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重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经济学重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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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经济学；经济发展；劳动关系；重要意义

一、前言

劳动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的科学，无论是在经济学领域还是在劳动关系研究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突出作用。从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由于经济增速较快，经济增长与劳动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要想在新形势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就必须依托劳动关系理论，重点分析劳动经济学内涵，做好劳动经济学研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保证我国经济发展在增速和内容上都能满足实际需求。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应认真分析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劳动经济学概述

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关系和经济发展相关内容的，对于我国而言，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来看，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联系，劳动力再生产的本质是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为此，我们应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解读劳动力再生产行为。在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是保证生产持续进行的重要动力，只有把握劳动力利用原则，实现对劳动力的综合利用，并重视劳动力再生产，才能够达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应包括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这两方面内容。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再生产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是重要的概念。为此，我们应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有全面的认识，应积极扩大劳动力再生产规模，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2）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包括劳动力资源的人口基础，劳动力的结构，劳动力供求的短期平衡和长期平衡。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有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质量，才能提高劳动力供给，进而满足社会劳动力需求。在实体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在相适应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就会快速增长。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会造成劳动力浪费，劳动力供不应求，会制约经济发展。所以，劳动力供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只有从劳动力资源入手，优化劳动力结构，保持劳动力供给在短期及长期都处于平衡状态，才能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3）劳动就业，包括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和宏观社会目标，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就业与工资的关系，待业及其类型，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目前劳动就业已经纳入了人力资源管理范畴，并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从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目标就是保增长促就业。劳动就业是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劳动就业率是衡量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指标。劳动就业率高，则表明经济发展处于良性循环，整体经济增速也比较高。在劳动就业中，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和宏观社会目标是劳动就业率的具体体现。在对劳动就业进行研究中，我们还要正确分析就业与工资的发展关系，并做好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满足劳动就业需要。所以，在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应认识到劳动就业的概念。（4）劳动力的宏观管理，包括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劳务市场及其管理，劳动力管理体制。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的宏观管理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在劳动力的宏观管理中，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是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重要保证。此外，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资源，需要建立专门的劳务市场对其进行管理，同时也需要配套的劳务市场管理机制加强管理和引导。在目前劳动力资源的宏观管理中，建立适合劳动力发展的管理体制是当务之急。从这一点来看，劳动力的宏观管理要想取得积极效果，管理制度的建立是重要内容。

三、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我国，劳动关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研究内容，还是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参考和重要研究内容。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遭遇到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不断推进，所有国家和个人都将投身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去；另外一方面，世界范围所有的发展契机将惠及所有国家和个人。在这个大背景下，只有培养起自己本国的效率极高、技术过硬、研发能力强的劳动人才大军在能赢得世界范围内的人才争夺竞争。所以，研究当前劳动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必要、十分重要。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来看，劳动经济学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劳动经济学以其专业的学术特征，很好地诠释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的重要性，解释了劳动力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考虑到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性及特殊性，劳动经济学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劳动经济学在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就业和劳动力的宏观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理论支撑，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之一。（2）劳动经济学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明确经济发展方向，找准经济增长点，并努力突破发展瓶颈。劳动经济学的出现，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使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对劳动力资源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将劳动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由此可见，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有着必然联系，劳动经济学不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保证我国经济能够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正确利用。（3）劳动经济学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空白。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来看，经济理论较多，涵盖了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其中劳动经济学由于对劳动力资源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从这一点来看，劳动经济学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此，我们要认识到劳动经济学的作用，以及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将劳动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明确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正确利用劳动经济学理论，促进经济发展。

四、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由于劳动经济学在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就业和劳动力的宏观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方向指引。为此，我们应明确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重点分析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1）劳动力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劳动经济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劳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是动态地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劳动行为之间的关系，系统研究具体到个人的劳动行为和经济行为。由此可见，劳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劳动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对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准确概括，加深了对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为此，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明确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意义，重点开展劳动经济学研究，满足经济发展需求，达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2）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生产劳动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生产劳动活动衍生出人类社会其他所有活动，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决定因素。在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将生产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对生产活动的认识从普通理论层面上升到了经济学层面，对经济活动实现了准确概括。所以，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和手段，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加深对劳动经济学的理解，重视劳动经济学的作用。（3）劳动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十分重要，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来看待，加深对劳动经济学的了解，重视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劳动经济学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使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取得积极进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4）劳动经济学对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劳动经济的研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发展最终是要服务于人民，研究劳动关系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切实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意义。从这一角度出发，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对劳动经济学引起足够的重视，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理论，重点开展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劳动经济学作为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手段，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五、结论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好成绩，在很多行业和很多领域内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令世人瞩目。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多样，较为复杂，系统研究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袁伦渠，林原.劳动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J].中国流通经济，2011（06）.

[2] 熊新发，陈玉杰.劳动科学研究的特征分析——基于学术界对《劳动合同法》争论的反思[J].现代管理科学，2011（06）.

[3] 王露萱.论劳动关系的劳动经济学研究视角[J].商场现代化，2010（28）.

[4] 闫威，陈长怀，韩美清.劳动经济学的实验研究方法[J].商业研究，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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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共同性，即研究的都是社会经济现象。然而，两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却走向了两条不同的方向。以下就从前提假设与研究方法；研究的侧重点；建立的理论基石；对价格的认识；对企业的认识；对利润获取方式的认识及分配方式七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初步的比较。

比较一：前提假设与研究方法不同。

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是劳动价值论(劳动二重性理论)。商品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任何劳动，一方面是与其他劳动不同的具体劳动，另一方面又是与其他劳动相同的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剩余价值是由雇用工人所创造的新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以上的部分。资本家通过榨取剩余价值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并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并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遵循从商品出发，到商品的二重性，到劳动二重性，再到剩余价值理论，直到得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结论的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经济人假设(人是利己的，自私自利的，他所作出的选择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对人性的假设，可见其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

比较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政治经济学侧重研究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研究的是隐藏在经济问题下的生产关系问题。这是由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发展、灭亡的运动规律这一时代任务决定的，属于社会制度领域。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侧重点是选择问题(资源配置问题)。也就是研究人的欲望无穷性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问题。稀缺性决定了每一个社会和个人必须做出选择。欲望有轻重缓急之分，同一种资源又可以满足不同的欲望。选择就是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什么欲望的决策。属于价值选择问题。

比较三：建立的理论基石不同。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是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这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和划时代的贡献。在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价值理论之前，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是，他们不懂得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找不到创造新社会的社会力量和正确道路，而是企图劝说资产阶级放弃剥削，以建立符合人类理想的平等制度，这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只有在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才能正确认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对立的经济根源，并进一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阐明社会主义必将替代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是价格调节经济的需求供给理论。供求决定价格，所以，供求的变动也会引起价格的变动。如果需求增加，则均衡价格会上升，均衡数量增加；同理可以推出，需求减少，均衡价格下降，均衡数量减少。如果供给增加，则均衡价格会下降，均衡数量增加。同理可以推出，供给减少，均衡价格上升，均衡数量减少。需求和供给变动所引起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不同变动在经济学上称为供求定理。它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比较四：对价格的认识不同。

政治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价格的变动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由金属货币本身的价值量，或纸币等符号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另一方面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由需求决定的。需求供给的变化是价格变化的原因。价格(即均衡价格)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当某种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时，生产者为了把东西卖出去会竞相降价；当某种商品的供给小于需求时，消费者为了得到东西会竞相提价；当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时，既不会降价又不会提价，这时的价格就称为市场上自发决定的均衡价格。

比较五：对企业的认识不同。

政治经济学认为企业是资本家赚取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工具。资本家通过企业运作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并进一步投资以获取更大的回报。从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看。资本积累来源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资本积累的规模与剩余价值的量成正比，与劳动者的工资相对量成反比，因此。在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工资的比例一定的条件下，资本积累的数量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资本家从雇佣劳动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越多，资本积累的规模就越大，而资本积累的规模越大，资本家可以获得的剩余价值就越大，企业的效益也就越好。

西方经济学认为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经济单位，它购买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向社会提供物品与劳务。企业也是经济人，它生产的目的是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西方经济学认为产生企业的原因是市场经济不是个人进行生产，然后进行交换，而是组织为企业进行生产，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企业生产的效率高于个人。对这种效率的产生有不同的解释，如企业内部实行专业化分工与团队协作提高效率；企业的规模之大可以实现规模效益；企业可以更有效的筹集资金，或使用设备等等。

比较六：对利润获取方式的认识不同。

政治经济学认为个别生产者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小于平均劳动时间，同时资本家购买了这一特殊商品后，在生产的过程中，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创造了价值量大于劳动力价值的商品，资本家按商品价值出卖商品，不仅收回了资本价值，而且获得了剩余价值。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即在流通领域进行(资本家必须在流通领域购买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又不在流通领域进行(价值增值发生在使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全部过程都符合价值规律，即资本家购买或出售商品都是以价值为基础的。整个过程的关键在于劳动力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他的使用价值创造出大于其自身价值的价值而获利。

西方经济学认为企业的利润是由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决定的。投入是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和企业家才能。产出就是产品或产量。成本是企业用于购买投入的支出，收益是企业出卖所有产出所得到的收人。当实现收益大于成本时就实现了盈利。

比较七：分配方式不同。

政治经济学认为要按劳分配。这是因为劳动价值论认为，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进一步说就是，生产的特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定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资本主义分配方式，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自由人的联合体时，马克思就提出按劳分配的思想。他说，在这种联合体中，每个生产者在生产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时间既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所占份额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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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煤炭工人 国企 主体性 国家 市场 穷人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276.1 【文献标识码】A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只有当矿难发生，人们才会关注煤矿工人，他们似乎早已成为被历史遗忘的“沉默多数”。近年来一系列矿难事故的发生，使我们不难想象煤炭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漆黑一片的矿井、满脸煤灰与汗水。煤炭作为重要的能源，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发电、取暖以及各种化学材料的提取，都离不开煤炭。因此，无论在近代史上还是今天，煤矿工人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除了媒体对矿难的新闻报道之外，无数在矿井的黑暗中艰苦工作的煤矿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却被忽略了。

金融危机后，对煤炭等国有企业的抨击不绝于耳，有针对性地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由市场主义，即认为只有市场才能实现货币、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①，强调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主张依靠自由市场，通过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打破垄断，为民间资本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②；另一种则是国家主义，认为国家或政府是一个具有相当理性与认知能力的自由行动者③，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实现较好的产业绩效④，所以强化国家控制，进一步干预甚至垄断基础行业⑤，如煤炭、电力、石油、钢铁、铁路等。然而，作为这些国有企业的真正经济主体，在企业发展和改革道路的选择上，矿工们却无法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的身影甚至无法走入公众的视野，此后的命运无论是回归国家还是抛入市场，他们也只能被动地承受。

一个省级大矿的煤炭工人生活缩影

双鸭山矿区，一个长期无人问津的矿区。矿区小城不大，几条一千多米东西走向的马路横向铺开，排列在两边的是一幢幢20世纪80、90年代建起来的5层宿舍楼，属于典型的老国企工人生活社区。小城东西两侧有两个较大的棚户区，住着1657户，共4411人。一座公园坐落在小城中间。宿舍楼、棚户区、公园、学校和几个小商铺，承载了矿区工人所有社会再生产。

矿区共有三个矿井，最大的建筑是办公大楼，矿区办公楼前，一座写着“矿工万岁”的石碑俨然耸立。旁边疏落着专家培训楼、招待所、三个矿井工作间、煤站等，工人每天都在这些地方忙碌着。经过20多年的开采，现在井面已经深至700米至1200米。矿区鼎盛的时候，有近7000名工人。如今，产量减少，矿区职工已不足5000人了。工人告诉我们，矿已挖至第三层，再过20年这个矿就会挖空了。

2013年7月下旬，我们对龙煤集团煤炭工人状况进行了调研。龙煤集团成立于2004年，整合了黑龙江4个煤城的41个国有重点煤矿。现有员工26.6万人，是黑龙江省属最大国有企业，中国500强企业。它下设9个分公司，包括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等。

在煤炭工人的生活中，必须每时每刻面对工资低、工时长、压力大、工伤频发、职业病隐患等大大小小的挑战。在这个充满着挑战与生命力的东北小城，这里鲜活的经济生活、充满动力的劳动情景和工友间情同手足的深厚感情，使得任何一个主流经济学家的数字与图表都显得苍白无力。“经济”何尝是经济学家的专有名词，它原来富有的人情社会和文化意涵，早已在专业化和精英化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剥落，也使得劳动者作为真正的经济主体一天一天地消逝。脱离了主体，经济发展的话语就算再精美，也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在做经济学研究时，往往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认为经济学说无贫富之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在看待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带上自身的阶级色彩，其实经济学说本身也是带着阶级色彩的。这一点，恩格斯早已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就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官许的欺诈方法、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来代替那简陋的非科学的生意经。”⑥恩格斯一针见血地点明了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就是“发财致富”的科学，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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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经济学；消费金融；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7-0101-02

1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但是却隐含着很多不稳定的因素，比如中国经济结构中长期存在的不合理，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而忽略消费的作用。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问题尤为凸显。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经济，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创新，从经典的劳动经济学角度出发，对消费金融加以分析和研究，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

2劳动经济学简介

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和生产经济学密切相关。并且劳动经济学也涉及如人类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因此说劳动经济学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中国国情下，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

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劳动力的短期平衡、长期平衡结构以及人口基础；就业、待业的类型及培训；对劳动者工资的研究，消费能力的研究；影响劳动效率的要素等。

劳动经济学长期以来都是经济学研究中的重点领域。由于这一学科涵盖广，成果具有直接性，因此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又因为劳动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广泛，其中的部分学科的新成果，新理论对劳动经济学都具有促进作用，因此这一学科也经常与时俱进。中国由于国情的原因，发展相对起步较晚，所以在研究水平上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更要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我国的各种经济形式，尤其是劳动经济学下的消费金融发展问题。

3消费金融的概念

消费金融也称为消费者金融或者是居民金融，其研究包含消费者或者居民的资产配置问题，涉及居民的收入、投资和消费多个方面，并不是简单的消费问题。单一的消费者这一词汇过于强调消费者个人，但是使用消费者金融学则更能反映出消费者个人的投资和储蓄行为，并能包含家庭的金融行为和资产配置问题。消费金融是当前金融学和经济学新兴的一个研究领域。中国近年来的消费金融快速发展，消费空间不断拓展，研究消费金融将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4劳动经济学角度下的消费金融发展策略分析

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充分反映出消费金融的存在有其客观性及必然性。消费者在追求消费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不断地优化消费路径。在消费高价值商品时，则产生了对消费金融的自发需求。因此，从劳动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消费金融发展，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具有重要的应用意义。

4.1消费金融具有丰富信贷结构的作用

消费金融贷款具有覆盖面广泛的特点，但也存在着额度小、成本高，分散等弱点。不过消费金融的出现仍然为信贷结构的调整带来了新的血液。伴随着个人信用贷款制度的完善，消费金融贷款可以有效地削弱信贷风险，优化金融信贷的资产结构。并且消费金融的贷款方成为金融机构可以很方便地通过向消费金融的贷款方推荐产品与业务，发展其为新的客户。

4.2消费金融具有供需平衡的作用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内的市场经济制度正在不断地完善。然而资本集中和扩大化生产带来的生产过剩问题时常出现。根据经典的劳动经济学理论，生产过剩时，必须扩大需求，否则产品堆积过多会影响再生产的过程，从而形成恶性循环，遏制经济的发展。为了维持市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必须要不断地发展消费金融，拉动需求，强化消费能力，达到供需平衡。

4.3消费金融具有平衡消费水平的作用

劳动者具有这样的特点，在年少与年老时消费多，但生产力低，中年则相反。这就需要通过发展消费金融，使收入相对稳定的青年人预消费，并通过适当的比例分配，在不影响未来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提高目前的生活质量。相对于消费者的整个生命周期来说，消费金融可以平衡消费者在不同阶段的消费水准，从而有效保障消费者的生活水平。

4.4消费金融具有促进消费者的全面发展的作用

消费金融具有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作用。这里的消费能力是广义的消费能力，包含了消费者为了满足自身的知识、才能而进行的物质消费。随着消费金融的发展，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理念逐渐提高，并且消费时也更加的科学。人们在消费的过程中，整体的素质逐渐提高，因而劳动技能也相应地提高，从而在社会整体层面上，劳动力的整体能力不断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5劳动经济学角度下的消费金融发展策略与分析

由于中国的国情，我国的消费金融起步较西方发达国家晚一些，因此很多方面还有待完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将优秀的研究经验进行本土化的转化，并基于国内的实践，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策略。这个过程中，如何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消费金融发展的策略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上述的讨论分析，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策略。

5.1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以劳动经济学的视角观察，金融消费发展的关键在于不断地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与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通过很多宏观调控的措施，从政府的层面来做到，比如可以对企业减税等方法。同时，还需要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消费信心。除此之外，对消费金融贷款制度的创新也可以促进居民的提前消费意识，这将有助于全面扩大内需，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

5.2创造优质消费环境

保障良好的消费环境对于增强消费双方的信心至关重要。为了达到这一点，需要政府完善相应的金融法律法规。当前我国在消费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仍然有待补充和完善，这需要不断地从金融实践中总结和完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地提高金融消费的透明度和保证度，逐渐培养消费者合理的现代消费观，促进居民消费的良性循环。

5.3完善消费金融制度

中国的消费金融体系结构过于简单。尽管近年来我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发展势头很猛，但是这一问题却逐渐显现出来。从劳动经济学的视角观察，多层次的金融体系结构是保障经济稳定增长、抵抗风险的必然趋势。因此，中国需要大力扶持消费金融公司、社区银行和村镇银行等小型金融机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消费金融，从体制上创新，不断开发出满足国情的消费金融产品。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口结构复杂，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大等都是我国当前的国情，这就需要多层次的金融消费产品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在我国，农村居民作为消费者基数中比例最大的一部分消费者经常被轻视，然而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这一部分消费者的消费金融发展不容小觑。农村居民人口多，潜在消费能力没有完全开发，因此可以通过完善消费金融制度，迎合农村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间合理分配消费金融资源，从而获得最大化利益。这从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在完善消费金融制度的同时，需要大胆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的先进经验，并做好本地化工作，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制度上的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完善消费金融的制度，开发出符合我国消费者需求的消费金融产品。

6结论

本文在简介了劳动经济学和消费金融的基础上，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国情下的消费金融发展，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消费金融发展的状况，论证了消费金融在我国发展的必要性，即消费金融具有完善金融结构，平衡供需，平衡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等作用。与此同时，本文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促进消费金融发展的策略，这些策略将对改善我国的消费金融环境，完善消费金融制度具有良好的建设性作用。如何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消费金融发展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策略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在这一领域的创新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今后工作中，笔者将会对这些策略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实践，也期待各行各业的人提出意见，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马培生.劳动经济学[M].北京：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

[2]尹世杰.消费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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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大众传播兴起，各个学派对整个社会与媒介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和解读。其中率先兴起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对媒介社会关系的认识；紧随其后的是与之相对立的批判学派，其中包括以德国为主的法兰克福学派、以英国为代表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以美国为代表覆盖欧洲和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派。本文主要针对批判学派后期的两个主要分支即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进行分析，对其各自的发展历程和主要观点进行梳理，探讨二者的差异。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差异

1830年，美国《太阳报》的出现标志着我们进入了大众报刊时代；1895年电影的问世，20世纪20年代广播的出现以及30年代电视的发明，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的兴起。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学派有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批判学派两个主要分支即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都达到了发展的时期，两个学派对于大众媒介的探讨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就两个学派的区别进行阐述。

一、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概况

政治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一时期诞生了政治经济学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席勒和斯迈思，两个代表人物主要的观点是“文化帝国主义”和“商品受众论”。七八十年代诞生了第二代代表人物，90年代诞生了第三代代表人物，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加纳姆、默多克、麦克切斯尼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来源包括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观点，传播政治经济学注重分析文化商品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从宏观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去看待传播与社会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要表达的一样，如果一个阶级占物质力量的统治地位，那么同时也占精神力量的统治地位。文化研究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在60年代和70年代尤为盛行。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文化研究尤其关注对文本与受众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霍尔、霍加特、格罗斯伯格，主要理论来源于葛兰西和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代表观点有编码-解码模式、意识形态、虚假意识、文化霸权等。通过民族志和跨学科的方式去研究文化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将语境代入其中去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

二、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区别

（一）对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认识

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被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关注的，但二者关注的重点并不一样。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政治经济学认为如果没有一个起作用的生产方式，那么一个社会及其成员就不能生存，即经济基础是社会的基础。并且对经济的根源进行分析，得出两方面的决定性特征，一方面是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的人，另一方面是强调协作性社会关系的人。在强调协作性社会形式中指出了必须具有特定的文化实践，其中包括法律和政治的东西、维持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者以及生产方式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法。文化研究将重点放在了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关注大众媒体与亚文化的发展，强调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文化领域力量的自主性，特别是文化文本意识形态层面的作用。在格罗斯伯格看来，文化研究相信文化是重要的斗争领域，并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经济领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简化主义和经济决定论，文化研究批判政治经济学将经济看作是所有背景和事物的前提和基础。

（二）对文化生产与消费环节之间的重点强调的不同

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析的侧重点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对于文化生产和消费之间重点的不同。在政治经济学看来，文化研究将重点放在文化消费的层面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实践，认为文化研究忽略了生产主体所具有的特性，即生产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同时认为文化研究忽略了经济因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社会存在的主要权力是属于哪些人或者属于哪些阶级。文化研究学指出文化研究特别强调关注消费，而对于文化消费自由度和乐趣的关注是担心回归到政治经济学的决定论当中去，所以将受众看成是消极地接受物质，并且说明了对于大众文化带来的娱乐并不是没有批判，指出这种娱乐是会被压制的，因此大部分是针对受众对文本解读的研究和分析。政治经济学派所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生产上，从创作上来剖析文化背后的控制力量。

（三）关于阶级、种族、性别三者的研究范畴及其地位的不同界定

政治经济学认为所有的事物和关系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决定了社会地位，决定了阶级属性，而当时文化的传播巩固了现存的阶级属性，阶级自然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借助大众传播来传递可以维持现存社会制度的文化思想，而被统治阶级就接纳了这种“虚假意识”。政治经济学关于种族的论证是，北美和西欧的早期劳动力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造就的，种族的定性是没有办法对经济起作用的；而关于性别的论证是说女权运动的兴起也是由于工资劳动和资本形成而导致的，认为如果没有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任何强化女权的努力都不会有多大的成效，因此得出如果没有从构成性别和种族斗争的文化实践的经济基础去分析，就不能理解性别和种族的实践的起源、形式以及原则，也不能实现控制的目的。文化研究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依旧属于“简化主义”，是将所有东西的决定因素都归结于阶级和经济。并指出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身份的问题的论证纰漏：政治身份是在劳工市场重建的基础上形成的，种族和性别又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那这种经济关系是什么呢？其指出对于政治身份的变化问题绝不仅仅是由劳工市场决定的，还包括种族和性别的文化实践。

作者：袁伟钤 胡雪莹 王选一 单位：铁岭县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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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静态向动态,由计量过去到计量未来;

    2)由重视企业内部成本向重视内、外部成本并重;

    3)计量由简单的加减向综合化和数学方向发展;

    4)以货币计量为主向采用多种综合计量手段并存的阶段发展。

    关键词:会计成本;成本概念;传统成本;现代成本

    一、会计学中的成本概念

    会计学的成本是根据实际成本原则和权责发生制的要求,按照成本计算对象受益的情况汇集和分配所发生的生产费用,所计算出的一定数量产品或劳务的个别劳动耗费的补偿价值。它可以用来计量企业生产经营性资金耗费、计算企业损益、考核企业耗费水平、限定生产经营性耗费补偿的范围和数量等等。会计学上的成本具有以下特点:

    (1)围绕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研究,重点研究生产成本。不涉及企业与外界和企业内部组织之间的费用。

    (2)是对历史的反映。只关心实际发生的成本,不关心未来的产出。

    (3)能够以货币加以计量。只核算企业成本中可以在货币支出形态上直接反映出来的部分,不包括应计入而不能在货币形态上直接反映出来的成本。

    (4)只计量实物资本成本,不计量人力资本成本。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成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商品作了透彻剖析,揭示了成本概念的经济内涵。他指出: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每一商品的价值W,用公式表示是W=c+v+m,公式中(c+V)这个部分即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所用的劳动价格的部分对于资本家来说,这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

    马克思从耗费和补偿两方面对成本进行论述。成本从耗费的角度看,是商品生产中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中必要的劳动价值,即(c+v)部分,它是成本最基本的经济内涵;成本从补偿的角度看,是指补偿商品生产中资本消耗的价值尺度,即成本价格,它是成本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即成本是已耗费又必须在价值和实物上得以补偿的支出。马克思的企业成本理论揭示了成本的经济内涵。

    (1)从成本的经济性质上看,其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劳动耗费的价值度量,体现了成本的可计量性。

    (2)从成本经济内容上看,成本是商品价值(c+v+m)中的前两部分。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该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成本是生产该产品的个别劳动耗费,体现了成本的个别性。

    (3)从成本经济本质上看,成本是为生产一定数量和质量劳动成果发生劳动耗费的价值补偿,体现了成本的可补偿性。

    三、西方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

    (一)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成本概念

    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成本理论主要是从厂商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在生产经营中如何通过比较各种成本支出方案,最终作出生产决策,即以最小成本支出获得一定利润或以一定成本支出获得最大利润。也就是说,传统成本理论是以企业的生产经营为出发点,主要研究生产成本问题。传统经济理论中主要包括生产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几个概念及核算方法。

    1.生产成本。由于生产过程本身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因此生产过程中所投入和使用生产要素的价格就是生产成本,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生产成本的分析一般具有如下基本内容:

    (1)短期成本。是指在生产者来不及调整某些生产要素的情况下,生产一定的产出数量所花费的成本。短期成本(TC)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TVC)两部分,前者不随产量的变化而变化,后者可随产量变化而变化,呈现递减、不变、递增的态势。短期成本有两个重要概念:平均成本(AC)和边际成本。平均成本又可分为平均固定成本(AFC)、平均可变成本(AVC)和平均总成本(AC)。平均固定成本(AFC)随产量增加而递减:平均可变成本(AVC)、平均总成本(AC)、边际成本(MC)随产量的增加而经历递减、最小、递增三个阶段。

    (2)长期成本。是生产者在可以调整所有的生产要素数量的情况下,进行生产所花费的成本。长期成本只包括可变成本,它是短期成本从长期角度看由那些最低值的成本所组成。长期总成本曲线(LC)、平均成本(LAC)曲线分别是短期总成本曲线(SC)、平均成本线(SAC)的包络线。企业可根据长期成本曲线来作出生产规划。

    2.边际成本。它是成本计量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边际成本就是指由于厂商产量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成本费用。它可以通过总成本增量和总产量增量之比表示出来:MC=dTC/dQ.

    由于边际成本即厂商每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成本,完全是可变成本增加所引起的,而单位可变成本又存在着先减后增的变化规律,因此作为它变动的结果,边际成本(MC)也必然是一条先降后升的u形曲线。边际成本作为一个动态成本的概念,对平均成本(AC)的水平及其变动趋势有着重要影响,表现为:当MC<AC时,AC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当MC>AC时,AC随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当MC=AC时,AC为最低。

    另外,边际成本分析,也可用于长期所有生产要素同比例变动时,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同机会成本一样,边际分析是经济学家系统地考虑各种可替选择成本的关键性概念之一,其重要性甚至高于机会成本。正如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中所言,我们最难以做出的决策不是做某事还是不做某事,而是多做还是少做些。

    3.机会成本。经济学一般着眼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故机会成本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从事某种选择所必须放弃的最有价值的其他选择。"机会成本不是实际的支出,而是对资源配置的一种度量,表达了稀缺与选择之间的基本选择。其具有以下特征:不是实际的支出,不关心已经发生的成本,而关心未来的产出,是对未来活动结果的预见。

    把机会成本作为现实的重要因素,其意义在于:

    1)有助于决策者全面考虑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方法,以便为有限的资源寻求最为有利的使用途径;

    2)有助于人们理解货币成本和真实经济成本之间的差异,从而也就解决了资源的使用在会计上是盈利,在经济学上是否有效的问题。

    (二)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几个重要的成本概念

    现代成本理论突破了传统成本理论仅仅围绕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研究的局限,更注重研究企业作为社会活动的一个细胞与外界以及企业内部组织之间发生的成本费用。

    1.社会成本。所谓社会成本是指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的进行生产的代价,它既包括各项私人成本,又包括各种各样的外在成本,后者是指由于单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整个社会利益的损失。比如厂商生产经营中排放废气或污水,会引起空气和水资源的被污染,造成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引起社会环境治理投资或费用的增加。这一部分投资或费用尽管是由于厂商的生产行为引起的,但它并不或不完全直接由排污厂商承担,而是社会来承担。这种成本就叫外在成本。外在成本和"私人成本"的总和构成社会成本。

    2.交易成本。又称交易费用。西方学者对交易成本定义众多,但并无质的差别,只是其侧重点或范围不同而已。科恩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支付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签约的交易费用;二是签约后的事后费用。最后交易费用概念扩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等等。阿罗使交易费用的概念,更具一般性;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成本、信息成本、政治成本都属于交易成本的范畴。

    交易成本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交易成本是发生在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离开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交易活动不可能发生,交易成本也就不可能存在,即交易的社会性。

    2)交易成本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即交易成本不等于生产成本。

    3)在社会中,一切经济活动成本除生产成本之外的资源耗费都是交易成本。

    关于交易成本的计算,人们还没有达到像传统成本价格的计算那么精确的程度,但不少新制度经济学家正在完善对交易成本的计算。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恩,计算了美国1970年交换部门的交易成本,占美国GDP的45%。张五常估计的香港交易成本占香港GDP的80%,交易成本数额巨大。正如有学者所说:"如果说亚当。斯密时期的经济学家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所产生的费用的话,那么现代的经济学家再也不能忽略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了。"

    四、会计学成本与经济学成本之比较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赋予了成本本质的规定性,体现了成本的个别性和可补偿性,揭示了成本的经济性质,它对于研究对比会计学成本和西方经济学成本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2.会计学成本重点研究生产成本,其与传统经济学中的生产成本,边际成本范畴相同。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成本和边际成本概念已经比较成熟,其理论也广泛地运用在会计学实践上。

    3.会计学成本与机会成本。在传统会计学上,成本只是企业实际发生的,但忽略了机会成本,经济学则关心企业如何作出生产和定价决策,衡量成本时就包含了所有机会成本。在会计学中引入机会成本的概念有助于使传统会计在现有以核算为主的基础上加强参与决策,实施适时控制和开展经济分析等功能。例如,目前有学者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主张计量股权资本成本,将其视为真实成本,纳入会计核算中来。机会成本不是对传统会计成本的否定,而是对传统成本分析的补充,扩展了传统会计成本的内涵。

    4.会计学成本与社会成本对比。根据马克思的成本概念,成本的经济实质是价值消费和补偿的有机统一体。为此,人类的劳动消耗需要补偿,自然资源的消耗同样需要补偿。而传统会计所依赖的成本概念是立足于企业微观本身来处置成本补偿。若单个企业的生产行为造成自然资源的无偿占用和污染破坏,而不计入社会成本,就会以牺牲社会环境质量为代价而虚增企业盈利。社会成本概念告诉我们,应从可持续发展实际要求出发,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待成本耗费和补偿问题。为此,众多学者提出将社会责任会计和与之相应的环境会计纳入会计核算体系。在成本中反映企业生产商品对社会资源消耗和损失程度,求得实际成本的真正补偿。

    5.会计学成本与交易成本。传统会计学成本重点研究生产成本,但在社会中,一切经济活动除生产成本之外的资源耗费都是交易成本,只要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就存在交易成本。根据交易成本相关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点,是契约联结的网络。企业不仅与人力资本的提供者(雇员、经理)、实物资本的提供者(股东、债权人等)缔约,也与原料供应者、产品购买者缔约,还与政府缔约政府管制契约,与社会缔结有关社会责任的契约,故形成了人力资本成本、信息成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等一系列成本范畴,这些成本范围随着各种条件的成熟,会最终进入会计成本的研究范围。

    会计从来是服从和适应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的状态决定着会计运行的方向。传统会计学成本是适应于传统工业经济,在新的经济下,要求会计模式也要进行相应变革,而经济理论恰恰为会计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通过会计学与经济学成本之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学成本的发展方向,从中可窥视出会计未来的发展趋势。

    (1)传统会计成本正从单纯计量过去信息,正向能动地运用信息参与决策,提供未来信息的方向发展,即由静态向动态,由计量过去到计量未来。

    (2)会计成本由重视企业内部成本向重视内部成本与外部成本并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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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生产要素主要有农业土地、水资源、农业信息、农业劳动力、农业资本及农业技术进步，其中，农业土地和农业劳动力又是最基本的要素。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各地就自发地开展了一系列土地流转的创新实践以克服分散经营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无法适应现代农业市场化、规模化、信息化等发展要求的缺陷。尽管全国各地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已基本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开始发挥作用，但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定价体系。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不发达，尚未成为提供市场信息的主要力量；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不仅覆盖面小、信息量少、还具体时滞性；而政府提供的农村土地流转信息则渠道狭窄，发挥的作用有限。面对过高的搜寻成本和信息费用，农户更倾向于在熟人之间或村集体内部进行土地流转，这使得土地流转的作用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因此，《农业经济学》应该增加农业土地的分类及其标准的介绍，并对我国不同等级农业土地的数量及其变化趋势进行描述，以便学生更全面了解我国农业土地的现状、趋势及存在的问题，并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培育作为重点，详细分析各个市场主体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土地经营权的内容及边界。水资源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灌溉和产量，水资源的匮乏还会改变农业土地的形态，使水田变成旱地，间接地影响农产品种植的品种与结构，这一问题随着我国水资源的污染与匮乏变得越来越严重。《农业经济学》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并对这一现象进行统计描述和经济分析。信息是有价值的，农业信息对农业具有广泛的影响。农业生产的总供给是否能与总需求相匹配、涉农交易能否顺利、涉农微观个体能否找到更有盈利潜力的产品、更合适的交易伙伴来获取盈利都取决于农业信息的掌握，《农业经济学》应该增加农业信息市场的介绍，并对我国目前农业信息的使用现状进行分析。《农业经济学》不只要介绍农业劳动力流动的一般理论，还应该对我国农业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进行深入的分析。农民分化就是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出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新现象，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业劳动力的规模、质量和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将会对粮食生产、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产生重大的影响，农业劳动力的分化将是影响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农业经济学》应该增加我国农业劳动力分化的内容，并对我国农业劳动力分化的主要途径及其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在农业资本方面，应充分重视外国资本及农村金融的作用，外国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在种子的培育、销售环节的控制力对我国的农业安全造成了重大影响，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村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将有利于缓解个体农户及农业企业的融资困难，将会促进整个农业生产的优化升级。农业技术进步是《农业经济学》持续关注的问题，应列举具体的农业技术进步内容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一个农业新品种的推广、一次农业经济管理的革新具体带来了农业生产及其经济效益的多少改变，可以用具体数据展示农业技术进步的力量。

二、农业组织形式的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伴而生，它是农业生产分工、分业不断深化的产物，是农村改革、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在不断分化，农村土地在不断减少，传统的家庭经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农业家庭经营的效率也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大障碍，现实迫切地需要农业组织形式领域的创新与变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将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中心任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基本特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方式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家庭经营，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二是合作经营，包括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三是公司制经营，包括龙头企业、专业服务公司。不同经营主体在不同领域和环节的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和作用，种养业生产环节比较适宜采取家庭经营的方式，未来培育的重点将是种养专业户、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户；农资采购、农产品销售和农业生产环节则比较适合采用合作经营的方式，未来培育的重点将是农民合作社和其他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产品加工、物流环节更适合采取公司制经营，重点是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经济学》应该进一步规范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概念和标准，为实践发展指明方向。随着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将会成为专业户、龙头企业、农业技术服务部门之外的又一重要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并将逐步由政府推动型向农民自发组织转变。党的“十”明确指出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之路还在不断的探索中，国外的经验固然可以借鉴，但更多地应该依靠国内的实践及创新不断完善，《农业经济学》应该用数据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现状进行具体的描述，对存在的问题及成功的案例进行深入地分析，而不仅仅局限于基本理论和原则的介绍。随着农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新的农业经营组织———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的迅速兴起，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成为人才培育的当务之急，各农业院校应该重点面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合作社带头人、农民经纪人、农机手和植保员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设置专门的学科，以满足培养熟悉农村、农业的专业化人才的要求。农业职业经理人将会是未来农村及农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载体。农业职业经理人通过对农产品市场的供给、需求、技术革新、农业政策等信息的充分掌握，为农业生产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提供有效及时的服务，提高整个农业生产的效率。

三、农产品市场发展及价格系形成机制的新动向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将逐渐与世界接轨，国家干预将逐渐让位于市场供求决定。农产品市场的核心问题是农产品价格的形成，而农产品的定价权问题又是农产品价格形成的核心，谁掌握了定价权，谁就控制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虽然农产品的价格由生产成本决定并受到供求的影响，但是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对国际农产品的定价具有重要影响。农产品的定价权除了受到一国农产品生产或消费占该种农产品的世界生产或消费总量的份额的影响，还与该国在世界农产品期货市场上的影响有关，一国生产或消费的市场占有率并不完全与其对该种农产品价格的控制程度相匹配。《农业经济学》应该通过世界主要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分布与地位来深入分析国际主要的农产品定价权的归属。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我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的地位与争取更大定价权益的发展方向。在农产品运销方面，《农业经济学》应该重点分析过路费、运销渠道的长短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以具体的数据说明过路费等交易成本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程度，并从具体案例出发深入剖析运销渠道造成售价与生产成本脱节的原因。食品安全问题是农产品市场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给我国食品安全的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政府2013年成立了专门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这一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究竟能多大程度改善食品安全问题还有待检验。《农业经济学》应该从经济学的视角深入分析影响食品安全问题的各个微观行为主体的行为，为完善宏观管理找到突破口。粮食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粮食市场是最重要的农产品市场，粮食安全也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这一问题包含丰富的内涵，耕地的保护、农业的种植结构、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等问题是影响粮食市场的重要问题，《农业经济学》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四、农民收入与消费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收入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显著提高，随着农业经营实际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增加，农业经营收入比重下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农村土地的流转，部分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农民收入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地区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党的“十”和“十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随着农民收入总量的增加与结构的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生活消费支出比重持续下降，服务性支出比重持续上升，累积性消费特征非常明显，尤其体现在居住改善和婚嫁支出，将汽车作为婚嫁品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了。制约农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可支配收入的数量及其性质，但是消费环境对农民消费的制约越来越凸显，尤其是对农民的服务性支出制约作用明显。《农业经济学》应持续关注农民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变化，这是关系农村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五、其他领域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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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现代化；课程改革

1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的现代化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本科生的重要理论基础课，在我国高校中开设得极为普遍。随着时展，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弊端逐渐显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内容体系僵化。在传统本科教学中，基本上延续了《资本论》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重点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而忽视对当代西方国家的新现象、新矛盾的剖析，忽视对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系统研究。这既不符合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理解狭隘化，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削弱了该学科的现实解释力。

第二，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授课方法单一。马克思曾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运用历史逻辑分析法，侧重于规范分析，缺少实证分析，缺乏现代研究工具的应用，忽略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课堂往往没有互动、学生缺乏学习积极性，致使其课堂效果差强人意。

第三，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观点陈旧。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以阐述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为重点，将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色彩强化放大，而忽视了其“经济学”的角度，忽视对学生经济思维的培养。以经济危机理论为例，传统政治经济学仍然聚焦于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基本制度对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少于论述当代经济危机的新特点和新形成机理，从而对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企业运营都缺乏现实的指导意义。

综上，在当前的本科教学中，政治经济学正日益被边缘化。因此，必须从体系、方法和观点等方面进行课程改革和创新，才能赋予传统政治经济学以丰富的时代感。

2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实现现代化的途径

2.1 体系的现代化

从学科体系上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改革创新应以搭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主导方向。广义政治经济学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来的，他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2]。可见，广义政治经济学以研究多种社会的生产方式为核心。当前，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强化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剖析。

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方面，既要考察不同的垄断形式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影响，也要挖掘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实现增值的主要途径，以便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借鉴。例如，当代西方国家的垄断组织形式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是适应生产集中和生产社会化要求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科学管理的内涵；垄断条件下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作用形式的变化对于我们理解当前我国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危机仍然余威尚存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应当重点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及欧美国家的发展困境和对策进行深刻剖析，以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危机、自我修复的能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方面，要致力于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中需要重点解决的现实问题，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应当采取怎样的实现形式；应当如何处理政府和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股份制这种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利用和完善等问题。既要挖掘与社会主义本质相联系的经济范畴或规律，也要研究与一切社会形态相联系的经济范畴或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所采取的特殊表现形式。例如，与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相比，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能取得存在依据；作为商品经济共性规律的价值规律在当前我国经济的竞争性领域仍然发挥着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指挥棒”作用，而且未来我们应当进一步强化其作用的市场范围。

2.2 方法的现代化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应局限于历史逻辑方法，而应发展出多样化的综合性的方法论体系，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结合在一起，加大数理方法的运用，并吸收制度研究方法、博弈分析法等现代分析工具，建立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相关概念和范畴的联系。

譬如，在讲解商品经济产生的基本原理时可以运用制度分析法，阐述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讲述剩余价值规律时可以从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体理的角度加以阐释；在讲解资本有机构成概念时，可以与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概念相对比；在讲解资本周转速度和平均利润率理论时，可以引入数学方法；在讲解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时，可以构建的经济增长模型；在讲解商业流通费用时，可以梳理其与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此外，在课堂讲授时，为达到深入浅出的教学效果，应重视采用案例分析法。从价值规律的作用、货币的职能到资本的循环周转，再到平均利润率规律，都能够在实践中找到大量生动具体的案例，应注重相关案例的收集整理工作，建立系统规范的案例资源库，并借助于动画、影音等多媒体教学方式，将教学内容形象化、趣味化，以弥补传统教学在时间、空间展示方面的不足。

2.3 观点的现代化

从观点上看，政治经济学教学创新的根本任务是能够更有效地指导当代社会的实践活动。因此，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某些具体观点应当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首先，应将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与现代企业的经营活动联系起来[3]。例如，商品二因素的对立统一关系，可阐释为现代企业商品经营的消费者导向；劳动力商品的相关理论，意味着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经营十分重要；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理论和资本的运动性理论都与现代企业的资本增殖息息相关 。

其次，应将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与现代政府的宏观调控联系起来。例如，在经济危机理论中，增加对虚拟资本特点和虚拟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有利于对政府的金融管制和货币调控提供政策基础。再如，作为虚拟货币的比特币的价格波动、我国当前的房地产泡沫等问题都可以用政治经济学观点来加以分析。

3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的现代化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3.1 在观点创新时应注意区别对待“根本观点”和“具体论断”

所谓“根本观点”是指今后的实践只能进一步证明而不能的一般原理；所谓“具体论断”是指对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做出的判断。对于的根本观点我们必须坚持不动摇，对于某些具体论断则可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进行发展和创新。

3.2 在体系创新时应坚持以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曾在历史上引发多次争论。当前，我们主张将研究对象扩展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出自该理论中国化、本土化的需要。在关注生产关系的同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关注资源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全盘置换为对生产力或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那样的话，政治经济学将丧失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的根本立足点。

3.3 在方法创新上应注意避免陷入“去内容化”的陷阱

当前，数理方法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日益普遍，甚至出现了经济学泛数学化的趋势。其实，数理方法的运用只是对历史逻辑方法的有益补充，而不是替代。数理分析本身不能创造任何思想，它只是思想或观点的呈现工具而已。如果理论或思想本身是苍白的，那么无论运用多么精巧的数理模型去包装，也不可能产生鲜活的生命力。同样，在案例运用方面，也要避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力争选取富有针对性和典型性的案例素材，让案例真正能为观点或理论服务。

总之，只有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当代经济，反映国际和国内经济的最新变化和热点问题，综合运用现代分析方法和教学手段，以实践为导向进行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政治经济学课程才能受到当代大学生的欢迎，才能在新时期重新焕发其理论的旺盛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第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梅建军. 《资本论经营智慧》.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作者简介：

国福丽（1979—），女，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

篇9

 

安倍经济学已实施两年有余，但其刺激政策基本无效。已有研究大多从巨额财政赤字、金融体系痼疾、内外需求不振等方面探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并把它们归结为安倍经济学政策的无效性。不可否认，这些领域确实都存在问题,但这并不深人:第一，作为一个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体,曰本早已在财政、金融、投资和消费等各方面形成了独特、固定且适合本国历史传统的模式，在某些方面甚至表现得比欧美更优秀，即使出现问题也不至于造成长达20余年的低迷;第二,以上问题在各主要经济体中都存在，具有普遍性，但日本却迟迟不能走出通缩和低迷的泥潭,这说明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制约着日本经济的复苏;第三，客观地讲，日本经济并非其对外宣传的那样糟糕,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增长潜力的不断丧失,如果不能有效阻止这一趋势，那么，日本经济的前景只能是平稳衰落，这才是日本政府经济政策日益激进化的根本原因。

 

因此,以上诸多领域中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何曰本在超长期的经济低迷中屡次实行刺激政策却长期无效，更无法解释日本经济潜力因何丧失。从决定经济增长潜力最为根本的三要素——资本、技术和人口来看，人口基础恰恰构成了日本经济的短板,而日本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关系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学者只是把人口变动作为日本经济的一个侧面加以探讨，且很少有系统的和定量的成果出现。这种研究倾向或多或少地忽视了人口作为基础性结构对经济体长期增长的促进或制约作用。从人口危机的角度不仅能很好地解释安倍经济学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预判日本经济的长期走势，同时有助于人们在更宽广的社会背景下思考经济政策。

 

二、安倍经济学刺激5嫌的内容及其无效性

 

(一)安倍经济学刺漱政策的内容

 

自2012年9月以来，日本安倍内阁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试图摆脱长期通缩、增长乏力的经济形势，并把最主要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都推向了极端。安倍经济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超常规的刺激政策”，其目标是以超常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激进的货币剌激政策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最终实现2%的通货膨胀目标;第二个版本是“宽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以2014年6月“修订版日本再兴战略”出台为标志,其目标是解决日本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为今后的持久增长奠定基础。

 

2013年1月，安倍内阁即宣布以“15个月预算”形式全面推行财政刺激政策，a首先以10万亿日元作为2012年度的补充预算,进而在2013年度财政预算中确定了92.61万亿日元的支出总额，并大幅增加在公共事业上的财政投人(同比增长16%),体现出安倍内阁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决心。此后,安倍不断推高财政预算总额，®屡创历史新高(见表1)。®

 

在货币政策方面，为制造通货膨胀，安倍政府强势要求日本央行(即日本银行，BOJ)配合发钞，效法欧盟和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撤换掉作风保守的白川方明，代之以激进的黑田东彦任央行总裁。黑田上任伊始，日银便破天荒地一次性购买了超过1万亿日元长期国债，之后日本央行更是以每年60万亿~70万亿日元的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货币，日本的基础货币量已增发了两倍。2014年底，日本央行推出了第二轮货币刺激政策，把每年的基础货币投放规模增加至80万亿日元。

 

(二)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无效性

 

安倍经济学的首要政策目标是提高通货膨胀率,增加就业和投资，最终为重振日本经济奠定基础。但从通胀率、工资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来看，日本经济并无太大起色，而安倍经济学最大的“功绩”就是制造了日本股市的疯狂上涨，吹大了资产泡沫。

 

首先,安倍经济学远未实现其承诺的通胀目标。2013年4月，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承诺将设法在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率目标，但截止到2015年5月，这一目标并未实现。不可否认，日本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确实在初期推高了物价，作为实现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但是若扣除上调消费税对物价的“助推”作用，日本的通胀率远没有达到2%。安倍内阁不仅没能实现设定的通胀率目标，而且历史性地推髙了国债余额，国债在日本央行资产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央行的政策余地则越来越小，安倍经济学货币刺激政策已然失效。.

 

其次，安倍经济学在工资和就业上的成绩有颇多水分。安倍经济学最为得意的就是提高了工资与就业水平，但仔细考察这一成绩单就会发现，工资和就业的政策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安倍经济学开局的2013年，日本经济形势出现较大增长，但职工月平均工资却降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说明增长的好处基本上被企业独占，而消费税提高在助推物价上涨的同时却降低了国民的实际工资收人。安倍经济学的就业数据更是充满水分，虽然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实施以来日本就业人数增加了90万人左右,但增加的是就业稳定性较差而且工资较低的非正式雇员，目前该群体已达雇佣劳动者总人数的38%。H由于正式就业者工资收人是非正式者的三倍,这进一步拉低了日本的社会总收人水平。©因此，安倍经济学的工资和就业政策目标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甚至是基本的预期。

 

最后,安倍经济学未能给日本经济带来平稳而良性的增长，副作用日益明显。借助于超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计划和极为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日本经济在2013年确实有所好转，曰元大幅贬值使得出口有所恢复，大型公共投资扩大了内部需求，经济增长率达到2.1%。但这种刺激效应极为有限，2013年和2014年的总体增长趋势是“髙开低走”，2014年全年GDP降至零增长，即使2014年第一季度的增长成绩也是受上调消费税之前民众突击消费的拉动作用,但上调消费税对私人消费、住宅投资、设备投资、工矿业生产和进出口等各部门打击沉重,p安倍经济学的副作用日益显现。因此安倍经济学未能使日本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截止到2015年5月，日本所谓的“经济复苏”主要体现在金融指标上，本质上只是一种货币驱动下的虚假繁荣。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日本国内企业资金充裕,但这些资金大部分被投人股票市场，对于促进企业实体投资的效果极为有限;此外，海外投机资本大量涌人日本股市,®这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资产泡沫，日经225指数从2012年末的10395点狂涨至2015年5月1日的19531点，涨幅接近100%(日本经济新闻社，日経平均資料室，日次月次年次亍一夕)。日本股市髙涨的副作用还在于再次拉大了日本的贫富差距，因为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并不喜欢股票投资,®所以,股价高涨的主要受益者是大企业。即使现任日银总裁黑田东彦也不得不很委婉地承认了股市暴涨对促进实体产业投资的无效性[4_和“杀贫济富”的财富再分配效应。

 

三、人口因素对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制约机制

 

一般认为，人口因素包括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两个方面,在人口数量中，对经济增长最重要、最直接的是劳动力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比例;人口结构具体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性别结构和人口就业结构等,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是人口年龄结构，衡量人口年龄结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数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所谓“人口老龄化”指的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其他年龄组人口数量及比例的不断下降，但在理论上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减少劳动力数量。

 

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人口总量(尤其是劳动力数量)、人口年龄结构(主要指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从供给环路和需求环路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日本的人口因素变动也正是通过这两个环路制约了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政策，最终使其归于无效。

 

(一)人口因素对供给环路的制约

 

在供给环路,人口因素将通过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具体从劳动供给、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三个方面产生作用。只有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口数量适度增长、人口结构较为年轻时，经济增长才具备了可能性。欧美各国在进行工业革命之前，都是先爆发了“人口革命”,充足的人力储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首先，人口数量及其年龄结构对劳动力供给有决定性影响,15~64岁的人口是劳动力的供给主体，是就业大军和后备劳动力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处于生产年龄的人口。日本劳动力数量自1996年后开始进人负增长，进人21世纪，日本劳动力减少的速度明显加快，根据日本官方预测,今后日本的就业人数还将大幅度下滑，到2020年将比2012年减少323万人，到2030年将减少821万人。[<«根据2012年的一份调査，日本有28%的企业认为劳动力不足已经严重限制了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尤其是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实施期间，诸多企业受困于劳动力不足的境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蔓延到航空、零售、社会医疗、福利设施、交通运输和餐饮等服务业部门，很多企业被迫放弃业务扩张计划，甚至停工,因为即使高工资也无法招到员工。m《经济学人》前总编辑比尔艾默特甚至认为，日本应该用“劳动力经济学”(Laboumomics)代替“安倍经济学”。由此可见劳动力数量不足对安倍经济学的反向制约作用。

 

其次，人口年龄结构年轻有利于实现高储蓄一高投资一高增长的经济循环。根据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往往小于收人,是社会主要的物质财富创造者和净储蓄群体，而老年人群体则是物质财富的净消耗者。因此，人口结构年轻化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因为只要通过金融体系的转换和政策环境的配合,年轻型人口结构所创造的大量储蓄就会被用于投资，从而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众所周知，日本已经进人重度人口老龄化时代，2012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已达到24.3%,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从1980—2010年，日本的总储蓄率和总投资率分别下降了8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_这一时段正是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期。此外,人口老龄化还加剧了社会养老负担，日本政府用在福利方面支出的比例也越来越重，不断挤压着国民收人中用于资本投资的部分，这从根本上制约着安倍经济学财政刺激政策的空间。

 

最后，人口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并非不重要。随着老龄化向纵深演进，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力也会随之逐渐衰竭，因为老年人学习创新能力明显不如年轻人，尤其是在知识更新换代越来越迅速的当今时代，人口老龄化向纵深发展意味着劳动力本身也将出现老化趋势，这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髙和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极为不利，劳动力老化对日本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削弱作用将日益显现出来。

 

(二)人口因素对需求环路的制约

 

在需求环路,人口因素通过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总量与结构制约着安倍经济学发挥作用。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从根本上造成了日本内部需求不振，并使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政策归于无效。

 

从消费需求来看,个人消费占到了日本GDP的60%,假设人均国民收人水平不变，日本人口规模的不断萎缩本身就意味着社会有效需求的降低，日本政府甚至为此打出了“一亿人口保卫战”的旗号。虽然日本一直在倡导促进老年人消费,但老年人一般都会保持以前的习惯，很难改变，而且老年人的消费总额明显不如有工资收人的年轻人，日本又向来是一个“重储蓄、轻消费”的国家，出生于战后一代的老年人尤其如此。从短期来看，消费税上涨前大量集中的消费使个人消费市场趋于饱和,2015年3月份个人消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10.6%，连续12个月同比减少;从整个安倍经济学实施期间来看，日本个人消费需求基本围绕在每月30万日元上下波动，若剔除消费税的影响则大多数时间低于30万日元，增长空间极为有限。

 

支柱的企业资本支出更是复苏乏力。日本国土狭窄，加上数十年的开发，各投资领域基本饱和。从根本上讲，投资是现代经济“迂回生产”的关键链条,投资的最终目的仍然需要相应的人口群体去消费。人口老龄化使得本已饱和的国内投资需求雪上加霜。以住房投资为例，新开工住房投资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安倍经济学在短期内刺激了住房建设,但好景不长,2014年后新开工住房建设户数持续下跌(日本国土交通省“新設住宅着工利用関係別戶数，床面積”)。从长远来看，随着日本人口持续减少和少子老龄化趋势进一步深化，日本的住房奮求不可能再有大的上升空间，这也预示了未来日本投资需求平稳下降的大趋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减少及年龄结构老龄化在不同领域、以不同力度制约着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实施。虽然各个经济部门都有着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但是毫无疑问，人口因素正在从根本上削弱着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影响在需求环路表现的不够突出，但是对供给环路的影响则是决定性的，并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给领域,因此有学者称日本经济已经进人一种“新供给约束型经济”。

 

四、人口因素制约日本经济的历史惯性

 

(一)人口惯性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与模型

 

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失效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口因素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人口矛盾逐渐积累的必然产物。已有研究指出，在短期内，日本人口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较弱，随机性较强;在长期内，两者的相关性显著，有很强的协同变动趋势。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是相互影响且密不可分的。但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最显著的不同就是:物质再生产的周期较短，而人口再生产周期远比物质资料再生产周期长,一般都会超过20年。人口再生产的超长周期决定了人口变动具有极大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将长时期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人口变动方向，也是这一期间任何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现实约束。因此,考察日本人口变动对安倍经济学的制约作用还需放在一个长期内进行，这不仅有助于考察安倍经济学各项政策运行的大背景,还可以预判日本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并评估安倍经济学的前景。

 

五、人口危机与结构性改革：安倍经济学的前景

 

经济政策的前景取决于经济体是否具备相应的增长潜力基础并以适当的方式挖掘、发挥这种潜力，而人口基础的樹塌，包括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和深度人口老龄化已经并将继续从根本上瓦解着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并制约任何刺激政策的实施。如果说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还有可能以适当政策缓解，但人口问题因其超长的再生产周期和极大的发展惯性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并将严重制约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开展，极有可能使其归于无效。

 

2013年6月，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内容终于出台，在2014年的“修订版再兴战略”中，日本政府进一步提出了针对长期结构性顽疾的改革政策，施政重点包括:下调企业所得税，解除农业、雇佣和医疗等产业的规制，搞活地方经济与中小企业,金融体系改革，打破电力行业垄断割据局面。可以看出,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重塑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基础，为重振日本经济创造条件。但是，从人口基础及其惯性变动的角度来看，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前途很不乐观，尤其是涉及到农业规制、劳动力雇佣的改革内容。

 

以农业规制改革为例，日本农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农业生产者的老龄化和后继无人，日本的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农业就业者中绝大多数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40岁以下的劳动者微乎其微，这种劳动者的年龄构成明显需要政府加以保护，安倍经济学却要打破农业的管制政策。此外，日本粮食自给率已经降至40%，贸然打开农产品市场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打破农业规制很容易，但是提升日本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劳动力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劳动力市场改革也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所说，日本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是人口问题，这些问题绝非剌激政策所能解决的，日本经济迫切需要针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

 

总体规模自1996年之后就处于下降通道，从表2可以看出，日本劳动力规模处于加速下降趋势，这种惯性使得劳动力市场异常脆弱，而安倍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基本遵循了“新自由主义”路线,是以损害劳动者阶层利益为代价的,对曰本经济的总体影响无疑是雪上加霜。

 

安倍经济学结构改革中也有旨在提升总体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女性经济学”,但日本女性就业始终与“男主外、女主内”的历史传统和企业内部“重男轻女”的用人制度有着密切联系。最重要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继续深化，日本女性不得不在家庭责任与工作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在日本照顾不能独立生活的老年人绝对被认为是和他们有关的女性亲属的责任女性经济学”的前途并不乐观。

 

总之，在人口因素的根本性制约作用下，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失效有其必然性，在劳动力数量绝对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下，日本经济增长前景将严重受制于日本人口的变动趋势，未来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极有可能也是无效的。

 

参考文献：

 

[1]张季风.重新审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J].日本学刊，2013,(6).

 

[2]日本総務省統計局長期時系列亍一夕年齡階級、雇用形態別雇用者数”年平均結果.

 

[3]张季风.安倍自己毁了“安倍经济学”.

篇10

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都建立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这一理论通过说明什么是价值、价值的源泉在哪里即什么劳动形成价值、这种劳动为什么要形成价值、如何形成价值等根本性问题，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以商品货币开篇的，通过对商品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性质和形式的分析，提出了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学说，使得劳动价值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马克思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现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物。”，这里指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商品的交换过程就是让渡使用价值和实现价值的过程，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之所以能按一定比例相交换，原因在于商品中都含有一个共同物，即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正是这种劳动构成商品交换的基础，体现着交换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商品二因素相对应的是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由此我们认识到，生产商品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统一：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二者是同时进行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建立，科学地解决了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价值、怎样创造价值的问题，解决了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的问题。劳动二重性理论，是理解经济学的枢纽。

在从质上研究了商品后，马克思又从量上了研究了价值量的决定问题，揭示了商品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劳动的自然尺度是劳动时间。生产同一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是有差别的，所以计量商品价值量只能使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微观上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生产一个商品的时间，从宏观上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生产这种商品的总量时所需要的时间。同时这个价值量不是一成不变的，“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商品的价值形式和货币的本质问题也是劳动价值理论的重要部分。商品的内在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得到表现。马克思把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进行分析，揭示了内在于商品的价值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价值形式是如何发展的，货币是怎样产生的，以及货币的本质是什么。

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叶，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发生了“边际革命”，这标志着西方庸俗经济学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边际革命的发生有其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政治上为了抵御工人阶级的威胁迫切需要一种理论对抗马克思经济学，尤其是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经济上的原因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研究市场机制谋求经济效益的需要。边际革命以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为开端。理解边际效用价值论对理解整个西方微观经济学有重要意义。

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

法国经济学家孔迪亚克（Condillc, E. B.）在1776年的《商业和政府》中最早提出了效用价值论，认为效用是价值的源泉，而效用是消费者因为商品消费所得的满足感而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关于价值的决定，孔迪亚克认为，价值取决于效用和稀缺性，效用决定价值的内容，稀缺性决定价值的大小。他还认为，一切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活动都创造效用，因而都是生产性的，按照这一思想，土地、资本和劳动都在生产中提供了生产，都应在共同创造的产品中得到其相应的份额作为报酬。

边际分析的代表人物德国经济学家戈森（Gossen，H.H.）于1854年出版《关于人类关系法则及由此导出的行为法则的发展》一书，建立了一套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消费理论。戈森认为人类行为准则有三个特征：功利主义，认定一切人类行为的目的在于追求最大的享乐；强调消费和需求；运用数学方法，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各种理论结合在一起所引起的结果，不借助于数学就无法判断这些结果。戈森的消费理论有两个基本要点，即戈森第一定律和戈森第二定律。前者提出了效用递减原理，认为随着消费的商品数量的增多，虽然由消费产生的总效用增加，但增加的速度在递减。当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未达到饱和点时，边际效用递减且为正数。戈森第二定律是把第一定律运用于消费行为而推演出来的。在收入有限消费欲望无限的假定前提下，任何特定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的货币所产生的效用等于别的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所产生的效用时，消费商品的总效用最大。在消费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总效用而是边际效用。戈森第二定律的内容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石。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本思想要点。

关于效用的本质、度量和比较。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是指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者说，效用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效用这一概念与人的欲望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的欲望的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对于满足程度即效用的度量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并没有给出准确的论述，只是假定效用可以度量，笼统地给出了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两种方法。效用度量问题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效用分析理论的一大难题。实际上效用之间是不能比较的，即使用序数效用论代替了基数效用论也是不能比较的。

关于效用函数理论。“效用函数表示某一商品组合给消费者所带来的效用水平。”它研究消费者所获得总效用的决定因素。效用函数理论认为所消费商品的效用量取决于所消费的商品的数量，消费者从所消费的各种商品中所获得总效用等于各种商品的效用量的总和。

关于效用最大化原理。西方经济学家利用边际效用假说和相等利益原理研究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边际效用与需求的关系以及边际效用与交换的关系。在收入有限、消费欲望无限的假定前提下，任何特定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的货币所产生的效用等于别的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所产生的效用时，消费者的总效用最大。同时认为决定消费者需求的基本因素是边际效用，而商品交换的均衡条件问题涉及到边际效用、效用最大化同市场商品交换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的基础是交换双方从买进的商品中获得的效益大于卖出商品对他具有的效用。二者相等时市场交换便达到了均衡状态。

作为价值理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的实体是商品的边际效用，而商品的价值是消费者以边际效用为依据赋予商品的一种主观评价。该价值论是建立在戈森第一定律即效用递减法则基础上的。边际效用在量上与商品的数量呈反比，同时，边际效用的存在以商品的稀缺性为前提。

价值理论的比较与评论

效用的可度量性是一个轻率的假定。西方经济学的效用并不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消费者从商品消费中获得的满足感，是一种纯主观的东西，这是无法度量的。与此不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解决了商品价值量的计量问题：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

效用不能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无法解决价值的补偿问题。

生产中耗费的价值应在交换中得到补偿，否则商品生产无法进行。对于这个问题，效用价值论认为，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的评价，消费者在评价某件商品的效用时，是绝对不会考虑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效用是多少和劳动消耗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能转移。至于他们认为的，产品的效用决定生产它的生产要素的效用，产品的价值决定要素的价值。这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成功的解决了价值转移问题。生产商品的活劳动创造新价值，物化劳动转移旧价值，产品的价值由这两部分组成，并通过交换得到实现，这样生产和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边际效用价值论完全忽视劳动，极力贬低生产和劳动的作用，片面强调消费、需求、欲望和主观心理作用。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个人的欲望和需求，它们在市场上和在整个经济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消费是主要环节，生产过程仅仅起着从属的作用。对于生产资料的价值决定，提出了“归于论”，似乎生产资料本身没有价值，只有消费资料的价值才能够最终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

价格并不进入效用函数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价格是由效用函数推导出的需求曲线决定的，所以进入不了效用函数。但价格不进入效用函数说明价格不影响消费者对该商品效用的大小。这与事实上的消费决策是相违背的。消费者在做决策时不仅要考虑该商品的有用性，还必须要考虑商品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