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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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风险 分析

中国自1979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以来，经过20多年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取得明显提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非金融部分）达6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8%。然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绩效却不容乐观。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对外投资的许多资金被浪费到不适当的项目上。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对外投资的三分之一是亏损的，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持平。在2002年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国际竞争力评价报告中，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比较低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提供的调查显示，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不盈利甚至亏损的，约占67%。有关调查显示，沿海地区过半数的企业海外投资是不成功的，真正成功的企业仅占10%左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海外投资风险太高。事实上，在任何投资活动中，风险问题都是每一个决策者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正确识别、评估一项投资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是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本文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进行理论分析，然后提出相应的风险规避措施。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内涵

风险是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不确定性事件对资产及其收益造成损失或增进额外收益的可能性。风险实际上具有获益与损失的双重可能性。作为一般的风险厌恶者而言，在进行风险分析时更看重的是风险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在任何投资活动中，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风险又是可以控制的，人们可以通过正确地认识风险并采取相应防范和管理措施，使风险降到较小的程度。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事件会更多。这些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将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预期收益产生影响。一般将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引致资本或收益损失的可能性叫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国内投资相比，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活动，由于受到各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不同，各国经济政策的不同，各国货币在投资和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利率和汇率波动、投资项目的选择偏误，投资管理的复杂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风险远远大于国内投资。与间接投资相比，直接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成为土地、房屋、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和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其中大部分资产流动性较差。根据不可逆性投资理论，由于直接投资含有沉淀性成本;而不象金融投资等间接投资那样容易进行资产转移，直接投资者日后改变计划或决定，这部分成本将无法挽回。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风险更大。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类型

（一）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指由于东道国政局的变化，导致投资环境的变化，从而给国外投资者的投资活动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一般来讲，政治风险主要由东道国政局的变动与战争、东道国保护主义政策以及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引起。当东道国政局变动或发生战争时，会直接影响一国的社会状况和经济发展速度，对企业的销售或利润水平产生冲击，甚至危及到企业的生存；东道国政策变动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及发展空间；或者由于东道国的法律缺乏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从而使企业的财产安全受到损失的可能性加大；当外国企业危及到本国民族企业时，东道国政府可能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置各种障碍，施加各种压力，导致外商投资企业亏损或破产。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面临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性行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国际评估机构对政治风险的测算主要有三种方式：欧洲货币法，它征求政治风险分析员、保险商、银行信贷官员等专家对风险测定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的意见并计算得分；丹·亨德尔设计的“政治制度稳定指数”。它设计了一套指标并将其量化，再依据政治稳定程度将各国排序；哈拉尔德·克努森的方法，他认为一旦外国资本相当程度地控制了东道国利益，就可能引发东道国对外国资本的征用、没收甚至破坏，这时的政治风险最大。

（二）经济风险

每个国家都有其经济周期，在经济发展高涨时期，产品销售顺畅，工厂满负荷生产，利润增加。一旦进入低潮时期，产品销售不畅，工厂开工不足，但固定成本是不会减少的。销售收入减少和单位产品成本的上升使企业净收入减少。如果跨国企业所选择的项目对经济周期的变化极为敏感，其净现金流量也会随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出现较大变动，从而使跨国企业面临的风险增大。在跨国企业面临的经济风险中，还有一种常见的风险是汇率风险。因汇率的变化常常导致对外投资者设在东道国子公司的资产价值变得不确定。

就汇率风险的形成而言，主要有交易汇率风险、折算汇率风险、经济汇率风险三类。交易汇率风险是指汇率的变动对跨国公司债权和债务价值影响的不确定性。折算汇率风险是指反映在跨国公司总公司汇总报表上的、因汇率变动而使其国外子公司产生收益或损失的可能性。经济汇率风险是指未能预测的汇率变化导致跨国公司设在国外的子公司的现金流量的净现值变化的可能性。汇率变动会导致生产成本升高，降低企业的获利能力。造成对外投资企业的现金流折算成本币后，投资收益率多变，投资者难以对企业形成正确预期，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海外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由于决策上的失误而使投资者不能从企业获得正常收益的可能性。由于文化环境、风俗习惯、交流语言等的差异，海外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决策中信息往往不充分，甚至会将一些错误信息引入决策过程，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给经营带来损失。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往往融资存在较大困难，营销网络又很难打开，购销渠道不畅，很容易将企业带入绝境，这样会增加企业的破产成本降低经营收益。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直接关系到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成败。投资风险控制是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中的重要工作。而要进行风险控制，首先必须要对决定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各种因素进行充分把握。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的充分程度

风险实际上是由不确定性事件带来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本来的确定性事件也会变成不确定性事件，这样就会增加决策的风险。在跨国直接投资中，当企业管理人员对东道国经营环境、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消费习惯等不熟悉时，就无法收集到充分的、有价值的决策信息，在决策时面临的不确定性事项就会增加投资风险。尤其是跨国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展开竞争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往往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造成较大的经营风险。

（二）本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地位

在企业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时，也经常面临政治风险。而政治风险的大小与本国政府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另外，本国政府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也对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风险产生较大影响。如果东道国与本国具有睦邻友好关系，则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要小一些，反之将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

（三）东道国经济政治制度

如果东道国经济政治制度比较健全，法律法规比较完善，在世界上的经济政法地位也比较高，则跨国企业的权益保障程度也会提高。反之，如果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不完善，经济运行机制也不健全，则跨国企业的权益保障程度就会降低。另外，东道国的社会稳定状况、与他国的政治经济关系融洽情况也对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而言，到相对发达的东道国在这方面的投资风险要小一些。而如果是到发展中国家，则风险要大一些。

（四）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

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内生性影响因素。如果企业有比较强的风险识别能力、风险预见能力和风险的管理与控制能力，并建立起规范的风险管理体系，则会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而这些能力的取得与制度健全的程度是与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经验相联系。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由于缺少这方面管理经验，对风险的认识不够，缺乏对风险的预见及管理能力，从而企业面临投资风险。

防范与化解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企业融资风险管理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要灵活运用各种融资渠道和金融工具，降低融资风险。尽量在东道国融资，尤其是境外企业所需短期流动资金，应尽可能争取在东道国当地解决。当地融资，当地使用，当地偿付本息，使用同一币种，可以回避汇率变动的影响。另外，坚持借硬币、还软币和软、硬货币合理搭配的原则，即尽量选择在借款和用款期内币值坚挺、而在还款期币值疲软的货币，减少乃至避免外汇风险损失。跨国企业应善于利用国际金融界所提供的各种创新工具，对境外融资风险进行积极的防范。利用远期外汇或外汇期货交易；利用外汇期权交易；利用互换交易，包括利率互换、货币互换等，通过互换交易增强跨国企业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改善和重构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以便消除、减少或预防境外融资风险。

还可以推广运用国际项目融资和国际租赁融资来降低融资风险。国际项目融资是依靠项目自身的投资价值进行的国际融资，它以项目投产后的收益偿还贷款本息，以项目本身的资产作为抵押物。它是一种有限追索权的融资方式，由于贷款抵押物仅限于项目本身的资产，因而能减少项目举办国政府的直接债务或担保义务，降低筹资风险。因此，应该尽快推广运用这种国际融资方式。 国际租赁融资是现代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在信贷领域相互渗透和结合的产物，它有许多优点：融资期限可达几十年，租金通常按租赁物品的原值计算，且在租赁期内固定不变，可避免货币贬值、利率和汇率波动的影响，无需财产抵押，融资手续比较简便等（谢绵陛，2003），因此可以降低融资风险。

（二）建立完备的监管组织体系

一方面针对目前管理混乱的局面，建议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管理。海外投资机构总部可以设在国内，在其它国家依托驻外国的中国大使馆，设立相应的分支机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可以集规划、立项、审批、协调、管理、咨询、服务于一体，其具体功能可以包括：制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及长短具体计划；设立海外投资咨询机构，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风俗等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和教训，收集处理国际市场的各种信息，并定期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指导性的信息；设立海外投资项目评估中心，预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收益和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进行科学评估；建立常规项目审批中心，精减当前多部门联合审批的繁杂程序，除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能源投资应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联合审批外，其余的项目可由海外投资管理机构直接审批。

另一方面建立海外投资审计与绩效评估机构。建立单独的审计与绩效评估机构的目的在于，可以使审批和审计职能分开，以利于相互制约；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很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加强对这些国有企业的监督。此外，通过建立相应的绩效评估机构，可以随时掌握投资的绩效，以利于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制定。将审计职能与绩效评估职能放在一起的好处在于，借用审计信息，可以对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进行更真实的评估。

（三）进一步加强监管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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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FDI风险 政策建议

一、问题背景

我国改革开放，利用外资所取得的成绩令世人瞩目，但伴随引资战略进程的加快，我国在引进和利用外资中存在一些潜在风险，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国内被外资垄断的一些行业，排挤了我国民族企业，威胁到我国的产业安全，加大了国内市场风险。其次，外贸依存度虚高，外企出口占总出口的50％以上，反映了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企实现，我国对外资的依赖性过高，影响到我国的国际收支安全，加大了国际市场风险。第三，外资的技术外溢效果从总体上看不太明显，我国出口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绝对层次的现状并没改变，贸易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也没扭转，表明利用外资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目标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第四，外企的技术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增强了我国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性，影响了我国自主技术创新的能力和积极性，技术的相对落后使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偏低，加大了国际和国内市场风险。第五，外资对总体就业的贡献率很低，与其在我国获取的利益不成比例，同时，外资的区域选择偏好也加剧了我国地区经济差异和个人收入差异。

尽管目前有许多国内外学者对此方面问题进行了有效的理论探讨，但绝大多数国内专家在从总体上论述了外资的正面效应后，只是略带论述了外资的负面效应，还不够深入；或从单个方面探讨外资的负面影响，如国内学者在技术外溢和技术安全方面，运用了大量的计量与实证的分析方法，但分析结果大相径庭，对统计计量标准与方法也存在较大的分歧。作为国外学者则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整体进行分析，或以中国为例进行局部分析，直接对我国具体情况进行深入客观分析的较少，并且国外专家分析也难免会从自身的角度和立足点出发来看待中国问题，不一定完全符合我国国情。虽然外资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及对策有专门阐述，但缺乏理论系统分析，因此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我国全面履行人世义务的过渡期即将过去。这意味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将加快，外资会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我国，国际投资的自由化趋势难以逆转。在积极参与了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多边投资自由化活动中，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存的现象使我国的政策出现了两难境地，对我国目前的外资管理方式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同时，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引资工作也呈现了阶段性变化，目前国内存在内外资的“双溢出”现象，说明现阶段引资的目的已不单纯是为了弥补资金短缺，应尽快实现由注重引资数量向注重引资质量和效益上转变。2004年初，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国家适时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特别强调要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与之呼应，我国的外资政策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旨在新形势下，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率，规避外资风险，使外资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因此，无论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还是国内形势来看，研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效应风险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性。

二、相关文献综述

西方的FDI理论主要探讨FDI与投资国的关系，即研究投资国进行FDI的动机与利益，如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1973）的寡占反应理论，小岛清（Kojima，1973）的“比较优势”理论，海默（Hymer，1976）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卡森（Buckley＆Casson，1976）的内部化理论以及邓宁（Dunning，1977，1979，1988）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于FDI与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关系的研究，最著名的是钱纳里和斯特劳特（Chenery＆Strout，1966）的“两缺口模型”，认为外资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促进其经济发展。故在此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参与竞相引资实践。从表面上看，发达国家需要对外投资，发展中国家需要吸引外资，这似乎是一种无风险的双赢互利行为。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FDI对东道国的潜在风险或负面效应估计不足，相关文献也十分鲜见。随着1997年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随后拉美引资经济问题的启示，国内外各界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外资风险。2004年2月，中国社科院主办了第四届国际问题论坛，主题就是“中国引进外资战略的反思与展望”，在肯定中国引资成果的同时，对外资的负面效应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说明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已引起高度重视，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成为近期的焦点。由于外商投资的潜在风险直接体现在相关领域的负面效应上，本文拟从五个方面综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负面效应（或称潜在风险）。

1.我国产业发展中FDI效应风险

（1）产业安全论。外资控制并占领国内市场，制约民族工业和幼稚产业发展，导致国内企业效益下降，部分产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被外资控制，使我国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张玉和、王罡，2002），并且正沿着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初级产品的路线抢占国内市场。由于中间产品可以通过产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影响其他产业部门；初级产品的“前向关联”效应较大，对下游产业有重要影响，外资向中间和初级产品领域的扩展，能够控制更多的产业，因而对我国产业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张玉波、李连成，2001）。（2）国际垄断及品牌替代论。外资（主要是跨国公司）垄断现象日益明显，使我国的民族工业面临严峻挑战（张奋勤，1999）；并且认为外资垄断使得国家对产业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尤其增加了与产业结构调整直接相关的货币、财政、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难度，从而容易使东道国陷入“蒙代尔三角”的困境。众多的民族品牌丧失，相当多的行业被外国品牌所充斥（祝年贵，2003）。（3）产业空洞论。外资加快了我国“产业空洞化”的进度和速度，表现在：①外资收购兼并的是我国支柱产业，即产业控制风险；②行业结构存在“夕阳化风险”；③行业发展所需人才流失风险（余治利，2000）。通过对跨国公司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华主要从事垂直一体化投资，也就是把整个产业链中的一个或两个环节转移到中国，这使得跨国公司与我国企业和产业之间缺乏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既挤占了国内资源，又迫使我国产业的对外依赖，属于典型的“飞地经济”（张奋勤，1999）。（4）产业结构偏离论。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工业结构效益影响的实证分析说明，外资企业进入降低了我国工业结构的总体效益，制造业比重偏大加快，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仍偏低缓慢，使我国产业结构的偏离程度加大（宋泓、柴瑜，1998）。

2.我国贸易发展中FDI效应风险

（1）“飞地”现象危害论。国外学者通过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空前依赖外资企业，同时加工贸易在外资企业所占比重过高，与国内经济的后向关联很小，且出口品的国内含量偏低，显现出一定程度的“飞地”（enclaves）现象（Lardy Nicholas R，1996）。该现象和国有企业低效率结合时，存在很大风险。从目前来看，我国的加工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过高，其“两头在外”的特点决定了加工贸易进出口与国内生产要素关联性很低，属于典型的“孤岛经济”或“飞地经济”（enclave economy）。长此以往，这会导致外贸粗放型增长，加剧出口商品结构的低级化，加大对外依赖性，损害我国外贸发展的自主性（王允贵，2000）。对有关“飞地经济”的危害，有学者指出，在引资中若不注重自主创新和开发能力的提高，就会带来明显的“飞地效应”，造成对外技术依赖上升，当沉淀成本不高时，“飞地经济”会随当地劳动成本优势的丧失而迁移（潘悦、杨镭，2002）。在对外向型经济与珠江三角洲科技产业发展的研究中也有学者提出类似看法，认为我国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应该避免重蹈东亚科技产业发展模式的覆辙，该模式的不足之处可用“出口平台”这一概念来概括，其操作方式是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创立对国外投资者有利的“飞地经济”，在利用东道国廉价资源的同时，保护核心技术不扩散（蔡兵，1999）。（2）外贸依存度偏高。目前我国外贸依存度偏高，进出口贸易不平衡，出口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高，进口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低。如此，随着进出口贸易的扩大，我国出口产品对海外市场的依赖会大于进口国对我国产品供给的依赖，同时我国国内某些产业对进口品的依赖也会大于其他国家对我国市场的依赖（尹翔硕，2004）。

3.我国技术进步中FDI效应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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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类型；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288-02

我国中小企业已成为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大型企业一样，中小企业投资时也面临着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等系统风险。由于存在种种不利因素，中小企业投资承担着较大型企业更大的风险。

一、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我国是中小企业的大海，在全部4021万个工业企业和生产单位中，中小企业约占3980万个，占99.2%，数量之多，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中小企业以它机制灵活、相对技术、相对区位等优势越来越活跃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舞台上。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有海外投资企业已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境外企业（中资类金融企业除外）7470家，协议投资总额150多亿美元，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额113.27亿美元。在7000多家的海外投资企业中，投资规模在300万以下的中小企业占了将近60%的比重，它们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败会直接影响到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现。

二、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类型及原因

（一）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类型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有多种分类方法，如按风险发生的原因、风险发生的对象、风险能否投保等标准进行划分。按照风险发生的原因为基准分类，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类型主要有：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经营风险、政策风险、社会风险、治安风险、市场风险等。

（二）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产生原因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产生原因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原因与企业自身有关，外部原因来自东道国、母国或整个国际环境。

1、内部原因

中小企业规模较小，可控资源数量有限。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这种资源的限制降低了中小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也使它们在与同行业大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1）资金短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是中小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但中小企业吸引外部金融机构的投资或借款比较困难。

（2）管理资源匮乏。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决策过程，有许多偶然事件发生并需要及时处理，使中小企业十分有限的资源管理显得不足。

（3）缺乏国际经验。缺乏国际经验是大部分国内企业在进行国际化所具有的通病。这类问题包括选择不适当的投资场所或合作伙伴，生产不适当的产品，忽略有利的法律规定以及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等。

（4）追求短期目标。由于自身规模较小，对外直接投资所占资源的比重要比大企业多得多，所面临的风险也更大，所以它们总是希望尽快收回投资，很少考虑这是扩展自身规模的必要过程。

2、外部原因

与大公司相比，中小公司更易受到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这些不利影响有的来自母国干预，有的来自动荡的国际局势，更多的来自东道国限制。

（1）利率的升降。利率受国家宏观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及市场行情等因素的影响，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或升或降，引起投资企业的收益波动起伏。

（2）被投资方因素。企业将自己的资金、资产等投资于被投资企业，希望获得较好的收益，但由于被投资方经营管理不善而出现经营性亏损，或无法按期向投资企业支付红利或偿还本息，势必给投资企业带来风险，造成经济损失。

（3）东道国对中小企业直接投资行为的控制。大多数国家，外国投资者要建立新投资项目或并购本地厂商，须得到批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少数发达国家还建立了系统筛选外国投资的程序，以法律和行政手段来规范和指导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

（4）东道国客观因素的制约。基础设施落后。交通设施不完善，缺乏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银行及金融机构效率低下，没有安全的法律保障等。政治风险。这里的政治风险是各种政治力量使一个国家商务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并影响具体企业的利润及其他目标的实现。特别是那些缺乏国际经验的中小跨国企业，由于不能对政治风险进行正确评估和预测，它们无法把握政治风险中存在的商务良机，却往往成为风险中最无力的受害者。

三、中小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应对策略

（一）建立企业融资风险管理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要灵活运用各种融资渠道和金融工具，降低融资风险。尽量在东道国融资，尤其是境外企业所需短期流动资金，应尽可能争取在东道国当地解决。当地融资，当地使用，当地偿付本息，使用同一币种，可以回避汇率变动的影响。跨国企业应善于利用国际金融界所提供的各种创新工具，对境外融资风险进行积极的防范。利用远期外汇或外汇期货交易；利用互换交易，包括利率互换、货币互换等，通过互换交易增强跨国企业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国际项目融资是一种有限追索权的融资方式，由于贷款抵押物仅限于项目本身的资产，因而能减少项目举办国政府的直接债务或担保义务，降低筹资风险。因此，应该尽快推广运用这种国际融资方式。

（二）建立完备的监管组织体系

一方面针对目前管理混乱的局面，建议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管理。海外投资机构总部可以设在国内，在其他国家依托驻外国的中国大使馆，设立相应的分支机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可以集规划、立项、审批、协调、管理、咨询、服务于一体。另一方面建立海外投资审计与绩效评估机构。建立单独的审计与绩效评估机构的目的在于，可以使审批和审计职能分开，以利于相互制约；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很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加强对这些国有企业的监督。

（三）进一步加强监管制度建设

要加强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法制建设，应尽快制定一部保护、鼓励和管理海外直接投资的综合性基本法即《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法》。该法应明确规范政府部门对各类海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权限以及投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应表明政府对海外投资的基本态度和应采取的激励或限制性措施。在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中，要做到实施的可行性与实际需要相结合。比如当务之急应确定对外直接投资具体的量化审批标准，如可以拟订企业综合评价表，通过一系列财务指标衡量企业所得分数，规定超过一定分数的企业才可以投资某一项目，对大宗海外投资项目应限定一些必要条件。

（四）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

世界银行集团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在非洲和朝鲜的投资，但企业在国内获得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批和使用外汇的审批还需经过繁杂的行政程序。中资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如商业策略、融资渠道、品牌发展、信息管理和人力资源等问题。各级政府应针对中国企业的切实困难，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包括政策咨询、商机、规划立项、项目审批、协调运作、融资扶持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国外市场信息的咨询服务和必要的技术帮助。

（五）培育核心竞争力的行业体系

有人戏称中国企业处于春秋战国时期，某些产业甚至是分散的“自耕农”时期。依照投资额计算，在全部对外投资中，初级加工制造业、服务业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占主要地位，贸易型投资比例高，产业结构高级化尚未成为主要的投资，反映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层次水平低，我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还比较弱。政府在资金、政策等方面要给予大力倾斜和扶持，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抓手，培育龙头企业，形成支柱产业，逐步形成一定规模的行业体系，提高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六）构建投资有效性的策略体系

结合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现状及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应加强投资有效性的策略选择。在投资区位的战略选择上，应尽快突破目前过于集中的格局，逐步实现多元化和全方位的分布格局，形成对国际市场的全方位开拓和国际资源的多渠道利用。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林木西,张菁.后金融危机时期东北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难题及对策[J].经济纵横.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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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拉美及中东国家纷纷对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实行国有化,国有化由此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对于投资国来讲,国有化风险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安全性以及投资利益的保护，对于东道国来讲,国有化风险关系到东道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对于跨国公司来讲,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战略的实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文拟就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国有化风险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有化风险

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的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

根据国家的原则,一个国家对其境内的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有化,属于国家的国家行为，是一个国家的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国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对自然资源永久的必然结果,是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种重要手段。东道国对外资实行国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支持。联大1962年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宣言》规定：“收归国有、征收或征用应以公认为远较纯属本国或外国个人或私人利益为重要之公用事业、安全与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联大1974年

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第2条规定:“每个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西方发达国家也被迫承认东道国的国有化权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国政府向伊朗政府递交的照会宣称:“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该公司承认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原则。”1956年8月在伦敦举行的苏伊士运河会议上，德国、英国和美国政府联合声明:“对埃及政府作为一个国家而享有充分的权利,包括对外国人的资产实行国有化不持任何异议。”

本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很少看到国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1〕。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从国别来看,英美两国受国有化的影响最大,1960～1964年期间,在所有报道国有化的事例中,英国子公司半数以上主要分布在农业、银行业和保险业。70年代,美国子公司日益成为国有化的主要目标,受影响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矿、分支银行、公用事业和运输业,大型子公司承受国有化的压力最大。就美国子公司看,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其没收的比率比资产少于100万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间,在被国有化的342家美国子公司中,有158家发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国有化的英国子公司中,则有419家发生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尽管东道?敌泄谢娜ɡ诠噬缁岬玫搅似毡榈某腥?nbsp;,但问题在于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权利的同时是否应附加条件限制对此,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西方发达国家习惯上将国有化划分为两种:合法的国有化和违法的国有化。并且认为合法与违法的标准就是看国有化是否具备以下这些原则:

1.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许多国际条约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宣言》中规定征用要以“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在许多国家的宪法里也有类似的规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则。国有化和征用必须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也是国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则,可能会涉及到国家责任。

3.不违反条约义务的原则。即国有化应受国际条约和国家承担的契约义务的限制,违反条约义务的国有化是非法的,这是“条约必须恪守”的国际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4.支付公正补偿的原则。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补偿作为判断国有化合法性的一个标准。

5.不歧视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无不正当歧视,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时,必须对其境内所有的外资同等对待,不得对特定的某一国家的外资实行国有化,这是国家平等原则所要求的。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事件严重威胁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影响到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环境,因而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直接的、一次性的剥夺投资者的国有化,已为以间接的方式逐步影响投资者利益的间接国有化所取代,呈现出间接国有化即当地化的发展趋势。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严重威胁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损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中最主要的风险之一,国有化措施对投资安全和利益的影响还在于是否在国有化之后给予充分的补偿。国有化之后是否给予补偿?应给予何种补偿?补偿的根据何在?对此,国际社会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和原则:

1.全部赔偿原则。即赫尔原则,这是美国国务卿赫尔(Hull)在1938年提出来的,认为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有义务以“充分、即时、有效”的方式对财产被国有化的外国投资者支付全部赔偿。这一原则是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以保护既得权益和反对不当得利为法律依据。

2.不予补偿的原则。东道国采取国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对被征收财产的外国投资者进行补偿的国际法律义务,因而不必予以补偿。这一原则的主要根据是国家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既然国有化是东道国行使的行为,是一国范围内的事情,应由国内法决定,采取国有化措施是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应予以补偿。至于在一定情况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或出于国际礼让,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给予一定补偿,但不是法律义务。

3．适当补偿的原则。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说和主张,比较符合实际。关于适当补偿原则的根据存在着分歧,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一原则的合理根据是公平互利原则和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永久原则。在国有化补偿的实践中,一般都是采取适当补偿的原则,特别是通过“一揽子协议”(lumpSumExpreement)给予部分补偿,如伊朗征用美资石油公司,是补偿原金额的10%,战后东欧国家国有化的补偿额都是部分补偿。我国在国有化的实践中也采取适当补偿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达成的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中,我国同意支付8050万美元作为对解放初被国有化的美国资产的补偿,这只相当于被中国收归国有的美国总资产的41%〔3〕。

二、国有化风险的防范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保证投资的安全,必须对国有化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风险的防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母国方面

跨国公司的母国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的风险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保证制度。这是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与鼓励本国的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法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对本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包括国有化风险)提供法律保证,以达到促进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地位的目的。这种保证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二是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护。

其一,一般来讲,各国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都对汇兑险、征收险和战乱险三种政治风险进行保险,由资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国营公司或政府机构充当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经东道国批准并符合母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合格投资。

各国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投资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及其运作程序所作的规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国公司向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申请投保,经审查批准后,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纳保险费的义务。(2)一旦发生承保范围内的风险事故,由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根据保险合同向海外投资者赔偿损失。(3)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取得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所有权和请求权,向造成该项投资损失的东道国求偿。

其二,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证。如美国的《对外援助法》,日本的《输出保险法》等等。

第二,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的保护投资的双边条约。母国为了对海外投资者面临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通常与东道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为国有化风险提供条约,使其成为两国政府的共同保证,以与其国内法的保证相互配合,加强其保证的效力。而东道国为了吸引外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也给外资以安全感。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关于国有化的规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国有化的方式;二是关于国有化的条件。几乎所有的双边投资条约都规定国有化必须遵守的某些条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视性、补偿和司法审查。如日本与埃及1977年的协议规定:缔约国各方国民和公司的投资和收益,在缔约地方的领土内不得实行征收、国有化、限制或具有相当于征收、国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1)该措施是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当法律;(2)该措施不是歧视性的;(3)给予及时、充分和有效的赔偿。荷兰、德国、美国、英国的样板条约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规定。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与上面的规定基本内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国与瑞典1982年的投资协定第3条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只是为了公共利益,按照适当的法律程序,并给予补偿,方可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或采取任何类似的其他措施,补偿的目的,应使该投资者处于未被征收或国有化相同的财政地位。征收或国有化不应是歧视性的,补偿不应无故迟延,而且应是可兑换的,并可在缔约国领土间自由转移。”〔4〕

第三,母国通过参加多边条约和多边投资保险机构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国有化风险保证。

1985年世界银行年会通过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条约保证,该公约在其承保的险别中规定,该机构承保征收和类似措施的风险,即“由于东道国政府的责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为,其作用为剥夺保权人对其投资的所有权或控制权,或剥夺其投资中产生的大量效益,政府为管理其境内的经济活动而通常采取普遍适用的非歧视措施不在此列”。

为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世界银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边投资保险机构。该机构的业务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资的国家的议会组织或政府剥夺投资人的所有权或应有的经济利益遇到风险时”,以及“对接受投资的国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资者无处申诉,申诉被无故拖延和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时”,“凡加入这一机构的国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机构可以申保,这一机构则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承保”〔5〕。

由于多边投资保证机构和保险机构承保对外直接投资国有化风险,因此,当跨国公司成为该公约或机构的成员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控制,国有化赔偿问题可能会成为国际求偿的对象,这样就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保证,有利于促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发展。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在控制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促进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

(二)东道国方面

防范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对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双方都有好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向利润丰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占领更大的市场,推行全球性战略;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可以从大量的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选择吸收高质量符合本国发展要求的投资,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国资本中的先进技术,并且可以消除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之间的不信任感,有利于双方的友好合作,推动国际经济向前发展。

为了保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许多东道国都通过宪法或外资立法对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明确规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条件下才实行征收或国有化,并给予补偿,以此来维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关于国有化保证的国内立法,各国的实践均不相同。有的国家只通过宪法作出国有化保证。如印度宪法规定:“除非根据规定对取得资产给予赔偿外,对任何财产不得进行强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亚宪法规定,除非基于政府根据特别征用法所定条件的命令,并通过司法程序协商,确定支付公正补偿,对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进行剥夺。墨西哥宪法规定:“除非为了公用并支付赔偿,不得征收私人财产。”阿根廷、马来西亚、菲律宾、南斯拉夫等国的宪法也明确规定,征收财产必须为了公共利益,通过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补偿。中国宪法第18条规定:中国允许外国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中国法律规定在中国投资及从事其他活动,它们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受中国法律保护。

除了在宪法上的保证之外,许多国家还在其外资立法中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证,保证的范围通常还较为广泛。印度尼西亚外资法规定:“除非国家利益确实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规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资企业的所有权,不得采取国有化和限制该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时,“政府有义务进行赔偿。赔偿金额、种类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国际法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埃及关于外国资本投资及自由贸易区法规定:“除通过合法程序,项目不得被收归国有或征用,投资也不得被没收、扣押和查封。”苏丹1980年的《鼓励投资法》规定:“除非为了公共利益,依据法律并对投资者支付公正补偿,不得实行国有化,补偿的价值是在国有化时对投资者的财产估价后的时价。”泰国1970年的《投资促进法》则保证不对所鼓励投资的企业的活动实行国有化。我国的外资立法对国有化也有规定,1986年颁布的《外资企业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6〕

我国目前的国际投资保险制度不同于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为了外国或港澳地区投资者在我国境内的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颁布了《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将外国投资的政治风险列为重要的财产保险内容,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跨国公司

从微观的视角来考察,对国有化风险进行防范时,跨国公司本身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跨国公司对国有化风险的防范可以三个阶段来进行,一是投资前期,二是投资中期,三是投资后期。不同阶段的风险防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1.投资前期阶段。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前期阶段,主要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评估投资的风险程度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跨国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是对具体的对外投资项目所作的可行性分析,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首先要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这是从宏观上对东道国的投资风险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别评价报告”,说明东道国在国有化风险方面所具有的客观状况。

在“国别评价报告”中,在对国有化风险进行分析时,要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第一,东道国国内法即外资立法中关于国有化风险的保证状况。第二,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是否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协定中是否有国有化风险的保证条款,保证的内容和范围如何。第三,东道国是否参加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是不是公约的成员国,是否承担公约所要求履行的国际法义务及其保证责任。投资前期阶段的风险防范的目的是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尽可能避免风险,防患于未然。

2.投资中期阶段。

投资中期的风险防范主要是指跨国公司根据在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严重影响投资安全性与收益性的事件与因素,随时采取调整措施,以保证对外直接投资目标的顺利实现。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变化,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因此,跨国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弹性的调整手段,具体办法有:

第一,投资主体的调整。即跨国公司采取与东道国当地政府或企业共同投资,建立合资企业,这是一种积极的调整手段,通过投资主体的分散从而使投资风险也分散,因为共同投资要求投资主体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将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合资者身上,从而可以避免当地政府采取不利的政策,将风险分散。

第二,投资对象的调整。即跨国公司将投资的地域、行业、产品等分散化或多样化,这种调整方式的实际应用价值较大,如美国在东南亚的一家跨国公司,投资初期集中在油脂制造业,随着当地国有化呼声的高涨,该公司迅速将一部分投资转移到其他行业,从而避免了国有化的风险。

第三,投资方式的调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互换。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是常用的两种投资方式,前者以购买股份和成为合资企业投资者等形式投资,按资产产权比重定期分红,取得股息收;后者以银行信贷、企业、商业信用等方式投资,这可获得稳定的利润。当国有化风险增大时,跨国公司将股权出卖或转为银行信贷、母公司的买方信贷等债权形式;而当债务危机增大时,跨国公司又将其贷款转换为股份投资,这种转移尽管有一定困难,但可以减少风险。二是进行投资币种的转换,即跨国公司为了防范风险将其投资币种转换为当地货币。

第四,投资战略的调整。即跨国公司推行当地化的投资战略,增大跨国公司的当地化程度。本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实行外国投资当地化,即“逐步国有化”,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使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并使国有化风险大大降低。

第五,投资经营策略的调整。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能否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投资经营策略,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当跨国公司与当地政府发生冲突时,跨国公司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尽量与东道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宁可牺牲眼前利益,采取积极合作的政策,这有利于避免国有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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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坚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

一、定义

一般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投资者为取得国外企业经营管理上的有效控制权而输出资本、设备、技术和管理技能等无形资产的经济行为。

二、现状

1、多地区、多领域“全面开花”

据《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覆盖率进一步扩大，行业多元且聚集度较高。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3172亿美元，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共有1.6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投资覆盖率达72.7%，其中，对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90%和8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绝大部分投资流向商务服务、金融、批发和零售、采矿、交通运输和制造六大行业，这些行业累计投资存量2801.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8.3%。

2、民营企业大步前进

面对国际产业重组和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形势，中国民营企业抓住机遇，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逐步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延伸，通过跨国并购增强产品设计、研发、营销和跨国管理能力，在化工、机械制造、汽车、电子、食品、服装、家电等行业并购交易数量、金额显著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产品牌的竞争力，进而对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发挥了推动作用。如2011年9月汉龙矿业以约17亿澳元收购澳大利亚上市企业SundanceR esources Ltd.公司、2010年8月吉利以15亿美元收购沃尔沃全部股权。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正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新亮点。

3、建立对外经贸合作区

对外经贸合作区是指在境外有条件的国家或地区建设或参与建设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链较为完整、带动和辐射能力较强、影响力较大的工业、农业或服务业园区，以吸引中国或其他国家企业投资兴业。对外经贸合作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内建设开发区的显著成就，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向我国提出建设合作区的要求，目前，我国企业正在13个国家建设16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其中，亚洲6个国家7个合作区，非洲5个国家6个合作区；欧洲1个国家2个合作区；南美洲1个国家1个合作区。通过建立对外投资根据地，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搭建平台，转移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营成本。

三、原因

1、充足的外汇储备。截至2011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3.18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30%，而中国2011年中国全年进口约1.7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远远超过了进口的需求，中国完全具备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基础。

2、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小。截止2011年年底，中国的海外资产达4万多亿美元，对外净资产为1.77万亿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为约3172亿美元，占海外资产比不到10%，占对外净资产比不到20%；而我国持有美国国债达1.1万亿美元，占外汇储备的34.6%，为对外直接投资额的2.9倍；因此，为了提高中国对外投资的安全性，迫切要求中国从“债权投资”为主向“股权投资”为主转变，积极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

3、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小。从投资流量方面看，根据中国商务部、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688.1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但与美国相比较，仍存在巨大差距，201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3200多亿美元，比我国全部存量加起来还多；从存量规模上看，根据《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3172亿美元，居全球第十七位，然而这一数字仅相当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6.5%，英国的18.8%，中国与传统投资大国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为了在全球寻求与中国的GDP相适应的投资影响力，客观上也要求中国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

4、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与对外贸易增长密切相关，可以说“入世”十年，中国已经逐步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全球对外贸易大国。至2009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占全球出口约10.4%份额，在世界对外贸易中的份额达到9.6%，位居世界第三；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2.975万亿美元，超过德国，全球第二，与居全球第一的美国差距约3000亿美元；2011年的最新数据尚未出来，但根据中美两国政府的统计数据，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差距已经进一步缩小，据美国商务部估计，2011年美国对外贸易总额3.734万亿美元，而据中国海关统计，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3.642万亿美元，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已经缩小到区区920亿美元。在这一过程中，外贸企业作为投资主体，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意愿不断提高，他们希望通过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扩大市场份额。

四、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意义

1、可拓宽我国外汇储备利用渠道，有利于减轻我国对美国国债的投资倚赖，提高外汇储备的安全性、流动性。

2、对外投资资源性行业，可为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稳定的能源、材料等供应。

3、通过对投资国的投资，影响其经济、文化、对我国的外交政策等，有利于巩固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为保障我国的稳定发展提供有益的外部环境。

4、可以开辟新市场、扩大销售渠道、获取先进技术、获取经济信息、提高管理水平等，不断增强我国产品的竞争力。

五、风险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是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或者说不能获得预期投资收益的可能性。诱发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因素很多，但主要在两个层面体现：

1、宏观方面

据国际知名金融数据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到12%；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尚不成熟，投资失败风险相对较高。

2、企业微观方面

对企业自身而言，普遍存在以下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过多考虑短期的价格因素和难易程度，较少考虑投资目标是否符合自身整体发展需要，短视状况较普遍；二是对国际市场的投资游戏规则尚不熟悉，处于摸索阶段，更多的是依靠经验做决策，而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经验往往不足，导致成功率不高。

六、建议

展望未来，虽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风险，但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在这过程中，为了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率，反辅国内经济发展，保障中国的顺利崛起，需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1、从国家战略上，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一是有关部门对所有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投资环境、产业发展及市场情况加强风险评估与管理，积极建立风险评估预警体系，加快建立海外保险体系与风险补偿机制，从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和收益率。二是发挥在全球拥有200多个驻外经商机构的作用，为企业多提醒、多监督、多检查，并可必要时代表行业与驻在国有关部门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沟通、协调，协助企业“走出去”。三是发挥大型国有企业的优势，明确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任务，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2、扶持民营企业、个人对外直接投资。欧美等发达国家从本质是不愿看到中国走出去，与他们的企业在国际上同台竞争，特别是对资金雄厚的大型国有企业，更是利用种种借口百般刁难；因此，为了更好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因积极推动、扶持民营企业和个人对外直接投资，拓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

3、加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发达国家的法律政策比较成熟、经济总量较大、科技较发达等，投资的政治风险相对较小，因此，今后应加大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以减少投资风险，提高投资安全性。

4、采取多种方式对外直接投资。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国家出于各种原因，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进行刁难、限制，如美国、澳大利亚、蒙古等；因此，为了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率，只要符合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在投资方式上，可灵活多样，如可实行合资、收购、控股、参股等方式，也可建立生产基地、农业合作、建立研发中心、设立境外设立投资基金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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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综合分析框架策略建议版权所有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向海外，实施跨国经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2004年将达到7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45％，2005年达到140亿美元。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资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风险承担上对企业要求各不相同，这不仅影响着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和控制，而且还影响企业自身投资的风险和绩效，因此选用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是确保企业海外经营成功的前提。国内已有学者对海外投资中各种对外投资方式的优劣（刘松涛，2004）、独资和合资的选择（尹建桥，2001）、对外投资的国际经验（陈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资理论系统提出企业海外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选择对直接投资方式的建议。

本文从如何高效转移和利用企业优势的视角，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将影响企业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概括为：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转移终点的因素和企业战略因素。并据此提出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最后应用这个分析框架就我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从知识转移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说明企业所具有的特有技术、管理等优势如何有效转移到国外，与东道国的资源和能力结合，产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等的内部化理论，以及弗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主要强调企业拥有的特定的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从而具有相对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这些优势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转移到海外，就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主要认为能使企业利用内部组织体系和信息传递网络能比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发挥将企业专有的知识和技术优势转移到国外。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认为直接投资在那些适合企业知识和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区位条件下，企业专有的技术和知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邓宁对上述三个理论进行了综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认为对直接投资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特定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而且还要有特别适于企业特有技术和知识发挥作用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利配套条件，而这二者的结合取决于企业转移和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内部化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企业所专有的技术和知识的性质，东道国的政策，所要转移知识的价值，企业转移的能力，东道国的配套资源和文化差异等因素。

从企业国际战略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总体市场战略和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战略防御、分散风险、提高企业形象或者协调战略行动，是为了避免竞争地位被削弱，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利润，或者是为了抢占一种有价值且有限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竞争者手中，或者是企业为了出于海外战略协调，加强各子公司之间的战略支持和协作。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企业的战略动机或者投资动机考虑。

综上所述，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概括见表1。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分析框架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按其海外企业的股权安排，可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业中的股份全部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业股份为母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拥有。而按照海外企业的建立过程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购或者兼并国外已经存在的企业，将其纳入母公司的运营体系，后者是指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并购相对新建，优点在于能快速进入市场，利用原有的供应、分销渠道，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缺点在于进入市场后整合难度大，短期内投入大，同时可能购买到企业不需要的资源，并可能受到东道国政府政策的限制。独资相对于合资优点在于控制程度高，企业技术扩散风险低，可能的投资收益高，但缺点在于投入资源多，投资风险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就是围绕如何将企业国内优势高效地转移到国外，实现其战略目标，让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其价值的过程。从企业优势跨国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我们对上述从理论推演中得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来自优势转移起点的因素，如企业优势资源的性质和价值，企业的国际经验等；二是来自优势转移终点的因素，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差异和配套资源等；三是企业海外战略，如企业海外投资战略，投资动机等。企业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就是这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投资方式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见图1。

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策略建议

从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看

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我国的机械、纺织、轻工、家电等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产业的成熟阶段，而且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如果当地政府对直接投资股权有所限制，则可采用合资新建模式投资。

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以高技术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行业，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我国企业以直接投资进入发达国家这些行业时应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宜采用合资并购。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但中小民营企业表现日渐突出。我国对外投资的大企业往往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技能，具有较多国际经验，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应该采用独资新建为宜。而实力比较弱小的企业，缺乏国际经验，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从优势资源转移终点因素来看版权所有

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社会文化差异比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很大，直接投资中，应采用独资新建方式。东南亚各国与我国有着相似的地理、人文环境，社会文化产差异比较小，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潜力比较大，对我国企业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备相应的配套资源和环境支撑，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采用独资新建的方式。

欧美各国，和我国社会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比较大，则在直接投资中，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量比较少，一般是为了获得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应采取合资并购的方式进入。通过并购，企业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资源，带动国内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升级。采用合资的形式，企业可以减少资源的投入，而且在企业运营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帮助，以充分利用和转移这些技术和管理知识。

从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看

为了获得全球资源，实行全球一体化战略，则直接投资应该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如果是为了实现当地化战略，则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如果企业投资的战略是为了获得全球的资源，则倾向于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加大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以获得全球的协调和资源最优配置，实现企业的全球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对于海外投资战略是为了寻求当地化战略，以快速有效地对当地需求变化等市场环境做出反应，则企业应该给当地企业充分的经营自，发展他们和当地供应商、顾客、政府等的关系网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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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深圳 对外直接投资 对策研究

一、深圳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

1.管理体制不完善，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在管理体制方面，按照国家规定，企业在国外投资项目时需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汇管理局等众多管理机构审批，其中，国家发改委主要负责对外投资的项目审批，商务部主要负责对外投资的公司注册审批，外汇管理局主要负责对外投资的外汇兑换和往来等环节审批。而近几年来，虽然国家部委已将部分对外投资核准权下放到地方，但同一对外投资项目仍需多部门协调和审核，不但降低了审批的效率，而且也使对外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难度增加。显然，从境外投资冗杂的审批程序看，深圳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确实较为落后，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在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目前不论是深圳还是全国都还没有建立起较为健全的对外投资信息反馈机制，容易会导致深圳对外直接投资信息收集不全面，甚至出现信息滞后，从而致使深圳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进程中容易面临着投资黑洞的危险，进而蒙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2.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不够。尽管深圳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走在我国对外投资的前沿，在国际激烈竞争中取得一席之位，却也逐渐暴露出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就是深圳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不够大。而如果对外直接投资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没有政府财政资金的大力扶持，深圳对外投资也难以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发展壮大。目前，尽管深圳政府在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门槛，同时也制定和实施优惠的融资、贷款政策，但是基于深圳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方面的资金支持力度还是不够，对企业的信贷担保、税收上的支持力度也还远远不够，又由于深圳金融管制及金融业发展能力有限，无法提供最大限度的融资，这些因素都体现出深圳政府难以在财政资金上给予很多的帮助。可见，深圳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力度还是远不能满足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需要的，这很容易会造成深圳对外投资发展速度减慢。

3.境外投资企业规模小，发展后劲不足。随着深圳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深入发展，境外投资企业已经呈现出以华为、中兴、招商、中集、康佳、深能源、比亚迪等为代表的成功“走出去”国际化发展的深圳企业群，初步形成了“根植深圳、花开国际、果结全球”的全球化经营格局。但是，除了这些深圳龙头对外投资企业外，其他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经营规模较小，注册资本金一般都在100万美元以下，而且分布比较分散，又严重缺乏经营管理经验，从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深圳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再加上境外投资企业核心技术薄弱以及国际专业人才缺乏，使深圳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不能很好的把握国际市场，更不能就自身企业的发展在国际市场上作出准确的市场定位分析，从而造成深圳对外直接投资略显发展后劲不足，难以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脱颖而出，进而也难以发展成为国际城市对外投资发展上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二、深圳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1.健全政府财政资金扶持体系，增强企业对外投资的后劲。目前针对深圳对外投资的发展现状，显然有相当一部分境外投资企业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源。因此，只有通过健全政府财政资金扶持体系，才能更进一步地提高企业对外投资的后劲。首先，深圳政府应该加紧制定相关境外企业融资方面的法律法规，从而使深圳对外投资企业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取得政府资金上的帮助。其次，政府还应该更进一步地给予境外投资企业相关的优惠政策，通过从一定程度上给予对外投资企业补贴，达到缓解深圳境外投资企业的资金短缺压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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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企业 专业市场 对外直接投资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中小企业“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由行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牵头，在国外设立商品销售专业市场，然后中小企业以专业市场为中心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设立营销机构或投资建厂。“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体现在：

（一）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的投资风险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市场调研不充分，且企业自身对信息获取和信息加工的能力不强，导致企业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不熟悉，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法律法规等信息缺乏深入的了解。“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则降低了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风险，专业市场先行，成为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桥头堡，有利于企业对目标市场进行准确的分析预测，并对投资东道国的各方面情况做充分的调研。中小企业可以依托专业市场开展循序渐进的投资，先利用专业市场的集聚效应打开产品的销售市场，再投资设立自己的营销机构，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东道国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还可以投资建厂，利用东道国的资源就地生产产品，绕过产品出口的贸易壁垒。

（二）有利于降低中小企业的投资成本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看作是中小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类型，在国绕专业市场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互为依托，相互促进，将大大降低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产业集群中单个企业平均成本的降低通过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来实现。集群内的单个企业可以分享产业集群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其他组织机构的产品，减少重复性的投资，避免恶性竞争，提高投资效率；集群内企业之间地缘接近，联系紧密，互通有无，有利于技术的迅速扩散，使得每一个企业都能及时更新设备、采用新工艺，调整要素投入组合，普遍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产出量；产业集群还能吸引区外的技术、资本和劳动等经济资源向产业集群集中，降低企业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成本。

（三）有利于获取相关政策措施的支持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资金和实力等各方面都无法与大型企业相比，特别需要政策的扶持。与单个中小企业开展的投资比较，“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最突出的优势就在于它体现了政府的主导和行业的参与。“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东道国设立商品销售的专业市场，而专业市场的产业和区位选择体现了政府的主导。与单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产业集群，能实现本国过剩产能的转移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出于这一政策目标，政府部门将为中小企业围绕海外专业市场的直接投资提供扶持，并与东道国就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等展开谈判。

中小企业围绕专业市场投资的机理

（一）海外专业市场形成集聚效应

专业市场相对于零售市场而言，为买卖双方提供了某一种类或多类商品经常、公开、规范的批发交易。作为现代商贸流通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专业市场将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有机衔接在一起。专业市场的集聚效应使之成为联系中小企业集群的主要纽带之一。中小企业依靠专业市场来销售产品，并随着专业市场流通网络的扩展而扩展。因此，“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首先要求在海外设立专业市场，将专业市场的流通网络扩展到海外，并在当地形成集聚效应，为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小企业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二）中小企业围绕专业市场开展投资

中小企业最初依托专业市场沟通生产和消费的桥梁作用出口产品，专业市场为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过渡性的支持。中小企业在产品出口阶段对东道国的市场情况有了更多的经验积累，第二步是设立自己的营销机构。与单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同，“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所设立的企业营销机构是专业市场的延伸。企业仍依靠专业市场的影响力打开东道国的市场，营销机构的功能主要有自主品牌推广、营销接单、售后服务和物流配送等。最后，企业开始在东道国投资建厂，利用当地的资源生产产品，当地生产和当地销售的模式将成功地绕过出口贸易壁垒。其模式类似于国内专业市场与中小企业“前店后厂”的关系，通过专业市场的展示摊位接订单，在当地建设工厂直接供应产品。

（三）在东道国形成中小企业产业集群

随着海外专业市场的发展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到东道国投资，围绕专业市场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逐渐形成。中小企业已在国内形成了与专业市场相互联动的产业集群，而这个阶段就类似于将国内的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复制”到投资东道国。当然，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将专业市场和中小企业搬到投资东道国，还有配套设施和配套政策等软硬件条件。例如，浙江省义乌市以小商品市场为依托，大力实施“贸工联动”战略，形成了“小企业，大集群”的发展态势。如果将义乌市的“贸工联动”战略“复制”到国外，从而在投资东道国形成“小企业，大集群”，将有力地解决义乌市中小企业的“走出去”问题。

（四）实现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后一个目标是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将面临发展的“瓶颈”，亟需转型升级。例如，“低价”是义乌小商品的传统优势，而义乌市中小企业的产品出口不断遭受着人民币升值、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工资提高等问题的考验。中小企业围绕专业市场成功“走出去”，并在东道国取得产业集群的优势，实现“边际产业”的转移，将促进义乌市中小企业的转型和义乌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市场先导模式下的投资区位与产业选择

（一）“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以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为投资主体的，投资区位选择应以发展中国家为主。投资东道国应具备比国内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技术差距较小，这样既有利于将我国的产业转移出去，又有利于为东道国创造就业机会，实现互利互惠。另外，还应将东道国与我国经贸关系是否密切考虑在内。经贸关系密切有利于在当地设立专业市场以及中小企业开展投资时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

（二）“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我国在国际分工中正处于中游的地位，不少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成长和壮大已逐渐成为“边际产业”，企业在对外投资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国内过剩产能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符合“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边际产业”主要有家电产业和纺织服装业。随着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甚至出现“用工荒”，义乌一些纺织品生产企业已经开始与柬埔寨、越南、印尼等国家对接来料加工贸易，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国内低四分之一左右。如果纺织品生产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实现投资建厂，将更好地利用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资源重新获得发展优势，同时为国内产业升级腾出空间。

（三）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的组合选择

从以上分析的“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产业选择中可以发现，投资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不大可能具备全球的绝对优势，而是相对于特定区位来说的比较优势。所以，需要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产业选择组合起来，如果不能同时存在最佳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则需要进行衡量选择。“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首先要求某产业的产品在东道国具有较大的市场，或者是类似于东盟的一个区域市场，否则就失去了专业市场的依托；反之，在东道国具备了足够的市场条件，但该产业本身不具备投资的比较优势，也不能实现“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策略

（一）实现海外专业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以海外专业市场为依托的，如果专业市场迅速衰弱，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因失去依托而失败。我们首先应总结海外专业市场建设的经验，实现海外专业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例如1998年设立的巴西中华商城，虽然于2003年即被注销，但温州先后又在喀麦隆、俄罗斯、荷兰、阿联酋、美国和蒙古等国建立了八个境外中国商城，由此带动上百家温州中小企业“走出去”。从巴西中华商城等案例中总结了一些海外专业市场操作性较好的模式，比如专业的建设投资由境外华人负责，有专门机构配合项目在国内招商，双方职责明确，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配合招商的企业还可以参股投资境外商城建设，以便在招商结束后继续提供有效的服务和管理。

（二）中小企业对外投资仍需控制风险

虽然专业市场的存在为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轻了风险，但是无法弥补中小企业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在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的驱动下，中小企业往往各自为政，缺乏应有的合作。其次，在围绕专业市场进行投资时，中小企业缺乏对目标市场及竞争对手进行准确分析的能力，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对象一般是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而中小企业自身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缺少战略思维规划，往往选择急功近利的短视投资行为，导致企业“走出去”面临多重风险。为了控制和分散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中小企业一方面应加强相互合作；另一方面应积极争取和利用融资和保险等政策。

（三）促进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形成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而产生的中小企业集群属于市场创造型的产业集群形成模式，专业市场为产业集群的形式提供了市场基础和信息条件。同时，它又属于混合形成模式，即政府在产业集群的形成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单独依靠企业自发的行为很难在投资东道国形成中小企业的产业集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相关的经济政策和手段支持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或相关产业走出去；另一方面要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所需的配套条件。另外，还需将税务、工商、银行等配套设施及各种优惠政策也“复制”到产业集群中，为专业市场和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的服务。因此，促进“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中小企业产业集群，需要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四）注意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联系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有正负两方面效应，如果对外投资没有注意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联系，对于企业和国内经济来说反而是不利的。中小企业的问题在于，缺乏将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能力。如果企业不能将投资收益转化为技术革新和产品研发，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生产能力和技术已转移到国外，东道国已建立起更具国际竞争力的重合产业；另一方面，企业还没有实现转型升级，只是将原本国内的生产转移到国外，其效果是增加了国内的失业率。因此，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注意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联系，将对外投资与自身的转型升级保持同步。

参考文献：

1.邹昆仑.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和政策安排[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7（3）

2.范云霄.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及模式探析[J].经济理论研究，2006（6）

3.高建生，高国珍.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SWOT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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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距离；跨国企业；走出去；经营风险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180-02

一、发展方式转变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诉求下，中国外向型经济面临着三重压力：其一，产能过剩导致的结构调整压力；其二，资源和环境约束导致的产业再转移压力；其三，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利润空间收窄导致的“走出去”压力。在此背景下，“走出去”可能是中国企业的较优选择。因为“走出去”不仅可以解决内部结构调整问题，而且还可以跨越贸易壁垒形成的障碍。可以大胆的推断，未来十年中国将会有更多的企业跨国经营。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存在着这样特点：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投资领域主要是能源。从长远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应该是多元化的，投资的领域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因此，未来中国中小企业也将会成为“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的领域也将会多元化。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企业跨国经营的风险管理将是未来理论研究的重点，因为在经营范围多元化情况下，“走出去”的中小企业抵御风险能力较弱，这就要求政府从宏观层面给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帮助。目前要做的理论工作是风险研究和政策储备。

目前学界、业界对中国“走出去”的微辞较多，2008年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浪潮不仅遭到了发达国家的指责，同样也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与恐慌。而从实际结果来看，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不仅利润水平较低，且倒闭、亏损企业较多，因此“走出去”风险较高。然而，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崛起必须要迈出的步伐，这不仅表征了中国经济国际化水平，也是解决中国诸多经济问题的必要措施。政治、文化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风险，关键问题是这些风险难以用经济方式化解。其中的文化差距对企业“走出去”造成的风险更为复杂和更难以消融。

二、跨国经营风险特征以及风险管理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跨国经营风险比较

1.发达国家低风险的跨国经营。经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的产品周期理论（Raymond Vernon，1966），垄断优势理论（S. H. Hymer ，1976）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John H. Dunning，1977、1981）都是以低风险企业跨国经营作为假定前提。如产品周期理论把国家依次分成创新国（最发达国家）、一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过程中，风险就已经能够规避了。垄断优势理论更是如此，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之所以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跨国公司具有特有的优势, 如专有技术、管理经验、融资渠道和销售能力等，可以排斥东道国企业的竞争, 维持较高的垄断价格和利润, 导致不完全竞争或寡占局面。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一个企业从事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基本因素（优势要素）决定的。

后续研究往往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经典的对外投资理论进一步延伸，这些理论不过多关注风险的原因是，在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绝对优势可以确保对外投资企业的利润。这些理论对于当前的大型跨国企业的解释力依然是充分的。然而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这些理论的解释力明显存在不足。如，关于企业必须拥有所有权优势就无法解释新兴经济体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生产折衷论忽视了交易价值的创造和网络模式所提供的发展新优势机会，这就不能很好解释新兴经济体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重视外部网络合作，如建立战略联盟等进入模式以及加速国际化的现象。国际生产折衷论没有考虑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这三个核心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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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与环境问题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逐步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真正起步是从改开开放以后才开始的，但是在短短的30年里，中国的对外投资却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和成就。

1.1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明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2年起呈现出一个高速发展的态势，如图1-1所示，2002~2008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高达65.7%。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进入低谷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虽然增速减缓，但是仍然再次突破了历史最高值。

1.2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的规模不断扩大（见图1-2），到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已经超过两千亿美元，覆盖了全球177个国家（地区），行业分布也很广泛。

1.3对外投资发展潜力大

虽然我国对外投资增长迅速，流量屡创新高，但是投资量占世界的比例仍然与中国整个经济在世界中的地位不相符合，中国的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从图1-3可以看出，虽然近两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流量的比例有所增加，然而对外投资存量占全球存量的比例却仍然只有1%左右。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国GDP的比例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GDP的比例还远低于美国。

1.4对外投资存在环境风险

近几年来，国际上对中国企业的海外行为关注得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水电、采矿、砍伐等行业，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环境保护方面进行批评，个别媒体还存在恶意歪曲中国形象的嫌疑。通过对中国对外投资环境问题进行反思，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存在的环境问题和潜在风险，比如：环境敏感度较高的行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高；对外投资缺乏全面的环境政策指引；中国海外企业社会责任感有待提升；银行对外投资缺乏操作性较强的环境保护标准等。而这些问题都可能会给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正常经营带来巨大的风险。

2国际对外投资环境保护的理论和实践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则是其两大支柱和主要推动力。在国际投资领域，对自然环境影响最深远和最直接的就是国际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由于较低的环保要求和较弱的监管力度而为这些外国企业提供了污染的便利，成为它们的“污染避难所”。同时，东道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迎合这些跨国公司降低环保成本的需要，纷纷进行“竞争性环保降级”，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这种趋势，最终使国际直接投资成为加剧全球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使用的更先进的生产和环保技术及其在东道国的外溢效应，却对环境有着明显的积极影响，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对环境的总体影响及其程度日渐成为人们讨论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些国际组织已经开始展开对国际投资与环境的关系的研究，联合国环境署金融计划项目了一份题为《指点钱途：联结环境、社会、治理因素与公司价值》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通过案例分析研究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简称ESG因素）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呼吁那些为投资者服务的金融中介机构将ESG因素整合到他们的业务中去，从而帮助投资者关注环境、社会与治理问题（联合国环境署，2007）。世界自然基金会贸易与投资政策项目对中国境外投资进行重新思考，认为全球工厂正在改变地球的面貌，并且中国境外投资成为全球可持续性的一个指标，它还提出我国缺少相关的政策指导或企业可持续/绿色投资指南，成为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放大中国对外投资环境问题的重要口实（世界自然基金会，2007）。除此之外，地球之友、国际河流等NGO分别对中国跨国公司的环境影响、银行信贷的绿色化程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经济合作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出台一系列指南或规定，对国际投资提出了环境上的要求。对于环境，OECD制定了跨国公司环境管理指南和方法，鼓励跨国企业通过改善内部环境管理、完善环境影响应急计划来提高其环境绩效，鼓励企业信息公开和积极主动征求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等。OECD在对外融资信贷上也有统一的环境标准。赤道原则是目前国际上最具代表性的绿色信贷标准，加入该原则的金融机构已达60家。但是中国目前只有兴业银行加入该原则。世行把实施和完成环境影响评价作为其批准贷款的先决条件，制定了有关环境评价政策和项目环境审查程序及步骤并颁布了有关环境评价的工作指南，规定环境评价应综合考虑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因素，包括：自然环境（空气、水和土地）、人类健康与安全、社会因素（非自愿移民、少数民族和文物）以及跨越国境的环境问题和全球环境问题。

3中国对外投资的环境管理状况

随着对外投资规模和水平的日益扩大和提高，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中国政府开始认识到海外业务对环境政策的需求并有所行动。在国家的宏观战略方面，党的十七大提出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指导思想，提出“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提高综合统筹能力，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宏观指导和服务；要求“走出去”的企业和境外合作项目履行社会责任，造福当地人民。总理在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加强对外投资的宏观指导，健全投资促进和保护机制，防范投资风险。

在法规政策层面，目前我国还没有特别针对对外投资环境保护问题进行规定的法律法规，只是在一些相关的对外投资法律法规和政策中有笼统的表述。商务部是中国对外投资事务的主管部门，国内企业境外投资创办企业，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从多方面进行审查与核准，并且逐制定政策来引导和规范中国对外投资的健康发展。目前有关对外投资的政策主要是由商务部制定和、或者与有关部门联合的。

与中国对外投资环境保护问题相关的政策主要有：商务部于2005年的《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工作细则》中环境条款的规定，体现出了对东道国环境问题的关注（2009年被《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取代）。2009年商务部相继出台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第一批和第二批，加强了对外“走出去”企业的引导服务工作，将有利地促进国企业积极稳妥地开展境外投资。2010年，商务部《关于2010年全国对外投资合作工作的指导意见》，督促、引导走出去企业树立互利共赢的理念，遵纪守法，尊重当地宗教习俗，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构建和谐关系，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2010年，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以完善境外安全风险控制体系，指导企业加强境外安全风险防范。商务部还会同国家林业局于2007年8月27日了《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森林培育指南》，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针对本国企业境外从事森林培育活动的行业指导性规范和自律依据，此举开创了我国海外森林采伐的新模式。2009年3月31日两部委又联合了《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经营利用指南》，积极指导和规范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可持续林业活动，促进东道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并维护我国政府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4加强对外投资环境保护的政策建议

加强中国对外投资的环境管理，积极制定相关的环境保护政策，对于中国企业走良性发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维护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避免走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老路、避免对东道国环境造成破坏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我国应尽快制定和出台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环境行为指南，引导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更好地规范自己的环境行为，为全球生态保护做贡献，也利于防范环境风险，实现中国对外经济的国际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我国有关部门和媒体应更多关注中国企业的海外生存状况和需求，对海外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监督和鼓励，努力提高海外企业的环保意识。对于环保工作做得好的单位以及与当地社区关系处理得好的单位给予宣传、表彰等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