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
时间：2023-10-24 17: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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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国际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理论基础与传导机制
1．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研究和争论的焦点，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较早的理论支持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替代关系，例如:芒德尔(1957)放松生产要素在国际上不能流动的假设，并引入关税分析，得出资本流动将替代商品贸易的结论;约翰逊(1967)认为，关税引致的投资如果使东道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部门获得发展，就会减少贸易额。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了一些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互补的理论，如小岛清(1978)注意到，当在母国具有比较劣势的部门(即边际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时，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是互补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例如:李普西和韦斯(1981)使用美国14个产业的截面数据证明对外投资存在积极的出口效应，并发现如果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那么互补效应更为突出;佩特里(1994)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会因投资类型的不同而不同，成本导向型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补充效应比市场导向型的更强;卡马来罗和泰莫瑞特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欧盟和日本、美国的工业品进出口贸易，证实了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互补关系［2］。
2．传导机制
一般而言，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影响母国的对外贸易:一是出口带动效应。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会带动投资母公司对海外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的出口增加，另外还会引发东道国企业对母国其他相关企业产品的需求增加，因此会导致母国的出口增加。二是出口替代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导致的母国出口减少。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在东道国当地生产后就地销售，从而部分或全部替代原来的自母国进口。另外，国际直接投资还在东道国产生了技术示范和技术扩散效应，当地企业可以学习或模仿生产该产品，从而导致从母国进口的该产品数量减少。三是逆向进口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母国自东道国的进口。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在东道国当地生产加工后，其中部分或全部产品将返销母国。四是进口替代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少母国的部分进口。在母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前，国内企业生产某些产品时需要使用一些进口投入品，当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后，由于生产基地向国外进行转移，因此国内生产将缩减，从而导致进口的投入品也相应减少。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同时引发多种贸易效应，但每种贸易效应的强弱程度会有明显差异，对母国进出口贸易的最终影响将由各种贸易效应相互作用的净效应所决定［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进入21世纪以来，受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迅猛发展。199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10亿美元，2005年突破100亿美元，2006年突破200亿美元，到2010年已经达到688亿美元，相当于“十五”期间总和的2．3倍，20年间增长了69倍。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3172．1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5万亿美元。从地区分布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2010年末，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存量2281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71．9%，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存量439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3．8%。分具体的国别和地区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国际避税港、资源丰富国家(地区)和发达经济体，如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南非、俄罗斯、加拿大、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前20位的国家(地区)存量累计达到2888亿美元，占总量的91．1%。从行业分布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几乎覆盖了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但主要集中在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等六大行业。2010年，中国对这六个行业的直接投资均超过了100亿美元，其中: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直接投资972．5亿美元，占比30．7%;对金融业直接投资552．5亿美元，占比17．4%;对采矿业直接投资446．6亿美元，占比14．1%;对批发零售业直接投资420．1亿美元，占比13．2%;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直接投资231．9亿美元，占比7．3%;对制造业直接投资178亿美元，占比5．6%。
参照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6》的分类方法，我们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归结为市场寻求型(Market-seeking)、资源寻求型(Resource-seeking)、效率寻求型(Efficiency-seeking)和创新资产寻求型(Created-asset-seeking)等四大类。不同的投资动因所导致的贸易效应也有所不同。
1．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中国对采矿业的直接投资属于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能源和矿产资源市场上的需求大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帮助中国获取国内生产所必须的石油、矿产等关键性自然资源，或者获得较为有利的价格条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境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较大，2010年，中国对采矿业的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4．1%，主要分布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在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南非、尼日利亚、赞比亚和巴西等国，采矿业是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第一大行业。由于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国外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因此会直接导致中国资源型产品的进口增加。同时，境外资源开发还能带动中国的生产设备、实用技术、中间产品和相关劳务向外出口，特别是向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带动作用更为明显，因为这些国家更需要中国的机械设备、开采技术与总部服务。可见，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进口与出口均发挥着较强的促进作用。
2．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所谓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一国企业为了绕开东道国的贸易壁垒，或更有效地占领或扩大东道国市场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它是企业就海外市场规模、国际贸易壁垒、国际运输费用和相对生产成本等要素综合权衡的结果［4］。寻求或扩大海外市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贸易依附型服务行业和加工制造业领域。2010年，中国对境外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四大服务行业的直接投资额为2177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8．6%。对这些服务业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服务，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对外贸易特别是对外出口的规模扩张。中国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了突破贸易障碍或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直接投资;一种是为了稳定与扩大原有市场或开拓新的市场而进行的直接投资。不同情况所引致的贸易效应也各不相同:如果投资是为了规避贸易壁垒或保持原有的市场规模，由于在投资发生前，中国是向东道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现在改由海外分支机构或子公司在东道国当地生产和销售，因此会导致最终产品的出口减少，但同时海外投资建厂也会带动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原材料和服务的对外出口，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出口结构;如果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则会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会带动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而且不存在对原有出口的减少与替代效应。
3．效率寻求型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是指跨国企业为了节约生产成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布局，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由于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利用国外廉价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土地)，因此所选择的投资对象多为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丰富而且廉价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产业多为母国由于生产成本过高而丧失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近些年来，由于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国内某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因此初步形成了将边际产业向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的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向外转移，在减少国内生产的同时会使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从而增加东道国的产量和出口量，其中部分产品会返销到中国，由此引起中国的进口增加。同时，海外投资所需要的总部服务、机械设备、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等会从母公司采购，由此带动中国的出口增加。可见，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的进口、出口均呈较强的互补关系。但是，目前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非资源寻求型直接投资数量十分有限，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尚未真正形成。
4．创新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创新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企业为了获得国外的战略性要素或无形资产所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在其所寻求的战略性资产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就是先进技术尤其是尖端技术。创新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决定了这类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行业，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建立联合研发中心和国外R＆D中心等。目前，中国的多数大型家电制造企业如海尔、TCL、科龙、康佳等都在美国、欧洲或日本建立了自己的研发基地;信息技术产业企业联想、华为等公司在欧美投资设立了研发机构［4］。一般来说，这类直接投资会带来相关专利技术、专有技术等技术贸易的广泛开展和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增加，因此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此类直接投资规模十分有限。2010年，中国对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73．7亿美元，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占比5．4%;对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投资为123．8亿美元，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占比4%。
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对外贸易的影响主要有: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中间产品的出口增加和资源性产品的进口增加，因此具有较强的出口创造与进口创造效应;对贸易依附型服务行业的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出口规模的扩大;对制造业进行的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改变出口商品结构;对发达经济体的创新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增加;对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以带动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和技术的出口增加。结合上面的分析结果，为充分发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对外直接投资要及时进行结构调整
目前，中国对贸易依附型服务业的投资比重过高，而对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投资比重过小。对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传统领域，而对现代服务业如信息服务、计算机服务与软件、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行业的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投资层次较低。加快发展对现代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不仅可以为第一、第二产业的投资和贸易活动提供高质量的配套服务，而且还能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整体效益和水平。对制造业直接投资的主要功能是绕开贸易壁垒，改变出口商品结构，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出口环境，减少贸易摩擦。
2．加强对发达经济体的创新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
目前，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规模较小，而且主要流向制造业和商务服务业，而对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等领域的投资较少。这样的投资结构虽然有助于中国企业维持或扩大发达国家市场，但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却不明显。如能实现以市场寻求型直接投资为主向创新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结构性转变，不仅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信息、管理和服务等战略性资产，促进国内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还能增加从发达国家的进口，缩小贸易差额，减少贸易摩擦与纠纷。
3．加强对亚洲、非洲、拉美及中东欧等发展中国家的效率寻求型直接投资
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些具有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有些具有比中国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而且大多对中国的轻工、机械、电子、通信类产品具有广泛需求。中国积极发展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不仅能够获取国内短缺的能源和资源性产品，还能带动机械设备、中间产品和其他资本产品向东道国出口。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不断攀升，国内某些行业如传统轻工、机械制造、纺织品服装等已经丧失了原有的低成本优势。因此要鼓励这些行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以此来带动相关产品与服务的出口，并促进国内生产要素向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聚集，实现产业升级。
篇2
【关键词】 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西方标准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理论在解释工业化国家跨国投资动因及其行为特征等方面，为研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系列重要依据。但是，这些理论基本上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厂商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发展路径问题，而是一种以“企业选择”为重点的理论范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并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既关系到一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效益，也关系到投资者的微观经济收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不断扩大。制定合理的产业选择方案，是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经济活动质量的必要理论前提。从深远意义说，中国FDI产业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直接决定着中国对外开放总体发展战略的政策绩效，决定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是中档加工组装制造业、纺织与服装业、研究与开发机构和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油田和其他重要资源开发；聂名华（2001）总结了我国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决定因素，并提出应将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列为境外投资重点，同时要有选择地投资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宋伟良（2005）在分析与产业选择相关理论后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点支持资源开发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另外赵春明（2002）、邢建国（2003）等学者也对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论研究和定性研究，对于产业选择的依据和基准也只停留在理论表述，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提供可参考的指标体系，对于产业选择的实证研究也较少见到。
鉴于此，本文将以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产业静态集聚指数和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等指标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深入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潜力。
一、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1、投资竞争力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的提出
卢进勇（2003）在研究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时，首次提到投资竞争力的概念。他认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业竞争力或企业国际竞争力概念基本上都没有考虑投资或对外投资问题，所下定义仅仅顾及了贸易或对外贸易方面，应当说，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方式日趋多样化，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样的定义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将企业国际竞争力划分为国际贸易竞争力和国际投资竞争力两个方面，正式提出企业国际投资竞争力的概念。国际贸易竞争力类似于已有的关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国际投资竞争力是指企业开展对外投资过程中较其他投资者更强的投资决策、项目运作和企业管理能力。国际贸易竞争力与国际投资竞争力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的侧重点是产品、价格、质量、服务、营销和品牌等方面的竞争力，后者则侧重在项目投融资、技术、管理和品牌竞争力等方面。但是卢进勇在界定概念后，没有在文章中对于国际投资竞争力进行进一步分析和使用，无法领略到它更深层次的意义。
由于国际投资竞争力与国际贸易竞争力有相似之处，只是侧重点不同，笔者认为可以模仿现有国际竞争力分析的指标，创造出国际投资竞争力的分析指标，对中国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状况进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为了方便进行产业选择，也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模仿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创设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Revealed Investment Advantage，RIA）进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国家i在a产业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wa是a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it是国家i在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Xwt是世界市场上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国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世界平均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对优势。它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较好地反映了不同产业投资的相对优势。一般而言，若RIAia＜1，则该国在该产业上处于比较劣势；若RIAia＞1，则处于比较优势，取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大。
2、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分析
（1）数据选取。中国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来自于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3年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数据是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数据，使用的是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比例。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各产业数据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并购（M&A）的销售总额和各产业的并购额，选择流量进行计算。由于中国产业统计口径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这之前的数据产业划分不尽相同，本文进行了适当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数据缺失。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分产业数据是在原数据基础上根据中国公布的产业分类进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资报告中没有公布批发零售业的并购数据，虽然中国该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大，但无法计算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所以无法用该指标界定中国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力。
（2）指标分析。表1对数据基本齐全并且有实际意义的若干产业的RIA指数进行了具体分析。
从各年度的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产业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是农林渔业，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优势产业的是商业服务业、建筑与房地产业，RIA值在3―8之间；只具有微弱优势的产业是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的RIA值波动较大，投资竞争力不稳定；其他产业的投资竞争力不明显。
从各产业的年度变动来看，商业服务业和农林渔业的投资竞争力处于增长状态，采矿业和制造业有所下降，交通运输仓储业虽然指标值有波动，但总体呈上涨的趋势，建筑与房地产业以及电力煤水生产和供应业指标值跨度大，趋势不明显，但也有下降的变动。
因此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标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竞争力总体不强，优势产业仍集中在农林渔业和商业服务业，采矿业的优势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产业投资竞争力与前几年比较起来已经明显下降，这与现实情况基本符合。制造业对外投资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10%。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度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静态集聚指数，ai表示对外投资国在i产业上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a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总体规模，i=1，2，…n表示n个产业部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该静态指数反映的是投资国在一个产业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其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产业分布的存量指标。其数值等于各产业投资额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率。
根据这个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得出中国近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水平，如表2所示。
根据各年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情况看出，商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值最高，两者之和在50%左右，这种趋势在5年内都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商业服务业和零售业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优势产业，虽然2007年两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为有部分数据被分离出去单独计算，因此并不影响它的总体趋势变化。另外，近两年制造业的投资比例已经远低于10%，总体水平连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业优势产业的地位逐渐消失。制造业对外投资平均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8.1%，而出口贸易的90%是工业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产品，可见我国贸易投资行业一体化程度较低。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而言，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做后盾，如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就占有很大比重。与制造业相对比，最近几年交通运输与仓储业、采矿业和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逐渐增加，都超过10%。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度表示为：
其中Di(0-t）为时间段（0-t）内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态聚集指数。bi(0-t）为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bi(0-t）为投资国在时间段（0-t）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
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对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性产业，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减少，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缩性产业。
当i(0-t）＞0，若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若Di(0-t）＜0，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若0＜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i产业纵向比较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小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该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
当bi(0-t）＜0时，若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
与静态的集聚指数不同，动态的集聚指数是反映在一定时间内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集聚和转移的流量指标，体现了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间转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可以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更准确地测量产业的集聚趋势和转移方向，体现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面的潜力。
根据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在表2数据的基础上，求出2004―2008年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与产业平均增长速度，最后得出15个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如表3所示。
对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动态集聚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中国各产业多年来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连续四年产业平均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46.7%；第二，从单个产业来说，每一年都基本体现出正的动态集聚指数，可以看出每个产业都能连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只是增长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矿业在2007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表明了明显的发散趋势；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2007―2008年向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聚集，从纵向比较看，交通运输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四大产业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现明显的产业集聚；第四，在采矿业出现转移的同时，制造业的Di(0-t）由大于1转为小于1，这表明制造业的集聚趋势不再明显，增速减缓，已经低于各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出现发散的迹象；第五，金融业的增长从无到有，虽然与数据统计有关，但也可以看出金融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逐渐占有一定位置，增长的势头逐渐显现出来。
四、实证分析的结论总结
对于上述三个指标的计算结果，本文对于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和产业选择方向进行了总结，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资竞争力、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并且具有一定产业集聚趋势的产业有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它们是中国较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保持了较高的投资优势，对中国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外向型发展思路的实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国总体的发展战略方向，因此应当继续重点扶持和发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资竞争力、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较小的产业有农林渔业和建筑及房地产业。它们有非常强的产业组合区位优势，有极好的发展势头，但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国家应加大在农林渔业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上的支持力度，加快这些产业的跨国经营，更好地显现出它们所蕴含的竞争优势。
第三，不具有投资竞争力、但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仍较小的产业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这些产业是中国基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顺应国际分工趋势，寻求和培育产业要素优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选择，以后也应该着力发展，并逐渐培育各产业的投资优势和竞争优势。
第四，具有微弱投资竞争力或没有竞争力，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具有产业分散发展趋势的产业如采矿业和制造业。我国要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这些产业对国内产业的关联程度进行细化，引导两个产业选择合适的区位进行投资，获得“相对优势”，规避东道国的环境保护壁垒，也必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
【参考文献】
[1] 保罗・克鲁格曼著，黄胜强译：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 江小涓：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6（8）.
[3] 黄静波、张安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动因类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9（7）.
[4] 杨润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J]．求实，2004（12）.
[5] 聂名华：论中国境外投资的行业选择[J]．当代亚太，2001（8）.
[6] 宋伟良：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3）.
[7] 项本武：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7）.
[8] 张为付：国际直接投资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篇3
[关键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国际化动因；创新系统
Abstract:Withtheintegrationoftheglobaleconomy,componentsofanationalinnovationsystem(NIS)haveintensifiedtheinteraction,exchange,andcooperationwiththeircounterpartsinothercountries,andthisfurthermakestheNISasawholetowardinternationalization.BecauseKnowledgeIntensiveBusinessServices(KIBS)areplayingamoreimportantroleinanyNIS,thereshouldbeaninternalrelationshipbetweentheinternationalizationofthesetwo.Basedonacriticalreviewofexistingtheories,thispaperexploresthefunctionsofKIBSintheNISandanalyzestheinternationalizationdriversofKIBSfromaNISperspective.
Keywords:knowledgeintensivebusinessservices;internationalizationdrives;innovationsystem
一、KIBS国际化动因现有理论研究及评价
由于服务的不可储存性、异质性及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与制造业明显不同，服务业进入国际市场不能采取线性的方式逐步推进，而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行。[1]早期关于服务业国际化动因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上。如Dunning（1989）将基于制造业的“国际生产折衷论”应用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认为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也需要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并且只有同时拥有上述三大优势时，才能进行有利的对外直接投资。[2](5-39)之后，很多学者从更多角度对国际化动因进行了分析。Lovelock和Yip（1996）从市场驱动、竞争驱动、技术驱动、成本驱动、政府驱动五个方面分析了服务业国际化的动因。[3](64-86)李慧中（2004）认为，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论”对服务业的适用性是不突出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产品差异条件下追逐规模报酬的产业内贸易导致的结果。[4]郑吉昌（2004）则将服务业国际化动因概括为生产性和消费的拉动、供给的推动（专长、劳动力）、服务业的竞争、进入壁垒降低（标准成本化、全球范围优势）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赢得信赖以及全球学习。[5]魏江等（2004）认为，KIBS国际化是需求拉动及供给推动共同作用的结果，需求方面是企业为了更好地适应全球化及竞争的需要，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其它更擅长的企业，实现价值链的分工，使KIBS企业有了进一步生存的空间；供给方面是企业追求规模经济及范围经济而主动向国外扩张。[6]
以上学者尽管从不同角度对服务业及KIBS国际化动因做出了解释，也注意到服务业与KIBS、与制造业的差别，但是，这些学者更多地是从产业角度来进行分析，注重的是服务的特征。KIBS不仅仅在于具有服务性的特征，还具有创新性特征，这也是KIBS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现有的研究忽视了KIBS具有创新功能的特征，忽视了KIBS在创新系统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根据KIBS的特点，在借鉴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另外一个角度——创新系统的视角对KIBS国际化动因进行分析，以期获得更为圆满的解释。
二、KIBS创新特性及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及功能
在知识经济下，知识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并逐渐取代了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创新系统中，知识流动及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创新过程的关键所在。KIBS具有知识生产和知识扩散的功能，在创新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非一般的生产和消费部门。
（一）KIBS创新特征
KIBS创新是指发生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创新行为及活动，是KIBS与客户利用各自的知识及技能，为完成一项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任务而做出的一系列合作行为。知识密集型服务创新具有显著的高客户相关性，即KIBS与客户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创新服务质量的高低依赖于KIBS与客户的交互作用。在创新中，客户与KIBS之间的知识流动是双向的：KIBS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服务，在交互中传播现有的知识，同时通过客户反馈也加强了KIBS本身的知识基础，扩大了KIBS的知识存量，并可能引起新的交互作用。Strambach（2001）建立一个模型（见上图），将KIBS知识过程分为明晰知识和缄默知识的获取、知识的重新整合、知识向客户企业的转移与扩散三个阶段，说明了KIBS与客户间的这种知识流动及交互作用。[7](53-68)
（二）KIBS在创新系统中的角色
KIBS创新具有高客户相关性，这不仅仅促使其本身必须具备高的创新性，以满足客户的需要，也使其有可能将创新性知识传递、扩散给客户，即KIBS不仅仅具有知识生产的功能，也具有知识扩散的功能。具体而言，KIBS在创新过程中主要有三个角色：创新推动者（Facilitator）、创新转移者（Carrier）及创新来源（Source）。[8]
1.创新来源（提供者）。KIBS在进行创新时是创新主角，KIBS为制造业或其他服务行业提供服务或知识，提供创新概念及思想，并与客户企业紧密联系共同完成创新。Hertog（2000）认为，KIBS作为知识及创新的合作生产者，是一种私人知识库，即所谓的“第二知识库（theSecondKnowledgeInfrastructure）”或“新知识库”①。[9](491-528)如广告商为客户开发并组织实施一个新的广告策略。
2.创新推动者（合作者）。KIBS企业为客户的创新提供支持服务，但创新本身不是来自KIBS，也不是由它从别的企业扩散到客户企业。如管理咨询公司协助客户开发一种新的服务分销渠道或引入一种新的会计制度，在这里，KIBS为客户传递它们需要的知识或服务来支持创新。3.创新转移者（购买者）。KIBS企业将现有的创新从一个企业或者一个行业传播到另外一个行业或客户企业，创新本身不是从KIBS产生的，KIBS只是一种中介。此时，KIBS也扮演着购买者角色，即KIBS从制造业或者其他服务行业购买知识、设备及资本品，但KIBS在购买后还承担一个重任，即将该产品客户化，适应客户的需求。如KIBS企业为客户引进及实施一个先进的、创新性的ERP软件，并将该软件客户化。
可见，KIBS在创新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它的知识生产和知识扩散的功能，是创新系统的节点及桥梁，是创新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KIBS在创新过程中扮演多种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KIBS本身作为一个创新主体，在不断进行内部创新的同时，也为创新系统中的其它主体提供了创新的平台，对创新起到催化作用。
三、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扩展——KIBS国际化的动因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开放式的、国际化的系统，国家创新绩效取决于该国利用全球创新网络及全球创新资源进行创新的能力，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已成为促进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Toivonen,2005）。[10]另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自身创新系统的不完善及创新资源的缺乏，通过国际化获取创新资源，提高本国创新系统竞争力就成为一个必然选择及必要的途径。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发展，增强了作为创新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KIBS国际化发展的动力及压力，主要体现为实现如下四个效应的需要：（一）国家创新系统边界的国际扩张效应
Coase（1937）认为，企业的扩张与收缩在于交易成本的节约。[11](386-405)创新系统也存在由于交易成本节约而导致的边界扩张与收缩。创新系统边界的扩张表现为创新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创新行为的融合与协调两个方面，前者是单一组织形式下的规模扩张，后者是对创新系统的改造。[12]创新系统革新的动力来源于知识在系统内流动的机制。信息通讯科技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创新活动之间的互动与依赖日益加深，为了获取更多、质量更高的创新资源，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创新主体主动向外扩张，实现国际化发展。KIBS国际化一方面是实现本身规模经济的需要，另外一方面降低了知识在创新网络接点传播的交易成本，使报酬递增得以实现，并促进其他创新主体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同时，KIBS作为知识扩散的桥梁及中介，它的国际化有利于改造跨国创新组织结构，建立灵活的组织创新网络，有效降低创新主体在国际化进程中由于规模扩大而带来网络接点之间连结不稳定的风险（规模扩大与风险加大之间存在“两难”问题），实现创新系统质的扩张。（二）知识的放大效应及国际扩散效应
知识系统要么是网络结构，要么是层级结构，而无论哪种结构，KIBS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网络结构中，KIBS加强了不同网络接点之间的知识流动。在层级结构中，KIBS有利于知识沿着层级进行流动，如典型的专业会计服务就属于这类。而创新系统竞争力的差异在于知识创造和扩散通过不同的中介和组织交互作用来进行。[13]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各国国内市场日益与国际大市场融为一体，产业全球化以及企业生产、研究活动的国际化，使国际间的知识流动愈加强烈。由于KIBS具有知识生产性和扩散性并重的特征，KIBS在国际化发展中不断吸取国外知识，并通过对知识的整合、加工，不断进行知识创新，放大知识存量，提高了知识流动的质量，促进知识在创新主体之间的国际流动，在不同类别的知识网络中传递，加强了国家创新系统知识生产子系统及知识扩散子系统功能，通过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有效联结来提高学习和创造能力，使国家创新系统立足于国际创新前沿，利用国际创新系统的优势，迅速提高创新能力。
（三）制造业、服务业创新子系统的国际互动效应
KIBS所具有知识生产及知识扩散功能，使传统的创新系统发生了变化，服务业创新子系统与制造业创新子系统出现融合的现象，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创新活动互相表现对方的特征。它们之间存在信息、知识及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并通过这些流动使两者产生极强的互动作用，互相为对方的发展提供支持。制造业生产的国际化产生了对金融、会计和法律等服务的需求，为了满足国内制造业国际化的需要，KIBS企业跟随进入东道国提供服务。随着服务水平的提高及在国外提供服务经验的不断丰富，KIBS企业有能力主动在国外寻找发展的机会，实现从跟随战略到主动寻求新市场的国际化战略转变。跨国制造业规模经济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服务的能力而不是制造产品的能力，[14](45-56)在制造业国际化程度较高情况下，KIBS国际化是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现实需要。
（四）国家创新网络的国际综合协同效应
创新系统创新效率的提高，不仅取决于各创新主体本身的高效运转，更取决于各创新主体间相互联系和合作形成的网络协同。在强调知识流动的创新系统架构中，创新主体间的互动关系愈趋复杂。创新主体之间存在正、负向反馈及增强、抑制作用，有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要提高创新系统效率，不仅要提高内部效率，即各子系统（如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企业等）内部管理过程的效率；更要提高外部效率，即各子系统之间（包括区域创新系统、国家创新系统与国际创新系统的联系）合作与交流的效率。KIBS作为连接国际、国内及区域三个不同层次的知识系统的重要桥梁，只有与国际接轨，保证知识在各个层次的创新系统、各个创新主体及创新主体各要素之间的横向与纵向流动，产生互动和作用，形成创新网络的国际协同，使国家创新系统在国际环境下有效地运行，降低创新风险，减少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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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企业；投资行为；跨国并购；国际化；奇瑞汽车；同仁堂集团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1-0013-03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现状
（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
早在1998年，中国政府就提出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所谓“走出去”发展战略，是相对于企业生产与市场仅仅面向国内而言的。“走出去”发展战略，是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2001年，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被正式写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此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步伐也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了高速发展的态势。
中国“走出去”的范畴包括三个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往往被看做“走出去”的代表形式。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2002～2005年的四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为65.6%，2005年的流量比上年增加1.2倍，首次突破了百亿，达到122.6亿美元。截止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733.3亿美元。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了快速发展的进程。
200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拖累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并未能阻止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根据商务部统计，2009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跃居全球第五位，截止到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457.5亿美元；而在2010年更延续了快速的发展态势，全年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同比增长16.3%。
不过，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总体偏小，而目远远落后于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
2.跨国并购逐步成为我国企业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2005年中，企业通过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为65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一半。2006年跨国并购依旧活跃，以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达47.4亿美元，占同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36.7%。2008年中国海外并购交易总额达到368.6亿美元，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额增至431亿美元。
由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交易规模和交易量的不断增加可见，跨国并购已备受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中的青睐。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趋于多样化。据商务部《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及德勤于2009年11月的名为《中国崛起：海外并购新领域》的研究报告显示，从2001～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于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以及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业等各个产业。2009年的1～3季度，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流向能源、矿产和公共事业领域。
总体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也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从一般出口贸易、餐饮和简单加工扩大到营销网络、航运物流、资源开发、生产制造和设计研发等众多领域。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鉴于国外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中国的特定国情，也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状况，我国学者纷纷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关于我国企业FDI的理论探讨。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理论。吴先明（2003）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归为4点：寻求新的市场机会，绕开贸易壁垒，跟踪先进技术，获取短缺的原材料。
章海源，王海燕等（2006）的问卷调查表明，中国企业积极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有5个方面：拓展海外市场，扩大市场份额，获取高新技术，增强企业竞争力，企业战略发展需求。
代中强（2008）通过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得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主要由企业的所有权（技术）优势、经济发展和规避贸易壁垒等因素推动所致。
刘阳春在提出一系列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动因的假设后，通过对87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对假设进行了检验，得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重要的驱动因素，实施公司扩展战略与寻求市场是两个重要的动机，同时，寻求自然资源和克服贸易壁垒是第三位的动因。
丁祥生（2009）则通过分析，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两类：一是利用已经具备的优势来获取利润；另一类通过投资来获取利润。指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优势为根本目标，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威胁，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理论。章海源、王海燕（2006）的问卷结果显示，成本优势、商品质量优势和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更优越的营销策略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优势。
王其辉指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表现在6个方面：大中型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小型企业比较优势，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中国的特殊产品和特有渠道，良好的政策环境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
丁祥生（2009）则是通过将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比较，得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具有大规模低成本制造技术，市场定位能力，市场销售能力以及局部创新能力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不足
国内学者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为我国企业进一步实施“走出去”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重大。然而，由于这些研究大多是在西方经典的FDI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纯粹的数学方法和逻辑推理得到的，而在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实证调研分析还不够充分，因而也许和实际情况会有一定的偏离。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案例
由于中国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规模各异，涉及到的行业宽泛，加之经营理念与管理模式等各方面的区别，企业实行“走出去”战略的动机与优势因素也各不相同。下面，我们就以中国企业中成功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若干案例为例，探讨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进程中的动因与优势。
（一）奇瑞汽车公司的国际化之路
1.奇瑞汽车的国际化道路。
（1）由小规模出口到海外建厂。自2001年第一批汽车出口叙利亚以来，奇瑞汽车的海外扩张的步伐就未停止。在“打造国际品牌”战略目标的引导下，奇瑞已在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伊朗、埃及、马来西亚等地建立了12个海外工厂，并有4个海外项目正在实施中。不仅如此，奇瑞还建成了由1000家销售服务网点组成的海外营销服务网络，都有力地支撑了奇瑞海外市场的销售，成为其海外市场扩张的根据地。奇瑞已经成功打开了东欧、东南亚、南美、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市场，销售遍布80余个国家和地区。
（2）国际合作。奇瑞不仅重视海外工厂的建设，同时很重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技术合作。为了迅速地掌握先进的技术，奇瑞公司与奥地利AVL、美国江森集团、美国PPG集团等企业合作，成功地整合了世界的先进技术。同时，与美国江森集团这样的全球专业汽车内饰系统及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佼佼者的合作，不仅使奇瑞汽车的零部件供应体系更加完整和系统化，也将大大增加奇瑞汽车整车的国际竞争力。
2.奇瑞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成功因素。
（1）奇瑞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第一，海外建厂，规避贸易壁垒。出于对本国汽车产业的保护，一般国家对整车出口会设立较高的关税，很多世贸组织成员国对整车和零部件实行不同的关税税率，有些国家甚至设置严苛的技术标准来阻止外界对本国市场的入侵。种种贸易壁垒导致奇瑞公司加速了海外建厂的进程，从而开拓国际市场的根据地。
第二，“零汽车产业国”吸引，扩大市场份额。在巴西埃及等国家，由于其本国没有或者汽车工业很弱，故政府对外来投资比较重视，也不会担心外来的汽车企业会影响自己国家的汽车工业，所以一般会给予比较优惠的政策。这些“零汽车产业国”优惠政策的吸引，也是奇瑞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同时还可以达到扩大市场份额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
第三，通过国际化的资本技术合作以获取新技术，培养优秀人才，也是奇瑞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因。奇瑞公司很重视技术研发。奇瑞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如与AVL公司的合作，可以全程参与开发设计，迅速掌握先进的技术，培养自己优秀的研发队伍，使自己具备研发发动机的能力。
（2）奇瑞汽车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因素。
第一，以低价位汽车进入，利于打开市场。奇瑞汽车公司以价格相对较低的小排量汽车开始进入低端市场，以低于合资公司同类产品30%的价格突破产品差异化壁垒，创造出了由低端到高端的差异化的汽车品牌。这是其退汽车公司成功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之一。
第二，较低成本带来竞争优势。奇瑞汽车公司较低的成本，为奇瑞汽车公司带来了市场竞争的优势。据资料显示，奇瑞汽车公司组装线工人的月工资约为132美元，以该公司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计算，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仅不到83
美分。
第三，奇瑞汽车对外直接投资恰当的区位选择。奇瑞汽车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很有远见。在开拓市场上，奇瑞以准入度相对较低、市场开发难度较小的中东、亚太市场为主，为其海外运输作业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将重点放在了没有本国汽车产业的国家，有效的规避了贸易壁垒；奇瑞还将海外工厂建在具有重要地理优势的国家地区，如拥有潜力巨大消费市场的伊朗，唯一横跨亚欧大陆汽车市场的土耳
其等。
第四，坚持自主研发与创新。奇瑞公司十分重视技术的研发工作，每年将销售收入7%的资金投入产品的研发，在汽车的设计、底盘、电器、发动机等产业关键环节与国际一流公司及高端汽车技术人员合作研发，博采众长，力争创新，培养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同仁堂集团跨国投资的成功实践
1.同仁堂的对外投资道路。
（1）北京同仁堂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实现。早期，尽管同仁堂的产品在日本、东南亚已享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产品的出口地域局限，销售量小，影响力也十分有限。1993年同仁堂成立集团后，获得了独资进出口、直接开展门诊服务以及全方位的营销权，并于香港首次登陆。其“保存传统精华，实现与国际接轨”的经营理念，为其进一步走向世界，实现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打入欧亚市场。继香港设立分店后，同仁堂便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与和记黄埔企业的合作，使得同仁堂顺利地打入了欧美市场。这次合作不仅使同仁堂充分利用作为国际金融和商贸中心的香港的地位和优势，全力进军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同时还可使之树立国际品牌，规避国际风险，为进一步的海外投资打下了基础。自同仁堂获得独资进出口经营权后，其在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市场份额也不断
扩大。
2.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成功因素。
（1）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第一，走向国际市场，扩大市场份额。作为中国医药行业的老字号，同仁堂药店在中国已经占有了较大的市场，将企业推向国际化，扩大市场份额，便自然成为了同仁堂集团继续向前发展的目标。
第二，提升品牌知名度，将中医药文化推向世界。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引起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同仁堂积极借助海外市场渠道，不仅可以提升其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也可以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奇葩的中药文化推向国际市场，促进中国传统医药的可持续发展。
（2）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因素。
第一，投资区位的准确选择。中医药作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产业，其民族文化色彩亦十分浓厚。因此，要想能够成功实现跨国经营，对于不同文化上的融合显得十分重要。同仁堂在对外投资时，首先选择了与本国文化差异较小的东亚、东南亚市场，并以与中国大陆文化最接近的香港为始入点，避免了明显的跨文化风险，然后逐步打开欧美市场，是十分明智的
选择。
第二，利用中药相对优势，以中国特色文化营销。相对于西医药而言，传统的中医药确实有其相对优势。中医在许多疑难杂症中都展示出了其特殊的优势。而对于民族特色鲜明的产品，在全球的营销过程中必须保持其特有的民族特色与文化内涵。同仁堂采用“标准化战略”，在香港、泰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办的分店都保持了原汁原味的“北京同仁堂”风格，引来众多仰慕中国特色文化的消费者，效果相当不错。
（三）案例总结
通过对奇瑞汽车公司以及北京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成功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各企业由于其在行业种类、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模式等各方面均有差异，因此具体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动因与成功优势表现也各有不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企业都是为了实现企业甚至是所属行业的更好发展，获取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
参考文献
[1] 王恕立，卢平.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的发展与对中国的启示[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9，（6）.
[2] 梁艳.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与我国的应对策略[D].西南财经大学，2002.
[3] 宋维佳.基于FDI的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6.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009年全球第五[N].上海商报，2010.
[5] 孙强.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中国石油大学，2010.
[6] 丁祥生.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优势、动因与战略选择[D].南开大学，2009.
[7] 王其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特点与问题[J].国际经济合作，2004，（3）.
[8] 刘阳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与实证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2008，（3）.
[9] 于艳琪.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国际化之路——以奇瑞汽车为例[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1.
[10] 赵城.奇瑞汽车公司的国际化研究[J].安徽财经大学铜陵学院学报，2010，（3）.
[11] 张本智.中医药文化传播与产业国际化.
[12] 孙蕊.浅析同仁堂跨文化营销理论与实践[J].商场现代化，2008，（7）.
[13] 裴长洪，冯雷.中国国际商务理论前沿（5）[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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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育服务业跨国公司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1.发展服务业跨国公司是加快服务业发展，提升产业结构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的2007年《财经蓝皮书》指出，中国2005年服务业增加值为73395亿元，占GDP的40.7%。但从总体上看，服务业发展水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服务业的内部结构看，传统服务业居多，生产业发展滞后，尤其是知识型服务产业等高端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正是这样的内部结构，使我国传统服务业在国内企业、国外跨国公司、合资企业的三重压力下，竞争异常激烈，急切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同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都是以世界市场为背景的。例如，印度现代服务业发达，就得益于其服务业跨国公司加速外向国际化。因此，无论是摆脱我国传统服务业困境，还是发展现代服务业，都需要服务企业“走出去”。
2.发展服务业跨国公司是实施“走出去”战略，配合第一、二产业FDI的需要。1998年，我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并在本世纪初的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正式部署这个战略。截止到2006年12月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达733.3亿美元，从企业数量上看，我国从事跨国经营企业达3万多家，但业务领域主要处在第一、二产业，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还明显滞后。就是在我国第一、二产业国际化的过程中，高效率生产业的国际配合，会极大地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有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最薄弱的环节并不在生产过程，而恰恰是在生产过程之外，包括低成本融资能力、国际市场上的营销能力、得到符合国际惯例的会计、法律、咨询服务的能力等。因此，培育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既是实现服务业主动“走出去”战略，也是被动地确保制造业跨国经营的必要条件。
3、发展服务业跨国公司是扩大服务贸易出口，打造服务业产业链的需要。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不强，进出口存在较大逆差，且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出口比重较小。我国计算机信息服务、咨询以及广告和宣传三项收入占服务贸易总收入的比重只有14%。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海外开展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一方面会带来对本国同类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会对国内其他相关服务行业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样，既有利于我国扩大服务贸易出口，同时也有利于打造我国服务业产业链。
4、发展服务业跨国公司是应对入世挑战，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称：中国国内经济中来自国外跨国公司的竞争是中国跨国公司向外迅速扩展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2006年12月11日，我国加入WTO五年保护期终结，金融、电信等服务行业全面开放。我国服务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服务性企业必须放眼世界，加快开展跨国经营，开拓国际空间，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参与到国际大市场的竞争中去，才能最终在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
发展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除了对我国经济产生以上四个方面的积极影响外，同时，还能增加我国高素质服务人才的就业机会、增加外汇汇回、提高国民收入等。
二、培育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面临的战略机遇
1、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的服务业自由化为培育服务业跨国公司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入世5年保护期已经结束，虽然服务自由化对于我国不发达的服务业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机遇，因为我们可以利用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环境，分享服务全球化的成果。在服务市场开放的同时，根据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我国服务性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也获得了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条件，为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开展跨国经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2、我国服务企业的竞争优势为培育服务业跨国公司提供了微观经济基础。我国服务性企业虽然在总体上比较落后，但经过多年的成长，有些还是具备了相当强的竞争能力。如：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一批服务企业已积累了一定的技术、资金、管理和人才优势，为跨国投资打下了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
3、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为培育服务业跨国公司提供了需求引导。随着一大批高技术项目的突破，我国制造业将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将达到20％以上。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对服务业产生巨大的引致需求，这一方面刺激着服务业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海尔、TCL、联想等一大批制造业跨国公司走出国门，需要我们相关的生产业跨国公司为其在海外提供服务支持，这在客观上刺激着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成长。
4、非股权安排的组织控制模式为培育服务业跨国公司降低了进入门槛。在服务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虽然也存在着制造业跨国公司普遍采用的股权安排的方式（如金融服务业、信息密集型服务业等），但非股权投资形式更具有普遍性。如：大型酒店连锁集团采取特许经营或管理合同、供水服务采取特许权、企业咨询服务和法律事务主要采取合伙经营等。这种非股权安排使服务性企业不同于制造业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新建或并购资本，客观上降低了我国服务性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门槛。
5、服务技术的进步为培育服务业跨国公司提供了客观便利条件。以电信、运输和金融服务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服务技术的进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国际服务链的相对成本，有利于我国服务企业尽早进入跨国公司的行列，并在经营的过程中减少成本指出。
当然，除了以上机遇外，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成长也会面临很多挑战：如，我国现代服务业不发达、缺乏专门人才、对跨国文化不熟悉以及发达国家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等。
三、如何加快培育和发展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
目前，我国服务业开展跨国经营的主要集中在贸易类服务业、海外工程承包和金融业。如到2000年中国银行就已经设立海外营业机构68家，我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十大工程承包国家之列，其中有11家进入世界最大国际设计企业500强。《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迅速发展。要加快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发展，我们要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培育和发展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
1.从观念上看，转变观念，强化培育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当今的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以金融活动为中心、以信息技术为主体、以跨国公司为依托的格局。在这种形式下，没有服务业跨国公司将不可能成为未来国际竞争的强者。为此，一方面我国服务性企业要转变经营理念，从积极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中修炼内功，将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作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环节，为将来成长为跨国公司做准备；另一方面政府应参考制造业企业成长的经验，制定相应政策，为服务性跨国公司的培育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2.从政府的战略上看，制定战略，积极推动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成长。第一，要扩大中央财政对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型服务等高端服务业跨国公司成长的支持。如：提供赠款、贷款和股权投资、税收抵免和优惠等。第二，政府为服务性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主要包括投资目标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投资环境、企业要素成本以及目标国的有关法律、税收框架政府管理程序等。第三，成立对外直接投资保险机构，为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海外投资降低风险。第四，加快制定相关法律，国家要支持和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赴境外投资开办企业，鼓励我国服务性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
3.从市场主体上看，加强整合，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服务业跨国公司市场主体。我国服务性企业总体上看，规模都较小。为了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增强竞争力，应该按照自愿、平等和互利(而不是“拉郎配”)的原则进行产业整合，使一些有实力的服务性企业通过兼并和联合组成大型服务企业集团，提高服务业的集中度。同时，更要培育那些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关键意义的战略性资源，主要包括企业信誉资源、技术资源、企业文化、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等，特别是对于核心技术和品牌的培养，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抗风险能力。
4.从投资方式选择上看，既要选择绿地投资，更要选择多元化的投资方式。我国服务性企业跨国经营的进入方式主要是绿地投资，而并购只占四分之一。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相比，具有节省时间、迅速扩大企业规模、利用被兼并企业现有管理、技术人员和已被公认的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利用原有的营销网络，使产品较快进入当地市场等优势。跨国公司的国际战略联盟以股份相互占有、技术相互转让、市场相互共享为内容, 其特点是既可以从对方获得各自的所需， 又能保持各自的独立，有利于提高竞争优势、加速技术创新和开拓新市场， 并弥补企业规模的不足，迅速提高中小服务业跨国公司跨国经营实力。非股权安排对于服务业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具有普遍意义，也为各东道国所乐意接受。因此，跨国并购、战略联盟和非股权安排应该是我国未来服务业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主要方式。
5.从人才培养上看，培养人才，储备服务业跨国公司所需的人力资本。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跨国公司的经营都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需要大量从事高科技研发、从事跨国经营和从事国际管理的专门性和复合型人才。虽然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丰富，但兼具这两种知识背景的人才匮乏。高等院校作为我国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单位，应不断推进课程改革，努力培养服务业跨国公司所需的人力资源；广大的服务性企业应积极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加强企业员工的国际化培训，建立起企业内部激励培养机制，为未来的跨国之路储备充足的人力资本。
参考文献：
1.张诚：《服务业跨国公司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2.陈宪、程大中：《中国服务经济报告2005》，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
3.裴长洪：《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No.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篇6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绩效水平 国际竞争力 研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国家间为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本使用效率，都先后开展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每年不断递增，全球流量及存量排名逐步提升，双向投资的差距日益缩小，并且海外并购目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但迅速发展的过程背后存在许多问题，这无形中阻碍了其后续稳定发展，故本文将对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的解决发展对策，望能对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和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整体投资绩效低。国际上常用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OND）来衡量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水平，根据《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和我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可知，2000年我国OND指数为0.1，2013年达到0.65左右，年均增长率达15.5%。虽然我国OND指数在不断上升，增速较快，但尚未达到0.7，而发展中国家平均OND为0.706，发达国家平均OND为1.06。由此可见，虽然我国OND指数逐年提升，但是我国对外投资绩效指数在全球排名比较靠后，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我国OFDI存量排名世界第三的地位极不相称。
（二）原因分析
1.投资规模较小，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
考察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是否与经济总体发展相适应时，主要通过一个指标去衡量，那就是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外向存量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可知，近十年间我国OFDI存量占该年GDP比重逐年上升，从2004年的2.32%一直攀升到2014年的8.52%，但是平均比重仅为4.86%，并且2014年我国这一指标远低于美国36%，也低于东亚国家的平均水平21.4%。因此我国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投资存量与美国、日本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
2.我国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足
民营企业日渐成为我国OFDI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其自身的一些缺陷导致了对外投资绩效不佳，抑制着对外投资的步伐，主要表现为：首先，民营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小、收益低。这就使得在开拓海外市场时就面临着较大的难度，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不多，企业用来投资研发的费用也相应较少；其次，管理模式落后。我国许多民营企业采用的家族式管理模式是相对落后的，所有权、经营权、决策权、管理权集于一体，呈现“一人独大”的管理体制；最后品牌效应低，缺乏核心竞争力。贴牌生产是我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较为常用的方式，这使其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没有特定的核心优势。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对策研究
针对其发展过程中投资绩效较低的问题，提出下列对策，望能提升我国投资绩效，推动我国从引资大国向资本输出国平稳过渡和转变。
（一）不断扩大投资规模
现阶段可通过扩大产业和区域的投资范围来加大我国整体投资力度和规模。
对于产业的选择，目前我国的对外投资集中在五大行业，分别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截至2013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五大行业累计投资存量达5486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83%，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所投比例不及当年流量的10%。随着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寻求需要，应增加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并在投资产业选取上，我国既要重视对传统产业的转移，也要加大对国外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
在考虑扩大投资区域时，我国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和自身的优势选择相应的投资区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资源获取型企业，应该将投资重点放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资源丰富国家，这些国家资源丰富，市场竞争较小，有利于我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投资，通过投资建立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基地为国内提供资源，缓解稀缺资源紧缺形势，加大了对资源的储备；而对于技术获取型和市场获取型制造业产业投资，应该将投资重点放在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并且经济较为发达、市场需求旺盛等国家，以获取新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空间，如增加对北美、欧洲等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力度。所以在扩大对外投资规模时，应根据不同企业的对外投资动因来加大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加大对传统行业和高效技术行业的投资。
（二）培育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
首先，企业应累积资本，扩大对外投资规模。民营企业要加强对内部的管理，在市场中建立良好的信用，为企业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提供帮助。要关注并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利用重组、兼并等手段实现企业自身的资本扩张，并扩大研发支出；其次，要建立和完善民营企业的管理模式。企业必须建立一个清晰的产权制度，完善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能够做到各司其职，避免出现一人独揽所有权利的现象；最后，企业要建立品牌优势。加强技术研究和开发，实现技术创新，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名牌商标保护意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参考文献：
[1]王碧B.被误读的官方数据――揭示真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J].国际经济评论，2013（1）：61-74.
[2]姚枝仲，李众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与政策展望[J].国际经济评论，2011（2）：127-140.
篇7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撒哈拉以南非洲；投资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06. 016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06- 0034- 03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形势变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加强我国与非洲国家间的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在我国的倡议下，中非合作论坛于2000年正式成立。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举行，我国政府提出了包括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在内的对非务实合作8项政策措施，大力支持国内企业开展对非合作、开拓非洲市场。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非洲地区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已日益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热点。
1 我国对SSA直接投资的现状
我国对SSA直接投资流量从2003年的0．7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3．61亿美元。2008年因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权，这一数字达到了54．23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点，占我国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9．7％。受金融危机影响，各国对SSA的直接投资流量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我国却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2009年仍然超过10亿美元，2010年则超过了20亿美元。2003－2009年，我国对SSA直接投资流量年均超过12亿美元。尽管增长速度较快，但我国对SSA直接投资占该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还很低，2009年为2．58％（见表1）。
资料来源：UNCTAD Statistical Database and World Bank Indicators．
1.1 我国对SSA直接投资的国别特点
我国对SSA直接投资的国别分布比较集中，2003－2009年，南非、尼日利亚和赞比亚是直接投资流向最多的3个国家，对南非的直接投资占到60％以上（见图1）。2008年，我国对南非的投资流量增加958．04％，对马达加斯加的投资流量增加361．93％，对毛里求斯增加121．05％，对赞比亚增加79．29％。2006－2009年间，我国对赞比亚的直接投资约占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10％。南非、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赞比亚这4个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全球化指数、参与全球贸易有利环境排名都在前10位，表明我国对SSA直接投资已经由资源寻求型向市场寻求型发展，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资料来源：Montfort Mlachila and Misa Takebe，2011，“FDI from BRICs to LICs： Emerging Growth Driver？”， IMF Working Paper WP／11／178．
1.2 我国对SSA直接投资的行业特点
我国对SSA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在2003－2007年间，我国能源企业对SSA的投资显著增长，参与了25个以上SSA国家的81个项目，其中55％的投资项目集中于矿产开采，40％为石油部门，5％是天然气。从金额上看，我国对SSA直接投资的70％以上流向了石油部门。多数情况下，我国企业投资于石油开采阶段，但近年来也有少数企业投资于石油提炼阶段。多数投资是由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国有企业在双边协议下进行的。2001－2007年间，我国企业已在18个SSA国家开展石油部门的直接投资。与其他投资国相比，我国在建筑工程承包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目前，我国企业在所有SSA国家都有工程承包项目，其中供水项目20．7％、交通项目13％、电力项目9．8％、一般建筑项目36．4％。
1.3 我国对SSA直接投资的主体特点
总的来说，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多投资于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领域，而私有企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服务业。虽然国有企业在投资金额上仍占绝对主导地位，但私有企业的投资项目数量较大，并正呈现快速增长势头。2006年，中非发展基金的设立为我国私有企业在非洲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带动和引导着我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提升了投资企业总体实力，扩大了我国企业在非洲和SSA国家的投资规模。
2 促进我国对SSA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
我国对SSA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所决定的，一是推动我国对SSA直接投资的因素，二是拉动SSA国家吸引我国直接投资的因素，这两方面因素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1 推动因素
（1）我国拥有高额的外汇储备，而推进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是确保收益回报的重要举措。金融危机以来，由于欧美经济前景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大量直接投资流向了新兴市场和包括SSA在内的低收入国家和地区。
（2）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非洲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特别是从2006年“非洲年”开始，不断致力于为企业“走出去”建立稳定、有效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加大财政、税收、融资等方面的支持，提高对非洲投资便利化程度。
（3）我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获得竞争优势，许多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到海外寻求廉价劳动力，这也使得我国对SSA国家的直接投资增多。
2.2 拉动因素
（1）许多SSA国家拥有丰富的未开采的自然资源，例如尼日利亚、安哥拉的石油，刚果（金）的铜和钴，尼日尔的铀，几内亚的铝，利比里亚的铁矿石等。因而，SSA国家的直接投资回报率要明显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2）赞比亚、加纳等SSA国家的经济条件和投资环境不断得到改善，通货膨胀率降低，宏观经济比较稳定，法律体系日益健全，同时政府出台了一些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
（3）许多SSA国家近几年推行经济自由化，逐渐取消监管，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也大大提高。例如，在赞比亚，曾经由国有企业掌控的采矿业相当数量的资产已被外资企业所有。
（4）美国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和欧盟的EBA（Everything but Arms）优惠贸易安排，为外资企业尤其是服装企业，进行直接投资并出口欧美市场提供了基础和动力。
3 我国直接投资对SSA产生的积极影响
我国对SSA的直接投资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诸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也是近年来该地区经济增速始终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SSA国家经济增长中不容忽视的推动力量。
3.1 加速经济增长
2003年以来，SSA国家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势头，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5－2007年间，该地区的GDP平均增速高达6％，而SSA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也正是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大幅增加的时期。研究表明，我国的直接投资对SSA国家的GDP增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见表2）。
3.2 促进资源开发
我国对SSA直接投资促进了该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提高了其生产、加工和出口能力，加速了该地区石油和采矿业的发展。SSA国家从自然资源开发中所获得的收益有助于国际收支的平衡，以及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社会和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
3.3 提高生产能力
我国对加纳等SSA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很多流向了农产品加工和服装制造领域，这无疑有助于这些国家生产能力的提高。即使是流向自然资源开发领域的直接投资，也愈加重视上下游产业中附加价值的增加，例如，在尼日利亚从事石油精炼和在赞比亚将铜加工成电线。
3.4 推动技术传播
我国很多企业是以合资的形式在SSA进行直接投资的，这有利于向当地传播技术、知识和经验。据统计，近年来受雇于我国投资企业的当地雇员数量出现了大幅度增长，这无疑将有助于当地雇员技能水平的提高。
4 我国对SSA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虽然近年来我国对SSA直接投资增长迅猛，但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继续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力度既符合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又对我国外交和政治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预见我国对SSA直接投资将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4.1 投资领域将进一步拓宽
目前，从金额上看，我国对SSA国家的大部分直接投资流向了自然资源开发领域，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投资正流向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领域不断拓宽已成为我国对该地区直接投资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对服务业的投资正方兴未艾。例如，在南非和肯尼亚，我国批发商为周边国家零售商提供了重要的服务平台；在坦桑尼亚，不少我国投资者正致力于汽车装配业，并开展向周边国家的出口业务。
4.2 中小企业数量将进一步增加
随着我国对非直接投资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及中小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包括SSA在内的非洲国家已逐渐成为中小企业的投资首选。据统计，2008年中小企业对非洲投资占海外总投资的32％，截至2008年底我国共有900多家企业在非洲进行直接投资，而中小企业接近800家，占比超过85％。在我国对SSA的直接投资中，中小企业大多投资于制造业和服务业，而大企业的投资则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开发领域。可以预见，中小企业将成为我国对SSA直接投资的重要力量。
4.3 本土化趋势将有所增强
在制造业领域，我国在SSA的投资者中绝大多数雇员为当地雇员，这些跨国企业正努力将生产、营销、管理和人事等各方面融入到东道国经济中。这不仅有利于我国企业降低海外派遣人员和跨国经营的高昂费用与当地社会文化融合，而且有利于东道国增加就业机会，管理变革，获得先进技术和知识，加速与国际接轨。
4.4 产业聚集度将有所提高
我国积极倡导企业在非洲建立工业园区，自2006年起我国先后批准在SSA建立5个工业园区，2012年还将在莫桑比克设立第一个IT工业园区。产业聚集度的提高将有助于企业降低成本、缩短交货时间、实现资源共享。随着工业园区数量的增多，产业集群效应将日益显现，我国对SSA直接投资也会朝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必将对该地区经济增长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Aaron Weisbrod John Whalley．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FDI to Africa’s Pre Crisis Growth Surge［R］．NBER Working Paper No.17544，2011．
［2］Misa Takebe，Montfort Mlachila. FDI from BRICs to LICs： Emerging Growth Driver？［R］．IMF Working Paper No．11／178，2011．
［3］Raphael Kaplinsky，Mike Morris．Chinese FDI in Sub－Saharan Africa： Engaging with Large Dragons［J］．Th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2009，21（4）．
篇8
关键词 国际转移现状能力
一、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背景与理论基础
世界产业结构的重心正向服务业偏移,服务经济迅速发展;随着知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服务业正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服务业在一国经济贸易活动中也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并成为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标准。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有了突破性进展,互联网的推广为许多服务活动的跨国转移创造了可能性;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政府给予了服务业高度的重视与政策支持;这为服务业移向海外创造了必要条件。
(一)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概念与方式
1. 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概念
服务业的国际转移更是最近几年才提出来的,它分为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狭义的服务业国际转移是指发达国家向低成本国家转移部分服务如物流管理、客户服务、产品设计、数据处理等,一般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设立分支机构,再以贸易出口的方式服务于本国或国际市场,表现为产业替代;广义的转移还包括由于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及东道国市场需求增加造成的服务业外资进入,主要表现为跨国服务市场的扩展以及东道国服务业比重的增加与服务业能力的提高①。
2. 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方式
服务业转移方式主要有:一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服务型企业为了开拓市场或开展国际服务贸易在东道国投资进行服务业转移,或者是一些与跨国公司有合作关系的服务企业。二是国际服务外包。国际离岸服务外包是指跨国公司或组织将本来非核心的业务和部分关键业务剥离到其他国家的行为,目的是达到降低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服务外包具有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等优点②。
(二)国际服务业产业转移的理论依据
刘易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论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发展引致非熟练劳动力不足而且劳动价格高昂,于是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已达到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目的;刘易斯的观点基于要素察赋理论基础之上,转移原因主要是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国家间在非熟练劳动力丰裕程度的差别。弗农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不同时期产品的特性存在很大差别,他认为随着产品由新产品时期向成熟产品时期和标准化产品时期的转化过程中,产品的性质将由知识技术密集型向资本或劳动密集型转移③。边际产业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应是国内边际效益下降的产业,而这些产业在东道国则可能是具有或正在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有利于东道国产业优势的形成。按照该理论,投资国的对外投资应当从移出国和东道国技术差距最小的产业开始以此进行的,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被东道国吸收和普及,边际产业转移越容易成功。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国际服务业转移的动因。
二、中国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现状
(一)我国承接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随着服务贸易壁垒的降低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服务业转移范围逐步扩大,从运输、建筑等传统领域向知识、技术和数据处理等不涌现的行业扩张。由下图可知,近几年中我国承接服务业的规模是不断增加的。从总体状况上看,服务业吸收的FDI规模较小。截2003年,制造业仍然是吸引直接投资最大的产业,约占63.66%,服务业吸引FDI仅次于制造业,但规模上仅有制造业的一半。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经EXCEL制
(二)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现状
近年来外包服务企业和市场规模都较小但扩张高速增长,据测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增长速度为30%,欧美市场承接正全方位的开发和突破,对日承接正面临由低端向高端的提升与深化③。但从一些企业承接外包项目上来看,仍停留在来料加工等初级层面上,而在高新技术欠佳。
我国承接服务外包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市场规模看,占全球比重低,产业收入略大于市场规模,发展速度快。第二,从承接内容构成看,软件与信息技术外包是国内承接外包服务的主要方式。据统计2005年软件企业有15000多家,实际运营此业务的可能远高次数。有效及大,有散乱而规范,是一个产业走上正规前的必经路。第三,从区域分布上来看,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为中心的华北、华南、华东、东北外包聚集地,同时出现向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④。
三、中国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能力分析
(一)从服务业吸引FDI的角度分析影响我国承接能力因素
1.影响FDI进入服务业的因素
采用以下几个一般因素作为跨国公司对我国服务业流入DFI的供给的决定因素。一是市场因素,比如经济规模、经济增长、与消费者保持密切关系、扩大市场份额等等。二是市场开放程度,包括国家贸易限制性壁垒及法规等体现开放程度的因素。三是成本因素,这里主要是指劳动力成本等。四是投资环境因素⑤。
2.我国服务业流入DFI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由于有些指标数据难以获取,采用几个因素中最有代表性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开放,被解释变量为流入服务业的FDI。本模型主要运用相关性回归的方法,筛选出对FDI供给影响最大的解释变量。
(1)模型与数据
LNSFDI=C(1)+C(2)*LNGDP+C(3)*LNINVEST+C(4)*LNIMEX+C(5)*LNAVWG+C(6)*LNRX+u
其中u为随机误差项,FDI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年流入量,被解释变量。其中,GDP为国内生产总值,INVEST为基础投资,IMEX为年度进出口总额,AVWG为职工年平均工资,RX为汇率(直接标价法)。该模型采用的数据样本从1997年至2008年数据,其中数据从《2008中国统计年鉴》所得。为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增强数据的稳定性,将原始数据取对数。
(2)回归结果分析
第一次回归中,GDP和进出口总额的回归系数无显著性,故剔除,重新进行回归,剩下的变量都很好的拟和回归方程。
最后得出回归方程:
LNSFDI=―2.027675―0.399721LNGDP+4.572296*LNINVEST+0.815936*LNIMEX―3.771619LNAVWG+0.264244LNRX。
该方程解释为:一是经济规模;GDP相关系数为负数不符合一般经济逻辑,国内生产总值应该是我国吸引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解释变量。这说明我国服务业吸引FDI在总量上还与目前的经济规模不匹配。不但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了制造业,服务业所吸收的FDI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行业。二基础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因素的相关变量系数为4.57且比较显著,说明一个国家基础设施是否完备直接决定着外商是否愿意进入,良好的基础设备是一个国家吸引外资的必要前提。三市场开放度;一国开放度越大,对外进出口总量一般也会变大,我们用对外进出口量表示市场开放度。该变量与流入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系数为0.815963并不是很大。这说明中国的进出口的还是一些有形制造品贸易,特别在出口中大部分是一些科技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再者由于制度性的缺陷导致中国金融体系薄弱,投融资市场发育不健全,对于外包服务的无形资产比例过大就会遇到相当的困难。三劳动力成本;回归结果看,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是与其负相关的。劳动力成本因素的变量系数为-3.78,说明劳动力成本是影响服务业吸引FDI重要因素。五人民币汇率;虽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服务业流入FDI呈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不大。这可能与目前人民币升值导致服务业的FDI减少,投资者成本上升。
(二)我国承接国际服务业产业转移的优势条件
1.稳定的经济增长与潜力巨大是我国吸引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最大优势
我国具有较大的市场规模与经济增长潜力,较大的市场规模和较高的市场潜力一般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以及中国对服务产品巨大需求能够满足服务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的要求,吸引了世界众多的跨国公司到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更将服务业视为重点投资对象。而且从政府角度讲也给与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服务业的门槛不断降低,产业体系日趋完善。
2.有一完善的低成本知识型劳动力提供机制
我国的比较优势一直以来是大量而廉价的劳动力,这也是外资不断向中国流入的重要原因,为了降低成向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与服务。但虽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足近期也有不断上涨趋势,现在却是知识型人才价格低廉更具优势。随着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大学不断扩招,每年达到数百万人,所构成的知识型人力资源充沛,目前大学生就业难也暗示知识型劳动力相对低廉,为服务业国际转移打下了人力基础。
3.完善的基础设施
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较好的基础设施作支撑,一个国家即使市场潜力巨大,也有可能因为落后的基础设施使外资却步。我国在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中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为了奠定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一直在不断完善。目前,在我国国土上已有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建成了覆盖全国、通达世界、业务全面的国家信息通信基础网络。
(三)我国承接国际服务业产业转移的制约因素
1.服务业产业本身基础薄弱
国外服务业产业转移也要在相当程度考虑东道国本身的产业发展状况,能否与之相匹配,如果匹配能力较强,就可以节约相当大的成本。服务业转移一般是要求技术水平较高,而中国的服务业结构水平低,各服务行业技术含量不高,传统行业主要偏重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
2.相应的承接服务业的人才缺乏,教育机制不完善
我国知识人才总量很大,但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国际型人才并不是很多。特别是外包服务专业人才匮乏,成为困扰IT外包国际化的瓶颈,而且IT人才结构不合理: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形态。一般的科班毕业生缺乏操作性的技能,进一步导致商务成本高;再者中国英语提高虽快,但只是表现在读写上,口头表达能力较弱,对西方文化了解少,导致国际交流常出现歧义。
3.管理体制与政策上限制
我国服务业众多领域市场化程度较低,特别是一些成长性好、发展潜力大的服务领域,市场准入的体制性、政策还是存在。一些服务部门因市场化程度低,政府对一些公用事业包揽,如铁路、卫生、教育等,基本处于管制或限制经营状态,导致外资进入的积极性下降。
4.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诚信问题普遍存在
中国服务产业最大的弱点,一直以来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和诚信问题。与对外贸易相关的知识、数据安全及个人隐私人比较淡薄。此外,企业之间信用机制缺位,企业资质界定困难,企业之间的或组织之间信任关系难以确立。
四、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政策建议
(一)优化对国际服务业的承接结构,扩大承接规模
现在服务业国际服务产业转移朝着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我国只有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才能吸引到更多国际投资。而承接的国际服务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上,那么我们应向技术含量高服务业上改造与提升传统服务业,高技术信息产业等优先发展。
(二)加快高素质服务业人才的培养
服务业国际转移具有较强的选择性相对人力成本,其要求人才比传统产业更富有创造力;东道国的是否有高素质人才直接影响其对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承接。我国服务业人力资源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素质上都有待提高,要加快培养服务业所需的各类人才,并依此作为吸引高级服务业的砝码,改善我国服务业的结构。
(三)创造良好的承接转移的软环境
软环境的完善相对基础建设更为重要。一是应积极制定修改相关的投资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国内企业与服务业跨国公司关联与良性竞争,扩大服务业FDI溢出效应。二是改善金融环境。一国的金融稳定是经济稳定的基础,在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过程中会带来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加强金融监管是必要措施。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障法制上健全。
(四)适当放松外汇与资本流动管制
伴随着服务业的国际转移生产兴起,为有效地承接发达国家服务业的转移,应适当放松外汇与资本流动管制,因为建立畅通的资本跨国界流动渠道必不可少。我国长期以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采取了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资本项目开放程度较低。当前我国外汇储备丰富,合理地放松外汇管制有助于资本在国内外之间合理流动,有利于促进我国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
参考文献:
[1]刘艳君,郑艳丽.服务业国际转移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商场现代化.2008:546.
[2]江小娟.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
[3]杨春妮.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中国区位比较优势的实证.国际贸易问题.
[4]中国经济网数据中心.2008年中国服务业进出口情况分析.
[5]谢艳霞.论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服务业国际转移.
[6]唐以今.天津财经大学.中国利用FDI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研究.
[7]林航.服务业国际转移:微观视角.
[8]何德旭.2007年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
篇9
关键词：银行业国际化;理论;动因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2-0025-04
一､引言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在此背景下，从要素流动的角度分析，银行资本作为国际资本的一部分，其国际化过程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资本的流动，站在东道国资本流入的角度分析，以资本要素为主要载体的银行业国际化，必定对东道国的宏观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其影响面不但涉及该部门或行业本身的经济利益，而且直接或间接关系到一国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最终影响东道国的宏观经济利益和金融安全。
在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背景下，伴随银行业经营不断走向混业化､跨国并购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朝着纵深方向发展，银行业国际化的趋势和影响日益凸现。从国际资本流动效应､银行产业组织等角度分析，银行业国际化对东道国乃至对世界金融､经济的影响与日俱增，因此，对其国际化经营的理论依据､动因等方面进行研究，客观上有助于进一步掌握其发展趋势和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银行业国际化的概念界定
在概念上，关于国际化这一问题，国外学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美国著名学者赖肖尔认为，国际化是把世界作为一个共同体连接起来的国际现象。首先，从企业角度入手。对于企业的国际化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定义，总结起来，可谓角度多样。其中，由Beamish(1990)所提出的定义比较准确，他对国际化的定义为“国际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司日益意识到国际交易对其未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与其他国家建立并执行交易”。此观点比较全面，因为它在综合了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对国际化概念的总体解释。认识到国际化既有行为成分，又有经济成分，且该定义以过程为基础，意味着国际化是动态的､不断演进的，另外，定义并不局限于“外向”的投资模式，也包括了“内向”的国际化行为。其次，从银行角度入手。有关银行业国际化含义，尚未达成一致的定论，主要集中于跨国银行方面。如1983年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主要从银行的国外分支机构数量的角度对跨国银行进行了界定;国外学者查理・W・赫尔特曼从银行对外业务范围的角度对跨国银行进行了定义，但概念还是比较模糊。国内学者对银行业国际化的定义主要有两种，一是把银行业国际化看作是银行发展的一个过程，另一种是把银行业国际化看作是银行经营的一个状态，即指银行经营要素的国际流动和国际组合。如果沿用学者王自力关于金融国际化的概念来定义，可以认为银行业国际化是指在各国放松国内金融管制和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实施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其经营活动跨出国界，日益与国际间各国金融融合在一起的过程和状态。[1]
因此，从广义和一般的概念出发，银行业的国际化可以概括为其跨越国界的过程或发展趋势。具体来说，就是以货币的国际化为基础，以资本的国际流动为纽带，通过各国货币政策的国际传递与协调，实现金融资源在世界范围的优化配置，即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其发展方向上，不仅外国银行要向本国发展，而且本国银行也要向外发展，外国银行进入本国市场和本国银行的跨国经营相结合，两个方向的发展即为广义上的银行业国际化，也就是所谓的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双向结合。如果单独对其中的一个方向进行研究，即为狭义上的银行业国际化。纵观银行业国际化的历史，其发展历程表现为由单个银行的国际化不断走向行业的国际化。因此，银行业国际化问题常常与单个银行国际化问题相联系，后者是前者研究的基础和起点。不过，银行业的国际化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一般侧重于对东道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而单个银行国际化往往从厂商的角度开始，其分析思路基本上建立在一个微观分析框架的基础之上，其指向主要是由内而外的，将银行置身于母国､东道国以及世界整体环境的相互关系之中，从银行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出发，探讨银行国际化经营的动机､组织形式､效益及其影响等。
三､银行业国际化的主要理论基础
从金融服务媒介的角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国际化银行发展的两个前提，跨国界贸易和跨国界投资发展的结果自然是带动并促进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客观因素;从直接投资的角度，金融服务业(跨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的一种特殊形态;另外，从间接投资角度，由于资本的国际化往往是以银行的国际化为先导，而国际间接投资一般通过银行来实现，因此，在分析银行业国际化的一系列问题时，常常还会借鉴国际间接投资理论，所以，有关银行业国际化问题研究的角度是多方面的，但是往往离不开国际资本流动这一根主线。二战以后，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银行业国际化的动因､形成条件､进程和效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诠释，在理论分析框架上，基本上以国际贸易理论､资本流动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2]
1.国际贸易理论视角。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绝大多数研究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为基础，其中，由于比较优势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发达国家银行的国际化现象，被较早地引入银行业国际化原因的分析中。认为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其凭借在资金､管理､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进而达到实现国际化经营的目的。
2.资本流动理论视角。关于早期的资本输出理论，经济学观点认为：国际资本流动本质上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必然导致资本跨越国界而对外扩张;另一方面，资本输出或资本国际化是与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相伴随的，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认为“资本输出到国外，……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绝对不能使用，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使用”。[3]从形式上划分，资本输出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生产资本输出，另一种是借贷资本输出。[4]这样，从资本要素这一角度，能将银行业国际化与国际资本流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两者的视角不同，但本质一样。
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理论，20世纪初，欧文・费雪的资本流动理论在李嘉图比较利益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率理论模型，认为各国资金利率的差异是决定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主要因素，而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结果反过来又会消除各国之间的利率差异，直至本国利率与世界利率水平相等时为止。
到20世纪20年代，以俄林(Olin，B.，1924)为代表的早期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中，通过建立要素流量模型，认为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更高的收益率引导了资本流动，这个更高的收益率来源于国际信贷市场上的利率差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利润。
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复苏和发展，现代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应运而生，以米德(Meade，J.E.)､蒙代尔(Mundell，R.A)和弗莱明(Fleming，M.)等为代表的流量理论观点均认为：利率水平的变动决定了国际资本的流动。而60年代的存量理论(马科维兹和托宾的资产组合理论，又称为资产选择理论或证券投资组合理论)认为：利率差异不是决定国际资本流动的唯一因素，还应考虑国内和国外的风险水平以及投资者或潜在投资者的能力。将此理论运用到银行业国际化问题研究时，可以认为银行业之所以实行国际化，其目的既是为了获利，又是为了避险。[5]
3.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视角。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围绕在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问题上，有“垄断优势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等理论。而70年代后，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形成，由于受理论本身所存在的片面性限制，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已不能解释发展态势越来越普遍､形式上越来越复杂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新的理论应运而生。其特点表现为：一是把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合起来用以解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理论和观点在80年代纷纷产生，如：“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等;二是在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方面有较大的进展，如“规模经济理论”､“技术地方化”､“小规模技术理论”。由于跨国银行与跨国公司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所以，这一时期的对外投资理论和观点都被应用到有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国际化动因的分析中。
4.产业组织理论视角。在解释企业要实现跨国经营问题时，以金德尔伯格(Charless P・Kindleberger)为代表，认为企业要实现跨国经营，必须在产品市场､技术或规模经济等方面具有垄断优势，其理论含义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垄断优势论”的观点基本一致，能较为全面地解释跨国银行在发展中国家扩张的动因。另外在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方面，尼克博克(Frederick T・Knickerbocker)同样从产业组织理论出发，所提出的“寡占反应论”(Oligopolistic Reaction Theory)尤其具有独特之处。认为在寡占市场结构中，投资国的寡头市场结构促使厂商到海外投资以寻找垄断利润和通过出口无法获得的市场份额，这即是“进攻型”的直接投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果竞争的一方到海外投资，其余的竞争对手为了维持各自在市场中的竞争势力，就会相继模仿､跟进，追随领头者到海外去投资，一方面以防止竞争对手用海外投资所得利润扩充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以保持其在新的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这一类型的战略投资被尼克博克称为“防御性投资”。银行业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从对外投资的角度，所有这些理论均是其从事国际化经营的理论依据，这一点从当今中外银行业的并购､战略投资等对外扩张行为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另外，从一般企业的角度，作为其国际化经营的结果，企业的开户银行为了防止客户的流失而纷纷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导致了银行经营的国际化。
四､银行业国际化的动因分析
1.从比较优势理论角度分析。罗伯特・阿尔伯(R.Z.Aliber)将其比较优势理论和银行业国际化联系起来，认为效率高的银行在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银行业国际化的步伐往往较快。金融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各个国家银行业的比较优势和效率存在较大差别，各国银行间存贷利差的不同是导致银行业国际化的主要原因。另外，根据哈波特・格鲁拜尔(Herbert G. Grubel)的业务三分类理论，从银行业务专业优势和特点的角度，将国际化银行的业务分为三类，即跨国零售业务､跨国服务业务和跨国批发业务，在此基础上，分别分析了这三种业务类型的国际化银行在海外扩张的动因和优势来源。认为擅长于各类业务的银行在具备垄断优势的前提下，通过国际化经营可以扩充市场､降低经营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一目标。
2.从金融服务贸易的角度分析。银行之所以实行国际化经营，其主要动因是为了金融服务和投资的需要。即满足普通商品和资本因跨国流动而产生的对担保承诺､结算､融资等方面的需要，为从事国际贸易或者跨国经营的企业提供全面且快捷的金融服务，以达到稳定既有的客户资源､维持市场份额的目的。正如Aliber(1984)提出的“贸易引导论”所说：跨国银行的主要发展动机是配合国际贸易的进行。以及Grubel(1977)和Aliber(1984)所提出的“投资引导论”：认为银行业国际化的目的在于更有效的为国内客户的跨国经营提供服务。总之，“贸易引导论”和“投资引导论”均一致认为服务于贸易或海外投资可以给银行带来更多的海外业务量，在国内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可以使净利润有大幅度提高的可能。
3.从内部化理论视角分析。通过国际化经营是提高银行整体效率和分散风险的重要途径。拉格曼(Alan M・Rugman)将巴克莱(Peter J・Buckley)和卡森(Mail C・Casson)提出的内部化理论引入到银行国际化的分析中，认为和国内金融市场相比，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更大，其内部化收益大大高于国内金融市场，因此，银行通过国际化经营这一内部化行为往往会降低其综合经营成本，比国内银行的获利更多。此外，银行通过国际化还可以从投资多元化中获得优势，既可以分散风险､还可以获取稳定的投资收益等，尤其在风险方面，银行业无论是在产品还是在市场方面，所面临的随机性和风险性的广度和深度均比一般企业要高得多，因此，在其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后，通过国际化经营也是确保其安全性的主要途径之一。
4.从金融发展的角度出发。银行业国际化有利于一国金融的发展。如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率先开创了金融结构研究之先河，在其金融结构理论中指出，外国银行的引进和金融技术的转让对一国的金融发展起着重大作用，是迅速提高本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一种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银行业国际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加速了银行业国际化的发展步伐。
5.从金融深化的角度。银行业国际化对一国的经济具有积极的作用。麦金农(R.I.Mckinnon)和肖(E.S.Shaw)在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中，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的严格管制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必须放弃政府的行政干预，采取有效的措施和合理的步骤推行金融自由化。该理论的提出，使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倍受发展中国家的推崇，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使各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银行业国际化势头空前高涨。
6.从金融创新的角度分析。银行业国际化与金融产品和制度的创新息息相关，其国际化本身就是金融创新的具体表现。自熊彼特(Schumpeter)在20世纪初首次提出金融创新的定义后，西柏尔和凯恩分别从约束诱导和规避金融控制的角度对金融创新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主要原因出于减轻外部压力或各种制度的限制或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的需要。金融创新在战后不断兴起，新的金融产品的不断涌现，尤其是在金融制度和法规不受所在国约束､在经营上享有高度自由的离岸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客观上带动了国际银行业业务的扩展和组织制度的创新，不断推进单一银行､进而是整个银行业走向国际化，加速了全球银行业国际化的进程，
另外，对于银行业国际化动因的解释还有其他方面的观点，如为了逃避本国政府对金融活动的监管，或者因为存款人希望拥有不受发行国司法权管辖的货币。[6]此外，还有从适应企业市场结构､服从国内经济改革的需要;或出于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如某些中欧国家，其目的主要为了加入欧盟组织;或迫于国际多边金融性组织和某些国家政府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推行或加快银行业的国际化;也有从“干中学”的角度推行银行业的国际化，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推动下，一方面主动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通过引入国外商业银行先进的管理体制､经营模式､管理经验和技术，进而促使本国银行业效率的提高，同时，虽然在国际化经营优势尚未具备的条件下，仍采取主动出击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以在国外金融中心所设立的分支机构为依托，通过国外商业银行的“示范”效应借以学习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经验和技术，为应对银行业的国际化趋势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自力.中国金融市场化与国际化论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2] 庄乾志.银行国际化的成因分析[DB/OL].国研网，http：// drcnet. cn，2000-12-21.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 叶初升.国际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洪远朋.经济理论比较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6] Paul R. Krugman.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Theory Analysis of Bank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Motivation
XIE Jian-ga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79，China)
篇10
一、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征
（一）投资增长迅速，但规模偏小
伴随着CAFTA的建设进程，中国企业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从流量上看，投资额由2005年的15771万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269810万美元，4年间增长了17倍。从增速上看，2005-2009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达114.5%，远高于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52.5%的增长水平。
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虽然增长迅速，但总体规模偏小，投资额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偏低。2005-2009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额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平均比重仅为2.47%。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565.3亿美元，但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所占比重仅为4.8%。不仅如此，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在东盟利用FDI中所占的比重也偏低。以2009年为例，中国企业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仅占东盟利用FDI比重的3.8%。
（二）投资领域拓宽，但产业层次不高
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往来的日益深入，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领域也由简单的加工装配和生产型的小型项目逐步拓宽到电力、批发、制造、采矿、建筑、金融等多个行业。从投资行业分布的存量情况上看，截止2009年末，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比重较高的行业有：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占19.4%；批发和零售业占17.1%；制造业占15.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0.9%；采矿业占9.5%。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主要以资源开发行业、制造业和对技术要求不高的商品流通业为主，而投资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研和技术服务、金融等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仍然相对偏少，产业层次总体偏低。
（三）投资遍及东盟各国，但国别差异较大
从存量上看，截止2009年末，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额的70.5%投向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文莱等老东盟六国。新加坡是东盟所有成员国中吸引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累计吸收中国直接投资存量已达485732万美元；东盟新成员国缅甸排名第二，累计吸收投资额达92988万美元；再次是印尼，累计吸引了79906万美元的直接投资；文莱吸引中国企业的投资最少，仅为1737万美元，与新加坡相差近280倍。从流量上看，2009年中国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额达到141425万美元，超过中国企业对东盟其余9国投资的总和，比缅甸多103755万美元；同年，中国对印尼、柬埔寨、老挝、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的直接投资额分别是22609万美元、21583万美元、20324万美元、11239万美元、5378万美元、4977万美元和4024万美元；对文莱的投资最少，仅为581万美元，不到新加坡的0.5%。可见，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二、中国企业加强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现实基础和条件
（一）中国企业有加强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内在需求
首先，投资东盟是扩大市场占有率和获得先进技术的要求。通过对东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直接投资，一方面带动了国内生产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出口，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也能从东盟较为发达的国家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战略性资产。其次，对东盟投资是转移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需求。中国企业要能够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取胜，必须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再次，投资东盟国家，参与开发和利用东盟国家储量丰富而我国相对缺乏的石油、铁矿、有色金属等自然资源，有利于缓解国内资源供需矛盾。最后，中国企业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减少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
（二）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具有地缘、资源和人文优势
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与东盟互为近邻，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海、陆、空交通均已打通，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具有交通运输上的便利，符合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就近原则”。从资源条件上看，东盟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成为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重要基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依靠大量的能源作为基础，东盟国家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都是中国经济建设中的短缺资源。此外，东盟国家中除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新加坡和文莱以外，大部分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便宜，特别是东盟新四国（柬、老、缅、越）拥有较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从人文联系来看，东盟国家是世界上华侨华人最集中、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不少东盟国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风俗习惯相近，这种相同或相似性能够帮助中国企业尽快适应东道国环境，降低投资风险。
（三）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的差异性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东盟10个成员国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比较优势也存在差异。新加坡和文莱在东盟中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新加坡在资本、高科技和知识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文莱是典型的自然资源依赖型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但是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处于第二梯队的马来西亚和泰国在中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印尼和菲律宾处在第三梯队，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比较优势。东盟新四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但经济发展水平滞后，排在最后。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梯状分布特征和比较优势的差异性，为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投资东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四）CAFTA的建成为中国企业加强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
2009年8月，中国与东盟签署的《投资协议》致力于在自贸区下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及公平的投资体制，并为双方创造更有利的投资条件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双方的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从而进一步促进双方投资的便利化和逐步自由化。2010年1月1日自贸区成立以来，包括《投资协议》在内的有关协议的履行，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到东盟投资、规避贸易壁垒带来了便利，中国企业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增长迅速。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1-6月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达12.21亿美元，同比增长125.7%。可以预见，自贸区的建成将会促使更多的企业加强对东盟的投资。
三、中国企业加强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要策略分析
（一）投资区位策略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区位优势决定了跨国公司采取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其他经营方式，并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划分为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四种类型。从近年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因来看，主要集中在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三种。这三种类型的直接投资，也是中国企业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具体而言，文莱、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印尼、越南等国的矿产资源；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国的农林资源以及东盟新四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适合资源导向型投资动机的中国企业。东盟新四国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大量的工业制成品需要依靠进口，中国的家电产品、农用机械在这些国家很受欢迎，这些国家适合市场寻求型动机的中国企业。而对于以获得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战略资产为主要动机的中国企业来说，可以选择东盟国家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为投资东道国。
（二）进入方式策略
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常见方式主要包括在东道国成立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企业或合作开发等。此外，以BOT方式和加工装配等方式进入也较为常见。
目前，中国在东盟投资项目的境内主体以中小规模企业居多。对于这些境内投资主体而言，选择以合资经营的方式进入，易于实现企业和东道国比较优势的结合，有效减小进入的风险，达到共赢目的。而对于一些具有明显技术优势、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可以选择独资的方式进入，以保持优势。但是以独资的方式进入，企业需要克服东道国设立的准入门槛。对于风险高、投入大、周期长的石油、天然气、矿石、煤炭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开发大型项目，中国企业宜以合作开发的形式，组织国内具有实力的企业与国际知名企业和东道国一起联合开发，分担风险、共享收益。对于一些大型的水电站、交通基础设施等项目，则宜大力发展BOT等形式的投资。通过BOT项目的建设，提升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直接投资水平。
（三）投资产业策略
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产业策略，既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一般规律，也与企业的具体情况和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相关。目前，除了要大力加强对东盟自然资源开发业的投资，以及利用好“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大力发展对东盟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外，还应当着重加强以下两类投资：
一是适当向东盟国家转移部分产能过剩产业。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认为，跨国公司进行对外投资的决定因素是比较优势。投资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如果在东道国是处于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投资国对东道国的投资，可以使东道国由于缺乏资金、技术等条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出来，两国的比较成本差异将会扩大，贸易量将得到提升。根据这一理论，我国的一些产业如家电、机械、轻工、纺织等产能过剩，正失去比较优势，但是这些产业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东盟新四国中却是处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因此，投资东盟新四国的这些产业，将有利于中国企业获得新的市场，使国内过剩的产能得以充分利用，从而延长传统产业技术的生命周期，同时也能为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提供空间和资金。对于东盟新四国来说，中国企业的投资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其经济的发展。
二是加大对新加坡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投资。新加坡政府重视利用外资，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法规健全，投资环境好。新加坡在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政府鼓励外商投资于生化医疗、航空航天、精密仪器制造等高科技领域。此外，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是东南亚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金融服务、商业服务、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发达。中国企业投资于新加坡的高新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一方面能够充分利用新加坡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便利的融资渠道，降低投资风险，促进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能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水平。
（四）融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