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分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外直接投资分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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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文献

（一）针对某几个区位因素进行的研究

蓬塞（Poncet，2007）指出，那些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双边投资协议（BITs）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投资国的友善关系可以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成为企业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二）针对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制度在市场和交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保护知识产权、执行合同、为提供物质和组织基础设施建设的集体活动提供便利（Dixit，2009）.制度决定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可行性和收益性（North，1991）。完善的制度能够为一个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Rodrik，2008）。Wasseem（2012）通过研究发现：国内制度功效的质量对资金流动具有正向作用；更好的制度功效质量使得国家的资本结构更加公平和远离负债；一个国家的组合投资对国家制度功能质量比FDI更加敏感。Daniele，Vittorio和UgoMarani（2008）认为东道国制度质量好坏会直接影响其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少，并在其研究中验证了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Jos印h和Randall（2008）针对中国做了研究，他们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FDI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投资母国相对国内投资而言，在中国的FDI受到的制度限制相对较少，制度上的影响对他们的投资影响相对薄弱。他认为制度质量相对较低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国外投资，跟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是分不开的。

二、国内文献

（一）整体上讨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杨大楷等（2003）将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特点相结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重；不同类型企业根据其侧重点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区位；在国外进行研发的企业应注重寻求产业集群，利用集中的资源和能力取得更多的创新优势。

（二）针对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的研究

江心英（2004）认为东道国的经济环境（environment）、体制（system）、政策（policies），即EPS系统和跨国公司的行为特征是决定FDI区位选择的两个内生变量，然后重点阐述了基于这两个内生变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综合动因理论。范小军、杨舟（2006）则运用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相关原理，建立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且讨论了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其结论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容量较小，优惠税率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可以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正影响；如果市场足够大，即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是很完善、税率也没有十分优惠，这个国家或地区仍然可以吸引直接投资。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路径

国内学者提出对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先易后难”或者“先难后易”的决策，大多数是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角度区分难和易。具有代表性的有何志毅（2002），他比较研究了海尔集团的“先难后易”与IRB集团的“先易后难”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战略，分析了实施两种战略的企业其国际化战略的共同点，两种战略的优势、劣势和采用两种战略的一般原则。而邵祥林（2005）则主要探讨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目的、路径和模式。他依据对外投资目的将海外投资进行分类，借助两阶段寡头博弈模型，对不同类型的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分析和描述，指出以整合资源、提高企业竞争力为目的的海外投资企业更可能是以承担较大风险为代价来换取要素整合方面的提高；以扩展市场为目标的投资企业应看重市场规模和同行业企业的发展水平、竞争能力。另外，他还指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应该选择产权安排方式（例如独立经营和合资经营）。同时，他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经营活动不具备绝对优势，因此，比较优势原则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决定自身的经营战略和方式中显得尤为重要。最后，王凤彬、杨阳（2010）将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包括自然资源、市场和效率寻求型三种）和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后者也称为“探索型OFDI”。他们以联想收购IBM、吉利收购澳大利亚DSI公司等案例为例，从顺梯度和逆梯度FDI的对比分析中归纳出、“差异化的同时并进”模式；并且文章指出中国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游”位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来说，相比单一模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企业更应该“两条腿走路”“齐头并进”，在投资过程中兼收“探索型OFDI”与“利用型OFDI”的优势。

【参考文献】

[1] NorthD.C.Institutions[J].JournalofEconomicPespectives（1991），5（1）：9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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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直接投资效益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2-0031-08

一、引言

自2013年中央正式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共建为抓手，打造新型国际合作模式以来，已主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一系列专门的对外投资机构。对外投资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切入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从规模来看，我国企业近年来“走出去”步伐加快。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231.2亿美元，首次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基本持平；另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2015），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香港。然而，从另一组数据中我们也看到了不同的情况。根据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BOP），2014年我国直接投资项下资产为804亿美元，负债为2891亿美元，即直接投资净流入2087亿美元。此外，根据BOP历史数据，近五年我国直接投资平均每年净流入高达近2000亿美元。这些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距离流入流出平衡仍有较大差距。

尽管我国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大手笔收购投资频繁见诸报端，但外界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情况却一直持怀疑态度。巨大的反差使我们难以判断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现状，而投资效益的真实水平将决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否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则关系到能否以直接投资推动改善对外资产结构并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选取恰当的数据深入严谨地进行分析研究，正确判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和效益水平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并且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课题。

二、文献综述

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由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提出。他将一国的对外投资同经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通过观察67个国家1967-1975年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人均GNP数据，发现两者的散点图呈U型分布，在此基础上他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既无吸引外资的区位优势，也没有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跨国企业，基本没有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流出；第二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有效需求开始形成一定规模，结合自然资源、劳动成本低等区位优势，直接投资开始流入，但流出仍然很少，对外直接投资净值为负且加速下滑；第三阶段经济进一步增长，部分行业具备了可与外资竞争的所有权优势，外资流入减少，但在高新技术行业外资优势仍然显著，对外投资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虽然整体看对外直接投资仍是净流入，但流出已开始迅速增长，净值出现拐点，负值逐渐减小；第四阶段经济发展至发达国家水平，开始全面参与全球竞争，进行全球化的产业和资源配置，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超过流入，转为净流出国。〔1〕之后，邓宁又进一步提出了投资发展路径的第五阶段论，指出对于经济最发达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其对外投资将不再同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关联，而是由经济政策和周期等因素共同决定，流入和流出均规模巨大，净流出围绕零值上下波动。〔2〕

IDP理论被提出之后影响斐然，包括邓宁本人在内的众多学者通过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等方法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不断的修正、扩展和检验。日本经济学家小泽（Ozawa，1996）在行业层面提出了中观IDP理论，指出宏观经济层面的对外投资U型曲线可视为中观行业层面U型曲线的包络线〔3〕；邓宁等（Dunning、Kim、Lin，2001）将贸易发展路径理论（TDP）和IDP理论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两种路径具有相似之处〔4〕；海亚姆等（Kayam、Hisarciklilar，2009）运用非线性波动函数通过OECD国家的数据对IDP理论进行了再检验。〔5〕在实证检验方面，大部分的研究支持了IDP理论的结论，如邓宁等（Dunning、Kim、Lin，2001）对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6〕，巴瑞等（Barry、Gorg、Mcdowell，2001）对爱尔兰的研究〔7〕，卡斯特罗（Castro，2004）对葡萄牙的研究〔8〕，格瑞尼亚等（Gorynia、Nowak、Wolniak，2007）对波兰的研究。〔9〕

国内学者近些年也开始运用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开展研究。江小涓和杜玲（2001、2002）较早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介绍。〔10〕高敏雪和李颖俊（2004）通过建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短面板模型对IDP理论进行验证，并根据结果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分析。〔11〕邱立成和于李娜（2005）以二次函数模型对中国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半段。〔12〕李辉（2007）则以二次和五次函数模型分别验证了IDP理论对我国的适用性，同时建立多国面板模型ξ夜未来对外投资规模进行了预测。〔13〕黄武俊和燕安（2010）通过对存量/流量、二次/五次函数进行分别组合构建了四种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投资发展路径已经出现拐点，进入第三阶段，并将中国同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墨西哥进行了国际比较。〔14〕薛求知和朱吉庆（2007）、林季红和胡雯婷（2011）根据邓宁的划分标准认为我国对外投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15〕，而朱华（2012）、彭刚和苑生龙（2013）则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2006年测算的阶段划分标准判断我国对外投资阶段实际上是超前于经济发展的。〔16〕

从现有文献看，国内研究主要通过应用IDP理论，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特点进行经验分析，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判断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阶段，并据此预测发展前景和趋势。但正如闫实强（2012）所指出的，国内文献在IDP理论的应用方面普遍存在一些问题，譬如刻板参考邓宁在1981年划分的阶段标准而没有考虑时展的影响。〔17〕在研究数据的选取方面，虽然部分学者如高敏雪和李颖俊（2004）、邱立成和于李娜（2005）注意了数据来源不同可能对分析结果造成影响的问题，但迄今没有文献对这点进行深入分析和谨慎选择，大多数文献只是直接选取UNCTAD数据。鉴于上述缺陷的存在，现有文献所得结论值得商榷。同时，现有文献的模型也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对创新模型的研究和应用较少。本文将弥补这几方面的不足。

另一方面，目前针对对外投资收益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大部分论文并没有将直接投资作为专门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仅有的文献也显得缺乏较为权威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而本文所采用的综合收益率将考虑存量估值效应因素。这一概念最早由丁志杰和谢峰（2014）提出，指由于货币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所造成的对外资产负债存量的价值变化。〔18〕其他学者对这一现象也做了相似定义，如肖立晟和陈思（2013）将其称为金融调整渠道，认为本质上是一国外部资产和负债随着汇率和资产价格随机波动而变化的机制。〔19〕然而，两者均是在对外资产负债整体层面解释这一概念，前者侧重于美元货币特权和美国表外收益，后者主要从我国国际收支和外部失衡角度进行分析。管涛（2015）将其解释为非交易因素所导致的价值调整，并首次根据IIP分类资产进行了计算。〔20〕王春英和周济（2015）则对这一现象背后涉及的统计方法和变更等内涵进行了解读〔21〕，但都没有对IIP和BOP数据进行更深入的剖析。本文将通过整合过去10年的IIP分类资产数据，就直接投资的效益水平与其他对外投资方式下的效益进行对比分析。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判断

1.基于BOP数据的经验分析

由于巨大的数据差异，现有文献的结论可信度不足，而统计部门一直没有对相关口径的差别进行权威解读，因此需要首先结合实际情况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中国对外投资统计数据的权威来源为商务部和外汇管理局。①这一方面需要首先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原则与指标说明》等相关统计制度和数据诠释文件，而从数据源看，商务部的数据来自投资企业的报送资料，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来源除商务部统计数据之外，还包括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国际交易报告系统、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年检数据等；从统计方法看，商务部主要采用月度和年度报表逐级汇总报送的方式，而外汇管理局还包括了全数调查、抽样调查等，并对各来源的报送数据进行了系统评估和校验，核查数据质量；从统计口径看，商务部数据仅包括资金投资，而外汇管理局数据还包括了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投资，口径更广。②因此本文认为外汇管理局的数据在质量上更好，并且口径也更符合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虽然在国际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被众多文献认为是最优的对外投资统计数据来源，但在做具体数据对比时发现，在UNCTAD数据库中我国的数据和商务部的数据是基本相吻合的，因此推断UNCTAD公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的报送。基于上述对商务部数据的分析，我们认为直接采用UNCTAD数据分析我国情况并不恰当。进一步的，通过将UNCTAD对外投资数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BOP）中的直接投资项作对比，我们发现除中国外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数据相差很小，这意味着以BOP数据为准进行研究具有一致性和可行性。因此，我们认为以外汇管理局公布的BOP数据③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更具有说服力。

我们这里借鉴二次和五次函数实证模型（I和II）进行分析。根据纳鲁拉（Narula，1996）的观点，采用对外直接投资净存量数据可以避免可能的短期冲击所导致的异常波动，相比流量数据效果会更好。④但考虑到直接采用对外投资头寸表（IIP）的存量数据会使结果受到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带来的存量估值效应影响，本文选取UNCTAD公布的1981年我国对外投资净存量作为基期〔22〕，通过累加外汇管理局公布的1982-2014年BOP数据所代表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流量，以获取1981-2014年对外投资净存量数据。

模型中PNOI和PGDP分别代表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净存量和人均GDP，历年人口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我们使用STATA软件分别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I和II中的高次项系数β2均为正，并且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我国实际情况符合IDP理论模型预测。对比来看，虽然两者的拟合优度及调整后的拟合优度都比较理想，但模型I略好于模型II，说明我国在样本区间内初始阶段便呈现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下降快于人均GDP增长的特征。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我国自1978年之后才逐渐对外资开放，之前的金融压抑使得外资在开放伊始便集中涌入，从而跨过了IDP理论所描述的初期外国直接投资缓慢增长阶段。图1是我国PGDP和PNOI的散点图及模型I拟合的回归线。以模型I估算，我国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净存量将在人均GDP为13647美元时达到最低点，而2014年我国人均GDP达7351美元，因此判断目前我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拐点仍有一定差距。虽然我国人均GDP在近几十年保持了每五年翻1番的高速增长，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这一增速不具备可持续性，估计需7-10年才能达到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

2.对外投资阶段的划分标准：2014年数据

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需要及r更新。自邓宁在1981年的论文中首次提出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之后，众多文献在使用IDP理论进行实证分析时直接套用了这一标准。显然，这一标准只有在研究样本的时期相近时才具备参考价值。虽然UNCTAD在2006年对这一标准进行了更新，也有部分文献加以引用，但距今又过去了10年，继续用于判断当前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阶段欠缺说服力。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邓宁在划分标准时使用的是流量数据，而UNCTAD使用的是存量数据，以IDP理论描述五阶段曲线，在数据一致情况下使用存量数据划分的阶段标准必然高于流量数据，这也是现有文献在应用此标准进行分析时容易忽略的问题之一。

本文以UNCTAD数据库为基础，利用175个经济体2014年最新数据就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进行了重新划分。如图2所示①，各阶段人均GDP划分节点大致为6000、15000、30000、50000美元。对比UNCTAD在2006年重新划分后的标准，此标准已大幅提升。2014年我国人均GDP为7351美元，按这一标准，处于对外投资路径的第二阶段；同时，2014年我国人均NOI为-1501.7美元，从图中来看也符合第二阶段国家的取值范畴。这一结果支持我们通过模型I的判断，同时根据模型I估算的我国第二、三阶段拐点为13647美元的结果也基本符合来自全球数据得出的最新标准。

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的再检验：波动函数模型

在现有文献中，传统线性模型虽然能够较好地检验对外投资发展早期阶段的特征，但无法完全反映完整的五阶段特点；同时，线性模型所估计的变量系数不具有经济意义，无法直观反映各国发展路径的特异性。为此，海亚姆等（Kayam、Hisarciklilar，2009）创造性地提出了波动函数模型〔23〕，其基本形式为

该非线性方程组含有三个方程、三个未知数，没有解析解，因此需要通过数值迭代法求解。本文采用Eviews8软件进行估计，数据样本同上一节传统模型，结果如表2。

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Ⅳ在样本区间内具有较好拟合优度，并且结论基本同传统模型一致。h为正、A为负验证了我国符合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的预测并处于早期阶段，而根据相位值2π/v可计算出我国对外投资发展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拐点在11140美元，这一点也同传统模型基本一致。结合我国2014年人均GDP可以判断我国仍处于对外投资发展的第二阶段，但是，回归结果显著性不强，A和v的P值均接近0.1，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样本数据容量不足；而h的P值约为0.7，这意味着波动函数的扩散性影响很小（h趋近于0），指数项趋近于1。

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水平对比

1.存量估值效应视角下的对外投资综合收益

从整体看，对外直接投资属于对外投资的一种形式，一国的对外投资活动主要从国际投资头寸表（IIP）和国际收支平衡表（BOP）得以体现。其中，IIP反映存量，体现在资产方； BOP反映流量，体现在金融账户资产项。从表面看，BOP中经常账户项下的投资收益贷方直接反映了当期一国对外投资的总收益，因此一般被作为考察国家对外投资收益状况的直观指标。但实际上该项指标并未完全反映一国对外投资收益的全部情况。一般而言，投资收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投资产生的资产利息，包括股本分红、债券利息等；一部分是资产的市场公允价格变动所产生的潜在收益，一旦出售即可确认为实际收益，即资本利得。整体看一国对外投资，前者可以通过BOP中的投资收益项反映，后者则无法直接读取，需要我们自行计算。根据国际收支手册，BOP仅统计当期发生的投资活动，不记录存量资产价值变动，但这一变动会在IIP中得到体现。也就是说，IIP中对外资产相邻两期存量的差额减去对应当期的BOP流量，即资产价格变动所带来的损益为存量估值效应。

理论上，对外资产的存量估值效应由货币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造成，因此从本质上看，存量估值效应不是简单的价值调整，而是一国对外资产收益的一部分。但在以往实际分析中，往往被人所忽视：在考察我国对外投资收益时只关注BOP中投资收益的显性流量，忽视存量估值效应所代表的隐性资本利得。从资产综合收益率角度看，一国对外资产收益率

其中gt代表资产利息，Gt代表资本利得。如果仅计算利息收益率r，则2014年我国对外资产收益率为2.95%，但从对外资产综合收益率R看，仅为1.56%。此外，从表3可知，从利息收益率角度看，我国对外资产10年间平均收益率为3.27%，并且相对平稳；但从综合收益率角度看，10年间平均收益率为4.08%，略高于利息收益率，但波动较大，有的年份甚至为负值。

2.对外直接投资效益比较

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IIP来看，根据投资工具和方式不同，对外资产可划分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金融衍生工具、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其中其他投资包括其他股权、货币和存款、贷款、保险和养老金、贸易信贷、其他应收款。如果不考虑储备资产，其余各项可视为我国非政府部门对外投资的主要形式。为计算分类资产的综合收益率，需要分别计算各类资产利息和存量估值变动，由于我国BOP中投资收益项下并未细分不同资产种类，无法计算各类资产的综合收益率，只能单独考察各类资产存量估值效应，即资本利得收益率（见表4）。

由表4可知，如果只考虑资本利得收益，从近10年对外资产分类资本利得的平均收益率看，直接投资平均收益率为7.37%，高于对外总资产的平均综合收益率，并且最为平稳；其他应收款虽然平均收益率很高，但主要是由于2006年收益率高达115.23%所致，而且波动很大；证券投资、货币、存款和贷款的波动不大，但收益率显著低于直接投资；贸易信贷由于期限较短，基本不受资产价格波动影响，因而资本利得收益为零。由此可见，单从资本利得收益率角度看，在各对外投资方式中直接投资效益最好，不论是收益率还是稳定性均优于其他资产。此外，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运作看，一方面我国在考察期内针对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实行逐笔审批制度，众多企业在通过审批将资金投向境外后，倾向于将收益及回收投资所得资金留在境外，从而在继续投资境外资产时能够规避海外投资审批环节；另一方面出于避税考虑，企业也倾向于通过设立海外特殊目的公司等投资架构隐瞒对外直接投资的资产增值情况。这显然会造成我们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收益水平的低估，但也从侧面印证了对外直接投资相比其他投资方式具有更好效益的判断。

五、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当前仍处于发展的第二阶段，距离第三阶段的拐点尚有一定距离，但直接投资的良好效益为其长期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即将迎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期，需要重视与发达国家之间仍有较大差距的现实问题，谨慎对待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潜在的问题，尊重市场、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从投资能力、战略规划、制度建设、配套体系等多方面加以提高，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

1.提高投资能力，注重人才培养

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是投资行为，而企业投资最根本的目的是获取投资收益。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发展很快，但仍处于对外投资发展的第二阶段，在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投资对象、环境、法律、制度时，易于暴露经验不足的问题，从而导致投资失败甚至造成重大投资损失。另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由大型国有企业发起，国有金融机构在支持“走出去”过程中也扮演了积极角色，这些机构的投资和运作均带有一定的政治性，有可能会因此导致对市场考量不足。

对此我们应意识到自身在对外直接投资能力方面的差距，通过积极学习、谨慎行动弥补经验的不足，争取在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作为投资主体的跨国企业，应理性投资，减少“拍脑袋”决策，避免跟风和“大干快上”思想；重视投资风险，除了传统的国内投资所应考虑的因素之外，尤其要注意包括地缘政治、跨境清算、收付汇率等对外投资所特有的风险；尊重投资东道国的利益和文化，加强与投资东道国政府部门的沟通，遵守国际和当地相关的法律法规，树立良好的投资者形象。此外，企业投资能力的高低取决于是否拥有大量高水平对外投资专业人才，因此企业投资能力提升的关键是投资人才的培养。现阶段可以通过从一流国际投行引入外部专业人才、聘请专业顾问等方式，学习投资技术、建立科学的投资模式；同时，应注重从企业内部培养，通过“干中学”逐步积累投资经验，加快形成企业自己的对外投资专业人才队伍，切实扩大人才规模，提升人才素质。

2.推动产业转移，实现互利共赢

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并不只是简单的对外直接投资净值同GDP之间的宏观数据联系，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阐述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揭示了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将通过投资进行产业转移的原理。从我国实践看，庞大的劳动力红利在改革开放初期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外资，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和空间，这也符合对外投资发展第二阶段的特征。然而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以往具备国际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逐渐丧失人力成本优势，不仅外资流出，产业自身也面临持续发展困境。如果按照IDP理论，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产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转移出去，对国内而言，能减轻供给侧过剩产能的压力，帮助政府轻装上阵，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加速产业升级；对产业承接国而言，则可充分利用我国多年积累起来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获取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机遇，加速发展历程。这种产业转移是国际经济发展史上的常态，是投资国与承接国双方互利共赢的良好合作模式，并且我国作为承接国的成功实践就是最好的案例。然而从目前对外投资实践看，根据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按国民经济行业划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排前三位的分别为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三者存量均达千亿美元以上。①考虑到行业特点，这三个行业都不是我国具备明显比较优势的行业，其投资动因更多是战略层面的考虑，相比之下，制造业、建筑业等对外投资活动并不充分，说明我国在产业转移方面仍有巨大投资空间，也是有关部门应当进一步加以政策引导和支持的方向。

3.应对外部挑战，参与规则制定

虽然从人均水平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初级A段，但从投资总量看已居各国前列，并且仍在高速增长。这一趋势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在当前全球各国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大环境下，部分国家甚至发出了不友善信号，有的则直接调整相关政策，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和监管。这其中部分原因与我国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对外投资者结构有关。根据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比为53.6%，超过一半，而如果加上国有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等，远超这一比例。面对这一局面，投资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应积极应对，主动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审查沟通，保持信息通畅，并注重舆论引导。同时，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应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当前，国际上并不存在统一的跨境投资规则，现有较为公认的规则主要依附于WTO贸易协议中的相关投资条款，缺乏跨境投资方面的专门协议。考虑到规则制定者的先行优势，以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济综合实力的日益增长，我国有能力也理应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中获取更多的话语权，在全球投资协议谈判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从规则设计层面保障我国对外投资的权益。

4.加强政策支持，建设配套体系

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不仅需要企业努力进取，更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配套体系完善。在对外直接投资实务中，政府政策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涉及企业对外投资的各个环节。在管理方面，商务部、外汇管理局等各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协调，提高工作效率，改变管理观念，树立服务意识；在融资方面，应鼓励金融机构更多地参与企业“走出去”的进程，通过银团贷款、夹层融资乃至作为财务投资人进行股权出资等多种方式满足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在税务方面，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各主要投资东道国进行双边税收协定谈判，避免本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遭受双重征税，并争取更优惠的税收待遇。同时，对外投资离不开配套体系的支持，包括跨境资金清算、涉外法律审核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虽然规模增长迅速，但法律、审计等配套服务行业的专业性尚未得到国际投资行业广泛认可，在实践中有许多环节只能寻求外部服务。这一现状不利于我国企业降低投资成本，同时在投资过程中也易于受到更多掣肘。因此，相关行业需要加速同国际接轨，提升专业水准，赢取国际承认，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争取在标准和专业上的话语权，从长远角度保障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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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2-0130-02

1 模型的建立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技术进步的模型，我们可以借鉴Coe和Helpman的贸易溢出模型（CH模型）。该模型是检验国际贸易对一国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其表述形式如下：

lnFit=α0i+α1ilnSdit+α2ilnSfit+εit（1）

式中，i=1，2，3，…，n代表国家，Fit为第国在第t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Sdit和Sfit分别是第t时期国内R&D资本存量和外国R&D资本存量；α0i为国家的特殊固定截距项，α1i、α2i分别表示国内R&D资本存量和外国R&D资本存量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是随机扰动项。

为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CH模型进行修正，建立如下模型：

lnTFPt=α0+α1lnSDi+α2ODIt+εt（2）

式中，TFPt是我国各年度全要素生产率，SDt是我国历年R&D资本存量，ODIt是我国历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α0是国家的特殊固定截距项，α1、α2分别表示国内R&D资本存量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为待估计的系数，εt是随机扰动项。

2 相关变量及其测算

从模型（2）可以看出，要测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首先需要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 、国内R&D资本存量 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

2.1 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测算

TFP的测定一般采用生产函数法。假定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采用C-D形式的生产函数：

Yt=AtKαtLβt（3）

其中，Yt是一国在时间t的产出，A表示技术水平，Kt表示资本存量，Lt表示劳动投入，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通常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即α+β=1。等式两边取对数，整理可得：

lnTFP=lnY-αlnK-βlnL（4）

由（4）式可看出，测算TFP的关键参数有三个：第一个是国内资本存量K，采用Goldsmith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approach）进行估算，基本公式如下：

Kt=（1-δ）Kt-1+ItPt（5）

其中，Kt为第t年的资本存量，δ为资本的折旧率，It为每年的名义固定资产投资额，Pi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1年=1，1992-2006年的数据由历年统计年鉴得到），资本折旧率δ按照大多数学者的做法，取值为5%。根据公式（4），可以得到1991~2006年我国的资本存量数据。

第二个是劳动投入量，可用全社会从业人员数表示。

第三个是产出，可用GDP表示，并将当年价格的值折算为基年（1991年）的不变价格。对α、β的取值，根据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将α取值0.55，β取值0.45。将上述数据代入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公式（3），可得出我国1991~2006年的TFP。

2.2 国内研发资本存量SD的测算

对国内研发资本存量SD也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

SDt=（1-δ）SDt-1Rt（6）

Rt是以基期（1991年）为不变价格的第t期研发支出，折旧率δ取值为5%

2.3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ODI的测算

对对外直接投资存量ODI同样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

ODIt=（1-δ）ODIt-1+Ft（7）

Ft是以基期（1991年）为不变价格的第t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折旧率δ取值为5%

3 实证过程与结果

将上述所得TFP、SD和ODI数据使用Eviews5.0进行最小二乘估计，运用Eviews5.0对方程（2）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logTFPI=-2.3038+0.0982logSDt+0.2006logODIt

（-52.1863） （9.4882）（28.0486）

R2=0.9956 F=1487.9210DW=1.6173

检验结果显示回归结果显著，可以看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估计系数是0.2006，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每名义增长10个百分点，则能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个百分点，即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技术进步，使生产率得到了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研发资本存量SD的估计系数是0.0982，仅为对外直接投资系数的一半，说明国内研发和对外直接投资相比，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寻求成果是显著的，其获得的反向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了我国技术进步，其效果大于国内研发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4 结论与启示

（1）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具有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技术进步。我国企业要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就要进行对外投资，靠近技术源，以获得反向技术外溢。

（2）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贡献比国内研发资本的贡献要大。政府要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财政、金融上给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支持，并强化服务和监管职能，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3）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而提高我国技术进步：一是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应该加大对研发要素丰裕的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力度，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可以通过区位的选择和增加对美、英、德、日等国的投资力度而提高其反向技术外溢效应。二是加大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通过在高新技术行业进行对外投资，吸收国外研发的技术溢出，就成为我国企业减少研发投入，缩短研发期限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Coe，Helpman.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5，39（5）：85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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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理论基础与传导机制

1．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研究和争论的焦点，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较早的理论支持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替代关系，例如:芒德尔(1957)放松生产要素在国际上不能流动的假设，并引入关税分析，得出资本流动将替代商品贸易的结论;约翰逊(1967)认为，关税引致的投资如果使东道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部门获得发展，就会减少贸易额。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了一些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互补的理论，如小岛清(1978)注意到，当在母国具有比较劣势的部门(即边际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时，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是互补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例如:李普西和韦斯(1981)使用美国14个产业的截面数据证明对外投资存在积极的出口效应，并发现如果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那么互补效应更为突出;佩特里(1994)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会因投资类型的不同而不同，成本导向型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补充效应比市场导向型的更强;卡马来罗和泰莫瑞特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欧盟和日本、美国的工业品进出口贸易，证实了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互补关系［2］。

2．传导机制

一般而言，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影响母国的对外贸易:一是出口带动效应。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会带动投资母公司对海外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的出口增加，另外还会引发东道国企业对母国其他相关企业产品的需求增加，因此会导致母国的出口增加。二是出口替代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导致的母国出口减少。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在东道国当地生产后就地销售，从而部分或全部替代原来的自母国进口。另外，国际直接投资还在东道国产生了技术示范和技术扩散效应，当地企业可以学习或模仿生产该产品，从而导致从母国进口的该产品数量减少。三是逆向进口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母国自东道国的进口。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在东道国当地生产加工后，其中部分或全部产品将返销母国。四是进口替代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少母国的部分进口。在母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前，国内企业生产某些产品时需要使用一些进口投入品，当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后，由于生产基地向国外进行转移，因此国内生产将缩减，从而导致进口的投入品也相应减少。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同时引发多种贸易效应，但每种贸易效应的强弱程度会有明显差异，对母国进出口贸易的最终影响将由各种贸易效应相互作用的净效应所决定［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进入21世纪以来，受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迅猛发展。199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10亿美元，2005年突破100亿美元，2006年突破200亿美元，到2010年已经达到688亿美元，相当于“十五”期间总和的2．3倍，20年间增长了69倍。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3172．1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5万亿美元。从地区分布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2010年末，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存量2281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71．9%，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存量439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3．8%。分具体的国别和地区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国际避税港、资源丰富国家(地区)和发达经济体，如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南非、俄罗斯、加拿大、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前20位的国家(地区)存量累计达到2888亿美元，占总量的91．1%。从行业分布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几乎覆盖了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但主要集中在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等六大行业。2010年，中国对这六个行业的直接投资均超过了100亿美元，其中: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直接投资972．5亿美元，占比30．7%;对金融业直接投资552．5亿美元，占比17．4%;对采矿业直接投资446．6亿美元，占比14．1%;对批发零售业直接投资420．1亿美元，占比13．2%;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直接投资231．9亿美元，占比7．3%;对制造业直接投资178亿美元，占比5．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投资动因角度的分析

参照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6》的分类方法，我们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归结为市场寻求型(Market-seeking)、资源寻求型(Resource-seeking)、效率寻求型(Efficiency-seeking)和创新资产寻求型(Created-asset-seeking)等四大类。不同的投资动因所导致的贸易效应也有所不同。

1．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中国对采矿业的直接投资属于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能源和矿产资源市场上的需求大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帮助中国获取国内生产所必须的石油、矿产等关键性自然资源，或者获得较为有利的价格条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境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较大，2010年，中国对采矿业的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4．1%，主要分布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在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南非、尼日利亚、赞比亚和巴西等国，采矿业是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第一大行业。由于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国外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因此会直接导致中国资源型产品的进口增加。同时，境外资源开发还能带动中国的生产设备、实用技术、中间产品和相关劳务向外出口，特别是向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带动作用更为明显，因为这些国家更需要中国的机械设备、开采技术与总部服务。可见，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进口与出口均发挥着较强的促进作用。

2．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所谓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一国企业为了绕开东道国的贸易壁垒，或更有效地占领或扩大东道国市场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它是企业就海外市场规模、国际贸易壁垒、国际运输费用和相对生产成本等要素综合权衡的结果［4］。寻求或扩大海外市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贸易依附型服务行业和加工制造业领域。2010年，中国对境外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四大服务行业的直接投资额为2177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8．6%。对这些服务业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服务，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对外贸易特别是对外出口的规模扩张。中国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了突破贸易障碍或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直接投资;一种是为了稳定与扩大原有市场或开拓新的市场而进行的直接投资。不同情况所引致的贸易效应也各不相同:如果投资是为了规避贸易壁垒或保持原有的市场规模，由于在投资发生前，中国是向东道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现在改由海外分支机构或子公司在东道国当地生产和销售，因此会导致最终产品的出口减少，但同时海外投资建厂也会带动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原材料和服务的对外出口，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出口结构;如果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则会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会带动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而且不存在对原有出口的减少与替代效应。

3．效率寻求型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是指跨国企业为了节约生产成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布局，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由于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利用国外廉价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土地)，因此所选择的投资对象多为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丰富而且廉价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产业多为母国由于生产成本过高而丧失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近些年来，由于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国内某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因此初步形成了将边际产业向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的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向外转移，在减少国内生产的同时会使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从而增加东道国的产量和出口量，其中部分产品会返销到中国，由此引起中国的进口增加。同时，海外投资所需要的总部服务、机械设备、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等会从母公司采购，由此带动中国的出口增加。可见，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的进口、出口均呈较强的互补关系。但是，目前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非资源寻求型直接投资数量十分有限，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尚未真正形成。

4．创新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创新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企业为了获得国外的战略性要素或无形资产所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在其所寻求的战略性资产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就是先进技术尤其是尖端技术。创新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决定了这类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行业，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建立联合研发中心和国外R＆D中心等。目前，中国的多数大型家电制造企业如海尔、TCL、科龙、康佳等都在美国、欧洲或日本建立了自己的研发基地;信息技术产业企业联想、华为等公司在欧美投资设立了研发机构［4］。一般来说，这类直接投资会带来相关专利技术、专有技术等技术贸易的广泛开展和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增加，因此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此类直接投资规模十分有限。2010年，中国对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73．7亿美元，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占比5．4%;对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投资为123．8亿美元，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占比4%。

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对外贸易的影响主要有: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中间产品的出口增加和资源性产品的进口增加，因此具有较强的出口创造与进口创造效应;对贸易依附型服务行业的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出口规模的扩大;对制造业进行的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改变出口商品结构;对发达经济体的创新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增加;对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以带动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和技术的出口增加。结合上面的分析结果，为充分发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对外直接投资要及时进行结构调整

目前，中国对贸易依附型服务业的投资比重过高，而对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投资比重过小。对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传统领域，而对现代服务业如信息服务、计算机服务与软件、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行业的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投资层次较低。加快发展对现代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不仅可以为第一、第二产业的投资和贸易活动提供高质量的配套服务，而且还能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整体效益和水平。对制造业直接投资的主要功能是绕开贸易壁垒，改变出口商品结构，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出口环境，减少贸易摩擦。

2．加强对发达经济体的创新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

目前，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规模较小，而且主要流向制造业和商务服务业，而对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等领域的投资较少。这样的投资结构虽然有助于中国企业维持或扩大发达国家市场，但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却不明显。如能实现以市场寻求型直接投资为主向创新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结构性转变，不仅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信息、管理和服务等战略性资产，促进国内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还能增加从发达国家的进口，缩小贸易差额，减少贸易摩擦与纠纷。

3．加强对亚洲、非洲、拉美及中东欧等发展中国家的效率寻求型直接投资

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些具有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有些具有比中国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而且大多对中国的轻工、机械、电子、通信类产品具有广泛需求。中国积极发展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不仅能够获取国内短缺的能源和资源性产品，还能带动机械设备、中间产品和其他资本产品向东道国出口。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不断攀升，国内某些行业如传统轻工、机械制造、纺织品服装等已经丧失了原有的低成本优势。因此要鼓励这些行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以此来带动相关产品与服务的出口，并促进国内生产要素向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聚集，实现产业升级。

篇5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3—043-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目前中国已进入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除了依赖于国内技术进步的自我增强机制外，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通过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和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初步成功。但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转变，中国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出口环境不断恶化，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特别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外需”大幅缩减，出口导向型行业受到严重冲击。另外，盲目的、不加甄别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造成国内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日益加重，企业严重依赖国外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中国在事实上沦为发达国家的“工厂”，被日渐锁定在全球产业链条的最低端。可见，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升级路径迫切需要重新调整。国际经验表明，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都曾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推动本国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由原来的单向接受国际资本流入为主转向资本跨境双向流动并重。在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仅为69亿美元，到2010年已增长到688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5.2%，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名列全球第五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通过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升级：理论基础与传导机制

1.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效应：理论基础

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升级关系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弗农（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一国为了顺应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成熟产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自身则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与生产，这一过程必然会导致投资母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小岛清（Kojima，1987）的边际产业扩张论指出，母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国内处于比较劣势的部门转移到国外，可以集中资源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加速国内的产业升级。这些基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升级具有较大影响。而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效应也引起相关研究的关注。威尔斯（Wells，1983）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拉奥（Lall，1983）提出的“技术地方化理论”都摒弃了跨国企业只能依赖垄断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坎特威尔与托兰惕诺（eantwell，Tolentino，1990）提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是在周边国家进行，随着海外经验的积累，为了获得较为复杂的技术会向发达国家投资，这样就可以利用当地的技术资源优势获得逆向技术转移，从而促进母国的产业升级。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升级这一论题。范飞龙（2002）提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之一是要发挥其对国内产业升级的拉动效应，因此应优先选择产品供求链长、产业内贸易量大的产业。王根军（2004）提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吐故”与对发达国家的“纳新”过程，一方面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为国内产业升级腾挪空间；另一方面从发达国家获取先进技术、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促进产业升级。冯志坚（2008）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途径，提出按照梯度转移原则，将国内制造业中的成熟产业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空间。江东（2010）利用中国典型省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证明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规模和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影响较小。

2.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效应：传导机制

具体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升级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发挥作用：

（1）传统产业转移效应。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必然伴随着传统产业的逐步衰退。但是，在传统产业退出时会遇到退出壁垒，这些壁垒主要来自于生产设备及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沉淀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本国已经或濒临丧失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低梯度国家进行转移，既能释放出沉淀生产要素用于国内新兴产业的发展，又能获取较高的海外投资收益用于国内技术的革新和研发，因此可以极大地促进本国的产业升级。

（2）新兴产业成长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促进母国新兴产业的成长：一是通过向境外转移传统产业，将释放出的沉淀生产要素用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二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高于国内的投资收益，并将这部分投资收益汇回国内投入新兴产业从而促其成长；三是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学习型直接投资，使国内企业能更直接、快捷地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从而提高其技术研发能力和管理水平；四是通过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引进外国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引导国内消费者对高新技术产品产生需求，从而促进国内新兴产业的发展。

（3）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关联的方式可以分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两种。所谓前向关联是指下游产业的技术发展或市场扩大会带动为其提供原材料、设备和技术等要素的上游产业同步发展；所谓后向关联是指上游产业的扩展及技术提升会刺激下游产业的投资扩大和技术提升。因此，一国对那些生产链条长、有明显的前后向联系、辐射效应大的产业进行直接投资，必然导致国内提供要素投入和配套服务的产业规模扩张和技术进步，并由此引发波及效应，促进国内技术水平提高，实现产业升级。

（4）产业竞争效应。当跨国企业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时，为了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它必然会在经营过程中通过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等方式，不断提升本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它还会要求国内为其提供投入要素和配套服务的企业提高自身素质，由此将更多的国内企业卷入开放性的经济活动当中。另外，跨国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又将对国内的同行企业产生新的威胁，使该行业内部竞争加剧，行业整体素质得到提高，从而推动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作用分析

根据上述论证可知，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传导机制越强，对本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就会越大，而这些传导机制的强弱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和产业布局等因素密切相关。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基于投资区域角度的分析

从投资区域选择的角度来看，一国向低梯度国家转移边际产业的效率寻求型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产业转移效应和产业成长效应；以从发达国家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主要目的的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新兴产业成长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竞争效应。因此，中国对发达国家和生产要素价格低于本国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将会产生较强的产业升级效应。

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较晚，但并不缺乏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实例。近年来，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不断攀升，一些具有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服装、鞋业、纺织业、食品、玩具等），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外转移，投资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国家。这些企业通过将低效益的加工装配环节向国外转移，实现了跨国资源的重新配置，由此促进了国内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并购发达国家的优质企业和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与研发中心等途径来实现。国内一些企业包括海尔、联想、华为、TCL、中兴、吉利、万向等是该领域的佼佼者。这些大型企业通过跨国研发和并购活动，不仅迅速提升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准，而且还将通过新兴产业成长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竞争效应，促进中国加速实现从一般加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转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部门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但是，从促进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布局仍不尽合理，主要表现为对发达国家和低梯度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较小。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截至2010年末，对这两个地区的直接投资占总量的85.7%。分具体国别（地区）来看，主要流向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澳大利亚、新加坡、卢森堡、美国、南非、俄罗斯、加拿大、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对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三个国际避税地的直接投资存量为2395.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75.5%。与此相对比，中国对欧盟、美国和日本三个发达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为184.8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5.8%，对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中国的非资源类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则更少。由于流向国际避税地的资本最终真实去向难以明确，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会返投国内以获取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优惠，因此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规模大打折扣。同时，由于对发达国家和低梯度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小，导致中国无法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更多的向国外转移边际产业，无法更多的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战略性资产来促进国内新兴产业的成长，因此对国内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基于投资行业角度的分析

从投资行业选择的角度来看，由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较长的产业链条和较强的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竞争效应，因此，一国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要比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更强的产业升级效应。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截至2010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100亿美元以上的行业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六个行业累计投资存量280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88.3%。除此以外，中国在其他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均少于100亿美元，占比均小于3%。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产业升级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在投资方向的选择上，偏重于对国际避税地的直接投资，而对发达国家和低梯度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不足；在投资产业的选择上，偏重于对贸易依附型服务业和能源、资源行业的直接投资，忽视对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在服务业领域，偏重于对传统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忽视对现代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在制造业领域，偏重于对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直接投资，忽视对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直接投资；缺少国内连锁效应强、辐射面广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总之，现阶段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服务于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和国家的全球能源战略，而向发达国家寻求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过剩生产能力的对外直接投资尚未形成规模。

基于对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考虑，我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重点发展对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直接投资，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等领域的直接投资。以此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获得先进技术、信息、管理和服务等战略性资产，并通过向国内的转移和扩散，充分发挥这些战略性资产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带动国内知识、技术密集型高端产业的发展，实现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第二，加强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直接投资。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很多具有比中国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而且大多对中国的纺织品服装、轻工、机械、电子、通信类产品具有广泛需求。因此，要鼓励那些在中国沿海地区已经丧失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以此来延长产业链条，并促进国内生产要素向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聚集，从而实现产业升级。

第三，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要实现从传统服务业为主向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结构性转变。目前中国对现代服务业如信息服务、计算机服务与软件、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行业的直接投资规模很小，投资层次较低。加快发展对现代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不仅可以为第一、第二产业的投资活动提供高质量的配套服务，还能提高中国服务业的整体效益和水平，加速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

第四，通过能源和矿产资源类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上游研发部门和下游资源深加工部门的发展。能源和矿产资源类直接投资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张母国的重化工业规模，因此理论上并不完全符合中国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但对该领域的直接投资事关国家的全球能源战略，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仍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勘探、开采和初加工环节移至国外，而国内企业则专注于技术援助、信息咨询服务、管理培训和最终产品的生产与研发，实现多层次开发、多层次增值，不断延长产业链条，推动上、下游配套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产品结构的提升与国内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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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漓高，张燕.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于产业地位划分法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7，（10）.

[3]江东.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升级：机理分析与实证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0.

篇6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差异性；Theil系数；区位熵

一、引言

入世后，中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变化，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程加快。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仅有29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045%。之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便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到2010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成为紧跟美国、法国、德国和中国香港之后的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经济体。① ①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差异性非常突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排名前三位的是浙江、辽宁和山东，投资流量分别是2621亿美元、1774亿美元和1588亿美元，而排名后三位的是贵州、青海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分别只有510万美元、110万美元和29万美元。从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来看，2010年中国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占全国份额的7841%，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占1001%、1157%。①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巨大差异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障碍，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性显得尤其重要。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构建Theil系数及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等指标，在测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总体差异的基础上，将其分解为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从而揭示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各自变动的方向和幅度，以及各自在总体差异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进一步揭示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演变规律。

二、文献述评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日渐丰富，主要集中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区位选择及经济效应等三个方面。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目前主要是以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和垄断优势理论为框架来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如代中强（2008）[1]，崔家玉（2010）[2]等。但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可能并不具备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垄断优势，传统用于解释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如李翀（2007）[3]，李敬、冉光和和万丽娟（2007）[4]等。还有学者分析了中国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规模及不同性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如衣长军（2010）[5]，朱美虹和池仁勇（2011）[6]等。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国内不少学者基于东道国宏观经济特征的视角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这类文献多以引力模型或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为理论框架展开，如程慧芳和阮翔（2004）[7]，项本武（2009）[8]，陈恩和王方方（2011）[9]等。近年来，国内学者发现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梯度”投资模式。因此，国内一些学者纷纷从制度尤其是东道国制度视角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如贺书锋和郭羽诞（2008）[10]，陈丽丽和林花（2011）[11]等。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一些学者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如张应武（2007）[12]，俞毅和万炼（2009）[13]等。还有学者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如阚大学（2010）[14]，刘伟全（2010）[15]等。还有学者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如魏巧琴和杨大楷（2003）[16]，常建坤和李杏（2005）[17]，霍杰（2011）[18]等。

总体来看，上述研究成果基于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总结。但目前还鲜有文献系统地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差异性，而加强对该问题的研究，能准确把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演变规律，从而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均衡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三、中国OFDI地区来源分布的差异性

（一）Theil系数分析

Theil系数是研究收入差距及其分解比较流行的方法，其特点是能把总体的差异分解为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Theil系数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2）式中的第1项表示经济区域的组内差异，第2项表示经济区域的组间差异。其中，g代表第g组经济区；G表示全国经济区域总数；Tg表示第g组的组内差异。Ng表示第g组的省市数；N表示全国的省市总数；OFDIg表示第g组经济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额；OFDI表示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2）式中第1项组内差异的计算步骤为：首先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等三大区域，然后利用（1）式分别计算出三大区域各自的Theil系数，即为（2）式中的组内差异Tg。然后将Tg带入（2）式的第1项中进行计算即可。（2）式中第2项组间差异的计算步骤为：首先分别计算三大区域占全国地区数份额与三大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份额的比值，然后对此比值取对数后乘以三大区域各自的地区数占全国地区数的比值，然后将三大区域的数值进行加总即可得到组间差异的数值。

根据需要，本文将中国30个省（市、区）① ①由于的数据不具有统计意义，因此不包含。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大区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广西、宁夏、新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

本文所使用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之所以选择存量数据而不选择流量数据，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中国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数据极不平稳，使用流量数据难以准确把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律性；二是因为使用存量数据可以反映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累积效应。

1三大区域内部差异的Theil系数分析

虽然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划分已经总和考虑了地理、经济、市场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但在每一区域内部不同省（市、区）之间依然在传统习惯、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有必要分别深入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差异性。表1和图1是2003—2010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各自内部对外直接投资Theil系数。

从Theil系数的分解来看，与全国Theil系数的变化趋势一致，除了个别年份外，三大区域的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自2003年以来也大多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无论是组内差异还是组间差异，其差异性也都在逐渐缩小。从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占总差异的贡献率来看，2003年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在总差异中的贡献率各占50%，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之后，除个别年份外，组内差异的贡献率大多高于组间差异，尤其在2008年，组内差异的贡献高达6279%，组间差异只有3721%。

（二）区位熵分析

区位熵也是分析地区差异及地区竞争力的常用指标，结合本文研究的实际情况，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可以用（3）式表示：

Qi=OFDIi/∑Ni=1OFDIi/GDPi/∑Ni=1GDPi （3）

在（3）式中，OFDIi、GDPi分别表示i省（市、区）某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

区位熵的含义为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与该地区GDP占全国GDP比重之比值。依据区位熵指数的大小可以将各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类：如果区位熵大于1，说明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处于领先水平，数值越大，领先地位越强；如果区位熵小于1则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落后地位，数值越小，落后地位越明显。

数据来源：根据2003—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如表3所示，自2003年始，中国东部地区中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大于1的省（市）有北京、上海和广东，说明2003—2010年中国东部地区中的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福建、浙江、天津、辽宁、海南在部分年份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大于1，说明这五个省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部分年份处于领先地位，部分年份处于落后地位。2003—2010年，山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熵大多年份处于080—097之间，非常接近1，说明山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处于较强的水平。河北、江苏和海南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不仅小于1，并且数值比较小，说明河北、江苏和海南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处于落后地位。

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的动态变化来看，辽宁、江苏和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总体处于不断上升的发展态势，说明这三个省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优势在逐渐增强。上海和广东的区位熵总体处于不断下降的态势，说明这两个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处于领先地位，但相对优势程度在逐渐下降。而东部其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的变化没有体现出规律性的上升或下降趋势。

从区位熵的变化趋势来看，陕西、新疆、贵州和云南在大多数年份区位熵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说明这些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在不断累计。其他省（市、区）的区位熵处于上升和下降的不断交替变化中。

四、结论

文章通过构建Theil系数、区位熵等指标体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演变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2003—2010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差异性在逐渐减小，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差异性没有体现出整体性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在三大区域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差异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最小。

从Theil系数的分解来看，无论是组内差异还是组间差异，其差异性也都在逐渐缩小。总体来看，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自2003年以来均处于下降的态势，并且组内差异在总差异中的贡献率总体要高于组间差异。

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来看，东部地区各省（市）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竞争力强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从具体省（市、区）来看，北京、上海、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湖北、贵州两省处于落后地位。

参考文献：

[1] 代中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11）：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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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翀.发展中国家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4-7.

[4] 李敬，冉光和，万丽娟.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动因分析[J].新疆社会科学，2007（4）：31-34.

[5] 衣长军.中国与美日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动因国际比较[J].宏观经济研究，2007（11）：63-67.

[6] 朱美虹，池仁勇.中小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J].特区经济，2011（6）：41-43.

[7] 程惠芳，阮翔.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2004（11）：23-30.

[8] 项本武.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7）：33-46.

[9] 陈恩，王方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2007—2009年国际面板数据的考察[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1（8）：43-50.

[10] 贺书锋，郭羽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析：政治因素重要吗？ [J].上海经济研究，2009（3）：3-10.

[11] 陈丽丽，林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制度因素重要吗？——基于投资动机视角[J].经济经纬，2011（1）：20-25.

[12] 张应武.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互补或替代[J].国际贸易问题，2007（6）：87-93.

[13] 俞毅，万炼.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分析框架[J].国际贸易问题，2009（6）：9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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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魏巧琴，杨大楷.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93-97.

篇7

关键词：金融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渠道

基金项目：新疆财经大学校科研创新项目：“新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服务研究”（项目号：XJUFE2016K046）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12日

一、融资渠道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一）资金需求角度。从融资需求角度来看，企业在制定“走出去”战略之后，会调查、研究、分析计算所投资的项目，确定投资的产品与投资目标地域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从投资的方式看，不管是收购兼并还是绿地投资，都对企业的融资能力有很大要求。从规模角度理解，如果国外投资的项目不具备一定的规模，则很难具备竞争优势，对外投资项目的收益能力很难得以保证。综上所述，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尤其是初始阶段，资金需求量往往很大。我国海外投资起步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晚一些，大多都是大型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力较强，民营企业则在经营环境，尤其融资环境上有很大约束，资金量少，势单力薄，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诸多壁垒，尤其是在风险管控和资金获取方面。

企业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进行资金筹措，即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其中外源融资又包括债权融资、股权融资。我国企业目前仍只能依靠自有资金、国内银行贷款以及少量国际贷款等负债方式进行融资，融资方式过于单一，由于受到金融抑制的影响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就致使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投资行业的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

（二）资金供给角度。从金融市场的资金提供方来看，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完善，资本市场逐渐发展，债券市场逐步成熟，金融衍生品市场逐步丰富起来，但仍未改变我国金融主导体系，即以国有大型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这一点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这种方式的融资形式表现为以大型国有银行的储蓄――投资贷款转化机制为主导，而这一方式不可避免地使政府对金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管制，尤其是利率管制。由于我国存在金融管制，稀缺的金融资源往往优先流向于国有企业，中小民营企业很难获得资金资源，这类管制极易导致我国不同性质企业的融资成本产生巨大差异。表现为稀有的资金资源大多流向国有产业部门和企业，而大量有活力、有能力的中小民营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进一步发展。这种现状表现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上，则是只有少数大型国有企业能获得充足资金，从而具备“走出去”的投资能力，而中小民营企业在这方面占比极低。

二、风险管理渠道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从风险管理需求角度来看，企业投资活动本身的目的，即放弃当前消费满足，将资本投入于可获得更高利润的项目，来获得未来更大的回报。因此，很大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并且投资回报越高，不确定性随之越高。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进行直接投资活动，会随着经营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改变，从而使这一不确定性波动更大，对于企业国际投资则可能面临更高的风险。

（一）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指由于投资目标国家或地区内部政治环境或外部政治关系发生重大改变而给投资主体企业带来重大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对于政治风险的管理，首先必须对投资目标国家以及相关国家的政治风险做出准确的评估报告；其次在进行对外投资之前，相关投资企业（或者政府有关部门）需要与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就投资环境等问题进行专业谈判，取得对方的某种官方承诺或者政策保障。同时，国内金融市场可以从两方面帮助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在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管理方面提供支持。一方面是为企业能充分了解东道国以及相应国家和市场运营环境提供相应的信息咨询服务。金融市场，特别是国际化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市场，拥有获取各方面信息和进行分析处理信息及评估方面的天然优势，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帮助企业鉴别和评估目标投资地区的国家政治风险；另一方面是金融市场提供的相关保险工具，可以在政治风险发生并给企业造成实质性损失后，起到弥补部分经济损失的作用，从而减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对的政治风险压力。

（二）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是指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活动，例如策略选择、产品价位和销售方式等，所引起的未来收益的变动，特别是企业利用债务杠杆、经营杠杆而致使企业息前税前利润的不确定风险，这些引发经营风险的因素大概可分为非财务原因和财务原因。当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面临非常复杂多变且并不熟悉的营商环境，发生经营风险的概率更高，潜在不确定损失也可能更大。企业的经营风险可以通过事前评估风险发生的概率以及可能引发相关风险的条件并在投资经营过程中想方设法避免这类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进而进行风险规避。另外，企业还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对经营风险进行分散和转移，成熟运作的资本市场可以为企业提供大量金融产品和工具进行风险控制，通过合理的组合，企业可将自身涉及资金的风险进行一定程度的转移和分散安排。保险也能对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方面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保险市场提供的产品多样化程度、产品设计水平的高低等都会对企业利用保险手段管理风险起到不同的效果。

（三）汇率风险。汇率风险主要发生在跨国经济往来涉及外币的过程中，以非本国货币计价的负债与资产，由于相关汇率的波动变化而引起其价值涨跌并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企业在走出去的海外投资经营过程中，一方面一般都用经营所在地的本地货币用于日常收付，而其持有的货币则以本国货币为主，所以需要经常性的将付出的本币兑换为外币或将收获的外币兑换为本币，以此保证外币本币的流动性。考虑到经济交易的习惯性，常常从交易达成到账款实际收付或是借贷本息的最后偿付均有一段不确定的期限，实际兑换时如果汇率在此段不确定的期限内发生负面变化，企业将单位外币兑换成本币（或者两种外币间的兑换）收入就会减少，或本币兑换单位外币的成本就会相应增加，如此便形成了外汇交易风险。

金融市场可以为相关项目投资者提供各类金融工具和产品，进行风险分散、风险转移和风险补偿。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往往面临较大的投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风险防范与控制机制，针对所面临的不同类型的风险采取相应的措施。

三、量与质层面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一）总量层面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开拓和成本节约为主，即当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国内市场空间较大，劳动成本较低，在这种条件下，随着我国金融总量的发展，增加了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因而此时总量方面的金融发展加大了国有企业在国内的投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有负面效应；相反的，当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国内市场饱和度较高，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此时金融总量发展会增加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二）质层面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Y。质层面金融发展则提高了国内的资金配置效率，使非国有的成长型企业能获得更多金融资源。这一类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主要以获取技术为主要动机。当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时，国内技术水平也较低，所以国家质层面的金融发展会促使这类企业在获得国内充足资金的情况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途径获取所需要的技术资源；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国内技术水平相对提高，此时质层面的金融发展能够提高国内投融资环境，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国内投资方式获取所需要的技术资源，从而减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四、政策建议

（一）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从金融支持的角度来看，金融发展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效应。构建一个完善、活力的金融体系，建立起高效、成熟的金融市场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成熟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应当继续推动金融改革，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加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倾斜，让大量从事实业有发展潜力，有活力的企业拥有便捷的融资渠道。我国现有金融体系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而数据显示，中小企业在这几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逐渐开始取代大型国有企业，成为海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所以，完善金融体系，使有活力的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融资便利，无疑能够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二）与东道国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获取更为丰富的资金资源，并且提供双边关系的制度保障。为了使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可以在国外更为便利地获得资金资源，相关政府部门应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在东道国设立分支机构，在当地为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提供金融服务。同时，加强与国际有实力的金融集团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全面合作，分享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的国际性金融组织在融资获取、信息收集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的资源和实力。政府应加大金融政策咨询工作的扶持力度，针对缺乏相应投资知识的企业，以及对一些有利的政策不能及时了解或不知如何利用的企业，提供相应的金融政策咨询服务。加强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指导和咨询工作，建立健全相应的体制机制，积极主动支持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主要参考文献：

[1]尹贤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

[2]薛求知，朱吉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走出去”战略：理论基础与经验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3]李钢.国际对外投资政策与实践[M].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

[4]倪克勤.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创新[J].财经科学，2002.4.

篇8

    (一)一些国家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主要措施

    1.美国。20世纪初美国已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是当时的对外投资并不多。一战使美国对外顺利投资于原来欧洲国家拥有投资优势的地区,对外投资迅速增加;二战中由政府催生的巨大生产能力落入跨国公司手中,面对高度膨胀的生产力和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鼓励对外投资成为重要的国策,政府给予一系列的优惠措施,对外投资继续增加,其对外投资集中于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使美国的对外投资遥遥领先。截至2001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到13816.74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21.09%,居世界第一位。而且对美国政府而言,“如何为增强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服务至今仍为美国设计其国际税收制度的重要命题”。

    (1)分类的综合限额税收抵免。美国在1918年开始实行外国税收抵免政策,是实行税收抵免政策最早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将外国税收抵免规范化。美国目前实行不分国别的综合限额抵免法,但综合限额法是在区分不同所得类别的基础上使用的。美国税法规定了9个所得类别,它们是被动所得。高预提税利息、金融服务所得、船运所得、非受控第902节公司股息、国内的国际销售公司来源于美国境外的股息、对外贸易的应税所得、出口融资利息、其他所有的所得。纳税人获得境外所得都要按照这些类别进行归类,每一类按照不同的税率计算抵免限额,抵免外国所得税税款。美国国内母公司拥有海外子公司1O%以上的股票表决权可允许单层间接抵免,海外子公司拥有孙公司10%以上的股票表决权,母公司间接拥有海外孙公司5%以上的股票表决权可允许多层间接抵免。对于外国所得税税款超过抵免限额的超限额部分,可向前结转2年,向后结转5年抵免。

    (2)延迟纳税与CFC法规。延迟纳税即对公司未汇回的国外投资收入不予征税,这样在国外的投资公司实际上等于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一笔无息贷款,能在一定期限内减轻公司负担。但此项政策却被跨国公司利用结合国际避税地进行国际避税。为对付纳税人在避税港设立基地公司并利用延迟纳税进行避税,19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其国内收入法典的F分部条款,提出了特定意义的受控外国公司(controlled foreigr company,CFC)概念,即如果一家外国公司各类有表决权的股票总额中,有50%以上属于美国股东,而这些股东每人所拥有的有表决权的股票又在10%以上,那么该外国公司即为受控外国公司。F分部条款规定,凡是受控外国公司,其利润归属于美国股东的部分,即使当年不分配,不汇回美国,也要视同当年分配的股息,分别计入各股东名下,与其他所得一并缴纳美国所得税。此后,此项利润真正作为股息分配时可以不再缴纳所得税,这一部分当年实际未分配的所得,在外国缴纳的所得税可以按规定获得抵免。

    (3)亏损结转及其追补机制。具体做法是,当海外企业在一个年度出现正常的经营亏损时,便可将该亏损抵消前3年的利润,同时把冲销掉的那部分利润对应于以前年度所缴纳的税收退还给企业;也可向以后5年结转,抵消以后5年的收入,少缴税款,以弥补企业在海外投资所遭受的损失。但同时规定,如果在以前年度纳税人用海外亏损冲抵了国内所得,在当年有国外所得而来源国又不允许亏损结转的情况下;应将外国所得中相当于以前年度亏损的部分,作为美国国内所得看待。不再给予外国税收抵免。

    (4)关税优惠。美国海关税则规定,凡是飞机部件。内燃机部件,办公设备,无线电装备及零部件、照相器材等,如果使用美国产品运往国外加工制造或装配的,再重新进口时可享受减免关税的待遇。只按照这些产品在国外增加的价值征进口税。

    2.法国。法国的对外投资始于19世纪末,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法国的经济实力下降,对外直接投资受到冲击。战后马歇尔计划使得法国经济恢复,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但是政府对资本管制的时松时紧使得法国的对外投资发展呈现波动态势,1996年后进入持续增长中。2001年法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4894.41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

    法国国内税收法典第39条规定,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每年(一般不超过5年)可在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准备金,金额原则上不超过企业在此期间对外投资的总额。期满后将准备金余额按比例计入每年的利润中纳税。

    3.日本。二战后,日本几乎丧失了全部的海外投资,加上政府对海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到1965年底,日本对外投资累计只有9.59亿美元。1964年日本成为OECD成员国,调整了政府对外投资政策,1966年起,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增长态势,并在198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对外直接投资国。200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3001.15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

    (1)综合限额税收抵免。1962年,日本政府实施了抵免外国税额制度。日本企业可以在一定的限额内从日本法人税中抵免外国所得税。母公司拥有海外子公司25%以上的持股比例,并连续持股6个月以上可单层间接抵免,海外子公司拥有孙公司25%以上的持股比例,并连续持股6个月以上方可多层间接抵免。日本实行综合限额抵免法(亏损国除外),当年在外国的纳税额超出抵免限额时,允许向后结转3年继续抵免;在外国的纳税额小于抵免限额时,则允许将超抵免限额的部分转入其后3年享用。

    (2)税收饶让。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给予的税收减免优惠,日本政府视为已缴税额,允许从国内法人税中抵扣。根据税收协定和协定对方国的国内法,通常把针对利息、股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等投资所得的减免优惠作为饶让抵免对象。

    (3)风险准备金制度。包括1960年实施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1971年的资源开发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1974年的特定海外工程合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1980年的大规模经济合作合资事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核心内容为:满足一定条件的对外直接投资,将投资的一定比例(如特定海外工程经营管理费用的7%,大规模经济合作和合资事业投资的25%)计入准备金,享受免税待遇。若投资受损,则可从准备金得到补偿;若未损失,该部分金额积存5年后,从第6年起,将准备金分成5份,逐年合并到应税所得中进行纳税。

    (4)延迟纳税与CFC法规。日本的国内税法规定,日本的征税权不涉及外国子公司的所得,而对本国股东取得的股息征税。对在境外已按当地法律注册的子公司采取不分红不纳税,分红纳税的原则。为防止在避税港设立的国外子公司将所得全部留存,不向国内母公司支付股息,造成在本国的实际上的税收逃避,日本于1978年采用了CFC法则,规定对于一定条件的国外子公司,将其留存金按国内股东的持股拨;比例计算,与该股东的所得合并征税。这部分股息适用外国税收抵免,从国内股东的法人税中抵扣。

    4.韩国。1968年韩国南方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印尼林业部门投资300万美元成为韩国的第一次对外直接投资。由于贸易状况不佳和外汇不足,对外投资进行缓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状况的改善,上世纪90年代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了明显的发展。截至2001年底,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到408.52亿美元。

    (1)税收抵免。韩国国内税法规定,对从事海外投资的韩国投资者已向外国政府缴纳的所得税,允许直接抵免。对于境外股息所得采取降低征收税率(标准税率的一半)的征税方式,即税率为18.75%(标准税率为27.5%)。不管分配股息前的利润征收的所得税额是多少。韩国政府统一给予韩国企业的境外股息所得相当于标准税率一半的“抵扣”额,而未采用间接抵免的方法。

    (2)税收饶让。同韩国订有防止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如对韩国投资者给以减免所得税优惠,被减免的税额被视为已纳税额,在韩国给予饶让抵免。为促进海外资源开发,如果拥有特定资源的国家对韩国资源开发投资免除所得税,则被免除的税额在韩国给予饶让抵免。

    (3)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具体规定是,对外投资者可以将海外投资金额的15%(资源开发投资的20%)作为海外投资损失金额积存,该项金额被承认为损失费而享受免税优惠。海外损失金积存以后,若未损失,则从第3年起分4年作为利润加以计算。

    (二)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国际经验

    分析世界主要资本输出国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可以总结出以下经验:

    1.较为完备的外国税收抵免制度。跨国公司的的对外投资活动引起投资国和东道国的税收管辖权相互冲突,导致对跨国公司在国际间重复征收公司所得税,这显然不利于境外投资。因此,建立外国税收抵免制度,消除国际重复征税,实现跨国经济活动中的税负公平目标,是各国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首要内容。以美国为例,通过其完善的所得税体系,详细规定了跨国所得的纳税对象、分类综合限额抵免、间接抵免、亏损结转等内容,既维护了本国的税收管辖权,又保证了税收在对外投资活动中的中性原则,保护了本国企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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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深化改革境外直接外汇管理，巩固改革成效，需要剖析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领域仍然存在不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为：

（一）法律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立法层次偏低在立法方面，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没有制定统一完善的境外投资单行法，权威性较低。目前，用于规范和调整境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以部门行政规章为主，如商务部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发改委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不同管理部门各取一块，分别涉及审批、外汇等单方面管理，并且不同管理部门的行政规章无法相互补充和支持。在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时，各部门往往会采用一些临时性的政策措施，制成规范性文件。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企业对外投资的安全和利益最大化无法保证，与促进企业“走出去”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二）存在多头行政管理体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境外直接投资行政审批呈现多头管理。现行体制下，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主要由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外汇管理局负责管理，各管一块，各司其职，存在多头行政管理。这种多头分散的管理体制，增加了企业负担，还容易造成管理资源浪费和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由于针对同一主体的不同业务内容与环节的管理资源与数据信息分散在上述多个职能部门，各部门之间尚未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和数据交换机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难以满足当前跨境资金流动全口径监测的需要。

（三）统计监测体系和主体监管机制不完善统计监测手段单一。境外投资企业在完成外汇登记和资金汇出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其唯一的监测手段是每年一次的外汇年检，年检数据由企业自主申报，年检数据较为简单不够深入，其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有待进一步验证，而且从年检数据中难以挖掘境外投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资产和权益具体情况，统计监测和调控难度较大。

（四）个人境外投资管理空白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居民财富的日益增长，以及境外资源、环境和投资回报等因素吸引，境内个人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增强。但是，目前发改委、商务部等境外投资管理部门出台的法规均为境内机构对外投资设计，外汇管理部门制定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虽然为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预留了政策空间，但至今仍未出台相应的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操作规程。政策限制和制度空白使大量的境内个人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行海外投资。大量的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行为游离于外汇管理部门监管视线之外，不仅使国际收支统计数据失真，无法监测境内个人非法财产转移等跨境资本违规流动规模，也使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

二、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国际比较

中国在境外直接投资方面起步较晚，在管理上积累经验不足，因此有必要通过总结归纳其他国家在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指导未来改革的方向

（一）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国际比较1.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很早就取消了外汇和资本管制，只要对外投资符合国家经济政策，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美国一般都允许和支持。在法律保障方面，美国基本上已构建了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尤其是二战以来，在对外投资方面专门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对外援助法》《共同安全法》等有关法律，不断加大对本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和利益的保障。在行政审批权限上，美国实行各州政府管理。一方面美国能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和新经济兴起的不断变化，来调整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保证和占领境外投资市场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如1999年美国政府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短时间内促使美国跨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兼并和境外直接投资手段成为世界排名前列的公司；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海外投资企业资产申报制度，充分掌握企业运行状况。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美国是鼓励私人资本境外直接投资的。1948年，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时，就创立了海外投资保证制度，用来奖励、促进和保护私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安全与利益。在1969年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作为主管美国私人境外直接投资保证和保险的专门机构，帮助美国个人企业及个人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投资。2.日本：日本的境外直接投资资本管制政策经历了“由紧到松”的重大调整，实行分类监管模式。在法律保障方面，日本政府始终坚持把支持企业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方针，先后制定和修订《外汇法》《外资法》和《境外投资信用保证制度》等法律，利用外汇储备通过购买海外战略资源和海外企业股权等形式，使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海外投资大国，达到消化巨额外汇储备和“资源立国”的双重战略目标。在行政审批方面，日本对境外直接投资不再采用海外投资审批制度，实行海外投资自由化制度和资本交易项目备案制度，实行“一个窗口、分工处理”的模式，一类政策一个部门主管，不搞重复管理和审查。资本出境管理政策由财务省主管，“外向型”对外经济政策由主管工商贸易政策的经产省管理。财务省受理对外投资者相关备案文件后，转交经产省做出对该事项的备案意见，最终由财务省做出决定。在危机管理方面，日本政府建立了严格的特许、事先备案和事后报告制度，并实施“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为掌握日本企业海外经营活动现状、为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调整提供依据。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日本政府在1998年日本国内的外汇兑换和交易完全放开后，个人境外投资基本放开，不受管制。3.印度：在法律保障方面，印度是金砖国家中最早以法律形式来建立投资保障机制的。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先后制订和颁布了《对外直接投资法》《国际投资法》《海外投资保护法》等，以法律形式来保障本国的对外投资。在行政审批方面，印度政府不断放宽境外直接投资限制，推动企业积极参与海外投资。1978年，设立海外合资企业委员会，由商业部、外交部、财政部、工业部、技术发展总局和公司事务部等机构派员组成，负责批准、管理和审查一切有关境外投资的事宜。在危机管理方面，印度政府专门设立经济司，隶属外交部，来全面负责监管境外投资企业。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由于印度私人企业较为活跃和发达，印度政府对于个人境外投资管制方面也比中国较为宽松，例如允许个人汇出不超过100万美元在国外购买房地产、允许个人在海外承认的交易所上市等。

（二）启示综合比较上述几国境外直接投资管理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以下几点值得借鉴：一是国家都非常重视立法的作用。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有法可依，减少企业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保障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安全和利益。二是发达国家都设立一个统一的对外投资管理机构，如美国对外投资由各州政府负责管理、日本实行“一个窗口、分工处理”的分类监管模式。这种行政管理资源高度整合的管理模式值得我国借鉴。三是在对境外直接投资监管上都采取了适合自己国情的监管模式，比如美国设立海外投资企业资产申报制度，日本实施“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印度设立专门部门负责监管。四是越发达的国家对个人境外投资管理就越宽松。例如美国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放开程度大于日本，日本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放开程度又高于印度。

三、完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政策建议

（一）制定《海外投资法》，完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保障体系对我国现行境外直接投资行政法规认真梳理，实现顶层设计，提高法律保护层次，制定出台适用于所有投资主体、投资区域、投资性质的《海外投资法》作为境外直接投资基本法，从宏观上把握境外直接投资法律规范，内容涉及鼓励促进、审批管理、宏观调控、监测预警、政府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在《海外投资法》的基础上，涉及各管理部门具体分工的，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在境外直接投资审批和行政服务等方面制定相应的制度性和规范性文件，从而形成系统化的、逻辑化的、体系化的完整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保障体系。

（二）完善部门分工管理和信息共享机制，整合管理资源一是将境外直接投资项目核准和开办核准业务合并，归口一个部门管理，形成主管部门负责事前审批备案，外汇局负责事中监测、事后核查的管理体制。这样既提高了境外直接投资便利性，避免了投资主体在多个部门奔波，节省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又使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框架变得清晰明朗。二是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逐步放松境外投资管制，逐渐向自动许可制或登记备案制过渡，对符合条件的海外投资免除政府事先批准，落实企业投资自，实现跨境资金流动均衡管理的目标。三是搭建跨部门的境外投资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开发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商务部、发改委、外汇局、税务部、海关等多个部门境外直接投资审批备案、登记、资金汇兑、纳税、非货币出资等多项信息的共享，为国家宏观调控和构建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资政策支持体系提供信息支撑，防止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监管缺失。

（三）完善统计监测体系和主体监管框架一是建立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资事中、事后主体监管框架。进一步规范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兑管理，严格执行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往投资所在国的规定，加强同一主体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各项数据之间的数据联动监测，防止不同性质的交易行为违规渗透的漏洞。二是完善境外投资年检制度，建立境外投资企业增减资、股权转让、清算等涉及资本变动，境外再投资、对外担保等重大事项的全口径监测指标体系，充分掌握境外投资企业的实际资产和收益的真实状况，强化管理。三是建立境外投资活动调查制度。根据企业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和实际汇出资金、行业属性确立境外投资重点企业名录，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投资收益、境外再投资、跨境资金流动和结售汇状况定期实施专项或抽样调查，全面了解境外投资资金真实流向，为国家宏观调控和境外投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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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肯简介]司光禄，男，山东济南人，山东财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投资理论与实践；巩琴贤，山东桓台人，山东财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

[摘要]本文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分别计算出1989―2005年资源密集、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三类出口商品的贸易竞争指数TCI，利用1989～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三类出口商品的TCI作协整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仅对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竞争力有促进作用，这说明我国在今后的引资工作中需要提高引资质量。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竞争力；贸易竞争指数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7)01―0047―04

一、引言

一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对该国的对外贸易是互补还是替代的关系，是一个长期未有定论的学术问题，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Mundell(1957)在H－O－S模型的框架下证明了要素流动与国际贸易是相互替代的，资本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促使商品价格趋于均等化，在此条件下，即使关税被撤销也不会发生商品贸易，从而外国直接投资替代了商品贸易活动，然而Svensson(1984)的论文在考虑国家间的技术差异，引入产品税、垄断市场结构、外部规模经济等因素之后，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将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国际贸易。T．horst(1974)根据美国跨国公司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有关资料进行的动态研究发现，在较长时期内，投资国出口与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销售额之间的互补效应会超过替代效应。R．E．Lipsey & M．T．weiss(1976)通过检验美国和13个主要出口国的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Hein(1992)通过对拉美及东亚各国数据的分析研究后认为，那些成功实施了促进出口政策的国家吸引了大量FDI，但出口的扩张在时序上要先于FDI的增长。Lucas(1993)以一些东南亚国家为研究对象，Zhang and Felmingham(2001)通过对中国利用FDI与出口关系的研究，也得出了与Hein相似的结论，这些研究结果是出口规模的扩张吸引了FDI的进入。而Bayonmi，Lipworth(1995)，Muchielli，Chedor(1999)等的研究结论与上述结果恰恰相反，认为是FDI的增长导致一国出口规模的增加，即FDI的增长在前，出口规模的扩张在后。他们指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FDI，拥有东道国国内企业所不具备的国际市场经验、知识，更完善的国际销售网络、更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等，因此FDI可以大大提高一国出口竞争力。但同时许多研究结论却又表明东道国利用FDI与其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是难以确定的。

国内许多学者对FDI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一)大多使用宏观数据对FDI与出口值、FDI与进口值、FDI与进出口值作回归分析或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的出口值、进口值及进出口值有促进作用及相互关系。姜征(1999)、江小涓(2002)从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份额分析外资对进出口的作用，其研究表明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额的比重越来越大，对我国进出口值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向铁梅(2003)从总体趋势和分阶段情况等两个方面对中国外贸与FDI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外贸与FDI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但总的趋势上，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王剑(2005)通过中国的经济数据对外国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联系做了实证检验，认为FDI对出口的影响在长期和短期内都表现为互补关系，推动了中国出口贸易量的上升。(二)外商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的影响。刘恩专(1998)认为FDI已成为我国贸易增长和贸易结构优化的中坚力量。杨迤(2000)利用实证分析表明FDI总体上对我国外贸有促进作用，1992年后促进作用却在下降，FDI改善了出口结构，但对进口结构的影响不明显。张小蒂等(2001)利用统计数据分析了1983～2000年间FDI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和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外贸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贸易量增加的同时改善了我国外贸商品的结构，出口结构从初级产品出口转向更多的工业制成品出口。龚艳萍等(2005)结合相关数据对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总量、出口商品结构、出口方式结构和出口模式结构的关系作了相关分析。近些年来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细化，如刘绍全等(2004)对出口弹性作了分析，得出短期出口弹性是－0．74，长期出口弹性是－1．74的结论。张守森(2005)认为FDI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我国竞争力。蔡茂森等(2005)认为FDI与我国出口贸易发展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已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构成因素和增长源泉。汪素芹(2005)对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作了分析研究，认为我国出口产品在劳动密集型领域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沈亚军(2006)研究了FDI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作用，认为FDI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具有较强的提升作用。

从上述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对FDI与对外贸易关系研究较多，重视总量的研究也重视结构的研究，近期对于FDI与外贸商品竞争力的研究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如张守森(2005)、李国荣(2006)、汪素芹(2005)、蔡茂森等(2005)等。但出口商品竞争力的衡量指标并不完善，对出口商品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多停留在FDI与商品结构的变化上，采用衡量出口商品竞争力的指标来研究FDI对其影响作用的分析较少，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借用贸易竞争力指数(TCI)来衡量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分析FDI对出口商品竞争力有怎样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出口商品竞争力由很多因素构成，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的产品价格、产品品质、付款条件、交货速度、营销能力、售后服务以及品牌信誉等均会直接影响产品的竞争能力。这些微观因素大多无法量化或难以衡量，很难将这些因素综合成为单一指标来代表一国的出口竞争力。国内外研究出口竞争力一般从宏观角度入手，采用进出口收支比、出口市场占有率、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CA)等指标来衡量分析本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现状与演变趋势。单纯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或出口市场占有率指标都无法客观比较同一国家不同产品或不同国家相同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而且出口商品种类繁多，划分标准也不尽相同，因而本文拟采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将出口商品划分为资本、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三类，分

别计算其贸易竞争指数TCI来分析出口商品竞争力。贸易竞争力指数包含净出口值且联系到产业内贸易指数，再加上计算较为简捷，因而是被我国很多学者采纳为衡量比较优势的方法。从产品出口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般要经过初级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这样几个阶段，因此将出口商品划分这三类便于研究，数据选取上较为容易一些，也能大致反映三类商品出口竞争力的变化。而且本文旨在分析FDI对出口商品竞争力的影响作用，所以采用贸易竞争指数，将出口商品划分为三类商品来分析出口竞争力的变化是可行的。

(一)出口竞争力的衡量

贸易竞争指数TCI的有效范围在-1与1之间。如果指数为正，表明该国在该产品上有比较优势，指数越接近于1，表明该国在该产品上的比较优势越强，亦即越具有竞争力；反之，则表明该国在该产品上处于比较劣势，而且指数的绝对值越大，说明该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越弱；如果指数为零，则既不具备比较优势也不具有比较劣势，说明该产品的进出口纯属与他国进行产业内交换。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出口商品SITCO～4为资源密集型产品、SITC6、8为劳动密集型产品、SITC5、7为资本密集型产品。据此可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及国家统计局公报2005相关数据计算出1989～2005年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见表1)。

(二)FDI的选取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1989～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数据，选用FDI存量而不是FDI流量作为模型的自变量。选用存量数据主要出于FDI具有时滞性和累积性的考虑，外资的流入到贸易效果的生成常常存在着时差。此外，过去的FDI也会对当前的贸易绩效产生影响，以年为节点划分的FDI累积存量，既包含了FDI对出口贸易的短期影响，也涵盖了长期影响。因此，本文根据Goldsmith于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测算FDI存量，基本公式为Kt=It+(1-δ)Kt-1，其中Kt为t年的实际外商投资资本存量，Kt-1。为t-1年的实际资本存量，It为t年的外商直接投资，δ为t年的固定资产折旧率，Kt为当年FDI数据。关于折旧率δ，王小鲁等(2000)在固定资本形成的基础上采用了5％的折旧率，宋海岩等(2003)等则是在官方公布的名义折旧率3．6％的基础上加上经济增长率作为实际折旧率，李治国和唐兴国(2003)直接借用邹至庄(Chow，1993)所计算的1994年以前的折旧额。由于我国在吸收外资方面有些优惠政策，外资收回投资的期限比国内资本要短，因而本文采用10％的折旧率，即δ=10％，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历年外商直接投资本存量(见表2)。

(三)模型分析

为考察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与FDI间的关系，现假定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指数与FDI存量满足一元线性关系：

A*=a+b×FDIt

其中，b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商品竞争力的影响程度，FDIt表示t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对数。

为进行协整分析，现对各序列LnFDI(FDI存量值的对数)、Cap(资本密集型产品竞争力指数)、Lab(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指数)、Res(资源密集型产品竞争力指数)、LnFDI、Lab(表示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分别进行平稳性检验。各序列ADF检验结果如下：

由以上检验结果看出Cap和LnFDI能通过平稳性检验，可以建立回归方程，R2=0．849说明拟合度较好，能较好地说明问题。

Cap=0．269 LnFDI-1．037

(9．541)　(-12．183)　R2=0．849

Res和LnFDI能通过平稳性检验，但其残差不能通过ADF检验，因而二者不存在协整关系，尽管建立回归方程时R2=0．765，拟合度较好，但不能较好而只能部分地说明问题。

Res=-0．327 LnFDI+0．865

(-6．984)　(6．117)　R2=0．765

由以上检验结果可知Lab是非平稳数列，但其一阶差分Lab与／LnFDI通过了ADF检验，说明其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回归残差也通过平稳性检验，说明二者具有协整关系，可以建立回归方程，但R2=0．113说明拟合度较差，不能较好地说明问题。

Lab=-0．25 LnFDI+0．039

(-1．338)　(1．421)　R2=0．113

三、结果分析与政策建议

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资源密集型产品包括SITC0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SITC1饮料及烟类、SITC2非食用原料、SITC3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及SITC4动、植物油脂及蜡等五类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具有下降的趋势，但其序列能通过ADF检验，所以其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负相关关系还是有意义的。劳动密集型包括SITC6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SITC8杂项产品，具有较强的贸易竞争力。资本密集型包括SITC5化学品及有关产品及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这类产品具有较强的贸易竞争力。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资存量的增加与出口产品竞争的关系如何呢?本文通过1989年以来出口竞争力指数与实际利用外资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竞争力与FDI的存量有关，随着FDI存量的不断增加其竞争力也不断增强，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竞争力指数逐步增大，到2005年已大于0开始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与外资存量间的相关系数为0．269，也即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不断增强。这与引进外资弥补发展中的资金瓶颈政策有关，以上实证结果证明这一政策在开放20多年来是成功的。相反，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商品的出口竞争力指数与外资存量的增加有着反向关系，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5，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劳动密集型商品竞争力反而下降。尽管所作回归方程的整体拟合度不高，但结果与现实是相符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外资不断流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其竞争力有所下降。对资源密集型行业，国家从宏观角度出发没有向其他领域那样开放，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对资源密集型商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有限。近一段时间，世界各国围绕能源进行了磋商、斗争，从经济安全的角度考虑，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与资源密集型商品出口竞争力的负相关关系还是有一定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