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剧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90年资管理政策的自由化为美国跨国公司进行跨国并购创造了条件。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90年代以来各国对其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而且绝大多数政策调整是建立在单边基础之上的。在90年代各国进行的外资政策调整中，绝大多数是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的，其中，取消合资要求、取消对外商拥有多数股权的限制等措施大大便利了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的直接投资。据对100多个国家外资管理法规的调查研究，大多数国家的外资法规对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没有严格的区分，（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146.）因此，当这些国家取消对某些待业外资进入及外资拥有多数股权的限制时，国外企业就能合法地并购当地企业。

篇2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对比

首先，从全球视野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这里选取了美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与中国做以对比，从流出流量和流出存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中将中国与美国、日本这两个发达国家流出流量进行对比看，1996年至2006年美国占全球FDI流出流量的比重平均在19.18%，日本占全球流出流量比重平均在4.81%，中国占全球流出流量的比重平均在0.74%。2006年美国的FDI流出流量为2166.14亿美元，相当于当年中国的10.24倍。从中国与美国、日本的投资存量进行对比看，1980年到2006年间美国占全球FDI流出存量的比重平均在24.4%，日本占全球流出存量比重平均在5.31%，中国占全球流出存量的比重平均在0.4%。同时，可以明显的看出，美国、日本的FDI流出存量都呈现出下降后保持平稳水平状态的势态。

其次，根据FDI流入与流出的比例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根据1999年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一个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世界平均水平为1：1.1，其中发达国家为1：1.14，发展中国家为1：0.13。从表1中1996―2006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发达国家FDI流出流量平均相当于其流入流量的1.3倍，发展中国家FDI流出流量平均仅是其流入流量的35%，中国FDI流出流量平均仅为其流入流量的10%。

通过以上的对比看出，一方面，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以及存量相对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很小，同时在全球所占的比重也很少，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过小，显示中国以对外直接投资衡量的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尚待深化；另一方面，中国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相差悬殊，说明中国具有很强的区位优势，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但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理论上预期有很大差距，大大滞后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业绩指数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比较容易受母国经济规模的影响，用绝对份额简单进行比较并不说明全部问题，为此UNCTAD采用了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业绩指数（OND），以反映在控制了母国经济规模之后一国对外投资的相对份额，其计算公式为：

OND =[某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全球FDI流量]/[该国（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国内生产总量]

不同国家OND的大小反映了不同国家跨国公司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利用方面的差异。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国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利用越充分。如果某国的OND为1，意味着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某国的OND大于或小于1，意味着该国的绩效高于或低于世界平均水平。UNCTAD的计算结果表明(见表2)，2006年，中国的OND为11.5，美国OND为90.4，日本的OND为65.6，印度的OND为12.6。从中国、印度、韩国、美国和日本五个国家从1996年到2006年的FDI流出业绩指数排名的比较来看（见图3），中国的排名保持在61左右，在美国、日本及韩国之后。而且中国的OND近年来呈总体下降趋势，印度虽然大部分时间排在中国之后，但它近年来OND排名一致处于迅速上升的势头，2004年之后都超过了中国。较低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技术含量不高、效益较差，中国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进而无法充分利用其他国家的区位优势。

三、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对比

对于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考察：公司经营、利益相关者及从空间角度看的管理的组织。跨国公司经营强度指标和分布指标主要反映跨国公司拥有股权利益的那些境外分支机构的经营，UNCTAD的跨国指数（TNI）从经营角度衡量了全球、发展国家及中东欧国家最大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该指数试用了三组变量（销售额、资产和雇员人数）来测算境外经营相对于总体经营的强度，计算方法是取国外资产与总资产比率、国外销量与总销量比率、国外雇员与总雇员比率的平均值。国际化指数（II）――即境外分支机构与分支机构总数的比率，从经营角度来衡量跨国公司的境外经营强度。跨国程度指数和国际化指数说明了一家公司在母国和国外的植入程度和利益。

根据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数据，计算2005年按国外资产排名的前七名跨国公司的国外资产与总资产比率、国外销量与总销量比率、国外雇员与总雇员比率，得到跨国指数，通过国外机构数与总分支机构数，得到国际化指数（见表3）。相比之下，中国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还比较低，平均值达到31.35%，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的国际化指数平均值达到了38.1，与发展中国家平均值还相差很多。

无论是海外资产规模还是跨国指数和国际化指数，中国跨国公司与世界级企业都有较大的差距。通过对比可知，尽管我国经济在国内保持了持续强劲的增长，但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还没有形成综合性力量，仍处于国际化经营的初级阶段，国际竞争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跨国公司主要还是国内资源配置，而世界级企业已主要面向全球配置，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国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

四、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对比

对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的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较大，达到了15%，制造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最小，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所占比重很大，2005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7.5亿美元，发达国家为26552.9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为1174.2亿美元，世界为27742.8亿美元，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到世界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95%，制造业的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虽然部分原因是其自身结构升级的需要，也是其国内劳动力成本太高的驱动，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行业分布国际对比，看出中国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西方跨国公司在其最初的发展阶段，主要是集中于资源开发类产业部门，是其在母国的生产结构的复制或为其在母国生产体系提供原材料供应等。中国的跨国公司形成于经济全球化的特定背景，各国纷纷放松了服务领域的投资规制，这为中国企业进入服务领域提供了新的契机。服务业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条重要路径，这可能是后起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早期跨国公司在投资的产业结构上所表现出来的重要差异之一。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批发和零售业66亿美元，占24.9%；商业服务业的投资达56.1亿美元，占21.2%；交通运输仓储业的投资达40.7亿美元，占15.4%；金融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为16.7亿美元，占6.3%；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投资为3亿美元，仅占1.1%。可以看出，服务业项目中劳动密集型仍占主导地位，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比重很低。

五、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对比

从全球趋势看，传统的新建方式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而跨国收购、兼并方式逐步上升到了主导地位。跨国并购能有效地降低投资成本、缩短投资回收期，已超过“绿地”投资，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并购成为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006年美国跨国并购数达到1602件，较上年增长了12%，英国跨国并购数为817件，较上年增长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绿地”投资（即创建新企业）为主，但是以并购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比例在逐年增加。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中国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63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23.8%。但是中国跨国并购数目相比之下仍然很少，据2007年联合国贸发会统计，2006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数量达到6974件，其中中国并购交易数量达到61件，占全球并购总数的0.87%。发达国家跨国并购以跨国公司为主，而中国进行跨国并购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如中石化、中石油、中信集团等，真正达到一定规模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企数量不多，而且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时多依赖于政府的扶持，不利于国内企业迅速捕捉跨国并购的良好时机。

综上，通过对比可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跨国企业所有权优势不足，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技术水平较低。要缩小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差距，需要国家政策引导，使得更多的企业积极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高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对外投资的政策法规不健全、投资结构不合理等，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企业不断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之中，一方面，积累国际经营的经验，制定适合在东道国投资的产品和服务，进入当地市场赢得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跨国企业要在全球合理分配生产实施和人力资源，使市场真正面向全球化。

参考文献：

[1]薛求知、朱吉庆.“走出去”战略―任重而道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差距分析[J].中国外资，2007(4):8-11.

[2]刘红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及国际比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杨大楷、李增春、杨晔.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

[4]吴先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篇3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出口规模 出口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1-0036-06

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一方面，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是发达国家经济殖民化和南北两极分化加剧的过程。但是，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显著特征和必然趋势，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离开全球化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作为第三大外贸国，第四大GDP国的中国，与其被动地、消极地适应全球化，不如理性地、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而对外直接投资正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理性、积极之举，也是“走出去”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

国际直接投资有外国直接投资(inward 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之分，前者研究外资的流入，后者研究外资的流出。无论是从总量还是相对量来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要远远落后于外国直接投资，因此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重点是外国直接投资。但是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体现，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并日益成为国际投资领域的研究热点。而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有助于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

文献回顾和问题的提出

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是一国融入全球化的主要渠道，也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两种重要模式。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联系极为密切，两者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研究和争论的焦点。站在母国的角度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有替代和互补两种，即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减少(替代)母国的贸易，也可能增加(互补)母国的贸易。但是正如Helmberger和Schmitz(1970)所指出的那样，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究竟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其实是一个实证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国内外的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实证研究，成果极为丰富。

从国外的研究结果来看，主要的结论有三类：一类支持替代关系，一类支持互补关系，还有一类认为结果不确定。

在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上，关于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在华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于我国进出口的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蔡锐和刘泉(2004)[1]、张如庆(2005)[2]、项本武(2005)[3]、陈石清(2006)[4]等运用我国不同阶段的贸易和投资数据，也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国外的实证研究多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国内的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实证研究的结果与国外学者的研究差异很大，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属于发展中大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相对较弱，学者们考察的时间跨度也有所不同的缘故，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还需要作进一步的验证。

此外，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不仅仅体现在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规模的影响上，还体现在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上，虽然国外的研究重点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规模的影响，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贸易大国，其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应当有利于绕开贸易壁垒，寻求原材料供应和改善管理技能，还应当有利于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探讨并加以实证的支持。

本文将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和特点，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出口贸易额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借鉴。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

1.模型的建立

为了实证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出口额的影响，采用如下回归模型：

lnEXt=β0+β1lnOFDIt+β2lnSOFDIt-1+β3lnIFDIt+β4lnSIFDIt-1+β5lnGDPt+β6lnWGDPv+β7lnWIMt+μt (1)

其中，EXt是当年出口额，OFDIt是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SOFDIt-1是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IFDIt是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流入额，SIFDIt-1是上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流入存量，GDPt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WGDPt为当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WIMt为当年世界进口额。β0、β1、β2、β3、β4、β5、β6、β7是待估计的参数。β0是截距项；β1测度当年出口额对于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弹性大小，β2测度当年出口额对于当年上年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的弹性大小(考虑到时滞效应)，β1和β2是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是否具有推动效应的关键变量，如果两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β1或β2的估计结果应该为正；β3和β4测度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流量和上年存量对于出口的影响；β5测度的是中国的GDP对于出口的影响；β6和β7是在考虑到中国的出口受到世界经济增长和进口需求的基础上，测度世界GDP额和世界进口额对于出口的影响；μt是扰动误差项，测度的是其他没有考虑进去的变量扰动。

2.数据说明

我国外资流出入的数据可以从商务部、国际收支平衡表和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国际投资报告三个渠道获得。在数据采集时发现，1985―2004年度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和金融项目下对外直接投资差额栏中的数据与UNCTAD国际投资报告中的数据完全一致，因此外资流出入的数据直接采自各年度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国GDP和世界GDP的数据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进口额的数据来自于《国际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或根据年鉴计算得到。模型回归引用的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是1990―2005年。模型的回归及相关检验全部运用SPSS12.0完成。

3.模型的估计

对(1)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参数估计时，变量的选取采用了向后剔除法，以排除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通过检验计算，回归中移去了变量lnGDPt (β5)和lnWGDPt (β6)，最终得到如下结果：

lnEXt=15.878+0.131lnOFDIt+1.036lnSOFDIt-1-0.413lnIFDIt-0.541lnSIFDIt-1+2.058lnWIMt (2)

从回归分析报告(见表1)来看，模型拟合情况很好：调整后的R2为0.993表明lnEX的变动中有99.3%可由自变量解释；相关系数R为0.998表明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相关程度为99.8%；每个回归系数的t值都是显著的；衡量回归方程显著性的F值也是显著的。具体来看，回归结果的经济含义为：

(1)β1=0.131和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出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并且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加1%，出口额会增加0.131%；

(2)β2=1.036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对出口存在推动效应。β1和β2的对比还说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积累对于出口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

(3)β3和β4的值为负表明1990―2005年间我国外资的引进非但没有起到显著的促进出口的作用，反而对于出口是一种阻碍；

(4)β7=2.058说明世界的进口需求对于中国的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

(5)β1、β2和β7的估计结果说明尽管对外直接投资和世界的进口需求都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增长，但是相比较而言，世界的进口需求对于出口的推动作用更大。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1990―2005年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这一结论与国内学者项本武(2005)[3]的研究一致。从模型的估计参数中还可以看出，外资的流入并没有能够起到显著的促进出口的作用，而我国出口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世界进口需求的增长。这一方面能够说明我国的出口产品能够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出口是适应型的而非主动推进型的。

第二，国际利益的分配法则表明，一国越处于产业链的后端，它从国际贸易中的获利也越大。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两次质变，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结构优化的诸多因素中，人们一直看好的外资流入因素并没有能够起到显著的影响，而起关键作用的是GDP的增长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积累，即自身的经济发展。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外来的力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会主动地推进中国的结构优化。改变结构低级化的状态，争取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变化、利益变化的关键还是靠自身的力量。

虽然无论是从总量上、从相对于GDP，还是从相对于外国直接投资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之快已经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统计数据，200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113.06亿美元，是2004年的6.26倍，几乎等于前五年对外投资的总额。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会迅猛发展。诚然，对外直接投资应当以企业为主体，但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则需要政府加以适当的指导。鉴于上述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从动机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有资源导向型、出口导向型、贸易转移型、技术导向型和产业升级导向型之分，而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多为前三种类型[5]。更好地“走出去”需要政府对于技术导向型和产业升级导向型等逆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引导，鼓励企业在科技资源密集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研发中心和研发型企业，鼓励服务业等的对外直接投资，以主动获取技术，推进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对外直接投资也是如此。在“快与好”的问题上，应当是“又好又快”而非“又快又好”地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只是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发展战略，但根本的还是要立足自我，因此，政府应当在鼓励自主创新的基础上，适当地推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以便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地发挥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出口、优化结构、增加就业，乃至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

最后，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就说明引进外资的效应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离开全球化的大环境独自进行，在更好地“走出去”的同时，同样重要的是更好地“引进来”的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在利用外资战略上的相应调整，有选择地引起外资，而不只是机械地、被动地承接国际产业的转移大潮，使外资真正服务于国内经济的发展。

注释：

[1]蔡锐，刘泉.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4(8)：64-70

[2]张如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5(3)：23-27

[3]项本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与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62-191

篇4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

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剧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谋求战略技术联盟及并购其他企业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开发力量。不断地大量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进行研究开发不仅风险大、周期长，而且研究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即使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承担。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和并购（包括跨国并购）相关企业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战略技术联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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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直接投资趋势策略

当今，亚洲金融危机仍然影响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经济千疮百孔的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是否会持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辉煌？国际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产业流向、投资方式等将会如何变化？国际直接投资在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形势下呈现出怎样的新趋势？2008年3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为16822亿美元，如何利用这些外汇储备值得研究与探讨。我国应该怎样合理有序地运用来之不易的外商直接投资，又应该怎样充分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资源真正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趋利避害？对这些看似脉络清晰，实则错综复杂的问题的回答和预测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际直接投资新趋势

近几年来，受世界经济持续繁荣，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继续加深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呈现出了继往开来的新趋势。

（一）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和主体持续增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报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采掘业与发展》指出，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连续第三年呈现增长趋势，达到13060亿美元，增长38%。这一数字接近2000年创造的1411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可见，国际直接投资总量持续增长，投资主体也不断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二）以发达国家为主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将继续增长

2007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都出现增长。其中，发达国家增长45%，增幅远高于前两年；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资流入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分别为3790亿美元和690亿美元。但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增长，规模也将会有所扩大。

（三）发展中经济体和经济转型体发展为国际直接投资来源地

《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相关数据报告表明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企业越来越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为母公司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另外，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促进了大规模的南-南直接投资流量，从而促进了南南国家在投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四）全球当地化

经济全球化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促进了国际产业转移，跨国公司为提高全球竞争力，纷纷对外投资。而进入21世纪，当地化和全球化一样变得越来越重要。跨国资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一体化的生产活动，而且还要认识东道国的具体特征,要考虑当地的供给能力、当地消费者的偏好、政府规章制度等。跨国资本在当地化和全球化之间不断地寻求平衡。

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概述

（一）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取得的成就

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30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企业实力的增强，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也蓬勃开展起来，成为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有关人士在“第二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新闻会上指出，截至2007年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累计达920.5亿美元。如今，我国繁荣的经济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使得来自我国的资本正成为全球市场上的重要投资者，此前，我国资本已经进入了多个世界级的公司。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在多元化投资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收购了摩根士丹利、黑石集团等金融巨头的部分股权。

（二）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仍是我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的大背景下，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更为深远的促进作用。从根本上说，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决定于其经济发展水平。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对此做出了科学的解释。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可能很大。除此之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稳定低水平。另外，在国际直接投资问题上，我国仍然存在着体制上和资金上的障碍。

（三）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直接投资策略

政府的政策支持。这是一个资本高速流动、跨国公司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面对这样的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我国政府在政策上对跨国企业的支持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至关重要。

企业的开拓进取。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我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将会遇到一系列的策略选择问题，如投资国别的选择、投资所有权形式的选择等。许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些策略选择上出现了失误。因此，必须特别注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选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区位是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直接投资所必须考虑的极为重要的因素。选择国别或地区时应遵循的总原则是加强国际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开拓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投资市场。

最大化地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发展战略。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资金、技术已发展到一定阶段，这就需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外资的涌入，需要逐步从承接转移来的产业转变到从国际生产体系中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我国企业要想获取技术这一产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素，在强调“自主创新”、“科技强国”的同时，也应当积极主动“走出去”，开展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大化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格局。

出资方式策略。境外投资企业有不少是拿外汇资金（货币资本）作为出资物的。其实，到境外办企业不一定都拿资金去，拿机械设备、技术(专利、商标或专有技术)、管理折股投资都是可以的。我国企业在机械设备、技术和管理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应鼓励更多的企业利用这些优势从事境外投资。即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必须投入一定量的货币资本，也不一定都从国内输出，而是要尽可能从当地或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

经营当地化策略。经营当地化又称经营属地化或经营本地化，是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东道国独立的企业法人身份，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和人文因素，以及国际上通行的企业管理惯例进行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展望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十年，2008-2010这三年更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意义。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以下趋势：

（一）行业选择上将突出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业

首先，今后将加大对发达国家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这既是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对先进技术的现实需求，又是我国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最有效途径。其次，对外投资于成熟技术的过剩产业，扩大出口贸易量。扩大这些产业的投资不仅能优化国内生产、产品结构、促进劳务和设备产品出口，而且能扩大出口份额，为高科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积累和提供外汇资金。

（二）地区分布日益多极化

发达国家仍是投资的重点地区，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的普遍转好、市场潜力巨大、优惠的政策以及为我国企业相对优势的发挥提供了便利条件等因素，而被我国企业所看好。

（三）投资方式灵活多样

随着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企业对投资方式的选择将更加灵活多样。除了继续采取并购方式，缩短进入进程，尽快得到技术和市场。在投资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领域的大型企业时，我们更可能会尝试以战略联盟的方式进入，充分享用战略联盟形式带来的好处。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各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已形成趋势和潮流。面对21世纪，能否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在发展中国经济中取得新的突破，是关系到我国今后发展全局和前景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良好机遇下，在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与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必将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和长期持续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继勇等.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

2.卢进勇，杜奇华，闫实强.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案例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3.李东阳.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王林生.跨国经验理论与实务.对外教育出版社，1994

5.杨大楷，李增春，杨晔.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

6.苏旭霞.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与中国外资政策.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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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动因 “走出去”

一、导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逐年扩大。《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表明，中国截至2010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688.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1.7%，占全球总额的5.2%，排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第五位，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也远远地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出口面临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和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的不利局面，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为我国拓展了经济发展的空间。对于个体企业而言更是意义重大，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达到寻求资源、技术、管理经验等目的，为我国企业自身的发展创造条件，也有利于我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因此，了解我国对外投资的特点，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变化趋势。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1.企业获取战略资源满足内在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在发展和规模扩张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很大问题当属资源的限制，而这些企业生产资源正好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投资目标国当地获得。自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随着中国出口的不断扩大，中国还积极地参与到跨国投资活动中。这种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达到寻求稳定的供应链上游，突破资源瓶颈，避免外部冲击的影响的重要目的。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选择上，跨国并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通过并购海外那些具有丰富经验和资源的机构，不但有利于我们国内企业获取资源，还有利于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拓展国外的市场。当前我国的企业的发展缺乏后劲，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并购进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2.符合我国在特定国际分工链条下的发展模式

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是由其自身的比较优势决定的。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但是技术水平不高，因此多年来，中国主要是通过从事加工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参与国际分工的。入世以来，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始终处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获得的利润很少。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企业逐渐失去了成本优势，加之本身所获利润很少，在激烈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有些已经无法为继，面临倒闭的危险。面对这一非常不利的处境，企业内部必然产生了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换代的要求。同时，由于国家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三高企业逐步对外转移生产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3.企业风险控制和提升收益的需要

我国的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出口企业多是通过代工和依靠香港转口贸易发展起来的，这就意味着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并没有拥有一个稳定且良好的外销渠道和网络，这大大增加了企业扩大投资、生产的风险。出口企业在面临激烈竞争的外部环境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内在要求时，在海外建立稳定的外销渠道和网络成为其当前的迫切需求。

4.符合人民币升值和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化趋势

危机总是伴随着机遇。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一方面面临着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元走软导致我国外汇储备缩水的不利局面，但是另一方面，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也降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应对外汇缩水的挑战，国家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实现财富保值增值，同时，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成本降低的机遇，企业有扩大“走出去”的规模的动力和需求，进一步加快国际扩张的步伐有利于企业对资源、技术、管理经验等的获得，为企业的长足发展提供动力。

5.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

由于我国出口导向型政策的实施，经常项目长期处于很大的顺差，从理论上讲，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对外投资净额在增加。但在中国，与理论不符的是，经常项目的顺差大部分转化成了国家的外汇储备，所以有了外汇储备的连年上涨，这也就意味着顺差并没有转化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本质上讲，外汇储备增加也是一种国家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但是这种国家替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往往会产生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藏富于民”是国家外汇储备政策的一个趋势，在政策实践层面，中国已经在2008年内彻底取消了强制结售汇。同时，国家还加大了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体现在一方面，逐步降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用汇约束，另一方面，也大大规范和简化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政策的变化以及企业自身发展需求三个方面。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种种优点，国家应该鼓励企业“走出去”，但是这种鼓励也不是无节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导致本国资本外流，对于需要资金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大的危害，因此，国家在了解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基础上，应该合理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耀一，张冬.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及动因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3（05）.

[2]马光明.评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势增长、成因探析与趋势预测[J].国际贸易问题，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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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面板数据模型；障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2-0017-06

一、引言

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潮流是经济全球化的蔓延、深入，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速度在加快，目标在于实现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最优配置。产业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全球产业发展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政策，一国顺利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关键是紧紧把握产业全球化的脉搏，结合本国国情，全力推进产业全球化。宏观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产业发展结构趋于合理、效率得以提升。开放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各种要素、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转移，无疑是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开发我国的动态比较优势和经济增长潜力，可以作为推动国家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

2014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总计1028.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继续优化，特别是服务业对外投资明显上升，同比增长27.1%，占对外投资比重接近2/3。投资区域重心则逐渐转向发达国家（地区），其中对美国投资增长23.9%，对欧盟投资增长1.7倍，远远高于总体增速。另外，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2014年实现投资451.1亿美元，同比增长36.8%，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3.8%，较上年比重增加7.2个百分点，进一步激发了投资活力；其中广东、北京、山东位列前三，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为96.01亿美元、55.47亿美元、44.11亿美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开放也是改革，必须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有效手段，对于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全方位开放新优势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可见，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产业升级良性互动、协同发展与中央关于新时期经济工作“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的总体战略部署是相契合的，也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应有之义和实效之选。但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之间的协同度比较低，协同发展正处于初始期，预示着可能存在某些未知因素正在阻碍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的协同有序发展。

二、文献述评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如何促进母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升级。如李逢春（2012）通过修改经典的钱纳里“结构增长”模型，用面板回归的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结果表明较高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可以较快地促进投资母国的产业升级；赫里格尔、威特基和福斯坎普（Gary Herrigel、Volker Wittke和Ulrich Voskamp，2013）发现我国制造业部门通过OFDI活动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与国外企业相互学习、展开互动，有助于实现行业的转型升级；潘素坤、袁然（2014）利用2003―2012年间58个样本国家的相关数据，经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三种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均为我国产业升级的原因，但存在滞后性。至于迟滞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母国产业升级发挥提升作用、阻碍两者之间协同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各类文献涉足较少，相关研究内容散见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如蒋冠宏、蒋殿春（2012）指出距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负面影响；杨恺钧、胡树丽（2013）则发现技术发展水平与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产生负面作用；陈岩（2014）基于多元距离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经济文化距离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阻碍因素；朱严林、许敏（2015）的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国内R&D人员的投入水平抑制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削弱了OFDI活动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促进作用。还需注意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导致大量资金外流，亦可在投资母国引发严重的“产业空心化”，考林和汤姆林森（Cowling和Tomlinson，2000）、大泷（Masayuki Otaki，2012）的研究揭示了此类现象的发生，国内学者范欢欢、王相宁（2006）及王英（2008）也提出须防范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所引发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存在如下局限性：一是偏重于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母国产业升级促进效应（以技术溢出效应为主），而对于影响这一效应发挥的负面因素涉及较少；二是从东道国制度环境角度探讨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主导因素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而针对阻碍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关联效应有效发挥的各种因素的搜寻与验证研究则甚少。本文利用2006―2014年典型省份的相关数据设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及障碍性因素测度指标，运用面板模型回归手段搜寻、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的若干障碍性因素。

三、模型构建及变量的说明

鉴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的障碍性因素所涉及的数据结构特点，选取典型省份作为样本统计单位，并且各省份的部分相关数据时间跨度不长，此类数据比较符合面板数据特点，因此可以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障碍性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构造回归方程如下：

[CLPit=αi+β1iOFDIit+β2iOFDIit*PACEit+μit] （1）

[CLPit=αi+β1iOFDIit+β2iOFDIit*IREit+μit] （2）

[OFDIit=αi+β1iCLPit+β2iCLPit*PVIit+μit] （3）

各变量的含义、测算方法及来源见表1。i表示不同省份，为面板数据模型横截面个体成员；t表示不同年度，为面板数据模型样本观测时期。

本文选取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存量）与专利申请授权量排名前六位的省份（直辖市），分别是江苏（简记：JS）、浙江（简记：ZJ）、广东（简记：GD）、山东（简记：SD）、上海（简记：SH）和北京（简记：BJ）作为样本统计单位，这是因为此两类变量的省际差异比较大，如果全部采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会造成非平衡面板数据，再者有的省份样本指标规模极小，不能很好地解释和说明当前的经济现象，而且可能会对实证分析的结果造成干扰。

在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时，需要对所建立的模型形式进行检验，即检验样本数据符合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以及变系数模型中的哪一种。模型形式设定检验使用的是协方差分析检验，对于含有N个截面成员的面板数据模型可以检验如下两个原假设：

H0：模型中解释变量系数对于所有的截面成员是相同的（即斜率系数是齐性的），但截距项不同即该模型形式为变截距模型。

H1：模型中解释变量系数和截距项对于所有的截面成员都是相同的，即该模型形式为混合回归模型。

模型形式检验有如下两个F检验统计量：

[F1=（S2-S1）/[（N-1）k]S1/[NT-N（k+1）]～F[（N-1）k，NT-N（k+1）]]

[F2=（S3-S1）/[（N-1）（k+1）]S1/[NT-N（k+1）]～F[（N-1）（k+1），NT-N（k+1）]]

其中，N是截面成员个数，T是每个截面成员的样本观测时期数，k是非常数项解释变量的个数，S1、S2、S3分别是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在原假设H0、H1成立的条件下，检验统计量F1、F2分别服从特定自由度的F分布。

模型形式检验的一般过程是：先检验原假设H1，如果统计量F2小于某个检验水平（比如5%）下F分布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H1，且无须再检验原假设H0，从而表明利用混合回归模型来拟合样本是合适的。否则，拒绝原假设H1，并继续检验原假设H0。如果统计量F1小于某个检验水平（比如5%）下F分布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H0，从而表明利用变截距模型来拟合样本是合适的。否则，拒绝原假设H0，并利用变系数模型来拟合样本。

四、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Eviews7.0软件分别计算上述三个模型的三种形式，即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S1、S2、S3，再计算F1、F2，并验证原假设H0、H1，确定合适的模型形式，检验结果见表2。

表2：各模型检验结果

[＼&检验统计量＼&适用模型＼&模型（1）＼&S1=2296.45，S2=17727.8，S3=130619.4

N=6，T=8，k=2，显著性水平=0.05

F2=111.7579>临界值F[15，30]=2.0148，

F1=20.1590>临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模型（2）＼&S1=2296.45，S2=9768.635，S3=128070.7

N=6，T=8，k=2，显著性水平=0.05

F2=109.5382>临界值F[15，30]=2.0148，

F1=9.7614>临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模型（3）＼&S1=2525.542，S2=9905.165，S3=47852.53

N=6，T=8，k=2，显著性水平=0.05

F2=35.8949>临界值F[15，30]=2.0148，

F1=8.766>临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

表2结果表明，三个模型均适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运用Eviews7.0进行详细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表明，方程（1）、（2）的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经调整后的R2为0.9769，模型的拟合程度非常高，DW统计量等于1.7930，接近于2，从而表明模型估计结果的残差序列不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常数项C的估计值为224.6683且其t统计量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解释变量“OFDI”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正数且它们的t统计量都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之间是正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开展推动了我国的产业升级步伐；但加入调节变量“对外直接投资节奏”、“对外直接投资的不规则度”后，“OFDI*PACE”系列、“OFDI*IRE”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负值且它们的t统计量也较显著（显著性水平=0.1），说明在“节奏”及“不规则度”因素影响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协同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另外，虽然从统计意义上来看，方程（1）、（2）的估计结果极为相近，但就“节奏”和“不规则度”的经济含义而言，二者还是存在很大不同的，应予以区别对待。

方程（3）初次估计结果显示，DW统计量等于1.4148，表明其残差序列可能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因此使用截面加权的SUR估计方法对原模型进行修正，同时使用White截面方法计算系数协方差，最大限度地克服随机误差项存在的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问题，经调整后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方程（3）的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经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修正值由0.9308变为0.9809，模型拟合程度有了进一步提高，DW统计量等于2.5161，说明模型估计结果的残差序列已经消除了一阶序列自相关。此外，F统计量等于142.7308，残差平方和也由2525.542降至42.5162，也表明方程（3）整体上非常显著，且其拟合精度得到了大幅提高。常数项C的估计值为-177.8006且其t统计量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解释变量“CLP”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正数且它们的t统计量都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说明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之间是正相关的，综合性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产业升级进程的不断加快有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开展；但加入调节变量“专利申请授权量定基增速的离差”后，“CLP*PVI”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负值且它们的t统计量绝大多数都较为显著（显著性水平=0.05），说明在“科技产出水平波动性”因素的影响下，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协同发展的障碍性因素。

五、结论与启示

（一）基本结论

从上述面板数据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至少可以得出三个基本判断：

判断之一：对外直接投资增速的大幅波动弱化了其对国内产业升级所能够产生的各种经济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系统的进化产生了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大幅波动会削弱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波及效应，大幅增加将引致国内相关产业原材料、制成品和技术设备的出口激增，出口需求的短时突变使得国内各产业无法及时适应和满足，国内供需结构的改善空间极为有限；二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增速的大幅波动使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大大减弱，因为对先进技术的学习、模仿和创新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进行消化和吸收；三是使得国内各行业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难以从容应对，对外直接投资引发的产业转移、产业关联和产业竞争等效应不能有效发挥，阻碍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联互动、协同发展。

判断之二：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度不规则使其呈现出一定的散乱化，即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短时、高频的快慢节奏相间和大量突发性的投资行为，使国内各行业无法有预期、有规划、有步骤地调整原材料的购买与储备、产品的生产以及对国外新技术、新工艺、新管理方式的学习和实践，延迟了国内各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活动，产业升级受阻，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之间的良性互动中断、协同进化趋缓。

判断之三：科技产出水平的大幅波动会阻碍科技成果的转化，特别是产业化进程，造成科技与经济长期分离的局面，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失去了根基，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的推广也不能及时展开，导致了各产业生产活动素质与效率低下，直接延缓了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这种状况的持续，一方面使国内各产业缺乏垄断性技术优势，从而不能据此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另一方面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与低效率的生产方式必然会导致各产业效益不佳，也无法为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外汇资金，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难以为继，从而丧失了通过全球性资源整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素质与效率提升的机会，由此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而非良性互动。可见，科技产出水平的起伏不定会严重阻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

（二）启示

1.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空前活跃，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高级化推进应主动适应这一变化，提高其时效性、灵活性与预见性，与之形成有效对接，展开互动。另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第三阶段的初始期，其突出表现是“量大而质低”；未来一段时间，适应或突破第三阶段则应摒弃这种单纯、盲目的总量扩张而转向追求投资质量，更加强调企业海外投资的营收能力、学习能力，提高资本的运行效率，国家、行业层面的配套机制，如法律、咨询、金融等各项服务亦需跟进。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高质发展，将为国内经济引领新常态、完成产业转型升级任务提供技术超越、市场开拓、资源保障机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先机。

2. 注重对外直接投资的连续性、计划性和稳定性，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各种促进效应。规则的、连续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可以使各投资主体有预期地了解行业需求状况和东道国投资环境，在信息较为充分的前提下，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获得发展亟须的要素资源，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学习先进技术、工艺和管理经验，有效发挥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而对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现状、目标及相关要素资源供需状况的准确把握，也有利于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计划性和规则度。可见，在合理匹配、良性互动框架内，审视、处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与国内产业升级关系，对两者而言都是有益和高效的。

3. 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高而稳定的科技产出水平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系统有序演化的必要条件，而这一必要条件存在的关键则是科技研发投入强度的持续提高。科技研发投入强度的持续提高所产生的最直接结果就是源源不断的科技产出，通常状况下科技产出水平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最有效的。以劳动生产率为代表的素质、效率性变量的大幅改善，一方面标志着我国产业升级活动逐渐进入质变阶段，可以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支撑；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国内经济产生了强有力的溢出效应，成为产业转型升级顺利完成的有效辅助手段，由此可以切实推动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系统发生质变，产生新的有序结构，从而向良性互动形式下的高度协同状态演化。

4. 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度不规则变动，以及科技产出水平的大幅波动，严重扰乱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协同有序发展进程，使协同进化趋缓，甚至中断；但针对诸如此类的障碍性因素需要一分为二地辩证对待，不可不加分辨、“一刀切”式地盲目消除。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例，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不断缩小其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必然选择，盲目限制、约束这一趋势只会使得差距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潜力无法合理释放，因此更需关注的是投资主体、投资方式以及区域、产业选择的预见性与主动性，以期能够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现状、未来发展趋向形成良好匹配，最终实现相互支撑、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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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Obstacles Affecting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Between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dustrial Upgrading

Yu Shihai1 Ling Dan2

（1.School of Management，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xi Guilin 541004；

2.School of Economics，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ubei Wuhan 430070）

篇8

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导致全球经济严重衰退。欧盟难以避免地成为危机的重灾区之一,其经济衰退程度比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更为严重。迄今为止,欧盟经济陷入衰退已经一年有余。2009年一季度,欧盟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了2.5%,成为欧盟有史以来降幅最大的季度。与之相比,美国2009年一季度经济衰退仅为1.6%,与欧元区2008年四季度的数字基本持平。严重的经济衰退对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欧盟对外投资也随之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阶段性特征和战略 变化。

对外投资规模大幅下降

2004年至2007年,欧盟对外直接投资一年攀一个台阶,从1423亿欧元增长至4842亿欧元,年均增长近50%。然而,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欧盟对外投资规模大幅下降,27个盟国在这一年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降至3544亿欧元,比2007年下跌27%。与此同时,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出现大幅下降,从2007年的11297亿欧元锐减至2008年的7885亿欧元,导致欧盟对外直接投资额占世界投资总量的比重不降反升,由2007年的43%上升至2008年的45%。

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投资国的对外投资比重现总体下降。2007年,英国、德国、法国、卢森堡、西班牙及瑞典等欧盟主要对外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3431亿欧元,占欧盟对外投资总额的82%。2008年金融危机后,上述6国对外投资总额降至2700亿欧元,占欧盟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也降至76%。其中,传统投资大国英国对外直接投资绝对值下降很大,由2007年的1212亿欧元降至2008年的522亿欧元,降幅达57%。德国和瑞典对外投资也都呈现下降趋势,瑞典对外直接投资下降幅度达61%,德国对外投资额与2007年相比也下降了31%。卢森堡与法国则成为欧盟对外投资新的领军国家,2008年对外投资额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与此同时,主要投资目的国流入量也普遍下降。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欧盟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为1490亿欧元,低于2007年的1710亿欧元,降幅达12.9%;同期欧盟在加拿大的直接投资从420亿欧元降至90亿欧元,降幅达78.9%;在离岸金融中心的投资则从2007年的1300亿欧元猛降至434亿欧元,降幅达66.6%。欧盟对中国投资虽在数额上不大,但也呈下降态势,由2007年的71亿欧元降至2008年的45亿欧元。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各国的跨国并购规模及所占比重均呈下降趋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07年,欧盟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到11422亿美元,其中跨国并购规模约为7700亿美元,约占欧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7%。2008年,欧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降至9000亿美元,跨国并购规模约为580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5%,占欧盟对外直接投资份额也降至64%。

危机导致的跨国公司全球资产缩水、投资计划受挫,迫使跨国公司纷纷缩减全球投资。主动关闭境外分支机构和全球范围内裁员,以缩减规模以求自保,已成为跨国公司应对金融危机的普遍做法。如,英美资源集团计划在2009年砍掉其资本支出的50%,减至45亿美元。英国石油公司在2008年10月宣布将在2009年减少其在全球的5000个工作岗位,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葛兰素史克公司决定减少其在世界范围内的10000个工作岗位。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计划2009年减少其在油气勘探上13%的花费。全球最大的水泥供应商法国的拉法基公司宣布放缓其全球扩张的步伐,并变卖资产以减少其债务比率。法国的欧莱雅集团由于面临销售量的下降,宣布关闭欧洲的两家工厂。法国的雷诺公司和德国的戴姆勒公司也宣布将分别裁员6000及3000名。法国的标致雪铁龙集团计划在世界范围内裁员11000人。德国的巴斯夫公司在2009年初宣布将暂时关闭其全球范围内的80家公司。德国的物流巨头德国邮政集团也明确缩减了其在美国的规模,裁员14000人,仅保留了4000人。

新兴市场国家渐成战略投资中心

尽管2008年欧盟对外投资额比2007年下降了28%,但其资本流出仍比资本流入多出1820亿欧元,占欧盟GDP的1.5%,而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960亿欧元,占欧盟GDP的0.8%,欧盟27国因此成为了世界上的净投资地区。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欧盟大企业集团基于目前经济现状及前景的考虑,减少了2009年他们的成本和投资。经合组织的报告也显示,2009年一季度,由于国际并购活动的数量及金额不断减少,法国、德国、英国等欧盟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与2008年一季度相比下降50%。初步可以判断,一段时期内欧盟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下降的趋势将会持续。

尽管如此,欧盟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趣却不降反升,并逐步将之作为它们的战略投资中心。金融危机对欧美、加拿大及离岸金融中心等欧盟传统的投资目的国影响巨大,而经济发展迅猛的中国、印度,资源丰富的巴西、俄罗斯及转型中的东欧、墨西哥等国却成为欧盟对外投资的热点。以俄罗斯为例,据俄罗斯联邦统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对俄罗斯投资最多的前7位国家均来自欧盟,包括塞浦路斯、荷兰、比利时、英国、德国、爱尔兰和法国,上述7国对俄投资额占俄累计吸收外国投资总额的77.5%。

对华投资规模前景依然看好

从全球范围看,由于各国共同努力,加之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采取救助措施,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企稳迹象。2009年5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进一步增长,创造6年来的新高;欧元区采购经理人指数明显上升,达到1年来的新高。这些指标显示消费者和企业家对未来预期较为乐观,表明世界经济有望逐步走出低谷。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各国间贸易活动逐渐恢复频繁,国际资本流动和跨国并购必将重新恢复增长。

篇9

图1 2002-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增速

数据来源：人大重阳网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并购两种主要形式。绿地投资是指我国企业通过在国外或港澳台等地区直接出资建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跨国并购是指我国企业收购或兼并外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地控制国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其资本移动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国际间接投资。股息和分红是对外直接投资者获取收益的主要方式。投资者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也往往大于对外间接投资者。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有利影响

1、可以有效地利用国外的资源。对外直接投资通常可以更好地充分地利用东道国当地的人才，技术，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的优势，不断开拓国外市场，通过规模经济以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

2、越过贸易壁垒，保护出口市场。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免受外来企业的冲击，通常设置各种各类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而中国企业、政府或个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投资国直接建立企业或通过跨国并购，可以很好的越过这些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实现对本国市场的保护。

3、推动我国“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发展，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进程和国际收支的平衡。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深入发展，有利于不断提高我国的对外经济开放水平，优化我国对外开放经济格局。此外，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投资的迅速发展也必然带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上是一种对外资本输出，有利于改善由于国际收支平衡带来的外汇储备量较大等问题。

4、谋求低成本，分散风险。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国外在某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比如在非洲、拉丁美洲等相对落后地区进行投资是因为那些地区人力资源成本较低，资源丰富等。此外，那些落后国家一般来说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给予政策优惠或扶持。这样，我国的投资者就会以低成本进入外国市场，从而获得取得较高利润的可能性。此外，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区分开来，通过开展多样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者能够更好地分散风险。

5、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我国生产技术水平相对发达国家较为落后，但在一些方面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的，通过利用这些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经验，然后将这些生产技术和先进生产管理经验带回国内可以有效的促进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外一方面，通过对生产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的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将在我国处于产品周期末端的产业转移出去，为新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新的空间。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弊端

1、投资金额较大，投资周期较长。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在东道国或地区直接建立企业或取得东道国企业的占有绝对优势的股权等方式来控制国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所以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投资周期也相对较长。

2、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东道国一般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比例，投资期限，投资领域等进行限制。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3、如果是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采用非股权合作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我国授权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将会收到一定威胁，并且将失去非核心业务及其相关的利益。此外，通过非股权方式对外进行直接投资将会使信息交易成本增加，减少企业的可得利益。非股权合作方式的跨国并购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可能会使自己的专利，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等被别人学习了解，从而培养了潜在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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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现状分析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当企业在本国国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到国外投资设立生产基地、从事跨国生产经营赚取国际利润这是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企业一贯的经营思路。这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以企业的竞争战略、寻求产品多样性或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为动机。此外接受投资国的投资环境,例如税收优惠政策、关税政策以及贸易壁垒等,也同时影响着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于是企业从事海外投资的动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扩张性动机,另一类是防御性动机。在前一种情况下,企业为了拓展海外市场或者寻求生产所需原料而进行海外投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企业则更多地是因为本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在本国投资无利可图而转向海外寻求投资机会。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分析

自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企业便已经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1985年),这一阶段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头五年内,中国企业在国外共投资设立了76个独资或者合资企业,中方总计投资额约5000万美元,投资项目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在84-85的两年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设立企业达113个,投资额达1.4亿美元,接近前五年的两倍,投资地区扩展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见表2-1)在这一阶段,企业的投资项目金额相对都较小,投资行业也局限在海运、金融保险、工程承包以及餐饮等服务行业,仅有少数投资项目涉及制造业。

第二阶段(1986年---1992年),在这一阶段随着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进行,中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了逐渐提高了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国内日渐成熟的产业和技术迫切需要进行对外产业转移;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缺乏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而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贸易净出口额的逐年增加,国家外汇储备日益攀升,中国企业开始有能力进行大额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充分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因此,中国政府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对外投资,日益成熟的企业也更加强调投资回报的重要性。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投资主体的是大中型制造企业以及投资公司,例如,首钢集团、中国国际信托集团和深圳赛格集团。

第三阶段(1992年---2002年),从1993年开始,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攀升,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的征兆;而大中型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也日趋严重,中国政府不得不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体制改革,这些情况都影响到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随着政府削减货币供应收紧银根以期控制住通货膨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枯竭。而与此同时政府收紧了对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控制:新的项目的审批程序日益严格,而已经批准的投资项目也被要求进行复查。这些政策手段直接导致对外投资项目的锐减,这一情况直到1995年才得以好转。尽管199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数额较1995年相比有所下降,其总投资金额相较1995年却有了大规模的增加,表明了企业单笔投资数额的显著增加。而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到2001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及金额显著下降,直到2002年才有所上升。

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政府在政策上越来越重视引导促进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报告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要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自此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揭开一个崭新的篇章,从2003年起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上升,2008年更是达到了559.1亿美元(非金融类),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也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寻求新的业务增长机会、规避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分散业务和市场风险、提高生产率、应对宏观环境等成为了企业投资海外的新动机。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就

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本文特总结如下:(1).从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我国企业与国际企业的技术差距,学习了先进的生产与管理经验。如前文所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的许多大型企业集团通常能够通过并购海外企业实现了这一目的。例如南汽集团通过并购英国的汽车生产商罗孚取得了汽车产业的先进技术;(2).拓展了海外市场。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在海外投资经营拓展企业的销售市场,例如,海尔集团通过在海外新建或收购了30多家工厂,这些工厂分布在从意大利到印度的多个国家,生产面向当地市场的产品。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进行的工程承接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本国的设备、材料以及劳力的输出。(3).促进了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制造业中,中低档制造业产品占大头,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比重较小,产业结构处于较低水平。产业升级导致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大量企业陷入困境,失业现象加重。因此,通过对外投资,将大量设备和技术转移海外,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生产能力是以最小代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必要途径。国内的诸多企业已经采取了在东南亚、拉美地区投资设立工厂,降低了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4).充分利用了海外金融市场筹措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中国企业从事海外投资所需的资金并不总是全部由企业的自有资金投入。事实上,大部分的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都会考虑有效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来解决资金问题。

2.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所占绩效不高。为了更好地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本文使用了OND指数(OUT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 ),即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这一指数由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提出,按照UNCTAD给出的定义,该指数反映了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综合实力,反映了决定企业对外投资流量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或者说不同国家之间这一指数的异同是由各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受到的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的不同所决定。这两个因素分别为:“所有权优势”,或者称为企业所特有的跨国竞争力,如企业的创新能力、品牌优势、管理和组织经验、信息获取能力、拥有的财务资源和自然资源、企业规模以及企业内部结构优势,这些竞争力因素使得企业有能力和动力进行海外拓展;“区位因素”,这一因素主要指的是在母国或者受资国生产产品、提供劳务所分别具有的优势,例如市场的相对规模、生产与运输成本、熟练劳动力、供应链、基础设施以及技术支持。在全球化大潮所带来的竞争压力的促使下,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企业,无论其规模大小也无论其处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进行海外投资以增强本企业的竞争优势。OND指数的大小反映了这两种因素在驱动不同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方面的差异。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国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利用越充分。中国的OND指数在2001-2003年、2003-2005年以及2005-2007年三个区间内数值分别为0.150、0.217、0.240,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基本稳定在世界第60位左右,而同期处于世界前十名位置的中国香港地区的OND指数数值分别为3.477、8.758、7.799远远高于内地的数值,处于世界前二十位的加拿大和英国的数值也比中国高出很多,这说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与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与中国同被称为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和印度虽然在2001-2003年区间或高或低于中国的位置,但到了2005-2007年区间三国均已处于领先于中国的位置。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所有权优势”是制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最根本的原因。故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中国企业提高投资绩效的必由之路。

(2).中国跨国企业规模较小,国际化程度不高。中国的跨国公司相对于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而言规模较小,根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2009》所列举的截止2007年底的数据,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非金融)是美国的通用电气(GE),其在全球拥有资产约7953亿美元、雇员32万余人全年销售额约1727亿美元,而中国最大的跨国公司(非金融) 中信集团,其在全球拥有资产约1909亿美元、雇员10万余人全年销售额约149亿美元,且是中国唯一入围全球100大跨国公司(非金融)。而由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多是国有企业,在政府积极推进企业跨国经营政策的大形势下,许多企业在并没有一个可行的投资方案的前提下就盲目的投资海外导致了经营效率的低下。

此外,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普遍低于国际水平,本文采用UNCTAD提出的跨国指数(Transnational Index, TNI)作为国际化程度的综合衡量指标。根据UNCTAD的定义,跨国指数是通过计算跨国公司海外资产与总资产的比率、海外销售与总销售的比率、海外雇员与总雇员的比率这三个的比率的平均数而得出,以衡量跨国公司对于海外资产、海外雇员、海外销售的依赖程度。我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215亿美元,而全球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为2145亿美元,是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十倍左右,发展中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为429亿美元,是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两倍左右。全球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为71.52%,发展中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为58.74%,而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28.3%,无论是在海外资产还是跨国指数上,我国与全球水平甚至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都还有不小的差距,说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程度不高,我国的跨国企业主要还是在利用本国的资源,而世界上主要的跨国企业早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资源,长此以往不利于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更不利于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故而形成一批在国际上著名的跨国企业是我国企业需要迫切实现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国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年鉴.2009

[2]厉以宁,曹凤歧著.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