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究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学研究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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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

关键词：艺术考古学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传世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其确切的时代难以认证，给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对古代艺术品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伪。许多前代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传世艺术品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一、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

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

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

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瓦当、剪纸、面塑等其它艺术品。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艺术考古学是一门建立在考古学和艺术学基础上的新兴的交叉或边缘学科，因此，凡是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借鉴。目前，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却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渐露出端倪。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研究资料重要的分类排比方法。正像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样，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

文化人类学是解决原始艺术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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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科互涉 美术史学 考古学 关系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信息化的时代，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学科交叉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学科互涉”的性质，形成了美术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此学科兼具美术学和考古学两方面的特点，对美术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方法论和结构，探讨二者之间的渗透和交叉关系，对各学科的研究边界进行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物学对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影响

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多个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较为明显的是，二者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古物学的重要影响。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有收藏古物的习惯，中国古代存在着“玉府”等收藏古物的专有机构；外国的皇族对于古物的喜好也成了当时古物学发展的动力。

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真正开始交叉渗透的时间是在18世纪中期，温克尔曼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其著作《古代美术史》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针对美术的发展历史。该学者在编写的过程中，从美术史的角度出发，对促进民族发展的古物和记载美术史的古物文献展开了研究。正是因为该学者将古物学和美术史学、考古学结合起来，才发现总结出美术的发展历程，促使了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成熟，温克尔曼也因此被称为“美术史学之父”和“考古学之父”。无论是温克尔曼的称谓还是其著作的特点，都向我们反映了一个信息：美术史学与考古学之间都受到古物学的影响，二者之间具有很大的联系。

二、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和了解

不同学科之间跨越了边界之后就会产生互相渗透，即产生我们所认为的“学科互涉”。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渗透是必然的，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叉主要体现在学科的认知方向和知识体系等方面；学科的指导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学科相关的社会和技术问题；与其他学科产生的渗透和交叉性；学科内外的定义等。美术史和考古学学科互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的认知方向和知识体系

无论是考古学还是美术史学，在对相关的方法和对象进行论述和解释时，都涉及大量的说明和阐释，此特点表明了人文学科的鲜明特点。若根据研究对象来进行划分，美术史学属于美术学的范畴；若根据研究体系来看，美术史学又属于历史学。在美术史学的发展中，人类的审美情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感性色彩较为浓烈，理性认识的实现也需要通过感官来进行。我们可以将美术史学的研究实质归结为：通过分析作品的形式和风格来认识美术家或者是史学家的思想感情，从而探索其中蕴含的发展规律[1]。

与美术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考古学直接强调理性在研究和发展中的作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的发展，通过分类描述遗留的物品来对古代社会的存在形式进行研究，并研究遗留物品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相关的功能，此外，对遗留物品的发展和改变进行研究和分析，能够了解古代社会发展的文化特色并得到相关发展的具体意义。无论是探索背后的规律还是直接将理性思想运用于分析和调查中，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的发展和研究都是将探索和研究物质世界作为主要的研究途径和方向来实现目的的。

（二）研究方法和工具产生的交叉

考古学中涉及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研究地层和器物的类型。20世纪中期的考古学主要局限于单纯的研究和记录，核心的研究思想和内容就是对地层以及器物的类型进行研究和总结。直到1960年之后，丹麦的著名学者克里斯丁在对古典的器物进行研究时，融入了情境，并对器物的装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不仅对考古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对美术史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之后苏秉琦也利用了美术的图案分类将美术的写实与写意等方法融入了考古学中。

在美术史学中也有考古学的渗透，例如，广泛应用于年代和类型的研究方法同样能够为美术史学的研究提供便利。在对美术的风格进行研究时，法国的夏皮罗采用了层析法进行研究，其中的第一和第二层析分别是对形式的要素和形式之间的关联进行的研究，与考古学的研究方式非常相似。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学科互涉的现象都非常普遍，外国学者温克尔曼的作品是最典型的学科互涉。在我国的古代，学科互涉的例子也有很多，常任侠和段文杰等大家都为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和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2]。

（三）研究对象的渗透和交叉

从研究对象来看，美术史学和考古学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叉和渗透。美术史学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美术的作品以及美术作品的创作者，尤其是在对古代的美术作品进行研究时，涉及的研究对象往往都属于考古学中的古代文物，也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由此可见，考古学和美术史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上都具有一致性，例如壁画、雕刻、神殿、石窟以及工艺品等等。对人类古代遗迹进行研究和保存是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

（四）学科结构的交叉和衍生

除了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工具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之外，美术史学与考古学在自身的学科结构等方面也有相似之处。

若根据美术史学的学科性质来进行分类，可以分成历史和艺术等方面的课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大类：美术基础实践，主要是指对美术的基本技能进行的练习和创作等，目的是加强素描、绘画等基本的美术技能；美术史论，是指对美术的历史和评论等方面的学习，目前出现的课程分类主要包含文物的保护以及鉴定、艺术作品评论、艺术作品鉴赏、文艺理论等方面，其中的文艺理论课程和文物相关的课程都与考古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关数据表明，美国早在20世纪中期就开设了多种美术和艺术史课程，涉及的范围也较广，初步统计已经达到了800种。这些新设立的课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课程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并设立的，为学生学习文物的维护和修复提供了一定的美学基础[3]。

从考古学的结构出发，除了对基本的文物展开研究之外，对考古的材料分析也涉及一些美术知识。此外，考古学涉及社会、文学、美学等多个方面，所用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于多种其他学科，例如地质学、建筑史学、体质人类学、医学等，对多个学科的发展都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其中的建筑史学就包含在美术史学中。因此，二者在结构上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4]。

三、美术考古学的形成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背景下，学科互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就目前而言，考古学家在进行考古研究和分析时，已经涉及了大量的美术史学的资料和方法。同样的，美术史学家在对美术历史进行研究的同时，也使用了考古学中的大量资料，各专家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广，概念也越来越宽泛。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实践，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交叉渗透已经促使一个新的学科形成，即美术考古学。该学科是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有效融合，具有更加广泛全面的研究内容、对象以及方法论。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各个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流会越来越频繁，信息化的发展为学科互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今的学者必须利用好各种有利的条件，加深对各个学科边界的研究和理解，才能促进各学科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贾玉平.从“学科互涉”看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2（06）：88-95.

[2]侯妍文.浅谈美术考古与环境艺术之联姻[J].美术大观，2013（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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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实证主义 功能主义 过程主义 象征考古学 结构考古学

可以说，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带着重建中国上古信史的使命传入中国的，而且在其学科定位方面也从来没有人将其视为独立于历史学之外的学科。王国维提出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傅斯年将史料分为两类，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即实物遗存和史书文献。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并在美国接受西方考古学教育的李济，他的毕生心愿也是希望通过对夏商城址的发掘重建中国上古史。所以可以看出，在中国，考古学从来就被视为历史学的一部分；似乎对于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界的研究者来讲这样的划分是妥善恰当和毋庸置疑的。

将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所倡导的一些理论和基本方法分别运用于我国考古学对于历史时期考古、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这是根据不同流派的理论和不同时期考古研究的特点得出的观点。而最重要隐性根据则是以时间为轴，人类和环境相互之间此消彼长的影响。因为环境条件并非简单地单方面对人群起作用，事实上，环境是文化和自然的动力组合部分，它们持续的被人类的干预所改造。

一、新考古学的相关理论引入

新考古学又被称为过程考古学，这里的过程和动力机制同义，意思是其主要宗旨是研究历史演变的动力或原因，将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究看做是考古学最高目标。[1]过程考古学秉持的两大主义是功能主义和过程主义。此外，实证主义也是新考古学的一大特点。

（一）、实证主义与旧石器时代考古

众所周知，因为距今年代相对较远，所以旧石器时代保留至今的遗存很少。此外，由于在旧石器时代，尚处于人类的"蒙昧"时期，即使现在运用科技可以较为准确的得知当时人类的脑容量等数据，但是，那时人类的智力水平和认知能力到底发育到什么层次，现在的研究还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在目前看来，对于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就是对于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的考古研究；直接从考古材料入手，通过今天能够看到的遗存，来尽可能的还原和模拟古代人类的生活；第二，就是对世界上一些社会结构较为简单、发展速度较慢，没有经过工业化和依然保存传统的人群和民族进行实地考察，通过今天这些人群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来和旧石器时代相关人类遗存进行比对和分析，希望以此来破解古人类的生存密码。这也是新考古学中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目的。我国研究者一般都采用第一种方法，对于第二种方法是不大相信的，而将其归类为民族学材料。事实上，这其实自己关上了一扇可以眺望远古的窗户，实际上，也将实证主义拒之门外。一个存在的现象是在西方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这三门学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促进的，而在我国却人为的割裂了。

（二）、"功能主义"与"过程主义"对新石器时代考古

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慢慢意识到，文化-历史考古学难以胜任了解史前文化如何运转和演变的工作，于是他们采取新的方法，对人类行为系统进行人类学和社会学调查来研究史前史。这些途径从性质上一般被称为功能论和过程论。传统上，文化-历史考古学从外部解释变迁，将其归因于传播和迁移。功能和过程研究试图从内部来了解社会和文化系统，以决定这些系统的不同部分是如何关联，以及这些部分彼此之间是如何互动的。[2]

用简单的词语解释"功能主义"和"过程主义"的话，那么可以将功能主义简单的理解为"文化系统"，将过程主义理解为"动力机制"。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功能主义其实搭建了一座社会运转系统的模型，而过程主义则提供了供这个系统良性运转的动力。如果将文化系统比作一个有机体的话，功能主义构建其所需的各个子系统，然后将所有的子系统联系在一起，合并为为一个整体；而过程主义则为这个有机体添加动力元素，让这个有机体具有活力并健康运转。毫无疑问，越是运用于复杂的社会，功能主义和过程主义的价值越大。格拉厄姆・克拉克在他的Reckitt讲稿中展示了其完善后的社会生态系统图示，他提供的思路对于研究过去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依然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二、后过程考古学相关流派观点的借用

以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一批考古学家开始从人类文化的象征性和人的意识形态和认知角度来研究考古材料，关注人的能动性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他们认为，人类文化并非一种只对环境起作用的适应系统，人类思想和他们的生存环境同样重要。人类的物质文化是由人类的思想所积极操纵，物质现象不止是对生存环境和社会结构的被动反映，而是特殊策略的一部分。[3]

后过程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注社会和个人的意识形态对社会演变所起的作用，关注文化现象所蕴含的"思维"和"价值"。

（一）、象征考古学与新石器时代考古

象征考古学希望了解器物中那些和功能无关的纹饰和设计在那些方面反映了人们当时的宇宙观，贵族如何应用奢饰品的象征性来操纵社会信仰和运用他们的权力。

象征考古学的价值在于提醒人们通过对器物本身的研究来探讨其背后的意义。象征考古学对我国新时期晚期文明孕育和初现阶段社会研究的将会有非常大的助益。我国新时代时代晚期，各个地区相继初现了一些社会发展程度很高的文化。比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中原龙山文化等。这些文化表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玉器作为"国之重器"的存在。那么研究这些考古文化中出土的玉器，主要探讨的应该是这些玉器背后体现的社会意志和精神，而不仅是质地或是工艺。[4]

（二）、结构考古学与新石器时代考古

结构考古学试图分析考古材料之间在结构上的关系，解读背后蕴涵的规则。结构考古学认为，许多信息并不反映在个别器物的特征上，而是保存在一组器物和遗迹现象共生的结构关系上。[5]

对于器物组合的记录和研究，是考古学研究中的盲点之一，而恰恰有些器物组合所蕴含的信息往往是非常重要且是单个物体所无法承载和体现的，这更加凸显出器物组合的珍贵性和进行结构考古学的迫切性。尤其对于文字尚未出现而社会物质和精神方面发展层次却较高的前文明社会来讲，结构考古学的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例如小到对岩画、刻画符号、动植物摆塑的分析，大到对聚落形态、墓葬制度的研究，都离不开在整体结构上的把握。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文明史的悠久，以及史料丰富，中国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较为细致和全面。所以西方考古学理论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借鉴重点应该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两个时期。因为在当时，文明尚未起源，国家尚未出现，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国家地域和版图。人类在整个世界中自由迁徙，文化也随之扩散和传播，后来随着人类智商的发育和技能的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技术足以支撑社会的建立，一切才步入正轨，并未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所以，旧石器时代和新时期时代的考古想要研究过去的人类如何生活是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那么便需要借鉴和整合国际上相关研究，才能扩展研究的思路，加快研究的速度，这也是引进西方考古学理论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3]（加拿大）布鲁斯・G・特里格著，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9页。

[2]（美）蒂莫西・厄尔著，陈洪波、陈虹译，《酋邦的演化》，《南方文物》，2007年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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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作者：徐坚著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4月

横跨河南安阳洹河两岸的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从1928年到1937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进行的15次考古发掘工作。甲骨卜辞、青铜器、骨器、玉器等文化遗物，以及宗庙、王陵、族邑聚落遗址、墓群、甲骨窖穴、作坊遗址等残留遗迹，将《史记—殷本纪》等史书中对商朝半历史半神话式的寥寥数语记述，在实际物证支持下变成了3300年前殷商文明的真实面貌。

更重要的是，作为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的考古发掘，安阳发掘引入了科学的方法与态度，对塑造嗣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影响极为深远，更是至少造就了中国前两代考古学人。但正如《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一书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安阳并非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全部”。在作者徐坚博士看来，如果过度强调安阳这一“主流传统”，“很可能会忽视安阳之外的发掘、史语所以外的学人、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之外的意外发现、田野调查和发掘之外的理论和方法的输入和阐发等”；而恰恰是这些未受关注的、已被遗忘甚至遭到贬抑的“暗流传统”（alternative tradition），构成了1949年之后中国考古学基础知识、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的重要来源。

他认为，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史的写作不应简单地满足于按照年代关系汇总发现和研究，罗列考古发现、研究著述和学人事迹，而应该充分地展现学科范式形成和嬗变过程中多来源、多环节和多线索的多元景象，主要从人员和机构、“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实证和理论之别等三个角度来厘定暗流传统。

例如，史语所郭宝钧主持的浚县辛村、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等青铜时代墓葬发掘，吴金鼎在苍洱之间的考古学调查和发掘，都具有超越安阳的重大价值。在史语所之外，国立历史博物馆、史学与国学研究机构、各省公共博物馆与图书馆以及广州、上海、北平等地的民间考古学组织，共同构成了早期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参与力量。中国历史悠久的古物收藏传统与金石学、器物学研究，甚至“非科学”的遗迹盗掘、公器私藏与古物流通，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不能说毫无助益。具有乡土史、人类学、民族学倾向的考古学暗伏于特定的学术传统与研究主题中，与此同时，西方考古学的考古学史体系、发掘方法和类型学分析被“有意识、有倾向”地译介到中国，让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有选择性地接受”并融汇结合。可以说，这些暗流传统的脉络，既与作为主脉的安阳传统相互呼应、交织糅杂，又显示出独特的人员、地域、学统和理路。

在作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的安阳，也见证了中央与地方、本国与外国、科学发掘与牟利盗发之间的角力和斗争，以及在发掘、保管和阐释各个环节中的冲突与矛盾。虽然史语所和地方政府联合组队进行发掘，但是中央和地方之争从未消弭，河南本土人士基于乡土文化保护意识、文物在地保护倾向以及发展本地博物馆等考虑，曾抵制史语所的安阳发掘，使其短暂中止并代之以河南本土考古力量。另一方面，史语所按照每亩地每年180元标准支付的天价地租，依然让当地村民觉得“阻挡财路”而愤懑不平，导致猖獗的盗掘屡禁不止。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教授顾立雅亲临安阳考察时发现“地面上遍布三英尺见方的盗洞”，估算每年至少有50件以上的精美商代青铜器流往北平古董市场，其精致程度和罕见程度甚至胜于大部分田野发掘遗物。出于政治正确性和学术政治的考虑，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学者在安阳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更是罕被提及。

《暗流》虽然是一部学术专著，但作者采用“回访”、“深描”等情景分析方法，试图审慎而准确地部分复原历史的错综面貌，让那些“隐匿的多数”、“执拗的低音”重新发声，于是我们就能在书中读到关于一国一地一家的细微剖片，看到田野考古学家、金石学人、盗掘乡民、古董掮客、洋人探险家、本土收藏家等共同织映出的历史图景。最有意思的是，书中如小说般起伏跌宕的最精彩“情节”，或许当数在安阳发掘之前1923年新郑李家楼大墓的发现与发掘。

新郑李家楼大墓在偶然中被发现，地主李锐并不接受知事上缴铜器的劝说，反而将菜园井坑所出铜器当成私家财产，待价而沽甚至已经售出。到底应当公藏抑或私存？驻军靳云鹗部迅即介入，在多通电文中反复申明，“此项古物，皆祭祀宴享之器，实系中华国粹，片铜寸铁，皆足宝贵，应由公家保存，不容私人所有。”李锐联络北京一带官方人士疏通不果，不得不交出已出土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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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考古学;区系类型学;文化区

中图分类号:K8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9-0100-02

考古学文化的区,指的是文化区。在考古学上的意义就是指一个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间范围。一般情况下,一种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间范围(相对比较大的地理空间)就是一个文化区。研究它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区分各种考古学文化在一定时期内的空间分布,从而为进行较大范围内的横向考古学文化研究奠定基础。

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是建立在文化遗存之间或遗址之间的比较之上的。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最基本方法之一,也是人类思维中最经常的一类活动。有比较才有鉴别,没有比较,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就不可能完善,人类的知识体系也无法存在。只有在研究中比较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现象,才有可能发现出他们各自得内涵,才有可能对他们产生概念上的认识。区、系、类型的研究方法就是一种比较法,这里所指的比较不是潜在的、无意识的,而是刻意的、有意识的。世界上各事物都存在某种联系与依托,同时,这些事物都处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只有通过比较,才能使事物的特征更加鲜明。

由于不同地域的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各不相同,生活方式也各有特色,因此,古人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就是我们区分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文化类型的关键依据。

我们在做判别和区分的时候,是离不开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来做依托的。首先,我们应根据考古地层学原理,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借助现代科学测年法,确定某一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序列及相对年代;其次,在具体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时,应先从单件的器物,或个体遗迹入手,从对遗迹遗物形态特征的研究,上升到聚落群体的研究,其中包括聚落内各遗迹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从聚落之间的比较上升到聚落群的比较,通过聚落群之间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的比较研究,确定文化区,这便是所谓的从器物本位上升到聚落本位,再上升到文化本位,最后上升都最高层次,即社会层次。在对某地区的田野考古发掘积累到一定量之后,根据一定数目的已发掘的遗址,设法搞清某种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包括墓葬、建筑、陶器、农业生产等。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考古类型学的研究,在更大范围内比较不同遗址,从而认定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要确定一个考古学文化区,一定要经过反复比较;同时,这些要比较的遗址,必须经过正式发掘并具备一定量的遗迹遗物基础。在进行两个遗址比较时,主体部分至少应有50%以上相似特征的文化因素,这样才可确定两个遗址或两个遗址中的某个文化层属于同一文化。如果仅有少量相似的文化特征,一般情况下,仅仅能视作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而非同一文化。

同时,在比较中,我们还应注意某一文化区周边器物的其它文化区。在同一文化区内,最典型的文化特征集中的地区为中心地,即文化中心。而离文化中心最远的地区为文化边区地区。这些边区的文化由于多数情况下处于两种文化区的交界地,一般都是两种文化的交界处,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因素。因此,划分边区文化区的范围十分繁杂,一定要格外留意,要经过正式发掘并且加以量的比较,才能比较准确地做出划分。当然,确定文化区的中心也很重要。如果中心确定不准确,那整个文化区的范围就会被划大或是圈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区的范围,即文化边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因此,我们要通过精确的分期及大量的研究比较,才有可能确定出不同时期文化区的范围。

考古学文化的系,是指文化发展的系统或者系列,也就是考古学文化纵向的发展脉络。一般情况下,它是由若干个有时间发展关系的考古学文化构成的,是某一区域内文化发展的先后序列。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一定的时间范围,与此同时,每种文化又一定与该地区先后的文化有着某种关系。反映到考古学文化上,则表现为每一种考古学文化都具有其产生渊源及发展方向。所以,每一个考古学文化系统都是由若干纵向发展关系的文化构成的,而要确定一个文化系统,也必须建立在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的基础上。具体来说,考古地层学主要靠研究判断在某地区内各种考古文化出现的先后顺序,而考古类型学则是通过对具体的遗物的研究分析,以此来确定器物之间前后承袭的发展关系。

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指的是文化类型。关于它的具体含义,目前还存在一定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它指的是在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域内由于微环境的条件差异,包括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其它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在主体文化因素一致的前提下,表现出某种地域性的差异。这种地域性的差异通常就会用考古学文化类型来定义。当然,每种文化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区域性。

一种考古学文化可能由几种考古学文化类型(地区类型)构成,由分布在一个区域内相似的若干个遗址构成。因此,尽管文化类型也有时间上的差异,但更多的表现却是空间上的不同。这种文化类型,也可以叫做文化分支,它对于进一步了解考古文化发展的复杂性,是相当有意义的。

在人类学研究中,人类文化即有普遍文化与亚文化之分,亚文化表现出不同的地域性、民族性、甚至是职业性。在文化的主题因素一致的前提下,文化类型就可以视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分支、或是类似于文化人类学上所说的亚文化。文化类型主要表达的,是一时期内不同空间上所表现得文化差异,而分期则注重表现相同空间内不同时期的文化差异,应该把它们的侧重点搞清,不要混淆。

从理论上讲,统计的器物类型越多越好,这种文化因素分析法是从具体的器物、遗址、到遗址群、再到文化区、最后再到不同文化区之间的文化因素比较,也包括早晚文化的比较,这样才能建立出某一地区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

在运用比较法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依据某单一方面,如果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依据一个方面,也必须尽可能得从多角度全面加以分析。例如,一个考古学文化的陶器比较,我们要从纹饰、器形、陶质、陶色、制法等多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判别出文化的属性及某些文化因素的来源与早晚关系,不能仅依靠简单的比较就得出某两种文化属于同一考古文化或不同文化,一定要有一个全面的定性、定量的研究。

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无论是在史前时期还是在历史时期,区、系、类型学都是一项基本的研究问题。在史前时期,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它更是一项基本任务。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框架的建立,为我们从宏观上探讨历史文化,探究民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的变化等重大问题奠定了基础。区、系、类型学是从实践中得出,再回到实践中检验,并且在反复检验中指导更高层次的研究方法。确立区、系、类型学的基础前提是正式发掘的大量田野考古资料。也就是说,只有当考古工作者通过考古发掘获得了一定量的可靠的资料,才能设法确立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同时,这个区系类型必须在日后的发掘中不断检验并完善,并进一步指导更高层次的研究分析。要通过反复的验证,不能拘泥不变,轻易下结论。我们知道,仰韶文化是我国第一个被确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然而,自从它最初被确立开始,直到今天,有关它的认识都是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资料的不断丰富,以及研究的逐渐深入日益完善并改进的。并不是从它一经发现便得出今天的结论。我们对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研究,都要经过反复验证,要掌握大量的真实材料,同时采取科学的态度。

任何文化都有一定的时空范围。对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来说,区是块、系是条、类型则是分支。这三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研究中,我们要从宏观上加以注意,不能将它们割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考古学文化有一个更为科学的认识。

篇6

关键词：民族文物通论；宋兆麟；感知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141-02

一、书名及作者简介

书名：《民族文物通论》，作者：宋兆麟，1936年生于辽宁省辽阳市，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考古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民俗学会首席顾问，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长期从事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研究，侧重于中国史前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远古文化》、《中国原始社会史》、《巫与巫术》、《中国生育信仰》、《中国民间神像》、《中国民族文物通论》、《共妻制与共夫制》、《女儿国亲历记》等。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说过的“南汪北宋”两位考古学者，其中的“汪”指汪宁生，“宋”就是指宋兆麟先生。苏秉琦先生是宋兆麟的老师，这样的评价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既肯定了宋先生利用民族学资料去研究考古问题的学术方向，同时也是对他的一种鞭策。宋先生一直把这句评价当作自己研究工作的动力和目标。

二、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方法问题，分七章，包括民族文物的概念、特点，田野调查方法，民族文物的整理保管，研究民族文物的理论与方法，民族考古问题，民族文物鉴定，民族文物的应用等。

第二部分为具体民族文物研究，分十章，民族文物丰富多彩，种类繁多，作者选择了若干典型个例，与考古遗物对比，进行比较研究，这种综合性研究，不仅介绍了若干研究方法，也进一步阐述了民族文物的价值。

第三部分为古代民族风俗画研究，分七章，作者在本书中选出了若干清代民族风俗画，加以剖析，对民族文物研究和鉴定有重要借鉴。

由于时间关系与精力所限，笔者仅选取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进行一些浅显的归纳与总结，全书作者以第一部分的理论方法为基础，辅以第二部分的具体事例，系统地论述了民族文物的相关理论，笔者也从具体事例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方法的理性认识。笔者认为通过这两部分的概述与分析，可以大致把握民族文物的核心内容与内在精神。作者在阐述民族文物理论时，详以事例，并构建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民族文物理论体系，为民族文物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夯实的理论基础。

三、书中经典

（一）民族文物定义

什么是民族文物？目前争论较多。作者认为，民族文物是文物的一部分，而且是主要的部分。民族文物是自民族产生以来，各民族所创造的、具有一定民族文化信息、又有一定历史阶段、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化遗物。民族文物是民族文化的物态形象，看得见，摸得着，是民族文化的有形载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遗留下来的文物也具有多民族的内涵，这正是中国文物的重要特色。具体来说，民族文物有广义狭义之分，前者是指自古而今的民族文物，是从民族产生至今各族所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包括考古发掘品、传世文物和近现代民族文物。后者指清代或近代以来各民族所使用的文物。

作者对民族文物做了较为全面客观的定义，使民族文物从空间与时间上与现在相连接，并有所区别。不仅总结出民族文物具有文有其独特的特点物的一般特征，如不可再造、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等，而且归纳了近代民族文物也有其独具的特点：

第一，古代民族文物多埋藏于地下，有地层保护，近代民族文物多于地上，最容易受到损坏；第二，古代民族文物多为无机物，近代民族文物则以有机物质为主，文物保护难度较大；第三，古代民族文物欠完整，近代民族文物较完整、信息量大，不但结构完整、功能明确，还有种种传说；第四，古代民族文物基本为国家所有，近代民族文物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私人所有，这给文物征集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

（二）研究民族文物的理论方法

1.民族文物应该有自己的层次学。作者从自己所学考古学的背景出发，把相应的理念与构想带入民族文物中，并根据民族文物的特点，提出民族文物层次学。如果比较而言，考古学的文化史是有序的，有明无误的递呈关系，下早上晚。考古学家可根据地层关系及所包括的文化遗物进行研究，然而民族文物没有地层的堆积和保护，干扰严重，古今掺杂，而且本身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具有无序性或紊乱性，关系错综复杂。民族文物研究不能像考古学那样按地层发掘，而要有自己的理论方法，把无序的民族文物清理出来，弄清来龙去脉，找出时间、空间序列，也就是分清历史层次，各就其位，还原其本来的历史坐标。

为此，作者提出可以建立一种民族文物层次学，作为指导民族文物研究的理论之一。其中应包括下列内容：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物制度，找出其标准文物，作为鉴选有关民族文物的尺度；同一时代的同类文物，又有发展演变规律，运用这些规律也可以鉴别同一时期的有关文物。这样就可以把堆积一处的众多民族文物按时代系列，分出早晚，明确其时间性，这一点在工具、器皿、服装、工艺品等方面都很实用，能找出它们的层次关系。

民族文物层次学，使数以万计的民族文物的定位清晰起来，每件民族文物都能找到自己的历史坐标――时间阶段与空间位置，这对现阶段的民族博物馆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应该建立民族支系学。作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民族支系学，用以明确民族文物的族属，这是对民族文物的细化。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而且不少民族内部又分许多支系，反映在物质文化或文物制度上当然也千差万别。我们在处理民族文物时首先应该确认属于某种民族，即确定民族文物的族属，这是民族文物工作的基础。其次为了区别出民族支系、地区，必须把某一民族的支系、地区分别开来。

以清代云南彝族为例，即有摩察、罗婺、鲁屋、聂素、撒摩都等支系，每个支系都有一定地域、物质文化特点，其文物是不一样的。类似问题在藏族、纳西族、白族、傣族、哈尼族、苗族、蒙古族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民族内部的支系，不仅涉及族源，族史，在分布地区、语言、文物上也有明显差别，因此作者认为民族支系学在民族文物研究上有重大意义，可建立民族支系学理论体系，还原出民族文物曾所在族属的全貌。

民族支系学的宗旨是探索各支系的渊源，在本民族中的地位、文物和语言特点、分布区域及其演变，本支系与其他支系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的异同。从中得出的理论原则，必然会深化民族史、民族学研究，有助于物质文化和民族文物的探索。如果说民族文物层次学是解决民族文物发展系列的准则，那么民族支系学则是解决民族间、民族内部支系间关系的重要理论准则。

任何一个民族支系的确定，都应该归纳出若干文化特征，如同考古学文化必须有“一群具有明确的特征的类型品”，具体地说，即分布于一定地域的、存在一定时间的，具有若干共同特征的民族文化。这些特点，既是该支系所特有的，又是他们与其他支系相区别的地方。以海南黎族为例，其包括五个支系――■黎、杞黎、本地黎、美孚黎、法透黎。每个支系在地域分布上是不一样的，语言也有一定差别，当然在文身的图案上也有一定差别。

四、存留问题的浅析

（一）五大民族文物系列

作者在书中针对民族文物的分类提出五大民族文物系列：生产工具、舟车、手工工艺、宗教文物与文字。笔者认为还应包括民族服饰、生活用具和建筑，构成民族文物系列。

因为从分类的内容来看，作者是从功能的角度来划分民族文物的，如果增加民族服饰、生活用具和建筑，就反映了民族文物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全貌。

（二）有关“民族考古”

作者在文中全面论述了民族文物与考古的问题，客观分析出民族考古的定位与内涵。

首先，不能把民族、考古比较研究与民族考古学混为一谈。

其次，民族考古比较研究应该是考古学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1975年美国75届人类学会的主题就是“民族考古学――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也说明它是两种学科的结合，是考古学与民族学比较研究的方法。不难看出，民族考古比较研究是以考古学为主，民族学只是它的一种研究手段，所以应该突出考古学。最后，作者认为所谓民族考古学并不具备一种学科的特征。

由于学科是指学术研究部门的分类，每种学科的确立，必须有自己的研究领域，自己的研究对象、方法、理论和任务，但是民族考古学并没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对象，所研究的课题都是考古学的内容，也没有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作者认为，他们做的，只是把民族学方法、资料引进考古学而已。

综上所述，民族学与考古学比较研究，只是多学科比较研究的方法，还不能单独成为一个学科――“民族考古学”。

五、个人感想

篇7

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有关艺术考古学科教育的问题,笔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这些概念,与常见的、书本教材的表达,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笔者的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考古学是西方传进的一门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不同于文献史学,也不同于具有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文物学。但是,考古学又和文献史学、文物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研究历史科学,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就会有严重的缺憾。与之相仿,研究文物学,尤其是研究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以前的文物学,离开了考古学也是万万不能的。考古学以田野操作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考古学探讨的问题出自于田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践于田野。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样式,包括了存在的环境,维持人类生命及社会的基本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是物化的表达),也包括了人对愉悦感的获得。现在,在这里讨论一下“愉悦感的获得和肯定”问题。个体的人乃至组成为社会的人群,受大自然环境的基本掌控,会感觉到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体的人和组成社会的人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会感到自己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挑战这种逼仄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是需要思想、梦想和幻想的。在人类的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范畴之内,既有对大自然、客观环境的琢磨和开发,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包括对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鉴、学习和模仿)。此外,这些思想、梦想和幻想就要给予人们以憧憬、舒适感,以及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这种希望,首先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剩余和时间闲余的时候,人们要把这种“美”、舒适的感觉物化,这就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当人们需要了解人类适应环境、顺从环境、挑战环境、破坏环境又被环境所惩罚的历程时,人们离不开环境考古学。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由这些创造能力反过来为社会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改观,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化,又感觉到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不够丰富时,人们自然会应用一般考古学来了解这一历史。与人们对于环境考古学、一般考古学需求相仿佛,人们对“美”的历程(认知美、创造美)的探究,当然就需要艺术考古学。所以,社会上极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全体人类的历史、生命史、生活史、审美史是密合无缝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可这一点。

(二)关于艺术史与艺术考古艺术的起源,是和人类有闲余时间思考舒适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开始。这种物化,不仅仅是通过画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划,不仅仅是做出三维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人身本体的各种认可,包括对异性的欣赏、对老人的尊重、对婴孩的抚爱、对少年的引导教育;包括纹身、发饰、穿鼻、穿耳;包括运用发声器官而产生歌唱和诗吟,也包括用躯干、五官、肢体语言发展出的舞蹈。对人身和人群这种美的寄托,可能还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现。所以,艺术史的开端几乎和人类社会的开端一样古老,人们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对生命的维持之后,任何舒适感都有可能导致艺术的产生。所以,虽然个体生命会表达个体性的美感的外化显现,但社会性人类艺术的产生并不主要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群体的必然,由个体向群体的聚会和飞跃更为重要。人们定居以后,对摆脱自然的掌控、创作出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强,其发展频率日益加快。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它们的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展与演进,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学的收获可以说明这一切。正如人们获得近现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难具体考虑人们从野生动物般生活状态时摆脱出来的那一刻,即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无论是环境、自身、技术获得与创造,极少去回溯、考虑这一初期或早期的问题。同样,在近现代艺术品类纷繁、光怪陆离、充满激情的表达下,人们也很难去考虑艺术起源的“端点”的问题,如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端。这当然是艺术史的问题,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上,又可以区分为美术史(还可以细分水墨画史、油画史、版画史、水彩画史、漫画史等)、设计史、工艺美术史、音乐舞蹈史、综合艺术史。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考虑艺术的端点问题以及艺术的早期发展问题,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端点和早期的问题。正如人们对待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字文献产生之后,例如,中国对于从三代直到隋唐五代,虽然文献记载日益详尽,可是考古学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现、说明、解读甚至参与重建某个历史的片段。同样,尽管艺术史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文献记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学的发现、说明、解读,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问题,事关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当现当代艺术不断甚至急切地向历史、向传统汲取营养,重新评价、批判、认识传统,以传统为一种参照以冷静地认识现当代艺术,考古学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关于艺术教育人们对生活技能、生产技能的获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广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外的。例如,大人对孩童的诱导、模仿、各种教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趋利避害,人群当中的互相帮助,正确与人相处,包括异性间相处、同辈间相处、异辈间相处的方式和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是非学校教育,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些教育。艺术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对基本美丑的辨别,对自己的舒适感的肯定以及对人群总体的舒适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进行诱导和触发,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学校教育获得的。一些观点认为,人们的艺术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种说法起码在后来就不尽准确了;也有认为艺术教育只能是依靠学校教育,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认识。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基本审美的教育,对美的认识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术教育。歌唱、舞蹈、绘画、雕塑、设计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个阶段,大致是为了造就专门的艺术人才或者称为专门的艺术家的,如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的艺术天才、天籁之音等,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了,这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学校的外在形式,但是这一阶段本身是跨越不过去的。陕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识字的“白狼”柴根,讲述过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沟壑间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大声吼唱;津巴布韦地区的非洲石雕、木雕艺人,最有成就者,总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对手的作品作为参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对手,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的实例。所以,把艺术教育定位于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就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过程。我国既然有了艺术院校或艺术系科,有了成规模的学校、课堂、教材书本化的艺术教育,自然应当非常珍视这种条件,以造就

现代艺术家。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学校里往往难以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家和大师,其间的问题很多。有一般教育的问题(和非艺术广大院校的教育的问题同在),也有专门教育的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艺术教育的作用时,着重讨论艺术考古对艺术教育某些纠偏的意义和价值。 二、艺术考古教育探究

艺术考古教育,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包括针对教育的对象,针对教育的需求和目的,这里分成几个主要层次、几个主要侧面进行讨论。

(一)一般层次对于艺术教育,存在有中专水平、大学本科水平的一般艺术教育层次,艺术考古教育应当介入这个层次。艺术考古学可以考虑专门的本科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训练。培养的毕业生,为将来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做准备,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单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会提供需要。作为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艺术学科,应当把艺术考古学作为基础课、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不必占用很长时间。其主要任务是解释清楚审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一般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解说艺术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绍中外艺术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艺术学科的学生初步感觉到艺术考古训练的必要。

(二)中高级层次所谓中高级层次的艺术教育,一般是指硕士、博士阶段,艺术考古的介入应当带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对于专修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专业一些。例如,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人类起源和艺术起源的关系,早期艺术与人们定居的关系,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之后艺术的发展问题。其中,艺术的起源的最早阶段其共性是远远大于个性的,人类定居之后,造成了人类艺术气质的分离、变异,要深究其时代和原因,要深究艺术本身与非艺术的因素。不言而喻,就物质遗存来看,艺术考古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即考古学的收获,以美术品占绝大多数。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体的表现;其次,可以分析出来设计的表现(包括工艺设计和艺术设计),间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应当探讨各个艺术门类在考古学当中所反映的权重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种艺术门类其发展时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表现,以及深究其原因。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区分,从人类定居时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南部、欧洲中部、欧洲西部,东亚等有关地区之间的艺术的差异。除了以上讲到过的艺术表现的差异之外,艺术考古学还要关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异,关注有关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因素。

(三)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在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往往都有这样的现象,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尚未有掌握时,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强大,作品品格成为唯一、成为典范、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反之,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掌握的越加透彻,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加被束缚,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规中矩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最为平庸的艺术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拒绝从艺术考古教育当中摄取古老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动力、原始冲动与创造力。艺术考古学关注艺术家所用材料,艺术材料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会反向关注其原始、早期状态。材料的选择使用,会对艺术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例,甚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时代艺术材料的探讨,舍弃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的。艺术的历史以美术史为例,说到底,不过是写实主义与写意主义的理论与技法的纠结互动前进的历史,这一点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们为了表现美,同时在向着具象和非具象两条道路在努力奋斗,伊比鲁尼亚、米诺斯、红山、马家窑、两河、埃及、黑非洲地区的早期艺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亚、北非、欧洲地区,写实主义主要是和环境地貌学、建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相结合,表达的写实主义情趣,即逼真性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在东方,主要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趋同、至上与笼罩,表达了写意的充分发展。从早期的同途而殊往,发展到近现在的可能的殊途同归,艺术考古学不仅给予了实例和实证,表达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现,而且应当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规律,服务于未来的艺术发展。现在的艺术批评,包括美术批评,尤其在中国,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趋向,趋于玄学的趋向。艺术考古学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的、基本的参照物,于是当代艺术可以和传统艺术得以比较,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体的无意识艺术倾向相比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学指出的时间带上相比较。对当代特定的区域,如中国,总体艺术发展水平的评价离不开艺术考古所提供的基础、所提供的路径、所提供的相对比的标本。这样的批评,由实证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哲学的高度。艺术考古学经过数以万年计的排队和爬梳,经过千余年以来有了专门的艺术家队伍的创作实践,以及艺术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艺术发展规律并以此建立艺术发展坐标系,这样有助于对人类未来艺术的预测。

(四)艺术的终极目的与艺术考古艺术的终极目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牵涉人类为什么有了艺术而艺术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人类把艺术看作是具有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后,便可知道艺术考古学的教育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艺术的诞生是由人们的自我愉悦开始,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促使人类的圆满达到可能的极致。简而言之,艺术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在艺术层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实现。从这种认识出发,人们看到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直到现当代的太多的假恶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堕落卑劣的趋向。如果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有真正的艺术家提出“艺术救国”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到还带着一种不解的振奋的话,那么现当代的人们对于以艺术、以真善美来救世,恐怕就会有一种切肤的认同的感觉了。艺术品和艺术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区别,如果当代人不能够悉数说清楚此间的区分的话,那么艺术考古却能够比较客观的、以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叙述人类以真、善、美对抗假、恶、丑的艺术历程。由此说来,认识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阐述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极需要艺术考古学的有力支撑,需要艺术考古学的认真培训。

三、艺术考古课程设计问题

艺术考古应当课程化,在艺术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艺术院校、系科所属地域不同,教学科研特点不同,在设置艺术考古学课程的具体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笔者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设计,以供参考。

(一)中专、本科阶段以下指的是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专业。开设“艺术考古学”课程,可以将艺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学的前半部。在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们以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学和文物学成果,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

考古学和文物学以断代和分类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课时量控制在16至20课时即可基本完成这一任务。例如,在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院系的课程中设置一门考古学通史类课程,或在全校范围内由专业教师开设文物赏析类课程,课程内容不必过于精深,旨在为学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学、文物学、美学基础,提高学生欣赏美、感知美,有关作品中继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区别中外,区别主要地域,进行艺术考古学的重点教育,树立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时间树”概念,开展艺术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使艺术史“物化”,变为空间环境艺术史、生命体验艺术史、生活创作艺术史。有条件的院校系科可以进行考古工地艺术考古实践,分专题的艺术考古实践(如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画像石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尽可能完成认识中外艺术史文献和艺术考古实物的“互证”问题,这方面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应当成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必选理论课程,应当推荐成为其他艺术科系的重点选修课程,鼓励产生艺术考古学范畴的硕士生论文。

篇8

关键词：曹操墓；考古学；学术诚信

中图分类号：K928.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通过新闻会向社会公布了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2号大墓为曹操高陵，这一则消息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众所周知也有很多的质疑之声，这种质疑直接影响到考古学的学术诚信问题。

一、考古学学术诚信的内涵

考古学是一门严谨、科学性较强的学科，是通过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来全面揭示古代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面貌，从而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①。考古学的主要方法有两种，即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两种方法分别是从地质学和生物学借鉴过来的，如果是历史时期的考古，通常会用到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即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的结合。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大量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广泛应用于考古学之中，产生了很多的研究分支，如碳14测年、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古代遗存的物理和化学成分分析等，因而考古学的科学性在不断增强，可以说考古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自然科学方法占比重最大的一门学科。

学术诚信有两方面的内涵：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和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要求“真”，求“新”，做到“诚”；在对待其他研究者及其成果上要讲“信”，信任他人，讲究信誉、信任②。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是考古学家的天职，一切认识要通过对实际材料的研究中得出，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这是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原则③。因此，在对一项考古发现进行说明时，往往考古学家的发言会比较谨慎，这是由其学科特点和长期的思维训练所决定的，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考古学家是不会轻易下结论的。

考古学工作的基础是田野发掘，田野工作的质量优劣直接关系着整个研究项目的成败，在论证遗存性质的过程中对田野工作的要求极其严格，比如判断一座墓葬的年代、墓主人身份等问题，就要考虑到墓葬形制、随葬品特征以及判断墓主人身份的证物等。因此，学术诚信在此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能把似是而非的证据加入到推理的过程中，更不能有以假乱真的现象。此外考古学是一门“遗憾”的学科，由于早期遗存受到后期不同程度的破坏，很多关键证据的缺失使研究者不能有十足的把握来判断考古遗存的性质，只能实事求是地做出初步的判断。科学研究是允许出现误差，考古当然不能例外，初步的研究成果需要后期学者的验证和修正，才能促使一个学科的持续发展，这就是上文所说的“诚”和“信”。在学术研讨的范围内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而对于一些恶意攻击和诽谤的言论，这些并不是科学研究的范畴。

二、关于曹操墓的考古学证明

曹操墓的公布，当时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出现了所谓的“挺曹派”和“倒曹派”。考古研究者则注重实物资料，也就是证据链是否能证明西高穴2号墓为曹操高陵。

考古界研究魏晋墓葬的大多数学者均认同一个观点，即西高穴2号大墓基本上可以认定为曹操高陵④。发掘简报《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⑤的公布，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简报的结语部分列举了认定西高穴大墓是曹操高陵的十大证据，这也是考古学者判断曹操高陵的主要依据。总结一下，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是实物资料，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组合确定了该墓的年代为东汉末年；墓葬的规格也可判断墓主人的身份为王侯级别；墓葬中出土的石牌刻有“魏武王”，在东汉末年有这种称谓的再无他人，只有魏武王曹操；墓葬中的人骨经测定，男性人骨的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去世时的66岁年纪相当；石牌上的文字写法和语言习惯符合当时的风格。第二是文献和其他资料的印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记载，曹操墓“因高为基，不封不树”，这与发掘中没有发现封土符合；1998年出土的鲁潜墓志点出的曹操高陵位置与发掘地点吻合。从以上的证据链，考古学者可以初步断定该墓即为曹操高陵，这种推理方法完全符合考古学的研究逻辑。

三、对曹操高陵“质疑”的“释疑”

社会上有关曹操墓的质疑较多，笔者在此主要搜集了几种主要的说法来进行释疑。

首先是“石牌造假说”，这种说法是最为尖锐地污蔑考古工作者的说法。考古工作的基础是田野发掘，根据《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发掘工作按照地层从上向下、由晚及早得逐层清理，石牌位于墓室的下层，其上层出土的遗物已经是东汉末年的遗物了，下层是不可能会出现晚期物品，更不会是现代伪造的石牌。另外从石牌上的文体风格来看，比如“木墨行清”、“香囊卅双”、“常所用”的语言，这些是所谓的“造假者”所不能企及的，这些语言是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独特的风格，赵超先生曾对出土石牌做过辨识与断代⑥，“从铭文的书体可以看出是东汉末年流行的隶书”，“从刀刻的痕迹看，与东汉碑刻的刻法相似”，“文字结构具有汉代的特点”。

第二种说法是“七十二疑冢说”。首先要探讨一下此种说法的来历，吴金华先生对此做过考证，早期的史志显示，从魏晋到唐代，曹操墓的所在地都有非常明确的记载，这表明“疑冢”说在唐代之前没有出现过；“疑冢之说”滥觞于北宋，兴盛于南宋；所谓的“七十二疑冢”，元明时期已被载入史志，清初又被补进著名小说《三国演义》中，其影响之大，超过南宋⑦。此外，1988年3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说，民间传说的“七十二疑冢”，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考证，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且数量不是72而是134。这也就表明，“七十二疑冢”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只是民间的传说而已。

第三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该墓葬有可能是“冉魏墓”，即十六国时期的另一“魏武王”，历史记载其墓葬的方位与西高穴大墓相似，但从该墓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来看，这种说法不堪一击，该墓的特征表明了墓葬的年代是东汉末年，不可能会持续到十六国时期。

第四种说法是“没有墓志说”，在考古学上墓志是判断一座墓葬墓主人身份你的关键证据，而西高穴2号墓没有墓志，这符合当时的埋葬习俗，墓志的出现是在西晋以后，因此该墓中没有墓志很合理。

综上所述，曹操墓的初步认定在考古学上没有太大的疑问，在学术的范畴内大家都可以参与讨论，但那些污蔑之言不属于该范畴，考古工作者没有必要去反驳。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上看，曹操墓并不存在违背学术诚信的方面。

注解

① 孙英民、李友谋：《中国考古学通论》（修订本），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

② 汤曾：《浅议学术诚信》，《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③ 王巍：《西高穴大墓与考古学的认知程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19日第2版。

④ 刘庆柱：《曹操墓的考古学证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19日第1版；焦南峰：《安阳西高穴墓地应是曹操高陵》，《中国文物报》2010年1月13日第3版；白云翔：《安阳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高陵之争的考古学思考》，《光明日报》2010年1月26日第12版；朱绍侯：《曹操与曹操墓》，《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韩国河：《有关河南安阳“曹操高陵”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2010年2月12日第3版；刘瑞：《说“常所用”》，《中国文物报》2010年10月15日第6版。

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县文化局：《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考古》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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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诸如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中国早期考古学家都接受了完整的人类学训练，但中国文物界中根深蒂固的“金石学”传统依旧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导向了器物发掘的脉络。这不但导致了考古学和人类学在中国长期分裂为两个联系不甚紧密的学科———考古学常与历史学为伍，而人类学则沦为社会学的附庸———而且使得我们在阅读考古材料时，缺乏有效的解读手段，往往陷入了“管窥一斑，不见全豹”的处境。

为了实现考古学向人类学维度的回归，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实践。好在，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GideonShelach）的《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公元前一千年间身份标识的形成及经济转变的考古学考察》（以下引自本书皆标注页码，不另说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良好的范本，他在该书中不但为我们呈现了用人类学视角解读考古材料的基本方式，而且还通过对现有材料的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重现认识“北方边疆”

翻过介绍全书结构的第一章绪论部分后，从本书的第二章开始，作者将中国北方地带分为四个亚区，按“生计方式、聚落结构和组织、宗教活动、生产工艺”（P9）等方面对这四个亚区进行比较，这四个地区分别为1.甘肃走廊，2.黄河周边地区，3.黄河以东和太原———北京一线以北地区（作者称之为“赤峰”地区），4.辽宁西部。虽然吉迪这样的地区分类有待商榷，但他认为这一连接欧亚大草原的“北方地带”，“并非像大家普遍认为的那样直接向西相接，而是通过‘北方地带’的东北部与之相承接”（P17）的观点确实颇为正确的，因为赤峰所在位置，恰好就反映了其东部、西部和北部文化在不同时期在该地留下的痕迹，而且后者的影响最为明显。

因此，通过这一章对不同区域考古遗存及其反映的文化诸要素的关系，在第二章的结论部分，作者首先将我们观念中笼而统之的“北方”游牧地带划分成几个不同的区域，认识到“这个地带不同亚区的文化属性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各地区的发展轨迹在变化方向和幅度方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但总体来说，不同地区发展轨迹正逐渐趋向一致。”（P51）

对于这种“逐渐趋向一致”，作者在第三章“是经济原因吗？北方地带的经济及政治进程”中提出了一个假设。很明显，吉迪在这里运用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这种方法自上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开始便已在西方考古学界广泛应用，形成自身对于考古学、古典文化和社会的融合性认识。

通过谷物以及动物性资源消费方式变化的分析发现，在北方地带东部，公元前2000年晚期至公元前1000年初随着“新型的驯化动物，如绵羊、山羊和马在这一地区的遗址中被发现”（P70），该地区的畜牧经济才开始逐渐发展。与此同时，本书作者还引用了美国人类学家萨尔兹曼的看法：“很多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方式的社会甚至是高度游牧化的群体也从事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P78），这不但更新了我们对游牧群体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启发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骑马很可能是畜牧生活方式兴起的结果，而非畜牧专业化发展的原因；畜牧业经济可能是为了抵制来自定居人群强大军事压力而采取的政治策略。迁徙，尤其是游牧人群的流动，可以视为某种形式的政治对抗。”（P80）从经济类型的转变，政治组织的变迁，通过考古材料的分析，我们获得了一种动态的视野———文化（北方草原-林地生计方式）对结构变迁（定居人群压力）的适应（发展出畜牧经济），当然，作者也提到了气候因素（但认为这并非主因）。同时，也提示我们，从这种政治———经济视角来审视考古学材料，将会帮助我们跃出“所见”的遗存的局限，获得更具“整体性”的观点。

接下去，作者在第四章中通过对这四1个北方区域“身份标识及其表现形式”的比较得出结论：“从公元前1千纪开始，北方地带与黄河及长江流域人群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服装与服饰的风格上，也体现在影响人们思维与行动的世界观上”（P125）。尽管作者没有对这种变化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他在第五章中提到了一个长期存在但一直为中国研究者所回避的问题：跨区域的文化联系。这个被概括为“本地起源论”和“文化传播论”的观念之争（随着分子人类学成果的出现———这点作者没有提到）开始呈现向后者松动的迹象，吉迪综合其他研究者的观点提到，“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并非要重建旧的‘文化传播论’模式，而是要研究当地与外界之间交往所带来的影响，从而重建世界的复杂化历史进程”（P130）。

相比之下，本书的结论相对薄弱，甚至又回到了“华夏”和“草原”分野的传统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受制于这一二分法背后的价值取向。尽管如此，本书在方法论和理论视野上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启迪，其意义和价值都要高于同系列“文明历程经典译丛”中早先出版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狄宇宙教授《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一书。

启发与不足

本书优点和缺点一样显而易见，其最大的优点与其说引入了西方学界业已流行甚久的“政治-经济”观点，毋宁说，是突破了中国近几十年来对自身文明起源“本地起源”的偏执追求。

当我们有意识地纠正这一问题后，便能接受吉迪用政治经济学观点，对中国各地考古材料的整体性分析。通过上文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农业经济向更专业化畜牧经济的转型发生在迄今3000年前左右的时间里；其背后来自定居人群的压力与我们原先对游牧文化的想象正好相反。同时，文化各个表征之间建立在经济类型上的联系，也超越了传统上将其划分为不同社会阶段（如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的机械分类。这些都给中国考古学及史前社会研究者提供了充分的启迪。

当然，这些启发背后的不足之处也同样明显。这本英文原版于2008年的著作，确实集中了国际学术界对东亚北方社会最新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受传统上“长城南北”二分关系的束缚，以及对中国早期文献的有限认识，实际上，仍然无法更为准确地认识、分析中国早期社会。更重要的是，由于对中国古代人群缺乏更深入的认识，作者忽略了物质交流背后的人群互动，很有可能重新落入传统考古学那种“类型学”陷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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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研究思路和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从多学科的角度联合攻关研究。主要是考古学、第四纪环境科学、古气候学等多学科结合。最常见的是在一个考古学研究综合项目下，设立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子课题，根据综合研究课题的目的和任务，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绝大多数考古学课题在设计阶段就将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其课题组成员不仅有考古学家，还有古环境、古气候等方面的专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第四纪古环境研究课题，邀请考古学家参加，通过整理分析已有的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主要是结合考古发掘和综合研究项目的进行，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考古遗址本身、遗址周围局域范围内和区域内的古环境信息进行提取和分析，在结合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考古遗址中古环境信息的提取主要是指通过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骸，分析人类活动的特点和环境状况。

对考古遗址中土壤样品进行孢粉和植硅体等古植物遗存分析，通常能够提供遗址周围局域或者区域植被方面的信息。遗址周围的人类活动总是要直接（农业活动等）或者间接地（放牧，践踏活动增加等）影响植被组合。通过为人类提供食物或者为牲畜提供草料、准备建筑材料和燃料以及进行装饰或者仪式性活动等目的，也可以将植物采集或者搬运到遗址中。因此，孢粉和植硅体分析能够为认识古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提供证据。在英国Orkney曾经有一个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Orkney 古冢项目”[2]，旨在加强对墓葬遗迹的管理，同时深入探讨青铜时代的丧葬礼仪和墓地的地貌特点。对一处青铜时代墓地的孢粉组合研究结果揭示：在这处墓地形成以前，这里曾经是开阔的草地，可能是作为牧场，还有零星的农作物种植在附近，这可能说明在聚落附近有足够的草场，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墓地，同时还反映人们更愿意将死去的人埋葬在聚落附近[3]。

此外，对考古遗址中保存的炭屑进行种属分析，还可以为认识古文化发展的环境背景特别是植被环境提供重要证据。对葡萄牙东部Estremadura 地区的Buraca Grande 洞穴遗址的炭屑分析，提供了重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植被的资料，结果显示，植被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松属和黄杨属植物的出现，第二阶段这种组合被更喜温的木犀榄属植物代替，考古遗址中木犀榄属植物的减少标志了第三阶段的开始。上述结果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的气候较现在干冷，而全新世阶段的气候则与现今相似[4]。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炭屑进行树木的种属鉴定，不仅能够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环境背景，还为第四纪的古环境重建增加新的资料，这可以说是环境考古研究对第四纪环境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对法国南部的Abeurador 和 Font-Juveanal 两处洞穴遗址出土炭屑的分析，结果揭示了13000年以来地中海西北地区的植被变迁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植物种类作为建群植物[5]。

考古遗址周围局域古环境重建能够获得人类与环境关系，特别是人类对环境影响的直接证据。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考古遗址附近湖泊类沉积物进行孢粉、植硅体、硅藻等生物指标的分析，重建当时的环境，特别是植被特征，分析其中的人类活动因素。在挪威西南部Jearen 地区，靠近史前时代遗址和中石器时代至中世纪遗迹的地区，有两个小湖泊，对其沉积物进行的孢粉等古环境指标分析结果清楚地显示，在大约距今3000年前后（大约公元前2500－2200年），混交林突然转变为石楠属植被。这个突然的变化，正好与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二段向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转变过程中农牧业经济的引入对应[6]。苏格兰东南部地区一些青铜时代以来的考古遗址周围发育了泥炭沼泽，孢粉分析揭示了晚全新世以来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有放射性碳测年结果的孢粉谱与考古和历史记录有比较好的对应关系，对比的结果表明，第一次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发生在铁器时代，这是导致这个地区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的一次重要事件，后来的几次森林变迁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7]。对芬兰东部的Karelia 北部地区一个湖泊（Poettoelampi）沉积物进行的孢粉和炭屑分析，提供了延续1300年的森林火灾的历史记录，在人类影响开始以前，火灾是控制这里的森林变迁的主导因素，但从大约公元1600年开始，由于刀耕火种农业在这个地区的开始，沉积物中的炭屑含量明显增多，而且孢粉和炭屑的分析结果共同证明，在大约公元1720年到20世纪初，是刀耕火种农业迅速发展的阶段，由于农业活动而引起的火灾发生间隔的缩短，引起了这里的森林结构的变化，云杉明显减少，松树成为主要树种[8]。

区域范围内古环境重建，能够为分析人类活动特点、古文化发展与变迁提供环境背景，比如农业起源的环境背景，古代社会复杂化的环境背景等。对第四纪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能够为研究环境变迁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关系提供科学可靠的古环境资料。对全球范围内末次盛冰期以来主要植被演化历史的综合研究，为研究不同地区环境与人类关系提供了古植被方面的信息[9]。对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和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的对比分析表明，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衰落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其中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明显[10]。对西北欧洲的全新世考古学文化发展及其古环境背景的分析，结果显示，全新世气候变化是古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环境因素[11]。西北欧洲的人类文化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划分为7个阶段：距今5900，5500，4500，3800，3000－2800，1500 和1100 cal.，将其与根据太阳辐射、冰期活动、湖泊海洋水位、泥炭发育、树轮生长等环境指标重建的气候变化过程进行对比，发现人类影响自然环境/土地利用的过程与气候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尽管由于年代学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而使得精确的对比还比较困难，但是，在未来的研究中，随着对湖泊沉积的年层进行分析和高分辨率测年序列的建立，这个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这里大致介绍了欧洲的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的主要方面，如果仔细检索现有的文献，我们还能找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由于众多考古学与古环境科学、古气候学联合项目的实施和一些科学研究结果的公布，在欧洲的学术界和公众中，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其主要表现就是这类研究项目能够得到政府和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不论是考古学项目还是古环境、古气候研究项目，在项目设计论证的过程中就把多学科合作作为一个重点，从而保证了这类项目的顺利实施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转贴于 [1] 靳桂云，刘东生：《华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温气候事件与古文化变迁》，《科学通报》，2001年46卷第20期：1725－1730；刘东生，吴文祥：《全新世中期气候转变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可能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3期：29－32；夏正楷，王赞红，赵青春：《我国中原地区3500aBP前后的异常洪水事件及其气候背景》，《中国科学（D辑）》，2003年33卷第9期：881－888。

[2] Downes， J. Linga Fiold， Sandwick， Orkney. Glasgow Archaeology Research Division Report 1995.

[3] Buntintg， M. J.， Tipping， R. “Anthropogenic” pollen assemblages from a Bronze Age cemetery at Linga Fiold， West Mainland， Orkne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1， 28: 487-500.

[4] Figueiral， I. Terral， J.-F. Late Quaternary refugia of Mediterranean taxa in the Portugese Estremadura: charcoal based palaeovegetation and climatic recostruction，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02， 21: 549-558.

[5] Heinz， C.， Thieabault， S. Characterization and palaeo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archaeological charcoal assemblages during Late and Post-Glacial phases in Southern France， Quaternary Research， 1998， 50: 56-68.

[6] Proesch-Danielsen， L.， Sandgren， P. The use of pollen， magnetic and carbon analyses in identifying agricultural activity and soil erosion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Iron Age – a study of two lake sediment cores from Jearen， South-Western Norway，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2003， 8: 33-50.

[7] Dumanyne-Peaty， L. Late Holocene human impact on the vegetation of southeastern Scotland : a pollen diagram from Dogden Moss， Berwickshire， Review of Palaeobotany and Palynology 1999， 105: 121-141.

[8] Pitkaenen， A.， Huttunen， P. A 1300-year forest-fire history at a site in eastern Finland based on charcoal and pollen records in laminated lake sediment， The Holocene， 1999， 9， (3): 311-320.

[9] Adams， J. M.， Faure， H. Preliminary vegetation maps of the World since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an aid to archaeological understanding，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997， 24:623-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