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投资方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好的投资方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008年，金地集团与瑞银( UBS)环球资产管理共同发起成立了“瑞银金地中国房地产美元基金”，稳盛投资和瑞银房地产集团共同担任基金的管理人。

目前，稳盛投资旗下管理着一只美元房地产基金和4只人民币房地产基金，管理规模总计约合25亿元人民币。

稳盛投资总经理吴涛说，2012年，稳盛投资管理的基金总额以翻一番为目标。

《望东方周刊》：金地的项目在稳盛投资的项目池中享受优先待遇吗？

吴涛：稳盛投资并不刻意回避金地集团的项目。成立至今，稳盛投资了6个项目，其中2个项目是与金地合作的。

美元基金投资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金地集团在沈阳的一个住宅项目，在2011年底退出，回报比原先的预计高了一倍多。

另一方面，虽然房地产市场资金紧张，但真正适合私募基金的项目并不是很多。

2011年，我们在全国看了200多个项目，但真正合适的也就两三个。所以，如果金地有适合稳盛投资的项目，稳盛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刻意回避。

对于开发商发起的私募基金，业内一直有质疑，认为开发商就是为了给自己的项目融资，进行利益输送。但实际上，这样的基金是不可能做大的，中国的投资人非常精明。这样的基金，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

《望东方周刊》：2010年，中国出现了大批房地产私募基金，评论说，无论是基金还是投资人都不成熟。怎么看行业的现状？

吴涛：目前，中国的房地产私募基金和投资人还处于错配阶段，只有机构大量进入，房地产私募基金才能正常发展。

2012年，稳盛基金成立了商业房地产基金，毕竟住宅开发只是阶段性的投资领域，在国外，房地产基金的主流投资标的是有租金收益的办公、商业、工业物流仓储、出租式公寓等。

今后，与金融机构合作，寻找到合适的商业地产项目，依靠投后管理推动资产升值，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

同时，现在行业监管基本还是空白，房地产私募行业缺乏必要的规范和指引，政府需要加强行业监管，特别是推动房地产私募基金内控制度、风险管理流程等方面的规范化，房地产私募行业需要引入合格管理人制度。

《望东方周刊》：稳盛目前的回报如何？如何控制风险？

吴涛：稳盛旗下美元基金的存续期一般是5到7年。人民币基金存续期是1到5年。其中，股权投资的周期一般是2到3年，债权投资是1到2年。

目前，股权投资的年回报率在20%以上，债权投资回报在10%左右。

在风险控制上，投前的尽职调查是最重要的环节。投后管理中，稳盛主要是在财务方面把关，派驻财务经理，对财务预算和重大现金支出进行审批，监控项目运营和资金调用；对企业经营决策有一票否决权的设置，并且会进行每月巡检。

此外，在一些具体项目中，稳盛会要求对方设置回购的条款。

《望东方周刊》：2012年，稳盛投资管理的基金总额以翻一番为目标，这是为了“抄底”吗？

篇2

（一）个体行为与投资方式

本文从投资者的主动性、计划性、独立性三方面衡量投资者的个体行为。投资的主动性，是指投资者能够主动学习理财知识、关注国家政策和财经事件的发展、经常观看财经节目或者阅读财经类报纸。拥有长期理财规划的人，对自己的财富组成和目标收益有更深入和透彻的了解，根据自己的目标更新所持有的投资组合，更有可能持有一定比例的激进型投资产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投资者的主动性越高，越有可能选择激进型投资策略；H1b：投资者的计划性越高，越有可能选择激进型投资策略；H1c：投资者独立性越高，越有可能选择激进型投资策略；H1d：投资者个体综合特征表现越突出，投资方式的选择越多样化。

（二）外部经济事件认知与投资方式

吴中春、杨文超（2006）研究表明，中国的投资者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拥有高度的敏感性，政府政策一旦处理不当就会严重影响居民的投资行为。赵杨等（2011）研究表明金融危机期间，作为投资品的房地产的财富效应并不明显，对居民的消费存在微弱的正向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假设：

H2a：对外部正向经济事件认知程度越高，个体投资策略越趋向于激进；H2b：对外部负向经济事件认知程度越高，个体投资策略越趋向于保守。

（三）个体特征与投资方式

本文从风险偏好、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水平、职业、收入和负债情况等方面来衡量投资者的个体特征。风险厌恶型的个体由于规避风险，会更多地持有保守型的投资组合；而风险喜好者会持有更多的激进型理财产品。Lei Feng，Mark S. Seasholes（2007）研究表明股票市场中男性比女性更趋向于风险偏好。Kevin Miliigan（2006）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汽车和住房的需求减少，总资产中银行存款和CD存单的占比逐渐增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假设：

H3：女性、年龄较大、单身、有负债、风险厌恶的人群，倾向于保守的投资方式；而受教育程度高、从事金融投资相关行业、收入高、无负债、风险喜好的人群，倾向于激进的投资方式。

（四）外部经济事件认知与个体行为

认知反应机制，是人类在生存过程中逐步演化形成的，用于解决生存过程中的问题。Mustafa Sayim等（2013）研究了美国1999年到2010年各行业股票市场的投资回报率，研究表明投资者的积极情绪趋向于增加投资回报。当个体感知到经济环境和热点事件的程度越高，就越有动机主动参与收集信息，并证实自身信念。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假设：

H4：对外部经济事件认知程度越高，个体的理财主动性越高。

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本文的样本通过网上电子版问卷调查和网下纸质问卷调查两条渠道获得。在北京地区总计发放问卷246份，收回245份，回收率为99.6%，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16份，有效率为88.16%。本文的变量设计如表1所示。

（二）模型的假设检验

最初的模型包含4个潜变量和22个指标，本文定义为模型一（见图1）。通验证性因子分析，卡方与自由度比值CMIN/DF为1.5168，小于5，说明模型的适配度很高。近似误差的均方根RMSEA为0.049，小于0.05，说明模型是“良好适配”。但CFI、GFI、AGFI、IFI等值都小于0.9，说明拟合程度有一定的缺欠。

（三）模型的修正

根据模型拟合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异于零的标准时临界比例（C.R.），当C.R.的绝对值大于等于2时，回归系数数值即可以认定为在显著性水平0.05下与0存在显著的差异。删除“对经济事件感知”的指标项a11医疗改革、a12扩大内需，以及“个体特征”的指标项a19教育水平。根据AMOS生成的M.I.值，增加M.I.值较大的残差相关的路径，提高模型拟合程度。修正后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卡方与自由度比值CMIN/DF进一步减小，RMSEA的值也更具代表性。CFI、GFI、AGFI、IFI等值都大于0.9，表明拟合程度进一步提高。

本文得到新的模型路径图，如图2所示，标准后路径系数如表2所示。

综上分析及图3SEM结构模型建立如下结构方程：个体行为=0.5*对经济事件的感知+ε1；投资方式=0.31*个体行为+1.06*个体特征+0.08*对经济事件的感知+ε2

研究结果分析

个体行为与投资方式的影响。通过上图分析可知，个体行为对投资方式产生正向影响，个体行为与投资主动性的回归系数是0.604，与投资计划性的回归系数是0.55，与投资独立性的回归系数是0.18。投资方式与保守型投资之间的回归系数是0.23，与激进型投资方式之间的回归系数是0.44，与保值型投资方式之间回归系数是0.52，因此当个体主动性得分越高，居民越倾向于选择激进的投资方式而不是保守型的投资方式。这样验证了假设H1a、H1b和H1c。投资的主动性、计划性和独立性对投资方式都是正向关系，表明投资者的个体综合特征表现越突出，投资方式越趋向于多样化，验证了假设H1d。

对外部经济事件感知与投资方式。投资方式=（0.08 +0.5*0.31）*对经济事件的感知=0.23*对经济事件的感知。金融危机的认知与经济事件的感知的回归系数是-0.4558，因此金融危机改变1单位，投资方式会负向改变-0.505个单位。说明金融危机这一经济事件对居民投资方式产生了负效应，居民对金融危机的认知程度越高，投资就相应减少，投资多样性越小，并且对激进型的投资减少更多。验证了假设H2a。通胀压力、人民币升值都对投资方式产生正向的影响，表明通胀压力的增大会使货币贬值，人们会增大投资的多样性，同时增加保值型的投资方式，这证明假设H2b。人民币升值，增加了人们的投资方式多样化，验证了假设H2a。

个体特征与投资方式。个体特征与投资方式的回归系数为1.06，个体特征对投资方式的影响很大。风险偏好与个体特征的回归系数是0.0637，风险偏好越高，投资方式越多样化，并且越愿意选择激进型的投资方式，验证了假设H3。

职业与个体特征的回归系数是-0.1647，因此金融类职业的人群，投资方式得分高，表示投资方式更趋向于多样化，而且会倾向选择激进型的和增值的投资方式，而不是保守型的投资方式，验证了假设H3。负债与个体特征的回归系数是0.4163，无负债的人更倾向于多样化的投资方式，并且激进型的投资方式会增加，验证了假设H3。婚姻状况与个体特征的回归系数是0.3179，因此结婚的人更倾向于多样化投资方式，激进型投资方式会增加，验证了假设H3。人均收入与个体特征的回归系数是0.4686，高收入的人群投资更倾向于多样化的投资，更多地增加激进型的投资方式，验证了假设H3。

年龄对投资方式的影响是正向影响，这与假设H3不相符，这里面主要的原因是样本的年龄区间主要在20到40岁之间；性别的表现与假设H3也不符，主要是由于样本中女性平均年龄是30岁，多数职业稳定，从事金融相关工作，并且未婚女性占大多数，生活压力不大，因此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

外部经济事件认知与个体行为。对经济事件的感知与个体行为的回归系数是0.509，即经济事件感知对个体行为是正向的影响，这表明个体对经济事件的感知越明显，外部环境的影响越大，个体行为的投资主动性越高。这验证了H4的假设。

篇3

投资房地产可以不断增值一些国民为应对危机还在大量的投资房地产，房地产是一项刚性很大的投资，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寄希望于房产，希望能够通过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的确组合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降低风险，向多种方向投资能够帮助资金的运转不至于瘫痪。但是必须认清楚的是投资是需要掌握技巧和手段的，不同的投资方式所需的专业知识自然也不尽相同，所以投资的方法其实并不容易掌握，如果一味的盲目跟风，不通过认真的分析加以决策，不了解状况的投资就很容易在通货膨胀的大潮中被淘汰。对于目前的形式来看，房地产市场的变动会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股市的震荡，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既然房地产现在如此热门，那么投资房地产真的就是最理想的投资方式么?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国家会通过宏观调控对房地产价格加以控制，所以盲目的对房产进行投资并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投资外汇就不会出现贬值有很多人认为通货膨胀只是中国的膨胀，也就是说只有中国才出现了物价上调，货币贬值的状况，而外币是不会出现贬值的情况的，所以投资外币是一种能够保障的不错的选择。实际上这是一种思维上的误区，经济危机是全球的经济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并不是只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只不过是各个国家的受影响程度不尽相同罢了，像美国，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受影响程度也就相对来讲大一些，所以通货膨胀自然也会影响其他国家的货币不仅仅是人民币，外汇也自然会受到影响，所以单纯的认为只有人民币贬值是非常错误的观点。投资外汇当然也要经过深思熟虑，研究好具体各国的汇率，选择最合适自己的币种。这种混合型的投资方式往往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保证资金的安全性，不至于因为突然的跌涨而受到太大的影响。

投资股票可以利润最大化股票市场一向是变幻莫测的，当然也一直伴随着大起大跌。虽然所有人都知道，股票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利润，可以让一个人一夜暴富，身价陡增，但是与此同时，股票投资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可以让一个人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在股票市场上每天都在上演着这样的喜怒哀乐，所以对于股票的投资一定要非常谨慎，非常小心。如果国家应对金融危机采取将楼市多余的资金引入股市的方式，那么股价就会上升，但是如果采取紧缩的处理方式，股市就会狂跌，对股民非常的不利，损失非常惨重，还有可能倾家荡产，这就是股市的风险性，直接受到了国家政策的调整。所以从理性的角度来讲，投资股票属于一种非常激进的投资方式，大悲大喜尽在其中，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民，如果不是对金融经济和股市有着非常详细的研究，并不提倡通过投资股票来度过通货膨胀。以上就是国民在应对通货膨胀时对于投资思想上的误区，从理财的角度，并不是将所有的资金都用来投资就会保证资金的增值保值，手中持有一部分流动资金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流动资金能够保证生活的伸缩性。从上述的购房，购买黄金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将本身的流动资产转化为固定资产的一种手段，但是由于经济危机的控制，宏观调控的影响，固定资金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再“固定”，所以无论想采取什么样的投资方法都需要谨慎的考虑清楚，认真的分析策略。

保留灵活的流动资金一定要保留一定数额的灵活的流动资金。因为在面临通货膨胀时，一般人的收入水平的增长水平通常都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留有流动资金是为了保障在物价上涨迅速的同时能够保证生活水平，补贴生活中的所需，或者看准时机选择正确的投资方向。掌握相关金融知识要想在金融风暴中顺利平稳的度过，一定要了解和掌握一些相关领域和金融学科的知识。盲目跟风投资最终只会被部分投资商利用，不仅不能够达到资产的增值保值还会逐渐在金融危机的大潮下被淘汰，所以一定要根据个人的资金情况，并且对于一些偏好的投资项目有针对性的选择储蓄、投资股票、购买黄金、投资房地产和外汇等投资方式中的一种或者一些，合理的制定一些有效的投资方案，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应对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通货膨胀之中的风险和损失。

选择安全性高，收益性好的投资方式为了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合理的应对通货膨胀，对于投资要选择安全性高，收益性好的投资方式。找一个专门的投资专家帮助理财是一项非常不错的方案，理财专家拥有专业的金融知识和应对技巧，能够帮助选择正确的投资方案，提高安全性，避免损失。当然在通货膨胀的状况下，并不一定要找一名专业的理财投资专家，只要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头脑进行投资，就是正确的应对方式。适合个人和家庭的投资方式上述提到的许多投资方式都是国民思维上的误区，那么什么样的投资方式才是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保守，风险较小的呢?目前来讲储蓄，基金，保险和国债比较传统。储蓄存款是最为常用的投资方式，也是较为方便和简单的投资方式。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定性和安全性比较高，风险较小，缺点就是增值过程比较缓慢。还可以投资基金。所谓的基金就是将众多的闲散流动资金募集起来，再交由专门的机构和专业的人员帮助管理，分享收益的过程。与其他的投资方式其优势在于可以由专家帮助管理，收益相对比较可观。保险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投资方式，针对投保人的意外损失进行经济上的赔偿，也属于一种投资行为。一旦有灾害和事故的发生，就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另外一种国债的收益情况介于储蓄和股票之间，适合于相对比较保守的理财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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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从1980－1987年，为无投资或忽视投资阶段。保险公司的资金基本上进入了银行，形成银行存款；

第二阶段从 1987－1995年，为无序投资阶段。由于经济增长过热，同时又无法可循，导致盲目投资，房地产、有价证券、信托、甚至借贷，无所不及，从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

第三阶段始于1995年10月，为逐步规范阶段。1995年以来，《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等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先后颁布，但由于限制过紧，加之1996年5月1日以来的七次利率调整，给保险业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因而，政府曾多次调整保险投资方式，1998年以来先后允许同业拆借、购买中央企业AA十公司债券、保险资金间接入市，并不断调整入市比例，尤其是近期保监会公布的把投资连接保险的投资比例放宽至100％，为拓宽保险投资渠道奠定了基础。

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处于起飞阶段，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投资工具有限、规范交易的制度及组织有待完善，对投资市场的监控和引导乏力，保险投资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保险公司的投资应在遵循安全性原则的前提下达到尽可能多的盈利。因为保险公司是企业，在确保其资金运用安全的条件下，要以盈利为目标，从而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样不仅有利于保险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其赔偿能力的增强。

其次，完善投资环境。一个完善的投资环境，应包括有效的投资工具、公平的交易规则以及保证这种制度有效贯彻的组织，即投资工具的多样化、交易规则的规范化、交易方式的灵活化、投资监管的有效化，以保证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有效和畅通。

完善投资工具。由于保险投资涉及不动产投资及金融市场的投资，因而投资工具包括不动产投资和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其中，金融市场的投资是保险投资的主体，因而金融工具的完善至关重要。其投资工具包括：债券、股票、票据、贷款、存款、外汇。其中；票据属于短期金融工具，分为汇票、支票和本票；债券和股票属于中长期金融工具，债券分为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公司债券，政府债券分为公债券、国库券和地方政府债券；股票，含普通股和优先股。

金融市场的投资工具应该是长期、短期和不定期的结合体，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不同层次的匹配，以便不同投资者根据自身业务特点选择，可利用灵活多样的投资工具，有利于保险投资者的选择，进行投资组合，也有利于提高其变现能力。就总体而言，保险公司应根据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以及自身业务的特点选择投资工具。如在金融市场尚不成熟时，应选择流动性强、安全性高的投资工具。但寿险投资则宜选择安全性和盈利性均较高的投资工具，而不十分要求其流动性。同时，应建立与投资工具相配套的避险工具，如期权交易、期货交易，以防范和分散投资风险。

完善涉及保险投资的法规。投资法规的完善，在于建立保证投资市场公平、有效交易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如不动产交易法、证券交易法、票据法、保险法、担保法等，保证市场交易有据可依。

理顺投资监管机构的关系。法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实施。为保证有关投资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来保证。这些组织包括投资的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配合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司法机构，如投资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局、法院、仲裁机构，并且保证这些组织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或规章办事，切实保证投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凌驾于祛律规章之上。

再次，保险投资方式多样化。在保险投资方式的选择方面，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腾飞阶段，金融市场发育不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缺乏，而这些产业投资回报率较高，应允许抵押贷款或有区域选择的不动产投资；无限度的政府债券投资、有一定限度的金融债券投资和限制较严的股票与公司债券投资；长期银行存款在目前是必要的。从长远看，待我国金融市场发育完善，则可转向证券投资。

第四，在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控制投资的比例。从政府监管的角度看，在放松投资方式规定的同时，如允许投资于有价证券、不动产、抵押贷款、银行存款等，同时应规定投资比例、前者是为了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多种投资方式，为保险公司提供可供选择的灵活的投资工具，从而，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条件，当然，也为理智的保险公司投资者提高投资组合来控制风险提供选择机会；后者则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条件。这一比例分为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方式比例规定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可有效控制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主体比例可有效控制有关筹资主体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条件。主体比例也应按投资方式的风险情况分别对待，对于高风险的筹资主体、高风险的投资方式，其比例应低一些，如购买同一公司股票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债券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的不动产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每一公司的抵押贷款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于较安全的投资方式但存在一定风险的筹资主体，其比例便可高一些，如存款于每一银行不得超过投资的10％。保险投资必须强调盈利，提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但由于某项投资报酬是该项投资所具风险的函数，如对保险资金运用不加以限制，势必趋向风险较大的投资，以期获得较大的报酬，而危及保险企业财务的稳健。因为每一种技资方式的风险大小不同，一般而言，高盈利的投资方式伴随着高风险，低风险的投资方式则伴随着低盈利，显然，全部用于盈利性高的投资方式，必将使保险公司面临着全面的高风险，使被保险人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保险保障，也不利于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为了保证保险投资的盈利性，同时控制高风险，应规定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占的比例。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工商或金融企业均有破产的可能性，无论采用风险大的亦或风险小的投资方式，保险公司都会面临着筹资主体对保险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因此为了控制每一筹资主体给保险公司所带来的风险，必须规定投资于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

第五，寿险和非寿险的保险投资应有所区别。由于寿险是长期保险，许多寿险带有储蓄性，更强调安全性，因而，一般可用于安全性和盈利性高、但流动性较低的投资方式，如不动产、贷款；非寿险是短期保险，要求流动性强，不宜过多投资于不动产投资，而应投资于股票、存款。同时，从风险控制看，寿险公司投资的比例在主体比例方面，应严于非寿险，因为寿险期限长、带有储蓄性，控制主体比例，便于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从而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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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对赌条款约定：甘肃世恒2008年净利润不应低于3000万元，否则甘肃世恒或其关联企业需向海富投资提供补偿，金额为：(1-2008年实际净利润／3000万元)×2000万元。而2008年甘肃世恒实际净利润仅有2.68万元，据此计算需补偿海富投资1998万元。甘肃世恒不肯履行约定，于是海富投资将之告上法庭。

一审法院认为“海富公司有权要求世恒公司补偿的约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八条，关于企业净利润根据合营各方注册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的规定”，判定对赌条款无效，并且驳回海富投资的所有请求，并要求海富投资承担所有诉讼费用。

二审法院则援引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名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

二审法院判定，海富投资的2000万元中，除已计入世恒公司注册资本的115万元外，其余1885万元资金性质应属于“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甘肃世恒应归还这1885万元及期间利息。

本案集中点便是对赌协议在中国的合法性问题。

对赌协议的基本含义

对赌协议（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VAM)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协议时，双方对未来不确定情况的一种约定。如果约定的条件出现，投资方可以行使一种估值调整协议权利；如约定的条件不出现，融资方则行使他的另一种权利。所以，对赌协议实际上是期权的一种形式。

尽管对赌协议在中国资本市场还没有成为一种制度设置，但实践中，融资方由于企业发展的需要或者遭遇资金瓶颈，投资方出于保护自身投资的目的，签订对赌协议几乎成了中国目前私募股权融资或者其他投资方参与内地企业上市、并购活动中的合作基础和基本形式。

对赌协议作为一种投资工具，在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广泛适用并受到当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

最近几年，对赌协议作为外资私募股权融资中经常运用的投资工具，进入了中国内地并被频繁地使用于内地的投资活动中，不少中国本土的股权私募投资基金也频繁地采取签订对赌协议的方式进行投资。

海富投资VS甘肃世恒案的两次审判结果都否定了对赌协议中部分对赌条款的合法性，但在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赌协议是为当地法律所允许和认可的。

海富、世恒案的启示

对于融资方而言，不履行对赌协议对融资方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融资方之所以选择签订对赌协议，是因为对赌协议能够在保持控制权的前提下，简便地获得大额资金，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进而实现低成本融资和快速扩张，与其他融资方式如银行贷款比较，灵活便捷高效。

可是，一旦对赌失败，融资方将承担巨大赔偿损失。如果融资方不履行对赌协议，其名誉及诚信将深受影响，不履行对赌协议几乎意味着融资方放弃了通过私募进行融资的途径，其他机构或者个人也不会轻易地对违反协议、商业信誉较低的企业进行融资借款。正因为如此，部分企业即使对赌失利，也不惜予以赔偿，以期待更好的发展。

在海富投资VS甘肃世恒案中，尽管二审判决判定对赌协议无效，但融资方（甘肃世恒）应归还1885万元及期间利息，除此之外，仍保留了投资方（海富投资）在融资方的股权。尽管法院对对赌协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但对于投资人的投资权益还是予以了保护，投资行为视为借贷行为，融资方除了应偿还巨额的融资本金外，还需支付同期对应的利息。

投资不可盲目

投资方最关心的问题便是投资后所获得利益及如何顺利退出的问题。但在前期选择行业、选择企业，以及尽职调查过程中，应提高专业能力。

海富投资VS甘肃世恒案中，投资方以投资2000万元获取融资方3.85％的股权，相当于对甘肃世恒投资后的整体估值为5.2亿元，市盈率为17倍。对赌融资方在对赌的第一年应实现3000万元的净利润，而实际上融资方第一年实现的净利润却只有2.68万元，误差高达1119.4倍，这不得不对专门从事以私募投资为主营业务的投资方的判断力提出质疑，因此该案虽然具有特殊性，也客观反映出很多投资方在作出投资决策时，过于盲目，对于融资方没有进行全面客观的调查和充分的分析。

对于投资方来说，应该在选择投资融资方时，加强对其所处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融资方在行业中的地位以及融资方本身经营管理及品牌形象等诸多方面的尽职调查，以对融资方成长估值做出理性判断。投资方除了应加强对融资方必要的前期财务、法律尽职调查之外，还可以通过各种其他方式对融资方争取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比如投资方可以分期分批对赌博弈，如蒙牛与投资方的两次对赌中，第一次是一种初步的、试探性的博弈，正是建立在该阶段的了解和认识上，双方进行第二次对赌，最终实现双赢。

对于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尽管没有实现对赌目标，但还是可以通过签订对赌协议的补充协议或者签订新的对赌协议，拓宽退出途径和方式，如某些企业以实现上市为对赌目标，原定为在规定时间内实现在中国创业板上市，但未实现；投资方可以转换思路，变更对赌目标，可以结合企业的实际及长期发展情况确定其他上市地点。如果对融资方有足够信心的话，可以在对赌估值调整获得赔偿股权的情况下，参与融资方的经营管理，实现角色转变。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海富投资VS甘肃世恒案对于在中国采取私募股权投资的投资方而言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因为使用对赌协议是其进行私募融资的最主要工具，尽管海富投资案是个案，而且有其特殊性，但一旦该种违反对赌协议的行为被效仿，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私募股权投资在中国境内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私募股权基金有利于促进融资方提高企业就业率、企业盈利能力、利润增长率，并且为国家贡献大量税金。

而对赌协议是私募投资的最主要的依据性文件。尽管私募投资获得了发展，但作为其投资最主要工具的对赌协议的合法性在中国境内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在中国，投资方进行私募投资后将没有直接的法律支持和保护。

海富投资VS甘肃世恒案尽管是个案，但法院判决体现了部分司法部门对对赌协议的舶来品性质本身的否定。二审法院对于对赌协议的条款并未予以支持，而只是对海富投资的投资事实本身予以了认可。从投资方的投资行为认定为一种变相的借贷行为的结果来看，依据目前中国的法律框架或者案例，投资方最基本也可以获得基本成本赔偿及获得同期的利息。也就是说，对于投资方而言，尽管不能得到对赌协议中的超额利润和回报，但基本的成本还是可以收回来的。

对赌协议是投资方与融资方博弈的结果，对赌标的实现，将会双赢，融资方盈利能力强，效益好，上市成功，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投资方出卖上市公司股权赚取丰厚利润，实现超额回报。

但一旦对赌失败，融资方给予投资方巨额的赔偿，损失惨重；投资方即使获得了融资方的股权转让赔偿，但融资方的盈利能力下降也使股权市值下降，间接导致投资方遭受巨大损失。

所以，对赌协议是融资方与投资方利益一致的体现，对赌协议使融资方、投资方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客观上对促进融资方快速发展壮大发挥了积极作用。对赌协议的本质上是射幸合同（Aleatory contract，就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支付的代价所获得的只是一个机会，对投保人而言，他有可能获得远远大于所支付的保险费的效益，但也可能没有利益可获；对保险人而言，他所赔付的保险金可能远远大于其所收取的保险费，但也可能只收取保险费而不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

对此，中国法律实践中整体上采取了开放的态度。随着私募股权尤其是国际私募股权基金参与国内投资的与日俱增，对赌协议的运用将日益普遍。从法理上分析，对赌协议应该是合法有效的，实现了协议双方的共赢。但是，海富投资案却彰显了目前我国在私募融资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案例中的审判结果具有参考性和警示性，但不具有指导性。

篇6

无数双眼睛都紧紧地盯着那令人咋舌的数字，不相干的红着眼看个热闹，

有关系的则已经卷起了袖子等着分钱。华谊兄弟和周星驰所在的比高集团还为此闹了场纠纷，

一系列的专业术语看得人眼花缭乱，但这一次，没人会因为它复杂而选择放弃，

相反，人人都来了兴趣——电影票房这块大蛋糕，到底是怎么个分法？

连周星驰自己都没有想到《西游·降魔篇》能大卖到这种程度—2月10日上映首日就以8002万创下了华语片内地首映票房纪录，3天后突破2亿大关，情人节当天又创出了1.2亿元的华语片内地单日票房纪录，拿了个历史之最。上映第15天，迈过10亿大关，比 《泰囧》整整少用了5天。3月12日，片方决定将放映档期延长一个月，而就在这一天，《西游·降魔篇》报出的官方数据是：全国放映近70万场，观影人次突破了3000万，达到3018万，票房达到12.14亿，距离《泰囧》创造的12.6亿仅有一步之遥。

人红是非多，票房也一样。于是，身为该片发行方的华谊兄弟和投资方比高集团“掐”了起来，二者先后公告称自己享有《西游·降魔篇》在内地发行净收益的70%，其间还伴随着前者因利好消息的股票大涨，后又因对方拆台而造成的停牌，纷纷扰扰，看得一众看客一头雾水。

净票房、发行净收益、发行毛收益、发行费、中数费……这些和票房有关的专业名词在两家公司的对外公告中频繁出现，令想要了解此事的人望而却步。其实，这一切的确复杂，但也没有那么复杂。

谁来分？怎么分？

在票房这个利益大蛋糕面前，有份得利的包括投资方、发行方、电影院、院线、中影数字集团、国家广电总局以及国家税务机关。其中，税费最简单最好理解，电影就是商品，是商品就要向国家交税，这部税费占总票房的3.3%。而国家广电总局收取的则是名为“电影专项基金”的费用，它占总票房的5%，对于这笔费用，电影圈内一直都有争议，冯小刚导演曾在2011年的全国政协专题会上建议：“取消企业交纳的5%电影基金，转由政府支付补贴这项公益事业”，但至今，这仍然只是建议而已。

所谓“净票房”就是总票房中除去缴纳税费和“电影专项基金”后剩余的部分，假设一部电影的票房只有100元钱，那么净票房就是减去3.3%、再减去5%后剩余的91.7元。

投资方、发行方、电影院、院线和中影数字集团的利润都是从净票房中抽取的。先说中影数字集团，它所收取的费用名为“中数费”，是指中影数字集团的数字拷贝费用，在中国上映的电影都需要经过中影数字集团。一般来说，6亿以上部分的票房是不用缴纳“中数费”的，6亿以下的部分需要交纳净票房的1%～3%。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要看发行方与中影数字集团签订的合同。

扣除了“中数费”之后，就是“瓜分”蛋糕的主力军了—投资方、发行方、电影院、院线。其中，投资方和发行方属于片方，电影院和院线属于院方，这两方瓜分蛋糕的比例并没有一定之规，它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协商而定。但目前，业内普遍认可的票房分配比例是：片方分43%，院方分为57%。

在片方和院方先后拿走了属于自己的利润之后，还会进行内部的细分。先说影院和院线，在院方获得的57%中， 50%属于电影院，而7%则属于院线。电影院与院线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一点很好理解，院线就相当于肯德基的总部，而电影院则是肯德基在全国各地的连锁店。目前，根据规定，中国所有的影院都必须加盟某一院线才能获得放映资格，而片方也是需要与院线直接洽谈票房的分成。2011年，张艺谋的大片《金陵十三钗》上映前，张伟平就曾跟院线协商，将片方与院方的分比例从常规的43%～57%调整为45%～55%，这2%的利润曾让全国各家院线如坐针毡，最后买单的还是观众，《金陵十三钗》公映时的最低票价上涨了五元。

就《西游·降魔篇》而言，华谊兄弟去年与全国30多家院线达成的协议称：贺岁影片，总票房在3亿以内的，双方按43%～57%分成，超过3亿的部分，华谊兄弟多分两成，超过8亿的部分，双方的分配比例为47%～53%。

最后，等待“瓜分”蛋糕的就是投资方与发行方了，这两者也是各类票房纷争中的主角。投资方又被称为制片方，一般来说，一部电影从创作到上映要经历两大环节，一个是制作，一个是发行。制作是指影片的立项、选角、拍摄以及后期制作等环节，这是由投资方掌控的。而发行主要是指电影制作完成以后的宣传和电影的发行，以及与院线洽谈票房的具体分成和回收票房。片方43%的净票房，在业内就被称为“发行毛收益”。根据电影合作模式的不同，投资方与发行方的发行毛收益分成也不同。

通常来说，电影的合作模式有两种，一是电影的投资方与发行方合二为一，投资方不仅制片，而且控制发行，目前华谊、博纳、乐视、光线、星美等规模较大的民营电影公司都愿意采取这种模式。票房黑马《泰囧》的片方光线传媒就既是投资方，也是发行方，所以分票房也只是投资方内部的事，不会出现投资方与发行方扯皮的状况。二是投资方与发行方分离，《西游·降魔篇》就是代表。就具体的票房而言，投资方与发行方就有三种常见的分成方式—

第一，如果投资方出宣发费，只是将宣发工作交给发行公司，那么因为投资方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大，发行方只会从“发行毛收益”（43%的净票房）中收取2%-5%的发行费，具体的分成比例，还要视合同而定。而去掉发行费之后的发行毛收益才属于投资方了，这部分票房利润在业内被称为：发行净收益。

第二，如果发行方出宣发费，一部分投资风险转嫁到发行方身上，那么分票房时，投资方不但要从发行毛收益中分出8%-15%的发行费支付给发行方（具体的分成比例，还要视合同而定），还要支付发行方曾投入的宣发费。而此时，对投资方来说，发行净收益就要切掉发行费和宣发费这两块蛋糕。换话句话，承担了风险的一方，回报自然就高些。而减少了风险的一方，自然要转让一部分回报。

最后一种方式，如果投资方和发行方共同出宣发费，风险有两方共同承担，那么分票房之时，仍然是发行方先拿回宣发费，然后再按照双方之前的合同，由投资方支付发行方费。因为此种方式比较折中，所以发行费的比例问题目前还没有一定之规，基本就是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

通常来说，一部电影的发行方要么是投资方，要么就只能有一家，但投资方却不一定，所以根据投资份额的不同，每位投资方从发行净收益中抽取的分成也不同。而所谓的“发行净收益”则是指“发行毛收益”在减去需要付给发行方的发行费之后的份额。

西游的“蛋糕”如何分？

尽管票房这块大蛋糕要被切分成这么多块，但一般来说，最大的受益人都是电影的投资方，但在《西游·降魔篇》中的情况却不同，其中原因何在呢？

在《西游·降魔篇》中，作为发行方的华谊兄弟分得了最大块的票房蛋糕，其原因是，华谊不光掏了3000万的宣发费，还财大气粗地预先掏了8800万的保底资金（以上数字均来源于华谊兄弟的公告）给投资方（周星驰控股的比高集团、威秀亚洲、安乐电影公司和文化中国传播公司）。在此基础上，双方约定，华谊兄弟向投资方承诺 《西游·降魔篇》的内地票房必须达到3亿 ，如果低于3亿，华谊也必须按照3亿元的总票房与投资方结算，那么华谊虽然能拿到发行费和3000万宣发费，但8800万的保底资金却打了水漂。如果《西游·降魔篇》的内地票房超过3亿，华谊不仅可以拿到发行费和3000万宣发费，还可以得到发行净收益的70%，成为最大的赢家。

对投资方来说，保底资金类似于买保险，能够让投资方在电影票房失利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损失；而对发行方来说，保底资金则像一笔提前预付的赌资，如果票房超过约定的数额，不但不会亏，反而会大赚一笔。其实，无论是对投资方还是发行方来说，保底资金都是一笔风险投资，票房不好，发行方血本无归；票房看好，投资方就会比较吃亏。

在《西游·降魔篇》里，周星驰控股的比高集团所代表的投资方显然对电影票房并不自信，他们预估《西游·降魔篇》的票房在3亿左右，才会与华谊兄弟签下8800万的保底资金。投资方的不自信也是有道理的。虽然《西游·降魔篇》有周星驰这块金字招牌，但周星驰的票房号召力是在演戏上，而这一次，他只是全心全意地当导演。其实周星驰早在执导《功夫》《长江七号》时，就已经动了“只导不演”的心思，但因为投资方的坚持，他也只好“委屈”地边导边演。这一次，周星驰坚持只导不演，所以投资方只好把风险转嫁出去。

有业内知情人士爆料，比高集团所代表的投资方在找到华谊做保底发行之前，曾与另一家国内规模较大的民营电影公司洽谈，但因为保底数额太大，风险太高，双方并没有谈成。但华谊在对《西游·降魔篇》进行详尽的调研分析之后，认定这是一块“唐僧肉”。首先，星爷的金字招牌还在，尽管这次他只导不演，但大批粉丝还是会义无反顾地选择追随。其次，电影中的演员里还有两位“票房福将”，一位是创造了《失恋33天》票房奇迹的文章，另一位则是在帮助《泰囧》狂取12.6亿的黄渤。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西游·降魔篇》本身的品质，它兼具喜剧性与惊悚性，事实证明，华谊兄弟的这场豪赌，大获全胜。

而在华谊兄弟和比高集团的这场纷争中，如果已经了解了以上这些票房分成的流程和比例，细细一算，其实两者说得都没错。华谊兄弟的确可以分到“发行净收益”的70%，但作为投资方的比高尽管只能拿到剩余的30%，但由于华谊兄弟前期已经支付了8800万的保底费用，因此，总额也接近70%。所以，正如资深电影投资人、制片人安晓芬所说：“两方的公告都没有错，只是他们各自的表述方式和角度不同而已。”而至于发公告的原因，很简单，双方都是上市公司，利好消息会直接抬升股价。

演员也来分票房

蛋糕好吃，电影的导演和主演自然也想吃上一口。即将上映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导演管虎和三位金马影帝张涵予、刘烨和黄渤就将片酬以入股的形式投资到了电影中。而当电影上映后，他们将享受投资方的待遇，按照投资比例分得票房利润。

在电影圈，这种导演或者演员将片酬化为投资的模式并不少见。这种模式最早出现在好莱坞的时候，也实属投资方的被迫之举。一些小成本的电影为了节约资金，降低成本，所以投资方希望演员可以不拿片酬，而是等到电影上映以后再从票房中分红。开始的时候，很多好莱坞演员对此很反感，他们并不愿意承担风险，但当影片大卖之后，明星逐渐尝到了甜头，这种方式便流行起来。一些有名气的演员甚至会主动要求以票房分红代替原有的片酬模式。

中国的情况和好莱坞也差不多。《失恋33天》在拍摄之初，因为投资金额不足，演员文章就将片酬入股，投资到电影中。不过，谁也没有料到这部小成本电影居然成为2011年的票房黑马，狂揽3亿人民币，而文章当初的“好心”也得到了超值回报，连他自己都说：“下辈子就靠《失恋33天》了。”

电影《匹夫》在拍摄的过程中遭到了投资方撤资，主演黄晓明不仅以片酬入股，还自掏腰包投资电影。不过，《匹夫》的票房并不好，事后，黄晓明仗义地说：“《匹夫》我完全是被制片人，我之前就知道，这部片子在商业上成功的几率也就20%，我投钱并没打算回收，我只是感觉我做了件对的事情。”

还有像张艺谋这样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投资方自然宁愿将一部分分红转让出去，也希望与之合作。不过，张艺谋也不是每次都能分到票房利润。在拍摄《山楂树之恋》时，以片酬入股的张艺谋就没有得到一分钱分红。制片人张伟平宣称，《山楂树之恋》并没有赚到钱。许多圈内人士分析，这次事件也正是张艺谋与张伟平分手的导火索。

其实，对名导与名演员来说，以片酬参与分红也属于风险投资。运气好的，像文章，能够赚足下半辈子的钱，运气差的，像黄晓明，就只能当捐给慈善机构了。不过，这种模式却有很多积极的作用，现在许多大牌演员的片酬就几乎占去一部电影一大半的投资，影片的制作成本大大缩水，所以出现了很多烂片。如果把给腕儿的钱都用在电影制作上，无疑会让影片更精良，而且以片酬参与分红的明星，积极性肯定也会更高，无论在创作电影和宣传电影上都必然会全心全意。

谁分了西游的票房？

总票房

5%“电影专项基金”（冯小刚导演曾在2011年的全国政协专题会上建议：“取消企业交纳的5%电影基金，转由政府支付补贴这项公益事业”，但至今，这仍然只是建议而已。） 收取人国家广电总局

1%-3%中数费（6亿以上部分的票房是不用缴纳“中数费”的，6亿以下的部分需要交纳净票房的1%-3%。） 收取人中影数字集团

3.3%税费 收取人

净票房

57%收取人院线（7%）+影院（50%）收取人

（少于三亿的部分分给院线：57%，多于三亿，少于8亿的部分分给院线：55%，多于8亿的部分分给院线：53%）

就《西游·降魔篇》而言，华谊兄弟去年与全国30多家院线达成的协议称：贺岁影片，总票房在3亿以内的，双方按43%∶57%分成 ，超过3亿的部分，华谊兄弟多分两成，超过8亿的部分，双方的分配比例为47%∶53%。

篇7

在福建省泉州市的东南角，屹立着一座宏伟壮观的特大型公路桥梁，这就是我国首例民营经济以BOT方式建成的泉州刺桐大桥。这是一个官民并举、以民为主、完全采用BOT（建设—经营—移交）投资模式的建设项目。在国内，以民营经济为主，通过BOT参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刺桐大桥工程实属首例。它开创了以少量国有资产为引导、带动大量民营资本投资国家重点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先河。[1]笔者的家乡在泉州，所以对刺桐大桥给家乡带来的重大经济效益关注较多。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即WTO），这使我国经济的发展逐渐与国际接轨，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相当薄弱，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发利用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必然要进行各项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BOT投资方式将扮演重要的角色。鉴于BOT是一种效应很好的投资方式，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急需通过BOT方式引进外国资本，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有鉴于此，以下笔者拟对BOT的主要法律问题作一肤浅论述。

二、BOT的内涵界定与法律特征简述

BOT名称是对Build-Own-Transfer（建设—拥有—转让）和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形式的简称。现通常是指后一种含义。关于BOT投资方式的定义，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至少有下列几种观点：1，BOT是一种涉外工程承包方式；2，BOT是项目融资方式；3，BOT是一种国际技术转让方式；4，BOT是政府合同或行政合同；5，BOT是融资租赁方式；6，BOT是委托管理；7，BOT是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2]

笔者认为BOT是一种新型、特殊的投资方式（观点1到6均只是其内容的某一方面）。具体而言，它是指东道国政府与私人投资者（本国或外国均可）签订特许协议（以授予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将某一公共基础设施或基础产业项目交由私人投资者成立的项目公司筹资、设计并承建，在协议规定的特许期内，由该项目公司通过经营该项目偿还贷款、回收投资及获得利润，而政府则从行政角度对BOT项目进行行政管理、监督；特许期满后，项目无偿移交给所在国政府或其授权机构。[3]

BOT投资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同以往其它融资方式相比，有其自身的法律特点：

第一，法律性质的特殊性。主要是指BOT特许协议的特殊性质（留待下文论述）。

第二，主体的特殊性。BOT合同主体，一方是东道国政府，另一方为私人投资者或企业，大多数为外资企业。其中政府既是一个与外商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又是一个政府特许权利先行获得者、承受者和具体实施的监督者，即其具有双重身份。

第三，投资客体的特殊性。作为BOT投资项目的标的——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如桥梁、电厂、高速公路等，不同于其他的投资项目，建设的又都是公益事业，东道国对其拥有绝对的建设权，私营企业则通过许可取得其专营权。又因其涉及到本国使用者的利益，国家必须权衡本国的国情和投资者利益两个方面，对其行使价格决定权以及相应的管理监督权。

第四，法律关系的复杂性。BOT投资方式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其内容涉及到投资、融资、建设、经营、转让等一系列活动，当事人或参与人包括东道国政府、项目主办人、项目公司、项目贷款人、项目原材料供应商、融资担保人、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公司以及其它可能的参与人。因此BOT投资方式形成了由众多当事人或参与人组成的多样复杂的法律关系。[4]BOT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复杂的合同安排，它所涉及的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无一不是通过合同确立的。这些合同包括特许协议、贷款协议、建设合同、经营管理合同、回购协议以及股东协议等。

BOT的以上特征把它与一般的合资、合作项目及工程承包区别开来。

三、BOT投资方式中的主要法律问题分析

关于BOT投资方式中的主要法律问题，理论界已对其有了相当深入和宽泛的讨论。以下笔者选取BOT投资方式中几个有争议且比较重要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以加深对BOT的了解。

(一)BOT特许协议的性质问题

特许协议是指BOT运作中政府主管部门授权特许私人投资者进行BOT项目建设和经营的协议，其不同于政府对建设和经营该项目给予必要的批准和同意[5]。特许协议是BOT方式赖以运行的基础，随后的贷款、工程承包、经营管理、担保等诸多合同均以此协议为依据，因此，从合同法的意义上说，特许协议是BOT法律关系的主合同，其他合同均为从合同。BOT特许协议被誉为“BOT项目合同安排中的基石”。

除BOT特许协议外，基于这一协议上的其他合同都是平等主体间的合同，可以通过有关的民商事法律规范予以调整。而对于BOT特许协议的法律性质争议则较大。有关BOT特许协议的法律性质，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得出不同的定性。其争论主要存在于两方面：第一，BOT特许协议是国际契约还是国内契约（其中一方为外商投资者的情况下）；第二，假如是国内契约，该契约是行政合同还是民事合同。

1，BOT特许协议属于国内法契约

BOT特许协议的法律性质有分歧：有人认为特许协议应属国内法契约，有人认为特许协议是国际性协议，也有人认为特许协议属于“准国际协议”，还有人认为特许协议是“跨国契约”等[6]。争论的焦点在于：特许协议是国内法契约还是国际协议。

笔者认为特许协议是国内法契约。特许协议是根据东道国的立法确定其权利义务关系，并经东道国政府依法定程序审批而成立。协议的一方为东道国政府，另一方为外国私人投资者，并非两个国际法主体。而持国际协议者认为国家与外国投资者签订专属于国家的某种权利，国家就已默认另一方外国公司上升到国家的地位。[7]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法律关系的主体都由法律确定，而不是由缔约一方赋予；任何一种法律关系的主体都有其本身的法定要素，而不能由任何一方赋予或默认。[8]因此，BOT特许协议不是国际法主体间订立的协议，不属国际协议，不受国际法支配。

2，BOT特许协议是经济合同

BOT特许协议是属于国内公法契约还是属于国内私法契约尚有争议。英国学者一般认为它是政府契约，适用普通法上的私法规范，但又根据其自身的特殊性创造了“契约不能束缚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判例；美国学者将其当作“特许权”；而法国则将其视为政府执行经济计

划的一种方式，因此称之为“行政合同”，并通过行政法院的判例,发展了一整套关于行政合同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9]在国内，有人认为它是民事合同[10]，有人认为它是类似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行政合同[11]。

笔者认为，BOT特许协议是经济合同。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民事合同（广义上包括商事合同）、行政合同及经济合同做一区分。首先应当明确的一点是，这三种合同是分别属于民商法、行政法和经济法的调整范围。[12]具体言之，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意，那些为了明确上下级责任或将公权力具体化的合同，不属于民事合同[13]；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和履行行政职能而与相对人经过协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14]，其所侧重的是行政组织及其权利设置、行使、制约和监督；至于经济合同，此处其具有特定的含义，笔者认为其是指由经济法调整的、国家在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与相对人经过协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其包括三种具体的法律关系，即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及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15]，“国家调节及参与”是其主要特征。经济合同所侧重的是有国家一方主体参与的、与国家整体经济运行有关的内容。从前面对BOT投资方式法律特征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BOT特许协议的主体——政府具有双重身份，其既是一个与外商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又是一个政府特许权利先行获得者、承受者和具体实施的监督者，政府运用BOT特许协议是为了满足社会对公用事业的需求，而且，政府还可以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单方面变更和中止合同，体现了“国家意志”和“经济”二者的统一。因此不难看出BOT不同于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它具有经济合同的一般特征。

(二)BOT的法律保证问题

由于BOT项目涉及所在国的公众利益，而且是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因此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政府是否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的法律保证：[16]

第一，国家豁免问题。在BOT项目运作中，如果东道国政府违约，又不放弃豁免，会由于不能对其而导致项目承办公司诸合同项下的权利不能享有。对这一问题的国际惯例是要求签约的政府就合同中的一切事项放弃司法豁免权，从而成为BOT运作中与其他当事人平等的法律主体。事实上，政府在BOT合同具有双重身份（如前所述），政府可以公益需要对项目进行征收或采取某些限制措施，而这对投资者是不利的。一般都在特许协议中订立相关的补偿条款，以弥补投资者的损失；同时也要求因投资者的不当行为造成的政府损失由投资者对政府进行补偿。

第二，给予BOT项目公司政策及法律上的优惠。以BOT方式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慢、投资者对项目不能带走或实施法律强制保障措施，相比于有投入有产出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承担的风险更大。所以应以法律的形式把对BOT投资者的优惠政策确定下来，以消除投资者的顾虑。但不能单纯依靠诸如税收优惠这样的手段来引导BOT的发展，因为这种以牺牲国家利益来吸收外资的行为不是长久之计，而且外商更注重的是东道国投资环境是否完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环境，包括有关BOT法律的制定及实施。

此外，BOT的顺利实施还有赖于东道国政府完善的风险分担结构。政府承担的是政治风险和不可抗力风险；项目公司则承担经济风险，如价格波动、供求变化、市场竞争压力等，这是由BOT项目中风险由最有能力规避的一方来承担的原则来决定的。所以项目公司对东道国法制环境、风险分担机制的健全和完备状况是很重视的。[17]

(三)BOT项目公司的经营权与政府的所有权问题

首先，可以从BOT的具体内涵解析。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定义,具体的BOT投资方式主要包括三种方式：一是BOT；二是BOOT(build-own-operate-transfer)，意为建设—拥有—经营—转让；三是BOO(build-own-operate)，意为建设—拥有—经营。现在国际上的BOT投资方式是指第一种，它与后两种方式的主要区别是项目公司只拥有基础设施经营权，而无所有权。

其次，从权利转移看。政府通过与项目公司签订“特许权”协议（授予专营权），转移基础设施的经营权，项目公司则在一定期限后将其转交给当地政府。所有权自始至终由政府掌握。

此外，我国目前的法律对外商投资基础设施有限制性规定，而国家政策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业的经营权放开更持谨慎态度。事实上，BOT投资项目与单纯的基础设施项目有所不同。在BOT投资中，外商只拥有一定期限的项目使用权和经营权，期限届满后即将之转移给政府。因此，政府可在符合产业政策的前提下，根据不同的具体项目，允许外商独资经营和控股经营。经营权是关系项目成败的关键。政府作为BOT项目的最终受益人，应通过法律手段对外商经营BOT项目进行有效监督，用立法形式允许外商采用委托经营、联合经营、独资经营等方式行使经营权，但不允许转让和出售经营权。在经营期限内要求外商接受定期调查，公开财务状况，维持项目扩大收入，为政府提供技术资料、培训管理人员。政府可通过以下途径控制项目经营权：（1）确定指标——设立相关资产经营状况指标；（2）限定数量——明确规定每一指标的上、下限；（3）法律途径——若发生私自更改或超过数量限定的诉之于法律。[18]

(四)BOT投资方式引起的有关争议是适用国内法、国际法，还是采用意思自治原则问题

关于BOT投资方式引起的争议，发达国家主张采用意思自治原则或适用国际法，其主要理由是BOT方式为合同行为以及发展中国家法制不健全，若适用东道国法律，会导致不公平、不公正。发展中国家则认为，由于BOT投资方式涉及的项目均为东道国的基础设施，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并且是在特许协议下进行经营的，因此应适用东道国的法律。

笔者认为，BOT投资方式中涉及两类重要合同，即辅合同和BOT特许协议（已如前述）。所以对该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因辅合同引起的争议可以依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来适用法律；至于BOT特许协议，如前所述，BOT特许协议属于国内法契约，加上其所具有的特殊标的，则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原则上适用东道国法律，虽然如此，这一实践与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仍然有着密切联系。

有关BOT的法律问题还很多，如建设、经营等合同的法律问题、风险防范问题、环保法律问题等，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讨论。四、结语

BOT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有着巨大发展潜力，并在许多方面具有传统投资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因而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广泛采用。其有利于促进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建设并缓解东道国的财政负担资金困难，有利于东道国转移经营项目建设的风险，也有利于提高项目运作效率和质量。此外，它对东道国培养管理人才，发展经济等都有很大益处。[19]但是，由于BOT诞生的时间短、经验少,各国的立法尚不完善，尤其是在我国尚未有关于BOT的专门立法，所以更应该加快立法步伐，结合在实践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争取尽早制定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出一部完善的、能够对BOT投资实践起积极指导作用的BOT法律或法规。

主要参考书目：

1，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

2，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3，史际春、邓峰主编：《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4，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修订第三版。

[1]参见《应用"BOT"投资模式建设泉州刺桐大桥的探索》，《中国工商》，2001年08期。笔者较关注家乡的建设，对于BOT这种新型的投资方式也颇感兴趣。

[2]徐兆宏：《BOT投资方式的主要法律问题分析》，载《财经研究》1998年第2期（总第195期），第42页。

[3]参见谭秀环：《BOT方式的法律探讨》，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222页。

[4]徐兆宏：《BOT投资方式的主要法律问题分析》，载《财经研究》1998年第2期（总第195期），P43。

[5]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224页。

[6]参见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47—148页。

[7]谭秀环：《BOT方式的法律探讨》，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总第91期)，第7页。

[8]同[6]。

[9]同[7]，第8页。

[10]王海波：《BOT方式法律性质分析——兼谈我国的立法对策》，载《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

[11]孙潮，沈伟：《BOT投资方式在我国的适用冲突及其法律分析》，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

[12]“经济法”是一门新兴的法律部门，关于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的关系，可参看史际春、邓峰主编：《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39—143页。这有助于对“经济合同”的理解。

[13]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修订第三版，第644页。

[14]方世荣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156页。

[15]史际春、邓峰主编：《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30页。

[16]参见李运霁：《BOT投资方式的法律问题及立法实践国际比较》，载《广西经贸》2001年6月（总第208期），第37页。

[17]龚晓春、王鸿波：《试析BOT投资方式的法律特征》，载《投资研究》1997年第1期。

篇8

1.权益法转换为成本法。在投资中，追加或者减少投资就会使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股权控制和对被投资企业的共同控制、对经营决策的重大影响都会发生变化，因而也要及时的调整会计核算方法。

1.1追加投资。当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追加投资后，与被投资企业的关系就从共同控制、重大影响转变为全权控制后，投资企业就要对核算方法做出转变，将权益法变成成本法。而且在多次的投资账面交换后，要通过分步获得股权的方式最终实现企业合并。在企业实现合并后，对合并企业的首次会计核算中，要对原本采用“权益法”的子公司的股权投资的具体数额运用成本法进行摸底核算与调整。这样对原来的子公司的股权投资用成本法核算清楚，可以避免企业将子公司计入企业净资产的累积影响数额，能够更加准确的记录企业的利益，避免虚、空、假现象。以甲乙公司为例。2005年7月1日，甲公司决定对乙公司追加投资5000万元，追加投资后甲公司累计持有乙公司70%股权，获得对乙公司控制权。此时不用追溯调整。（1）对乙公司追加投资5000万元。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5000万元

贷：银行存款5000万元（2）长期股权投资内部二级明细之间的转换。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80万元

贷：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80万元（64万元-56万元+72万元）

1.2投资减少。在长期股权投资中，如果投资方已经减少了投资，并且导致对被投资方的经营决策不再有重大影响或者不能共同控制时，投资方在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被可靠的估量时，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就要采取成本法。可以把企业在投资中账面价值作为新的成本核算方法的投资成本。在采用成本法后，就不用再将企业的利益划分是属于投资前还是属于投资后，而是统一将改用成本法后的收益确定为企业投资收益。

2.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在投资企业加大或减少投的时候，投资的比例在被投资企业股份中所占的比例也会发生变化，因此会出现将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的现象，要切实联系不同情况对核算方法做出调整。

2.1追加投资。追加投资使得投资企业在被投资企业中所占的股份上涨，就加大了对投资方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核算方法就有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值得注意的是，应该将原来的长期股权投资与追加的股权投资分开管理。首先，对于原来的长期股权投资比例部分的管理，如果取得的账面余额大于应享有的公允价值的余额，就不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做出调整；反之，则要适当的调整账面价值。因为在追加投资的条件下，新的投资交易日时开始使用，因此原来的投资部分不能满足权益合算的标准。其次，在原取得投资后到运用权益法核算的新取得投资的时间里。被投资方取得的可辨认的净损利益的部分对原取得股份比例的部分，可以算作是被投资方在此期间实现的净损利益，并且要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留存收益做出相应的调整，对留存收益处理时，会计应做出如下的处理：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贷：盈余公积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2.2减少投资。因为减少对被投资方的投资，因此投资方与被投资方的关系发生转变，不再享有对被投资方的控制能力，而是转为对被投资方的共同控制或者具有重大影响。首先应该根据投资比例的减少终止确认长期股权投资资本。而且，以此为基础，比较减少投资比例后的剩余资本和根据剩余资本的比例算出原有的投资，可以在被投资方享有的公允值份额，不对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做出调整；如果减少投资后，核算方法转变为权益法，被投资方取得净损益中应有的份额，就要及时的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做出调整。

二、长期股权的处置

企业通过长期持有股权进行投资能够创造的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要对持有的长期股权进行部分或全面的处置时，要能够结合长期股权的账面价值和实际能够获得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应该把它计入处置损益中。如果是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出现股权的转让或出售情况时应该一次转结，把处置的股权和相对应的部分资本公积转入到处置损益中。

三、结语

篇9

“代建制”是指投资项目经过规定的程序，由投资方选择有资质的项目管理公司作为项目建设期法人。全权负责项目建设全过程的组织管理，通过专业化项目管理最终达到控制投资、保证工期质量、提高投资效益和管理水平的目的。提供项目代建可分为全过程代建方式和分阶段代建方式。全过程代建方式，由代建单位对代建项目从项目建议书批复后开始，经可行性研究、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直至保修期结束，实行全过程管理。分阶段的代建方式，将代建项目分前期和实施两阶段委托代建单位进行管理。

2政府投资项目采用代建制的目的

目前政府投资项目越来越多的在采用“代建制”,其目的是:

1）有效控制"三超"、防止项目建设中腐败现象的产生。

传统建设模式中政府投资项目多实行财政投资，政府管理的单一模式，政府集“投资、建设、管理、运营”于一身。这种单一的模式下，项目实施中普遍存在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的“三超”现象。“代建制”模式下促使政府投资项目中这四个环节互相分离彼此制约。

此外，单一模式下项目建设中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政府投资执行部门掌控着从勘探、设计到施工招投标、物料采购的全过程，缺少约束，监管失控，责任不明，利益不清，容易滋生腐败，也容易产生资金浪费、资金挪用、假公济私、行贿受贿等一系列问题。代建制使政府行政权力从"施工招投标、物料采购"两个关键环节退出，通过合同约束代建单位。代建单位基于法律约束、成本控制利润追求的考虑，严格执行合同、建立严密的内控机制，从而达到防三超、防杜腐败的作用。

2）实施代建制可以保证项目质量，责任落实到位从而提高投资效益。

传统建设模式下大多数政府投资项目的“指挥部”建设体制，由非专业机构和非专业人员、甚至由临时机构抽调人员进行管理，除了如上所说的存在成本不易控制的弊端之外，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每个项目班子的组建都要不同程度地付出学习成本和时间成本，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交学费”，其质量、工期也达不到设计规范要求。提供同时，这种建设体制下建设单位与政府部门是上下级关系，缺乏竞争机制，行政管辖、行政干预都会造成项目的延迟、项目大量的变更。另外，作为非常设机构的指挥部，项目结束后无从追究责任，一个临时的责任机构和一个终身的责任机构在管理工程项目上，最终项目的成本、工期、质量当然是不可比的。

而实行代建制，代建单位具有丰富的项目专业管理经验，能够提高管理水平、降低管理成本、方便监督管理，提高投资项目实施情况的透明度，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而且依照代建合同的约定，代建单位向投资方缴纳履约银行保函或履约保证金，提供便于政府投资部门从经济上对代建单位的违规行为采取制约，迫使各专业单位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增强服务意识，对政府机构的整体水平的提高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于项目来说也能提高投资效益。

3）实行代建制可以使政府在职能转变的同时规范投资管理，真正做到建管分开。

传统建设模式下，投资与建设、建设与管理混为一体，相互之间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而实行了代建制，政府的职能部门主要从事的是行业的指导监管工作，具体包括资金的监管、建设市场的监管及有关规定的落实。提供政府作为投资方，受到代建合同的约束，一些立项存在问题、资金缺口很大的项目将会受到制约，从而规范了建设市场的管理。同时，项目使用单位的责任意识也会因此得到增强，他们从盲目、繁琐的项目管理业务中也解脱出来，从决策角色转变为监督执行角色，自觉地减少建设实施过程中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的随意变动，这样更有利于投资项目的顺利建设，真正做到建管分开。

4）代建制的实施有利于项目造价的降低和建设管理水平的提高与管理观念的更新现，使项目管理更快地与国际接轨。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必须充分利用社会资金进行投资建设，代建制的实施为项目融资创造了有利条件，投资者可以集中精力通过各种渠道作好融资工作。其次，投资者可以通过合同管理的方式对项目投资进行全过程严格的造价控制，千方百计减少浪费和不必要的开支，以达到降低项目造价的目的。

我国加入WTO后，基础建设市场将成为国际工程承包商和跨国投资公司关注的焦点，代建制的实施促使我们的管理水平和管理理念不断更新，不断地趋向国际化，使我国的项目管理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融入全球市场。

3“代建制”在房地产开发中的应用实践

3.1项目实例概述

作为房地产开发商，我们的集团领导提出“专业细分、整合做大”的思路。借鉴于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管理模式，将代建制引入房地产开发领域。基于这一思路，结合长远战略目标（即双百战略目标），位于天提供

津的A项目实行了项目代建，采用的是分阶段代建制。即作为投资方，负责土地、资金的运作与管理，通过前期方案策划、委托代建施工、品质控制、自主销售、资金回笼及产权管理，最终达到“质量、成本、进度”三个环节得到较好控制的目的。提供作为投资方委托的代建公司，负责代建项目由施工图设计开始，直到交付使用后维修期满的施工全过程控制与项目管理，形成投资方出资，代建方实现交钥匙工程的代建项目管理模式。

项目代建为“总价包死”，非“服务型”管理模式，也就是非单纯以挣取管理费作为赢利的唯一方式。我们希望通过代建实现成本控制，代建公司在控制造价节约成本的基础上实现除管理费外的节余分成赢利模式。

这一模式下，项目代建制与工程总承包存在着如下区别（见表1）：

在签订代建框架协议的基础上，针对每个单项，我们与代建公司分别确定了代建包干价格，在包干工作范围内和包干价格内，代建方自主项目运作，直至交付使用。我们对项目进行严格的监控，对于工期、质量、成本上出现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及时纠偏。通过代建的模式，我们更多的精力放在项目研发、项目融资、销售经营、资金回笼上。提供这个项目从原来的40多人已精减到30多人，精减的人员根据集团的统一布置安排到其他的开发项目上。这样既达到整合外部专业资源，又做到内部资源按需合理调剂，最大限度地发挥集团优势，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

作为代建制引入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试点，A项目自2005年4月正式开工，截至目前已完成了售楼处及周遍景观，样板间、一期高层主体十六层、地下车库桩基及主体施工在即、别墅一期基本完工，销售、资金回笼均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3.2“代建制”在房地产开发项目运行中体现出来的优势与弊病

3.2.1优势

1）增强了项目管理的力度，由于外部管理人员的增加，管理层次的丰富及专业职能的细化，形成了专业对口、专事专人的架构。

2）成本、工期、质量及签证的控制具备了多重审核控制的雏形。目前已具备了施工单位自控、监理单位监控、项目代建公司总控、投资方调控的体系。

3）投资与项目代建分开，明确双方的责权利，更有利于双方公司集中各自优势进行更专业化的工作，也为投资方以较少的人员投入完成较大数额的产值提供了可行的办法。

3.2.2弊病

1）由于当时代建协议只是一个框架性的协议，故双方的责权利及工作分工没有得到正式的落实，造成许多工作没有到位，有关内容无法依条文执行，已出图的项目代建包干价格确定时双方争议较大，存在理解上的歧义。前期由于没有签定代建协议，造成手续繁杂，合同结算时施工单位要面对两个甲方的审核，来回反复的次数太多。

2）代建公司与投资方的人员均比较年轻，工作经验不足，尤其是代建公司主要以老带新的模式，应届毕业生较多，对于项目现场的把控能力明显不足。代建方负责签订的合同，在备案时存在手续不全、造价过高、合同条款有缺陷等问题。代建方负责的结算，结算资料不全就进行结算，过于草率定值，现场签证水分过大。

3）既然实行代建制，实行代建包干价格，那么除投资方主动提出变更外，其他变更所发生的造价变更均涵盖在代建协议包干价格内，由代建公司自行解决。这一点在其他地区的代建项目规定中也有同样的要求。

但在A项目执行中,由于前期代建协议签订时间长，双方对于现场签证的管理存在理解上的差异。代建方的签证发生数量较大，在对其签字人员问询时又出现解释不清的现象。代建方应顷向于为投资方节省造价，以最经济的办法解决问题，提供而不应以方便项目管理为目的，造成一些非必要的投资。尤其一些临时项目或小宗项目，代建方提出的定价过高，发生更换的项目无出处，项目虽小但积累起来数目不小，直接影响到总成本的控制。

4）投资方与代建方的沟通不及时，造成许多未经投资方认可，代建方就对施工方进行承诺，使承诺得不到落实，造成施工方与代建、投资方关系的紧张。

5）代建方在招投标管理、资金拨付、现场管理方面协调能力及解决问题能力有待提高。代建公司应代表投资方提出意见及解决办法，而不应只是将施工单位的意见直接反馈给投资方或直接推到投资方解决。

当然，造成项目代建出现这些问题的关键更多的是来自管理流程上工作的不到位、工作脱节。针对A项目进行代建制管理显现出的这些优劣势，我们也在思考“代建制”作为一种同市场经济相吻合的新型工程管理模式，得到了国家和社会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实施了“代建制”就能够避免工程建设本身具有的各种风险。相反，由于“代建制”打破了传统的建设模式格局，使原有投资者、使用者、建设者所要面对的风险和责任发生了变化，也就由此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

3.3房地产项目实施“代建制”存在的问题及防范措施

原有机制下，对于工程项目建设的主要风险来自四个方面：一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投资约束机制，超投资、超规模、超标准现象严重，达不到项目预期目标的风险；二是建设管理班子无专业管理经验、技术力量不足，造成项目质量差的技术管理风险；三是投资方“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位一体，如不能相互制约，不能遏止腐提供

败，产生社会风险。四是任何工程项目都存在的不可抗力破坏的自然风险。而由于“代建制”在工程项目建设管理中实现了社会化、职业化、商业化，这部分风险也就得到降低或者转移给了代建单位，投资方新增的则是选择代建单位的风险和监管代建单位的风险。这些新增的风险可以通过健全法律体系、完善管理制度、细化代建合同、引入履约担保机制等方式予以降低。通过这一阶段的A项目代建管理，我们认为在“代建制”模式下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当把代建工程当作一个系统，各参与方在协同完成系统目标的过程中，进行权利、义务分配。提供参与服务的相关承包单位也要分担相应的风险，如勘察、设计单位就要承担起设计内容缺陷失误、不符合现行规范、出图时间滞后等风险。而代建单位可以采用合同手段、技术手段、组织手段、经济手段来进行风险防范与控制。建立健全各项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流程，从而保证对项目各个环节进行全面及时有效的管理。

具体到A项目，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些思路：

1）作为投资方，我们首先应加强自身的管理水平和监管力度，由于我们采用的是分阶段代建，前期的规划、方案设计、甲控设备及材料等工作的跟进也尤为重要，我们的宗旨是先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尽可能从自身降低代建风险。

2）投资方同代建方签署各种条款一定要严谨细致，具有可操作性，要真正能够对代建单位实施有效监督。

3）对于代建制的执行方，代建公司应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采取有效的管理手段，形成有效的管理体系及管理模式，避免成为“二传手”。代建方的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也能带动整个项目实施水平的提高。

4）代建方应加大对中间过程的控制力度，中间环节出现问题将势必造成赶工现象，一旦出现赶工，质量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A项目也曾因为中间环节控制不力而导致最后工期紧张。

5）代建方应进一步加强技术力量，作为独立于施工方和投资方的第三方管理服务性单位，代建公司应具备较强的专业实力和在一定条件下的项目运作能力，能够在合法的前提下，按投资方的意见和一般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运作模式合理操作，而不是完全恪守条文规定按部就班地工作，致使投资方在与其它公司的竞争中处于下风，失去好的市场时机。提供投资方销售业绩的不佳也直接影响到项目回款和工程款的拨付，也会直接加大代建方的项目管理的压力，从而不能达到双赢的局面。

目前A项目在新单项实施过程中，代建方已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保证工期、进度、质量，诸如加强合同违约条款的执行，对施工方严格筛选、严格考核，充分发挥监理公司的作用严把质量关等。这些手段和方法已初见成效。

4结语

有人说，代建制的成败重点在于制度建设，关键在于项目代建单位的素质、经验和责任心。从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实施看，代建制的推行还需进一步完善，比如说：出台代建单位资质管理规定，对项目代建单位资质实行动态管理；建立代建市场进入和清出机制；建立代建单位的信用评价体系；确定合理的代建费用标准；加强代建单位的行业自律；制定相应的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出台统一的投资项目代建合同示范文本；在实施阶段建立以目标责任制、风险索赔制和履约担保制为主线，对工程建设过程实施动态控制的模式；规范以“代建制”形式进行管理的投资项目各方利益主体的行为，达到实现“政府监管、业主投资、代建管理、各负其责”的目标等等。

对于房地产项目实施代建制，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投资方来说代建制管理要增加一小笔管理费，但确实可以因管理水平的提高而节省管理费的几倍、十几倍的资金。所以说代建制在房地产开发中还是应该有其发展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决策资源房地产研究中心.提供现代房地产全程操作实战解码[M].济南：济南大学出版社，2000.

【2】柴强.房地产估价[M（].修订第五版）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篇10

牛年春节过后，A股市场终于迎来了一波期待已久的反弹行情，伴随着成交量地快速放大，投资者参与市场的热情也在逐步高涨，散户大厅一派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但问题是本轮行情是一波资金推动的行情，缺乏坚实的基本面支持，根据央行最新公布2009年1月份的信贷数据显示商业银行单月发放人民币贷款1.62万亿元，同比多增8141亿元，单月贷款发放创历史记录。手疾眼快的投机高人也许能做到火中取栗，可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面对？这里，建议广大投资者不宜盲目乐观。

宏观经济也好、股票市场也好，任何长期健康的发展都需要有良好基本面做为支撑，仅靠政策刺激、流动性推动、概念炒作等推高的资本市场只是短期行为，是否具有长期投资价值应值得投资者三思。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今年的A股市场将好于去年。而2009年也有可能会出现很多结构性的投资机会，但究竟如何把握，需要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战术。

选择稳健的投资产品

经济危机在2009年还会延续，因此建议投资者选择稳健的理财产品来应对市场风险。诸如股票、股票型基金等高风险产品要慎重投资。

经济危机，现金为王。持有现金类资产的主要风险在于通货膨胀，在目前降息预期、CPI下滑预期强烈的市场氛围中，持有现金是安全的。诸如银行存款、货币基金等理财产品是当前市场环境下不错的选择。

另外，可以选择债券类产品进行投资。目前还有2-3次降息预期，会继续推升债券牛市行情，短期具有投资价值。但投资者需要注意经济周期和股市拐点，降息周期结束债券市场将会下跌。但相比于股票类投资而言，投资债券的风险相对较低。

对于有一定资金实力的投资者可以选择一些保障机制健全的信托产品。目前政府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必将带动信托市场，而且有些信托产品有地方政府参与并提供相应担保。一般的年化收益率在7%左右，投资起点多在50-100万元以上，因此建议大额投资者选择优质信托产品。

合理进行资产配置

合理的资产配置是分散单一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手段。在资产组合当中，建议今年大比例配置低风险产品，同时注意产品类型的分散，股票、债券、银行理财产品、信托、黄金等尽量多的纳入资产组合。目前，大部分投资者主要的金融资产还是集中在股票和股票型基金上，其实这些资产都没有离开A股市场，即使投资者买了不同的股票和基金，仍然无法化解系统性风险，在去年股指大跌的行情下蒙受了不少的损失。因此资产组合的构建除了囊括不同种类的金融资产外，还要从投资标的的地域、投资产品的流动性、资产类型丰富性等多方面考虑。

选择适当的投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