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直接投资的种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动机差异；行业差异

中图分类号：F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3－070－05

一、国际直接投资中贸易的替代论与促进论

最早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是Robert A.Mundell，他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两商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并假定：有两国家A和B，分别生产终端产品棉花和钢，相对于B国来说A国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但是缺乏资金，而B国则情况相反；相对于钢来说棉花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A国的生产条件和要素禀赋无法对B国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当A国和B国之间不存在要素流动和贸易壁垒时，会出现两国的商品和要素价格相平衡，这时A国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棉花来交换B国的钢。即使假设一些外部因素消除了跨国资本流动的障碍，也不会发生跨国资本的流动，因为很明显，资本的边际收益在两个国家之间是相同的。但是，如果假设A国对钢征收高额关税，开始的时候A国钢的价格相对于棉花来说将会提高，由于高的资本收益率的吸引，资本会大量从棉花产业流向钢产业。所以，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存在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障碍时，两国的资本要素价格就会不同进而导致两国的资本回报率不同，一国的资本势必会通过投资到另外一个资本回报率较高的国家，从而扩大该国的生产规模。由此，Mundell得到的结论就是，当不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跨国投资会取代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体现的是替代关系。

Mundell提出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替代论的理论推理很完美，但却必须在满足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在实际情况下，虽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也会表现出替代的关系，但是替代程度距离Mundell的模型却相差甚远，并非Mundell所描述的那样完全替代，所以有许多学者对Mundell的理论提出了质疑。除此之外，Mundell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是作为两种独立的行为进行研究的，而如今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行为都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进行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应该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前提进行研究。因此，Mundell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结论不是在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得出的，不适合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今天。但是，他提出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替代论为研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开辟了先河，也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首先对Mundell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教授，他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国进行贸易前先进行投资的观点，从而发现了比较优势理论不仅适用于研究贸易也同样适合研究投资的问题，而且他认为目前的国际化分工现象也要归功于贸易前的投资机制。贸易前的投资机制是一种从进口到进口完整的循环：进口一国内加工生产一出口一海外直接投资一进口，贸易和投资在整个循环中表现出促进的关系。而且，他在所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中也表示到，一国应该对该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并且按照比较成本的顺序依次进行。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对本国的贸易产生矛盾，相反对自由贸易是一种补充，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量，应给予提倡。小岛清教授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对两者的关系提出了互补理论，然后对其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他把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两种类型，日本型和美国型。两种投资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导致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不同。他认为，美国的FDI是贸易阻碍型的，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是替代的，而日本的FDI属于贸易促进型，对贸易的关系是互补的，即日本的FDI促进贸易的发展。

小岛清教授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互相促进的理论，对Mundell的投资与贸易替代论是一种挑战，但同时也是一种补充，是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指出Mundell没有明确的说明，在资本流动后的新的均衡条件下两国间是否还会存在关税，而且也不同意Mundell所阐述的在资本流动后关税就没必要存在的观点。他认为，Mundell的理论是要证明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关系是完全的替代或不相关，但是证明二者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却有太多假设的前提条件，那么二者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替代或不相关的关系。虽然，小岛清教授的理论对Mundell替代论进行了补充和延伸，但是他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模型是从传统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大量的实证检验，而且，小岛清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并没有普遍的说服力，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也，相去甚远。

二、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与Mundell理论和小岛清理论最大的不同是，传统的理论是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进行的，而随着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跨国公司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许多学者以跨国公司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得到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既存在替代关系又存在互补与促进的关系。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Markuson和Svensson是比较早运用计量手段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并得到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两者关系不确定的结论。

他们利用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它们之间不仅表现为替代性还具有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关系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那么商品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就相互促进；如果两者之间是非合作的，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而Neary的研究也发现，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不同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不同。Neary运用3x2特定要素模型，得出FDI与贸易之间是不确定的关系，而FDI与贸易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要取决于引入的因素和理论假设。而且Neary认为，大多数的FDI是水平型的，而不是垂直型的。而一般的FDI理论认为当贸易成本下降时，水平型的FDI会减少，这就说明FDI与

贸易是替代的关系。但这种理论分析与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实际情况有些矛盾。贸易自由化和科技的进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但FDI发展的也很快，这体现出FDI与国际贸易的互相促进的关系。Markuson&Svensson、Neary等学者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相似的结论，那就是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不同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不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不同国家表现不同，主要是因为许多因素可以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而在不同的国家这些因素会发生变化。虽然影响二者的因素很多，但是从投资的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投资的不同时期、不同动机和不同行业是影响二者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二者关系的内在因素，而其他因素属于影响二者关系的外在因素，例如：东道国的投资政策、人口因素等。因此，从国际直接投资的角度来分析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就会发现在不同的投资阶段、动机和行业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体现出不同的替代或促进关系。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异

美国经济学家Patrie对不同投资动机下的投资与贸易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发现，激发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贸易与投资的关系也不同，他根据投资的不同动机，把国际直接投资分成三大类：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其中，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是指跨国企业为了逃避严厉的贸易保护壁垒，或者出于侵占当地市场的需要，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在当地销售；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受到低成本生产区位的吸引，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而进行的直接投资；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企业出于更好的配合本身的出口贸易活动，为企业的出口提供各种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按照上述分类，Patrie认为，只有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才会对贸易产生替代的作用，而其他两种类型的投资都会促进贸易的发展。所以，Patrie认为，在分析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时，首先要分析投资的动机，动机的差异会导致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不同。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分类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Dunning将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分为四类：寻求资源动机、寻求市场动机、寻求效率动机和全球战略动机。他认为前两种动机多数为跨国公司在初步发展阶段的动机战略，而当跨国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会采用后两种战略。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对直接投资的动机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但是由于分析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一，得出的结论自然会有所差异。

显而易见，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划分更适合于分析不同动机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替代或促进关系，但随着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其海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也在发生变化，鉴于此，本文对于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划分进行一些修改和补充，把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分成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市场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的直接投资主要是跨国公司为了巩固、扩大和开发国外市场，即通过对国外投资生产，以满足东道国市场的需求，或者向第三国出口，具体又可分为几类不同的情况：第一类是，投资企业本来是出口型企业，它原在本国对商品进行加工然后出口到目标市场，但是由于目标市场实行贸易保护措施，给企业的出口制造了很大的阻碍，企业不得不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绕过贸易壁垒，通过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维持原有的市场或开辟新的市场；第二类，跨国公司本身在海外已经占有部分市场，为了给其顾客提供更方便的服务，巩固其市场地位，因此对海外进行投资，以便就地供应，以免失去顾客；第三类，一些餐饮服务行业，为了开辟新的市场只能对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进行。比如一些食品的保质期很短，无法进行长途运输，还有一些无形商品根本无法运输，只能通过在海外设立企业，边生产边消费。所以市场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投资母国本来应该通过出口对东道国的产品。第二种是生产导向型。生产导向型的直接投资主要是跨国公司为了利用投资东道国的相对廉价的原材料和各种生产要素等，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益，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生产导向型的FDI一般出于以下几类原因考虑：第一类，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来自于国外，最终产品有部分销往原料来源国，出于节省运输费用，或是出于该地原材料、劳动力或土地资源比较丰富或廉价，一些企业会在该地建立分公司，利用当地原材料、劳动力或土地资源，地产地销，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很显然，这种动机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返销扩大东道国对母国的贸易规模；第二类，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中，FDI主要发生在劳动力密集的国家，跨国公司会从投资母国出口原材料或半成品到投资东道国，并利用当地的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之后的成品会返销回东道国或出口到第三方国家，所以这种动机下的国际直接投资很难确定是替代还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第三类，有些国家对特定的产业收取高额的关税，为了进入当地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直接投资从而绕过高额的关税壁垒，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很显然，这种动机下的国际直接投资会替资东道国对投资母国的出口。第三种是技术与管理导向型和分散投资风险导向型。技术与管理导向型的直接投资是为了获取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难进行购买，而只能通过设立合营或并购当地的企业来获取，从而促进投资企业的发展，提高其竞争力。这类投资一般都是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分散投资风险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一般该类跨国公司的投资是为了分散和减少各种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和社会文化方面的风险。分散风险动机下的直接投资不仅可以起到规避风险的作用而且还可以起到扩大销售的积极作用，从而使企业不受国内条件的限制。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的根本动机就是利润最大化，而各种类型的国际直接投资动机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不同途径和方式。除此之外，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一般都是相互交叉的，一项对外直接投资一般都有同时存在两种或三种动机，因为，动机越多对投资的企业的好处就越多。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不同的发展阶段下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不同的，正确划分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对于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还是国内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都是按照对国际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投资金额的变化以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事件进行的。然而，笔者认为，如果分析投资与贸易在不同发展阶段下的关系，更应该结合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发展阶段为依据。由于FDI对投资东道国的贸易会有滞后的效应，在由投资规模作为依据进行划分的不同投资阶段，投资流入国的对外贸易可能没有明显的变化。所以，结合FDI东道国的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划分依据来分析FDI的贸易效应，可以更明显看到在不同的阶段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变化。

跨国公司在海外的不同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发展战略，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根据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不同，跨国公司的FDI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跨国公司的进入阶段和跨国公司的经营阶段。跨国公司的进入阶段，即直接投资发生的初期，在此阶段，跨国公司会对东道国出口机器设备等资本货物和中间投入物，为下一阶段的生产以及运营做准备，这时跨国公司的FDI会明显地产生利于母国出口贸易的效应，扩大了对投资东道国的出口规模。随着跨国公司成功的进入东道国并开始生产运营时，便进入了跨国公司的经营阶段。在此期间，通过产品返销回国，会不断地扩大东道国对母国的制成品出口，与此同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跨国公司不仅会扩大在东道国的市场份额，还会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制成品出口，从而增加了当地的对外贸易额。随着海外基地或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为了获得更多的消费者，跨国公司会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给新贸易创造了机会，从而扩大了东道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所以，在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不同发展阶段下，FDI的贸易效应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三)国际直接投资的行业差异

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经验表明，不同行业下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在制造业，母国的企业在从事跨国投资之前，一般都是从国内的生产与销售开始，然后通过出口、签发许可证和其他合同安排以及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实现公司生产、经营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这种从贸易到投资的线性先后顺序，使从事制造业的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往往也和国际贸易之间发生的是替代关系。在自然资源部门，跨国公司一般先从事进口贸易，然后在纵向的国际整合过程中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更多的出口；或者顺序相反。因此，从事自然资源的国际直接投资往往会促进东道国的出口。而在其他的一些行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并不仅仅是这种单纯的替代或促进的线性关系。例如在服务行业，跨国公司的许多服务都无法用出口来实现，只能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来实现，这种国际直接投资不会对服务的出口造成太大的冲击，所以从事服务行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往往没有产生明显的替代或促进作用。所以，在某些行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是很明显或者二者之间没有关系。

以上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无论是Mundell或是小岛清还是后来热衷于实证分析的学者，都是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学者们过多的关注二者的相互关系，并没有把太多的精力集中在一方对另一方影响的单向研究。事实上，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应该有四种组合：FDI的贸易替代效应；FDI的贸易促进效应；国际贸易的投资替代效应；国际贸易的投资促进效应。这四种组合包括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所有关系。

篇2

关键词：中国企业；投资行为；跨国并购；国际化；奇瑞汽车；同仁堂集团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1-0013-03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现状

（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

早在1998年，中国政府就提出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所谓“走出去”发展战略，是相对于企业生产与市场仅仅面向国内而言的。“走出去”发展战略，是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2001年，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被正式写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此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步伐也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了高速发展的态势。

中国“走出去”的范畴包括三个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往往被看做“走出去”的代表形式。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2002～2005年的四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为65.6%，2005年的流量比上年增加1.2倍，首次突破了百亿，达到122.6亿美元。截止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733.3亿美元。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了快速发展的进程。

200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拖累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并未能阻止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根据商务部统计，2009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跃居全球第五位，截止到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457.5亿美元；而在2010年更延续了快速的发展态势，全年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同比增长16.3%。

不过，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总体偏小，而目远远落后于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

2.跨国并购逐步成为我国企业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2005年中，企业通过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为65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一半。2006年跨国并购依旧活跃，以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达47.4亿美元，占同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36.7%。2008年中国海外并购交易总额达到368.6亿美元，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额增至431亿美元。

由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交易规模和交易量的不断增加可见，跨国并购已备受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中的青睐。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趋于多样化。据商务部《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及德勤于2009年11月的名为《中国崛起：海外并购新领域》的研究报告显示，从2001～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于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以及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业等各个产业。2009年的1～3季度，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流向能源、矿产和公共事业领域。

总体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也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从一般出口贸易、餐饮和简单加工扩大到营销网络、航运物流、资源开发、生产制造和设计研发等众多领域。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鉴于国外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中国的特定国情，也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状况，我国学者纷纷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关于我国企业FDI的理论探讨。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理论。吴先明（2003）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归为4点：寻求新的市场机会，绕开贸易壁垒，跟踪先进技术，获取短缺的原材料。

章海源，王海燕等（2006）的问卷调查表明，中国企业积极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有5个方面：拓展海外市场，扩大市场份额，获取高新技术，增强企业竞争力，企业战略发展需求。

代中强（2008）通过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得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主要由企业的所有权（技术）优势、经济发展和规避贸易壁垒等因素推动所致。

刘阳春在提出一系列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动因的假设后，通过对87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对假设进行了检验，得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重要的驱动因素，实施公司扩展战略与寻求市场是两个重要的动机，同时，寻求自然资源和克服贸易壁垒是第三位的动因。

丁祥生（2009）则通过分析，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两类：一是利用已经具备的优势来获取利润；另一类通过投资来获取利润。指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优势为根本目标，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威胁，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理论。章海源、王海燕（2006）的问卷结果显示，成本优势、商品质量优势和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更优越的营销策略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优势。

王其辉指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表现在6个方面：大中型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小型企业比较优势，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中国的特殊产品和特有渠道，良好的政策环境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

丁祥生（2009）则是通过将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比较，得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具有大规模低成本制造技术，市场定位能力，市场销售能力以及局部创新能力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不足

国内学者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为我国企业进一步实施“走出去”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重大。然而，由于这些研究大多是在西方经典的FDI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纯粹的数学方法和逻辑推理得到的，而在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实证调研分析还不够充分，因而也许和实际情况会有一定的偏离。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案例

由于中国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规模各异，涉及到的行业宽泛，加之经营理念与管理模式等各方面的区别，企业实行“走出去”战略的动机与优势因素也各不相同。下面，我们就以中国企业中成功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若干案例为例，探讨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进程中的动因与优势。

（一）奇瑞汽车公司的国际化之路

1.奇瑞汽车的国际化道路。

（1）由小规模出口到海外建厂。自2001年第一批汽车出口叙利亚以来，奇瑞汽车的海外扩张的步伐就未停止。在“打造国际品牌”战略目标的引导下，奇瑞已在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伊朗、埃及、马来西亚等地建立了12个海外工厂，并有4个海外项目正在实施中。不仅如此，奇瑞还建成了由1000家销售服务网点组成的海外营销服务网络，都有力地支撑了奇瑞海外市场的销售，成为其海外市场扩张的根据地。奇瑞已经成功打开了东欧、东南亚、南美、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市场，销售遍布80余个国家和地区。

（2）国际合作。奇瑞不仅重视海外工厂的建设，同时很重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技术合作。为了迅速地掌握先进的技术，奇瑞公司与奥地利AVL、美国江森集团、美国PPG集团等企业合作，成功地整合了世界的先进技术。同时，与美国江森集团这样的全球专业汽车内饰系统及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佼佼者的合作，不仅使奇瑞汽车的零部件供应体系更加完整和系统化，也将大大增加奇瑞汽车整车的国际竞争力。

2.奇瑞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成功因素。

（1）奇瑞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第一，海外建厂，规避贸易壁垒。出于对本国汽车产业的保护，一般国家对整车出口会设立较高的关税，很多世贸组织成员国对整车和零部件实行不同的关税税率，有些国家甚至设置严苛的技术标准来阻止外界对本国市场的入侵。种种贸易壁垒导致奇瑞公司加速了海外建厂的进程，从而开拓国际市场的根据地。

第二，“零汽车产业国”吸引，扩大市场份额。在巴西埃及等国家，由于其本国没有或者汽车工业很弱，故政府对外来投资比较重视，也不会担心外来的汽车企业会影响自己国家的汽车工业，所以一般会给予比较优惠的政策。这些“零汽车产业国”优惠政策的吸引，也是奇瑞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同时还可以达到扩大市场份额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

第三，通过国际化的资本技术合作以获取新技术，培养优秀人才，也是奇瑞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因。奇瑞公司很重视技术研发。奇瑞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如与AVL公司的合作，可以全程参与开发设计，迅速掌握先进的技术，培养自己优秀的研发队伍，使自己具备研发发动机的能力。

（2）奇瑞汽车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因素。

第一，以低价位汽车进入，利于打开市场。奇瑞汽车公司以价格相对较低的小排量汽车开始进入低端市场，以低于合资公司同类产品30%的价格突破产品差异化壁垒，创造出了由低端到高端的差异化的汽车品牌。这是其退汽车公司成功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之一。

第二，较低成本带来竞争优势。奇瑞汽车公司较低的成本，为奇瑞汽车公司带来了市场竞争的优势。据资料显示，奇瑞汽车公司组装线工人的月工资约为132美元，以该公司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计算，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仅不到83

美分。

第三，奇瑞汽车对外直接投资恰当的区位选择。奇瑞汽车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很有远见。在开拓市场上，奇瑞以准入度相对较低、市场开发难度较小的中东、亚太市场为主，为其海外运输作业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将重点放在了没有本国汽车产业的国家，有效的规避了贸易壁垒；奇瑞还将海外工厂建在具有重要地理优势的国家地区，如拥有潜力巨大消费市场的伊朗，唯一横跨亚欧大陆汽车市场的土耳

其等。

第四，坚持自主研发与创新。奇瑞公司十分重视技术的研发工作，每年将销售收入7%的资金投入产品的研发，在汽车的设计、底盘、电器、发动机等产业关键环节与国际一流公司及高端汽车技术人员合作研发，博采众长，力争创新，培养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同仁堂集团跨国投资的成功实践

1.同仁堂的对外投资道路。

（1）北京同仁堂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实现。早期，尽管同仁堂的产品在日本、东南亚已享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产品的出口地域局限，销售量小，影响力也十分有限。1993年同仁堂成立集团后，获得了独资进出口、直接开展门诊服务以及全方位的营销权，并于香港首次登陆。其“保存传统精华，实现与国际接轨”的经营理念，为其进一步走向世界，实现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打入欧亚市场。继香港设立分店后，同仁堂便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与和记黄埔企业的合作，使得同仁堂顺利地打入了欧美市场。这次合作不仅使同仁堂充分利用作为国际金融和商贸中心的香港的地位和优势，全力进军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同时还可使之树立国际品牌，规避国际风险，为进一步的海外投资打下了基础。自同仁堂获得独资进出口经营权后，其在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市场份额也不断

扩大。

2.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成功因素。

（1）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第一，走向国际市场，扩大市场份额。作为中国医药行业的老字号，同仁堂药店在中国已经占有了较大的市场，将企业推向国际化，扩大市场份额，便自然成为了同仁堂集团继续向前发展的目标。

第二，提升品牌知名度，将中医药文化推向世界。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引起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同仁堂积极借助海外市场渠道，不仅可以提升其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也可以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奇葩的中药文化推向国际市场，促进中国传统医药的可持续发展。

（2）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因素。

第一，投资区位的准确选择。中医药作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产业，其民族文化色彩亦十分浓厚。因此，要想能够成功实现跨国经营，对于不同文化上的融合显得十分重要。同仁堂在对外投资时，首先选择了与本国文化差异较小的东亚、东南亚市场，并以与中国大陆文化最接近的香港为始入点，避免了明显的跨文化风险，然后逐步打开欧美市场，是十分明智的

选择。

第二，利用中药相对优势，以中国特色文化营销。相对于西医药而言，传统的中医药确实有其相对优势。中医在许多疑难杂症中都展示出了其特殊的优势。而对于民族特色鲜明的产品，在全球的营销过程中必须保持其特有的民族特色与文化内涵。同仁堂采用“标准化战略”，在香港、泰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办的分店都保持了原汁原味的“北京同仁堂”风格，引来众多仰慕中国特色文化的消费者，效果相当不错。

（三）案例总结

通过对奇瑞汽车公司以及北京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成功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各企业由于其在行业种类、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模式等各方面均有差异，因此具体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动因与成功优势表现也各有不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企业都是为了实现企业甚至是所属行业的更好发展，获取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

参考文献

[1] 王恕立，卢平.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的发展与对中国的启示[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9，（6）.

[2] 梁艳.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与我国的应对策略[D].西南财经大学，2002.

[3] 宋维佳.基于FDI的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6.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009年全球第五[N].上海商报，2010.

[5] 孙强.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中国石油大学，2010.

[6] 丁祥生.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优势、动因与战略选择[D].南开大学，2009.

[7] 王其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特点与问题[J].国际经济合作，2004，（3）.

[8] 刘阳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与实证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2008，（3）.

[9] 于艳琪.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国际化之路——以奇瑞汽车为例[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1.

[10] 赵城.奇瑞汽车公司的国际化研究[J].安徽财经大学铜陵学院学报，2010，（3）.

[11] 张本智.中医药文化传播与产业国际化.

[12] 孙蕊.浅析同仁堂跨文化营销理论与实践[J].商场现代化，2008，（7）.

[13] 裴长洪，冯雷.中国国际商务理论前沿（5）[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篇3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集群式投资 区域网络 民营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8-0225-03

引言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以及国家鼓励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等投资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浙江以万向、雅戈尔、吉利、华立等为代表的一批民营企业，积极实施跨国经营战略，提高跨国经营能力，初步显露出浙江本土跨国公司的雏形。截至2009年10月底，浙江省累计核准境外投资企业3 830家，总投资40.7亿美元，境外投资企业数量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遍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方面，浙江民营企业在海外建立销售市场或营销网络，扩大浙江产品出口；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参与并购具有全球营销网络的知名品牌企业和拥有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企业。此外，浙江产能过剩的产业为减少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避开海外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不断加快。因此，加强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从全球范围内引进稀缺的战略资源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对于提高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评述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1988）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其经济发展阶段和该国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他把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动机划分为资源导向、市场导向、效率导向和战略资产导向四种类型，并认为前两种类型是企业初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后两种类型则是企业追加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美国哈佛大学刘易斯・威尔斯（Wells，1983）教授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主要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的优势、就地取材优势以及接近市场和低价产品营销的优势，这也使得他们能够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竞争。日本小岛清（Kojima，1973）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是投资国国内已经失去比较优势，而在投资对象国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学者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也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杨德新（2006）认为，对外投资是中国企业在组织活动方式选择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与企业的制度环境变化紧密相关，其核心是充分获取网络效益。王跃生（2007）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可以分为寻找低成本型、扩大市场型、寻求资源型和利益驱动型。邱立成（2008）认为，国内的资源消费、制造业工资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而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则是相互替代的，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以资源导向、成本导向和市场导向型为主的。上述学者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动因以及类型等方面做了比较详尽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然而，目前的研究文献尚缺乏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以及融入当地投资环境实现持续成长等问题的深入研究。

二、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

目前，浙江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由主要设立贸易公司和办事处为主，向设立境外生产企业、资源开发、研发机构、营销网络以及商品专业市场等转变。浙江民营企业已经从参与低层次国际分工向高层次发展，从市场国际化向要素国际化发展，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

1.建立境外加工基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浙江传统优势产业如纺织业、机械业、服装业、建筑业和矿产开发业等不仅在国内占有主要市场份额，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也是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产业基础。近年来，浙江民营企业纷纷通过开展境外生产加工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和原产地的多样化，减轻国内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转移本地传统优势产业的过剩产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开展境外生产加工也可以有效地规避贸易壁垒，缓解贸易摩擦，并且利用东道国提供的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截至2009年3月，浙江已成立了831家纺织服装类境外投资企业，境外投资7.63亿美元。例如，宁波海天机械公司已在土耳其、加拿大、墨西哥等多个国家设立境外加工企业，已成为亚洲举足轻重的塑料机械生产商。

2.构筑境外营销网络，培育国际知名品牌。浙江民营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构建海外营销网络，形式包括海外销售办事处、贸易公司、连锁店等。其中，最具有浙江特色的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商品专业市场和海外商城。如康奈集团在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十多个国家开设了100多家康奈皮鞋专卖店，提高了品牌的知名度。此外，通过实施海外并购，也可以获得外国企业已有的成熟销售网络。如万向集团在欧、美等八个国家设立、并购、参股了19家公司，构建起涵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营销网络。到2012年，浙江拟在境外建设50个省内优势行业的地区营销总部，重点扶持100家龙头企业建设营销网络，其功能主要是自主品牌推广、售后服务和物流配送。

3.设立境外研发机构，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浙江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充分利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人才和资金等方面的诸多优势，绕开知识产权壁垒，迅速获取国外先进技术、人才和信息等资源。截至2009年3月，浙江民营企业在境外设立31家研发机构，总投资1.12亿美元。如温州正泰集团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建立战略联盟，并在美国硅谷建立了电气前沿技术研发中心。

4.实施海外并购，占领国际市场。随着企业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也在逐步升级，一些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实施海外并购。通过海外并购，可以获取有效的人力资源和国际知名品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此外，实施海外并购还可以减少投资成本，借助现成的经营网络和社会关系，迅速打开国际市场，降低管理难度和经营风险。例如，雅戈尔集团公司斥资1.2亿美元收购美国五大服装企业之一Kellwood公司旗下两家公司100%的股权，成为世界最大的男装生产企业，壮大了企业自身的实力。

5.进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产业集聚效应。 所谓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是指在政府引导下，通过资金补贴、进出口银行政策性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支持相关联的产业或者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鼓励这些企业在国外建立经济贸易合作区，以避免企业恶性竞争，形成规范的产业环境来吸引国内企业集体对外投资的一种投资方式。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载体就是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兴建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如浙江华立集团、康奈集团、温州协力皮革和吉利控股等已经分别在泰国、俄罗斯、越南和墨西哥建立四个国家级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占全国总数的20%，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位。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和工业园区的建立，为民营企业提供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推动一些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带动一批与其有着密切上下游产业关联的企业（如供货商或客户等）跟随迁移，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此外，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也会带动同类企业的竞相模仿，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加之商会或行业协会的影响，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和动机会日益强烈。

三、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

战略学家波特认为，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差异化战略或成本领先战略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民营企业也可以采取成本领先、差异化以及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等策略，提高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1.实施成本领先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成本领先对外投资策略是指通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以寻求廉价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充裕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宽松的环境管制以及各种税费优惠政策等，实现企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如民营企业建立境外加工基地等。成本领先对外投资的动因源于本地日益高昂的超出其承受能力的经营成本以及狭小的生存空间制约，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使企业更接近原材料产地、接近劳动力供应地或接近销售市场，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交易成本。

成本领先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可以使民营企业获得新的竞争优势。然而，成本领先对外投资的竞争优势是建立在特定资源优势之上的，随着投资地生产成本的提高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这种低成本竞争优势是难以长期维持的。此外，对外投资企业与当地区域文化的融合、管理理念的变革以及新生产关系的建立等本地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隐性成本也会不断涌现出来，因此，这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跨国经营往往面临着诸多困境。

2.实施差异化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差异化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是指通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寻求区域优势、人才优势、技术和信息优势等，获取战略性资源，构筑企业的核心能力，以实现企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的扩张性策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是企业价值链的某个环节或整个价值链的再区位选择，进而谋求价值链增值，获得核心竞争优势。企业价值链中设计、生产和营销等各环节具有跨区域分布的空间特征，这些活动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对资源的需求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民营企业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配置于最具资源优势的地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境外研发机构和实施海外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形式都是差异化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具体体现。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可以拓展市场空间，树立国际品牌，提高市场占有率等；建立境外研发机构则可以聚集更多科技人才、科技信息和创新资源，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坚实保障；而实施海外并购可以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资金、技术能力、管理经验和营销渠道等战略资源，逐渐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向客户提供有别于其他企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

3.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是指民营企业为了寻求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合作、规模经济、创新扩散效应以及交易成本节约等企业集群竞争优势而进行的群体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目前，浙江许多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已经逐渐由个体投资向群体投资变化。一方面，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更好地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近几年，浙江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电子及通信业、医药制造业等一批新兴产业逐步形成，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日益下降，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步伐不断加快，这一趋势使民营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了寻找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而发生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得产业集群规模经济的竞争优势。浙江民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资金有限，承受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能力不强，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实现专业化分工和相互协作；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共享；增强对外谈判能力，节约采购成本；降低海外投资风险，避免恶性竞争等效果（衣长军，2008）。浙江民营企业通过创办并依托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和工业园区，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可以有效地增强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

四、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发展对策

1.构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区域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ina，简称GVC）是为实现商品价值而连接生产和销售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到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者的整个过程。通过建立境外生产基地、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以及工业园区等，民营企业可以更好地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某个或某几个“战略性环节”。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初期，应将价值链的部分环节嵌入当地价值链，采取成本领先或差异化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当价值链环节充分嵌入当地环境以后，应向更深层次发展，逐渐形成区域生产网络。区域生产网络能超越企业边界进行资源配置，从而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此外，能够使民营企业获得基于专业化分工的报酬递增、企业间的互动学习和合作创新等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2.构建融入当地创新环境的区域创新网络。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应在建立区域生产网络的基础上，通过设立境外研发机构、营销网络等积极开展创新活动，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创新，最终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形成促进技术创新和资源分享的动态创新网络。此外，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或工业园区为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搭建了有效的平台，通过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原有的创新合作关系仍然得以维持，并在当地开始拓展新的创新网络关系。创新网络内各行为主体之间在地理上的集中，不仅有利于高度专业化的技能和知识的累积，而且由于沟通的便捷性，如现场参观、频繁的面对面交流，使学习变得更有效率。在这种环境下，各行为主体更容易通过创新网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和创新风险，提高创新效率。此外，网络成员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心理习惯、相近的社会关系以及共同的社会准则有利于企业间建立信任，增强企业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

3.构建基于信任与合作的当地社会网络。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是指某一特定产业区域内的企业，借助于产业相关资源的流动、彼此间形成的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关系，包括市场交易关系、社会纽带联结等。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对民营企业外直接投资具有深刻的影响。浙江民营企业在国外的生存、发展和融入当地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亲缘和地缘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信任关系。然而，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初期，很难直接从当地社会网络中获取社会资源的支持，因此，必须以血缘、地缘这些原有的社会关系为纽带。浙江民营企业对血缘、亲缘以及地缘的认同，使得社会网络关系可以从家族关系扩展到同乡关系，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信息、知识和社会资源的支持。随着民营企业与当地文化的融合，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也会逐渐拓展至当地特有的更大范围的社会网络之中，并从中获取资金、技术、人才等关键资源，进而实现民营企业的持续成长。

结论

本文剖析了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模式，如建立境外加工基地、营销网络、境外研发机构、实施海外并购以及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等。提出浙江民营企业可以采取成本领先、差异化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来获取国外的战略性资源，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并且认为民营企业需要嵌入当地生产网络、创新网络和社会网络进行跨国经营，逐渐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Dunning，J.H.(1988)，“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Spring.

[2]Wells，L.T.，1983.The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MA：MIT Press.

[3]Dexin Yang，China’s Offshore Investments：A Network Approach，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6.

[4]Kojima，Kiyoshi（1973），A macroeconomic Approach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itotsubashi，Journal of Economics.

[5]衣长军.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创新[J].经济纵横，2008，(1).

篇4

关键词：中国；FDI；原因；动因

从2004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急剧扩大。2004年对外直接投资额达55.3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93%；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则分别上升到122.6亿美元、176亿美元、265.1亿美元、406.5亿美元和433亿美元，同比增长率分别达123%、43.8%、50.6%、63.6%和65%。截至2009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累计达2 200亿美元，中国境外企业已超过3万家，投资区域基本遍及全球各国，一跃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

一、中国FDI的增长态势

从1979年至今，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走过了30年。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是增长迅速但起伏很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在起步阶段的头几年，投资规模很小，年均投资流量不到4 000万美元。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1985―1990年的增长阶段，年均投资流量已上升到7.11亿美元，即使在1991―2003年间的调整阶段，增长速度减缓，年均投资流量也达26亿美元左右，几乎是增长阶段的4倍，而到了推进阶段，仅2004―2007年间的年均投资流量就达154.75亿美元，差不多又是调整阶段的6倍。可见，在总体发展趋势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加速发展状态。但如果从不同的发展阶段看，规模增长的起伏又相当大，尤其是从2004年以来发展势头非常迅猛。这从图1中可以得到清楚的反映。

二、中国近年来FDI迅猛增长的原因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的原因何在？从理论和实践角度看，中国在短期内FDI迅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

（一）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高

邓宁（Dunning）曾提出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用以解释一国在国际投资中的地位变化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该理论认为，随着人均GNP水平的提高，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规律性的周期变化。①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人均GNP只有200多美元。与此相应，中国引进外资流量很少，对外直接投资则更少。进入90年代后，人均GNP出现大幅增加，同时外资流入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均快速上涨。具体情况可由表1得到反映。

根据表1中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净FDI流量为负数且差额很小，按照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这一时期中国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一阶段；从90年代初开始，FDI流入增幅高出FDI流出增幅，净FDI流量绝对值不断增大，表明中国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第二阶段；而从2006年开始，FDI流出增幅超过FDI流入增幅，净FDI流量绝对值逐渐减小，表明中国正在转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将迅速增加。

我国学者梁军和谢康①以中国净FDI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中国人均GNP作为解释变量，提出如下计量模型：

Yt=b0 + b1PGNP + b2（PGNP）2 + Ut（1）

式中， Yt代表中国净FDI流量，PGNP代表中国人均GNP，采用中国1982—2006年的相关数据，经拟合得到如下结果：

Yt =246.4071-0.9797PGNP+0.000261（PGNP）2 （2）

P值=（0.0000）（0.0000）（0.0001）

R2=0.935 3 校正R2=0.929 4

F=158.862 5P（F）=（0.0000）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优度超过0.93，校正的拟合优度也接近0.93。表明中国人均GNP水平提高与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化高度相关。从系数的符号看，人均GNP一次方的系数（b1）符号为负，人均GNP二次方的系数（b2）符号为正，既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所揭示的规律吻合，也与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随经济发展水平（GNP）的提高现降后升的特征相符。从中国发展实际情况看，2006年人均GNP按接近2 000美元，而净FDI流量开始减少。根据上述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推断，在2006年前，中国的国际投资结构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一、二阶段，而2006年后则开始转入第三阶段。这一推断与投资周期理论中的经验数值②也是大体相符的。

（二）人民币持续升值

自从2005年7月人民币实行汇率改革以来，升值成为其汇率变动的基本趋势。汇改前的2005年6月，1美元折合人民币8.276 5元，2005年底到8.07 02元，2006年底为7.808 7元，2007年底进一步升到了7.409 4元，2008年甚至一度“破七”。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一方面会提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实力和潜力（以美元计）。另一方面也不断提高中国国内各种要素和商品的国际价格进而增加出口成本，由此而产生的替代效应也会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历史的经验表明。与一国本币升值相伴随的往往是该国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期间，日本大规模对外投资就是例证。

（三）鼓励性政策扶持

自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外经济投资体制逐步与国际接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对外投资的政策法规。大量鼓励性政策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内学者张为、付曾以1995—2006年的统计资料，就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每增加1%，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即增加1.5%左右，两者呈正向关系。这无疑从实证角度进一步论证这一点，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台的一些整顿性政策往往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幅波动，则从反面说明了政策因素的重要性。

三、中国企业参与FDI的动因

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必须具有垄断性的竞争优势。按照这种论断，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都不可能对外直接投资。但事实上，中国的许多企业都走上了跨国经营道路，不少企业还打入了发达国家市场。这种现实使我们有必要来重新审视居于主导地位的垄断优势理论。

我们认为，传统的垄断优势理论至少忽视了两点：一是企业跨国竞争的优势具有相对性，而非绝对性；二是跨国企业的优势具有动态性，跨国经营的发展过程将使企业获得和增加新的优势。我们认为，现阶段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凭借自身的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谋求全球利润最大化；而对中国企业来说，主要是利用自身的某种相对优势，积极向国外寻求有利的经营条件，以增加和发挥其竞争优势，这才是目前许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对引进的技术和管理的消化吸收已形成了相对优势。而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且国内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不稳定因素，经营环境不尽如人意，这就促使这部分企业走出国门去寻求有利的经营环境和机会。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以下几种典型的动因类型：

（一）市场寻求型

克鲁格曼所倡导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世界，贸易和投资由源于聚集效应的外部经济和源于内部能力的内部经济所驱动。所谓外部经济就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寻求和占有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同样也是中国企业跨国发展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动因。目前，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开拓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主要是如下四类企业。

转贴于

1.处于转型中的国有外贸企业

该类企业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中国商品进出口的唯一渠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加强，使得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开拓和保护出口市场的重要手段；同时国内贸易体制的改革，打破了它们过去专业分工过窄和独家垄断的经营地位，使它们改变传统经营方式，走上对外投资的跨国发展道路。例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自1988年以来，先后在主要的出口市场国家和地区设立贸易和非贸易子公司及其它机构，有效地巩固和扩大了在国外的石油、化工产品市场。

2.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工业企业

这些企业一般有着成熟的技术和产品，一方面由于企业产品已经进入成熟期，国内需求增长率下降，使国内总的生产供给能力相对过剩；另一方面，由于同行业企业数量多，使得企业争夺国内市场的竞争激烈。这就促使一部分企业通过在有关市场国家投资生产来开拓市场。

3.拥有技术实力的科技开发企业

这些企业一般拥有国内最新的科技产品，但这些产品的国内市场成长较慢，受限于技术产品更新周期短的压力，所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积极向国外市场扩展。因为直接投资有利于保护技术秘密，可以获得更充分的回报。在国内科技体制改革深入发展以后，这类企业正日益增多。例如，中科院所属的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以联想式汉字系统这一拳头产品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已在香港、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中国大陆有24个分公司，其研制开发的各种微机主机和功能卡等产品大量销往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4.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企业

这类企业开拓的是另外一类市场，即劳务市场。随着世界劳务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仅仅依靠劳动力单一要素的跨国界转移，已难以有效地占有市场，所以，劳动力同国内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技术及其物化的设备等资本品相结合，实行“一揽子”要素转移，就成为更有效的竞争方式。目前，中国各省市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几乎都沿着这条路线走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例如，福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在泰国、孟加拉、新加坡、美国和港澳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30多家境外独资、合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劳务承包、贸易、金融、旅游、服装、电子以及橡胶等多种行业。

（二）资源寻求型

资源紧缺已成为中国一些企业发展壮大的限制条件。因此，寻求经营资源，成为不少企业发展跨国投资最直接的动因。这些企业主要寻求两类经济资源：

1.寻求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受地理条件影响，各国分布差异很大，有些自然资源在国内长期供应紧张，而在其它国家和地区蕴藏状况和开采、运输等条件却十分优越。这种投资显然对国家、对企业都是有利的。此外，首都钢铁公司购买秘鲁的矿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投资于美国开采供应国内的木材资源，投资于加拿大开发供应国内的纸浆和铝锭；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投资于美国和东南亚开发供应国内的化肥和橡胶等，都直接以寻求自然资源为投资目的。

2.寻求信息资源

这是另一类经济资源，这类资源在现代企业的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过去较长时期的闭关锁国，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与外部世界联系很少，不了解国外市场需求并难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目前，一批专门为国内企业提供国际经济技术信息服务的企业应运而生，它们在国外投资设立网点，接受委托或主动为国内企业搜集国外有关经济技术信息，为其进行技术引进和其它经营决策提供依据和资料。

（三）战略资产寻求型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五次全球并购浪潮中，跨国公司并购成为一个热点。以波特为代表的战略管理学派认为，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要考虑各地经营活动的整合态势以及价值链各环节的协调情况。对于希望进入世界级跨国公司的中国企业而言，仅仅定位于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型的跨国经营是远远不够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有关调查表明，中国许多大型企业对于战略资产青睐有加，拥有这种动机的比例达到51%，仅次于市场寻求型。海尔、TCL和联想等企业国因其对发达国家的企业并购而成为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以联想为例，联想在并购IBM全球PC业务中获得品牌、技术以及国际性的公司管理结构，这些正式联想寻求的互补性战略资产。寻求战略资产可以获取更高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实力，因此这类投资多流向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

邓宁（Dunning）曾对跨国经营动因作了系统调查并归纳初四种类型：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战略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显示，前三种动因对中国的跨国企业均有较大作用，唯有效率寻求型影响很小。这是中国跨国企业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FDI动因上的最大区别，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这是由于中国的跨国企业未形成国际化生产网络并缺乏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事业和能力，显然这同中国企业尚处于对外投资发展的初期阶段有关。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目前还具有较强的被动性和自发性，不少企业是在国内体制变革的压力下迈出国门的，随着国家和企业经济技术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竞争在国内外市场的全面展开，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主动性将会大大增强。

参考文献：

[1] J.H.Dunning.Explain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 Approach， Weltwirts Chaftliches Archiv，1981.

[2] 张为付.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11）.

篇5

关键词：FDI；服务业引资；服务外包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7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7FJJ027)和河南省教育厅2007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7-GH-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楠(1968-)，男，河南鹿邑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博士后，河南财经学院国际经贸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国际投资、国际产业转移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1-0032-04　收稿日期：2007-10-16

一、转向服务业：FDI的产业选择方向

随着世界经济和生产结构的不断演进、升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重点也随之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可以通过分析联合国贸发会议年度《世界投资报告》得到佐证。从1991年起到200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和投资司连续发表了14部《世界投资报告》。这些文献不仅记录了世界投资流量和结构的变化，而且反映了全球最富有学识和经验的经济学家对国际直接投资所作观察和分析的视角与观点。虽然这里不能详细介绍他们的看法，但年度报告的副标题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他们对当年国际直接投资趋势的综合判断(裴长洪，2005)(见表1)。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技术革命不断深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形成了庞大的国际需求与国际市场，国际直接投资向服务业投资变化的速度加快。1975年，发达国家初级产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的对外投资存量分别为580、1030、680亿美元，分别占对外投资总量的25.3％、45％、27.7％.而到了1997年，各产业的对外投资存量都大幅增加，分别为2850、10670、17670亿美元。但各个产业的增加幅度差异很大，例如1990年一1997年，初级产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为8.6％，第二产业为9.75％，服务业最高，达到13.7％，比初级产业高5.1个百分点。到了1997年，初级产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的对外投资存量占总存量的比重分别变化为9.1％、34.2％和56.7％(联合国贸发会议，2000)，初级产业和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根据联合国专家估算，1990年～2002年间，全世界制造业的FDI流入存量增长了2.03倍，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增长1.46倍和3.81倍；而同期全世界服务业的FDI流入存量增长了3.60倍，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增长2.99倍和5.74倍(裴长洪，2005)。这种流量结构变化造成服务业成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

《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也显示，2001年～2002年间，服务业占到整体FDI流入总量的三分之二，约为5000亿美元，而在1989年～1991年，仅占44％；服务业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中的比重由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四分之一、90年代的不到一半发展到2002年的60％，估计约4万亿美元，表明了服务业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FDI结构中的主流。而在同一时期，初级部门在FDI存量中的比重由9％下降到6％；制造业的降幅更大，由42％降至34％(联合国贸发会议，2005)。从《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不难看出服务业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势头。

就中国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中国利用外资、特别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了当初最主要的既定目标，即利用境外资金和海外市场，加速经济增长并扩大经济规模。从未来趋势看，虽然利用外资仍然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作用，但随着国际投资方向和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内经济主要矛盾的变化，利用外资的其他作用和功能将逐渐成长，中国经济对利用外资的需求也将逐渐发生变化，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比重将会不断提高(裴长洪，2005)。

根据“全球500大公司在华投资企业概览”的统计资料，全球500大公司1983年至2003年间在中国投资设立的企业，按行业属性划分，有以下两种发展趋势：一是服务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数量越来越多。全球500强最大的Wal-Mart Stores 1994年3月开始进入中国，至2003年4月，共在中国设立了各类分支机构43家，其中大部分设立于2000年之后；Citigroup 1990至2003年间共在中国设立各种分支机构10家，其中大部分也是设立于2000年之后。其他诸如商业服务、金融保险、电讯、软件、高技术研发、运输等行业的投资企业，在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企业中所占比重也是越来越高。二是在非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企业中，从事商业、金融保险、资产管理、研发、咨询、技术培训等服务业务的越来越多.如Exxon Mobil、Royal Dutch／Shell、General Motor、Ford Mo-tor、Daimler Chrysler等都设立有上述分支机构；有些公司甚至将研发、销售中心迁到了中国，把中国作为其全球业务的研发、销售服务中心。

二、必然趋势：FDI转向服务业的内在动因

国际直接投资转向服务业不是偶然的。根据克拉克――配第定律，经济进步的一般规律是“劳动人口由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再由制造业转移到商业和服务业”。可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处于主体地位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是经济进步的必然结果。当今发达国家服务业在GDP以及就业中比重普遍提高的现象就是例证。西方大多数学者认为服务业在GDP以及就业中比重提高的现象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转型，他们认为在经历了工业化进程后，高度发达国家进入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新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当今世界的国际直接投资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必然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由于服务业已经成为当今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国际直接投资转向服务业也势在必然。

再者，从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构成与发展经验来看，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存在一定的演化规律：在起步阶段，投资主要集中在较为低级的产业，很多是从资源开发开始。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国家整体竞争力的增强、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增强、对世界市场的熟悉等，国际直接投资就会发生由低级产业向高级产业的转移。根据有关分析，目前在国际分工比较发达的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间只占其全部循环过程的5％不到，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要占95％以上；产品在制造过程中的增值部分不到产品价格的

40％，60％以上的增值发生在服务领域。因此，服务业已经成为提供就业的主要行业，成为产业结构优化的主导行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行业。服务业能否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分销服务、金融服务以及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已成为判断产业结构水平高低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是服务业在经济构成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国际直接投资转向服务业势在必然。

从国际产业转移的现实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向服务业转移的特点和趋势。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显示，20世纪50～80年代，国际产业转移主要以初级产品加工和原材料为主，并且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单向进行转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产业转移不仅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也由发展中国家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转移，并且其重心开始由原材料工业向加工工业、初级工业向高附加值工业、传统工业向新兴工业、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其中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旅游和咨询等业务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信息、电子产业)则是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

三、建设服务外包基地：有效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途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服务业越来越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产业，而服务外包则是承接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国际直接投资的这种产业趋势和投资方式给我们的启示是，今后中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利用外资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引导外资投向服务业，而服务外包则应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

印度和爱尔兰是国际上承接服务外包最发达的国家，两国承接的服务外包额几乎占全球外包额的80％左右。它们发展服务外包的成功经验是，建设密集型的服务外包基地。通过整合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资源，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形成合力，能够增强外包产业的整体竞争力，逐渐达到品牌快速形成的目的。因此，借鉴印度和爱尔兰经验，以若干有条件的城市为中心，有效地聚集区域优势，形成区域特色，应该成为我国有效承接服务外包的路径选择。

服务外包、尤其是服务外包基地建设在我国起步较晚，发展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因此，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规划和扶持。国家商务部会同信息产业部和科技部于2006年上半年开始酝酿、实施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就是我国政府重视和扶持服务外包基地建设的重要举措。“千百十工程”的目标是“十一五”期间，在全国建设10个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推动100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其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我国，培养1000家取得国际资质、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服务外包企业，全方位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目前，商务部已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订了促进我国服务外包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国家开发银行将在今后5年内，为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提供总额50亿元的政策性贷款，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将为服务外包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和信用保险服务。

根据国际上承接服务外包的经验，服务外包基地建设有三种类型：一是跨国公司自建基地，承接本公司和其他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二是东道国新建基地，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三是其他国家的服务外包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用于转包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根据我国市场广阔和人力资本复合聚集的资源特征，我国的服务外包基地建设应走复合型之路，即每一个基地都允许三种类型的基地存在，以实现规模效应。

四、政策取向：更加有利于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

为了支持服务外包基地建设，更好地吸引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今后中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制定相应的积极性政策。

1　进一步提升国内服务业产业结构，提高承接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

根据产业投资的一般规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资主体的等量资本投资在与母国产业发展结构水平相同或较高地区比投资在产业结构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可能获得更高的收益。就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而言，由于国际服务业的结构朝着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因而只有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国家(地区)才能为国际直接投资提供更高的收益，也才能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鉴于中国目前服务业结构水平较为低下，餐饮、商业零售、交通运输等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仍然占据主体地位，现代服务业如电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等比重偏低的状况，无论就中国今后自身产业结构调整而言，还是就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而言，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改造和提升传统服务业、不断优化服务业结构、提高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都是十分必要的。提升国内服务业产业结构，提高承接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应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优先发展信息服务、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支持国民经济高效运行的生产业，大力发展咨询、法律服务、科技服务等中介服务行业。积极发展旅游、文化、体育等需求潜力大的行业。这些都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只有充分发展这些行业，才能形成高水平、结构合理的现代服务业结构体系。二是充分利用各种形式的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一般而言，国际产业转移有项目外包、业务离岸化、外商直接投资三个层面。具体形式包括新设投资、收购兼并、风险投资等。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也不例外。我们应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支持中国企业承接国际项目外包，有关部门要为国内企业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咨询服务，引导其积极参与国际项目外包市场，承接外包项目，与外国服务企业进行有效合作；允许并鼓励境外投资者通过并购等方式对中国进行投资，培育有利于吸纳并购投资的制度环境，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参与企业的改组、改造创造有利条件。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可以建立吸引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平台，为吸引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提供可能性；二是可以疏通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渠道，为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提供现实路径。惟此，才能进一步提升国内服务业产业结构，提高承接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

2　加强国内引资环境建设，为扩大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创造条件

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取决于直接引资行业(企业)的吸引力，而且受整个国内引资环境的影响。国内引资环境既涉及与服务业市场开放有关的承诺，还涉及国内经济环境。就承诺环境而言，服务业市场的真正开放，不仅表现在要制定出符合《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的、有利于市场开放的法律、法规和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可操作的实施办法，更重要的在于落实这些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实施办法；就国内经济环境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决定外资进入的因素是该引资行业的自由竞争程度，也就是是否存在自由进入的限制壁垒以及限制进入的程度。虽然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改善以上这些影响服务业引资的环境，并且也已经根据“人世”承诺制

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承诺给予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服务企业在体制上和政策上的平等地位，但现实的环境状况与未来因中国服务业高速发展而需要大规模吸引外资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差距。2006年以后，中国“人世”谈判中服务业开放的承诺全部到位，扩大开放的领域不仅包括金融、保险、贸易、零售商业、房地产等外资已经进入较多的行业，而且包括通讯、会展、旅游、专业商务服务等众多以往开放程度较低的行业。这就对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在引资法律、法规建设方面，一是针对中国目前仍然没有专门针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立法、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的状况，在实践中，依照服务业的开放进程，要予以不断丰富和完善；二是对一些还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要制定出必要的实施细则和明确、配套的单项法规。另外，针对服务业中相当一部分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事先无法确定，只有在服务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来的特点，加快服务业行业标准和行为规范的制定和完善，加快制订和实施行业技术标准与技术规范，加快信用评价体系的建设和服务标准的制定，在服务行业中大力推广国际标准组织体系(IS09000系列)认证；在市场环境建设方面，一是要打破服务行业如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市政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等领域中的行政垄断，通过深化改革，引进多元投资主体，促进发展；二是对电信、金融、保险、铁路运输、航空运输、广播电视等自然垄断性行业，除个别涉及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外，都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和完善改革措施。

3　改善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基础

良好的投资基础是吸引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一般而言，服务业投资所需的基础条件包括硬件设施和软件基础两个方面。硬件设施主要是指为投资提供便利条件的交通、运输、通讯、网络、水与土地资源的可获得性等；软件基础是指能够提高投资效率的人才、技术、公平的竞争环境等。先进、完备的硬件设施是吸引外资进入的必要条件，而优良、高效的软件基础则可直接对外资产生吸引力。中国服务业要想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就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基础条件。为此，要引导社会资源更多地投向服务业需要的一些基础设施，要注意扩大农村地区和中西部落后地区基础服务设施的覆盖面，形成便捷的全国交通、运输、通讯、网络体系；要加快培养服务业所需的各类人才，有计划地引导现有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调整、增设服务业紧缺的专业，加强岗位职业培训，提高服务业从业人员水平，鼓励海外专业人才来华就业；同时，全面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服务业职业资格标准体系(江小涓，2005)。

篇6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其中有两个重要支点：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逢此之际，有必要对已经走过的历程作一阶段性的总结，以求踏上更加光明的旅途。

对于国际经济往来而言，无疑是先有国际贸易，尔后引发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往返运输需要增加交易成本、中介费用和时差间隔，由此引发资本输出动机，即把资本直接投入到商品需求国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资本输出又引发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由此出现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尽管是国际贸易引发国际投资，但国际投资作为一个后来者却起来了主宰国际贸易的作用。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也是金融世纪，资本运营已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一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终究要突破国界走向世界，经济发展已无边界。经济全球化也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不过是“在更高层次回到1941年以前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发达水平的结果：人类发展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选择低成本生产和低成本交易已经成为可能。”[1]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投资作过描述。“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2]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强调了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国际分工、合作、交流的思想。“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确定，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失下去。”[3]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日益活跃，资本、技术、人力、信息等生产要素愈益跨越国家、民族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全面、大量、综合地流动和配置，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覆盖面日益扩大，已使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规模出现空前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

二、国际投资引致生产要素跨国移动

单纯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商品的跨国移动，只有国际投资，才有可能形成生产要素直接的和大量的跨国移动。在土地、资本、劳动三种生产要素中，除土地之外，资本和劳动都能在国际之间自由流动。

国际投资，即国际间的资本转移，指的是货币资本和贷款资金从一国流向他国。任何国家或地区要发展经济，必须积累资本。积累资本一种方法是国内储蓄，由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种方法就是吸引外资，包括国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储蓄能力受到限制，资本积累紧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外来商品能形成入超现象，国内资本积累才有可能不减少当前消费。但是，入超国家又必须清偿入超商品的资金。由于资本积累不足，只有依赖外国贷款。而能否得到外国贷款，又取决于两国利率之间的差异，即债务国的利息必须高于债权国的利息。所以，国际投资的驱动因素是各国之间利率的差异。至于外商直接投资，则取决于生产成本、市场需求、预期回报率、投资环境和相关优惠政策等多种因素。

国际间的劳动要素的转移，主要取决于劳动价格，即取决于平均工资水平，比如某种类型的劳动在美国的工资率高于墨西哥，就成为墨西哥人跨越国界的经济动机。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工资偏低，移民倾向尤甚。其次，劳动要素转移还取决于劳动者拥有的数量。在一个劳动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很容易引发向劳动资源稀缺的国家移民的动因。当然，国际投资也会引起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要素转移，但毕竟属于少量，而且大多是伴随着技术引进，随同设备和资金的技术人员配套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大多带有临时性质。一旦投资项目完成，随行技术人员又会回归本土。

国际投资实现生产要素转移的微观载体是跨国企业。投资的始初动机是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生产和经营。建立跨国企业伊始是资本运营，购进设备和技术，又实现了物质生产要素的转移，招聘经营人员和企业员工，又实现了劳动要素转移。可见，国际投资是生产要素跨国移动的第一推动力，跨国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鉴定生产要素移动的基本尺度。

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有两大效应：

（一）促进世界生产效率并提高实际收入水平

如果资本在美国的边际生产率低，在资本稀少的中国边际生产率高，若美国的资本流向中国，全世界的产值就会获得提高，最终超于均衡。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不断增加，就是这个原因。

实际上，直接投资并不只是一种资本移动。有时，投资方“完全是在东道国借取创办企业的金融资本，只是加上它的商标牌号、经营准则，以及较少属于有形资产的一些其他资产而已。这个子公司一旦成为获利的企业，它就通过内部利润再投资和新借入资金来发展了，同时还把一部分利润上缴给那个很难看出其进行了投资的母公司”。[4]这种情况虽然鲜见，但仍会使双方感受其益，最重要的是促进了世界生产效率。

劳动要素的跨国移动也是如此。例如某种类型的服务业美国每天能赚15美元，而在意大利每天只能赚3美元；于是某一劳动者移居美国，每天升值到15美元，若移居意大利每天下降到3美元。这样移动的结果，致使意大利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自然趋向提高，而美国而相对下降。不过只要有差别，双方就会产生移民的经济动机，从而使实际收入水平提升。

（二）使生产要素稀少性相对差异减轻

由于资本和劳动被吸引到相对稀少的地区，随着跨国移动，相对稀少性在国际间就会减弱。印度相对过剩的劳动者迁往美国，就会降低美国劳动稀少程度，同时降低印度劳动的丰富程度。资本从相反的方向移动，将减轻资本在美国相对丰富的程度，同时降低资本在印度相对稀少的程度。

萨缪尔森写道：“物品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部分影响，就好像使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一样，衣服从欧洲流向美国、食品从美国流向欧洲趋于使每一国家的特别充足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充足，并使每一国家的特别稀少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稀少。”[5]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自由移动，会使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趋于均衡。

三、国际投资促使国际贸易立体扩散

国际投资直接推进的是中间产品的贸易，间接推动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一般说的国际贸易，指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即商品贸易。

国际投资实现的生产要素移动虽然减轻了商品的稀少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可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新生产场所的开辟和建立，又创造了新的贸易园地。假设有一个资本贫乏的国家，从外国进引长期贷款，用以发展本国产业。某些制造品（例如纺织品、塑料之类）原先输入本国市场，现在国内也可以像外国一样廉价生产，故而不需要再输入此类商品。不过由于本国发展生产的结果提高了收入，消费数量与结构已经变化，因而创造了新的需求。所以从现象上看，进口商品减少了，但国内市场却因生产要素的移动而扩大了。因此，一方面贸易关系是国际借贷的产物，即生产要素移动创造了新的商品需求；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能借助推广市场及刺激资源更有效的利用，因而能创造投资机会，不仅吸引了本国的投资者，也吸引了国外的投资者。新的投资者的出现，又扩大了市场的商品需求。这就是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创造。

投资和贸易的不同之处在于：贸易是一种递增效应，投资则是一种乘数效应。按一般惯例估算，投资效应是贸易效应的5倍。尽管投资有风险，但风险越大，欲念越大，经营者依然会选择投资。只有投资，才能使国际贸易实现立体扩散。

我们不防借助一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1978~2007年，共签订投资协议项目464801个，合同金额9428.7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997.6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项目数从1980年的470个上升到2007年的4万多个，增长了近90倍，年均增长率为25.05%；合同外投资从1983年的17.32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千多亿美元，增长了近70倍，年均增长率为23.35%；实际使用外商投资从1983年的6.3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35.05亿美元，增长了84.13倍，年均增长率为24.81%。中国已连续10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首位。[6]

外商在华投资对双边贸易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从我国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来印证这个问题。

（一）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从1983年的436.1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万多亿美元，增长了19.52倍，年均增长率为16.02%。其中，出口贸易从1983年的222.2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9.72倍，年均增长率为15.95%。我国出口总额在世界所占的比重同期也上升了5.86%，进口总额上升5.32%。出口总额排名由第17位上升到第3位。

（二）外商在华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0.42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1244.17倍，年均增长率为50.01%，其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55.48%。其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同期增长30042.63倍，年均增长率为56.56%，其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4.82%；进口总额增长了68213倍，年均增长率为62.24%，其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6.18%。可见，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对外贸易积极地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7]

国际经济学的传统观念认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有互相抵消作用。国际投资引发的生产要素移动减轻了生产要素的稀少性。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数量越大，国际贸易的动机与赚取的利润也就越少。极言之，生产要素的相对稀少性的悬殊情况可能因国际投资完全消除，那么，引起国际贸易的原因也不复存在。但在实际上，不论是国际投资或是国际贸易，都不可能消除各国之间要素和商品的相对稀少性状态，所以两种功能得以并存，并会逐步扩大。

其实恰恰相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更多地表现为互补作用。国际投资能够创造和扩大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也可以创造国际直接投资。这种关系分为四种情况：（1）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如设备、技术和软件可跟随资本；（2）本投资国的出口贸易对本国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如通过贸易出口可以引发直接投资就地销售跨国企业的产品；（3）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东道国引进了外资，相应地就会进口生产要素及技术软件；（4）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会促进投资国的直接投资，既然有了进口贸易，就会致使投资国实行直接投资，以创造更简便、更有利的贸易机会。

根据国际贸易的实践经验，建立各种经济共同体撤销关税壁垒，实现自由贸易，更能实现比较利益。由此获得的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称之为“贸易创造”。但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对外却设置一个共同的关税壁垒，可能导致“贸易转向”。当经济共同体的国家较低成本的供给来源代替了共同体内较高成本的来源，即会出现“贸易转向”，即转向低成本的国家。[8]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机会并不显见，太多的机会往往会消失在经济共同体内。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这种情况更为显著，国际贸易在WTO之内，成员国更多地表现为“贸易创造”。未进入世贸组织的国家积极申请入围，其中原因就在于要享受组织内的“国民待遇”。它们需要的是直接的“贸易创造”，而不是消极等待“转移转向”。

伴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扩大，“贸易创造”的功效会逐步消失，因为国家越来越少。如果所有国家都加入WTO，“贸易创造”就会完全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资本创造”，或称“投资创造”。国际投资力度的增强，会实现更为广阔的贸易空间。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效应必将大大超越单纯国际贸易的效应。

四、国际投资推进传统贸易方式改变

世界经济早期的历史格局，国际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对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投资，俗称资本输出。这种投资虽然有资本入侵的含义，但在客观上却推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传统贸易方式的改变。

（一）促进出口商品换代升级

从出口商品的结构，可以反映出一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亦即资源性产品为主。资源只有经过开发和利用，才能成为商品，才能实现商品流通。“所以，对于人类，所谓‘资源’，是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素质的函数。对应不同的经营方式和开发手段，资源的含义不同。”[9]对于多种经营、综合利用、深度加工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的立体开发方式，就可以构成发展的良好基础；而对于倒山种地、单一经营、自给自足的平面垦殖生产方式，那就只能陷入“低水平陷阱”，那就只能是“富饶的贫困”。

资源开发固然要靠人的智力，但智力必须凝聚为技术，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依靠自身经营的积累，社会也会有进步，但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世界竞争的格局下，很可能会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开放，无疑会缩短这个历程。国际投资、技术引进，会不断使资源性产品升级，增加科学技术含量，从而使商品换代升级。

（二）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

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基本的内向经济，但又是有进出口贸易；二是外向经济，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与之相适应，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战略也可分为两种：“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

进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进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现在改为本国工业制成品代替同类进口商品，为此，这些国家需要在国内建立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以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但进口替代需要进口用于发展本国工业品的设备和某些原料，因此又需要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替代往往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作为前提。

出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现在改为以本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为此，这些国家应在国内建立起面向国外市场为主的工业部门，并要使这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

当代经济发展理论普遍认为，进口替代是较低级的出口模式，出口替代是较高级的出口模式。

新加坡和韩国是两个比较成功的实现“出口替代”的典型例证。

新加坡1965年宣布独立，当时只有橡胶园，地势坎坷不平。没有什么基础。通过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使本国经济在短期内改变了面貌。当时，新加坡政府积极支持和鼓励工业界实现生产自动化，重点放在推广和使用机器人上。新加坡自造的第一名“烧焊工”机器人于1983年诞生，另一台“喷漆工”机器人也相继问世。新加坡推行了电脑教育“五年计划”，使20%的中学生成为电脑俱乐部成员。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开始出口电子计算机，驶向国际市场的惊涛骇浪。

韩国在过去30年里，利用美、日等发达国家改变经济结构的机会，将外国资本、技术同国内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20世纪60年展了轻纺工业。70年代又突出发展了重化工业，用出口推动了经济发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行“科技兴国”方针。为了跟上新技术革命的步伐，韩国制定了“1984-2000年科技发展战略”，提出两项主要任务：一是开发尖端技术，将产业结构改造为“发达国家型”产业结构；二是根本上解决粮食、能源、环境污染、疾病、住宅、城市过密等问题。韩国的学者、实业家、官员都认为21世纪将成为“太平洋世纪”，强调“不要错过时机”，要积极地迎接“太平洋时代”。

（三）从“单向投资”到“双向投资”

单纯的国际贸易，很容易因袭原有的方式。只有通过国际投资的冲击，才能推进贸易方式的改变。

国际投资的始初行为是资本过剩的发达国家向资本稀少的落后国家的单向投资，落后国家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对外投资能力。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样，基本上属于双边行为，落后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冲出国界，走向对外投资的行列。从单向投资转向双向投资，是世界历史的巨大进步。

我们试以中国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大量外资企业落户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把视角转向海外市场。可以肯定地说，寻求市场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直接动机。

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的经济改革措施，第一次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

中国对外投资包括三种类型：（1）为支持进出口贸易而进行的投资；（2）为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而进行的投资；（3）为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而进行的投资。

1990年，我国已开办801个世界境外企业，分布在93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港澳地区就集中了我国非贸易性企业的2/3。

篇7

关键词：国际产业转移；研发投资；服务外包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4―0014―03

受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变化的影响，国际产业转移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尤其是国际产业转移中的技术转移路线、投资方式的规律性更为明显。对这些变化规律进行考察和总结，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一、国际产业转移的技术路线：从垄断技术到技术研发

国际产业转移的真正启动发生在19世纪后期，而其大规模开展还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之后，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国际产业转移也进行着相应的演进。

20世纪60年代，国际产业转移的技术无论在母国还是在东道国都具有垄断性特征。而这种垄断技术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实施国际产业转移的企业拥有核心资产的垄断优势，而这种优势主要包括工艺或设计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和牌号、市场营销技巧以及使产品差异化的能力等；二是对具有垄断性的知识资本的占有和使用。

20世纪70年代，国际产业转移的技术状况发生了变化，向外转移的技术是在母国已经成熟的或者标准化了的技术。R.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这一时期研究国际产业转移的代表成果。他以20世纪7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为考察对象，很好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产业转移的技术含量的变化。该理论从技术演进的角度把产品生命周期划分为技术创新产品、技术成熟产品和技术标准化产品三个阶段，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化是产品(技术)生命周期特定阶段演进的结果。在新产品阶段，也就是技术创新阶段，生产一般在国内进行，此时只有出口贸易而不会出现对外投资。当进入成熟阶段后，生产者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把生产转移到其他成本较低的国家去。在最后一个阶段，即标准化阶段，产品的生产技术和知识已经在国际范围内扩散，生产者开始大规模投资于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

尽管20世纪70年代国际产业转移的技术是标准化技术，但这种标准化的技术无论在母国还是在东道国仍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日本跨国公司为推动力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技术特征完全失去了垄断甚至比较优势，向外转移的技术则是国内处于比较劣势(即将被淘汰)的边际技术。K.Koiima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很好的解释。K.Kojima通过对日本企业20世纪70-80年代的对外投资活动的考察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是从母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部门(即边际产业部门)开始依次进行的，而这些产业部门正是在东道国具有明显或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东道国因缺乏先进技术等条件而没有显现出来的潜在比较优势显现出来，并得到充分利用。因此，投资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应该是在国内已经或即将被淘汰的技术，即边际技术。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20世纪8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技术大都是投资母国的边际技术。

上述国际产业转移中的技术，无论是垄断技术、标准化技术，还是边际技术，一个共同点就是跨国公司在母国研发，然后对外进行技术投资。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国际产业转移的技术路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由原来在母国研发对外技术投资的组织形式开始向直接在东道国从事研发转变。Robert D.Pearee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Dunning的国际生产理论、Kuemmerle w.的技术开发与技术增长理论；Robert D.Pearce，Cheng，J.and Bolon，D.，OveGranstrand等的研发分散与集中理论；Manuel G.Serapio Jr.，Donald H.Dalton的辅助资产理论，都是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后的理论总结，从而也说明了20世纪90年代研发投资已成为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主流。

二、国际产业转移的投资方式：从直接投资到服务外包

国际产业转移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由于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容不同，经济全球化被划分为第一次全球化和第二次全球化。以制造业作为转移内容，以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投资方式的全球化被称为第一次全球化；以服务业作为转移内容，以外包作为投资方式的全球化被称为第二次全球化。

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分析这一时期研究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包括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可以看出，在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以制造业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最适合方式是对外直接投资。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第二次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国际产业转移的特点是，跨国公司将非核心的服务环节，如后勤、财务、寻呼中心、研究开发、售后服务等，外化为一个投资项目或专业服务公司后再外包出去。服务外包转移加快体现在服务业利用外资迅速占据主导地位上。20世纪70年代初，服务业仅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25％，90年代还不到一半，而2002年已上升到60％左右，同期制造业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则由42％降至34％。从流量看，现在每年服务业约占全部外国直接投资的2/3。全球项目外包市场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2004年已达到6.3万亿美元。这一时期，欧美企业生产外包规模年增长率达到35％，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通过外包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如可口可乐、松下、西门子、飞利浦等。这说明，跨国公司将非核心制造环节外包转移给那些具有专业能力的外部供应商，然后通过外购获得这些产品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兴主流方式。

Richard J.Newman在分析了美国和印度两国之间的工作岗位出口后指出，“用不着具有经济学学位的人就能看出，美国21世纪的主要出口之一是工作岗位。”微软主席比尔・盖茨最近宣布，该公司在印度的工人队伍将扩大一倍，达到7000人，投资17亿美元。IBM2006年至少增加了10000名印度员工，到2006年年底，员工增加到50000名以上。Accenture。EDS和其他咨询公司紧随其后。据Forrester研究所估计，到2015年，美国将有330万个岗位出口到海外。随着岗位出口趋势的成熟，美国企业将把越来越多的白领工作(如会计、药物研究、技术研发，甚至卡通制作)都外包出去。同时，印度的大型离岸企业如塔

塔咨询服务公司、Wipro技术公司和Infosys公司等开始在美国招募工人。Richard J.Newman的研究显示了这样一种趋势：不仅外包越来越成为美国实施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在日益向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延伸。向分工的深度延伸体现在外包已经开始由传统的价值链具体到工作岗位；而向分工的广度延伸则体现在，不仅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外包业务，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向发达国家外包业务。

服务外包之所以越来越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服务资本的独立化为服务外包提供了可能性。传统资本分工中，服务资本是依附于其他形式资本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加深，以及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战略发生新的调整，企业内部的分工继续深化，服务资本进一步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在信息技术迅速普及的其他领域，服务资本也不断从工商资本、财政资本、金融资本中分离出来。服务资本的日益独立化，使服务外包即服务业的跨国转移已成为当今世界产业转移的新现象和新领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

二是服务外包能够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公司仅仅通过将其现有的商业流程与服务从劳动力昂贵的本国照原样搬到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和地区就能够省下数十亿美元的成本。通过外包而节约下来的大量资金则可被投资到企业的关键部门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样。通过将非核心业务进行外包，企业既避免了不必要的投资，节约了成本，减小了企业发展的资金压力，也降低了在竞争中面临的风险。同时，将部分业务外包给专门从事该项业务的外包服务商，不但节省费用，还能够提高效率，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这主要是因为专业的外包服务商既有专业经验，又有规模优势，而且服务及时，无需繁琐冗长的准备就能高效率地完成企业急需的各项工作，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三、有效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途径：建设服务外包基地

通过上述对国际产业转移路径规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服务业越来越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导产业，而包括研发在内的服务外包则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导方式。国际产业转移的这种路径规律给我们的启示是，今后我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利用外资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引导外资投向服务业，而服务外包则应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

篇8

[关键词]外汇储备;需求;进口;外商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059-02

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广泛使用各种经济计量模型,对影响一国储备需求的各种因素进行回归与相关分析,构成储备需求函数,用以确定一国的储备需求量。储备需求函数有以下三种模式:

(1)弗兰德斯对发展中国家储备需求函数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且考虑的因素比较全面。她在构造储备需求函数时,考虑外汇储备与进口规模的比率和10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这10个变量包括:出口收益率的不稳定性、私人外汇和国际信贷市场的存在、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储备的收益率、储备的变动率、政府改变汇率的意愿、调节政策所需成本、贸易商品库存的水平及其变化、借款成本和收入水平。最后,得出以下储备需求函数:

1 数据选取

分析外汇储备的需求,首先要了解其持有外汇储备的动机。从货币现象上来看,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就是对其他国家货币的需求。凯恩斯把货币需求的动机分为交易性动机、预防性动机和赢利性动机(或称为投机性动机)三个方面。根据外汇储备的需求理论,影响外汇储备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总量、进口规模、外债规模、外国直接投资规模,还有一些无法度量的如:汇率制度、央行的干预、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等因素。①经济总量;②进口规模;③外债;④外商直接投资;⑤国内货币供给;⑥机会成本;⑦央行的干预;⑧汇率体制;⑨国际收支逆差的调节速度。

本文选取了国内生产总值(GDP)、进口额(IM)、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家外债余额(DEB)、狭义货币(M1)、人民币兑美元中间汇率(F)六个变量与我国的外汇储备(R)进行回归分析。为了使数据平稳消除异方差取对数建立回归方程。

2 外汇储备需求的回归分析

需求在适度外汇储备量的决定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影响外汇储备需求的各种因素建立外汇储备的需求函数进行回归分析。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参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1。

从上表中我们不难看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下,我们拒绝自变量系数显著不为零的假设,认为各自变量的系数显著不为零,而R2=0.989959接近于1,我们认为方程的拟合程度非常好。我国外汇储备与经济总量、进口、外商直接投资、汇率之间确实存在线性关系。AIC,SC值都很小,说明变量选择很合理。D-W值用以验证方程的自相关性,D-W=1.324194,并不能说明是否存在自相关性。所以需要进一步进行检验,对残差序列进行LM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3 小 结

第一,经济规模是中国外汇储备量增长的决定因素。一般情况下经济规模大的国家要求持有更多的外汇储备。因为一国经济规模越大,其对外经济交往的规模也就必然越大,处理突发的经济事件的外汇也就越多,所以就要求更高的外汇储备规模。通过回归模型分析得知,GDP对外汇储备的回归系数是1.2628。说明GDP增长1个百分点外汇储备增加1.2628个百分点。

第二,进口规模的大小是影响外汇储备需求的主要因素。进口规模越大,所需要的外汇储备水平就越高,反之亦然。一方面,进口规模越大,所要求对外支付商品和服务,投资利润或利息,购买外国的证券就越多,对外汇储备的交易性需求就越大;另一方面,进口规模越大,一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越高,因此进口总量的很小的变动,都会对该国的国际收支产生较大影响,所以需要更多的外汇储备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我国进口增加1个百分点外汇储备增加0.6702个百分点。

第三,汇率制度与外汇储备的关系非常密切,汇率制度分为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两种形式。我国实行的是有管制的浮动汇率制度,理论上在完全浮动汇率制度下,国际收支能自动实现平衡,任何外汇需求都可以及时地通过外汇市场获得,在此制度下不需要持有外汇储备,但是由于我国的汇率浮动范围很小,基本上可以看做固定的汇率制度,而实行固定汇率制由于不能通过汇率的及时变动来调节国际收支,就需要更多的外汇储备。根据回归模型汇率变动1个百分点外汇储备增加2.7323个百分点。

第四,一般来说,外商直接投资与外汇储备规模也呈正相关关系,外国直接投资越多,要求的外汇储备规模越大,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考虑这一关系,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一国,其目的是为了在该国获得比国内更高的资本回报率,而这些外资在东道国获得的资本回报,最终都要以外汇的形式汇回母国,而这些汇回的外汇都要以一国外汇储备来支付,因此,外国直接投资规模越大,其利润汇回越多,要求外汇储备规模也就越大;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充足的外汇储备是吸引外资的重要保证,为了吸引外资的流入,需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作为保证。但是本文根据回归模型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个百分点导致了外汇储备减少0.2984个百分点。有可能是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汇储备的影响是间接的,外商直接投资导致了外汇储备的相应增加,所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导致了外汇储备需求的减少。理由是外国直接投资按产品的市场定位可分为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两种类型,其对资本输入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是通过影响生产部门的产出反映出来的。出口导向型投资有助于增强输入国的出口创汇能力,改善国际收支,增加外汇收入;而进口替代型投资则有利于平衡输入国的国内供求,减少进口需求,节省外汇支出。

参考文献:

[1]马之朋.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需求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陈蔚,李硕.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以及调整政策分析[J].时代经贸,2008(5).

[3]许承明.中国的外汇储备问题[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4]王彦红.国际收支顺差与外汇储备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经济观察,2008(9).

篇9

越

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多种形式的境外经济合作取得一定进展，均始于2001年“十五”计划提出的“走出去”战略。

根据商务部统计，2012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44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同比增长28.6%。按照最新数据，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位居全球第13位，较前一年提升4位。

很多研究机构预测，如果按照这一趋势发展，未来的数年内，中国将出现对外投资高峰，从而可能成为全球的投资大国。

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主动参与全球化、建立新型开放经济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目前出口量居于世界首位，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更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出口越来越受到外需萎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从中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复苏基础脆弱，进程缓慢，将处于低速增长的时期，必将使贸易伙伴的进口需求明显减少。因此，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思路需要予以调整。而且，出口将面临更严峻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

多年来，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一方面扮演“世界工厂”角色，一方面又要遭受因产业冲突增多而导致的贸易摩擦。据WTO统计，2001?2010年，中国共遭受574起反倾销，占世界反倾销总数的27%；受到贸易救济调查共692起，涉及总额约400亿美元。促进对外贸易投资不仅会克服不利的国际形势外部经济环境，而且还能够促进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分流外汇储备资产，提高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

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无风险选择，企业对外投资往往面临多重风险。投资风险首先来自企业自身，即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普遍不足、国际化人才的短缺、企业经营层对国外法律环境及经营环境不熟悉等；其次，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风险，在未来十年的世界经济衰退期内，债务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有可能在更多国家爆发，使东道国出现投资环境的巨大变化，政治风险、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都有可能给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营构成威胁。

此外，中国企业目前对外投资的产业分布集中在污染较重行业，各国环保意识的觉醒和强化将使中资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环境风险。从2004年至2011年，中国在石油、天然气、矿产、钢铁和电力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皆呈快速上升趋势，这些投资面临的环境问题无疑比在其它种类的投资活动中更显突出。

从对外投资的地理分布来看，中国对外投资的目的地分散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等资源丰富但环境脆弱的地区。如果对外投资中环境保护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就会引发海外投资者和当地居民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并可能进而迫使东道国政府采取环境规制措施。

例如在柬埔寨，当地政府曾以环境问题为由收回了中国投资者的森林采伐权；在加蓬、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刚果共和国和莫桑比克等一些非洲国家，中国的投资也被认为是破坏其森林资源的主要力量。当前，各国在国际投资政策上取得共识，提出外资应支持可持续发展及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当今全球企业的共同行动。

篇10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投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0-01

一、理论综述

国际投资按照其投资方式不同，可以区分为直接投资，也可称为对外(海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和间接投资两种类型。国际直接投资又叫外国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在另一国新建生产经营实体，或把资本投入到另一国的工商企业，并以控制国外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对外投资活动。邓宁在论文《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主要观点是，企业进行国际投资需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第一，所有权优势；第二，内部化优势；第三，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是基础，内部化是载体，区位优势充分条件。

二、中国利用外资的现状及其特点

1.中国利用外资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吸收外资的主要形式。目前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形势良好，平均每年的增长幅度为3.5%。

2009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约为900.33亿美元，2010年为1057.35亿美元，增长了17.44%；2009年底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434248户，2010年445244家，增长了2.53%，投资的产业几乎遍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所有行业。根据科尔尼（AT Kearney）调查显示，中国仍然是对外国直接投资者而言最具吸引力的国家。

2.中国利用外资的特点分析

中国加入WTO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1979年至1984年，我国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仅有30．6 亿美元，截至2009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343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00.33亿美元。

从外资来源来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为主要，实际投资额占全国的74.58%。在对华投资的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英国占主要地位，三国对华的实际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为10.18%，但占到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华直接投资的比重在90%以上。这说明，中国吸收的外资中至少有近一半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资本，发达国家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三十。

三、中国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

1.“技术外溢”效果不明显，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阻碍我国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

从我国利用外资的情况来看，所引进的技术大多数是二、三流技术，真正的关键技术中方并未能引进。与此同时政府过分依赖外资，“超国民待遇”增强了我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忽略本国的技术原创，压抑了一部分国内企业的首创精神。

2.外资投向不合理，加剧了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失衡，国内的资源消耗和能源争夺也越见激烈

从外资资金来源的区域结构来看，整个OECD成员国对华直接投资占我国全部FDI的比重不到三分之一。从外资的资金投向来看，外资主要投向经济发达、政策优惠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对中西部地区投资数量却很少，区域性差异非常明显。从外资的产业投向来看，主要投向了投资少、见效快、资本产出效率高的第二产业中的下游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消耗中国的资源或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导致了国内资源紧张。

3.部分企业逃税、避税，经济损失严重

据商务部统计，截止2004年，我国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共有494025家，其中一半以上是所谓“亏损”企业，据估计，外商逃税的总额至少有1000亿元。

四、中国利用外资的对策研究

1.调整引进外资的战略目标

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目标应进行重新定位，即从引进外资以弥补资金缺口为重点转向通过引进外资以获取外资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重点。消化吸收外商投资中的技术含量，促进我国科技创新，最终实现自主发展。

2.调整外资优惠税制，完善产业政策，调整外资投资结构，加快反垄断立法

首先，逐步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结束两税制并立的混乱局面；其次，应该突出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的产业导向和地区导向。引导外资流向基础产业和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振兴制造业，向以优化结构为主的效益性外资政策转变；再次加快相关立法进程，尤其是反.垄断法。

3.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引资活动，促进我国地区经济的平均发展

加大转移支付、争取更多定向西部开发的海外资金与技术援助，实行普遍的鼓励性政策，给予同样的减免税优惠和信贷担保支持政策，建立并逐步扩充西部开发基金。优先在中西部地区人口集中的城市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并结合不同地区的资源和地缘条件，鼓励东部和国外企业进行资源开发型产业投资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加快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并将外国政府提供的人员交流和技术培训项目优先安排西部人员参加。

参考文献：

[1]乔晶.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特征及调整策略[J].重庆工商大学管理学院.

[2]邹辉晖.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问题及策略建议[J].经济师,2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