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好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外直接投资的好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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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效应经济增长；对外贸易

中图分类号：F831．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6)06―0066―05

收稿日期：2006-07―31

外商直接投资①中国一直呈现上升势头，这种良好的趋势有两层涵义：首先是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自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保持了良好的增长速度：其次是来华进行直接投资的外商投资主体和投资项目总体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一、中国引进直接投资及其技术转移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跨国投资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保持较高水平，至今已连续12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首位。

(一)中国在引进外商投资方面的概况 中国1993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中工业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产业，2002年甚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2004年全国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达到了43664项，比2003年41081项增长了约6．3％，而2002年则是34171项；2004年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也猛增到1534．79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3．38％；2004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是606．30亿美元，同比增长13．32％，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增长态势。截止到2005年初，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是508941个，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0966．0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5621．05亿美元②。

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一方面为中国经济注入了直接的资本投入，从而在外延上为经济产出的增长予以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国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使得它能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之外的国民福利增长(主要是技术转移方面的好处)，从内涵上为经济水平的提高提供强劲动力。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前一个作用一直是中国经济理论关注的重点，现在中国已经正式加入WTO，经济发展在全球化浪潮下渐渐从粗放的外延式扩张向精细的内涵式增长过渡。技术转移无疑是FDI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内涵式支持的最重要内容。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日本企业最理想的投资国中，中国一直排在第一位：美国公司最想进人的目标市场也是中国。近年来我国的经济保持着持续高速增长，这是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因素。中国市场的两大优势――低劳动力成本和大市场，这也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目前中国积极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开放了更多的领域，外商的投资的机会更多，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主要有以下特点。

1．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增长。从1985年以来的近二十年中，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逐年上升，从未出现过下降的年份，只是年度之间的增长速度有些波动。

2．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引进外资中占绝对主导的地位。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利用外资一直是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外商直接投资在全部引进外商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1985年我国实际使用的外资总额为47．60亿美元，其中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9．56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占外资总额的41．09％。到200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在实际使用外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上升到75．42％①。

3．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产业和空间分布日趋广泛，但工业一直是投资集中领域，东部是投资的主引入地。改革开放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外商来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则明显加快了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速度。从外商直接投资所进入的产业来看，对外开放初期主要是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随后逐步地加大在资金相对密集型行业的投资，比如近几年外商大规模进入我国的汽车工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4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内在质量显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近年来大型的跨国公司比如世界的前500强企业越来越多地选择到中国投资，与开放初期主要是中小型企业来华投资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二是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把研究开发活动转移到中国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的R&D活动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大。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 很多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给东道国带来资金之外的额外好处，这种好处大多是由技术转移导致的经济效率增长效应。譬如，Beata K．Smarzynska(2002)从企业微观层面进行实证分析，FDI确实在立陶宛存在通过技术转移导致的生产力溢出，并对这种由技术转移带来的生产能力溢出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证明如果立陶宛的FDI流入增长10％，其技术转移能给本土企业带来0．38％的产出增加。Caves(1974)对澳大利亚和Blomstrm&Wolff’s(1994)对墨西哥的相关研究证明FDI能够通过技术转移产生溢出效应，使东道国本土企业的产出水平增加，从而使整个产业的产出能力提高。

从总体上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比中国本土企业要拥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大多数外商在技术、销售网络、出口等方面占有优势。当代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可以归纳为以下主要特点。

1．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技术转移的最主要渠道，尤其是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目前已经成为东道国重要的技术革新动力。

2．技术转移的源泉归根到底是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产生技术转移的前提是其自身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自主技术创新也是发展中国家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期望产生技术转移效应的最终目的。

3．发达国家之间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是主流，也就是说技术转移既可以是水平的也可以是垂直的，但技术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逆向转移――即由技术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向技术相对较高的发达国家转移。

4．跨国公司成为当前世界上技术转移最重要的组织方式，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内部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技术转移的主要表现形式。

技术在转移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效应，其中包含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等各方面的内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是否真的产生了技术转移(或

者说技术溢出方面的效应，是否带来了经济效率方面的进步呢?虽然已经有很多文献对这一问题作过方方面面的研究，但针对外商直接投资中与技术直接相关的因素对中国工业所进行的实证分析相对较少。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分布、行业分布和地域分布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很可能对技术转移效应产生地域上的重大影响。从东道国角度，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技术吸收能力是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的影响力与影响途径至关重要的因素。

二、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技术转移效应对中国经济的两个主要贡献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1999年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主要有五个方面作用：一是扩大投资的来源，加快资本形成的速度。二是带来技术转移效应，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三是拉动出口贸易的增长，增强出口竞争能力。四是增加就业机会，并改变就业的结构。五是对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示范和促进作用。这里从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对外贸易的贡献两个主要方面观察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技术转移效应对中国经济的主要贡献。

(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总体特点是技术相对领先、投资效率较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及其技术转移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③。

1．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对全国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1992年为7％，1998年为24％．截止到2005年年初已占到1／3，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8％。而本土企业的工业产值虽然比重有所下降，但其增长速度却也达到了历史高峰。

2．实际使用外资额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1992～2004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0％左右，从1992年的7．51％上升到2002年的10．10％，2004年是9．9％④。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含量得到了一定保证，为其持续的技术转移效应奠定了基础。

3．外商投资企业上交的税收对我国工商税收的贡献。外商投资企业上交的税收占我国工商税收比重逐年上升，从1992年的4．25％上升到2000年的20．5％。2001年就已经达到2883亿元人民币，比2000年的2217亿元，增长了30．4％，占全国税收的19．00％。2004年初的统计显示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税收额占全国税收总额更是达到了近21％⑤。以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为主的涉外税收(以投资额98％以上为外商投资企业计算税收，不含关税和土地税)成为我国工商税收的主要来源。

表1分别列出了1999年度、2002年度和2004年度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几项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经济指标。可以看出，在1999年度外商直接投资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续影响，虽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中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相比1998年度出现了负增长，但在随后的几年中很快就恢复到原先的水平，到2002年度已经比2001年度增长了12．51％，外商直接投资在工业增加值和税收方面，无论是总量还是所占比重都有不同程度增长。

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商直接投资增幅达到了41．94％的水平，而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幅也达到了25．8％，在工业增加值和税收总额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均显示出了对中国经济增长良好的促进作用。

外资在固定资产投资速度的加快，说明外资随着其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其技术密集度也有所增加。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本土企业通过技术转移效应获得了好处，加上不同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之间的竞争，使得他们为了继续保持技术上的优势，必须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技术含量。这一点在汽车行业比较明显，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汽车公司已经不仅是在中国生产一些在发达国家过时的低端产品，而是开始缩小中国分部与外国本部之间的产品技术落差，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同步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在总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保持了微微下行的趋势，基本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外资在我国工业产出、税收中的比重增加的同时，投资的比重却没有成正比地加大，这说明外资投入产出的效率在提高。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得到了较好实现。

(二)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贡献根据中国学者赵晋平等人(2001)计量分析的结果，1980-1999年的20年间，在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来自于利用外资的直接和间接贡献，也就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8％，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的迅速增长是其主要动力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会经济学家Wanda Tseng和Harm Zebregs(2002)的研究，中国在1990年代10．1％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中，直接外资所起的贡献作用在3％左右，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左右，而同样认为其出口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表2综合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几个方面的贡献，从连续的时间序列上我们除了能够更好地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产值和税收方面的贡献，还能够观察到其在出口中的重要作用。 从表2中看出，1993-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总值占全国出口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1993年外商出口就占了全国总出口的27．5％，到2004年上升到57．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报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总值达到4442．1亿美元，占总出口的58．3％。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都在一半以上；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3．65％、30．20％．比全国进、出口总值的年均增长率15．43％、12．27％分别高28．22及17．93个百分点⑥。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对外贸易的增长是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重要源泉。

众所周知中国的出口增长成绩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突出的，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上中国产品在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之所以能够保持不衰的势头，除了成本方面的优势之外，不可否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的快速提升。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的持续增长仅靠成本来解释是说不过去的，其在中国进行生产所采取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本土企业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和增幅方面虽然表现没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那么出色，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成长速度也是惊人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各种方式的合作，使得技术在部门内和跨部门之间都得到了较好的转移效应，这种技术转移效应主要体现正是

他们(特别是本土企业)在总产值、增加值和出口方面的优良表现。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是建立在中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和相当技术水平支持基础上的。根据经济学一般规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小，所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近期的出口增长主要是依托技术水平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水平保持提升趋势是其技术转移效应实现的前提条件，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的迅速增长暗示了技术转移效应的良好展开。而同期本土企业在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效应的带动下自身的出口也得到了较好发展，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出口结构都有了明显改善。

三、结论

如何更加有效率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课题。从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上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要已经不再那么迫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力也就开始转向对其技术转移效应的重视。随着WTO相关承诺的兑现。中国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会更加完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巨大吸引力还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而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主体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更加先进和规范的投资者日渐成为在华投资的主角，特别是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兴趣有增无减。

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技术转移的特征，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代表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的资本和研发投入对中国本土工业企业已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技术转移效应。而从更长时期看，作为考察对象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效应最重要的体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是对出口的促进。对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可以从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和税收等内容可以看出，而对出口的促进则主要体现在占出口比例的不断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效应的实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这种趋势得以继续保持乃至优化，外商直接投资有可能将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更加显著的贡献。但从另一个侧面这也或多或少表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隐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性，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指标中的上升趋势既说明了通过资本投入和技术转移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从中获益，也表明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日益加强。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牵引力是公认的，而外商直接投资在出口中的强势表现实际上对中国经济提供了投资和出口的双重动力，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加强，随着中国经济中的技术水平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边际效应逐步趋小，对东道国的经济控制力逐渐增强，外商直接投资有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破坏性作用，毕竟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未完全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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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直接投资趋势策略

当今，亚洲金融危机仍然影响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经济千疮百孔的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是否会持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辉煌？国际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产业流向、投资方式等将会如何变化？国际直接投资在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形势下呈现出怎样的新趋势？2008年3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为16822亿美元，如何利用这些外汇储备值得研究与探讨。我国应该怎样合理有序地运用来之不易的外商直接投资，又应该怎样充分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资源真正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趋利避害？对这些看似脉络清晰，实则错综复杂的问题的回答和预测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际直接投资新趋势

近几年来，受世界经济持续繁荣，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继续加深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呈现出了继往开来的新趋势。

（一）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和主体持续增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报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采掘业与发展》指出，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连续第三年呈现增长趋势，达到13060亿美元，增长38%。这一数字接近2000年创造的1411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可见，国际直接投资总量持续增长，投资主体也不断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二）以发达国家为主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将继续增长

2007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都出现增长。其中，发达国家增长45%，增幅远高于前两年；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资流入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分别为3790亿美元和690亿美元。但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增长，规模也将会有所扩大。

（三）发展中经济体和经济转型体发展为国际直接投资来源地

《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相关数据报告表明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企业越来越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为母公司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另外，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促进了大规模的南-南直接投资流量，从而促进了南南国家在投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四）全球当地化

经济全球化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促进了国际产业转移，跨国公司为提高全球竞争力，纷纷对外投资。而进入21世纪，当地化和全球化一样变得越来越重要。跨国资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一体化的生产活动，而且还要认识东道国的具体特征,要考虑当地的供给能力、当地消费者的偏好、政府规章制度等。跨国资本在当地化和全球化之间不断地寻求平衡。

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概述

（一）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取得的成就

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30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企业实力的增强，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也蓬勃开展起来，成为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有关人士在“第二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新闻会上指出，截至2007年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累计达920.5亿美元。如今，我国繁荣的经济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使得来自我国的资本正成为全球市场上的重要投资者，此前，我国资本已经进入了多个世界级的公司。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在多元化投资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收购了摩根士丹利、黑石集团等金融巨头的部分股权。

（二）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仍是我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的大背景下，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更为深远的促进作用。从根本上说，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决定于其经济发展水平。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对此做出了科学的解释。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可能很大。除此之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稳定低水平。另外，在国际直接投资问题上，我国仍然存在着体制上和资金上的障碍。

（三）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直接投资策略

政府的政策支持。这是一个资本高速流动、跨国公司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面对这样的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我国政府在政策上对跨国企业的支持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至关重要。

企业的开拓进取。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我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将会遇到一系列的策略选择问题，如投资国别的选择、投资所有权形式的选择等。许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些策略选择上出现了失误。因此，必须特别注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选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区位是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直接投资所必须考虑的极为重要的因素。选择国别或地区时应遵循的总原则是加强国际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开拓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投资市场。

最大化地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发展战略。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资金、技术已发展到一定阶段，这就需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外资的涌入，需要逐步从承接转移来的产业转变到从国际生产体系中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我国企业要想获取技术这一产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素，在强调“自主创新”、“科技强国”的同时，也应当积极主动“走出去”，开展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大化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格局。

出资方式策略。境外投资企业有不少是拿外汇资金（货币资本）作为出资物的。其实，到境外办企业不一定都拿资金去，拿机械设备、技术(专利、商标或专有技术)、管理折股投资都是可以的。我国企业在机械设备、技术和管理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应鼓励更多的企业利用这些优势从事境外投资。即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必须投入一定量的货币资本，也不一定都从国内输出，而是要尽可能从当地或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

经营当地化策略。经营当地化又称经营属地化或经营本地化，是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东道国独立的企业法人身份，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和人文因素，以及国际上通行的企业管理惯例进行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展望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十年，2008-2010这三年更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意义。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以下趋势：

（一）行业选择上将突出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业

首先，今后将加大对发达国家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这既是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对先进技术的现实需求，又是我国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最有效途径。其次，对外投资于成熟技术的过剩产业，扩大出口贸易量。扩大这些产业的投资不仅能优化国内生产、产品结构、促进劳务和设备产品出口，而且能扩大出口份额，为高科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积累和提供外汇资金。

（二）地区分布日益多极化

发达国家仍是投资的重点地区，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的普遍转好、市场潜力巨大、优惠的政策以及为我国企业相对优势的发挥提供了便利条件等因素，而被我国企业所看好。

（三）投资方式灵活多样

随着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企业对投资方式的选择将更加灵活多样。除了继续采取并购方式，缩短进入进程，尽快得到技术和市场。在投资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领域的大型企业时，我们更可能会尝试以战略联盟的方式进入，充分享用战略联盟形式带来的好处。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各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已形成趋势和潮流。面对21世纪，能否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在发展中国经济中取得新的突破，是关系到我国今后发展全局和前景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良好机遇下，在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与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必将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和长期持续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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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进勇，杜奇华，闫实强.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案例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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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旭霞.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与中国外资政策.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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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东道国而言，必须辩证地看待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这种投资可以对东道国加大资本形成、扩大就业、增加出口以及提高技术水平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也可能产生使东道国国际收支恶化、市场结构趋于不合理和削弱东道自的消极作用。

所以，东道国必须结合自身的情况，采取适当的政策趋利避害。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纷纷采取形式不同的投资鼓励措施。但这些措施究竟效果如何，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投资鼓励措施的定义、分类和经济分析

投资鼓励措施是指某一政府或在政府的指示下，出于鼓励特定企业或企业类型进行一定的投资行为的目的，向后者提供的可以度量的经济好处，其中包括旨在增加某一外国直接投资的回报率或减少外国直接投资的成本和风险的有关措施。虽然大部分投资鼓励措施有某种补贴成分，这些措施中的一部分-如垄断经营权-虽然会为有关政府带来一些经济成本，但不会引致直接的财政成本。投资鼓励措施还不包括广义的基础设施、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性法律法规、企业经营的调控和财政制度、有关利润汇出及国民待遇等非歧视性政策。

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UNCTAD）的研究，投资鼓励措施一般可以分为财政措施、金融措施和其他措施等三大类型。

财政措施的总体目标是减轻外国投资者的税收负担。根据减征的依据的不同，又可以进一步分为针对利润、销售额、和增加值的措施，针对资本投资的措施，针对进出口的措施，等等。

金融措施是指东道国政府直接向投资的跨国公司提供资金以资助新投资或某种经营活动，其目的是降低投资或经营的成本。最常见的金融措施包括政府赠款、补贴贷款、政府参股、优惠保险等。

其他措施是指难以归入财政类和金融类的措施，目的也是增加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当地投资的回报。其主要形式有补贴专用基础设施、补贴服务、市场倾斜、使用外汇上的优惠待遇，等等。

可以看出，东道国政府决定向跨国公司的投资提供鼓励措施时可以有多种选择。究竟选择何种形式取决于东道国政府的需要及其与跨国公司的谈判结果。至于其采取的鼓励措施的成本有多大、成效如何，则与措施的类型以及实施、管理的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投资鼓励措施是通过减少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成本、增加其收益这一机理达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的。至于这些措施能否达到其目的（即东道国所得收益是否大于其采取这些措施的成本），在什么条件下能够达到其目的，更多地是一个实践问题，经济理论尚未做出一个系统、完整的说明。

迄今，对投资鼓励措施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投资的外在效益说”。外国直接投资会给进行投资的跨国公司带来发挥优势、降低成本、扩大市场、获得规模效益等好处。如果这些收益为投资的跨国公司完全内化，即完全由其所得，这些收益就会包括在投资的回报当中，东道国政府就没有必要采取任何鼓励投资的措施。跨国公司在没有投资鼓励措施的情况的投资水平就是最优的。

除此之外，外国直接投资还有可能对接受其投资的东道国的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譬如：促进东道国的资本形成、扩大就业、增加出口、提高技术水平等，最终起到加快东道国经济增长、提高其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这些效应往往不能被投资的跨国公司所内化，也就不能在其投资的回报中有所反映。

因此，它们被称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外部效益”。不少经济学家都非常重视投资的外部效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罗默认为，一个企业的资本积累将给进行投资的公司以外的公司也带来好处，尤其是在技术进步方面。其根据是60年代的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的速度取决于投资率。这样，在投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由于市场无法使外部效益在投资的经济回报率中反映出来，在外国直接投资的社会回报率和经济回报（即跨国公司自身的投资回报率）之间便形成了一个落差。

斯科特对10个国家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投资占产出的比例是高素质劳动力队伍扩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他的测算，美国和英国的投资社会回报率比其经济回报率高出约7个百分点。这一落差的三分之一为政府税收所至，其余部分可以归因于投资的外部效益。回报率落差的存在可能会导致投资不足，也就是投资（包括外国直接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这时东道国政府采取投资鼓励措施，以弥补回报率上的落差，是为了鼓励投资超出自发水平，达到社会最优水平。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如果东道国政府为了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向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提供了减免公司所得税的优惠待遇，其在财政收入上将遭受一定的损失。从财政学的角度来看，公司所得税有为持股人代缴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在公司税得到减免后，如果是国内企业，其持股人为国内居民，减免的公司税在一定程度上会以持股人个人所得税的形式收缴上来；但如果是跨国公司，减免的东道国公司税则以持股人个人所得税的形式不同程度地转移给了跨国公司的母国。只有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外部效益足够大的情况下，东道国政府才会愿意降低公司所得税率，放弃这笔收入。

对外国直接投资鼓励措施另一种常见的解释是“幼稚工业说”。其基本要义与国际贸易理论中支持保护措施的幼稚工业说是完全相同的，即：在一国某一产业发展的初期，由于生产规模小，技术也不十分成熟，生产的成本较高，该国在这一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能够引入外国资本，并以此带动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引进以及东道国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量的增加、技术的成熟与进步，东道国该行业生产的平均成本下降，该国从而获得在这一产业的比较优势。然而，由于存在着缺陷或失效的现象，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

譬如，由于资本市场的缺陷，企业可能面临着在筹资方面受到的限制。这与个人在筹资方面受到的限制是同样道理。一个人在年轻时无法以其未来收入为基础进行借贷，会导致其现期消费不足。同理，由于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可能因无法判断企业某一投资项目是否能够盈利而对投资于该项目望而却步，于是出现投资不足。

信息的不对称性还会在其他两个层次上导致投资不足。

首先，由于企业的局外人在开始阶段对企业的资质不甚了解，企业的管理人员为了吸引投资者，可能会采取增发红利的办法。这样一来，企业进行新投资的成本增加了，导致投资低于投资者充分掌握信息时的水平。

第二，企业只有在新投资能够给现有持股人带来正净现值（即投资的回报大于投资和偿债开支之和）的情况下才会筹资进行新投资。由于债权人和持股人相比在获得补偿上具有优先权，如果对投资的未来收益没有把握，持股人一般不会愿意让筹资超过仅够支付投资开支的水平。

幼稚工业说认为，投资鼓励措施的目的正是为了纠正市场的上述缺陷，使投资能够反映某一项目在长期内降低成本的潜力。根据这一理论，临时性的投资鼓励措施对处于初始阶段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条件是采取的措施必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特别是要以那些规模较小、正在成长或/且有一定风险的投资为对象，而且还必须具备直接为企业提供资金的能力。降低税率或临时性免税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优惠效果。如果边际税率已经处于较低的水平，降低税率就起不到多少鼓励投资的作用。如果没有亏损补偿，无论是降低税率还是临时性免税，其对投资的鼓励作用则可能是零。对于面临筹资困难的企业而言，虽然减税在将来可以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与此相比，可以返还的投资抵税措施则有效的多。

如跨国公司的母国实行公司海外纳税冲抵国内税制度，东道国政府采取的对外国直接投资减免税措施的有效性会大打折扣，也许只会起到将税收转移给母国政府的作用。但如果减免税是临时性的，由于在此期间投资尚未盈利，向母国的税收转移因此而推后，对投资仍可起到一定的鼓励作用，东道国采取这些措施还是划算的。

对投资鼓励措施的第二种解释是“政府政策连续性说”。具有永久性，即以长期经营为目的是直接投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投资一旦做出，往往就无法或至少很难逆转。因此，投资发生地政府有关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对投资的经营状况至关重要。如果政府有远见，就会在设计未来税收政策时考虑其对现期投资的影响。但是，本届政府一般来说无法决定未来政府将采取何种税收政策。即使是同届政府，其税收政策是否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也难有绝对的保证。在投资进行了一段时间、资本量已有相对积累后，特别是在投资成本已经收回、投资回报几近“寻租”后，政府可能会改变税收政策，转而采取较高的税率。

由于迄今为止尚未找到一种现政府约束未来政府税收行为的机制，如果所有有关决策人均能正确地预期到未来政府将采取的税收政策，那么会形成一个理性预期均衡。在这种均衡状态下，所有人在做决定时都考虑到了政府税收政策不连贯的可能性。其结果是：和人们预期政府的政策将是连贯的时候相比，政府征收的税率将提高，投资者的投资将有所减少。这种理性预期均衡的存在对于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原因有两个：

第一，外国直接投资往往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力往往不能与当地投资者同日而语。

由此引起的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政府未来政策的不确定往往构成了其投资不足的又一重要原因。东道国政府采取投资鼓励措施可以对此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

除了上述几种对投资鼓励措施的解释之外，一些国家的政府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可能还有以下两个考虑：

一是补偿政府采取的其他干预措施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例如，东道国政府之所以通过对外资企业进口设备、原材料、中间产品实行进口税减免来吸引外资，可能是因为其实施的某项政策人为地压低了外国投资的回报率。解决这一问题最理想的办法是取消造成扭曲的政策，从根源上消除采取鼓励措施的必要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其政策目标和其他因素的限制，采取弥补性的鼓励措施可能成为东道国政府不得不采取的次佳方案。

二是鼓励跨国公司承担某种东道国政府自己无力承担的公共成本。

以上说明的是对东道国政府采取鼓励措施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做出的种种解释，也就是投资鼓励措施可以给东道国带来的各种好处。然而，凡事都有两个方面，投资鼓励措施也不例外。如果运用不当，也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一个政策极度扭曲的经济体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给其带来的很可能不是福利的改善，而是净损失。

譬如，如果按国际价格计算外国直接投资创造的增加值为负，或其以汇出利润的方式减少了东道国的资源，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只能是“悲惨的增长”。

除了可能会导致本章前所述及的向跨国公司的母国转移税收的情况外，鼓励措施往往用于补偿政府采取的其他干预措施给外国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是这些措施可能导致悲惨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依靠减免税等措施来抵销当地成分要求、持股限额等限制条件的消极影响、维持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会降低外国直接投资的效益。

就一国政府采取的投资鼓励措施的优惠幅度、该国经济中存在的其他扭曲现象及其整体经济的效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而言，在不考虑其他扭曲现象时，鼓励措施的优惠幅度越大，经济效益就越低；在不考虑鼓励措施时，经济中的扭曲越严重，经济效益就越低，在同时考虑鼓励措施和经济中的其他扭曲的情况下，虽然经济的总效益在一段区间内可能略有升高（反映出鼓励措施对经济中存在的其他扭曲可能有一定的弥补作用），但其总的趋势是随其他变量的增加而降低。

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上述3个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世界银行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实际利率为负时，投资者没有必要考虑资本的效益。由于拥有、维持富裕生产能力的成本为零，生产能力可能大大超出近期生产计划的需要，企业也没有必要采用加班、轮班等提高设利用率的措施。也就是说，实际生产能力大于有效生产能力。如果外国直接投资是以合资企业形式出现的，或通过向东道国金融机构借贷使用了东道国的储蓄，外国直接投资的效益与在东道国国内筹资进行的投资一样不可避免地要比在利率处于市场均衡状态下要低。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措施越多，其优惠幅度越大，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越多，给东道国造成的资源浪费也就越大。

再如，如果东道国对某一行业实行高保护，外国投资者（寻求市场型）在进入该国市场后可以获取超额利润，那么，外国投资者做出的投资决定和由此导致的资源配置都可能就不是最优的，东道国在此情况下的福利水平一般比不实行这种高保护时要低。

综上所述，东道国从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措施中既有所得也有所失。东道国政府采取鼓励措施的本意是弥补市场存在的缺陷或经济中存在的扭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从这种投资中受益。然而，东道国并非总能如愿以偿，有时其采取的鼓励措施还会导致新的扭曲。

此外，还有采取鼓励措施本身带来的成本。这样，在采取某一投资鼓励措施之前，必须要综合考虑其成本和收益。只有在总收益大于总成本的情况下，采取这项措施在经济上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会得不偿失。

二、投资鼓励措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区域的调查结果证实，投资鼓励措施在外国直接投资者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譬如，在50年代对247家美国跨国公司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只有十分之一接受调查的公司将东道国政府提供税收优惠列为进行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之一。与此相对照，分别有57%、39%、26%的公司认为货币的可兑换性、政治稳定、市场规模及资源供应状况是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又如，在60年代对205个跨国公司在67个国家所作的365项投资进行的调查资料显示，影响投资者决策的最重要的非政策性因素是面对关税和汇兑壁垒维持市场份额或向新的市场扩张。在诸种政策因素中，接受调查的公司认为政治、经济和金融形势的稳定最为重要东道国法律法规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所有权和组织鼓励较少限制、给予外资企业非歧视待遇以及东道国政府重视发展经济也被认为对投资决策的影响较大。

从这些早期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所作的调查看，与投资鼓励措施相比，其他一些政策性和非政策性因素对投资流向和区位格局的影响要大的多。

在此以后所作的一些调查的结果又反复证明了当时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如30家集团在80年代中期所作的调查发现，在19个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因素中，东道国政府采取的投资鼓励措施只排在第7位。在同期对30家跨国公司的74项投资所作的另一项调查中，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是关于资源、生产成本和市场的经济及长期战略性考虑。东道国是否采取了投资鼓励措施在其中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些措施的存在只不过是“锦上添花”-即使原本已有吸引力的东道国更具吸引力而已。联合国贸发大会和欧盟委员会在1996年联合对16家跨国公司在亚洲直接投资决定因素所作的调查也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诸项调查的结果显示，东道国的市场特征是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最重要的因素。对于从事出口导向型离岸生产的投资来说，相对生产成本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于严重依赖资源的投资项目来说，邻近资源的供应地则至关重要。东道国的政治形势、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运输成本、法律环境以及有关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和开办企业、国民待遇等制度都对外国投资者对投资地点的选择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对于单个东道国而言，其采取的投资鼓励措施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绝对作用不大。在实践中，很难确定鼓励措施的边际引资量，即因东道国政府采取的特定的投资鼓励措施而增加那部分外国直接投资。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外国投资者往往只要满足某些条件就可以享受鼓励措施的优惠待遇，这些措施的惠及对象即有在没有鼓励措施的情况下就不再投资的投资者，也包括了无论有无鼓励措施都会前来投资的跨国公司。

从各项调查的资料来看，有相当数量的投资者属于后者。他们之所以到某一个东道国去投资，是为其总体投资环境或特定的条件所吸引，有无鼓励措施无关紧要。也就是说，东道国采取的投资鼓励措施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带来新的投资，只是等于向跨国公司作了一笔转移支付而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鼓励出口措施相比，各种鼓励外国投资者向东道国转让先进技术的措施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譬如，一些国家试图以减免税、对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和土地使用费提供补贴的办法来吸引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设施，促使高科技企业在某一地点形成群体。还有一些东道国政府采取政府采购和补贴科研经费等手段来鼓励跨国公司转让技术。但是，有研究表明，东道国提供的税收减免和资金补贴对高技术企业的区位选择并无多大影响；能否获得充足的廉价而又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对于高技术企业的投资者来说要重要的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说各国吸引高技术企业政策在90年代以前是以提供税收优惠和硬件设施为主要内容的话，进入90年代以来，其重心已转向提高教育水平、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提供有利的经济环境。

当然，投资鼓励措施也并非毫无用处。

例如，如果有若干个投资地点可供选择且其在投资环境等条件方面不相上下，如果投资项目具有明显的成本取向且流动性较强，鼓励措施也能起到“一两拨千斤的效果”。其效果对于低工资国家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来说尤其显著。

韩国在70年代实行过允许出口企业以优惠价格获取原材料、信贷资金和外汇的政策。台湾曾为企业的出口提供返还投入品进口税的优惠。不少国家和地区还开办了出口加工区，以为出口企业提供便利、促进其发展。这些措施均有力的推动了跨国公司在有关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以及这些国家出口贸易的增长。

结论：外国直接投资在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投资鼓励措施是许多国家赖以吸引跨国公司到本国进行投资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数量和优惠程度近十几年来呈逐渐升级之势。这里面固然有各有关国家自身的原因，但是相互之间通过提供更多、更大的优惠以争夺有限的外国资本起到了关键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篇4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经济增长 隐性危机 FDI

一、引言

FDI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对中国近二十多年来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吸引FDI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引进FDI确实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近几年，我国吸引FDI的成效并不显著。FDI在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其负面效应日益凸现。

二、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隐性危机

引进FDI主要有一下几点好处：第一 ，刺激出口，增加外汇储备；第二，刺激国内竞争；第三，适当缓解就业问题；最后，FDI主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而且相对而言风险较小。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引进FDI在微观上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然而从宏观上来讲，引进FDI是解释不通的。有研究认为，在危机发生的时候，由于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子公司和母公司的内部通道更便捷地使资金从东道国流进和流出，因此更高比重的FDI意味着更大的波动性。还有研究认为，FDI有两个不好的方面：首先是引进FDI国的本国投资的盈利能力会相应减弱；其次是由此导致的本国投资者对未来投资的消极心理，从而减少继续投资。这两个方面都给本国经济带来了危害，减少了本国的投资利润，不利于本国国际收支平衡。甚至还有研究认为，外来的FDI实质性质也是为了获取利润，而这种利润输出会恶化本国国际收支，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三、危机应对策略

对于以上危机的解决方案也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可以采取防范措施，尽量减小风险。关于资本的稳定性问题，可以从根源出发，严格控制引进外资规模，提高引进外资质量。

首先，降低国际收支对外贸的依存度。由于各个国家都尽力保持贸易收支平衡，因此，进口依存度也就相当于出口依存度。对我国来说，现有的实际外贸依存度并不算高，因此，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外贸易依然是我国应贯彻的一项基本国策；与此同时，贸易的各个产业分配还有待改善，地区贸易分布也应有所分散。

其次，调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与此同时积极鼓励本土自我创新。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两种。一是直接优惠方式，二是间接优惠方式。自主创新能力是区域经济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再次，尽可能将我国外汇储备发展为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的“良性”外汇储备。各国政府管理和经营外汇储备，一般都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个原则。但是，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者不可能完全兼得。所以，各国在经营外汇储备时，往往各有侧重。总的原则就是利用投资组合策略分散风险，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实现外汇储备的增值。

最后，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后完善外商投资企业的内部制度，防止商业机密泄露。与之相对应，外商投资企业内部交易税收问题也呈现明显特征。我国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时应尽量避免外商对企业的控制，将其控股比例严格限制在某一范围内。

四、总结

我们需要合理利用外资，控制引资规模，提高引资质量；优化引资结构，加强产业政策； 取消超国民待遇，制定反垄断法；坚持独立自主，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国应该积极地引进债权而非股权，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FDI对我国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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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傅连康. 外商直接投资的负效应与金融危机[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6（03）.

[3]. 沈桂龙，于蕾.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晌及对策思考[J].世界经济研究，2005 （11）.

[4]. 文翠翠.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及对策分析[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9（08）.

[5].姚树洁，冯根福，韦开蕾. 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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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产业 战略选择

一、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理论分析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可称为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小岛清，1977）。投资国应选择在东道国具有相对优势地位的产业部门（但对于投资国来说，是处于相对劣势的产业部门）进行直接投资，而在本国国内集中力量发展优势产业，有利于本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保持迅猛增长的势头，增速居世界第一位。从日本海外投资现状看，无不处处显示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原理。由于日本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经济方面的情况和我国目前具有相似之处，即存在着期望通过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正在进行的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发挥推动作用的客观要求。所以，比较优势理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二）产品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弗农（R.C.Vemon）于1966年5月在《经济学季刊》发表的《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弗农将产品周期从该产品进入市场时起划分三个阶段：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假定世界有三类国家，一是新产品的发明国，通常为发达国家；二是发达程度略低的国家，通常为较发达国家；三是落后国家，通常为发展中国家。费农认为，新产品随其产生、成熟到标准化将在这三类国家间进行转移，其转移过程是：在母国生产并出口——转移到较发达国家投资生产，母国减少生产和出口——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生产，母国停止生产，改为从海外进口。

虽然产品周期理论并没有直接讲述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但实际上，该理论通过分析产品在不同阶段其生产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转移的情况，间接提出了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根据其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选择不同投资产业的思想。

（三）小规模技术理论

小规模技术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比较优势来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这种小规模生产技术带来的低生产成本等比较优势能够使生产者获得比较利益”（威尔斯，1986）。威尔斯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1）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低收入国家制成品市场的一个普遍特征是需求量有限，大规模生产技术无法从这种小市场需求中获得规模效益，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正是开发了满足小市场需求的生产技术而获得了竞争优势；（2）“当地采购和特殊产品”。由于普遍存在的外汇短缺和收支逆差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采取了各种限制进口和鼓励进口替代的措施，这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积极探寻用本地投入来替代特殊进口原材料的技术。一旦拥有了这类技术，它们就可以将之推广到面临同样问题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东道国拥有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3）拥有低价产品营销战略优势。物美价廉是发展中国家产品最大的特点，这一特点成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提高市场占有率的有力武器。

（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主要从技术累积论出发，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一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这种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二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影响其国际生产活动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

在上述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坎特维尔等人还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特征和产业特征。在地理分布方面，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充分利用种族联系；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的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基础上，为获取更先进复杂的制造业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马亚明，2001）。在产业分布方面，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一些新型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技术能力也得到迅速提高。在对外投资方面，它们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产业的产品，开始从事高科技领域的生产和开发活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解释了19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结构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由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流动的轨迹，对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投资来加强技术创新与积累，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和加强国际竞争力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现状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的速度很快。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遍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03年6月底，中国累计投资设立了7178家非金融类企业，协议投资总额近150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近100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领域已从过去以贸易领域为主逐步拓宽到资源开发、工业生产、农业、旅游等行业在内的更广泛的产业领域。2003年，采矿业、工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商务服务业继续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集聚的领域，占当年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92.6％。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加工制造业。在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200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资源开发投资占51％（采矿业48％。

农林牧渔业3％），制造业投资占21％，两项合计占72％，其他方面投资仅占28％（批发和零售业1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0％，交通运输仓储业3％，建设业1％，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1％）。

在资源开发方面，渔业、林业和矿业资源为主要开发对象。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各种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一些资源的短缺不仅约束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也限制了我国一些企业的快速成长。因此，为了突破经营资源的约束，不少企业纷纷投资于资源开发业。以首钢集团在秘鲁的铁矿项目等为代表的资源类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资源短缺的状况，有利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初级加工制造业是生产性海外投资中另一个较为集中的部门，其主要原因是这些行业技术相对简单，投资少，见效快，技术要求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和市场需求能力。

2.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比重较低。由于发达国家为保持其技术优势，总是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其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和扩散。因而，通过技术贸易渠道和引进外资途径都难以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为了获取和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新产品设计和先进的管理知识等，我国部分企业往往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以设立合营企业或兼并与收购当地企业的方式，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投资企业的发展。虽然近年来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有所增加，但总体上讲，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高科技企业的比率仍然很低。

3.服务业项目中劳动密集型仍占主导地位，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比重很低。目前，传统的商业、运输和公用事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在整个第三产业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大大下降，而银行、保险、电信、媒体业的国际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大大上升，反观中国第三产业对外投资，基本上是低层次的贸易、旅游餐饮等传统三产项目。

4.从业范围出现了交叉进入的多样化发展趋势。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产业结构与投资主体所在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跨行业进入”的多样化趋势。具体表现在：（1）外贸公司不断扩大境外加工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在发展海外贸易分支机构的同时，向生产领域拓展，在泰国兴办橡胶厂等；（2）工业企业向贸易业和其他行业领域扩展，如首钢集团除在海外兴办钢厂之外，还进入了航运、海产、服装等多个不同的行业领域；（3）以劳务输出、承包工程为主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正逐步向纺织、轻工和电子等行业延伸。这种交叉投资的多角化方式，符合跨国企业的一般发展趋势。

总体而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相对忽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偏重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制造业的投资，忽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偏重对国内连锁效应弱的产业投资，而忽视对国内连锁效应强的产业投资，结果导致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的断档与分割，致使对外投资风险加大，总体经济效益低下。因此，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是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战略选择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科学的战略选择。目前，我国应主要加大以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一）资源开发业仍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项主要任务

资源开发业仍将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其主要原因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在产业分布方面，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由于我国现在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因此，资源开发业应是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点；二是符合国际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规律。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重点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国际经验表明，资源开发业是对外直接投资初期的重点投资行业，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型——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从我国国情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仍处于起步阶段，在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资源开发投资占51％，这符合国际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规律；三是有助于缓解资源缺乏这一经济发展的瓶颈。针对我国资源缺乏而进行资源开发型的跨国经营可以缓解我国资源不足的矛盾，相对提高了我国资源拥有量。我国已积极发展对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资源较丰富国家的直接投资，例如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与澳大利亚合资开采恰那铁矿，每年可运回近千万吨国内短缺的优质矿石。我国应通过对外投资建立稳定的资源供应基地，不仅可以降低通过市场转移资源的交易成本，也有利于规避世界市场资源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二）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应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

根据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我国可以将一些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在国内已失去比较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仍处于相对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低阶梯的国家，这将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经过50余年的建设，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虽然我国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纺织、食品、冶炼、化工、医药、电子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根据小规模技术理论，目前，我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电子、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阶梯度较小，易于为它们所接受。所以，这些行业也应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产业转移。一方面，可以适时地转移国内过时或过剩的生产能力、实现产业国际转换、为国内产业升级腾出空间；另一方面，可以延长国内比较劣势产业的经济寿命、增加利润、为国内产业升级提供资金支持。

（三）服务业将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热点

1960年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重心开始转向服务业，服务业在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2001年，服务业占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72％，占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52％。与此同时，服务业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如1997年，服务业FDI流入量占世界FDI总流量比例为47.7％，1999年达到50.3％，2001年则上升到63.3％。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应在这种国际趋势下抓住向服务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契机，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从现状分析，虽然我国的服务业总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存在着比较优势，例如在国外工程承包及劳务输出、远洋运输服务、人造卫星发射服务，以及旅游服务方面。2003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合计171.49亿美元，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总数达52.5万人。在旅游业方面，2003年我国旅游外汇收入为174.06亿美元，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由此可见，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主要集中在旅游业、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等领域，它们应作为是我国现阶段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

（四）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学习型投资

198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不断深入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兴起，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新的投资热点。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取代传统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部门。由于我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产业结构的层次还比较低，不可能盲目地要求高技术产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但应将其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一方面，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外投资来加强技术创新与积累，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和加强国际竞争力。这一结论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由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流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当今国际市场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竞争，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因此，我国非常有必要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学习型投资，即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向更高阶梯国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这将给我国带来两大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绕过一些壁垒更直接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经营管理经验，跟踪世界动态，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技术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推进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二是可以形成对母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直接牵引，即从国际生产的需求或供给方面，推动母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通过在世界技术创新密集区建立研发机构是取得新技术和提高本国企业技术水平的重要方式。如海尔集团在美国和德国建立了以研发和技术转让为主要目的的海外企业，并在美国洛杉矶、硅谷，法国里昂，荷兰阿姆斯特丹及加拿大蒙特利尔设立了6个产品设计分部，通过境外产品开发来推动国内产品的技术升级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二是跨国并购高科技企业。通过直接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可以快速的获得其技术，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日]小岛清，1977：《对外直接投资论》，日本钻石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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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FDI；国际收支；影响

一、研究背景

上世纪中叶，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开始兴起。起初主要在发达国家间流动，到了20世纪80年代，FDI开始大规模流向发展中国家。我国自实行对外开放以来，采取了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自1992年起，FDI取代了对外借款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引资方式。截止2012年底，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12744亿美元。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第一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目前我国依旧稳居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国的前列。

二、中国FDI现状

从投资环境、规模和领域演变来考察，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可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一是探索和起步阶段（1979―1991年）：外资主要源于港澳和东南亚，投资去向集中在经济特区，以中小型服务业和消费工业项目为主。二是加速增长阶段（1992―1997年）：制造业为主要投资方向，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增多，项目增多。三是稳定调整阶段（1998―2001年）：竞争性市场结构形成，外资数额相对稳定，外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升级。四是升级加速阶段（2002―2008年）：外资投向服务业的比重提高，总量再上台阶。五是波动频繁阶段（2009―至今）：外商投资热情渐减，受外部经济影响明显。

三、FDI对于中国的国际收支的影响

（一）FDI对经常项目的影响

FDI主要通过以下两条途径对经常项目产生影响：第一，不管流入的FDI是市场导向型还是出口导向型，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经常项下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项目；第二，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入利润回报期后，对利润的处置方式也会影响到经常项下的投资收益一项。FDI对一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上，经常项目的顺逆差情况对一国国际收支平衡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二）FDI对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对外借款。直到90年代，外资才开始大规模进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才取代对外借款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项目的顺差一般都大于整个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顺差，亦或者占比很高，如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顺差在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中所占比例约为81.9%，可见FDI的流入是近年来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并且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证券投资和其它投资项目在开始大量逆差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还是保持了一定的顺差，这表明FDI起到了在危机时维护资本与金融项目稳定的作用。

（三）FDI对储备资产的影响

通过上的分析可知，FDI流入与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有着必然的联系。其中FDI对经常项目顺差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贸易的顺差上，而FDI对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贡献则主要体现在外商投资企业对直接投资项目顺差的贡献上。货物贸易顺差主要是以出口收汇的形式流入，而直接投资顺差则是以现汇形式流入。由于我国实行结售汇制度，因此两者均通过银行结汇进入我国，使得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长。

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对我国经济的正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充足的外汇储备是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基础，有利于维护国家金融系统的稳定。其次，充足的外汇储备反映了我国有较强的国际清偿能力，有利于保证本国在国际上信誉和地位，增强海内外对我国经济的信心，对于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是有好处的。再者，充足的外汇储备还能有助于稳定本国货币汇率。在本国货币贬值时，可以用外汇储备收购市场上过多的本国货币，使其供应量下降；在本国货币升值时，则可在市场上抛售本币，增加供应量，如此一来便可达到稳定汇率的目的。

但是，外汇储备的规模一般有个适度区间，并不是越大越好。外汇储备规模的下限应该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点，上限则应表明该国拥有充分的国际清偿能力。

巨额的外汇储备会给经济的运行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会产生高额的储备成本。出于储备资产安全性考虑，所以购买其他国家的国债或者国库券会成为投资首选。而一般国债或国库券的投资收益率较低，而且外汇储备还面临着较高的汇率风险。如果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贬值，会使储备资产大幅缩水，这给储备资产的保值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其次，外汇储备与一国的汇率、货币政策是紧密联系的。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意味着外币供给充足，相对地本币供给就会相对紧缺，这会迫使本币升值，而本币升值会带来本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再者，高外汇储备会使得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受到限制。为了降低过高的外汇储备，央行不得不用大量票据或其他手段来进行对冲，购进外汇，释放人民币。根据以上种种，可见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FDI的大量流入所造成的，给我国的外汇政策构成了挑战。

（四）与FDI相关的国际收支主要项目间的关系

FDI对国际收支各项目的影响并不是独立的，他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FDI流入直接导致资本和金融项下直接投资中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一项贷方增加，而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意味着外资企业的增多，必然导致贸易进出口的增加，从我国历年数据来看其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付给外方职工报酬的增加，投资的增多也会使得投资收益增多，从而收益汇回也会增加。从反方向考虑，如果得益于我国廉价劳动力、各种外资优惠政策等优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我国对外出口增加，对我国销售额扩大，投资收益增长，加之中国人民消费力的增强以及人民币汇率上升，国外资本必会纷纷进入我国，如此一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必然就会增长。可见，FDI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影响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

参考文献

[1] 方文.国际收支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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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拉美及中东国家纷纷对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实行国有化,国有化由此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对于投资国来讲,国有化风险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安全性以及投资利益的保护，对于东道国来讲,国有化风险关系到东道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对于跨国公司来讲,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战略的实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文拟就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国有化风险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有化风险

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的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

根据国家的原则,一个国家对其境内的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有化,属于国家的国家行为，是一个国家的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国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对自然资源永久的必然结果,是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种重要手段。东道国对外资实行国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支持。联大1962年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宣言》规定：“收归国有、征收或征用应以公认为远较纯属本国或外国个人或私人利益为重要之公用事业、安全与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联大1974年

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第2条规定:“每个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西方发达国家也被迫承认东道国的国有化权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国政府向伊朗政府递交的照会宣称:“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该公司承认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原则。”1956年8月在伦敦举行的苏伊士运河会议上，德国、英国和美国政府联合声明:“对埃及政府作为一个国家而享有充分的权利,包括对外国人的资产实行国有化不持任何异议。”

本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很少看到国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1〕。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从国别来看,英美两国受国有化的影响最大,1960～1964年期间,在所有报道国有化的事例中,英国子公司半数以上主要分布在农业、银行业和保险业。70年代,美国子公司日益成为国有化的主要目标,受影响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矿、分支银行、公用事业和运输业,大型子公司承受国有化的压力最大。就美国子公司看,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其没收的比率比资产少于100万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间,在被国有化的342家美国子公司中,有158家发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国有化的英国子公司中,则有419家发生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尽管东道国实行国有化的权利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问题在于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权利的同时是否应附加条件限制对此,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西方发达国家习惯上将国有化划分为两种:合法的国有化和违法的国有化。并且认为合法与违法的标准就是看国有化是否具备以下这些原则:

1.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许多国际条约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宣言》中规定征用要以“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在许多国家的宪法里也有类似的规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则。国有化和征用必须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也是国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则,可能会涉及到国家责任。

3.不违反条约义务的原则。即国有化应受国际条约和国家承担的契约义务的限制,违反条约义务的国有化是非法的,这是“条约必须恪守”的国际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4.支付公正补偿的原则。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补偿作为判断国有化合法性的一个标准。

5.不歧视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无不正当歧视,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时,必须对其境内所有的外资同等对待,不得对特定的某一国家的外资实行国有化,这是国家平等原则所要求的。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事件严重威胁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影响到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环境,因而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直接的、一次性的剥夺投资者的国有化,已为以间接的方式逐步影响投资者利益的间接国有化所取代,呈现出间接国有化即当地化的发展趋势。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严重威胁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损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中最主要的风险之一,国有化措施对投资安全和利益的影响还在于是否在国有化之后给予充分的补偿。国有化之后是否给予补偿?应给予何种补偿?补偿的根据何在?对此,国际社会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和原则:

1.全部赔偿原则。即赫尔原则,这是美国国务卿赫尔(Hull)在1938年提出来的,认为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有义务以“充分、即时、有效”的方式对财产被国有化的外国投资者支付全部赔偿。这一原则是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以保护既得权益和反对不当得利为法律依据。

2.不予补偿的原则。东道国采取国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对被征收财产的外国投资者进行补偿的国际法律义务,因而不必予以补偿。这一原则的主要根据是国家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既然国有化是东道国行使的行为,是一国范围内的事情,应由国内法决定,采取国有化措施是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应予以补偿。至于在一定情况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或出于国际礼让,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给予一定补偿,但不是法律义务。

3．适当补偿的原则。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说和主张,比较符合实际。关于适当补偿原则的根据存在着分歧,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一原则的合理根据是公平互利原则和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永久原则。在国有化补偿的实践中,一般都是采取适当补偿的原则,特别是通过“一揽子协议”(lumpSumExpreement)给予部分补偿,如伊朗征用美资石油公司,是补偿原金额的10%,战后东欧国家国有化的补偿额都是部分补偿。我国在国有化的实践中也采取适当补偿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达成的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中,我国同意支付8050万美元作为对解放初被国有化的美国资产的补偿,这只相当于被中国收归国有的美国总资产的41%〔3〕。

二、国有化风险的防范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保证投资的安全,必须对国有化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风险的防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母国方面

跨国公司的母国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的风险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保证制度。这是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与鼓励本国的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法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对本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包括国有化风险)提供法律保证,以达到促进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地位的目的。这种保证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二是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护。

其一,一般来讲,各国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都对汇兑险、征收险和战乱险三种政治风险进行保险,由资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国营公司或政府机构充当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经东道国批准并符合母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合格投资。

各国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投资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及其运作程序所作的规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国公司向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申请投保,经审查批准后,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纳保险费的义务。(2)一旦发生承保范围内的风险事故,由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根据保险合同向海外投资者赔偿损失。(3)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取得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所有权和请求权,向造成该项投资损失的东道国求偿。

其二,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证。如美国的《对外援助法》,日本的《输出保险法》等等。

第二,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的保护投资的双边条约。母国为了对海外投资者面临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通常与东道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为国有化风险提供条约,使其成为两国政府的共同保证,以与其国内法的保证相互配合,加强其保证的效力。而东道国为了吸引外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也给外资以安全感。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关于国有化的规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国有化的方式;二是关于国有化的条件。几乎所有的双边投资条约都规定国有化必须遵守的某些条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视性、补偿和司法审查。如日本与埃及1977年的协议规定:缔约国各方国民和公司的投资和收益,在缔约地方的领土内不得实行征收、国有化、限制或具有相当于征收、国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1)该措施是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当法律;(2)该措施不是歧视性的;(3)给予及时、充分和有效的赔偿。荷兰、德国、美国、英国的样板条约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规定。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与上面的规定基本内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国与瑞典1982年的投资协定第3条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只是为了公共利益,按照适当的法律程序,并给予补偿,方可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或采取任何类似的其他措施,补偿的目的,应使该投资者处于未被征收或国有化相同的财政地位。征收或国有化不应是歧视性的,补偿不应无故迟延,而且应是可兑换的,并可在缔约国领土间自由转移。”〔4〕

第三,母国通过参加多边条约和多边投资保险机构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国有化风险保证。

1985年世界银行年会通过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条约保证,该公约在其承保的险别中规定,该机构承保征收和类似措施的风险,即“由于东道国政府的责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为,其作用为剥夺保权人对其投资的所有权或控制权,或剥夺其投资中产生的大量效益,政府为管理其境内的经济活动而通常采取普遍适用的非歧视措施不在此列”。

为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世界银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边投资保险机构。该机构的业务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资的国家的议会组织或政府剥夺投资人的所有权或应有的经济利益遇到风险时”,以及“对接受投资的国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资者无处申诉,申诉被无故拖延和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时”,“凡加入这一机构的国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机构可以申保,这一机构则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承保”〔5〕。

由于多边投资保证机构和保险机构承保对外直接投资国有化风险,因此,当跨国公司成为该公约或机构的成员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控制,国有化赔偿问题可能会成为国际求偿的对象,这样就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保证,有利于促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发展。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在控制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促进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

(二)东道国方面

防范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对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双方都有好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向利润丰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占领更大的市场,推行全球性战略;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可以从大量的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选择吸收高质量符合本国发展要求的投资,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国资本中的先进技术,并且可以消除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之间的不信任感,有利于双方的友好合作,推动国际经济向前发展。

为了保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许多东道国都通过宪法或外资立法对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明确规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条件下才实行征收或国有化,并给予补偿,以此来维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关于国有化保证的国内立法,各国的实践均不相同。有的国家只通过宪法作出国有化保证。如印度宪法规定:“除非根据规定对取得资产给予赔偿外,对任何财产不得进行强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亚宪法规定,除非基于政府根据特别征用法所定条件的命令,并通过司法程序协商,确定支付公正补偿,对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进行剥夺。墨西哥宪法规定:“除非为了公用并支付赔偿,不得征收私人财产。”阿根廷、马来西亚、菲律宾、南斯拉夫等国的宪法也明确规定,征收财产必须为了公共利益,通过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补偿。中国宪法第18条规定:中国允许外国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中国法律规定在中国投资及从事其他活动,它们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受中国法律保护。

除了在宪法上的保证之外,许多国家还在其外资立法中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证,保证的范围通常还较为广泛。印度尼西亚外资法规定:“除非国家利益确实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规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资企业的所有权,不得采取国有化和限制该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时,“政府有义务进行赔偿。赔偿金额、种类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国际法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埃及关于外国资本投资及自由贸易区法规定:“除通过合法程序,项目不得被收归国有或征用,投资也不得被没收、扣押和查封。”苏丹1980年的《鼓励投资法》规定:“除非为了公共利益,依据法律并对投资者支付公正补偿,不得实行国有化,补偿的价值是在国有化时对投资者的财产估价后的时价。”泰国1970年的《投资促进法》则保证不对所鼓励投资的企业的活动实行国有化。我国的外资立法对国有化也有规定,1986年颁布的《外资企业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6〕

我国目前的国际投资保险制度不同于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为了外国或港澳地区投资者在我国境内的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颁布了《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将外国投资的政治风险列为重要的财产保险内容,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跨国公司

从微观的视角来考察,对国有化风险进行防范时,跨国公司本身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跨国公司对国有化风险的防范可以三个阶段来进行,一是投资前期,二是投资中期,三是投资后期。不同阶段的风险防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1.投资前期阶段。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前期阶段,主要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评估投资的风险程度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跨国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是对具体的对外投资项目所作的可行性分析,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首先要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这是从宏观上对东道国的投资风险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别评价报告”,说明东道国在国有化风险方面所具有的客观状况。

在“国别评价报告”中,在对国有化风险进行分析时,要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第一,东道国国内法即外资立法中关于国有化风险的保证状况。第二,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是否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协定中是否有国有化风险的保证条款,保证的内容和范围如何。第三,东道国是否参加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是不是公约的成员国,是否承担公约所要求履行的国际法义务及其保证责任。投资前期阶段的风险防范的目的是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尽可能避免风险,防患于未然。

2.投资中期阶段。

投资中期的风险防范主要是指跨国公司根据在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严重影响投资安全性与收益性的事件与因素,随时采取调整措施,以保证对外直接投资目标的顺利实现。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变化,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因此,跨国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弹性的调整手段,具体办法有:

第一,投资主体的调整。即跨国公司采取与东道国当地政府或企业共同投资,建立合资企业,这是一种积极的调整手段,通过投资主体的分散从而使投资风险也分散,因为共同投资要求投资主体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将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合资者身上,从而可以避免当地政府采取不利的政策,将风险分散。

第二,投资对象的调整。即跨国公司将投资的地域、行业、产品等分散化或多样化,这种调整方式的实际应用价值较大,如美国在东南亚的一家跨国公司,投资初期集中在油脂制造业,随着当地国有化呼声的高涨,该公司迅速将一部分投资转移到其他行业,从而避免了国有化的风险。

第三,投资方式的调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互换。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是常用的两种投资方式,前者以购买股份和成为合资企业投资者等形式投资,按资产产权比重定期分红,取得股息收;后者以银行信贷、企业、商业信用等方式投资,这可获得稳定的利润。当国有化风险增大时,跨国公司将股权出卖或转为银行信贷、母公司的买方信贷等债权形式;而当债务危机增大时,跨国公司又将其贷款转换为股份投资,这种转移尽管有一定困难,但可以减少风险。二是进行投资币种的转换,即跨国公司为了防范风险将其投资币种转换为当地货币。

第四,投资战略的调整。即跨国公司推行当地化的投资战略,增大跨国公司的当地化程度。本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实行外国投资当地化,即“逐步国有化”,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使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并使国有化风险大大降低。

第五,投资经营策略的调整。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能否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投资经营策略,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当跨国公司与当地政府发生冲突时,跨国公司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尽量与东道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宁可牺牲眼前利益,采取积极合作的政策,这有利于避免国有化的风险。

3.投资后期阶段。

当国有化风险严重危及跨国公司的生存,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时,只能从东道国撤退。抽回投资采取撤退的战略,必然会造成许多经济损失,应当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损失〔7〕。

注:

1〕〔3〕〔4〕〔6〕参见姚梅镇主编:《比较外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764、803～804、785、784页。

〔2〕〔英〕尼尔·胡德和斯蒂芬·扬著、叶刚等译:《跨国公司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14～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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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路径依赖　政府选择　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给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在带来日益强化的路径依赖效应，即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安排等层面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支配性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看，如果具备必要的条件，路径依赖能让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较快地发挥出来，有利于后进国家节约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成本；而从消极的方面来考虑，路径依赖则会使发展中国家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长期地处于依赖的位置上。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如何在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避免形成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严重依赖，是现实中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前人的相关研究

在近代社会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引进外部投资的重要性很早就引起了经济学理论的兴趣。20世纪40年代末期，哈罗德在其提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指出当一国内部的储蓄不足以支持理想的经济增长率时，可以通过引进外部的资本来提高本国的经济增长率。1960年，罗托斯在阐述其经济“起飞”理论时指出，一个国家需要有足够的投资（国内净投资占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超过10%）才能有效地启动现代的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偏低，往往不能满足这一条件，引进外资则能为实现经济起飞创造必要的条件。1966年，钱纳利和斯特劳特进一步提出了影响广泛的“两缺口”理论。其基本的内容是，后进国家在启动现代经济增长的时候，既面临着内部储蓄不足带来的投资缺口的制约，也面临外汇供给不足的缺口，后者制约其从国外输入投资物品的能力从而影响到资本的形成。引进外资是填补这两大缺口的有效手段。

现实生活中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也大大超过了对两缺口的简单填补。比如，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带来广泛的技术转移效应，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这一点内生经济理论等给予了高度重视。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不只是资本和劳动的增量。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不是一种外生的变量，而是影响资本与劳动等要素投入产出关系的内生变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一个重大的影响是加速技术创新的进程，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长期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步伐。

1999年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相当广泛的，集中起来说主要有5个方面：一是扩大投资的来源，加快资本形成的速度；二是带来技术转移效应，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三是拉动出口贸易的增长，增强出口竞争能力；四是增加就业机会，并改变就业的结构；五是对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示范和促进作用（1）。现实生活中，外商直接投资在上述几个方面的积极效应都不难观察到，当然在不同国家里程度往往不同。

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并不都是积极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普雷维什（RaulPreisch）、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等为代表着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明确指出了从发达国家输入的外部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可能带来严重的有害影响，通常的结果是加深后进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对内部资本积累形成冲击，甚至形成“飞地”现象。卡尔多索（Fernando H.Cardoso）更加尖锐地指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结果是导致和强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一方面，跨国公司把后进国家内部一些先进的经济部门同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它又使后进国家内部的落后经济部门依附于先进的经济部门，总体上形成一种“殖民地内在化”的效应，无助于后进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而只是服务于发达国家的需要。

上述经济学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激烈批判，并不只是一种情绪上的发泄，而与当时历史条件下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表现密切相关。比如，“飞地”现象在历史上的确较为广泛地存在过，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伤害也决非是个别现象。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包括发展中国家本身所进行的斗争和经济发展），跨国公司的行为方式有转变，然而，某些方面的消极影响至今仍然存在。今天我们现实地来看待外商直接投资，那么它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而只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人。

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来分析，特别是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应当也是不能忽视的。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是对其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的否定，相反，缺乏对外商直接投资消极影响的清醒认识，只会对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的形势下，的确有一些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只是片面地谈论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忽视甚至有意抹杀外商直接投资的消极影响一面，这不仅在理论是不成熟的，在实践中也是十分有害的。

回顾历史，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经历了3个阶段的转变：一是在殖民主义条件下的无条件地、无奈地接受外商直接投资；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国家纷纷走上民族独立之后，一段时期内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全面排斥的方针；三是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总体上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积极鼓励的方针。当前世界各国大都是把外商直接投资当作贵宾来邀请。面对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庞大的国际资本体系，发展中国家明显处于弱势的地位。为更多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往往在政策上做出更多的让步，付出更大的成本，进而导致东道国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矛盾更加尖锐、更加深刻。因此，如何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外资政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种严峻挑战。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

根据国家商务部网站提供的数据，2003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1081家，比2002年增长20.22%；合同外资金额1150.70亿美元，同比增长39.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5.05亿美元，同比增长1 44%.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增长态势。截至2003年12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65277个，合同外资金额9431.30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014.71亿美元（2）。外商直接投资在加速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目前，人们比较多地是沿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简单地说，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增加了国内投资的资金来源，其他方面的条件不变，就能相应地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许多实证分析都是围绕这一思路来展开的。比如，杜江（2002）等人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资本形成的感应度（I/FDI：本国资本形成的变动量比外国直接投资变动量）上反映出来，实证分析的结果是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可以带动国内资本形成的总量增加24.208元人民币。投资的增长则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我们认为，集中从要素供给增长角度来讨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很好地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理由之一是，从历史上看，建国之后我国就存在着相当高的积累率，这部分地是由于东方文化的影响，部分地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制。参照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我国很早就具备了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至少可以说，资本供给缺口论不足以有效地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从今天的现实中更可以看到，现在的国民储蓄总量远远超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但外商直接投资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中国，资本供给数量问题显然不是主要的理由。

中国经济发展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所获得的利益，从深层次上来分析，我们认为应当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源配置示范效应。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根本性影响不是资源供给总量的增大，而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诚然，外商直接投资的确增加了国内市场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但它们是在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转变的条件下才发挥出预期的效果，并对国内生产资源的使用效率改进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最重要和最深刻的影响是把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输入到中国来，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挥出特殊的示范促进作用，而经济体制的转型则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概括起来说，这种示范作用突出地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制度创新的示范。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首先是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然后是在竞争中让市场经济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今天回顾起来看，真正让中国公众对市场经济的效率和活力有切身体会的，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现实经济中的运行。如果没有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重大突破，中国经济在整体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进程不仅不会这么快，而且也许还会是难以想象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在国内市场上直接带来了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根本变化，对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

第二，企业竞争的示范。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运作方式，不仅在改革开放初期产生出强烈的市场冲击效应，至今仍然在市场上具有领先的示范效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的最基本的原因，是把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企业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完全使其失去了内在的活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入，对我国企业制度的改革起到的示范作用非常重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引入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家精神，对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在微观层次上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第三，市场开拓的示范。从近年的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发现和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往往起着先行者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外商投资企业比较抢眼的表现是在轻工业领域引入新的产品，提高产品的质量，如我国日用消费品和家电产品的发展过程，受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影响要远比进口明显。近年来，又是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地进入轿车生产领域等，大大地加快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升级产生了重要的拉动作用。

三、正视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

在充分肯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的同时，当前我们特别需要清醒地看到事物的另一方面，即中国经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近期国际上有一种评价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借来的。理由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基本上是依靠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来拉动。我们认为，虽然这样的评价明显过于夸张，但也的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是正视中国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依赖的时候了。从现实情况来看，国民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较为明显地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是出口增长的依赖。2003年我国外贸总额达到8500美元，增长速度之高多年来罕见，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在我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也再创新高，接近56%.虽然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已经在全球排名第4，但与其他贸易大国如日本和德国等相比有两点明显的不同：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所占比重高，二是加工贸易的比例很大（这也与外商直接投资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持续地快速增长，目前已经成为外贸增长最主要的来源。出口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如此之高已经相当令人吃惊。

第二是技术进步的依赖。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一些主导产业的发展往往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汽车工业和微电子产业是明显的例子。前者是多年来政府一直高度加以保护的产业，近年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之后，民族品牌已经接近消亡，快速增长的庞大国内市场只是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扩张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目前，后者则基本上控制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手中，要实现技术转移看来还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在新兴战略性产业中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完全开放，直接对国内的研究开发能力的培育起到了摧残作用，也对国内资本的进入形成排挤效应，整体上明显地强化了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

第三是资本形成的依赖。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是持续上升的，近年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之这个比率明显地偏高，更不用同发达国家来进行比较。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国内我们自己的投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外商直接投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如为外商直接投资项目配套的基础设施投入等，在沿海地区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投资推动是近年中国经济快速的一个主要因素，而社会总投资的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密切关联则不能不令人有些担忧。

经济运行过程中形成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与积极有效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从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所具有的潜在危害相当严重，尽管有些问题在短期内还不明显，甚至短期来看还是有益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就会逐步暴露出来。

首先，国民经济结构升级受阻。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000美元之后，产业结构升级将是推动国民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而目前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形成的出口依赖和技术依赖等，显然对加速经济结构升级很不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利影响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比如，前面已经指出加工贸易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非常之高，而这与外商直接投资密切相关。出于对自身投资利益的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会本能地让这种格局尽可能长地维持下去。众所周知，出口结构直接制约一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着眼于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外商已经形成的投资客观上都难免会成为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的阻力。

其次，竞争挤出效应日益明显。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国内资金从短缺走向过剩，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市场上的作用也越来越多从积极地增加有效供给，转变为对民间投资和国有资本形成挤出效应。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国内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有限的资源方面，如基础设施和能源供应的竞争等，整个市场的供给则严重不足。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竞争已经明显地转向争夺相对饱和的国内市场方面，凭借政策上的优惠和资本技术上的优势，对国内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形成挤出效应。现实生活中不难看到，上海等地区把重点放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上，民营经济的发展就不行；而浙江等地区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相对落后一些，民营经济就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再次，与长远发展目标的差距扩大。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都持续地快速增长，但有两个方面的矛盾却呈现出日益尖锐的趋势，一是就业紧张，二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些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密切相关。比如，从就业的角度来看，虽然外商直接投资重点是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外资项目要么集中在见效快，效益高的一些项目上，如加工贸易等，在国内的产业关联低，增加就业有限；要么是投资于高技术领域，如电子芯片制造等，就业数量更加有限。国内资金过多地用于为外商直接投资配套服务，也降低了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能力。

四、适时调整优化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今后，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应当继续停留在简单的引进上，而应当把重点放到重新构造外资与内资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来。过去的一段时期内，我国通过放开市场，提供优惠政策等把外商直接投资吸引进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在封闭经济体制中所没有的新的增长极，因而提高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然而，我们应当看到，这只是一种短期效应，相当于一种外挂的发动机。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进入结构变迁为主的阶段，这种外挂式动力的方式局限性越来越大，而风险则越来越高。今后应当考虑的选择是把这种外挂式的动力内部化，在更积极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努力把它与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协调起来。

进一步说，未来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格局是有效利用还是被动依赖，关键要看国内资本的生长和发育。如果国内资本不能有效地加速积累和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则经济增长必然要继续依赖引进外资，即使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不多也摆脱不了依赖的地位。反之，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越多，就越是能积极主动地利用外资。因此，促进国内资本的积累和功能强化，无疑是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一选择。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应当以促进内资的发育为导向，同时注意发挥内资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竞争效应，这是从整体上彻底摆脱对外商直接投资依赖的根本保障。

争取较早地摆脱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特别是避免这种依赖的加深，应当是我国今后几年在扩大对外开放的中需要切实解决好的一个课题。在这个方面，政府的选择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市场经济历来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运行的，政府的决策直接影响到市场竞争的格局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及时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对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协调好对外开放与国内经济发展相互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我们应当重点搞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调整：

第一，集中引资优惠政策的授权。作为发展中国家，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是必要的，但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给予各级地方政府过大的自，直接导致恶性竞争，这是形成对外资依赖性的重要机制。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传统经济体制中存在一些弊端现在都明显地集中到招商引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来了。从保障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需要出发，中央政府从现在应当对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使各地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上去，从全局上形成协调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发展关系的氛围。

第二，真正落实国民待遇的原则。尽管我国的投资环境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许多方面享受着超国民待遇，这种状况是广为人知的。我国应当根据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规则，对外商直接投资尽快地真正落实国民待遇的原则，这样做将获得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有利于把真正具有科技实力和管理效率的大型跨国公司吸引到中国来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形成公开的竞争。二是为国内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加速国内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从而在扩大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减少对外资的依赖。

第三，实现从引资到引知的战略转移。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要作根本性的调整，把目前偏重于引进资金流量转向以技术创新与制度移植为重点。从现在起，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优惠，应当集中到鼓励技术转移和制度示范等方面来。比如，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华设立研究与开发中心，应当给予比一般性投资项目更多的优惠，而对技术含量低的投资项目取消优惠政策。当前，应当及早制定一些必要的政策措施，鼓励外资兼并和收购国内企业，使国际上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得到较快的扩散，同时这也会有利于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提高全社会的资本使用效率。

第四，强化招商引资的结构导向。结构升级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今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要以结构优化为基本的取舍标准。一方面，要通过产业导向等途径把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更多地引向需求增长快的领域，如适当地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开放基础设施市场等，因为市场有效需求增长快的行业就不大容易出现垄断和形成依赖；另一方面，对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一些产业，要尽早实施反垄断措施，同时严格限制外商直接投资的继续投入，包括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原领域内新增和扩充资本。总之，在中国经济进入快速的结构转型时期后，要特别警惕出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依赖。

主要参考文献：

1.江小涓：《跨国投资、市场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行为》，《经济研究》2002年第9期。

2.陈飞翔：《市场结构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财贸经济》2002年第2期。

篇9

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对外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究竟是否有利还需要加以理性的分析。

从理论上来讲，有效的对外投资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在贸易面临较高壁垒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加以替代，但是，这需要经历从出口学习到直接投资的演进，否则，这样的替代会产生信息不完全带来的严重后果；第二，在企业拥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可以对外直接投资，这些竞争优势包括无形资产、技术专利等，利用这些竞争优势对外投资不会产生沉没成本，但可以带来知识溢价；第三，在可以利用区位优势的情况下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这里所说的区位优势主要源于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特别是劳动力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而产生的套利机会。

从以上各点来看，中国今天的对外投资似乎是缺乏理论支持的。经过关贸总协定和WTO的多轮谈判，国际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基本拆除，关税也降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以对外直接投资来替代商品贸易就缺乏足够的理由了。更为重要的是，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成本是不一样的，贸易成本具有通用性，而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成本则具有专用性，因此，直接对外投资产生的沉没成本会更高，从而风险会更大。

再从竞争力角度来看，中国的企业并不占据优势，中国企业长期从事加工贸易，缺乏无形资产，所拥有的技术也大都通过学习或引进而获得，所以，并不具有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中国实际拥有的是产能优势。因此，从理论上讲，出口商品要比对外投资更加符合逻辑。

基于以上分析，唯一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企业需要对外直接投资的理由只能是劳动力短缺、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工资率上升。然而这个理由更加难以成立，因为中国人口红利并未消失。

人口红利消失说错在哪里？

今天中国主流经济学有关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观点存在严重的理论错误。导致这种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混淆了流量与存量、静态与动态问题，并且严重忽视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有关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观点基本上都是以人口老龄化作为依据来加以论证的。但是，这样的论证方法是错的，人口老龄化只是一个流量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经历双重转型的经济体来说，人口红利主要来源于以下两种存量，而不是流量新增劳动力：第一，是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化工业经济结构转型所释放的农村剩余劳动，这由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所决定；第二，是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所释放的剩余劳动（沉没在国有经济部门的冗员），即所谓的城市下岗职工。从统计数据来看，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1%，那么农村人口占比就是49%，根据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到“十三五”规划结束的2020年，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比也只能降低到40%左右，比照发达工业化国家农村人口平均占比为2%来算，中国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人口红利的国家？

再从动态的角度来讲，只要中国农村能够有效地实现从小农经济向现代大农业的转型，就可源源不断地向城市工业部门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美国在过去100年里农业劳动生产率差不多提高了1000倍。今天美国有3亿多人口，耕种世界上22%的可耕地，而农村人口只有800万左右。中国的可耕地仅占世界的7%，但是农村人口却高达6亿左右，占总人口的40%以上，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将细碎化的小农经济变成现代大农业，我们将不知道可以释放多大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进入城市工业部门。

中国的人口红利不仅来源于农村生产率提高后释放的几乎是“无限可供给的劳动”（根据国际经验，人口红利接近消失的“刘易斯拐点”通常会发生在农村人口占比降低到20%的时候，只要未达到这个边界，劳动就会是像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所说的无限可供给），而且还来源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剩余劳动，即在体制改革中因为“下岗”而暂时失去工作的人。前者可用农村人口占比来计算，后者则可用劳动参与率来计算。官方统计缺少这方面的数据，但是，经验数据告诉我们，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而下岗的城市职工并未全部重新回归工作岗位，这部分人的劳动参与率究竟有多高，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其数量不可小觑。而且这种存在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结构性问题是无法通过官方的失业率统计而显现出来，因此，试图用城市失业率来判断城市还有没有剩余劳动的存在是很不可靠的。

根据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彭希哲教授的计算，中国目前15岁～59岁的劳动人口为70.16%，不仅是历史上的高点，而且也是世界将近193个国家和地区中占比最高的。如果说中国没有人口红利了，那不就等于说世界末日已经到了是一样的吗？由此可见，凡是认为中国已经没有人口红利来发展制造业、从而必须通过对外投资到世界去寻找廉价劳动力的观点，实际上是犯了未把流量问题与存量问题加以区分的错误。

结论是明确的：中国流量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确实已经形成，但是存量人口红利仍在。假如我们据此进行结构调整、盲目提高工资率、迫使（倒逼）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这不仅会丧失中国的比较优势，而且还会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因为通过对外投资带来的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就是输出就业，随着国内就业机会的减少，工资劳动者的收入将会趋于减少。

英日的教训和美国的经验

从日本的做法来看，企业对外投资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从国内经济来看，伴随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来的便是经济“空心化”，经济空心化不仅减少了政府税收，而且也减少了国内就业机会与全社会工资总额，政府与居民收入的下降，导致了房地产价格与股票价格的暴跌，源于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的泡沫经济迅速走向破灭，从此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与代际贫困（表现为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参与就业的老年人富有，而在经济走向停滞时期就业的年轻人相对贫穷）；再从离开本土走向国际市场的日本企业来看，由企业员工多国化带来的管理成本的提高、东道国企业低成本模仿造成的核心竞争力的丧失、以及与东道国政府较高的协整成本，都会导致其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于是日本在海外的企业便先后走上亏损、拍卖乃至破产的道路。

从日本的做法可以清楚地看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无论对于母国经济增长还是对于本国企业发展都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如果再遇上没有信用、刻意违约的东道国，还有可能遭遇将外国企业国有化的灭顶之灾。因此，在今天的世界上，很难以“走出去”战略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更不可能像上个世界60年代～70年代那样，试图通过本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来改变世界经济的增长格局。

假如中国的企业不适合对外投资，那么是否可以由政府来替代呢？回答可能是更糟。在此，我们不妨以英国为例来加以分析。从1700年工业革命开始，英国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出口导向时期，英国借助于纺织工业革命，通过生产制造和出口纺织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国家，“日不落”帝国从此崛起；第二个阶段是殖民地扩张阶段，随着殖民扩张而来的是英国的殖民地贸易渐渐地取代工业制造而成为英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第三个阶段是海外投资发展阶段，由英国政府牵头在海外殖民地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与港口码头建设等。

其结果便是企业家精神递减，从第一个发展阶段的技术创新到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国际商务、再到第三个发展阶段的工程承包，英国的企业家精神日渐泯灭。及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兴起，英国在海外的投资均被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收归国有，英国在海外的资产基本清零。结果，在内部企业家精神泯灭、外部海外资产清零的双重冲击之下，英国便由一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迅速地转变成为一个日落西山的国家，最终在本国货币缺乏基本面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把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拱手相让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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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是目前国际上该领域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根据他在1996年与其同事Ari Kokko教授对溢出效应的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是指，由于国际企业的进入或参与，东道国本地企业所获得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实际上，国际上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在60年代就已经开始起步，正是由于这一问题本质地涉及到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几十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越来越热烈，并且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即当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以后，是通过怎样的微观机制和过程对东道国本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的。对这一问题的透彻理解无疑将有助于东道国的政府和企业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达到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促成溢出效应产生的目的。

认识演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和作用

回顾历史，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抵触到审慎开放，进而主动吸引的过程。

50年代后期，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有限，学者们也只是把它当作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加以讨论；到了60年代后期，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学者们开始着力研究它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冲击和影响。主流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由发起国本国市场的寡头垄断特征引起的，研究者们担心外商直接投资会将这种本国市场的不完善性扩散到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对国际企业转移价格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均衡发展的研究都加强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抵触情绪，因而60年代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都持有拒绝或严格限制的政策。

70年代，国际借贷资本强有力地支持了亚洲新兴国家外向型经济以及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型经济的蓬勃发展；然而，80年代以政府借贷为核心融资方式的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受到了挫折；而以墨西哥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国家又陷入了债务危机；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对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引进国际资本不得不进行重新的思考。与此同时，学者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深入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多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具有多方面的溢出效应，特别在国际技术转让方面的作用受到了特别的关注。由此，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无论是被动地吸引国际资本还是主动地创造国际技术转移的机会，多数国家开始倾向于部分开放和有目的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进入90年代以来，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了更进一步的积极认识。相对于其他国际技术转移的方式，人们发现，越是最新的技术和最具获利性的技术，国际企业越倾向于通过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在东道国使用。原因在于，从国际企业的角度考虑，采用这种形式会把这类技术法律上的控制权留在国际企业内部。从希望获取先进技术的东道国的角度考虑，由于上述原因，东道国的企业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并不一定总能从市场上购买到。在这种状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本地企业的特殊意义在于，当国际企业在本地投资并采用先进技术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本地企业可以就近通过观察、模仿、反向工程以及雇用曾经被国际企业雇用的人员等渠道取得相应的的技术与管理的有益信息，从而也可以造成其技术信息的外溢。此外，除了外商直接投资可能造成的技术外溢效应，哈佛大学的Caves教授还发现，如果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东道国的垄断性市场，会打破市场中原有的垄断平衡，本地企业则会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提高效率。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一种体现。事实上，90年代各国的外资政策相对80年代来说更加开放，相邻的各国之间吸引甚至争取外资的意图都更加明显。可以认为，开放和吸引外资已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认识显然是这种政策实施的重要依据。

机制探索：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产生

尽管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上述比较普遍的积极认识，并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确实采取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但根据不同国家制造业数据所进行的经验研究的结果却并不乐观。由哈佛大学的Caves教授、纽约大学的Globerman教授以及斯德哥尔摩大学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分别主导的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制造业的研究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在东道国产生了溢出效应；但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Haddad&Harriso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Aitken&.Harri-son分别对摩洛哥和委内瑞拉制造业的研究却显示溢出效应并没有产生；而由意大利的研究人员Mariotti主持的研究发现，在专业型行业（Specialist sectors）和规模型行业（Scale intensive sectors）中产生了溢出效应；而在科学型行业（Sci-ence-based sectors）和传统行业（Tranditional sectors）中却没有产生溢出效应。基于上述不同的研究结果，国际上的学者们得出了一个共识：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并不是自动产生的。也就是说，各国的开放政策本身并不能够保证进入本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在本国产生溢出效应，因此，深入探索溢出效应产生的条件和机制，成为了各国在现实中能否有效引导溢出效应产生的关键。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国际上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归纳为“行业内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以及“由于人员流动造成的溢出效应”三种形式。

1.行业内溢出效应。

行业内的溢出效应也被称为“示范与竞争效应（Demonstration and Competition effects）”，这种溢出效应的机制体现为，当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东道国的特定的行业后，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采用的现代的商业模式和先进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为外资企业创造了高额利润的机会，从而为在同一行业中的本地企业产生了示范效应；而本地企业对外资企业的观摩与模仿行为最终使本地企业达到了提高自身劳动效率的结果，获得了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和对本地市场的争夺，对在同一行业中运作的本地企业造成了竞争的压力；为了保持原有市场并且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本地企业会竭尽全力地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提高经营效率。这种在竞争环境下促成的效率提高也是溢出效应的表现形式。针对这种机制描述，Riedel和Lake曾经分别对欧洲半导体业进行了两项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结果表明，美国跨国公司的进入确实为欧洲该行业带去了新的技术，这种示范效应对欧洲整个行业的崛起作用显著；Langdon在对肯尼亚肥皂业进行的案例研究中发现，由于进入肯尼亚的国际肥皂制造企业将机器制造的肥皂引入了市场，本地企业原有的手工制造的肥皂失去了销路，本地肥皂制造厂商也不得不去引进相应的肥皂制造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上述案例研究的基础上，1992年Wang&Blomstrom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将这种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模型将外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的决策与本地企业对学习过程进行投资的决策相互联系，探讨了两类企业在相互竞争中的决策机制。他们认为，对于本地企业而言，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不得不投资于学习过程，而学习过程的投资越大，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越强，越能够获取高额的利润，从而表现为本地企业因为外资的进入而获得了溢出效应；与此同时，由此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的缩小，又进而会促使外资企业不得不越多越快地向东道国子公司转移技术，以提高相应的竞争能力和保持原有的利润空间；这就体现为由于内资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导致了对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而可喜的是，外资企业的提高又反过来为本地企业进一步获取溢出效应拓展了新的空间。于是，我们理解，至此，Wang&Blomstrom把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机制阐述为了一种可能“螺旋式上升”的拓展机制。Kokko在1994年的一项针对墨西哥制造业的经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Wang&Blomstrom的研究结论。

然而，在取得了上述正面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清醒的意识到，以“示范和竞争效应”为机理的溢出效应并不是唯一的结果。无论研究中还是现实中都存在着与模仿和竞争相关的反例。例如，巴西纺织业的案例研究发现，一个跨国公司在当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并带来了新产品―――“人造纤维”，使得本地企业生产的棉织物无人问津，最终导致了大批的本地企业破产。因而到目前为止，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是：“示范和竞争效应”确实是溢出效应产生的有效机制；而“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促使积极的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的产生”仍然是困扰东道国政府和企业的一个现实问题。

2.行业间溢出效应。

行业间的溢出效应又被称为“上下游关联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与当地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联系产生的。劳尔1980年选取了两家印度的大型卡车制造商AL(外资占主要股份)和TELCO(合资企业)，考察了两家企业以及他们的36家供应商在建立、信息技术、财务、原材料采购以及管理和分销渠道等方面的情况。根据这份案例研究，Lall总结了可能导致“上游”溢出外溢效应的互补行为，他认为跨国公司可能通过下述方式提高当地供应商的生产效率：第一，帮助有潜力的供应商建立生产设施；第二，为提高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提供技术协助或相关信息；第三，提供或帮助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第四，为供应商的管理和组织提供培训和帮助；第五，帮助供应商寻找更多的客户。继劳尔之后，Linda&Pang选取新加坡的3家出口导向型电子企业又进行一次案例研究。Linda&Pang选取的3家电子企业都是世界领先的电子企业（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且3家公司在新加坡都已经经营了8-13年，他们的产品中90%以上出口海外。通过对3家公司的管理层的访问，Lim&Pang发现，这3家企业都很愿意与当地的供应商建立联系，并且从财务、技术、管理等方面为供应商提供帮助。在此基础上Lim&Pang认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销售产品，市场力量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长期的高效率，而本地企业（供应商）的有利条件在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资企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他们提出，东道国政府通过严格的政策限制来增加对于本地产品的购买是没有必要的，政府只需要加强本地企业和那些出口导向型跨国公司的关联，跨过企业就可以通过后向联系对本地企业产生溢出效应。

与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相类似，在外资企业与东道国本地企业发生关联的研究中也有不乐观的情况存在。一份针对墨西哥的研究发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将其产业链中需要利用廉价劳动力的部分转移到了墨西哥的边界。这一产业的转移确实使美国企业从中获得了降低成本的好处，但并没有起到帮助墨西哥的相关产业提升效率的作用。由此看来，要切实有效地获取行业间的溢出效应，也还需要更加深入和更具针对性的研究。

3.由于人员流动造成的溢出效应。

由于人员流动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有时也被称为劳动力溢出效应，它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对其当地雇员一般都会给予多方面、多层次的培训，一旦这些员工离开跨国企业去其他公司就职或开设自己的公司，他们在跨国公司学习的技术就会受益于本地企业。对这种溢出效应机制的描述是Irving Gershenberg通过对肯尼亚的案例研究得出的。Irving Gershenberg选取了肯尼亚41家制造业企业的72名中、高层管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对比研究了跨国公司和非跨国公司对于管理人员培训的方式、时间以及各种不同类型企业管理人员的流动情况。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管理技术的提高是有贡献的。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十分擅长培养和发展管理人员的管理技能，经过一段时间后，部分经过培训的管理人员加入其他类型的企业工作从而将使这种技能得以扩散，体现为对本地企业产生了溢出效应。此外，Irving Gershenberg还发现，合资企业对于技术溢出的贡献最大。Irving Gershenberg的案例研究为从事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学者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考察现实：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产生溢出效应的潜力

近5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但由于受行业和企业数据的限制，多数对溢出效应的研究停留在宏观层面。因此，对于在行业及企业层面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微观机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1.获取溢出效应已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目标。

纵观我国吸引外资几十年的历史，我们也走过了从严格限制到有限度开放，直至加入WTO后逐步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由于相对于国际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国民经济在这十几年中一直保持高速而稳健的增长，从而使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国际地位一路显著攀升，目前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外资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与日俱增。在这样的环境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量”，即“如何吸引更多外资”的问题了，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则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其中，如何利用外资带动我国企业的成长，即如何促使外资在行业和企业层面产生溢出效应成为了目前被各界瞩目的核心问题之一。

2.我国的国际化商务环境为溢出效应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条件。

借鉴国际上关于溢出效应的研究，我们认为，我国目前的国际化商务环境已经为溢出效应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首先，如前所述，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已经吸引了丰富的外商直接投资。这种丰富程度不仅仅是从总量上来衡量的，它还显著地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广泛的行业范围和地域范围；与此同时，从外资来源的角度看，外资不仅仅来源于周边文化与语言相近的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还吸引了众多的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著名跨国企业。于是，这就为我国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层次和水平的企业都创造了吸收外商投资溢出效应的机会。

其次，从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机制考虑，在我国国内市场上，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竞争是广泛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国内需市场的蓬勃发展，进入中国市场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要目的之一。外资的进入必然地冲击国内企业原有的市场份额，使本地企业切实地感受到面对面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进入，也将先进的科学与管理技术带进了市场，从而为本地企业的就近观摩和模仿提供了条件。

再次，从行业间溢出效应的机制考虑，由于我国在劳动力成本低廉方面具有显著的全球性竞争优势，于使吸引了大量的以整合全球价值链为目标的外资的进入。这就为我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形成前后向的供应链合作关系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最后，由于外资在中国扩大经营的需要，近些年来外资企业培训本土地员工的规模不断扩大，将本地员工送到国外培训的机会也不断增加；而受到外资企业内部的上升空间的限制，从外资企业到内资企业的人才流动将是不可避免的。为此，争取由于人才流动而产生的溢出效应也具有很广阔的前景。

3.对溢出效应微观机制的深入研究将更有效地促使溢出效应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