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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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叉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上困难、生理上残缺、智能上低下而叉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突出的特点，即物质保障的现实性、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并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蕴含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中国法律援助的特点

法律援助制度又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困难、生理残缺、智能低下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而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这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减免诉讼费在内在的整个法律程序的各个环节上为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帮助。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法官、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社会的贫困者、弱者、残疾人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同国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中国法律援助物质保障的现实性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不同于资本主义法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们的法律既规定了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实体权利，又规定了为实现平等实体权利所必须的平等程序权利，而且特别强调为实现这些权利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完善平等程序权利的实施机制，切实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以真正贯彻实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区别。总而言之，中国的法律援助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范围广、后盾强，有保障，是一项大有发展的公益事业。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探索、解决和完善。

(二)中国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

在中国，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行为。法律援助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责任。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目前还缺乏大量的社会援助组织，没有形成稳定、可靠、充分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而律师又已成为法律服务资源市场的竞争主体。因此，如果没有国家的全面参与和组织领导，单靠社会和律师个人的力量，要形成一种开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活动的有效制度并维持整个法律援助机制的统一、有序运行，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而且还可能导致法律援助活动出现各自为政、孤军奋战、管理失灵、形式混乱、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的法律援助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特点，也是其优点。我们在确立法律援助为国家责任的同时，也没有排斥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法律援助活动。这种以国家援助为主，社会组织和个人援助为辅的法律援助机制，不仅体现了国家在整个法律援助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而有些国家或仅仅把法律援助强调为一种国家责任，或只认为法律援助是社会组织和律师个人的人道行为。这两种作法，或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或易导致法律援助工作的失控。

(三)中国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

首先，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来看，包括如下:刑事辩护和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及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务。而一些国家的法律援助则仅限于特定的刑事、民事案件的辩护及简单的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咨询。

其次，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来看，只要是公民、法人确因经济困难或其它特殊情况，以及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人，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而许多国家则完全排除了法人和外国人的法律受援权。

再次，从法律援助的主体来看，中国法律不仅明确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师的应尽义务，而且还要求公证人员、墓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也应为维护社会弱者的法律权益提供法律援助。而在一些国家，法律援助被认为仅仅是公设律师的工作和少数具有正义感的私人律师的善举。

二、中国法律援助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

(一)实现和保障人权

认为，人权就是一切人，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一定社会中的一切成员或一定国家中的每个公民，不论其种族、民族、性别、语言、宗教信仰、政治主张、财产收入、教育程度等状况如何，其所受到认可和保障(主要是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的能够实际拥有的实然权利和应当拥有，但因目前种种条件的限制实际上还无法拥有的应然权利，特别是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权利等，不仅在资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应当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此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条件。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法律就是人权法。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无论是宪法，还是各部门法，对人权的保护还仅仅是一种立法上的承认，而对人权的真正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于使这些法律规定的权利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现实。一般而言，人权的实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法律行为来直接实现其实体权利;二是人们在司法救济中通过行使程序权利(诉讼权利)来保证实现其实体权利。以上两种实现人权的途径，随着法律规范的繁多复杂，越来越需要专业性的法律服务。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资源的有限性、有偿性往往导致社会弱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方式获得相应的法律服务。因此，传统的人权保障措施已远远不够，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所以，无论是从道德及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公正、平等的法律价值与评价的角度，或是从人权的角度，中国都不仅应当实行法律援助制度，而且中国的法律援助都应当比外国实现得更好。

(二)凸显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拥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要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来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要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性。一般把前者称作实体正义，把后者称作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有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靠司法人员的秉公执法也是不够的，还要有对社会弱者的法律援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司法公正特别是对程序正义的种种障碍，其中包括社会弱者在寻求法律的平等保护时遇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困难。具体而言，这些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经济上的障碍;知识与信息上的障碍;权利和义务观念上的障碍;沟通交流上的障碍;法律服务资源上的障碍;生理上的障碍;人身自由上的障碍。以上诸种妨碍司法公正的障碍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从而导致了实体上的不公正。而法律援助则是保障这两种公正的重要制度和措施之一。

三、中国法律援助蕴涵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适应人人平等的共同道德需求而产生的。‘言首先是在西方社会出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平等”诺言，积极支持在有关法律制度中订立给予穷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内容。如法国1851年确认法律援助制度，英国1903年颁布《保护穷人囚犯的法案》、1949年颁布《法律援助和咨询法案》等。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建立，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享有法律服务特权的否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并没有改变其维护资产者利益的阶级本质，且他们所宣扬的人权是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人权，所以其法律援助制度不可能使资本主义法律成为普遍保障广大穷人利益的工具。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国家，穷人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现象仍到处可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对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应该提供法律帮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同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一样，反映了人人要求乎等、铲除人间不平等的共同道德要求。然而，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它既反映了中国全体社会成员大都具备的或是能够接受的传统道德价值，又体现出了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必然联系。中国的法律援助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体现仁爱积善

孔子云:“仁者爱人”，这是中国占代早期的人道主义。孔子从爱护他人、尊重他人的基本伦理立场出发，认为作为一个仁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进一步提出人的“良知”问题，认为“良知”即“不虑而知者”，可与“良能”、“良心”视为同义语。“良能”，是指天赋为善的能力，也就是天生愿做好事;“良心”，即善良之心，不忍加害他人之心。且认为“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积善”亦即多做好事，与人为善。铁面无私的包拯、刚正不阿的海瑞等为民请命、为民伸冤的壮举，流芳千古，可歌可泣，都是传统道德价值观在司法活动中的典型表现。

中国的法律援助，给在犯罪案件中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给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而无力支付律师费者，给请求给付抚恤金、保险金或与此有关的公证而无力支付费用者等等自然人提供法律帮助。同时，也给某些经济上有严重困难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法律纠纷提供法律援助。这些都可谓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好事，同情弱者，扶贫帮困助残，充分体现了仁爱积善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历来被人们看成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基于各种原因，社会上总会存在一些弱者，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因经济贫困或其它原因，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对弱者的法律援助，不仅逐渐成为一种法律制度，也是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之一。为社会弱者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援助，是我们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体现。

(二)强调义务，淡泊利益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居于传统道德价值观主一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重义轻利。它主张“君子义以为上”，“不义而富且贵”则“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抵制贪欲、战胜邪恶的武器。在法律不断受到金钱腐蚀的今天，全国首届十佳律师王海云的话掷地有声:“做律师就不能为了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是律师至高无上的准则。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己使许多当事人受益。法律援助，为贫弱者减免服务费，不正是重义轻利这种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吗?

(三)注重尊老爱幼

世界各个民族都具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中国古代不仅有系统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有较完整的教育体制，向国民灌输尊老爱幼等伦理道德的观念。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把尊老爱幼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给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赡养协议、抚养协议的公证提供法律援助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尊老爱幼的传统道德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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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方面的限制

社区法律援助组织作为民间的、非官方组织，其从事的范围、人员的组成、资金的来源因其自身的特点，从诞生之日就缺少相关国家政策和制度的保障。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是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强有力支持。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法律地位、职能、作用、资金来源以及对与法律援助的对接、政策的引导和扶持等均需要政策和法律加以明确。

2.资金方面的限制

社区法律援助的义工可以无偿的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但是不能形成固定的模式，资金的匮乏使得社区法律活动往往会无疾而终或是成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短期行为。很难想象，社区法律援助组织可以同国外民间组织一样从社会上募集资金，有自己的银行账号、有自己的独立的办公场地。资金渠道不畅，无法获得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就难以保证社区法律援助稳定性和长久性，就难以将社区法律援助活动做大做强。

3.人员方面的限制

中国有13亿人口，但是，取得律师资格与中国人口的比例相差极其悬殊，而在我国的西部等边远地区，连取得律师资格的人都难少之又少。无论是北上广还是珠三角，选择的都是一线、二线城市，而西部边远地区、农村、乡镇这些急需法律专业人士的地区，无人问津。社区法律援助应运而生，解决了这些地区的法律援助欠缺，专职律师不愿去，法律援助顾及不到的问题得到了相对的环节，但是资金匮乏、福利保障欠缺、制度的缺失、社会的不认可，又必然导致援助工作人员的匮乏与不稳定。

二、社区法律援助的途径

1.采用官民并举，双轨制发展的方式开展社区法律援助工作

无论是官方主办的法律援助制度还是以民间为主体的社区法律援助来说，其受众群体是共同的，目标是一致，因此，两者是共荣共生、相辅相成的关系。采取官方主导的法律援助和民间为主导的社区法律援助共同发展的办法，更适合我国的国情。

2.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指导、帮助、促进社区法律援助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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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律援助 现状 思考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

Thinking on Improving Our Grassroots Legal Aid System

LI Yawei

(Hu'nan Polica Academy, Changsha, Hu'nan 410138)

AbstractGrassroots legal aid system as a system of judicial relief,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legal system,. China's grassroots aid system starts lat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both in legislation and in practice. Therefore, how to improve our grassroots legal aid system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Key wordslegal aid; status; thinking

1 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基层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种司法救济制度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对涉及诉讼案件的特殊对象或者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公民提供无偿法律帮助的法律保障制度，一般由政府通过设定特别机构或者社会志愿人员来实施。我国的基层法律援助起步较晚，1994年才开始在全国部分城市实行法律援助活动的试点，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是目前指导法律援助工作的最明确的法规，其他相关的规定则散见于律师法和诉讼法中。

目前全国各地在基层法律援助的具体模式上不尽相同，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我国目前在基层法律援助的具体运作模式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四种模式：

第一种是由政府出资设定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并指派从事法律援助的专职律师来进行模式。该模式的优点是管理和实施合一，具有机构专门化，职能多元化和运作规范化的特点，有利于监督和管理；不足之处是专职律师收入不高、竞争性不强，案件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第二种是通过律师协会来管理，同时由当事人选择私人律师的提供法律援助的模式。优点是律师办案的独立比较强,同时由于竞争的存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的服务质量。不足之处在于国家对法律援助的管理较弱。

第三种是国家设立专门援助中心，由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轮流到援助中心值班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模式。其优点是开支相对较少，业务安排相对灵活；缺点是是由于人员分别来自不同的律师事务所，管理难度较大。

第四种是由律师事务所为主建立法律援助中心，中心同时办理有偿案件和法律援助案件，其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不足之处在于这种援助中心本身定位比较模糊，缺乏明确法律的支持。

根据上述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我国目前在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上还非常薄弱，缺乏系统的、完善的、权威的法律规范。这使得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先天不足”，我们都知道，一项法律制度的实施必须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可供执行、操作的方式，否则该制度的实施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其次，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的实施地方性分布绝对失衡。在我国学者关于法律援助制度的相关介绍中我们可以明显发现目前法律援助制度实施得比较好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中、东部城市，而对于我国地域广大的西部省份法律援助情况则几乎没有提及，特别是广大的农村法律援助问题很少为人们所关注，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在法律援助制度实施上所面临的困境：援助资金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匮乏难以使法律援助发挥其广泛的作用，基层法律援助活动步履艰难；

最后，即便是在已经实施了相关法律援助活动较好的中、东部城市中，其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也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和小城镇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法律援助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

2 对国外法律援助制度的分析

国外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较我国而言由于其发展的历史比较长，其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的效果也相对比较明显。

英国是当今世界上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最早的国家。1424年苏格兰就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经济上困难的人通过向政府登记，就能够在诉讼活动中得到无偿的法律援助。英格兰从1945年开始，其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依据《最高法院章程》对于经济困难的民众在民事诉讼中可以免除其诉讼费用。在英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法律援助制度是依据1949年制定的《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法》形成的。在该法案中,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政府应当承担的一项基本义务，它对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确保司法公正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其制度的主要内容是，确认法律援助是公民的一项司法权利，即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民众有权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享有由政府出资来保障个人获得法律服务的权利。当然，为了保障政府资金不被滥用，对于申请法律援助的公民的个人经济状况和案件的具体情况政府将进行必要的调查，以确保能够将有限的资金充分发挥其作用。

美国的法律援助制度采取的“刑、民不同”的法律援助模式。即其法律援助制度由各自独立运作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和民事法律援助体系组成。刑事法律援助体系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出资、政府设立的公共辩护人机构(Public Defender Office)负责实施。在美国,有一个全国性公共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NLADA, the National Legal Aid & Defender As-sociations)负责法律援助标准的制定,公共辩护人的培训,举办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专题研讨会,向公共辩护人提供信息和技术方面的支持。而民事法律援助体系则是通过一个政府设立美国法律服务公司(the US Legal Service Corpora-tion)提供资金、由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和私人律师提供服务来具体实施的。

应该说即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上其实也有着较大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不同国家本身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这些国家在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上存在着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无论哪一种模式都是以政府的财政收入作为其资金的主要来源，也就是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并将其覆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尤其是社会基层中去。

3 完善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制度的几点思考

在了解了我国法律援助的现状和对比分析国外的法律援助制度以后，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基层法律援助制度应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从我国目前的具体国情来看，政府在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上相对不足，从事法律服务活动的人员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人员分布上离司法实践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这一切又客观上导致国家、社会所能够提供的法律援助与民众的实际要求之间尚存在较大的矛盾，因此，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基层法律援助制度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现实国情，不能够盲目的学习西方，而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及法律服务人才的具体分布情况，对不同的法律地域的法律援助活动采取不同的模式，以期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确实发挥法律援助制度的作用。具体建议如下：

（1）我国应该尽快制定《法律援助法》，将法律援助资金的来源和人力资源配备的渠道予以明确，在这个当中尤其是涉及到基层法律援助资金的来源，应当列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确保法律援助活动资金来源的稳定和长期性。毕竟法律援助活动的实施必须要以政府为主体，这也是一个国家政府所必须要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

（2）在基层法律援助模式上，应充分考虑我国地域经济的差异和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人力资源分布的差异，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实行不同的法律援助模式。具体而言，对于广大的西部地区和农村的法律援助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由政府出资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中心，聘请专职律师来从事法律援助活动。而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则可以考虑借鉴外国的做法，在刑事案件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由政府聘请专职律师来提供法律援助。在民事案件中则可以适当考虑引入竞争机制,由政府出资，各律师事务所竞争，从而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同时，在法律援助活动中，还应充分考虑和发挥高校法律专业人才的优势和相关社会组织比如说妇联、残联等的作用，可以由他们来提供部分法律援助，尤其是在非诉讼活动中。

（3）加强对法律援助活动的监督和管理，确保法律援助活动落到实处。法律援助活动的具体实施过程相关的司法行政部门必须要加强监管，确保法律援助活动的有限资金和人力资源得以发挥充分的作用。无论是采取哪种法律援助模式，加强对法律援助活动本身的监督和管理也是法律援助活动得以落实的一种重要途径。

（4）鼓励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实施法律援助的支持。可以制定相应政策鼓励经济发达地区律师到经济欠发达区队从事“公办律师”，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法律援助队伍水平，同时国家应该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律援助人才的培养，尽快解决其人力资源瓶颈。

基金项目：湖南警察学院2009年校级科研课题《基层法律援助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参考文献

[1]吴璇.对我国法律援助模式的探讨[J].保定学院学报,2008(1):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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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扎实抓好法律援助民生工程有效实施

1、做好困难群众及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针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实际，尽力降低法律援助门槛，要在去年将当事人经济状况高于当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低于当地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列为法律援助对象的基础上，今年把当事人突发性因素导致经济困难（如疾病、各种事故等导致）纳入法律援助对象。加大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力度，依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等提供辩护和，维护他们的诉讼权利，促进司法公正。

2、努力多办案办好案。既注重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数量，保持一定的案件数量基数，让困难群众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更注重提高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多办有影响力的“精品案件”，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

3、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中的作用。加强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工作的有效衔接，积极开展“援调结合”，即对经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相关调解组织、部门协商不成的案件，实行无缝对接快速受理，提供法律援助。着眼于预防社会矛盾纠纷，积极做好预警预案，认真做好舆情分析工作，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评估社会稳定风险和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加强法律援助基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1、确保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顺利开展。今年是全市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达标任务的启动年，各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力争用三年时间完成达标。各工作站要严格按照《市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达标细则》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县法律援助中心将组织人员检查，对符合规范化建设达标条件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报市局验收，经验收合格，市局颁发规范化建设达标单位牌匾和证书。

2、启动法律援助示范服务窗口建设。各乡（镇）要及时启动法律援助示范服务窗口建设。从今年开始，各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要结合基层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达标活动，打造1至2个有基础、有条件、有潜力的法律援助机构建立示范服务窗口，做到有看点、有亮点、有特点，树品牌、展形象、见实效。

三、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站管理和服务水平

1、完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机制。明确标准、责任到人、全程管理、奖惩结合，抓好对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过程的督办。畅通法律援助机构与受援人、办案机构之间的情况反馈渠道。规范运行法律援助案件受理、审查、决定程序。加强法律援助业务立卷归档工作；加强法律援助评价制度、案件质量评估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强化工作检查督导，加强信息沟通，真正做到管理工作与案件办理两不误、双提升。

2、创新服务方式。围绕便民利民惠民，继续推行援务公开、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畅通申请渠道。各级法援要积极发放“便民服务卡”、推广“点援制”，完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简化受理审查程序，确保困难群众获得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优化网点布局，完善异地协作机制，打造“利民服务圈”，方便困难群众咨询、申请和获得法律援助。建立健全部门之间的联系会议制度，整合社会资源，开展专项行动，及时解决法律援助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四、加强法律援助信息化管理水平

使用好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统。及时将所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其他事项和相关信息登录管理系统，畅通法律援助机构之间信息互通渠道，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增强工作的指导性、时效性和针对性，提高决策的执行力、操作力。

五、加强法律援助人员队伍素质

1、积极开展法律援助“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通过开展争创群众满意单位、群众满意岗位和优秀服务标兵等活动引导广大法律援助人员履职尽责争先进，立足岗位创优秀，不断增长服务困难群众的业务才干，提高法律援助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

2、继续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活动。通过活动，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的“三个意识”：即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努力打造一支作风过硬，工作扎实的法律援助专业化人才队伍。

3、继续开发社会法律援助人力资源。加强对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的规范管理，积极发挥志愿者的作用，着力解决不断上升的法律援助案件数量与法律援助人力不足的矛盾。

六、加强法律援助宣传力度,增强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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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援助温暖工程实施情况

1、完善机构设置，提高法律援助覆盖面。区法律援助中心下设六个工作站，及妇女儿童维权、残疾人维权、老年人维权和维护国防利益四个分部，区援助中心负责全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管理与实施以及“1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接待，工作站负责接待咨询和申请的初审，分部负责接待调解工作范围内的援助事项。此外下有三个律师事务所和四个法律服务所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有34人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为困难群众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

2、加大宣传力度，让群众全面了解法律援助制度。一是充分利用法律咨询接待和广场法律咨询宣传法律援助制度，2004年以来发放自编和上级下发的法律援助宣传资料1500余份，法律援助联系卡200余份，在全区扩大了法律援助的影响。二是充分发挥街道司法所既法律援助工作站面对面贴近群众的特点，开展法律进社区，每月组织一次社区法律询活动，使群众感受到法律援助就在身边，感受到政府关怀。三是向党政有关部门宣传法律援助制度，使各级党政部门更加重视和支持法律援助工作，现在许多部门开展为群众服务活动，都会邀请法律援助中心参加。通过广泛宣传，使社会各界积极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使法律援助和法律援助工作者深刻认识和理解自身责任，切实履行职责，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加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3、克服重重困难，保障法律援助经费落实。我区有低保户和下岗职工数万人，随着法律援助影响力的扩大，法律援助申请和受理数量逐年增加，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为此我们在积极筹措法律援助经费的同时加强对经费的管理，保障有限的经费落到实处。一是积极寻求财政支持，在我区财力薄弱的情况下，自2000年起我区就把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逐年增加，2005年财政预算已增至4万元。二是从局办公费用中弥补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将财政拨款都用来保障法律援助个案补偿，而法律援助的其他费用都从局办公费用中支出，较好地保障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加强法律援助资金的管理，区成立财务结算中心后，虽然撤销了法律援助帐户，但我们坚持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对历年来社会对法律援助的捐款全部用于弥补近年来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从而保障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进行。

4、加强规范化管理，提高法律援助水平。为了更好地为群众服务，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质量，我们结合实际，完善援助机构的办公场所设置，满足法律援助机构工作需要，经与政府有关部分多次协调，现已在政府服务大厅设立接待室，基本达到了上级要求的标准，方便了群众。

在加强机构设置的同时，我们着重抓好制度落实，主要从五个方面入手：一是完善案件流程管理制度，从申请、审查、受理、指派、办案到归档建立工作标准和操作规程，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的条件和范围，同时遵循亲民、便民、效率的原则，使符合援助条件的人做到应援尽援。二是建立办案监督制度，通过重点案件跟踪、一般案件抽查、派员出庭听审、征求受援人及主办检察官、法官意见等方法，掌握办案质量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三是坚持援助案件指派到所，实行行疑难案件集体讨论案件制度。法律援助是政府行为，所有办案人员都必须对受援人、对政府绝对负责，集体讨论案件可有效防止承办人马虎办案，并集思广益，更有效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四是建立案件责任追究制度。对涉及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的群众投诉要认真一查到底。无论是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还是法律服务执业人员，只要损害受援人利益，违反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都要按规定作出处理，决不姑息放纵。五是坚持办案质量与核拨办案补贴挂钩，对援助案件的质量年终进行集体评审，根据质量评定等级，对有质量问题的案件缓发或停发、扣发办案补贴。

5、充分享用资源，扩大法律援助服务范围。在开展法律援助活动中，我们不仅单纯的办理仲裁和诉讼案件，更注意通过法律援助的延伸服务，更广泛地为群众解难，为政府分忧。一是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网络的作用，通过司法所协助做好审查、调查、调解、和稳定工作，对于来访群众反映的问题，涉及家庭矛盾和影响社会稳定的，我们及时向基层通报，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居委会进行了解和及时调解。2004年以来通过基层为群众调解解决纠纷十余起，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二是发挥法律援助志愿者的作用，扩大法律援助的服务范围。每月组织志愿者轮流参加法律服务社区活动，开展广泛的法律咨询服务，弥补了法律援助中心人手不足的现状。为最大限度地为群众服务，我们组织志愿者中法律服务工作者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但又经济困难的群众代拟法律文书，每年都为困难群众义务代书法律文书百余份，受到群众的高度赞扬。三是针对所区内台、侨胞数量较多的情况，与有关部门协调成立了全市第一个专为台、侨胞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开展专门的法律宣传和咨询服务，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做好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的同时，我们积极开展特色服务，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坚持做到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推诿，不搪塞，只要群众找到法律援助中心，就负责到底，让群众满意。对于不属于我们处理的问题，就耐心地解释，并主动与有关部门联系处理。由于工作热情、负责，群众都愿意通过援助中心来找其他部门解决问题，这样虽然增加了工作量，但从群众热情的赞誉声中，体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价值。版权所有

二、主要社会成效

1、2004年区法律援助中心接受来电咨询56人次，接待来访群众728人次，为群众提供上门服务14次，解决各类纠纷13件。2005年1-4月接受电话咨询12人次，接待来访群众360人次，提供上门服务2次，为群众提供异地法律援助服务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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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中心成立后，对鹿泉市法律援助整体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缓解了“六个难题”，起到了“六种效果”。

(一)有效缓解了优质法律援助服务资源较为分散、难以统筹调配的难题，实现了优质法律援助服务资源的整合。惠民中心搭建了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平台，将热心法律援助事业、责任心强、业务水平高的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集中起来，由市法律援助中心统筹调度，重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和参与法律援助中心安排的其他工作，成为一支社会化的法律援助专职队伍，实现了优质法律援助社会资源的整合。

(二)有效缓解了法律援助中心人员编制不足的难题，充实了法律援助工作力量。惠民中心与法律援助中心一起办公，方便了案件指派和工作协调，也就节省了人力资源;惠民中心的3名专职工作人员协助法律援助中心做一些咨询、宣传等日常办公业务，帮助减轻了工作负担;在遇到群体性案件、疑难案件时，惠民中心可以一起参与，帮助做好相关工作。

(三)有效缓解了法律援助中心经费不足的难题，提高了法律援助经费保障能力。惠民中心提高了鹿泉市法律援助中心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特别是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提升了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效率。帮助鹿泉市法律援助中心争取到了更多的法律援助资金，从而强化了资金保障能力。民办非企业成立后，鹿泉市的彩票公益金项目连续2年提前一半时间完成任务，为争取更多的彩票公益金资金提供了前提。鹿泉市司法局2011年申请获批彩票公益金项目资金9万元，2012年为11万元，2013年达到13万元，连续三年上升。同时，由于办案量的快速提升，该局2010和2011年各获得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9万元，2012年达到11万元。

(四)有效缓解了法律援助办案监管“两张皮”的难题，提高了办案质量。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很多案件指派出去就成了“自由放牧”状态，法律援助中心很难监管到案件质量办理的全过程，案件办理质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案律师的自觉性，办案和监管成了“两张皮”，办案质量得不到有效保证。惠民中心在社会律师中层层筛选、优中选优，建立了一支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为主的法律援助专职队伍，促进了法律援助服务的专业化发展;同时推行“点援制”，建立了“四查、四访、四评、三挂钩”的监管机制，将业务监管和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保证了案件办理特别是彩票公益金案件办理的质量。

(五)有效缓解了法律援助服务党委政府力度不够的问题，提升了服务党委政府的水平，提高了党委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视程度。法律援助列了入鹿泉市“十二五规划”，列入了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成为党委政府维护群众权益的重要抓手。鹿泉市还在全省率先成立了由市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公安、检察、法院、妇联、残联等部门为成员的法律援助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联席会制度，研究涉及法律援助的事项。法律援助中心每周同市政法委书记接访，协调解决重大疑难案件。

(六)有效缓解了法律援助工作参与社会活动能力不足的难题，提升了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存在的约束较多，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惠民中心作为新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受到的约束较小、灵活度较高，有机会参与弱势群体维权相关的国际组织、社会组织等举办的各种活动，能够以法律援助的专业身份帮助培训社会人员，在社会宣传、业务培训等方面延伸和拓展了法律援助的社会职能，使法律援助工作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大大增强。

二、模式分析

鹿泉市设立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形成了“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的发展模式，对于法律援助整体工作起到较好的推动作用，其做法和经验在县级法律援助工作发展中具有典型性。现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试作一分析。

(一)内涵分析。职能上互为补充。法律援助中心是政府机关的组成部门，代表政府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是社会组织，代表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力量。法律援助是一项社会化特征非常明显的事业，做好法律援助工作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广泛支持。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从本质上反映了政府对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认可、期望和推动。法律援助中心与民办非企业反映出政府工作与社会力量在推动法律援助发展中对于彼此的需求，二者在职能上形成了相互的补充。业务上资源共享。法律援助中心为民办非企业提供办公场所、基本办公设备、业务培训，提供法律援助的业务信息，帮助提供与工会、妇联、残联等相关维权部门交流互动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提供彩票公益金项目资金等业务资金的支持。民办非企业为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社会优质法律服务资源的支持，使法律援助中心在案件指派、业务咨询等业务工作中有了更多、更优的选择。发展上互相促进。法律援助中心对民办非企业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指派民办非企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帮助民办非企业律师进行法律法规和业务技能的培训，并及时传达上级关于法律援助工作的要求。民办非企业除了办理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案件以外，还提供面向社会的法律援助宣传和培训，并协助法律援助中心做好12348法律援助服务、重大疑难案件办理、档案管理等事务。二者在工作上互相支持、互相补台，形成了工作的合力。

(二)外延分析。顺应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需要。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对法律援助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法律援助工作不能仅仅依靠党委政府，而是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充分相信和依靠社会力量，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加速推动法律援助社会化进程，从而弥补政府力量自身的不足。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向“大社会、小政府”的转变，更不能冀希望政府把所有的事情都背起来。因此，鹿泉市设立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提供了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平台，适应了法律援助工作社会化的需要，是法律援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成功实践。顺应了河北省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河北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着力构建完善以办案服务为中心的法律援助发展格局，法律援助办案量从2007年的9318件增长到2012年的42261件，年均增幅达到36.2%。在办案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总体水平仍然较低，这在客观上要求法律援助中心的日常工作重心要由办案转移到管理上来，不断提升办案质量和群众的满意度。设立民办非企业，从源头上强化了对社会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准入管理，对加入民办非企业的社会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加大了培训力度，对办案过程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提高了办案质量;同时，民办非企业的成立，减轻了法律援助机构的行政负担、提升了指派效率和行政效能，推动了县级法律援助工作由办案向管理的转型升级，顺应了当前法律援助工作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的趋势。顺应了县级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需要。编制和经费问题是制约县级法律援助工作发展最大的瓶颈。特别是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县级法律援助工作编制缺乏、经费不足的问题尤为凸显。成立民办非企业以后，法律援助中心和民办非企业一同办公、一同管理，使民办非企业成为法律援助中心的有益补充，实现了政府管理和社会参与的高度统一，有效缓解了县级法律援助机构编制不足带来的难题。同时，民办非企业成立后，鹿泉市的彩票公益金项目连年提前完成任务，帮助争取到了更多的彩票公益金项目资金;市法律援助中心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协调办理重大疑难案件上，提高了党委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视程度;由于鹿泉市整体办案数量的提升，省厅下拨的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逐年递增。因此，民办非企业的成立，提高了鹿泉市法律援助工作的整体能力，对于鹿泉市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起到全面的促进作用。

三、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上没有明确。民政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第4条列出了民办非企业的行业类型，其中第9款为法律服务业，但是该款没有像前八款那样对每一种行业进一步列举了相关的类型，规定较为笼统，对于法律援助是否可作为法律服务业进行登记未进行明确。

(二)政策上缺少引导。对于法律援助类如何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形式，还没有出台专门的规定，缺少培育性措施。

(三)管理上需要强化。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的方式方法还不成熟，如何加强管理和服务，保证其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服务，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社会上相对陌生。社会层面对于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比较陌生，缺乏最基本的认识和理解，使得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还无法离开司法行政机关独立开展业务工作，影响其发展壮大。

四、发展建议

(一)完善立法。制定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登记与管理办法或相关政策文件，明确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设立条件、方式、组织和活动、资产与财务管理、管理与监督、扶持与奖励、变更与终止以及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同时争取在经费支持、人员培训等方面制定鼓励措施，推动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法律援助工作。

(二)积极培育。政府加大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投入，特别要加强对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的经费支持，保障其参与法律援助工作基本的生存条件。同时，要加强对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其业务理论素养。

(三)强化管理。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与民政部门沟通协调，共同做好对民办非企业的管理，监督其按照法律援助的相应标准为社会提供符合要求的法律援助服务，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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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院校参与农村法律援助的必要性

（一）农村法律援助是农林院校社会服务的使命之一高等农林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分支，根据科类自然形成的分工，横跨教育、农林业，具有很强的行业针对性和发展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农林院校在服务”三农”的实践中，形成了与其密切相关的学科特色和优势。农林院校不仅培养高水平的农林科技人才，进行农林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技术，同时还深入农业一线和农民中间，开展社会服务，引领农村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改革的快速推进，农村法治建设成为整个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农村法律援助成为教育农民自觉守法，引导农民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的重要基础，成为实现农村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更是对农林院校提出的新使命。服务社会是农林院校的基本职能之一，适应社会需求，开展公益性的法律援助，是农林院校自身具有的潜力和可以发掘的新的增长点。农林院校具有公益性援助机构的特点：农林院校与农村法律援助具有横向联系的专业结构，办学的优势和特色与“三农”密切相连，可以开展专业性指导；农林院校不依附于决策机构，保持着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农林院校具有对科技发展和社会变化的信息敏感性，有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和强有力的情报资料系统[6]。农林院校如果不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农民法律需求的问题，就失去了根本，抛弃了核心。（二）农村法律援助是农林院校法学人才培养的特色在法学专业成为大多数农林院校拥有的专业的背景下，如何在与综合性大学、法学类大学的竞争中形成特色，是一直困扰农林院校法学专业发展的问题。要形成优势和特色，首先要对人才培养做出准确定位。专业的产生源于社会的需求，人才培养要选择目标服务对象。农林院校法学人才培养必须同中求异，定位于服务本行业领域，即“三农”领域，以此为突破口，选择人才培养方向。农林院校非农林专业的发展规律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农林专业为依托，充分利用学校知名度、师资队伍、发展经验，深刻挖掘专业的特点，在教学内容方面尽量体现农林特征，满足“三农”对该专业的人才需求，形成有别于其他高校相同专业的特色；第二阶段，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了一定的人才和物力时，密切追踪本专业和相关主页发展的前沿，形成交叉学科，在交叉学科中占据领先地位，实现从跟随者到领导者的跨越[7]。同样，农林院校法学人才培养也需要一个从跟随到领先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载体来实现和体现这种特色。参与农村法律援助，农林院校法学学生具备领先的条件和渠道，具备形成交叉学科的基础，这是形成特色的潜在性。农林院校应抓住这种新的需求，长期坚持探索，逐步积淀为实践教学特色乃至人才培养特色，以及相配套的制度特色、文化特色。（三）农村法律援助是农林院校学科建设的途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8]农林院校学科发展的路径，应该坚持服务”三农”发展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方向，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发展，只有付诸于实践，才能深入研究农村改革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推出有价值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农林院校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学科局部、学校区位及区域农村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互动效应。农林院校法学学科是农林院校的新学科，时间长的也不到十年，影响力远远低于涉农学科。法学学科可以在农村法律援助的过程中锻炼学科队伍，发现研究课题，获得社会支持。开展农村法律援助，还有利于农林院校其他学科的发展。目前农民的法律需求和我国的涉农法律体系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涉及的学科门类比较广泛。开展法律援助，不仅需要法律知识，还涉及农业种养殖、土地管理、农村管理、资源与环境保护、食品卫生与安全、动植物检验检疫等学科，这些学科多属于农林院校的优势学科。在法律援助过程中，能够促进法学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通过优势学科带动新兴学科，新兴学科改造优势学科，提高农林院校学科建设的整体水平。

农林院校参与农村法律援助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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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地处江苏省最北部，面积1450平方公里，地处苏、鲁、豫、皖七县交界处，淮海经济区中心地带。下辖14个镇1个林场，人口110万。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状况有了较大改善。但受自身与社会环境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少农民群众在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利益方面存在着一些困难。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困难群众法律援助力度，使他们能够平等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这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平安*县、法治*县、小康*县、和谐*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县法律援助工作基本情况和做法

*县法律援助工作自1997年开展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和各有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健康发展，逐步提高。尤其是受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工就业压力加剧，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返乡回流，农民工就业和生活中的各项权益问题开始显现的情况。对此*县司法局按照国家及省、市关于加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要求，结合我县的实际情况，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加快推进科学发展、率先苏北脱贫达小康”的工作大局，结合实践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为“三农”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法律援助。具体的成效和做法如下：

（一）强化宣传，不断扩大法律援助社会影响

开展法律援助宣传的目的,就是传播法治文明,增强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我局在做好常规宣传的同时，重点抓好全县的几个大型活动。一是联合工会、青年、妇联、建设、劳动保障等18家单位开展大型送法上门、法律咨询活动。为加强这项工作的吸引力，法律援助中心还出资聘请县小凤凰剧团一起随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活动；二是在春节前夕，趁农民工返乡之际，我们深入车站和乡村为农民工发放自编的《外出务工服务手册》等法律年货。春节后我们还积极为外出务工人员送吉祥“三宝”——《外出务工服务手册》、《法律读本》、《法律援助联系卡》。累计发放法律援助宣传资料及法律援助联系卡7万余份。三是针对*县民工去无锡集中务工的特点，和无锡滨湖区司法局联手开展为农民工搭建就业服务爱心桥活动，共组织70家企业8000个用工岗位来*县现场招聘，我县有10000多名民工前往应聘，场面非常火爆，深受农民工和企业的高度赞扬。

（二）深化服务，不断加强法律援助服务能力

我们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别注重做到四个结合：一是把法律援助与普法宣传有机结合，送法下乡，送法入户，传播法制文明。二是把法律援助与矛盾调解有机结合。全面开展矛盾排查，提前介入，及时化解纠纷。在元旦、春节、元宵节期间，我们动员全县各行政村的普法宣传员、人民调解员、法律援助联络员750人分别上门入户，以拉家常的方式疏导婆媳情绪、邻里情绪等，及时制止突发性激情纠纷，形成了群众有话好好说，有事依法办的良好氛围。三节期间，*县未发生一起因调解不力引发的民转刑案件，未发生一起恶性讨薪事件，未发生一起重大恶性刑事案件，刑事发案率创十年同期最低。三是把法律援助与法律服务有机结合。*县法律援助中心组织律师、法律援助志愿者组成法律援助团，深入车站、贫困群众集中地、和集革命老区等地，为农民工、弱势群体进行法律咨询、法律服务，去年以来共接待群众2000余人次。四是尝试扩大援助范围，简化程序，更快更好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为农民工开辟绿色通道，涉及工伤、索酬、交通事故案件一律不再审查经济状况，提高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三）求实创新，不断提升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近年来，*县突出工作重点，强力推进法律援助中心规范化建设。一是在局办公楼大厅制作了5块法律援助公示栏，对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对象，应提交的材料、救济渠道以及申办程序向群众公示，增强法律援助工作的透明度。二是在临街处设置法律援助接待站，并制作醒目标志，为群众方便快捷地申请法律援助创造条件。三是县局为法律援助中心配备液晶屏电脑3台，并以1500元/月的费用安装了因特网，方便法律援助的信息化办公。四是法律援助工作网络进一步健全。整合社会团体力量，先后在县妇联、工会、残联成立了法律援助站。依托各镇司法所建立14个法援助工作站，在全县所有行政村均配备了法律援助联络员，使法律援助工作网络前廷至全县各镇村，更加方便群众就近申援，从而形成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为枢纽，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援助工作站为基础的县法律援助组织网络，促进了法律援助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五是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异地协作机制。*县司法局与沛县、铜山、无锡灌湖区等其他司法行政单位之间，农民工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异地协作机制，对确需协作的事项通过发函或以通讯联络的方式加强合作和协作。

另外，法律援助中心紧扣援助案件的规范管理工作，开展优质服务。*县首羡镇农民张某驾驶三轮车行至*顺路23K处，突然被对向行使的大型客车越过路中线撞击身亡。瞬间的惨祸带给张的家庭带来难以承受的伤痛和悲哀。最惨的是张的哥哥5年前在新疆意外死亡，怕家人受不了打击，亲戚邻居隐瞒着他家人，将其骨灰一直存放着没有下葬。*县法律援助中心得知后，指派法律援助工作者立即承办此案，及时收集证据，递交诉讼状和诉讼保全申请书。在我局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最后受援人刘某、张某等拿到近27万元的巨额赔款，对此，张某家人感动的涕泪交流。

二、*县法律援助工作的困难和问题

（一）外出务工人员维权难度大。*县外出人员多，从事职业复杂。农民工维权案件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工资被拖欠、克扣；二是工伤事故得不到应有的救治；三是缺乏合法、完备的用工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农民工的权益无法保障，其他如劳动安全防范教育、劳动保险、休息权等情况农民工一般不作计较，吃哑巴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仲裁、诉讼环节多，农民工维权成本高。工伤申请、工伤认定、劳动仲裁前置及一裁二审的法律程序，法院一审、二审、强制执行才能完成，导致农民工维权之路过于漫长。二是农民工维权案件调查取证难。农民工案件普遍存在着无劳动合同、无养老保险和无福利待遇的“三无”现象。三是农民工维权案件执行难度较大。

（二）农民依法维权的能力偏低。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他们往往怕“官官相卫”，怕“法律白条”，怕复杂而漫长的诉讼程序，耗时费力。在人身、财产等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走私了或上访的路子，失去了宝贵的取证时间和诉讼时效。

（三）经费不足，制约着农村援助工作的开展。法律援助相对于其他案件来说，所需费用更多，受援人一般都没有家庭电话和手机，交通工具更无从说起。援助人员要询问当事人、调查取证、各类法律文书、复印有关资料等。援助工作者在取证和其他诉讼活动中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不仅严重挫伤了援助工作者的积极性，同时也将造成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不高，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权益保障。

（四）法律援助队伍人员偏少，难以使符合受援条件的困难农民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

（五）相关部门的协调联动不够流畅；咨询、、代书等的无偿援助还不能涵盖诉讼费用的减免。

三、法律援助工作的对策及建议

（一）提高认识，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法律援助工作，认真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我县法律援助工作全面发展。司法行政机关要认真履行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的职责，努力把法律援助工作办成为政府分忧，让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全县各级法律援助机构要全面履行职能，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提供法律援助的新形式。

（二）加大投入，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的运转。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的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所需经费要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根据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状况，逐年增加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健全体系，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完善。拓展法律援助组织网络，大力推进法律援助机构延伸工作。在各镇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各村设立法律援助联络员。重视法律援助工作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确保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效率和质量。积极引导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整合法律援助资源。进一步完善以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认真抓好法律援助人员的培训，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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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断优化体制机制，增强法律/！/援助办案公信力

一是推行疑案研讨制度。对于本辖区内疑难案件、有较大争议、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组织司法行政工作人员、经验丰富的社会律师、法律工作者进行研究讨论，今年已组织了2起疑难案件的研讨会议，均取得良好效果。二是完善配合协作机制。继续加强与公检法、鉴定机构、民政等部门和机构的沟通协调，降低援助成本，减少不必要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加快援助案件的办理进程。三是实行听庭回访制度。采取电话跟踪、工作人员跟同办案、审查案件归档材料、征求意见反馈、局机关干部和科室主任不定期听庭等多种方式对援助律师办案进度和质量进行跟踪监督，今年共听庭6次。四是建立简易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加强指导全市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援助简易民事案件快速办理，切实为群众提高更便利的法律援助服务，今年共办理简易民事法律援助事项12件。

（二）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充实法律服务力量。

一是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设。对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建设不仅是硬件上的整合提升，更是服务上的不断优化。中心自运行以来，我局积极探索完善一系列工作机制，制定了《中心运行方案》、《中心工作管理手册》，明确了岗位职责，制定了服务标准，实现了中心规范化、流程化管理，探索建立特色鲜明的中心服务文化。二是加强公共法律服务站点建设。今年，我们启动了“公共法律服务示范站（点）”建设，分别在我市东、南、西、北区的中心乡镇，建成__、__、__、__江等4个公共法律服务示范站，结合规范化司法所建设，统一形象标识，设立服务大厅，达到3个接待窗口、1个功能平台的办公场地标准，工作站办公室设司法所，站长由司法所长兼任，由司法所负责日常管理，由律师、法律工作者、法律服务志愿者每月提供不少于两天的值班服务。并在以上4个乡镇和__城区4个街道办事处（__街道__社区、__社区，__街道__桥社区，__街道__社区）建设8个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示范点，依托村（社区）便民服务点或村（社区委员会），在工作点设立“2个接待窗口”、“1个功能平台”，聘请的村（社区）法律顾问每月提供不少于两天的服务。目前__公共法律服务站已于5月中旬建成使用，工作人员4名，接待群众816人次。其他站点将于6月底全面开建，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感受到贴心的服务。三是探索公共法律服务社会化模式。由30名社会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组建了中心法律服务专业团队，参与法律咨询窗口值班接待、重大疑难法律服务事项分析研讨、法律援助案件初审和办理，有效提高了中心的咨询接待和办案水平。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组建了200人的“法润三湘”志愿者团队，鼓励与引导志愿者进驻中心、基层站点，协助开展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等服务，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我市公共法律服务当中。

（三）深入实施便民工程，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贡献力

一是扩展援助覆盖面，适应群众需求。为使更多的贫困者得到有效的法律服务，采取多种办法和措施，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接受援助群体。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工伤、工亡的案件，实行申请一件，受理一件。同时，拓宽受案范围，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医患纠纷、家庭暴力、环境污染等案件符合经济困难条件的也纳入了法律援助的范围。二是开展专项法援活动，切实为民服务。通过开展“农民工讨薪”、“关爱妇女儿童法律援助送温情”、“法律援助进高墙”、“法律援助守护夕阳红等专项活动”，着力为农民工、妇女和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维护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将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三是强力推行便民利民工作举措。为提升窗口工作水平，我们实行接待服务“一个标准”：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案件受理“二个步骤”：一次告知，二次告知受理；咨询服务“三个清楚”：事实经过问清楚、法律条文用清楚、解决途径

讲清楚；热线电话接听“七个要”：开关电脑系统要准时、接听电话要及时、服务工号要告知、服务用语要规范、服务态度要亲切、解答问题要清楚、预约服务要落实。并实行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度等。（四）开展专项宣传服务，提高法律援助服务亲和力

一是农民工讨薪专项活动。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扩大范围、减低门槛，优先受理、快速承办，切实保障讨薪法律援助案件的工作效率。2016年集中开展了“农民工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共接待农民工讨薪法律咨询700余人次，办理农民工讨薪案件300余件。二是关爱妇女儿童法律援助送温情活动。对有关妇女儿童的法律援助案件放宽申请条件，优先办理，创新服务。对行动不便、有特殊困难的老弱妇女和未成年人提供上门服务，指派素质高、能力强的女律师和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活动开展至今，共接待妇女法律咨询376人次，办理妇女、未成年人案件288件。三是法律援助守护夕阳红活动。设立老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老年人拓宽申请渠道，简化审查程序，快速办理，尽力用劝导、调解等非诉讼的方式办理涉及老年人的家庭纠纷案件，促进家庭和睦，共接待老年人咨询217人次，办理老年人案件69件。五是加大媒体大宣传力度。每季度组织值班律师就来电来访、法律求助聚焦进行舆情分析、案例剖析，在__电视台适时进行专题了报道，对发现的焦点、难点、热点法律问题及时编写出舆情分析或典型案例，报送相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并在媒体刑登，__司法局网站上更新法律援助信息有23条。

（五）推进刑事法援工作，增强法律援助工作协调性

一是法律援助进高墙活动。通过在看守所设置宣传栏、发放宣传资料、公布法律援助中心电话、办案流程以及律师接待咨询等方式，加大对在押人员法律援助的宣传及告知力度。二是组建专业化法律援助队伍。我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挑选出具有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经验丰富的律师，组建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业务专业律师团队，确保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三是不定期组织社会律师召开讨论会，加强学习培训，不断提高法律援助人员业务水平和服务群众的工作能力。

（一）部门协作机制有待健全。法律援助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司法行政部门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是责无旁贷的，但财政、民政、工商等部门及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同样也有相应的工作任务，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携手、通力协作才能完成。各部门应支持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的调查取证工作，对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查阅、复制档案资料所涉及的相关费用予以减免，共同降低成本，减轻因经费短缺个法律援助工作造成的压力。但目前社会上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法律援助就是法律援助中心的事，特别是在配合方面不够默契。有时，在开庭的前一天，法院才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辩护。律师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会见，开庭期限又紧，还要到法庭查阅卷宗，复印案卷，法院却要收取高于市场价格的复印费，这种无偿甚至赔本的被动服务，很难保证服务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一些律师工作积极性，直接影响着法律援助工作的健康开展。

（二）案件质量监控机制有待完善。由于对经济效益等因素的考虑和经费的制约，个别法律服务机构、人员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工作中不同程度存在办案敷衍了事、走过场等现象，工作不认真细致的现象，而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又没有在这方面作出约束性的规定，使得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1、推动乡镇公共法律服务站建设。通过采取三个“一批”措施（即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建立一批公共法律服务示范点；动员具备法律服务资质的公职人员，建立一批村、社区法律服务联系点；引导法律服务志愿者驻村（社区）服务，建立一批志愿服务点），使村村都有法律服务点，开辟老百姓在家门口直接获取法律服务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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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实做好农村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围绕农村改革发展大局，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主动，及时地调解农村涉及征地、补偿、拆迁等方面的矛盾纠纷，切实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化解在萌芽状态。健全和落实纠纷信息反馈机制、重大情报报告制度和快速反应制度，组织人民调解员进村入户，了解群众情绪，及时掌握矛盾纠纷信息，早发现、早调处、早解决，防止个体矛盾演化成群体冲突。积极参与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农村平安建设，为农民的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二、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认真贯彻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若干意见》，突出加强对农村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的法律援助宣传，继续在全县农村装挂法律援助指示牌，提高法律援助在农村的知晓率。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适当放宽法律援助条件，降低经济困难标准，提高法律援助在农村的覆盖面，不断满足农村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积极推行“一站式”法律援助模式，着力打造“一小时法律援助圈”，方便农村困难群众寻求法律援助。开辟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手续，畅通法律救济渠道。组织、引导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进企业，为企业开展“法律体检”，运用法律手段，帮助企业防范、弥补经营与规范治理方面存在的缺陷和漏洞，提升企业管理人员依法管理的意识和能力，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水平，从源头上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侵犯农民工权益行为的发生。充实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力量，加强业务培训，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做好农村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条件初审等工作。

三、拓展和规范农村法律服务领域。全面推行“乡（镇）村法律顾问制度”，组织引导法律顾问以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帮助制定修订村规民约和合同、协议以及帮助困难群众依法获得法律援助等方式，积极为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村民提供及时、便捷的法律服务，努力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进步。进一步推进律师、公证工作向农村延伸，为农村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重组重整防范化解债务危机和农村土地流转、农民土地承包等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