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及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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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哲学基本问题争论的回顾与反思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完成对“何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追思，首先涉及到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而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又必然导致对“何为哲学”的追问。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对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却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不管原因何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它都是以本原、本体性的思维方式对宇宙人生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哲学代表的是一种人所特有的对自身生存根基和生命意义的永不停息的反思和探究活动，通过这种反思和探索，不断提升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自觉，是哲学的根本使命［2]（P5-7）。那么，何为哲学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哲学问题？这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目前的讨论来看，主要有两种大体相近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哲学问题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二是指哲学家用于哲学研究的方式和范式问题。如果说前者是哲学研究必须面对的社会实践问题、生存和发展问题及其价值和意义问题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哲学自身发展的问题［3]（P4-9）。一种观点认为，凡是被哲学家以哲学的方式来讨论的问题才能叫哲学问题，或者某些能够被提升到哲学层面加以探讨的问题才叫哲学问题。所谓哲学层面的问题，即以极致性、超越性的方式关注的关于人的终极问题：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终极关怀、终极价值问题。如果说极致性与超越性是哲学思维最根本的特性，那么，这种极致性与超越性则无疑是对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的超越。既然哲学问题是对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的超越，就不能离开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关注和思考；既然哲学问题的提出是在极致性和超越性的意义上提出和展开的，就不能忽视哲学问题的普遍性和根本性；既然哲学问题表达着人的内在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积极互动，就不能忽视哲学问题的体验性和时代性；既然哲学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对终极价值和意义的追求，那么就不能忽视它的多样性和特殊性［4]（P40-44）。

那么，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众所周知，“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方法论意义的哲学命题和分析工具。他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根源于蒙昧时代愚昧无知的观念”，“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的作用”，“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5]（P223-224）那么，对此究竟应当作何理解？换句话说，从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哲学问题中只找出其中的一个问题并把它说成是“基本问题”，这样做的根据充分吗？这个提法的出现是否具有某种偶然性？对此，学术界自有不同的看法，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的理解上。

第一，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此而言，主要有三种大同小异的理解和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那种规定着哲学的研究范围和主题，决定着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最高形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客观地存在于哲学史发展的全过程，客观地表现在哲学其它问题的方方面面、与哲学永恒并存的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贯穿于哲学过程的始终，标志着哲学理论的特殊性，表现着哲学这种意识和理论特有的认识方式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是其它哲学问题的最终的指向。哲学基本问题就是“基本的哲学问题”：当我们试图解决在人类的求知活动或评价活动中出现的、对一定的知识体系或价值观念体系得以成立的基本信念前提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进行追问而提出有待解决的矛盾、疑难的时候，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即用来解决该矛盾、疑难的解释原则自身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的问题。

第二，既然哲学是个体的，哲学问题是特殊的和多样的，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哲学基本问题？换句话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究竟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全部哲学”，究竟是指欧洲近代哲学，还是指整个欧洲哲学，抑或是指整个的人类哲学。对此，学术界亦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依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划分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指欧洲近代哲学，至多是指欧州哲学的基本问题，至少它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此相近的一种观点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不仅不能囊括整个哲学史，也很难说是哲学史的主要内容。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构成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关键要弄清楚“意识”在哲学中所处的“本体论”地位。首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取决于该哲学对“意识”的“本体论”地位是否有承诺。只要一种哲学对“意识”的“本体论”地位有承诺，就一定无法回避“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反之，如果一种哲学并不承认“意识”的“本体论”的存在，那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不是该“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次，即便对于“意识”有“本体论”承诺的哲学来说，由于对“意识”的“本体论”承诺不同，“哲学基本问题”不仅在不同的哲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具有不同的性质。如对于唯心主义哲学和二元论哲学来说，哲学基本问题就是作为实体的高贵精神与作为表象的粗俗之物质之间的关系问题［6]（P55-59）。也有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应当包括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亦有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另外，还有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人对世界的关系问题，人对世界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在世结构”问题。所谓“在世结构”问题，也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即天人关系问题［7]（P37）。

第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论域，即适应范围问题。就此而言，大体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只反映了哲学上的“知识论”模式，是哲学的一种特殊的类型——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于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的，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基本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类型，而是“全部哲学”。我们在寻求和确定“哲学基本问题”时，必须保持“全部哲学”的视野，而不应当局限于个别类型。既然哲学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同类型，那就应当进一步分析“类型”与“全部哲学”的关系，思考哪一种“类型”的哲学及其“基本问题”更能体现哲学的本真精神，由此进一步确定哪一种“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更普遍、更一般也更深刻的意义，从而可能上升为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有论者还指出，恩格斯讲哲学基本问题是从西方哲学史中总结出来的，是否也适应于中国哲学史呢？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地考察。中国古代哲学所用的概念范畴与西方不同，没有人像黑格尔一样采用“思维与存在”这个表达方式，但中国古代哲学确实也有自己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8]（P37）。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对存在、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问题，就其充分明确的形式而言，只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问题。如果硬用唯心论与唯物论来套中国传统哲学和希腊哲学以及西方当代哲学的一切思想流派，也是显然不合适的［9]（P37）。

第四，关于思维和存在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域”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在以往曾被认为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也最主要的任务和方法。这种看法和做法给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和危害。今天，在从这些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时，有必要从“意义域”的角度去认识它，以免简单地抛弃它。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只应当应用于对涉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哲学观点的分析，超出此范围它就失去了原本的科学意义［10]（P3-7）。也有观点认为，我们过去一讲到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似乎这是哲学的天经地义。于是我们就得从中国哲学中去莫须有地挖掘“思维”与“存在”是怎样对立，对立以后又怎样统一的那种关系。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我们从哲学发展的全部历史来看，哲学研究的问题很多，哲学的对象在不断变化，哲学主题也在不断转移。我们只能说，哲学思考的问题总是与人、人的生存状态、人的本性追求、人的生活意义等等相关联，至于它以什么为主题，并没有先验性的规定，而是要由人的具体生存条件和历史发展状态决定的。这是属于哲学这种理论特有的性质，在这点上，哲学与其他所有学科都不同。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就应该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况和特有的文化形态出发，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的哲学传统，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精神，理解中国哲学理论的特有价值。

正是基于上面的简单回顾，我们的看法或结论是：（1）哲学基本问题以现实中的哲学问题为基础，其所遭遇的问题不同、论域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2）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不同、哲学问题不同，解决的方式不同，其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同。（3）同一历史阶段上的哲学“类型”不同，范式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4）一种哲学“类型”或“范式”已经形成，其中所蕴涵的哲学基本问题则具有基本的精神定向作用和相对的稳定性。（5）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是其它哲学问题最终的指向。尽管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哲学家必须先在地回答的问题，而是哲学史家事后概括与总结出来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换句话说，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和最终的指向，就是因为任何哲学都是对自己时代问题的回应，其所面对问题的共同性正构成了一些哲学问题的基本性。而这也正是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6）“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但不是所有哲学或“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7）尽管人们对恩格斯关于“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著名论断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和理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并不否认“哲学基本问题”的存在及其方法论意义。那么，究竟什么是具有普遍性或普遍适用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呢？这恰恰也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和重点研究的问题。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当代诠释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来看，我们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因为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人的生命活动或生命存在为基点，以其对人自身存在的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不仅集中体现了人之为人的生命本性，而且集中反映了哲学之为哲学的反思特性和生命精神。其次，就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人的存在及其意义问题，而且涉及到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其三，就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单纯的“本体论哲学”和单纯的“意识哲学”的理性超越，不仅充分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多重关系，而且充分彰显了哲学作为哲学的价值和功能，因而也是每一哲学都必须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的最为基本的哲学问题。

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所以，哲学又被称为“人学”。哲学关于人的研究以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所以又被称为“意义”之学、“境界”之学或“智慧”之学。哲学研究的人是作为主体的人。主体是人，但人并不都是主体。人作为主体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正是由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存在和觉醒，从而使人不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且能够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事物区别来，并与自己周围世界的事物形成一种现实的存在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实践关系、交往关系，等等。人与世界的这种关系表明，人不仅内在于这个世界，而且参与了这个世界的大化流行。也正是在这种“参与”中人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使人成为了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11]（P44-48）。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才是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如何才能使人成为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可以说，这既是哲学作为哲学的神圣使命，也是哲学作为哲学的主要功能。

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看，作为主体的人，既与本然的存在相对，但同时又是存在的特定形态，作为特定的存在形态，人本身属于这个世界。与人内在于这个世界相应，人的创造活动亦参与了这个世界的演化过程。而人对存在的把握则既涉及事物的内在规定，也关联着事物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指向事实层面的规定，“意味着什么”则以价值关系及属性为内容。存在的以上二重追问，在本体论上以事实与价值的交融为根据。“是什么”的追问要求在事实层面敞开“存在”，“意味着什么”的提问方式则从人与存在的关系上，将价值确认为存在的题中之义，正是二者的统一，赋予存在以具体而真实的品格［11]（P44-48）。与“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相关联，对存在的追问，同时又涉及到人的“应然”状态和人与世界关系的“应然”状态。历史地看，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建构，即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形成，以其对“存在”的追问为起点。而对“存在”的追问以现存秩序“合理性”为基础，不仅涉及到“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而且涉及到“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如果说对“是什么”的追问，旨在“解释世界”，那么，对“应该是什么”的追问则旨在“改造世界”；而无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其实都是以人的“应然”存在为标准和尺度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存在”作为人之“在”的根据和意义，即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从一开始便获得了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意义，于是，对作为本原、本体、意义和境界的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思，不仅构成了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而且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和超越性质的“意义世界”或“境界”。

如果说对终极存在的无限追问根源于人所特有的超越本性的话，那么从其对“人性”和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的理解出发，完成对终极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问，则不仅将人的思维引向了形而上学的领域，而且将人的思维引向了本体论的领域。因此，这里不仅涉及到对“人性”的理解问题，而且涉及到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及作为存在之根据的存在之存在的理解问题；不仅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问题，而且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这种终极存在的语言表达问题。但问题是，语言能否完全表达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通过语言能否完全把握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这不仅涉及到人对终极存在的理解问题，而且也涉及到语言的本质、功能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本体论和语言观、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不同的范式和形态。从一般意义上说，语言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之所以具有超越性追求的内在根据。通过语言的发明，人不仅把自己与自己以外的事物区别开来，而且建构了一个人化的世界；通过语言的指称，人不仅认识了自己面前的现象世界，而且在现象世界之上建构了一个只属于人的本体世界或意义世界；通过语言的秩序建构，人不仅给思想以秩序，而且给世界以秩序；通过语言的演绎，人不仅建构起了一个属于人的观念世界，而且成就了人成其为人的超越本性；通过语言的表达，人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物化为可以被感知的语言和文字，而且使其所承载的意义得以传承和流播。

因此，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语言既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也是人的存在方式。“说”与“在”的内在统一，不仅赋予语言以哲学的中心的地位，而且赋予了语言以本体论的性质。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表达方式，则不仅是联系主体与存在的桥梁和纽带，而且本身就是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充分必要条件。不仅人的思想和存在注定要受到语言的“纠缠”，而且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形而上学也要受到语言的纠缠。而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语言的纠缠，就是因为哲学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本体”和“意义”必须通过语言的表达和诠释得以澄明；就是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哲学形而上学的性质、范围，及其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问题，而且直接涉及到“可说”和“不可说”的“名言之域”和“非名言之域”及其关系这一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就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而言，语言既是把握存在的方式，又展现为改变世界的力量；“说”与“在”、解释世界与变革世界本质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以敞开与变革世界为指向，语言与人的联系呈现于多重方面。作为人把握世界及“在”的方式，语言既以人自身的存在为根据，又内在于人的存在过程。以独语、对话为形式，语言不仅在“个体之维”影响着自我的存在过程及精神世界的形成，而且在“类”的层面上构成了主体间交往和共在、实践过程及生活世界的建构所以可能的前提［11]（P44-48）。正因为如此，所以语言作为联系主体和存在的桥梁和纽带所蕴含的“语言问题”或“语言哲学”问题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哲学问题，最早便进入了哲学的论域，不仅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甚至获得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地位。而语言之所以能够最早进入了哲学的论域，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并获得了作为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地位，就是因为：它既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又是人的存在方式；既是广义的存在形态，又是把握存在的形式。正是语言的这种双重品格，使语言从一开始便与人和存在形成了本源性的联系。而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家关于“逻各斯”的讨论，还是先秦哲学关于“道”的言说，其实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论说着一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或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包括语言能否把握存在？对世界的描述与规范是否彼此分离？语言与人自身之“在”是否相关？其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展开，上述问题的哲学追思，既涉及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符号学、解释学，也指向了实践论、价值论、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领域。

尽管不同的哲学家在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都不能或者无法回避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问题的运用和思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是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也是贯穿哲学形而上学始终的本质性的内在问题。而无论是对存在作何解释，通过什么方法进入其所指示的境界：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都必然涉及到语言的表达和理解问题；而无论是表达或理解则不仅与语言有关，而且与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本性或本质的理解有关。正是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性或本质出发，通过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内在根据和终极意义的形上追思和语言表达，从而构建出了一个既内在于日常生活世界，又超越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境界：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从而不仅赋予哲学以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而且赋予哲学形而上学以引导作为主体的人有意义的生活，使人成其为人所特有的价值和功能，而这恰恰也正是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内在性的本质问题或基本问题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而依据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或隐或显的回答，我们进而可以将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并具体体现为两个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其一是以三者之间的“同一性”为价值取向、致思趋向、理论和方法的方面；其一是以三者之间的“非同一性”为的价值取向、致思趋向、理论和方法的方面。如果说“同一性”者，是从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即“理性”和人类语言（包括名称、概念）所具有的天然的指称功能出发，主张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的“同一性”，而趋向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趋向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建构，趋向于科学，并具有本质主义或逻辑中心主义性质的话，那么，“非同一性”者，则是从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即“德性”，以及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或终极价值的非实体性出发，认为在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并不具有“同一性”，即在承认语言的指称功能的同时，又对语言的这种指称功能做了形而下的限定。后者在肯定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和终极价值的存在及其意义的同时，又强调了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和终极价值的非实体性，而更趋向于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命价值的完美和日常生活价值、意义的提升，更趋向于人文、趋向于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建构，并具有非本质主义和非逻辑中心主义的性质。所以，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对立又统一，既是哲学作为哲学的内在根据和哲学之所以区别于科学和宗教及其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显著特征，也是我们划分不同的哲学派别、范式和形态的基本依据。

三、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形态

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以其对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理解和语言表达为滥觞，既涉及到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语言的本质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又涉及到人的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既涉及到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语言的本质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又涉及到人的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以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为核心，哲学基本问题具体呈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范式和形态：其一是以“存在论悖论”为表征的西方形态；其一是以“言道悖论”为表征的中国形态。而其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基本方面和两种主要形态，则不仅充分彰显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且也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哲学基本问题及其思想内涵的本原性和全面丰富性，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哲学之为哲学和中西方哲学之所以为中西方哲学的一把钥匙。

限于篇幅，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形态问题，我将另文阐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3]衣俊卿：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6(5)．

[4]欧阳康：哲学问题的实质与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链[J].中国社会科学，2006（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殷筱：从意识的本体论地位看哲学基本问题的问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7]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张岱年：张岱年文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9]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李凯林：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与意义域[J].哲学研究，2005（7）．

[11]杨国荣：儒家的形上之思[J].浙江学刊，2004（4）．

责任编辑：陈剑

篇2

关键词: 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史 主客体关系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既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又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1]但张树斌在《客体与主体的关系问题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中认为,恩格斯“将物质与存在混为一谈”,因而“无法确立起完整的哲学体系”。他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笔者认为,张文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

一、事实与应该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这首先是一个事实问题。因此必须以哲学实际研究的问题为依据,需要对哲学史作一番简要的回顾。

在古希腊哲学中,本体论的研究主要是探究世界的本原或基质。各派哲学家都力图把世界的存在归结为某种物质的、精神的实体或某个抽象原则。有人将世界归结为具体的“元素”,如水(泰勒斯)、火(赫拉克利特)、原子(德漠克利特)等;有人将世界归结为“数”(毕达哥拉斯)、“理念”(柏拉图)等。这种对世界本原的探究,从亚里士多德开始,逐渐深化为对本质与现象、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等的关系的研究。而在中世纪,本体论的研究是隶属于神学研究的,思维与存在是“神”的下位概念。本体论哲学,以对“本体”的承认为前提,认为“本体”是确实存在的。但是笛卡尔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我们所能真正确证的只能是“我思”,其他一切都是建立在“我思”的基础之上的,从而对“我思”之外的其他一切都表示怀疑,要对其进行“我思”的“审判”以确立其合理性。这就是西方哲学史上所谓的“认识论转向”。巴克莱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从而否定了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康德虽然承认“物自体”的存在,但又认为其是不可知的,从而将其无限期地“悬置”起来。黑格尔认为世界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自我认识过程。旧唯物主义者们则认为世界和人都是自然的、物质的,精神只是人的属性之一。如果说,近代以前,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没有被明确提出来,那么,笛卡尔之后,这个问题则成为哲学必须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纵观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恩格斯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的。至于这是否是一切哲学(曾经的、现在的、将来的)的基本问题,后文另有论述。

张文对西方哲学、西方近代哲学的历史只字未提,就断定恩格斯和“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结论是错误的,这显然十分不妥。

二、概念与词

语言学强调“概念”与“词”的区别。概念是有着严格的规定性的,而词的意义却很不确定。不能将哲学概念与日常词语混为一谈。思维、存在、物质、精神等,作为的哲学概念,是不同于日常语言中“同样的”这些词的。张文却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以日常语言式的,或者说他自己的理解方式来解释这些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结果使自己陷入概念混乱的泥沼。

日常语言中,“存在”确实可能既指“物质存在”,又指“精神存在”。张文首先就强调了这一点,说存在既包括物质存在,又包括精神存在。因此,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三者之间的两两关系,而不仅仅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可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实际上,恩格斯所说的“思维与存在”,即是张文所说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显然,这首先是以“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的“存在”为前提的。虽然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张文认为,我们最好还是明确地把这个前提摆出来,因为有些人也许会产生误解。

其次,张文认为“唯物论首先说的是物质与精神或思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一种无聊的文字游戏。因为他所说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与恩格斯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同一个问题。

最后,我们有了一个新发现,那就是“在社会存在中也包括社会意识”。显然,这里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已经不再是哲学中严谨的概念,而是“非哲学思维的”望文生义的理解。这是张文“存在包括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合理推广。

可见,张文在对哲学基本概念理解上的偏差是令人吃惊的。如果不受概念的约束,我们就可以任意地反驳任何人的任何观点。这显然不是学术论战应该采取的方式。与其说张文是在与恩格斯商榷,不如说是在跟自己的概念混乱作战。

三、哲学与科学

张文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并列举了很多“客体问题”和“主体问题”。主体和客体作为概念,至少有两种主要的用法。一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指的是思维着的人或人的思维。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实质上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也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一种是实践论意义上的,主体指的是从事现实活动的人。实践论意义上的主客体是客观的,它们共同构成认识或思维的对象。张文的主客体概念肯定既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体概念,因为如果这样,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一致了,又与实践论意义上的主客体概念有很大不同,是实践论意义上的主客体概念的“泛化”。他所指的主体实际上是“主动者”,是活动的发起者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用自然科学的术语讲,主体即是“自变量”,客体即是“因变量”;用张文的“辩证法”术语讲,主体是“对立的方面”,客体是“统一的方面”。因此,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问题。

对立统一规律,是对世界的最抽象概括。就此而言,说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似乎并无不可。但这样也就抹杀了哲学与非哲学间的界线。于是,研究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社会历史活动甚至对物理、化学现象的研究都可以称其为哲学。实际上,张文所列举的大多数问题,都不是哲学问题,而是科学问题,只不过被冠以“XX哲学”之名而已。这是历史上哲学是“科学的科学”的翻版,无论对于科学还是哲学,都是一种倒退。若如此,则第一个揭示出氢元素与氧元素之间“主客体关系”的,便是伟大的哲学家了。

其次,张文对“客体”概念的理解也是有问题的。他认为,认识的对象可以“既不涉及意识,也不涉及和意识相对应的‘物质’概念,完全是从宇宙自然本身的角度来考察的”。意识作为自然发展的最高产物,确实不是从来就有的,我们的认识应该尽量客观而不要受主观因素的消极影响。但是,认识又确实具有“唯我论”的特征:认识总是一定主体的认识,不可能完全脱离主体;客体也只有作为主体的活动对象时才能够被认识。将认识的对象看作是独立于人的活动之外的“自在的”存在,这正是马克思在《提纲》中所批评的直观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当然,这种“客体观”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是从宇宙自然本身的角度来考察”。这显然是只有“全知全能的神”才能做得到的“客观性”,是“黑格尔们”的立场。无论哪一种,都不是。

四、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什么

如果说张文在批评恩格斯时,混淆了“哲学基本问题是什么”和“哲学基本问题应该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自由发挥了在恩格斯那里具有严格规定性的各个概念等,还不是问题的实质,那么,“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什么”却是具有决定性的。按照张文的说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客体与主体的关系问题”。

首先,张文对的许多核心概念重新界定,将整个哲学体系划分为:①自然观,其认为“基本问题是质量和能量的关系问题,这一点是由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原理确立起来的。”爱因斯坦成为自然观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了。②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基础上的本体辩证法或本体论认为“基本问题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③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和本体辩证法基础上的客体辩证法认为“基本问题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问题”。以上这些是“共同构成哲学的客体”。然后是哲学的主体,包括:①“主体经济”,认为“基本问题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②“主体政治”,认为“基本问题是公民和国家的关系问题”;③“历史主体”,认为“基本问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而贯穿于所有这些领域的基本问题就是“客体与主体的关系问题”。因为只有这个问题,“才能将哲学的所有范畴从始至终贯彻到底”。

这就是“完整的哲学体系”。哲学又一次回归到“知识百科全书”的崇高地位。但是同时,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哲学也消失了,哲学成了一切科学、认识的同义语。

张文认为,“客体与主体的关系问题”贯穿于哲学的所有范畴,其实不过是说对立统一贯穿于哲学的所有范畴。这是一个事实,又是一种认识。张文坚定地认为(虽然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认识是对的。而恰恰在这里,认识需要对自己的真理性进行辩护。认识与认识的对象是一致的吗?是认识必须符合对象还是相反?张文显然是持“可知论”和“唯物论”立场的,这是他的“哲学体系”的理论前提。这个理论前提,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如果前提不成立,结论当然就非常可疑。常识,包括科学都以此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但这却是哲学首先要“穷根究底”的。如果认识与认识的对象根本就没有一致性可言,我们说认识了某个事物,岂不是十分可笑?如果是意识决定物质而不是相反,那么我们说某人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或错误,岂非毫无道理?

唯物论和可知论,是两千多年来哲学研究(当然也离不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的成果。即使当下,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实践哲学转向”的现代西方哲学,依然必须首先面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解释学、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理解的客观性问题;实践哲学也必须首先回答实践的性质。哲学的发展不是否定了这个哲学基本问题,而是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在更深的层次上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

篇3

一、转型期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前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领域经历了深刻变化。针对新的社会文化现象，美学如何作出及时而有效的阐释与回应？对此，与会学者强调，“以人为本”不仅是当前国家建设的宗旨，也是转型期美学理论建构的基本立足点；关注人自身、重视人文价值建构，应是中国学者探寻美学出路的着眼点。曾繁仁指出，实践证明，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所有发展的关键是人的生存质量的提高；当今美学的发展应在人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关注“人”的问题，以“人”与“人性”探索为旨归，美学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人学。宋一苇强调，从“美是什么”的本体论式追问向“美如何存在”的存在式追问的转变，将美的存在与人的存在紧密相连，将美或艺术视为人类生存境遇的一种呈现方式、展开方式或存在方式，关注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生存境遇，这就是美学的发展旨要。同这种重视美学建构中的人文价值作用、关注人的存在维度相一致，王元骧则阐明了对美学建构方向的见解，即认识论、知识论传统与人生论、价值论传统的融合。在他看来，当下美学研究应重新评估审美的内省性、超验性的理论价值，实现两大传统的融合。这种研究对象的转变，有待新的研究方法产生，即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模式的“间性研究”模式。即此，杨春时认为这是现代美学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美学理论自身现展的要求。

二、当下美学的困境、问题及其转机

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新的文化现象层出不穷，转瞬即逝性、娱乐现时性、美感统一性取代了传统的艺术/美学所要求的永恒性、沉思性、超越性。对此，与会学者认为，美学只有不断思考当代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承认生活与审美、生活与艺术关系的新变化与新动向并及时作出回应，不断淘汰过时观念，增加历史本身所提供的新的理论因子，才能保持顽强的生命力。而近年来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就是美学研究者对美学现时困境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它突破了传统美学的“贵族性”，开始走向生活，积极关注周围现实，标志着美学开始与生活合作共存。

文艺美学研究作为寻求美学发展的一条通道，在近三十年中取得了众多成果。但同时，其所存在的问题也开始浮现。王德胜就认为，当下文艺美学研究忽视了当代中国都市文化现象，转型中的文艺美学应努力在跨学科研究中走出困境，而重构美学话语、尤其是文艺美学基本概念，正是一个亟待开展的学术工作，日常生活审美化语境下文学艺术的新变化，应成为文艺美学关注的焦点。杜书瀛也提出，文艺美学研究一方面需要对审美和艺术的新现象进行理论界说，另一方面要走出“学院派”，强化其“实践”意义和“田野”意义。

与会学者认为，对美学研究方式及美学价值的反思，同样是美学走出自身困境的契机。有学者指出，现今美学研究中理论建构与艺术审美实践的脱节，缘于“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的缺乏，因而美学研究应由“外求式”为主导的创新方式转向以“自主式”为主导的方式。也有学者通过反思美学价值问题，强调文学价值是多元价值的统一体，它关注人的全部感性生活，因而不能把美学价值狭义化为审美价值、文学价值窄狭化为美学价值。

三、文化资源的利用与美学策略

转型中的中国美学如何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中彰显当代中国美学的独特性？代迅认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全球化带来了从美学到文艺生活的一系列深刻转型，只有带着中国美学思想独特的自身经验和传统跨入国际美学领域，才可能最大程度地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发展的方法策略，在于立足本土语境，对中外审美文化现象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行综合性和连贯性阐述，寻找超越东西方的共同美学规律。胡家祥强调，将中国传统人格理想研究的维度应用于现代美学研究，有助于理解美学家的审美观念体系和华夏美学观念的历史流变，使中国美学研究获得一种新的特性。陶礼天、祁海文等人则从微观层面，表述了六朝文艺观、古代“中和论”美育观等对当代美学研究的意义。

篇4

关键词 本体论 传统本体论 实践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1 哲学基本问题与本体论

关于哲学及其基本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哲学家认为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的学说，有的哲学家认为哲学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①第二种观点不但把“存在”或“思维”当作哲学的研究对象，而且还把研究“思维和存在”当成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在论及哲学的基本问题时，就曾明确的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②那么要理解这一“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必要的前提是分析考察近代哲学是如何提出和探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也就是说要掌握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前提，理论内涵及其“完全的意义”就必须具体地了解和分析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

近代以前的哲学还没有认识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离开它们之间的关系，直接地探求并得出结论有某种经验的或超验的“存在”，并用这种经验或超验的“存在”去解释全部的外部世界以及关于外部世界的全部知识。③这就这种观点就是被后来的学者所称之的“本体论哲学”。与 “本体论哲学”相对而言的是所谓哲学发展史中的“认识论转象”，其被指称为西方的近代哲学。这种“认识论转向”的近代哲学，它的突出特征就是从人的认识出发去思考“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把其当作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来进行研究，从而使研究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矛盾关系的“认识论”问题成为哲学的根本问题。

整个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想的客观性问题”，也就是说人的思想是否反映客观内容的问题。寻求思想的客观性，在整个近代哲学中，它是始终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中进行的，因而也始终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去回答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来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缺陷——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

针对近代哲学的这种主-客二元对立模式，哲学却认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是人类自己的实践活动。只有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才能正确地和解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所理解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现实的人”以“感性的活动”为基础的与“现实的世界”的关系。这里“现实的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感性的活动”就是人的社会实践，“现实的世界”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

2 哲学实践本体论

2.1 社会的实践本质

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④人类通过实践改变着世界，使统一的世界分化为属人世界和自在世界。实践是人类社会的本质 ：一是体现在人类世界的形式上即属人世界和自在世界，二是体现在人类世界不断地自发演进。实践是人类世界得以存在的根据和基础。人类世界是在实践中存在，而实践本身就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中。马克思认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认为人类社会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类的对象世界。人类社会是人类通过实践创造了的，人类社会的活动反过来影响和改变着自然界，使得自然界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和发展。劳动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如果没有劳动实践人与自然界就不可能实现和谐统一，今天的“全球问题 ”不单是自然界内在平衡被打破，而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也失去了平衡。人们只有在认识和尊重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到达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就是把社会生活当作实践来理解。人类的社会生活内容本质上就是不断进行的各种社会活动的实践。

2.2 自然的本原（本质）是实践

本文认为哲学本体论本质上是实践本体论。那么，首先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物质本体论及其他本体论观点持有者置疑本体论的一个原因：如何回答自然界优先性这个客观事实？

哲学并不回避自然界优先性这个问题。但是，视野中的“自然界”不是与人的活动彼此分离的自然界，不是包括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尚无触及到的未知世界在内的无限的“整个世界”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和“人类世界”。所以马克思的实践成了联系人和自然的中间环节，将人与自然界联系起来，使之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自然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人的实践活动，客观的物质世界（自在世界）才会有意义起来。就以岩中花树为例来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正说明是因为有了人的介入“看”。“此花颜色”才“一时明白起来”。没有人的实践活动“看”，则“花”与“心”“同归于寂”，花树在岩中，花开花落，自生自灭，悄无声息，只有人的实践活动，客观的物质世界（自在世界）才会有意义起来。正如马克思所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

2.3 人的本质是实践的

实践是人的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是人的全部秘密所在，人在本质上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存在的，实践就是人的本质，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真正理解人，人的实践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原始的存在转化为创造的存在的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过程，马克思说人就是在自己的感性实践活动过程中表现自己，实现自己成为自己和确证自己的，然而，在哲学以前的旧哲学中，认为人是理性的，即人类的活动只是认识世界的活动，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 哲学不仅仅解释世界，更在于改变世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最开始是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后来他发现了劳动本质。马克思也就从原来的经济学研究角度转向哲学的角度去研究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是通过人的实践改造世界来证明的，人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实践看作自己的本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将人的本质与实践联系起来，实践活动证明了人的自由而有意识（能动的）活动的本质即，人类通过改造自然的实践来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动物只是在本能的适应自然的过程中维持自己的生存的，动物的存在方式是一种消极式的适应。这样以来实践成为人的本质。再者，马克思还将实践与实践对象化活动联系起来，既然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表现为实践的对象化，那么实践也就应表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还将实践与人的存在联系起来，实践证明了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的存在方式。

总之，哲学在本质是实践的，其实践本体论思想对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具有思想指导意义。

注释

① 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② 韩庆祥.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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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哲学的身份认同

 

“中国哲学”的“名实之争”和“言意之辨”由来己久。从、冯友兰等人以“中国哲学”之“名”来指称中国思想中(主要是子学、经学、玄学、佛学和理学)类似于西方哲学的思想以来就一直没有中断。

 

历史地看，“中国哲学”和“哲学”一词一样，都是中国社会“现代化”或“全球化”进程中的产物。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在翻译“哲学”一词时，曾对“中国哲学”一词做了明确地界定：“哲学一词的原语……是从希腊语的Phil〇—爱‘智’者之意、'opy一贤的意思传来的。在爱贤者的意义上，其学叫做'Phioohy是周茂叔所说的所谓士希贤之意，后世习用上专门指讲授理之学问，直译为理学理论。但这一译法引起许多其他纷争，现译为哲学，以示与东方儒学的区别。”111(P1)正因为如此，西周在《百一新论》(874年)中进一步地“把论明天道人道，兼教方法的PhilascPh3译名为哲学。”所以，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说，所谓“中国哲学”也就是以“知人”为旨归，以“论明天道人道，兼教方法”的学问。

 

现实地看，“中国哲学”一词，在现代哲学的学术语境中又具有多重的含义：其一，是指涵盖古今的中国人的哲学;其二，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的按照西方哲学范式建构起来的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其三，是指古代的中国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就其作为涵盖古今的中国人的哲学而言，注重的是中国哲学的历史传承，并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体性意识和强烈地未来意识，反映的是中国人的思想、观点和思考方式，是立足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的一个未完成或正在完成的思想体系。而就其作为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而言，其“合法性”随着西方哲学主题的历史转换和现代或后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解构和颠覆，正在受到严重的挑战和拷问。不过，这种挑战和拷问主要体现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而不在实质性的思想内容上。所以，就其作为古代的中国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而言，又具有不同的思想内涵和文化身份：其一，是指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其二，是指作为历史存在的中国思想或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而就其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而言，它生产于20世纪初年是追求着现代性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客观地存在和现代哲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学科。不过，与作为现代学科门类的“哲学”一样，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之成为哲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学科，是按照西方哲学的学科体系、理论和方法建构和组织起来的、与西方哲学体系、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相近的思想材料的有机整体。

 

按照刘笑敢先生的观点，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是20世纪才出现，是仿照西方学科体系而建立的。其直接对应的是西方大学中的哲学学科，其设置背后的理念则是西方式的学术标准和学术方法。根据这种理念，中国哲学应该是现代学科，是纯学术研究的科目基本上应该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不必涉及现实、社会、人生及个人信仰。中国哲学的这一角色，我们姑且称之为“现代学术”身份。而如果就其“实质上的系统”而言，即从普遍性观照之下的特殊性视角来看，其作为对自己民族生存境遇的理论回应和终极价值的形上之思，所体现的这一角色，可称之为“民族文化”的身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主要是指中国的古代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并且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因为，从“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观点来看，所谓中国哲学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历史。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哲学范式和形态是我们进行古今、中西比较的前提和基础。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古代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就是外在于现代的中国哲学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它是现代的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它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现在，而这也正是我们的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

 

历史地看，中国哲学思想主题的确立，既与何为中国哲学相联系，更与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相联系。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

 

从目前的讨论来看，除传统的“思维和存在”或“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说外，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三：其一，是“天人关系说”。“天人关系说”以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以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为滥觞，而以董仲舒的“天人相与之际”说和宋代哲学家邵雍所说的“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为依据，正可谓传承有序。其二，是“性与情关系说”。“性与情关系说”常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不过，梁先生所说的是“情与理”关系，而不是“性与情关系”。他说：“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前者为人情上的理，不妨简称'情理’;后者为物观上的理，不妨简称'物理’。”11“情理，离却主观好恶即无从认识：物理，则不离主观好恶即无从认识。物理得自物观观测;观测靠人的感觉和推理;人的感觉和推理，原是人类超脱于本能而冷静下来的产物，亦必要屏除一切感情而后乃能尽其用。因此科学家都以冷静著称。但相反俩者)之中，仍有相同之点。即情理虽著见在感情上，却必是无私的感情，同样也是人类超脱本能而冷静下来的产物。”|2|(P50)其三，是“义理之学”说。从重写一部“自己讲”、“讲自己”的“中国哲学”的视角出发，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义理之学”是“中国哲学的原型”。所谓“义理之学”就是一整套关于建立和谐社会、积极人生的意义体系的理论，意义追求始终是义理之学的根本目的。与西方哲学不同的是，义理之学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体一经学中发展起来的，经学是义理之学的学术母体与知识依据。尽管每一时代的义理之学具有各自不同的思想内容、价值观念、学术特色，但由于义理之学均是一种注疏、解释儒家经典的学问，故而决定了这些具有不同思想观念的义理之学都得依赖于同样的儒家经典，都得通过探索圣人的本义为其推崇的义理寻找合法性依据。作为知识依据的经典总是源源不绝地为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的“义理”提供最终的知识准则与权威依据。中国义理之学通过诠释经典而追问、寻求“义理”，是基于一种强烈地社会忧患和人文关怀，希望从经典中寻求此岸世界的意义，建立起和谐社会与积极人生的永恒目标。

 

然而，在我们看来，上述说法虽然都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但又都具有各自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而其最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就是：他们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的而道家，尤其是先秦道家则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而事实上恰恰正是道家在“天人关系”或“天道与人道”关系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涵盖或统摄“天人关系”或“天道与人道”关系、“心性”关系、“性与情”关系、“义理”关系的一个以“道”为本原、本根、本体和境界的“道论”哲学形上学体系，从而不仅实现了中国“哲学的突破”，而且开启了中国哲学范式原创建构的思路历程。可以说，无论是《易传》本体论哲学范式的建构，还是玄学本体论哲学范式的建构，抑或是佛学本体论哲学范式的建构和作为儒家“道统”的宋明理学的本体论哲学范式的综合创新，其实都是在老子及其道家所创建的“道论”哲学的框架下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天人关系”关系问题虽然也是先秦时期各派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并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但就其作为一种“教化的哲学”或“生活哲学”、或“道德形而上学”的思想主题，在先秦儒家那里并没有达到本体论的高度。事实上，从孔子开始，儒家的这一历史任务的最终完成则是经由了道家本体论哲学、《易传》、玄学、佛学本体论哲学的洗礼而由宋明理学家来实现的。而理学家之所以能够实现“性与天道合一”的本体论哲学范式的理论建构和综合创新，既与经典文本的转换有关，又与经典诠释方法的改变密切相联，而隐含在经典转换与方法改变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由先秦道家所创构的本体论哲学范式的成熟与“得意忘言”的经典诠释方法的理论自觉。所以，无论是从本体论，还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儒家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的建构，都与先秦道家的本体论思想有着直接或间接地内在而必然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天人关系”或“天道与人道”关系，“心性”关系或“性与情”关系、“义理”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显然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那么，哲学的思想主题究竟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哲学的主题是哲学作为哲学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是一定实践基础上的人的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和意义问题。哲学主题作为对自己时代问题终极关怀和形上之思，既是哲学作为哲学价值指向，也是哲学作为哲学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是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相接触并相互作用。”13而所谓“时代问题”，即一定时代的人们的生存境遇问题。哲学的形上之思域现实实践基础上的生存境遇问题的双向互动，既是哲学作为哲学存在的和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动力机制，也是哲学以其自己特有的方式介入人们的生存实践、引领生存实践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可以说，在形而上学的追思中，完成对人之存在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的哲学建构哲学之为哲学的使命，也是哲学之为哲学的主题。

 

哲学主题是现实实践中的安身立命问题，而不是纯粹抽象的理论问题。哲学主题与哲学基本问题虽有联系但更有区别。哲学主题是哲学所要解决和回答的“时代问题”，即人的生存境遇问题和人的安身立命问题。这既是哲学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也是哲学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机制。而哲学的基本问题则是哲学作为哲学始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内在于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展开构成，也就是哲学理论体系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建构构成。哲学基本问题对于哲学的意义主要有二：一是哲学之所以区别于宗教和科学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一是不同的哲学体系之所以不同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而如果说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言道悖论”的话，那么，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则无疑是“礼崩乐坏”基础上的社会治乱问题或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

 

中国哲学是面向中国人自己的生存境遇和时代问题的形上之思，是中国人对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终极关怀。中国哲学的主题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问题，是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中国哲学的突破和主题的确立肇端于先秦的“礼崩乐坏”时期，以“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模式”为背景，其所面对的生存境遇和时代问题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基础上的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而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之所以是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就是因为，它是建立在“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生存境遇基础之上的“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的时代声音”，“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事实上，正是基于对“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原因的理性反思，而有诸子的“百家争鸣”和学派分系;而有中国“哲学的突破”和中国哲学思想主题的确立以及中国哲学的原创建构。尽管诸子百家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归因不同，立说不同，但思想主题则是相同的，这就是社会治乱问题或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

 

事实上，正是从社会治乱问题或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等时代问题和思想主题出发，而有人的问题提出和在中国哲学中的核心地位的确立。中国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人，核心也是人。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中国文化讲的是'人学’，着重的是人。中国哲学的特点就是发挥人学，着重讲人。”15(46〇)而之所以如此，正与“礼崩乐坏”的现实归因密切相关。按照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人与自我意识的关系问题的理解造成“礼崩乐坏”原因，既不在于作为外在必然性的“天”或上帝，也不在于礼乐制度本身，而在于当下的人心、人性、人格。

篇6

高三政治一轮复习计划

一、以主干知识为依托，凸显基础性

分析2014年高考试题我们可以发现，2014年高考试题注重对考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法的考核，突出对学科主干知识的考核。在对基础考核中渗透着各种能力考核要求，实现了基础知识与能力考核的有机统一。

因此，一轮复习的目标：系统复习高中政治全部内容，夯实基础知识，构建知识网络，熟稔高考考点。要求：第一轮复习应遵循按章节或单元从知识要点、重难点、例题讲解、练习巩固、单元检测、讲评的程序进行夯实基本知识。以高考考纲考点为主干知识，重点把握最主要的概念和最基本的原理及相互联系与区别。复习中要学会抓住“点、线、面”，建构起考生自己的知识体系，使学习的知识系统化、明晰化、精确化。要求考生吃透概念原理，要做到在脑子里有一张“知识结构图”、一棵“知识树”，做到“点、线、面”相结合。

考生们一定要在平时的学习中关注国家、关注社会、关注世界、关注我们共同生存的空间。为此，考生要注意平时利用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各种渠道和手段获取大量的社会信息。在第一轮复习中以掌握知识为主，但也要根据教材知识结合热点问题进行分析。这样既可以使学生对热点问题及时了解和思考，又可以保证热点问题的覆盖面。同时，试题往往利用一些小切口，抓住一个主题或中心形成若干道试题，考查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考生在第一轮复习中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形成规范的答题模式和清晰的答题思路。这一点在综合考试复习中显得尤为重要。

二、要注意复习课本的方法和技巧

复习课本不是像刚学习的时候那样的细致，但也不是简单的翻一遍，或是单纯的背诵一遍，必须要注意方法和技巧。虽说是第一轮复习，但实际上它包含两遍：

第一，先把课本读“厚”。具体做法是：结合《2014年考试大纲和考试说明》，把每一课的知识点都找出来，逐个消化。需要知识的识记，需要理解 运用的知识点，要再通读一下课本上的相关内容，特别是以自己不理解的重点问题，除了要问老师和同学之外，还要做少量相关的习题。这一遍复习不能留下任何的 知识死角。要下苦功夫细致地复习，时间不够要抽时间，把识记、看课本和做题有效地结合起来。另外，每复习一个阶段要做一套检测题，检查一下自己知识点上还 有没有漏洞，以便及时查漏补缺。

第二，再把课本读“薄”。根据记忆规律，过一段时间还要进行第二轮复习，但时间有限，必须找出可行的方法!每进行完一个阶段，就要及时地总结一 下，用一个专门的本子，列出这一个阶段的知识框架结构，并找出里面重点的知识和自己认为比较难的知识点，以备日后快速有效的复习。同时要做一个习题集，记录下那些自己做错的且比较重要的试题，每次考试前都要抽时间翻一下。

三、处理好课内和课外的关系

提醒您如果考生的政治基础比较好，那么只要做好上面的两步，并跟上老师的复习进度，就基本可以了。但是如果考生的基础知识不扎实，那就要投入比较多的时间来做好第一步，除了课内要跟上老师的复习进度，还要安排好课外时间。比如，要抽出时间记忆知识点和知识框架结构;要抽出时间做一定量的习题;要抽出时间理解和消化课本的重点和难点内容。在这个时间的安排上，我认为：前一类学生的课外时间投入最好是每天50分钟左右，而后一类学生的课外时间投入最少要90分钟，用30分钟时间记忆，30分钟理解，30分钟做题，等到基础知识牢固了，可以适当地减少课外的时间的投入。那种靠考前突击记忆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历次实践证明：如果平时没有时间，那么考前更没有时间，也没有好的心态去记忆，政治虽是文科，但同时要把功夫放在平时。

高考政治主要分为：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经济生活、生活与哲学等几大块儿知识内容，主要占分比值分别为生活与哲学占30%，文化生活占20%，政治生活占24%，经济生活占26%。在政治的考试中，一般失分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基础知识掌握不牢，知识不能转化为能力;

2、对题目的理解，答非所问;

3、解题能力欠少学科思维;

4、答题不规范，无意识失分。在政治的学习中，经济常识和政治常识，占高考总分的55%。

高三政治一轮复习策略

一、以主干知识为依托

一轮复习的目标：系统复习高中政治全部内容，夯实基础知识，构建知识网络，熟稔高考考点。要求：第一轮复习应遵循按章节或单元从知识要点、重难点、例题讲解、练习巩固、单元检测、讲评的程序进行夯实基本知识。以高考考纲考点为主干知识，重点把握最主要的概念和最基本的原理及相互联系与区别。复习中要学会抓住“点、线、面”，建构起考生自己的知识体系，使学习的知识系统化、明晰化、精确化。要求考生吃透概念原理，要做到在脑子里有一张“知识结构图”、一棵“知识树”，做到“点、线、面”相结合。

二、以能力培养为主导

能力培养是素质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新课程要求采用恰当方式培养考生的综合能力，帮助他们认同正确的价值标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在考查考生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程度的基础上，注重考查了考生运用学科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要训练考生科学的解题思维，培养考生基本的解题能力。良好的思维习惯的养成，主要是指导考生解题时能遵循以下思路：阅读题目;分析题意，确定答题方向和范围;根据已有的知识判断问题材料情景有无符合的知识原理;根据题目所给信息，确定应选用什么样的语言和基本知识原理来表达。

高考中考生失分的原因包括对考点所涉及的知识点梳理的不够完整清楚，对教材的知识体系把握不够准确，专业术语表述的不够规范，也缺少对题型的强化训练。要加强审题和答题能力的培养，通过典型习题的训练和常见错误的分类分析，提高考生对试题的分析能力和答题要点的构建能力。

三、关注社会热点

面对实际问题，运用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既是高考的一个能力要求，也是新课程改革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

高考试卷以问题为载体，以人类所面临和关心的现实或重大热点问题为素材，以发展为灵魂，突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人文发展理念，通过试题引导考生关注社会、关注人与自然、关注国家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轮复习中要拓展考生的政治眼界，关注“热点问题”。热点问题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内容，是考试题目设置新情景的原材料。在复习课中，我们把教材中的理论知识与反映国内外形势发展中的热点、焦点问题联系起来，设计问题，引导考生思考。引导考生走出课堂，关注国家、关注社会、关注世界，激发考生学习知识、探究问题的兴趣和热情，增强考生的社会责任感，这也体现了素质教育的要求。

四、复习中渗透探究性学习理念

“探究”作为一种开放式的研究性实践活动，是学科知识与生活主题相结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与解决问题的探索过程，它同时体现了新课改倡导的研究性学习方式。探究性学习题目，要求考生具有较强的知识迁移能力，鼓励考生独立思考、主动探究，并富有个性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要求考生走进生活，体验生活，感悟生活，学会多角度地观察生活，丰富生活阅历和情感体验，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体现开放性、探究性以及在探究和解决问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一轮复习中要正确认识高考与课程改革的关系：高考应渗透普通高中新课程的理念，反映课程标准的整体要求，考查考生初步的科学与人文素养及创新意识，注重能力和素质考查，注重时代性和实践性。

高三政治一轮复习资料

1.哲学与生活

哲学就是一门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哲学的任务是寻找光明，在人类生活的路途上点起前行的明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2.哲学与世界观、方法论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所涉及到的问题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最普遍、最一般的问题。方法论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则和根本观点。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不存在脱离世界观的方法论，也不存在脱离方法论的世界观。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3.哲学与具体科学

哲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种知识进行概括、总结和反思的一门学问。哲学和具体科学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4.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即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即思维和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二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即思维能否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对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人们在生活和实践活动中首先遇到和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是一切哲学都不能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

5.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本原的，意识的派生的，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它经历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三个发展阶段。

唯心主义认为，意识是本原的，物质依赖于意识，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物质。它包括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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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世界本质；人类本质；哲学观；精神体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1-0072-02

现代信息社会引致的多种变化，给关于世界本质问题的讨论增加了许多未知领域和挑战。随着网络的广泛应用和虚拟化认知空间的演进，一种“物质一意识一精神体”的“三元素论”哲学观应运而生，深入阐析其内在特征尤其是“精神体”这一“三元素论”哲学观核心理念的属性，对推动关于哲学本质和人类本质的探讨，进而正确地认知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对世界本质的认识。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探索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不断深化的。在农业社会时代，哲学对世界本质的认识是一元要素的“自然神体论”，西方社会将之归结为“上帝创造世界”，东方社会将之概括为“神灵造物”。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成就，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感性。

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哲学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开始升华到两元要素的“主体客体论”阶段。这一时期的哲学学派以研究人作为主体与自然界作为客体的关系为主题，并将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物质对意识的世界本源问题。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成就，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理性。按照这一时期主导学派的观点，世界首先是物质的，世界的物质属性，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却又是能被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人类的意识来源于对物质的认知。但是，关于物质―意识的认知理性是建立在人类科学发展的一定时代基础之上的，它具有时代的正确性亦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常常受制于一定时代的认知模式和认知工具局限，需要随着科技进步尤其是认知工具和认知模式的变革而不断深化，这已经被无数的实践活动反复证明。因而，当以互联网为标志的虚拟交流日渐普及、影响日益广泛，并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时候，或者说，当现代科学技术将人类社会送入信息时代以后，随着社会联系的日益广泛和认知模式的持续演进，关于世界本质的认识同样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关于哲学基本命题的阐释需要与对当代信息社会的再认识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二、关于“精神体”的属性及其认知

关于世界本源的基本定律告知我们，物质是意识的本原，意识来源于对物质的认知和反映，就世界的本源而言，物质是第一性的，但人们却常常不恰当地把哲学意义上的意识等同于精神，走向认知论的另一个误区。实际上，精神不同于意识，意识是对物质认知和反映的结果，而精神则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即人脑的产物，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人脑产生的观念和思想成果。精神是一个联结物质与意识的“中间世界”，或者也可将之定义为一种特定的“场”。在这个“中间世界”或“场”里，物质和意识相互依存获得了统一存在形态一“精神体”。问题在于，“精神体”作为一个“场”所产生的结果，在人类社会还未达到较高的认识水平之前，很容易与由物质世界感知为意识的过程混淆，因此，必须借助专门的科学工具，进行专门的说明，才能被人们所认知和把握。

从哲学的视野看，“精神体”实际上是一个认知过程的结果，或者说，是反映物质存在的无形化的物态，如同“场”的存在一样，这种无形化的物态，是一种通过感知来形成的意识流。由于从物质世界获得的认知，无论是感性反映还是理性反映都会有一种表现形式，当这种表现形式与其依存的无形化的物态融为一体的时候，就构成了一个“精神体”。

在信息社会到来之前，因为这种“精神体”依赖于物质体的形态而存在，不易被独立认识，如同甲骨文时代人类对“文字”的认识必须借助骨体，在此之后的“文字”表现形式也都难以脱离竹、纸等有形物质一样，“文字”必然被人类等同于物质本身所认识。换言之，当“文字”的无形之意需要与有形之物“共存”才能被认知、才能形成“识”的时候，“无形”必存于“有形”之中，否则将因无形而遁于无影无踪。这时，人类往往把“文字”这样的无形“精神体”等同于它所依附的有形物体。一个反证是，“光”是一个可以使人有感知的无形之物，它在信息社会的互联网上实现了与“文字”的美妙结合，使人类第一次认识到了“文字”这一“精神体”的无形存在形态，并切实感受到了“精神存在”，以及类似“场”的“识”的形态。当人类的“精神存在”具有了“场”的形态之后，哲学对主体与客体的认知水平，才有条件地从分离形态上升到联系形态。

在信息社会到来之前，人们很难把握一个独立实在的精神世界的有形存在。互联网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第一个将物质世界与人类意识融为一体的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原因是，互联网通过信息传输手段的变革成功实现了物质与意识融合的复杂过程，―方面它是智能形态生产力的展现，具有非常突出的精神世界的属性，另外，它又是一种物质的结构形态（表现为实实在在的网络系统）的反映，二者相结合构成的网络信息运行体系，是物质与意识统一于精神世界的一个最为集中的体现。在这里，精神世界作为一个实体形态，体现出一种有型的现实存在，构成了一个融物质与意识为一体的“精神体”，并第一次作为物质世界与人类意识的统一体而被哲学所认知，准确把握物质和意识因融合而形成“精神体”的背景和属性，对于理解世界的本质和人类的本质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三、“三元素论”哲学观及其现实意义

世界是由人和自然界（包含其他各类生物体）所构成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社会与其说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不如说更是一个“精神体”世界。因为在人类出现之前，物质世界作为自然界已经存在，当物质世界的“人”成为精神世界的“人”之后，才形成了人类社会。精神世界的人之所以不再是原始社会前物质世界意义上的类人猿种，转折点就在于意识的产生。从有意识的人类社会掀开精神世界的第一页一直到今天的现代社会，都是一个“精神体”世界不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人之所以区别于地球上的一般动物不在于具有能够使用工具的肢体器官，而在于具有支配肢体器官使用工具的意识，在于人类进行物质生产劳动之时，实现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统一，在于开创了更有重要标志意义的作为“精神体”创造的过程。这一解释显然不同于以往各种基于二元论哲学观的诠释。

物质世界具有客观性，“精神体”世界同样也具有客观性，只有意识才是主观的。但“精神体”世界的客观性不同于物质世界，这种客观性来自其联结物质世界与人类意识的实体性，表现为一种反映物质世界与人类意识之间一体化联系的思维活动的运动过程。这种思维活动运动过程的结果是意识的产生。物质世界的人是主观意识的主体，人类社会的客观性来自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统一。

具有主观意识的人来自于精神世界的创造过程，是物质世界主体自身的反映，它同样是一个客观过程。在“精神体”世界里，这种反映实际上是主客观之间联系变化的一个过程，是思维活动运行的一个“场”。对于这个过程或“场”的属性的认知，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哲学思维过程。农业社会的“一元素论”哲学观认为，上帝（神）是第一实体动因，关于世界本质的物质客观性显然还没有被这一时期的社会所普遍认知。工业社会的“两元素论”哲学观，围绕物质与精神意识的关系问题，划分成“唯心论”和“唯物论”两大阵营。其中，“唯物论”发现了世界本质的物质存在性，并对世界本质给出了物质第一性的基本判断。上述各种哲学观可以说，都是当时的人类社会认知水平的一种普遍反映，他受制于当时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知能力，因而都还没有发现客观存在的连接主体与客体之间思维活动的另一类实体形态一“精神体”。

篇8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作为一门个别学科，既有与其他科学知识体系相同之点，又有自身质的规定性。

就人类的科学知识体系来说，“一般都由经验要素、理论要素和结构要素构成”[②]，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知识体系也离不开这三个要素。作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经验要素，主要是文学工作者通过审美体验而得到的关于一切文学现象的经验材料，它构成本学科的基石。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要素则产生于对经验材料的抽象，它表现为本学科的特定概念和范畴，构成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则是作为方法论的原则从文艺学知识整体性中升华出来的，用以揭示文艺学的内容、属性和规律的手段和方式。因此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就是方法论。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与理论要素和经验要素不同，它不是明显存在，而是蕴含在其他要素之中。从形式上看，它不是形，不实在，似乎无法抽象出来，构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其实在考察了文艺学研究的历史之后，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文艺学流派林立，学说繁杂，分支众多。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各流派方法论的不同。柏拉图以“直观的甚至神秘的哲学思辨方法”开创了哲学美学(其中也包括文艺学)。亚里士多德以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演绎法建立了自己的美学体系，影响了西欧文坛两千多年。19世纪泰纳以社会学方法建立了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19世纪末叶德国美学家费希纳运用心理学实验方法创立了实验美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西方出现的精神分析、语义分析美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无不与它们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逻辑起点有关。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方法论的确立，往往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派的崛起”。[③]

为什么方法论能够成为流派的标志？这是因为结构要素是一定文艺学流派的叙述原则，是文艺学内容各子系统和要素之间联系的方式。当代科学表明，系统是要素与要素之间关系的集合，确定一个系统的质由要素和要素连接的方式——结构所决定。因此结构要素就能确定流派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虽不具形，只要有客观性，有独立的价值，我们就能够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将它抽象出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建立一门崭新的学科，与文艺学的其他门类，如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并列。因此，文艺学的结构要素——方法完全能够成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对象。

二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包括本学科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学科地位，学科根据，各层次研究方法的特征、功能、价值以及它们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三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世界观，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提供原则、出发点和理论基础，集中表现在本体论问题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④]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各文艺学流派所采用的方法，无不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出自实证主义；风靡一时的接受美学，其思想渊源是现代阐释学，其理论动力导源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18和19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归纳法，与旧唯物主义机械论有关；现象描述法是18世纪经验主义哲学的产物；精神分析法导源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直接与非理性哲学相联系，如此等等，都说明了方法论与哲学世界观的密切联系。因此我们在探寻方法的时候，切记一切研究方法手段、认识工具都是从“研究文学本体的成功经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那种拘泥于封闭的先验框架里作抽象思辨而产生的方法”，是没有活力的。

我们说哲学的世界观指导和制约研究方法，并不等于代替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文艺学这门科学的方法论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不同的地方，不仅在于它把初始的哲学原则具体化了，而且[⑤]在于它包括了特殊的方法”。[⑥]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个别学科，有适应自己对象特点的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有从其他学科移植过来的研究方法，这些都是辩证唯物主义所代替不了的。

四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分类

文艺学方法论是“诸种研究方法的手段的学说化的理论”，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系统。面对如此众多的研究方法，如何确定它们的层次地位，这涉及到分类标准问题。到目前为止，分类标准不一，有的则从历史角度，有的从功能价值角度，有的从适应的普遍性范围及程度的角度。从功能价值与适应范围及程度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4个层次：

（一）

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处于方法论系统的最高层次，它适应一切科学，“表现为一种思维定势和原则，对文艺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有规定作用”。[⑦]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⑧]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方法都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比如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之于实证主义哲学；接受美学之于现代阐释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历史归纳之于机械唯物主义；现象描述法之于18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精神分析方法之于非理性哲学等等，都被某种哲学所设定，都与其相应的哲学遥相呼应。但是方法论有其相对独立性，并不与哲学等同划一。哲学对方法论的作用只表现为一种指导和制约的作用，绝不能取而代之，它必须通过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加以具体化，才能够与各研究方法同文共轨、同条共贯、行之有效。钱学森同志曾对哲学、一般方法、各门学科的具体方法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哲学要指导各门学科，但这种指导既不是取而代之，又不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通过一般研究方法这个中介起作用。比如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去指导、联系自然科学；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联系社会科学；通过数学哲学指导联系数学科学；通过系统论方法去指导联系系统科学；通过认识论去指导联系思维科学；通过人天观去指导联系人体科学；通过军事哲学去指导联系军事科学；通过美学去指导联系文艺理论；通过社会论去指导和联系行为科学。一般研究方法“可以使低层次的具体科学方法论得到拓展、深化和提高，进一步密切相互之间更广阔、更多方面的联系，又有可能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充实、丰富和发展”[⑨]。同时保证了哲学方法论指导作用的正确实施。

总之，各种研究方法离不开特定的哲学原则的指导与制约，又不能为它所代替。正确的哲学原则确保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合理性，先进的科学方法又可以深化、丰富一定的哲学。我们切不可将哲学方法与其他方法对立起来。其实，任何“对立”的做法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二)一般研究方法

一般研究方法是能为多种学科所采用，处于中介环节的研究方法。它处于方法论系统的第二层次，主要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逻辑思维方法。

(三)特殊研究方法

特殊研究方法亦称具体方法。它是某一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或者是某一学科从某种角度的研究方法。特殊方法取决于该门学科对象的特殊性，表现为“对文学的切入视角，一般都成为特定的文学流派”[⑩]。特殊研究方法包括：运用于美学的美学方法；由文学心理学派生的文艺心理学方法；由文学信息属性衍生出来的符号学方法、语义学方法；由文艺价值分化出来的艺术价值方法；由读者所决定的接受美学方法等等。

(四)具体的研究手段

具体的研究手段严格说不属于方法，而是组织加工材料的科学方式、技术措施，是属于方法论的工艺部分，或者是科学本身的研究手段。具体的研究手段能为不同方法论的流派共同运用。比如定量和定性、观察和实验、调查、统计、模式化、比较法等等。

上述划分是就整个方法论的结构体系而言。文艺学的方法论体系的划分在参照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又有其独特性。

文艺学研究方法与文艺研究的对象有紧密的关系，特定的研究对象要求特定的研究方法。从文艺学研究的历史看，流派林立、方法纷呈，似乎无迹可迹，但用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的“作品、艺术家、宇宙、读者”四要素论来衡量，发现各种方法的产生都与研究对象的转移有关。而对象的转移，无论是按照下列哪种模式，如艾布拉姆斯的模式，刘若愚的模式，或叶维廉的图式(图缺)，都无法超出“作品、作家、读者和宇宙”四个重心。所以以作家为重心的研究，就诞生诸如传记研究方法、各种文艺心理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荣格的原型研究方法等)；以作品为本体的研究，就产生了诸如符号学方法、形式主义方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叙述学方法、现象学方法等等；以读者为研究重心相应出现了文艺现象学方法、文艺阐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等等；以宇宙和社会为中心的研究形成了社会历史方法、社会学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解构主义文化美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等等。

文艺研究方法本身多姿多彩、丰富多样，像天上的星河灿烂，但又都遵循宇宙原动力，星罗棋布，各在其位，各行其职。文艺学研究方法随文学艺术大系统中子系统的不断被发现、被认识，必将呈现出一幅立体多样、变化无穷的动态发展景观。

[①]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②]李武：《社会学的方法论与社会学的发展》，《新华文摘》，1985年第3期

[③]陆海林：《方法论放谈》，《文艺理论研究》第7卷，第4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④]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167页，三联书店，1958

[⑤] [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⑥] [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⑦]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⑧] 《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167页，三联书店，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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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 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着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篇10

关键词：物理学；哲学；经典力学；唯物主义；电磁学

物理学是揭示物质存在与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是其他学科的基础和先锋，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就是指物理学。哲学是社会科学的龙头，关注社会与人生。物理学注重实验，哲学则更多思辩。然而物理学与哲学有着相同之处，都是在不停地观察、思考、总结、应用，有着相铺相成的关系，哲学思想影响和指导着物理学的发展，而物理学的新发现又促进新的哲学思想的诞生。

1物理学与哲学的互相交融

物理学从其诞生之时就与哲学紧密相连。因为哲学上的基本问题：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是物理学家们要解决的问题，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共同探索诞生了物理学。早期的哲学就是指自然哲学，主要研究与自然界相关的哲学问题，包括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自然界的最基本规律等，这也是物理学所关心的问题。物理学一词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物理学”（physis）被译为“自然”，它是研究物质结构、自然现象、运动规律和探求研究方法的科学。随着物理学和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它们研究的重点和方法不同，建立起的科学体系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了物理学与哲学的分科，也就是说物理学起源于哲学，是以哲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不同于哲学的学科。早期很多哲学家都是物理学家，很多物理学家也是哲学家。

2从物理学的发展看哲学的发展

根据物质和意识何为第一性，哲学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对立的基本派别。而物理学是注重实验的学科，当然会坚定地支持唯物主义的观点。然而根据所使用的方法论又把唯物主义又分为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2.1经典力学与机械唯物主义

力学在公元前就有的物理学分支，因为人类最早接触的是物体运动和杠杆等问题。16世纪之后，由于航海、生产机战争的需要，力学开始大力发展。十六世纪前，由于亚里士多德是当时有权威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他的运动理论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因此批驳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的错误是需要胆识的，伽利略是意大利的哲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敢于向传统的权威思想挑战，他通过一系列的观察与实验找出精确的数量关系，再经过逻辑推理（思辨）得出了正确的落体运动定律。伽利略对物理概念和原理的创新为经典力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站在巨人们肩膀上的牛顿，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大量工作，经过归纳分析得出了牛顿关于运动的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他提出了具有严谨逻辑结构的力学体系，使力学成为一门研究物体机械运动基本规律的学科，从而创立了经典力学。经典力学认为只要知道初始条件和系统的演化规律，便能推算出任意时刻系统的状态，这就是机械决定论。显然经典力学的决定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反映在哲学上便是机械唯物主义。

2.2电磁学与辩证唯物主义

静电现象和静磁现象的研究虽然始于十七世纪，但电磁学的基本定律都是在十八世纪建立的。人们受到万有引力规律的启示，以实验现象为基础，得到了定量规律──库伦定律。如果经典力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可借鉴，只靠实验数据的积累，难以快速得到严格的库仑定律。然而随着电学和磁学的发展，把所有的物质运动现象都用经典力学的机械运动规律来解释，就产生了理论和实验的尖锐矛盾，因此先人开始思考电和磁是否有联系的问题。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信奉康德的哲学，认为自然界各种基本力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他深信电和磁具有对称性，经过反复的尝试与实验，终于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这一发现引起欧洲科学界的极大兴趣，其中毕奥和萨伐尔纷纷仔细研究载流导线对其周围小磁针的作用，安培研究载流导线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在实验规律的基础上经过抽象，归纳建立了毕─萨定律和安培定律。一八二一年法拉第开始研究电磁问题，他亲自做了大量实验，包括模拟奥斯特和安培的实验，最终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不是偶然的机遇，而是因为他在实验基础上做了仔细分析，认为既然电生磁那么据对称性原理磁也能生电。Maxwell对电磁理论的出色贡献相当于牛顿在经典力学理论做出的贡献。他和牛顿一样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做出了伟大的历史综合。麦克斯韦受到W•汤姆生研究方法的启发，看出把电磁现象归结为力学体系超距作用的困难，甩掉一切机械论点，借助数学工具，将已有的电磁现象与规律进行了归纳综合，创立了电磁学理论。物理学上的这次突变，使人们认识到物质运动是多种多样的，各种运动形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从而建立了物质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观念。这次突变为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辩证法虽然从斯多葛学派起开始萌芽，在黑格尔那里得到发展，但真正获得科学根据是从物理学发生第二次突变即热力学与电磁学的建立之后，这也使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能完整地在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物理学中体现出的对立统一规律、由量变到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都是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中的基本规律。总之，物理学与哲学是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物理学的发展为哲学新思想的建立提供基础，推动哲学的发展，而哲学对物理学大厦的建立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郭奕玲，沈惠君.物理学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