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的概念范文
时间：2023-10-24 18:01:0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管理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TU71 文献标识码： A
一、绿色施工管理理念分析
（一）绿色施工的概念
绿色在当前社会代表的就是环保节能的理念，所以绿色施工就是建筑工程建设中，将保护环境、能源节约当作一个重要的内容并借助各种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而实现的一个施工管理理念。绿色施工是对可持续发展政策的贯彻和执行，倡导在施工中因地制宜，以保证工程的质量和生产安全为前提，以各项绿色管理理念和措施为基础，最大化地减少资源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这不仅包括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减少扬尘、噪声污染，还要实现能源的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从而促进工程建设的进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绿色施工的意义
在当前竞争激烈的社会，创新是每个行业想要发展都必须有所突破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建筑行业来说，一方面行业要突破并向前发展，创新绝对是必由之路，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建筑企业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绿色施工创新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突破点；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对环境的污染破坏逐渐增多，绿色生产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很多人的共识，反映在工程中就是绿色的施工和管理，所以在绿色施工上寻求创新无疑是十分符合时展主题的。通过绿色施工和管理，可以减少资源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创造更为洁净的生活环境，倡导并践行绿色施工的企业必将受到大众的欢迎，取得更多的市场优势，同时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也会在政策上获得更多的支持，这对于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是非常有利的。
二、城市道路绿色施工管理要点分析
（一）节地与施工用地保护
1、临时用地指标
（1）根据本项目施工规模及现场条件等因素合理确定临时设施，项目部的占地面积应按用地指标所需的最低面积设计。
（2）项目部平面布置合理、紧凑，在满足环境、职业健康与安全及文明施工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废弃地和死角。
2、临时用地保护
（1）临时加工厂、现场作业棚及材料堆场，宜设在道路慢车道外1米与红线内，并且生活区与作业区应分开，并设置标准的分隔设施。
（2）道路清表的30cm耕种土应堆弃在道路两边的人行道与红线内，作为后期绿化带的种植填土。
（3）道路便道应尽可能采用原有生产路或设在道路红线内，避免占用农田和耕地。
（4）利用和保护施工用地范围内原有绿色植被。对于施工周期较长的现场，可按建筑永久绿化的要求，安排场地新建绿化。
（二）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1、提高用水效率
（1）对于地下水位较浅，管道埋深较大，采用降水井降水法施工时，宜优先考虑使用地下水；对于多余的地下水应尽可能与当地的灌溉渠相连，用于当地的灌溉使用；其次考虑排入河道。
（2）施工现场喷洒路面、绿化浇灌不宜使用市政自来水。现场搅拌用水、养护用水应采取有效的节水措施，严禁无措施浇水养护混凝土。
（3）使用地下降水消解生石灰。
（4）施工现场供水管网应根据用水量设计布置，管径合理、管路简捷，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管网和用水器具的漏损。
（5）现场机具、设备、车辆冲洗用水必须设立循环用水装置。施工现场办公区、生活区的生活用水采用节水系统和节水器具，提高节水器具配置比率。项目临时用水应使用节水型产品，安装计量装置，采取针对性的节水措施。
（6）施工现场建立可再利用水的收集处理系统，使水资源得到梯级循环利用。
（7）施工中应采用先进的节水施工工艺。
（8）优先采用中水搅拌、中水养护，有条件的地区和工程应收集雨水养护。
（9）处于基坑降水阶段的工地，宜优先采用地下水作为混凝土搅拌用水、养护用水、冲洗用水和部分生活用水。
（10）现场机具、设备、车辆冲洗、喷洒路面、绿化浇灌等用水，优先采用分传统水源，精良不适用市政自来水。
（三）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1、材料措施
（1）图纸会审时，应审核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的相关内容，达到材料损耗率比定额损耗率降低30%。
（2）根据施工进度、库存情况等合理安排材料的采购、进场时间和批次，减少库存。
（3）现场材料堆放有序。储存环境适宜，措施得当。保管制度健全，责任落实。
（4）材料运输工具适宜，装卸方法得当，防止损坏和遗洒。根据现场平面布置情况就近卸载，避免和减少二次搬运。
（5）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提高模板、脚手架等的周转次数。
（6）优化工程的预留、预埋、管线路径等方案。
（7）应就地取材，施工现场500公里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用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70%以上。
（四）节能与能源利用
1、机械设备与机具
（1）建立施工机械设备管理制度，开展用电、用油计量，完善设备档案，及时做好维修保养工作，是机械设备保持低耗、高效的状态。
（2）选择功率与负载相匹配的施工机械设备，避免大功率施工机械设备低负荷长时间运行。机电安装可采用节电型机械设备，如逆变式电焊机和能耗低、效率高的手持电动工具等，以利节电。机械设备宜使用节能型油料添加剂，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回收利用，节约油料。
（3）合理安排工序，提高各种机械的使用率和满载率，降低各种设备的单位耗能。
2、生产、生活及办公临时设施
（1）利用场地自然条件，合理设计生产、生活及办公临时设施的体型、朝向、间距和窗墙面积比，使其获得良好的日照、通风和采光。南方地区可根据需要在其外墙窗设遮阳设施。
（2）临时设施宜采用节能材料，墙体、屋面使用隔热性能好的材料，减少夏天空调、冬天取暖设备的使用时间及耗能量。
（3）合理配置采暖、空调、风扇数量，规定使用时间，实行分段分时使用，节约用电。
3、施工用电及照明
（1）临时用电优先选用节能电线和节能灯具，临电线路合理设计、布置，临电设备宜采用自动控制装置。采用声控、光控等节能照明灯具。
（2）照明设计以满足最低照度为原则，照度不应超过最低照度的20%。
（3）项目办公采用节能灯具，做到人走灯灭，空调关闭。
（五）环境保护
一是从严控制泥浆污染。泥浆污染是建筑施工中主要污染源之一，主要来源于土方工程、基础工程，要对这些泥浆采取强有力的处理措施，如采取固结处理的方式，以防泥浆发生外流等。二是从严控制施工扬尘。在施工过程中，尘土飞扬是最为常见现象，特别是大风干旱时节最为厉害。故此，针对扬尘污染，要对施工现场采取围挡和淋水降尘的方式，从而有效地控制尘土污染。三是从严控制光污染。在施工现场中，电气焊是产生光污染主要源头。在建设施工中，要尽可能地采用微施工，减少或使用电气焊的亮光。四是从严控制噪声污染。噪声污染是施工现场主要的污染之一，具有时间集中、位置多变等特点，主要来自于大型施工机械、车辆或施工人员施工作业。噪声污染会影响周围居民的生产生活。在控制噪声污染时，可以采用选用低噪声设备，减少夜间施工等。此外，为了加强对污染的控制，在实际操作中，作为施工企业，必须紧密结合施工现场的实际，对各种影响环保的因素进行全面的控制，提高施工的环保效果。
结语
绿色施工是时代对建设行业发展提出的要求，实践也证明了绿色施工对于企业形象的塑造是有着很大意义的。节省资源、降低成本一直是各个企业施工生产的要求，现在要逐渐转向环保节能上，倡导绿色施工，传播绿色施工管理理念，促进建设行业向更加绿色环保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1]李泽民.绿色生态理念在城市道路设计中的应用[J].设计艺术研究，2014，01：89-92.
[2]武文婷，程洪波.城市道路的绿色包装[J].包装世界，2001，06：63-64+97.
篇2
在新课程中，教师要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教师的教学方式，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信任学生的学习能力，营造一个轻松、宽容的课堂气氛。知识的学习不必遵循固定不变的程序，应该根据学生的需要因势利导。学生的学习是一个主动建构的过程，不必将知识作为“绝对的客观真理”强加给学生。在教学中，要多用发现法来进行教学，教会学生学会学习，创造性的解决问题，同时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的创新学习的精神。
一、注重以人为本，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要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创设良好环境，激发学生主动参与。课堂上，教师用和蔼的态度和亲切的语言来启发、引导学生，启发他们的思维，用自己积极的情感感染他们。激发学生主动探索的欲望。敢于放手，让学生充分参与。我在教“正方形的性质”时，刚一开始上课我就放手让学生分小组讨论和归纳，等到回答的时候，马上有学生迅速站起来说：“四条边相等”，另一位学生又说：“四个角都是直角”。又有一位说：“对角线互相平分，对角相等，对角线互相垂直”。我认真听着，最后说：“这几位同学说得很好，老师希望每个同学都能积极思考，踊跃发言，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大家互相促进，让自己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在教学中要认真组织和处理教材，善于抓住知识的内在联系，揭示知识相同点、相似点，并进行概括归类，以好的教法促进好的学习习惯形成。同时还进行自我学习方法的指导，帮助学生掌握自学的方法和技巧，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老师还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给予适当帮助。
二、精心设置问题情景，激发学生思维
新课程标准下的教育理念，不在于问学生“你懂了吗？”而是问学生“你学会了吗？”因此，如何提高课堂学习效率是每一个老师所面临的课题。要提高课堂学习效率，教学生学会学习，喜欢学习，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显得格外重要。而创设适当的问题情境，吸引学生投入积极的思考，我认为是一条比较好的途径。
在教学中怎样创设适当的问题情境呢？
第一、对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进行类比创设问题情境。学生认知最好的部分就是生活中经常接触和经常用的知识，这些知识已经进入了他们的潜意识。如果教学中能和学生的这些知识做类比，不仅深受欢迎，而且也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现代教学手段很容易让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再现或模拟于课堂之中。第二、对老问题进行延伸创设问题情境。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一个人的知识水平、认知水平、认知结构有关，作为老师如果能了解学生知识水平、认知结构，并加以适当的引导，不仅能够完成教学任务，而且能够深化这种认知结构，使学生掌握如何学习，并且大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篇3
对于减少政府开支、控制财政赤字、改进政府职能乃至整个政府运营的有效管理而言，政府项目、产品和活动的成本的可靠信息是必不可少的。美国1990年的首席财务主管法案对政府机构首席财务主管的职能进行了扩展，将“成本信息的开发与报告”和“绩效的系统计量”两项职能包含进来，要求政府机构提供成本信息。作为改进政府部门财务管理的重要举措，1993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GPRA)，要求联邦机构对自身的绩效进行计量，1993年9月的美国国家绩效考查报告(NPRX则明确要求联邦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针对所有联邦政府活动一套成本会计准则，以确定联邦政府活动的成本的计算方法，建立绩效指标计量和评价相关产出、服务和项目的绩效和成果111。1995年7月，美国联邦政府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颁布了联邦政府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4号《管理成本会计准则公告》。公告阐明，制定管理成本会计准则的目的是提供联邦政府项目、活动和产出的完全成本的可靠和及时信息12。1993年颁布的联邦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FAC)第1号，就已经确定联邦政府财务报告的目标是提供信息协助内外部信息使用者评价政府部门的预算完整性、运营绩效、管理责任以及联邦政府的系统和控制状况，而管理成本会计信息对达成评价运营绩效的目标尤为重要。联邦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1号明确提出，政府部门的财务报告应该提供信息帮助使用者确定特定项目和活动的成本及其构成和变化，与联邦政府项目有关的努力和成就及其随时间和与成本有关的变动，而会计核算之所以能够对政府绩效报告作出重要贡献，就在于其将成本与活动或成本目标联系在一起，使成本和绩效计量建立起联系。
成本是会计主体为达成其目标，即为取得或生产货物，完成活动或服务而使用或消耗掉的资源或承担的负债的货币价值，这些成本会在当期或未来期间给主体带来利益。在政府会计和报告环境中，管理成本会计的多元化目标体现了联邦政府部门成本信息不同使用者的需求，例如，政府部门的成本既得到了联邦政府本身，也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关注，但政府部门的管理当局通常是成本信息的主要使用者，他们在使用托交资源实现项目目标方面负有责任，可靠和及时的成本信息将有助于确保资源为达成预期结果和产出而消耗，从而避免浪费和低效。国会和包括总统在内的联邦政府的执政者，要在不同政府计划项目之间作出优先选择决策，在各项目间分配资源，需要成本信息比较备选方案，并通过分析成本和效益作出项目授权决策，此外，他们还需要成本信息评价项目绩效。
而包括新闻媒体和利益集团在内的社会公众，则关心影响其利益的联邦政府项目的成本和产出，需要项目成本信息判断资源是否合理地分配给项目，以及项目的运营是否既有效果又有效率。面向上述使用者群体美国联邦政府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提出，其的管理成本会计准则旨在确保政府部门的管理成本会计达成以下三个方面的总体目标，即面向政府项目的管理者，提供将成本与产出和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相关和可靠的成本信息，成本信息将帮助他们提高运营活动的经济性和有效性；面向国会和执政者，提供相关和可靠信息协助他们作出分配政府资源、授权和评价项目绩效的决策；确保在普通目的财务报告中列报的与向项目管理者报告的成本信息的一致性。
然而，对于同样使用具有货币价值的资源的政府组织和政府活动来说，管理成本会计是承载财务计划、控制和评价职能的政府财务管理系统的基础，其向预算和财务会计系统提供数据，也为关注政府部门如何使用、核算、维护和控制资源实现组织目标的内外部信息使用者群体，归集、计量、分析、报告并解释有用成本信息。为此，管理成本会计首先要通过成本会计系统与财务会计系统紧密地联系或整合在一起，而成本会计则需要建立面向对外财务报告提供货物价值信息的系统记账方法，除了货物计价这一基本环节外，出于财务会计目的需要成本会计系统记录成本信息的交易，还包含为协助财务会计确定期间运营结果而提供的运营费用信息，生成这些数据涉及到将资本化的成本按会计期间或受益对象（单位）进行分配，即需要将以往交易成本和交易价值向会计期间和产出进行分配，而这些成本对象和用途又与财务会计活动和对外财务报告紧密联系在一起。管理成本会计为预算提供成本信息，目的是要为不同政府产出水平所需材料、供应品、设备、人力资源及其他资源编制年度或长期预算但在政府环境中，成本会计与预算会计的联系并不紧密，主要是因为成本通常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上记录、归集和分配的，而传统的政府预算则是义务或现金基础的。另外，针对政府的某些管理目的，管理成本会计某些时候还需要将预算和财务会计过程生成的信息和数据同时提供给管理当局使用。
实务中，面向联邦政府管理成本会计的财务报告、预算和管理等目标维度，对改善联邦政府财务管理以及管理决策制定必要的成本信息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预算和成本控制、绩效计量、设定补偿价格和收费水平、项目评价，以及制定经济决策等五个方面。其中，在编制和审查预算以及实施成本控制的过程中，关于项目活动成本的信息是成本估计的基础。一旦预算得到核定和执行，成本信息则作为对预算的反馈控制机制发挥作用，政府管理者使用成本信息还可以控制和降低成本发现和避免浪费。例如，使用适合的成本信息，联邦政府项目的管理者可以将成本与预计的收益进行比较，确定增值的和不增值的活动，并制定决策来减少投入低效政府活动的资源；另外，还可以比较分析一项活动或一件产品实际和预算成本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一定期间的成本变化趋势并确定其原因，识别并降低生产能力过剩成本。绩效计量则是改善政府项目效率、效果和项目成果的重要方法，成本计量是依据效率和成本效果来计量绩效的基础和前提。效率通常以每单位产出的成本来表示，效果则要通过识别成果或预定目标的实现程度来计量。也就是说，政府主体的服务努力和成就的计量通常要涉及用来提供服务的资源的成本包括对服务努力的财务和非财务计量、对产出（服务数量）和成果（服务效果）的计量；成本信息在计算政府某一机构向其他机构或个人所提品和服务的补偿价格时也具有重要作用。在法律法规或公共政策支配下，对于政府依其职权提供的货物和服务，收费一般应该至少能够补偿货物和服务的完全成本货物或服务的价格通常等于货物或服务的成本，而对于政府在商业环境下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其使用费就不必局限于对完全成本的补偿，可以产生净收益。即使由于政策限制，收费或补偿不能弥补完全成本，成本信息也可以使政府部门的管理层意识到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差异，或者使政府项目管理者得以向公众、国会和政府执政者准确报告其所提供货物或服务的成本；最后，政府项目所需资源的成本信息还是决定项目授权、修订和终止有关政策的重要决策因素，这些决策包括自制还是分包、继续还是终止一项服务等，制定这些决策需要备选方案的成本信息，特别是需要全面考察社会和政府不同领域、不同部门的成本和利益，其中成本信息是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
二、美国联邦政府管理成本会计实务中不同目标维度间的概念冲突
美国联邦政府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确定了管理成本会计信息的四个使用者群体，包含了项目管理者、执政者、国会和社会公众在内的内部和外部信息使用者，联邦政府管理成本会计则要提供财务会计和预算过程都能够使用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用于生成普通目的财务报告，也可以生成为项目甚至作业管理者等内部使用者编制的特殊目的财务报告，相应的管理成本会计准则需要明确阐述管理成本会计在财务管理中的作用，指导性地说明如何提供与预算、财务报告、管理控制和决策制定过程相关的成本信息，也就由此会面临联邦政府管理成本会计不同目标维度之间的概念冲突,涉及责任分部的构建、决策相关成本的确定、主体间成本的核算和成本计算方法的选择等诸多管理成本会计要素。
1. 决策相关成本的概念冲突完全成本信息在政府不同组织层次的诸多决策中都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完全成本信息与政府项目的产出和成果相联系，能够帮助国会和政府执政者制定项目授权决策，在整个政府部门内部有效分配资源；完全成本还是政府确定货物和服务收费水平及补偿价格的主要依据，是显示货物和服务成本补偿程度与确保政府部门可持续运营的基础，根据完全成本计算的服务或产出的单位成本，可以与政府或私人部门其他主体类似服务或产出的完全成本进行比较，从而促进政府资源的有效分配。在微观层次上，根据对完全成本的计量，分析者可进一步考查单位成本构成，即直接人工、原材料成本、间接成本和从其他分部或主体接收到的服务的成本找出造成成本增加或降低的特定领域如果进一步通过活动成本计算方法将成本构成与活动结合起来，还能够提供与活动效率相关的信息，分析个别活动对项目产出的增值程度。但是，完全成本并不是与所有的政府部门决策都同样程度的相关，完全成本并不适合于诸如增加或中止一项产品或服务、自己生产或外包等方面的决策，这些决策需要的是可变成本增量成本等其他成本信息，成本信息应与特定的决策制定目的相关的原则，在政府部门复杂的决策环境中，要求适用不同的决策目的使用不同的成本概念和成本计量信息。例如，将责任分部的产出视为成本对象，责任分部产出的完全成本就是可归属于产出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的总和，包括由其他责任分部或主体提供的辅助服务的成本这些与产出及其中间对象有关的完全成本信息通常可用于分析效率和成本有效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为了得出分部产出的完全成本，责任分部必须计量活动、过程、项目或组织单位等中间对象的完全成本。但雇员福利成本等由其他主体提供且无需补偿的服务成本（主体间成本)，不由主体预算资源提供资金，并且在主体控制之外。另外，雇员养老金和其他退休福利成本在其费用发生期间内对产出没有贡献，应在雇主主体的财务报告中确认为期间费用，而不是货物和服务的产出成本。同样道理，政府使命和继承性不动产、厂场和设备的购置成本，也都应在相关事项发生的期间内确认为期间费用，即这些费用不应计入产出成本。也就是说，把全部退休福利成本都计入当期的产出成本是不恰当的，最多只有一部分退休福利成本构成主体或项目的完全成本，在雇员对产出生产作出贡献的期间，这些费用才是产出完全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只有当经验表明退休福利成本按照一定模式反复发生，且可以建立退休福利成本和期间内产出之间的内在联系时，管理当局才可以将相应的退休福利成本分配到这些期间的产出中去。
2. 绩效计量的概念冲突原则上责任分部的管理者只应对其能够控制的成本承担受托责任，因此不应将超出其控制范围的成本纳入绩效评价范围，而对完全成本的计量则常常混淆了可控和不可控成本之间的界限。因此，出于绩效计量目的，主体就需要对各个责任分部或成本中心的可控和不可控成本作出区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某些成本在较低的组织层次上都是不可控的，但在较高的组织层次上则可能是可控的。而按照因果受益原则，每个分部之所以与分配给它的成本发生联系，是因为分部使用了来自其他分部或主体的服务，接受服务的分部虽然不能控制这些服务的生产效率，但仍可以通过调整对这些服务的需求而改变成本结构。对一个主体的最高管理当局来说，完全成本报告仍然可以提供各种成本如何发生并分配到分部的综合信息，完全成本报告也可以使主体最高管理层意识到从其他主体接收到的服务的成本管理当局通过考查这些成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决定是否有必要采取调整服务需求的措施来控制成本。但如果一些主体选择完全成本来编制内部报告，就会面临与各个独立分部有关的可控和不可控成本之间的冲突。另外，对项目绩效的计量通常需要项目、产出和成果的完全成本，但只有在项目的完全成本和成果都通过适当的方法得到计量的情况下，才可以全面考查项目的成本有效性，但许多项目的政策目标和预期效果在性质上具有多种社会和经济属性，其中有一些效应是正面的，而另外一些效应则是负面的，在这些领域内评价项目效果需要专业知识，且常常无法以数量或货币单位来计量。而且，成果作为一种长期效应，无法象项目和产出那样按会计和报告期间加以计量。反过来看，正是由于成果计量的复杂性，一般的成本计算原则和方法都不能直接用于计量成果的成本，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项目成果和成本的计量需要使用超出会计与财务报告范畴的概念和方法。
3. 主体间成本的概念冲突在联邦政府内部，有些报告主体需要在其他联邦主体的帮助下才能完成其自身的使命，这些帮助包括辅助服务和货物提供，有关安排可能是法律规定，也可能由主体间的共同协议来确立。根据政府环境中的交易方式，可以把这种关系划分为有补偿的货物和服务提供、无补偿的货物和服务提供。前者，一个主体同意以某一议定的价格向另一个主体提供有补偿的货物或服务，补偿价格可以弥补完全成本，也可能不足以弥补完全成本。这种协定交易关系通常意味着机构间自愿确立协定，货物和服务提供主体不会为此得到额外的预算拨款，并在相当程度上凭借交易收入实现自我维持。后者，一个主体免费向另一个主体提品或服务，这种关系通常是由法律规定或是提供主体使命所决定。按照完全成本概念，报告主体要全面核算所生产货物和服务的成本必须包含从其他主体接收到的货物和服务成本即要涉及到其他联邦政府主体承担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在联邦政府内部，由一个机构向另一机构提供货物或服务，是政府及其部门有效开展业务活动所必需的，但在许多情况下，接受货物或服务的机构经常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或所付费用尚不足以补偿所提供货物或服务的完全成本。当接收机构的生产活动涉及这样的“免费”或补偿低于成本的货物和服务时，成本核算的结果就可能低估货物或服务接受机构产出的完全成本。而且，不确认无补偿和非足额补偿的主体间成本接收主体就没有激励去控制相关资源的使用。但对于不同的政府机构和部门而言，这些无补偿或非足额补偿的货物和服务是否扭曲了报告主体产出的完全成本及扭曲程度事先无法完全确定。且由于某些管理者不能控制由其他机构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成本项目，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无法控制必须用于其产出生产的主体间货物或服务的数量和金额，这些主体间成本的确认对这些管理者只具有有限的有用性。另外，无补偿或非足额补偿的主体间成本的确认对不同组织层次的管理者并不具有相同程度的有用性，有些成本在政府主体最高管理当局控制和评价运营环境、作出取得货物和服务的最优决策时是有用的，而对项目和作业管理者的有用程度则很低。
4. 责任分部的概念冲突责任分部是对执行一项使命、从事一类活动，或生产一件或一组相关产品或服务负责的报告主体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的政府部门都从事不只一类的活动，或生产多种服务或产品，而且，机构从事的活动在所需资源和运营过程方面彼此存在很大差异。为从事不同类型活动的主体划分责任分部，是将不同类型活动耗费的资源确认给该活动产出的必要步骤，责任分部的划分是追溯产出和分配成本的基本框架，责任分部生成的有用信息则可以用于计量绩效和评价受托责任。此外，分部会计还可以向项目管理者和财务报告的其他使用者提供有用信息，这是因为，主体范围的财务报告提供了主体的整体财务状况和运营结果信息，这样的报告虽然对许多信息使用目的都有用，但对成本管理却远远不够。管理成本会计的一项根本工作就是将成本与活动和产出相配比，划分责任分部的目的是按主要活动类型及其产出对主体范围的成本数据进行划分，与每个分部有关的信息应能向管理者和财务报告的其他使用者明确说明分部生产的具体产品、完成的活动和为生产产出所耗费的资源，而要进一步编制基于分部的会计信息和报告，就需要将普通会计或预算执行数据追溯和分配至分部，美国联邦政府财务会计概念说明第2号《主体与揭示》在讨论分部会计和报告时提出，在一些组织，甚至其下属机构内部，一个或更多项目或其他活动对财务报表的阅读者来说，与作为整体的主体的活动一样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报告各个重要独立组成部分和作为整体的主体的资产、负债、收入和费用的可取性应该给予考虑。但是，责任分部作为摄取组织各个组成部分运营活动成本数据的会计机制，一旦被视为组织和预算结构中的附加层次，就可能与财务报告和预算系统发生冲突，特别是当责任分部无法使用与其他报告主体相同的数据来源时，这一矛盾就表现得更加尖锐。此外，分部基础报告与主体范围报告的冲突还表现为对责任分部的准则约束过多，常常会限制机构管理者选择最适合其运营活动的成本计算方法的灵活性。
5. 成本计算方法的概念冲突成本计算包括成本归集和成本分配两个方面，成本归集是以系统方式收集成本数据的过程，归集的成本通常按资源类型分类，诸如雇员、材料、资本、公用设施、租金成本等。成本分配是将归集的成本分配到报告期间和成本对象的过程。面向会计期间的成本分配就是在每一报告期间，按照相关会计准则，作为费用或是资产确认这些成本。而成本对象是指其成本需要加以计量的活动或项目。从广义上讲，成本对象可以是组织的分支、项目、活动、任务、产品、服务或顾客，而责任分部的最终成本对象是其产出，即分部生产和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分部完成的活动或任务，或分部服务的顾客或市场。由于主体的某些责任分部可以向同一主体中的其他分部提供辅助服务或中间产品，在成本分配流程中就可能存在中间成本对象。辅助服务和中间产品的成本应该分配给接收这些服务和产品的分部。同样，政府部门主体也应该针对从其他联邦主体接收到的货物或服务确认主体间成本，而主体间成本则应分配给使用这些主体间服务和产品的责任分部。在这种环境中，可供选择的成本归集和分配原则包括在技术可行和经济可行的情况下直接追溯成本、在因果关系基础上分配成本和以合理一致的基础分摊成本这些原则适用于由一个分部向其他分部提供服务时的成本分配，以及向一个分部的最终产出分配成本。但由于政府活动的高度多样化，管理成本会计准则不可能为具体种类的活动规定具体的成本计算方法。例如，由于只有提供主体才可能拥有成本信息，往往应将向接收主体提供主体间无补偿或非足额补偿货物和服务完全成本信息的责任赋予提供主体，但如果提供主体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提供成本信息，那么接收主体只有通过估计来确认成本而如果其不能作出这样的估计，接收主体也可以以货物或服务的市场价格为基础来计价，在政府类型的货物和服务不存在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就需要由接收主体建立适当的程序进行成本调查和分析。当然，采用相似的或相容的成本会计过程便于成本信息的比较和综合，但在某些主体并不需要或无法建立持续、系统的成本会计过程来归集并向各种成本对象分配成本时，只能通过专门的成本调查和分析来确定和分析产品、服务成本，或者是通过成本研究来加以补充，成本调查和分析技术对于非定期的成本信息需求和特殊的决策过程尤为重要。
三、美国联邦政府管理成本会计实务的准则协调
有效的财务管理要求管理成本会计能够协调各个目标维度，共同向内外部使用者提供有用的成本信息。为了确立财务报告的内外双重焦点，美国联邦政府会计咨询委员会在联邦政府财务报告的目标中就已经阐明，对联邦政府财务报告目标的描述应该同时考虑内部和外部使用者的需要以及他们所要作出的决策。美国联邦政府管理成本会计准则则明确要求，成本会计应该提供对确定和报告服务努力及成就必要的信息，以及满足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要求与提供相关信息的系统相衔接的必要信息。而实际中，成本会计系统通常还会受到主体运营活动性质、特殊管理信息需求、成本信息的精确程度、数据收集和处理的可行性、电子数据处理技术的适用性，以及系统运行成本的约束|<6。对此，美国联邦政府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认为，要协调管理成本会计实务中的概念冲突，就要列出能够被所有管理成本会计系统遵循的最低限度准则，重点涉及对成本会计系统的整体要求、责任分部的构建、完全成本核算、主体间成本核算、成本计算方法选择等，而不应也无法为联邦政府组织设定具体的管理成本会计系统。
1. 对成本会计系统的整体协调美国联邦政府会计准则要求，作为政府部门财务管理系统的基础，联邦政府报告主体都应针对自身的运营活动建立成本会计系统和程序，以确保提供成本信息，并将政府部门的成本会计系统定义为“一贯生成可靠成本信息的方法和活动集合”。与企业财务会计准则不同的是，联邦政府的管理成本会计准则除了明确要求什么样的信息应该如何在财务报告当中得到揭示以外，还特别阐明了对会计数据应如何产生以适应整个财务管理系统的要求，与政府部门主体的其他财务会计准则相协调，普通数据来源如何才能适用于成本会计、财务会计和预算用途，针对信息的特定用途，如何确定使用不同会计基础和确认标准的产品和服务成本，以及如何调整在各种财务报告当中以不同方式列示的成本数据。例如，美国联邦政府管理成本会计准则明确提出，“不论成本信息如何列示，成本会计数据都应在同是财务信息和预算数据来源的共同数据中获得，所有的成本信息都必须能够追溯回最初的共同数据来源，并在必要时对使用不同会计基础或确认、计量标准而编制的成本信息和报告数据进行调整，”财务管理系统这一基本的信息库或普通数据来源，由所有被预算、成本会计和财务会计过程使用的财务和项目信息构成，包括所有财务和大部分非财务数据，甚至还包括对前期报告和反馈结果的评价和决策信息。这就是说，普通数据来源可以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数据，且已经超出了总分类账中的会计信息范畴，管理成本会计、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都从共同数据来源中获取所需信息，通过加工处理实现特定报告目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联邦政府管理成本会计准则并没有具体说明管理成本会计过程的复杂细节和精密要求，而是允许报告主体基于主体运营性质，数据收集和处理的可行性，电子数据处理设备的适用性，建立、运行和维护成本会计过程的成本以及管理层特定的信息需要等因素自行确定成本会计过程与程序。而且，成本既可以通过使用成本会计系统也可以通过使用成本调查技术进行归集。但不管报告主体是否使用成本会计系统或成本调查技术，遵循的方法和程序都应该至少能够满足最低限度的成本会计核算准则，并提供对政府部门计划、决策、控制和报告等相关目标必要的基本成本信息。
2. 对责任分部的协调主体划分分部的目的是确定和报告责任分部所制造和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成本，分部作为与其产出相配比且能够归集所发生成本的载体，对特定种类的服务或产品生产负责。建立分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进行成本控制和管理，分部提供的成本信息有助于管理者考察分部的资源消耗和执行活动的成本管理层可以比照预算或成本标准分析成本差异，另外，对内部管理者而言，建立分部也是满足绩效计量的需要，由于分部常常单独负责生产某种类型产出的作业，绩效目标就需要针对每个分部基于其特定任务和运营模式来设置，与分部有关的成本、产出和成果信息可以被用来对照目标计量其绩效。分部绩效计量的结果也可以支持整个报告主体或其主要项目的绩效计量，但主体层次收入和费用核算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主体财务报告。如此，报告主体就需要建立一个或更多的责任分部来履行管理成本会计职能。作为实行管理成本会计的基本单位，责任分部的运营资源和产出首先应能够与主体其他分部明确区分，管理成本会计通过界定和归集产出成本及向产出分配成本，最终可计算出每种产出的单位成本。因为每个分部通常需要通过执行一定特殊的过程或活动才能生产产出，管理者分析这些过程或活动，常常需要使用与其运营活动最适合的成本计算方法。美国联邦政府的管理成本会计准则认为，主体可以有选择地使用集中化的会计系统和以分部为基础的系统提供成本信息，主体管理层具有自主权来决定管理成本会计是在主体层次还是在分部层次实行，管理层具有在分部内使用任何成本归集方法的灵活性。也就是说，由于主体集中核算分部、项目及其产出的成本常常更为经济和有效，为了有利于主体使用活动成本计算方法或发现适合的其他成本计算方法，只要能向管理者和其他使用者提供有用的成本信息，政府管理成本会计准则就不硬性规定责任分部如何执行管理成本会计职能。
3. 对决策相关成本的协调产出是消耗资源生产出的产品和服务，完全成本是用来生产产出的资源总量。不考虑资金来源如何，完全成本包括可归属于产出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及其他责任分部或主体提供的辅助服务成本。美国联邦政府管理成本会计准则要求，报告主体应在普通目的财务报告中计量和报告产出的完全成本。但美国联邦政府管理成本会计准则并未要求联邦主体在内部报告中报告完全成本或进行特殊目的成本分析，而是由主体的管理层判断对于内部报告而言完全成本是否恰当，及是否应该进行特殊目的成本分析。另外，直接成本是可以按照产出具体确定归属的成本所有的直接成本都应被包括在产出的完全成本中。而间接成本是被联合或共同使用生产一种或多种产出，却无法按照产出直接具体确定归属的成本。如果在经济上可行，管理成本会计应该首先将责任分部从其他分部或主体接收到的辅助服务成本直接追溯到或分配给接收辅助服务的各个分部，而后再将其分配给产出，否则就要合理地分配，或根据因果关系分摊给产出。但对于其他退休福利成本，由于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们的确认与其他退休福利事项的发生相关联，而不是与产出生产相关联，将某一期间已确认的其他退休福利成本分摊给该期间的产出常常会扭曲产出的成本。为此，美国联邦政府管理成本会计准则要求雇佣机构归集雇员养老金和其他退休福利成本，不论这些福利是否由报告主体提供资金，雇佣主体都应将其在发生期间确认为费用，责任分部发生的雇员福利成本应被直接追溯或分摊给产出，其他退休福利成本应在资源流出或牺牲多半会发生并可以计量的期间作为一项费用列报，而在随后的特殊目的成本分析或成本调查中，管理层可以向若干相关年份分摊其他退休福利成本，以确定其他退休福利接收者的产出成本。类似，由于费用的确认与财产购置而不是与货物和服务的生产相关，联邦使命和继承性不动产、厂场与设备的购置和建造成本同样要在购置成本发生当期记为费用，而不直接计入货物和服务的完全成本。在随后的特殊目的成本分析中，如果经验表明成本是以一定模式定期重复发生，且可以在成本和受益的产出生产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管理层就可以将成本分配给若干相关期间的产出以确定产出的完全成本。
4. 对主体间成本的协调美国联邦政府会计咨询委员会明确提出，主体的完全成本应该融入从其他主体接收到的服务或产品的完全成本理论上，政府部门内的所有主体间成本都应得到确认。但针对联邦政府主体内庞大和复杂的货物和服务流动，确认全部无补偿或非足额补偿的主体间成本是不可能的。美国联邦政府会计咨询委员会认为，有关准则只限于被认为重要和有特殊意义的项目。而按照主体间交易对接收主体的重要程度来进行判断，应考虑的因素包括：重要性，即货物或服务的成本金额是否足以令管理层在作出决策时将其纳入考虑；与主体运营的关系，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对主体生产的产出是否是不可分割或者必需的；可识辨别性，提供给主体的货物或服务的成本是否可以以合理的精度与主体配比。例如，当成本构成了对提供给非联邦主体的政府收费货物或服务的投入时，接收主体就需要确认这些主体间货物或服务的成本以便确定要被出售的货物和服务的收费水平。然而，与这一情况不同的是，有些联邦政府内部的货物和服务转让，并不涉及向联邦政府外部出售。这就需要确定主体间成本的类型，判断其是否应该作为接收主体成本的一部分，以确认从其他主体接收到的无补偿或非足额补偿的货物或服务成本。美国联邦政府会计咨询委员会认为，一些主体通常出于自身使命，为诸多联邦主体提供辅助服务，当这些一般的成本没有得到补偿时，接收主体就不应将其确认费用或资产，因为这些服务提供给许多报告主体，与接收主体的产出并不具有特别或直接的联系。但如果这项服务是接收主体运营和产出的不可分割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些成本就应该得到确认。当联邦政府主体向非联邦主体出售货物和服务时，通常要求弥补货物或服务的完全成本即使成本不是价格的唯一决定因素，作为整体生产活动的完全成本对确保价格弥补所有成本也是必要的，此时，由于对非政府主体价格的影响，主体间成本仍然应该得到确认。总之，无补偿或非足额补偿的货物或服务的成本是否应该得到确认，无法通过完全的或唯一的标准完全决定，只有留待管理当局基于每一情况的具体事实和环境进一步加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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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的城市综合管理最近常被称为“大城管”。对于“大城管”这样的提法我本人是不赞成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国很多“大××”导致了非理性发展，有、特跃进的嫌疑；二是本来城管就“被集中”了，再来个“大城管”，激起的社会矛盾会更多。其实这个提法是媒体炒作出来的，在我主持的课题《中国城市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研究》中，准确的提法是城市综合管理。有人辩解说，城市综合管理不就是“大城管”吗？其实，它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大城管”是在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形象概括，它把传统的城市管理领域扩展到包含环境保护、工商管理、公安交通领域的部分内容，但仅限于行政处罚权。
而城市综合管理的内涵则要丰富得多，它是指城市政府或城市政府依法成立的城市综合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授权或行政授权，依法维护城市基础功能，管理城市公共空间，保障城市健康运行，促进市民和谐相处的行政行为。设置城市综合管理部门符合党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继续优化政府结构、行政层级、职能责任，降低行政成本，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改革方向。
但城市管理实在不是一两个部门履职就能完成的，如果是最广义的城市管理，其责任人是市长，其下设的所有部门都为其完成城市管理任务服务。正是由于这些部门在具体管理中缺乏协调或认真履职，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城市管理问题，说明简单地把相关责任明确给任何一个或多个部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流行一种说法，“城管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其实，装得越多，问题越多，解决的可能性就越小，行政主体与社会的矛盾就越突出。
正是为了理清城市管理的责任和构建城市管理的有效机制，我们的课题深入研究了城市综合管理的概念和体系，重新定义了城市、城市基础功能和公共空间，提出了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的运行机制。
城市是一定数量的人口在设施平台上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体育活动的聚合体。这个设施平台是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组成的，其中基础设施是城市运行最基本的支撑体系，包括城市道路交通运输、城市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城市垃圾收运处置、城市能源热力供应、城市邮电通信和城市园林绿化等六大系统，其发挥的功能是基础功能。这就引出了城市基础功能的新概念。课题组认为，公共空间的有序管理必须首先满足设定功能，譬如道路是公共空间的一种，维护道路的通行功能是管理的基础，占道经营、占道施工等都必须在保证道路的通行功能基础上进行，否则就是违法行为，这就不必单独明确占道经营是非法行为了，道交法就是处罚依据。
设置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指挥部）的形式各地早有探索，调研中我们也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协调城市管理所有事务，包括规划、建设、管理的各个环节；一类是协调城市管理中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但无论是哪类机构，在实际操作中都把规划、建设、管理职能交叉使用。奥运会、亚运会、世博会、花博会举办城市无不如此。所以，我不赞成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仅仅是个协调机构，也不赞成把城市综合管理局变成第二个城市人民政府，而是有选择地集中职能，满足这个局在行政配置中有足够的位置就可以了，而通过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的协调机制实现城市管理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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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出了一个从设计型规划向战略型规划转变的框架，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转变：从“时间驱动型”向“事件驱动型”转变；从“结果型”规划向“过程型”控制转变；从单一目标规划向多目标规划转变和从“区划型”规划向“区划-许可混合型”规划转变。这种规划范式和模式的转变使规划更多地具有了公共政策的属性，更加“管理化”。另一个解决城市复杂性问题的思路是对城市管理概念的扩展。城市管理理论应能够回答“城市如何运作”、“城市发展决策如何制定”，以及“城市应如何运作”、“城市发展决策应如何制定”这四个有关城市和管理的基本问题。同时，城市管理可以涵盖规划、法规、治理和行政四大部分内容。由此，规划作为管理的一个面向，也可以有效地和管理加以结合。
一、复杂系统下的规划决策范式
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规划的核心在于探讨如何在这一复杂系统中进行理性的方案选择。经济学中完全理性的选择理论不足以面对这一复杂系统。目前，最为广泛接受的理性典范是主观预期效用理论，当前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以该理论为指导。
该理论的典型特征是假设一个理想的未来，寻找最优化行动，并认为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严格控管来实现特定目标下空间资源的最佳配置。其基本假设是世界是简单的，并强调制定单一且独立决策的重要性。当决策者面对的世界具有复杂性时，这种思维便会失灵。此外，由于决策者自身能力的限制，使其在决策过程中无法完全处于理性状态，而是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制定决策。因而，主观预期效用理论近年来受到心理学家和实验经济学家的严厉挑战[5]。而框架理性则可能是解决复杂系统中规划不确定性问题的一个新的认知路径。
在框架理性理论中，框架被定义为决策者行为下的决策事件。按照1979年Kahneman和Tversky设计的心理实验，问题的框架会影响决策者所认知的选择情况，并会产生偏好逆转现象[4]。通过使用Kahneman和Tversky实验发现，数目显著的受测者在进行选择时，无论问题如何建构，都会实现其主观预期效用最大化。换言之，偏好逆转并未违反主观预期效用理论模式，反而在特定的框架内验证了该模式的效度。因此，无论问题的框架如何界定，决策者如同主观预期效用理论所定义的那样“一般是理性的”，就可将这种选择行为解释为框架理性。框架理性否定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以及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所发展出来的综合式完全理性的概念，进而巩固了主观预期效用理论模式或类似的概念在特定框架下的效度。框架理性理论不再寻找规划中最优化的行动方案，而是在所有未来均可能会产生的情境下，探寻哪一个规划的子集合行动最能呈现效益的韧性。此概念源于对不存在完整的一般性规划理论的充分认知，与一致性规划的理论异曲同工[3]。
框架理性提供了一个规划方案理性选择的思维范式，但并未解释规划者面临复杂环境时，如何寻找高效配置空间资源的路径和方案。因此，建构一种范式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重要问题。因为有效的范式能使问题透明化，进而发现有效的解决方法。霍普金斯教授提出的机会川流模型贴切地描述了规划者所面对的真实决策情况。他根据垃圾桶模型的概念[2]，说明规划者面对复杂而不确定的环境时，应在机会的川流中掌握决策情况，以适当的方案来解决问题[8]。赖世刚基于垃圾模式，将区位的空间因素考虑在内，提出了空间垃圾桶模型。他认为特定的决策者、解决之道、选择机会、问题和设施区位等元素在机会流中随机相遇后产生决策，并进而解决问题。他所设计的实验结果显示，通道结构在影响系统效能方面是显著的，但空间结构之影响却不显著[6]。这意味着在城市系统演变过程中，传统以空间设计的方式来改善系统效能的方法不如以制度设计的方式来改变活动的方法，或者至少两者兼顾的方法更有效。很多情况下，城市系统可能没有秩序，且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直观。规划方案的产生有时是在问题产生之前，而规划者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规划，不断解决问题，以实现规划的目标。机会川流模式或空间垃圾桶模型都表明，城市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动态变化不在规划者的掌控中。规划者唯一能做的是洞悉决策、问题及方案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关系，不断拟定规划、修正规划和实施规划。
二、复杂系统中的规划模式选择
面对不确定性并考虑相关决策的规划，传统有设计及战略两种规划机制[8]。设计是在一线性规划问题基础上寻找最佳解的过程。在无法找到最佳解时，设计便退而求其次，成为寻求局部最优化的一种手段。战略与设计不同，追求的不是一次到位，而是权宜措施。它与决策分析密不可分，最适用于有许多决策者参与、面对极大不确定性的环境，即复杂系统。设计与战略方式的规划都会给规划者带来净利益，但两者适用的时机不同。设计是综合性长期规划，一旦制定需依照规划实施。战略则如同短期滚动式规划，不断随着时间的演进修正并制定。设计和战略的主要特征比较（表1）。
计算机仿真实验发现，以最优化为目标的设计规划虽然在资源的利用上比无规划有效，但并不能解决更多的问题[10]。当面对规律或随机系统时，如已达均衡的经济体系，设计或许能满足需求，因为在这些系统当中事件的发生呈现固定的形B；但当面对介于两者间的复杂系统时，例如土地利用，事件的发生呈现不可预测的形态，对决策进行独立考虑的设计将会失灵。此时，考虑相关决策的战略规划方能导致较佳效益。在解决快速变动环境下所产生的问题时，战略式规划要比设计式规划有效，主要是因为战略规划具有弹性且有其制定的成本较低。从某一角度而言，战略规划介于渐进式无规划与蓝图式设计规划之间，是复杂理论所说介于混沌与秩序之间，故兼顾两者的优点[9]。
我国传统的规划都是将相关决策的完整结果一次性确定的蓝图式规划，属于典型的设计型规划。这种规划模式由一套高度相关的行动构成，仅考虑少数行动者参与且在行动不确定性较小的情况。因此，其适合于开发主体单一、开发行为较为确定的计划经济；在多主体、偶发性开发为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则作用有限。
在土地开发日趋复杂的今天，从传统的设计型规划模式向更为灵活的战略规划模式转变是大势所趋。这种转变可以由以下四个方面的转变来实现：从“时间驱动型”向“事件驱动型”转变；从“结果型”规划向“过程型”控制转变；从单一目标规划向多目标规划转变；从“区划型”规划向“区划-许可混合型”规划转变（表2）。
三、复杂系统中的城市管理
与城市规划强调为城市物质发展制定计划不同，城市管理涵盖更广泛的领域。
城市管理的理论可同时作为“城市与管理”两种现象的解释及辩解。“城市”的解释是对城市实际运行状况的客观描述，而“管理”的解释则是对城市相关决策的实际制定方式的说明。辩解包含着价值判断，具有主观特性。城市的辩解主观地阐释城市应如何运作，而管理的辩解则聚焦在决策应如何形成及制定。城市管理的解释与辩解可以构成（表3）所示的四组理论（简称为四个H）。
城市管理可以包含对城市的规划、治理、法规与行政四个部分。规划取其狭义，指的是面对不确定性因素时制定多个且相连结的决策；治理指的是制定并采取集体决策与行动；法规确认并界定制定决策的权利；行政强调在组织环境中制定日常或突发的决策。这四种城市管理的行动的方式，即规划、治理、法规以及行政，构成了城市管理者解决城市物质及非物质课题的各类活动。一组有用且有效的城市管理理论应涵盖（表3）所示的所有四个研究问题。具体讲，它们应对城市实际如何运作和应该如何运作，以及城市管理者通过计划、治理、法规与行政实际如何和应该如何制定决策并采取对应行动，提供充分而透彻的理解。其中，规划主要用以解决城市这一复杂系统的动态失灵，法规和治理则分别通过应对外部性和提供公共财来解决市场失灵，行政用以解决政府失灵。
就城市管理者而言，对城市规划应从更宽广的角度加以理解。
规划不仅同时关注城市中物质及制度环境，更应结合治理与法规加以解释与描述。必须清楚地区别规划、治理及法规间的关系，并了解它们之间如何通过互补来改善城市的宜居性。例如，我们能为集体行动及法规而规划，同时也能以法规来规范规划的编制。规划的制定可以同时从外部或内部生于组织环境中。因此，行政行为与规划关系密切。简言之，城市管理者必须知道何时为城市发展及社会空间程序制定规划并采取适当的对应措施，同时要认识到规划是改善人居环境的有限方式。
如何用法规来规范城市是城市管理者必须掌握的一项内容。法规界定权利，而权利限定城市中行动者选择的范围。法规的必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规牺牲了个别行动者的自由，增进集体效率；二是制定法规减少了市场的交易成本。法规界定财产权，即使不完整，但可使任一交易因财产权界定不清所造成的交易成本降低。
例如，作为一种土地使用法规，区划将土地使用权利赋予特定土地，并且降低土地市场因收集信息所造成的交易成本，因为开发商可以通过区划了解某块土地的土地使用类型[7]。法规与规划不同，前者可强制执行并直接影响行动者的行为，而后者通过信息的提供改变这些行为。法规是不可逆的，规划是可逆的。同时，法规与规划均面临相关性、不可分割性与不完全预见性。由于不完全预见性行动通常会导致不确定的结果，所以有效的法规才能导致期望的结果。法规系统的设计需要考虑所规定的行为，而针对所选择的法规，这些行为的反应往往是策略性的，并可用博弈论进行分析。
因此，城市管理者必须以宽广的视野来理解法规在塑造城市如何运作上的作用，以及法规与规划及治理的关系，是法规、规划与治理互动塑造了城市中物质及制度的环境，并被该环境所影响。一方面，规划及治理需要可强制执行的法规以达到期望的结果；另一方面，作为行动的法规可通过规划及治理加以深思熟虑并集体实行。它们共同构成了城市管理者处理复杂城市议题的管理技巧。
城市管理者还应关注城市治理的内容，关注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
城市中的大多数这些财产权是集体财或者共享资源，个体具有在公共领域中夺取财产权的动机。因而这些财产及资源的运用必须通过集体选择及行动的制定进行，这是城市管理的本质。城市管理因此需要进行机制设计。通过此设计，集体选择得到制定，从而决定集体财的提供以及共享资源的分配。集体财提供需要参与部门的承诺，因为任一参与者皆有可能采取免费搭便车而获取额外收益的可能，不采取强制行动而提供的集体财通常是不充足的，所以共享资源需要适当的机制保障其能够被有效地分配给受影响的行动者。
传统有三种方式分配共享资源：政府、契约及市场。地方政府可以收购共享资源并分配给行动者以增进资源的使用效率，但这种分配方式会导致管理共享资源的高行政成本。也有观点认为共享资源必须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但这种分派分配会造成高交易成本。另外，共享资源可通过受影响行动者签订集体设计的契约来分配，这种方式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它同时具有政府及市场分派的优点。
有关城市治理的最后一个课题是社会选择，由Arrow（1951）提出的著名的“不可能定理”否定了一个符合基本民主原则的社会选择机制的存在可能性[1]。在某些设计下，例如两党政治的代议政府，通^立法者间接投票的社会选择结果却与由行动者直接投票的结果一致[11]。由此可见，城市管理者必须了解制定决策以及采取行动的不同方式，以提供集体财和分配共享资源。
城市管理的有效实施离不开行政。行政主要探讨组织中的决策问题。规划、治理及法规通常在组织中发生，而组织也是复杂系统，但它们的规模远比城市小。组织行政关注的是面对不确定性与复杂时，应当如何恰当地制定日常的决策。
地方政府的行政过程更像是垃圾桶模式所描述的状况，而不是传统追求最优化的企业。行政与规划互补，因为两者都是通过协调决策以降低不确定性。如同法规一样，行政用以理顺决策，但行政比法规更容易改变。
为了有效地制定与规划、治理及法规有关的决策，城市管理者必须理解组织的运作。制定多个且相连结决策的创新技术，或称为在组织背景中制定规划的创新技术。规模对于复杂系统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针对不同的系统管理技巧也应该有所不同。例如，管理城市的技巧就不同于组织的行政管理。针对大型而复杂的系统，城市管理者必须寻求关键点以促成改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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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路易斯・霍普金斯著，世刚译. 都市发展――制定计划的逻辑[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9]韩昊英，赖世刚，吴次芳.中国当代城市规划的战略观――复杂城市系统中设计与战略型规划的解析[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9（6）：187-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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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调研报告篇【一】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是一支集多项执法功能于一身的执法队伍，承担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主要任务。但在城管执法实践中却时常遭受来自主观、客观、内部、外界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干扰，在执法过程带来一定的消极被动和难以作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执法力度也不断加大，但执法难、难执法的现象也凸现出来，再也不能等闲视之，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对此，本文试从几个执法难的因素、造成的不良后果、形成起因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探索相应的对策。
执法难的成因及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1、城市管理各方面条件发展不完善造成难管理的局面。城市管理是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管理工作，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由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从而使各地区和每个人对城市管理的要求也不一样，一般大城市基础设施比较好，居民素质也比较高，大的城市管理理念也深入人心，但在中、小等发展城市，许多普通市民的城管管理观念意识还没有跟上，更不要提大城市管理理念了。而且由于我国法制还不完善，因此国家也缺乏对城市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典，各地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尺度，这就造成了城市管理者的管理困难。
2、外部执法环境存在的主观扰法情况造成执法人员难管理局面。在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一些群众对城管执法工作存在不理解，不配合的情形。例如某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对长期困扰城市管理工作，经常造成交通堵塞，发生买卖纠纷，周围群众反应强烈的马路市场进行取缔，当我们对违法行为实施必要的行政处罚手段时，往往就经常有一大帮的围观群众，出于同情弱者的简单心理，乱打抱不平，乱起哄，喝倒彩，甚至指责执法人员欺负老百姓，欺负外地人，或者无根据地指责城管部门把罚没款物拿回去私分处理等，在社会中造成对执法人员和城管部门的不良影响，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3、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发展的滞后造成难管理的局面。目前涉及城市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条例太少，而且层次都比较低，大多数都是省级人民政府和副省级人民政府颁发的政府令和条例。因此，对违反城市管理的行为，从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条款来处罚，根本不能对违法者起不到教育和威慑，特别是目前严重破坏城市形象，困扰城市管理的顽疾乱张贴、乱涂写、办假证等，对此种破坏市容市貌，影响社会秩序的行为，应加重处罚，但套用现有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对乱张贴、乱涂写的违法行为，依据《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只能处以十元到一百元的罚款，并且这些人员一般都是办假证老板临时雇佣的三无人员身无分文，根本起不到教育和处罚的作用。
4、无照经营困扰城市管理难管理的局面。无照经营是目前城市管理中的难点和热点，本地下岗待业人员、郊区的农民和外地来禾的无业人员成为无照经营大军的主要人员。他们大都无一技之长，为了生计，一时得不到安置，于是干起了小本生意，又不愿意或不能进入合法经营场所，他们大都没有本钱，而且可以逃避一些费用，因此便加入了无照经营大军。采取游击方式无照经营， 与城管执法人员兜圈子。在查处无照经营行为时，目前一般采用当场处罚，而二十元、五十元不等的额度对某些经营者来说触动不大;而要加大处罚力度，没收经营工具必须采用一般程序，但如果清除无照经营聚集的市场，当场填写复杂的执法文书则造成执法人员手忙脚乱，没有更多时间执法，无照经营者就逃之夭夭，招致群众围观造成交通堵塞;及时加重处罚了，但是由于这些人大都没有固定居所，事后都难以实行，所以目前城管执法人员都一般实行当场处罚收缴。
建议及相应对策
1、要进一步完善城市管理各方面宏观条件。城市管理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建立仍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涉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法律规范、执法规范、行政强制规范、执行规范等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市民中只知道偷、抢等是违法犯罪行为，对城市管理违法行为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甚至产生认识的错误和偏差。政府各级机关和部门以及城市管理执法人员应当主动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是广播电视新闻媒体要积极给予配合和支持，让老百姓产生对乱设摊、乱张贴等行为是违法行为的基本概念深入人心，从而更好地遵守有关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同时要借鉴那些大城市甚至是国外一些比较成熟的城市管理工作先进经验。
2、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为城市管理创造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 一个国家法律化程度不仅取决于依法执法的力度，更主要通过国民的法律素质及守法自觉性来体现出来，两者相辅相成。介于此，城管执法要适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切实使用和发挥好各项监督和执法职能，从外部环境努力为城市管理工作创建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普法力度和道德文明建设，从社会部门抓起，使行政执法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同时城管部门重点做好对企业、个体工商户及社会居民的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宣传培训，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宣传等媒体，多渠道、多方式、多角度地形成宣传声势。让更多的单位和居民理解和支持城管工作，从而形成人民城市人民管理的大局面。
3、要灵活运用现有的法律法规为城市管理工作服务。由于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的滞后，为了切实加大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力度，对当事人起到教育的作用，我们可以从法律的多种的角度对一些给城市管理带来难度，屡禁不止的违法行为，可以从套用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进行从重处罚。例如：城市牛皮癣的制造者，为了揽络办假证的生意，到处乱涂乱写，为了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对这些办假证人员，把他们的造假的窝端掉，对制造假证者以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违法事实，进行刑事审判，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牛皮癣的产生。
4、坚持堵疏结合，着力化解矛盾。 深入探求理性化执法、人性化服务的方法和途径。把人性化、理性化、柔性化贯穿于执法全过程。规范执法文明用语，严格执法程序。坚持以教育、疏导为主，坚决摒弃野蛮执法、随意执法、暗箱执法。坚持专项整治与长远效能相结合。正视进城务工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维系生活的直接经济来源问题，始终以让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致力开源疏导给出路。开辟适当临时市场和建立必要基础设施，想方设法引导市民守法护法，着力解决弱势群体之需、群众关注之切问题，尽量从源头上减少违法行为。积极发动、提倡、鼓励执法队员为社会、为市民多做好事实事，多做亲民、为民、利民的善事，建立亲民执法机制，最大限度地密切执法者与市民的关系，充分赢得群众理解和支持，把矛盾化解于执法过程、解决在萌芽状态。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为一个行使综合行政执法权的政府职能机关，其从组织形式到工作内容都是崭新的，没有模式及规律可以遵循，这就需要在执法实践中，敢于创新、勤于思考、善于总结。要善于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对执法中遇到的难题，要想方设法予以解决，在实践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
城市管理调研报告篇【二】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伴随人类文明与进步发展起来的。加强城市管理，既是发挥城市整体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有序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现代化城市整体形象的集中体现。
一、**县市城市管理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
**县市现建成区30平方公里，城区人口30万。有街道500余条，垃圾中转站19座，公厕45座，垃圾处理场3座。现有城市建设管理干部职工20xx多人，担负着城市管理、施工现场管理、户外广告管理以及道路绿化、亮化、清扫保洁等任务。近年来，该市以效能提升、实施碧水蓝天工程、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努力改善城市环境，积极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治理，集中整治三种经营(占道经营、店外经营、流动经营)，引导商户进店、归市经营，努力实现双退一还。采取多种方式规范户外广告和取缔占道广告，广泛争取广告企业和广大市民对户外广告设置规划的意见、建议，把政府的工作目标与企业利益、人民群众利益兼顾，努力使户外广告设置科学化、规范化、人性化。加大对胡喷乱画整治和督查力度，将路段分包到人，明确责任，有效遏制了城市牛皮癣的高发态势。沿街门店实行垃圾容器化，所产垃圾入篓归店，按时倾倒，达到垃圾不落地。道路清扫保洁制度健全，定人定岗，落实到人，实行两次清扫、全天保洁。加强建筑垃圾源头化管理，实行建筑垃圾准运制度，运输车辆加盖密封、无沿街抛洒，严厉查处私拉乱倒现象。垃圾中转站、公厕实行专人管理，站厕设备、设施出现故障一日内修复。
为对全市市区十几条主次干道和河道、桥梁标准性建筑进行亮化，全市180条背街小巷新增路灯1672盏，规划区内现有路灯迅速增加至14000盏，此外路灯所还对全市所有路段进行了不间断的维修，使主次干道亮化率达到98%以上，背街小巷亮化率达到96%以上。加强对城区公共绿地游园的管理，分片分路段专人管理，及时给予浇水、施肥、除草、保洁。
二、**县市城市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市民素质较低，文明意识薄弱。一些市民缺乏文明意识，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乱倒垃圾现象时有发生，肆意践踏绿地、毁绿，破坏绿化设施现象普遍存在。一些商户故意毁坏门店前的行道树，为城市管理工作增加了强度。有的商家为了招徕顾客，将商品摆到店外，甚至占道经营。
(二)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不足，配套设施不够完善。一是主次干道排水不畅，绿化带内侧无排水设施，部分街道人行道地面砖铺设有漏土现象，造成晴天粉尘路，雨天水泥路的现象。二是个别街道交接处路面硬化不到位，影响了街道的整洁，致使街道每10平方米尘土数量难以达到精细化管理的标准。三是现有的集贸市场难以满足商户和居民的需求，市场布局不合理，城区部分街道存在各种摊点(群)乱摆、乱放问题。如滨河大道早上蔬菜批发市场，陈家坊街早上至中午菜集、晚上夜市，滨河路西段三监狱门口菜市场等，严重影响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施。另外，市政设施落后，施工机械老化，数量有限，管理不完善，不能满足正常的施工需要。
(三)城市管理的执法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城管执法的难点是一些弱势群体，这些人谋生心切，遵守城市管理法规的意识不强，城管人员执行公务时往往难以得到他们的谅解和配合，城市管理的强制扣押容易激化矛盾，有时阻挠、抵制，严重者甚至围攻、谩骂、殴打城管执法人员。此外，部分管理人员执法意识不强，缺乏强制措施，管理工作经常处于被动，现有城管法规存在行政许可缺失、法规强制力不足、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市政监察缺乏必要的执法证件，城市管理应有的社会管理职能弱化，城管执法的权威性、有效性难以保证。
(四)城市的长效管理机制仍未形成。环卫管理网络还未真正覆盖到位，形成城区主次干道与背街小巷的环卫管理分离，导致城市环卫管理纵不能到底，横难以到边，一些城中村的街巷、住宅小区的市容环卫管理由于缺乏必要的人员和经费保障，环境卫生较差，群众反响较大。对于门前五包管理，目前仅仅依靠沿街单位的自律，缺少规范管理的措施，管理效果不理想。城市管理执法存在以罚代管的情况，形成治理过后又反复的现象，造成了城市管理中的一些老大难问题有禁难止，反复回潮。
三、加强和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建议
城市管理要运用有限的资金，花小钱、办大事，进一步提高城市资源共享力，促进城市管理向精细化、精品化发展，提高城市发展水平。
(一)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社会氛围。通过电台、电视、报纸和组织宣传活动等多种方式，大力宣传创建知识、文明知识、环境卫生知识等，城市管理部门要加大城市管理法规宣传力度，反映城市管理的有益成果，切实提高居民群众的整体素质，形成全社会支持城市管理的舆论导向。积极组织引导开展争创活动，提高全民参与城市管理的主动性与自觉性。建立政府督导、部门督察、舆论监督、社会投诉的立体监督机制，通过实行政务公开、居民投诉、新闻舆论曝光等方式，将执法程序、执法标准、执法要求、执法结果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不断提高居民对综合执法的理解、支持和信任度。要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加强城管队伍的法律法规和业务技能岗位培训，规范队员的执法行为，增强执法责任意识，提高执法效能，打造一支文明、廉洁、勤政的城管执法队伍。
(二)以建促管，加快城市管理的配套设施建设。**县市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对绿化树木的成活造成严重损失，如热力管网在铺设及使用过程中，漏气跑气现象严重，造成行道树及绿化带树木花草大量死亡。要从城市规划建设的源头渗透城市管理意识，充分考虑城市管理的需要，严格管网、环卫设施等的规划建设，保证城管配套设施与城建项目统一施工，同步投入使用，避免设施建设不到位给城管造成困难。加强农贸市场、停车场、洗车场等场(点)的规划布点与建设。完善城区交通标志标线，实行车辆归场归点停放，加强城区交通静、动态管理。要将市场建设纳入城市整体发展规划中，本着管理优先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分批实施，做到堵疏结合，有堵有疏，缓解城区管理压力。
篇7
1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概念和组成
1.1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概念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就是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和指挥系统，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管理主体具有多元化的特征，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构建过程中需要使用到多种现代科学技术，例如无线网络、GPS全球定位技术、遥感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来获取地理信息，创新了城市管理的模式，并实现了城市监督和管理这两项职能的合理分工，采用的管理方法包括城市事件管理法、城市部件管理法和万米单元网络管理法等。
1.2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组成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是由各种基础数据和图集组成的。其中基础数据包括监督网络数据、地理编码数据、单元网格数据、城市部件数据、社区以上境界数据和城市地形数据等；图集包括城市管理单元网格图集、城市管理部件图集和城市管理监督网络图集等。
2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基础数据的采集
2.1 城市部件的定位、分类和编码
在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基础数据的采集中，首先要完成城市部件的定位和分类。城市部件的分类主要利用相关的地理编码技术将各类的城市部件分成几大类，然后通过地理坐标定位，将城市部件定位到万米单元网格图中，这样就可以通过网格化城市管理平台对城市部件进行分类管理。成熟部件的划分种类基本都是相同的，可以将其分为C类、B类和A类。其中C类城市部件主要是指能够概略表述空间位置的部件，常见的有停车场、桥梁等，在C类城市部件的定位中，要求其定位的误差在±10 m之内；B类城市部件主要是指边界和空间位置都比较明确的部件，例如户外广告、亭和垃圾箱等，在B类城市部件的定位中，要求其定位的误差控制在1.0 m以内；A类城市部件主要是指边界明确和空间位置明确的部件，包括路灯、井盖等，对于这类城市部件的定位要求其定位的误差在±0.5 m之内。另外，根据具体的城市部件也可以将城市部件分为道路交通类、公共设施类、园林绿化类、市容环境类、房屋土地类和扩展部件类。其中道路桥梁类主要包括城市道路、桥梁、公交车亭和停车场等；公共设施类主要包括路灯和水、气、电等设施；园林绿化类主要包括街头座椅、绿地、古树名木和城市雕塑等；市容环境类主要包括果皮箱、广告牌匾和公共厕所等；扩展部件类主要包括斑马线、盲道和旅游指示牌等。按照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的相关规定，市容环境设施类城市部件分为13个小类，交通设施类城市部件分为31个小类，公共设施分为58个小类，园林绿化类部件分为10个小类等。
完成了城市部件的分类之后，还要对城市部件进行编码，编码过程中要求每一个城市部件的标识码具有唯一性。城市部件的标识码由部件代码和顺序代码组成，其中部件代码为10位数字，顺序代码为6位数字，所以部件标识码一共由16位数字组成。其中10位部件标识码又分为市辖区代码、大类编码和小类编码。
2.2 数字化城市单元网格的划分和编码
城市单元网格的划分要遵循一定的原则，结合城市单元网格的管理现状、地理布局、属地管理、面积等，要遵循方便管理、相对稳定原则以及无缝拼接原则等来进行划分。划分好单元网格之后，同样也要进行单元网格编码，单元网格的编码同样也要遵循一个单元网格对应一个唯一的标识码的原则。单元网格标识码一共由15位数字组成，分别为县级或者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代码，一共为6位数字；街道代码或者镇乡代码，一共为3位数字；社区代码或者村代码，为3位；最后是单元网格的顺序代码，一共有3位数字，这样数字最终组成了单元网格编码，并且能够确保一个单元网格对应一个唯一的编码。
2.3 城市地理编码
城市地理编码就是根据面、线和点等来对城市的地理实体进行标示，通过地理编码，就可以对地理空间进行大致定位，在空间位置上显示出城市中不同数据资源的地理信息，可以实现人们对空间信息的读取，在不同空间位置内实现对城市信息的相关整合和优化，最终实现整合优化城市资源的目标。在城市地理编码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各种地理编码技术来对城市的部件进行分类，并实现分项管理，确保对城市的精确管理，改变以往管理过程中的盲目管理现状，将以往传统的城市人工管理向现代信息化管理转变。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数据的建库要实现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数据的建库，首先要对数据进行普查。在城市数据普查过程中，需要对部件的属性信息、部件的空间位置以及部件的照片拍摄等进行普查。其中，城市的部件基本属性主要分为附加属性和基本属性这两个方面，基本属性包括城市部件所在的单元网格、专业部门、部件的名称、部件的标识码、部件的使用状态、部件数据的来源以及城市部件的初始日期和变更日期等。在普查过程中需要完成对相关数据的普查，采用实地调查的方式进行普查。城市部件的附加属性是指专业需要增加的属性或者根据行业的特点特征增加的附加属性。例如，对于井盖这一城市部件来说，井盖材料就是附加属性。在对城市部件进行普查的过程中，一定要明确界定部件普查的范围。对于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数据来说，在普查过程中主要普查的内容为城市道路，包括部分居民区的地上设施和城市市政管理的公共地上设施等。完成城市部件的普查之后，就要开始数据建库，采用没有压缩的E00格式对调查之后的部件属性数据信息以及图形数据信息等进行逐一核实，核实后将其输入到部分数据库中，最终完成整个数据部件库。在输入城市部件的属性时，应该将城市部件的采集数据、地质普查数据以及单元网格划分数据等按照部件数据属性信息表的格式录入到数据库中，以完成建库。
3 结语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就是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和指挥系统，是我国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整合优化城市管理资源的重要手段，其可以使城市管理的流程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实现对城市的有效管理。因此，一定要做好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基础数据的采集和建库工作，以提升我国城市管理的水平和质量。
参考文献
[1] 张燕.数字化城市管理部件普查方法探讨[J].城市勘测，2015，35（6）：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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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城市规划部门在公共服务领域中作用的发挥不到位等不合理现象也相应出现，而作为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保障，需要积极创新城市规划行政管理制度。因此，本文主要在分析城市管理体制概念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城市规划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城市规划现状的具体方法，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城市建设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
城市规划；管理创新；行政决策
城市发展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且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与新时代的适应性也比较弱，因此针对这样的问题需要加强我国城市规划行政管理的创新工作。所以，笔者今天针对城市规划管理中的问题，进行方法论的研究，以此为我国城市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积极的帮助。
1城市管理体制的概念分析
城市管理体制具有广义与狭义概念之分，广义上主要有科教、卫生以及政治、金融、财务等管理体制；而相对于广义概念而言，狭义的城市管理体制还称做城市政府管理体制，也就是城市行政管理机构体系。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城市的行政管理是公共行政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从普遍方面来讲，城市管理体制具有以下几方面内容：①具有城市建设、规划与管理的行政领导体制，而且在市政府行政机构中所表现的关系就是，领导与被领导、协调与被协调的关系，而且在市政府的其余机构与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关系。它主要包括城市各自管理幅度与层次、各个机构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等；②它也具体指城市行政管理中机构之间的权责关系与职能，而且需要法律法规的规定与支持，职能体系决定了其权责机构；③它还包括“三级管理”体制，“三级管理”体制主要就是市、区、街道。一方面，关于三级管理的职能划分问题；另一方面，管理原则与事权分配等；④对于相同层级中的每个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等。另外一方面，就是指政府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等。作为城市管理体制的特点，对政、事、企之间的错综关系具有一定影响。在城市管理中的内容中包含了许多社会福利性质的服务，而且这些都需要政府进行补贴，不具有盈利的目的；另外，城市管理中需要执行作业方面的内容，而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错综关系都属于城市管理的范畴之中。
2当前我国城市规划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职能划分的交叉性，存在多头管理现象从目前来看，我国并没有建立完整的空间规划体系，在空间规划方面的职能划分存在一定问题，职能交叉现象比较严重，而且对法律的认识与衔接还不到位，更有甚者出现与法律矛盾的地方，从而造成实际工作中存在多头管理现象。例如，如果同时违反了《城市规划法》与《土地管理法》，对于这类违法行为的处理，各个部门之间就会出现职能交叉的矛盾问题；另外，在城市规划管理内部也存在着多头管理现象。在城市规划区内对风景区的规划与管理，广告牌的规划管理等等，相关法律法规等还不够完善，而且履行得也不够彻底；另外，还存在着对城市规划主管部门相脱离的现象。这些都需要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处理清楚。
2.2缺乏完善的内部监督体系尽管我国在城市发展早期就已经建立了监督体系机制，而且监督层级与部门建设也比较全面。但是从目前来看，我国监督机制的作用发挥得不到位，大部分权力都集中在某些部门与岗位手中，而且权力的分解与分工都做得不够合理，造成设置的权力不平衡，不能明确划分事权问题等，而且相应的制度规范比较欠缺，从而造成“边缘地带”的存在；另外，一些部门公务人员不能进行依法行政，执法方面的力度有待加强，致使现象比较突出。
2.3管理土地有偿使用的作用发挥不到位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在我国的实行，出现一系列的出让、转让土地活动的现象，造成使用城市土地的复杂情况。然而，纵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推行过程中，城市规划管理仍没有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而且宏观调控能力在国家手中发挥得不尽合理，造成不能有效管理城市土地的转让与出让活动的现象。诸如供应城市土地缺乏城市规划的积极指导，不能按照城市总体规划要求选择合适的土地投放规模与位置。造成此类现象的原因之一，其中包括城市规划部门没能积极参与土地出让计划的制定工作，而且城市规划部门提出的出让要求在合同中也没能积极体现出来，而且无视城市规划部门的作用而制定合同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当前在一些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中已经开始注重这类问题，但是从总体来看，城市规划管理在土地供应与投放方面的指导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彻底，从而不利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3我国城市规划行政管理制度创新的合理举措
3.1促进决策机制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发展要想积极促进城市规划决策质量的提升，需要完善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在对科学、历史、行业专家意见与建议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调查与研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信息化社会的积极发展，应该在积极学习与了解各个领域知识的基础上，及时掌握时代信息的发展脉络，使高效的大脑系统构建起来，促进决策的科学性。由于城市规划建设问题事关城市的总体建设与发展水平，因此必须对城市规划这一复杂工程加强其自身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例如，可以采取公众集体参与形式。作为决策科学化的重要基础，城市规划决策的民主性需要借助各类专家的集体意见，通过集思广益加强决策的民主性；另外，还需要积极设置社会听证制度与公示制度，发挥专家咨询制度的作用，完善技术审查制度等，从而有效防止决策的失误，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3.2加强服务型管理方式的运用传统政府管理方式具有“指挥式”与“控制式”的特点，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而要想加强城市规划行政管理工作，需要积极发挥政府服务型的宗旨与作用。在我国未来城市规划管理的发展中需要积极借鉴国际改革的方式，促进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发展，从而提升城市规划与治理的水平。①加强政府的服务意识，促进公共服务意识宣传与培养，转变以往的服务理念与形式，积极实现服务型的管理方式；②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引者作用，改变政府“划桨型”的角色，向“掌舵型”的角色转变，加强政府服务职能的深化；③还要积极拓展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渠道与方式。加强意见途径的有效性，积极鼓励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集中民间群众的力量，促进共同治理结构的形成；另外，还要加强履行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并且注重市场的导向作用，借助市场中社会组织的力量，积极扮演好承担公共服务的角色，从而更好地促进城市规划管理的发展。
3.3加强监督机制的完善化与法制化作为积极管理城市建设与规划的城市规划部门，应该加强自身责任与权力的统一。所以，可以建立有效的约束与监督机制，依法监督城市规划活动与管理内容，促进城市建设的法制化倾向；另外，需要积极借助立法等措施，使城市规划的法律地位得以确立起来，并且充分发挥自身的法律效力，保证城市规划部门规划与管理职能的积极发挥，以此促进城市建设与管理规划的发展。
4结论
总而言之，为了适应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建设一定要发挥好城市规划与行政管理的作用，积极构建科学的城市规划管理结构框架，促进城市规划管理制度的创新工作发展，并积极推进法制化与规范化的城市规划建设，从而促进我国城市建设的健康向上发展。
参考文献
[1]乐业.国外城市规划管理对我国城市规划管理的启示[J].智富时代，2015（08）：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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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管理；共治模式；城管执法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城市管理，推进城管共治模式，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与要求。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城市管理模式已不适应城市发展的新形势。共治模式是城市管理创新的必然趋势，为我国城市管理迈向现代化治理、迈向善治开启了新的征程。
一、城市管理共治模式的依据
城市管理的共治模式，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共治就是共同的社会治理，这个共同体包括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共治的关键是整合资源、整合力量和整合利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际上在社会建设领域中的许多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对我国城市管理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为城市管理共治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
由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在国有化和私有化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并且能有效地运行，强调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体制治理公共事务。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私人的、社会的机构都可能成为社会权力中心。多中心治理现已成为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充满竞争并富有效率和活力的治理方式。多中心的城市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治理权力非垄断、治理方式民主等显著优点。这一理论的启示是：政府应与社会合作，与社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实现对城市的管理。要注重民主协商、平等合作、互惠互利，建立起政府与社会的伙伴关系式民主合作机制，形成多元城市治理结构。要充分发挥包括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志愿者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其在反映诉求、提供服务和规范行为等方面的作用，共同负责维持秩序、参与城市的管理和调节，构建多元主体的共治模式。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20世纪80年代，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夫妇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他们提出，公共管理的职能是服务而非掌舵。公共管理者在执行公共政策和管理公共组织时，不是体现在对社会的驾驭或控制上，而应该承担向公民服务和放权的职责，形成以公共利益、协商对话和公民参与为标志的公共服务行政，协助公民实现其共同利益。要以人为本，树立集体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为公民搭建协商和对话平台，为公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激发公民的责任感，使其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共同享有公共利益。这一理论的启示是，在城市管理工作中，政府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充分向社会放权，切实担负起为民服务的责任，发展公共服务，提高服务效能，满足社会需求，保障公民权利，形成城市管理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三）治理/善治理论
西方国家推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主张用治理或善治来替代管理。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和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1］。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主体间权力具有互动性和依赖性。它强调政府要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与多向协调沟通，为公民提供参与公共管理的机会，使公民积极参与政府对公共生活的管理，让公民能更直接、更便利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从而实现管理的民主化。传统的城市管理是指政府运用权威进行单向控制来达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城市治理则是城市政府、私人部门等主体通过对话、协作等方式管理公共事务。为有效解决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市场失效、政府失灵问题，学者在治理理论之上，提出了善治概念。政府不仅能够治理，而且善于治理，从而达到善治的要求。善治是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即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善治理论是一套系统完善、科学实用的理论体系，在当代开放、民主、法治背景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治理/善治理念下，城市管理工作应把行政机关、执法对象、社会组织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都纳入治理主体，形成合作共治关系，实现良性互动、协同发展，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二、当前城管执法存在的突出问题
近年，城市管理执法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城管执法进一步规范，城管秩序有所好转，但必须看到，目前城管执法工作面临新的挑战，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要提高城市管理工作科学化水平，必须客观认识当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一）城管执法工作理念落后
部分执法人员思想观念落后，执法理念存在偏差，认为城管执法就是管制，重在规范秩序，没有完全树立城市管理工作要以人为本、为民服务、文明执法的理念，没有真正做到依法行政、执法为民，认为执法者就是管理者，摆位不正，存在特权思想，没有普遍形成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思想。一些城管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意识不强，执法效率和执法水平不高，执法不当备受争议，严重损害执法队伍的执行力和公信力，致使城管形象严重受损，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二）城管执法工作机制不健全
城市管理工作因缺乏联动机制和监督机制，难以有效开展。一方面，城管执法的一线行政人员由规划、建设、环保、公安、司法、交通、工商等相关的多个部门构成。部门、机构之间的迥异，职能之间的交叉、重叠使其缺乏联动，难以形成合力，甚至出现单打独斗和多头执法的现象。联动机制的缺乏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城管与群众之间常常产生偏见和误解，“依法抗争”和“暴力抗争”行为常常出现在街头政治之中。另一方面，城市管理工作缺乏有效的监督。执法人员所面对的执法对象是人民群众，需要在执法过程中彰显顾客导向与服务精神。但由于其工作性质限制，对这些一线人员的监督成本太高，很难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同时，现行的体制对这些人员缺乏有效的激励，很难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三）城管执法人员综合素质不高
多项研究表明，城管执法人员面对公民需求的多样性和无限性，以及环境对他们身心的挑战等情况，对现行政策往往会采取变通的方式执行。城管执法过程中既要有灵活性、富有同情心，又要维护政府的公平与正义。但执法人员因体制原因被划分为两类群体：正式工和临时工。由于工作的复杂性、正式工的稀缺性，大量一线执法工作常由临时工来完成。由于所受的制度约束较小，临时工易出现“越轨”行为。部分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相对缺乏，执法队伍的规范化建设比较薄弱，执法不规范、不文明的现象仍然存在。
（四）城管执法方式简单粗暴
有学者指出，城管执法过程中受主政者影响较大，领导风格的不同导致一线人员在政策执行中的不稳定。他们的执法方式包括两种：过程型执法和结果型执法。“前者决定如何最好地达到目标，即手段；后者决定是否要采取行动或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即结果。”［2］两种形式的执法方式常常发生异化，使城管执法人员执法方式简单、缺少人文关怀，态度蛮横、行为粗暴。目前，城管执法方式容易引起冲突的模式大都相同：一是没收。就是没收商贩的物品，以示处罚。二是罚款。城管执法中的罚款，容易造成以罚代管的通病，无法维护城市管理秩序，商户与城管讨价还价已经成了买卖，严重丧失了执法的严肃性。三是暴力。有些城管执法人员工作压力大，加上年轻自控力不强，容易冲动，动不动就掀摊折秤，甚至大打出手，执法过程中存在暴力执法现象。
三、“六共工作法”：城市管理共治模式的新探索
针对当前城管执法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创新工作思路，敞开大门开展“六个一”（送一份温暖、求一份建议、换一个角色、移一个重心、转一个路径、变一种方式）系列活动，积极探索出城市管理的“六共工作法”（共鸣、共商、共识、共管、共担、共享），形成了城市管理的共治格局，破解了城市管理的难点和痛点，取得了较好成效，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一）送一份温暖，激起共鸣
普安县城管执法人员通过向执法对象送一杯热水、送一个水杯、送一碗早餐活动，把城管干部的热情和温暖送到执法对象心中，引起其心理和情感上的认同与共鸣，拉开普安城管走向商贩、深入群众的序幕。通过现场发放宣传单、赠送水杯等方式，将印有城管职责、常见违法违规行为及处罚、争做文明市民等内容的宣传单发放给群众，开展文明礼仪教育，培育讲文明、讲礼貌、讲诚信、讲卫生、讲秩序的文明商贩和市民，让广大群众在监督城管工作的同时自觉争做文明市民。同时，城管人员与商贩交朋结友，建立微信群、QQ群，主动到商贩家里走访调研、交朋友、拉家常，了解实际情况和困难。普安县始终坚持服务群众这一宗旨，把印有“有困难、找城管”的普安城管真情服务卡，分发到各商铺和广大居民手中，卡上向社会公布城管干部职工的电话号码，24小时接受服务及管理对象的咨询与求助，及时收集和处理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为群众排忧解难；为部分自产自销户和少数老、弱、病、残等特殊管理对象提供经营场所，帮助其解决生计问题，给游商散贩经营空间，划定区域让其规范经营；对家庭困难又没有固定摊位的商贩，主动为他们争取摊位；对老弱病残的商贩，主动帮助他们整理搬运货物。在一件件一桩桩主动服务群众的小事中，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
（二）求一份建议，开展共商
为更有效地推进城市管理工作，普安县坚持“用群众的方法解决群众的问题”，精心设计调查问卷，通过向现场群众发放城管工作民意调查问卷，广泛征求人民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专门邀请老干部到现场进行座谈，发挥他们的经验优势，面对面提意见、讲建议，想办法、出点子，做好建言献策，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共同商量推进城市管理的办法、措施。城管执法人员与执法对象交流沟通延续不断，城市管理工作在互动中收集建议、交换意见，共商城市管理之策，打通了城管与群众互通的经络，奠定了城市管理工作的群众基础。
（三）换一个角色，寻求共识
在推进城市管理工作的过程中，普安县极力找寻城管与执法对象的共同结合点，城管与执法对象互换角色彼此体验。一方面，安排城管工作人员深入群众，主动到商贩、服务对象中体验生活。城管人员通过请商贩们吃一碗早餐，轮流凌晨五六点到农贸市场以商贩身份协助商贩摆摊设点，帮助商贩规范摊位、调剂摊位，真真切切体验商贩的生活，感受商贩、群众的不易，真心换真情，赢得商贩感情上的接纳。另一方面，邀请商贩中的部分典型代表，以城管执法人员身份协助参与城管执法，让商贩感受城管工作的艰辛，体验城市管理工作的难处。通过角色互换体验，城管、商贩从感情上找到结合点，思想上形成共识，相互理解和体谅。
（四）移一个重心，实现共管
普安县把城市管理工作重心放在解决城市管理执法转型上，推动实现了单一主体单向执法到多元参与治理的转变。聘请商贩作为市场城管志愿者，通过发挥同行情、朋友情，带动其他商贩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组建商贩文艺队，让商贩帮助正面宣传城管，正面引导广大商贩服从市场管理。聘请有威望的老年人作为市容管理和监督志愿者，帮助管理市容环境卫生，宣讲政策措施，化解城市管理工作中的矛盾。把社区的“两委”班子成员设置为城管信息员，在群众中找到城管工作的落脚点，掌控一线城管信息，第一时间掌控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一切现象和行为，杜绝损坏城市形象的行为发生，开创多元共治共管的良好局面。
（五）转一个路径，责任共担
普安县探索出一条共担城市管理责任的新路子，即提高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责任意识，让群众主动参与担责，一起担当城市管理工作中的责任，共同破解遇到的困难和难题，推进城市管理工作。在旧城经贸片区拆迁改造过程中，为避免与市场经营者矛盾激化，城管执法部门将收集的意见整理归类，邀请有代表性的商贩座谈共商市场管理，形成管好市场出效益的共识，明确卫生主体责任，严禁并打击假货上市、欺行霸市、抢摊占道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集中整治初期得到部分商贩的支持与帮助，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更多商贩自觉参与市场管理，出主意、想点子，帮助管好市场。同时，城管把积极支持管理的小商贩发展为城管志愿者，参与农贸市场管理，城管与商贩的争执下降，商贩与商贩之间矛盾减少，经营环境变好，生意明显好转。商贩树立了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提升的理念，明白了“规范经营就是效益”的道理，共同担当了城市管理的责任。
（六）变一种方式，成果共享
在城市管理工作中，普安县通过转变方式方法，与群众共商管理、共同管理、共担责任、共享管理，使城管、商贩走到一起，城管人员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商贩主动配合城管工作，城市经营秩序、社会秩序日益规范，杜绝了占道经营、店外经营和游商游贩，街道环境干净整洁，城市环境质量水平和城市管理工作水平逐步提升，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同，城管与商贩及市民共享了城市管理环境，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四、构建城市管理共治模式的新思考
不断推进城市管理工作创新的大背景下，构建城市管理共治模式，需要创新思维、把握关键，要在工作理念、主体参与、体制机制、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下功夫，真正实现“四化”。
（一）转变工作理念，增强共治的思想自觉，实现执法理念民本化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念是实践的指南。城管执法部门要转变工作观念，从被动管理转变为主动服务，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地放在服务群众和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上。城市管理是手段，人民幸福是目的。城市管理工作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理念，实施人性化的城市管理。要始终做到人民城市人民管、管好城市为人民，变以管为本为以服务为本，把管理与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达到以服务促进管理的良好效果。城市管理的一切工作都要始终坚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着手，紧紧围绕为民、便民展开，心系群众、情牵群众、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形成顺应民意、贴近民心、凝聚民力、得民支持的良好氛围。广大人民群众是城市管理的直接参与者，也是城市管理的最终受益者，让广大市民共同享受城市管理的成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实现共享发展成果、多方共享共赢。
（二）动员公众参与，夯实共治的群众基础，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
治理理论告诉我们，单一主体治理的传统模式已无法适应和满足现代社会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尤其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参与意识和权益意识显著增强。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政府必须发动各种组织、企业和人民群众，才能使公共事务得到良好解决。多方参与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和基本方式。实现城管综合执法多元主体共治，最主要是有效吸纳社会主体的参与。城市管理工作社会性强、受众面广、参与度高，要畅通公众有序参与城市管理的渠道。城市管理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用热情影响群众，用真情赢得群众。城市管理工作的决策与实施中，要始终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汇聚群众智慧、学习群众经验，实现与群众共鸣、共商、共识、共管、共担、共享城市管理，引导广大群众真正融入城市管理，成为城管事业的支持者和宣传员，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责任心和担当意识。要采取一系列务实举措，不断拓宽多元主体参与城市管理的渠道，通过发展城管志愿者、城管信息员、城管文艺队、文明劝导员等多种参与形式，积极动员公众参与，形成多元共治、良性互动的城市管理新模式。
（三）突出机制创新，筑牢共治的制度基础，实现工作制度标准化
要不断创新城市管理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协调联动的城市管理工作机制，对城市管理实行统一指挥、统筹协调、督促检查，形成城市管理工作合力。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交流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的相关信息，强化部门联动配合，不定期地召开工作推进调度会，协调解决制约城市管理工作的瓶颈问题，重大问题依法定职权联合行动。要注重加强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局面。要建立健全问题发现机制、事件督办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系列工作制度，实行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制、激励和惩戒约束机制，用制度来规范城管人员的行为，推动城市管理工作制度化。例如，针对城管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可建立鼓励创新、包容失误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设立“智慧奖”和“委屈奖”。对在城市管理中，应用新方法解决好工作中的新矛盾、新问题的优秀城管人员，颁发“智慧奖”给予奖励；对在城管工作中屡受辱骂委屈，甚至遭攻击，但仍顾全大局，坚持文明管理执法的人员，颁发“委屈奖”，予以组织上的安慰。同时，实行“干部召回制度”，设立“工作不力办公室”，把不作为、乱作为的城管干部召回到“工作不力办公室”，让他们反省思过、回炉锤炼，转变工作作风。
（四）加强队伍建设，奠定共治的人才支撑，实现执法队伍规范化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制度的关键在人。城管执法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执法效果。要着力打造一支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廉洁务实的执法队伍。要通过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塑造良好形象，增强其工作责任心和荣誉感，不断提高城管执法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坚持做到政治强、执法明、业务精、形象优，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强化城管执法人员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树立依法治国理念，实现规范管理、依法管理，努力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城管执法人员应坚持学法与用法相结合，真正熟悉宪法，精通有关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掌握城管执法业务知识，要严格按照执法程序、执法规范开展执法活动。执法人员在城市管理工作中，要认真听取服务和管理对象的诉求，耐心宣传讲解有关法律和政策，通过关怀、协商、提醒、帮助、劝告等非强制性方法，坚持文明劝导、文明执法，实现和谐执法、人性执法。在执法过程中，要做到有力、有理、有节，确保执法公信力，维护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维护安定和谐的大环境。总之，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更是一门综合管理艺术，需要我们把握城市管理工作创新的发展脉搏，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强化工作措施、健全工作机制，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取得群众信任，获得群众认可，努力构建城市管理的共治模式。这样，城市管理工作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智慧城管”；城市管理；体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C931.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03
一、“智慧城管”研究综述
“智慧城管”是基于“智慧城市”发展而来的互联网技术在城市综合管理方面的应用，要了解“智慧城管”评价指标体系的发展情况，就要先知道“智慧城市”的概念和发展状况。
（一）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IBM公司最早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其目的在于更加全面的提升政府管理城市的能力。马克卢普和波拉特等美国学者从宏观层面出发，着重分析信息技术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这属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日本学者则建立“指数测评法”，通过将经济、社会和科技进行融合，提升社会的信息化水平；荷兰代夫特理工大学、奥地利维也纳理工大学等欧洲研究机构则联合测评，最早欧洲各城市的“智慧”程度排名。这一系列研究都旨在加快“智慧城市”和“智慧城管”的发展。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智慧城管”的研究，起步较晚，不过发展也较迅速，理论研究和实践建设上都有了较多突破，对于如何衡量“智慧城管”建设的指标体系也有较多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较为典型的是李胜权等人的观点，他认为“智慧城管”的建设分为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感知层是基础，包括设备和设施等；网络层是运营，包括网络服务和信息交换等；应用层是平台，主要涉及相关理论和技术的开发和维护。吴坚也认为，“智慧城管”可以让“小城管”发展成为“大城管”，这是城市综合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
“智慧城管”首先需要技术上的突破，由技术上的突破带动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的变革。张才明教授则认为“智慧城管”的兴起源于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改革的主体是管理手段和管理理念的变化。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信息装备服务中心主任宋刚认为，技术手段仅是“数字城管”到“智慧城管”的变化之一，对象、理念、主体和参与方式的改变才是更为核心的东西。
综上所述，不少学者和机构都提出了有关“智慧城管”的发展理念，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却都一带而过，缺少系统科学的研究。而作为“智慧城管”发展前提的智慧城市而言，其绩效测评体系却较为成熟。因此，我们应当在解读“智慧城管”发展理念的同时，综合智慧城市绩效评估体系，争取将两者结合，整理出一套依附于“智慧城管”的评价指标体系。
二、“智慧城市”相关概念、理论及研究
（一）“智慧城管”的界定
“智慧城管”知识社会创新2.0环境下城市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互联网+”模式下的城市管理新模式。它不同于一般的传统城管，拥有新一代时时通信技术的支撑，将对知识社会的演进、民主社会的发展以及政府服务的质量起到决定性作用。此外，随着“智慧城管”的发展，新一代管理模式也将反作用于当代社会，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创新2.0的推动产生一定影响。
（二）“智慧城管”的特征
智慧城市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全面透彻的感知。通过新一代传感技术，实现城市管理中的综合监测；第二，智能融合的应用。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全面互通、互联、互动都得以通过无线网络、有线网络等技术得以实现，这为城市管理的实时应用提供了可行基础。第三，宽带泛在的互联。由于全面感知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多的成为信息的者，这大大增加了数据的量，使城市管理成为开放而复杂的巨系统。最后，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重新解读用户、应用与协作，重新评估群众的力量，技术社会重塑知识社会，知识社会产生人本理念。
（三）“智慧城市”的驱动力
“智慧城管”的驱动力有二，一是城市创新生态下的知识社会，既当前政府所推行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政策，另一个则是以与计算、移动互联和实时通信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也既政府所推行的“互联网+”模式，这两者共同促使“智慧城管”的逐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创新2.0是智慧城市的两大基因，缺一不可。前者是技术创新层面的技术因素，后者是社会创新层面的社会经济因素。由此可以看出创新在智慧城市发展中的驱动作用。
三、我国“智慧城管”及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现状
（一）“智慧城管”发展现状
近两年来，我国开始着手建设城市管理信息化，解决了部分城市管理难题，但离真正实现数字化、自动化甚至智能化的城市管理还有很大距离。因而有必要借助于最新的物联网技术，构建新型的城市管理体系，以便可以快速自动地获取信息、加工信息，并迅速做出反应和决策，满足现代化城市管理的要求，真正构造“数字城管”、“自动城管”、“智慧城管”。
（二）“智慧城管”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现状
当前，我国有关“智慧城管”的建设如火如荼，但有关其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却一直停留在基础层面，缺乏科学的、定量的、可操作的评价体系。此外，随着“十三五”计划的制定与落实，很多还不适合发展“智慧城管”的城市开始盲目启动相关项目，“形象工程”大行其道。在缺乏监督与测评的情况下，多数项目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四、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步骤
本文通过对“智慧城管”的相关解读加以理解，融合“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有关经验，通过以下步骤完成整个指标体系的制定。主要步骤包括：
（一）确定指标体系层次结构
本文将“智慧城管”的基础维度划分为：体制顺畅、机制高效、社会认同、服务过硬。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实用型的“智慧城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1）。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设定为：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社会认同、服务质量四大指标。每个指标都有若干个二级指标相对应。其中，管理体制包括：体制健全、责任落实、基层建设3个指标；运行机制包括：法治化、高效率、可持续3个指标；社会认同包括：公众参与、社会监督2个指标；服务质量包括：便民性、创新性、公正性3个指标。总的二级指标共有11个。具体指标如下：
（二）指标选取原则
在实际的评价过程中，“智慧城管”评价指标体系应该能够客观评价“智慧城管”建设的实际效果，城管的智慧化程度较为清晰，并且能够简练地表现如今的发展状况。此外，该体系还应该体现“智慧城管”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不足，以便为期之后的发展提供建议。根据以上要求，本文借鉴国内外构建指标体系的经验，确立一下原则：①科学性原则。②普适性原则。③可获取性原则。④可操作性原则。
（三）确定指标选取范围
该研究在“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广泛收集有关“智慧城管”的资料，从城市管理和市民感知的角度出发，确立出指标选取的范围。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作为我国“智慧城管”建设起步较早的城市，已经先后颁布了各自的“智慧城管”建设规划纲要，这对于其他城市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此外，当前我国正处于“十三五”计划的开局阶段，相关规划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为“数字城管”的深化发展提供了方向。
（四）指标选取
指标选取的过程主要包括：①指标初选。由于缺乏“智慧城管”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经验，本文只能借鉴国内外“智慧城市”的相关成果，将已有的指标按照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社会认同和服务质量四个维度进行分类，将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指标提出，同时也融合重复或者相近的指标，最终完成数据库的构建。②指标精选。同过实际调研与专家沟通，将初选指标进一步精华，最终获得24个三级指标。
表二、“智慧城管”三级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管理体制 体制健全 在线服务机构的建设与运作
相应的组织体系建设
责任落实 对横向上责任到位的推进
对纵向上有机衔接的推进
基层建设 基层街居终端建设
基层管理机构建设
运行机制 法治化 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健全程度
对专业规划的宣传效果
对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普及
高效率 时效性
应急事件的处理速度
可持续 资金人才保障
“智慧城管”能力建设水平
社会认同 公众参与 行业开放度
公众参与率
社会监督 政务公开水平
绩效评估与奖罚机制
服务质量 便民性 为弱势群体服务水平
为群众办实事制度建设水平
创新性 更新速度
理论研究与实践革新
公正性 执法规范程度
监管的有效程度
廉洁勤政提升程度
五、“智慧城管”评价指标解释
（一）管理体制
1.体制健全
市委市政府有高层次的城市综合协调机构、在线服务平台和网络保障体系，并长期规范的运作；有科学合理的在线城市管理体系，与“智慧城管”相配套的组织结构健全，职能清晰，分工明确，相关部门的单位性质、规格级别、人员编制与“智慧城管”的工作任务基本适应。
2.责任落实
纵向上，城市居民能够及时了解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在门店和街道的管理得以落实之余，使“门前三包”的责任制度得到完善和拓展；横向上，明确“智慧城管”服务部门的具体职责，引导社会组织的积极承担力所能及的城市管理任务，积极高效的开展城市管理工作。
3.基层建设
城市基层街居能够且拥有有效的在线终端，基层居民积极的在上面建言献策，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基层管理机构对上对下都可以方便联络，工作效果显著。
（二）运行机制
1.法治化
完善与“智慧城管”有关的规章制度，并及时将这些信息在民众可见的平台上；此外，还应积极宣传这些规范标准，多维度地开展普法活动，运用各项技术，尤其是新一代实时通信技术，随时、随地、随需、随意的提供法律援助。
2.高效率
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建成并正常运行，能够发现问题、反映问题甚至能解决问，自动进行任务分配、评估和其他及时有效的活动；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和城市管理部门的相互交流，案件调查、新闻宣传、社会活动等信息传输的及时性；健全的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实践、修改和测试，及时锁定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更及时地做出响应。
3.可持续
坚持科学发展观，对长远发展有明确规划，在合理运作的同时减少资源的浪费。引进齐全、先进的的设备，并及时更新，做到最低损耗，最大回报。改善资本、人才、技术、设备和其他机制使“智慧城管”项目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提升“智慧城管”各职能部门的信任度和支持度，做到可持续发展。
（三）社会认同
1.公众参与
行业开放水平高。“智慧城管”与“数字城管”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公众的参与程度，这种参与不仅体现在信息获取的速度上，更体现在政府主动沟通的态度上。在这方面，城市管理应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积极学习商业运作模式，为百姓提供各类简洁有效的沟通方法。此外，还应对这群众的诉求做出及时反馈，营造良好的“政府―群众”关系，让每个市民都积极参与到“智慧城管”的建设中，对其未来的发展谏言献策。
2.社会监督
政务公开，全程监督。借助电子政务发展的契机，主动公开各项城市管理活动，尤其是并联审批、行政程序、法务活动及案件处理等。接受群众和媒体的外部监督，做好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主动公开资金使用情况及人员调整安排等。召开经常性的群众座谈会、听证会，定期向社会各界通报“智慧城管”工作进展，主动和外部对接。
（四）服务质量
1.便民性
真正为人民群众考虑，以人为本，完善各项便民措施，真正发挥出“智慧城管”的便民效果。此外，更应该就爱强队弱势群体的服务和保护，让“智慧城管”体系为群众办实事，而不仅仅作为摆设。最后，还需要主动探索服务新模式、便民新方法，学习其他城市的经验，做到与时俱进，不断进步。
2.创新性
主动探索新型电子政务模式，结合“一站式服务”、“在线服务”、“上门服务”等新型服务方式，推进“智慧城管”的创新发展。与此同时，以自身为案例，资助“智慧城管”的理论研究，做到“有方案有理论，有理念有创新”。最后，加强各类宣传，树立典型，借助舆论的力量，为“智慧城管”的建设和发展造势。
3.公正性
公平、公正、公开，对不同部门、不同群体、不同活动一视同仁，对各类焦点问题实行有效监管和公正处置，保证公民的心态平和及利益安全。对于城市管理部门做错的事，主动公开相关细节，承认错误，保证不良行为不再发生。
六、结语
2016年是“十三五”计划的开局之年，“智慧城管”建设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提上日程。互联网时代城市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体现为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因此当前政府职能发展的方向是扩展公共服务职能，而“智慧城管”的建设恰恰有利于拓展城市管理部门职能范围。与此相对应，“智慧城管”评价指标体系建设也应加快脚步，这不仅有利于纠正传统城市综合治理的不足，也能根据评价体系探索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建立一套科学、完备、可操作的“智慧城管”评价指标体系，较为准确的评价不同城市指挥管理水平的高低，为各地区城市管理的发展做出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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