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内直接投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境内直接投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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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国际收支；外商直接投资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涵义

外商直接投资（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也叫国际直接投资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它以控制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是与国际间接投资相对应的一种国际投资基本形式。国家统计局定义：外商直接投资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一般外商直接投资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合作开发等方式存在。

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是造成货物与服务贸易账户、收益账户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可以有效地改善经常账户的情况，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平衡有重要意义。

（1）外资来源单一。我国当前的投资来源比较单一。2009年我国外商投资总额603.25亿美元，其中亚洲地区的投资为357.2亿美元，占50%以上，北美地区为37.3亿美元，欧洲地区为56.4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投资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日本、欧美等国对我国的投资虽然有所增加，但比重仍然很小（见表1）。

（2）优惠政策引发负面效应。首先，优惠政策使外资企业相对于国内企业来说有着诸多优势，使原本资本和技术实力就落后于外资企业的国内企业在政策方面又处于不利的地位，直接限制了国内企业的发展。其次，由于外资企业享有的税收政策不同与国内企业，出现了数额巨大的“假合资”，即内资为了享受外资的待遇，有的企业便设法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然后以“外资”的身份流回国内，套取各种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形成了许多“假外资”企业。（3）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分布不平衡。而我国的外资产业分布格局是第二产业比重偏高，占70%以上，其中多以制造业为主，第一产业仅仅占2%左右，第三产业占20%左右。在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占了吸收外资的首位，约占了第三业的2/3，而金融、保险、商业、外贸、信息服务业等行业外资流入的数量有限。从地区分布来看，目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及闽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中西部地区起步较晚。

三、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1）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保持外国直接投资适度规模是提高质量的前提，对于实现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在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引发了有关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适度规模讨论的热潮，提出了其适度规模的概念。适度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具体是指在国家自我经济发展控制权的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能为经济发展所消化吸收，并能促进经济。（2）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取向。重点支持先进技术，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于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型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同时鼓励外商对我国农业的投资，加快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的进程，提高我国初级产品的国际竞争力。（3）有针对性地打击外国直接投资热钱流入行为。首先针对贸易项下存在着进口价格虚报、假借贸易名义融资等行为，在不限制其用汇条件下加强真实性审核，提高监管的效率。其次，严格限制资本项目的借汇，对外资企业外债实行审查备案制度，对其资本项目外汇实行有条件结汇。对资本项目不按规定渠道审批和结汇的各种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最后，严格进行收支凭证的审核和实施法人负责制。要防止利用境内外母公司和子公司及关联公司之间的财务关系进行资金的投机炒作，严格进行收支凭证的审核和实施法人负责制。

参考文献

[1]王博雅．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J]．价值工程.2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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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企业组织形式

在哥伦比亚可供外国投资者设立的企业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股份有限公司（Sociedad Anómina）、有限责任公司（Empresa de Responsabilidad Limitada）和外国企业驻哥分公司（Sucursal de Sociedad Extranjera）（以下简称：外企分公司或分公司）。根据哥商法（Código de Comercio，1971年政府410号法令），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属商业公司性质。分公司为哥依据外企在哥业务发展特点和需要而认可的一种特殊企业设立形式。此外，哥于2008年年底通过第1258号法律首推一种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简易股份有限公司（Sociedad por Acciones Simplificada）。这种新型企业形式较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在设立上限制更少且更具灵活性。根据立法者的设想，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选择这种新型企业形式来设立公司。目前，已陆续有一些中资企业选择注册成立简易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已在哥经营多年的中资企业也有意改制为简易股份有限公司。

除上面介绍的4种企业组织形式外，在哥还存在以下3种企业组织形式，但外资一般较少采用：

（1）一人企业（Empresa Unipersonal）：企业有且只有1名股东；

（2）合伙企业（Empresa Colectiva）：企业设定和存续的基础来自于合作伙伴间的相互信任，合作伙伴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3）合资经营企业（Empresa Comandita）：企业由创办人与合资人共同发起设立，创办人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合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这类企业组织形式一般适用于家族企业。

企业设立和解散的相关规定

商业公司

设立 投资者为设立商业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下同）应首先在相互间签订书面协议规定拟设立企业的名称、住所、目标、结构、法定代表人职责等事项。

在哥设立公司过程中外国投资者将被要求提交与其有关的证明材料。外国投资者在提交上述材料前应履行相关的公证认证程序，具体如下：

首先，材料应经投资者所在国公证处公证。

随后，上述材料送哥驻外使（领）馆办理领事认证。

在完成领事认证后，上述材料应送哥外交部完成最后的认证程序。

此外，如投资者所在国家是《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一般简称：海牙公约）的成员国，上述公证认证手续可一步简化为仅需办理海牙认证（中国尚未加入海牙公约）。

外国投资者须向拟设立的企业注资，并在申请结汇的同时向共和国银行（中央银行）办理外国直接投资登记手续。如以货币（外汇）直接出资，只需向企业结算账户所在的哥商业银行提交结汇申报单即可完成相关外资登记手续。如以非货币财产（如实物、知识产权等）出资，相关投资将按法律规定在折价后进行登记。

财务报告和组建企业集团 企业成立后有义务向社会公布财务报告。哥法律规定企业每年须至少对外公布财务报告一次。报告日一般为每年的12月31日。财务报告应包含企业资产负债情况、利润实现情况、财产变动情况、资本运作情况以及现金流量情况。除另有约定外，企业应根据普遍认可的会计准则在财务报告的基础上以各股东持有的股份为准分配期末利润。一般来说，每年分配的利润不得少于企业当年利润总额的50%。

基于经济、贸易和政治利益的考量，不同性质的企业可自发组成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企业集团。在企业集团内部，企业可以通过入股或签订协议等方式建立主从关系。政府在认定企业集团时除考虑上述特征外还应确认集团内部存在一个领导和协调机制。企业集团在成立后应向所在地商会（工商局）登记注册。

结算和清算 根据哥法律，企业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才可申请解散，这些条件包括：企业存续期已满，以及外部环境改变导致企业无法继续实现既定的企业目标等。

企业在完成清算后方可合法解散。根据哥商会，企业可自行安排清算并经股东大会任命清算员具体负责。如企业自行清算失败，或应债务人、债权人、政府主管部门的申请，或在自行清算过程中发生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时，国家司法部门可委派清算员强制执行清算。在企业清算期内，债权人应根据法律规定及时提供债权证明。

外国企业驻哥分公司

哥商法规定，外国企业是指依据其他国家法律设定的，主要住所在境外的企业。哥商法未对外国企业驻哥分公司在定义上做出诠释，仅规定外企如在哥境内从事长期业务，应在哥境内设分公司。综上所述，外企分公司作为外企在哥境内从事长期业务的商业存在，应与外企为同一法人关系，即分公司在哥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外企应对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长期业务的内涵，哥商法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仅列举以下几种情况作解释性说明：

（1）外企在哥境内设有商业机构或业务办事处；

（2）带资承包境内工程或服务；

（3）从哥私人部门筹集资金并进行资本运作；

（4）境内从事采掘业或提供相关服务；

（5）从哥政府手中获得特许经营权；

（6）股东大会、董事会或管理层在哥境内运作。

外企除可向分公司注入运营资本外，还可对分公司进行附加投资。附加投资是哥为外企在其境内设立分公司而制定的相关政策之一。根据哥共和国银行2003年第5号外部决议，外企与其驻哥分公司之间的外汇往来仅限于：外企向分公司注入运营资本或附加投资；分公司向外企返回运营资本或附加投资；两者间货物贸易的外汇付款；两者间服务贸易的外汇付款。因此，哥政府允许外企对其分公司进行附加投资的目的是为便于外企向其分公司提供日常开支所需的资金。根据哥法律，附加投资应作为外国直接投资在共和国银行登记，并享受外国直接投资在汇兑政策上的相关待遇。与运营资本不同，外企减少对分公司的附加投资无须哥政府事先审批。

根据哥法律，分公司应设总经理一职以便对内管理分公司，对外代表外企处理日常事务。一般来说，外企给予分公司总经理的授权较为有限。涉及分公司运营的重大决定一般均由外企直接做出。

多种企业组织方式的对比分析

有限责任公司的优势在于：股东最少人数可仅为2人且资产和营业额较少时无须聘请外部审计。其不利之处在于：尽管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但股东须对企业在劳工和税务等方面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股份有限公司的优势在于：股东在任何情况下仅须以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其不利之处在于：公司须聘请外部审计且股东人数不得少于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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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统计是国家制定服务贸易政策以及科学发展服务贸易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制定服务贸易统计制度是成功开展服务贸易统计的必要条件。

从成功开展服务贸易统计的国家或地区看，都是在法律、制度的保障下有效地开展服务贸易统计工作的。美国国会于1985年通过了《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调查法》(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Trade in Services Survey)，授权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为美国服务贸易的首要统计机构和首要机构，并授权BEA进行各行业服务交易的强制性调查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强制性调查，从而保障了美国服务贸易统计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国香港则根据《普查及统计条例》(第316章)及其附属法例搜集服务贸易统计数据，这是香港服务贸易统计领域最重要的立法。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服务贸易统计制度，缺乏服务贸易统计归口管理部门，中国的服务贸易统计工作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地区)。“十一五”规划明确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目标，对服务贸易统计工作也提出了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商务部与国家统计局遵循国际标准，并结合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和特点，联合制定了《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于2007年11月联合（商服贸发[2007]464号），并自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以科学、有效地组织中国的服务贸易统计工作，为国家制定服务贸易政策提供数据信息服务。

按照国际规范与标准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设定了中国服务贸易统计的范围和内容。《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采纳了联合国等六大国际组织共同编著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中所建议的服务贸易统计基本框架。

根据《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建议的基本原则，国际服务贸易统计遵循《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定义，确定以四种供应模式，即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作为服务贸易统计的范围。具体操作上，以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服务贸易（即国际收支项下的服务贸易）和通过外国附属机构实现的服务贸易（即FATS）两条主线进行服务贸易统计。而对于自然人移动统计，因其范围难于界定以及可行的统计指标有限，仅作为服务贸易统计的次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上已有150多个国家（地区）定期向国际组织报告国际收支项下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并有包括中国在内的26个国家（地区）开展了FATS统计。从世界各国（地区）的情况看，除美国的服务贸易统计较为成熟之外，其他多数国家均处于探索之中。我国的服务贸易统计符合世界服务贸易发展的方向。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规定，中国服务贸易统计的范围包括中国居民与非居民间服务贸易和外国附属机构服务贸易两部分，覆盖《服务贸易总协定》建议的四种供应模式，即：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移动项下的服务贸易。同时，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服务贸易统计细化了服务贸易的国别（地区）和省市分类，提供了交易性质、国别（地区）、省市等多维分组的国际收支项下服务贸易和外国附属机构服务贸易统计数据框架，从而满足了国际谈判与中国各级政府管理和决策的需要。

有关中国居民、非居民、外国附属机构服务贸易等概念界定

根据《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中国居民是指在中国大陆境内具有经济利益中心的经济单位。不属于中国居民的各种经济单位，称为非居民。外国附属机构服务贸易是指中国境内的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方式控制另一国或地区企业而在该国或地区内实现的服务销售，即外向附属机构服务贸易；以及外国或地区的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方式控制的中国境内的企业在中国境内实现的服务销售，即内向附属机构服务贸易。

中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的来源、报送和公布方式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规定中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的来源分为两个主要渠道。一是，服务贸易相关部门依照本部门职能分工向商务部提供相关数据，二是由各省（市、区）商务部门向商务部核转上报部分数据。由商务部负责全国服务贸易总体统计数据的汇总。

商务部负责中国服务贸易总体统计数据的。其中，以年度《中国服务贸易统计》报告形式公布服务贸易统计数据，以年度《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形式公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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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出台后，影响最大的还是电子商务类互联网企业。可以预见，外商投资电商企业将逐渐从外资协议控制（VIE）模式过渡至直接投资，且外资可以控股。

获准直投电商

关于电子商务的概念，目前并无法律上明确的定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将其定义为：电子商务是指根据信息网络公开传播的商品或服务的交易信息进行交易的活动，其核心侧重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网络卖家。工信部《电信业务分类目录（2013版）》（征求意见稿）将其列为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在线交易处理业务，即包含金融、证券交易，电子商务（商品）、服务交易公共平台服务。

外商投资电子商务类互联网企业，根据《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外方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出资比例，最终不得超过50%，且外方主要投资者应当具有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良好业绩和运营经验。即外商投资电商企业不但有股比限制，而且有资格要求。但何谓良好业绩和运营经验，无论是法律还是行政法规，均未有明确的标准，这一方面为审批机关提供了寻租可能，另一方面将外商财务投资者拒之门外。因此，外国资本一般通过VIE方式进入中国电商行业。

此次《意见》的出台将产生两大影响。首先，将外商投资电商企业的股比上限放宽至55%，即外资可以控股。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正在研究对外资放开投资经营类电子商务领域，不排除电子商务领域未来允许外资100%控股。其次，国务院《关于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行政审批或者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决定》已经明确在自贸区内暂停实施 “资格要求”相关规定内容，由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因此可以预见，对于外商投资电商企业的“良好业绩和运营经验”的资格要求也将取消或者淡化，这为境外以财务投资为目的的PE、VC直接投资于电商企业奠定了法律基础。

VIE不会失宠

毫不夸张地说，VIE对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政府对VIE这种打球的做法一直予以关注，并在国家安全及反垄断方面对VIE进入增值电信行业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国家安全方面，〔2011〕6号文下发后，商务部随即颁布了《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该规定第9条明确协议控制属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一种形式，该条规定：对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应从交易的实质内容和实际影响来判断并购交易是否属于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外国投资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实质规避并购安全审查，包括但不限于代持、信托、多层次再投资、租赁、贷款、协议控制、境外交易等方式。反垄断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规定，国务院制定了《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该规定明确了协议控制为并购行为并加以监管。规定第2条指出，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属于经营者集中的范围，需要依据法律规定进行申报与批准。

需要指出的是，涉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相关政策不会使VIE结构失宠。这是因为，首先，松绑仅针对自贸区内之的企业，在自贸区之外的增值电信业务的互联网企业尚无法适用这种规定；其次，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大部分业务在股权比例及资格要求方面尚未放开，这便使VIE结构依然具有生命力，特别是在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方面。

监管冲突之惑

提到互联网信息服务，官方的定义是，通过信息采集、开发、处理和信息平台的建设，通过固定网、移动网或因特网等公众通信网络直接向终端用户提供语音信息服务（声讯服务）或在线信息和数据检索等信息服务的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非经营性实行备案制，经营性实行行政许可制。但对何为经营性，何为非经营性，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免费向公众提供信息但是通过网页链接第三方广告获取收入是经营性还是非经营性？某外资企业通过自己的网站展示并销售自己的产品，通过第三方支付渠道获取收入是否为经营性？

根据实践经验，商务行政主管部门不认为这是增值电信业务，从而会允许在其经营范围中加上“通过互联网销售自有产品”。但通信管理局倾向于认为这是增值电信业务，从而令外国投资者无所适从。所以，目前需要清晰界定经营性与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的范围，不然在实践中会引起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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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境外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应当有适应这样的战略的转变。在纳税主体方面：居民企业的确定应以成立地标准为主，补充适用资本控制标准；秉承企业所得税为法人税的理念，以实现逻辑上和现实中的自洽；受控外国公司的内涵有待进一步明确。在税收抵免方面：我国税法可以适当降低间接抵免的持股比例要求，将分国限额抵免改为综合限额抵免，全面实施税收饶让。在税收鼓励方面：我国应建立海外投资风险的事先防范制度，完善资源、品牌和技术获取型境外投资的导向性政策，允许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相互弥补。如何

 

 

      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增长迅速。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的《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9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22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3亿美元。截至2009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22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严重恶化。根据克鲁格曼等学者的“新贸易理论”， 要素秉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而要素察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要素秉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跨国投资就会大量出现。[1]经合组织近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那些既吸收外资又对外投资的国家,则会因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而取得更显著的贸易增长。[2]由此可见，境外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我国的法制包括税制应当适应这样的转变。如何

      关于境外投资的纳税主体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居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居民企业应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将实际管理机构作为居民企业的标准之一有其合理性：将注册成立地作为判断居民身份的唯一标准，纳税人就可以选择企业的注册成立地以规避居民税收管辖权。如我国的居民企业在境外的避税港设立企业，通过国内外关联企业转移定价将利润转移到避税港企业，就可以达到逃税的目的。按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兼采的实际管理机构地标准，上述避税港的企业仍被视为居民企业。实际管理机构标准也是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的税收协定范本共同推荐的解决法律冲突的选择标准。《企业所得税法》确立此标准，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居民税收管辖权。但是，这一标准应当是补充适用，不应当和成立地标准并列适用，否则会对我国的境外投资产生消极影响。首先，尽管甄别居民企业的标准存在多项选择，但采用注册地标准的国家多将管理机构所在地作为补充适用的标准，《企业所得税法》的这一规定无疑会增加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平心而论，如果外国法律将在我国注册成立的企业都定性为居民企业，我们也难以接受。其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将实际管理机构界定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此在实际操作层面确存在困难：在法理上，管理机构所在地有控制中心所在地与管理中心所在地的不同理解；在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不同治理模式下，实际管理机构是营业机构还是决策机构，也存在不同的解读；实际管理机构是指母公司的实际管理机构还是子公司的实际管理机构，我国税法也指代不明。根据1983年的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对跨国公司的定义，跨国公司是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实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些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决策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其他的因素，使得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分享知识、资源和分担责任方面。可见跨国公司本来就是所有成员企业都在统一的策略下经营，如果对实际管理机构没有明确界定，跨国公司的所有境外企业将都可以被界定为其母国的居民企业。这恐怕不应该是国际法制应当追求的目标。所以，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不应当将注册成立地和实际管理机构地并列作为甄别居民企业的标准，而应当将注册成立地作为首选标准，其他标准只能是补充适用；鉴于实际控制机构难以确定，我国可以补充适用资本控制标准。即法人国籍的确定首先要看法人的资本实际上被哪个国家的公民所控制，然后再根据资本控制者的国籍来确定法人的国籍。资本控制标准的适用不仅有利于我国对外资的管制，也可以防止国内企业利用跨国关联企业转移定价逃避我国的税收居民管辖权。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将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也作为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纳税人并非必须具备法人资格。这和原《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类似：任何组织只要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即具备在银行开立结算账户、独立建立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表、独立计算盈亏三条件，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此规定在逻辑上不能自洽。既然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也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企业所得税法》就不能规定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此规定也割裂了税法上的纳税义务人（税收债务人）和民法上的独立责任主体（法人）的联系，使无独立行为能力的主体承担税法上的完全义务。此规定还剥夺了我国到境外投资的企业税负公平原则下的利益。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居民企业以企业登记注册地为纳税地点；但登记注册地在境外的，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为纳税地点。根据二九年《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居民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以境外收入总额扣除与取得境外收入有关的各项合理支出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在汇总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在境外同一国家（地区）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计算的亏损，不得抵减其境内或他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可以用同一国家（地区）其他项目或以后年度的所得按规定弥补。按上述规定，我国居民企业设立的境外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可以是独立的纳税义务人，所以其利润不可能冲抵其境内总公司的亏损，其亏损也不能抵消其境内中公司的利润。而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可以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我国税法应当秉承企业所得税为法人税的理念，以实现逻辑上和现实中的自洽，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等因不具有法人资格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我国民法制度中的各类法人也都应当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

      受控外国公司（CFC）制度是对延期纳税制度消极后果的纠正。美国1954年起对本国企业开展海外经营的国外所得实行延迟纳税制度，即公司的国外投资收入在汇回国以前不予征税。[3]该制度在鼓励对外投资的同时，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跨国公司利用避税地设立基地公司，并将利润保留在基地公司以逃避税收。在此制度下，居民企业不但能够得到延迟纳税的好处，如其将关联企业的利润转移到避税地的基地公司，还能得到更多的税收利益。因此，美国国会于1962年通过了其国内收入法典的F分部条款，提出了受控外国公司的概念。如果一家外国公司各类有表决权的股票总额中有50%以上属于美国股东，而这些股东每人所拥有的有表决权的股票在10%以上，那么该外国公司即为受控外国公司。该条款规定，受控外国公司利润归属于美国股东的部分，即使当年不分配，也要视同当年分配股息，分别计入各股东名下，并缴纳所得税。CFC法规既考虑了境外投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维护了国家的税收利益。日本于1978年采用了CFC法则。加拿大、德国等国也纷纷仿效。至2002年，已经有22个国家制定了受控外国公司税制。[4]我国《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也有CFC的规定：居民企业在境外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应按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实现。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也规定，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率明显低于25%的国家（地区）的企业，并非合理的经营需要对利润不作分配或减少分配的，此利润应当归属于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上述规定初步确立了我国的受控外国公司制度，但缺乏可操作性。如：何为税率明显低于25%的标准？芬兰、葡萄牙规定的标准是不足本国税率的60%，西班牙的标准是不足本国税率的75%，德国的标准是低于本国税率25%。另外，我国税法也需要对控制标准、非合理的经营需要、利润等作明确界定。

      关于境外投资的税收抵免

      不同于直接抵免解决分公司的重复纳税问题，间接抵免是解决子公司的重复纳税问题。所以直接抵免是解决解决法律意义上的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间接抵免是解决解决经济意义上的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我国长期没有间接抵免的相关法律规定。但我国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中却有间接抵免的条款。我国和日本、美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协定规定了间接抵免，我国和新西兰的协定只规定对方企业可以可以享受间接抵免，中国和韩国、匈牙利和印度等协定则规定只有中方企业可以享受间接抵免。《企业所得税法》首次规定了间接抵免，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直接控制是居民企业直接持有外国企业20％以上股份，间接控制是居民企业以间接持股方式持有外国企业20％以上股份。《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还有多层间接抵免的规定，居民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限于符合以下持股方式的三层外国企业： 第一层是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二层是单一第一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三层是单一第二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上述规定将20%的持股比例作为间接抵免的条件，与我国签订的双边协定不符。我国签订的双边协定规定的间接抵免的条件是10%的持股比例，如中日税收协定和中韩税收协定都是如此。笔者认为，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可以适当降低间接抵免的持股比例要求，因为对股份比较分散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言，20%已经是相当高的持股比例；通过证券市场收购上市公司，一般不可能达到20%的持股比例。如美国法律也规定，国内母公司拥有海外子公司 10%以上的股票表决权时可进行单层间接抵免；海外子公司拥有孙公司10%以上的股票表决权，母公司间接拥有海外孙公司5%以上的股票表决权就可以多层间接抵免。

      抵免限额根据限额的范围和计算方法不同，分为分国限额法与综合限额法、分项限额法与不分项限额法，我国采用分国(地区)不分项限额抵免方法。[5]根据《企业所得税法》，抵免限额应当分国（地区）不分项计算。但，分国不分项的抵免操作复杂并且不利于鼓励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如居民企业在多个国家投资，需分别计算出居民企业来自每一个非居住国的抵免限额；当居民企业设在几个境外企业都有盈利但税率不同时，其抵免限额不能调剂使用，导致境外投资企业总体税负增加。另外，我国《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还规定了定率抵扣的办法：企业可以统一按境外应纳税所得额16.5%的比率抵扣，导致境外投资企业的税负不统一。我国可建立综合限额抵免制度，将纳税人获得的所有不同国家的境外所得按照不同类别进行归类，每一类按照不同的税率计算抵免限额，直接抵免外国所得税税款。美国1918年最初实行的是分国限额抵免法，由于其不利于企业海外经营，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美国实行分国限额与综合限额的选择制。目前美国实行在区分不同所得类别的不分国综合限额抵免法，将纳税人获得的境外所得分为被动所得、高预提税利息、金融服务所得、船运所得、非受控第902节公司股息、国内的国际销售公司来源于美国境外的股息、对外贸易的应税所得、出口融资利息、其他所得九类，按照不同的税率计算抵免限额，直接抵免外国所得税税款。日本实行的是更加优惠的综合限额抵免法:在综合限额的计算上将亏损国排除，这可增大抵免限额，减轻境外投资企业税负。

      超限抵免额和亏损弥补只能向后结转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利益。《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允许超限抵免额向后结转5年，与他国家相比，这对纳税人的补偿不够充分及时。日本和美国都允许同时向前与向后结转，给予纳税人充分及时的补偿。美国对于外国所得税税款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向前结转2年，向后结转 5年抵免。日本企业在国外缴纳的外国所得税超过或未满当年抵免限额时，都可以向前后结转5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亏损只能向后结转弥补5年，不能向前结转弥补，也不利于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降低经营风险。其他国家的亏损抵补通常包括向前结转和向后结转两种方式。向后结转，指用结转对外投资亏损来抵消未来几年收入，如韩国为3一4年，美国为5年，德国对亏损向以后年度结转甚至没有时间限制；向前结转是指企业发生海外经营亏损时可退还前几年所得已缴的赋税来补偿其亏损，如美国结转弥补的时间定为3年，德国、日本、加拿大结转弥补的时间为1年。美国税法规定，海外企业在一个年度出现经营亏损时，可将该亏损抵消前3年的利润；也可向后5年结转，抵消以后5年的收入。另外，我国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也不尽合理。《企业所得税法》和《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都规定，企业的境外所得要依照我国有关规定，摊计成本、费用及损失，确定境外所得，计算应纳税额和扣除限额，不能以境外纳税资料、纳税凭证为依据。此规定的失当之处在于各国的成本、费用具有不具备可调整性；境外企业为满足上述要求须准备两种帐本，导致成本增加。多数国家如澳大利亚、新加坡等都承认本国境外企业按照东道国法律的规定核定成本费用，无需按母国法律调整。国际商会在《国际投资指南》中对域外管辖权扩张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该指南建议母国不应扩大适用其国内针对投资者在东道国的行为的法律、指令和法规，不应干涉东道国的法律秩序。

根据《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只有两种情况可以享受税收饶让：纳税人在与我国缔结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获得的所得税减免和纳税人承揽中国政府援外项目的国家(地区)所得税减免。有些中外税收协定也有税收饶让的规定。如中韩税收协定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申报税收抵免时，其在缔约国一方应缴纳的税额，应视为包括假如没有按照该缔约国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定给予减免税或其他税收优惠而本应缴纳的税额。中日税收协定中也有类似税收饶让条款。但我国签订的多数税收协定没有规定饶让制度。至2006年，我国投资区域已经从欧美、港澳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拓展到亚太、非洲、拉美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我国目前签订且生效执行的国际税收协定只有82个。在已执行的 82个税收协定中，只有19个国家与我国相互给予饶让，有22个国家单方面给予我国饶让。[6]我国税法中有许多涉外税收优惠措施，为使外国投资者享受到这种税收优惠，我国政府往往单方面要求外国政府对其投资者在我国享受的税收优惠给予饶让抵免。但在多数情形中，对我国居民企业境外投资却不给予饶让抵免。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甚至还没有任何抵免饶让的规定。这种重资本输入轻资本输出的观念，和我国现在的海外投资的形势大相径庭。为了鼓励我国居民企业境外投资，应当尽快全面适用税收抵免中的饶让制度。

      关于境外投资的税收优惠

      我国税法中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措施明显不足。《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在境外遇有风、水、火、震等自然灾害，损失较大，继续维持投资、经营活动确有困难的，或由于所在国(地区)发生战争或政治动乱等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造成损失较大的，在取得中国政府驻当地使、领馆等驻外机构的证明后，按规定可对其境外所得给予一年减征或免征的照顾。此规定只起事后弥补的作用。而许多国家的境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则是有效的海外投资风险事先防范措施。境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是准许企业在一定年限内，每年从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相当于投资额一定比例的资金计入准备金，积累年限内用于弥补风险损失，期满后准备金余额按比例逐年计入应税收入中进行纳税。日本的准备金制度包括1960年实施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1971年的资源开发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1974年的特定海外工程合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以及1980年的大规模经济合作合资事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当日本居民企业的出资达到10%时，可以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的50%作为亏损，对发达国家的投资的10%作为亏损，从企业收入中扣除作为准备金。若投资有损，可从准备金得到补偿；若投资未损，该部分金额积存5年后，从第6年起，将准备金分成5份，逐年合并到应税所得中进行纳税。法国国内税收法典第39条规定，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每年(一般不超过5年)可在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准备金，金额原则上不超过企业在此期间对外投资的总额，期满后将准备金按比例计入每年的利润中纳税。韩国也设立了境外投资准备金制度。对外投资者可以将海外投资金额的15%(资源开发投资的20%)作为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而享受免税优惠。海外损失准备金积存以后，如果没有发生损失，那么过了3年之后分4年平均补交。[7]

      我国税收政策缺乏境外投资导向性。在地区结构方面，我国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美。到2006年底，中国的对外投资60%流向了亚洲，16%流向了拉丁美洲，流向北美和非洲的各占7%，欧洲占6%，约有4%流向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8]在产业结构方面，我国对外投资过份偏重于初级产品的产业投资，忽视了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偏重消费品的投资，忽视了生产资料的投资；偏重一般加工型项目的投资，忽视出口主导行业和支柱行业的投资。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值得借鉴。为促进海外资源开发，韩国曾对境外资源开发事业(含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矿产品开发等)的投资所获得的红利免征所得税。美国规定: 凡是飞机部件、内燃机部件、办公设备、无线电装备及零部件、照相器材等，如果是用美国产品运往国外加工制造或装配的，在重新进口时只按照这些产品在国外增加的价值计征进口税，即只征产品增值税。[9]日本的海外矿产资源勘察补贴制度则规定政府承担勘察所需全部经费：选点后企业进行矿床勘探时，就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海外矿产勘察支出在税收处理时可以作为亏损。就我国境外投资的实际情况，资源开发的境外投资当然应当鼓励；随着我国境外投资进程，为取得技术和品牌的境外投资也应当鼓励。事实上，我国企业的技术获取型境外投资也已有十余年。如1998年，格兰仕集团投资1亿元在美国建立研发机构，1999年3 月，格兰仕北美分公司成立，同时成立美国微波炉研究所。1998年，康佳集团在美国硅谷正式成立由康佳美国分公司控股的实验室，用8个月时间就在此实验室里成功研制出第一台高清晰度数字电视。海尔目前在世界各地已拥有6个设计中心。在IT行业方面，2002年首信集团在美国新泽西州投资组建的 Mobicom公司，以跟踪世界最新数字技术和移动通信终端技术。华为集团不仅与摩托罗拉、IBM、英特尔等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还在海外设立了美国硅谷研究所、美国达拉斯研究所、瑞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和俄罗斯研究所。2001年华为印度研究所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得CMM四级国际认证的软件研究开发机构。联想集团的全球化研发网络以香港为轴心，横跨北京、深圳、美国硅谷，在我国以至世界计算机行业确立了强者地位。2001年，万向美国公司成功收购NASDAQ上市企业Universal Automotive Industries INC.。同年，华立集团收购了菲利浦公司CDMA手机的核心制造技术，成为国内完整掌握IT产业核心技术的企业。我国吉利集团对奥尔沃的收购既是技术获取型境外投资，也是品牌获取型的境外投资。但是，我国现在没有完整的资源、技术、品牌获取型境外投资税收鼓励政策。二〇一〇年，财政部和商务部《关于做好2010年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是少有的此类规定。其规定了对境外投资的前期费用的直接补助和贷款贴息，但限于投资境外农、林、渔、矿业合作等项目。另外，我国还应当制定鼓励境外投资企业再投资的政策：一是按其海外投资资本的一定百分比退还对其国内所得课征的所得税额；二是实行投资扣除，对以机器设备、商品等实物进行境外投资的，以投资额的一定比例冲抵其国内应税所得额，以鼓励企业多以国内设备和商品进行投资，提高出口联动效应。

      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不得相互弥补不尽合理。《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在汇总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其境外营业机构的亏损不得抵减境内营业机构的盈利。此规定可以上溯到1997年出台的《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企业境外业务之间的盈亏可以互相弥补，但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不得相互弥补。我国税法采用三种方法限制境外投资企业用盈利弥补亏损：一是境外亏损不得用境内盈利弥补；二是境内亏损不得用境外盈利弥补；三是发生在一个国家的亏损不得用发生在另一国家的盈利弥补。上述三种限制都可能导致对境外投资企业在某一纳税期间内全球所得的过高估算，增加其纳税义务。此规定也违反了公平原则，纳税人因盈利和亏损发生地点的不同承担不同的纳税义务。若境内亏损无法用于抵减境外所得，则境外所得相比于境内所得就具有劣势；若境外投资带来的亏损无法用于抵减境内所得或其他境外所得，则境外投资相比于境内投资就处于劣势。我国税法应当取消上述限制。如，美国公司在境外发生的亏损可冲减其美国境内所得，但当境外亏损机构以后年度有盈利时，对相当于亏损额赢利部分要直接并入美国境内所得追补课税，不得进行抵免，目的在于防止纳税人获得双重的税收利益。[10]

 

 

 

注释:

  [1]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16页。

  [2] See WT/WGTI/M/8, para. 42.

  [3]陈继勇:《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93页。

  [4] Brian J. Arnold, Michael J. McIntyre, International Tax Primer, Secon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 p. 89.

  [5]王铁军、苑新丽:《国际税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83页。

  [6]国家税务总局:《我国对外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一览表》，httP://WWW.chinatax.gov.cn/ssxdjsP，2007年3月25日。

  [7]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6－247页。

  [8]商务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联合<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

篇6

关键词：双账户制；资本账户；兑换顺序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8-0067-05

一、人民币自由兑换微观基础――本外币双账户制

2006年底，国家已立法允许任何有需要的企业开立外币账户，只要提出申请即可。本文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框架正是以此双账户制为基础，即企业和个人同时拥有本币和外币两个账户。目前已有一定数量企业和个人开立了外币账户，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扩大开户范围。

企业有了自己的外币账户是第一步，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账户中的资金从何而来？为此需要制度上的改革与创新。对于那些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外汇收入可以选择留在自己的外币账户中或是卖给国家。当然为了预防改变强制结售汇制后国家外汇储备出现波动，从而实现这一平稳过渡，同时也为了调节企业外币供需时间上的不一致，应规定向国家卖出外汇的企业在需用外汇时，如其自身账户中的外币余额不能满足需求，可按自己在该年度内向国家累计卖出外汇的额度以内，用本币购买外汇。

随着以上的双账户制度的实施，需要用汇的企业可以通过向国家申请购买，也可通过向拥有闲置外汇的企业申请购买，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企业间外汇交易的市场，这个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是企业和一些居民个人。有了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之间这样两个市场，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将能够进一步市场化。一方面，受企业间外汇市场的影响，国家制定均衡汇率时将更多地参照银行间和企业间两个市场的汇率；另一方面，企业间交易的汇率也将受国家制定的均衡汇率的影响，围绕国家的均衡汇率波动，不可能偏离国家的均衡汇率太大。这样国家对汇率的安排将融进更多的市场因素，汇率将进一步市场化。这样一个市场将能够促进我国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国家需要做的就是立法来规范引导这个市场的发展。

在双账户下，企业除了经常项目下用汇外，将出现闲置的外汇，这部分外汇要寻找出路，如果没有相关的资本账户的改革，企业只能把它卖给国家，这样就起不了双账户制度的作用。建立该制度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当前国家必须收购企业外汇从而给货币政策造成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我们要以此为起点和基础最终完成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二、基于双账户制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三阶段框架

实现资本项目下货币的自由兑换，涉及40多个子项目，对于这些子项目开放的先后顺序，国际研究表明可能更多地依赖所处经济的初始状态，其所处的经济状态不同，其先后次序也就不尽相同，并无固定的法则可依。

在实践中很多国家的成功经验也能给我们提供不少借鉴。如印尼资本流出的限制很早就开放了，但资本流入的限制是逐步放开的；以色列则是放开了资本流入的限制，而逐步放开对资本流出的限制；泰国将鼓励资本流入作为经济政策的一个部分；韩国则不同，依国际收支的状况制定政策，国际收支状况好转时，则放开资本流出，恶化时，则放开资本流入；而匈牙利在国内储蓄率低，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率先取消了境内企业和个人海外投资、贸易信贷等资本流出的限制，显示了政府的信心和政策的稳定，增强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反而促进了资本的流入，并且促进了这些资本进行长期投资。虽然开放的顺序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都取得了成功。

在借鉴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本文的资本项目开放框架。主要采取渐进的方式,分类别、分阶段实施，创造条件,有序推进。

（一）人民币自由兑换第一阶段安排设想

对于直接投资来说，首先部分改革境内企业和个人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允许民营企业和个人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国有企业仍然要先进行必要的审批。

对于个人和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在开始阶段为了稳妥，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仍然以企业和个人自有外汇为宜，暂时不放开企业和个人用自身账户中人民币资金向国家购买外汇用于对外直接投资。

为什么首先放开民营企业和个人的对外直接投资？

第一，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公司治理等方面还不完善，如果不加审批地允许其对外投资，很可能发生借对外直接投资之际诈骗侵占国有财产的事情，近年来这方面的事情屡有发生，应当引起注意。而且因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贸然行动很有可能发生投资失败，造成国有资产损失。而民营企业则不同，相对来说有完善的产权制度和约束制度，允许其对外直接投资，不会发生侵吞国家财产的现象，对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有利于其发展的机会，利用好这一机会对其自身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这也是基于改善我国民营企业经营环境，改善我国政府经济管理能力的需要。Tornell，Velasco（1992）的“公共地悲剧理论”认为，由于产权界定不清，发展中国家的私人产权利益边界设定不清，存在被侵吞的可能，每个利益集团都想从政府抽取最大利益，这种“抽取”通过游说政府将预算约束强加于其他利益主体之上得以实现。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一个办法就是开放资本流动，从而对这种“抽取”形成一种约束。

现在由于我国某些改革还不到位，制度还不完善，理论中所述的“抽取现象”是确实存在的。外资企业通过游说政府获得优惠政策，从而“抽取”国内企业的利益，已是学界普遍的共识。国有企业通过政府获得贷款、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和减免，国家只得把预算约束强加于民营企业，这样国企便变相“抽取”民营企业的利益，亦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虽然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但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还不容乐观，对于民营企业的各种权力的保护，经营软环境方面还需很大的改进。特别是我国这些年来为了吸引外资，给了外资很多的优惠政策，造成内外资差别待遇，国内企业中的民营企业更是处于最下层，从而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虽然政府一再强调要改善民营企业的投资环境，但各级政府在这方面没有动力，由于引进外资仍然是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各级政府忙于为外资提供各种便利，而对民资仍然不够重视，民营资本经营环境改进缓慢。

一旦允许民营企业对外投资以后，这种情况将改观。在开放民营资本对外投资后，如果国内投资环境不好，民资将选择资本外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将一地区留住多少民营资本，或引来了多少民营资本投资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一个指标。有了这样的压力，各地政府将有了为国内资本创造优良投资环境的动力，积极改进当地针对国内资本投资的各项服务职能，以吸引国内资本投资。这不仅能促进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将促进我国整个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促进政府在经济管理方面职能的转变，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再者，准许民营资本和个人对外直接投资也有利于民营企业在外国良好的市场环境中学习建立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学习吸收创造先进的技术，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培养大批熟悉在国际市场上运作企业的企业家，这些优质资源会不断扩散到国内，对我国经济起到促进作用。

对于证券投资项目，在本阶段首先放开对本国居民个人和企业投资外国债券的限制，同时部分放开外国机构在我国发行债券的限制，允许合格的外国公司到国内发行外币债券。因为直接投资一般数额比较巨大，而且过程复杂，一般只有企业具有此种能力。居民个人的对外投资一般以证券类投资为宜。开放该项目，既可满足一些企业的投资需要，更重要的是满足了居民个人对外投资的需要，增加居民个人的投资渠道。对于在我国境内发行外币债券的外国企业，国家应当进行审查和批准，只有通过国家审批的外国企业方可在我国境内发行外币债券。因为企业和个人在初始阶段国际化投资的信息和经验相对很少，而获取这些信息的成本又相当的大，个人和企业承担不起，因此国家承担起鉴别的责任。

之所以先开放对债券工具的投资而非其他类证券的投资，是因为与股权类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相比，各类债券的本金回收相对可靠，而受利率水平限制，它们的价格变动幅度一般也不致过大，因此，有着较高的安全性。其次对于我国的个人和企业来说，先进入境外债券市场，从事债权类金融产品交易，既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交易收入，也有利于通过交易活动来了解境外证券市场的各方面情况，提高自身素质。

该项目下投资的资金来源，在本阶段企业只宜用自有外汇用于对外购买债券，或购买外国公司在我国发行的外币债券。而对于居民个人来说，可以允许其用自身银行账户中的人民币存款向国家购买外汇投资于外国债券。这样的安排既可增加居民投资的渠道，增加居民财富，从而拉动国内消费需求，更可以缓解我国近几年来储蓄率居高不下给银行造成的付息压力。当然为了防止出现大规模兑换外汇造成的压力，最初阶段可以设一个限额，比如一次最高兑换额度按其个人人民币存款的30%计算，超过等值50万美元时，按50万美元为其限额，一年内累计不超过等值100万美元。这就部分实现人民币在居民个人债券投资项下自由兑换。

这一限额的设定，是考虑了我国近年来贸易顺差额度，以及估算的我国个人在对外债券投资上的数额等因素确定的。近年来我国外贸盈余增长迅速，特别是从2005年开始年盈余额更是超过了1000亿美元之巨。我们按每年500亿美元的贸易盈余来预计未来我国每年的外贸盈余，如果按每人次50万美元的额度计算，我国每年的贸易盈余至少可支持10万人次兑换要求。50万美元按现时汇率计算约可达到400万人民币，而一个家庭年收入400万人民币以上已属高收入阶层，这样的家庭数并不多。再考虑到分散化投资，各个不同主体的投资能力，他们进入不同市场的可能性和市场工具的可获性等因素，这一兑换要求可能要远远低于这个数，一般不会导致我国外汇的供给紧张。而且每年最高50万美元的额度也基本能满足居民个人对外投资的需要。

在国内的债券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较为规范和成熟以后，则允许企业用其自身资金兑换外汇投资于国外债券，这时国内国外债券的竞争，将刺激我国企业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促进企业的发展。在这一步实现以后，我们就实现人民币在企业债券投资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按照加入WTO后我国开放我国金融市场的承诺，5年过渡期已于2006年底结束，中国将全面履行入世的基本承诺，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零售业务。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自2006年12月11日起施行。在本土注册后，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将可以经营部分或者全部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后，还可以经营结汇、售汇业务。而外国银行分行则可以经营上述部分或者全部外汇业务以及对除中国境内公民以外客户的人民币业务。

其他投资项目下，因为这些在我国注册的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向国内发放贷款，原来限制非居民向我国居民提供贷款的规定已失去意义，所以可以放开金融信贷项目下的非居民对居民的贷款，当然为控制其外债规模，可以对贷款额度给予一定的限制。同时我们应进一步放松直至取消贸易信贷项下对非居民对我国居民提供信贷的审批，任何企业可以自行与外商达成贸易信贷协议，这将促进我国贸易发展。

在经过上述改革后，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总体情况将是：在直接投资项目下，非居民对我国投资没有限制，投资可以自由流出入，居民对外直接投资也已部分放开；在证券投资方面，本国居民已可投资外国债券，外国居民通过国家审核后可在我国境内发行外币债券。

（二）人民币自由兑换第二阶段安排设想

在本阶段，除继续完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重点推进证券投资项目的兑换进程，实现该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并逐步放开其他投资项目下的管制和兑换。

第一阶段，企业只能用自身账户中的自有外汇对外投资，并且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仍需审批。在本阶段，对外投资将进一步放宽。第一、逐步放宽对国有企业的审批要求，直至取消审批，改为核准制，允许国有企业自由对外直接投资；第二、进一步允许企业用本币账户中的自有人民币向国家兑换外汇用于对外直接投资。

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一过程，对于企业用人民币资金兑换外币用于直接投资，应根据企业的规模设定一个上限，例如一次向国家购买外汇不得超过企业人民币银行存款额10%，累计不得超过其人民币账户金额的30%（当然这一比例只是粗略估计，可以进一步详尽精确的计算后重新设定），同时对其事后资金使用进行严格监控，防止其将资金挪作它用。我国近年来企业的存款余额按平均10万亿元人民币来估计，按10%可兑换为外币，将有1万亿元的兑换要求，按现时1：8的兑换比例，大约需1250亿美元。应当看到这些存款包括活期和定期，企业要保留活期存款当作流动资金，按其存款中50%为活期存款，则一年的兑换要求约等值600亿美元，再考虑到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同时有对外投资的要求，以及企业投资机会，国外市场进入能力等因素，这一兑换比例将大幅下降。激进的估计，按其中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有对外投资的要求，则产生的兑换要求约为等值200亿美元左右。我国近些年来资本账户的顺差大都在四五百亿美元左右，因此完全能满足这样的兑换要求，加之我国巨额的外汇存量储备，这一比例完全不会构成兑换压力。

同时，本阶段重点推进证券投资项下的人民币兑换。首先进一步扩大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的范围，放开居民企业和个人对外股权类证券的投资。经过第一阶段在外国债券市场的投资，我国企业和个人对外国市场就有了相当的了解，投资将更加理性，此时放开对风险相对较大的股票等权益类证券的投资，对我国企业和个人来说风险将相对减少。特别是放开对外股权投资后，将增加企业对外投资的渠道。

对于居民个人对外证券类投资，在放开投资证券的种类的同时，考虑取消对居民用自有人民币资金兑换外币的限额要求，从而实现人民币在居民个人证券投资项目下的完全自由兑换。完成这一步后，在整个资本项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子项目上我们就实现了人民币对居民个人的自由兑换。

企业对外股票投资的资金，开始仍然限为自有外汇资金。企业该账户外汇资金应该严格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账户资金分开，并分别监管。一方面由于股票投资风险相对较大，再加之我国企业没有在外国市场投资股票的经验，容易发生损失，如果允许在该项目下购汇投资，容易造成外汇资金的损失和浪费；另一方面我们应防止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购得资金用于股票投资，所以应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账户分别监管，这对银行对企业外汇资金运用的监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在第二阶段的后期，当企业对外国债券和股票市场投资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投资经验后，可考虑放开企业对外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投资。因为当在股票市场的投资进行到一定程度，规避投资风险的要求将产生，而衍生品市场的重要功能就是为投资者提供规避风险的手段。在对衍生品投资的开始阶段仍以企业自有的外汇为主，暂不放开企业在该项目下用人民币兑换外币的要求。

在本阶段，放开我国居民对外投资的同时，扩大我们吸收利用外国资金的渠道，逐步放开非居民在证券投资项目下对我国的投资。首先放开非居民对我国的债券投资和股票投资，在我国现阶段实施的QFII基础上，放开资格审批限制，允许非居民投资于我国的债券。同时也可考虑允许我国企业在国内市场发行外币债券，外国投资者可用外币直接购买。

对于非居民对我国股票投资的开放应注意两点：一对于投资领域的指导，对关系到国家安全的产业应制定相应的持股比例限制，或禁止其买卖该股票。这是对国家安全的需要。二要防止其过度投机。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不成熟，抵抗冲击的能力还不够强，对于其投机性要进行适当的限制和防止，以免外国资本过度投机对我国证券市场造成损伤，从而达到利用非居民投资股票市场，为我国企业融资，促进市场和企业发展的目的。投机资本显著特点就是其行为的短期性，因此可以制定政策对其在国内的投资时间进行约束，如对于投资时间短于一年就流出的，对其征收资本增值税等税收，并且制定较高的税率，如果投资时间越长，退出时征收的税率越低，投资长于一定期限后，在流出时可以不征收该项税。通过这种做法限制过度投机行为，以保护我国股市健康发展。

（三）人民币自由兑换第三阶段安排设想

第三阶段主要集中在进一步放开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项目下的管制，以期最终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首先，允许我国企业到国外市场发行债券。随着一二阶段的开放，我国企业的国际经验逐渐丰富，对国际市场的法律法规、市场状况等因素也更加熟悉，此时放开我国企业在国外发行债券的限制，以使我国企业能有效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资金，扩大融资渠道，有效利用国际资金。发行的债券一般以外币为面值，当然我们也可以逐步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可视情况允许我国企业在国外市场发行以人民币为面值的债券，偿还时也用人民币偿还，此举将对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

同时，允许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发行股票等权益性证券。取消前阶段实施的主体资格审批等审批制度，改为行业指导，对那些关系到国家重大利益和安全的行业的企业应当对其在国际市场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规模进行指导和限制，或者禁止国际资本对这些企业投资控股。而对其他行业的企业，只要是有能力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企业，可自行决定是否到国际市场募集资金。当然也可以像发行债券一样，允许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发行双币种的股票，非居民可以用外币购买，也可用人民币购买，以此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由于企业已可以到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因此在第二阶段规定的企业在对外证券投资项目下不能用人民币兑换外汇用于投资的限制作用将减弱，因为其完全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所需外币。因此在本阶段，放开在证券投资项目下企业用本币兑换外币的限制。这样在此阶段最终就实现了在企业证券投资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在本阶段我们全面放开我国企业大量吸收国际金融市场资金，我国金融市场的资金供应将大量增加，如果不放开资金流动，允许非居民也来利用我国这个金融市场，将出现资金的大量盈余和浪费。金融市场的本质功能就是实现资金的最佳配置，把合适的资金配置到合适的地方，而不是把资金聚集起来，因此资金的流动能力就显得很重要。因此在这一阶段我们也应同时放开非居民到我国金融市场融资。

在第一阶段我们已部分放开非居民到我国境内发行债券，在此阶段我们进一步放开该方面的管制，可以逐步放松非居民发债主体的资格审查，直到取消审查，允许非居民到我国市场发行债券和股票融资。这对我国境内那些初涉国际市场的企业来说既提供了一个投资机会，也提供了一种参与国际市场的手段，将进一步增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程度。之所以取消资格审查，一方面是由于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我国居民个人和企业已经有相当的国际化视野和在国际市场运作的经验，对国际市场已更加熟悉，在市场的博弈中他们自己会做出较理性的判断，市场的筛选功能会强于国家的甄别和筛选；另一方面，国家主体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的能量扩大，我国金融市场的吸引力将增强，要到我国市场来融资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国家审查方式将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其作用和效果将降低。所以将这种筛选交给市场是最合适、最有效的方法。

之所以没有在第二阶段就放开非居民到国内金融市场融资，是因为第一，此时从国际市场吸收的资金还很低；第二，在第二阶段国内的金融体系可能还不完善，各种投资工具还没多元化，证券市场发育规模和程度都还有限，如果贸然放开非居民到国内融资，流出我国的资金可能多于我国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的资金，从而出现资本大量外流，导致国内资金的减少，对我国经济不利。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开放后，我们基本上在资本项目下就实现了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由于早已在经常项目下实现了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因此我们也就最终实现了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总体上，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主要是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的制度安排，遵从了先实现居民个人资本账户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再实现居民企业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即先个人后企业的顺序。这样的顺序是基于下面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居民个体其经济能力有限，一旦政策有误，也不会对经济产生大的冲击，而且可以迅速纠正。企业则不同，其经济能力一般都很强，万一某项政策有误，将给经济造成很大冲击，而且纠正比较困难。其次，居民个人相对企业其数量大得多，在监管政策面前，其行为较之企业将更加灵活多样，规避创新行为更加活跃，这将为国家的监管提供更多的内容和挑战，从而也积累更加丰富的经验，如果对于居民个人的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有能力实施有序的监管，那么在开放企业时，对其监管将是轻车熟路。因此先安排放开居民个人的人民币资本项目兑换，带有实验的性质，可以为企业的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摸索道路，探索经验。

其次，应当遵循，在理论上讲不易引起逆向流动和投机攻击的项目先开放,易引起的后开放；容易进行短期调控的项目先开放,不容易的后开放的原则。具体来说，先开放长期资本流动，再开放短期资本流动。在长期资本范围内，先开放直接投资，再开放证券投资。在证券投资中，先开放债券投资，再开放股票投资。同时结合我国现时的宏观经济情况，居民交易自由化先于非居民交易自由化，即首先放开居民到海外实业部门投资和非居民对国内直接投资，然后放开居民对海外证券投资，接着放开非居民对国内证券的投资。

对于每一阶段持续多长时间再开始下一阶段的开放安排，要视每阶段开放所取得的具体效果而定，不可能事先给一个时间表。总体上说，对于第一阶段的开放，由于管理上相对简单，而且在非居民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方面，我们也有了一定的经验，因而所需时间可能较短。而对于第二、三阶段的开放，由于证券投资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我国在这方面还没有多少经验，加之证券投资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也是资本项目自由兑换重点和难点，因而可能需要较长时间。

三、一些说明

由于对实际经济的运行情况了解是有限的，我们以上对人民币自由兑换所作的安排，考虑的因素也不全面，需要实践的检验，有必要适时地做出调整。再者，由于资本项目下各自项目开放的顺序和时机与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结构性的改革特别是货币和金融领域的改革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篇幅所限，在这些方面还没能涉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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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跨国企业 外资并购 反垄断法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内市场不断对外开放,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已成为我国吸收外资发展经济的一大趋势,伴随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化,跨国企业并购已经成为很多企业实现总体扩张的重要方式。但外资并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效地引进了外资和国外先进生产管理经验、对解决国内企业的现实困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外资并购会导致市场力量集中,达到一定的程度后会产生垄断的危险。外资并购的效应分析表明,其最大的负面效应在于它可能导致垄断,从而压制东道国的幼稚工业,控制东道国市场,破坏东道国的原有竞争秩序。因此,如何顺应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上更好地利用外资,采取相关法律措施有效地防止外资并购导致的垄断是各国政府应重视的问题。我国第一部关于反垄断的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于2008年8月1日正式实施,它的颁布对于企业的外资并购带来的垄断问题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但我国还需尽快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平稳有序地发展。

一、外资并购与垄断基本概述

(一)外资并购概念外资并购实际上是外国投资者和与外国投资者具有同等地位的人,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实质取得境内企业权益的行为。竖我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把上述行为称为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境内企业,并把它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股权并购,另一种是资产并购。但是无论是哪种模式,其实质上都是外国投资者以及与外国投资者具有同等地位的公司、企业和个人,与我国境内企业或境内企业的股东之间的股权交易或资产交易。我国经济法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外资并购是指外国企业基于某种目的,通过取得国内企业的全部或部分的资产或股份,对国内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施一定的或完全的实际控制的行为。

(二)垄断的概念何为垄断?美国反垄断研究专家马歇尔·C.霍华德进行“纯粹垄断”的分析,他指出,纯粹垄断是指某企业在市场上取得这样的地位,由于某些实质的存在,使其他企业无法进入市场。丰纯粹的垄断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模式,在现实生活中极少发生,一般为经济学家所认可的垄断是寡头垄断或者竞争垄断。寡头垄断或者竞争垄断指市场上的企业数量十分有限,或虽有较多的企业但是在这些企业中只有一家或者少数几家企业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在此情形下,虽然竞争依然存在但十分微弱和及其容易被限制、扭曲,少数企业可以凭借自己在市场的优势地位对市场的经济运行进行干扰,其目的在于控制市场,获取高额利润。由此可见,垄断一般定义为市场主体单个或者集体对市场的支配或控制。

二、我国外资并购的发展现状

在国际范围内,全球的跨国投资在数量和金额上基本保持迅速增长的势头,并在形式上也不断创新和多样化,国际资本间的流动日益频繁。世界FDI(跨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出现突飞猛进地增长,而FDI的飞跃式发展是由M&A(跨国并购Mergersand Acquisitions)的剧增所带来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地区的并购已经呈现出快于其他市场的恢复势头,尤其是中国将成为最具有成长性的并购市场。

我国自2001年以来,在政策上放宽外资进入的领域,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对并购需求的扩大,我国已被国际投资机构认为是亚洲最具潜力的并购市场。从达能收购哇哈哈,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凯雷并购徐工,到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中外企业并购的案例越来越多。根据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的研究,迄今为止,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总成功率约为40%,高于全球;此外,多数并购发生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并购成本比较低,交割后的整合总体也比较顺利。我国吸引外资的方式已从多年来的“绿地投资”,即吸收外商直接来华设立企业,向新的方式转变。

三、外资并购对国内市场的双重效应

(一)积极效应外资并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并购推动了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事实证明,大量国有企业的改革迫切需要外资的推动,尤其需要拥有先进的管理技术和雄厚的资金的跨国公司的积极参与。其次,外资并购有利用于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跨国公司的并购可以促进生产要素向更高的效益领域转移,企业间优势互补能壮大其实力。最后,外资并购能完善我国企业治理结构,将国外先进的公司企业管理制度带到中国,推动我国企业制度的创新。

(二)消极效应由于进行外资并购的多数是在市场中居重要地位的大、中型企业,通过并购享有控制或垄断地位,破坏公平竞争的环境,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垄断问题。其次,外资并购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民族工业体系,抑制民族品牌的发展,使国内企业生存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会威胁到我国的经济安全。再次,外资并购容易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有些地区为获得更多的外商投资,许诺给予外商丰厚的利润和回报,这会造成地区间的无序竞争和国家财富的重大损失。地方政府为了吸收外资并购往往采取政府行为的资产剥离重组,但是剥离重组的标准不是按照资产的性质或者是生产经营的需要,而是为了使账面报表显示出良好的资产收率而人为地方分割剥离,但是资产评估时并没有将剥离成本计算在内。同时,并购后由于外商取得了控股权,普遍不再使用原有技术,这样就削弱了我国自主进行技术开发的能力,逐渐形成了对外国技术的依赖。由此造成企业独立发展的空间狭小,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四、我国外资并购的反垄断立法现状

目前对于调整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政策主要有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的规定,2006年所修订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2007年8月正式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及2008年8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 等。

我国的反垄断法律框架体系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第一,目前我国内资和外资企业仍分别使用不同的法律体系,二者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外资并购后,必然存在着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性质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新公司的税收,而且涉及到新公司的监管。第二,规制企业合并的现行法律法规中,仅仅对企业并购的程序性问题作了一些规定,而对企业合并规制的实体规定则只涉及到概念原则而已,没有具体的标准和具体概念界定,这就很容易出现实际操作中无法可依的现象。豖第三,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的规定,外国投资者也可以根据规定进行企业并购,但遗憾的是这些规定尚且不是统一的外资并购法律文件,仅依靠这些规定尚不能规范所有的外资并购行为。

五、完善外资并购反垄断法规制

(一)确立合理的垄断认定标准各国认定垄断主要是两种标准: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本身违法原则可以表述为:某些市场行为,其本身即具有很明显的垄断性质,法律对此也有明文禁止规定,则该种行为一经被指控,即可判定为非法,无需再举证说明此种行为的合理与否以及对市场竞争不良影响的大小。豗合理原则主要从垄断行为是否构成了对竞争秩序的危害,主要从对竞争的限制、对消费者的利益损害和对公共利益威胁这些方面来考察。

(二)明确经营者集中的界定《反垄断法》第27条规定了审查经营者集中需要考虑的因素,比如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及其对市场的控制力;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消费者和其他有关经营者的影响等,同时商务部也就相关市场界定、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程序等问题出台许多细化规定,但对于市场份额的计算、市场集中度的计算以及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和技术进步影响的评判标准等问题尚无细化规定。立法机关有必要对“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标准开展释法工作,既能够帮助经营者对交易进行评估,又可降低执法部门在实际行政执法工作中的风险。

(三)完善申报制度我国对外资并购实行事前申报制度,建议实行该制度的同时,对规模较小的企业并购活动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在合理的范围内允许其并购以后再补办申报和登记,如此一来便于中小企业把握重要的市场机遇,及时适应市场需求,同时也可以减少反垄断机构的监管成本。

(四)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反垄断法》第31条作出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规定。建议对于外资并购以后的企业的垄断行为应进行实时监控,同时还需建立并购以后的定期报告制度,规定并购后的企业定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其经营状况、市场占有率等。反垄断执法机构还需要定期对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业和企业进行市场占有评估,判断是否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

(五)完善申报豁免制度我国《反垄断法》中规定了对经营者集中的豁免情形,但显然不够充分。因为拥有一定比例的表决股权或者资产确可以认定已经取得了控制,但应把法定取得“控制”和“决定性影响力”的情形都算入。另外,可借鉴欧美国家,把例外的情形扩展到其他方面去,例如破产清算中取得控制或决定性影响力、因死亡而发生财产转移以及金融机构不以控制为目的的股票收购等情形,各种情况的细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合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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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际金融 热钱 资本管制 估算方法

中图分类号: F8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1770(2009)010-021-03

在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下,我国经济加速回暖的迹象明显。与此同时,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市场的资产价格也出现了一定的涨幅。回顾过去,每当资产价格出现较大涨幅时,国际热钱就会吸引众多的目光,相关的讨论也会逐渐多起来。学者们依据不同的理论基础,从各自的角度对国际热钱流入的规模发表了意见。国际热钱流入规模的恰当估算有利于我国对其进行监测,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以应对国际热钱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但是国际热钱的估算是一个难度较大的工作,这一方面是由国际热钱隐秘性强、流动性高的特点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国存在资本管制致使国际热钱流入渠道众多的现状决定的,因此,简单地依靠某种单一的方法来对国际热钱流入境内的规模进行估算从而得出一个比较主观的结论的做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一、流入国际热钱规模的估算方法归纳

理论界在国际热钱统计方法上的不同,导致了相应有关热钱规模估测结果上的巨大差异。谢国忠(2005)以外汇增量和贸易顺差的差额作为我国热钱的度量,认为截至2005年,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为3500亿美元。唐旭(2007)在十分强调热钱流动性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并不存在热钱,而只存在所谓的“长线投机资金”,并估算出其规模截至2005年约3000亿美元。盛柳刚(2007)首次从我国外汇储备的结构出发,通过调整储备资产币种结构由于汇率变动所产生的收益和投资收益,估算了2006年流入我国的热钱规模,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即2006年我国并无热钱流入。张明(2008)从拓展热钱的定义入手,在详细考察热钱进入中国的渠道之后,通过全面调整外汇储备增量,并考虑到贸易顺差和FDI中隐藏的热钱,利用调整后的外汇储备增加额-贸易顺差-FDI+贸易顺差中隐藏的热钱+FDI中隐藏的热钱的公式,张明(2008)得出结论:2003-2008年第一季度,流入我国的热钱规模已经高达1.75万亿美元,为同期外汇储备规模的104%。2008年6月《21世纪经济报道》有文章指出根据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量来推断出过去几年沉淀下来的热钱规模,以此来估算2003年初至2008年3月间流入并沉淀下来的热钱规模大约在6500亿-8000亿美元之间,到5月底其规模大约在7000亿-8800亿美元之间。

不仅国内的学者对流入我国的国际热钱规模进行了估算,国外的学者和机构也 对此作出了自己的估算。德意志银行于2008年了由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撰写的报告,他认为,2008年头四个月,中国官方储备增幅为2300亿美元,这可能低于实际流入量,实际热钱流入量可能达到3700亿美元。除此之外,他也对国际热钱流入我国的渠道进行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约有一半的热钱是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形式进入中国的,数量往往超过中国官方实际批准的金额;约有五分之一的热钱是通过进口少开具发票或者出口超额开具发票的方式流入的;其余热钱则通过各种各样的暗道进入中国,或通过没有执照的货币兑换商,或通过直接向当地人支付外币。

关于国际热钱流入一国的规模存在争议主要是由于估算方法的不同导致的,因此,笔者对部分估算方法作了一个归纳整理(表1)。

二、两种常用简单估算方法分析

在我国学者的一些研究中,有两种估算方法比较简单明了,也较为常用,但准确度不够高。一种方法是利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净误差与遗漏”项目来估算流入的国际热钱的规模。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项目反映了没有被官方记录的资本流动状况,一些学者认为“净误差与遗漏”项目的大部分应该视为国际热钱的流动。按照这种测算方法,“净误差与遗漏”项目为正则意味着存在官方统计之外的国际热钱的流入,为负则意味着国际热钱的外流。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2000年我国“净误差与遗漏项目”的数据为-119亿美元,2001年为-49亿美元,到2002年由付转为正,为78亿美元,2003年为184亿美元,2004年出现一个高峰,为270亿美元,2005年又转正为负,-167亿美元,2006年为-129亿美元,到2007年又转为正,为164亿美元。2008年这个数据再次转为负,为-261亿美元,显示资金存在外流的可能。按照这个数据,我们对2001年以后的“净误差与遗漏项目”进行累加,可以看出整个官方统计之外境内外资金流动趋势。(图2)

综合图1与图2,我们看出,在2002年之后开始出现资金内流,到2004年出现顶峰,然后从2005年开始又出现资金外流,直到2007年又出现了资金的内流,2008年再度出现资金外流的现象。这显示出了我国资金流动的整体趋势。

这种测算方法简单明了,但说服力不强。因为“净误差与遗漏”项目产生除了因为没有被官方记录的资金流动额以外,还有可能是由于统计上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利用“净误差与遗漏”项目来测算国际热钱的流入规模并不具有说服力,只能显示出一个境内外资金的整体流动趋势。

另外一种方法是采取外汇储备增长减去贸易顺差和可统计的FDI来计算国际热钱流入规模。这种测算方法认为外汇储备的增量一般由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际热钱的流入构成,因此,测算国际热钱流入的规模可以表达为:国际热钱流入量=外汇储备增量-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FDI)。我国外汇储备到2008年底已经达到 19460亿美元,增量从2005年至2007年开始呈逐年上升趋势,2008年增量有所下降。(图3)

从图3中我们可以看到,在2004年、2006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有明显增加,2007年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增量达到4619亿美元,然后2008年增量有所减小。

用国际热钱流入量=外汇储备增量-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FDI)这个测算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国际热钱进出境内的趋势。(图4)

从图4中我们看到,从2002年开始国际热钱呈流入状态,到2004年国际热钱出现一个流入的高峰达1141亿美元,2005年迅速流出,这应该与汇改前一部分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资金流入国内,伺机获得人民币升值收益有关。而2005年国际热钱大量流出,此后,国际热钱又大量流入,到2007年达到一个顶峰,这个数据达1250亿美元,2008年又有一部分游资流出。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股市也是在2005年跌入谷底,2005年6月6日上证综指跌至998点,到了2007年10月16日上证综指达到6124点,此后于2008年10月28日跌至1664点。

这种方法的缺陷是:FDI中有一半是通过非货币形式进行的,不会带来外汇储备的增加,而且在国际热钱流入我国的渠道中,虚假贸易和虚假FDI是国际热钱流入的主要渠道。因此,实际的规模应该比用外汇储备减去贸易顺差和可统计的FDI的规模大。

总之,笔者认为要对流入的国际热钱进行估算难度较大。进行合理的估算存在三个前提:首先要对虚假贸易和虚假FDI进行估算,因为这两个渠道是国际热钱流入我国的重要渠道,只有把通过这两个渠道流入我国的国际热钱进行恰当的估算,流入的国际热钱的大体规模才能浮出水面。其次,还要对通过其他渠道流入的国际热钱进行估算,因为国际热钱流入的渠道很多,主要有:提前错后、进出口价格虚报和虚假贸易合同、提前或虚假投资、转移定价、地下钱庄、外汇贷款偿还外债、金融项目下外汇贷款、借道香港、侨汇、捐赠、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货币走私等等。要想较为准确地了解到流入的国际热钱的规模就必须对经由这些灰色甚至是非法的渠道流入的国际热钱进行统计。第三,国际热钱在流入境内后进行投机获得的利润也应当统计到国际热钱的规模中去,因为国际热钱投机所得使其规模增大,这部分资金没有流入渠道且用常规方法所是不能统计到的。最后,有一种资金作用与热钱类似需要我们关注,即FDI在境内获得的而没有及时汇出,也没有用于扩大生产的利润,因为这部分利润在人民币有升值预期或资产价格有上涨趋势时选择留在境内,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迅速撤离,对经济的冲击也不容忽视,需要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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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离岸人民币市场；国际结算；国际储备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40-0081-02

当前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在不断加快。SWIFT数据显示，2012年7月国际结算量中4%以人民币完成；在全球支付货币国际结算量排名中，人民币跃升为第14名，全球份额为0.45%，同比增长50%（2011年7月份额为0.30%，当时排名第18位）；158个国家与中国及中国香港发生支付关系，而这其中20%的国家的贸易额的10%是以人民币进行的。

1 人民币国际化障碍

货币的国际化是需要一定的条件支持的，至少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政治上应具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并得到国际合作的支持；在经济上，应有外部经济条件和内部经济条件的支持，其中，外部经济条件包括维持可兑换信心、合理的流动性比率和健康的国际收支及其结构，内部经济条件包括保持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国际经济规模上的相对优势、经济货币的独立性以及发达的金融市场。

人民币无论是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外汇交易方面占比还很小，近期全球信用证开证贸易量中人民币币种开证量为5%，外汇市场中的交易量仅占1%，作为计价货币的金融资产种类也比较单一，即只有人民币债券，而且占世界债券交易量的比重也微乎其微，与此同时人民币资本账户下还未实现自由兑换。这些都说明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不成熟。

人民币的国际化要求两种机制的建立，即人民币合理回流的机制和境外的人民币“体外独立循环机制”。只开展单纯的人民币跨境流动而不解决人民币的合理回流渠道和人民币体外循环机制，就会造成境外人民币资金以“热钱”形式大量回流入境内，对境内的汇率、利率等宏观经济政策造成很大的冲击，与此同时，境外的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也不能充分保证。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仅仅依靠境内的人民币市场是远远不够的。近期中国政府逐步建立起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使香港成为人民币“走出去”的试验田和进一步加快我国对外贸易的窗口。香港借助其独特的离岸金融市场的地位和优势，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 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独特优势

2.1 成熟和开放自由的金融市场和自由港

香港金融市场非常成熟，是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信贷评级目前为最高的AAA评级。20世纪70年代对国外银行开始实行开放政策，吸引了世界上大部分的银行在香港开展业务，1982年起陆续取消了各种货币存款的利息税，各种金融产品齐全。香港法律监管严格，信息披露透明，资金汇出入没有障碍。香港是世界重要的自由港，并且拥有大批经验丰富的从事金融行业的国际化人才。

2.2 优越的地理位置

香港金融市场位于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及法兰克福市场的中间时段，和东京市场重叠，但是延迟一个半小时闭市（按照北京时间）计算，这就能够保证资金在全球不间断地循环；另外香港紧邻大陆，保证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金融环境。因为不存在语言的差异，香港对大陆的金融政策了解得准确迅速。

2.3 积极参与人民币业务的态度

香港政府把开展人民币业务作为将香港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举措，不断制定一系列政策便利，这非常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开展。根据香港金管局公布的数据，目前香港从事人民币业务金融机构共有261家，综合资本充足率达到160%，经营人民币业务认可机构数量为133家，香港人民币RTGS参与数为114家，人民币账户共开立了3293289个，2012年6月人民币存款余额5570.10亿元。香港发展人民币业务的历程简介如下：

2004年，香港银行获准试办个人人民币存款、兑换、汇款和信用卡业务。

2005年，香港当局准许零售、饮食、运输等7个行业开设人民币存款账户。

2006年，香港当局准许香港居民开设人民币支票账户。

2007年，内地金融机构获准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2009年，香港与上海、广东等4个城市获准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

2010年，麦当劳在香港发行2亿元人民币债券，为首发点心债企业。

2011年6月，香港财资市场公会推出离岸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定盘价。

2011年7月，德意志银行向机构投资者推出首个可投资的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

2012年，香港金管局批准银行从事非居民人民币业务。

3 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作用

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能够大大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帮助消除进程中的一些障碍。根据香港金管局（2012）定义“人民币国际化就是通过贸易、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的三座桥梁，让在岸和离岸的人民币市场连接起来”，本文从这三方面来具体研究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发挥作用。

3.1 贸易结算方面

香特的贸易、金融、地理、语言等优势使香港已经成为大陆最重要的贸易渠道和投融资渠道。香港离岸金融市场上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长迅猛，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迅速开展。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额中约30%是经过香港对外支付的，内地对境外的跨境资金流动总量的32%是去往香港，在各地区的人民币跨境结算量占比中香港占比为74%。内地的外商直接投资有约六成来自香港，而对外直接投资亦有约六成通过香港进行。截至2012 年6月，香港人民币存款量不断增加，余额达5885亿元，约占香港全部银行存款余额的10%，较2009年增幅巨大，人民币成为香港除港元和美元的第三大货币。

3.2 直接投资方面

对于香港市场，人民币FDI可以加速离岸市场人民币资产，包括人民币债券、贷款、股票和房地产信托基金等的创造。

（1） 2011年10月，商务部正式推出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FDI）业务。截至12月底，商务部已接受78个项目的申请，并审核通过其中74个项目，人民币出资额为165.3亿元，其中约七成来自香港。

（2）截至2011年12月，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308亿元，占存款余额的5.23%。开展跨境人民币贷款可以增加境内投资资金，降低政府负债率。

（3）2011年12月，RQFII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共批准两批，额度总计700亿元人民币，试点机构为境内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的香港子公司。

3.3 金融资产方面

（1）债券。人民币定价资产目前以人民币债券为主，也称点心债。2011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1100亿元，截至2012年6月累计约2158.64 亿元（其中包括财政部在香港发行的510 亿元债券）。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发行主体多元化，市场深度不断拓展，参见下表。

2010年8月，人民银行允许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港澳人民币清算行和境外参加银行在一定额度内使用依法获得的人民币资金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以买入为主，现券交易主要集中于央票、政策性金融债及国债等具有国家信用的债券。香港金管局的投资额度起初为150亿元人民币，而在最近获增加至300亿元人民币。

（2）离岸人民币利率报价。截至2012年6月，香港离岸人民币（CNH）报价银行数目13家，目标为18家，并期望今年年底前能够推出CNH拆息定盘价，此举将有利香港开展离岸人民币利率掉期等金融衍生产品。

（3）香港证券市场的人民币IPO。港交所表示，目前香港的人民币存款为首批人民币股票提供足够人民币流通量。在上市、交易及结算等技术层面都已准备就绪，可以开展人民币IPO申请。预计2012年下半年就可以看到人民币的IPO。

（4）“人证港币交易通（TSF）”、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等产品。2012年7月，第一支人民币计价A股ETF华夏沪深300指数上市，为第二批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框架下首支挂牌的基金。2012年8月，港交所称将扩大“人证港币交易通”的涵盖范围，由人民币股票扩展至以人民币交易的股本相关交易所买卖基金及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首支人民币计价A股ETF华夏沪深300指数（代码：83188）以及首支人民币股票产品汇贤产业信托（代码：87001）将为其新涵盖的首批证券。该交易旨在提供一个备用设施，让投资者在未有足够人民币或未能通过其他渠道取得人民币时，也可以港元在交易市场购买人民币股份。

4 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下一步发展

4.1 继续拓展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产品种类

人民币贷款等信用创造产品，挂钩人民币的各种衍生产品，投资性的人民币产品都需要大大加强。人民币“点心债券”的二级市场交易需要进一步加强。

4.2 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定价标准

香港财资公会在2011年6月正式推出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定盘价，形成统一离岸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在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可以形成一个市场化的人民币利率和汇率指标，为内地的利率体制和汇率体制的改革提供一个参照，同时也在事实上会形成其进行改革的动力。

4.3 向非居民开放业务

应该放开对第三方对人民币使用的限制，第三方指的是与大陆或香港没有贸易联系的一方。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应该进一步拓展香港非居民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例如：人民币银行账户、基金和债券投资、保险产品、按揭、外汇兑换、银行间资金转移、银行卡等业务。

4.4 加强监管，防止人民币的洗钱和逃税，或者非正常流动

离岸金融市场的监管是一个普遍性的难题。对于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监管要从开始做起，针对以前监管的经验和教训，及早预判问题和制定政策。

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已经对人民币国际化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法律法规、运作机制有助于推进大陆利率、汇率市场化以及解除资本流动限制。它的建立和发展是我国货币改革的重要一步，充分利用香港的国际化金融市场的身份和地位提升人民币的国际支付、资产定价和国际储备方面的作用，势必可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巴曙松.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快速成长时期更需框架设计[N].经济参考报，2011-03-31.

[2]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2011[R].国家外汇管理局，2011.

[3]国家外汇管理局.2011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R].国家外汇管理局，2011.

[4]何慧刚.人民币国际化的模式选择和路径安排[J].经济管理，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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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走出去”金融支持障碍对策

一、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金融支持的障碍分析

(一)企业“走出去”外汇管理的可兑换进程有待进一步深化

目前,企业“走出去”外汇管理大致包含以下4项措施:外汇资金来源审查――企业“走出去”外汇登记、备案――投资资金汇兑核准――企业“走出去”外汇年检。上述措施中,某些环节,如外汇资金来源审查,仅仅停留于对项目表面的“定性”监管上,量化监管指标的缺乏,使得外汇审查只重形式,无法真正达到审核投资主体投资能力和财务风险的目的;而企业“走出去”外汇年检,往往是轻内容、重形式,大部分境外企业无法提供关键的财务审计报告,致使财务数据真实性难以审核,而部分境内主体对境外企业在管理上也缺少制约,使得投资主体与境外公司之间,境外公司与管理部门之间信息不畅,造成对企业“走出去”外汇业务的日常监管日显被动。

(二)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日常用汇管理过于严格

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日常用汇主要包括设立公司前期资金的需求,公司成立后投资资金的注入等。在汇兑管理上,一些环节仍显过于严格。如目前给予供汇的“走出去”企业,其前期资金用汇主要包括开办费和履约保证金两项,且要按实需原则进行逐笔审批,审批材料中需要提供境外有关机构出具的真实用汇证明、境外开户地账户管理有关规定等,如此一来,企业每次前期用汇都需履行一套繁琐的审批手续,这与企业前期市场调研和开发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和用汇的频繁性极不相称,频繁的审批在增加外汇局监管成本的同时,也使企业的前期用汇需求难以得到及时满足。而就公司成立后的投资资金汇出,在完成了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和企业“走出去”外汇登记后,每一笔汇出外汇仍须逐笔核准,从疏导流出和效率监管的角度看,这种资金汇兑的管理模式已显得较为僵硬和形式化,放权银行操作应是改革的方向。

(三)企业“走出去”风险分担机制尚待完善

根据“慢半拍”的投资原则,我国企业在寻找投资项目以及投资地区时,倾向于选择那些经济发展程度比国内稍逊,起步略晚于国内的地区。从地域上看,东欧、中亚以及南亚地区是中国企业理想的投资对象,但在这些地区投资往往面临一定的经济和政治风险,而企业“走出去”项目一般期限长、金额大,我国企业普遍势力偏弱、自有资金较少,众多的不利条件都使得目前的对外投资还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和投资风险,这些因素的存在直接增加了企业“走出去”的隐性成本,进而不利于企业“走出去”的健康发展。针对这一问题,一种通行的做法是政府对企业“走出去”实施必要的“补贴”,如通过政策性银行对股权投资发放低息贷款,通过政策性保险分散单个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等。但在我国,政府对企业“走出去”的补贴方式和补贴金额都还显得非常的单一和有限,借贷资金用于股权性投资尚未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致使商业银行往往不愿放贷;政策性保险在贸易领域虽有所运用,但在股权性投资方面尚缺乏系统的政策支持和成熟的操作模式。如何改变这种不利现状,完善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分担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对企业“走出去”的“保驾”功能,是我们急待解决的问题。

(四)“走出去”企业普遍遭遇“融资难”

企业“走出去”后,在境外银行往往没有信用记录,这在公司刚设立时尤为普遍,若其资本规模较小,则向境外银行融资会非常困难,这使得因市场变化、产能调整等因素产生的流动资金需求和规模扩张等因素产生的投资资金需求难以在境外获得支持。

(五)企业“走出去”缺乏相应的资本运作协调

从目前各项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来看,支持企业单纯“走出去”的政策多,而帮助企业通过企业“走出去”渠道实现跨境资本运作的政策尚少,既存的一些政策虽然已经有所突破和体现,但相对于我国企业跨境资本运作的潜在需求而言还显得远远不够。

(六)“走出去”企业缺乏当地中资金融机构支持

较之我国非金融类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的发展较为滞后。一是国内金融机构支持不足。二是中资银行的海外机构在汇率风险控制、信用评估方面能力较弱,综合金融服务实力无法与外资银行匹敌。三是信息技术落后,全球网络系统不够发达,无法满足跨国企业的日常管理需要。尽管我国海外企业在感情上更愿意选择中资银行,但悬殊的实力、优惠的价格和高质量的服务,使境外的中资企业更多的倾向于口碑良好、实力雄厚的老牌外资银行。

(七)出口信用保险发展滞后

出口信用保险既符合市场化原则,又能体现“走出去”的政策导向,还能简化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程序,为企业和银行分担了风险,是WTO《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的一个重要的补贴例外。然而,目前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及对外投资的支持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中国3%～5%,韩国14%,英国45%,日本50%)。由于我国只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从事这方面业务,缺乏竞争、非商业化经营,因此,出口信用保险总体规模小,惠及面窄、保险成本高,特别是民营企业投保的普及率较低。

二、对我国企业“走出去”金融支持的对策建议

(一)积极推进企业“走出去”的可兑换进程

随着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逐步推进,企业“走出去”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也有待进一步深化。作为“疏导资本有序流出”的主要渠道,企业“走出去”与外商直接投资相对应,可先行实现企业“走出去”的可兑换,进而推进直接投资的可兑换。在操作上可以考虑将外汇资金来源审查与企业“走出去”资金汇兑核准手续合并操作,形成统一的企业“走出去”汇兑管理;一旦企业“走出去”资金汇出,则转入境外债权管理系统进行监管。在企业“走出去”管理实现可兑换后,管理的重点将放在资金流出入的汇兑环节。可以考虑将具体的业务审核放至银行操作,但在方式上有所区别。如对投资前期用汇,可实行比例控制,按照中方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核定企业前期用汇限额。企业若能提供真实有效的用汇证明,则在限额内可直接到银行办理购付汇,若无法提供有关证明,则应事先报备所在地外汇局,并应在购付汇后规定时间内将外汇使用的真实证明提交外汇局。

(二)开拓中资银行离岸业务,满足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需求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海外分支机构数量不多,海外企业在东道国的筹资能力普遍较弱,需要借助国内母公司的信用进行融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中资银行的离岸业务以“全球统一授信”额度等方式实现境内外资金联动不失为“走出去”企业的理想选择。为了充分发掘离岸业务的增长潜力,加快中资银行的国际化进程,各管理部门应逐步放宽对中资银行开展离岸业务的限制,参照外资银行的管理,允许并鼓励有实力的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使离岸业务在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三)支持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本地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实证研究表明,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增长和分布与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具有一致性,相关度几乎达100%。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奉行“跟随客户”的战略,大多以本国企业为主要的目标客户群体。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实力逐步增强,为金融机构开展国际化经营创造了有利时机。中资银行通过在境外新设网点和开展跨国并购不仅能够增强海外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可以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实现银企战略合作。

(四)支持国内银行开展业务创新,满足企业“走出去”个性化融资需求

目前,国内中资银行还缺乏清晰的市场定位和明确的发展战略,同质化竞争严重,业务品种高度相似,客户群体相对集中,金融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明显落后于外资银行。由于对中资银行的服务不满意,一些有意“走出去”的企业都会考虑和外资银行成为全球合作伙伴。为防止优质客户流失,中资银行必须改变传统的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针对不同类型的海外投资企业设计金融产品,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如离岸金融服务、提供股权融资、出口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海外资产抵押贷款等形式多样的业务品种。

(五)提供各种融资来源,壮大企业境外投资的资金实力

一是疏通境内外企业之间的资金流通渠道。包括取消境外投资规模限制以及放宽股东贷款的条件限制等。二是完善境外投资商业性金融支持体系。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境内资本市场融资体系,支持境外投资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外汇债券融资,并通过建立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引导闲散的民间资本进入境外投资市场;激励中资银行通过全球授信的融资方法,解决部分企业融资难问题。三是设立专门的境外投资促进机构,为企业境外投资所需资金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并为企业向商业性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四是积极拓宽境外投资企业融资渠道。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应当对国内企业“走出去”提供多方面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加大对“走出去”项目的支持力度,尤其对那些技术性、资源型境外投资项目着重扶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期限长、金额大、利率低的信贷支持。同时应大力发展公司债券市场,拓宽企业资本市场融资途径,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资金困境。值得欣慰的是,近日,外管局了《境内企业境外放款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这将有利于企业境外投资融资,促进境内企业“走出去”更好发展。

(六)改进管理方式和手段

一是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审批手续,对实力雄厚、管理规范的投资主体给予一定限额内的境外投资自,在严格资金来源审查的基础上,对境外投资实行备案制管理,增强我国境外投资管理体制的灵活性和境外投资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以最大程度便利企业,有效降低汇兑风险。二是继续简化企业境外投资手续,为企业的境外投资活动提供各种便利,如缩短审批时间、放宽购付汇限制等。三是进一步放宽境外投资用汇限制,加快境外投资可兑换进程。允许企业直接到银行汇兑,实现境外投资真正意义上的可兑换。在境外投资管理实现可兑换后,将管理的重点放在资金流出入的汇兑环节。可以将具体的业务审核放至银行操作,但在方式上做到有所区别。四是外汇管理部门应简化操作流程,允许在企业完成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和境外投资外汇登记两个环节后,凭外汇局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批复文件、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证和商务部门颁发的境外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直接到银行办理投资资金汇出手续。五是允许国内母公司在一定额度内对境外投资公司提供如股东贷款等融资和担保。六是尽快取消对国内投资主体对外投资额的比例限制。

(七)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改革政策性业务的运作机制

我国行使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职能、为“走出去”提供信贷支持和投资保险的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我国尚未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立法,在管理中存在一些模糊地带,例如,如何定义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如何确保有需要的企业能够获得低成本的政策性资金支持,如何处理银行因经营政策性业务造成的损失等。另外,对于一些高风险的海外投资项目,商业银行往往不愿涉足,尤其是一些动荡地区的海外企业,更是难以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为打消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顾虑,国家可以通过海外投资保险等政策性保险来分担企业和银行的风险。目前,我国政策性保险的渗透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里既有市场宣传力度不够、企业风险意识较差等原因,也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业务品种少、承保能力弱有一定的关系。要推动政策性保险的发展,必须多管齐下,中央财政拨付专项基金用于特定项目的保险,各级政府可以视情况对投保企业进行保费补贴,鼓励更多企业参保,同时企业也要强化风险意识,学会自我保护。

主要参考文献:

[1]徐强.“走出去”配套金融机构的国际借鉴[J].国际经济合作,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