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变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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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历史文化；儒家思想；传承；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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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思想的发展与产生

孔子是我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改变了传统阶级统治教育的基本械，把私人讲学的主要基本教学模式传播到了国家与整个民族。所以，儒家思想在社会中慢慢地发展起来，同时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儒家思想的鼎盛时期是汉武帝时期，在那时甚至还出现了罢黜百家而独尊儒家的基本场景。从此，儒家思想将作为治国的正统思想。在汉朝时期，儒家思想得到了较大的普及，同时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得到了迅速的解决。在儒家思想中，仁政、道德礼法是儒家思想所推崇的，这也让尊崇儒家思想的汉朝国家变得国富民强。直至西汉时期，国家也到了异常鼎盛的时期，为了对国家的繁盛进行维持与发展，则必须找寻与之匹配的思想体系来对应，所以，众多思想政治家就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对于西汉制度的实施与稳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占据首席地位。

二、中国历史文化受儒家思想的有利影响

儒家思想在我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即它为我国封建的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社会理论以及治理国家的思想体系，同时还让我国的传统的统治阶级顺利地运用于国家的治理以及封建社会的具体统治当中去，从而使得我国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人类发展史，它在人类的社会发展史以及全世界范围内开了历史的先河，而且这也是我国中华民族无论是以往、现在还是将来屹立于世界中的根本保证与条件。在儒家思想中，有着一个非常大的特点，这就是“仁爱”，此思想在我国社会的发展历史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与推动作用。“仁爱”思想是维护国家和谐安定的基本保障，同时还是加强人与人和谐相处以及人类素质提高的重要条件。“仁爱”思想不仅仅影射了人类的本性，并且它也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重要保证因素。封建社会的主要外壳在于封建思想，儒家思想的主要精髓不只体现于国家的治理中，它更体现在对于我国历史社会产生的相应伦理思想上，正是由于封建社会出现了一定的论理观，也让国家从最初的统治阶级的基本角度来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对于通俗的语言也加以规范起来，并规范了人类的首先意思，这种规范思想将把人类的整体思想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定的封建伦理观，而此观念对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人民群众有着非常深远的思想影响，它也逐渐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重要核心，以此来实现社会与国家双重治疗的基本效果。儒家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属于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影响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建设，比如，理想价格在现代人的价格塑造中也产生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而“泛爱主义”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当作生态环境保护同样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儒家思想的深入挖掘能将儒家思想所蕴含的积极精神资源诠释出来，也只有对其进行深入挖掘才能让儒家思想在我国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这不仅关系着儒家思想在我国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关系着我国社会转型能否顺利进行。

三、中国历史文化受儒家思想的不利影响

尽管儒家思想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基本发展带来了非常深远的有利影响，但是因为儒家思想有着十分浓烈的封建主义色彩，所以，儒家思想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也相应地伴随着一些不利影响。

儒家思想在我国封建统治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管理价值，可是它并未强调农业生产知识的学习，这是由于儒家思想有着十分浓郁的封建主义色彩，因此，对于科学知识的基本学习也做得不到位，而这也造就了儒家思想只重国家治理的特点。经验性是儒家思想的特性，而这一特性也会导致现实存在的逻辑性被忽略掉，同r会使理论与现实产生脱轨现象，这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较强的阻碍作用。在儒家思想中，它主张的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对于真理的追求也会有所忽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的个性发展进行打压。此外，儒家所推崇的具体思想为“统一”，这对于个人性格的发展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并禁锢整个社会的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创新机制。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国家沉浸在礼仪的风气中，而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越来越追求利益，对于相关礼节则会变得非常的繁琐，这使得社会的进步受到一定的阻碍。儒家思想非常注重道德伦理，从而忽视国家法律的作用，这也将致使我国封建统治者对于社会的管理方式变得越来越单调。仅仅以道德伦理的基本教育来管理社会，这让整个国家在控制与管理中缺乏一定的稳定性与具体性。

四、结束语

儒家思想的地位我国近代历史文化的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具体的传承过程中获得创新，而在创新的过程中寻求发展，通过对儒家思想的重新审视以及对相关经典的解读来展现传统思想的积极意义。我们需要把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结合起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这能让我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得到传承。

参考文献 ：

[1]李芳萍.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研究[J].前沿，2013，10：55-56.

[2]赵小平.浅析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06：89-90.

[3]杨明霞，董玮.小议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J].商，2016，0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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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本文介绍了儒家思想和中学语文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儒家德礼思想与中学语文教学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如何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发扬儒家的德礼思想，提高语文的教学质量，为国家的发展培养出具有人文道德情怀的全方面共同发展的综合性人才。

引言：语文教学大纲中曾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说明了语文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点。人文教育包括很多方面，但是就中学生而言，语文的学习是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熏陶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所以，文以载道，语文学科不仅肩负着传授学生知识的重担，还要努力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中学语文的教学不仅体现了人文教育，而且毫无疑问，在语文学习中传统文化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和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首推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教育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经历几代人的传承后，儒家思想总结出了一系列的学习和教育学生的方法，对语文的学习，语文的教学，都有着极大的帮助和深远的意义。

一、儒家思想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中国的文化集大成者，它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和成就，而且在政治、文化、军事中都影响了一代代的人民。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和荀子，其思想内涵讲究的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等。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始祖，也是我们国家私学教育的开创者。他的教育是以仁爱为主，提出在教育中要重视六艺，并且开创了一些列的教育学生的原则和方法，乃至现在，还深受教育家、语文老师等相关专家学者的支持。而孟子和荀子则在孔子关于德礼思想方面做了拓展延伸，孟子注重对士的培养，提出要把道德思想和意志结合起来，注重教育的系统化方法。荀子则提出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和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不稳而和，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了当今的教育中。

（二）中学语文教学：如今的中学语文教学随诊新课程改革纲要的实施，逐渐的有所改变，开始慢慢注意起对学生的道德素质的培养，教师也不再简单的对学生只是传授知识，减少了枯燥的文字的学习方式。而且新教材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对语文的学习有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道德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教育，使学生能体会到教材中的人文道德情怀。

（三）儒家思想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儒家德礼思想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影响是源远流长，首先，儒家的德育思想仍然体现在当今的语文教学中，儒家思想提倡学生的道德素质的养成，重视学生的人格培养和情感培养。我们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就提出了除了重视学生语文基础知识的情况下，要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与人良好沟通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要努力培养学生的人文道德素质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其次，儒家的教育方法在现在的语文教育中也是经常使用的教育教学方式。最后，不仅学生要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态度，教师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教学态度，这样才能在教学中实现真正的教学相长，教师学生都能得到共同的进步，教学也就更加有意义。

二、如何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发扬儒家德礼思想

（一）依附课本进行儒家思想的渗透。语文教材中的内容都是相关专家学者精心挑选的，因此非常具有代表性，是进行儒家德礼思想熏陶的不可或缺的好的作品。当教师在进行一节语文课的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明确教学的目标，在教学目标中要体现道德培养的目标。同时，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相关的儒家德礼思想，去引导学生去思考，提升其感情的升华高度，教育学生如何做人。通过课前、课中、课后的合理安排和有意识的深入德礼思想，使学生得到全方面多层次的人文道德关怀，不仅学习到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道德情操，学会如何做事做人。

（二）学生动手进行儒家思想的渗透。学以致用，就是学习到的知识要学会去合理的使用，才能体现知识的价值和意义。学生们在课本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培养了思想道德，就要有一个方式让其得到展现。因此，作文课的设置是非常必要而且重要的。因为通过学生自己的比写出了东西才是真正经过他自己学习收获的东西，是学生对不同事物态度的真实感受和反应，同时也能看出学生自身的道德素养和人文情怀。所以，在作文课的教学中使学生融入德礼思想的内涵，才能不断修正学生的态度和观念。通过让学生自己体会思考，让学生明白老师的爱，得到文章情感的升华，这样不仅写出了好的作文，还能使学生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对其思想道德进行了潜移默化的熏陶，又把儒家的德礼思想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渗透。

（三）拓展活动进行儒家思想的渗透。语文学习的外延就是生活的外沿，因此，除了重视课堂的教学内容外，还要鼓励学生参加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在与人的交流互动过程中，明白做人的道理和人文道德的重要性。儒家中的礼讲的是要使人们明白和周围的人事物的关系，在与人的相处中要谦虚，互相尊重，能正确真诚的和人打交道。只有通过课外的活动，比如做些义工工作，和同学共同参加一些比赛等等，这样，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学会怎样与人打交道，如何与人沟通交流，还能无形中学习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因为这都是与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使儒家的德礼思想得到更好的发挥。

结束语：综上，儒家德礼思想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更是得到了人们的世代传承和继承。如今，儒家的德礼思想还能与时俱进，适应世展的需求，是我们不得不珍惜的宝贵财富。而且，儒家思想在中学语文的教学中也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儒家思想与中学语文的融合是源远流长的。在语文的学习中可以体会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家思想通过语文的教学得以很好的传承，二者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相辅相成。因此，在语文的教学中，教师要结合语文教材的特点，科学合理的从不同角度渗透儒家的德礼思想，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为国家培养有用的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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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个人发展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作为重要的学说流派，一直在对中国人产生着影响，因此，很难去分析和判断中国人是更加偏向儒家还是偏向道家。儒家思想一直是以正统学说思想的姿态展现给世人，不曾游离于庙堂之外，始终被统治阶级所敬奉。但是，仔细观察过往的历史，道家也是如影随行的，统治者也会不时的依据道家的学说来制定国政，实施自己的统治。由于儒家的正统地位，人民大众大多以儒家的思想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道家的思想由于其出世、无为消极的特点，是游离于正统思想之外的。所以，在个人发展这一问题上，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儒家思想对个人发展的启迪

在个人修养方面，儒家思想主张以“仁”立心、立身。“仁”是孔子的哲学观点，是儒家思想的理论核心，“仁”不仅是社会政治、也是个人修养和伦理道德的最高思想和标准，要以终身行之。践行“仁”的思想，就要求去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7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139它强调人要有包容性，要宽以待人，自己的内心要从仁出发，然后自己的行为举止是从内而外的去践行“仁”。“仁，内也，非外也。”[1]197人以“仁”立心、立身，就要求自己的所有言行以“仁”为最高标准，孔子曾经这样指出“仁”的重要性，“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1]38“仁”是君子品德的基础，在人格的塑造中，儒家特别强调人要具有君子般的品行，“君子上达，小人下达”[1]173，孟子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2]205重视和做好个人的内在修养，是人生取得成功的基石。

在社会实践方面，儒家思想主张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儒家思想更加强调人的社会责任，让人清楚的认识到人的社会属性，在反躬自省不断提高自我的同时，还要实现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实现从小我向大我的跨越。“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2]236儒家向来强调内以修身，外以济民，要求人逐步依次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的状态。儒家鼓励人们积极入世，在当今仍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今天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世界里，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十分残酷的，局势瞬息万变，因此，我们更需要用儒家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二、道家思想对个人发展的启迪

在个人修养方面，道家强调人要效法自然、顺应自然，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反者，道之动。”[3]98这里有两层含义：一，世间万物的运动变化规律是循环往复的。二，事物向着一个方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转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人生的处事态度也是如此，首先要认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然后按着规律去做事，不能走极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79通过自我修养，让人看清自己的内心、看淡世俗的物质利益诱惑，摒弃那些造成人性压抑的东西；同时，它又激励人们去争取人性解放、让人回归真我，追求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达到自我与自然的统一。道家的思想和自然的联系最为紧密，道家一派游离于世俗以外，崇尚自然，向往无拘束的的生活，他们大多远离庙堂，隐居于深山田野远离世俗的羁绊，更加突出小我。

在社会实践方面，道家主张“为而不争”的态度。“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3]150自然之道是利物而不害物，圣人的处事之道是施惠与众人而不与众人争利，道家要求人们要以一种崇高的境界和精神去处事，要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和大众利益的关系，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要达到共赢的局面，而不是极个别人的盈利。道家面对名利、得失有着独到的见解，“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德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3]103道家认为过分的对财富和名利追逐并不能带来自我成就的认同，这种不知满足的贪婪追求反而会造成坏的结果，“甚爱”是绝对不可取的。知足是一种大智慧，只有适可而止才能长盛不衰。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大体上构建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到了今天，各种思想潮流在不断地冲击着这个社会，但是我们骨子里的文化基因让我们难以和儒道思想割裂、分离，它们始终在影响着我们，我们的个人发展也无不受到儒道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和道家一个出世、一个入世，两者虽有差别，但更多的是相互补充。既然是儒家的思想占据了主导思想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人们在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要不断的从儒家思想中汲取营养，不断地拼搏向上，不断的积极进取，从中获取正能量，这才是生活的主旋律。但是，天有阴晴、人有祸福，成功和失败总是伴随在人生左右。在人受到挫折失败的时候，道家往往能给人以精神抚慰，舒缓失利的痛苦，能够让人暂时忘却失败带来的苦恼，让人心理以安宁和平静。正如林语堂先生说的那样：中国人成功时是儒家，失败时是道家。

参考文献：

[1]杨伯峻.[M].北京：中华书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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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学研究 价值 社会转型

一、儒学源流发展

对于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伴随着不同的注解。然而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必定包含着当时的社会环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高于现实生活的文化，要融入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的认同才让文化得以发展。中国原始社会在考古资料中了解的映象，是一个缓慢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中国儒学”自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以来，已经有250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又是与现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状态紧密相关联的。“其善民心，其遗风易俗易。”在学术界更多人偏向，将儒家思想划入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的范围。

儒家思想注重宣传，用仁义道德教诲广大群众，使之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帮助、互相体恤。其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当时的中国被大家普遍传送的《三字经》里面，人们耳熟能详的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们可以解释成，每个个体的本性是向善的，是好的。并且，个体的善良性情具有普世价值和广泛存在性。但是，因为随后的社会氛围的变更以及个人情况的变化造成不同个体行径的异同，也就带来了违反人性原本善良的原则。

纵观整个在儒家思想观，其中仁德思想是全部体系里最重要的环节。注重这个准则和理念是所有哦统治者以及致力于成大事者必须拥有的强有力武器。在农业文明的中国，儒学思想很好的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不管是何种机构、部门，不管是任何个体，只要超越了这个准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都是不能成功的。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这个准则一方面被引用到治国方略中，另一方面对所有的统治者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同样，“礼”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换个角度思考，每个个体的本性都是向善的，统治者无比要使百姓控制本人的行为，最大程度的让统治走向和谐、融洽的氛围中。因此，儒家研究如果想让人们知足，对自己自律，严格控制本人的行为，严格依据社会规范来办事，必须要提供和谐、融洽的生活氛围。以往的农业社会时代，因为儒家思想中高度注重礼数，有助于当时的国家一举成为公认的礼仪之邦。

二、当代身份认同的危机

我是谁？从何而来？要到何处去？这样的简单疑问句构成了西方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身份认同。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身份认同的危机普遍发生在“后殖民地人”随社会的发展的一种身份混淆。在一段时期的殖民统治期内，殖民统治者隔断了被殖民者曾有的历史和文化，并带来了殖民者所有的先进文明生活方式。当殖民者退出历史的舞台，面对已经习惯的殖民生活和未殖民的过去，被殖民者面临着该如何选择的问题。

我作为“我”的存在，我首先得认同我的文化。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字，有相似的生活习惯，与其他的文明一比较，当然觉得熟悉的亲切一点，共有的身份认同。而身份的认同是比较出来的，没有文化差异就没有认同，从自己的文化中找到自信，而不是在模仿谁谁谁。

三、儒学继承和创新

儒家思想能够传承数千年而不衰，与当时的农业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亦可以说当时的社会文化与生产关系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儒家思想里面有一系列非常经典的观念、词汇、语句都蕴含着非常精辟的义理，并且被融入到那时的历史社会环境下是很容易被理解的。过去的中国社会受益于儒学，今后的中国社会仍然可以向从中汲取智慧。

人类的文化知识是一种传承积累的运动，也是与人类发展密切相关的反应物，是由人创造的。像儒家思想这种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思想宝库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不要说今天，以后一代代的学子都会继续到儒学宝库中去寻求知识和智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是冷门，明天可能会变成大热门。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绝对会发生的。当然，儒家文化避免不了传承了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向工业社会前进时，凸显出来的不协调的地方。是很普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当下不管哪种论调都是在一定研究积累基础上诞生的。。年代在向前进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研究自然而然的就要向前发展和演变。不加调试的继承，就是将文化束之高阁，终将被历史摒弃。没有摒弃与创新的文化，就不会发展，也难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儒家思想完全适用”现代社会是不对的，说“儒家思想过时了”也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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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原因分析 曹操 人格精神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谁是英雄呢？在刘劭看来，英者可以为相，雄者可以为将；所谓英雄，乃指兼“英”与“雄”于一身成就大业而名垂千古之人。则在《沁园春・雪》中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强调真正的英雄应该是全面发展的通才人物。综合他们的观点，英雄应该是文能为相、武能为将成就大业且千古留名的人。细数三国英雄人物，能够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英雄的只能是曹操了。

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并非艺术的《三国演义》中所刻画的那样。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今人俞敏洪却用一部《三国》让新东方在大洋的彼岸成功上市，成为教育培训界的领军人物。这一切都得益于曹操人格精神的影响。

所谓人格精神，是个人的尊严、名誉、价值的总和所形成的人的道德品质，及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是个人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统一。它具有独特性、稳定性、综合性和功能性。

曹操，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是身兼数职的典型代表。在他一生的经历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不管是治军还是治人，不管在乱世还是治世，即使挟天子以令诸侯，大权在握，在称帝对他来说易如反掌的时候，他却坚守了他的人格和道德的底线，终身不称帝。这些行动足以折射出他的伟大的人格精神。

他的人格精神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都知道，人是社会的产物。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仅受某一种思想的影响而建立纯之又纯的思想体系。曹操也是如此。过去学者说曹操思想属于儒家，也有说他崇尚法家，还有说他是杂家的，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试图从曹操思想性格的一贯表现、反映其心性思想倾向的诗文等方面加以探讨他人格精神的形成原因。

笔者认为，曹操人格精神的形成是受儒墨道法家等思想影响的，是集多种思想于一身，博采众长，对各种思想融会贯通，灵活利用的结果。

（1）儒家思想的影响。汉末以来，天下大乱，以经学神学为特征的迂腐儒学的独尊地位一度动摇。但是，儒家思想流传下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加上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还是有意识地以儒家思想为正宗。不管社会形势如何变化，一种思想潮流的演变也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在主流思想观念不变的情况下，正统的思想体系受到一点冲击并不会引起根本性的变化。时势造英雄，任何人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曹操处于这样一个大时代环境下，他必然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思想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感化着曹操。

从他仅有的二十多首诗歌中可以发现，曹操大量引用儒家经典表现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及对理想社会的描述。《秋胡行》（其二）中的“万国率土，莫非王臣”是由《诗经・小雅・北山》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句子演变而来。《善哉行》(其一)中“随制饮酒”是从《论语・乡党》中“唯酒无量”引申过来的。《对酒》中“三年耕有九年储”是《礼记・王制》中“三年耕必有一年食，九年耕必有三年食”的变形；“斑白不负戴”是对《孟子・寡人之于国也》中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的引用；而“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是对《尚书》中“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的改写。

又如《善哉行》(其一)

古公父，积德垂仁。思弘一道，哲于王豳。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断发文身。伯夷叔齐，古之遗贤。让国不用，饿殂首山。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圣贤。齐桓之霸，赖得仲父。晏子平仲，积德兼仁。于世沉德，未必思命。仲尼之世，王国为君。随制饮酒，扬波使官。

本诗是一首典型的咏史诗。诗人按照时间顺序，依次选取古公父、太伯、仲雍、伯夷、叔齐、仲山甫、管仲和晏婴等古代圣贤，突出他们的以仁让为主的美德。应该说曹操此诗中感情鲜明，是非清楚。他大力提倡仁让的美德，一方面是社会动乱的真实反映，另一方面而且可以说更重要的是对孔子的“仁”的思想的继承和吸收。

可见，不管是对经典的传承，还是对精神内涵的贯通，曹操都能运用得出神入化。他还能随着时机和遭遇的变化，将儒家思想加以改造和取舍，最终达到“物为我用”。骨子里体现的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精神――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他对自己的治世之策有过表述：“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在魏国初建之时，更有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1]这也说明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之深。

（2）墨家思想的影响。墨家是先秦诸子的重要一家，在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他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墨家的“节用贵俭、尚同尚贤、非命尚力”学说，特别是非攻止战、兼爱互利主张，在战国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战国后期墨家开始走向衰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由于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学派阵容越来越弱，但是墨家学说并没有因此而“中绝”，依然对历朝执政政策、文人思想、民风、民俗等有过重要影响。曹操的《度关山》中“兼爱尚同，疏者为戚”，《兼爱》、《尚同》是《墨子》的两个篇名，同时也是墨子的重要主张。说明曹操是希望社会达到人与人之间上下相同，彼此亲爱的理想境界。由此可以看出他必然认可墨子的思想且对之加以利用。

（3）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于春秋战国时期产生在我国南方，道家主要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其后的道家学人都是对老子庄子的继承和发扬。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显学”文化，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到汉初“黄老之学”兴起，汉景帝至汉武帝初年，可以说是“黄老之学”的黄金时期。大力提倡“黄老之学”者，并非下层人民，而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他们排斥儒学，颇好“黄老之言”。但是，汉武帝并没有一贯坚持用“黄老之术”治国，窦太后死去，“黄老之学”也就随之衰退了。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时代，“黄老之学”在沉没一百五十年之后，又重新复活，可称为“黄老之学”的复活时期。由于汉桓帝刘志本人酷爱“黄老之学”，“黄老之学”与佛教比肩盛行，可谓道家思想的发展已经达到鼎盛时期。曹操生活在东汉后期，他不可能不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在《对酒》中“却走马，以粪其土”是对《老子・第四十六章》中“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的直接运用，“路无拾遗之私”也是对《老子・第三章》“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认同，可以说曹操面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心情跟老子当时的思想状况是相吻合的。

（4）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因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秦朝建立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曹操当初也是朝廷的一员，对汉代的法律制度是相当了解的，而且自己也应用法律来治理社会，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如：

《曹瞒传》曰：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无敢犯者。[2]

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祀，间就逃窜，郡界肃然。正较大型，一郡清平。[3]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

在他的诗歌中也是时有法治的影子。如：“黜陟幽明”，“犯礼法，轻重随其刑。”但他诗歌中体现的法家的影子与儒家相比，可谓少之又少。不管怎么说，他的精神是受法家思想影响了。

（5）个人因素的决定作用。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年轻时期的曹操机智警敏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而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治行业，没什么人认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有梁国的桥玄等人认为他不平凡，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但是人的思想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成熟的，朝廷封曹操为议郎，曹操洞察世事，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暂时隐居了。可以看出此时的曹操已经深谙世道，而且已经在对各种思想的精华进行实践了。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果把曹操人格精神的思想根源归结为单纯的儒家或法家之类的话，就容易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这样，容易造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结果。只有对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才能得出比较客观全面的结论。那就是，曹操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兼受墨道法家等思想的影响，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从而形成其独一无二的人格魅力。

（本文为2011年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项目编号：2011ZYC018。）

注释：

[1]陈寿：《三国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2页。

[2][3]陈寿：《三国志》，编委会：《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百部》，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参见中华传统文化.http：//省略/.

[2]参见中国文学网.http：//省略.cn/article.aspx？id=14802.

[3]陈寿.三国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4]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晋书・刑法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5]范晔.后汉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篇6

关键词：儒家思想；陶瓷；影响

1 秦汉时期主流思想背景及发展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薪火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时期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胜景。而至西汉初期，社会动荡、经济衰弱、百废待兴。汉代的统治者吸取了秦亡的教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采取了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西汉初年，社会经济再次焕发生机并迅速发展。而在汉武帝时期，为了进一步巩固君权、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提出“天人同构”的哲学思想，开始将政治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使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从而达到人们思想上的统一，并进一步加强了政治的统一。

在当时，汉朝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大国和最强的帝国之一，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体系密不可分。为华夏民族两千年来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上述来看，汉代新儒学思想适应了时代需求进行改革，其最重要的部分概括成为仁、义、礼、智、信几个字。由于自孔子开始推行的教育平民化、广泛化的“有教无类”政策，使平民百姓更容易学习接受儒家思想，奠定了基层阶级思想基础的广泛化。人民因学习儒家思想而更有礼节，最重要儒家思想赋予皇权的最高统治力即“君权神授”。从而在思想上完成社会阶级的统治，达到平衡的状态，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大背景，影响了之后历代君王的政策，也对现代社会的人民思想有指导意义。

2 陶瓷在汉代的种类及发展变化

两汉前后延续了近五百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正是在两汉期间中国完成了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工具上的飞跃促使生产力大幅提高，同时也完成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社会性质的晋级也说明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达到历史阶段性的顶点。

汉代时期的陶塑既为后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形象资料，又为中国传统雕塑、绘画和其他工艺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陶塑不愧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釉陶是汉代对陶瓷工艺的杰出贡献，棕色或绿色的厚重釉体是铅釉陶瓷的一大特征。因烧制温度大致800度左右，胎内含铁，釉中含氧化铅较多，被称为“低温铅釉陶”。它的出现相比之前的陶瓷有很大的进步。釉的应用使陶瓷表面玻璃化，在高温状态生成一种类似玻璃质的材质，可以隔绝胎体与空气的接触，延缓器物的老化、风化，不容易脱落腐败。但是东汉时期出现大量铅釉陶瓷作为“明器”用于陪葬，质地不够坚硬，釉层容易脱落。

青瓷之所以叫瓷是为了区别之前出现的陶器。东汉后期，江浙一带出现青瓷，釉色淡青，成器密度高吸水率低，达到瓷器的标准。青瓷的出现是中国陶瓷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由陶向瓷的转变不仅仅是材质上的进步，更是生产力、科技、人民智慧的共同进步。

汉代重墓葬形式，殉葬习俗的产生也刺激了陶瓷业的发展，“明器”在这个时代产生并迅速盛行。“明器”并非生者使用，是供给死者带到冥间使用的。这些往往寄托着生者对死者的美好祝愿，在有鬼神巫术祭祀的古老社会有着重要的地位。陶瓷千年不腐，造型装饰绘画浓缩死者生前的场景，营造出一个地下的世界。由于儒家思想对王权的神圣化宣传，对人民礼教的熏陶，更让人民深信等级观念，以及儒家思想提倡的以玉孝德、孝悌观念、慎终追远、忠义思想等。正因这些因素产生了“视死如归”的思想，从君王到人民都对厚葬有着更高的追求。秦汉时期君王兴建墓室的花费占国家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可见作为陪葬品的陶瓷拥有巨大的需求。生产力的发展也使得陶瓷的应用更加广泛，更多地进入到平常百姓家。所以也产生了很多具有地方特色、个人特色、迷信、宗教、神权等具有代表性的陶瓷器物。

3 代表性的陶瓷特点与时代思想呼应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很多器型模仿先前的铜器造型。如青铜造型一样，陶瓷在模仿造型的同时也传承了青铜器造型蕴含的意义。青铜器造型装饰复杂，且装饰很多神秘诡异的图案用来神化君权。

汉代瓷器之绿釉鼎：原始瓷器，敛口、弧腹较深、上腹部有折棱一道、圆底、承以三足，口部两侧有长方形耳，耳上部外撇，口上附有圆弧形盖面，盖面附三纽，施绿釉，仿青铜器造型。这种造型也十分符合儒家宣扬的“君权神授”的思想。造型上三足鼎给人以力拔千斤的气势迎合了古代君王权力集中、气势凌人的特点。圆形鼎造型去除方鼎棱角，视觉上圆滑更易于近人观赏，象征儒家思想的“仁”教，“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

绿釉印神兽纹奁：直口、方唇、圆形深腹、平底、三足；外腹中间凸印神兽纹装饰、纹饰线条流畅，满施绿釉、釉彩深沉；造型端庄笔直，上方盖形式山峰，如移山至眼前的景象，高耸山峰也寓意王权高不可攀至上之意；配以神兽，更强化了思想上的效果，神秘、力量、不可逾越。

汉代瓷器之双系罐：原始青瓷，罐敛口、平翻沿、圆腹、腹下渐收、平底；肩上两侧安铺首耳，器身上半部突起双弦纹三道，施青釉至腹，腹以下无釉，露出紫褐色胎骨；器表青釉亮泽滋润，自然向下流淌；腹上有两层云气，飞鸟纹装饰，画面生动优美，配有木屋，虽然没有神兽符文的装饰，但符合儒家思想对等级观念的灌输，看起来更平易近人，由思想切入，也很符合儒家思想对于“礼”的教化，平心静气、大度、气量，也贴近民用便于制作。轮制技术带来的圆滑，超过了以往用手捏和泥条的优雅弧度，给人以美的感受净化心灵。

从这些实践事物中折射出当时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形态。这也是我们在考古发现中通过器物了解当时时代背景的方法之一。

4 对当时与后代的深远影响

进入新时期的大众，在科技日趋进步、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更需要在茫茫事物中明确自己的信念。正如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思想的产生左右着社会产物的意识形态，反之事物的内在和表现也反映出其蕴含的思想。我们可以用思想去创造改变，也可以从被创造改变了的事物中学习它给人们的启示。儒家思想在历经变迁的过程中吸取了众家精华传承至今，对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远。而表现在陶瓷上的愈发繁荣的景象，很多题材取之于“仁”、“礼”等向善思想和传说。时间为我们积累了人类无尽的物质财富，让我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也在续写历史。读懂器物上承载的思想，历史会带我们进入一个信息更宽敞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尚刚.中国工艺美术新编[M].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方李莉.中国陶瓷史[M].齐鲁书社.

[3] 安作璋.秦汉史研究文献[M].人民出版社.

篇7

论文摘要：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富有伦理特色的政治观和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观，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对会计的职业道德建设仍有其正面的价值和积极的影响。儒家思想是构建会计伦理不可缺的重要思想资源，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伦理关系到国家财经法规制度能否贯彻执行，经济秩序能否维护，经济发展能否促进的大问题。儒家思想是建立会计诚信道德伦理的基础和建设会计诚信道德的基本原则，因此，挖掘儒家思想的内涵，建设会计行业的职业道德在当今社会尤为重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新的《会计法实施，对于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口强经济管理和财务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会计人员作为财务管理的主要责任人，其职、道德和业务素质，直接影响着单位财务部门工作的质量，因此，建立会计的职业道德尤为重要。建立会计的职业道德不仅仅需要法律法规，还要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寻找其做人立身的根本，因为，儒家思想是理性的世界观，是和谐的社会观。这些都与现代社会的观念是相通的，是具现代性的，有利于人们从思想深处牢固树立高尚的情操。

一、儒家思想有利于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

《苟予•哀篇》中写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强调对人们生停的利害关系，也是社会与人的基本关系。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工作或劳动中行为规范的总和，也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宗旨。人与人之问的和谐才能真正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其它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人要想很好的生存，必须得到人们对你的信任。对一个国家和政权来说就像《论语•为政》中指出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恪”，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这样。现代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促使从业人员的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要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是每一个社会公民的基本准则。只有这样，整个社会就像孔子《论语•颜渊》中主张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要君、臣、父、子各行其义务和责任，社会就可以和睦安宁。儒家的诚实守信是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核心价值。

会计职业道德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是诚实守信，因此，会计行业巾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客观公正、坚持准则、提高技能、参与管理、强化服务等八个方面要求中处于重要的位置之一。

《论语•述而》中写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礼，吾亦为之”，只要能发财，无沦从事什么职业。但在论语•里仁中孔子叉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处也”，也就是追求富贵不得损害社会秩序。朱子语类中对此说得更明白：“然须是食期所当食，饮期所当饮，乃不失所谓道心。若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则人心胜，道心矣”。所以儒家提出的道、德、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学之中的基本概念。讲信用是君子的一种美德，是交友和处世的基本准则。应该说，作为道德规范，诚实守信是人的修养的基本原则，是立身之本。我仃J今天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信用经济。信用不仅体现l在商品交换的表面层面上，而且劳动关系、合同关系、协作关系、知识产权等都要守信。要做到诚实守信，就要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就要按市场规则办事，反对不正当竞争；就要树立信用观念，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重承诺、讲信誉。

《我国会计法》第39条明确规定“会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提高业务素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会计人员职—重德建设，对于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高会计工作质量和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会计是诚信行业。诚信是指诚实、守信，即以已之诚实换他人之信任，诚信表达了一个人对社会的一种基本承诺，是人格的基本保证。从事会计工作的人，更应该是具有其职道德喊信的人。但近年来，会计人员执业态度不端正，缺乏敬业精神；执业纪律松弛，在会计职业界违背准则、弄虚作假现象严重。有的会计人员在国家、社会公众利益与单位刊益发生冲突时，小能够坚持原则，丧失立场，违反会计法律制度的规定，参与伪造变造虚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甚至为违法违纪活动谋划策，这些失范行为致使会计信息严重失真，会计假账大量盛仃，职业道德沦丧。这一系列会计舞弊欺诈案件，使会计业的公信力受到严峻的挑战，会计行、面临一场严重的“诚信危饥”。会计如果不能客观公正的把现实经济活动反映出来，不能为会计信息、使用首们提供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和鉴证，将会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危害国家和投资者的利益。

二．儒家思想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

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礼仪廉耻”其中心精神是强调责任与义务，注重集体与和谐，孔了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思想注重社会的协调，这也是人类必须遵循的共同法则。

自觉原则

篇8

[关键词]“儒” “礼” “仁” “中和、中庸” “性善说” “道德境界”

一、孔孟儒学的意义及地位

儒本来是一种职业，所谓儒者，就是以相礼教书为职业的人，对于孔孟，这话是不能说的。孔孟虽亦儒者，但他们又创立了儒家。儒家与儒者是不同的。儒者是社会中的教书匠、礼乐专家，这是孔子孟子以前有的。儒家是孔子所创立的一个学派。他们也讲诗书礼乐、“古之人”等。但他们不是照着“古之人”讲，而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孔子因其以述为作，所以他不只是儒者，也是儒家的创立人。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了解儒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而要了解儒学，则必须领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二、孔孟儒学思想的具体阐释

儒家是以仁、义、礼、智见称于世的。后人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但孟子讲“四端”则只说道仁、义、礼、智。此四者也是孔子常讲的。将其并列为四，则始于孟子。

先说孔子的“仁”、“礼”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孔子生当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奴隶制一触即溃。面对时局，孔子不惜以年迈之身，周游列国，宣传以礼治国，主张恢复“周礼”以重整社会秩序。其思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仁者爱人。“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对“仁”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阐释和规定。从正面讲，“刚毅、木讷近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学而笃直，而同近思，仁在其中矣”。从反面讲，“巧言令色，鲜矣仁”。就其具体的内容而言，仁者即是爱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亦所谓恕，合忠与恕，谓之忠恕之道，忠恕皆是推己及人。忠是推己及人的积极方面说，恕是推己及人的消极方面说。如是“推其所为”，以及他人。所以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仁是孔子哲学的中心，而忠恕又是“为仁”的下手处。

第二，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求，通过对个体道德的自觉培养，提高修养，使一切视听言动都符合“礼”的要求。能立即能循礼而行，则可以“克己复礼”。

第三，和贵中庸。《论语尧曰》载：尧禅位于舜，教四字之诀“允执其中”，意即以“中道”为政教的准则。舜受尧命，唯中是用。孔子对此大加赞赏。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可以说，它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这些思想，就是其本身而言，有其合理性，但就时局而言却不合潮流。孔子死后，儒家很不景气，杨朱、墨翟的学说很有市场。孟子把自己视为孔子的传人，立志恢复儒学，并对孔子的仁学作了进一步发展。一方面，给仁学找到了人性论的根据；另一方面，又把“仁”的道德内涵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基础，建立起仁政学说。

第一，为了寻找仁政学说的自然基础，孟子提出了性善的人性论。性善的核心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公孙丑下》），即人人都有不忍伤害别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又可称为“恻隐之心”，即对别人不幸的同情心。围绕“不忍人之心”，还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概括为“四心”。

第二，仁义礼智与人性美。孟子突出了仁、义、礼、智，他把这四者与人性善组成一系列。孟子的仁当然不只停留在动机上，它也要转化为行动，行动的原则是由心而行。由己及人，由亲及疏，孝和亲中亲是仁的根本。仁蕴涵义，是义的行为，不必是仁的行为。孟子所说的礼，指揖让进退之类的行为规范。礼从属于义，是仁义的外在表现，是进入仁义道德之境的门户。智是对于仁义礼的了解。人必对于仁义礼有了解，然后才可以有仁义礼的行为。如无了解，他的行为，虽可以和乎仁义礼，但严格地说，不是仁义礼的行为。其只顺性而行，或顺习而行，他的境界，不是道德境界，而是自然境界。

孟子的思想体系还有道、德、信、思等等，但仁、义、礼、智是核心，其他可视为外延。孟子与孔子相比，伦理内容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和发展，但孟子的新贡献主要在于把伦理范畴与人性善连接在一起。人伦关系出自人的本能，就这一点论，在儒家伦理观念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儒家的系统性格

民族的心态和性格特征，既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表现，也是一个民族的象征。直接影响民族心态和性格特征的是文化的核心，即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儒学作为宗教信仰的民族。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它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必然对中华民族性格特征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构成了我们民族共同的性格和主要的思维方法——道德境界。

儒家讲道德，并不是只宣传些道德规律或道德格言，叫人只死守死记。因此，孔孟从个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力求用道德境界的精神遗产进行社会教化，用比较低的社会成本实现天下大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积极政治理念，所以儒家把家国并称，把修齐治平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孟子则把他继续向前推演到“仁者无敌”。然而，道德境界的实现，需要个人的高度自觉；个人的自觉当然取决于个人抵制自然欲望的能力、抵制追求利益的过分强烈愿望。孟子提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过程，就是道德境界的最主要最实用的修炼过程。

四、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儒学是人类文化性高度发达的产物，它培养人们特有的高尚道德情操和礼仪文明习性，它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多元文化良性互动中发挥过沟通、融合的重要作用，它也会在当代世界文明对话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儒学之所以能够推动世界文明对话，就在于儒学体现了人类的道德自觉，揭示了人生常道，维护了人类的尊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将不仅发扬儒家文化仁爱宽厚的精神，使自己的文明与世界各种文明进行更深入更有效的对话和交流。而且中华民族也将以儒学“中和之道”的态度和智慧促进正在发生冲突的各种文明之间的沟通和了解，起到中介和桥梁的作用。

总之，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塑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积极向上的精神影响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其消极思想造就了中华民族的隐暗性格。今天，我们已致力于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体系，就不能不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儒学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分析，使之成为新价值体系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新原道，1986，（11）：16-17.

篇9

对个人而言，要求通过历史学习，加深对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树立以人为本、善待生命的人文意识；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经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进一步树立祟尚科学精神，坚定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

对国家和民族而言，要求学生通过历史学习，进一步了解国情，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逐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树立为祖国现代化建高、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贡献的人生理想。

对世界和人类而言，要求学生通过历史学习，能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

二、教学中的尝试

尝试一：走进生活，与道德对话

案例

情境：米开朗基罗因为违背家庭的意愿去从事让家人蒙羞的职业,而遭到鞭打和惩罚。

讨论：米开朗基罗的遭遇在现代社会也有吗？同学们有没有觉得长大以后坐在办公室的工作才叫体面的工作？而从事劳力的工作就是不体面的呢？家里人有没有因为觉得你希望从事的工作，他们认为是不体面的呢？

结论：人文精神中包括自由、平等，职业是无分贵贱、体面与否，但即使是现代社会，我们也会碰到米开朗基罗的困惑，所以人文精神不但是古人，也是我们现代人，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尝试二：利用课本的前言达成目标

以必修三为例，在高三一轮复习必修三第一单元的时候，我尝试引导学生思考，不同时期的儒家思想为什么有不同的地位，从而总结出一个思想流派的地位的决定因素。

在处理这一环节的时候，我先用了几段材料：

【材料一】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由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

【材料二】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孟轲《孟子·滕文公上》

【材料三】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忽失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材料四】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

问题1：根据材料，分析为什么到了战国，儒家思想不被统治者重视，后来却成为了大宗，是什么变了？

学生：儒家思想自身改变了，孟子、荀子通过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儒家思想被下层人民所接受，所以成为大宗。

问题2：他们改造了思想，成为了蔚然大宗，那为什么统治者又没有采纳呢？

学生自然得出结论，就是因为不适应当时的环境所需要。

于是，问题又绕回来了，如果不适应当时的环境的话，儒家思想为什么又成为大宗，在战国时期甚至出现非儒即墨的现象？学生一下子无法转过弯来了。

这时候，得用前言的历史发展规律进行点拨：“人类的思想文化活动都是在继承前人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的（前言的第一点）”，也就是孟子、荀子的改造是在孔子的思想上发展的成果，他们把法家等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也可以看出“人类思想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思想文化是互相交融，共同发展的（前言的第三点）。

问题3：前言中提到，人类的思想文化是根据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的，那么荀子、孟子所根据的历史条件是什么？适应了什么历史条件的要求？

于是，学生经过分析当时的背景，就可以得出答案，“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这些做法，是适应了当时战乱，普通民众的需要。孟子的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是适应了当时井田制瓦解，私有制逐渐确立的社会环境。儒家思想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成为了大宗。也就是说，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的改造，没有适应当时诸侯争霸，需要统一安定的这种需要，所以统治者没有采纳，而统治者采纳了他所需要的如何令国家强大、争霸、集权的法家思想，法家思想也是根据社会历史条件而产生的，它更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这样，学生得出结论，一个思想流派的地位，是由社会环境，还有统治者的态度等因素所决定的。

篇10

中国的宗教存在，大体可分为代表已经融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宗教和被视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前者包括儒、佛、道三教，后者则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主要代表。诚然，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主要是儒教和道教，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经过在华约两千年的本色化过程已基本上与中国文化共构一体。因此，中国历史上对儒、佛、道以“三教”并称，中国人亦视它们为中国宗教文化传统之代表。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分别代表着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其在华之本质存在仍不离这两种文化的嬗变或衍生。尤其对基督教而言，中国人的普遍看法是，它乃一种结合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化、并在更高层次上扬弃这两种文化而产生出来的植根于西方世界的宗教；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并经过欧洲中世纪的漫长发展，基督教已决定性地铸就了西方文化的模式和特征。因此，尽管基督教在此后的发展中足迹已遍及全世界，并几乎已在各洲各国建立起教会，却仍然以代表西方文化为主，其思想、教义和礼仪都反映出西方文化传统的发展及其社会人生观念的凝聚与积淀。数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过程亦步履维艰，一般中国人在其中仍主要是看到西方民族的精神气质、心理状态及文化风俗，故称其为“洋教”。这种理解并不同于基督教会内部从其教义意义上关于“福音无国界”的传统看法。目前，在中国社会之现代化过程中，上述两大类型的宗教都需完成其改革与更新的任务，以适应甚至影响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

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华夏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儒家体系，无论称其为“儒教”或“儒家”，都表现为一种植根于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政治宗教和伦理宗教，在它身上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观与伦理观的统一及互用。按精神实质，儒家乃是一种“有为”的宗教，儒家精神积极倡导“参政”、“有为“，希冀在社会政治中通过“人治”而达其“仁”、“礼”之理想目的。实际上，中国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是以儒家思想的责任感来追求真理、维系正统或实施改革的。当然，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家所追求的这种“人治“是要靠以封建君王为核心来加以展开并得以实现的。因此，与其政治观相协调和一致的，便是儒家“忠君”、“报国”之社会伦理观，即以“忠”、“孝”之举来求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社会伦理观突出强调集体的利益和共存，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为了整体统一而必须放弃或牺牲个人的自由与利益。其体现的伦理精神曾为维系中国封建大一统的“稳态”存在、保证其长治久安的社会局面起过决定性作用。随着中国封建时代的结束，其延续两千余年的儒家正统思想体系曾一度遭到批判和冷遇。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所凝结成的中华民族传统却仍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顽强地存活着，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今天，中国大陆组织形式的儒教已不复存在，但观念形式的儒家却深入人心，它仍制约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命运及前途休戚相关。因此，在方兴未艾的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儒家的更新已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一个热门话题。

复兴儒家思想的努力最初始于海外华人学者，近十多年来也得到一批大陆学者的积极响应。针对一般人认为“儒家”代表一种旧学说或旧规范、“现代化”代表一种从旧到新的改变或一种对新环境的适应之观点，这些学者则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过程并不相悖，二者在本质上是可以兼容的。这种兼容或统一之根据，乃在于儒家思想本是以“理智的自主”、“智能的发展”、“思考与反省的活动”和“质疑与分析的方式”为原则。而基于这些原则的儒家思想之复兴，可以导致一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之基础的新的思想方法，因此它能推动社会现代化而决不是阻挠其实现。这种乐观看法，使他们相信中国现代化将会迎来其新儒家的兴盛时代。

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出现偏重科技发展、轻视观念转变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为此，这些新儒家思想代表向社会提出了警告及忠告：“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如果急功近利、只求表面的成功和短期的收效，现代化事业就会事倍功半、曲折反复，甚至遭受功败垂成之结局。而人之内在思想的升华和人之基本素质的提高，则会使现代化过程有了活水源头而经久不衰。

概言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新儒家所展示的儒家精神之复兴与更新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第一，它在现代世界文化氛围中从更广远的视野和更高深的层次上向中国人重提曾作为其精神之源的“忧患意识”。在本世纪初，西方思想文化界风行的“危机意识”曾对其走出历史发展的低谷、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起过重大作用。因此，这种“忧患意识”要寻求一种与西方“危机意识”异曲同工的效果，以使现代社会中的中国人既客观了解别人、又真正认清自我、通过文化、社会比较和思想、灵性比较而具有一种“紧迫感”、“使命感”，从而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精神动力。

第二，它从人的自我改造对参与社会现代化和实现自身现代化之意义上重立其“仁”之标准。“仁”本为儒家思想领域中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它既是为人之理想，又是善政之标准。孔子儒学的形成，正是针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的社会存在状况，旨在挺立人心之仁，挽救世风危机。如果说，基督教“爱”的标准确立了西方文化理想之路，那幺，儒家“仁”的标准则开创了中国文化理想之路。“仁”本身已具有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也包括人与人相亲相爱之关系。它充分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和存在意义。新儒家思想家坚持，只有“仁的自觉和挺立才使内圣外王之道有了超越的根据和内在的源头。”在此，他们对儒家中心理念“仁”及其“内圣外王”的实践既进行了总结反思，也加以了新的诠释。“仁”作为教化人生与社会的绝对“道德命令”在儒家思想中有着强烈的现世取向，其参赞化育包括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的完善。所谓“内圣”，指个人内在精神道德之修养，即达到其人格道德之完美。因此，新儒家首先将“道德生命的完美成就圣贤人格“作为每个人生的目标。然而，这种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并不只是到“独善其身”为止。“仁者”不仅要“独善其身”，也要“兼善天下”。所谓“外王”，就是指个人必须积极参与外在世界，投身社会改造，做出“己立立人，已达达人”的贡献。如果说传统儒家在“内圣”意义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幺它在“外王”的社会实践上却基本上归于失败。这种失败一方面包括在认识和利用自然世界上未能形成一种科学知识价值传统，从而使中国人缺乏西方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则包括在改造和建构社会人生上未能形成一种民主参政意识及其相关的民主体制之“政道”，从而使中国人也缺乏西方人的“民主精神”。“五四”运动对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欢迎、以及对儒家的批判，正是基于其“外王”实践上的失误或失败。不过，“五四”运动并没有彻底完成其任务，而在其认识中外灵性精神上又走入了新的误区。这样，新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结束，在实现“科学与民主”之“现代化精神”上仍可大有作为。其思想家正发掘其蕴藏的精神意趣，对许多儒学内涵加以现代解释，试图从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中找出一条通往现代化之路，以使其传统文化获得新生。这种“外王”新探的成功与否将决定儒家更新的成败，检验其参与现代化的实际能力和在当代中国的真正影响。第三，它根据社会旧秩序打破后出现的道德与价值观之紊乱而试图重建以“诚”为基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以便能为现代社会补偏救弊。儒家传统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将“诚”视为“天”、“人”之“道”，从而形成“诚”的哲学。现代社会的发展体现出多元性、对比性、交感性、变动性、非平衡性、以及共存性，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均趋于复杂。在合作与竞争、成功与失败相交织的世界生活氛围中，人们会形成强烈的社会对比反差感和自我失落感。其人性本质的异化和沦落，人们相互交往上的防范与虚假，往往又会使现代社会陷入因境甚至停止发展。在此，儒家思诚、持诚的精神遗产遂重放光彩、大有所为。新儒家思想家把“诚”视为人们在现代文化多元趋势中求得共存的基石，倡导“以诚通其情，以诚成其和”，在真诚相待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社会中个人之间、团体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会作为儒家传统“宗教道德象征”而存在的“诚”便获得其现代意义与价值。

有些学者会强调应区分“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认为前者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乃表现流向的动态，后者则指已经过去的文化，乃表现凝固的静态。其实，它们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表现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儒家思想既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体现其文化传统。当这种传统文化没有随其诞生的时代之结束而消亡，却继续其生存与发展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既反映其原初之静态，又表现其变化之动态。儒家体系及其它中国传统宗教之更新，只有从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上才能真正理解。这正是《诗经》之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真谛所在。

佛、道二教在中国历史上虽有类似“人间佛数”的入世经历，但从总体而言却主要表现为一体“出世”、“无为”的宗教，体现出任运自然、随遇而安的精神情趣。在此，佛教“超脱”精神和道教“消遥”精神的社会功效往往不谋而合。作为这种传统文化类型的佛、道二教，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更新努力则有着更大的难度。就目前状况而言，中国佛、道界人士一方面昭示其信仰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及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则以其学者哲学神思的理论活动和群众练功修行的实践活动来参与现代社会生活，重新塑造其宗教形象。但从总体来看，儒家精神在中国社会存在形式和人生价值意向上尚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比较普遍的文化影响，而佛、道精神在国民意识和大众生活中却相对淡化且不居主流。所以说，佛、道教的更新在于从其传统的田园、寺院或山林之遁隐生活中复出，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和“信息”的时代，面对中国文化从农村生活往都市生活、农业经济往工业和商品经济之“转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在此，“人生佛教”运动已给人启迪与希望。

就作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西方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则更富有戏剧性，其在现代化社会中的更新亦更加引人注目。

由于基督教文化按其传统主要代表着西方文化，因而给恪守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大多数中国人以一种生疏、偏远之感。加之中国本世纪20年代曾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和50年代形成过的与西方国家之对峙局面，使基督教会在中国陷入一种比较复杂和敏感的关系之中。因此，中国大陆教会本世纪以来所进行的“本色化”运动，尤其是从50年代起所突出的“三自”、“爱国”之基准，主要反映了其文化关系及文化交流之中的政治层面。但在现代社会之“开放”与“对话”的气氛中，这种曾对中国教会生存起过至关重要之作用的政治层面，其意义主要是作为教会改革的社会背景或前提，而从其它文化层面上来使教会在社会现代化中得以更新则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方面，中国教会的更新在于根据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氛围来对其传统教义加以现代诠释，展开历史与现今的对话。这就提出了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任务，而教会人士也正致力于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之神学体系的深思和构设。在其看来，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已使之扬弃了“西方”与“中国”之别。中国教会即代表着中国人之基督信仰及其灵性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在此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文化交流意义上的“拿来”或“输入”，而是其人格生成意义上与神对话及讲通的“体验”和“经历”。所以，中国神学不再是复述传教带来的形式及内容，而归根结底是表达自我识神识人的心曲和体会。这种神学将基于其信仰传统之真谛，却又不囿于其语言及象征符号之外观。它是中国信徒对其生存及发展中与神相遇之现实感触的流露和对其信仰之共识的倾吐。这里，教会神学家不同意像教会之外的一些中国人那样对其信仰作“内”、“外”之别或“土”、“洋”之分。但要达到其中国“本色”的普遍认同，中国教会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