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本争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哲学的基本争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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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学生事务 海外交流 全球化 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Role of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ers in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dergraduate

――Based on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dergraduate

Exchange Program abroad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 Shixian， ZHENG Qiang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

Abstract In the case of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continues to deepen， and promot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tudent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pand horizons of students training to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is also an important task of the stud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ers.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of students， working in the office of Computer Scienc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relying on professional advantage， a lot of work，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ized agencies， extensive contacts with experts and profess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professional， targeted publicity among students， selection of students， and more than twenty universities overseas to establish initial contacts， organized a number of overseas exchange programs to promote a larg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tudents. From 2011 onwards，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of successful exchange programs organ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topic， organized some excellen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carry out academic exchange programs， and participated in organized Seattle Super Computing Conference. In this project， the work of the Office of Computer Science student discipline by means of its own professional advantag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Key words students' affairs； exchange abroad； globalization； talent training

1 面向全球化的高等教育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状况

高等教育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高等教育通过相互借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和相互对接从而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国的高等教育市场日益开放，各国充分利用全球教育市场，在教育管理、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逐步适应全球往和发展的需要，把培养有全球意识、适应全球化竞争的高素质人才作为目标，加强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合作。①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才培养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树立育人为本、科学管理的工作理念，全力构建教育、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的全员育人体系。其具体负责的工作包括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日常管理、就业指导、科技创新、学生心理健康、学生奖励资助以及学生活动指导等方面。

教育全球化给中国的传统高等教育制度带来了挑战和影响。面对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挑战，学生工作应及时转变职能，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地应对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发展要求。

2 在全球化的发展下，学生思政工作者在推动学生的国际交流中的优势

对日益全球化发展的高等教育而言，推动学生国际交流、拓展学生国际视野、培养学生跨文化能力成为学生培养的重要途径。丰富多彩的国际交流可以让学生深入了解异国文化，促进学术交流与学生能力的培养，开阔视野，增长才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国际竞争力。②因此，各高校越来越重视学生的国际交流，开展了各种海外交流项目，这种项目大多是由学校外事部门和国际教育学院来组织的。但这种项目往往覆盖面较小，在学生中影响力不足。其项目策划和负责人员也不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在国际交流项目中，应加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参与度，因为学生思政工作者不仅具有专业背景，他们了解国际上相关大学相关学科的状况，而且他们了解学生的发展状况，并且在学生中影响力、号召力大，因此，学生工作者在为推动学生国际交流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2.1 学生思政工作者具有学科背景

学生思政工作者多数来自毕业于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其专业经历和所带的学生的专业一致或相近。正是因为具有专业背景，他们不仅关注和了解学术发展前沿，同时还了解国际上有关大学相关学科的状况。正是借助着这一专业优势，他们在推动学生国际交流中针对性强，可以对学生进行针对性强的指导。

2.2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与国际一流学校有合作交流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国际间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广泛，院系与海外相关学校相关专业有着各种合作项目，包括科研项目、学生培养等方面交流合作。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院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积极参与这些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中，与海外的专家、教授以及院系相关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样有助于在促进海外交流中发挥桥梁作用，提高工作效率。

2.3 学生思政工作者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发展状况

学生辅导员的工作深入到了每一名学生中，涉及到学生的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不仅了解每一名学生的学习成绩，也了解学生的专业特长和兴趣。在高校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对学生的了解程度可以比得上从事学生思政工作的辅导员。通过课堂教学、通过学生的学习成绩、通过各类科技竞赛、通过各类奖学金项目、通过生涯规划指导，学生思政工作者掌握了学生的学习情况和专业发展状况。基于对学生的了解，在推动学生国际交流中，从事学生思政工作的辅导员可以帮助学生选择适应其个性发展、专业特点的海外高校和项目，提高国际交流的成功率。

3 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学生工作在推动学生国际交流方面的具体工作

为了把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大学生培养的全过程，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把推动学生国际交流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促进学生海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

计算机学院的学生辅导员具有一定专业背景，了解计算机学科发展。正是借助着这一专业优势，学生工作办公室与学院的专业教师、科研团队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专业教师，学生工作办公室联系到了数个海外高校以及有关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专家教授，并为合作项目做好了基本的规划。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了解这些交流项目，学生工作办公室在学生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召开宣讲会，并邀请国外高校的领导、专家来校为我院学生介绍人才培养和招生情况。由于辅导员了解学生学习和专业发展情况，学生工作办公室还在部分兴趣浓厚、专业能力强的学生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和选拔；对于学生的诸多疑问和困惑，学生工作办公室对其进行一对一的咨询与帮助，帮助学生打消顾虑，树立信心。

近年来，计算机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与海外二十余所大学建立了初步联系，组织了若干个海外交流项目，推动了一大批学生进行国际交流。

4 计算机学院组织赴美专题交流项目简介

为进一步深化本科生培养机制改革，促进本科生国际学术交流，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计算机学院学生工作组积极开展海外交流项目，并于2011年起连续3年组织了赴美专题交流项目。

在该交流项目中，我们组织部分优秀本科生赴美国维恩州立大学开展课程学术交流，研听了数据结构和操作系统课程的讲授，并深入该校计算机系各实验室、就计算机领域的图形学，3D模拟与建模，人工智能，云计算，并行计算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此外，在该项目中，为了让学生接触到最前沿的科技成果，我们还组织学生们参加了Super Computing大会，聆听了部分学术报告，并参观科技成果展示。该大会由ACM和IEEE计算机协会举办，是全世界计算机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和技术展览。

作为该交流项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还组织学生访问了微软总部，听取微软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介绍了云计算、虚拟化以及物联网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

通过这次海外交流项目，计算机学院的学生有机会来到国外高校进行交流学习，并实地深入世界最先进的研究机构和企业，看到了计算机技术在高度发达和飞速发展的信息社会实际应用和广阔前景，极大开拓了视野，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在计算机领域学习、创新的热情。

在该项目中，计算机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项目的组织和学生的选拔，并借助了自身的学科专业优势，积极联系维恩州立大学、Super Computing大会和微软总部，为促进该项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生工作研究分会2014年高校学生工作研究一般课题“中美学生事务工作差异与面向全球化的学生工作研究（LX2014Y161）”研究成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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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 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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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篇4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在今天中国哲学研究中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在它的激励下，无论直接从当代问题出发，还是从理论的科学性出发，我们的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特别是，中国学者不仅在具体的理论观点上“当代化”的速度很快，而且从学术研究角度提出了“方法论的自觉”问题。在本文中，我们根据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现状和实际要求，强调原著解读方法、理论思维方式和面向现实视角等三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这三个方面的突破必然会极大地推动哲学的进展。

深入原著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近20年来，我国哲学研究的可喜进展之一，是认真解读原著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因此，向原著提问和通过原著提问理应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取得进展的基本路径，也因此提出了“如何解读马克思文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代有一些争论。其焦点大致可归结为三个问题。第一，应该不应该在解读马克思文本时保持价值中立？不戴意识形态眼镜来研究马克思在当代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很时髦的观点。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一方面，在现实中，除非把自己封闭起来，否则所谓保持价值中立是极为困难的。另一方面，价值中立及其认识论上的旁观者立场本身就已经被20世纪的学术进展证明是非法的。只要注意到相关理论的进展，我们便能够认识到所谓价值中立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更重要的是，借科学的名义提出的非意识形态性质的学术要求，在一种貌似公允的立场上把马克思固定在19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把贬抑于与资产阶级科学没有差异的中立的学说，在任何时候对马克思哲学来说都是一种危险的做法。第二，能否把文本研究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中心视角？文本研究当然具有基础性地位，这种地位不仅使任何人物和思潮的研究都不能回避，而且在历史认识上，它实际承载着文献史的意义。这应该成为学界的常识。今天在马克思研究中重新强调这一点是针对过去研究的不足，而不是把它抬高到教条的地位。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广义的文本解释学，还是狭义的文本考证学，在当代学术中都可以有其独特的地位，但哪一种都不能替代问题研究，更不能以此来否定其他哲学的创新成果。第三，在文本解释时如何处理“史”与“论”的关系？

这一点在当前学界争论较大，不仅哲学，而且历史研究等领域也都存在着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哲学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地以史论二分来描述文本及其解释结果。这是因为，一方面哲学诠释学已经合理地指出，任何一种能够成立的解释必然是读者与作者视域的历史性融合，换句话说，文本不是具有凝固意义的“史”；另一方面，除了现代分析哲学等少数思潮外，几乎全部哲学之“论”同时都是“史”的凝结和创造性再现，但这个史不是文本，而是贯穿于不同文本中的问题。因此，在比喻的意义上通过强调史论关系来提倡读原著是重要的，但刻意制造“史”与“论”的对立，并且把某一端抬高到绝对标准的地位恐怕是难以成立的。

特别是，以读马克思本人著作与其他著作的多少比例来衡量学术水平，这是一种极为可笑的做法。转换思维方式，提高研究主体的提问水平和理论意识围绕文本解读的争论事实上超出了对待文本的理论态度，而是提出了整体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与整个人类的理论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理论进步可能使得我们能够领悟在马克思哲学中没有被充分重视的有价值的成果。例如，在今天，由于全球化成为重要问题，故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再次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这表明，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的追问，受到时代条件和理论家们提问水平的直接影响，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建构需要研究主体自觉地转换思维方式，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和理论意识。20世纪传播和发展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的。虽然诸多失误并不应该由理论来承担，但是理论本身却不能不反思自身。由于这些工作涉及历史，我们在这里不好展开。仅以卢卡奇的例子，以强调这种反思本身应该直接指向理论认知的方法。当他以《历史与阶级意识》实际开创了西方之异端道路时，必须承认，他是真诚地希望从“人”、“主体性”角度来拯救第二国际重要失误的。但沿着这一路径走下去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怪圈，后来的阿多诺曾悲怆地指出了这一点。当然，阿多诺指出这一点并非因为他比卢卡奇多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而卢卡奇本人在自己理论发展过程中，在其后期《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向马克思立场和观点的接近，也不是因为自己在后期接触到的马克思的著作比早期多，而是较为自觉地清算了自己的主体性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作为德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意识哲学）。

同样，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如果以为自己读了一些马克思的书就够了，那才是幼稚的。我国哲学研究事实上长期忽视了一个基础性问题，即评估西方学者解读马克思的成果绝不是拿这些学者的判断与马克思的原文逐字逐句对照，而是自己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上必须高于他们。 只要研究者缺乏对自身理论方法论的自觉关注，就会面临一些基本的难题，就会产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事实上，在当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从体系取向到问题取向、从宏观理论到微观科学、从一元形象向多元形象等等这些转换也都十分重要。在今天，围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解释产生了诸种不同的模式，也形成了对解读方法的不同理解，这些都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马克思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通过理论家们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审理，提高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实际水平，马克思哲学的创新或与时俱进便会获得更加生动的局面。关注重大时代主题，寻求马克思哲学新的生长点马克思哲学与旧哲学有着本质差别，它的旨趣不在纯粹的思维驰骋，它的全部落点是生活和历史。因此，文本研究和提问水平是基础性的工作，而最直接、最迫切的是在重大时代主题上的发言，这也是弘扬哲学精神和实现它的历史使命的基本手段。就这一点而言，它仍然包括两个基本层面：基本理论建设和对现实重大事件的参与。在基本理论层面上，我们需要构建新的学术平台，这个平台应该以当代社会生活实际展开的逻辑为底蕴，同时又必须站在整个20世纪思想发展的高点上面向世界历史发展，从而为穿透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思维构架。而政治参与层面，虽然在当代学术建制和社会分工的意义上，学者或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独特身份和作用，但是必须以关注人生切要、社会生活具体环境变迁为基本取向，因此需要对各类问题保持自身的敏感性和参与热情。

应当承认，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学院化和多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视野比以前更宽了、学术空间比以前更大了，但在参与时代重大主题这一点上却仍然具有很大的欠缺。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从马克思哲学内在使命出发真正关注这些问题的热情不够。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在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上，无论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出场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都不纯粹是理论独立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在直接的意义上都是社会历史情境变化的结果。与保守的拒斥变化姿态、缺乏根据的“创新”姿态相比，“当代性”意识恰恰提出了马克思哲学与新的时代环境的关系问题，这也意味着这种当代性的最终完成也必须是对新的时代环境的科学驾驭。必须指出，马克思的不可替代地位，并非仅仅因为他言明了世界历史之不可逆转的到来，而是他第一次指出了“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并公开表明自始至终地忠实于这个目标和服务于这一运动。

篇5

《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渊源。19世纪上半叶，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无产阶级反对资本阶级的斗争也日益高涨。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迫切需要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导，《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1845年春天，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研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时，以《关于费尔巴哈》为题写下了笔记。1888年，恩格斯在出版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把《提纲》作为书的附录发表出来，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

《提纲》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蕴含着马克思在经历了思想的艰苦跋涉之后所取得的理论成果。马克思所体现的并不是单纯的对费尔巴哈思想的批判，而是把新世界观建立在以实践基础上的‘破’与‘立’的统一。在《提纲》的第二条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而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随着认识的发展人们对第二条有着越来越丰富的解读。认为这是马克思的认识论的转向，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完全的认可，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条是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强调人的思维要符合因人的对象性活动即实践而不断改变的周围世界的真实性，以此批判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局限性。

对此，我们可以比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三个不同版本，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提纲》第二条的理解也在发生着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文第一版（ 1972年） 的译文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实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文第二版（ 1995年） 的译文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andl）真实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文第二版（ 2012年） 的译文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andl）真实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通^三个版本的比较我们观察到，第二、三版译文基本上和第一版本一样，但也有地方有个别改动。《提纲》第二条共三句，在第一句我们就能发现，“客观的真理性”的“客观的”后面附上了德文的对应单词gegenstandl有学者认为这个德文译为“客观的”与第一条中出现的译为“对象性的”相矛盾，偏离了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思想；也有学者对“具有”一词是否符合原意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原文强调的是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过程性，而“具有”一词所表现的则是状态性，因此译词的使用影响到了原意的表达，误读为人的任何思维都可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就使马克思停留在费尔巴哈的“直观”层面上，而比黑格尔哲学后退了。

在理解这一条时，我们要避免从单纯的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即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完全的认可。李淑梅在《认识如何可能的回答》的一文中认为，把《提纲》第二条当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未免过于狭窄，这段话是对整个认识发展史的一个总结，是对旧哲学认识论的根本缺陷的揭示，是从实践这一新的视角对“认识如何可能”作出的科学解答，是认识论的革命性变革的标志。吴刚也在《马克思第二条是否具有历史观意义？》一文中明确指出，相对于认识论意义来说，更应该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理解《提纲》第二条，并从《提纲》第二条的写作意图、含义及意义方面进行了相关论证。从写作意图来说，从《提纲》的整体出发研究第二条就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根本目的在于论证改造世界的合理性、必要性问题，对认识论问题的阐述是为了解决历史观问题。从含义上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提纲》第二条的第一层含义，其深层含义则是“离开了实践的认识其正确与否都成了问题”，它所揭示的是不进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人们便无法取得真理性的认识。从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在第二条中从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唯一标准的角度，对改造世界、变革社会的合理性、必要性做出了有力的论证。而且能否从历史观的角度正确理解它的含义和意义，这关系到对《提纲》的总体性把握以及对哲学创立过程的正确认识。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应该从认识论和历史观相结合的角度去理解实践观点的理论内涵。理论的真理性必须回归现实，否则只能导致中世纪“经院哲学”式的思维。在第二条中，马克思对思维的真理性的含义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和限定，说明所谓思维的真理性也就是指的思维的现实性、此岸性。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亦即是否具有现实性、此岸性，这在理论的范围内是争论不清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证明。如果一种思维或理论在现实活动中被证明是有力量的，即就是有“此岸性的”，那么，它就是在实践的维度上具有真理性的。马克思在这里借用“此岸性”，证明思维能够透过事物的现象认识本质，世界根本无所谓彼岸，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可认识的。于是，马克思就把认识论的研究视角从理论转向了实践，使自己的认识论成为超越旧哲学认识论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新型认识论理论。

对于《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二条，无论是在文本翻译方面还是意义阐释方面，仍存在一些争议与补充，需要我们深度发掘，在原有解读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研究的维度。当然，《提纲》第二条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对我们当下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我们坚持实践的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求我们必须能动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发挥对中国化的重要指导作用。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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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希腊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当代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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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1）03-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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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希腊的政治哲学

古希腊是西方的政治哲学的发源地，西方哲学在古希腊实现了它的第一个辉煌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关于政治哲学的主题及其他一些主要问题都已经有了雏形，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日趋深入全面。政治哲学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丰富多彩性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体现。当时的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具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特征，其一是为政治哲学家们所主张的政治哲学观念找到一种终极性的依据，这是第一个特征。其二是政治哲学的原理、观念、原则以及相关理论受到当时的政治实践影响，多以城邦政治为中心展开的。

正义是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中一个最为基本的主题。毕达哥拉斯学派运用“数”来解释万物的本原，追求和谐，而且用数的关系来表示和谐。在他们看来正义就是数的平方，因为平方数是由若干相等的部分组合而成的，这便是一种和谐。赫拉克利特认为战争具有普遍性，正义就是战争。但是关于将正义看作和谐还是把正义看作战争这二者之间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一时期古希腊另一位著名的大哲学德谟克利特认定国家的利益高于其他一切利益，德谟克利特所认为的国家与其他学者的国家在性质上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民主制度他所积极主张的，只不过他的这种民主制度的根基乃是等级制度与奴隶制度。

柏拉图的思想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高峰。他一方面从其哲学立场出发以其哲学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正义以及其相关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理想的社会基本结构。柏拉图对正义的探讨乃是他的全部哲学探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的方法也就是他的辩证法，问答加归谬的方法，借以找到所探讨的事物本身，而后者在柏拉图看来就是理念。柏拉图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理想国》的主题就是正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与柏拉图不同，主要体现在他关于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的研究和他关于理想国家的观念上面。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所以他们必须生活在一种政治共同体之中。城邦是一种自然的制度，是从最自然的人与人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人的一切言行都以某种善为其目的，因此，人类的联合体也同样是以善为目的的，城邦是一种最高的联合体，以最高和最广泛的善为目的。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我们了解到，政治哲学一方面与所处社会、历史环境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受当时社会政治现实的限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乃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滥觞，也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主要资源，虽然历经批判，但是即使在当代的主要政治哲学流派里面，人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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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代政治哲学

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覆载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从马基雅维利所处的十五、六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马基雅维利被称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为现代政治哲学提出经过系统论证的基本观念、概念和方法的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社会契约这样一种理论设计确立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方法，既然某种外在的神的旨意和先天的道德规范是不存在的，那么人世间的规则就必须由人自己来订立。而人之所以具有这种资格，乃是因为他们的自然权利。从自然权利到一个国家的主权，霍布斯完成了人类依据自己的理由来建立社会或国家及其规则的理论论证。洛克也是通过社会契约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产生，与霍布斯不同，他认为，即使在自然状态之中，人们也都能够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而所以要订立契约以建立公共权力，乃是因为自然状态是不稳定的。这样建立起来的公共权力拥有立法、行政等权力。卢梭关于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和个人权利等问题的一些主要观念是与洛克大体一致的，然而后人对卢梭的评价却意见纷歧而至于大相径庭，最极端的观点将卢梭看作是现代极权主义的祖师。后一种评价的最主要根据就是卢梭提出了公意的观点。卢梭认为，建立国家或社会的目的乃是社会的公共幸福，但是只有公意能够按照这个目的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

康德的实践哲学深受卢梭的影响，这就是对人的尊重，而这一点奠定了康德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从而也就奠定了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是目的。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的，但是这并没有使他的政治哲学更具现代性，他的政治哲学既太受其哲学体系的束缚，也太受他所在的那个王国的局限。黑格尔虽然也强调自由，注意到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但在他的政治哲学里面，国家才是至高无上的东西。黑格尔的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方法论上的影响，与社会契约论相反，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将人类社会的制度看作某种客观的、外在的因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必然产物，除了顺应这种规律，人的其他活动都几乎是无足轻重的。

现代政治哲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与现实激烈的革命和其他社会变迁而导致的冲突一样，不同派别之间的观念也始终处在于针锋相对的斗争之中。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派别和斗争的内容有其变化，但基本趋势是越来越晚期，两大派的阵营的分野就越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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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政治哲学

我们这里所谓的当代与现代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分明的界限。这个当代相对于西方思想和社会的巨大转折而言，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而就整个世界在基本方向方面突然之间趋同这一历史现象而言，当是在二十世纪末开始的。后一种变化对当下的世界以及对未来的人类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但是它尚未在政治哲学里面反映出来。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在于，政治哲学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末开始衰落。尽管如此，在这一个时期仍然出现了一些对当代社会产生不小影响的思想家和学派，他们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多数是在批判现代社会时提出来的，比如，西方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而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家通过批判专制主义和计划经济而深化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解，发挥那些体现了重大的现实意义的观点。这些批判、观点都是颇有价值的，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导向政治哲学的复兴，但并没有达到这一步。

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标志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第一，罗尔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以提出新的价值主张和规范，第二，建立了自己的方法以论证自己的主张，第三，从外在的方面来说，罗尔斯的理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诺齐克针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重新论证了自由至上主义（个人权利至上主义），提出最弱意义上的国家的主张，而像泰勒、桑德尔等人以黑格尔哲学为背景主张和重新论证共同体（社群）相对于原子主义式的个人的重要意义。在欧洲，哈贝马斯的理论也因与罗尔斯的直接论战而突现出他的折衷主义的特点。政治哲学的这次复兴运动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这场复兴所引出的争论似乎没有上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争论的那种尖锐和针锋相对的气氛。它所表明的究竟是问题太过困难而无法解决，还是问题无需解决，尚需要我们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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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翠：浅论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历程与内涵嬗变［J］，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01期；

［2］李淑梅：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性建构方式及其启示［J］，求是学刊，2006年03期；

篇7

关键词：哲学主观题；设问范围；中心思想；分析提炼；答案设置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2-0097-02

在高考中，政治哲学部分主观题是考生的一个薄弱环节。凡是接触高考主观题的人，一般都能感觉到高考答案的灵动性、综合性、语言组织的严谨性，给人一种非常有道理而又答不到恰当点儿上的感觉。不同的命题者设置同样的主题给出的答案也往往因人而异，主观题的主观性强的同时，难度也随之而来。最近，通过和学生一同研究高考题及答案，略有小得，总结出来，与大家分享。

一、务必审好范围

做好哲学主观题，审准范围是必须和首要的。范围规定了用什么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或者基本观点来解决新情境中的问题。这几年高考题中，哲学主观题的范围大约可以总结如下：

1.按照考查范围的明确与否可分为限定性设问与开放性设问。①限定性设问知识范围具体、明确，一般难度较小。在解答时通常采用演绎法，即通过先列出范围内知识点，再依据对材料的分层、提炼、概括后实现理论与材料的一一对应。例如，2012北京文综40（2）一题中，设问为“结合材料，说明认识对实践的依赖作用”。范围明确，考查的是“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只需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目的与归宿”与材料中相关内容一一对应便可。限定性设问又可分为大、小两种切口。一般大切口的主观题对答案的要求综合性强，主要考察考生抓主干知识的能力。例如，2011福建文综，39（4）一题中，设问为“在分析材料一、二所反映的经济信息的过程中，你运用了唯物辩证法的哪些知识？”，答案设置就须考生综合运用好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矛盾的观点来作答；小切口的主观题对考生来说往往是块儿难啃的骨头，它需要考生对教材细小知识作详细解读，难度往往较大。比如，2011新课标，39（2）一题，设问为“运用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原理，说明妈祖文化为什么千余年绵延不绝、不断发展”。答案设置就须考生要明确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内涵。既要掌握社会意识的相对稳定性，又要了解社会意识的反作用也是相对独立性的内容之一，考生往往忽略掉了社会意识的反作用，以致失分严重。②开放性设问一般来说知识范围较宽泛、笼统。在解答时一般采用归纳法，即先对材料进行剖析，然后调动教材相应内容预制对应，要求考生具备较高的调动与运用知识的能力。例如，2009浙江文综，30一题，设问为“结合材料，就更好地弘扬中医药文化提出两条方法论建议”从答案设置来看，列出的两条分别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考生须对材料进行高度概括后，在哲学范围内任选两条恰当的方法论建议并言之有理即可。

2.按照考查范围的角度可分为理论结构性设问与教材结构性设问。①理论结构性设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哲学的基本构架。如下图。

要求考生熟练掌握辩证唯物论（物质、意识、规律）、认识论（实践、真理、认识）、唯物辩证法（联系、发展、矛盾、创新）、历史唯物主义中相对应的知识点。例如，2013江苏单科，37（1）设问为“运用唯物辩证法有关发展的观点，分析说明欧美国家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走的是怎样的发展道路”，欧美国家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事物发展的过程，是对传统制造业辩证否定的过程，是在曲折中前进的过程。所以要求考生在组织答案时，应从发展的普遍性、发展的曲折性、发展的实质以及辩证的否定观等角度综合考虑。②教材结构性设问的特征一般是引用教材中单元、课、目的标题，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教材“单元―课―目”的结构，熟知每个框架下原理以及方法论。例如，2013重庆文综，13（4）设问为“运用‘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相关知识，说明我国为什么要努力‘增加居民收入’”。从答案设置上，要求考生反映出唯物史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中与居民收入相关联的内容，即社会的基本矛盾、人民群众的地位、党的群众路线，及正确进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标准，并将其整理即可答好本题。解答好此题的关键就是考生能否熟练反映出“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框架下的哲学道理。此类题要求考生注重教材结构的整理与记忆，最近几年高考教材结构性设问试题出现的频率呈上升趋势，值得引起每位备考的师生的重视。

二、审好中心思想

中心思想即答案的服务方向。方向不明，无论你怎么走都是逆风行驶，可见中心思想的重要性。每道哲学主观题都有自己的中心，对它的剖析是解答好哲学主观题的关键所在。例如，2013新课标1，39（2）设问为“结合材料，运用认识论知识，说明‘争论有利于认识的发展’”，本问考生应该紧紧抓住争论与认识发展的关系，以分析“争论”为核心，答出认识形式的主观性、真理与谬误的关系，以及认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等。如果学生忽略了中心思想或者分析不深刻，很容易生搬硬套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原理，造成答案组织的混乱。

三、审好材料

篇8

关键词:语法;起源;发展;探究

正如生活是在不断的变化中继续着,语法也是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并且这种改变是一个全面、系统并且是渐进的过程。

一、语法的起源——古希腊

古希腊哲学家及思想家柏拉图被认为是开创了语法研究的先河。在他的对话录《克拉底鲁斯篇》中,出现了语言符号起源的两种影响深远的观点,即语言符号起源于自然,名称与事物之间存在着理据性关系;语言符号与代表的事物或对象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的形成系约定俗成。很显然,这是对语言起源及词语与其意义之间关系的两种对立的争论。后来的很多哲学家纷纷对语言的起源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任何名称都不是根据本质产生的。而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们则认为名称是按本质形成的,最初的语音是对事物的模仿。这两种观点在后来的语言学发展中都得到了体现。

除此之外,柏拉图提出了包括名词和动词的词类系统,这种划分在后来所有的语言描写中一起作为句法分析和词的分类中语法区别的主要依据。亚里士多德增加了第三类句法成分,并对词下了正式的定义:词是句子的组成部分,它具有自身的意义,但不能再分为有意义的单位。其学派还提出了“整齐论”,认为词形和语法结构都有规则,语法形式与语义是平行的,提出八品词,即动静词,动词、冠词、代词、前置词、副词、连系词、连接词;而斯多葛学派提出“参差论”,认为词形的单复往往和语义的单复数不对应,语法性别往往与自然性别不一致。wwW.133229.cOm

由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编撰的第一本语法书《希腊语法》和阿波罗尼奥斯的希腊句法共同奠定了两千年来传统语法的基本原则。

二、语法的发展

1.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

古罗马时期,由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结构是极其相似的,所以很多古希腊语言学的理论、争论及分类被应用到拉丁语中。瓦罗是众多拉丁学者中最具有创新性的一位。他的语法巨著《论拉丁语》,把语言研究划分为词源学、形态学和句法学,并首次把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区分开,还发现拉丁语名词的夺格。继瓦罗之后,普里希恩在他的《语法范畴》中将词类进行了划分,但是这一划分删去了冠词而增加了叹词。

欧洲中世纪语言研究的突出成就是经院哲学与拉丁语法相结合而产生的思辨语法。他们认为所有语言的结构底层都有一种共同的,或者叫做普遍的语法,这种语法不是以语言形式为基础,而是以理性的法则为基础。

2.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

这一阶段的语言研究出现了很多新的语言学思想,如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法国的保尔-罗亚尔学派是著名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试图寻求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普遍性语法原则,并认为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存在于共同的语言结构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德国的洪堡特,把世界语言(除汉语外)分为屈折语、粘着语和综合语三种。而经验主义认为人类习得语言是通过从人类出生开始听取周围环境语言,然后加以模仿的简单过程。这一争论一直影响着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很多学科的理论思想。

英语语法的研究开始于17世纪末及18世纪初阶段。最早的研究之一是1653年由约翰.乌尔利斯用拉丁语所写的《英语语法》。他认为英语有现在和过去两种时态,而所有其他的时间和体的区分是受情态动词的影响。他的英语语法理论对早期英语语法有着重大影响。直到18世纪中期,才出现了第一本被人们广泛赞誉的英语字典和第一本详尽的英语语法书,他们分别是由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编撰的《英文字典》和由主教罗伯特.罗斯编撰的《英语语法简介》。

19世纪欧洲的语言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标志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出现。丹麦的拉斯克和德国的雅各布.格林认为语言是系统地改变的并且可以通过语音系统的对比发现这种改变的变化过程。格林兄弟的研究表明英语来源于德语,为现代语言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对现代语法的探究

现代语言学的历史开始于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他把语言看成是由各个符号之间的关系组成的有价值的结构系统,不仅明确语言研究的范围,也确立语言结构分析,即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论基础。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代表人物是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他认为语法理论中最基本的范畴是单位、结构、类别和系统。范畴与实际语言材料的联系以及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是由级阶、精密阶和说明阶完成的。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概念功能、交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1957年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的诞生。它强调对人的语言能力作出解释,研究的是体现在人脑中的认知系统和普遍语法,采用的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根据有限的公理化的规则系统和原则系统用演绎的方法生成无限的句子,以此来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是形式主义语言学的代表。

四、结语

从特拉克斯的语法概念到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可以看出语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甚至一个语言学家或者是一个语言学流派在不同的时期对语法所持有的理论观点都是不同的。语法的改变发生在各个方面,音素、词素、单词和语法规则可能会借用、增加、丢失或者改变,同时,单词词条或词串的意义可能延伸、缩小或转移。语法的改变如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斯说的,所有事物都是流动的,没有任何事物会静止不变,静止不变的只有改变。

参考文献

[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1.

篇9

情境主义与美德伦理学的争论

情境主义首先对美德伦理学发出了挑战，而在整个交锋中充斥着心理学的实验证据和伦理学的哲学思考之间的对立。在情境主义看来，美德伦理学错误使用的那个心理学概念就是“特质”。所谓特质，就是一种表现出跨情境和跨时间稳定性的个体差异变量。这表明具有某种特质的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应当会表现出行为上的一致性。而美德无疑是特质这一概念的杰出代表。因为美德概念同样意在表明它才是先于道德行为而存在的，抑或说它是可以决定道德行为的。情境主义者认为，实际上特质这个概念就是虚幻的，而特质概念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则是因为：第一，我们通常高估了内部倾向对行为的作用；第二，我们通常低估了外部情境对行为的作用。情境主义者作如此论断的证据皆为心理学的实证研究结果。首先，情境主义以李•罗斯（LeeRoss）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attributionerror）的研究来说明我们通常会高估行为的内部原因。罗斯发现，倾向于将行为的原因归因于内部，而不是外在情境，这是人类的固有倾向⑦。这一效应在西方心理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共识。人们因为基本归因错误便建立起直觉上的内部原因，即特质。而实际上，心理学研究也发现，人们一旦具有了某种信念（如相信行为的原因大多是由于特质），他就会倾向于去证实它，寻找其佐证，而对与之相抵触的证据偏见性地给予不对等的关注，证实偏向（conforma－tionbias）也是一种普遍化的人类固有倾向⑧。即使一个人怀有对自己消极的看法，他都不会首先倾向于关注那些能够提升自己的积极信息，而还是去寻求那些能够确诊自己自我概念的消极信息⑨。

同时，除了倾向于证实自己的信念，人们甚至会相信自己的信念为大多数人所共有，表现出一种虚假一致性偏向（Falseconsensusbias）。心理学研究证明，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高估其他人和自己持有同一信念的比例⑩。因此这些人类认知上的偏向，导致我们将只存在于直觉上的特质作为了一种具有实在性的心理学概念。其次，情境主义使用各种社会心理学的实验作为论据证明外在情境对于人类行为的巨大影响。这些实验皆表明，对情境的操纵能够影响道德行为的结果瑏瑡。譬如，在强情境中，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yMilgram）作为权威要求人们对一个做错了题目的女学生进行电击惩罚，电击的强度依次增大，而女学生的表情与叫喊变得越来越惨，在实验者的不断要求之下，虽然大多数人清楚地知道多少伏的电压是人所不能承受的，但在强大的情境下，他们大多选择了服从并对女学生施加了足以使之丧命的电压瑏瑢。又如，在弱情境中，艾森（AliceIsen）和勒温（PaulaLevin）发现的“1毛钱效应”（thedimeeffect）现象。她们在城市商业区附近的一个电话亭开展了这项现场研究。每一位进入电话亭的人在打电话之前都会等待前一个人打完，而前面这个人是研究者假扮的，研究者打完电话从退币口取出零钱然后离开电话亭。这时进入电话亭的人会随机地面临两种情境之一，一种是退币口还留有1毛钱，另一种退币口没有钱。另一位研究者隔着玻璃在外面观察打电话的人的情况，只要在退币口有钱的情况下，这一毛钱被发现了，那么他就会被算作有效数据。等他们打完电话后，研究者马上走出去在他们前面故意将一堆文件掉落在地上。结果发现，得到了1毛钱的人有近9成的人会帮忙整理其文件；而没有得到1毛钱的人仅有1人提供了帮助瑏瑣。这些实验的共同点都表现在，无论是强大的情境改变还是微小的情境变化，人们之后的道德行为皆会随之变化。情境主义通过心理学的实验研究结果推理出美德概念实际上并不具有实在性。其逻辑是，如果行为通常是由特质或者是美德决定的，那么系统观察的结果就应该发现普遍的行为一致性；而系统观察并未发现普遍的行为一致性；则，行为通常不是由特质或者美德决定的瑏瑤。对于第二个前提来说，美德伦理学家基本认可，但也存在一些质疑。譬如仔细分析社会心理学的实验结果，在各种实验中虽然大多数人都受到了情境的影响，但是实际上仍然有少数人没有受到情境的影响而改变其行为，情境主义拿着统计上的大多数并对少数视而不见将之概括为普遍化的结论来抵制美德，这在逻辑上是以偏概全并且是推不出其系统观察并未发现普遍的行为一致性这一结论的瑏瑥。虽然有质疑，但对情境主义逻辑第二个前提的反驳还并不是那么主要。美德伦理学家的主要回应来自于对第一个前提的反驳。在这里，情境主义其实先预设了外显的可观察行为作为美德是否存在的一个前提，而美德伦理学家的主要攻击点皆在于此。具体来说，斯旺顿（ChristineSwanton）认为，以在心理学实验结果上得出的行为缺乏跨情境一致性来反驳美德，实际上没有真正理解伦理学的美德概念，美德除了被动反应于行为，更应该包含道德情感和道德动机瑏瑦。

同时，朱莉娅•安娜斯（JuliaAnnas）强调，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概念也并不仅仅是类似情境主义式的被动反应，美德还应该包含实践推理的主动过程，她强调美德的理性特征瑏瑧。而无论是情感还是理性似乎在情境主义所认为的美德上并无体现。实际上，体现在实验中的大多数人受到情境压力而改变道德行为，少数人却抵抗了情境压力而得到了行为一致性这也与伦理学的美德观并无二致，因为伦理学家也认为有美德者只占少数，而实验反而证明了这一点瑏瑨。韦伯（JonathanWebber）则认为，特质就是一种以特定强度对特定刺激以特定方式来进行特定反应的长期倾向性，心理学实验的结果也反映出了一种人们对抗情境的倾向性，这也是特质的一种瑏瑩。情境主义者接着给出了回应，这一回应中试图调和的倾向明显，而且特别针对了美德伦理学对其有关美德概念理解的批评。情境主义者此时后退了一步，暂时放弃特质概念，认为即使像美德伦理学家所说，美德不仅仅是特质，还包含着理性，那么这一理性也是由情境所决定的瑐瑠。情境主义认为，美德伦理学所谓的实践推理，也就是心理学所研究的推理过程，而人类推理过程实际上同样受制于情境。心理学对人类决策的研究发现，即使是只改变一点问题提问的方式，人们便会改变其解决问题的方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发现，当呈现给人们一个问题：某疾病的发作将导致600人死亡，现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采用A方案则200人将生还；采用B方案则有1／3的机会600人将生还，而有2／3的机会无人将生还。此时，大多数的人选择了A方案。而若改变问法：采用A方案400人将死去；采用B方案则有1／3的机会无人死去，而有2／3的机会600人将死去。实际上两种问法一模一样，只是改了一下说法，但此时大多数的人却选择了B方案。这说明情境的改变也影响到了人们的推理瑐瑡。同样，情境主义者认为，不同情境之中人类经验和技能的迁移困难也突出了情境的巨大作用瑐瑢。再者，心理学中常用的启动效应（primingeffect）也体现了情境对思维活动的决定性影响，譬如呈现了长城之后人们会更多地进行整体论思维，而在观看了白宫之后则会更倾向于分析型思维瑐瑣。情境主义同样认为，如果用美德伦理学的逻辑，美德本来存在于少数人之中，那么美德理论在美德教育上的意义便显得微不足道。事实上心理学家早已发现，人格因素与基因的相关大概在0．4－0．5之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相关，说明人格始终有一部分生而决定，那么美德教育的意义和作用都将需要重新考虑。

对争论的心理学审视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情境主义和美德伦理学双方争执的焦点最终都变成了对心理学或者是心理学概念的讨论。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情境主义的主要武器便是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而美德伦理学的主要回应方式则是一种哲学辩护。应该说，很多地方由于双方思维方式和擅长领域的不同，使得双方并没有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情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都与实验社会心理学并无二致，而美德伦理学则仍然是传统的哲学方式。二者一方强调自下而上的数据驱动的研究，一方强调纯粹的逻辑和哲学思辨，这势必使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两方对结论归纳方式的理解上也并不相同。情境主义和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多采用统计方法，试图以最简单的数字来代表普遍的人类行为，而这一统计计算过程必然损失掉大量数据信息，其统计推论若使用不慎便常常会犯下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美德伦理学显然是看到了这一点，而情境主义似乎都并未将此当作一回事，也未对此批评进行回应。运用统计方法的科学研究者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他们似乎将重复研究的结果一致性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而心理学研究不同于物理化学等纯粹自然科学研究，由于实验对象通常涉及社会中的人，其干扰变量相对而言会更多，偶未被重复的结果实则可能是由于其他的干扰变量所致。因此用某一未被重复的结果来说明情境主义的推理并不正确，这在美德伦理学家看来是逻辑正确的，而在情境主义看来则可能并无大碍。因此，美德伦理学家意图反驳情境主义的疑问，还应该从心理学入手，用心理学的证据来反驳情境主义方能使其信服。

举例来说，情境主义认为正是基本归因错误导致了美德伦理家对美德这一内部特质的高估。而实际上，情境主义此时却没有完全引用基本归因错误的心理学研究。基本归因错误还至少决定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事件的结果，其完整形式应该是，当作了一件坏事时，人们倾向于将之归因于外，而当作了一件好事时，人们倾向于将之归因于内，这是一种自我服务偏见（Self－servingbias）瑐瑤。第二个方面是文化，基本归因错误的结果是在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下研究得到的结果，而在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下，人们倾向于更多地归因于外瑐瑥。若美德伦理学进行如此辩护，则应更能为情境主义所接受。实际上情境主义对美德伦理学挑战的重点在于对特质这个概念的批判。而这场争论实则并不新鲜，它与心理学中曾经发生的“人—情境之争”（Person－SituationDebate）如出一辙。巧合的是，与美德伦理学的发展一样，人格心理学同样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中道衰落，而这次衰落的原因并非主要因为行为主义忽视心理因素，造成人格概念成为了无源之水，而在于社会心理学对情境的强调，使得人格的影响变得微弱。这其实与情境主义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的对峙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在心理学的早期阶段，人格心理学处于整个心理学甚至社会科学的核心地位瑐瑦。无论是文学、历史还是艺术、美学都沉浸在弗洛伊德等人构建的人格系统中，在20世纪上半叶，我们能够很轻松地寻找到人格心理学的痕迹。当然这种状况也与文化有关，如心理学家彭麦克（MichaelHarrisBond）所说，心理学若出生在东方世界，也许最初引人关注的便应该是社会心理学。但经过多年的积淀，人格心理学并没有越来越让人信服，反而走向了没落，地位逐渐被社会心理学所取代。

当时几乎所有人格心理学家都相信或者曾经相信人格特质就是坚如磐石般不可改变的。直到沃尔特•米歇尔（WalterMischel）1968年著述了《人格评鉴》（PersonalityandAssessment）一书，主流人格心理学家赖以生存的特质舞台甚至在霎那间接近崩塌瑐瑧。此书虽冠以“人格”之名，但却行质疑“人格”之实。米歇尔对人格特质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这本书也挑起了人格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论战。米歇尔的主要质疑集中于四点：第一，特质在预测行为上效用很低，其与行为的相关系数不超过0．3或者是0．4；第二，特质的稳定性只是语义相似性而并不是跨时间进行观察研究的结果，即人格的稳定性只存在于旁观者的直觉中，实际并不存在；第三，如果特质真有稳定性，那么这稳定性也应该归因于情境而非人格；第四，个体行为并非是跨情境一致的瑐瑨。情境主义对美德伦理学的批评与米歇尔和社会心理学家对特质的批评几乎一样，可以说是米歇尔等人启发了情境主义的挑战。面对这样的质疑，人格心理学家也进行了一些回应。首先，他们认为相关0．3并不小，虽然0．3只能解释行为9％的变异，但是0．3却意味着当随机概率为50％的时候，特质对行为的预测力能达到65％，而这并不是特别小瑐瑩。其次，人格心理学家们用统计换算将旁观者效应实验以及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等经典社会心理学中的统计量换算成相关系数，发现情境与行为的相关也仅仅只在0．4左右，比特质大不了多少瑑瑠。第三，人格特质的稳定性并非只有一种，不同的特质在不同的稳定性上表现出不同的程度。如有可能某人的外向性跟自己原来相比确实提高了，但是由于整个人群的外向性都在提高，所以他的外向性程度在整个人群里的等级顺序仍然保持稳定。面对同样的挑战，人格心理学家的回应比美德伦理学更加具有心理学意味，他们甚至以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情境所谓的强大影响力在数学上和特质差别不大。虽然更让人信服，但是人格心理学家当时的回答也和美德伦理学家一样充满着迫不得已的痕迹。他们甚至还从理论上辩驳了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特质、情境与行为的相关都不应该单独考虑，特质与情境的交互作用才是真实生活中的情况。具有某种特质的人他并不仅仅是被动地对情境作出反应，他们也会主动选择情境甚至是改造情境。这就像一个内向的人他不仅在和别人谈话时沉默寡言，他也会主动选择能够独处的环境甚至将自己的环境打造得不易于人际交往。但是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证数据上，人格心理学都只是证明了反对者对情境影响的看法过于夸大，他们并没有解决特质是否确实存在这一问题。美德伦理学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他们被动地对情境主义的批评做出回应，但是证明情境主义的主张站不住脚与证明美德的实在性是两个问题。或者说只有证明了美德的实在性，美德伦理学才能真正站到这场争锋的制高点上。

争论如何解决？

情境主义与美德伦理学的争执至今没有结果，而“人—情境之争”早已落下帷幕。作为同样性质的争论，伦理学中的这场争论与心理学中曾经的争论在争论的核心上并没有区别。虽然学科并不相同，研究者们的思维和研究方式也并不相同，但是伦理学中的情境主义者用了和几十年前社会心理学家同样的论点、逻辑甚至是论据。这提示我们伦理学中情境主义与美德伦理学争执的解决之道可能和心理学中“人—情境之争”的结果基本相同。在米歇尔提出疑议之后，虽然人格心理学家给出了有力的反驳，但社会心理学家对特质的质疑之声从未停止。心理学中的“人—情境之争”的真正结束是来自不同取向的人格特质研究的令人惊奇的达成了共识。词汇学取向的心理学家刘易斯•戈登伯格（LewisGoldberg）运用因素分析基于语言学上的假设，得到了人格特质的大五模型（BigFiveModel）瑑瑡；而理论取向的心理学家罗伯特•麦克雷（RobertMcCrae）和保罗•科斯塔（PualCos－taJr．）用问卷方法，同样建构出了人格特质的五因素模型（FiveFactorModel）瑑瑢；与此同时，原型取向的心理学家奥利弗•约翰（OliverJohn）用专家评定方法也得出了同样的五个人格特质瑑瑣。为了方便记忆与追求形式上的美感，这五个因素被命名为“人格的海洋”（OCEAN），即：外向性（extraver－sion）、随和性（agreeableness）、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神经质（neuroticism）和开放性（open－ness）。正是这些实证研究使特质的实在性不再遭受怀疑，人格特质论也重新变得重要起来。美德伦理学有着诸多的伦理学思想，但却从未将之放到实证研究中去检验。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已然存在一份美德清单，但这份德目表从未得到数据的证实。或许这不符合伦理学家的思维，但为了驳斥对自己的攻击，美德伦理学家保持开放的态度去接受一些实验研究的经验成果作为自己的论据才是真正与情境主义站在了同一个立场上在对话。美德伦理学的思辨性辩护或许能批驳情境主义的正确性，但并不能够捍卫美德的实在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仍然应该遵循心理学的原则，用心理学的方法来进行一些实证考察。

用心理学的方法来考察诸如伦理道德这样的哲学问题并不是不可能，实验哲学（ExperimentalPhi－losophy）作为一种哲学上的新思潮或者说新的运动已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瑑瑤。同样，实验伦理学（ExperimentalEthics）也正在西方学术界悄然兴起，它与哲学有关，因为它解释的是哲学中有关伦理学的问题；但它又与哲学和伦理学不同，因为它试图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瑑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意识、道德甚至自由意志等哲学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任务和方式，是人们丰富的心理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每个人在回答诸如“美德是什么？”这样的大问题时不需要经过特殊的训练，这在普通人看来都是普通常识的问题瑑瑦。而这些常识问题在心理学家和伦理学家看来却不应是常识，它会为伦理学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因此，面对情境主义的挑战，美德伦理学家应该在哲学辩护的同时，重视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若以实证的方式得出令情境主义无可辩驳的数据结果，那么具有典型心理学思维方式的情境主义观点便可不攻自破。这一点，心理学家甚至做出过某些尝试，如克里斯托佛•彼得森（ChristopherPeter－son）和马丁•塞利格曼（MartinSeligman）在研究了众多哲学著作和伦理书籍后，找出了千百年来人类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六种跨文化的美德：即智慧与知识、勇气、仁慈、正义、节制和超越；对于如何达到这六种美德，彼得森和塞利格曼认为得找到适合自己的特征性强项（characterstrengths），知道自己的强项在哪，并在生活中加强它们，我们就能获得美德。塞利格曼认为，特征性强项就是一种心理特征，而且能带来积极的结果。为了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强项所在，彼得森等人编制了强项调查问卷（VIAStrengthSurvey）。6种美德对应着24种特征性强项，而每个强项在优势调查问卷中有10道项目。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开拓性的研究，彼得森和塞利格曼的这6种美德也并非是基于数据得来。我们仍然需要一种自下而上且由数据驱动的研究结果，再整合美德伦理学家的理论探讨，以此来结束这场争论。在“人—情境之争”结束后，当初扛起反人格大旗的米歇尔自己却成为了一名人格心理学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人格理论瑑瑧。这一趋势应该也反映在当今的情境主义者中，有学者已在情境主义和美德伦理学之中试图调和，提出了一种基于社会期许的美德理论，这一理论遵循了情境主义的原则，放弃了特质的概念，强调社会情境的作用，同时也重构了美德的概念，使美德伦理学家易于接受瑑瑨。当然，对特质这一概念的理解同样值得情境主义者思考，特质并不总是应当看成一个存在于人格中的行为反应器，它的存在同样可以通过认知、情感等心理过程得以表现瑑瑩。

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美德特别是道德人格研究已然形成了多种基本范式，最主要的是道德榜样研究，即研究道德榜样所具有的人格特征；以及道德原型研究，即人们认为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他有哪些人格上的特征。一方面对情境的注意的反驳需要我们像“大五”人格研究者那样从理论和数据上都得到一个稳定的人格结构。即，首先，从理论探讨和问卷编制上得到一个稳定的美德结构模型，而这个模型又能被基于词汇学假设的因素分析方法所验证。其次，这个模型必须具有一定的跨文化稳定性，亦即这个模型所包含的维度是稳定的，但是不同文化对不同维度的强调却可以是不同的。道德问题和文化密切相关，文化相对主义甚至存在于不少人的朴素信念中，因此，美德的结构也理应具有一定的跨文化稳定性。第三，用一种原型的方式，这个美德模型理应能被重复，也就是说人们在其民众心理学（folkpsychology）水平上，也认可这一模型的存在。第四，比较道德榜样与普通人，应该发现他们在这一模型各个维度上的显著差异。另一方面，美德伦理学也必须看到情境主义在实证上所具有的问题。比如，首先情境是否真的对道德行为的影响比美德要大？可以使用元分析以及比较效应值的方法直接比较情境与美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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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希腊哲学；基督教；信仰与理性；张力关系

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049-02

一、哲学与科学、哲学与神学不分是希腊哲学的独特表现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要回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时，不同流派、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但我们仍然可以将哲学定义为“理论化的世界观”，再通过它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来确定它的位置。

就哲学、科学及宗教的关系而言，作为哲学，它的位置处于宗教与科学之间。宗教要求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去追寻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而作为科学，它的对象是物质世界，其目的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至于哲学，它既像宗教诉诸于人文关怀，又像科学追求理性，从而凸显了哲学的特殊性。科学源于实验观察，其研究对象是现象界，而哲学与科学分界在于研究对象本身，宗教与哲学的分界在于追问方式不同。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的理论形态的历史演进，直接地取决于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历史性变化；而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历史性变化，则深层地取决于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的转换”[1]。变化无常的环境，使人们把目光开始从具体物质转移到物质背后。每一个事物都有一个本质，世界背后也有一个本质。本体论的追问直指宇宙本体论，让物体被动静止。而康德认为是先天的认识的形式和范畴，这是一种悖论也是一种循环。理性思维静止下来，面对变化的环境，确定下的思维，才是行动的基础。由个人设定出发，使对象设定合理化，再在构造对象时，设定自我认识的正确路径。

公元前6世纪，正是古希腊哲学的生发时期。古代希腊地域辽阔，由于它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丰富的文化背景等因素，使其成为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源头。这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期，后人称为“自然哲学”时期。当时科学与哲学的区分并不大，最初科学与哲学的目的是认识世界，保证自身存在的独立性。通过对世界认识，让个人有所依托，以保证“我”的存在。随着对本体认识的深入，哲学开始出现了变化，这就是本体论转向。原来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抓不着的，现在本原落在一个个具体的物质上，这是对理性思维的把握。任何一个事物背后都有一个本质，把握背后的东西，即真正把握事物。在古希腊哲学中，哲学家也是科学家，哲学与科学自然而然成为一体，这是希腊哲学的独特表现，那个时代还没有神学。古希腊哲学一共经历了3个时期，其中晚期希腊哲学的时代正式基督教文明形成、传播的关键时期。以基督教哲学为主干的中世纪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西方近代哲学可以说是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哲学相互交融的产物。基督教哲学不仅提出了关于超验的存在问题，还试图调解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从而为近代哲学唤起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准备了条件。

二、基督教是自上而下的创世论，哲学是自下而上的追问

希腊哲学晚期与中古哲学时期在时间上上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因为在希腊哲学晚期，基督教思想已经开始形成并逐渐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哲学追求的是一个本体，基督教的第一原则是一神论，而基督教教义与古希腊哲学的融合使一个新的哲学形态出现了。

基督宗教的产生于公元1世纪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地区。罗马人征服了巴勒斯坦地区，身处下层的犹太人发起了反抗罗马人的斗争。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以贫苦农民、渔民和小手工业者为主，逐渐发展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教派。基督宗教与希腊哲学的遭遇、对立、冲突与融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上演的。“所谓基督教哲学，指的是一种由信仰坚定的基督徒建构的、自觉地以基督教的信仰为指导的、但又以人的自然理性论证其原理的哲学形态”[2]。哲学与圣经讨论的范围是一样的，背后的东西是一致的，两者的最终归宿相同，此岸的现象，用彼岸的原因解释。但科学哲学与宗教哲学讨论的领域不一样，语言哲学涉及的是语形、语义、语调等。基于确定性的必然性规律，宗教是原罪说，不知如何获救，救赎论在西方传统宗教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罪”的意识在基督教的理论传统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自基督教出现以来，就认为人生来就有原罪。在这里，“罪”的原始含义是没有遵守上帝的旨意。哲学则追求最终确定性，但是追寻不到。回答问题、追问问题的方式是哲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重要标志。“一旦确定哲学作为基督合理性辩护的基本原则之一，希腊哲学的众多观念与方法就会以不同方式进入到基督宗教之中。其结果是既提升了早期教父的辩护水平，同时也在较高的理论层面上促进了基督宗教神学思想体系的建立”[3]。正是在以这种方式建立神学体系的过程中，古希腊哲学在一定意义上为基督教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也是哲学发展史上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

三、宗教与哲学之间具有的信仰与理性的张力关系

基督教哲学的最基本问题，首席就是理性与信仰的问题，还有就是唯名论与唯实论的斗争问题，其实这也是宗教与哲学的问题。唯名论注重的是一个名称，属于语言构造，而唯实论则侧重于这个东西为什么如此存在，基督教哲学的衰落与唯名论的兴起直接相关。

以早期的教父哲学、经院哲学为线索，随着晚期希腊罗马产生的，基督教教义理论的初创者――希腊教父、拉丁教父以及希腊本土及本土之外的希腊化教父，都坚持企业版理性的方式――自上而下的追问。一般地说，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圣经》是西方文化的两个源头。这两种思想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结果便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诞生。但在基督教哲学与神学思想史上，对希腊哲学所代表的理性与《圣经》所代表的信仰是否相容和能否共生的问题，却一直存在争论，并且是以希腊哲学为资源的，主要是对基督教理论进行构造，并对上帝是如何造世、原罪说的内涵进行争论。立足于希腊哲学的理性，构造基督教教义，理性真理就等于哲学真理，路径不同，但殊途同归。理性信仰不等于真理只有一个，但在上帝那里，上帝是绝对真理。

法国哲学史家吉尔松的《中世纪哲学精神》的面世，使“基督教哲学”的定义得到了更大范围的认可：“将信仰真理转化成知识真理的努力，确实是基督教智慧的生命，这种努力给我们提供的理性真理的总和，就是基督教哲学本身。”基督教哲学始终处于理性与信仰的矛盾之中，当时是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时代，这使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诉诸信仰的宗教神学具有绝对的权威，然而哲学的思辨却需要理性的力量。所以这一时期基督教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形态，基督教哲学试图调和两者。在中世纪，上帝以非上帝的方式存在的，而不是以自因的方式存在的，即是被理解的方式存在的。

宗教的根本问题是对神圣者的信仰问题，无论何种形式的宗教，这都是其核心与基础。因此，当讨论的超越性时，我们必须首先从入手。不管是制度性宗教，还是精神性宗教，当探讨其历史发展时我们会发现，从生存论维度下出发的，才是我们理解宗教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孙正聿.简明哲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