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基本社会功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援助的基本社会功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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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 法律援助

我国现有法律援助制度关于援助对象的规定、关于受援人权利的规定，均较为严格，即援助层面限定较窄。《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规定在六种情况下，民、行案件的公民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十二条规定，五种刑事诉讼案件中的公民，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或者由法院指定辩护。因此使一些经济困难，但不在受援范围规定之内的困难群众，和一些条件略高于困难标准的困难群众，难以得到法律援助的服务。究其根源主要是法律援助受政府财力限制。

以肃北为例，现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户121，其中城镇人口占1103人。未成年人达1340人;残疾人297人，占全县人口数的6.49%;老年人533人，占全县人口数的14.7%。这支潜在的法律援助受援队伍是十分庞大的，群众的法律需求也呈现多样化。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更多法律援助范畴以外的法律问题正在困扰困难群众，比如城市的房屋土地拆迁，医疗事故纠纷等。现有的法律援助案件范围，不足以跟进困难群众日益增长的援助需要，实践中供需矛盾日益明显。

长期以来，人们在生活习性、受教育程度、教育方式、对事物的认识接受等方面受民族习俗的影响很大。这使得民族地区法律援助工作面临的大背景与工作开展状况与其他县相比，具有独特的特点，表现在：

第一、受民族习俗影响较深。法律意识不强。

第二、群众解决问题讲武力，法制观念淡薄。

第三、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较深。

第四、牧民居住较分散，交通不便，寻求法律援助十分不便。民族地区大多系边远山区，群众分散居住在大山沟里，山高路远，交通十分不便，有的地方至今仍未通车，靠马和骆驼，最远的从家里到乡要一天，从乡到城区要一天，往返就要四天，群体寻求法律援助十分不便。

第五、经济落后，民生困难，无钱打官司。民族地区往往都是穷地区，经济落后，群众收入不高，往往靠外出务工挣钱养家糊口，除去生活支出，所剩无几，连寻求法律援助的交通费用都支付不起。

第六、法律援助数量庞大。其合法权益受侵犯案件时有发生，法律援助工作量大，实现“应援尽援”目标任务重，压力大。

第七、法律援助工作受经费等因素制约，举步维艰。民族地区由于其“边、山、穷”等共性，财政困难，人才难引进，法律援助工作受经费、编制、人员素质等因素影响，开展十分困难。仅月一名专职律师，没有交通工具，其设置与业务发展极不适应。由于经费不足，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量，供需矛盾突出。

第八、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等其他援助措施衔接不够。

针对这些特点提出建议：

一是网络建设，在各镇乡建立援助站，村设援助点，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分别设立职工、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在主要劳务输出基地设立外出务工人员法律援助工作站。二是队伍建设，各援助站落实1—2名工作人员，保证正常工作开展。援助中心增编至10人，面向社会公招具有律师资格的执业人员专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和法律援助管理工作。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各援助站配齐办公用房和必要的办公设施，援助中心建设独立的办公房，配置交通工具，确保工作开展需要。

1、现行《法律援助条例》主要针对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在民族地区，可以考虑把患重大疾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受侵犯纳入援助范围。

2、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重男轻女的现象特别严重，建议将民族地区妇女申请法律援助条件放宽，不用审查经济状况。

3、少数民族地区涉嫌家庭暴力的，无论男女都应提供法律援助。

4、少数民族地区家庭财产权利受侵害，如公路、水电站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中损坏农民家庭财产的，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现行的民事、刑事案件500元的补贴标准与律师办案收费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尽管我们将出台新的案件补贴办法，调高补贴额度，但仍无法比拟社会律师承办案件的费用。

法律援助的受援人通常缺乏法律意识，文化素质偏低，长期的无助状态造成他们思想偏执、固执己见、疑心重重。这些当事人既不能正确理解和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又难以听取和接受律师的意见，要求律师根据自己的错误主张办理，使律师在办案过程中难以

得到当事人的理解和密切配合，增加了办案难度。当事人带来的障碍和压力，迫使律师花精力去克服当事人的心理障碍，猜测当事人的性格、意图、判断其意识真伪，调整受援人的心理障碍，排除来自他们自身的干扰。律师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导致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总体上远远低于有偿服务的质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法律援助的社会信誉面临严峻挑战。

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对这些标准难以掌握。一是外来人口户籍是农村的,只要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村委会一律出具“生活困难”;二是肃北地区出具经济困难证明掌握在最低生活保障线。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法律服务购买能力的公民被排斥在法律援助之外，使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市场之间形成了一个“都不管”的地带，处于这个地带的少数民族公民既无法获得法律援助，也无法购买到法律服务，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从司法保障体制来说，法律援助和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是国家司法保障机制中的组成部分，法律援助应包括律师法律援助和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两方面。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本身是国家司法保障体制的一部分。目前，我国仍以律师法律服务作为法律援助主线,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方面尚未统一纳入法律援助范畴。在受援人的诉讼权利出现阻碍情况下，法律援助也难以贯彻到底，作用也就大打折扣。所以，现行法律援助仅给予法律服务援助的规定，不足以对受援人权益的充分保护。

1、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与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高度契合

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是政府，社会保障的最终责任主体也是国家或政府。其原因是：第一，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都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基本社会制度，而维护社会稳定是国家繁荣的基础，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第二，政府具有强有力的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实施有效的保护，以维护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

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都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社会保障是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的必要手段，而法律援助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司法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是我国宪法所确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与法律原则。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保障公民无论贫富都能平等实现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因此，从广义上讲，社会保障也应包括司法保障，因为他们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

3、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的功能高度契合

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的功能都是稳定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社会保障借助国家力量解决社会上大量存在的失业、贫困和疾病等社会问题，起到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和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使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消除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法律援助的社会稳定功能表现在：当弱势群体由于司法上的劣势地位难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法律援助可以改变他们在司法上的劣势地位，弱化其对社会的排斥感和逆反心理，从而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4、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的服务对象高度契合

社会保障是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的社会收入分配政策。法律援助是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制度。在我国，法律援助主要针对弱势群体而设立的。只要受援对象是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而因经济困难的及确实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均可寻求法律援助。在少数民族地区，弱势群体的主要特征是经济收入低、生活质量低、社会地位低和心理承受低，他们的生存困境体现为就业难、生活难、住房难、子女教育难、医疗难和法律救助难，社会保障和法律救助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救助，形成对弱势群体完善的救助系统。

1、法律援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现代社会保障是政府和社会为了解除或预防某些社会经济风险对社会成员造成的威胁，通过一系列公共措施，为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的一种保护，是现代社会实现保护人权的一种重要手段。向不特定的人提供诸如社会保障和法律援助这样的特定的公共产品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援助属于社会保障这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诸如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共同构成对贫弱者的社会保障体系。

2、法律援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以间接救助方式实现终极目的

国家不仅要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 而且要为公民行使权利和实现权利提供保障。特别是在需要法律帮助而又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时, 国家必须提供援助。

3、法律援助作为司法人权保障制度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居核心地位

社会保障以保障人权为核心，集中体现了国家对需要采用社会保障手段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意志，其核心是对社会成员基本人权的保障。法律援助保障弱势者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法律救济是人权保障的最后手段，是对受到侵害的权利的补救与恢复，对损害或侵害行为予以纠正和惩罚，没有权利的救济，基本人权的保障往往会落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也正是为了弱势者不受经济困难的制约，享有与普通公民同等的法律救济权，保障司法公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

肃北的社会保障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处于各自推进阶段。加强两者关系研究的紧迫性日益明显。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内容。

事实上，法律援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居于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尽管法律援助与一般概念中的社会保障有所不同，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法律援助同样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将少数民族群体的法律保护纳入法律援助的轨道，是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肃北2008年—2010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2、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

3、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

4、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

5、张敏杰著：《中国弱势群体研究》

6、胡玉霞：《论法律援助的两个基本问题》

7、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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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残疾人工作机制目标

1、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纳入社区发展总体规划，街道主要领导亲自过问残疾人工作，主管领导履行职责。坚持政府主导的工作模式，将残疾人工作纳入公共服务体系，街道相关科室、企事业单位、各居（村）委等将有关残疾人的工作纳入部门计划，形成运转良好的工作机制。

2、将残疾人事业经费列入本街道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年增长。多渠道筹集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尽快缩小残疾人事业与经济社会平均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

（二）残疾人社会参与目标

1、街道、居（村）委残疾人组织进一步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倾听残疾人呼声，解决残疾人的实际困难，真正实现“三个走向”（残疾人工作走向社区、走向残疾人家庭、走向残疾人身边），做到“三个活跃”（残疾人在残疾人组织中更活跃、残疾人组织在基层更活跃、残疾人和残疾人组织在社会上更活跃）。

2、充分开发社会资源，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弘扬人道主义，消除歧视偏见，倡导和鼓励社区各界关心、支持、参与残疾人事业。

3、鼓励和创造条件让残疾人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社会活动，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充分发挥残疾人的聪明才智和展示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树立一批残疾人和残疾人工作者的先进典型，提升残疾人的综合素质，基本实现残疾人平等、参与、共享的目标。

4、创造条件让残疾人和残疾人工作者积极参政议政，使残疾人的诉求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得到反映和重视，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三）残疾人康复工作目标

1、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各部门分工协作，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残疾人康复工作格局，建成能够体现特色的残疾人康复工作体系，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

2、进一步完善康复经费投入机制，构建残疾人康复保障体系。到年，本社区残疾人康复经费的投入能满足残疾人不断增长的康复需求，保障残疾人的康复权益。

3、到年，全面完成32个居（村）委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达标评估工作，街道创建成市残疾人社区康复达标街道。

4、将残疾人康复工作纳入卫生服务、养老服务体系，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设置残疾人社区康复站，建立与完善残疾人社区康复点，让残疾人就近接受康复治疗。

5、各居（村）委要经常开展残疾人社区康复工作，做到有训练场所（社区健身点）、有专（兼）职人员、有规章制度、有普及读物、有各类残疾人康复需求登记、有康复服务记录。残疾人康复训练与服务覆盖率达到95%以上，肢体残疾人、脑瘫儿童康复训练建档率达到100%，训练有效率分别为85%、80%以上。

6、深化“送康复服务上门”的服务内涵，有需求的残疾人康复服务覆盖率达到90%。确保有需求的残疾人每5年、力争3年接受一次健康体检。推进残疾人养护服务，建立残疾人养护制度。

7、对贫困白内障致盲患者复明手术费用给予减免，拓展盲人定向行走训练，有需求的盲人训练率达到90%。

8、为有需求的听障人群配发助听器，对符合标准的听障儿童和青少年植入耳蜗给予补贴，并提供后续康复服务，实现听障人群康复服务全覆盖。

9、完善智力残疾儿童康复、教育相结合的服务网络，实现对适龄智力残疾儿童康复训练全覆盖，康复训练建档率达到100%，发挥智力残疾人日间照料机构的作用，为智力残疾人提供系统化、终身性的康复训练服务。

10、形成“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模式，精神病患者检出率、监护率、显好率、社会参与率和肇事率均符合国家相关要求。建立一所精神残疾人日间照料站，为贫困精神残疾人提供免费服药。

11、推进本社区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体系建设，完成区下达的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和假肢矫形器装配任务，假肢矫形器安装做到发现一例安装一例。

12、加大残疾预防宣传力度，全面开展新生儿筛查，完善残疾儿童报告制度，减少和控制残疾发生，提高人口素质。

（四）残疾人教育工作目标

1、发展多层次的残疾人职业技能教育，进一步加大和提升残疾人职业培训的力度和层次。

2、完善本街道残疾人助学机制，加大“扶残助学春雨行动”的助学力度，整合各项助学政策，保障接受义务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和攻读全日制本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残疾学生完成学业。

（五）残疾人就业工作目标

1、积极宣传残疾人就业的政策，让企业按照《残疾人就业条例》的相关规定，设置和开发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岗位，实施和落实残疾人分散按比例就业。街道带头吸纳残疾人在岗就业，切实提升残疾人回归社会、服务社会、自我实现的空间，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2、出台特别帮扶措施，积极鼓励残疾人自主创业、自谋就业和自愿组织起来就业，求职登记的残疾人都能得到职业指导和职业培训，培训后就业率明显提高。

3、按照轻度、中度、重度残疾人的类别，分别制定不同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轻、中度残疾人原则上采取多种形式在岗就业，至年，社区残疾人工作助理员岗位将开发到50人，提高残疾人就业率，重度残疾人纳入重残无业的社会保障机制。

（六）残疾人社会保障工作目标

1、根据街道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研究制定贫困残疾人实施分类保障的办法，对我街道城镇重残无业人员养老补助个人缴费实行补贴，由原个人每月缴费25元调整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适当提高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贴。

2、全面推进残疾职工的社会保障工作，城镇残疾职工全部参加养老、医疗、失业等各类社会保险。

3、将符合救助条件的残疾人全部纳入城乡居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

4、对符合廉租住房政策条件的残疾人家庭，以实物配租或现金补贴的方式优先解决住房困难。

5、广泛开展针对残疾人的各种社会救助活动，为符合政策的独生子女残疾人家庭开展午餐配送服务，申请市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

（七）残疾人文化体育工作目标

1、广泛开展残疾人群众性文化活动，社区公共文化场所主动为残疾人提供服务，吸纳残疾人广泛参与，丰富残疾人的文化生活，提高残疾人的综合素质和社会参与能力。

2、街道公共图书馆进一步改善为残疾人服务的条件，强化具有声音、影像等种类的残疾人服务功能。

3、社区报开设反映残疾人活动内容的专栏（版），积极推进公共传媒“字幕工程”，进一步推进残疾人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

4、发掘和培养残疾人特殊艺术人才，推动残疾人特殊艺术发展。

5、开展丰富多彩、自娱自乐的残疾人文化活动，不断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6、街道残联在文化站的帮助下，积极组织残疾人因地制宜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积极推动社区各界关心支持残疾人体育活动，扩大残疾人体育活动的影响，整体提高残疾人的身体素质和体育水平，争取经常性参加体育活动的残疾人达到街道持证残疾人口30%，每年至少举办一次残疾人群众性体育比赛。

7、健全本街道残疾人体育管理组织，加强残疾人体育管理人员的培养，建立一支专兼职结合、充满活力的残疾人体育管理队伍。

（八）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目标

1、贯彻落实残疾人保障法。街道司法所将残疾人保障法及其他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法律法规纳入本街道普法年度计划，针对社区和残疾人开展多种形式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街道相关部门定期开展残疾人保障法专项调研，并形成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制，研究解决残疾人权益保障的突出问题。

2、加强残疾人权益保障问题调查研究，针对残疾人权益保障面临的突出、重点问题，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制定实施残疾人权益保障相关方案。加大对重大、典型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案件的查处力度，切实维护残疾人权益和社会稳定。

3、完善残疾人法律援助制度，街道有残疾人维权机构，街道法律援助中心为残疾人提供优先、优质、优惠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进一步规范残疾人处理程序，确保残疾人渠道畅通有效，采取多种形式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

4、加强残疾人证的核发与管理，建立健全动态的残疾人数据库，评残发证业务实现信息化管理。

（九）残疾人组织建设工作目标

1、完善残联组织机构、机制健全、运作规范，富有活力和效能，切实履行“代表、服务、管理”职能。

2、建立健全街道和居（村）委的残疾人工作网络，居（村）委要明确有负责从事残疾人工作的助残员。进一步推进社区残疾人协会工作，完成基层残疾人组织规范化建设，为大幅提升基层残疾人事业的发展空间创造必要的条件。

3、加强残疾人工作者教育培训工作，全面提高残联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综合能力。

（十）社区残疾人工作目标

1、构筑以社区居民委员会为核心、社区残疾人协会为纽带、社区服务机构为基础的社区残疾人工作机制，创造为残疾人服务在社区的局面。

2、加强社区残疾人协会和残疾人助理员队伍建设，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其服务功能。

3、残疾人协会有残疾人活动室，能经常组织残疾人开展各类活动。

4、整合各种社区资源，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把为残疾人服务纳入社区服务网络系统。

（十一）无障碍建设工作目标

1、按照建设部创建全国无障碍城市的要求，继续有计划地对原有建筑物、道路的无障碍实施改造。参照国际标准，结合实际，在本社区主要景观路段、活动场所等示范性地域和窗口单位重点建设标志性无障碍设施。

2、加强无障碍设施的使用维护，加大执法力度，对损坏、占用无障碍设施的行为进行纠正或处罚，落实经常性的维护和保养，确保已建无障碍设施正常使用。

3、拓展无障碍建设领域，开展无障碍设施进社区、进家庭工作，有计划地分批分期进行改建，社区重点改建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机构的无障碍设施；倡导残疾人、老年人在新房装修时进行无障碍设计，将无障碍建设和居家装潢结合起来。

4、做好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宣传教育，提高居民无障碍建设意识，让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无障碍环境建设。

（十二）社会环境工作目标

1、采取多种形式，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促进社区各界进一步了解残疾人事业，使全社区形成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社会风尚，把开展扶残助残活动纳入街道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广泛开展各具特色的助残活动。

2、健全和完善各类助残志愿者团体，建立助残志愿者人才库和服务对象档案，动员更多的社区力量帮扶残疾人，弘扬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

3、动员社区各界积极参与帮残助残活动，形成规模。充分发挥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作用，依托社区报等媒体宣传人道主义思想，宣传残疾人事业，形成宣传效应。

（十三）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工作目标

街道残联开展“阳光之家”长效管理，把街道助残服务社建设成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开展康复训练、职业培训、就业指导、文体娱乐活动、用品用具供应等服务，建立符合残疾人工作开展要求，为残疾人提供就近、便利服务的综合服务设施，使之成为“残疾人之家”。

（十四）信息化建设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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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公共经济学；经济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9－0041－06

一、引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非政府组织(NGO)的大规模兴起，NGO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从研究视角看，大多集中在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角度，主要探讨NGO的政治参与、促进民主、政策倡导、社会协调、社会治理等功能。事实上，NGO不仅具有明显的政治和社会功能，而且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它组成了一支“蒸蒸日上的经济力量”(萨拉蒙等，1999)。从历史上看，NGO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它是“对一系列范围相对清晰、可以用经济学术语来描述的社会需求的一种合理回应”(uansmann，1980)。NGO发展变迁的基本经济动力来自于经济活动范围和规模的扩张、市场交易复杂程度的增加、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公共需求规模的增长和类别的多样化、政府公共支出的增长等。从现实看，NGO代表了一种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公共产品资源配置方式――自愿供给，即以自愿的方式有组织地提供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环保、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准)公共产品。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体系内，NGO不仅购买来自企业的产品或劳务，雇用劳动力，购买资本，而且向家庭(个人)、企业、政府和国外等提品或服务，实际上构成了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有必要利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认识NGO，把它作为公共经济活动的主体，把握其活动规律，探讨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国民经济整体的影响。加强对NGO经济效应的分析，对于科学合理地制定有关公共政策，充分发挥NGO的经济社会功能。促进NGO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NGO经济效应的分析可以按照探讨NGO与家庭(个人)、企业、政府、国外等经济部门关系的思路展开，这其中既涉及微观个量，比如个体或某一领域的NGO对企业、家庭投资、消费等行为的经济影响，也涉及宏观总量，比如NGO整体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物价水平所发生的经济作用。从总体上看，NGO的经济影响最终可以归结为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增长与稳定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梳理和归纳现有国内外有关研究，探讨NGO经济活动及其经济影响的特征和规律，构建NGO经济效应的研究框架，并结合当前我国NGO发展的现状，展望我国NGO经济效应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二、NGO的资源配置效应

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通过研究资源的使用方式和结构问题，实现全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和利用。与政府和市场不同，NGO主要采取自愿供给的方式提供(准)公共产品，在资源筹集、组织决策、资源使用、激励约束等方面具有准公共性、自愿性、非营利性和非分配性等四个主要特征。NGO还以其特有方式带动和引导其他主体的资源配置方向，并通过经济主体间的合作不断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一)以自愿的方式提供(准)公共产品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NGO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Burton Weisbrod，1986)，满足政府所无法满足的非中间投票人的特殊公共需求，回应个人的“社会交往需求” (王绍光，2002)，以及提供信用产品(Hansmann，1980)(如慈善服务、幼儿看护、养老服务、医疗服务、教育等)。NGO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结构特征体现在：

1、资源筹集。按照收入来源的不同，NGO可以分为捐献型、商业型两类(Hansmann，1980)。前者以捐赠收入为主要甚至全部收入来源，如基金会等慈善类组织，而后者以服务费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如学校、医院、养老院等。但无论捐赠收入，还是服务费收入，都是NGO的捐赠人或客户自愿支付的。在自愿基础上的有偿收费、市场化营销与商业化互惠合作、捐赠和志愿服务、社会慈善和参与观念的倡导成为NGO筹集资源的主要手段。

2、组织决策。通常，组织目标的定位、产品类别和规模的决定是由NGO自身独立、分散作出的。但是，组织的捐赠人、志愿者、雇员和管理者等多个利益相关者都会影响决策的过程，导致决策内部机制的复杂化(Dlqlse R.Kingmal，1997)。

3、资源使用。NGO的经济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全部所得均用于完成组织使命，不能分配给所有者和管理者。捐献型NGO主要通过无偿捐赠支出或价格补贴方式，实现其慈善救助的组织目标。商业型NGO则主要利用所筹集的资源生产商品或服务，并把它们提供给客户。

4、激励约束。组织目标的实现、社会的积极回应与评价以及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补助和拨款等都会激励NGO的发展。组织目标、捐赠人监督、社会问责和政府规制也是NGO经济活动的约束力量。

(二)引导和带动其他主体的资源配置活动

1、倡导效应。NGO对环境保护、动植物保护、人权、平等等理念的倡导，影响甚至改变家庭(个人)、企业和政府的经济活动。比如，在美国历史上，对精神病人的照看、争取妇女权利、保护大自然、戒酒、计划生育以及历史教育等，都是由NGO率先倡导和实施的，其中不少导致了政府采取相应措施。2002年以来，我国的环保NGO在重庆燃煤电厂停建、保护怒江、圆明园防渗工程、保护滇金丝猴等项目上的倡导活动促使政府取消或改变了有关决策。近期，在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协调下，我国国内部分家居建材超市对其销售的茚茄木产品作了调整，对来历不明的茚茄木地板进行了停售。

2、带动效应。在一些新兴领域或以往未受重视的领域，NGO以少量的资金投入带动政府更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比如，美国能源基金会自1996年在我国启动了可持续能源项目后，通过无偿提供技术、免费培训人员以及资助研究资金等方式，已在我国北京、杭州、济南、西安、昆明等多个城市成功推广快速公交系统(DRT)，由此带动了我国地方政府大量的相关投入。

(三)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的主体间合作

随着历史的发展，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NGO不断以新的方式和渠道筹集经济资源，创新生产方式，加强主体间合作，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

1、NGO之间的联盟或伙伴关系。基于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信息互通和共享，NGO越来越注意借助与其他NGO间的网络联盟或伙伴关系支持自身发展。2007年2月成立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依托“中国捐助网”构建全国性的救助对象数据库和捐助志愿者数据库，并联络民政部与其他慈善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解决由于慈善捐赠分布不均衡所导致的救助效率问题。近年来，草根NGO和GONGO已悄悄开始了合作。一方面，比较成功的草根组织注意借助GONGO壮大实力，扩大影响，比如在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的推动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设立了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中国律师未成年人保护志愿协作网”，目前已吸纳5000多名志愿律师参加进来。另一方面，某些GONGO的工作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比如，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开展了许多资助草根的行动，向打工妹之家捐助10万元用于设立“打工妹法律援助工作站”，向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服务与研究中心捐助13万元用于妇女法律服务。

2、NGO与企业的合作。出资购买企业提供的服务是NGO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途径。比如，为解决农村贫困青年就业问题，中国扶贫基金和华学联盟培训中心共同举办了“培训就业项目”，扶贫基金会负责资金支持、项目指导与效果监测，华学联盟负责技能培训与安排就业。该项目初期计划每年培训2000人，2008年将达到每年10000人以上。

3、NGO与政府的合作。政府提供资金、NGO配送服务已经成为西方福利国家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重要方式。根据萨拉蒙等(1999)对22个国家的调查统计，在卫生保健、教育和社会服务等社会福利领域，政府的资金支持占该领域NGO收入来源的45％～55％。其中，比利时最高(76.5％)。在我国，这种合作也初现端倪。2006年2月，国内6家NGO首次通过招标方式参与了在江西省22个重点贫困村试点的村级扶贫规划工作，使用和管理1100万元财政扶持资金。

三、NGO的收入分配效应

收入分配的目标是公平分配，通常包括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两个层次。经济公平强调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等价交换原则，力求达到要素投入与要素收入相对称的目标。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各经济主体所提供的生产要素、资源禀赋的差异以及非竞争等复杂因素，他们获得的收入可能会出现较大差距。社会公平则是要将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维持在合理范围内。NGO能否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公平?这是社会公众(尤其是捐赠人)和政府关注的焦点，也是制定针对NGO的差别性补助和免税优惠等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据。

本文认为，考察NGO的收入分配效应，可以遵循不同的路径。首先，可以从NGO对收入分配不公形成原因的影响人手。王名(2001)通过对我国扶贫NGO的生存扶贫、技术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环保扶贫等9类活动，实证地考察了它们对收入分配的贡献。其次，可以从NGO所采取的收入分配手段人手，研究NGO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和效果。

(一)经济公平效应

1、行业协会的自律机制。行业协会通过制定内部契约的方式，确立一些行业标准，建立会员企业内部的自律机制，加强自我管理，实现自我协调，维护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关系。比如，在温州打火机市场，不少企业曾经恶性竞争，劣质打火机泛滥。通过温州烟具业协会的努力，打火机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及劣质产品的泛滥得到有效制止，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秩序。

2、NGO的维权机制。工会和民间维权组织的基本职责是维护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等劳动经济权益，是对经济公平的一种保障机制。近年来，我国部分企业内部分配秩序混乱，拖欠、克扣工资，超时劳动，利用各种手段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基本社会保险普遍缺失，长期不增加工资等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安徽、山东、甘肃、吉林、福建、黑龙江、陕西等省市相继成立了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等民间维权组织，在帮助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社会公平效应

1、价格调节

(1)低价收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和服务是NGO常用的一种价格手段。比如，Burton A.Weisbmd(1997)研究发现，在智障治疗和家庭护理领域，营利机构和NGO在“价格-成本差” (pfice-coamargins)上存在明显差别，在上述两个领域NGO的“价格-成本差”比营利机构分别低$80和$120，分别相当于平均成本的12％～20％。

(2)差别价格。NGO在提供相同等级、相同质量的商品或服务时，可能因接收者的不同而实行不同的销售价格或收费标准。比如，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2004年举办的20期创业培训中，14期是面向下岗失业人员、贫困地区学生的免费培训，6期是面向在职人员、单身母亲、职业高中学生、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残疾人士、复员武警、劳教人员的低收费培训。

(3)价格补贴。为实现组织目标，NGO会选择一部分特殊客户给予特别的价格补贴优惠。比如，“希望工程”对那些贫困家庭学生给予教育费用以及生活费用的补贴，提高贫困家庭在教育支出方面的能力，通过鼓励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实现脱贫。人类家园国际机构在云南项目办公室通过无息贷款方式来帮助贫困居民解决住房问题。

2、无偿捐助。从捐助方式看，通常分为直接和特定的无偿捐助、间接和非特定的无偿捐助两种方式。从捐助内容看，既有直接对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提供的现金捐助，也有衣物、药品、医疗设备、图书资料和电脑及其软件等实物捐助，以及提供医疗、养老、法律咨询、诉讼等方面的免费服务。

3、资格要求或群体瞄准。与营利组织的资格要求不同，NGO往往使用与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关联很小的资格标准，或者直接瞄准没有支付能力的那部分群体。比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实施的《母婴平安120行动》确定项目对象应是贫困户中的孕产妇，并制定了贫困户的界定标准。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实施的盐池小额信贷项目中，目前的1400个客户中93％都是中下等收入的农户。

4、培育社会资本。大部分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促进收入均等分配具有积极作用(邹宜斌，2005)。NGO有助于培育社会规范，传播公平、博爱、慈善、公益、合作和参与的理念，具有承载或传递社会资本的重要功能。许多NGO在扶贫项目运作中实施参与式扶贫，让农民成为自主决策、参与实施和自主监管的全过程主体，在改变贫困村庄落后面貌的同时，也催生了农民自我脱贫的新精神。

四、NGO的经济增长与稳定效应

NGO的经济增长与稳定效应是指它对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就业水平及物价稳定等方面带来的影响。从微观个量看，单个NGO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但从

宏观总量看，NGO整体对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NGO的经济增长效应

1、直接创造GDP。NGO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强大的经济部门，它所提供的社会最终产品的价值构成了社会总产品价值的一部分。萨拉蒙等(1999)的调查显示，全球22个国家NGO的增加值(工资总和和志愿时间的投入)为8400亿美元，占GDP的3.5％。如果把它比作一个国家，NGO将位列世界第八位。

2、带动投资，促进消费。NGO的无偿捐赠、价格补助、服务支出等通过收入分配、价格媒介等，带动家庭(个人)、企业、政府等其他经济主体相应的投资或消费支出，产生支出的乘数效应。NGO对某些群体实施教育、医疗等补助会引起此类产品或服务相对价格的下降，以及受益群体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从而提高他们对此类服务的消费。金融互的NGO(比如小额信贷组织和互助会)会通过影响组织成员的家庭可支配收入、融资水平、资产调整数量等影响他们的消费。 Anheier Helmut K.&Rudney Gabfid(1998)对美国和前西德NGO的研究揭示，美国NGO每向最终消费者提供1美元的服务将带来商业领域额外83美分的间接支出，即乘数效应为1.83；而前西德NGO支出的乘数效应是1.43。

3、创造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NGO不仅培育社会资本，还可以创造社会资本，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理论上讲，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表现在，信任、社会规范和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有利于克服非对称信息对经济活动的约束，减少道德风险和搭便车行为，降低交易费用，使交易双方更容易达成协议，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陈刚，2006)。

(二)NGO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效应

各类行业协会是介于微观经营主体和政府宏观调控之间的中介力量，搭建起企业与政府对话、沟通、互动的平台，对上反映企业和行业的发展信息与需求，完善宏观调控决策，对下传导政策目标与取向，通过加强行业协会自律、指导价格、合理控制生产规模、技术革新等传导工具，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扮演着行业调控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协会对外以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开拓市场，应对行业需求和供给的市场波动，协调本行业与上、下游行业及区域外相同、相关行业间的利益关系，并积极处理国际贸易争端。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活跃着大量的NGO。它们通过广泛的教育、宣传，影响甚至改变居民、企业或政府的环保观念和意识，尽量减少污染活动；通过实实在在地为企业提供环保信息、政策和技术咨询服务，促进资源在企业之间的循环利用，帮助实现环保产品的社会推广；监督企业的不良环境行为，推动可持续发展。比如，韩国“资源再生公社”专门负责管理和监督“废弃物再利用责任制”的实施，自该组织设立以来，韩国废弃物品循环利用率提高了5％～6％(王亚玲，2007)。

(三)NGO的就业效应

NGO的经济活动涉及到几十个领域，其中大多属于服务行业，大量依靠劳动力，而且服务业内部也在不断分化，形成各类新兴服务行业，从而给劳动者提供广泛的不断增加的就业空间。许多NGO通过为就业者提供培训指导、信息服务、组织协调、信用担保等，使其顺利走上就业岗位；一些NGO对广大失业和无业人员提供基本生活救助，弥补社会保障机制的不足，从而缓和社会就业压力；有的NGO(比如，卫生保健行业)还显示出反经济周期的特性，即它们在经济衰退时会创造出比正常时期更多的就业岗位(李跃卿，2005)。从国际上看，NGO已经成为一条非常重要的就业途径。根据萨拉蒙等(1999)的调查，22个国家的NGO雇用了近1900万个全职工作人员，占所有非农就业的近5％，占所有服务行业就业的10％，占所有公共部门就业的27％。如果考虑到志愿者因素，这一比重将更大。从NGO对就业增长的贡献看，1990-1995年西欧四国(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的NGO就业平均增长24％，占总就业增长的40％。其中，卫生保健和社会服务占NGO就业增长的72％。邓国胜(2006)根据对我国社会团体的抽样调查，大致估算出2002年全国所有社团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当于76.2万人，占非农就业的0.21％。占服务业就业的0.36％，占所有公共部门就业的7.2％。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NGO与西方国家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我国NGO的就业规模仍存在非常大的潜力，是缓解我国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的一条重要渠道。

五、我国NGO经济效应研究展望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掀起了NGO发展的热潮――“全球结社革命”，关于其经济效应的研究也已在很多领域展开，包括NGO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或主体的联系，NGO的资源配置方式与收入分配手段，NGO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就业水平、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联，NGO的经济效应评估等。这些研究在关注事实的基础上，利用了“投入－产出”分析、支出归宿分析、博弈论、比较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尤其是国别和行业的经验研究)等方法和工具，达成了一些重要共识，如认为NGO是一个日益壮大的经济部门，它不是单纯的消费单位，而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等等。我国NGO的发展起步较晚，但它经历着快速的发展和变化。与此相联系，国内对NGO经济效应研究的认识相对不足，理论研究薄弱，实证分析缺乏。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研究经验和既有成果，结合我国实际，不断深化和拓展NGO的经济效应研究，尤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我国NGO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蒋洪(1996)曾提出资源配置效率是生产效率、产品组合效率和交换效率的统一。这是否适用于评价NGO的资源配置效率?如何进一步具体化?在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与营利性机构、公立机构相比，NGO的资源配置效率是高还是低?影响因素有那些?制度或体制根源何在?这不仅关系到如何选择公共产品(服务)的供给方式，也涉及到NGO公共政策的决策，即是否需要对NGO进行规制以及怎样规制。

2、我国NGO的收入分配效应问题。当前研究只关注了NGO(尤其是慈善组织)对社会公平的积极作用，而相对忽视了其他类型NGO对社会公平的影响包括因资金流动而对区域间收入分配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行业协会、工会及其他维权组织对经济公平的影响也未受到足够关注。如何评估NGO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这需要选择合适的衡量指标作定量研究。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薄弱。

3、我国NGO的就业效应问题。根据国际经验，NGO显示出非常大的就业增长潜力。当前，尽管我国NGO在促进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普遍认同，但与营利部门、政府部门相比，NGO部门就业具有哪些特点?不同类型NGO的就业效应有何差异?NGO有哪些促进就业的手段、渠道和机制?有关的规范研究还不够深入细致，与实证分析的结合还不够紧密。

4、关于NGO的经济统计数据比较缺乏。这是NGO经济效应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肯定了NGO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NGO的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只有民政部门对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三类组织的少量数据。在NGO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建立之前，需要通过案例分析和区域性、行业性的经验分析加强NGO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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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齐齐哈尔 社区服务功能 健全对策

论文摘要：齐齐哈尔社区服务功能的充分发挥存在着资金供给与运作方式单一、服务人员学历素质较低、“大政府、小社区”定位模式等制约因素。为此，应整合社区资源，构建多元服务主体，建立社区自组织，加强社区服务工作队伍建设并实行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操作模式

一、齐齐哈尔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的制约因素分析

1．从物的冈素来看，资金供给与运作方式单一，缺乏支撑社区服务的物质基础

“社区服务的正常开展，有赖于服务资源的充分供给与合理利用”lI，从中国目前礼服务实际情况来看，资金来源主要有i条渠道：一是来自政府的资金注入，二是来自社会各界的社会捐助，是来自社区服务自身产m的再投入。齐齐哈尔市的社区发展一直存在着服务需求的不断扩大与服务资金短缺不足的矛盾，所需资金90％需政府投入，而自筹资金约占10％，社会捐赠因数量过于微小可忽略不计。

社区服务资金的不足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由此导致社区服务的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一是维系社区服务的基础设施和依托严重缺乏。很多社区资金、场地、设备绝大部分来政府，供应渠道狭窄单一，尚未建立起政府投人和社区资助相结合、并逐渐转化为以社会资助为主体的资金筹措机制。在资源整合问题上，也没有找到有效的整合手段和方法，驻社区成员单位尚未树立起“资源共享、共驻共建”12I意识。存社区建设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为维系社区服务的正常开展只能以有偿、低偿服务补偿无偿服务。很多社区居委会兴办的便民利民的服务站规模较小且较为分散，各自独立，各自为阵，因场地、资金、环境、机制等因素的制约，难以建立较大规模的服务实体，也没有形成多层面广覆盖的社区服务网络。闲此，社区服务严重缺乏可依托的阵地和设施而难于持续发展。

二是社区服务对象狭窄，服务内容单调，服务方式滞后，不能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社会需求。社区服务刚起步时主要定位于公益性、福利性的对民政对象的无偿服务，目前，社区服务的项目和内容已涵盖，大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初步形成以社会救助为基础的集家政服务、物业管理、职业中介、心理咨询、健康保健等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受资金捉襟见肘的影响，齐齐哈尔的社区服务以社会福利为主，以街道居委会辖区内的孤、老、残、困、荣誉军人等群体为扶贫济助残帮老特定对象，服务方式还仅留在传统的“好人好事”等传统形式，对于社区居民的社区养老、劳动再就业、社会和医疗保险、医疗保健社会化、小区环境、法律咨询、教育培训等更高层次的服务要求则难以满足。

2．从人的因素来看，社区服务人员学历素质较低、职业化、专业化程度不高，志愿服务发展不足

除了资金供给等物质资源之外，人力资源的构成与动员机制也是社区服务得以运转的重要条件。中国各地逐步建立起一支以专职人员为骨干、以兼职人员为主体、以志愿者为基础的礼区服务队伍”。从齐齐哈尔市社区服务的专兼职人员的学历构成来看，受过大学教育的寥寥无几，几乎没有接受过社会工作专业训练，绝大部分服务人员是下岗的中年人、待业的年轻人以及刚退休的老年人，“老大妈”形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因此，受自身能力和素质等主观条件的限制，社区服务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和项目只能是以劳务付出为主的简单体力劳动，更高层次的残疾人服务、弱智儿童康复训练、行为偏差者矫正、精神康复者辅导、刑满释放人员社区矫正、单亲家庭子女心理关注等专业性、智力型服务内容往往难以开展，而上述服务对于改薄和提高居民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维护礼区秩序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社区志愿者是自愿向社区个人或机构提供经常性无偿服务的人员，公益性、非营利性、自愿性、经常性和服务对象的专门性是志愿活动的基本特征…。齐齐哈尔市的社区志愿服务尚处于萌芽阶段，以大学生为主要来源，尚未形成组织化、制度化的模式与机制。

3．从社区服务的管理要素来看，“大政府、小社区”的定位

依然存在，尚处在“政府主导”的社区服务发展状态随着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应按照“大福利、大服务政府管，小福利、小服务社区管”的方针和政社分开的原则，把政府和社区各自的职能划分清楚。但在齐齐哈尔社区服务中仍然存在着政社不分甚至包办社区服务的倾向。社区服务中的政府行为出现两种偏差：一是政府仍同于政社不分的旧习管了不该管的事；二是政府将本该自己管的事，拱手让给了社区，区、街、社区居委会i个层面也未能构成上下串联、左右并联的服务网络，无法取得项目你缺我补、救助一呼百应的效果和集约化服务的规模效应，由此导致的后果是：

第一，“大政府，小社”使社区服务功能定位不准，相关政策滞后。在工作任务上没有将社区服务详细划分，在社区服务宏观政策制定上缺乏分类指导，政府和社区组织在实际工作中包揽了许多应由市场提供的服务项目，从而削弱了政府在社区服务中的引导、规划、公共服务和监督管理上的功能发挥，工作取向出现混淆，影响了礼区服务整体效益的发挥。

第二，规划协调不够。社区服务是众多服务行业的集合，涉及工商、劳动、土地、城建等多个管理部门，各部门对社区服务认识不同，_T作重点不同，缺乏统筹规划与协调，没有形成社区服务发展的整体合力。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低。目前礼区服务业兴办主体单一，服务层次不同，服务质量缺乏保障，物流配送、信息咨询等社区新型服务产业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社区单位后勤化服务进程缓慢，社区服务资源整合欠缺，一些服务和活动设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二、健全齐齐哈尔社区服务功能的对策建议

首先，整合社区资源，树立“大社区服务”意识，实现社区服务主体多元化，弥补礼区服务资金投入的不足。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要充分发挥政府、社区居委会、民间组织、驻社区单位、企业及居民个人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整合社区资源。共驻共建、资源共享原则在我市社区创建中尚未得到具体体现，驻社区单位、企业缺乏社区参与意识和参与行动，使一些设施和资源处于闲置状态，如果这部分资源得到合理蒯配，将会有效弥补社Ⅸ服务资金投入的不足。为此要充分发挥政府存社区服务中的主导作，渊动各种主体参与社区服务的积极性，逐步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服务新机制。政府在加强对社区服务的组织领导、政策指导和监督管理的同时，要鼓励和支持驻社区单位向社区居民开放食堂、浴池等内部服务设施，充分利用社区内的学校、培训机构、幼儿园、文物古迹等开展社区教育活动，解决社区服务资源紧缺问题，同时坚持互利互惠，使企事业单位通过参与社区建设，分享建设成果，解决自身的部分需求，促进自身事业的发展。

其次，建立社区自组织，形成社区服务的整体合力。应支持社区成立形式多样的各类组织并积极开展活动，使居民在参与各种活动中实现自我服务、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社区服务白组织可以分为四类：一是社区福利类。如社区托老所、社区敬老院、社区公共活动场馆、社区公益服务中心、社区公益服务站等从事社区公益事业的自发组织。二是维护权益类。如社区法律援助中心、社区妇女儿童保护协会、社区环境保护协会等自发组织。_=是志愿类。如社区志愿者和义工组织。四是社区服务类。如为社区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低保”家庭等特殊群体提供无偿服务和为社区广大居民生活便利提供低偿服务的便民利民组织。社会自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承担许多政府不能承担的服务功能，在发展社区民主、社区互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社区工作专业化、整合社区资源、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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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香港养老保障体系以社会福利合作机制为主，包括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和养老服务三部分内容。在不同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中，政府和第三方机构、企业、个人都有明确分工，这一机制有效地整合了社会福利资源，极大地提高了福利水平。“香港模式”给内地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即要建立养老保险、救助和服务为一体的养老保障体系，明确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建立多方参与的养老保障体系，广泛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充分发挥家庭、社会成员、企业和民间组织的作用，做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互补充。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人口发展的主要趋势，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更是前所未有。预计到21世纪中叶，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4亿左右，而目前80岁以上高龄老人已高达900万，并以年均5. 4%的速度递增。如此多的老年人生活谁来保障?在老年人的生活保障中，政府、企业和个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和责任?本文通过分析已建立相对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养老模式，试图解读其模式中政府、个人、企业和第三部门合作机制，从而为我国内地养老保障机制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一、香港养老保障模式简介

1.香港养老保障模式产生的背景

由于生育率降低和平均预期寿命延长，香港人口结构出现明显老龄化。据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的报告显示，香港男性的平均寿命为78. 9岁，名列全球第一。女性平均寿命为84. 9岁，排全球第二，但人口出生率却全球最低。随着香港老年人口的增加，老年人生活保障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的经济、生活和服务保障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尤其重要的是，随着香港老年人平均寿命的不断提高，75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健康、照顾以及经济保障有别于其他群体，更需要社会各界给予高度的关怀和重视。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是一个社会文明和进步的体现，也是一个社会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的反映。正因为这样，香港政府认为有责任采取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方法帮助其成员克服个人和社会问题，在《跨越九十年代香港社会福利白皮书》中，香港政府指出，香港“社会福利包括应基本社会需要而制定的各项法律、计划、利益及服务，其宗旨是为解决现存和潜在的个人及社会问题。社会福利担当一个重要的发展角色，通过有组织的服务及体制，协助个人及各特别人士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达致美满的人生，并切合家庭与社会的需要及期望”。根据这个宗旨，香港政府制订了一系列针对老年人的保障措施和福利服务内容。200()年12月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的实施，标志着香港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形成了养老保障的“香港模式”。这一养老模式的确立，为香港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和服务支持。

2.香港养老保障体系的基本结构

香港养老保障体系主要有以下几部分组成:

(1)养老保险它由强制性公积金、职业退休、公务员退休、其他退休及个人储蓄养老保险计划组成，其中强制性公积金计划占主导地位，由香港政府强制推行，要求香港在职者(除豁免人士外)及其雇主按其收人供款，是以累积资金为雇员或自雇人士退休后生活提供保障的养老保险计划。养老保险为香港就业人士年老后的基本生活需要提供了制度保障，形成了香港老年人社会保障的第一张“安全网”。

(2)养老救助老年人社会救助从老年人的经济、社会和心理需要各方面综合考虑，建立了较为全面的救助网络，形成香港老年人生活保障的第二张“安全网”。这是政府或社会为了满足老年人的最低生活需要而提供的一系列资源保障与服务支持，由现金与实物援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法律援助和心理救助等5大类组成。

(3)养老服务其内容和方式包括老年活动中心、老年综合服务中心、老年日间护理中心、家务助理服务、老年户外康乐巴士服务、老年度假中心、义务工作计划、老年义工计划、老年社区网络计划、老年卡计划、护理安老院、安老院、护养院、老年宿舍、疗养院照顾补助金、临时居所、老年住房以及私营安老院等。既满足了老年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也满足了老年人社交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在老年社区服务方面，全港有老年活动中心260多间，老年综合服务中心28间，老年家务助理队120多个。

3.香港养老模式中体现的政府、企业和个人责任

香港的多元文化造就了政府、社会、家庭、个人责任相结合的多元主义社会保障理念。香港养老保障的责任主体包括个人(家庭)、企业，也包括政府和第三部门(既不属于政府公共部门，也不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正式组织)，他们在这个多元化福利主体格局中，建立起了两种形式的“三方伙伴机制”:“政府一企业一个人”的社会伙伴关系;“政府一企业一第三部门”的合作关系。

香港政府在老年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中的角色、职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制定老年福利政策并监督其实施;第二，提供老人社会保障的法定服务以及紧急救济等;第三，资助老人志愿福利机构，并对其服务进行评估、协调和监察。非政府民间机构在香港养老保障中也担当重要角色，民间社会福利机构具有灵活自如、专业程度高、应变能力强等特点，可为社会提供较完善的社会福利服务。为此，香港政府通过宏观规范管理、咨询培训、政策引导、经费资助等方式，大力扶持和发展民间社会福利机构。同时，香港政府也重视个人自助、家庭照顾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他们不仅减轻了政府和社会机构的压力，也更符合中国的文化道德传统，有助于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要。

在养老保险子系统中，个人和企业承担主要责任，负责履行缴费的义务，他们是养老保险经费的主要来源;而政府则负责监督和建立补偿基金。在老年社会救助子系统中，政府是主要责任主体，是救助经费的主要提供者，也是救助计划的制定者、评估者和监管者，并负责对救助机构进行培训、指导和监管;而企业通过无偿捐助为救助机构提供经费支持;第三部门则负责社会救助的实施。在老年福利服务子系统中，政府负责服务项目的制定、评估、服务经费的资助和服务实施的监管和培训，企业和第三部门负责服务的设施。香港的养老保障体系中，香港政府和第三部门、企业、个人和家庭都有明确的分工，使得福利资源得到了有效整合，实现了香港养老模式由“补救型”向“普救型”的转变，极大地提高了香港的社会福利水平。

二、借鉴香港养老模式，探讨内地养老保障中的三方责任

香港养老模式从“补救型”向“普救型”的有效转型，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我国内地的经济条件决定了短期内还不能建立“福利国家”体制，不能实现“人人皆福利”的“普救型”福利模式。但是就像吴敬琏在2006年中国社会保障论坛首届年会上所说的:“我国的财力完全可以做到全民低保”，因此，内地可以借鉴香港的养老模式，以较低标准的保障层次，充分发挥家庭养老功能普及养老保险，扩大养老服务覆盖面，建立养老保险、养老救助和服务三种方式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实现老年人的经济、服务以及精神保障。而在这个保障体系中，不同层次政府、企业和个人承担的责任又各不相同。

1.养老保险中的政府、企业、个人责任定位

香港通过政府立法、企业缴费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而在我国内地，由于养老保险制度缺失、资金不足、权责不明确，加之市场的失灵，尚未建立全面的养老保险体系。世界银行认为，为了应对老龄化危机对养老保险的不利影响，各国需要改革单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三个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这三个支柱包括:确保老年人获得最低收人的公共养老保险制度，作为职业福利的企业年金制度和提供更高保障待遇的个人自愿储蓄制度。对应养老保险的三个不同层次，我国分别建立了惠普式养老保险、职工养老保险和商业人寿保险。

对于公共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它通常以一般税收为资金来源，以政府管理为主要管理手段，以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为主要目标，因此政府在其中需要承担全部责任，负责资金来源以及实施和监督管理。职工养老保险由企业和个人共同完成缴费，政府的责任是推动立法机构立法来强化养老保险的制度化和权威性，将养老保险的性质、覆盖人群、缴费比率、受益比率等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而对于作为职业福利的企业年金而言，它以企业为单位建立，通过企业和个人的共同缴费筹集资金，目的在于为本企业职工提供较高的退休收人，是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的一种手段。它一般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由独立的管理委员会来管理，主要投资于股票和债券市场以获得较高的收益率;政府则可以采取立法和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并鼓励推行企业年金计划，促进企业年金快速成长。对于不能被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的劳动人群，例如流动的农民工群体，政府应当担负起主导责任，以政府资金补助，个人负责缴费的形式，引导他们个人账户的落实。作为第三层次的个人自愿储蓄制度，它通常由个人自愿决定是否储蓄或者储蓄多少，目的是为了保证那些收人较高者能够在年老以后获得足够的收人，政府可以通过宣传和提倡来鼓励个人为其老年积累储蓄和财富。 转贴于

2.养老救助中的政府、企业和个人责任

社会救助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目标是帮助社会脆弱群体摆脱生存危机。老年人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也是社会救助的对象之一。香港政府通过建立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公共福利金计划、紧急救济服务、老年医疗救助、法律救助等24个项目，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老年人社会救助网络。而在我国内地，由于社会救助资金投人不足，中央、地方财政救助资金分担不够合理，救助专业人员缺失，民间救助组织数量不足等原因，老年人救助水平还处在较低的层次。

社会救助作为一种公共品，应当由政府无偿提供给公民。在老年人救助上，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包括制度设计和规范、资金来源以及监督管理。首先，政府应当通过立法的手段，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老年人救助政策，并组织实施;其次，政府应当负担起与老年人社会救助有关的各种费用，诸如日常管理的经费、付给从事社会救助工作的人员的工资等等;再者，在社会救助具体事务实施过程中，政府还需承担监管责任，保证救助到位;除此之外，加大对专业救助人员的培训，提高老年人救助水平，也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之一。在老年人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仅靠政府这一单一主体组织老年人救助的安全网是绝对不够的，也是不现实的。除了政府救助之外，由慈善机构、社会救助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成员之间开展的社会互助，是老年人社会救助的另一重要主体。社会成员和企业以及民间组织应当发扬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主动关爱老人，通过捐款或志愿者工作，参与到老年人救助事业中来;政府则可以通过各类社会福利团体和慈善组织，开展社会募捐活动，发展各种慈善基金会，并对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救捐助给予精神方面的认可和褒奖，逐渐形成一种以政府救助为主，社会互助和民间救助为补充的老年人社会救助格局。

3.养老服务中的政府、家庭和企业责任

香港老年社会服务体系主要是由政府、志愿福利机构、家庭和社区社会网络三个层次构成。借鉴香港养老经验，结合内地实际，可以建立以政府为导向，家庭养老为主和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服务体系。

在养老服务上，政府应主要是筹资和指导的角色，而不是服务的实施者。在提供具体的养老服务时，家庭应承担基本责任，在老年人的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持上，家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支持家庭养老;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大量吸纳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参与。民间组织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它可以提供生活照料服务、精神慰藉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文化娱乐服务、体育旅游服务等多种服务类型，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需求。我国内地的民间组织虽然规模日益扩大，但在登记注册、组织自律、制度规范、人员资金、社会影响等方面都还处于发育阶段，面临一系列问题。因此，政府应在资金和政策上加大扶持、优化管理和监督，积极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养老服务的社会化。企业和个人在福利事业上，也应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通过捐赠或者参与老年人志愿，为老年人福利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三、香港养老模式的另一启示:建立多方参与的养老保障体系

在香港政府还未介人社会福利事务之前，民间的福利工作是由一些热心公益的人士、社团或宗教团体承担的，他们本着慈善为怀的精神，出钱出力组成志愿机构，担当救灾济贫的道义责任。政府介人后，在社会保障计划的实施中，民间团体、热心人士继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香港还专门培养出了一支“社工”队伍，他们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训练，持证上岗，带领“义工”活跃在考察、咨询、落实社会保障方案的第一线。在大学里，香港开设了社会服务专科，开展社会福利服务研究，进行社会福利专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目前，香港已形成了包括专业教育、专业人士、专业机构、专门政策等在内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此外，香港的福利经费来源也非常广泛，除了政府拨款，公益金、政府奖券基金和各种形式的捐款等都为香港福利事业提供了物质支持。正因为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福利事业，香港才得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

篇6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暴力的行为。其形式包括殴打、罚跪、捆绑、拘禁等体罚形式，也包括威胁、恐吓、辱骂等精神虐待。家庭是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细胞组织，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宁，然而家庭暴力在我国却较为普遍存在着。近年来，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数量明显增多。据全国妇联统计，2004年共接到群众来信、来访、来电总数31万多件，有关婚姻家庭权益的占到总数的52.4％。其中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又占到婚姻家庭类总数的22.5％。全国妇联权益部门的统计，我国30%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暴力行为，施暴者多为男性。目前我国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中，因丈夫的暴行而涉讼，导致夫妻离异的占绝大多数，由此表明妇女（妻子）是家庭暴力的最大受害群体。日益严重的家庭暴力危害了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侵犯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稳定和发展，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给予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更适当的协助，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必须建立完善的反家庭暴力法。笔者在此就其现状、成因及对策等，谈点肤浅的认识，以达抛砖引玉之效果。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关键词：家庭暴力危害原因对策妇女权益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暴力的行为。其形式包括殴打、罚跪、捆绑、拘禁等体罚形式，也包括威胁、恐吓、辱骂等精神虐待。目前，对于家庭暴力的内涵还没有全国性的法律做出权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

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一、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

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当家庭关系还没有破裂时往往具有私密性。“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观念又为这种私密性加上了一道防线。因此要对家庭暴力精确统计几乎是不可能的。下面以几个区域性的调查和妇联系统收集的资料进行说明。这些区域性调查中首先留下了“家丑不可外扬”的影子，在暴露家庭不和睦方面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报喜多报忧少。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家庭暴力肯定比统计在纸上的多。有关调查统计：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举办了遵循概率抽样原则，采取整体抽样方法的大型婚姻质量调查。样本范围界定在北京市内8个区，发放2400份问卷，回收合格问卷2118份，有效率达88.25％。资料显示：夫打过妻的占21.3％；妻打过夫的占15.2％；吵架现象占81.8％。值得说明的是男女动武的质量有着量级不同的很大差异。妻给夫一耳光（或一拳）和夫给妻一耳光（或一拳）有质的区别。对这项调查的双变量分析表明，男人自己承认被妻子打过的概率大于女人承认自己被夫打过的概率。这说明女性中有些人隐瞒了被丈夫打的事实。近几年来，上海市家庭暴力也呈上升趋势。1991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因婚姻家庭矛盾激化，当事人扬言或有一定行为的伤害、凶杀和自杀的达800多件。市妇女权益保护委员会统计，1990年全市接待、受理家庭暴力事件3899件，其中发生在夫妻之间的2398件，占61.5％。从对向市妇联求救的348个受害妇女遭遇来看，她们中轻者被打得鼻青眼肿，身上多处肌肉挫伤；重者肾脏出血，耳膜穿孔，鼻梁骨折，肋骨断裂；还有个别的则是头皮拉掉，眼睛抠瞎或留下终身残疾。有一个被打妇女自己曾作过一个粗略统计，一年中被丈夫打过98次，其中有一星期内被丈夫用皮鞭抽打过3次的纪录。中国妇女报“家庭暴力问题公众调查”显示有11.2％的女性曾经挨过丈夫的打，这与14.6％的男性承认打过妻子大体一致。不过有44.9％男性认为妻子挨打总有其自身原因。从中可以看出家庭暴力行为是受隐型观念支配的。全国妇联处1995年共收到要求保护妇女权益的信件128900件，接待此类来访1600人次。在这些数字中，涉及家庭暴力方面的占三成左右。比起1994年增加了30多倍，尤其以山东、湖南、吉林、四川等地为甚。湖南各级妇联近年接待的中，状告丈夫虐待的占30％，有的地区高达50％。长沙市1993年1月至1995年10月，有登记的家庭暴力事件有1936件次，95％以上是丈夫殴打、虐待妻子。娄底地区两年来有20多名妇女惨死于家庭暴力，30多名被打成重伤，有的还落下终身残疾。双峰县去年调查的1421户家庭中，有82户发生了家庭暴力，其中8名妇女被杀或被迫自杀，7名重伤，13名轻伤。湖南每年约有2万个家庭解体，其中有1／4是因家庭暴力所致。中国妇女报何力记者在吉林省部分地区妇联采访时了解到，自1993年以来，在各级妇联接待的来信来访中，婚姻家庭类占70％～80％，而其中属于家庭暴力的案件达40％左右，农村个别地方达70％之多。这些采访记录，每一个家庭暴力案件都渗透着女性的血泪和，每一位来到妇联诉苦的女性都脸上尚泪心里流血。吉林黎树县北老壕乡的一名农妇，如今已当上了奶奶，却仍摆脱不了丈夫的打骂，结婚30年，挨打30载。马鞍山市妇联统计，1995年接待来访91件，家庭暴力41件，占总件数的45.1％。其中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家庭暴力24件，占总数的58.5％；离婚诉讼期间的家庭暴力2件，占总数的4.8％；离婚后妇女受前夫暴力的8件，占总数的19.5％；家庭成员间的暴力行为7件，占总数的17.1％。可见家庭暴力主要发生在夫妻之间，受害者主要是妇女。

上述点滴统计资料反映了丈夫对妻子家庭暴力的片段概貌。下面一些典型案件也许能增加人们感性认识或视觉效果，它会使你不能不相信中国社会夫对妻家庭暴力的严重性。就在中国第一个国际家庭日（1994.5.5）到来前夕，重庆市李亿琴被丈夫张文勇割掉左耳和鼻子的事件震惊山城，轰动全国；北京顺义县贾艳荣被丈夫黄云明砍断双腿跟踺、挖掉双眼，给即将召开的’95世妇会一个不大不小的示威（1995.5.12）；世妇会余波未逝，长沙市37岁的姚亿召被丈夫谭自忠从六楼阳台抛出当即摔死的“高楼抛妻”事件（1996.1.4）震惊中外，舆论哗然；重庆市姚蓉被丈夫杜世平长期虐待的事件披露（1996.1.24）给世妇会唱了一个反调。我们还不能忘记：北京女经理连华被丈夫毁容（1994.3.18）；沈阳恶人张伟将妻子严重烧伤致残（1994.3.18）；广东一税管员、先进工作者朱乔被丈夫廖某火烧致死（1994.4.13）；北京姑娘仇芳被恋爱不成的刘洪启毁容（1994.5.2）；江西宜丰县违反计划生育的卢润民虐妻熊秋兰致死（1994.5.2）；湖北仙桃农民郑水才只因片言只语不对劲狠心烧妻杨仙娥致死（1995.1.5）；河南泌阳县侯发随囚禁妻子吕贵云，限制其人身自由长达半年之久（1995.3.30）;河南泌阳县农民曹炳建婚内不成对妻下毒手致使周桂菊次日身亡（1995.5.12）近年来，我国家庭暴力问题更为突出，因为家庭暴力导致离婚和人身伤害的案件不断增多。据全国妇联统计，2004年共接到群众来信、来访、来电总数31万多件，有关婚姻家庭权益的占到总数的52.4％。其中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又占到婚姻家庭类总数的22.5％。绝大部分是丈夫对妻子施暴。并且家庭暴力的手段也越来越残忍，烟头烫，柴油烧，泼硫酸等等，以及由此引发的情杀、重伤害等恶性案件逐渐增多。妇女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仅仅因为生理上的弱者吗？不！妇女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有其深层原因。

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1.经济收入的不平衡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经济原因。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传统的择偶观是男强女弱。女方希望找一个各方面都比自己强的男性，而自己甘愿默默奉献于家庭，一些男性由于有了妻子及其家庭成员的支持，因某些机遇而迅速致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所谓的“优越感”得到了体现，于是要求家庭成员绝对服从其意志，否则就恶语伤人，大打出手。此外还有政策的原因，妻子下岗，收入减少，重新就业困难，不得不暂时依赖丈夫，从而受到丈夫的冷落和歧视。一旦发生家庭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通常会成为发泄的对象，并且大都表现出逆来顺受。而这种软弱的反应使得施暴者无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2.立法不完备和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是家庭暴力滋生的法律原因。我国目前尚无明文惩处家庭暴力法律规定，虽然《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禁止用暴力虐待、残害妇女，但由于有些家庭暴力事件与虐待罪事实之间有本质的差别，存在着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的缺陷，裁决起来缺少法律依据。

3.司法的漠然态度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根源。中国有两句古话：一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二是“家丑不可外扬”。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对于一般家庭暴力持比较模糊、暧昧的态度；同时受害者认为家庭暴力属于‘家丑’，不足为外人道。致使家庭暴力程度不断升级，因为家庭暴力并非一般的治安问题，还涉及到感情因素。司法人员认为“清官难官家务事”，他们怕自己正儿八斤的去处理了，可当事人之间马上又和好了，反过来还怪自己多管闲事，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4.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是家庭暴力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我国长期以来的文化基础是男性中心本位文化，男女在家庭及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极不平等，我国古代封建礼教所宣扬的"三从"思想更是其极端表现。“男尊女卑”，夫权统治贯穿数千年中国历史：“三从四德”，将女性置于男性统治之下。对子女则实行惩戒之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推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封建礼教。掌握家庭经济权力的家长，对家属当然地享有至高支配权，从而使干涉与侵害妇女、子女的人身权利的行为合理合法化。直至今天，崇尚男性对女性暴力、父母对子女惩戒的历史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家庭。

5.社会整体环境的影响。一方面，社会对酗酒、吸毒、重婚、"婚外情"等很容易引发家庭暴力的丑恶现象尚没有形成有效的解决手段。另一方面，家庭暴力长期来被视为家庭私事，在通常情况下，很少会有相关部门主动管理。尽管家庭暴力性质比社会上一般暴力恶劣，但它成了相关部门不予介入，惩治过轻的真空地带。实际上是对施暴者姑息纵容，失去了法律应有的震慑和预防作用。

6.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心理负担越来越沉重，长期积聚需要得到彻底的发泄，一旦这种情绪被错误地带到家中，就很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索。根据暴力发生的“压抑-诱发”模式，种种因素造成了个体需要的压抑，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当遇到一定的外界刺激以后，很容易外化为攻击性的行为。中国在近二十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竞争压力。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体制的变革，思想观念的冲击，造成了社会秩序的震动，也带来家庭生活观念的转变。社会压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城市人员下岗和农村中劳动力的剩余。由于原有的国有企业的普遍亏损，农村人口的大量增加，部分城市和农村人员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生活的压力积聚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定因素的刺激下，就容易外化为家庭暴力的行为。

三、家庭暴力的危害结果：

家庭暴力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

家庭暴力伴随着对妇女的精神摧残。由于家庭暴力受害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因此她们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只不过因为身体上的损伤是外在的、较为明显而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精神上的损伤是内在的、较为隐蔽而容易被忽视。精神的创伤往往比身体上的创伤更难以愈合，遭受暴力的妇女长期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心里充满了恐惧与悲哀，有的悲痛欲绝，导致心情抑郁或精神分裂。在找不到正当的解脱途径的情况下，她们只好采取回娘家、出走，甚至自杀等消极反抗方式。当虐待超过了她们肉体、精神的承受能力时，有些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有资料表明：我国五成以上的女性犯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家庭暴力不但直接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导致婚姻破裂、家庭解体，以及伤害儿童的身心健康。更为危险的是，因家庭暴力而引起的自杀、杀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创造者。而那些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人，在其生命、生存及人身权利、人格、名誉等这些做人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暴力所侵害、所剥夺的情况下，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产、发展中去呢？家庭暴力不仅严重侵害了这部分人的人身权利，而且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直接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严重地危害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有统计表明，60％以上的人在对配偶实施暴力的同时，也经常对子女实施暴力。而专家指出，即使没有受到殴打，见到家庭暴力和受到身体虐待的孩子所受的伤害同样严重。很难想象，在一个充满暴力、充斥吵骂、怨恨和悲愤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会是幸福、快乐的。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子女，深受家庭暴力的影响，其生理、心灵上必然会受到较大的伤害，也会给下一代人的心理投下灰暗、悲伤的阴影，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子女，大多数患有恐惧、焦虑、孤独、自卑、不相信任何人，他们性情忧郁，变得懦弱或残暴，学习成绩下降，有自杀倾向等心理障碍。在他们长大之后，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家庭暴力的实施者，其中有的人甚至会成为敌视社会、报复社会的人，结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一点，已为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案例所证实。家庭暴力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的范围。不论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都有极大的危害，预防和制止家庭中的暴力行为势在必行。

可见，家庭暴力已经成为破坏现代婚姻家庭幸福，和谐社会的重要威胁。禁止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成为了当前各国都关注的社会问题。

四、制定完善的反家庭暴力法：

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认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由于家庭暴力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适用的法律规范也十分广泛，

因此，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既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同时更需要形成一个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据，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主体，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刑法、（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我们国家参加的有关国际人权约法在内的法律体系。既然家庭暴力法是这一法律体系的主体，就应当具备相应的“纲领性”和“综合性”；纲领性就是这部法律应明确防治家庭暴力的指导思想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其他法律规定相关内容提供法律依据；综合性就是要在内容上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组织法的内容；既有民事责任的规定，又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既有关于政府组织的规定，又有非政府组织的规定；既有引述、重申性规定，又有协调性、独创性、保障性的规定；既有倡导性、宣言性的规定，又有义务性、强制性的规定。

2.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法应当：1、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精神；2、以宪法为根据，整合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要，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3、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的原则，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3.明确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

各级政府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极其重要的职责，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各部门有责任结合自身的具体职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以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1、采取组织措施，明确义务（责任）主体。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在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中，采取组织措施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徒法不能自行，为了将有关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设立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是必要的。同时明确相应的监督机构，加强对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等。2、司法行政部门应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密切配合，做好家庭矛盾的调解工作，有效控制家庭暴力；解决受害家庭成员的法律援助问题；对要将施暴者告上法庭的受害人，当他（她）们遇有经济上困难的时候，应有一些政府指定的法律机构，为其诉讼，并减免费用，使受害者得到切实的帮助。与此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还应与文化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积极宣传家庭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和社会危害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男女平等在家庭生活中实现。3、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要求在有关的课程中增加社会性别意识方面的内容，培养青少年树立健康、平等的性别观念。4、计划、财政、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将防止家庭暴力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特别是要拨付必要资金予以支持；并把救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加强受害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特别是女性家庭成员（尤其是农村女性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5、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应要求各医疗单位建立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运行机制，积极与司法机关配合，及时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出具自己掌握的符合处理案件要求的证据材料，并提供系统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相关指导。6、统计部门应将家庭暴力的有关情况纳入统计范围，建立家庭暴力统计数据系统，为了解、分析家庭暴力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研究对策提供数据支持。7、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和帮助居（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组织、社会团体做好维护妇女家庭权益方面的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专门的家庭保护中心，实施多方面、多层次的家庭保护计划，防止和处理各类家庭暴力案件。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有关组织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专门研究，要对在反对家庭暴力的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

当然，在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是要加大公安机关的干预力度。公安机关作为治安保卫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家庭暴力作为一种侵犯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基本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与幸福，而且危害着社会的稳定，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因此，作为负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等重要社会管理职能的公安机关，应当全面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在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维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为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具体规定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职责和措施，特别是要明确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具体方法、步骤、程序措施，为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刑事案件侦查权提供法律依据；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必须有效地保护被害人，最大限度地减少重伤、死亡、自杀等现象的发生。对于已然发生的家庭暴力案件，在处理时，应做到及时制止、及时救治、消除隐患，减少损害。既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稳定施暴者的情绪，避免矛盾升级，造成更大的损害，又要做好受害人的安抚工作，给予被害人以关怀、同情、鼓励，使之有勇气同家庭暴力作斗争，最终摆脱家庭暴力。

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而与每个家庭联系最密切是派出所，派出所作为最基层的公安派出机构，遍布在各个社区。社区民警对辖区内的居民情况比较了解，深入基层也比较方便；当家庭暴力发生后，受害者亦便于报案。因此，反家庭暴力法亦应明确要求社区民警作好以下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第一，利用下片走访之机，加强同管界居民的联系，广泛宣传法律知识，使居民能够认识到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树立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应积极报警或寻求其他途径救助的新观念；第二，经常与社区的居委会取得联系，摸清管界内各家各户的情况，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把家庭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三，对于家庭暴力比较突出的家庭，进行重点户的走访，找到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对施暴者讲清法律后果，使之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及时化解矛盾；第四，配合其他社会支持系统，为受害人提供多方帮助。

4.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

由于司法干预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司法权实施的，其干预措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是各种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体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强化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这一方面有立法不够完善的原因，但司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在完善司法干预措施、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有所创新。1、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规定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案件可以签发禁止令或保护令；2、对于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许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参加诉讼；3、增设保安处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或虽实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保安处分；4、设立专门机构以增强司法干预的力度。在这方面我国已有成功的经验，如山西省大同市率先设立了专门审理侵害妇女儿童权利的维权法庭；在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也成立了“保护妇女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办案组”，由一名主诉检察官（女）和两名业务能力强、工作耐心细致的检察官组成，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女被害人案件和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案件的审查工作。该组坚持“专案专办、优先审查”的处理原则，将切实担负起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实践证明，如果在司法系统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如家事法院或专门审理家庭案件的审判庭等）就可以大大提高现有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

5.明确社区组织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责任

社区作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在维护本社区居（村）民的合法权益、帮助有需要的人们解决婚姻家庭问题、对婚姻家庭权益受侵犯的人们进行救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北京市的社区建设，使之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赋予社区组织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能；要求社区设立相应的庇护机构，给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临时的避难场所；设立咨询服务机构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心理、医学、法律等方面的咨询辅导，同时开展对施暴人的心理辅导和社会性别意识培训；设立相应的投诉、导诉机构。

反家庭暴力法之所以将社会救助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单位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对个人的事务包管一切，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系统，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功能，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已势在必行。

6.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

目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规定不完善外，证据不足也是很大的障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当事人证据意识不强，没有充分注意收集证据，但更重要的是现行的证据规则在证据的采信、认定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暴力案件的特点，因此，在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有关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的采信、证明标准、反证责任、司法鉴定的程序等方面作出一些新的规定，适当减轻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这些规定既符合家庭暴力案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又充分体现了反家庭暴力法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特点，也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7.明确规定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由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所以反家庭暴力法的重点内容之一应是完善相应的救济措施；特别是有关救济途径（程序）方面的规定；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施暴者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以附属刑法的形式增加制裁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犯罪的新规定）、负有法定职责却不履行其职责的执法、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和社会救助机构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应负的法律责任；明确家庭暴力案件鉴定机构的职责及其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明确对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以暴抗暴案件的从轻、减轻处理原则；从而使反家庭暴力法具备较强的“可诉性”，真正成为执法、司法的依据。

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虽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但离开了完善的法律却又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所有的妇女应该勇敢的对家庭暴力说“不”。我们的社会应该是和谐美满的人间。

参考文献：

1.刘伯红。女性权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2.巫昌祯，杨大文。防治家庭暴力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3.参见中国人大新闻网2005年12月8日刊载，《为了家庭和睦社会安宁》。

4.参见人民网，法界动态专栏2005年11月24日刊载，《我国重视家庭暴力防治，维护妇女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