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1 垄断优势理论  

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1960年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运用关于厂商垄断竞争的原理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  

主要观点：（1）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和基础，认为完全竞争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并且在完全竞争下对外直接投资也并不会发生，现实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包括：商品市场的不完全、要素市场的不完全、规模经济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以及由于政府干预形成的市场不完全。（2）市场的不完全性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拥有垄断优势，而这种垄断优势正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评述：垄断优势理论是最早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的理论，奠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指出培养和提升各自的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垄断理论的产生背景是对具有明显垄断优势的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因而没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解释乏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不能解释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放弃出口和技术许可证的转让而直接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  

启示：企业的垄断优势固然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前提，但也应该认识到，企业优势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国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培养和不断提升自己的垄断优势。  

1.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维农，于1966年5月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贸易》一文，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主要观点：将企业的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区位因素结合起来，动态的调整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1）产品的创新阶段：创新国企业率先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由于新产品的特异性而具有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和较高的收入弹性，企业能获得垄断优势，产品倾向在国内生产；（2）产品成熟阶段：由于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日益增大、技术的扩散以及贸易壁垒的影响，创新国企业始到次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进行生产与销售；（3）产品标准化阶段：当非技术型熟练劳动成为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企业的竞争将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这时企业倾向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生产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将出现逆流现象。  

评述：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动态解释了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也从一个侧面阐述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并且从内外因两个方面论证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但该理论主要针对最终产品市场，而对于资源、技术开发型的对外投资现象解释乏力。并且，该理论难以解释非代替出口投资的增加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非标准化产品的现象。  

 启示：（1）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之前，分析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首先，对产品的生产技术的性质、类型以及其扩散性和转移性进行分析；其次，对产品本身进行swot分析，确定产品的竞争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最后，对产品的国内销售、国外出口以及国内外市场情况进行分析。根据以上分析，最终确定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以指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进入决策。（2）将进入成熟期的产品的生产地点转移到生产要素价格低且靠近市场的地区。我国的家电、轻纺、机械、电子等行业由于生产能力过剩，产品严重供大于求，已进入产品的成熟期，再加上国际上反倾销、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我们只能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出口的策略，而选择将这些产业的生产设备和能力向合适的地区转移出去，在国外进行生产制造。  

1.3 内部化理论  

1976年，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家巴克莱和卡森以及加拿大经济学家拉格曼，以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起点，提出了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  

主要观点：由于外部市场失效，中间产品（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外，更重要的是指专有技术、专利、管理及销售技术等“知识中间产品”）价格难以确认而使交易成本过高，公司为了克服各种经营障碍、保证企业获得最大利润，就有动力形成一个内部化市场，不仅使资源和产品在各子公司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还可以有效地防止技术扩散，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评述：内部化理论从企业间产品的交换形式与生产的组织形式分析了跨国公司的性质与起源，对跨国公司的内在形成机理有比较普遍的解释力，适用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的，论证了内部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但内部化理论仅从跨国公司的主观方面探寻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基础等内部因素，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考虑不够，对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生产、经营的布局以及区位选择也缺乏总体认识。  

启示：（1）实现规模经济优势，扩大内部市场。如果企业自身规模较小，企业的内部市场也小，这样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就会很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兼并、垂直、横向或纵向一体化或政府的扶植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扩大企业的内部市场，增加其内部化优势；也可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做到产权明晰，管理协同，充分发挥内部化市场的作用。（2）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增强内部市场的融资能力。企业应该建立自身的财务金融子公司，通过内部市场灵活调资，缩短融资时间，提高融资速度，降低融资成本，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3）注重培育企业知识、技术的专业性与独特性。加强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加大对科技部门的资源投入，并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间的合作，促使企业不断的进行技术创新，并重视度新技术的专利申请保护，通过组织系统和信息网络将信息与技术等知识产品内部一体化，为企业赢得利润。

1.4 比较优势理论（也叫边际产业转移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运用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优势原理，把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结合起来，以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果，提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比较优势理论”主要观点：（1）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比较成本已经处于劣势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开始，将其投向东道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同类产业。由于投资与贸易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彼此替代关系，这样能更好的促进双方贸易的发展；（2）中小企业应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前列。因为：①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更容易成为“边际企业”；②具有边际效率的中小企业与东道国相应工业的技术差距更小，更适合于当地的生产条件。

评述：比较优势理论从宏观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具有开创性，并且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作了有机结合的统一解释。但是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理论，只能解释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投资。最后比较优势理论低估了发展中国家接受高新技术的能力，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发达国家的边际产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启示：（1）从转移边际产业开始，逐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将我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生产能力过剩的轻纺、家电、电子等行业转移出去，在获得由于技术优势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的同时，还能通过技术的传递和市场的拓展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并逐步实现产业递进，最终向高附加值产业延伸。（2）中小企业由于其小批量生产，经营灵活，适应性强等特点，更容易在海外市场找到立足点并迅速占领当地市场，所以我国应大力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3、在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上，选择在经济发展程度、技术发展水平上和中国差距较小的国家和地区，积极关注和投资开拓这些地区相对落后的产业，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

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英国著名的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里丁大学国际投资和国际企业教授约翰•邓宁在借鉴了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并结合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资源禀赋学说的基础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主要观点：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保证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区位优势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存在，国际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而这三个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投资决策和投资方向。　启示：（1）充分认识和利用企业已具备的所有权优势，将其作为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研究并制订促进这些优势发展的鼓励政策，企业建立产品创新和更新管理的机制，不断形成新的所有权优势。（2）发挥我国企业内部化优势的潜力。我国部分企业在引进、生产产品并使之适应东道国市场方面具备了一定的技术优势，同时也具有使这类技术优势内部化的动机。企业通过申请专利保护、严格限制技术的使用范围、期限和条件来确保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内部化，并利用跨国公司内部的母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的转移价格确保外部贸易内部化。（3）重视区位优势。不仅要重视风俗、消费习惯、市场距离等区位因素较优越的亚太地区，还要对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域进行有选择的直接投资来获得高新技术以及大容量市场等。

2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

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跨国公司的著名教授刘易斯•威尔斯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并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纪跨国公司》专著中对该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

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制造技术正好为低收入国家的小市场需要服务；②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于海外同一种族产品需要而建立的海外生产中颇具优势；③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大型跨国公司所无法比拟的低价产品营销优势。（2）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出国门的动因主要有：保护出口市场；突破配额限制；寻求低成本；种族纽带；分散资产；本国、东道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倡议和帮助；企业主为亲朋好友寻找职业，以及在海外培训人才等。

评述：小规模技术理论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意义。但是，威尔斯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上，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末端，也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产品的行为。

启示：鼓励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我国的中小企业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实力相对较弱，但是中小企业可以利用低成本、适当规模和适应技术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

2.2 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学者拉奥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　主要观点：（1）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对引进的技术加以消化、改进和创新的再生过程。（2）发展中国家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主要有四个因素：①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②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其生产和产品与当地的供需紧密结合；③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④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的产品能够适应相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需求。启示：（1）积极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加强这些技术在国内的再生过程和自身技术的改造和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自己的差异优势；（2）对投资国市场进行深入的研究，了解当地的生产供需状况、市场特征和企业条件，开发不同的产品，培育我国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3）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加强民族产品的优势。加强我国部分产品（如中药、丝绸）的民族特色和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以民族文化为纽带，拓展生存空间。

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坎特威尔和托兰提诺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并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2）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决定因素，影响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3）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化：在产业分布上，从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向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转化；在地理分布上，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评述：该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了思路，并且为不具备绝对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技术积累的路径。但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表现在大量的研发投入上，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则没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其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与组织能力来掌握与开发现有的生产技术。启示：（1）在区位选择上，遵循渐进发展轨迹，首先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经验的积累再逐步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为先进、高级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2）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投资区位拓展为基础，不断推动对外投资的发展和本国产业的调整和升级。

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邓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从动态角度描述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地位的辩证关系。

主要观点：邓宁用人均gnp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用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流量的差额代表该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区分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见表2）第一阶段（400美元以下）、第二阶段（400-2500美元）、第三阶段（2500-4000美元）、第四阶段（4000美元以上）。评述：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为发展中国家投资地位的变迁描述了一个大概轮廓。但该理论只强调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特殊性，没有认识到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结构迥然不同，而且经济结构也存在不平衡性，仅用人均gnp单一指标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难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启示：（1）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基本处于第二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内部化以及区位优势仍较微弱，所以，应以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企业的自身实力为基础，谨慎决策，而不应盲目的追风，一味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平衡性，我国个别发展程度较高的产业和企业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发展壮大的一种方式，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3）企业可以通过对国外技术和经验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增强自身的实力，培养自身的竞争优势，为大规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早日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打下基础。

篇2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实证分析；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2-41 -04

引言

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80年代初,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国际与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新的阶段。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无论从存量还是从流量增速上，都体现出其在国内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已成为在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成绩比较显著的省份之一。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成为研究的热点。陶薇（2009）选取1986―2007年的统计数据对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出口、GDP增长率和利率这三个因素是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外商直接投资、外汇储备、固定资产投资、汇率这四个因素是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次要因素。卢慧芳（2009）利用近几年的数据对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投资发展周期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时期，对外直接投资逐渐从偶发性的投资变为经常性、较大规模的投资。而且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目的地有较高的重合性，且偏好对人均收入较高、自然资源较丰富的国家进行投资。（2010）文洁丽通过利用2007年江苏省相关数据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从东道国的角度分析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发现江苏省对外投资表现出非

市场寻求型、贸易互补型、关税贸易壁垒规避型、战略资源寻求型等特点，表现为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的对外直接投资。

一、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一）总体发展情况

山东省2008年和200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分别为67161万美元和112552万美元，2006年至2009年期间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2009年较2006年增加1.8倍。

（二）投资国际地区结构

2006年―2009年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遍布世界100个国家，其中亚洲地区30个国家，非洲33个国家，欧洲18个国家，北美州3个国家，拉丁美洲12国家，大洋洲4个国家。从洲际之间的地区结构来看，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地区主要在亚洲和非洲；从洲际内部地区结构来看，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地区结构比较集中。山东省对外投资区域从欧美、港澳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拓展到亚太、非洲、拉美等100个国家和地区。地区分布见图1。

图1 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地区分布图

（三）投资资金国际分布情况

2006年―2009年山东省在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大洋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分别是140705万美元、31052万美元、20877万美元、15572万美元、20242万美元、25405万美元。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四年间山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区域，由于北美洲投资国家少，山东省对北美洲各个国家的投资金额也相对较大。2009年山东省在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大洋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分布见图2。图2显示了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最新情况。

图2 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国际分布图

二、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基础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Sanjaya Lau）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为小规模、标准化和劳动密集型等特点，但这种技术变动会使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产品更适合国内市场以及国外相似市场的供给条件与需求条件，从而给企业带来新的竞争优势。

著名国际投资专家邓宁( J. H. Dunning)1981年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分析了一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本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联系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资本流入量和流出量呈波状变动，人均资本净流出量经历着由零到少再到多，最后成为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出者的过程；其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强调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动态地决定着其对外投资的所有权、内部化、区位优势，比较全面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1]另外，邓宁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即该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减去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是该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是反映经济发展阶段最重要的参数。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DP的增长，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会增大。从国际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来看，人均GDP高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确实相当大，有相当强的正相关关系。[2]

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最初是由蒙代尔(Mundell，1957)提出并进行论述的，他认为在满足两国生产函数相同、两种要素、两种产品的模型下，贸易与投资之间具有替代性，贸易的障碍会产生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的障碍会产生贸易，即两者有负的相关关系。马库森(M arkuson，1983)和斯文森( Sven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他们认为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不仅存在替代性，而且还存在互补关系，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的，则贸易和要素的流动表现为互补关系，反之则表现为替代关系。[3]

根据阿利伯(A liber，1970)提出的资本化率理论，资本化率是指使收益流量资本化的程度，用公式可表示为K = C /I， K为资本化率，C为资产价值，I为收益流量。在同量的收益流量条件下，资本化率越高，形成的资产价值越高。阿利伯认为持强币国的资本化率高于持弱币国，因此，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从持强币国流向持弱币国，因为，前者在购买后者的实物资产时，后者的资产价值低而使购买成本较低。因此，当一国本币升值，外币相对贬值时，会促进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3]

（二）变量选择

通过大量相关文献的阅读及分析，关于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采用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内生变量，各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GDPP）、山东省对各东道国的出口额（EX）、各东道国的农业原材料、燃料、矿物和金属出口占出口货物总值的比例（MAT）、汇率（E）和各东道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VERGDP）作为外生变量。

1、各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各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规模，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理论，OFDI的动因之一就是占领当地市场，获取最大的市场份额，因此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市场寻求型，与GDP应该是正相关的。[4] 本文选择各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之一，能更好的反映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范围内市场规模的选择。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关系不确定。

2、山东省对各东道国的出口额。山东省对各东道国的出口额反映了山东省与各东道国的贸易联系，一般认为贸易联系越紧密，对外直接投资也越多。但从上述理论基础中得知，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性和替代性两种关系，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各东道国的出口额的关系不确定。

3、各东道国的农业原材料、燃料、矿物和金属出口占出口货物总值的比例。该变量用以区分各东道国是否是初级产品输出国。如果该变量系数显著，表明现阶段的山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资源寻求型投资。否则不是资源寻求型的。

4、汇率。汇率反映了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一般认为东道国对美元的汇率越高，一国货币升值，其购买力越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就越小，吸收投资越多。因此，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汇率的关系呈正相关关系。

5、各东道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该变量用以说明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选择是否倾向于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即发达国家。一般认为该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和东道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不确定。

（三）数据说明

1、样本的选择

为了研究区域的广泛全面，又不失投资的代表性，本文分别对亚洲、非洲、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分析。为了研究数据的准确，本文采用2006年―2009年山东省的平均对外直接投资。在亚洲地区，2006-2009年山东省平均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00万美元的各东道国或地区有19个：中国香港、蒙古、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吉尔吉斯斯坦、韩国、阿联酋、印度、老挝、日本、菲律宾、孟加拉、新加坡、巴基斯坦、澳门、卡塔尔。在非洲地区，2006-2009年山东省平均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00万美元的国家有13个：尼日利亚、南非、加蓬、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赞比亚、莫桑比克、加纳、马维拉、肯尼亚、博茨瓦纳、几内亚、埃及。在欧洲，2006-2009年山东省平均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00万美元的国家有7个：德国、俄罗斯、英国、罗马尼亚、意大利、荷兰、法国。在拉丁美洲，2006-2009年山东省平均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00万美元的国家有7个：玻利维亚、巴西、委内瑞拉、危地马拉英属维尔京群岛、苏里南、秘鲁。在北美洲，2006-2009年山东省平均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00万美元的国家有3个：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在大洋洲，2006-2009年山东省平均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00万美元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和斐济。山东省主要的出口国家或地区有中国香港、韩国、日本、泰国、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南非、德国、俄罗斯、法国、荷兰、意大利、英国、巴西、加拿大、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山东省对以上各国或地区的平均对外直接投资都超过100万美元，其中有65%的国家是山东省连续四年投资的对象。因此，以上20个主要的出口国家或地区也是山东省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国。这20个国家或地区分布于不同的大洲，将其作为本文模型分析的样本。

2、数据整理

世界GDP，各东道国GDP、人口、汇率和农业原材料、燃料、矿物和金属出口占出口货物总值的比例都选择2009年的数据，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和山东省对各东道国的出口额采用2006年―2009年的平均数据。2009年中国香港的GDP缺失，运用2007年和2008年的GDP增长率计算得到2009年中国香港GDP的估计值。

经过整理得到以下横截面数据：

数据来源：由《国际统计数据》和《山东统计年鉴》得到的数据经过整理得到

（四）实证模型

本文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建立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OFDIt）与各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GDPPt）、山东省对各东道国的出口额（EXt）、各东道国的农业原材料、燃料、矿物和金属出口占出口货物总值的比例（MATt）、汇率（Ei）和各东道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VERGDPi）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计量软件Eviews 6.0进行分析，当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时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而且5个变量中有4个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也非常小。于是进一步对模型进行修正，为消除异方差我们使用对数模型和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从弹性系数角度考察各个影响因素与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因此，建立的对数模型如下：

经过Eviews 6.0回归分析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lnOFDI=5.130-0.282lnGDPP+0.350lnE

t=(-4.5993) ( 3.765355)

-0.885lnMAT+0.136lnE-0.124 ln AVERGDP

( -22.82114) ( 12.68321) (-5.232735)

R2=0.987366 R2=0.982854 F=218.8270

S.E=0.163210 DW=1.988068

从t值可以看出，以上5个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修正后的拟合优度达到0.982854，这些解释变量能够很好的解释模型。由F统计量可知模型总体显著。模型不存在异方差、自相关和多重共线性。

由回归结果可知：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增加1%，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就减少0.282%。因此，山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GDPP）呈反向变动关系，这说明山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属于非市场寻求型。从前面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情况也可以看出，决定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不仅仅是东道国的经济总量规模，也许更多考虑的是东道国或地区的文化地域和经济水平的一种相似度，这样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在本地的建立与规模的扩大，有利于跨国投资企业与当地文化的融合与适应，从而实现国际化与本土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山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较多投向了经济总量小的国家，在这些市场中，竞争对手的势力较弱，有利于跨国企业的发展。

山东省对各东道国的出口额每增加1%，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就增加0.35%。这说明山东省的出口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OFDI与EX存在互补的关系。结果表明山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靠直接出口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只有出口达到一定规模，在东道国建立的生产基地等方式的直接对外投资才显得成熟。

东道国的农业原材料、燃料、矿物和金属出口占出口货物总值的比例（MAT）系数在模型中显著，表明山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资源寻求型投资，系数符号为负说明初级产品的比例越高，投资越少。山东省本身拥有丰富的农产品、矿产等初级产品，东道国初级产品的比例越高，经济发展水平的优势越不突出，投资动力下降，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寻求资源，但东道国资源的丰富与否不是决定投资的唯一因素。

汇率反映投资的成本，每增加1%，山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增加0.136%，在山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起着重要作用。

东道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山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减少0.124%，可见受其它因素的影响，山东省并不倾向于投资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

三、结论

综合上述对山东省OFDI 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到，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山东省对东道国的出口额、东道国的农业原材料、燃料、矿物和金属出口占出口货物总值的比例、汇率和东道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对山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的影响，山东省出口额和各国货币汇率的提高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山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是非市场寻求型，但是资源寻求型。山东省不倾向于投资收入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选择与一般理论分析相反，可能出于外交或政治因素的考虑。

在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形下，山东省政府应该创造有利条件，鼓励省内企业通过并购方式“走出去”，实现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并提高参与国际市场的能力。同时加快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增长。在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的长远发展时，要关注投资成本，从而获取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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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近二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出较为强势的增长，并且在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截止到2008年底，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约占全球FDI流出总量的18.91%，总规模约为3512.06亿美元。从2003年至2008 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44.07%，比同期发达国家 FDI 流出的年平均增长率高出约18.93个百分点。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FDI流出的规模也显著提高。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下同)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显然，传统的FDI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兴起，缺乏经济竞争力的经济体为什么会更愿意将资本投资于海外市场？宏观视角下决定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或条件究竟该如何甄别？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FDI流出的决定因素的影响机制是什么？从2002年到2010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稳步发展阶段。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机来说，本阶段中国市场化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步入正轨，经济快速发展，国内企业逐步成熟、壮大起来，同时大量外资的涌入，导致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剧，从而导致对外直接投资逐渐成为中国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开放、透明的国际环境。另外，中国实施的“走出去”战略与政策措施也对本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和持续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图1描述了1982年到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演变趋势和发展历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2年到1991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规模很小，平均值仅为5.38亿美元，绝大多数属于政府投资，企业所有权优势有限。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2001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波动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增加，但也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的态势，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仍然受到偶然因素和短期利益目标的驱动，政府也没有完善的引导或管制的政策与措施。第三阶段从2002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而持续，迅速增加到500亿美元以上，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另外，通过整理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2004-2009）的资料，我们还发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些基本特点。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强劲，2004年至2010年七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0%。第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主要分布在周边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拉美国家或经济体以及经济水平相对较弱的非洲经济体。2004年至2009年六年间，中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基本超过90%。该统计结果支持英国学者拉奥的“技术地方化”投资理论，即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或地区（Lall，1983）。第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加大。从2004年到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从48.2%上升到68.6%，总体呈现逐步上升趋势。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符合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对外直接投资必将是中国未来对外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首先，从战略角度看，世界上的经济大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十分庞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是衡量一国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以鼓励本国企业投资海外市场，正是通过政策推动本国企业去更多地开拓国外市场，在国际商业活动中占据有利地位，同时为避免中国重要能源和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开展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以逐步增强对能源和资源的生产控制和国际价格的话语权。其次，从投资角度来看，中国快速扩大的经济规模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与目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并不相符，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伴随着中国出口的不断扩大，中国将遭受到更为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倾销。对外直接投资则是一种有效地绕开贸易壁垒而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手段。再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优化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转移了中国制造业的剩余生产能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取得外国公司的技术、品牌或市场渠道，并将其与中国本土企业的生产能力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产业结构。当然，充足的外汇储备、坚挺的人民币币值和稳健的银行体系，也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宽松的金融环境。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传统的FDI理论，使之能够有效解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从而为提出更加广泛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供依据。针对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这一问题，西方学者已经做过比较深入的实证分析，但是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涉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研究这几年才刚刚兴起。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因此对该领域进行研究十分必要和紧迫。国内学者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实证研究较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较难捕获。《中国统计年鉴》2003版才在“对外经济贸易（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章节下增设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数据，中国商务部也是2003年才出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以实证的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二、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理论框架

（一）改进的邓宁折衷范式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OLI折衷范式不失为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最广泛的理论模型。尤其是针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该理论模型能够给予较为全面和有力的解释，即当企业具备所有权优势O（Ownership），区位优势L（Location）以及内部化优势（IInternalization）时，其对外经济活动的表现方式一般为对外直接投资。“邓宁折衷范式”不仅是目前基于公司层面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给予的最全面的解释，并且在该模型中还引入了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较为广泛的解释了跨国公司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进行国际活动的动因和条件。但“邓宁折衷范式”依然无法有效合理地解释在发展中和经济转型国家中那些不具备OLI优势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此在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前，有必要对OLI模型进行一些改进，然后从微观层面的OLI模型推导出宏观经济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型，以适应中国独特的国际投资发展路径。

1.内部化变量的重新归属

OLI 模型中三种优势变量在逻辑和内涵方面存在一定的冲突，即三种优势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先后关系或因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对实证分析增加一定的困难。首先，OLI模型中三种优势变量确定和衡量的方式是不同的。在邓宁折衷范式中，所有权优势O和区位优势L都是以静态的指标来测度的，即某一个时间点以特定的变量来衡量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而内部化优势I体现的是企业通过使外部市场内部化后，整个动态过程所带给企业的内部化收益，即该变量是以动态的过程来测度的。其次，三种优势变量是有先后次序的，或者说，可能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总体上来说，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是相互依赖的，两者共同决定了企业是否应该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美国学者Hyme（r1960）就曾指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是相对而言的，一国企业只有在确定的东道国的区位，才能确定其所有权优势的参照系。在邓宁折衷范式中，企业是否以内部化市场来取代外部市场主要取决于三种优势变量的相互作用（Cantwell& Narula, 2001; Dunning, 2001）。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内部化优势变量作为所有权优势变量的内生变量。首先，企业以内部化市场来取代外部市场是一种旨在减低风险，提升自身所有权优势的对外经济活动。在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必然会面对东道国不同的文化，政策和制度环境。因此对东道国FDI的流出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东道国市场带给企业的不确定性，也有利于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的融资、营销和管理，从而提升了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其次，企业以内部交易机制来取代市场机制本身可以看作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如果这种制度上的创新可以为企业的运作带来内部化优势，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化收益超过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企业跨国经营的内部化成本，该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会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反之亦然。

2.改进的OL-FDI模型

根据前文的分析，当内部化优势变量被看作是所有权优势变量的内生变量时，邓宁的OLI折衷范式可以被简化为OL-FDI模型，如图2所示。横轴L表示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的区位优势变量，纵轴O表示跨国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变量。我们假设跨国公司可以从其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收益，并且在东道国市场中可接受的最低收益为U0、U’、U分别表示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的无差异收益曲线，其中U’>U>U0。根据简化的OL模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所有权优势变量O和区位优势变量L两方面共同决定的。即当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变量为O1，区位优势变量为L1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如图中箭线FDI所示。图中O0、L0两条垂直于横纵坐标轴的虚线表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即当跨国企业的区位优势变量为L0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该企业的所有权优势O如何提升，由OL 决定的 FDI 规模都无法满足其在东道国市场上可接受的最低收益 U0。反之，当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确定为O0时，即使在东道国市场有着较好的区位优势，企业也不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实际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企业所能投入的所有权优势O是有限的，因此企业更愿意投入较多的区位优势L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假设某跨国企业在某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变量L1。若单从该企业在东道国的收益来考虑，则箭线OA一定是企业最好的FDI选择。但该企业如果想得到处于U 水平的收益，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所有权优势 O 来增加其 FDI 的流出，同时也浪费了其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L1。因此最好的选择应该是充分利用其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L1，同时在保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变的前提下，付出最少的所有权优势O1（如图2中FDI位置所示）。通过以上对OL-FDI模型的经济学解释，不难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是由所有权优势变量和区位优势变量共同决定的，但OL-FDI模型更反映了区位优势变量的重要性。Dunning（1977）明确表示企业优势不但与母国有关，还与东道国有关。只有把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有机的相互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出所有权优势。Rugman（1981）也强调对外直接投资中区位因素的重要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其所能投入的所有权优势是有限的，因此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是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母国约束”机制

以邓宁折衷范式为代表的众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侧重于研究企业FDI流出的两大影响因素，一是企业自身所具备的满足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与动因；二是与东道国相关的区位因子。在众多文献中，很少有学者从宏观视角出发研究“母国约束”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因此这些理论其实都具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条件：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自由的，母国的经济环境和政策对于FDI的流出既没有鼓励的作用，也不会产生约束，即对外直接投资只是一种企业行为，与母国政策和经济变量无关（王恕立，2003）。显然，这不符合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客观事实。至少在目前的世界对外经济活动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和政策都会对本国FDI的流出产生影响。例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某些阶段会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来消除“资本外溢”的风险。诸如德国、日本、波兰和美国等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也对一些敏感投资领域设置“门槛”（IMF,2005A）。因此，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就必须考虑母国的约束条件。

本文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是一个综合变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动因及条件，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联系以及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宏观视角下，母国的内在动因及条件是以资本输出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来衡量的；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联系十分复杂，包括政治、文化、地理等许多不可测量的因素。本文仅从对外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考察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联系；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则主要是指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各种政策，包括一般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一般来说，对外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很少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随着对外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这些经济体才会从实施一般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转变为更多地实施具体措施来引导本国FDI的流出。

约束机制1：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对FDI流出的影响。

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对决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优势变量和区位优势变量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所有权优势变量来说，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企业在母国和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例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财政支出的增加，母国的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于国际生产要素价格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从而导致企业的“比较成本”的升高或降低，影响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经济的发展拉动了国内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促使企业向海外投资以谋求低成本战略；另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刺激了国内消费，企业在本国有了更广泛的市场，更愿意选择在本国进行投资。考虑到海外投资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减小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对区位优势变量来说，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主要是通过影响汇率水平，从而改变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一国经济发展的稳定程度的重要测度指标是通货膨胀率。较高的通货膨胀会导致一国的汇率下降，诱发资本从强势货币的国家流向弱势货币的国家。

约束机制2：母国对外经济活动对FDI流出的影响。

一般来说，对外经济活动主要包括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活动和资本流动，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则属于国家或地区间的资本流动。因此，其他对外经济活动对FDI流出的约束机制在于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相互补充，甚至可以说是一国对外经济行为的连续过程（Vernon , 1966；Johansson&Vahlne , 1997）。针对不同时期的特定国家或地区，这种约束的效力和方向都会产生较大的改变。

约束机制3：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FDI流出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FDI流出的约束主要分为两类，一般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影响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的影响。一般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主要指为控制对外直接投资而人为设定的障碍，如严格的外汇政策和审核程序等；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则主要是指政府针对企业的海外投资而提供的各种优惠。

下面简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母国FDI流出的约束机制。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都是独特的，即与母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地缘特色、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战略目标相一致（World Invest-ment Report , 2006）。根据 OL-FDI 模型，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通过影响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能适度地引导母国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首先，特定的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可以提高或削弱跨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例如，如果母国政策限制资本输出的规模，并实施先进技术输出管制，一个拥有雄厚的资产和技术优势的企业也无法发挥所有权优势进行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其次，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还会改变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比如有政府支持的FDI保险计划降低了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即FDI保险计划最大程度上削弱了区位因素中的国有化风险、战争损失以及无法将利润汇回母国的风险，从而提高了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另外，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并非完全取决于东道国的条件，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及相关政策协定程度也是衡量区位优势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查尔斯•希尔（1999）在《今日全球商务》中就指出80年代日美的政治经济关系是日本放宽对美国FDI的限制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机制可以用图3简化表示。在宏观视角下，来自母国的约束影响着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即沿着从母国向东道国这样的路径推动着国际间资本的流动，因此本文也形象地将“母国约束”称作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因素。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约束因素的检验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选取

在宏观层面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母国的推动因素，二是来自东道国的拉动作用。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的相互博弈不仅仅是对邓宁折衷范式的一种理论上的延伸，并且丰富和改进了“投资发展路径学说”中单一解释变量的缺陷。沿着资本流动的方向，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从母国和东道国两个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影响FDI流出的经济变量，才能真正探究和验证中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本文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机制主要是通过作用于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和区位变量，从而促进或抑制本国FDI的流出。本文我们把这种“母国约束”称为来自母国的推动作用进行分析。同理，“东道国约束”，即东道国的拉动作用，也是通过作用于改进的OL-FDI模型来影响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值得注意的是，母国推动因素和东道国拉动因素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并且分属于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变量是基于“比较”而得来的。例如，中国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往往是与劳动力成本紧密相关的，如果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相较于潜在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偏高，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更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再如，人民币汇率不仅属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东道国的通货强势与否。因此，本文仅从母国的推动因素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旨在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分析FDI 流出的决定因素。本文从五个推动因素来考察中国资本流出的母国决定因素，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框架，分别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开放程度、货币因素以及政策因素，如表1。其中，先针对前四个推动因素进行实证的检验，其变量分别选择为人均GDP、教育费用、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额、以及人民币外汇汇率。由于政策变量的无法测量以及其特殊性，将以“走出去”战略为例定性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

（二）假设的提出及理论基础

假设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为变量）成正向关系。

理论基础：根据投资发展路径理论（Dunning,1981），一国对外投资净额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天然的联系。一般而言，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其对外投资净额为越大的正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其对外投资净额也会相对较低；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其对外投资净额则为负数。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以人均GDP来衡量的母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可能会对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产生积极的影响。再者，本文认为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动机。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规模庞大，因此对战略性能源和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剧，对这些领域进行有效地对外直接投资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最佳选择。因此本文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成一个正向的关系。本文使用人均GDP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

假设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成本（以教育费用为变量）成正相关。

理论基础：Dunning and Narul（a1996）认为由于每个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都具有独特性。母国的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也是衡量母国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例如，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国家的制造企业更愿意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子公司，实现资本的对外流出。就中国而言，近年来国内的劳动力不再相对廉价，许多依靠低成本战略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的上升，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自身素质和修养以及对生活标准的提高要求企业支付更多的薪水，提供更多的福利保障。因此，本文使用教育费用来衡量中国的环境和劳动力成本，并假设随着教育费用的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在增加。

假设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以出口额为变量）成正相关。

理论基础：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就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达成统一共识。针对特定国家特定时期，两者的关系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对外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互补关系。邓宁（2001）认为对外出口贸易会帮助企业获得知识从而产生所有权优势，有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同时，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建立出口平台和生产设施又推动了对外贸易（UNCTAD，2003）。在中国，人民币升值将增加传统优势行业产品出口的比重，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可能是替代的（Vernon, 1966; Bellak, 2001）。这是由于潜在的出口商为了绕开出口贸易壁垒而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就中国而言，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制成品，而海外投资在2008年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商务服务业，约占60.9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按行业分对外直接投资”计算得到），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对外贸易出口的延续，两者并不存在替代关系。在本文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母国约束”中，也认为一国对外贸易水平是衡量该国FDI流出的对外投资条件。因此，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成正向关系，用出口额作为对外贸易水平的变量。

假设4：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越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越大。

理论基础：Dunning（2001）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会把海外企业的所有权优势转移给国内企业，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是正向关系。以中国为例，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会带给中国企业以高效的管理模式、先进的技术水平以及更多的投资机会，形成持久的示范效应，从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中国企业主动进行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关于这种外溢效应，Duran&Ubed（a2001）也曾指出。但是，本文认为直接使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额作为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是不科学的，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的前提是母国足够大程度地利用外国资本。只有母国企业充分利用外国进入的资本，其管理和技术水平以及投资机会的把握能力才会得到显著的提升。因此本文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成一个正向的关系，且使用实际利用外资额作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变量。

假设5：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越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量也越大。

理论基础：一般来说，汇率对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难以估计。然而，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坚挺的人民币币值的支持下强劲增长，这似乎映射出两者具有一定的关系，尤其在传统的优势行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近年来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标志着中国已经逐渐成为货币相对强势国家。Alibe（r1970）认为，在购买力优势和资本成本优势的促使下，FDI会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货币相对弱势国家。若母国的货币处于强势地位，母国的资本成本也会较低，即母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就可以以较低的折现率来资本化其在东道国市场上的未来收益，这在理论上提高了母国企业未来现金流的净现值；同时，货币强势地位的国家的企业可以花费更少的钱购买东道国的生产要素，这也刺激了这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此，基于目前人民币汇率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理论，本文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人民币汇率成一个反向的关系。根据上述假设条件以及变量的设定，本文构建如下模型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检验：其中，t表示年份，μ 表示白噪声，其零均值，且等方差。本模型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处理。OFDI表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GDPPC表示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SCHO表示中国的教育费用支出；EXPO 表示中国的对外贸易出口额；IFDI 表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EXCH 表示人民币汇率。各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期影响见表2。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在验证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时，数据来源主要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等相关材料。因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样本选取年限为1985年至2008年。其中，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版，1985-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在解释变量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教育费用支出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版；实际利用外资额，出口额和人民币汇率的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9版。汇率采用外汇汇率表示法，即用100美元作为标准，折算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单位是美元，其他经济变量的单位是亿美元。由于教育费用支出的数据是不完整的，即1985-1991年和2008年教育费用支出的数据是缺失值，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缺失值进行有效地处理。本文的处理方法如下：根据中国教育费用原始数据作图4，发现1992-2007 年中国教育费用额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因此判定可以使用年平均增长率计算缺失年份的数据。中国教育费用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9.43%，然后运用该值计算1985-1991年和2008年的缺失数据。（四）数据处理及分析

1.数据相关及共线性

根据各变量1985-2008年的样本分析，显示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费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额都随着时间呈上升趋势，因此需要对这些解释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情况下，所有变量间的相关都是显著的。在考察相关系数矩阵后，我们发现几乎除EXCH 的自变量之间都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比如 GDPPC 与 SCHO，SCHO 与 EXPO，EXPO 与 GDPPC 等等。由于多重共线性可能造成参数估计量的无效，所以需要对模型的设定进行处理。本文将采用差分法来改进模型的设定，实现多重共线性的消除。

2.平稳性检验

一般来说，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时间序列数据通常是非平稳的，而且主要的经济变量如消费、收入、价格往往表现为一致的上升或下降。这样，从非平稳性的角度看，若仍通过经典的因果关系模型进行分析，则一般不会得到有意义的结果，因此必须首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主要采用的是扩展的狄克—福勒检验法（ADF检验）。本文的时间序列数据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且均值不为零，因此在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时，应选择包含常数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方程，即：Δyt=c+δt+γyt-1+εt（2）表4给出了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变量LogOFDI、LogGDPPC、LogSCHO、LogEXPO、Lo-gIFDI 和 LogEXCH 的 ADF 统计量分别是-2.27、-1.22、-0.81、-2.72、-2.09 和-0.68，均不能拒绝置信水平为90%的原假设；但所有变量的时间序列在经过一次差分后都变成平稳的，因此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满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条件。同时，利用差分还有效消除了各变量间的多重共线问题。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基础上，为考察各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需要对一阶差分的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是指各解释变量的前期变化可以有效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变量的变化，当两个变量在时间上有先导—滞后关系时，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从统计上考察这种关系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即主要是一个变量过去的行为在影响另一个变量的当前行为？还是双方的过去行为在相互影响着对方的当前行为？在表5中给出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共列出八个格兰杰因果检验。根据p值可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额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即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MF-DI）和出口额（MEXPO）的前期变化可以有效地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动。同时，我们也可以很快地判断，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MGDP），教育费用（MSCHO）以及人民币汇率（MEXCH）这三个解释变量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不明确。然而，依据格兰杰因果检验6,7和8,这三个变量的变动却可以很有效地解释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MFDI）。因此本研究在方程（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假定在时间序列中的连续三期表示为T-2，T-1和T。在T-1时期，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额的变动能够有效地解释T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变动；在T-2时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费用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可以有效解释T-1时期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变动，从而间接对T时期中国FDI流出的变动给予了解释。因此，方程（1）可以改进为如下形式：

4.协整检验及内生性检验

接下来，需要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有许多研究表明基于国内投资、海外投资和商业周期的宏观层面数据可能是协整的（King, Plosser, Stock&Watson, 1991;Love & Lage-Hidalgo, 2000），因此本文也将通过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的协整关系检验采用基于最大特征值检验的JJ检验。同时也进行内生性检验，用于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其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表6显示各变量之间至少有三个协整向量，这六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关系。由于存在协整关系，本文将使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进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分析。另外，为更准确地估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还需要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以考察因变量LogOFDI和各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研究采用VAR模型中的Wald－Granger检验，以检验内生变量是否可以被作为外生变量看待。VAR模型是自回归模型的联立形式，VAR模型的结构与两个参数有关：一个是所含变量个数N，一个是最大滞后阶数k。表7给出了内生性检验的结果。从结果可知，五个解释变量中只有LogEXPO在置信水平90%下拒绝了原假设，这表示中国出口受到中国FDI流出的影响，两者具有反向的因果关系，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化会影响中国出口的变化。即得出中国出口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2004 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增长迅速，这也伴随着中国对外出口的增加。1985-2003 年中国对外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7.07%，而2004-2008年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约为26.83%。可以说两者呈现出同向变动的趋势。

5.基于VEC模型的分析

由于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本研究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进行分析，以考察因变量和解释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首先，我们设定各变量的滞后阶数以及区分各变量是否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内生变量。因为变量观测值是年度数据，而鉴于本文的样本数据范围较小，因此，一般来说建立滞后2期足以消除随机误差项中存在的自相关。Sims提出的用似然比统计量来选择滞后项值，其判断标准是，如果似然比统计量的值小于临界值，则认为新增加的滞后变量对VEC模型毫无意义，本文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根据方程式（3）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费用以及人民币汇率无法直接有效地解释中国FDI流出的变动，因此本研究将这三个变量归为外生变量，在VEC模型中分别用LogGDPPC(-2)、LogSCHO(-2)和LogEXCH(-2)来表示。外资直接利用额和出口则作为内生变量考察，选取的滞后阶数为1。然后进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各变量的参数。表8给出了各参数的具体数值及t统计量。另外，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结果AIC值和SC值分别是-2.151591和-0.812585，相对较小，这说明本文构建的VEC模型是有效的。可决系数和调整后的可决系数分别是0.786860和0.680290，因此拟合程度可以接受。

（五）结果与讨论

表8的结果有效地检验了提出的五条假设。

假设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为变量）成正向关系。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FDI流出的最显著因素。其二阶滞后序列所对应的参数估计值显著，约为5.22，这说明t-2时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t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将有较大并且正向的变动。该结论与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相一致，有效地验证了描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假设条件。

假设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成本（以教育费用为变量）成正相关。

教育费用的二阶滞后序列所对应的参数估计值显著，约为-4.46，这说明在t-2时期中国更高比重的教育费用支出会导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减小。更多的教育费用对FDI流出产生的效应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从短期来看，更多的教育费用导致母国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的竞争力严重下降，没有更多的资本进行海外投资。从长期来看，教育费用支出的不断加大会提高母国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增强跨国企业的人才储备，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外，教育费用增加所带来的高成本还会促进低成本战略的企业不得不寻求海外投资。在VEC模型中，只有误差修正项的参数估计值表示的是一种长期关系，其他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则表示一种短期关系。因此从短期来看，估计结果较为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关于描述对外直接投资和教育费用的假设条件未通过检验。

假设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以出口额为变量）成正相关。

在VEC模型的估计中，出口的参数估计值虽然为正数，但并不明显显著。因此无法验证假设中两者的正向关系。然而，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内生性检验，两者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这里不再赘述。参数并不显著的原因则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引导。例如，受政治影响，中国企业更偏重于投资于非洲和拉美国家或经济体，但是针对这两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出口总量却十分有限。

假设4：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越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越大。

根据表8，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的参数估计值约为2.65，并且十分显著。这说明随着中国外资实际利用额的增长，中国企业将更多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将从外商直接投资中“吸收”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以及更广的营销平台，并转化为自身的竞争力，海外投资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因此通过了对该假设的检验。

假设5：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越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量也越大。

人民币汇率的二阶滞后序列所对应的参数估计值显著，约为2.27。这说明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升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将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升高就意味着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降低。该结论与美国金融学家阿利伯（Aliber, 1970）提出的“通货区域优势理论”相一致，即资本会从相对强势货币的国家流向相对弱势货币的国家。人民币汇率的升高意味着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资本成本降低，能以更少的钱购买东道国的生产要素，即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得到了提升。这一检验结论也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是一种提升企业效率的战略选择。因此本研究接受该假设。

（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

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不断制定鼓励和扶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措施，如简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放宽对外汇的管制，信息服务以及财政和资金上的支持，尤其是2000年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目前已是中国经济开放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走出去”战略正式被写入“十五计划”，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确保“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宗旨在于扶植有国际投资潜力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以合理分配国内现有资源，提升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商务部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要负责该战略的实施和协调工作。“走出去”战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工程承包和国际劳务合作。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是“走出去”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的部分制度规定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该战略的有效性（World InvestmentReport, 2006）。比如说，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过于复杂，对外汇使用的限制也过于严格（Yao & He, 2005）。而根据约束机制中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分类及描述，本文认为中国外资流入流出的审批程序和外汇政策可以看作是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人为障碍”，正是一般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而中国“走出去”战略有效地鼓励和扶植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则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的体现。因此，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需要分成两个步骤：先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再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性优惠。只有在良好的制度条件下，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四、结论

本研究以宏观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以及政策制度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影响中国FDI流出的母国决定因素。对于可以定量的决定因素，如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中国劳动力成本、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以及中国海外投资的货币因素，本研究采用变量的方法进行实证的检验。其中，以人均GDP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以教育费用来衡量中国劳动力成本，以出口额和外资实际利用额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以人民币汇率来衡量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货币因素。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1：以人均GDP来衡量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最显著因素，并且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会继续扩大。

结论2：以教育费用来衡量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会显著地影响中国海外投资的规模，并且在短期内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减少。

结论3：以出口额和外资实际利用额来衡量的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是相互影响的。另一方面，出口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而外资实际利用额是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的显著的正的因素。若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是互补关系，则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开放，海外投资也将不断增加。若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是替代关系，则中国经济开放程度与海外投资的关系就取决于这种“替代效应”与外资实际利用额的正影响之间的博弈。

篇4

关键词：商品输出 资本输出 对外直接投资（odi） 动因

问题的提出

入世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以下简称odi）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中国实现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角色转变，中国已成为现实资本输出大国。2010年中国odi流量为688.1亿美元，列全球第5位。按目前年均递增率，odi流量2013年可达1000亿美元，存量达5000亿美元。

“十二五”计划目标为2015年odi与fdi比例达到100%。因此中国谋求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从资本集聚战略到资本辐射战略、贸易大国走向资本强国，实现由积极争取贸易优势向培育更高层次的资本竞争优势转变，是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由于odi动因揭示跨国公司特性和行为，本文对中国odi动因的特色分析，就具有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邓宁（1993）提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四大动因：寻求自然资源、寻求市场、寻求效率、寻求战略资产。中国企业odi动机是什么呢？虽然理论界一些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odi动因应该有特殊性（如mathews，2002），但主流观点（buckley et al.，2007；unctad，2006）却认为发展中国家的odi动因特殊性应该基于传统理论框架。但是中国odi模式不同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模式。首先，根据odi的经典通论oil理论，中国跨国企业在高新技术和管理技术、人才上并不具备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还未到“走出去”的时候，但是现实正好相反。第二，从投资主体看，完全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以非金融类odi计算，2010年中央所属企业实现的odi 流量和存量分别占中国全部odi流量和存量的70.5%和77.1%。2011年国有企业投资占据总额的72%。2012年1季度国有企业占交易总额的98%，为历史最高值。第三，从投资行业看，中国odi中服务业比重高达76%。第四，从投资地区看，中国fdi分布格局与贸易格局正好相反。中国三大贸易伙伴是欧盟、美国和日本，占据三分之一的份额；而odi主要集中在亚洲。

分析中国odi的最新趋势，让人产生几个疑问：第一，中国odi模式是否脱离oli理论？第二，中国fdi分布格局为何与贸易格局正好相反？odi存量结构是否表明存在“比较优势悖论”，即odi并不集中在中国企业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领域，如制造业？第三，中国odi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中国政府在中国odi的模式中扮演什么角色？由于odi动因揭示跨国公司特性和行为，本文通过对中国odi动因的特殊性进行分析，来寻找我国odi的特殊模式。

资源寻求动因的odi模式

odi资源寻求动因能很好解释中国公司在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与地区，如非洲、东亚和中亚的投资。但是odi资源寻求动因却不能解释在发达国家的odi动因。现实是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也大多出自获得自然资源。矿产、能源等资源性企业都牵涉到国家利益与国际安全，一旦中国企业开展收购，很快与其他政治、非政治因素挂钩，导致odi投资障碍重重。为什么中国企业还前赴后继地开展在发达国家的资源性odi呢？在获取资源这个传统因素之外，中国经济的特点和政府主导模式对资源获取型odi有何影响呢？

第一，中国世界工厂的独特地位决定全球资源获取的必要性。2011年中国gdp达到7.3万亿美元，排世界第二位。中国出口贸易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制造业产值2010年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占全球20%。伴随着国内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虽然国内资源丰富，但在一些重要战略资源和能源，依旧具有高度的进口依赖性，这使得对大量进口的能源和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很少有话语权，常处于被动局面。因此为保障获得稳定的能源、资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以增强对战略能源和资源的生产控制和价格决定权，成为中国能源和资源企业的必然选择。

第二，过剩资本是资源寻求型odi的推动力量。中国的国际收支自1990年以来（除1993年外）一直是经常和资本项目双顺差，长达20年的双顺差是全球唯一特例。截

至2012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3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占全球三成，连续六年居世界第一。在国内储蓄出现相对过剩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便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有效战略选择。由于经济与矿业相辅相成，资源和能源项目的资本密集型特点，决定它是中国大量外汇储备的极佳出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将资源采掘业外移列上产业转移的战略议程。中国政府持有外汇储备资产主要是国债等债务性资产，实现从“债权投资”向“股权投资”的转变，是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的。

第三，中国特色产业升级道路决定odi特色模式。根据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的观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早期以自然资源开采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演变为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由于中国目前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资源开发是我国odi的重点，资源开发业长期在我国odi中占较大比重，符合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的观点。另外，这种规律也符合国际产业升级规律，即从资源开发型-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发展演变过程。作为后发型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odi起步条件大不同于先行国家，这决定odi产业升级效应路径模式的“中国特色”。相比发达国家odi，中国现阶段odi重要特征是国内并不具备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先决优势，而是试图取道odi，通过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即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将是大规模odi的结果，而不是前提。

市场寻求型动因的odi模式

市场寻求型odi以保护现有市场及在新市场上排挤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为战略目标。梅新育（2011）认为：中国企业对发达东道国和发展中东道国来说，这个微观动机是不同的，对发达东道国来说，我们比较重视的是市场和技术优势，发展中东道国比较看中成本优势。

从实际看，中国市场寻求型动因odi有以下三个特殊性：第一，寻求发达国家市场和技术的动因并没有被彰显；第二，开拓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具有国内市场规模小的特点；第三，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比重却相对偏低。

本文从几个方面来解释这个特殊性：

首先，中国odi往往遭遇发达国家投资保护主义和准入限制。出于保护战略性产业的目的，发达国家政府对中国投资者的行业准入限制高。目前大量国家新出台的法律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中国odi遇到阻碍。如美国1975年成立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欧盟最近也有意效仿美国。澳大利亚2010年2月通过新立法，收紧对国外投资的管理。

其次，发展中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过低，无法形成区位优势。中国在发展中东道国制造业企业都是传统劳动密集型，资本存量小是必然结果。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过低，最基础的区位优势都无法形成，不能吸引中国资本流入。

最后，存量结构“比较优势悖论”的区划和统计解释我国odi存量前两位是商务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出现“比较优势悖论”的结果与我国行政区划和统计口径密切相关。由于对商务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的odi投资主要集中在香港，大陆对香港这两个行业的投资统计口径纳入对外投资中。另外这个数据并没有反映中国odi流向海外投资机构之后，再通过这些机构向资源或制造业等领域进行投资，因为资金离开中国时被登记为对服务业的投资。

效率寻求动因缺乏

效率寻求型，以实现地区或全球生产合理化，赢得加工专业化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地位为战略目标。效率寻求型属于纵向odi，一般通过对以资源、市场为导向的直接投资进行重新整合以及再造来谋求效率的提高。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一般是从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全球产业分工的地位优化来收获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主要是通过对不同区域的不同要素禀赋、机构安排、经济体系等进行整和来收获效率。

但是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这个需求不强烈，特别是中国本身国内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持有这种观点的如peter j. buckley等（2008）。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显示，odi动因中，前三种动因对中国的跨国企业均有较大作用，唯有效率寻求型影响很小，这是中国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odi动因上的很大区别。另外，因为全球重组和建立在大量海外机构、业务和功能的基础上，而中国跨国公司跨国化程度比较低，客观上缺乏全球重组和

整和的微观基础，这也导致中国fdi流出业绩指数低。

战略资产寻求动因的兴起

当今经济全球化已经大大降低传统模式odi动因理论的时效性，如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化。而上述三个方面都可以归因于企业特定资产：管理、技术、品牌信誉和商标等无形资产。战略资产寻求odi主要是以获取研发力量和技术、国际品牌和终端渠道、接轨全球资本市场等而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邓宁（1998）认为全球fdi动因的最大变化就是战略资产寻求动因的迅速增长。deng（2007）则断言中国跨国公司投资于发达国家最主要的动因是寻求战略资源和能力。buckley et al.（2008）以及luo & tung（2007）认为虽然中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存在劣势，但是作为战略资本，一些因素可以弥补资本劣势，如：高级技术、管理知识、品牌和物流网络等。

中国很多大型企业对于战略资产青睐有加，拥有这种动机的比例不断提高。中国跨国企业积极在海外寻求战略性资产：在发达国家建立研发中心追赶最新技术发展趋势、与国外行业巨头形成知识联盟、通过跨国界收购来获取核心技术和管理资产、收购海外成熟知名品牌和掌握终端、在各个金融中心建立融资投资目的的特殊目的机构（spv）等。2012年1季度以非天然资源项目计，欧洲占我国odi总额的83%，凸显欧洲作为关键战略投资目的地的地位，odi为获得品牌、技术、高级制造等。但是寻求发达国家战略资产往往遭遇投资保护壁垒以及市场准入门槛。无论品牌还是核心技术odi非常困难和代价高昂。

综上，本文认为中国odi动因具有独特的模式，中国要实现资本输出大国转变，要实现odi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必须基于自身行业特点、企业优势、国家扶持以及国际特点进行选择。而提高国际竞争力、培养中国的跨国公司，也离不开国家宏观政策和微观主体（企业）两个方面的建设。

参考文献：

1.buckley，p. j.，adam r. cross， hui tan，liu xin，hinrich voss. historic and emergent trends in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man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2008，48（6）

2.deng，ping. investing for strategic resources and its rationale：the case of outward fdi from chinese companies. business horizons，2007（50）

3.赵伟，江东.odi与中国产业升级：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

篇5

[内容提要]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的形成，使人们认识到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联性，即两者既存在互补性，又具有相互替代性。中国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关键词]贸易投资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

一、遭遇反倾销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我国当前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屡屡遭到国外反倾销调查。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发起首次反倾销调查算起，截至2002年底，我国已遭受反倾销诉讼511起，给中国出口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16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从目前看，对我国发起反倾销绝对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占总数的2/5，但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增长明显，成为另一支需要重点防范的新生力量。可以通过下表清楚地看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遭遇反倾销的基本状况：

中国历年遭受反倾销状况

项目（年份）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合计

对华案件数目（起）（1）2043332841435317278

国际案件数目（起）（2）1572242432543552883471111979

占有比例（3）=（1）（2）13%19%14%11%12%15%15%15%14%

中国出口额（亿美元）（4）1488151118281837194924922661325617022

世界出口额（百亿美元）（5）5160539055765492570364316176642446352

占有比例（6）=（4）（5）2.9%2.8%3.3%3.3%3.4%3.9%4.3%5.1%3.7%

另据商务部的资料，中国目前约有4000多种商品遭受过反倾销的调查。越来越多的反倾销使得我国部分主要出口产品市场不断萎缩，相关产业效益下滑，企业停产，工人下岗失业，国外反倾销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毫不夸张地说，面对国外频繁实施的反倾销，中国已经无路可退，必须奋起应对。

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规避反倾销壁垒

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不断增长的势头，我国的出口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加强联合，多管齐下，采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等措施进行积极的应对，同时还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试图通过加大对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到相关国家内进行投资设厂等方式绕过反倾销壁垒，推进中国的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为此，有关部门和企业认真研究了一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个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倾销诉讼所达成的“有序市场安排”和“自动出口限制”协议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国企业改变了向美国出口打字机、彩电、汽车、钢铁和半导体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国当地去生产。Barrell和Pain（1997）也发现，日本1981～1991年间对欧盟和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渐增多的反倾销诉讼的影响。1991年，韩国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揭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贸易联系比较密切，如开拓市场和回避进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作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正面临着20世纪日本和韩国在出口贸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国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绕开贸易保护壁垒，改变国际贸易关系中被动的局面。事实上，在不断面临国外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的压力下，我国一些企业也已经转而采取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例如我国彩电厂商到土耳其设立生产基地，不但带动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为避开欧盟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成功进入欧洲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如TCL公司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国境内设厂生产各种型号的彩电整机，利用原产地规则有效地绕过贸易壁垒，其效果更为显然。

三、中国进一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分析思考

我国根据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积极实践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绕开国外的贸易保护壁垒，推动本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调整。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截至2002年年底，我国设立境外中资企业总数6960家，中外双方协议投资总额137.8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金额93.4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42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1.22亿美元，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投资的行业领域也从最初的只投资于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业，逐步拓宽到工农业生产、投资开发、交通运输、餐饮旅游、咨询服务、技术开发、贸易、金融、房地产等各种产业。特别是服务贸易型的行业投资十分突出，按照投资额计算，截至1999年年底，在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投资占62%，资源开发型投资占19%，生产加工和农业开发投资占18%.此外，对外投资的区域逐渐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延伸。在中国跨国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由于投资主体的限制，外贸公司的投资区域多选择在原进出口市场集中的地区，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为主，而承包工程多集中在中东和非洲。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海外投资从以港澳、东南亚地区为主逐渐扩大到其他国家。截至2001年年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遍布154个国家和地区，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排前10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美国、中国香港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泰国、墨西哥、赞比亚、俄罗斯和柬埔寨。中国在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都超过了1亿美元，约占中方投资总额的67%，其中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额都超过了3亿美元，占中方总投资额的29.4%.所有这些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应当承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效用不够明显。根据国内有关院校和学者的调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目前还比较复杂，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既有可能是母公司出于长期战略和开拓外国市场的目标需要，也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已经存在的贸易壁垒，还有可能是为了安置和转移国内过剩的资源，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在所有的动因之中，通过增加或扩大直接投资，以绕过贸易壁垒，克服进口国贸易限制的动因所占比重是很低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面临贸易壁垒时，较少使用直接投资的方法去绕开。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不大。如2001年，中国向对反倾销问题叫嚷最厉害的地区之一的欧盟出口了492亿美元，而对欧盟的投资仅为1161万美元，是中欧贸易额的2%.统计中还发现，中国对欧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德、法、英、意等大国，即使在这些中国企业投资偏好的国家中，中资企业的总投资额也不足5000万美元。另一方面，据统计资料显示，1998～2000年三年内，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分别达到281亿、302亿和455亿美元，但三年内中国对欧盟投资总量增幅不大，分别为5097万、5149万和5884万美元，就是明显的例证。

怎样进一步发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作用？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除了需要积极地鼓励与提倡服务业和自然资源开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之外，应当重点抓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较为复杂。首先，由于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中，有近一半投资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加工，生产初级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对带动我国相关行业的贸易出口作用很小，但如果能进口该初级产品，经过深加工再出口，则能间接起到贸易创造效应。其次，产品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业如机械行业，由于其技术是与原材料、零部配件等高度结合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我国相关技术、原材料和零部配件的出口，因此具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此外，遭受贸易壁垒的行业如纺织品业，由于直接出口的困难较大，出口成本提高，为了规避这一壁垒，寻求在海外的市场，争取参加国际分工，企业往往转而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对贸易的替代，补充市场的贸易损失。如果在投资中可以使用国内原材料，则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的出口，对贸易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虽然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是复杂的，既可能产生替代效应，也可能会有创造效应，但经验性研究表明，作为投资母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替代效应，对外直接投资会改变母国向东道国出口的商品构成，以中间产品出口代替终极产品出口，这也就更说明了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联性将会不断发展，我国应该适应这一新的形势，积极改变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缺乏竞争优势，与对外贸易的规模不相适应的状况，鼓励企业在加强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制定确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同时，政府要加速完善境外投资立法，利用财政、金融等多种手段支持企业开展跨国经营，为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提供优质服务，努力建立起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健康良性的发展关系。

参考文献：

1.徐波。中国与西欧直接投资关系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2.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3.张碧琼。国际资本流动与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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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建议

一、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概况及集中化现状

目前，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已逐渐由设立营销网络为主，转向研发中心、生产基地等相对较高层次的投资领域拓展，海外并购已成为浙江企业境外投资的重要方式。浙江省海外并购项目的平均投资规模达到了4890万美元，是境外投资项目是平均投资额的7.5倍，2011年并购规模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的75%。同时，建立境外工业园区也是浙江企业“走出去”的另一亮点。在目前批准的19家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中，浙江就占了4个。通过境外经贸合作区模式，浙江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够较好地相互支持和配合，形成集群式境外投资的有效平台，创建了一个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浙江省的对外投资领域正逐渐由纺织服装、轻工等传统工业制造业逐渐向高新技术产业、现代一体化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新兴领域拓展。2011年，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投资项目数位居所有行业的前三。三大行业在境外投资项目达339个，其占总数的59.68%。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发展趋势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更偏重于资源型工业与制造业。二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更着眼于这些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遍布6大洲、121个国家和地区，但亚洲、欧洲和北美是浙江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分别占境外机构总数的83.6%和总投资的83.8%，投资分布区域显得过于集中。特别是在美国、香港、阿联酋、俄罗斯等重点国家（地区）的集聚程度较高。从浙江省非贸易性境外企业分布来看，亚洲占31.4%，北美占26.6%，前苏联东欧地区占23.1%，大洋州及太平洋地区占8.9%。从国家类型上看，在发达国家的投资企业总数占58%，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同时投资区域集中化的程度也高于全国整体程度。从投资的产业上看，据统计，浙江非贸易性境外企业中属于第一产业的占11.2%；分布在第二产业各个行业的占81.5%，其中纺织服装业分别占20.7%和21.9%；第三产业占7.3%。

二、影响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投资因素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来源于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对外扩张，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有，追求高额利润投资动机、资源导向型投资动机、市场导向型投资动机、效率导向型投资动机。其中，资源导向型投资偏重于生产要素的获及与供应的便利化市场；市场导向型投资受东道国市场规模、容量、成长空间、市场消费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2.融资因素

经营融资困难，资本劣势明显对于刚进入外贸领域的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由于资金周转周期长，企业很难有足够的资金去提升跨国经营的层次。而且，按照我国银行目前的贷款程序，许多企业在银行缺乏相关的信用记录，很难在银行通过单据抵押等方式提前支取货款或进行贷款。据调查，除了万向集团有国外银行贷款外，几乎所有企业的融资都来自母公司的支持。

3.技术因素

自主创新不强，产品竞争力弱从国际上来看，浙江省在培育出口主导产品的价格性能比都居于劣势，特别是高档产品的核心技术也仍然依靠引进，对发达国家创新的产品进行仿制和改造，利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来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使得对外投资的企业，境外投资项目多集中在附加值不高、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产品和技术大多属于模仿性质，创新较小、竞争力不强，以进入低端市场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主，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4.东道国政治因素

东道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对外资区位决策产生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还受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某地的宣传和税收优惠、地价优惠等条件的吸引。前者使外商和跨国公司了解当地投资环境；后者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本利润率，这是跨国投资的根源所在。

5.东道国经济因素

经济规模是反映经济活动能力的重要指标。GreenCunningham（1975），邓宁（1980），Schneider和Frey（1985）都表明，东道国经济规模是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投资规模的大小。一些有关对欧洲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性研究表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着重要的正面作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和新加坡等往往成为跨国公司竞相投资设厂的国家。

三、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建议

1.改善内部环境如管理、技术、人才

政府应该结合浙江的实际情况，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措施从宏观上引导、协调、监督、管理、扶持我省企业跨国投资活动。如，适当放松对企业的金融控制和外汇管制；充分发挥进出口银行的作用，给企业的跨国投资提供融资便利；对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和准备金制度。我省应积极推动企业的跨国投资和银行也的国际化发展，增强我国跨国经营企业的资金融通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2.以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区位选择

东亚及南亚周边国家和地区应成为我国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重点区域。另外，除东亚和南亚周边国家和地区外，有实力的企业也可以考虑把非洲、中亚、中东、南美等地区作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位，以积累海外经营经验、降低风险、充分利用与保持相对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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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理论 动因 优势

近年来，中国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策略，形成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截至2012年9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29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以美元计的资产，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定量宽松（Quantitative Ease）政策的执行增大了我国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压力，将美元计资产置换为中国经济发展急需的初级资源成为中国外汇投资的占优策略，这一目标需要由企业海外投资实现。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等一批金融企业在支持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国家开发银行，近年来认真贯彻国家“走出去”战略，并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新要求，不断创新金融对外投资与合作的方式，在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的支持下，成功运作了中俄石油，中巴石油等一批重大项目，签订了数十项金融合作协议和融资协议，支持中资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探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优势，为思考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约翰・邓宁在总结传统理论的基础上，于 1977年发表了《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与多国企业：折衷理论探索》，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集大成者。该理论将出口、对外技术转让和对外直接投资结合起来，被认为是当代最完备、解释力最强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论的核心是：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必须拥有三种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将所有权优势定义为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而国外企业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所有权优势主要包括技术优势、企业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和金融优势等。这实际上是海默等人所称垄断优势的另一种提法。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对其所拥有的资产加以内部使用而带来的优势。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从而可以比非股权式的转让带给无形资产所有者更多的潜在利益。跨国公司的内部化优势就是指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运用内部交换机制替代外部市场交易，以克服市场失效的能力。区位优势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包括直接区位优势和间接区位优势。直接区位优势指东道国的有利因素所形成的区位优势，间接区位优势指由于投资国某些不利因素所形成的区位优势。区位优势的大小不仅决定着一国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投资地区的选择，还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和部门结构。邓宁认为，如果企业仅拥有一定的所有权优势，则只能进行对外技术转让；如果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则选择出口贸易是较好的方式；如果企业同时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则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参与国际经济的最好形式。

该理论是根据西方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出来的，虽然存在诸多的局限性，但总的来说对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大的阐释力，同时，对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规模、技术、产品已日益成熟，已具有了相当的竞争优势，如果向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是具备相当的所有权、内部化以及区位优势的，近年来对非洲、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直接投资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即可证明。在某些高科技行业中中国企业也具有世界领先水平，中国企业的许多工业产品在发达国家也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也完全可以到发达国家投资设厂，进行跨国经营，比如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全球150多个国家，服务全球运营商50强中的45家及全球1/3的人口。

二、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宁针对国际投资折中理论缺乏动态分析的严重缺陷，写下了《投资发展周期论》，提出了从动态角度解释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直接投资地位关系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对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的实现以及本国区位优势的状况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决定该国直接投资的地位和状态。

以人均GDP为例，邓宁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在不同阶段直接投资的流入状况：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由于缺乏所有权优势，因而没有经济实力向国外输出直接投资，由于本国投资环境太差，国外也只有少量资金直接投资流入；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1500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明显增加，外资大量流入，但由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外资本输出仍然有限；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投资大幅度上升，其发展速度有可能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但净对外投资仍为负值；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为发达国家，他们拥有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和经济实力，净对外投资呈正数增长。总之，对外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随着经济发展而进行动态演进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对外投资，缘于它们自身不断增长的所有权优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差异取决于各自拥有的不同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影响各国在投资发展周期中所处阶段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内资源禀赋的结构、对外开放的程度、国内市场的大小、国家的经济制度、政府对吸引外资以及对外投资的政策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所拥有的不同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决定了不同国家吸引外资和引进外资的不同产业结构，并最终决定了各国在某一时点在投资发展周期上所处的不同阶段。 我国目前已达到第四个阶段，基本具备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外部条件，这预示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黄金时期即将到来。

三、小规模技术论与技术地方化理论

1983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出版了其专著《第三世界跨国公司》，用小规模技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行为特征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在于其特殊的技术优势，这种技术优势正来源于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市场环境，威尔斯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一是拥有小规模生产技术。这种小规模生产技术适合小批量生产，来源于实际生产工艺的某些局部改进，或者是引进国外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后逐渐加以改造，使之适宜于小规模生产。二是劳动力密集的生产工艺，并倾向于使用当地要素投入。三是研究开发费用低，广告费用低，实行“低价格”战略。四是由于与本地市场联系紧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跨国公司适应性非常强。

拉奥于 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地方化理论。拉奥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为适应小规模市场、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等，但这种技术却包含着独特的创新活动。他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如何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定优势”：第一，技术知识的当地化是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的。不同的环境下要素的价格及供给条件都有极大差异，对技术的适应性改造是一种创新活动，而不只是单纯的模仿。第二，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适合于自身的经济条件和市场需求。各地的消费者对产品的偏好并不一致，只要企业对技术加以改造，使产品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这种技术创新就可以形成竞争优势。第三，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适应性技术在当地市场比原有技术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第四，在市场较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消费者的品味差别大时，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开发出与发达国家技术先进企业不同的产品，仍然可以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五，由于国家之间在民族、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别，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上述几种优势可能得到加强。

小规模技术理论与技术地方化理论表明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的竞争优势不是直接优势，而是相对优势。这个“相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拥有更更加适合当地市场条件的生产技术，因而在同类型发展中国家市场具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相对于欠发达国家的当地企业，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又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因而具有竞争优势。

四、国家利益优先取得论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这些国家的企业按优势论的标准来衡量是难以符合跨国经营条件的。但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企业为了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不得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寻求和发展自身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支持和鼓励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活动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

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使投资者保持着资本的所有权，从而取得由收益率差异引起的资本收入，更重要的还在于使投资者保持着对资本运行和使用的控制权，从而获得远比货币收益更广泛的综合效益。这在投资者是国有企业从而国家和企业利益有着更紧密联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对外直接投资给国家带来的利益是综合性的，可大致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源转移效果。投资国通过对外进行直接投资，不但可直接从国外取得低成本的自然资源供给，间接地享受东道国当地资源供给和基础服务，还能吸取和传输国外先进技术成果和管理知识，这也是目前发展中国家鼓励和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最基本的动因之一。第二，产业结构调整效果。对于大多数投资国，一般向东道国进行“一揽子”要素转移的，也主要是国内较为成熟、产品供给相对富余甚至饱和的产业部门。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跨国界的转移，则既保证了现有资产的应有价值，又起到了调整和优化国内产业结构的作用。第三，国际收支效果。除了麦克杜格尔模型所显示的直接国际收支影响外，跨国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国际收支还产生若干间接影响。这些影响可概括为：直接创收外汇利润；带动和扩大产品出口，间接增加国家外汇收入；带动和扩大劳务出口，增加和扩大非贸易外汇收入；境外企业进行反向投资以及联系介绍外商对投资国投资，增加国家的收入。第四，市场竞争效应。跨国经营企业的不断增多，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对国内原有的竞争趋势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如一些率先跨国发展的企业，将会因为在国外取得了新的市场空间，或者取得了稳定的资源供给或新的技术信息，而大大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使自己的竞争地位发生跃升，从而使国内竞争对手感受到新的压力。这将迫使国内竞争者或者采取跨国发展的行为，或者改进经营，加强研究与开发，提高产品质量，在国内市场应付挑战。显然，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对投资国竞争水平的提高、经济活力的增强发生积极作用。国家利益优先取得论对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John H.Dunn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 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drin，1981.

[2] Peter J.Buckley and Mark Casson：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 New York：Holmes and Meiers，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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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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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文献

（一）针对某几个区位因素进行的研究

蓬塞（Poncet，2007）指出，那些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双边投资协议（BITs）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投资国的友善关系可以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成为企业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二）针对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制度在市场和交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保护知识产权、执行合同、为提供物质和组织基础设施建设的集体活动提供便利（Dixit，2009）.制度决定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可行性和收益性（North，1991）。完善的制度能够为一个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Rodrik，2008）。Wasseem（2012）通过研究发现：国内制度功效的质量对资金流动具有正向作用；更好的制度功效质量使得国家的资本结构更加公平和远离负债；一个国家的组合投资对国家制度功能质量比FDI更加敏感。Daniele，Vittorio和UgoMarani（2008）认为东道国制度质量好坏会直接影响其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少，并在其研究中验证了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Jos印h和Randall（2008）针对中国做了研究，他们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FDI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投资母国相对国内投资而言，在中国的FDI受到的制度限制相对较少，制度上的影响对他们的投资影响相对薄弱。他认为制度质量相对较低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国外投资，跟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是分不开的。

二、国内文献

（一）整体上讨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杨大楷等（2003）将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特点相结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重；不同类型企业根据其侧重点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区位；在国外进行研发的企业应注重寻求产业集群，利用集中的资源和能力取得更多的创新优势。

（二）针对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的研究

江心英（2004）认为东道国的经济环境（environment）、体制（system）、政策（policies），即EPS系统和跨国公司的行为特征是决定FDI区位选择的两个内生变量，然后重点阐述了基于这两个内生变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综合动因理论。范小军、杨舟（2006）则运用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相关原理，建立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且讨论了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其结论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容量较小，优惠税率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可以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正影响；如果市场足够大，即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是很完善、税率也没有十分优惠，这个国家或地区仍然可以吸引直接投资。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路径

国内学者提出对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先易后难”或者“先难后易”的决策，大多数是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角度区分难和易。具有代表性的有何志毅（2002），他比较研究了海尔集团的“先难后易”与IRB集团的“先易后难”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战略，分析了实施两种战略的企业其国际化战略的共同点，两种战略的优势、劣势和采用两种战略的一般原则。而邵祥林（2005）则主要探讨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目的、路径和模式。他依据对外投资目的将海外投资进行分类，借助两阶段寡头博弈模型，对不同类型的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分析和描述，指出以整合资源、提高企业竞争力为目的的海外投资企业更可能是以承担较大风险为代价来换取要素整合方面的提高；以扩展市场为目标的投资企业应看重市场规模和同行业企业的发展水平、竞争能力。另外，他还指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应该选择产权安排方式（例如独立经营和合资经营）。同时，他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经营活动不具备绝对优势，因此，比较优势原则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决定自身的经营战略和方式中显得尤为重要。最后，王凤彬、杨阳（2010）将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包括自然资源、市场和效率寻求型三种）和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后者也称为“探索型OFDI”。他们以联想收购IBM、吉利收购澳大利亚DSI公司等案例为例，从顺梯度和逆梯度FDI的对比分析中归纳出、“差异化的同时并进”模式；并且文章指出中国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游”位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来说，相比单一模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企业更应该“两条腿走路”“齐头并进”，在投资过程中兼收“探索型OFDI”与“利用型OFDI”的优势。

【参考文献】

[1] NorthD.C.Institutions[J].JournalofEconomicPespectives（1991），5（1）：9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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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效应

197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银行的迅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以银行、证券和保险为代表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新生力量。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为它们在母国扩展国际业务提供了新的机会，而且为它们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机会。金融机构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金融市场发展、金融体系稳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随着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银行、保险和证券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全球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逐渐明显，考虑到金融业在一国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因此，有必要将包括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等领域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纳入研究视野。

一、金融业跨国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金融机构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跨国公司的一种特殊形态，适应于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需要、其母国和潜在东道国政策、制度的变化，为实现其整体战略而从事跨国投资经营。金融业跨国投资一般也是出于节约成本费用、分散经营风险、追逐更多的利润；同时还有为客户跨国经营服务、减少市场不完全的影响和对不完全市场结构的寡占反应等动机。

对外投资最具说服力的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1981)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cticParadigmofInternationalProduction)”，认为一国企业能跨国投资经营的关键，在于所有权优势(OwnershipAdvantages)、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Advantages)和区位优势(LocationAdvantages)三种优势的综合作用。这一理论现已成为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并被誉为一个广泛接受的国际生产模式（裴长洪，1995）。其中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在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有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内部化优势主要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的能力。区位优势是指潜在的东道国存在着阻碍出口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用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前者如关税和非贸易壁垒，后者如劳动成本、吸引外资的政策等）。邓宁认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只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动力，而区位优势则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

金融机构也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其跨国投资经营也符合这一理论。跨国金融机构的所有权优势与不完全的市场相联系，包括商标或品牌优势、技术优势、企业组织优势、管理与创新优势等产权或无形资产优势，货币资金、对国际市场信息来源及处理规模优势，提供灵活、方便、多样化的服务特征、差异性的服务质量与服务范围优势，技术性人才等人力资本优势。对金融业来说，由于套汇、分保、投资组合、证券、债券上市的复杂性、随机性和风险性，内部化将在实现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区位优势包括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形成的优势(如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时间区在金融活动尤其是证券和外汇交易中能体现出它的优越性。劳动力资源丰富为保险事业的拓展提供了便利等)以及东道国的政治体制、税收等政策优惠所形成的优势。对于以消费者的需求为首要原则的金融服务业来说，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商业中心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远较其他地区要多得多。

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银行业中的适用性被众多文献所验证(FariborzMoshirian，2001；DarioFacarelli和FrancoPozzolo，2001)。根据对制造业和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该理论也能解释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有很多，上述分析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具体到每一家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原因甚至同一家金融机构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投资的原因及战略也会不同。依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不可能反映出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事实的全部，其他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或理论的一部分也可以用来解释金融机构跨国投资这种现象。

二、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美国的实践

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以国家来分析，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看，美国都是站绝对优势地位。就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情况来说，美国也是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列。最近十多年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其中金融领域的直接投资比例逐步提高。1992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5020.63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618.39亿美元，占32.23%；1994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为6121.09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045.74亿美元，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的33.42%；2000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为12556.54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为5344.22亿美元，占42.94%（王燕辉，王凯涛，陈金贤，2004）。可见，美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全部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例逐渐提高。

依据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假定以以下经济指标来近似表示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1）在东道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度量金融机构在东道国所有权优势。可以预期，在一国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越多，在该国金融业追加投资量越多，这项指标可以度量美国金融业在该东道国专有资产的所有权优势。（2）以非金融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额来衡量东道国对母国的开放程度和双边经济一体化程度。这两个指标可以度量美国金融业内部化优势的可利用程度。（3）以东道国GDP、金融发达水平（以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来度量）等经济指标以及有无国际金融中心来反映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GDP总量越大意味着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更多的市场机会；东道国金融越发达，表明该国对金融业的依赖程度越高，从而对其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更多的市场机会和更低的风险；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是跨国金融机构决定是否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东道国有无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便捷的同业市场和专业的金融人才都将吸引跨国金融机构的直接投资，众多跨国金融机构之间地域接近，彼此接触的机会很多，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中心的信息外溢(informationalspillovers)所带来的正的外部性受益。东道国拥有国际金融中心将吸引更多的跨国金融机构直接投资。

对美国1995年—2000年金融业对各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投向的地域分布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金融业对各东道国投资流量流向与1994年美国在各东道国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995年—2000年美国对各东道国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双边贸易水平、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有无国际金融中心等正相关，进而说明1995年—2000年美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跨国投资一样也符合邓宁提出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NextPage]

三、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大多从制造业角度进行，很少有人从服务业角度来分析少。随着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日益增长，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显得日益重要。与制造业跨国公司一样，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也具有的经济增长效应、就业创造效应、资源转移效应、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贸易增长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等经济效应，在此不再一一赘述。与制造业相比，由于金融业在一国经济中居于核心的特殊地位，其效应也有自己的特性。

1、货币金融效应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货币资金的投入，可带来生产、管理技术的转移与扩散、创造就业、转移配置资源、促进贸易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经济效应，给东道国带来经济增长与发展，这基本上已形成共识。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效果大小、效率高低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实现这一经济效应等的研究不多。LauraAfaro、AreendamChanda、SebnemKalemli-Ozcan和SelinSayek(2002)算是在这方面作了开创性研究了。他们依据1975—1995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建立模型来验证有较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是否使对外直接投资高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考察了对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71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贡献中金融市场作用的大小。结果表明，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明显改变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即具有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更多，而不具备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则不能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甚至会获得负效益。这里LauraAfaro等人是从一种静态的模型考虑，把金融市场视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时的一种或粗或细的管道。他没有考察长期动态的效应会如何。任永菊和张岩贵（2003）根据中国1985-2001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验证了：外国直接投资和金融市场的信贷规模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和货币化程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外国直接投资也是货币化程度的格兰杰原因。而金融业跨国对外直接投资直接作用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主体、带来更为充分的竞争、先进的市场交易技术、分析理论，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反过来，完善的金融市场有利于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率。

2、市场结构效应

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市场结构效应较为复杂。从静态来看，由于金融业在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对外来金融资本的进人十分敏感，总是尽可能地保护本国脆弱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这种保护实际上是对本国既有的政府垄断性市场结构的维护，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冲击是不容易改变的。因此，当这一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终于被打破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驻、市场竞争机制的引人在短期内会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有利于打破东道国的市场垄断结构，产生正效应；在长期情况下，由于外资金融机构实力强劲，在他们站稳脚跟后会挤出东道国原有的弱小的金融机构，形成一种新的垄断或寡头垄断者，对后来者形成市场进人壁垒，产生一种负效应，从而部分甚至全部抵消原先的正效应。引人动态分析的话则情况又有所不同，面对竞争国内金融机构不可能坐以待毙，为了生存也会作出积极反映，而政府也会因为种种关系对国内金融机构提供有利的政策导向(比如制定较为严厉的反托拉斯法)，因此，实际情况往往是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让位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发展中国家可获得部分的正效应。

3、人力资本形成效应

这一效应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显著。因为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是一项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发展金融业需要有先进的分析理论、精确熟练的操作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网络的运用。因此，从普通交易员、行情分析师和精算师到金融业的高级管理人才都应掌握现代金融理论知识、操作技术，同时，也需要现代化的金融交易服务设施，这就需要安装、调试与维护这些设施的技术人员。而发展中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不足，各种金融设施的配套也比较落后，通过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其直接投资可一段室内改变这种局面。无论投资以独资、合资或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进入，大型跨国金融机构固有的对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培训、可提供接触国际社会的机会和国际金融市场新信息的渠道都为当地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吸引了大量外流人才的回流，遏制了长期以来的脑力外流，突破了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发展中国家智力外流的“卢卡斯模式”，促进了东道国人力资本技术含量的提高，这是正效应。当然，本地的中高级人才在高薪高福利的影响下从本国金融机构向外资金融机构转移，这种人才的流失是负效应。一般来说，由于先进理论和技术分析手段的带入，这种效应总体上还是正的。

4、经济一体化效应

由于金融业自身的特点和对金融制度规范的要求。与制造业相比，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一体化效应较大。一方面，电子信息技术在金融业中的普及应用，使得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相互联接，全球范围内24小时的金融交易成为可能，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而金融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通过各分支机构之间网络终端的联结，促进了同一金融机构之间的异地交易，还方便了不同金融机构之间资金的划转，使信息的传递几乎在瞬间完成，金融服务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如无纸化交易被券商广泛使用，一张信用卡可以在全球通存通兑，分保险和再保险通过计算机网络而简便易行。同时，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相互联接，不仅加强了同类市场之间的国际联系，而且强化了不同市场如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共振效应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国际证券市场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有关规定，《巴塞尔协议》和《金融服务协议》的签订，使得金融服务在统一规则下执行，这种制度的规范统一从更高层次上促进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由此可见，一体化效应的形成既离不开金融机构的跨国化又反过来刺激了金融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效应直接给消费者得到了更高质量和更方便的服务，也会通过市场交投活跃而产生投资乘数效应进而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但在经济一体化联动共振效应下，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则会带来外部的负效应了（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这种化效应既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5、东道国经济自与安全效应

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无论是制造业跨国公司还是与金融业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决策中心在母国（多是发达国家），它本身是一个微观经济主体，但其背后有一个国家（发达国家），它有很高的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执行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削弱东道国的自。同时因为它拥有资金、技术、品牌、信誉等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而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引进的外国跨国公司越多，东道国的和自就受到越多的限制，这是一个纯粹的负效应。就金融业投资而言，由于该行业直接掌握着资金融通这一国家的经济命脉，外资金融机构进人后可以通过银行信贷、证券承销和财产保险等投资渠道与东道国的各行各业发生联系，涉及行业的分布面厂，影响力强；而且外资金融机构实力雄厚，业务多样化程度高，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各地，不易进行金融监管，使东道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大受影响，在国际金融市场联动与共振效应作用下，甚至会危及其经济和金融的安全。

总的来看，金融业跨国投资产生的效应很复杂，有正有负。总体效应是正是负取决于东道国的经济整体实力、调控能力和对外资吸收能力结构（Porter，1990），一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定要制定不同的吸引外资投入政策（杨先明，2000），对开放金融业更应如此。因此，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一定要慎之又慎。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与制造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在理论依据、影响因素和效应等方面多有雷同，但由于金融业的独特性质，居于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在具体动因和效应方面有其特征。

根据对金融业对外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中国非金融领域直接投资规模及双边贸易的发展前景广阔,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增长必将吸引更多的资金直接投资于中国金融业。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根据承诺，金融市场将逐步向外资开放，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机构进一步开放，更多的外资企业将对中国金融业直接投资。这被国外金融集团认为是打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机会，金融和保险业现已成为国外跨国集团直接投资增加的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