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综合国际竞争优势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综合国际竞争力的模型构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综合国际竞争力的形成是以企业为核心，在企业自身国际竞争优势、产业国际竞争优势、宏观国际竞争优势三种内在力量的作用下，使投资主体发展壮大、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过程。我们可以把企业综合国际竞争优势的形成看作是一件产品的生产过程，三种作用力是对这一产品的生产投入，借鉴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企业综合国际竞争优势（CCA）用函数式可表达为：

,其中CCA表示企业综合国际竞争优势，CA表示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优势，IA表示产业国际竞争优势，NA表示宏观国际竞争优势。f表示CCA不是CA、IA、NA的简单加总，而是这三种内在因素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结果。λ、α、β、γ是大于0，小于或等于1的常数。λ表示CA、IA、NA三者对CCA的综合效果，即假设三者之间相互作用不产生冲突、摩擦，达到综合最优。λ=1，说明这时CCA 是CA、IA、NA三者的作用所能形成的最大值。α是CA对CCA的作用贡献，表示CA对CCA的作用占CA、IA、NA对CCA综合作用力的比例；β是IA对CCA的作用贡献，表示IA对CCA的作用占综合作用力的比例；γ是NA对CCA的作用贡献，表示NA对CCA的作用占综合作用力的比例；如果把对CCA的综合作用力看作1，即α+β+γ=1。

CCA的形成受CA、IA、NA三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但这三种优势即使在经济发展的同一阶段，其作用力也不是完全相等的，即在某一阶段CCA的形成会主要受到某种或某几种优势力量作用，而其他力量作用较弱。并且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三种力量的强度大小会发生变化，即对CCA产生主要作用的优势力量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改变，从而体现出CCA成长的阶段性。如果能找到现阶段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成长的α、β、γ之间的关系，有针对性的调整CA、IA、NA对CCA的作用力度，这将有助于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更快地向更成熟的阶段发展。本文将从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CCA特征分析出发，探讨现阶段α、β、γ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综合国际竞争力特征分析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不论在总量上、数量上，还是在分布的行业和区域的广度上，都有了飞速的进步。但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在现阶段的成长过程中，CA、IA、NA对CCA的作用还存在较大的问题。

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优势较弱。

从平均水平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单项投资水平很低。发达国家平均金额是600万美元，发展中国家为450万美元，而中国只有153万美元，只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投资额的9.5％，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投资额的12.67％。这表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还没有形成综合性力量，从而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难以取胜，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企业的竞争力。实践证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企业雄厚的综合实力和规模优势。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规模和质量还有待提高，这说明中国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优势CA对企业综合国际竞争力CCA的贡献α较小。

2、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集群尚未形成，产业国际竞争优势作用不明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是以资源开发和初级加工制造为主的行业，缺乏具有国际经济主流产业特征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这一产业结构导致的结果是投资收益低下。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且相互协作、优势互补的企业集群尚未形成，中国产业国际竞争优势作用不明显，产业国际竞争优势IA对企业综合国际竞争力CCA的贡献β较小。

3、国有企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国家宏观国际竞争优势明显。

中国的大型企业及企业集团一直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直至2004年，中国投资主体进一步多元化，国有企业占整个境内投资主体的比重由2003年的43％降至35％，但从行政级次划分看，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中央部委和省级政府所属企业；从专业分类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央和地方专业外贸公司和大型生产型国有跨国公司。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在长期国家支持及相对垄断的经营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所有权优势，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体现出较强的竞争优势。这些聚集着大量国家垄断行业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的企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无不体现出中国明显的国家宏观国际竞争优势。

目前，中国GDP总值位居世界第四,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在一些沿海发达城市甚至超过5000美元。截止2005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9000多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这些为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强大保障,提高了外商与中国企业开展合资合作的信心和决心。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外汇储备的增加已成为我国企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一项重要竞争优势。

现阶段，国家宏观国际竞争优势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综合竞争优势的作用仍然非常明显。国有企业占整个FDI主体的比重较高就是实证。

三、结论和建议

通过中国企业综合国际竞争优势成长阶段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企业综合国际竞争优势的成长还处于初级阶段，国家宏观优势发挥主要作用。然而，政府的作用和角色在发生转变。政府正致力于为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更全面、有力的法律咨询、保护，旨在为走出国门的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环境。政府的这一作用将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不断成长，尤其在企业综合国际竞争优势成长的初级阶段，宏观国际竞争优势NA对企业综合国际竞争力CCA的贡献γ较大，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的主要组成。

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在现阶段的成长过程中CA、IA、NA对CCA的作用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建议：

1、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完善宏观支持体系。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是该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坚实后盾。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强有力的外交，完善的法律体系，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等构成中国宏观支持体系，国家宏观国际竞争优势NA对企业综合国际竞争力的CCA作用将通过宏观支持体系体现。

2、整合企业资源，做强做大有基础的产业。应加强企业间的合作与有序竞争，形成有一定企业基础的产业优势。产业优势是企业优势的整合体现，而企业优势也会在产业优势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增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力。所以，应该制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区域投向、投资主体选择等指导性文件以及发展战略和布局规划，合理投资布局，加强监管，避免重复建设，培养更多的具有产业优势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

3、完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治理结构，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使中国企业成为符合国际市场竞争要求的真正企业，这是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另外，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应通过自主研发、合资开发、战略联盟等多种形式，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努力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实力雄厚的企业品牌形象，这是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国际竞争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本文属于江苏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产权缺失与江苏省风险资本发展路径研究”部分成果，批准号04SJD790032。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商务印书馆,1976.

[2]赵玉娟.浅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综合国际竞争优势的构成[J].当代财经，2003．2．

[3]商务部.国家统计局。200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

篇2

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必需具备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必需具备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必需具备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

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日］小岛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文真堂，1985年。

[3]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年。

[4]KiyoshiKojima(1996),Trade,InvestmentandPacificEconomicIntegration:SelectedEssaysof

KiyoshiKojima,Tokyo:BunshindoPublishingCompany.

[5]PaulR.Krugman(1990),RethinkingInternationalTrade,TheMITPress.

[6]王福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国际生产的一般理论述评》，《国际经贸探索》1999年第1期。

篇3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风险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开展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不断扩大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已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的风险和问题，如果有效的分析问题并得以解决，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将有很大的提升。

近年来，中国学者加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探讨与研究。强化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未来趋势等，并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动因、区位选择、投资方法等进行实证研究。例如，叶刚教授（1992）、张海岩、范登布鲁克（1994）等人进行的问卷调查活动，都已经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构建了模型。国内学者毛蕴诗（1997）运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四维分析模型从企业内部要素、对外投资目标、国际与投资目标国环境记忆投资流出国环境四个维度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和对外投资行为。鲁桐（2000）通过考察英国当地的中国企业。刘红忠（2001）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构建相应的模型，与中国“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原则相适应。当前，中国已经步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个阶段。王蔚（2011）提出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是一个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保持均衡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国外学者通过国家风险及其构成要素角度研究FDI的成果较多，如Singh and Jun（1995）、Kevin N.Lumbila（2005）、Yothin Jinjarak以及Thomas A.Hemphill（2008）等人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政治状况、经济发展和金融制度因素对于FDI的研究。

文章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延伸，结合图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数量、主体结构、投资区域以及遇到的风险与问题等方面展开直观、准确、全面的分析。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结构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再加上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有所降低，而有限责任公司的比例则有所增加。在2003年，中国有限责任公司还不到国有企业的一半多，但是到了2009年，有限责任公司的比重已经为国有企业的4.3倍。这一数据表明，中国对外投资主体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效果较为明显，通过推行政企分开政策，现代企业制度的优势已经凸显出来。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营主体结构不断优化，民营及地方企业迅速发展起来。截至2011年，中国地方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已经占到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约33.4%；与2010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4.4%，效果非常明显，中国企业已经表现出强大的国际竞争水平。大型国企是“走出去”的主力军。从表1可以看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分类构成以非金融类为主，比重占到80%多。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划分

以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区域划分来看，过去以欧美、港澳等发达国家及地区为主，当前已经逐步拓展到非洲、亚太及拉美等170多个国家与地区。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当前拉丁美洲和亚洲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集中区域。在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对欧洲和非洲的投资呈现快速增长。2011年中国对欧洲、非洲的直接投资分别达到46.1亿美元和17亿美元，同比增长57.3%、58.9%。其中，对欧盟的投资42.78亿美元，同比增长94.1%，从表2中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对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逐年递增，中国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总额的4/5以上。而非洲、大洋洲、欧洲和北美洲的比重则不足1/10。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风险

（一）企业规模小，投资水平低，贸易型企业居多

虽然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较多，但是大多企业的规模比较小，投资水平略低，规模效应尚未发生作用，竞争力有待提升。以投资产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海外投资中的贸易型企业最多，但是真正具备强大竞争力的企业屈指可数，尚未构建或完善信息沟通网络，在国外市场的开辟中存在一定滞后性。在非贸易型企业中，很少有强大资金实力或者技术优势的工业企业参与对外投资，大多数投资集中在工程承包、交通运输、加工装配等领域。因此可以说，中国大多企业的经济实力与对外直接投资需求不一致，虽然正逐步走向国际市场，但是最终也是“为他人做嫁衣”。

（二）缺乏政府的引导和监督，金融服务体系不够完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一定发展，但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尚存在投资动机不明确、整体水平不高、地区和行业分布不平衡、投资主体过于集中、缺乏政府的科学引导，同时金融服务体系仍有待完善。

以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政府在法律、政策、税收以及制度、服务等方面没能发挥积极作用；造成对外投资企业的政策不明朗，行业导向模糊，往往出现重复性、盲目性投资现象。另外，一些国有企业的海外经营效益不佳，但是监管手段落实不到位，大量国有资产亏损。再者，当前中国产业结构难以实现升级和调整，经济整体水平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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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成本 国际直接投资 国际贸易

成本是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都必须考虑的，同样也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进行的一项重要因素。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成本目前还没有一致的定义，多见于国内外学者的一些研究文献中。异质性企业理论分析中假设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固定成本不同，FDI虽然没有贸易的运输成本，但其固定成本要大于出口成本，往往是在国内建立分厂的两倍。希尔施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成本主要包括在国外生产投入成本、管理和协调国外经营活动的额外成本，其中国外生产投入成本包含Helpman等所说的FDI固定成本。

对于贸易成本而言，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认为贸易成本除传统意义上的运输成本外，还包括天然和人为设立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消除语言和文化差异的支出和货币兑换的费用，克服国与国之间法律差异的费用和执行地区贸易协定的成本。据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的估计，贸易成本相当于贸易从价税的170%，而这其中运输成本就占到21%。通常，贸易成本越低，商品流动的阻碍就越小，贸易就越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在过去五十多年中，作为贸易成本重要组成部分的运输成本的下降，极大的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发展（Hummels，2007）。因贸易成本是高的和复杂的，使其成为国际宏观经济的重大难题之一。

成本的度量

就贸易成本测度的实证研究来看，可以将其分为直接度量法和间接度量法两种，其中直接分析法包括中间部门分析法和引力模型分析法，间接分析法主要表现为交易效率分析法（刘向丽，2009）。

（一）直接度量法

目前，大多数学者都是通过直接度量法来测度贸易成本的。在实际的测度过程中，研究者广泛采用引力模型，通过构建一个双边流量贸易模型来推算贸易成本。国际贸易中引力模型最简单的形式是，任意两个贸易伙伴间相互出口的规模都是他们的国民收入的增函数，是他们之间距离的减函数。其中国民收入的大小反映的是贸易伙伴间相互吸引力的大小；距离的长短反映的是贸易伙伴间排斥力的大小。引力模型在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将其用于实证分析时，结论也基本一致，即贸易流量与参加国的GDP成正比关系，而与经济距离成反比关系。

（二）间接度量法

间接度量法是指根据实际贸易的流量度量贸易成本。此方法的基本思想是任何贸易成本的存在都会影响到进出口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实际的进出口数量。因此，通过适当的方法剔除影响贸易商品供给和需求的其他因素之后，能够推算出包括贸易壁垒在内的实际贸易成本。与直接度量法相比，此种方法能够综合考虑各种贸易壁垒，并且能够定量的测算出实际的贸易成本大小。但是，在实际推算过程中，有一定的难度和复杂性。对企业的贸易成本进行度量的确难度比较大，

成本对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作用机制

（一） 成本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

在成本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希尔施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取得了比较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希尔施认为成本是决定跨国公司选择出口还是直接投资的重要依据。他把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的变量分为四大类：公司生产投入成本P，这包括厂房、设施等固定成本，以及原材料、工资等变动成本；公司专有知识及其他无形资产应获取的收益K，这些资产是由公司在研发、广告、促销与管理技能上的投资而带来的；出口销售的额外成本M，它包括运输、包装、装卸、保险、关税等费用，以及由于语言障碍造成的额外的国内销售成本。用Mx表示单位出口销售额的销售成本，Md表示单位销售额的国内销售成本，则有M=Mx-Md；管理和协调国外经营活动的额外成本C，它包括跨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由于面临不同的外国法律、社会、经济等新环境而额外增加的管理成本，以及母公司对其进行协调控制而增加的成本。若用Cx和Cd分别表示跨国公司国外和国内经营的管理及协调成本，则有C=Cx-Cd。

假定世界由A、B两个国家组成，A国的一跨国公司只生产一种产品供应全世界，Pa、Pb分别代表该公司在A国和B国的生产成本，如果Pb+C< Pa+K或Pb+C< Pa +M，那么A公司就会选择向B国直接投资。

以上不等式表明，如果该公司拥有的知识等无形资产应获取的收益K超过了其为跨国公司经营而承担的额外管理成本C，该公司就会对外直接投资；而如果该公司在B国的生产成本与额外管理成本之和小于其在母国的生产成本与出口成本之和，那么它向B国进行直接投资就是有利可图的（张小蒂等，2004）。

该理论从微观角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经营成本进行分析，但没有说明企业跨国经营成本高低由什么因素来决定。对此，异质性企业理论作了较好的回答，认为成本由企业的生产效率来决定，只有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

（二）成本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机制

1.贸易成本与贸易流量。关于贸易成本对贸易流量影响的研究，目前在学界广泛使用引力模型来解释，从而较好地证实了贸易成本对贸易流量的影响确实是显著的。Howard J. Wall使用1996年85个国家的进出口数据对美国贸易保护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是：如果算上墨西哥和加拿大，美国的贸易保护使其进口减少10.4%，而这85个国家的保护政策使美国的出口下降17%，即没有贸易保护政策，美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将增加约2400亿美元。杰克布·贝克尔使用一个扩展的引力模型，对80个国家的贸易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证明经济距离对贸易流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骆许蓓（2003）使用引力模型对运输成本与贸易规模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运输成本对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总之，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贸易壁垒、运输成本与经济距离等贸易成本与国际贸易流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性。

2.贸易成本与贸易模式选择。从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到产品内贸易或公司内贸易，国际贸易的分类越来越细，品种也越来越多。在这种变化过程中，成本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过程既反映了贸易成本降低对国际贸易模式产生的影响，也体现了贸易主体为适应国际竞争主动降低贸易成本而付出的努力。一般而言，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到产品内贸易或公司内贸易，反映出为降低贸易成本而对贸易模式作出相应的选择。与产业内贸易相比，产业间贸易的交易程序相对复杂，交易规则的制定成本较高，成本分摊也不公平，因此产业间贸易成本要高于产业内贸易成本。至于后来出现的产品内贸易或公司内部贸易，主要是由于贸易主体为适应竞争，控制体现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主动降低成本而对贸易模式作出的变迁。由于中间产品的市场是不完全的，特别是技术、专利等中间产品有特定的使用领域，为搜寻特定的交易对象，降低不确定性，企业需要付出较大的成本。通常企业为避免市场的不完全并降低交易成本而采用公司内部贸易的模式。

3.贸易成本与贸易结构。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国际贸易模式将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将导致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区结构发生变化（刘向丽，2009）。其一，贸易成本与贸易商品结构。贸易成本的降低，产业内贸易的比重增加；反之，产业间贸易比重增加。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国际贸易模式逐渐从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转向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从而导致贸易的商品结构从不同产业不同商品间的贸易转向同一产业内部同类产品的贸易。其二，贸易成本与贸易地区结构。贸易成本的降低，国际贸易更加集中在贸易成本下降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区域特征表现的更加明显。此种情况的典型例证便是欧共体和欧盟国家。在欧共体建立之前，西欧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具有如今这样典型的区域特征。在欧共体和欧盟先后成立以后，随着贸易壁垒的降低，成员国之间贸易得到很大增长，区域集征明显。

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影响问题分析

成本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和贸易开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国际直接投资和贸易的开展也会对成本因素产生影响。因此，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开展将会对贸易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国际贸易的进行。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制度

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需要相应的制度作保证。为了促进投资发展，各国政府都相应地进行制度方面的改革和创新，便利于投资的进行。但是，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为投资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的同时，不可能仅仅调整与投资有关的制度，往往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包括与贸易相关的一些制度。因此，一国政府通过放松相关的经济制度降低投资的制度成本来促进贸易开展的同时，与贸易相关的一些成本也通常得到了调整。随着与投资相关的制度调整与改革，涉及贸易的制度必然得到放松，贸易的制度成本便会下降，因此将会促进各国贸易的开展。所以说，国际直接投资的开展可能会通过制度成本因素间接促进贸易的发展。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模式

当今的国际直接投资，大多都是由跨国公司通过垂直一体化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形式进行，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垂直一体化更加频繁。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其对国际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便是便是对贸易模式的影响。随着跨国公司垂直一体化的发展，很多原先的贸易是在企业外部通过市场交易来进行的，现在转变为跨国公司内部不同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即由原先的产业间或产业内贸易转变为公司内贸易。这种公司内贸易迅速发展，变成为当今的主要贸易模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推动。这种直接投资的发展，把很多原先需通过外部市场进行的交易转变为公司内部交易，可以有效降低贸易的成本，推动贸易的发展。所以说，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也会通过影响贸易的成本进而影响贸易的开展。

（三）国际直接投资与中间产品贸易

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尤其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开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跨国公司希望通过垂直一体化变外部市场交易为公司内部交易，降低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和过高的交易成本，以克服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正如内部化理论中所述，类似于技术这类典型中间产品，由于具有外部性和较高的交易成本特征，其交易的市场是不完全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国际直接投资进行垂直一体化，变外部市场交易为企业内部交易，克服中间产品市场的缺陷，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实现对核心技术的控制，获得跨国经营的内部化优势。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可以有效地解决中间产品进行外部市场交易所引发的问题，大大促进了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

结论

成本直接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开展，从投资方面来说，成本决定了一项投资能否进行，以及其利润如何；同样，成本会对贸易流量、贸易模式和贸易商品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成本也影响着一个企业国际化路径方式的选择。现有的国际直接投资及国际贸易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支持了其对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作用机制。但是，对于国际直接投资开展如何通过影响贸易成本进而影响国际贸易的开展这一问题涉足较少。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会影响贸易成本，从而对影响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开展通过对贸易成本的影响作用于国际贸易主要体现在贸易制度、贸易模式和贸易商品结构几个方面，即国际直接的开展由于会使贸易的制度进行调整，贸易模式的选择发生转变，同时会使贸易的商品结构发生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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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投资的产业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律：由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换，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换。最早的投资大多是为了获得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中间产品等，其投资产业往往是采掘业和一般制造业。随着技术进步、企业经营能力的提高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加强，投资转向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以谋取更高利润。全球战略的制定，又使投资方向转移到快速增长的第三产业上。这一投资的阶段性规律实际上也说明了产业结构变化的方向。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变化的跃升期，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要遵循产业递进规律，在继续扩大资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直接投资的基础上，争取在较短的时间里跨越对外直接投资的各个阶段，最终在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领域参与国际竞争。

需要指出的是，产业递进仅为一般规律，并不要求所有企业都按照这一规律决定投资方向。只要企业有充分的比较优势，同样可以在较高级的产业领域投资。一些企业为了获得先进技术，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同样是可行的。

二、发挥产业组合比较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还取决于产业内优势企业的组合状况。鉴于中国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融资成本相对较高，收集相关信息成本相对增加，投资项目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因此，组建企业集团，发挥集团优势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方向。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优势本质上是一种“组合优势”，是该产业内各厂商经济优势的集合。但是产业的各种优势却又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企业中。只有当化单个企业的分散优势为产业整体优势成为可能时，才能不断扩大中国国际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经济空间。

集团的组建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在产业内实行企业间的联合，也可以实行跨行业的企业间联合，只要组建的企业集团能通过内部化提高经营效益，对外投资项目的成功率将大为增加。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上的国家疆界逐步模糊，不同国家企业在生产的各个环节上都存在合作的可能。国内合资企业的普遍成功说明国内企业可以同国外企业合作，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时不仅强调产业内部化，还要奉行产业内部化与全球化并举战略。

三、把握区位比较优势

通过企业组合的方式能够体现产业的一定优势，但对外直接投资需要的是相对于一定区位的投资优势，即母国某产业相对于东道国同类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区位比较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经济依据，也是使投资国与东道国双方获益的内在经济根源。当投资者结合本身产业特点合理选择和利用东道国区位要素时，就会强化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比较优势或产业比较优势，使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反之，如果投资者对区位选择不当，不仅不能强化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还可能造成对外直接投资亏损或失败，使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受阻。因此，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区位选择与投资产业及投资者比较优势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产业选择”是将其“区位选择”包含在其中的，选择了不同的“区位”，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不同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要符合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和其经济基础水平。各国对来自国外的跨国公司投资产业领域都有明确的规定，哪些产业属于鼓励投资领域，哪些产业属于可以投资领域，又有哪些产业属于禁止投资或有限制投资领域。进入东道国之前必须了解这个国家的有关吸收投资的政策和法律。另外，对投资目标市场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市场潜力、市场容量和效益等都要有充分地了解和掌握。进入目标市场的产业所占有的市场不但存在未满足的需要，而且有一定的发展潜力，这应是企业选择产业的首要条件。市场有发展潜力，企业才能在满足消费者潜在和未来的需求中得到长期发展。该市场有一定的购买力，能取得一定的销售额和利润，这是企业选择产业的重要条件。因为市场上仅存在未满足的需求，不等于有现实的购买力，形成足够的销售额。如果没有购买力或购买力很低，就形成不了现实的市场。企业不能从市场的销售中获得必要的利润，就没有进入该市场的价值。

进一步看，我们前面所说的产业“组合优势”，也必须以投资的区位特征作为优势的“组合”基准。按照区位经济特征组合产业优势，是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空间的有效途径。

四、高新技术产业跟随

高新技术产业是中国企业跨国发展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领域。中国虽然在总体产业技术水平上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但在某些高科技研究开发领域却具有一定比较优势，这些高新技术产业覆盖了新材料、生物与医药技术、机械制造、新能源、现代农业、生态与环保、电子信息等领域。同时中国通过利用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对能源、化工、机械、冶金、轻纺、食品等传统行业进行渗透与改造，大批高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使传统产业迅速升级。目前阶段，由于一些科技成果国内产业化条件尚比较缺乏，因此，可以考虑先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或与外国合作进行产业化，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提高中国在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并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一直以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严重偏少。在目前发达国家已完成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条件下，我们的企业应该在其市场的不同部分、技术的不同层次、产品的不同类型方面进行渗透型投资，利用其技术和技术人员进行生产，缩短技术获取的时间，并及时向国内相关产业传输，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

五、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同质性要求

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强调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向与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趋势相偶合。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科学技术上，而且也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已经或正在向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化。而我国却处于完成传统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工业化两个阶段的重叠进行时期。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不仅要考虑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更应该充分结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从而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

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跃迁的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已由传统的低层次、粗放型平面扩张方式转变为以集约化、高度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阶段。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必须体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即在建立国际生产体系的过程中，应当避免形成对国内粗放经济的某种扩张效应，这可以说是我国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国际生产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直接延伸。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宏观经济运行质量，应当是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核心问题。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国外“资本过剩型”的直接投资，而是为了通过技术传递和市场扩展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提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重心应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那些高新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类型。在国际投资领域，广泛拓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场所，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对外投资的非选择性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对于“非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来说，其投资的“机会成本”通常比“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要高，即这部分资本在国内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所产生的效益，是其转向海外投资的“代价”。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潜在投资机会日益增加，这种机会成本还会有所上升。弥补这种机会成本的主要途径，便是在国际投资领域寻找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投资方向。另外，选择直接投资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有利于为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让出一定的经济空间，从而促使本国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

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各项基准的综合运用，而并不是某一单项基准所能决定的。作为选择基准，上述基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约束在性质上是不完全相同的，“产业组合比较优势”和“区位比较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一般的和基本的约束，这就是说，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只要具备这种优势，便具备发展跨国投资的前提条件。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产业选择已处于最优状态，相反它可能远离最优状态，甚至是一种对国内产业成长并无实际意义的投资选择。因此“产业选择”还必须加进“产业内垂直贸易量”的约束条件。符合这一约束条件的国际投资，将通过贸易机制向国内相关产业传递增长动力，为国内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市场条件，“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也给出了“产业组合比较优势”和“区位比较优势”的基本形成方式，即这种优势的组合和定位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过程，不是现有优势的随意组合，或者说，这种优势也是选择的结果。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则是这一选择的基本指标，即组合而成的区位比较优势，应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改进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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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策略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9年底，我国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3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565.3亿美元，名列全球第五位，发展中国家第一位。2010年我国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流量），对外投资流量再创历史新高。截至2010年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588亿美元（存量）。图1显示了从1990年到2009年这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图1）可以看到，加入世贸组织后，从2002年到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得到快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包括金融类和非金融类）从27亿美元上升到565亿多美元，增长20多倍，年均增长速度超过65%，从世界第26位上升为第5位，发展速度相当可观。但是，同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还是相当弱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量、金额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累计总额都比较小；同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多数为中小型项目。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投资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投资主体规模较小，一般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另一方面是投资的资金量较小。目前，我国的境外企业除了海尔、华为等少数企业外，大多数跨国经营企业投资规模过小，绝大多数的投资规模仅为几百万、几十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600万美元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50万美元的水平。

（二）投资结构有待改善。首先，从对外投资区域结构来看，存在着投资区位相对集中的问题。其中，亚洲是我国对外投资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他地区的流量则相对较少，造成企业之间为了争客户互相压价、封锁消息，致使海外投资环境不断恶化；其次，从对外投资流量的行业分布来看，我国的对外投资主要流向了商品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等行业。这样的行业结构既不甚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也不尽依据FDI理论的学习动机。中国拥有低廉劳动力、大国规模经济和较完备的工业体系，真正体现我国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建筑业在FDI投资存量中的比例偏低，高新技术等学习型投资所占比例更低。相反，采矿业等资源寻求型投资比重较大，且呈逐年上升态势，表明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导向还停留在初级层次，缺乏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行业，行业结构表现出较明显的初级化特征；再次，从投资主体看，国有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是对外投资的主要力量。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投资主体相对单一，很大一部分投资属于政府政策性对外投资，由此会造成国有资本与私营资本比例失调，私营资本积极性受挫，也容易滋生国有资产流失的险患。

（三）缺乏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战略和跨国经营意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未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发展战略，且不具备真正的全球观念和跨国经营意识。首先，我国有些企业从事对外投资不是生产经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是带有某种试探性、偶然性。这些企业对外投资是为眼前利益驱动，或是为了获得海外投资所带来的税收减免，而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生产和交易的比较利益；其次，我国更多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仍是扩大出口市场，而不是依据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的实施计划而进行投资的。这样投资的结果往往是企业只注重短期效益，走一步说一步，企业海外发展的持续性和全体布局性就较差，也将导致企业在全球市场的长期竞争中缺乏后劲。

（四）缺乏核心技术且科研创新能力较弱。从总体来看，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偏低，在主流市场或主流产品当中我们并没有多少自主的核心技术，许多产品特别是高端产品的核心技术仍然依靠进口，而且对于许多引进技术缺乏吸收消化，大大制约了企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大中型企业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额的比例平均还不到1%，仅有极少数大企业能在3%以上，这样低的开发投入维持生存尚有困难，更谈不上与其他国家的大型跨国企业竞争了。

（五）缺乏跨国经营人才。国家对外投资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竞争的关键在于人才的竞争，缺乏高素质跨国经营管理人才是我国企业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主要制约因素。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企业派出的境外经营人员很多难担重任。据商务部研究院《对外直接投资公司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企业海外投资主要障碍是缺乏海外经营的管理经验和管理人才。海尔总裁张瑞敏也坦率承认，即使像海尔这样在海外已有所成就的企业，仍然缺乏懂得海外市场及其操作的管理人才。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策略

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几个问题，必须采取有效的发展策略。

（一）实施规模经济战略。没有一定的规模，就难以实现较好的效益，也不可能形成较好的抗风险能力，更难以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如首钢集团），应该充分利用原有的国内规模优势，运用市场的作用和国家的指导，使企业之间通过强强联合或相互兼并等措施来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

（二）优化投资结构

1、投资地域多元化。针对现时我国企业跨国经营集中于周边国家和地区，长远看来，投资东道国应该逐步向发达国家延伸，实现投资地域的多元化。因为发达国家投资环境规范，非经营性风险小。虽然市场竞争更为激烈，贸易壁垒也相对较多，我国产品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实力毅然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但双方有互补性，只要我们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就能在强手如林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当然，发展中国家市场广阔，资源丰富，也是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市场。

2、行业选择上突出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业。首先，加大对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通过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既能满足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对先进技术的现实需求，又是我国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最有效途径；其次，向海外转移成熟技术的过剩产业，扩大出口贸易量。目前，我国的机电制造业、纺织业、家电制造业等行业逐渐形成了成熟的技术体系，扩大这些行业的投资不仅能优化国内产业、产品结构，促进劳务和设备产品出口，而且能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

3、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既要鼓励有实力、管理好、拥有自主品牌的国有控股大企业拓展境外投资业务，给予必要的优惠政策，以培养更多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同时，还要鼓励更多的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取消歧视，使其在优惠贷款、信息交流和境外投资保险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享有同等待遇。

（三）科学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发展战略。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和中长期规划，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际收支状况，制定对外投资战略规划。明确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思想、指导原则、产业导向和重点区域等，从而使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更有力地利用国内外2个市场、2种资源，抓住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难得机遇，更好地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发展核心技术。企业要把创新能力和发展核心技术作为对外投资的重要战略目标，通过独资、合资、并购和建立战略联盟等方式，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产品设计中心或高新技术产品开发公司，了解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和最新科技发展动向，并雇佣当地工程师、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利用当地的先进设备，研发和生产高新技术及产品，使企业通过海外研发和生产，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五）大力培养对外直接投资的高素质人才。首先，通过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境外企业派遣、用人和选拔制度，完善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制度，吸纳具有丰富国际经营管理经验的海外和东道国人才为我所用；其次，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国内院校和企业联合办学、国内专业培训以及选派人员到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进行实践锻炼，实施跨国经营人才培养战略，多层次、多渠道对从事跨国经营的人员进行培训，以实施人才国际化和本土化战略，集聚人才，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企业发展。

四、结束语

目前，我国企业在整体上仍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因此深入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对提升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加快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有着深远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伊玲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现状及问题探析[J].商业现代化，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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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投资，走出去战略，贸易壁垒，直接投资

当前，我国对外开放已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积极实施对外投资战略。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项目下的对外投资包括对外直接投资（FDI）、证券投资（股本证券、债务证券）和其他投资（贸易信贷等）三大部分。本文着重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证券投资。

一、积极实施对外投资战略的重要意义

（一）促进企业跨国经营，提升国际竞争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正日益跨越国界流动，促使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也有利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各种投资机会，实现其利益追求目标。在我国现阶段拓展海外投资的进程中，政府“扮演”着引导和服务的角色，企业是核心。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扩展和方式演变，不但体现出国家的对外政策更加宽松，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和资助扶持，而且还反映了部分企业已不满足于国内市场所提供的发展空间，更需要通过多样的方式寻求海外资源和市场，特别是国内的一些大型企业开始进入到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通过国际化整合和开展国际化经营，来获取专业人才、专利技术、管理经验和海外市场等，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加快我国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的培育。

（二）实现产业的国际转移，规避外贸壁垒和摩擦

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为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曾采取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策略，而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也看中了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广大的市场，纷纷向我国进行产业转移，使我国成为其跨国集团的商品生产基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面临着日益沉重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并且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遭遇了较多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使商品输出面临阻力。而此时，我国产业的国际化水平已有很大提升，无论是在资本、技术、管理方面，还是在人才方面，都初步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为改变我国制造业的低端产业链，扩大新型产业的发展空间，为有效地规避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促进对外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应通过发展对外投资，推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国际转移，实现我国从劳务输出、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特别是金融资本输出的转变，以顺应国内资源环境和国际市场对我国对外合作方式转型的要求。

（三）全球范围获取战略资源.促进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当前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对资源能源的大量需求，但相对需求而言，我国自然资源匮乏，很难满足未来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据报道，当前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达53%，2007年我国原油产量不到1.9亿吨，而原油进口量则接近2亿吨。为保障资源供应安全，我国必须通过发展对外投资，跨国并购一些石油和矿业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掌控必要的石油及其他战略资源，缓解资源缺乏所带来的压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有效地运用外汇储备.调控经济、分散风险、提高收益

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一路上扬，加之外商投资和各类投机资本的流人，由此形成的双顺差带来了巨额外汇储备，我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截至2008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1.8万亿美元。随着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央行被迫向市场投放大量基础货币，使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凸显，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也使人民币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与此同时，我国巨额外汇资产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降低成本、分散风险和长期保值增值的重要问题。因此，加大对外投资、力促企业走出国门、转变对外投资策略、增加外汇利用渠道等，就成为消化市场过剩流动性、有效调控宏观经济以及保障国家外汇资产安全的必要途径。

二、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点

（一）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发展迅速

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首破2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超过900亿美元。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265.1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25.3%，而存量则达1179.1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为1011.9亿美元，占85.8%；金融类167.2亿美元，占14.2%。2008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又飞速地增长，仅前6个月投资额已达257亿美元。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

一是投资方式中跨国并购比较活跃。2006年，我国通过收购兼并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为82.5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近40%，其中÷非金融类70亿美元，金融类12.5亿美元。2007年，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较上年减少20%，但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通过跨国并购来获取国外的资源、技术和市场，仍将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和培育跨国公司的重要途径。

二是投资行业分布比较齐全。2006年底，商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位居对外直接投资的前4位，占投资存量的70%。在2007年底，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政业合计占存量的80%。三是投资地区分布渐趋平衡。2006年，在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中，亚洲与拉丁美洲之和，均占到90%。2007年，我国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欧洲；非金融类对亚洲、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投资增长1倍以上。地区分布不平衡的情况有所改善。

四是投资主体呈现以国企为主的多元化。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继续保持多元化格局，当年未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为33%，位居境内投资主体数量的首位；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为26%，位居境内投资主体总数的第2位；私营企业所占比重为12%，位居境内投资主体数量的第3位。2007年，国有企业占整个境内投资主体的比重较上年有所下降，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上升较多。从对外直接投资数额看，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三）对外证券投资的发展与创新

我国对外证券投资起步较晚，1997年只有不到10亿美元，1999年突破100亿美元，2001年突破200亿美元。近两年来，由于外汇储备大幅增加，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使我国对外证券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但由于各种突发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波动较大。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2006年为1125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96%；2007年为23亿美元，比上年流量下降98%。2007年末，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存量为2300多亿美元。我国原来的对外证券投资主要是商业银行购置境外债券，最近两年又推出合格境内投资者（ODll）的对外证券投资。

（四）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的对外证券投资

2007年6月，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作为中司的资本金。2007年9月29日，中司正式挂牌成立，注册资金达2000亿美元。中司的经营目标除去向国内金融机构注资，依法履行出资人代表职责外，主要是经营运作国家的外汇储备，投资于境外金融产品，使之成为创新对外证券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司在2007年所做的几笔主要的海外投资，均属于对外证券投资。

三、我国未来发展对外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创新对外投资

当前，从经济和技术上都要求我国加速对外投资发展步伐。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分别仅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2.72%和0.85%。这与我国已有的经济总量、国际竞争力和长远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有的学者建议可抓住此次海外金融危机的机遇，开展新一轮海外并购。但同时，也要注意汲取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大规模海外投资的经验教训，积极、稳妥地开展对外投资行为。要进一步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从行业来说，除继续加快发展矿产、金融等行业对外投资的同时，应加大制造业对外投资力度，更好地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地域分布来说，除继续加快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境外加工贸易和境外矿产资源开发等投资的同时，应加大对美、欧、日的投资力度，通过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来获取国际先进技术；从投资主体结构来说，应改变国有企业占比过大、民营企业占比过小的状况，发展民营企业投资会更有利于冲破投资壁垒，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要加强我国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建设，提高财政、税收和金融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投资目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经济形势、投资环境、法律规章、行政程序、税收政策以及金融、外汇等方面的信息、咨询和服务，帮助企业顺利走出去并站稳脚跟。要完善对境外中资企业的监管制度，规范境外企业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责任，加大对违法违规企业的惩处。政府还应重视统筹对外投资扩大与国内经济金融发展的关系，保持国内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为顺利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基础和保障，必须防止类似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经济金融大起大落。

（二）通过多种途径有效地化解对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

当前，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东道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其中，有些国家的国内政局不稳，社会矛盾较尖锐，加之文化、宗教、民族、部落等冲突，以及经济利益分争，蕴含一定的政治风险。如，2007年，我国境外企业和人员在外遭遇了10余起安全事件，造成人员和财产的重大损失。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来化解对外投资中的政治性风险，在处理好国与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基础上，加强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要素的相互流动，促进双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并推动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构筑和谐共赢的对外经贸关系。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运作中除应高度重视与各国政府部门以及同业间的沟通、对话外，还要善于与当地工会、媒体、社区等民间组织打交道。可根据不同投资地的风险状况，选择采取全资、合资、建立分支机构等不同的直接投资方式，或者采用参股第三方国家的公司，再由后者到投资地国去直接投资·的方式。还要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断地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行为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化解潜在的政治风险，消除企业海外经营的顾虑。

（三）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对外投资中潜在的金融风险

在现代国际金融形势下，对外投资会面临诸多金融市场风险。一是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对外投资目的国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就会使汇市、股市、债市等大幅波动，使对外投资遭受风险。二是金融衍生市场的陷阱。金融衍生产品对投资者来说既可成为其分散风险、获取暴利的工具，也可成为投资风险陷阱。三是国际投机资本的危害。国际投机资本不仅会以“热钱”的形式流入他国，促使资产“泡沫”膨胀和引爆金融危机，而且还会对别国的对外投资进行劫掠。因此，也应逐步培养优势产业，进行多元化投资，正确处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证券投资的关系。在进行海外投资时，注重对投资目的国、投资行业和品种以及投资时机的选择，注重长期收益。要注意防范超范围从事境外期货、股票、外汇炒卖以及金融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业务，加强疏通资本流通渠道并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和预警体系，防范资本外逃、侵吞国有资产和洗钱等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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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直接对外投资投资战略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截至2007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1，179.1亿美元。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发展速度超过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存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而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相比，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实力还比较薄弱，海外投资企业数量、每年海外投资的金额与海外直接投资的累计总额都还比较小。而且，中国的海外投资大多数为中小型项目。在《财富》杂志公布的2008年全球企业500强中，仅有35家中国企业，且排名大多数位于下游。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战略研究

1.以资源开发型产业作为突破口

我国现在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并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业—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同时，由于国际投资环境日益改善，资源开采业对外投资的环境极为优越。对于一些行业，如采矿业、林业、石油开采业，世界上一些国家资源的供大于求，我国企业应该因地制宜的到国外去投资，开采、加工和运回国外的资源以满足国内需要。

2.以制造业和贸易替代为海外投资重点

对我国现阶段的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投资重点应放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上。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纺织、食品、冶炼、化工、医药、电子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我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电子、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这些技术易于为他们所接受。

3.以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为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与国内产业结构高级化相一致的标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该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并购当地高新技术企业或与当地拥有高新技术的企业合资合作，可以直接获取一般技术贸易和引进外资所无法获得的先进技术，然后将技术传播回国内运用，从而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例如。联想集团收购IBM的PC事业部。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1.以发展中国家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选择

我国地处亚洲，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需求偏好等使得进入障碍较小；中国的纺织、服装、家电、机械等技术成熟且竞争激烈的边际产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容量大，投资机会较多；还可以利用东道国享有的优惠贸易条件，把产品销往第三国。

2.有选择地增加对发达国家的投资

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及日本等发达国家是目前世界上对跨国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地区。因为其拥有优良的投资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高，科技发达，基础设施完善，社会稳定，投资法律法规健全，金融市场发达，各类人才丰富，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理想场所。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把掌握的高新技术反馈回国内。

3.积极谨慎地发展对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投资

这些国家正处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急需外国在那里进行直接投资。这些国家拥有仅次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基础、民众的教育和工人的技术水平，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但是其产品出口能力较差，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中国产品物美价廉，比欧美产品更适合于该地区的市场需求。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择战略

1.重点发展具有垄断优势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其直接的效果是创造经营的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避免外部市场交易的风险；使资金的转移、税赋的合理避逃有了通畅的渠道；同时降低了谈判、询价等交易成本；保证本企业的技术、技能等不外泄，以持续获得利益。对资源寻求型的投资还可以保证母公司所需资源的稳定来源。

2.大力发展具有经营特色的中小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目前世界上的跨国公司大部分却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主要原因就是中小企业由于其拥有独具特色的生产经营优势。我国许多中小型企业都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劳动力成本低，产业转移产品的原材料等要素价格也比较低廉；产权关系明晰的基础上形成了简明高效率的组织结构优势；拥有符合当地市场需要的实用技术。

3.促进企业集群的对外直接投资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力理论，一个国家的成功是来自纵横交错的产业集群。国内有大量的企业集群地，如宁波的服装、北京中关村的电子产业等。充分利用“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选择的重要战略。从跨国公司成长的角度看，

企业集群可以作为一跨国公司成长发展过程中内部化优势的一种替代。

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1.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目的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寻求国外的自然资源和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自然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合资为主，有利于冲破对于自然资源开发的控制以及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学习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并购、合资为主。这种进入方式能够直接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东道国的人才资源培养自己的人才，掌握先进技术，充分提高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

2.根据中国的行业特性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一些中国有优势的行业在进行产业转移的时候，中国跨国公司应该以新建企业和合资进入方式为主要进入方式。现阶段，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制造业和机床、自行车、钟表等机械加工业是中国技术方面比较成熟的，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投资优势，这些行业投资市场主要是经济技术水平与中国接近的发展中国家和某些发达国家。

3.根据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新建、合资为主，有利于发挥这两种投资方式的优点，避免并购、独资的劣势。选择新建和合资方式可以节约外汇资金，有利于利用当地企业的市场开发优势尽快占领市场、弥补新建企业所需时间较长的不足，新建投资风险相对较小，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新建合资企业比较欢迎。

参考文献：

[1]江小娟，杜玲.对外投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经济研究参考，20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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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性过剩；国际收支平衡；外汇占款；消费价格指数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12-0057-03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流动性过剩，简单说来就是货币当局发行货币过多，货币量增长过快，银行机构资金来源充沛，居民储蓄增加迅速。在宏观经济方面，它表现为货币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就银行系统而言，则表现为存款增长的速度远快于贷款增长的速度。当前流动性过剩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我国所面临的经济过热和轻度通货膨胀等现象都与之有密切关系。流动性过剩的不断扩大，将会加剧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所以如何规避流动性过剩给我国带来的潜在风险成为当务之急。

近年来，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对于流动性过剩问题进行了研究。朱庆(2006)、连建辉、翁洪琴(2006)针对流动性过剩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做出了分析；李平(2006)具体分析了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危害与治理；何自云、周世锋、连玮(2005)则研究了流动性过剩的根源，他们得出流动性过剩产生的原因如下：第一，我国国际收支，特别是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结果；第二，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大量外来资本不断涌入；第三，各地投资增长过快，吸引FDI势头不减；第四，银行储蓄持续增加，社会贷款有效需求的相对不足。但是上述的研究，没有对如何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提出明确和具体的观点，其主要是从国内的角度来探讨如何通过宏观调控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本文将从开放经济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来说明积极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是解决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并对现阶段中国如何发展对外投资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应对我国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

大多数观点都认为，我国流动性过剩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同时顺差，使得资本流入数量远大于资本流出数量，从而使我国的外汇储备在15年左右的时间里增长了近69倍(从1992年的194.43亿美元到2007年6月份的13326.25亿美元)。而外汇储备的不断攀升，直接造成了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从而使得央行货币的发行量也大大增加，最终造成货币的长期超额供给，导致流动性过剩。以下图表反映了2006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变化与货币准货币(M2)变化情况：

从图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外汇储备和M：在近年来仍然处于持续增长状态。所以如果能采取有效措施缓解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况，减少因外汇占款而增加的货币发行量，自然可以帮助解决我国现存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相对于其他的策略，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显然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企业或机构以自有外汇投资，或者用人民币购汇进行对外投资，都可以达到平衡国际收支，减轻外汇占款的压力，从源头上缓解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目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确实可以转化为庞大的流量优势，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基础。

(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平衡外资涌入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就一直处于持续升值状态。而自2007年5月18日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三扩大至千分之五，波动幅度的加大使得人民币极有可能在今后加速升值。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客观存在，使得大量的外来资本进入中国投资到股票、房地产市场，以期待能寻找到无风险的“套利”机会。而且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预期已经形成的前提下，目前的小幅升值一般会看成大幅升值的前奏，人民币升值的投机性将加重，热钱流入的速度和流入量将增加，进而使流动性过剩问题愈演愈烈。

限制外来热钱的流入，仅仅依靠政府的管理和调控是不够的。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所有外来资本进行严格地限制，毕竟国内众多产业(如房地产业)一旦失去外来资本的支持将会面临资金断裂的风险，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所以我们应该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将国内部分富余的资金转移到国际市场当中。一方面，可以缓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失衡(见表1：我国直接投资总额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总额之比仅为1：0.09)；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成本优势，将资本投入国际市场，寻找更多保值增值的机会。

(三)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弥补我国内需不足的局面

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除了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以外，还需要采用其他的经济措施加以辅助。其中，通过增加消费来扩大内需，是缓解流动性过剩的治本之策。然而在目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持续上涨(见表2)的情况下，货币购买力下降，居民的日常消费能力将受到约束，进而导致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得不到拓展。

因此在当前的一段时期内，仅仅通过拉动内需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不一定能取得显著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需要借助国外市场的力量来化解国内富余的资金。况且近年来，我国国内投资的持续增加以及生产盲目的外延性扩张导致了中国现阶段生产能力相对过剩问题的存在。所以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以向国外转移部分富余资金，又可以转移部分富余的生产能力，最终实现我国产品市场的供需均衡，弥补我国内需不足的现状，进而缓解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相对于其他政策的优势

央行2007年以来采取了多项措施，例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票据，以及使用提高利率等价格工具来治理流动性过剩。虽然这些政策取得了不少的成效，但是归根结底都是试图在中国国内消化掉过剩的流动性，而不能改变国际贸易、资本进出等与外部相关的因素，所以最终只能是被动地“吸纳和疏导”，而不能从源头上截住流动性流入。相比较而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就具有上述政策所不具备的优势，它可以改变现存的经济贸易结构，最为关键的是：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地阻断贸易顺差与货币发行的连动性，让中国的外汇储备通过合理化的手段走出去，进而从源头上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

综上所述，积极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确实是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减少因贸易顺差，以及外来资本流入等原因增加的外汇占款，进而达到减少货币发行，缓解流动性过剩的目的。然而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是瞬息万变的，中国的

资本走出国门也面临着众多的风险，因此，当前选择正确的对外投资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二、当前形势下应怎样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一)在投资方式上，应主要稳步发展跨国并购

由于并购对于投资者有着许多有利的方面，例如降低成本，获得现成的生产能力、技术和品牌，迅速生产产品等等。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收购兼并东道国企业已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近年来跨国并购日益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选择。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对外投资额仅仅是2亿美元，但到2005年这一数据就已经达到了65亿美元。中国企业如果想快速融入国际市场，并能迅速成为所在具体产业的巨头，并购显然是最好的策略。然而中国的海外并购必须建立在务实审慎的基础之上，虽然我们发展对外投资的目的很明确，如获得境外不可再生资源，获取中国企业所不具备的核心技术，以及获取国际品牌与销售渠道并创建世界级企业等，但是这些发展战略未必都符合被并购企业所在国的国家利益。一旦并购触及东道国的核心利益，对外投资通常都会以失败告终，例如中海油竟购优尼科，海尔竞购美国家电巨头美泰等。所以当前中国的并购进程应该稳步进行，当务之急是注重并购的成功率，进而积少成多，这样才能逐步培育出自身的垄断优势。

(二)立足长远，中国的对外投资地区以及对外投资主体需进一步多元化

数据来源：2003年、2004年、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

很明显，我国对外投资区域相对集中，港澳地区以及美欧依然是重点，其主要原因应该归于这些区域良好的投资环境。而非洲比较动荡的政治环境使得中国近年来对其投资增长缓慢。除了考虑到规避政治风险外，中国对外投资区域的选择还必须考虑到投资地的自然资源及相关的基础设施、政府政策、物质和劳动成本等要素。总之，应该选择投资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而且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应该采取由近及远的策略，优先考虑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所以，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中国当前的对外投资应该立足于亚洲，并稳健地向其他市场拓展，逐步实现投资区域的多元化。

在对外投资地区多元化的同时，我国对外投资主体也应该进一步地向多元化发展。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境内主体分布如表4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仍是国有企业，占到全国对外直接投资的5成左右；其次才是民营企业。这是因为中国国企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都有政府的行政扶持作为支撑。长期以来，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政策、外汇管制、金融政策及保护机制等方面都向国有企业倾斜。但是很多国有企业都缺乏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风险意识不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有限，致使近年来因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中航油、国储铜等一连串危机事件的相继发生)。所以立足长远，我国对外投资的主体不应该仅仅是由政府支持的国企担当主力，在产权、机制、成本、经营理念等方面占有明显内生优势的民营企业也应该成为未来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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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进企业跨国经营，提升国际竞争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正日益跨越国界流动，促使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也有利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各种投资机会，实现其利益追求目标。在我国现阶段拓展海外投资的进程中，政府“扮演”着引导和服务的角色，企业是核心。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扩展和方式演变，不但体现出国家的对外政策更加宽松，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和资助扶持，而且还反映了部分企业已不满足于国内市场所提供的发展空间，更需要通过多样的方式寻求海外资源和市场，特别是国内的一些大型企业开始进入到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通过国际化整合和开展国际化经营，来获取专业人才、专利技术、管理经验和海外市场等，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加快我国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的培育。

（二）实现产业的国际转移，规避外贸壁垒和摩擦

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为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曾采取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策略，而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也看中了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广大的市场，纷纷向我国进行产业转移，使我国成为其跨国集团的商品生产基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面临着日益沉重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并且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遭遇了较多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使商品输出面临阻力。而此时，我国产业的国际化水平已有很大提升，无论是在资本、技术、管理方面，还是在人才方面，都初步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为改变我国制造业的低端产业链，扩大新型产业的发展空间，为有效地规避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促进对外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应通过发展对外投资，推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国际转移，实现我国从劳务输出、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特别是金融资本输出的转变，以顺应国内资源环境和国际市场对我国对外合作方式转型的要求。

（三）全球范围获取战略资源.促进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当前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对资源能源的大量需求，但相对需求而言，我国自然资源匮乏，很难满足未来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据报道，当前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达53%，2007年我国原油产量不到1.9亿吨，而原油进口量则接近2亿吨。为保障资源供应安全，我国必须通过发展对外投资，跨国并购一些石油和矿业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掌控必要的石油及其他战略资源，缓解资源缺乏所带来的压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有效地运用外汇储备.调控经济、分散风险、提高收益

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一路上扬，加之外商投资和各类投机资本的流人，由此形成的双顺差带来了巨额外汇储备，我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截至2008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1.8万亿美元。随着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央行被迫向市场投放大量基础货币，使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凸显，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也使人民币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与此同时，我国巨额外汇资产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降低成本、分散风险和长期保值增值的重要问题。因此，加大对外投资、力促企业走出国门、转变对外投资策略、增加外汇利用渠道等，就成为消化市场过剩流动性、有效调控宏观经济以及保障国家外汇资产安全的必要途径。

二、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点

（一）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发展迅速

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首破2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超过900亿美元。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265.1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25.3%，而存量则达1179.1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为1011.9亿美元，占85.8%；金融类167.2亿美元，占14.2%。2008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又飞速地增长，仅前6个月投资额已达257亿美元。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

一是投资方式中跨国并购比较活跃。2006年，我国通过收购兼并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为82.5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近40%，其中÷非金融类70亿美元，金融类12.5亿美元。2007年，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较上年减少20%，但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通过跨国并购来获取国外的资源、技术和市场，仍将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和培育跨国公司的重要途径。

二是投资行业分布比较齐全。2006年底，商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位居对外直接投资的前4位，占投资存量的70%。在2007年底，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政业合计占存量的80%。

三是投资地区分布渐趋平衡。2006年，在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中，亚洲与拉丁美洲之和，均占到90%。2007年，我国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欧洲；非金融类对亚洲、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投资增长1倍以上。地区分布不平衡的情况有所改善。

四是投资主体呈现以国企为主的多元化。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继续保持多元化格局，当年未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为33%，位居境内投资主体数量的首位；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为26%，位居境内投资主体总数的第2位；私营企业所占比重为12%，位居境内投资主体数量的第3位。2007年，国有企业占整个境内投资主体的比重较上年有所下降，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上升较多。从对外直接投资数额看，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三）对外证券投资的发展与创新

我国对外证券投资起步较晚，1997年只有不到10亿美元，1999年突破100亿美元，2001年突破200亿美元。近两年来，由于外汇储备大幅增加，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使我国对外证券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但由于各种突发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波动较大。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2006年为1125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96%；2007年为23亿美元，比上年流量下降98%。2007年末，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存量为2300多亿美元。我国原来的对外证券投资主要是商业银行购置境外债券，最近两年又推出合格境内投资者（ODll）的对外证券投资。

（四）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的对外证券投资

2007年6月，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作为中司的资本金。2007年9月29日，中司正式挂牌成立，注册资金达2000亿美元。中司的经营目标除去向国内金融机构注资，依法履行出资人代表职责外，主要是经营运作国家的外汇储备，投资于境外金融产品，使之成为创新对外证券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司在2007年所做的几笔主要的海外投资，均属于对外证券投资。

三、我国未来发展对外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创新对外投资

当前，从经济和技术上都要求我国加速对外投资发展步伐。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分别仅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2.72%和0.85%。这与我国已有的经济总量、国际竞争力和长远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有的学者建议可抓住此次海外金融危机的机遇，开展新一轮海外并购。但同时，也要注意汲取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大规模海外投资的经验教训，积极、稳妥地开展对外投资行为。要进一步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从行业来说，除继续加快发展矿产、金融等行业对外投资的同时，应加大制造业对外投资力度，更好地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地域分布来说，除继续加快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境外加工贸易和境外矿产资源开发等投资的同时，应加大对美、欧、日的投资力度，通过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来获取国际先进技术；从投资主体结构来说，应改变国有企业占比过大、民营企业占比过小的状况，发展民营企业投资会更有利于冲破投资壁垒，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要加强我国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建设，提高财政、税收和金融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投资目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经济形势、投资环境、法律规章、行政程序、税收政策以及金融、外汇等方面的信息、咨询和服务，帮助企业顺利走出去并站稳脚跟。要完善对境外中资企业的监管制度，规范境外企业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责任，加大对违法违规企业的惩处。政府还应重视统筹对外投资扩大与国内经济金融发展的关系，保持国内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为顺利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基础和保障，必须防止类似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经济金融大起大落。

（二）通过多种途径有效地化解对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

当前，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东道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其中，有些国家的国内政局不稳，社会矛盾较尖锐，加之文化、宗教、民族、部落等冲突，以及经济利益分争，蕴含一定的政治风险。如，2007年，我国境外企业和人员在外遭遇了10余起安全事件，造成人员和财产的重大损失。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来化解对外投资中的政治性风险，在处理好国与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基础上，加强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要素的相互流动，促进双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并推动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构筑和谐共赢的对外经贸关系。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运作中除应高度重视与各国政府部门以及同业间的沟通、对话外，还要善于与当地工会、媒体、社区等民间组织打交道。可根据不同投资地的风险状况，选择采取全资、合资、建立分支机构等不同的直接投资方式，或者采用参股第三方国家的公司，再由后者到投资地国去直接投资·的方式。还要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断地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行为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化解潜在的政治风险，消除企业海外经营的顾虑。

（三）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对外投资中潜在的金融风险

在现代国际金融形势下，对外投资会面临诸多金融市场风险。一是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对外投资目的国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就会使汇市、股市、债市等大幅波动，使对外投资遭受风险。二是金融衍生市场的陷阱。金融衍生产品对投资者来说既可成为其分散风险、获取暴利的工具，也可成为投资风险陷阱。三是国际投机资本的危害。国际投机资本不仅会以“热钱”的形式流入他国，促使资产“泡沫”膨胀和引爆金融危机，而且还会对别国的对外投资进行劫掠。因此，也应逐步培养优势产业，进行多元化投资，正确处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证券投资的关系。在进行海外投资时，注重对投资目的国、投资行业和品种以及投资时机的选择，注重长期收益。要注意防范超范围从事境外期货、股票、外汇炒卖以及金融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业务，加强疏通资本流通渠道并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和预警体系，防范资本外逃、侵吞国有资产和洗钱等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四）全面提高对外投资主体的仓身素质和竞争能力

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不断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加强公司治理，完善内控机制，注重自身创新。要提高企业跨国经营管理能力，加快开发自有技术和打造国际知名晶牌。要加强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增强企业融人所在地社会的能力，在跨国经营中，遵循国际惯例和规则，遵守投资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文化风俗习惯，在各种商务活动中树立讲信誉的良好形象；要加强和谐共处、互利共赢的观念，积极开展本地化经营，扩大本地就业；要改变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参与当地的生态环保、扶危济困、助学等公益慈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