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文化交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多民族文化交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多民族文学；民族文学；汉语文学；融合

前言

多民族共存的社会格局决定了多民族文学共存的现实，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但是长期以来，在政治形态和意识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格局一向以汉语文学为主导民族文学为补充，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被忽略。随着中国文学的深入发展，如何在中华文学体系中体现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事实格局，多民族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文学关系如何梳理等有关中国文学如何发展的问题逐渐凸显。与此同时，随着世界民族族群意识的觉醒，世界文学格局中多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逐渐得到重视，成为世界文学话语的重要构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多民族文学教育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研讨的热点问题。多民族文学教育的本质是肯定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主体性，把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化放置于平等位置，跨越差异，进行文化资源整合，共同构筑中国文学的格局，因此，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展开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肯定和促进。

一、多民族文学概念强调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发展

多民族文学教育展开首先要做的是明确多民族文学概念。虽然近年来多民族文学理念渗透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讨论中，但是对于什么是多民族文学并无统一的说辞。根据各方面的探讨，笔者理解多民族文学是在基于多元一体政治格局的基础上，使民族文学由原来汉语文学的补充或点缀，获得文化上的主体性，使其摆脱当前在中国文学中的边缘状态。这个概念的成立意味着之前所定义的以汉语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学向更为宽广的方向扩容，中国文学概念被重新诠释，之前以汉语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学转变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共同构建。在多民族教育实践过程中，就要通过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形态的共建来体现以上对中国文学的诠释，而这种诠释和体现的过程自然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多民族教育以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建中国文学概念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民族文学的主体性；第二，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多民族文学教育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解答过程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首先，从前者来说，多民族文学认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一起构成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因此，民族文学自然需要和汉语文学获得同等地位，能够平等对话，而不是处于中国文学史的边缘地带。多民族文学把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相提并论，强调其主体性，意味着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是平等但又有差异的两种文学形态，两者具有异质性，并不能完全糅合在一起，共同作为中国文学的内驱要素，两者需要融合创新才能形成凝聚力，共同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1]由此可见，在多民族文学教育中对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明确，在中国文学体系内，其必然需要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其次，从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来说，在教育实践中，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同成为中国文学教育的内容，但是两者又存在着差异，要使两者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需要对两者寻求共性，，如汉语文学拥有发达的书面文学传统，而藏族、蒙古族则有口头文学传统，也有部分民族口头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存，这些文学形态都是中国文学形态的一部分，只是文学载体不同，认知和明确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差异，并从中寻找共性，使其共生共存，在这个明确特殊性并保持一致的实践中，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相结合发展的过程，自然也是两者融合发展的过程。

二、多民族文学教育肯定了文学的历史交融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和现实情境相一致，知识界开始颠覆单一国家或民族主流民族历史叙事的潮流或模式，开始提倡性别或族群话语，以族群嬗变和互动视角来讲述文学现象称为世界文学研究的跨国转向，族群文学成为超越国别文学叙述的支撑点，多民族文学教育由此而起。族群文学的研究自然需要从族群文学的历史源流来把握，因此，沿循历史脉络解读多民族文学便成为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必然内容。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发展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生共创的发展状态，中国文学的发展一直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互动互融的过程。[2]历史已成过去，但是历史并未完全抹平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交融发展的历史，以南北朝的诗歌为例，虽然当时的《乐府诗集》中很多民族诗歌的内容已经遗失，但是胡琴、琵琶、羌笛等民族特色乐器却在遗存诗歌中多有出现，以此便可以想象当时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荣共生的和谐情境。每个民族的文化或文学都不是单一发展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学发展都相互影响，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或政治因素造成了多次民族迁徙，每一次民族迁徙都意味着迁徙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而民族融合环境下，表现在文学上便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如辽金时期，汉语诗词中包含了民族文化的成分，特别是汉语戏曲等民间文学的民族成分更加明显。中国历史中的多民族融合使得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也相互交融，中国文学史中包含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文学成分。[3]虽然历史发展中民族文学一直和汉语文学共生互融，共同构建了中国文学的框架体系，但是由于汉族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和汉语语言的官方通用下，当下教育体制对于中国文学的表述理所当然地指向了汉语文学，无论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还是教育体制中的文学教育，以及大众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概念，都从事实上佐证了这一点。在汉语文学被作为中国文学的全部或主导时，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中汉语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共生互融的事实被遗忘或忽略。而这种情况在大众的视野由汉语文学转向多民族文学时，民族文学的历史发展和嬗变成为关注的焦点，多民族文学共存共荣的历史融合自然而然便会重新提起或发掘，在多民族文学教育展开时，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发展的历史真实面目最终会突破教育体制、意识观念和语言等因素的阻隔重新回归到民众视野中，而这种回归也将成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开端。

三、多元文学评价体系需要整合民族文学评价资源

文化是人类在不同生存发展环境中自我保护、自我表达的机制，虽然表述方式不同，但是所有文化表达的都是共同的人性。文学是文化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表达各有特点，对不同文学表述差异的学习和了解，可以扩展人类对人性认知的宽度，同时也能让人类在多种文学表述中探寻人类共性的边界，因此，对于各种文学形态都需要端正认识。不同文学作品由不同文学创作者创作，由于创作者本身的文字水平和思想认知的限制，文学作品有高低之分。同时，由于表达需要，文学作品有多种体裁，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才能使文学作品得到合理评价。特别是在文学教育中，更需要借助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从而通过文学评价使学生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判断。文学评价体系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思想性、作品形态、作品表达、语言文字、文学价值等都是文学评价的标准，越全面的文学评价体系得到的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多民族文学理念下，汉语文学和民族文学共同作为民族文学的构成部分，更需要多元文学评价体系才能使评价结果接近客观事实，而多民族文学教育也需要通过这个评价体系来对学生进行引导。由于社会环境及文化发展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学形成了各种神话、史诗、歌谣等文学作品，同时由于文字及书写习惯所限，部分民族文学并未成为书面文学，而只是用口头方式传承下来，成为口头文学，这些形式各异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文学价值，如少数民族歌谣是民族民众人际交往、调适身心、沟通神灵的媒介，而民族史诗则传达了民族特定的宇宙观，对民族历史进行了记忆。和书面文学一致，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人类用身体、仪式进行的文化展演，在人类影响上和书面文学有同样的价值。但是在当前的文学评价体系中，书面文学是文学的唯一形态，汉语语言是主要评价语言，这样的文学评价体系自然把民族语言创作的民族文学和口头民族文学排除在外。在多民族文学教育中，随着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加强，以及主体地位的回归，必然要形成新的文学评价体系，扩大文学层面，调整评判标准。新的文学评价体系对民族文学形态特征的兼顾，以及对民族文学评价资源的整合，也是变相的民族文化和汉语文化的融合发展。

四、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以汉语语言为主导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中蕴含着特定的文化信息，对某种语言的文学使用，自然会使作品具有以上语言所对应的文化意味，而这种由于不同语言使用而进行的文学创作也是文化之间的交融。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因此，在文化教育中，用什么语言来书写往往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点问题。由于汉语的官方使用和大范围内应用，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主要分为本民族语言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和用汉语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以本民族语言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自然不存在语言文化的差异问题，但是对于以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目前还有不同的认知。有人认为汉语和特定民族文化不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无论是汉语的文化表达，还是汉语对民族韵味的反映，都存在欠缺，因此，对于汉语创作民族文学作品还存在一些争议。另外，也有观点认为，民族文学的特质在于民族思想文化，关键是文学中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使用汉语创作对于民族文学有影响但影响并不大，而且汉语创作还有利于汉语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有利于民族文学作品的影响扩大。[4]争议归争议，事实上，由于民族学生的汉语学习，相当一部分的民族学生并未掌握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而在现实教育中，高等院校的文学教育也往往是以汉语来教学，20个拥有一级语言学科学位授予权的“985”院校几乎都有汉语言文学，但是仅有中央民族大学等四所大学设置了民族语言学科。现实的客观情况决定了即便是民族文化和汉语文化并列于院校的课程内容中，但是由于民族语言普及限制，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仍然主要是以汉语为主导，民族语言的离席意味着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只能以汉语为主，在民族学生对汉语的输入学习中，以及汉字的输出创作中，汉语的文化意义已经和民族学生原有的母语文化进行了对接或融合。

五、多民族文学以多元一体文学共同体为目标

先生曾经对多民族共存状态及趋势提出了美美与共的总结和构想，这个观点是在多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的差异基础上为各民族寻求和谐发展的模式，对多民族文学同样有借鉴意义。形成于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每个民族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的差异决定了民族文学的差异和分歧，在文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文学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中国文学的发展创造中，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学体系内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学生态。多民族文学的提出虽然强调了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并对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提出了要求，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强调民族文学的价值意义，并对其在文学史中进行明确地位，意图通过民族文学地位的合理确定和文学资源的合理利用推动中国文学发展，而并非对民族文学厚此薄彼。无论是汉语文学还是民族文学都要置于中国文学的语境下，多元文化政治共同体决定了多民族文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形成多元一体文学共同体。[5]在这个构想下，各民族文学都共同参与到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中，共同创造中国文学史，而这种参与并非是无序杂拌，而是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相互融合创新来实现。多民族文学教育对以上构想的实践，首先，便是树立多民族文学史观；其次，通过各种方式促进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多民族文学史观自然会对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关系给予肯定，在此文学观引导下，多民族文学教育要明确各民族文学的差异和特征，使各种文学都能从其他文学中寻求到可以融合的要素或方式，并以各种方式来促进其融合交流，而中国文学统一体开放和包容的组织结构也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提供了更多可能。

结语

虽然长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在历史发展中互融共生，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但是由于族群力量、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文学在历史中的影响和作用并未在中国文学史中真实呈现，中国文学体系形成了汉语文学一支独大的格局，这种格局不仅使少数民族文学既有的贡献和价值难以得到正确评估，同时也局限了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发展。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文学的价值发掘，多民族文学必将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多民族文学理念是中国文学内部的反思和重构，其对中国文学概念扩容和新文学格局的重建，都意味着多民族文学教育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对多民族文学教育的系统梳理和认知，将有助于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更好地融合发展，民族文学和和汉语文学的同创共生也将最终促进中国文学的大繁荣。

参考文献：

[1]李宏岩.英美文学参照下民族文学创作的文化认同差异[J].贵州民族研究，2015，(11).

[2]陈跃红，付海鸿.多民族文学教育的融合与发展——北京大学中文系陈跃红教授访谈[J].百色学院学报，2013，(2).

[3]肖昕茹.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现状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1).

[4]张利玲.汉语言文学对湘西民族文学的渗透和影响[J].吉首大学学报，2009，(2).

篇2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由于地域辽阔，地理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各民族生活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在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中，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概括说来从新石器时代起，在中国多民族文化中，就形成了下述几个主要的生态文化区：

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具有以细石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文化遗址缺乏陶器共存，或陶器不发达，这体现出随畜迁徙的“行国”的特点。

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中游以仰韶文化及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后来发展为夏文化，下游以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后来的发展应为商文化。

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文化区，中游以湖南石门皂市下层、大溪文化及京山屈家岭文化为代表，文化的主人尚待进一步研究。下游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及良渚文化为代表，发展为百越文化。[1]

以上三大文化区，除黄河中下游的旱地农业文化区为中原的华夏族——汉族所创造外，北方的畜牧业文化和南方的稻作文化，则分别为我国古代民族胡人和越人所创造，而且基于其经济、文化力量，各自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

此外，在我国南方尚有山地耕猎文化区，包括部分滇黔山区、湘桂山区及武夷山区的苗、瑶、畲等民族文化，垦殖山田，辅以狩猎，部分低平地区间种水稻，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康藏高原有以耐寒青稞为主要作物和畜养牦牛的农作及畜牧文化区，以藏族为主创造出独特的藏文化。在西北则有经河西走廊至准噶尔和塔里木两大盆地边缘的绿州灌溉农业区兼事养牲业的维吾尔、乌兹别克等族，创造出具有特色的绿洲文化。此外有西南山地火耕旱地农作兼事狩猎的文化区，包括分布在藏南、滇西北至滇南的横断山脉南段山区的珞巴、独龙、怒、傈僳、景颇、佤、基诺等民族，他们创造了适应亚热带山区环境，具有一定共性而又各具特点的文化。其他如海南岛五指山区的黎族和台湾的高山族，也都有各具特色的文化创造。[2]

如上所述，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类型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处于类似生态环境的民族其文化创造虽各有特点，但却具有一定的共性，例如，傈僳、景颇、佤等族。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不同，处于相同或相似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民族，在适应和改造各自的自然环境过程中，却创造出不同特点的文化，例如藏族和傣族。当然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还受其他历史因素和民族关系等的影响，以及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历史条件的作用，因而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三大文化区即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和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文化区，在全国各地区中只有云贵高原才能较清楚地看到这三大文化共同存在。换言之，云贵高原是三大文化延伸、接触和交融的地区，犹如地壳上三大板块的接触和碰撞，从而形成云贵高原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原因在于：

第一，云贵高原是青藏高原到东南丘陵地区的过渡地带。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往东便下降到海拔1000到2000米的高原和盆地，是即云贵高原（主要指滇东及贵州等地）。云贵高原东缘一线往东是1000米的以下的丘陵和200米以下的平原。云贵高原总的说来北高南低，滇西北的横断山脉虽然海拔3000米以上，但怒江、澜沧江、沅江等由北往南纵贯其间，山势愈往南愈开阔，形成不少海拔较低的亚热带河谷盆地。由于这种独特的地形和地势，使云贵高原呈现出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具有热、温、寒三带景色，有的地区，主要是滇西北和黔西北宜于游牧经济的延伸，低平的河谷盆地则适宜于稻作文化的存在。甚至在同一地区因海拔高度不同，而垂直分布着不同的民族。

第二，由青藏高原东部南下的横断山脉诸山，山谷深切，形成纵贯南北的几条大江，由西往东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及岷江。这个六江流域地带，形成历史上纵贯南北的民族流动的走廊地带。

较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关这个地区的民族流动，是西北以游牧为业的羌族。战国时期羌族主要居住于今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位于上述民族走廊的北端，青藏高原东麓之间。秦兴起后势力向西扩张，部分羌人首领“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与众羌远绝，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3]这些羌人即沿上述民族走廊南下，以后逐渐与当地民族融合。这自然并不排除秦兴起之前，已有羌人游牧于走廊之南的一些地区。

云贵高原东缘乃是广西山地、丘陵和平原地区，地势低，气候湿热，自古就是百越民族分布的地区。《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的话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就是说自今越南北部经广西、广东、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杂居共处，支系不同，互不统属，故称为“百越”。然而百越的分布尚不止此。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用武力平定岭南越人地区将其纳入郡县制度进行治理，在南越地区设立南海郡（今广东），在西瓯、骆越地区设立桂林郡和象郡。值得注意的是象郡的地域竟然包括了今贵州乌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把这块地区也视作越人分布区。这说明越人在稻作文化延伸的地区有所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百越民族及其文化是后来才迁移到云贵高原上去的。例如今贵州乌江以南和云南滇池地区，考古工作者都曾发现具有越人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这说明云贵高原的某些生态环境是适宜于百越文化延伸和扩展的。

至于属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汉文化，秦汉时期由于推行郡县制度，有利于华夏——汉文化向西南地区扩散。汉族移民、郡县官吏和商人，带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是封建制度和礼俗以及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产品。由于政治、经济和通婚等多种原因，汉族中融合了少数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中也融合了汉族成分，这些就形成了民族文化的交融。

总之，由于云贵高原地理生态环境的独特性，使前述中国三大文化得以在这里延伸、接触和交融，从而形成云贵高原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密切相关的。

【内容提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密切。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战略是在寻求人文、资源和生态环境三者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功能，是一项应当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摘要题】民族文化

【英文摘要】Chinaisofmulti-ethnic,multi-eco-enviromentalandmulti-cultural.InChinatheetniccultureshavecloserelationshipswiththeenvironment.Theideaandstrategyofsustainabledevelopmentcomefromtheprocessofsearchingharmoniousrelationsamonghumanity,resourcesandeco-environment.Howtomakeuseofthetraditionalculturalfunctionwhichisfavorableto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isnowanimportanttaskworthyofdeepresearchduringtheprocessofmodernization.

篇3

学校校园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是全校师生在长期的教学、科研、管理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并被广泛认同的精神财富和物质环境的综合，涵盖了反映学校传统和风气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以及制度文化，是一所学校主流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就目前而言，校园文化是以学生为主体，以课外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的一种群体文化。特色校园文化是一个学校在长期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和校园文化等方面凝练而成的文化，它是区别于其他任何学校的具有不同特质、不同内容且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指标。

二、民族类学校的校园文化特点

对民族类学校而言，在构建校园文化时，必须利用多民族文化这一特点，充分挖掘、提炼并形成自有的特色校园文化。目前，多民族视野下的校园文化普遍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性，其主要有以下特点。

1．文化结构的多元性

多元文化（multi-culture）的内容包括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的多元化、民族、种族多元化、文化多样化及价值多元化。和其他学校相比，民族类学校校园中文化结构的多元性是其区别于其他学校的显著特征，其特征是校内学生结构普遍具有多民族性，具有多元的文化背景，他们在文化知识和价值观、信仰等方面具有多元性和差异性。这些学生由于接受自己文化的洗礼，其独有的民族文化在心灵中根深蒂固，进入校园后他们仍然会自发形成“民族群体”，以便在校园同一平台上继续展现、传承各自民族文化，这就形成了校园文化的多元性。

2．宗教文化色彩浓厚

一般情况下，民族类学校在学校建筑、教学模式设计、学生活动、学生寝室文化建设等方面都能体现民族文化，而这些文化当中或多或少地搀和着各民族的宗教文化色彩。例如藏族学生的寝室或教室具有明显的宗教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同为藏族，但是来自于不同地区的藏族同学具有不同的，仅就四川阿坝藏区而言又分为苯波教与藏传佛教。所以民族学校庞大的少数民族学生数量决定了校园文化必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且宗教工作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复杂性与国际性五大特性决定了该类学校构建特色校园文化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3．校园文化差异较大

首先，少数民族多来自边疆或经济欠发达地区，他们接受外界新鲜事物的机会相对较少，从而造成他们的意识形态、文化程度与来自经济和文化沟通交流顺畅的汉民族相比相对落后；其次，由于各民族学生非常注重自己的、传统文化与习俗，他们急于在其他民族间寻求文化认同但又希望保留各自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各民族文化更好地相互融合、交流和沟通，这使得校园文化具有显著的派系性；最后，鉴于我国目前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倾向性，加之多元文化主义学说的成熟，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民族学生自发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阵营，从而造成文化交流的障碍。所以，民族类学校因种种因素造成校园文化差异较大。

三、民族类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不足

在教育快速发展环境下，众多学校的办学规模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不是校园文化的大发展，而是校园文化的特色、个性、魅力的淡化和缺失。基于上述情况，多民族文化视野下的学校要增强自身软实力，提高核心竞争力，以培养信得过、靠得住、留得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必须依据自身特点，挖掘内部潜力，利用多民族文化构建特色校园文化。就目前而言，该类学校在构建特色校园文化时还存在以下不足。

1．特色校园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不清

一般情况认为，学校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办学和管理过程中逐步积淀下来的能表现学校精神的优秀文化，他能反映学校的悠久历史和人文精神。学校特色校园文化是为适应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需要、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而凝练出来的区别于其他学校的特有的文化。学校传统文化和特色校园文化相辅相成，互为弥补。学校传统文化是特色校园文化的基石，一般情况下，特色校园文化是学校传统文化发展而来，它是对学校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同时，学校传统文化的底蕴通过特色文化体现。特色校园文化要体现特色和发展，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有效地继承学校的传统文化并加以创新；从另一个角度看，学校传统文化走特色化建设是其提高生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传统文化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所以，学校在构建校园特色文化的过程中，不能摈弃传统文化而专攻特色文化建设，更不能为发扬传统文化而忽视了特色校园文化的建设。

2．特色校园文化构建的民族性不突出

由于多民族文化特性，民族类学校具有与一般学校所不同的性质、服务对象和任务等特点，所以在校园文化的构建方面也应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但是从调查情况来看，该类学校无论在建筑风格、办学理念、专业设置等方面，还是在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方面，抑或是在校训、校风、校歌、校徽和校园文化作品方面，都缺乏明显的民族和地方特色。比如不少民族类学校在建筑设计、办学理念、校训、管理制度、培养目标等方面与其他学校相似或雷同，这就脱离了民族类学校办学实际，缺乏特色，使校园文化的民族性不突出，缺乏亮点。

3．民族文化的融合、挖掘和创新不够

多民族视野的学校特色校园文化建设应体现先进性、传承性、创新性，因此，在构建特色校园文化时不应仅仅停留在已有各民族文化成果这一层面上，还必须担当起挖掘、融合、传承和创新少数民族文化的重任，并把它整合成既适合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又与主流文化相协调的文化形态。民族类学校想要构建区别于其他普通学校的富有竞争力的特色校园文化，必须充分开展多民族视野下的多民族文化的挖掘、融合和创新工作，但实际上这方面做得不够。一是对多民族文化的挖掘不够，停留在已有的文化基础上，而忽略了对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整理、修复工作；二是在构建特色校园文化时对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力度不够，各种文化交流、碰撞较少，使得各民族文化在校园内自为阵营，具有明显的民族派别性；三是对现有的民族文化创新不够，在诸如过于保守、崇尚继承、畏惧失败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使各民族文化停留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缺乏创新性，不能体现新时代的要求，墨守陈规，生命力不旺盛。

四、多民族文化视野下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策略

1．充分挖掘、融合、发展多民族文化

民族类学校由于具有多民族文化背景，所以多个民族文化在校内相互交流、相互碰撞、相互冲突、相互吸收、相互排斥、相互激荡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所以，多民族文化视野下的民族类学校在构建特色校园文化时要充分挖掘、融合多民族文化，发展多元文化。要发展多元文化，使其更好地融合、碰撞和交流，就应该通过在校内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发展格局”来实现。这一格局具有以下特点：（1）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成有机统一体，并且都拥有了更高层次的民族文化认同，即中华民族文化；（2）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文化既是多元中的一元，同时又发挥着凝聚多元结合一体的作用；校内的多元文化一体化并不是自然形成的，作为创建特色校园文化的管理者，一定要在校内营造全面协调、主张多元、强化一体的氛围。全面协调、主张多元就是要挖掘校内各民族学生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在此基础上提供平等、公平、透明的展示平台，促进交流，加强合作，提供各民族学生自身民族文化的展示窗口，以实现校内各民族文化“百花齐放”共同发展的格局；强化一体就是加强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交流和碰撞，依据校内实际，立足学校传统文化，提高内聚力，培育多民族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传承学校已有核心校园精神，最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校园多民族文化一体化格局。

2．做好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

目前，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学校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做好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和保护工作，但是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国教育体制以汉文化为中心，以英文和现代科学知识为主体。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民族类学校则必须留给民族文化足够的生存空间，挽救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民族文化，这是构建特色校园文化的需要，也是该类学校的重要社会功能。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是规避上述不足的有效途径，在具体实施上，把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作为素质教育的内容，将当地各族人民的民族民间音乐、绘画、舞蹈等引进教学活动，并在适当时机将其设为地方课程或校本课程，同时，有条件的学校开设民族民间文化课程供学生选修。通过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一是通过挖掘、整理、发展民族文化，对其起到了保护和传承作用；二是显著提高了学校特色文化的内涵与质量；三是培养了学生的民族文化学习兴趣，从侧面对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有利于当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3．创新校园文化活动开展形式

艺术活动是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提升人格境界、活跃校园生活的有效形式，为学校的师生所共同喜爱和关注，多民族文化视野下的民族类学校构建特色校园文化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方法是以艺术活动为载体，创新校园文化活动开展形式。为了构建特色校园文化，必须利用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特点，积极引导他们发挥特长，积极开展诸如学生艺术节、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少数民族舞蹈大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开展富有特色的艺术活动，不仅能更好地构建特色校园文化，而且能体现学校文化特色的唯一性，从而提高竞争力，更能促使次流的少数民族文化向主流的汉民族文化渗透和交融。例如藏族舞蹈———锅庄，原本是藏族人民在茶余饭后围着火塘歌唱跳舞，以驱一天的劳累与疲乏，从而保持旺盛的精力以应对恶劣环境。由于创新了校园文化活动形式，丰富了舞蹈内容，在每年举行的锅庄文化节中得到各民族学生的追捧并盛行于民族类学校校园中，现已成为节日、招待重要的宾客的一种通用舞蹈，更因此而凝练了特色校园文化的分支———锅庄文化。

五、结语

篇4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赓续绵延数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走遍天下，无论在哪里，“中华民族”这一名称定能唤起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亘历千载环袤五洲，依然显现着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蕴积着强盛的民族文化发展动力。

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1、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3)

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讲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古往今来并无统一的标准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们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荣的刚健自强精神。又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我们民族不断进取的变革意识之写照。《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创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练表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4)显示了我们民族不向恶势力低头的英勇气概。孟子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7)、“亲仁善邻，国之宝也”(8)、“俭节则昌，佚则亡”(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等等，都是中华治国方略的集粹；而“苟利国家，不求富贵”(11)、“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诸葛亮《后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马篇》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陆游《病起书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等等，都是历代忧国之士的豪言壮语。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则表达了中华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这些无不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为追求和实现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质，无数仁人志士不畏艰险、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流血捐躯在所不惜。但是，也应看到我们民族既有融汇百川的气概，也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有变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有兼容并包的传统，也不排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襟怀。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蕴积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现为独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通过信任、交情、面子、和谐、互惠等人际交谊，建立起民族认同的联系网络。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忍从、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刚健奋进、威武不屈、自勉自励、坚韧不拔、谦虚谨慎、克勤克俭、仁义忠孝、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以和为贵、尊师重教等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历史产物，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兼容汇通的结果，并在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断光大拓扬和演进发展，从而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封闭瞒顸必定落后挨打，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中华民族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古代社会的文化交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国内民族与地域间的交流。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弥民族的文化差异，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文化认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华民族间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无论是传为民族融合佳话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还是民族政权纷争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满族一统中华，都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

我们曾个案研究中国历史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时期──“宋辽夏金元”。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既不同于“三国”汉族政权的鼎足对垒，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国”民族政权喋血争雄或南北朝的对峙逐鹿，又与“五代十国”的征战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起伏跌宕，勾画出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汇成同一幅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宏伟画卷。置此四个半世纪于历代文化沿革脉系，大体依循文化发展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结构体系，从科技文明、礼制风俗、文字教育、文学艺术、、学术思想诸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与时代特征的阐释，展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异并存的重要时期。高度发达的两宋文化居于主导，与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绘织出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间交流融汇的场景，体现为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13)

应当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呈现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倾向，中原汉族文化的高度发达，构成对少数民族及区域文化的涵摄同化力。居于发达地位的民族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民族优越意识，也酿就了文化优越感，以“华夏中心”自居，或强调“华夷之辩”的理念，以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谓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没有民族平等，就谈不上相互学习和交流，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训的。发达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识，成为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阻力，成为进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忘记“天朝上国”的傲慢昏聩与“闭关锁国”的封闭愚昧，曾带给中华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着血与火的民族欺辱，留给我们灾难深重的史证遗痕。

3、兼融会通是民族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作为世界上惟一延续千载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她是在一种封闭持恒的“超稳定结构”中“长期延续”。其实不然，中华民族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居于中华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争鸣”而催生，与释、道之学辩诘交流而发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学历数千年流变、演化，直至，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地不界南北、时不限千年、人不论朝野、族不分“华”“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深层积淀，表现出强大的文化会通和整合功能。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华文化只有儒学一家，春秋战国儒、墨为显学而诸子并立；秦代“事皆决于法”而汉初大兴“黄老之术”；隋唐盛佛学、宋明兴理学而“三教合流”……。仅说儒学，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新儒学也有程、朱、陆、王之别，何况还有“荆公新学”、“浙东之学”、“泰州之学”等先后并立。确切地说，从不存在“独此一家”，即便在儒学立于“独尊”的汉武帝时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过“儒术”，而时政多用法家学说，所用之人桑弘羊、孔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皆法家主张。更何况历代统治不外“内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虽无绝对的“儒一家”，却并不影响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汉族文化在与兄弟民族的文化长期交流、学习、兼融中得以增加养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兼采众长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会通过程，成为文化绵延的强大内驱力。在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体系建立之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绝非各少数民族单纯丧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汉族的过程。各地方言、民俗、习惯等等的差异，都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若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这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大而弥德、久而弥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内的学术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认为中国也有“开放”的传统，彪柄史册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主动向外交流主要经历了三次：从西汉张骞、东汉班超通西域，晋法显到印度取经、唐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中华民族积极的对外交流。此后国门更进一步打开，反映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强烈愿望。(14)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中汲取外来文化，先后也形成几次：汉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唐宋时阿拉伯文化的东渐，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交汇。(15)

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养分。例如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结合，也是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以及其他文化的汇聚，更是兼融会通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若再从李唐统治者是否有少数民族血统来分析其政策面，则不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连血缘都有融合的趋向。然而，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却为之增进了新鲜养分。诸入佛教文化与传统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辩与宇宙生成的探索，将传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再如，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并没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学正统，却带来天文、数学与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冲击，有助于中国近代的启蒙和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总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齐放才会发达昌盛。

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1)本文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华民族，再一是具体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较好地结合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不断地更生创新，既能保持和发展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能积极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实行这样的文化创新，就要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甄别认识，存其精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这样的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全球意识的高度，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因此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并能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效结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发展史。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民族个性，在祖国的百花园中各显异彩，使中华文化绚丽多姿。中华各民族虽然经历各异、发展阶段也不同，但随着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民族团结的加强，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必然的历史趋势。繁荣各民族的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是各民族的时代任务，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原则。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改革是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开放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中华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原华夏文化与带有区域特征的吴越、巴蜀、荆楚、齐鲁、燕赵、岭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时又是和蒙、藏、回、壮等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共生演进的。中华文化既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兼容并进的发展过程。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发展──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各时代的交融、整合、演变，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就文化发展而言，影响主导性的有各种因素，如受时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约。从纵向的文化传承来看，主导性离不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从横向的多元交汇来说，主导性又与文化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准以及同期外来文化及异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华的整合中壮大的。

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的传入、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等等，都为文明古国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来文化并不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性，无论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还是在外来文化的撞击下，中华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传统时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变，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西方列强的炮火震惊了千年古国，中华民族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儒家文化才让位于现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视，尤其针对“后工业社会”的一些弊病更显示其独特价值。应当说，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诸要因外，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所蕴涵的生命力这一点值得认真研究。史实证明：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必然适应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决定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

3、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如果说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属性，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则从文化的结构功能上规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演进的特性。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无论道德评判还是历史评判，都离不开人的价值取向标准和用以评判的参照系标准。进而言之，文化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进步与落后是相对的，精华和糟粕也往往杂陈，这就提示了兼容性与选择性之重要，而且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们知道，居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从来都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交融会通中发展的，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进步与落后问题，一般认为十八世纪始中国从先进国家变为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度，实际上，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程度都没有停滞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会这一时期的突飞猛进，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纪而显现出强大的生机，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国抛在了后面，这说明参照系之于评判的重要意义。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

西方国家在步入近代时主要选择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启蒙思想的基础，而中国的志士仁人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始中国的。这说明文化的选择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承继状况以及现实需要等等的制约。从中世纪“神”的迷雾中，争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专制与迷昧的黑暗中奋争的中国人，首先要选择“德先生”和“赛先生”。

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受其主、客观的种种制约，因此，选择是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进行的。选择性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受到文化传统的规制。当选择不适应民族文化发展需要时就会失败，选择不符合时展要求时，背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会受到阻碍或惩罚。因此，选择是以人类进步文化、代表时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有机过程──即文化创新过程。这一过程符合文化发展的兼容性与选择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认知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对文化发展趋向的把握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体──人的自身现代化为基础。把握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积极进行与外来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摄取和整合，这当中选择性是关键。

就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不能正确认识文化发展的特性，必然导致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无论是“本位文化论”还是“欧洲中心论”、是“华夏优越论”还是“民族虚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等等，在理论上都是片面割断文化特性的关联，实际中都偏入了歧途，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民族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振兴

谈民族文化问题，不能不联系到区域经济。法国学者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与改造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识，又成为影响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民族经济生活起到约束作用。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的时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础──民族的经济活动。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适应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制度文化──维护民族共同体秩序和组织结构的规制形态；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体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对民族经济发挥作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外化为不同的经济观念与准则。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反过来又规定着民族的经济活动秩序，使之呈现其民族性特征。

尽管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在发展阶段与所处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经济利益的获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区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实际上的数量和经济发达程度等都有差异；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时代性的制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民族，共处于同一时代之中，时代的发展对各民族的进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区域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活动，归属于不同民族集团的人的民族意识和经济状况及其变革，成为区域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要因。在经济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要素来阐释，寻求符合各民族集团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之路十分必要。随着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等研究的发展，民族经济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投身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17)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深入。对于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气力的课题。

2、“区域民族经济”概念

应当看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的制约，因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水平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先进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与水准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这一概念，是指特定区域中的民族经济，不同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经济。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即使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即民族区域，各民族之间相对集中聚居，却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经济特色。尤其是我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大抵以特定“区域”为基点，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为止，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成就显著，但大体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却不很注意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注重经济发展，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样的不足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等决策中也很明显。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平等，重视少数民族的社会救济和解决其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等等，但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多是以区域经济而不是以民族经济作为发展基点的。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研究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位置或发展力度，无论均衡抑或倾斜的战略，都缺乏从理论上深入到区域中的民族经济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

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等，虽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形成不同的发展体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相对贫困成为反差共存体。这样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的自身变革，严重的还与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相抵触。先进的经济要素向少数民族区域的植入，形成传统的民族经济结构与新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经济从传统向现展的基础，不提高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条件，势必造成城市与企业的独立发展同少数民族农牧经济较为落后状况的继续延存和并立。那么，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将继续失衡，呈现出固化性的“二元结构”。发展先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城市经济，并使之与分散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和畜牧业并存，这不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进步的健康模式。

3、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现今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转变，特别应当重视落后地区许多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事实；要协调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重视区域内民族经济的特点，努力提高民族经济自身发展的实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上下功夫。近年，贫困问题受到重视，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区。1993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此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19)

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物质条件和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为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和习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经济问题，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观念、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其行为规范、消费偏好、价值观念等等，无不受其经济思想和观念的支配，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尽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前的1759年，就写了《道德情操论》，直到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强调宗教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经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要因探讨的催生而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受到注重，但经济学本身对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讨经济文化一体性的努力更是难度极大。(20)

不能将民族经济问题仅仅看成是区域经济问题，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问题，协调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均沾关系，促进团结进步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问题不容忽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局，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腾飞、国力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中有个“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线决定的。”(21)这个原理用在这里不一定合适，但可以用来作为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种参考：某一民族经济落后虽然不能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能影响其发展水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民族经济的基础一般比较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条件较差，贫困面大，产品单一竞争力不强。但大多具有资源、人力以及特色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名优产品，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应选准开发项目，培育主导产业；发展旅游业和各种贸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经营机制。同时加强扶贫攻坚，强化民族经济的造血机能，加速自身发展，“练内功”与“求外助”相结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政策扶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地区联合协作，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同内地、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深化改革促进两个根本转变，加速农牧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进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强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力度，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进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育，缩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是区域民族经济振兴的关键。强化民族经济的发展机制，在民族区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应当强调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区域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各民族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作为开放性经济形态，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共同进入统一市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民族区域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现在，国家更加重视中西部的发展问题，这就为区域民族经济变革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为区域民族经济的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把握时机发挥优势，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的时代责任，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不应忽视其基础──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振兴。

人类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由各民族的文化创造汇聚而成，从而具有共通的基本属性；基本属性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主要表现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这三者往往交织叠合、密不可分，但又有各其偏重与特性。

注释：

(1)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

(2)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4)《论语·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书·五子之歌》。

(7)《左传·襄公十一年》。

(8)《左传·隐公六年》。

(9)《墨子·辞过》。

(10)《孟子·尽心下》。

(11)《礼记·儒行》。

(12)《墨子·兼爱下》。

(13)参见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拙作：《“国”是锁不住的》，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8日。

(15)关于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继愈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共经历了汉、唐、1840年至1949年三个阶段，此后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见叶坦、赵光远主编：《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诸形态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页。

(16)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7)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9)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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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地区；传统文化；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041-02

一、贺州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

贺州地处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处，位于七百里贺江之要冲,扼楚粤之咽喉，秦代开辟的“潇贺古道”是古代沟通中原与岭南的重要交通要道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对接点之一。千百年来，南来北往的官员、戍卒、商贾、流民带来各地不同的语言、文化和习俗，与岭南百越土著民族文化交汇融合。这里居住着汉、瑶、壮、苗、侗等十八个民族的二十多个族群，各民族、各族群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各族群、各种文化之间相互交融、取长补短，形成多民族多族群文化相互交融的和谐图景。

贺州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古代中原文化与岭南百越文化在此融合、留下了诸多颇具特色的原生态历史文化资源：有潇贺古道、桂岭古道、谢沐关、鹰扬关等古道；有封阳古城、临贺古城、庆坪古城、东坪古城、独柱山古堡、富川古明城等古城；分布着数百座古老的村庄，二十多座古风雨桥，十八座古戏台和部分石龙桥；保存有众多的寺、庙、祠、楼、馆、观、坛、塔、阁、宫、社、亭等宗教文化建筑物。现存古民居、古建筑存量丰富，这些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设计独特，颇具匠心，别具风格。考古方面，有孝穆皇太后先茔、国宝青铜麒麟樽、沙田古墓群、贺街古墓群、铺门古墓群、富川城北西汉墓群。自然风光方面，有姑婆山和大桂山两个国家级森林公园、贺州玉石林、路花温泉、大汤温泉、钟山碧水岩、十里荷塘，还有昭平七村、南乡滑水冲等南方原始森林。

这里居住的十八个民族的二十多个族群，民俗文化多姿多采。各民族、族群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和信仰崇拜，构成不同的文化特征。各族群几乎都有自己的语言，有多达二十种的方言土语。民族风情古老而多姿，如瑶族的盘王节、情人节；壮族的三月三、庙会、炮期和歌节；讲古梧州话的山歌、傩面舞、小龙舞（蛇舞）；瑶族的蝴蝶歌、长鼓舞；壮族的舞火猫、耍歌堂；土瑶的酒歌、情歌；苗族的芦笙、踏歌堂等等古朴奇异的多民族原生态文化。此外，还有各族群的节庆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酒文化、茶文化、丧葬文化、婚庆文化、宗教文化等。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1.为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传承培养人才。相应的文化主体是文化传承的根本力量，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的措施就是要保护传承人和培养新的传承者。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可以考虑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承人保护制度，明确传承人的地位，除了在经济上给予必要的资助和扶持外，还可以赋予其一定的社会地位，给杰出的传承人创造适宜传承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合理可行的传承机制，帮助建立培训基地或师徒关系，通过授课、带徒授业等方式培养接班人，提高他们的知识技能和文化自觉，使其技艺能够得到完好地传承。

2.投入资金，加强对传统文化进行物化载体的保护。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传承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要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物化载体实行保护，使其发挥传承文化的功能。保护的途径多样，如：依靠科技，借助数字信息和网络技术，实现对现有原生态文化的存在形式进行保存和保护；建立图文声像等相应数据库，完成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的数字化保存与存档；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系统，实现对工艺流程的详细表达、工艺存在的文化状态、物品的选择展示、民间艺人档案、传播传承方式、民艺品原材料及当地各民族、族群生活方式等文化存在方式的再现交互功能；开发虚拟修复与演变模拟技术，数字化故事编排与讲述技术，数字化图案、工艺品辅助设计系统等，这些技术的运用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扬。

贺州相当一部分学者都认识到这点，他们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利用现代化工具，长期深入到各民族各族群来了解、记录、宣传相应专业领域中的文化，为当地原生态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尽自己绵帛之力。

3.转变观念，加强宣传和教育。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也只有真正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同和参与才能取得成功。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宣传与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工作中来，让人民群众认识到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宣传上，加大力度，明确舆论导向，对民间艺人要作好一对一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上，其一，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引入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在大、中、小学设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课程，将民族文化等引入课堂，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聘请传承人深入学生传授民间文化等。通过学校教育，为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打下基础。其二，在全社会进行广泛的教育、特别是对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内居民的教育，利用各种文化场所、宣传栏、论坛、讲座开展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知识讲座和鉴赏活动，使公众更多地了解民族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通过这一途径使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知识得到有效的普及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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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丝绸之路将相距遥远、彼此陌生的东西方维系成一个世界体系。从此，令人眼花缭乱的民族迁徙不再杂乱无章，成为这一世界体系内有目的、有意义的历史活动。从张骞凿空之后到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丝绸之路有两个辉煌的时期，第一个辉煌时期是汉唐时期，这一时期，东方有汉、唐所代表的中华文明，西方有希腊、罗马所代表的地中海文明，孕育出中国文明的历史与孕育出地中海文明的历史，各自蕴含了各个区域特有文化的特征，都是从自己的区域看世界，对异域都有浪漫的想象和美好的期待，西方将东方想象为遍地丝绸与黄金的富庶之地，东方将西方想象为长生极乐之境，彼此都满怀探索与交流的兴趣。通过丝绸之路的串联，东西方形成了汉唐―罗马轴心，在这一轴心的驱动下，不同区域、种族缓慢过渡的自然交流状态一举转变为几大文明地区直接沟通的局面，在极大地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许多璀璨的丝路明珠――文明高度发展的西域、河中城郭诸国。可以说，东西方的接近接触开创了丝绸之路的轴心时代，拉开了真正的世界历史的大幕。同一时期，中央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也通过迁徙战争，积极参与到丝绸之路的活动中去，中央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反复南下，入侵农耕定居民族的居住地区，他们不仅参与争夺丝绸之路的主导权，而且还深刻影响了中国文明和地中海文明。以匈奴为例，两汉时期匈奴始终与汉王朝争夺西域（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匈奴衰落后，一部分南迁的匈奴在中国北方开枝散叶，在动荡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了几个政权，他们虽然最终融于汉文化中，但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还有一部分匈奴西迁，掀起了欧亚大陆持续数个世纪的民族大迁徙浪潮，甚至影响到罗马帝国的兴衰。现在欧洲说着印欧语系的人们原本都来自中央欧亚草原。可见丝绸之路的开辟与民族迁徙的浪潮息息相关，丝路之轴不仅联系东西文明中心，而且与欧亚草原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之间和弦共振，交织成丝路之轴，构建了真正的世界史。

丝绸之路的第二个辉煌时期是由蒙古帝国开创的。从成吉思汗开始的征服活动将周围诸文明社会整合进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之中，蒙古人既是征服者，也充当了人类文明传播的载体，开启了早期全球化时代。蒙古大征服的结果是欧亚大陆各个角落的交通都变得很方便，相同的文明与系统大范围普及，联结各地的经济活动十分发达，起源于中华文明的信用交易与资本主义经济（纸币以及银本位制核算的经济、产业型社会、海洋和航海的组织化、具有官方背景的斡脱商人、跨国境自由通商等），趁势扩展到蒙古世界各地，也带给了与蒙古相邻的西欧莫大的影响。在蒙古的势力范围内，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内陆与海洋两大世界，以及贯穿其间的交易通道互相联结，将居住在欧亚大陆的所有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循环体系，东西方的通商往来与交流变得异常活跃，首次出现了一个可以称为“欧亚大贸易圈”的全世界规模的整体，整个欧亚大陆基本上成为一个开放世界，从而将丝绸之路轴心时代开始的全球化推进到新的高峰。以元帝国为核心的蒙古及欧亚世界，以看不见的方式，通过白银的循环而被广泛联结起来，资本主义特征的事物，也从这一时期开始了“世界化”。今天欧亚大陆的民族格局，也是这一时期奠定的基础。

作为人类文明的运河，中西文化交流的动脉，丝绸之路为广阔的欧亚大陆的民族迁徙、融合提供了一种机制，对各种文明的整合起到了巨大作用，型塑了今天多民族文化共享的格局。从有文献记载以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民族数不胜数，先后有匈奴、月氏、乌孙、塞种、氐、羌、鲜卑、柔然、厌哒、吐蕃、突厥、回鹘、粟特、吐谷浑、昭武九姓、波斯、阿拉伯等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留下身影，与此同时，各种宗教文化也以上述民族为载体，相继在丝绸之路上传播。自从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摩尼教、景教、祆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先后经由丝绸之路东传，成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对民族的交融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以佛教为例，佛教的传入与流行对魏晋以降中国北方族群边界的重塑有重要作用。五胡十六国时期，各族纷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差异，而佛教的流行，消融了胡汉各族原初的文化边界，形成了整合胡汉各族的新的更有包容性的文化边界。开端于敦煌的本土化佛教，经过数百年的传播浸润，终于成为胡汉各族的共同信仰。北朝时期，从敦煌到洛阳，北方各族群众结社造像，共同礼佛。特别是孝文帝南迁之后，佛风更炽，《洛阳伽蓝记》描绘洛阳城中，“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佛宇多达1367所，正是在这新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各族群众熔为一炉，最终形成了崭新的隋唐风貌。与此类似，伊斯兰教东传与突厥、回鹘西迁相结合，造成了中亚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同步发展的结果，突厥―伊斯兰文化成为中亚多民族共享的文化。蒙古武力与藏传佛教相结合，形成了从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到南俄草原、囊括众多民族的广阔的藏传佛教文化圈。可见，丝绸之路不仅推动了农耕、游牧等经济形态交流，也推动了文化交流与浸润，人类相互认知、逐步交融，文化跨越了民族的界限，文明的整合与共享成为可能，各民族共同点越来越多，走向全球化和“命运共同体”的大舞台，从另一侧面开启了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在以丝绸之路为轴心的古代世界体系中，作为“华戎所交一都会”的敦煌居于中心节点地位，它虽然不是具备强大驱动能力的王朝政治军事中心，却留下了最多的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文化遗产，显示古代的敦煌具有全方位的受纳条件和辐射能力，是外来文化本土化的第一站。敦煌藏经洞的约四万件文书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宝藏之一，敦煌洞窟的壁画是中国境内的佛教遗址中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藏经洞文书的语言包括梵语、粟特语、藏语、回鹘语、于阗语，斯坦因称之为“多语种图书馆”。文书与壁画中所涉及的宗教包括摩尼教、祆教、基督教、犹太教、佛教等，是包含丝绸之路上各种宗教原始材料的最翔实的资料库。藏经洞中的宗教文献显示，敦煌人对不同信仰的包容令人惊叹，体现了丝绸之路国际化的特色，而这正是丝绸之路历史的突出特征。即使在蒙古时代，敦煌也在“欧亚大贸易圈”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察合台汗国的中心之一，敦煌仍是不可替代的商业与文化中枢，除了莫高窟保留下来的洞窟和文书外，《经世大典・站赤》《马可波罗游记》等传世文献也证实了这一点。

敦煌文书不仅能让我们了解丝绸之路上做生意的商人是什么人，交易的是什么商品，商队的规模以及贸易对当地的影响，它们还能揭示丝绸之路在更大意义上的影响，即丝绸之路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对民族的影响。宗教不是凭空存在的，它需要受众的信仰，离不开民族及其语言这一载体。敦煌文书向我们展示了丝绸之路上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民族、语言和文化，反映了古代各族信仰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变动性，显示了他们与敦煌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由于家乡饱受战争之苦迁入和平地区，并带入了新的信仰和技术。迁入者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宗教和语言。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信众，无疑影响最大，对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摩尼教、祆教和来自叙利亚的景教也都有信徒，但在今日中国已难觅影踪，只能在敦煌文书中看到其昔日盛景。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对于在文明之间的传播、传译和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过来说，传播于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也对民族的交融产生了重大影响。敦煌文书显示出不同族群的人们对于彼此的信仰异常包容，这正是古代丝绸之路大放光彩的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田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北边疆史研究。

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

刘再聪，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文明复兴与中国向西开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高荣，河西学院河西史地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汉唐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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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民艺文化白族绕三灵、彝族打歌、汉族花灯;各地的栽秧会、接送本主及本主庙会、婚礼等民俗;民族音乐、舞蹈、雕刻、扎染、刺绣、诗词、楹联、书法、绘画、剪纸、编织、扎制等民间艺术,民族村寨接待点都可认真开发。立足社会,依靠群众、积极引导,大力发展。代表各民族的“一歌一曲一舞”也具有极大的推广价值。

文化多元一体化研究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是民族及其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必然前提。各民族对其他民族的认同、欣赏和包容是民族友好往来的先决条件，各民族对共享的文化即对主流流文化的认同则是国家家统一和稳定的从础。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希望自己的社会成员既能认同本民族文化，同时又能认同一上流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缺乏认同、包容和欣赏的心态往往会导致个体出现不良的心理甚至引起民族冲突。而通过教育手段，一方面保存各民族所独有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积极的推广主流文化，培养良好的认同态度，正逐渐成为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的观点。

文化多元一体化理论界定

1.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而且还包括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卷入情况等。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这种群体水平的认同一般有四个基本要素，即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意向和群体归属感。虽然认知是态度形成的基础，但是在这四个要素中，态度是最关键的，因而现在有关民族认同的研究都是从态度着手的。而单就态度而言，表现在民族认同上有两种基本的认同模式:即积极的民族认同和消极的民族认同。积极的民族认同指民族成员积极、自豪地看待自己的民族，并且为身为民族成员而自豪。表现在意向上，积极的民族认同会使民族成员积极地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以一种充满优越感的姿态看待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相反，具有消极民族认同的个体以一种悲观、颓伤的心态看待本民族的一切，他们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等充满了自卑和羞耻。2.多元一体化格局无论主体民族汉族，还是南诏大理各少数民族都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在社会文化的变迁当中，由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传递、民族交往，使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不仅主题民族文化吸收了大量的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各少数民族文化也引入和融合了许多的民族文化。形成了一个在多民族国家的大家庭中，多种民族文化并存。汉族通过历史发展最终成为我国的主体民族，少数民族不仅要认同自己民族的文化，还要认同主流文化；少数民族不但要学习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也要学习主体民族的文化。使本民族文化及其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状况，有利于民族地区多元一体化的推进。

当前南诏大理民族文化认同情况

1.认知表现当前南诏大理民族对于主流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历史起源以及风俗习惯等均有所了解。但对主流文化的了解要稍高于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对民族身份认识情况依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本民族历史渊源的了解情况依然需要加强，但在民族的风俗节庆的了解较好，认知表现上不存在身份排斥问题，与汉族历史以及节庆风俗的融合情况也较好。2.情感表现对本民族文化的情感表现非常积极，表现为对自己民族强烈的自豪感、归属感，对传承和保护本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及紧迫感。虽然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向往，喜欢学习汉文化、与汉族交往并使用汉语，但对本民族文化依然有深厚的情感。3.意向表现在意向维度上表现为日常生活和交际中较少遵从自族的传统习俗和行为方式，而倾向与汉族的行为方式保持一致。但本民族的饮食、服饰、住房、生活习俗等传承情况较好，在汉族文化下的生活和交际无任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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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历史悠久，首饰文明亦源远流长。考古发掘表明，早在距今68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古人们就已经开始广泛地采取玉石来制作各种精美的装饰品和玉器。春秋战国时期就生产了大量金、银饰品。汉代由于金银产量增加，用作首饰的金银更多，同时软玉，珍珠已大量用作首饰。到了晋代，钻石和红、蓝宝石首次由天竺(今印度)传科，于是除了金银材料外，又出现了镶嵌钻石和红蓝宝石等材料的首饰。

此后，我国古代珠宝首饰文化发展进入了顶盛时期。唐宋时期，用作首饰的材料更加丰富，金、银等金属材料和水晶、猫眼，玉石等宝石材料广泛地用于首饰制作。金银色泽美丽，性质稳定，自古以来被视为珍贵财富的象征，同时又因易于加工为精美的艺术品而成为华贵的标志。宋朝时，在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还出现了专门的金钱珠宝首饰店。随着时代变迁，珠宝饰品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元、明、清三代，金银制作首饰的用量更大，民族文化交融也促进了首饰的发展，那时几乎各种珠宝玉石都已应用在首饰上。

唐――盛世之“饰”

中国早在商代就已有黄金饰件的制作，但金银饰品制作相对成熟和繁荣的时期是唐代。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辉煌灿烂的鼎盛岁月，唐代耀眼的文明历来是世人关注的焦点，唐代饰品也是唐代文化艺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株奇葩，它跨越千年的时空向我们传递那个盛极一时的封建王朝的信息。

唐代社会经济繁荣，金银产量大幅增加，使制作大量金银器成为可能。当时，贵族们崇尚奢华，服食金丹之风流行，这样也推动了金银饰品制作的发展。唐朝与周边国家的交往频繁，两汉以来脱胎于青铜铸造而日见独立的金属加工工艺，到唐代取得与传自中亚等国的金银加工技术和装饰艺术相融合，造就了唐代金银饰品娴熟精巧的制作工艺和典雅华贵的艺术特征。

唐代金银饰品纹样丰富多彩，这些纹饰与器形一样，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风格，透过它们，我们确实可以感到唐代现实生活的五彩缤纷，文化艺术的欣欣向荣。此外，唐代的饰品制造很重视发钗顶端的花饰，同时金佩饰与金首饰的使用也出现了新局面。在妇女首饰方面，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唐代的錾花金栉，表明唐代金首饰使用相当普遍。同时期，男子的腰带饰品设计也颇为考究。在唐代，诸如高足杯、带把杯、折棱碗、五曲以上的多曲器物和器身呈凸凹变化的器物很流行。纹饰主要有忍冬纹、葡萄纹、连珠纹、宝相花纹、禽兽纹和狩猎纹。

辽――野性力量之“饰”

辽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契丹人建立的少数民族王朝。建于公元916年，947年定国号为“大辽”，辽朝正式成立(其间于983年至1066年间曾去国号而重称“契丹”)。契丹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与汉人迥然不同，这也使得各种文化得到广泛的交融。文化交融很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得中国古代饰品在辽代得到长足的发展。这时期的饰品继承了唐代遗韵，它们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是辽代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反映出辽代制作工艺，装饰风格以及民族文化的特点。辽代的冶铁业发达，发掘出土的铁制品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湛，那些精美的金银器都反映出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

辽代金银饰品是中国古代金银饰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反映了契丹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外域文化之间的交融。辽代饰品造型风格具有浓厚的契丹民族文化特色，其中也包含汉族和西亚文化因素。如同契丹民族开放的个性一样，饰品的制作题材上非常随意自然，不受任何程式化的束缚。辽代饰品的工艺美术特色，是与悠远的草原民族传统和生活习俗紧密相关的，首饰的造型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生活气息和自然情趣。

同唐代相比，辽代与西方的联系也更加密切，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墓中出土了大量金银器，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契丹贵族盛行厚葬，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葬，出土的两套有金花银枕、鎏金银冠、金面具、银丝网络、金花银靴组成的殡葬服饰，完整的体现了贵族的殡葬习俗。辽代代金银饰品的工艺技术也极其复杂、精细。当时已广泛使用了锤击、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錾刻、镂空等工艺。辽代的金银工艺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又受到了来自波斯，以及地中海等地文化的影响，并根据本民族的生活习性而创造了富有特征的金属工艺。辽代金银饰品制作工艺多继承唐代的工艺技法，并有所创新，与反映本民族游牧生活习俗的各种器型融为一体，形成了独有的特色。例如鸡心壶、八角铜镜以及鎏金凤冠等等。

元――马背豪情之“饰”

元代是一个由蒙古族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元代不仅在确立中国版图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在促进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为中国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中国金银饰品发展到了元代出现了新的局面，金佩饰和首饰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除宫廷外，市庶阶层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士使用金饰。从近几年考古发现，元代金银饰品数量众多，类别丰富、造型别致、纹饰精美、金光闪为、银光熠熠，这些也成为显示元代昔日辉煌的重要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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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疆　美术地域文化　哈孜•艾买提　阿布都克里木•纳斯尔丁　买买提•艾依提 

 

新疆地区古称西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丝绸之路带来的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使新疆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新疆地域辽阔，自古以来就聚居着众多的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化使新疆的美术创作体现出地域性、民族性和宗教性。新疆多元开放的地域文化体系从美学理念、绘画题材和语言等方面影响着新疆的美术创作，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风貌。 

一、新疆美术创作的地域性 

新疆地处中国西部地区，其美术创作以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为主要表现题材，体现出新疆本土固有的文化精神及地域特征。地域文化是在一定的地域范畴内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新疆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自然景观的影响。新疆有着原生态的异域风光，沙漠中笔直的胡杨林、戈壁的冰雪景观、无边的草原绿洲、纯净的蓝天丽日，这些美景引导着人们视觉审美的同时也成为艺术家所钟爱的绘画题材。新疆风光明度高、饱和度高的颜色给画家提供了自然丰富的色彩语言，强烈的色彩对比成为新疆异于其他地区绘画形式的色彩表达方式。其次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新疆地处汉唐时期古丝绸之路的要道，曾是中原、印度等文化的交融与汇聚地，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克孜尔千佛洞为代表的佛教石窟艺术、遍布南北疆的岩画遗存、伊斯兰艺术等成为今天新疆地域性文化创作及美术家的文化滋养和立足点。最后是民族风情的影响。新疆作为多民族聚居区，各少数民族在生活、信仰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民俗文化，这种极富乡土气息、淳朴稚拙的民族生活成为画家感受与解读新疆少数民族多样生活的重要角度。 

受以上因素影响的新疆当代美术创作，涌现出一批以新疆少数民族风土人情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画家，他们的作品极富民族性、地域性和宗教情结，成为中国美术中拥有至深魅力的组成部分。这些作品以新疆的民族文化生活为创作题材，体现出特有的地域性文化。 

二、新疆地域美术的代表性画家 

新疆当代卓有建树的画家中有的是新疆本土的民族画家，如哈孜•艾买提、阿布都克里木•纳斯尔丁、买买提•艾依提、早然木、阿不都西库尔等，他们对新疆民族生活及民俗文化非常熟悉。有的是成长于新疆深受民族文化影响的汉族、回族画家，如龚建新、王增元、舒春光、陶世莺等。这些画家群体把自己对新疆这块土地的热爱之情融入手中的画笔，表现新疆的地域美、民族情，打造了独具一格的新疆地域特色。下文选取新疆三位卓有建树的民族油画家，通过分析其绘画语言、代表作品、艺术风貌等，以探索新疆美术的地域性特征。 

（一）哈孜•艾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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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河湟”最早是指流经今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后来就将由黄河和湟水冲积而成的大片谷地称作“河湟地区”或“河湟谷地”。早在《后汉书•西羌传》中就有“乃渡河湟、筑令居塞”的记载。河湟地区所指的范围有小河湟和大河湟之说。小河湟指的是以西宁为中心的包括黄河流域和湟水河流域的青海东部农业区，大河湟则除了上述地区外还包括了甘肃的其他一些地区。河湟的中心是河州和西宁。

从自然地理位置看，河湟地区西倚青藏高原，并与之连为一体，是中原地区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过渡地带，且介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处于农业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结合部，与甘肃定西、甘南，青海海南、海北等地区相接。河湟谷地海拔较低，气候湿润，土地肥沃，不仅宜于农业生产，也适宜于牧业生产。

从人文环境看，河湟地区是儒家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处。宋元时期是河湟地区多民族、多元文化汇聚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一些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商人、使者以及中原内地的商贾不断来到河湟，并有部分人定居于此。随之，他们也将各自的民族文化带到了河湟。久而久之，在河湟地区便形成了藏文化、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并存共荣的多元文化格局。

二、河湟地区的文化交融

河湟地区的文明包括儒家、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三种文明。三者在河湟地区交往的特点，就是和而不同。所谓“和”就是三方相互尊重，相安无事；所谓“不同”就是说存在差异，不强求一致。儒家的仁礼和合；佛教的慈悲情怀；伊斯兰的清洁精神，从理论上看，三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利害冲突，可以互相补充，彼此欣赏(美人之美)，加上三者共处一片蓝天之下（河湟），这是三者“和”的现实基础。但是“语言和宗教是文明的两大关键课程”，也就是说从文明的载体看，三者的差异悬殊还是很大的。

儒家的载体是汉语和汉族，其“仁礼和合”思想附着在宗法（血缘）社稷（地缘）基础上的等级社会结构之中，有着严格的尊卑、亲疏的等级秩序，显然，其中并没有佛教慈悲情怀及伊斯兰清洁精神的位置，儒家讲究夷夏之辨，认为夷狄遵从了儒家礼仪，夷狄就成了中国人，夷狄如果不认同儒家礼仪，即便生活在中国，也不以中国人视之。由于伊斯兰洁身自好，不参与中国主流社会的思想交锋，因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到了清代，官员、士大夫中歧视伊斯兰教的言论比比皆是，这说明儒家对佛教与伊斯兰教划了一条无形的界限。而佛教对儒家也有批评，认为“那南赡部洲（中国）者，贪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具体到藏传佛教，它的载体是藏语、藏族、佛寺。它不同于汉地佛教之处就在于它有严格的活佛转世制度和经院教育制度。它是以出世为特征的，它的藏语表述，寺院传承、教义的思辩性，人生态度的出世性，使佛教慈悲情怀同样具有一定的界限。而伊斯兰教也严格地和儒佛保持距离，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伊斯兰教讲究“真主独一”，用哲学的语言讲，就是一神论，而佛教，有人说是多神论，有人说是无神论。儒家有天地崇拜、圣贤崇拜、祖宗崇拜、皇权崇拜，民间的泛神杂信倾向明显。伊斯兰学者赞同儒家的入世精神，认为儒家的“修齐治平”是人生大道，但批评儒家不明“原始要终”之至理。

三、多民族文化互动中的变异与同化

文化的变异往往是导致文化整体性变异的基础，整体性变异是历史过程中部分变异逐步积累的结果。十三世纪后在河湟地区孕育产生的土族、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等新的民族共同体，其民族文化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历史过程中，以各自先民的文化为基础，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文化因素而形成的。这个过程无疑是各民族先民文化由部分到整体逐渐变异并最终形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系统的过程。因此，尽管各民族文化与其先民文化之间有渊源关系，但已经是不同于其先民文化的、经过了重构的新的文化。而这个过程的完成，与族际间互动关系密不可分。高丙中曾就土族文化的重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土族先民文化是以萨满教和蒙古语为基本特征的牧业文化，而现当代土族文化是在其先民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藏汉两族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后建构的一种农业文化，是一代一代土族先民对原有的牧业文化重构的产物。很显然，土族文化的这个“重构”是由与周邻民族即主要是与汉藏两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所促成的，是土族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族际间文化互动的结果。土族的文化是如此，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的文化大致上也都是如此。和土族一样，东乡族和撒拉族这些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基本上都是多种民族也即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文化互动在各民族文化的建构过程中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汉、藏、蒙、回这些大民族的文化是上述各民族文化建构过程中重要资源所在。

文化同化或文化转化的现象主要反映着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互动的结果是一种文化转向另一种文化，也即被另一种文化所同化。在河湟这个民族的地区，我们既到看得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同化现象，也可以看到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同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