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建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建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规范中心窗口建设。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确保法律援助经费动态增长，健全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机制，加强对法援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确保法援经费专款专用。

2、健全法律援助三级网络互动衔接机制。继续完善区法律援助中心、援助站、联络员三级网络体系，做到及时沟通，互动衔接。在村居和有条件的规模企业、人群聚居点等最能为困难群众提供便利的地方设立援助站，对法律援助联络点实行规范化建设和管理，为援助对象提供便利，保证社会弱势群体就近、快捷地申请和获得法律援助，真正做到方便群众，司法为民。

3、鼓励和吸收社会力量支持、帮助法律援助工作，组织具有法律知识或法律援助工作需要的其他专业知识，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志愿者工作和管理制度。

4、进一步规范法律援助信息系统的使用，要求各法律援助工作站将来电、来访咨询事项及时输入信息系统，对经初步审查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直接输入系统，由中心在网上实时审批，并将系统逐步扩大到有条件输入信息系统的法律援助联络点和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尽可能地方便群众申请法律援助。建立法律援助咨询专线平台，并完善“148”法律咨询热线电话的工作台帐。

5、建立执业律师值班制度，要求执业律师年度内到法律援助中心参与咨询接待不少于5日，方便当事人得到更为专业的法律意见和建议，进一步落实法律援助中心的便民措施。

二、进一步落实工作制度，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

1、根据《市法律援助案件全程跟踪管理细则》，进一步运用旁听庭审、质量反馈、回访当事人、归档检查等跟踪方式，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全程参与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管理，特别要落实对法官、仲裁员的回访制度。

2、加强法律援助档案的管理，下发归档案卷的统一标准，要求案卷材料齐全、装订规范并及时上交，并从归档案卷中检查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过程，严把案件承办的结案关。

3、加强与法院、残联、妇联、总工会、劳动局等相关部门的业务联系，发放法律援助监督卡，召开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义务监督员会议，征求意见和建议，促进法律援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三、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

1、中心工作人员的自身学习。继续坚持并完善每月一次的业务学习，做到学有内容、学有所得、学有记录。

2、对各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的培训。充分发挥各法律援助站的作用，增强对各法律援助站负责人、联络员、法律援助志愿者的培训力度，提高业务素质。

3、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增强服务和谐社会、参与社会管理和建设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有效组织法律服务工作者参加法律咨询、社区顾问工作等多种形式的公益性惠民服务.发挥法律专长，加强法律援助力量。

4、加强对辖区内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的日常指导、监督和管理，受理举报和投诉，发现问题，及时与市局和律师协会沟通，配合市局做好相关工作。

四、进一步拓展宣传渠道，扩大法律援助的宣传层面

1、加强信息和调研工作，抓好日常宣传。及时报送法律援助工作的最新动态信息、典型案例，深入调查研究法律援助工作情况，分析问题，总结经验，完成一定数量的调研或工作研究性文章，反馈工作中的亮点、难点，研究和探索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新思路和新途径。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对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情况进行动态报道，提升宣传层次，扩大宣传效果。

2、寻求长效宣传形式。在辖区选址悬挂法律援助广告牌，让群众能随时随地看得到，提高宣传的有效性、长期性、针对性。

3、多样化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结合一些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组织较大规模的法律援助咨询活动。继续以法律援助深入社区、学校、企业、工地为主线；与工会、妇联、残联等部门在“三.八”维权周、“助残日”等深入开展法援扶贫、法援助残、法援济弱、法援解难系列宣传活动。

五、进一步突出特色活动，发挥法律援助的维权作用

1、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主题活动。进一步放宽经济困难标准，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学习借鉴法律援助工作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区实际，完善便民“十项举措”，在扩大对困难群众的援助覆盖面和提高便民程度上有所突破。

2、继续开展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活动。采取有力措施提高服务质量，畅通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全力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考虑到农民工流动性大、仲裁或诉讼成本高、时间长、执行难的客观情况，积极采取诉前调解的方式，减少讼争，化解矛盾，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现场咨询、发送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法制教育，提高外来务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

篇2

关键词 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政府部门 服务计划

作者简介：马燕，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法学。

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现代法制建设起步较早，是当今世界上法律援助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从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总体现状来分析，还有提升的空间和完善之处，因此，需要专业的对口律师，着眼于更多大众的利益，为最有需求帮助的困难人们，争取最有利的结果，以确立英国现代意义上的最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

一、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起源

在英国，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的法律援助制度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这也为现代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成功运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44年5月，应司法部长要求，英国拉什克利夫委员，针对法律援助的相关问题，对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为应该扩大广大公民向法庭寻求平等的司法救济，为社会司法公正、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法律权的实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在促进全体公民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实现社会司法公正方面，法律援助又发挥着其他制度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拉什克立夫委员会提出要建立法律援助制度，通过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资助私人执业律师为广大经济困难群体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要在所有法院均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并建议由法律专业界而非由政府部门或地方当局开展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实施工作。

二、法律援助资源的配置

首先，人力资源的支配使用。目前，英国法律服务委员会总部以及分部，其人数其计约为1700人，这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重要的队伍保障，保证法律援助的组织、管理和实施，尤其是现代化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法律援助工作进程也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援助工作的效率也大大地得到了提升，促进了法律服务委员会职能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的提高了法律援助管理效率，提升了服务管理能力。所以，为了保证在今后效率的更加提升，政府决定将法律服务委员会的专职人员减少一部分，根据相关资料表明，预计将减少到1000名左右。如英国政府从2001年以来，要求法律服务委员会研究中心每年都要举办公平公开公正的调查活动，一是民事调查；二是社会司法调查，在调查活动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群众以法律援助的形式，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需求，并且在工作中及时总结工作经验，从而为以后法律援助工作的进行指明正确的方向。因此，在法律援助工作中，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做好内外部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而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重要的决策。

其次，法律援助经费的配置使用。对于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和配置，一定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通常情况下，日常行政办公经费和英国法律援助业务经费是分开拨付的。司法部长要根据《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中的规定，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将适当数额的法律援助经费拨付予法律服务委员会，为其履行相关的职能和责任以及民事法律服务提供重要的支持，与此同时，司法部长还要将相关的日常行政办公费用及时拨付于法律援助服务中心，在保证其各项专业职能顺利完成的同时，满足其各项日常管理工作的正常展开。因此，司法部门每年的预算要包括法律援助服务委员会的经费，并且日常费用也要纳入其中，进而保证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的正常有序展开。

从世界范围内分析，英国法律援助是世界上经费保障最充足的法律援助制度。在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直接表明：

在1996—1997年间，法律援助业务经费开支15亿英镑/年；在2007—2009年间，20亿英镑/年，38英镑/人；在2009—2011年间，为1.135亿英镑。

而且，目前这种局势正处于不断上升状态，据统计，当前正在以每年5.7%的增长率上升。

三、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应用

首先，法律援助服务计划。一般情况下，社区法律服务计划主要为困难群体提供以下法律援助服务：一般的法律知识和信息，以及如何取得法律服务等；就具体的法律适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告知当事人如何预防和避免法律问题的发生；通过和解或者其他合法途径帮助当事人解决遇到的法律问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程序上的帮助；提供其他法律援助服务。大部分的法律刑事案件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服务的帮助，另外还有一些土地边界纠纷案件、人身伤害案件、物权转移案件等等，也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服务。其中，其服务方式，主要是通过法律帮助、法庭帮助、律和服务以及调解服务等方式进行，但是一定要加强个案申请评估，针对不同的结果，进而为当事人提供针对性的服务。而对法律援助资格也是一项重要的计划内容。对于法律援助申请人而言，既要通过案情审查，也要通过经济审查，方可获得民事法律援助。一是申请人的案情审查，其主要内容包括案件胜诉的可能性评估以及经济耗费评估。二是申请人经济状况审查，包括申请人的经济收入，生活支配以及政府补助等等。只有在以上两项内容通过的基础上，才能保证申请人获得应有的法律援助服务资格。

另外，还有刑事辩护服务计划，其主要的认定程序同民事法律援助服务计划大致相同，其中不同的就是在资格审查时，为了保证法律服务机构以及相关人员的规范性，要引入服务合同制度，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志标准制度，以及完善的审查制度，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进行。

其次，法律援助质量监督管理制度的建立。近年来，英国法律服务委员会为了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以及法律援助技巧和能力的提高，对法律服务机构加强了评估，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加大了投入，致力于法律援助法律体系以及质量监管体系的完善，建立起了一套适用于不同阶层的评估方法和管理制度，提升了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性，扩大了其适应范围。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服务合同制度的建立。政府部门为了要保证法律服务机构的规范性和确保相关人员的资质，引入了服务合同制度。由于服务合同的引入，英国所有的法律服务机构必须要改变原有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模式，不能像原先拿着账单要求委员会付款，而需要先与委员会签订合同，以合同的内容和规定为标准，在保证服务完成后，才可以获得应有的资助，这样，一方面，强化了法律服务委员会的职能作用，规范了服务机构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加强了对法律援助服务经费的管理，另一方面，还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最需要帮助的人获得法律援助服务，得到经费帮助，保证了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最大限制地提升了服务效果。

第二，相关内外部质量标志标志和评估方法的建立。众所周知，监督管理制度包括档案审查制度、质量变化统计报表制度、专业质量标准、同行审查制度等质量标志标准制度和评估方法等。在这些监管制度以及质量标准的前提下，要想顺利地从事法律援助服务工作，英国的各个法律服务机构，都必须要通过一定的审查方可进行，如对于某个质量标志的申请，尤其需要法律援助服务委员会提供经费时，就更加需要加强对其质量标准的检验，要求法律援助服务机构的资质一定要符合相关的质量规定。

第三，其他质量标准制度的建立。对于英国法律援助制度而言，不仅要统一的质量标准，而且也要具备相关的其他类别的质量标志标准制度，如某一案例中的个案帮助，或者是一般帮助等，因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就需要其他个性标准来作为支撑和补充。但是，对于个别化的质量标志标准制度，在享有了法律援助服务的同时，却不可以得到相应的经费支持。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英国法律援助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和评估方法体系，其又可以称之为是世界上最完备，也是最为复杂的法律援助控制体系，目前，世界各国都以英国的法律援助体系为标准，加强对自己法律体系的完善和修正，而且，其也要受到了世界众多学者专家的一致好评。如荷兰著名的律师学者Guido，针对英国法律援助服务控制体系，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经过严格的项目审查后，提出：“同行审查是最有效的、最能发挥自我激励作用的质量控制工具。”因为，在整个审查过程中，不仅组织专家进行办案，加强对办法过程的控制，而且，针对具体的案件，提供了合理的经费，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有效地评估审议。与此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还发挥了很大的激励作用，通过审查结果，同行法律援助律师可以加强经验分析总结，并且从中找出自己工作中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而为以后提高自己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一）明确目标

根据当前的发展形势来分析，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就在于法律援助服务效率的提高以及法律援助服务物有所值原则的实现，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要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确保人们在享有法律权利和获得司法公正机会的同时，也要不断地社会弱势群体以及边缘化群体得到法律帮助的实现；二是要加强对法律援助经费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加强对法律援助经费的重新关注，保证更多困难的人们获得应有的帮助。另外，在追求法律援助工作效率的同时，要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同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要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物有所值最大限度地实现。

（二）改善管理方法，拓宽领域范围

首先，要加强对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领域改革。虽然，英国政府在2007年引入了合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法律援助服务的范围，如包括非营利机构和事务律师在内的所有的法律服务机构。但是由于法律的本身的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的存在和影响，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不仅涉及到法律服务机构的利益，而且涉及到广大社会公民的切身利益，后来只是签订了相关的意向书，并没有升成法律条文，接着在2008年，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对获得法律援助方式和程序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等进行针对性的探讨，引入了纠纷调解机制。但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还需加强进一步的改革，这就需要司法部门加大专项经费投入，强化对年轻一代律师事的培训，实现法律援助服务一体化更好更快发展。

其次，要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领域改革。在2008年，为了保证法律援助的顺利改革和实施，政府组织专家，在改革办公室展开了法院试点计划，而这项计划更为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以视频会议的形式，来快速提升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加快服务的审查过程，提高服务效率。经过多方的努力研究，在2010年在部分警察局展开了进行，而该试点活动会在2013全面推广实行。另外，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满足法律援助改革的需要，还要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自身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找到工作的重点，深化改革，针对具体的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加强实时监督，与此同时，要以当前的市场机制为基准，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加强对法律援助服务的约束力，不断地激励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进步，突出其优势作用，为更多的社会困难群体解决问题，进而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不断完善和持续发展。

（三）建立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电话咨询服务网络

英国的CDSDirect可以方便公众及时获得法律帮助，同时又以较低的经费，在初期化解大部分的法律纷争，节省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CDSDirect系由承担法律援助的私人律师或公设辩护人进行服务，其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足以保证电话咨询服务的质量。随着法律咨询作为一项独立的业务而职业化运作，法律咨询在法律服务中的地位在上升，这也对英国刑事法律援助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一些地方网络服务体系仍旧不完善，因此，要加强对相关因素的分析，从中找出不足，保证全天候的服务，并且要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有效地分开，建立相关的咨询岗位，由专业的法律援助中心人员负责，进而为人们提供更好好的法律援助服务。

篇3

一、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情况

我区近三年共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41件，受援人绝大多数为未成年人且都是由法院指定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这几年，我区在规范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审查、指派、承办、案卷归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还专门建立回访机制，通过电话回访等方式，对受援人进行回访，听取受援人对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群众的监督。经费保障情况更是大有好转，目前我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标准已由过去的500元/件，提高到现在700元/件。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调整

（一）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

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如果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应当为被告人指定法律援助律师。原来只有下列三类案件，一是被告人是盲、聋、哑人的；二是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三是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现在又增加了两类：一类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案件，另一类是当事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

（二）调整了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法则把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了侦查及审查阶段，即处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只要符合援助的条件，均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三）加强了刑事法律援助的方式

一是对于可以援助的对象，应当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或其近亲属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辩护。二是对于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对象，则根据所处的不同诉讼阶段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各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再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

三、新刑事诉讼法对于我区法律援助工作的影响

（一）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将大幅增长

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让更多的对象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提前了刑事法律援助的介入阶段，使得法律援助能够贯穿整个案件程序，丰富了刑事法律援助的方式，拓宽了获得法律援助的途径。这三个方面的新规定都预示着未来我区法援案件的激增。

（二）法律援助人员不足和经费短缺问题将进一步凸显

新刑事诉讼法开始实施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增长，一方面相应地要求增加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人数或律师办案的次数，也对律师的办案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大刑事法律援助经费支持。

（三）法律援助机构与公安、检察机关在受理刑事法律案件过程中及时、有效的衔接，也将是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常运行面临的挑战

新法把刑事法律援助提前到刑事诉讼的侦查和审查阶段后，就使以往并无工作基础和经验的我区法律援助中心与当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工作衔接中面临一项新考验。

四、如何开展好我区新形势下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一）增加刑事法律援助人员和提高经费保障水平

新刑诉法实施后，由于侦查、审查和审判阶段均可以提供援助，刑事援助案件肯定会相应激增。因此，需要增加刑事法律援助律师，同时办案经费也需要较大幅度的提升。

（二）建立健全与公安、检察院、法院之间的衔接机制

把发挥我区法律援助机构自身职能作用与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结合起来，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明确公、检、法部门的告知、转交申请和相关协助义务等。

（三）加大宣传力度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宣传阵地和普法宣传日等时机，积极开展刑事法律援助专题宣传活动，使更多的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知晓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途径和方法，获得法律援助，以保障其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真正实现刑事诉讼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四）加大培训力度，提高法律援助刑辩护律师的办案能力

篇4

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人权保障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

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

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的群众实施司法救济，以体等这一司法原则的最终实现。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的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

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

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

（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㈠宣传力度不足

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㈠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如可以尝试制发法律援助服务卡，便于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法律咨询（尤其要加强“12348”专线律师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服务的领域）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以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进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更要使成都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从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使为困难群众谋利益具体落到实处。

㈡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对象是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们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淡薄、缺少社会人际关系、心理中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谈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法制观念，才能使弱者成为强者，这是治本之策。

㈢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者（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为法律援助事业贡献力量。

2.允许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余热，从事义务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

3.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

4.有效发挥基层摄取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笔者认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培养律师良好的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成都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工作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教育上，使法律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

2.规范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及其其他民间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这些部门提供法律援助必须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审批，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利用法律援助从事有偿服务，同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保证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新晨

3.拓宽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笔者建议成都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适当拓宽援助范围，如给予老年人或高龄老人强制刑事辩护的援助，将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真正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中来，从而使法律规定与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来。

4.推行法律援助寻访制度。成都市地广人杂，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励法律援助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务区寻访，主动调查，主动发掘案件，从而保证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最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5.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作为西南地区的发达城市，应当发挥西南核心地区的先导作用，尽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实际的法律援助人员综合质量监控体系，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教育、业绩考察、顾客反馈、质量评估。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神圣而伟大的“民心工程”，作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为泽惠人民的“光彩事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党委、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必将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简报》第

篇5

关键词:法律援助经费;专项资金管理;完善措施

中图分类号:D9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4-0096-05

法律援助专项资金,是财政部门为落实党和国家法律援助政策,设立的(划拨的)专项用于法律援助事业的资金,是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法律援助经费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当前,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构成中,政府的财政专项资金是主要来源①,具体分为上级政府对贫困地区法律援助的财政转移支付和本级政府对法律援助的财政专项拨款。对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管理,具体应贯彻以下原则:(1)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挤占: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以及各省、自治区法律援助立法均明确规定,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不得改变法律援助经费用途和性质。(2)确保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的最大效益:具体要求有以下方面:①合理使用经费,降低法律援助成本和耗费,开源节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②在节约经费的基础上,要把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办案上,要多办案,发挥法律援助的社会功能;③不同经费不同用途。法律援助经费应根据来源不同确定不同的用途。政府拨付的资金用来保证法律援助机构和工作人员维持正常的开支,主要用于法律援助办公的经费、工作人员的薪金和福利及办理案件所需要的业务经费;社会捐助、基金及其他来源的资金主要用于法律援助办案费用和其他业务开支,以弥补政府经费的不足。在管理模式上,对法律援助财政拨付经费的管理主要采用财政管理模式,对法律援助社会资助资金的管理主要采用基金模式。

一、当前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数额相对较少,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在财政专项资金中受重视的程度较低,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在实践中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②:

(一)经费保障不足且分配不均衡

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公布的数据,2005年全国各地拨付法律援助资金26 220万元,中央还首次拨付5 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贫困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全国人均经费两毛钱[1]。我国的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无法满足法律援助事业最基本的需要。以陕西省户县为例,户县总人口60万人,其中妇女约占人口的一半,儿童约15万人,残疾人2万人,“五保户”2 000人,最低保障线人口6 000人。企业不景气,且绝大多数为中小型企业,下岗工人多。据测算,每年约需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50件,而实际能够达到援助的不足三分之一。如果按每年办理100件法律援助案件,按最低办案补贴标准每件600元计算,每年需要经费6万元(不含办公等经费)。2007年县财政向法律援助中心拨款仅有1.5万元,2008年预算拨款增加到3.2万元,远远满足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需要。在西安市各区县中,户县法律援助的资金保障还是比较好的,灞桥区、高陵、蓝田这些完全依靠财政转移支付的县区其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更是存在严重问题。

同时由于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主要依赖地方财政,地方财政收入的不同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经费各地保障水平的参差不齐,造成了越贫困的地方、越需要法律援助的地方法律援助经费保障越低的状况。以陕西省西安市法律援助中心为例, 2005年全西安市法律援助业务经费仅为43.5万元,其中市中心30万元,区县仅有4~5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业务开展有经费保障,合计也不过13.5万元。有些财政特别困难的区县,本级法律援助经费还处于零预算,主要依靠由市财政按人均0.1元的标准转移支付。这样的经费保障,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城乡法律援助的人均受案率产生较大差异。西安市现有800多万人,2007年的受援人数是1 380人,总案件数为1 090件,2007年法律援助全市人均受援率为万分之1.4。但是,户县、周至、高陵、蓝田4县的人口总数为212.1万人,2007年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81件,人均受援率仅为万分之0.8,法律援助城乡人均受援率存在较大差异。从陕西省全省来看,目前仍有15%的贫困农业县级法律援助经费本级财政处于零预算。区际间差异较大,尤其是表现在城乡之间的显著差异,是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二)法律援助资金管理账户未全部独立设置,专项资金存在被挪用和挤占的现象

专户管理是实现法律援助专款专用最为有效的手段,但是目前我国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账户并未全部独立设置,专项资金存在被挪用和挤占的风险。就陕西省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实践来看,全省十个地市中有50%的地市法律援助资金未能独立管理和使用,30%的县(区)法律援助资金未能实现独立使用。榆林市13个法律援助机构,账户独立使用的有8个单位,账户不独立的有5个单位。而咸阳市2008年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见表1),在14个法律援助机构中,法律援助专项资金账户独立并能够独立使用的有4个,账户不独立的有10个(包括市法律援助中心),这对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管理造成极大的困难。

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账户不独立,使得上级和本级拨付的资金全在司法局账户上,法律援助机构实际上已无法实际控制资金的使用,致使资金被司法行政单位挪用和挤占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实际的专项资金管理中,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经费账户不能单列,致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补贴发放不及时,影响办案人员积极性。同时由于程序复杂,其他工作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对法律援助机构不公开,致使监督机制不规范,也难以实际贯彻实施,法律援助专款专用未能实际贯彻。

(三)援助经费专项资金各项开支的具体范围未能具体明确,用于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的专项资金支出占比例过低在对陕西省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与使用实践调查中显示,2008年商洛市市县两级法律援助机构共收到72.58万元的专项资金[3],支出人员经费(工资)29.49万元,占41%;基本办公经费15.71万元,占22%;办案补贴支出19.54万元,占28%;宣传、培训和其他支出7.84万元,占经费支出的11%。实际用于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的比例偏低仅有28%。杨凌区2007年支出各种法律援助经费共7.6万元[4],其中人员经费4.5万元,占经费支出的59.2%;基本公用经费1.6万元,占经费支出的

21.1%;办案补贴1.5万元,占19.7%;宣传经费0.24万元,培训经费0.12万元,共占经费支出的4.8%;其他费用支出0.18万元,占2.4%。实际用于办理案件的业务经费只有19.7%。2008年杨凌区各种经费共计8.8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4万元,占经费支出27.1%;基本公用经费4.6万元,占经费支出的52%;办案补贴0.84万元,占支出的9.5%;宣传、培训经费共计0.7万元,占经费支出的7.9%。实际用于办理案件的经费支出仅有9.5%。而咸阳地区[5],2008年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与本级财政按预算共获得119.2万元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其中办案经费支出39.7万元,占专项资金支出的33.3%;宣传和培训经费共支出31.7万元,占经费支出的26.5%;其他支出47.8万元,占经费支出的39%。按照《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司法部关于规范有效使用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的通知》,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办理案件,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社会功能。而在实践中,各地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用于法律援助办案经费的比例太低,未能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社会救济的作用与功能。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各项开支的具体范围不明确,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同时给权力寻租留有空间。

(四)经费内部控制有待加强,特别是在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发放过程中存在着资料登记简约化、报销批量化、领用形式化等问题

部分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经费账务处理统的过死,不能正确的反映经费的用途。如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开支范围包括住宿费、交通费、文印费、通讯费、调查取证费和伙食补助费等。而当前常常将此补助款以劳务费或其他款项的形式进行账务处理。

(五)对提高和加强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专项资金的审计与监督管理不规范

1.管理办法缺乏科学性与刚性。如目前比较明显的就是上级法律援助专项转移资金一般都要求地方政府按一定比例安排配套资金,但一些地方财政连正常的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都无法保证,根本不可能拿出资金来配套,这样一来只有两种结果,一是采取非常手段如假配套等将资金争取来,二是放弃。这种管理办法明显有锦上添花之嫌,而缺雪中送炭之意,可能拿不出配套资金的地方比拿得起配套资金的地方更需要这些专项资金,只是因为拿不出配套资金而丧失了机会,这有悖于专项资金设立的初衷。

2.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缺乏严格的责任制,部门职责不清、缺乏协调。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协调,如市府办牵头、财政管资金、业务主管部门管项目、纪检部门管监督、审计部门管决算审价等等。但当前在实际执行中,有些部门却是“好事抢着做,责任相互推”,部门间职责不清,协调不够,难以形成合力。财政由于职能的定位,经常处于做“为难人”的位置,而且要想管好项目,仅仅管了资金是不够的,但很多时候财政往往是事后业务部门需要安排资金或是需要合发文盖章才知道具体情况,工作十分被动。

3.管理主动性不够。财政工作者对财政在专项资金管理中扮演的角色认识不清,应该承担何种管理责任、管理中应该介入至何种程度心中无底。管理信息依靠业务管理部门提供,资金拨付等待上门申请,主动介入资金管理意愿不强。

4.管理精细化程度不高。长期以来财政部门对资金的管理还停留在结果管理上,重结果、轻过程,管理粗放。绩效评价实施较少,方法单一。一般是上级有要求才会去实施绩效评价,往往是草草填表,应付了事。对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指标的设置和评价情况的客观性缺乏认真分析,对评价结果也没有切实的应用。而且往往是事后评价,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绩效评价的效果就很难有明显体现。

二、加强和改善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的具体措施

(一)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对加大法律援助财政专项资金管理重要性的认识

法律援助是国家在司法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司法保障制度,是保障和尊重人权,实现司法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的法律制度。法律援助从性质上讲具有社会救济的基本功能。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即具有社会救济和扶贫资金的性质[6]。尤其是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更是为了落实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帮助经济不发达地区解决法律援助困难,促进不同地区法律援助工作的协调发展,由中央财政专项安排的补助地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专项资金。科学管理,严禁挪用和挤占,明确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具体用途,加强对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审计和监督,具有重要意义。各级领导应当充分认识法律援助资金管理的重要性,认识到法律援助资金的社会救济和扶贫功能和性质,切实做好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工作。

(二)明确法律援助的专项资金的具体使用范围以及法律援助各项开支的具体比例,确保经费主要用于法律援助业务支出

法律援助的经费,必须全部用于援助事业,尤其是应当主要用于法律援助的业务开支,其中包括:(1)承办法律援助业务必需的费用包括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支出的住宿费、交通费、文印费、通讯费、调查取证费、伙食补助费、鉴定费、办案补贴费用、诉讼费、仲裁费等;(2)法律援助宣传、培训、调研等活动所需要的费用;(3)对法律援助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奖励费用。另外,如果法律援助机构所派的援助人员在提供援助过程中非法侵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实际损害结果,法律援助机构应向受害人赔偿实际损失,然后援助中心可以向实施侵害的援助人员追偿。上述经费的使用,援助人员都应以节约为前提,其他特殊经费支出都应由援助中心主要负责人员审批。

按照《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司法部关于规范有效使用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的通知》,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是为了落实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帮助经济不发达地区解决法律援助困难,促进不同地区法律援助工作的协调发展,由中央财政专项安排的补助地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专项资金。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的投向是国家级和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市、区),以及经费保障能力较低的其他困难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含未单独设立法律援助机构,承担法律援助任务的县、市、区司法局)。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的使用范围:(1)支付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办理案件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接受安排办理案件的社会组织人员、法律援助志愿者的办案补贴,包括差旅费、交通通讯费、文印费、调查取证费等; 各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应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办案补贴标准。(2)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直接费用。(3)受援人败诉后确因经济困难无力交纳的鉴定费和仲裁费。对于省、市向贫困县(区)财政转移拨款的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也应当参照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的具体要求实施,使其主要用于法律援助的办案业务支出。

(三)加强专户管理,杜绝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挪用和挤占现象

按照《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管理暂行办法》规定:(1)各级财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的监督管理,制定切实有效的管理办法,保证法律援助办案专款及时、足额到位,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2)每年度终了后4个月内,省级财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要将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的安排和使用情况如实向财政部和司法部做出书面报告。中央财政将以此作为考核省级财政和司法行政部门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安排下一年度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的参考依据。(3)省级财政部门要会同司法行政部门建立效益考核制度,对使用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的情况进行量化考核,定期向上级和下级财政、司法行政部门通报考核情况,及时提出问题和改进意见。(4)财政部、司法部将定期或不定期地直接或委托有关部门对专款的使用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审计。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到位不及时、使用效益不高、存在挤占挪用现象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地区,将暂停以后年度法律援助办案专款并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处分。专户管理,专款专用,是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的基本要求。在资金的使用上,必须坚持按照“分户管理、专户专账、封闭运行”的模式,实现对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的专款专用、专户管理,发挥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加强内部建设,完善专项资金的审计和监督

在目前法律援助的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形下,加强援助资金的管理,规范审批程序,严格审查制度、提高使用效率,能有效节约援助资金,从而促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1.严格审查制度。

(1)申请条件的审查。《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的申请人或申请人应该提交身份证明、证明、经济困难证明以及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材料。援助中心接到申请材料后主要对援助对象的经济标准及受案范围进行审查。关于经济困难标准,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只规定:“本条例所称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条例根据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在经济审查标准上适用因地制宜的方针,实践中各地普遍的做法是以当地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为标准;援助中心需要对申请人的经济状况进行全面调查,以防止欺诈、隐瞒的行为发生。关于受案范围的审查,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二章已明确规定具体的援助情形及案件种类,实践中只要对号入座即可。(2)援助效益审查。法律援助处理每一个案件都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在援助资金尚不充裕的今天,实施法律援助应提高援助资金的使用效率。笔者认为有些案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解决:①案件案情简单,通过指导申请人自己能够解决的,就给予指导解决;②采用非诉讼方式可行性较强、效果更好的,建议申请通过非诉讼途径解决;③案件胜诉率很低或者即使胜诉也难以执行的,援助中心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帮助解决。

2.将法律援助的经费使用纳入合同管理轨道[7]。法律援助合同项目模式源于美国,是指由律师、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协会同州、县或其他的司法管辖区签订提供刑事辩护服务的合同,律师、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协会在一定费用的基础上办理特定数量的案件。在我国,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和律师、律师事务所签订合同,约定一定时期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报酬以及办理案件的质量要求。对于律师或律师事务所而言,虽然法律援助案件的报酬会较普通案件稍低,但由于案件数量众多,总体而言签订合同后其收入也将十分可观,对于年轻律师这更是一个锻炼机会;对于法律援助机构而言,与律师或律师事务所签订长期合同,既可以节省资金,又缓解了工作压力,还可以用合同约束律师的办案效率,加强对法律援助律师的监管,有效地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质量。

3. 积极创新管理理念,主动协商,化被动为主动。加强各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并通过建章立制,使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规范化。为保障法律援助资金的有效使用,平衡各地区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水平,应积极促进资金、资源得有效整合。在对法律援助经费的管理上实行“分级负责、痕迹管理”的资金管理办法。

4. 实行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责任人制度。由于财政专项资金多,政策性强,几乎每项专项资金都有对应管理办法,管理起来比较困难,也给财政监督人员的检查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当前,财政监督人员在检查某一项财政专项资金时,由于对资金的管理缺乏全面的了解,从而使检查浮于表面,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为了有效地缓解这一矛盾,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指定1~2名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专管员,对法律援助专项资金进行管理和监督。明确专管员的职责,对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做到事前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检查。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专管员要对法律援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做到“心中有数”;每年对所分管的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向领导反映,并提出解决的对策;在财政部门组织的财政专项资金检查时,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专管员要积极参与,在对被检查单位下达检查结论前,必须征得专管员的同意,通过建立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专管员负责制,完善相关的管理工作。

(五)加大投入力度,保障法律援助事业的经费需要,尤其是要加强对农村(县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专项资金投入,以促进和发展我国农村法律援助事业,统筹城乡社会经济事业发展

经费短缺一直是制约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的主要因素。近年来,虽然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下,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总额有所增加,但是依然满足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需要。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财政拨款,部分地区的法律援助经费仍然没有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以及经费的管理均造成很大障碍。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在专项资金方面,一是切实要把法律援助经费作为专项资金纳入区县财政预算。可以考虑将区县法律援助经费由区县司法局、县财政局等部门根据区县人口、企业分布、财政收入状况、往年法律援助案件数量等因素统一核定,并纳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由区县财政、审计部门定期检查法律援助资金的落实使用情况,避免法律援助资金被截留和挪用,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二是要拓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渠道。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多方筹措资金,采取成立法律援助基金、建立法律援助募集捐献机制的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捐助活动,接受社会团体、企业、商社、及个人的捐赠和赞助,实现我国法律援助社会募集资金规模有所突破。三是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资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支持财政困难的区县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从整体上看,近年来,我国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城乡法律援助的发展还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农业人口占比重较大,大力发展农村法律援助成为当前统筹城乡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而目前,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的经费来源模式,使得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严重依赖地方财政收入,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也因地方财政的不同而出现较大差异。为了解决区际间尤其是城乡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极不均衡的问题,探索和实现法律援助经费的省级统筹(或根据具体情况实行地市级统一管理和统筹使用),在保障各地基本的法律援助经费需求基础上进行动态的平衡和资源共享,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

基金项目: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法律援助体系的创新和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

号:09XFX030。

注 释:

①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有三个方面:1、政府的财政拨款;2、社会捐款;3、其他资金渠道,如国际组织以项目合作的形式进行的资助、公益福利彩票收入的定向使用等。但是社会捐款以及其他渠道的资金来源很少,当前各地法律援助经费主要依赖各级政府的财政专项资金。

②相关研究数据来源于陕西省财政厅2008年依法理财项目“财政专项资金管理问题研究――以陕西省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为研究对象”研究报告,本文作者主持并完成了该项目的主要工作。

参考文献:

[1]王卫国,姚合平,胡子君.构建农村法律援助体系的难点与对策[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2006,(09).

[2]陕西省咸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关于咸阳市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咸法援字【2009】01号.

[3]陕西省商洛市法律援助中心.关于商洛市法律援助经费管理情况的汇报,2009-1-7.

[4]陕西省杨凌区法律援助中心.杨凌区法律援助经费管理情况的报告,2009年1月14日.

[5]陕西省咸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关于咸阳市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咸法援字【2009】01号.

[6]段景田,刘立星.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几点建议[J].中国农业会计,2008,(01).

[7]方飞霞,季春晖.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及其管理问题研究[N].浙江万里学院学报,第20卷第3期.

篇6

我国法律援助参与者具有多样性、广泛性的特点

我国法律援助参与者主体多样性和广泛性的特点是由我国目前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的现状和特点决定的。首先，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突出。一方面，我国的人口数量较大，法律援助对象众多，并且公民法律普及的程度不高，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大。

法律援助对象不仅要求得到专业的诉讼和辩护，也需要得到专业的法律咨询，非诉讼的法律事务的指导和等其他形式的法律援助服务。另一方面，专业法律服务人员缺少，全国注册的执业律师不到13万人，平均每一万人不足一名律师。同时，律师分布不均衡，70％左右的律师集中在大中城市,只有30％的律师在为农村服务。基层法律工作者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服务人员正是为了弥补律师数量上的不足和分布的不均衡应运而生的，目前全国基层法律工作者也仅有10万人左右。法律服务从业者的数量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需求。

因此，在我国，社会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与法律援助供给能力不足的矛盾将长期存在，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法牵援助工作中来 ，共同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其次，法律援助服务的成本主要是人力资源成本。从降低和节约人力资源成本出发，应该对不同的法律援助案件或事项配置不同援助人力资源，合理调配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和其他参与者的力量，为有不同需求的法律援助对象服务，实现法律援助人力资源的最充分地发挥，防止人力资源的浪费，也是解决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的有效途径。

基于上述原因，在法律援助参与者的范围和对象上，我国的法律法规作出了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方面通过《 刑事诉讼法》、《 律师法》、《 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司法部《关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确定了由专职法律援助律师、社会职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共同组成的义务主体；另一方面对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作出了灵活的、倡导性的规定。《条例》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一些法律援助的地方立法也对此作出了规定。如《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 法律援助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

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存在的问题

经费困难。除个别经编制部门批准的法律援助组织外，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设在各社会团体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站点情况相对好一些。这些站点虽然没有专项经费支持，但是由于其设在各社会团体内部，其办公经费一般都会从其所属部门开支。但是这些组织能利用的办公经费有限，所以其业务活动受到很大影响，有的形同虚设，很少开展活动。与上述组织相比，民间组织则困难更大，它们没有正常稳定的经费来源，有些组织因争取到境外资金而成立，后因为境外资金收缩或停止而遇到了生存困难。

社会法律援助组织人员的身份不明确，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较为艰难。社会法律援助组织中具有律师资格的工作人员由于受到执业场所的限制不能取得法律服务执业证书，他们在法律援助活动中的身份经常受到质疑，得不到法院、仲裁机构的相应支持，在协调处理纠纷及办案取证等等活动中，办理案件的工作人员也受到许多限制。由于经费及专业服务资质等原因，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活动范围很窄，与法律援助机构的受理案件范围很多是相同的，没有成为政府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补充。

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目前，对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活动还缺乏具体的规定，针对社会组织踊跃但无序地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情况，有些地方的司法行政部门已经开始关注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情况。但是目前仅仅是与经其批准设立的组织保持着经常性的工作联系；而对未经其审查、批准成立的社会法律援助组织，可以说是基本上不了解其从事法律援助活动方面的具体情/，！/况，更谈不上管理和监督。收费问题仍然存在。仅从了解到的情况看，曾经发生有些社会组织因法律服务方面的收费引起纠纷被投诉到司法行政部门的情况。

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定位思考不够。主要表现在：一是虽然挂了法律援助牌子，但工作仍处在权益维护的老模式上，对怎样开展法律援助思考不够；二是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视为维护社团成员利益的渠道，在工作开展中因依赖政府法律援助而失去 自治品格 ；三是致力于建立一套与政府法律援助相仿的工作体制 ，独立于政府外开展的却是与政府法律援助重合的工作。

法律援助机构履行职能的主动性和效率有待提高。是否能够切实有效地为困难群众提供及时、 便捷、 合格的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资源使用效率的高低，都与法律援助机构职能发挥的好坏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些法律援助机构重办案轻管理，疏于履行组织实施法律援助的职责，影响了整个法律援助的工作效率。

如何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法律援助

明确参与法律援助的指导思想

我们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目标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对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监督和管理，我们要坚持：社会法律援助组织与政府法律援助协调互补；多元化发展；不从事有偿法律服务 。严格保证质量。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以社会法律援助组织自律为主的内部治理机制。为保证提供合格的法律援助服务，对社会组织要实行准入制度，明确监管的标准和责任。

加强政府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

立法 方面，加大力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法律体系。首先要求中央政府对外加大对国际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和交流力度，把握世界各国法律援助的发展趋势和成熟经验，对内则应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结合各地法律援助工作实践，制定详细的统一标准和规范性指导文件，形成以《 条例》 为基础，各种配套法律、法规为辅，相互衔接，多层次、综合性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确保法律援助事业协调有序发展。对于地方各级政府而言，则应依据《条例》并结合本行政区域财政、法制状况，制定符合本地特点的具体实施标准，要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援助细则，并随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时做相应调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向中央政府提出立法建议，使公民的法律援助权利真正具有可靠的法律保障。

资金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首先，必须加大国家财政拨款数额，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其次，建立政府性法律援助基金。从实践上看，这种基金是一个很有发展潜质的资金筹集途径。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法律援助政府性基金可采用以下筹集方式：一是每年由政府从律师行业收取的营业税及个人所得税中按一定比例返还给法律援助机构，用做法律援助经费；二是从福利彩票、募捐扶贫济困等各项公用资金中提取法律援助基金；三是政府将部分罚没款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基金；四是依法收取应由受援人承担的合理费用，同时从败诉的非受援方交纳的诉讼费用中也可提取一定的比例，作为法律援助基金。

完善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加强对法律援助机构、社会组织等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的监督管理，严格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中的工作纪律，明确法律援助转移支付专项经费专款专用，定期予以监督检查。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要加强考核，无论是办案数量还是办案质量都应达到一定标准，对于能力素质不达标的人员要坚决调离法律援助队伍。

加强培训和信息交流，注重专业特色，加强业务培训，提高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服务技能和服务水平。

动员、挖掘具有“维权性质”的社团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横向延展覆盖触角。

吸纳社会各界支持参与法律援助，更好地维护困难群体合法权益，是法律援助事业深入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对法律援助受众人群和服务实施主体分析发现，工、青、妇、残、老等社团组织工作的基本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其社团成员的合法权益，其机构具有的维权特性与法律援助为困难群众依法维权的本质高度契合，且具有周密的组织网络体系，人员、编制和经费保障稳定，如果能够参与到法律援助中来，则是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有益补充。

发展专业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完善维权网络，活跃工作局面。

充分吸收社会律师作为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律师激励机制。截至 2013 年 11月，全国共有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行了法律援助条例，其中仅安徽、福建、江苏等 12 个省份规定“对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此，一是要继续扩大激励机制的覆盖范围，在其余的省份中建立奖励和表彰的激励机制，以提升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同时，激励机制应当以义务和职责的形式明确化，具体到条文表述中宜规定为 “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突出强调 :请记住我站域名“应当”二字，更有利于保障激励机制的有效实现。

二是要增强激励机制的含金量。激励机制的实现形式主要为奖励和表彰。一方面，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成绩突出的律师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大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表彰力度，加强对先进典型、先进事迹的学习、宣传，通过授予荣誉、提高社会美誉度的方式来增强广大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自豪感和内心动力，激发其热情和积极性。

积极吸纳院校学生为志愿者从事法律援助活动。各地区可以与当地大学法学院合作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组织在校学生到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接待咨询、承办案件，法律援助机构成为了学生们的“实践课堂”，既为法律援助带来活力，也储备了人才。（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法院 张小秀 邓金华）

参考资料：

1、宫晓冰: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20__ 年，第 3 页。

篇7

【关键词】 民族地区；基层；法律援助；障碍；对策

一、问题的缘起

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有从国家获得法律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的制度。法律援助不仅仅是法律实施的问题，也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关系到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善以及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的高低，关系到国家法治建设水平的高低。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法律援助在少数民族地区需求更为迫切，情况也更为特殊。本文主要是以云南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主要的田野调查点。因为怒江州是云南较有特色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拥有22个民族，是云南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同时也是云南山高谷深，经济最为落后的地方。全州人口53.4万，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2.7%，较具代表性。[1]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从1994年开始试点，通过这些年的实践，取得了不少实效，但也凸显了不少问题。我们以此为切入点，希望对基层法律援助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反思不足、总结经验，为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建议。

二、民族地区基层法律援助存在的障碍

1、基层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的配置不足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怒江州各县法律援助中心的人员编制平均为2-3人，属参公管理，到乡镇一级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则基本上是司法所所长完成法律援助工作任务。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日常法律咨询接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业务指导及经费管理与使用、统计档案及管理等工作，目前的配置使工作人员都觉得在超负荷运转。其次，执业律师的参与度不高。在所调研的怒江州，其登记在册的执业律师本就只有十几名，受经费的影响，愿主动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的就更少了。大部分律师都是由法院指定进行案件援助时，才会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此外，由于基层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配置不足，也直接导致了工作人员不能做到专职专用。基本上法律援助中心的人员都是司法局内部调剂解决，人员不稳定，难以形成稳定的工作队伍，这样就会影响法律援助机构正常工作的开展。

2、基层法律援助宣传方式单一被动

法律援助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其核心不仅仅只是告诉广大群众有一种救济制度存在，而是要让群众知道如何使用这种救济方法，救济的条件和程序是什么，如何在合法合理的前提下来获得救济。从获知的方式来看，大多数群众是依靠电视宣传而得知，但由于电视宣传大多以公益广告的形式出现，所以对具体的援助内容和程序还缺乏相应的了解。在这样的形势下，紧靠电视宣传这种单一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了。我们应该结合互联网时代的特征，重新定位和认识，探索更为有效的方式去向民族地区的群众传递有关法律援助的信息，让他们在权益受侵害时懂得如何维护。

3、少数民族村民对法律援助缺乏认识

少数民族村民对法律援助缺乏认识一方面是源于前述的宣传被动和方式单一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存在当地习惯法实施系统的影响。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往往存在着自成一体的习惯法，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的思想、言行往往会受当地习惯法的影响。现代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有时由于认知结构和个人阅历的差异，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有些难以理解，甚至难以接受。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在一些偏远山区的村寨中，主要还是依靠乡规民约来解决村民之间的纠纷。因此，在民族地区如何将法律援助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有效地推介，还必须妥善解决好国家法和习惯法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民族地区基层法律援助存在障碍的原因

1、基层环境艰苦导致人才流失

从少数民族分布情况来看，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聚集地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正是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才能孕育出独特的民族文化。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变化，总是想着能够生活得更好，尤其远离家乡出门求学的人，更是想要过上比以前更好的生活。所以在选择就业地点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去那些生活环境好，就业机会大的城市去发展，都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甚至去到比自己家乡环境更恶劣的地方工作。这样的社会现象导致的后果就是边疆地区的人才流失。我国的就业率一直很低，在大型的国家工作人员招考中，为了能够有个工作，也有人愿意去报考那些偏远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公务员岗位，但是大家都抱着先就业再择业的思想，所以就算去到了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工作，可是干不上几年就想尽办法的调离该地区，去相对自然环境好些的地方上班。这样一来，人才还是流失，并且还浪费了培训其工作能力的资源。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总是面临着新来的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可是当他们都能够独立胜任工作时，就是他们离开的日子，而当地又不得不去培养另一批新人。

2、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影响

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在经历了长期的变化、发展后，有了完善和规范的内容。虽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变迁往往不易发现，但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但是作为有别于国家法律的习惯法，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犹如一个两面的硬币。用辩证的方法去看待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也就是说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双重性。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则是消极一面的表现。然而，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的相互采借磨合达到新的和谐。在二者价值理念一致的前提下，这种融合就变得自然而生动，如何挖掘习惯法的合理性，在法律援助实施的过程中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3、大众宣传方式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

很多地方的法律援助制度宣传方式都是相互效仿，以为那样就能够达到宣传效果，并且还能节省很多成本。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大众的宣传方式并不能适用于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独有特性。少数民族地区有着自身的民族文化，和其他地方的文化有很大差异。由于固有文化的存在，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在接受新事物方面的速度来讲，要相对弱一些。普遍大众的宣传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不一定完全适用。应制定符合当地民族文化的一些宣传方式，例如，法律援助工作者在进行文字宣传时，当地的百姓能有几个读懂他们所表达的内容，当用普通话宣传时，也许没有几个人能听懂他们宣传的内容。所以，法律援助宣传工作在街道或是村寨里面大张旗鼓，满腔热血的进行时，大家只当是在看热闹，并没有真正去了解学习法律援助制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救济方式，是怎样给予他们帮助。所以，宣传方式没有结合当地民族文化进行宣传，是宣传达不到好效果的重要原因。

四、完善和做好民族地区基层法律援助的对策

1、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的配置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对法律援助工作者的要求很高，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而能够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最佳人选就是律师，所以律师成为了法律援助的主体力量。一方面要加强和律所的沟通，获得支持，另一方面要有效地建立法律援助公职律师队伍。此外，还要注意通过培训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者的专业水平。对于已经在职的工作人员，应当定期进行职业能力的培训，深化学习专业知识，在工作中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将整个法律援助工作团队的能力提升到另一个高度，这样法律援助工作的成效才能有进一步的提升。

2、完善习惯法在法律援助中的适用

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长期以来沉淀下来的，不仅是中国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极大的现实价值和挖掘潜力。在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可考虑，在国家法没有涉及的或是国家法规定不足的地方，可适用习惯法来补充。正如高其才教授所言：“国家这一特殊的社会组织可以对农村习惯法进行认可，而使之具有双重效力，也可以在国家法中反映农村习惯法的内容”。[2]可见，习惯法不仅具有弥补国家法不足的功能，在适用上，也可以进行适当的变通。因为国家法是以抽象的人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进行调整的，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特定群体的需要。因此，法律援助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实施的过程中，不仅应该注重挖掘和发挥本土习惯法的力量，使得法律援助在实施过程中更加符合村民的意愿，调解和审判结果也更加的让当事人满意，并且也能有助于维护民族平等和团结。

3、构建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法治秩序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法治秩序构建从最基本的村寨展开。一是对村委会的干部进行长期的法律教育和培训。因为现在对村民们最直接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村委会，只有在村委会解决不了后才寻求其他救济方式，所以对村干部定期培训是很有必要的。让村委会的委员在实际生活中去传递法律援助作为社会救济方式的重要功能，用他们之间最为自然的交流方式让村民在生活中对法律援助制度有更深化的了解。其次，从普法方式的改变来让村民们了解和知道法律援助制度的存在以及运用的必要性。对于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来讲，人们对于国家法律的知识、观念，如果是从村寨的生活经验中逐渐形成的，影响力更深，因此，法律援助制度其实也是将国家法治的精神进一步融入村民生活的一个关键。一旦这种秩序形成，又可以反过来有效的为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开拓更好的平台。这里所讲的法治秩序并不是国家法律取代一切规范，而是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多种规范制度促成的一种社会秩序格局。所以构建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法治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多元规范的形成过程。

4、少数民族地区法律援助宣传方式应多样化

关于法律援助宣传的方式，各个地方都有一定的特色，其共同点在于他们宣传的对象主要集中于低收入群体中。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既符合法律援助设立的初衷，又有利于增强这一群体对法律援助的认知状况，让他们知道有一项制度是为其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的。但宣传的方式应着力于从意识和思想上去影响他们，而不只是告知他们有这样的制度存在。国外有关法律援助宣传方式的启示在于宣传方式上的多样化。在少数民族农村或基层地区，应当考虑到当地居民的特点，在宣传的语言上，进行多种民族语言的宣传教育；在宣传的方式上，除广播电视外，还可以将法律援助的基本内容汇编成视频光碟，发放到各个村委会中，让村委会工作人员组织村民进行集中学习和了解也不失为一种针对性强的方法。此外，作为宣传方式的支撑环节，还应注意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村民的教育程度，要实现教育自身的改革和超越，必须把教育与法律援助建设结合起来，实现村民法律援助意识和观念的转变。在宣传的地点上，以往的宣传地点主要集中在街道或是村委会。其实我们可以将法律援助宣传的地点扩大，如走进校园，对初中或高中生进行法律援助宣传，因为这一群体在接受事物方面的能力要相对高一些，而且可以通过他们再向他们的亲友传递。在亲友需要法律救济时，可以为其提供相应的讯息，让亲友可以得到法律援助的救济。

5、民族地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者应更深入了解当地民族文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当地的民族语言就是主要的交流语言，如若不通晓当地民族语言，法律援助工作的展开将比较困难。在调查过程中，怒江州也有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是当地居民，自然知晓当地民族语言，在这样的优势下，他们的办案效率就要比其他地方的高很多。这样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援助工作者知晓当地民族语言是重要条件，知晓民族语言能大大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效率。为此，在选拔工作人员的时候，在各项条件均衡的情况下，可以优先考虑当地居民。除此之外，还应对基层法律援助工作者定期进行培训，内容包括了解民族知识，加深民族文化的理解，学习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字，这样才能确保工作者有较好的民族文化素养，也能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更加有效率的为人们解决问题，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也是事半功倍。因为沟通无障碍，有助于工作人员和受援人之间快速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

五、结语

法律援助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不仅需要切合基层农村的特点，也要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聚居的特点。只有全面的分析才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法律援助的实施提出完善措施。法治国家的推进，正体现了法律援助的价值所在，如何让那些在经济上困难的群体不因为经济的贫困也导致在对公平正义追求上的缺失。当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瞩目，使社会更加的富余，拥有更多的资本和条件去保障法律援助的深入实施。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社会事业，随着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法律援助工作的不断加深，法律援助所承担的责任会更加的沉重，其重要性也会更加明显，对人们的生活也具有更大的作用。我们一定要从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实际出发，逐步探索和完善符合农村地区实际的法律援助工作运行机制，使法律援助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助推我国现代法治的进程。

【参考文献】

篇8

一、我国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三个教育功能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是“以服务人民，践行正义”为宗旨，从事公益法律服务的校级组织。它主要的服务对象是高校大学生，通过替高校大学生提供法律援助，从而实现高效法律援助机构的教育功能。

（一）操作性教育功能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学生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让学生在工作中得到锻炼，提升了学生的法律知识和技能，从而使得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操作性教育功能得到实现。

（二）道德人文教育功能

高校大学生通过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法律援助工作，无偿地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让弱势群体能够得到帮助。学生在经过这样的无偿援助过程中，对于本身的道德思想品质进行了考验和铸造。在为需要的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时候，可以培养学生对社会的奉献精神，促使学生发现自身的价值、定位，获得成就感。因此，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组织高校大学生进行法律援助，是加强学生道德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

（三）激励教育功能

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工作，运用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和技能无偿地为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法律服务，从中能够获得成就感，赢得别人的尊重，享受被尊重的幸福感。它既能够激烈学生更加投入法律援助工作，又能够激化学生的积极性，同时让学生能够得到更好的锻炼。

二、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教育功能实现的障碍

（一）资金的缺乏

当前，大多数高校法援是作为学生社团而存在的。作为学生社团，很难拥有稳定的资金收入，也较少获得政府提供的援助资金。因此，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资金经费总体上来说是紧张的，要在这样紧张的经费上拨出一部分用于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便取决于高校领导对于法援机构的重视程度，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资金的问题得不到改善，高校法律援助工作便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

（二）教师指导缺位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很多是学生社团，缺少教师的正确指导。即使是有一部分机构有教师参与，但是无法提供长期地法律工作指导。

（三）人才的缺乏，是影响教育功能实现的核心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成员主要是来自法律系的教授、老师和学生，虽然它拥有更多的智力保障，但是却面临着“人才流失”的危机。在高校法律援助教育机构中，主要提供法援帮助的是大学生。但是大一、大二的学生刚踏入学校不久，对法律知识还不够丰富，经验也不足，还不能够胜任法援工作。大三、大四学生虽然拥有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经验也较丰富，但是此时却面临着毕业的困扰，将大部分的心思投入到考级、修学分上。尤其是大四的学生，开始忙着考研找工作，更加没有心思花在法律援助工作上。人才的流失不利于教育功能的成分实现，难以达到理想的境地。

（四）管理缺位

对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成功运行而有效地管理，是发挥教育工程的关键。从内部管理来说，缺乏系统健全的管理制度，分工责任不清，组织纪律松散，经费管理杂乱；从外部管理来说，高等院校和司法行政部门是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管理机构，但在现实运行中，两部门的管理权限不明确，导致管理缺失或者产生管理冲突。管理缺位的状态下，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教育功能是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的。

三、消解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教育功能障碍的方向

（一）多种渠道筹集资金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资金筹集道路较为单一，我们应该建立多种渠道筹集资金的模式，从政府、高校、社会及机构本身等多方面筹集法律援助资金。一方面，积极争取政府的财力支持；另一方面，利用自身特点，争取本高校的固定拨款，积极争取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捐助，如慈善组织、基金会、企业、律师事务所的资助。

（二）建立人才培训交流互动机制

首先，我们要建立人员固定化制度。搞笑法律援助机构应该要确定一定数量的固定工作人员，以保证法援工作的顺利进行。其次，建立人才储备制度。对于已经存在或者潜在的法律援助者，援助机构要建立人员备案存档，便于人员的应用，能够在最大范围内实施法律援助。最后，要建立培训制度。援助机构可以邀请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公安局等一些法律知识专业、经验丰富的同事担任培训老师进行法律工作指导，提高学生的办事能力，缩短熟悉业务的时间。

（三）制定健全的管理制度

篇9

【关键词】完善；地方法律援助制度；建议

当前我国的地方法律援助制度依旧存在某些不足，也许应该认真思考，寻找到具体的方向，以此明确解决问题的途径，进而使得法律援助制度最大化地实现其价值，即让更多的需要法律帮助的人获得法律上的救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一、明确法律援助范围

法律援助范围的明确，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使得百姓们清楚地知道可以得到法律帮助的具体情形，以避免可以得到帮助的百姓因条件不明确而没有求助，或者有人鱼龙混杂。法律援助的范围一方面要予以细化，比如明确申请者的年收入在何种水平、何种文化水平，案件所涉及的标的物的重要性或者占据其收入的比例才可申请；另一方面要予以扩大，要深入农村，尤其要重视到涉法涉诉的上访案件。

二、规范法律援助监督

一句格言道出了“质量”的重要性，即“质量体现素养，素养决定质量，质量决定生存。”而质量的保证离不开有效的监督。因此，加强法律监督是至关重要的。当前，只是有部分地方建立了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并没有完全推广，即很多地方缺乏全面地、系统化地法律援助质量监控系统。监控体制要构成一个监控网络，对于法律援助工作者的评估应包括受援助人的回馈、法官的看法、同行的评价以及法律援助机构的考核。首先，受援助人对于法律援助质量的高低最具有发言权；其次，法官见证了法律援助工作者在审理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同行的评估具有客观性，利于法院工作者的进步；当然，法律援助机构的考核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现在存在着一种情况就是大多数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特别是市以下的机构既承担着管理职责，又承担着办案任务。这种体制机制不利于科学实现监管职能。只有把目前的法律援助机构职能定位在质量监管方面，以审查指派案件，制定准入标准、服务标准，实施服务考评等，才能实现管理的高效化、专业化。[1]因此，地方应当加强法律援助监管网络的铺设，将受援人、法官、同行、法律援助机构的评价予以综合，以此作为对法律援助工作者奖惩的标准，使其具有客观性，同时也利于法律援助事业质量的提高。

三、壮大法律援助队伍

法律援助队伍既包括律师也包括志愿从事法律援助事业的社会人士，而壮大法律援助力量，不仅仅是法律援助工作者数量的增多，还包括法律援助工作者素养的提升，即质量的提高。

（一）建立专职律师队伍

专职就是所有的法律援助案件均由专业律师承办，专办就是在骨干律师事务所的基础上形成几家各具特色的专办所、品牌所（如劳动争议、刑事犯罪、老年维权等）；在骨干律师的基础上形成未成年、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类案件等多支律师专办队伍。[2]当然，各地需要结合本地律师资源的具体丰富程度，如果律师资源匮乏，就不易实行这一模式，如果律师资源丰富，可以借鉴这一模式。不论是何种情况，各地区都应该完善对律师从事法律援助事业的具体制度，包括办案补贴、奖惩机制、责任承担方式等，根据当地财政收入的具体情况，各地区应该加大对律师的补贴数额，提升他们的待遇，由此增强律师们的积极性，让更多的律师参与法律援助事业。另外，要合理地分配律师的责任，奖惩分明，由此减少律师们怕承担的风险太大的忧虑。

（二）吸引更多人加入

法律援助事业若实现辉煌，绝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或者是律师们的责任，它需要更多社会民众的加入。当前，很多高校开设有法学课程，有的院校甚至设有法律诊所，因此，可以充分利用高校教师、学生这一资源，让他们积极地加入到社会援助事业中，既增加了他们的实践能力，也增添了法律援助的力量。另外，可以通过某些优惠政策，吸引社会上更多人士积极参与法律援助。

（三）提升工作者素养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希望工程”，它不仅需要援助者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还需要他们具备法律素养、道德修养，因为他们需要耐心地为受援者讲解各种法律知识，需要耐心地帮助受援者寻求各种证据等。对此，一方面，可以集中培训法援者；另一方面，可以邀请从事法律援助事业时间较长的有经验的工作者为大家讲解，渐渐地提升每一位法援者的道德水准。

四、丰富法律援助方式

（一）推行“巡回”制度

所谓“巡回”制度就是指地方的有关机构可以集合法律援助的从业者以及志愿人士不定时地到各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或边远的山区进行调查，一方面向当地百姓传递法律援助的相关制度、有关知识，另一方面积极援助需要法律帮助的百姓。

（二）推广“指派点援制”

指派点援制是让受援人在法律援助机构公布的法律援助志愿律师名单中选择承办人，再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该承办人的办案方式。但目前点援制只适用疑难复杂重特大案件，普及程度不高。[3]因此，各个地方可以根据当地的律师资源，完善法律援助志愿律师团体，让指派点援制得以推广、得以普遍化。

（三）规范民间援助力量

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则是指出于公益目的，为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公民依法免费提供法律事务方面帮助的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4]各个地方要结合本地民间援助发展的具体情况，积极鼓励民间援助力量地发展，同时，规范这一力量，让其有效地弥补政府法律援助力量的不足，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本地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五、协调各部门工作机制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各部门工作协调职能，主要体现在法律援助机构与相关部门之间进行联系沟通，相互交换意见，理顺工作关系，为本辖区内的法律援助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协调既包括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行政内部相关业务部门，如律所、基层工作管理部门之间、不同地方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协调，也包括法律援助机构财政、法院、社会团体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通过协调，相互间就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某些事项达成一致的看法，或者共同下发有关规范性文件，以保障法律援助工作顺利开展。[5]对于这一机制的协调，应当具有具体的政策、制度，或者是法律文件，不同地方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合理地协调不同层级或同一层级不同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之间以及法律援助机构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使法律援助更加顺利地开展，以更顺畅地保障人民的权益。法律援助需要实践，一切美好的理论如果不被践行，那只是一张张写满文字的毫无意义的纸。所以，各个地方不仅要结合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状况不断地完善相关制度，同时，要将这些“顶层设计”运用到实际中，构建具有本地特色的法律援助机制，让百姓真正地得到实惠，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获得正义，同时，让更多人的法律素养有所提升，以此推动当地的法制建设。

【参考文献】

[1]郝茂成.关于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J].中国司法，2014(12):56.

[2]刘玮琍.法律援助的专办制度和集约化管理———以上海浦东实践为例[J].中国司法，2015(1):67.

[3]李立家.我国法律援助若干理念辨析[J].中国司法，2014(8):63.

[4]武元军.民间法律援助与政府法律援助之关系研究[J].20153(中):166.

篇10

关键词：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受援助对象

“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分配法律服务的资源，来确保特殊群体不因其经济能力、生理障碍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的保护。”最早诞生于15世纪的英国，经过数百年的大体分三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发展过程，已经相当健全与完善。第一阶段是“慈善阶段”，也即法律援助初期，仅是对穷人的法律援助，故常被称为“法律救济”。第二阶段是“政治阶段”。主要原因为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普遍建立，天赋人权成为各国宪法确立的原则，社会的发展要求法律援助进一步扩大，纯粹的慈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法律援助成为国家的责任。第三阶段为“国家福利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力的恢复，欧洲各国经济增长迅猛，一些国家的福利政策优厚，进而促进社会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反映在司法制度上就是案件的当事人有权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这是综合体现欧洲各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新的态势。

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新兴的法治国家，却是一项新事物。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1995年11月9日，我国首家政府投资设立的专门办理法律援助业务的律师服务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篇章。此后全国各地相继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并迅速开展法律援助服务，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打下坚实的基础，《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顺应了法律援助发展的必然要求，特别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在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政治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和发展存在的不足。法律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法律援助经费短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和缩小援助范围的倾向等问题。提出问题，应当解决问题，本文将试图通过中外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比较，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1、不甚完备的法律援助立法体系，进而导致可操作性不强

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法律援助实践相对落后，导致没有形成统一，完善的立法体系。立法有广义和狭义得了立法之分。广义的立法，是指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仅指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地位却没有予以明确，同时，法律条文太笼统，可操作性不强。狭义立法，是指针对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的立法，而最高层次仅以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为主，各地方颁布相应地方条例，非常分散，不统一，不利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2、法律援助的经费匮乏，法院工作负担渐增

考证当今世界各国，法律援助经费无一例外地由政府拨款，而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主要是我国政府，理论上各级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的经费纳入年度预算，每年拨出专项法律援助的经费，以保证受援者的权利得到切实的落实。但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期，社会经济发展还不能满足这一需求；此外，国内目前也没有形成一套相对接的民间捐助体系，民间社会捐助的途径也不畅通。所以各法律援助机构，尤以民间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都陷入经费不足的泥潭无法自拔。

3、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或缩小司法救助范围倾向

我国的法律体系不够健全，法律条文不明确，加上司法工作人员司法观念没有更新，司法实践中两种不良倾向横行：一是司法救助被滥用，对一些司法救助条件不满足的当事人适用司法救助；二是司法救助的限缩，对一些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本应该得到法律救助却没有给予法律援助，造成制度的虚置，不能达到法律援助的实施目的。

4、对法律援助的认识不清，积极性有待提高

援助制度本身的宣传不到位，部分公民的法律素养也不高，然后法律援助制度的对象恰恰是一些生活比较贫困的与特殊的社会群体，所以法律援助的重点应该放置在社会的基层。不尽如人意的是，一些地方机构将法律援助的宣传针对基层的很少，反而害怕宣传力度加大会增加自身的工作负担。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有些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其本身法律素养不够，法律业务水平也不高，对法律援助工作缺乏应有的专注与热情，对来访者态度不甚冷淡，甚至会出现不耐烦的情绪；有的地方迫于人情世故，或者领导的倾向性，不得不提供法律援助，严重挫伤法律援助受援对象的信心和积极性。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与完善的建议

（二）法人和其他组织、外国人应列入法律援助对象，拓宽主体范围

1、法人、其他组织和外国人列入法律援助对象的必要性

（1）法律援助应该服务的受援对象，是作为有权申请和实际享受法律援助的主体而存在的，在一系列法律援助活动中居于主体地位。对于哪一类人可以成为受援的对象，欧洲国家几乎都将援助的受援主体限制在公民或自然人的范围内，而将法人和社会组织排除在法律援助受援主体之外，而我国理论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观点，问题的焦点在于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否可以成为法律援助受援的对象。笔者赞同将法人或者社会组织作为受援的对象待之，原因如下：第一，从诉讼民主机制的运行，司法公正原则的落实、以及化解纠纷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角度来考量，法人和其他组织是涉及这些问题的主体；第二，现实社会中，法人和其他组织也会存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而其数量和困难难度并不见得就低于自然人；第三，从审判工作实践来看，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受援对象有先例可循：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一阶段针对特殊案件，做出过相关司法救助的批示。如：最高人民法院3月17日发函（20号）《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函》，同意到12月31日止，对海南的积压房地产案件按50%减收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即能体现我国司法实践中针对特殊情形是给予提供援助的。

（2）同样的，笔者赞同外国人可以作为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只要在我国居住，遇到法律问题，又需要法律帮助，并且符合法律援助的受援条件，应当成为被援助的对象。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二条明确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向其境内并接受管辖的所有人，不加任何区分，诸如基于种族、肤色、民族、性别、语言、政治或者其他见解、原国籍或这回出身、经济或其他身份地位等方面的歧视，提供关于平等有效地获得律师协助的迅速有效的程序和机制。”

2、法人、外国人和其他组织列入法律援助对象的体现

（1）扩大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范围，明确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相关责任

对于法律援助主体的界定，欧洲国家有两种做法：其一是保证从事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专门性，也就是说只有专职律师和专门的机构可以胜任。如德国、日本、瑞典等国；其二是非营利性组织和兼职律师事务所也可以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而我国法律的实践则各有千秋，广州成立由市政府拨款并由专职律师组织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上海浦东则要求所有律师每年至少承办1件法律援助案，费用由律所承担；郑州则将此任务落实到律所头上。这些援助主体都能积极发挥各自的有点，并且展示出极具特色的法律援助的特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国家财政难以承担一切法律援助的费用，走援助主体多元化道路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前景的。因此，笔者认为，实施法律援助主体以及责任形式可以相应概括为：第一：针对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职律师，国家财政拨付其工资，让其专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第二：合作、合伙开业的职业律师，要明确其每年必须承办结案的法律援助案件的下限，由法律援助中心按相应的比例贴补其所需的费用；第三：针对从事法律援助的非营利性机构和志愿者的构成，要经过法律援助中心核准才能设立，其工作人员也要保证是从当地声誉好的退休司法人员、法律院校师生、其他志愿者中遴选出来的；第四：加快高效法律援助组织建设，并在法律援助中心登记，接受其监管指导。

（2）拓宽渠道，着力解决供需矛盾和缩小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

充足的资金是法律援助实施的基础，也是法律援助得以健康运行的前提。充足的资金也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这需要政府保障，能提供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实际需求的全部资金，建立起能够满足群众法律援助需要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法律援助经费不能全部依靠政府财政部门的拨款，而更加需要拓展资金来源的渠道。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向社会的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募集资金，也可以自行设立公益资金，向社会大众公开募集法律援助的款项。

积极推进律师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并且对其公益行为予以政策的鼓励。政府可以扩大宣传力度，对于积极响应的公益律师，要提高其在社会的知名度。既可以达到法制宣传的效果，又可以满足律师通过提高知名度来拓展其自身的业务，可谓一石二鸟，两全其美。

（3）健全法律援助服务监督和管理机制，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及效率

要强化主管部门对法律援助机构工作的监管力度，完善案件指派制度，成立专门性指派案件监管小组，负责监督和管理外派案件事宜；建立结案评估制度和法律援助人员工作表现考试制度，完善惩戒处罚机制，以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以及效率，有效维护受援人员的合法权益。建立法律援助执业保险制度，因为其本身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法律服务一样的风险和责任的特征，所以建立法律援助执业保险制度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能确保法律援助的信用，又能减轻办案人员的心理负担。真正的把法律援助制度发展完善到理想的状态，真正为困难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借鉴了别国先进的法律援助制度结构体系，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自从产生到现在，已经取得相当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明显的缺陷与不足。面对多元的社会需求，以及我国更加深入的与世界接轨，我们的法律援助制度，既要立足我国的实际，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既要满足人民大众的法律需求，也要加快步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贡献力量。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广阔的前景，不仅需要政府加大扶持的力度，也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持，同时，也应借鉴国外先进的制度建设。相信，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有美好的未来。（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注释：

[1] 张耕.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诞生的前前后后[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

[2] 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

[3] 据肖扬同志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揭牌大会上的讲话.

[4]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 田绍军，左平凡.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意义和发展[J].理论界，2005（3）.

[6] 参见陶髦、宋英辉、肖胜喜：《律师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7] 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立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