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渤海大学管理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摘　要】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面临诸多挑战。制造业企业如何选择正确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对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

1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自“走出去”战略作为国家战略正式提出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短短十多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非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由2003年的28.5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901.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45.2%。非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存量总额5256.6亿美元，其中在2003~2013年间非金融业累积投资4494.1亿美元，占非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5.5%，表明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但实现了短期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由2003年的6.2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86.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48.9%。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存量总额428.2亿美元，其中在2003~2013年累积投资达到397.5亿美元，占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92.8%，说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起步晚，取得了更加快速的进步。由以上数据可知，制造业直接投资存量占非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1%，其中在2003~2013年间制造业累积投资占非金融业累积投资的8.8%。虽然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硕果累累，但机会与风险并存。由于我国特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制造业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也面临着更多的不公平待遇。因此，对影响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2.1　技术优势

Barney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既可能是为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能力，也有可能是为了获取其他企业的核心资产[1]。当企业相对于东道国的竞争对手具有垄断优势，并且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导致企业不能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垄断资产的全部收益时。为了获得垄断资产的全部收益，企业倾向于在东道国采用新建投资的方式实现对垄断资产的控制，以期获得垄断资产的全部收益[2]。当企业在东道国不具备垄断优势时，在与竞争对手的市场较量中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弥补技术上的差距，企业倾向于在东道国采用跨国并购的方式，获取目标企业的垄断资产，实现企业技术的快速提升。

2.2　国际经验

在陌生的经营环境中，企业往往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缺乏了解。信息不对称将提高信息收集成本，增加企业运营成本，甚至会导致跨国经营的失败。因此，具有国际经验的企业再次面临投资决策时，通常利用以前投资中的经验、教训，掌握的投资技巧，快速锁定投资目标，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因此，具有国际经验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以前投资过程中掌握的投资技巧，快速锁定目标企业，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反之，则采用新建投资的进入方式。

2.3　制度约束

制度约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减少了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利于保护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合法权益[3]；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各项法律制度，设置制度障碍，限制他国企业进入本国运营，以保护本土产业安全[4]。制度约束会导致企业经营风险增大，进而提高企业的运营成本。因此，在制度约束大的东道国进行投资时，为了降低不确定风险的影响，减少运营成本，企业更倾向于高度控制国外分子公司，以保证母子公司的一致性。因此，在制度约束大的东道国经营时，企业会采用新建投资的进入方式。反之，则采用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

2.4　文化距离

企业决策不仅考虑企业利益最大化，还要兼顾消费者心理状态、社会价值观等社会心理的影响。当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时，则需要考虑母国和东道国文化差异，即文化距离的影响。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越大，企业面临的潜在文化冲突风险也越大，企业的运营成本也将随之增加。因此，企业在文化距离大的国家进行跨国投资时，为降低文化冲突的影响，企业应该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与东道国相关企业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深入了解东道国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等，从而实现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反之，则采用新建投资的进入方式。

3　结论与建议

3.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企业应在日常经营中不断完善管理体制、拓展融资渠道、增强资源整合能力，在日常经营中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完善管理能力，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为企业跨国经营奠定基础。

3.2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企业在投资前应深入了解东道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东道国政府对于境外资本的态度。如果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保持开放的态度，则意味着企业可以自由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进入模式；如果东道国在出于某种政治原因的情况下，对外资进入本国经营设置比较严格的限制，则意味着企业应该在明确法律规范的前提下，采取谨慎灵活的方式进入东道国。

3.3　重视潜在文化冲突的影响

在文化距离小的国家进行跨国经营时，企业面临的文化冲突风险较小，可以自由选择跨国经营的进入模式；在文化距离大的国家进行跨国经营时，企业面临的文化冲突风险较大，应在与东道国企业合作的过程中，逐步深入的了解东道国的文化传统，谨慎的选择企业跨国经营的进入模式。

参考文献

［1］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17(1):99-120.

［2］Hymer S.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6.

［3］Meyer, K. E. Institutions, transaction costs, and entry mode choice in Eastern Europ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32(2):357-367.

篇2

所有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企业理论的出发点就是，要确保跨国企业的投资有利可图，进入东道国的跨国企业必须具备当地竞争者所没有的优势。也就是说，拥有特定的优势是跨国企业在当地投资的前提条件，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是利用其既有的特定优势的过程。实际上，跨国企业实施FDI也可以是构建新的竞争优势的过程，目前仅拥有部分竞争优势的后发企业可以对外直接投资，吸取和积累知识型资产，在未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传统理论将具备垄断优势视作先决条件的静态化处理方法，正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困局的根本原因所在。

藉此为突破口，吴先明教授的新作《创造性资产与中国企业国际化》(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从创造性资产的分析视角对既有理论进行了积极拓展，从理论上解释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为蓬勃兴起的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指明了方向，并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打破对外投资困局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本书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从传统理论的核心问题和基本前提入手构建新的理论框架，立意高远。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跨国企业为什么愿意并能够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到东道国从事经营活动?以国际生产折衷范式为代表的传统理论认为这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企业之所以能够到国外经营，是因为企业拥有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垄断优势；企业之所以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是因为企业使自身优势内部化比出售或出租给外国企业更有利；而企业之所以愿意到东道国经营，是因为企业在东道国结合当地要素投入来利用其优势时比利用其本国要素投入更有利。将企业拥有垄断优势视作其对外投资的既有前提是传统理论的根本缺陷，这一缺陷不仅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投资两难的理论困境，也使得传统的理论范式不断受到现实中跨国企业发展的新情况和新变化的严重冲击。比如本书中所提到的三个影响深远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企业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迅猛；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全球研发活动蓬勃兴起；以及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并购取代新建投资成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方式，等等。

基于此，本书利用邓宁1993年所提出的创造性资产的概念，强调跨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竞争优势的动态化过程。该书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企业国际生产的动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实施FDI较少地强调利用既有的所有权特定优势，而更加关注通过并购新的资产，或与外国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扩展自身优势。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型竞争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不再是以垄断优势为先决条件，拥有局部竞争优势的后发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得创造性资产，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例如，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逐步形成低成本制造等局部竞争优势，以此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重构自身资源和能力基础，通过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去寻求和获得重要的创造性资产――如创新技术、商业信息、全球化的管理技能等。

本书所建立的理论框架是其一大贡献。可以说。该书的理论框架既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又是对传统理论的突破和创新。一方面，本书基本理论框架和国际生产折衷范式并无太大差异，因此它仍然可以解释传统意义上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另一方面，它又对折衷范式中某些基本前提进行了修正，赋予其动态化变动的涵义，使其更符合跨国公司发展的新发展和新情况，从而增加了理论的解释力度。

与同类书籍相比，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其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紧密结合。由于数据难以获取，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研究大多偏重于理论分析，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定性分析。但由于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经验分析如果缺乏深度就难以得到有说服力的结论。基于此，本书不仅以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为基础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而且每个理论分析结论都注重以充分的经验分析作为支持。

篇3

一、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一）规模差距悬殊，危机后走势不一

中美相互直接投资在规模上有显著差距。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经历两轮增长，第一次扩张期为1993—2001年，从5.56亿美元增至19.12亿美元；2003—2007年进入第二轮增长阶段，2007年达到52.43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缓慢，2003年仅为0.65亿美元，2007年为1.96亿美元。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走势不同，美国对华投资波动较大，出现资本净流回，中国对美国投资则增长较快。美国经济分析署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2008年增至历史最高值，2009年降至负值，出现净资本流回，且2011年再次出现16.63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数据，没有出现负值，但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则增长较快，2010年和2011年的增速分别为43.9%和38.5%，2011年达到18.01亿美元。

（二）双边直接投资都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投资趋于增加

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集中于制造业领域，对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投资趋于增长，但仍然较小。2000年美国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存量为70.76亿美元，占美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为63.5%，2011年达到267.1亿美元， 所占比重为49.2%；其中，以满足当地市场需求的食品业和化工、冶金和交通设备等重工业为主，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投资规模也较大。对服务业的投资增加，2000年美国对华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存量8.09亿美元，占美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为7.3%，2011年为146.37亿美元，所占比重为27%；其中，对金融业的投资整体呈增长趋势，所占比重为4.6%，但总体上仍然较少。

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金融业投资增加较快。2010年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存量占比27%，为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国际金融危机后，对美国金融业的直接投资增加，2007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总金额为1.96亿美元，2008年大幅增至4.62亿美元，其中，对金融业投资增幅最大，2010年对金融业投资所占比重为10.8%。

（三）双边直接投资在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联系中相对较弱

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和欧洲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2008年之前不足2%（2005年除外），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波动，2010年对华直接投资占比为2.33%。中国引进美国投资占中国引进外资的比重也较低，并且下降趋势较为显著，2004年为6.5%，2010年降至2.0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地区，2011年对美国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为2.43%；从美国引进外资的角度看，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所占比重更是很低，2009年之前都低于0.2%，2011年为0.25%。

二、形成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基本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定规模，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后发展较快，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截止到2011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存量为542.34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仅为38.15亿美元。

（一）比较优势决定双边投资的基本格局

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的企业由于具有技术创新、先进的企业管理和营销与品牌等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居世界首位。从中国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多地拥有“国内资源部门的准入权优势”和“生产阶段的分工”，而只有少数企业在某些领域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所有权优势”。

如果将美国和中国的优势放在一个框架中分析，则美国更多地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所有权优势”，中国更多地拥有“国内资源部门的准入权优势”和“生产阶段的分工”优势，这决定了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

（二）区位因素和历史文化联系

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看，经济发展的历史联系和地理因素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截止到2011年，美国对加拿大、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头寸所占比重，分别为8%、55%和20%，对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占比仅15%。

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较深地参与到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逐渐成为世界主要的制成品出口国。受地理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亚洲地区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的直接投资发挥了主导作用，来自美国的直接投资并不是促成中国参与当前国际分工的主要因素。

三、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一）美国“再工业化”对双边投资带来不确定性

为应对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等问题，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有层次、有步骤地推出一系列系列举措。美国“再工业化”对双边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

1、部分美国在华制造业企业回归，但宏观影响并未显现

随着机器人、人工智能生产和页岩气技术的突破，美国的制造成本降低。2012年3月份波士顿咨询公司推出《美国制造回归：制造业或临拐点》的报告，认为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不断削弱，制造业从中国向美国回归拐点将有可能在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家电和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家具、金属制品、塑料和橡胶及运输工具七大产业率先启动。目前确实也出现了部分制造业企业回归美国生产的现象。

在宏观层面上美国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未受到显著冲击，但趋势不稳。美国对外制造业直接投资，2008年降到最低，2011年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但已温和复苏。美国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在2009年下降幅度较大，2010年和2011年先增长后下降，趋势不稳。从制造业的内部结构看，计算机和电子信息产品、电子设备和零部件以及交通设备领域的直接投资波动较大。

2、中国对美跨国并购受政治干扰趋多

从中国企业近几年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看，华为、中兴、三一和万向等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接踵遇挫。“政治”、“国家安全”、“威胁”等成为阻碍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障碍。具体看，中国对美跨国并购的企业主要是中国在高技术产业领域有过激竞争力的企业，美国存在对其技术外溢的担忧。根据《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规定，总统有权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对任何外国兼并、收购和接管美国的商业公司的行为采取行动。对外国并购等的审查具体由外国投资委员会来负责。这种“审查权”就赋予了美国总统在经济领域的“政治干预权”。

因此，从经济要素的稀缺性来看，有限的资本根据要素成本的差异，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区位选择，意味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面临不确定性，但目前尚未带来明显冲击。另外，从先进技术的垄断性看，出于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增强的防范，针对中国对美高技术企业的并购，美国通常会以威胁到国家安全的理由进行干涉，从而给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加风险和不确定性。

（二）影响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的基本因素尚没有变化

1、中国的市场需求巨大，且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收益增长快

从亚太地区看，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市场需求巨大的优势较为显著，成为吸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即前面提到的，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市场拓展型投资”，目前已取得较好的发展。

一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已形成较大规模。中国已经为美国对亚太地区制造业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在2004年之后经历了快速增长，2007年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头寸，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国家，2011年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头寸为267.1亿美元，高于日本的233.12和新加坡的214.47亿美元。

二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收益持续稳定增长，并且前景不错。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美国—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经常账户项目下的直接投资为净收益，并且稳步增长。2000年直接投资项下美国对中国实现的投资收益为12.2亿美元，之后快速增长，2007年为57.7亿美元，2008—2011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收益仍保持较快增长，达到96.8亿美元，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的比重也提高至2%。

另外，美国对中国金融业的投资增长空间较大。截止到2011年美国对日本的金融业直接投资总额为545亿美元，相当于制造业投资总额的2倍多，而对中国金融业的投资总额25亿美元，不足制造业领域投资的十分之一。美国对新加坡、韩国和印度的金融业直接投资分别为137、57和37亿美元，也高于中国。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开放水平的提高，美国对中国金融业的直接投资将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因此，美国对华制造业投资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金融业领域的直接投资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并且投资收益稳定增长，这都成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的有力支撑。基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潜力的逐渐显现，预计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的基本趋势不会受到影响。

2、中国扩大对美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凸显，且具备客观基础

中美之间的直接投资联系较弱，货物贸易和中国持有美国的国债是目前中美两国主要的经济联系。从资本流动的方式看，中国资本流入美国的主要方式是中国增持的美国国债和美国银行增加的负债，直接投资方式所占比重非常小；美国资本流向中国的主要方式是美国银行投资权益的增加，直接投资占比也较小。通过增加对美国直接投资已成为改善中美经济贸易联系的主要方式之一。

从直接投资的动机看， 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的动机日益强烈。确保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规避贸易摩擦等占主导地位，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随着我国高技术产业领域部分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为加快提升我国高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水平，进行专利与信息收集、商品筹划与开发研究，也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我国部分企业具备了跨国并购的基础，中国已到了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阶段，“走出去”战略实施后，一系列支持海外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三）政策环境整体有利，且长期看尚存机遇

从长期看，美国“再工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市场需求，以及产业分工深化为促进两国直接投资带来机遇。

1、中美双边直接投资面临的政策环境整体有利

一是“选择美国”计划的实施有利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2011年6月奥巴马签署行政命令，创建“选择美国”项目办公室，旨在推动全世界各地和美国本土企业扩大在美国的投资，为美国创造增长良好的就业环境。

二是中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扩大了开放度。目录取消了部分领域对外资的股比限制，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促进制造业改造提升、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促进服务业发展；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加快实施，也为国内企业加强对美直接投资提供有利的政策支撑。

三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正在推进。2008 年6月，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双方同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旨在加强双边投资保护的同时，促进双边投资健康发展。2012年5月重启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两国政府并为此展开了相关研究。

2、辩证看长期双边直接投资尚存机遇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推进，从发展的角度看，一是必然意味着对潜在市场投资的增加，以更准确灵活地捕捉市场需求信息，二是“再工业化”带来的新一轮产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首先，长期看，市场需求是企业技术和产品创新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当前产品生命周期加快，产品的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再创新阶段，间隔时间较短，必然意味着为了抓住市场规模而带来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中国具有潜力巨大的市场。美国可能通过对华直接投资，来捕捉更多的市场信息。其次，“再工业化”将带来新一轮产业兴起和发展，必然带来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这无疑是中国参与新一轮全球经济分工的重要机遇，通过培养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新优势，提升技术水平，与美国更多地展开科研合作，与美国形成不可替代的产业分工关系，将有利于双边直接投资发展。

四、政策建议

加强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目标并不是确保其规模，或者确保其增速，重点是促进中美直接投资结构性加强，立足于利用好中国潜力巨大的市场优势、较低成本的熟练劳动力优势和一定基础的科研优势，并抓住“美国再工业”及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的国际分工的机遇，为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为此建议：

一是分类利用好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针对以利用我国低劳动力成本为导向的美国直接投资，政策侧重于理顺要素市场价格，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无需政策方面压低劳动力成本以应对“美国制造业回归”；针对以我国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直接投资，政策侧重于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但也要防范美资企业在我国市场上的垄断，造成国民福利的损失；最重要的是，为扩大美国高技术领域或者研发机构在我国的投资提供政策支持。

二是加大对战略性产业的监管。在扩大产业开放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监管，保障我国的经济和产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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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装备制造业；企业“走出去”；辽宁

[中图分类号]F203；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4-0040-06

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技术装备的战略性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加快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对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构建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模式有着重要意义。辽宁作为我国制造装备产业的核心区域，装备制造I区域集中度较高，拥有一批销售收入超百亿元的在国内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现已形成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装备制造业发展格局。本文从辽宁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基本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出发，通过对辽宁省的装备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得到统计数据，找出影响辽宁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关键因素，进而分别从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提出问题解决对策。同时，期望为其他城市和地区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一、辽宁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现状

对外直接投资是辽宁省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到达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也是辽宁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

（一）辽宁对外投资总体情况

截至目前，辽宁累计核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2015家，协议投资总额为220.9亿美元，中方投资总额为198.6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从2011年的15.67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37.9亿美元，年均增长34.25%。2015年，辽宁省共核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222家，同比增长27.6%；协议投资总额为35.2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016年，核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共110家，同比下降4.3%；投资总额为24.3亿美元，同比增长17.6%。

（二）辽宁装备制造业对外投资情况

2015年底，辽宁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共达43亿美元，占全省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1.7%；其中核准和备案项目共451个，占全省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22.3%。2016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对外投资达到9.3亿美元，占全省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8.3%，其中核准和备案项目共26个，占全省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23.6%。投资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制造业和冶金业等领域；主要分布在东盟、中亚、欧美和非洲等地区。

（三）实力型企业主动参与国际竞争

“十二五”期间，辽宁装备制造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一批实力型企业主动活跃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例如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近年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市场，在致力于中国电力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化战略，目前已在世界拥有海外办事处27个，产品销往30余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启动印度建厂，完成高端产品向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的批量出口，实现了从“装备中国”到“装备世界”的飞跃。目前，辽宁省有多个领域的装备制造企业已经获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具有了非常高的知名度，这些企业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强大实力和优越条件。

（四）一大批装备制造业对外投资项目取得积极进展

北方重工集团并购美国罗宾斯公司研制隧道掘进设备及附属设备项目，并购额为1.56亿美元，项目完成后，预计10年内带动出口20亿美元；大连机车立足“产品+服务+技术+投资”海外发展模式，获得南非232台内燃机车，总价9.04亿美元的订单，创造我国内燃机车单笔订单最高纪录；沈阳远大集团与印度最大轨道交通制造公司斯通公司签订合资协议，计划投资2亿人民币设立印度最大的电梯制造企业；沈阳联立铜业已与哈萨克斯坦Ordabasy集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项目总投资8亿美元，开展铜资源综合开发及冶炼项目；鞍山海城石油机械集团与俄罗斯巴什基尔共和国政府签订合作协议，投资总额3亿美元，建设石油装备制造产业园区，目前已经完成2平方公里园区的一期规划；华晨汽车集团在埃及设立了整车生产基地；沈阳禾丰牧业集团在俄罗斯、尼泊尔设立了3座生产工厂。这些制造业企业的重点海外投资项目为辽宁省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参与国际产能合作方面探索了新路子，积累了新经验，提供了典型示范，拓宽了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空间。

二、辽宁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存在的问题

辽宁装备制造业以自身特有的区域特点、经济状况、行业特点等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2011年全省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增长率为33.8%，此后逐年放缓并跌落至负增长区间。近五年，装备制造业对外投资净额占全省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总数的比例分别为6.8%、9.4%、9.9%、6.7%和7.8%，所占比重下降后有所回升，但是回升趋势缓慢，辽宁装备制造业“走出去”遭遇瓶颈。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活力不足

辽宁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多为实力雄厚的国有大型企业，其境外投资占比为65%。相对而言，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与合作中占的比例偏低，仅为30%。大量国有资产的低效配置，生产装备的老化状态，导致生产效率较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二）产业链关键环节的附加值不高

产业链由不同相互交错关联的链条构成，企业不只是提品，还涉及研发、设计、服务等环节，这些都是提高产品专业化水平和产品附加值的要素。辽宁装备制造业的生产环节附加值较低，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研发创新环节有待提高，研发、策划等高端服务业还处在起步阶段。

（三）国际合作的基础有待夯实

辽宁装备制造业“走出去”与国际企业的合作还处在起步阶段，不断探索的同时还面临着来自环境、制度、技术、文化等方面的障碍和挑战。而东北老工业基地中老国企占比很大，经营体制固化严重，长久以来习惯于从国内市场竞争获利，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缺乏经验。

2.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增强企业活力和国际合作基础。增强辽宁企业的长期应变能力，以国有企业改革攻坚为基础任务，进一步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加速民营企业制度创新，不断完善现有企业制度；构建国有资本监管运营体系的新模式；改善政府职能及其管理模式，为企业更好的实施对外投资与合作提供高效服务保障。推动与海外华商合作发展。海外华商无论是在经济实力还是在政商网络关系中，都有着强大影响力。应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发挥海外华商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强与东道国政府的联系，搭建高端资源平台，为辽宁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转型升级提供支撑。

3.加快装备制造业人才培养。当今和未来的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成功的关键是技术和创新，而辽宁除了要解决装备制造业企业自身技术进步和创新意识不足的问题外，政府还应更加重视装备制造业人才的培养，加大基础教育投入，注重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更好地服务于装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

以强大的人才基础作为支撑，可以促进辽宁进一步整合产业链以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将产业链中不同环节的企业合并、重组，形成研发、采购、制造、销售、服务等完整价值链，进而使产品综合配套能力提高。用领先的技术研发新产品、新工艺，通过产品的配套服务以满足多样化国际需求，为客户提供安装调适服务、在线支持、总承包等方案，打造有国际市场影响力的品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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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产业；变参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276-02

一、模型与数据

二、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贸易与OFDI互补的原因

OFDI促进出口贸易扩大的原因可以从企业对外投资的类型及地域分布的特点这两方面来分析。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技术导向型。技术导向型OFDI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增强母国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从而使生产率得到提高，产量增加，同时，随着世界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服务的可贸易性增强，从而促进出口扩大。2010年中国对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OFDI流量占投资总额的83.7%，而这些地区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这就决定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一部分是垂直型的。技术差距的存在会导致一定的贸易创造作用，这种类型的OFDI会带动机器设备和技术等的出口，也会带动其他中间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OFDI也会产生贸易关联效应，产品的出口要涉及许多中间环节，中国企业在国外建立相应的服务设施，发展仓储、零售、运输、银行保险业和咨询等服务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和其他国内相关企业出口贸易的发展。企业通过OFDI在国际市场上建立更为先进的营销网络也会对国内产品和服务出口有促进作用。

服务业OFDI对其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小于制造业OFDI的出口扩大效应，这一方面是因为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OFDI规模相当较小。另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纺织机械等产业已经发展比较成熟，规模经济水平较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也相对较高，而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规模较小，技术和管理水平也相对比较落后。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服务业OFDI对促进出口贸易发展方面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为了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效应，中国应该鼓励有条件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走出去，特别是对发达国家进行逆向投资以利用创造性资产获得技术溢出效应，一方面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一方面还可以降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依赖。

三、农业和矿业OFDI与其出口贸易呈替代关系的原因

中国农业和矿业OFDI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资源导向型的横向直接投资，而横向直接投资由于对中间品等的需求少，不容易产生贸易创造作用，贸易替代作用比较大。农业和矿业中未经加工或轻加工的初级产品价格低廉，加之出口会产生运输和劳动力等方面的成本和费用，通过对自然资源丰富和存在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进行效率型投资，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以及运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但会产生贸易替代作用，不利于出口贸易的扩大。另一方面，国外分公司或子公司为了使母公司获得稳定的资源供应，向母国出口各种矿产资源等初级产品促进了母国进口的增加。对农业和矿业的OFDI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加之近年来发达国家对中国设置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等贸易壁垒越来越多，也刺激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第三国市场出口至欧美等市场，这种“迂回出口”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

加强对农业和矿业深加工产品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缓解以上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企业应该注意在转型中促进行业内结构的优化升级，并在对外直接投资时注重关联配套，形成一体化的产业链以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的发展，提高整体效益。

参考文献：

[1] 张如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3）.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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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理论基础与传导机制

1．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研究和争论的焦点，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较早的理论支持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替代关系，例如:芒德尔(1957)放松生产要素在国际上不能流动的假设，并引入关税分析，得出资本流动将替代商品贸易的结论;约翰逊(1967)认为，关税引致的投资如果使东道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部门获得发展，就会减少贸易额。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了一些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互补的理论，如小岛清(1978)注意到，当在母国具有比较劣势的部门(即边际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时，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是互补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例如:李普西和韦斯(1981)使用美国14个产业的截面数据证明对外投资存在积极的出口效应，并发现如果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那么互补效应更为突出;佩特里(1994)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会因投资类型的不同而不同，成本导向型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补充效应比市场导向型的更强;卡马来罗和泰莫瑞特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欧盟和日本、美国的工业品进出口贸易，证实了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互补关系［2］。

2．传导机制

一般而言，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影响母国的对外贸易:一是出口带动效应。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会带动投资母公司对海外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的出口增加，另外还会引发东道国企业对母国其他相关企业产品的需求增加，因此会导致母国的出口增加。二是出口替代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导致的母国出口减少。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在东道国当地生产后就地销售，从而部分或全部替代原来的自母国进口。另外，国际直接投资还在东道国产生了技术示范和技术扩散效应，当地企业可以学习或模仿生产该产品，从而导致从母国进口的该产品数量减少。三是逆向进口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母国自东道国的进口。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在东道国当地生产加工后，其中部分或全部产品将返销母国。四是进口替代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少母国的部分进口。在母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前，国内企业生产某些产品时需要使用一些进口投入品，当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后，由于生产基地向国外进行转移，因此国内生产将缩减，从而导致进口的投入品也相应减少。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同时引发多种贸易效应，但每种贸易效应的强弱程度会有明显差异，对母国进出口贸易的最终影响将由各种贸易效应相互作用的净效应所决定［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进入21世纪以来，受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迅猛发展。199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10亿美元，2005年突破100亿美元，2006年突破200亿美元，到2010年已经达到688亿美元，相当于“十五”期间总和的2．3倍，20年间增长了69倍。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3172．1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5万亿美元。从地区分布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2010年末，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存量2281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71．9%，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存量439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3．8%。分具体的国别和地区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国际避税港、资源丰富国家(地区)和发达经济体，如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南非、俄罗斯、加拿大、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前20位的国家(地区)存量累计达到2888亿美元，占总量的91．1%。从行业分布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几乎覆盖了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但主要集中在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等六大行业。2010年，中国对这六个行业的直接投资均超过了100亿美元，其中: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直接投资972．5亿美元，占比30．7%;对金融业直接投资552．5亿美元，占比17．4%;对采矿业直接投资446．6亿美元，占比14．1%;对批发零售业直接投资420．1亿美元，占比13．2%;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直接投资231．9亿美元，占比7．3%;对制造业直接投资178亿美元，占比5．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投资动因角度的分析

参照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6》的分类方法，我们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归结为市场寻求型(Market-seeking)、资源寻求型(Resource-seeking)、效率寻求型(Efficiency-seeking)和创新资产寻求型(Created-asset-seeking)等四大类。不同的投资动因所导致的贸易效应也有所不同。

1．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中国对采矿业的直接投资属于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能源和矿产资源市场上的需求大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帮助中国获取国内生产所必须的石油、矿产等关键性自然资源，或者获得较为有利的价格条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境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较大，2010年，中国对采矿业的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4．1%，主要分布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在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南非、尼日利亚、赞比亚和巴西等国，采矿业是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第一大行业。由于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国外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因此会直接导致中国资源型产品的进口增加。同时，境外资源开发还能带动中国的生产设备、实用技术、中间产品和相关劳务向外出口，特别是向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带动作用更为明显，因为这些国家更需要中国的机械设备、开采技术与总部服务。可见，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进口与出口均发挥着较强的促进作用。

2．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所谓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一国企业为了绕开东道国的贸易壁垒，或更有效地占领或扩大东道国市场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它是企业就海外市场规模、国际贸易壁垒、国际运输费用和相对生产成本等要素综合权衡的结果［4］。寻求或扩大海外市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贸易依附型服务行业和加工制造业领域。2010年，中国对境外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四大服务行业的直接投资额为2177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8．6%。对这些服务业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服务，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对外贸易特别是对外出口的规模扩张。中国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了突破贸易障碍或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直接投资;一种是为了稳定与扩大原有市场或开拓新的市场而进行的直接投资。不同情况所引致的贸易效应也各不相同:如果投资是为了规避贸易壁垒或保持原有的市场规模，由于在投资发生前，中国是向东道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现在改由海外分支机构或子公司在东道国当地生产和销售，因此会导致最终产品的出口减少，但同时海外投资建厂也会带动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原材料和服务的对外出口，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出口结构;如果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则会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会带动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而且不存在对原有出口的减少与替代效应。

3．效率寻求型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是指跨国企业为了节约生产成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布局，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由于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利用国外廉价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土地)，因此所选择的投资对象多为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丰富而且廉价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产业多为母国由于生产成本过高而丧失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近些年来，由于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国内某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因此初步形成了将边际产业向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的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向外转移，在减少国内生产的同时会使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从而增加东道国的产量和出口量，其中部分产品会返销到中国，由此引起中国的进口增加。同时，海外投资所需要的总部服务、机械设备、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等会从母公司采购，由此带动中国的出口增加。可见，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的进口、出口均呈较强的互补关系。但是，目前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非资源寻求型直接投资数量十分有限，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尚未真正形成。

4．创新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创新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企业为了获得国外的战略性要素或无形资产所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在其所寻求的战略性资产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就是先进技术尤其是尖端技术。创新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决定了这类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行业，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建立联合研发中心和国外R＆D中心等。目前，中国的多数大型家电制造企业如海尔、TCL、科龙、康佳等都在美国、欧洲或日本建立了自己的研发基地;信息技术产业企业联想、华为等公司在欧美投资设立了研发机构［4］。一般来说，这类直接投资会带来相关专利技术、专有技术等技术贸易的广泛开展和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增加，因此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此类直接投资规模十分有限。2010年，中国对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73．7亿美元，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占比5．4%;对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投资为123．8亿美元，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占比4%。

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对外贸易的影响主要有: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中间产品的出口增加和资源性产品的进口增加，因此具有较强的出口创造与进口创造效应;对贸易依附型服务行业的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出口规模的扩大;对制造业进行的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改变出口商品结构;对发达经济体的创新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增加;对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以带动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和技术的出口增加。结合上面的分析结果，为充分发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对外直接投资要及时进行结构调整

目前，中国对贸易依附型服务业的投资比重过高，而对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投资比重过小。对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传统领域，而对现代服务业如信息服务、计算机服务与软件、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行业的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投资层次较低。加快发展对现代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不仅可以为第一、第二产业的投资和贸易活动提供高质量的配套服务，而且还能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整体效益和水平。对制造业直接投资的主要功能是绕开贸易壁垒，改变出口商品结构，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出口环境，减少贸易摩擦。

2．加强对发达经济体的创新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

目前，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规模较小，而且主要流向制造业和商务服务业，而对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等领域的投资较少。这样的投资结构虽然有助于中国企业维持或扩大发达国家市场，但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却不明显。如能实现以市场寻求型直接投资为主向创新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结构性转变，不仅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信息、管理和服务等战略性资产，促进国内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还能增加从发达国家的进口，缩小贸易差额，减少贸易摩擦与纠纷。

3．加强对亚洲、非洲、拉美及中东欧等发展中国家的效率寻求型直接投资

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些具有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有些具有比中国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而且大多对中国的轻工、机械、电子、通信类产品具有广泛需求。中国积极发展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不仅能够获取国内短缺的能源和资源性产品，还能带动机械设备、中间产品和其他资本产品向东道国出口。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不断攀升，国内某些行业如传统轻工、机械制造、纺织品服装等已经丧失了原有的低成本优势。因此要鼓励这些行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以此来带动相关产品与服务的出口，并促进国内生产要素向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聚集，实现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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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7-0012-03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一重大转折点之后，中国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世界贸易和国际分工，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和影响力也大不同于往日。在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中国逐渐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企业。早在2000年，中国政府就意识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用国家发展战略高度的重视和优惠政策的实际行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2014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APEC）取得了很多振奋人心的成果，其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中国正式开启了“资本输出时代”。在这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形势下，中国的企业应抓住机遇，大显身手。时至今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相当大一部分企业的海外投资处于亏损的状态。

与中国改革开放一样，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增长也曾同样地引人瞩目。尤其在1969年以后，日本逐渐摆脱了国际收支赤字的影响，政府也不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行严格的管制。日本借助承接欧美先进工业国产业转移的契机，大力发展自身经济，优化自身产业结构，与周边亚洲国家相比，日本逐渐积累了明显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作为一个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日本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带动经济持续腾飞的强大动力，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

虽然时下的中国和上世纪60至80年代的日本经济状况存在很大差异，国际经济的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两者依然在很多方面都惊人地相似，比如人均资源的日益匮乏、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来自外界的货币升值压力等等，中国现在面临的诸多问题都可以从日本过去的发展经验中找到借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从与日本的比较中得到新的启示。

一、中日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发展历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稳步增长，从无到有，由少及多。2003至2012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尤为迅猛，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28.6亿美元，而2012年该数值已经达到了878.0亿美元，增长了三十余倍，年均增长率高达46.3%。截至2012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6283.9亿美元，其中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964.5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5319.4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的6.3%，排名跃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二战以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这个时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加之国际收支的拖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尚小且发展缓慢；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随着日元的升值和日本与欧美国家贸易矛盾的升级，日本逐渐将重心转移到海外投资建厂，在这一阶段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得以高速增长；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90年代中期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经济走下神坛，逐渐衰退，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也随之规模缩小，进入调整期。

二、中日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比较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整体上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涉及地区广泛，但分布严重不均。截至2012年末，中国有1.6万家企业在全球17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2.2万家，覆盖率达76.8%，但从对各国家投资规模占比上我们发现，中国企业的投资范围主要局限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投资量分别占到整个对外直接投资的68%和13%，其中，单对香港的直接投资就占到了整体的58%。较为发达的欧洲和北美洲相比之下略显冷清。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是动态变化的，中国企业对各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基本都呈持续上升的态势，其中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增长尤为突出，这也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布越发不均的原因所在。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中国有明显的区别，其区位的选择与国家的经济形势和战略选择关系甚密。在20世纪五6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是获取资源，故其投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随后，日本国内的生产水平和资本积累已经形成一定的优势，日本企业迫切的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势开拓海外市场，此时的投资对象已经扩大到欧美等地。

（三）中日区位选择的比较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受企业自身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同时也会反过来影响企业“走出去”的收益和得利。整体来看，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存在较大差异。虽然两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中国对亚洲的依赖性更强，其次是拉丁美洲，中国对这两个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占到了总额的81%。相比之下，日本的区位分布更为均匀，且更多地集中在发达国家。一方面，由于日本企业在技术和资本的积累逐渐强势，其投资对象可以从先前的发展中国家转向欧美等发达地区，动机由最初的寻求资源，开拓市场逐渐偏向技术的学习和获取；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在各个地区的分散投资有效地避免了本国企业的相互竞争，这样相对宽松的竞争环境赋予了日本的投资企业更大的生存机会和利润空间。

三、中日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比较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从2012年末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企业在各个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5319亿美元，涉及产业种类已涵盖经济活动中的各个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和批发零售业是几个主要的投资领域，而住宿餐饮、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和文化、体育娱乐业等产业投资存量所占份额极小。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具有很强的惯性，2004年发展至今依然保持了稳定的存量分布特征，而各个产业每年的投资流量却发生着细微的变化，比较发现，大部分产业，如农、林、牧、渔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房地产业等，投资流量在2008年或2009年出现回落后都实现了持续稳定的增长，而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在近几年的变化趋势不甚明朗，甚至在2010年后有下降的趋势。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同区位选择一样，日本的产业选择也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战略目标的转移而变化。第一阶段，国内资源的匮乏决定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相关产业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在获取资源相关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到了整体投资的44.6%，其次是制造业和商务服务业，分别占整体投资份额的36.3%和19.1%；进入第二阶段后，日本国内技术和资本积累已经初显优势，同时加上日本同其他国家贸易摩擦等问题的不断深化和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心逐渐偏向以拓展市场为目标的商务服务业和制造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微电子等高科技产业的兴起，第三产业逐渐替代传统的制造业，成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宠儿，1985年，第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占到整体投资的55.3%，资源获取型产业和制造业的份额和地位越来越不重要。

（三）中日产业选择的比较

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路径大相径庭，这是两国不一样的经济发展轨迹决定的。日本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更像是完成了一个由兴起、发展、成熟、产业转移的阶段分明的周期，中国的经济情况更为复杂。所以表现在产业选择上，日本经历了由资源获取型产业转向制造业和商务服务业，再转向第三产业的进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一直保持着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和批发零售业为主的产业格局。在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中，中国制造业的重要性远远不及日本，因为中国的制造业还未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不能从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中获利。

四、中日对外投资主体比较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境外投资企业名录2013》数据统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由2000年的104家增加到2013年的19705家，其中央企或下属企业661家，地方企业19044家。由此可见，在数量意义上，地方企业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主力，但是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截至2012年末，中国中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3114.4亿美元，占整体投资存量的71.5%，而地方企业的该指标仅为1240.6亿美元。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角色将会由央企逐渐转移到地方企业。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主体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主要构成是大型跨国公司，同时，中小企业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综合商社为代表的大型跨国公司是日本经济社会的支柱，在国际上也有很强的竞争力。据统计，1974年日本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整体投资的5.4%，而1978年该指标上升为8.3%，到了1984年更是上升到了16%。

（三）中日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比较

中日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构成和功能较为一致，都是数量较少的大型企业作为中流砥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贡献的对外直接投资占的比重较少，但这一不可缺少的角色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地位也在逐渐上升。不同的是，中国企业在区分央企和地方企业时，指的并不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区别，地方企业中同样包括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事实上，中国大型民营企业并不多见，所以在中国对外投资直接的企业名录中，民营企业仅占了很少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日本的主体构成更加健康合理，一方面，日本中小企业有较强的技术优势，极具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比大型企业更灵活，对于经济风向的变动更容易做出调整。

五、中日对外直接投资融资方式的比较

有一些企业调查结果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的融资来源并不是银行的大额贷款，而是自身的未分配利润。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2013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调查报告显示，仅有21%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而52%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的未分配利润。

对于日本企业而言，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是对外直接投资贷款的主要来源，它代表了日本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政策支持并为企业提供坚实后盾。同时期的中国，企业通过银行贷款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大约是一千四百亿美元，占到GDP的0.31%，但是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总规模却占到了58.0%，远高于日本。如果考虑日本1971-1984年的数据，企业通过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贷款融资的规模是84亿美元，占GDP的0.08%，是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2%。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融资更依赖于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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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外资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带动了该地区出口的增长，而且使一些国家从农业以及原材料的供应国，逐渐转变为工业制品的出口国。研究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有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对我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对比分析，找出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的差距与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比较客观的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外资的依赖程度。

首先，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自1990年以来一直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势头，到2003年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达到35.6%，高于发达国家31.4%的平均水平。不过与东南亚的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还是存在差距。“四小龙”中的我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尤为突出，基本上都在100%以上，远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表现出明显的自由港城市经济特征。东盟四国中的马来西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也远高于我国，达到了60%左右。不过，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由于传统上比较依赖于对外借款等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韩国在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仅为8.5%。

其次，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来看，亚洲四小龙当中，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也均大大高于我国。东盟四国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绝大多数年份里，马来西亚和泰国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都高于我国，菲律宾也在某些年份里比我国要高，而印尼则由于国内投资环境总体上消极因素比较多，外资出现了净流出现象。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自1995年以来，大致保持在10～14%之间，与同期世界和发展国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

通过比较，我国虽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绝对金额来说比较可观，但如果用GDP和固定资本修正后的相对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不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都颇为成功，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高于我国的比比皆是，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并非特别突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我国仍然有拓展空间。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特征比较分析

从产业分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服务业起点低，发展水平也相对滞后，对外开放程度有限，使得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初级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也相对偏低。1995年，我国的初级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占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分别为1.6%、58.5%和36.1%，到2002年，则分别变为1.9%、63.2%和31.4%，相比而言，初级产业所占比重有所增长但仍然微不足道，制造业的比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继续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却有所下降。与同期“四小龙”相比，我们看到2002年“四小龙”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与1995年相比在制造业领域所占比重有所降低，而在服务业领域所占比重较1995年则均有所提高，且高于我国。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2002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分别有93.0%和63.8%流向了服务业，而2002年韩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领域所占存量的比重为57.4%，虽然在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较高，但仍然低于同期我国所占比重，并且与1995年相比还呈下降趋势的。从东盟四国来看，1995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三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制造业比重均超过50%，其中印尼更是高达64.5%，而服务业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与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结构基本相同，但印尼和菲律宾在初级产业方面所占比重明显高于我国，而泰国吸引外资的结构则完全与我国相反，制造业占36.6%，服务业却占57.4%。到2002年，除印尼因数据缺失无法进行比较外，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制造业所占比重均有大幅下降，分别为38.0%和39.3%，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则分别上升至38.0%和43.9%，其中马来西亚初级产业所占比重也有了明显上升，为24.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所吸引的外资均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次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制造业所占比重还在逐步提高，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却有所削弱。我国这种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状况不但与世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差距较大，就是与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也有很大差别，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向还有待完善。

（三）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比较分析

从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并购投资所占比重来看，1990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仅为0.2%，此后随着1999年我国加入WTO前景逐渐明朗化之后，在国际跨国并购热潮和我国入世的驱动下并购投资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才得以逐步上升，到2003年达到最高峰7.1%。相比之下，“四小龙”由于区内经济比较发达、金融市场相对较为完善，因此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以并购投资方式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占相当的比重，除少数年份在15%左右，其他年份均在30%以上。近年来更是达到40%以上，远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而从东盟四国情况来看，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的1996年，东盟四国并购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就已达11.4%，高于我国同期4.6%的水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四国为了更多的吸引外资，加快国内经济复苏的改革步伐，继续推行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政策，对外资进一步开放了国内市场，鼓励跨国并购，一时间跨国并购资本纷至沓来，并购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急剧上升，甚至超过100%（如2000、2001年）。

我国利用外资20多年来，由于资本市场发育缓慢、融资机制不健全、企业制度改革落后，加之我国以前对跨国并购方式采取了事实上的严格限制，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一直偏向于绿地投资方式，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进入我国的外资很少，从而造成并购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一直很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国家平均水平，就是与东南亚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也有相当的距离，吸收并购投资有待加强。

三、促进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在利用外资方面，我国还存在许多不足。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一系列战略措施的实行，我国仍然需要大量外资的流入，为此我们还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

1、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外资的引进步伐，大幅提高服务业引资比重。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4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构成已从制造业外包为主转向服务业外包。服务业外包和高科技、高增值的制造业环节的转移成为带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重要引擎，也是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大对服务业的引资力度，以便有效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

2、把并购投资作为重要的引资增长点，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已成为世界普遍流行的利用外资形式，它不但能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而且有利于缩小东道国的绿地投资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减少企业过度竞争，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20多年的绿地投资，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已经造成诸如重复建设、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不合理、环境污染、加剧能源和原材料供给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不但需要通过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而且更需要通过跨国并购的市场竞争机制来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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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3—043-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目前中国已进入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除了依赖于国内技术进步的自我增强机制外，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通过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和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初步成功。但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转变，中国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出口环境不断恶化，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特别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外需”大幅缩减，出口导向型行业受到严重冲击。另外，盲目的、不加甄别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造成国内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日益加重，企业严重依赖国外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中国在事实上沦为发达国家的“工厂”，被日渐锁定在全球产业链条的最低端。可见，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升级路径迫切需要重新调整。国际经验表明，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都曾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推动本国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由原来的单向接受国际资本流入为主转向资本跨境双向流动并重。在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仅为69亿美元，到2010年已增长到688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5.2%，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名列全球第五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通过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升级：理论基础与传导机制

1.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效应：理论基础

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升级关系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弗农（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一国为了顺应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成熟产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自身则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与生产，这一过程必然会导致投资母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小岛清（Kojima，1987）的边际产业扩张论指出，母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国内处于比较劣势的部门转移到国外，可以集中资源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加速国内的产业升级。这些基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升级具有较大影响。而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效应也引起相关研究的关注。威尔斯（Wells，1983）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拉奥（Lall，1983）提出的“技术地方化理论”都摒弃了跨国企业只能依赖垄断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坎特威尔与托兰惕诺（eantwell，Tolentino，1990）提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是在周边国家进行，随着海外经验的积累，为了获得较为复杂的技术会向发达国家投资，这样就可以利用当地的技术资源优势获得逆向技术转移，从而促进母国的产业升级。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升级这一论题。范飞龙（2002）提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之一是要发挥其对国内产业升级的拉动效应，因此应优先选择产品供求链长、产业内贸易量大的产业。王根军（2004）提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吐故”与对发达国家的“纳新”过程，一方面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为国内产业升级腾挪空间；另一方面从发达国家获取先进技术、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促进产业升级。冯志坚（2008）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途径，提出按照梯度转移原则，将国内制造业中的成熟产业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空间。江东（2010）利用中国典型省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证明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规模和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影响较小。

2.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效应：传导机制

具体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升级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发挥作用：

（1）传统产业转移效应。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必然伴随着传统产业的逐步衰退。但是，在传统产业退出时会遇到退出壁垒，这些壁垒主要来自于生产设备及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沉淀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本国已经或濒临丧失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低梯度国家进行转移，既能释放出沉淀生产要素用于国内新兴产业的发展，又能获取较高的海外投资收益用于国内技术的革新和研发，因此可以极大地促进本国的产业升级。

（2）新兴产业成长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促进母国新兴产业的成长：一是通过向境外转移传统产业，将释放出的沉淀生产要素用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二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高于国内的投资收益，并将这部分投资收益汇回国内投入新兴产业从而促其成长；三是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学习型直接投资，使国内企业能更直接、快捷地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从而提高其技术研发能力和管理水平；四是通过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引进外国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引导国内消费者对高新技术产品产生需求，从而促进国内新兴产业的发展。

（3）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关联的方式可以分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两种。所谓前向关联是指下游产业的技术发展或市场扩大会带动为其提供原材料、设备和技术等要素的上游产业同步发展；所谓后向关联是指上游产业的扩展及技术提升会刺激下游产业的投资扩大和技术提升。因此，一国对那些生产链条长、有明显的前后向联系、辐射效应大的产业进行直接投资，必然导致国内提供要素投入和配套服务的产业规模扩张和技术进步，并由此引发波及效应，促进国内技术水平提高，实现产业升级。

（4）产业竞争效应。当跨国企业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时，为了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它必然会在经营过程中通过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等方式，不断提升本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它还会要求国内为其提供投入要素和配套服务的企业提高自身素质，由此将更多的国内企业卷入开放性的经济活动当中。另外，跨国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又将对国内的同行企业产生新的威胁，使该行业内部竞争加剧，行业整体素质得到提高，从而推动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作用分析

根据上述论证可知，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传导机制越强，对本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就会越大，而这些传导机制的强弱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和产业布局等因素密切相关。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基于投资区域角度的分析

从投资区域选择的角度来看，一国向低梯度国家转移边际产业的效率寻求型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产业转移效应和产业成长效应；以从发达国家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主要目的的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新兴产业成长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竞争效应。因此，中国对发达国家和生产要素价格低于本国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将会产生较强的产业升级效应。

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较晚，但并不缺乏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实例。近年来，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不断攀升，一些具有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服装、鞋业、纺织业、食品、玩具等），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外转移，投资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国家。这些企业通过将低效益的加工装配环节向国外转移，实现了跨国资源的重新配置，由此促进了国内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并购发达国家的优质企业和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与研发中心等途径来实现。国内一些企业包括海尔、联想、华为、TCL、中兴、吉利、万向等是该领域的佼佼者。这些大型企业通过跨国研发和并购活动，不仅迅速提升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准，而且还将通过新兴产业成长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竞争效应，促进中国加速实现从一般加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转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部门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但是，从促进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布局仍不尽合理，主要表现为对发达国家和低梯度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较小。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截至2010年末，对这两个地区的直接投资占总量的85.7%。分具体国别（地区）来看，主要流向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澳大利亚、新加坡、卢森堡、美国、南非、俄罗斯、加拿大、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对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三个国际避税地的直接投资存量为2395.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75.5%。与此相对比，中国对欧盟、美国和日本三个发达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为184.8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5.8%，对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中国的非资源类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则更少。由于流向国际避税地的资本最终真实去向难以明确，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会返投国内以获取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优惠，因此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规模大打折扣。同时，由于对发达国家和低梯度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小，导致中国无法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更多的向国外转移边际产业，无法更多的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战略性资产来促进国内新兴产业的成长，因此对国内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基于投资行业角度的分析

从投资行业选择的角度来看，由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较长的产业链条和较强的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竞争效应，因此，一国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要比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更强的产业升级效应。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截至2010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100亿美元以上的行业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六个行业累计投资存量280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88.3%。除此以外，中国在其他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均少于100亿美元，占比均小于3%。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产业升级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在投资方向的选择上，偏重于对国际避税地的直接投资，而对发达国家和低梯度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不足；在投资产业的选择上，偏重于对贸易依附型服务业和能源、资源行业的直接投资，忽视对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在服务业领域，偏重于对传统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忽视对现代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在制造业领域，偏重于对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直接投资，忽视对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直接投资；缺少国内连锁效应强、辐射面广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总之，现阶段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服务于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和国家的全球能源战略，而向发达国家寻求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过剩生产能力的对外直接投资尚未形成规模。

基于对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考虑，我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重点发展对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直接投资，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等领域的直接投资。以此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获得先进技术、信息、管理和服务等战略性资产，并通过向国内的转移和扩散，充分发挥这些战略性资产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带动国内知识、技术密集型高端产业的发展，实现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第二，加强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直接投资。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很多具有比中国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而且大多对中国的纺织品服装、轻工、机械、电子、通信类产品具有广泛需求。因此，要鼓励那些在中国沿海地区已经丧失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以此来延长产业链条，并促进国内生产要素向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聚集，从而实现产业升级。

第三，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要实现从传统服务业为主向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结构性转变。目前中国对现代服务业如信息服务、计算机服务与软件、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行业的直接投资规模很小，投资层次较低。加快发展对现代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不仅可以为第一、第二产业的投资活动提供高质量的配套服务，还能提高中国服务业的整体效益和水平，加速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

第四，通过能源和矿产资源类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上游研发部门和下游资源深加工部门的发展。能源和矿产资源类直接投资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张母国的重化工业规模，因此理论上并不完全符合中国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但对该领域的直接投资事关国家的全球能源战略，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仍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勘探、开采和初加工环节移至国外，而国内企业则专注于技术援助、信息咨询服务、管理培训和最终产品的生产与研发，实现多层次开发、多层次增值，不断延长产业链条，推动上、下游配套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产品结构的提升与国内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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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漓高，张燕.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于产业地位划分法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7，（10）.

[3]江东.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升级：机理分析与实证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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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7-0026-02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有了不俗的表现。2014年末，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更是连续三年保持了世界第三的水平，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企业作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主体，国际化程度也逐年攀升，为中国实现对外投资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平衡、促进包容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数据显示，中国2014年全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参与境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投资者共对全球逾156个国家和地区的452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投资活动，累计金额达到1029亿美元，同比上年有14.1%的增幅，其中非金融类投资898亿美元，能源矿产领域仍为投资热点所在。与此同时，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国家中，发达国家占比有了较大提升，其中对欧盟投资也有约1.7倍的增长，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对欧洲投资的“跳跃式”增长尤其引人注目。

中欧长期以来稳定而密切的经贸往来，双边贸易在2013年底达到了5591亿美元的规模，其中欧盟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市场，同时中国也是欧盟的第一大进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那么，作为一个新兴发展经济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伙伴国结构迅速从发展中国家和资源型国家向欧美发达国家集中的现象，内在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又有着何种形式和行业分布形态？欧债危机背景下，中国加大投资力度的现象是否是长期性的趋势？这些问题，都将留待本文在余下部分逐一展开进行探讨。

二、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

（一）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活动的规模与主体

据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数据可知，2010年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存量仅为61亿欧元，位居印度、冰岛等国之后，而截至2012年末，这一金额已增长了4倍之多。与此同时，数据显示2013年初中国在欧洲直接投资企业为7148家，企业资产总额为878亿欧元，中国企业投资的欧洲国家也由两年前的28个增至35个，且早在2012年末，中国在欧洲所设立的直接投资企业便覆盖了全部欧盟成员国。由图1的部分关键指标可以看出，单就企业数目而言，两年时间内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的企业数目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涨幅高达57.9%；且伴随着对欧洲直接投资额的迅猛增长，相关企业的从业人员也有了大幅增加。此外，诸多数据也表明中国对欧洲ODI活动中企业偏向于“年轻化”的局面，中国企业在对欧洲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水平也正在不断的提升。

（二）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流量与存量

伴随着中国与欧洲双边资金流动规模的增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多，根据由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都有了跨越式的增长。2004年中国对欧盟等国的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分别为5.37、0.73亿美元，到2012年底则分别突破了315.38、61.2亿美元，增长速度尤其迅猛。无论是直接投资的存量还是流量，亚洲始终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集散地；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了包括香港、开曼群岛以及澳大利亚等传统的避税区，欧洲地区在2012年分别吸纳了中国约8%的投资流量和7%的投资存量，相较之下规模较小，但是仍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全年对欧的直接投资占到了流入欧洲的全部外资的1.4%，这一比例显著需要增强。

三、中国企业对欧洲ODI的投资结构特征

（一）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投资结构

自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投资者纷纷撤资，而中国资本却在此时背道而驰，加大了投资规模，大量中国资金进入欧洲市场。例如，中国山东重工集团收购德国叉车制造商凯傲集团25%的股份、国家电网投资21亿欧元购买意大利国有存款银行能源网资产35%股权、复星集团出资10.38亿欧元收购葡萄牙储蓄总行保险公司的80%股权等等都是典型的代表。整体而言，通过对各行业的流量和存量占比、资金规模都不难看出，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以及金融业是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三大领域，且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也是增长较快的行业部门。

与此同时，也通过选取部分欧洲国家，详细探讨了中国对欧ODI的行业分布结构。如表1所示，在7个样本国家中，能源、交通、技术和不动产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覆盖面相对较多、投资规模较大的产业部门。这与上文所分析得出的结论相一致，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以及金融业吸纳了大多数的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

根据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这两种投资形式，结合企业投资的行业流向，本文借鉴Hanemann & Rosen（2012）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企业在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中，绿地投资模式是投资者更多采用也更为偏好的投资方式，但并购的方式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在项目合作方面，通信设备及其服务、工业机械、设备和工具以及替代/可再生能源产业是相对集中的三大产业。当然，目前中国的对外投资领域开始向酒店、医疗、电信、地产等产业迈进。

除了产业分布结构方面的特征，伴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的不断扩大，从国家和地区分布结构来看，2014年中国在欧洲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是意大利，而中国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的投资从2011年到2014年有大幅的增长。与此同时，卢森堡、英国、法国、德国、瑞典和荷兰是吸引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欧盟国家。显然，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分布呈现出西欧多于东欧、北欧和南欧的局面。然后，在不同的地区内部，各类企业的占比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例如，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占据了西欧投资者的主体，而东欧则以个体及家族企业为主。

根据上述关于企业的行业和地理区位的分布，更进一步对企业所有权结构等特征进行展开。德意志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海外投资曾经主要来自中国的国企，但在2011到2013年之间，中国私企在欧洲大陆的投资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从之前三年的4%上升到30%。

（二）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特征

基于上述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规模和结构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表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首先，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不断增加，增速明显，但同时所占比重并不大。伴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同时欧债危机为中国企业投资欧盟提供了不少难得的机遇，中国投资者对于欧洲的投资兴趣不断升高，投资规模有了很大程度的增长。但正如前文分析得知，欧洲地区在2012年分别吸纳了中国约8%的投资流量和7%的投资存量，相较之下规模较小。其中2011年中国全年对欧的直接投资更是只占到了流入欧洲的全部外资的1.4%，相比之下，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无论是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在欧盟吸收的全部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都还比较小。

其次，中国对欧投资重心逐渐从投资自然资源和促进贸易两方面转移到全产业链的投资模式，投资行业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当前，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几乎覆盖了大多数行业，但是主要集中在中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对这三个行业的投资存量占同期对欧盟投资存量总额的83.2%，其中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存量为58.76亿美元，对制造业的投资存量为30.79亿美元，对金融业的投资存量为14.51亿美元，分别占对欧盟投资存量总额的47%、24.6%和11.6%。近年来，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行业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开始向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住宿和餐饮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发展。即便如此，工业仍是中国对欧投资的重点领域，化学产业、汽车、煤炭原油和燃气的投资比重仍然相对较大。

最后，中国企业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地域分布不均，主要投资仍然集中于欧盟核心国家。据商务部统计，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欧盟核心国家，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卢森堡、德国、瑞典、英国、荷兰、匈牙利、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波兰，这十国的投资存量占对欧盟投资总额的94.7%。相比之下，中国对于其他新增的欧盟国家投资则极少，比如2010年对马耳他的投资仅为237万美元。

四、中国企业对欧ODI投资的动因和变动趋势

（一）中国企业对欧洲进行ODI投资的动因

国际投资理论将企业寻求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为四类，包括资源寻找型、市场寻找型、效率寻找型和战略资产寻找型四种。而且，根据该理论的表述，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一般会选择自己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而从降低自己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以获得比在母国更高的利润回报。

然而，上述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框架却很难与当前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现状相结合起来，因为中国对欧洲PDI活动的范围十分广泛，很难将其归于四种类型中的单一一种，更多情况下是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结果。与此同时，在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中，中国企业并没有将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欧盟，而是将投资重点集中于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这恰恰又是中国企业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因此，需要将分析视角与全球价值链相结合，中国主要是通过加工制造业嵌入国际生产网络而参与国际分工并获得产业发展的，这也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全球产业链的主要方式，但是中国参与的部分位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并没有主导整个产业链，所以，中国企业很难进行将自身优势产业进行海外转移的对外投资。上述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促进了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现存局面，而随着国际、国内竞争的日益加剧，走出去成了更多企业的选择。欧盟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完善的市场制度以及极大的市场需求，基本可以满足中国企业投资发展的需要，因此，扩大对欧盟的直接投资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中国企业对欧ODI投资的变动趋势

现详细分析了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征，同时在特征部分指出了一些细微的不足之处。在近年来不断增长的势头下，中国对欧ODI的投资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趋势。

首先，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规模将继续扩大。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净额总体不断上升，存量和流量每年都以较大的比重增加，按照这样的趋势，在双边贸易政策和国家关系稳定的情形下，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规模必将继续扩大。事实上，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为中国的投资带来了机遇，同时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与欧盟“2020战略”深度对接的背景下，中欧政策的高度一致，为中国企业对欧盟的直接投资提供了宏观的支持，因而未来的投资规模将会有更进一步地扩大。

其次，中国企业对欧盟新成员国的投资也将不断的扩大。由前面的分析可知，中国对欧盟新成员国的大部分国家投资非常少，更多的集中于欧盟的核心成员国。根据国际化相关理论可知，实际上这些新的成员国或地区是中国扩大对欧盟投资的潜在区域，伴随着他们商业法律环境以及市场机制的日渐完善、投资环境不断优化，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不仅能够实现互补，同时也可以开拓新的国际市场。近年来，中国对于部分新加入的欧盟成员国的投资规模均有了大幅的增加。

最后，跨国并购方式占对欧直接投资的比例将持续提高。跨国并购模式凭借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并占有市场份额，有效降低了进入新行业的壁垒，减少了对外投资的风险等优势，风险较小、投资收益较快，是中国企业投资欧盟的主要模式，在今后的投资中这种模式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