么那是我国的政策如此,不是劳动价值论证明如此。作者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结论只是承认了剥削的存在,所谓目的好,规模小,这些都不属于劳动价值论。整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劳动价值论正确,剥削也应该存在。我可以接受这两个结论,但不能接受这两个结论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指导实践,现在变成了实践指导理论,生拉硬扯,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以上只是择其要者,篇幅虽少,但其代表的态度却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我认为这与理论界的躁动情绪有关。政治经济学遇到了挑战,的确需要应战,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与性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就是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理论分工,更有不同的独立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政治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实证经济学,前者探讨的是公平问题,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讨的是效率问题,是财富的增加。两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经济学指导营销,恐难如意,以西方经济学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也是无力。三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里,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劳动的报酬是从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再分配而来的,即从生产性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中分割而来的。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说非生产性劳动分割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有什么不正当。从理论上说,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与它是否正当毫无关系。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要急着给非生产性劳动正名?
这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价值”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创造的价值比分割来的价值似乎更优越。所有接受的人都有这种意识,那是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的确贯穿着这种意识。
换个角度来看。既然在理论上创造的价值与分割的价值同样正当,那区分它们还有什么意义?直接研究价值分割后的形态不是更简洁了当吗?马克思在年青的时候也曾试图像他人一样如此表述价值,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发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又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都是为了导出剩余价值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就没有剩余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从价值的本质而是从价值的现象开始研究,以价值的最终呈现状态为研究依据,就无法区分劳动与剥削。换句话说,剥削的部分将很容易与非生产性劳动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马克思曾转引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说:“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学说,看来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它不幸给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们可以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别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抢来和骗来的。”[7]当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断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也没有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但在这个理论中的确突出了生产性劳动的地位,从而特别反衬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剥削。
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特别从社会公平价值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特别从增加财富的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现在学界很多人在争论的问题,是要用劳动价值论去谈增加财富问题。这也不是不能谈,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谈。在马克思那里,公平与财富的问题是他早在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解决的问题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财富,但人不是机器,工人仍在怠工,因为他们的人性得不到实现,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充分发挥。人类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实现对象性的人性了,经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学才会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劳动创造的价值与报酬相当。因此,界定剥削和剥削量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再进一步说,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比普通的经济学更高更远。他本来就是从哲学研究转入经济学研究的。他的哲学研究的是人性为什么受到压迫的问题,他的经济学也是为了揭示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要研究经济学,是因为他在研究哲学和政治的过程中发现,人性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要揭示的是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剥削是经济问题,是生物性问题,压迫是政治问题,是人性问题。工人们被剥削走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吃不上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性压抑的问题,是做人像做动物的问题。所以相对于贫穷,马克思更重视的是异化--人于动物性。之所以要反对剥削,因为那是异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敌。
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性解放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经济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不同导向的学问,即是不同社会价值判断的学问,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如讨论财富增长重要还是公平重要,或者剥削的标准和意义等等,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
西方经济学的蛋糕理论就是说把蛋糕做大是至关重要的事,财富增长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再去兼顾公平,而他们同时又认为效率(增长财富)与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剥削不是他们要讨论的问题,只要财富增长就完事大吉。政治经济学则是首先把公平问题放在首位,研究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首要的,而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增长则不是它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因而不管我们是搞何种经济理论的研究,必须能沉进去也能浮上来,只有我们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劳动价值论在当代是否还有用?当然。是否需要发展?当然。只是,讨论归讨论,发展归发展,但要沿着它本来的轨迹讨论和发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则只叫。劳动价值论既然指向的是剥削问题,研究的是公平标准,目标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当代,在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还少吗?就像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的命题,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服务业所得到的价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营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也是早有定论的,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剥削了多少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的是像马克思那样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剥削是不是对经济有利,也不是我们的课题,我们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说一声“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声疾呼反对剥削。实际上,不仅是这些具体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论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着原来的方向推展,研究在当代人性是如何受压迫的,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人们仍然感到不自由?隐藏在那些丑恶和荒谬的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是什么样的经济根源?经济的不断增长为什么会带来新的异化现象?所以,我们要继承的是马克思在过去做过的工作。
社会需要各方面的理论,反对不平,关注人性是我们的任务。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当然还需一边研究和创新,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用来把握整个国家方向的理论,因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民的幸福和未来的发展当然是比经济的增长更远大的任务。
注释:
[1]何伟《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2002年第1期第12页。
[2]沈立人《劳动价值论的理念创新与政策整合》,《经济学家》2002年第2期第23页。
[3]何炼成《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经济学家》2001年第6期第47页。
[4]晏智杰的论述,张兴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探索--访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12月。
[5]董德刚《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剥削现象》,《前线》,2002年第2期第13页。
篇8
关键词:历史方法;经济学;科学性
一、判断经济学是不是科学的标准
判断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首先应确定一个“科学”的衡量标准。这种标准的依据不在于该学科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而应遵循以下三点原则:一是是否以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性为目的。二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是否运用了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法。熊彼特强调“一门科学是任何一种知识,它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三是是否有一种科学的理念和精神。显然,这种判断标准避免了由于选择尺度的狭隘而将诸多科学性的东西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的尴尬。就经济学而言,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并且采用唯物辩证法、科学的抽象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对稀缺性的资源进行配置的学问,采用的方法有:经济模型、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静态及比较静态和动态的方法、边际分析的方法、均衡分析的方法及数学分析的方法等。
科学的判断一门学科是否科学,依据的重要判断标准是该学科的方法论必须科学。一般来讲,经济学的研究和认识过程是:先从实际出发,从经济史实和现实经济问题出发,在掌握大量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基础上抽象出概念和命题,然后再用范畴和概念去说明、解释和预测经济事实。这表明,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认识论方法贯穿了经济学确立的各方面。就此方法论而言,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同样符合科学标准。
二、为什么要强调历史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19世纪末,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和德国历史学派代表施莫勒进行了一场持久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由于历史学派方法论的缺陷,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在演绎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下走上一条公理化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经济学——这样一门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探讨上丢弃历史分析的方法。
(一)主流经济学过度演绎推理的做法不科学。在一些人看来,历史的东西往往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局面,而基于公理推断的东西则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客观地讲,经济学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并辅之以数学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然科学的一种靠拢。但如果以为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少数公理的基础上构建起逻辑大厦,就意味着经济学自动走向科学殿堂的想法未免太天真。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公理本身是否就存在统一性或不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不同呢?按照尼采的看法,所谓的公理实质上是一种没有办法通过进一步推理证明的无条件的命令,公理本身也是一种信仰,即相信公理是“真”的。对信仰而言,在抽象的意义上,很难判断孰优孰劣、谁是谁非。既然公理本质上是一种信仰,而信仰显然会随时间、地点和任务不同而不同。因此,建立在公理即信仰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大厦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外观和内在结构。在怀尔斯看来,“‘公理’成了‘神圣命题’的代名词。公理的存在可以使我们不顾事实建立起庞大的演绎结构,这已经成了经济学根深蒂固的传统”。事实上,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而抽象出来的经济学公理,如理性经济人等在现实环境中也遇到质疑。这种抽象演绎的结果不仅无助于经济学科学性形象的树立,相反还损害经济学的科学性。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对经济学基本理念的信仰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巨大差异。亚当·斯密教条地认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经济生活会自动趋于最优状态,不会存在经济过剩和失业。而1929一1933年的经济危机彻底打碎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仰,转而寻求政府干预。而凯恩斯以后的宏观经济学学派林立,或者说对同一经济现象有不同的理论学说,究其原因恐怕是其信仰“失之毫厘”所致。
(二)宏观经济学的诸多成果得益于历史分析的方法。宏观经济学的目标有四个:通货膨胀、就业或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显而易见,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对象,如长期的经济波动,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历史数据和历史事实。即使在微观经济学的问题中,同样也无法回避时间序列的探讨。由此可见,目前主流经济学中抽象演绎法所作的努力,即通过形式上的数理化来完成对经济学的科学化改造并不能摆脱历史数据的支撑。
(三)任何学科成就的取得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济学也不例外。在熊彼特看来,“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留下的创痕。”“任何规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从目前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看,首先都是进行文献综述,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可以说,经济学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不是哪一家一派可以独立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的、连续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个历史过程。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过程中体现的尤为充分。
(四)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定理必须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恩格斯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在《资本论》中,诸如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商品等概念,马克思都反复强调是个历史范畴,从而对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进行批驳。同时,这些概念的许多规定性也只有放在历史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如,货币形式的发展、货币的本质及货币的功能等问题。
(五)在一定意义上看,历史的方法是经济学其他研究方法的基础。一是发展的观点认为事物总是处于运动的状态中,这与历史主义强调的原则是吻合的,即“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绝对的存在,而是历史的暂时产物,它在历史中产生、发展,也必将在历史中消亡。事物就是它的历史过程本身。”二是科学的抽象法认为,必须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进行充分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住其中的规律。要做到这一点,除要求在一个时间截面上尽可能掌握事物不同的特征,更需要对事物的特征进行时间序列上的追踪考察。只有经过事物特征的反复显现,才有可能抓住背后隐藏的规律性。
虽然历史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中都非常重要,但必须承认,由于学科的限制,历史方法发挥的作用在不同学科中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经济学的科学性似乎有所削弱。自然科学的成果经过历史的积累,很容易被后人认可和运用,因为自然过程是反复发生的。但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却不具备完全可复制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充满了各种新的、不同的意见与观点。结果是,经济学无法以严格的累积的形态取得进展,经济学说史上就出现了形形的理论反复。一种理论和观念总是以真理或谬误的姿态在不同的时期交替出现,这在近代以来的宏观经济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当代尤其是中国,之所以很多人认为唯自然科学才是科学,是因为自然科学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直接和明显的,相比较而言,社会科学的作用则是间接的、长期的。时间的跨度有时甚至要经过一两代人,所以经济学的成果不易为人所观察和掌握,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往往要在理论成果产生多年后才被授予。但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相反说明经济学的特殊性更需要用历史的观点去考察。
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是一部借鉴自然科学方法与理念的历史
从对历史的回顾中发现,无论是有意借鉴还是异曲同工,自然科学的理念及有效的分析工具,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中都得到体现,这使经济学日益成为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的“硬社会科学”。
在西方,经济学的出现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经济论》为标志。为能把握住观察对象的规律,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明了数,认为万物即数;万事万物的差别实质上是数排列组合的差别。在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学一度成为封建神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并无科学性可言。随着文艺复兴和自然科学的兴起,经济学也迎来了科学的黎明。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②,即古典政治经济学才称得上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从理论观点和贡献来看,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无论富商巨贾,抑或小商小贩,在进行商品交换时,都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没有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力存在。显然,这一商品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受天文学革命的影响。在传统的封建等级制中,人有天生的高低贵贱之分,皇族乃上天的代表,即天子。但天文学革命却发现:整个自然界并非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等级结构体,各天体之间是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这一信号传递到人类社会,其含义就是:人与人之间不是生而不平等,而是生而平等的。进一步把该思想反映在经济生活中,就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当然,此时可能有来自传统的追问,即如果没有旧有封建等级制度的管理秩序,那么靠什么来维持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运转呢?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推动资本主义这架精巧的机器一直运转下去,永不停歇。这正如牛顿的力学所揭示的原理:万事万物为何运动有序?因为一切都是“力”的作用。将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与牛顿的物理学作比较,很多的地方都会发现对事物处理方法的相似性。
就当时化学取得的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表面上千差万别的物本质并无区别,都是原子所组成,差别惟一在于原子数量的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劳动价值论都认为,不同的使用价值和商品表面上看起来各不一样,但却都是劳动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在量上能够比较,是因为它们都凝结有抽象劳动,即价值。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生命体被当成一个系统来加以对待。而系统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早已被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从魁奈的经济表到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以及当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问题,都把经济生活当成一个整体在进行研究。
现代主流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更是无处不在。马克思曾说过,只有当一门学科使用了数学时才成为真正的科学。数学使以往古典经济学带有哲学思辨式的思想通过数学方式的表达而显得更为精确,使经济政策的实施也更具可操作性。可以这样讲,正是对数学这顶自然科学皇冠的摘取,才使经济学取得了社会科学皇后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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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Abstract]: Marx 's whole world view is a method, therefore, studying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focus lies in the methodological mastery. So far,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 still is a kind of advanced thought. This article on the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scientific methodology method were analyzed.
[Key words]: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ology
政治经济学是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方法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其中矛盾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本文也主要对这三种方法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方法
马克思将分析矛盾引入到政治经济学中,对矛盾分析清楚后,再分析经济问题。在现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中存在很多矛盾,这些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各自代表为了获得更多利益而产生的,如劳动创造的价值和支付的工资之间的矛盾、产品价值与售价之间产生的矛盾、无产与资产阶级两种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就是看它们是否承认这些真实存在的矛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法主要包括:
(1)虽然已经统一了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但是这些社会经济关系中还存在对立的一面,因此,要很好的把握住这对立的一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法中把握对立就是指在分析事物时,将事物看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从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来否定它们相对对立的性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立现象普遍存在。但是这里所说的对立并不是说各种经济关系外在对立,要想阐述各经济关系对立的本质涵义,必须从各种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中把握它们的相互否定的对立性质。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的David Ricardo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类经济关系是存在对立的,并且他以此构建了属于他的理论体系。但是最终他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它对各种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进行研究主要是从形式逻辑的思维出发,它认为这些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没有相互联系、没有相互转化的关系。例如李嘉图认可的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该理论不能解决劳动力得不到同等价值的问题,工人劳动所得的工资与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成对立关系,而不能相互转化分析这种对立。其实李嘉图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工人工资是作为资本的投入创造了价值,那么工人创造的价值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渗入到了工人创造的价值中,从而导致其理论最终以失败告终。
(2)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对立中把握统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社会矛盾的分析方法中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对立中把握统一就是仍然将事物看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从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来把握它们的统一性质。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认识的前提下,把握资本主义诸多经济关系中的统一,这样才能表示认识经济现象。但是,必须在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把握它们的统一性质,这是真正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认识的前提。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统一的经济关系内部存在,使得社会中经济关系的统一非常必要,这也指明了各种经济关系统一的方向。
(3)社会经济关系范畴对立统一的基础是坚持用人的实践。由人类实践所不断生成的对立统一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中的对立统一,而并非是表面上的抽象对立统一。因此,社会经济关系范畴没有永恒的经济范畴,都是将人类的社会实践作为基础,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而且,社会经济关系范畴是不断变化的,其一直是以独立统一著称,其是一个不断更新过程,消灭-产生-消灭……,这个过程同时也是由人类不断开展社会实践而实现的。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开展,人类对实践中的经济认识也越来越高,消灭原来的经济关系范畴,建立新的经济关系范畴,或者扩展原来的经济关系范畴。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
用历史的和发展的维度来看待分析经济问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论的一种有效方法,由此产生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复分析方法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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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主体性地位
中图分类号:G4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类、管理类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重要理论基础。尽管就考试而言,学生表现尚可,然而学生对宏观经济学思想的理解与应用并不理想。据此本文拟分析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现状及原因,在此基础上探索改进教学方式,以提升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现状及原因分析
1、教材内容较为抽象,政治辨别能力较差
宏观经济学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假设体系、数学模型与图形推导具有高度一致性。然而从教学效果来看,学生对数学模型与图形推导掌握较差,对于假设理论体系背后的经济思想理解也较为零散。即使通过死记硬背,能够正确把考试题目做对,但是并不理解数学模型背后的思想。其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学是对人类自身经济生活的思考,是现实生活的高度抽象,其假设剔除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影响因素,难以与现实生活直接挂钩。宏观经济学每一条规律都具有悖论性质,即单个个体完全有可能不按照这一规律行为。这对一些社会阅历较为简单、对自身经济生存现状缺乏真正理解的学生来说,会有相当多的困惑和不解。此外,教材本身意识形态判断力往往不足,宏观经济学的教材体系与经济学有一定的差异,经济学的一些重要观点,如剩余价值、异化劳动、阶级等在宏观经济学现有教材中都没有得到体现。其重要原因是我国西方经济学引入课堂的时间较晚,对充分就业、供需分析、劳动力市场等概念和工具的理解和消化不足。由于缺乏这一分析,增加了学生理解宏观经济学的困难。
2、教学手段有限,课时缺乏保障
由于宏观经济学的抽象性,教师很容易陷入“填鸭式”的灌输,其表现是课堂上全面讲授概念、原理和方法,而不关心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得不到发挥学生严重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直接影响教学效果。此外,宏观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多,需要花费大量的课内与课外时间,课时安排上学校往往不能保证。最终导致学生知识应用能力较差,学生只能将精力用于记录和背诵,用于做题目,而很少主动思考和独立分析问题,对待现实问题依然会凭感觉回答,而不会用于经济学经典的问题分析方法。
3、案例教学不足,考核方式单一
案例教学法是培养高素质、实用型和创新能力强的经济管理人才的重要教学方法,其最大特点是培养重点是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我国学校案例教学法总体上尚处在初步引入阶段,与国外高校有着较大的差距。案例分析往往是混杂于教学的课件里面,案例教学课件往往也较为缺乏。目前学校宏观经济学的考核主要通过闭卷考试,卷面成绩是衡量学生掌握情况的标准。期末考试仅仅是考察记忆和考前突击能力,这种较为单一的考核形式使学生平时不太注重积累,考前死记硬背,然后作业抄抄了事。为了学生考出好成绩,老师需要花更多精力关注学生考试问题,因此往往又把大量时间用于讲解练习题,使学生难以全面理解宏观经济思想的本质。
二、提升宏观经济学效果的建议
1、加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
本科生所学习的宏观经济学在理论上看似浅显,然而只有教师的理解水平达到一定深度,才能做到在教学中深入浅出,使得学生掌握起来较为轻松。因此,作为教师本人,不能只是简单地背课本,对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意义要有更为广泛的涉猎,对经济中正在发生发展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要有所研究。除了教师自身拓展之外,为促进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应尝试组建宏观经济学教学团队,组织教师经常进行座谈,就宏观经济学中各流派对经济问题的看法、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等进行研讨,拓展知识面,使得问题的研究和理解不断走向深入,以提升教学队伍整体的素质。
2、突出学生教学中的主体性地位
宏观经济学理论性较强,与学生的以往经济教育背景,与我国的国情差异很大,其特定的概念体系与数学模型让学生容易感到枯燥乏味,难以将所学与实际生活更好的结合在一起。因此经济学“填鸭式”教学中最大的弊端是无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体现不了学习的主体地位,无法培养独立思考习惯,提升不了学习效果。教学过程应该是在教师的引导启发下,以现行教材为基本探究内容,以学生独立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以学生周围世界和生活实际为参照对象,通过个人或小组等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应大力推行案例教学方法,以现实中存在的经济问题为对象,将经济理论以更加生动的形式介绍给学生,引导学生使用经济指标和经济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提高分析与解决各类经济问题的能力,进而增强其将来走向社会、适应工作岗位的能力。
3、改进考核方式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特点,其考核应改变单一的考试考核方式,转向采取多元化考核。根据以上分析,宏观经济学应以经济思想介绍、案例等定性分析为主,而定量分析为辅。因此在采用期末闭卷考试考核同时,平时应丰富考核方式。考试考核中减少计算题的比重,而增加学生应用知识对当前经济热点问题、经典案例分析的比重,平时课堂讨论、小组讨论、小论文等也应增加比重。
参考文献
[1]张新艳.《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探讨[J]. 中国外资,2012,275(1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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