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流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外直接投资流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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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

以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中的全球流量、存量为基期进行测算，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1.68%和0.59%。

事实上，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过100亿美元。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当年流量的一半，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的贷款形成的其他投资在直接投资中占43%，以投资控股为主的商务服务业投资占当年流量的四成，在开曼群岛、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投资占当年流量的81%，对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超过亚洲地区跃居第一，地方的投资流量较上年增长一倍多。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继续放大，投资分布的国家（地区）更为广泛。从存量的构成上来看，利润再投资所占比重最大。从行业分布情况看，商务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占到投资存量的一半。

此外，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特点突出，表现为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从境内投资主体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占到投资主体总数的五成半，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纺织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从境外企业的分布情况看，亚洲、欧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93%和85%。从境外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看，制造业占境外企业总数的34.7%，批发和零售业占17.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7.5%，建筑业占7.6%。

二、员工的海外培训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占全球总额的比例依然很小，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我国企业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实际上，目前我国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国际化人才的缺乏。由于缺乏具有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我国企业很难有效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已经实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很多以失败告终。国际运作相当复杂，而国内的企业经理人普遍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更缺少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往往过于依赖国外的银行、律师和一些国外中介机构，这不仅影响到中国企业正确、及时、科学的决策，有时候还会因合同缺陷等原因上当受骗。员工的海外培训是解决国际化人才短缺的有效途径，能缓解我国国际化人才缺乏的局面，并能进一步加速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使更多的中国跨国公司崛起。

中国企业应借鉴跨国公司的成功经验，利用国际市场培养人才，员工接受海外培训是实施中国企业国际化人才战略的重要环节。跨国公司在培养员工方面的很多理念都值得中国企业学习。例如，IBM公司多次成为《财富》杂志“全球培训百强”冠军。IBM公司每年用于员工培训的投资约占年营业额的1-2%，每名IBM的员工每年至少会有15-20天的培训时间。再如，微软公司的员工几乎每人每年都有机会到国外接受培训。技术人才借此跟踪最新技术进展，营销人员借此了解技术新概念，学习新的营销方式、理论和策略等，行政人员则可以借此了解到总部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这种培训短则两三天，长则一个月。微软、IBM公司每年也都会把优秀的中国员工送到国外去培训。跨国公司之中，类似微软和IBM的例子不胜枚举，它们会尽可能给员工提供学习的机会，真正地重视员工、理解员工才是企业前进的不竭动力和竞争力的真正源泉。借鉴跨国公司的成功经验，中国企业首先要意识到为什么员工接受海外培训能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培训员工有哪些主要方式？海外培训员工有没有风险？

（一）海外培训员工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海外培训员工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了解海外市场，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做好准备。国际化人才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桥梁，中国企业需要借助他们了解进入国际市场的基本游戏规则，了解企业所进入或将要进入的“生态环境”。例如，鞋业制造商派遣员工海外培训就能清楚地告诉本土企业：这个目标市场的消费者喜欢什么式样的鞋？喜欢和忌讳的颜色是什么？平均的温度和湿度适合穿什么鞋？当地主流价值观认同的服饰中，鞋子精美与高贵的标准是什么？实用耐用的鞋是什么式样等。了解海外市场是中国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第一步。

2.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先锋部队。中国企业在进入海外后，要建立熟悉当地人脉关系的机构，通过当地的渠道熟悉各种相关政策和法规，熟悉商业获准资格的管理渠道等。在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投资区域，中国企业越早培育成熟的海外机构人员，越有利于在新的竞争环境下占据有利地形。海外培训员工是学习取经、为我所用的最佳方法。海外培训员工可以使员工从了解中寻找差距，从学习中快速提高，这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说至关重要。作为先锋部队，派遣到海外培训的员工将为中国企业投资主力军的到来铺平道路。

3.抢占战略性优势。让员工在海外竞争环境中学习和锻炼，对于中国企业最终在国外市场获得战略性优势地位至关重要。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前，中国企业应该与海外的潜在市场建立信息与物流的“联络站”。巩固和发展这些根据地的员工，让他们具备战略性管理和市场研究的综合能力，这对中国企业提高抗风险能力至关重要。经济全球化不断催生产业链的子集在世界各地繁衍、复制与发展。如果失去了对外界环境的应变能力，那中国企业只能被动地在国内等待跨国公司侵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夺走自己原有的市场。通过海外培训可以提高员工对外界环境的应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抢占海外市场战略性优势地位作好准备。

4.提高员工国际化的素质。海外培训员工，对于员工本身来说，无疑是提高他们自身素质及开阔眼界的最佳途径。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行各业对国际化人才需求高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对人才的定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专业知识的稳固扎实，而更注重其社会能力、全局观、对新事物的敏感度以及全球化的价值观。中国企业要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和市场定位的全球化，必然要求更多的能够与世界接轨的员工与之相匹配。把员工送到海外培训不仅是中国企业国际化人才战略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整个中国人才素质必要的一环，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前提。员工是企业最基本、最核心的要素，员工的素质水平直接反映了企业的方方面面，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当海外员工亲身实践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时，他们的切身体会将对传统观念进行比较彻底的“思想变革”。当海外员工体验到ISO系列标准在周围的社会环境中普遍应用，并且从企业管理的流程和具体项目管理流程中体会到高效率、高质量管理的魅力所在时，他们会自动改正在国内企业养成的惰性或无质量控制与能源节约意识的行为，使自身的国际化素质大为提升。

5.培养国际化的高端人才。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大量国际化的高端人才。没有海外市场的亲身磨练，就难以培养国际化的高端人才。海外培训员工是培养国际化高端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人才素质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把员工送到国外去培训，实际上是让员工学会看世界的新视角，从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不同思维方式的冲击中，使视野更为开阔、思维更为灵活、认识更为超前。接受海外培训后的员工必然对市场定位和产品的把握有了全新的认识，眼界放宽了很多。他们思考问题会从全球出发，而绝不是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地区，而这正是国际化高端人才的基本素质，也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不可或缺的。

（二）海外培训员工的主要方式

海外培训员工一般有以下三种主要方式：

1.短期培训。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时间比较短，成本相对较低，但缺点在于缺乏长时间在国外环境下具体工作的经验，培训比较理论化。

2.实践培训。将具备潜力的员工派遣到国外工作，通过实践锻炼能力。这种方式针对的人群较少，必须是符合特定标准、具备在外工作能力的员工才能采用这种方式。而且这种方式的成本比较高，人员流失的风险比较大。但是从提高员工国际化水平的角度看，这种方式的效果要远高于第一种方式。

3.合作培训。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或培训机构合作，中外双方共同制定培训方案、教材和课程等，共同参与培训。

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员工海外培训都是采用上述三种方式，如日本、新加坡等，它们要么把员工送到国外合作伙伴企业进行短期或实践培训，要么就是与国外企业或培训机构共同制定课程，对员工进行合作培训。

（三）海外培训员工的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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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效应

197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银行的迅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以银行、证券和保险为代表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新生力量。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为它们在母国扩展国际业务提供了新的机会，而且为它们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机会。金融机构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金融市场发展、金融体系稳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随着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银行、保险和证券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全球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向逐渐明显，考虑到金融业在一国经济中的非凡地位，因此，有必要将包括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等领域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纳入探究视野。

一、金融业跨国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金融机构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跨国公司的一种非凡形态，适应于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需要、其母国和潜在东道国政策、制度的变化，为实现其整体战略而从事跨国投资经营。金融业跨国投资一般也是出于节约成本费用、分散经营风险、追逐更多的利润；同时还有为客户跨国经营服务、减少市场不完全的影响和对不完全市场结构的寡占反应等动机。

对外投资最具说服力的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1981)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cticParadigmofInternationalProduction)”，认为一国企业能跨国投资经营的关键，在于所有权优势(OwnershipAdvantages)、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Advantages)和区位优势(LocationAdvantages)三种优势的综合功能。这一理论现已成为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并被誉为一个广泛接受的国际生产模式（裴长洪，1995）。其中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在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非凡是专利、专有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内部化优势主要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的能力。区位优势是指潜在的东道国存在着阻碍出口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用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前者如关税和非贸易壁垒，后者如劳动成本、吸引外资的政策等）。邓宁认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只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动力，而区位优势则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

金融机构也是一种非凡的企业，其跨国投资经营也符合这一理论。跨国金融机构的所有权优势和不完全的市场相联系，包括商标或品牌优势、技术优势、企业组织优势、管理和创新优势等产权或无形资产优势，货币资金、对国际市场信息来源及处理规模优势，提供灵活、方便、多样化的服务特征、差异性的服务质量和服务范围优势，技术性人才等人力资本优势。对金融业来说，由于套汇、分保、投资组合、证券、债券上市的复杂性、随机性和风险性，内部化将在实现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战略中发挥重要功能。区位优势包括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形成的优势(如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时间区在金融活动尤其是证券和外汇交易中能体现出它的优越性。劳动力资源丰富为保险事业的拓展提供了便利等)以及东道国的政治体制、税收等政策优惠所形成的优势。对于以消费者的需求为首要原则的金融服务业来说，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商业中心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远较其他地区要多得多。

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银行业中的适用性被众多文献所验证(FariborzMoshirian，2001；DarioFacarelli和FrancoPozzolo，2001)。根据对制造业和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探究，该理论也能解释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有很多，上述分析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具体到每一家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原因甚至同一家金融机构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投资的原因及战略也会不同。依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不可能反映出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事实的全部，其他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或理论的一部分也可以用来解释金融机构跨国投资这种现象。

二、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摘要：来自美国的实践

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以国家来分析，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看，美国都是站绝对优势地位。就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情况来说，美国也是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列。最近十多年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其中金融领域的直接投资比例逐步提高。1992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5020.63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618.39亿美元，占32.23%；1994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为6121.09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045.74亿美元，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的33.42%；2000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为12556.54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为5344.22亿美元，占42.94%（王燕辉，王凯涛，陈金贤，2004）。可见，美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全部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例逐渐提高。

依据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假定以以下经济指标来近似表示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摘要：（1）在东道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度量金融机构在东道国所有权优势。可以预期，在一国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越多，在该国金融业追加投资量越多，这项指标可以度量美国金融业在该东道国专有资产的所有权优势。（2）以非金融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额来衡量东道国对母国的开放程度和双边经济一体化程度。这两个指标可以度量美国金融业内部化优势的可利用程度。（3）以东道国GDP、金融发达水平（以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来度量）等经济指标以及有无国际金融中心来反映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GDP总量越大意味着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更多的市场机会；东道国金融越发达，表明该国对金融业的依靠程度越高，从而对其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更多的市场机会和更低的风险；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是跨国金融机构决定是否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东道国有无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便捷的同业市场和专业的金融人才都将吸引跨国金融机构的直接投资，众多跨国金融机构之间地域接近，彼此接触的机会很多，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中心的信息外溢(informationalspillovers)所带来的正的外部性受益。东道国拥有国际金融中心将吸引更多的跨国金融机构直接投资。

对美国1995年—2000年金融业对各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投向的地域分布进行实证探究结果表明摘要：美国金融业对各东道国投资流量流向和1994年美国在各东道国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995年—2000年美国对各东道国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双边贸易水平、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有无国际金融中心等正相关，进而说明1995年—2000年美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制造业跨国投资一样也符合邓宁提出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三、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大多从制造业角度进行，很少有人从服务业角度来分析少。随着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日益增长，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显得日益重要。和制造业跨国公司一样，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也具有的经济增长效应、就业创造效应、资源转移效应、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贸易增长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等经济效应，在此不再一一赘述。和制造业相比，由于金融业在一国经济中居于核心的非凡地位，其效应也有自己的特性。

1、货币金融效应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货币资金的投入，可带来生产、管理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创造就业、转移配置资源、促进贸易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经济效应，给东道国带来经济增长和发展，这基本上已形成共识。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效果大小、效率高低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实现这一经济效应等的探究不多。LauraAfaro、AreendamChanda、SebnemKalemli-Ozcan和SelinSayek(2002)算是在这方面作了开创性探究了。他们依据1975—1995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建立模型来验证有较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是否使对外直接投资高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考察了对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71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贡献中金融市场功能的大小。结果表明，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明显改变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功能效果，即具有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更多，而不具备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则不能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甚至会获得负效益。这里LauraAfaro等人是从一种静态的模型考虑，把金融市场视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发生功能时的一种或粗或细的管道。他没有考察长期动态的效应会如何。任永菊和张岩贵（2003）根据中国1985-2001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验证了摘要：外国直接投资和金融市场的信贷规模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和货币化程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外国直接投资也是货币化程度的格兰杰原因。而金融业跨国对外直接投资直接功能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主体、带来更为充分的竞争、先进的市场交易技术、分析理论，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反过来，完善的金融市场有利于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率。

2、市场结构效应

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市场结构效应较为复杂。从静态来看，由于金融业在国民经济的重要功能，发展中国家对外来金融资本的进人十分敏感，总是尽可能地保护本国脆弱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这种保护实际上是对本国既有的政府垄断性市场结构的维护，这种状况假如没有外来因素的冲击是不轻易改变的。因此，当这一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终于被打破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驻、市场竞争机制的引人在短期内会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有利于打破东道国的市场垄断结构，产生正效应；在长期情况下，由于外资金融机构实力强劲，在他们站稳脚跟后会挤出东道国原有的弱小的金融机构，形成一种新的垄断或寡头垄断者，对后来者形成市场进人壁垒，产生一种负效应，从而部分甚至全部抵消原先的正效应。引人动态分析的话则情况又有所不同，面对竞争国内金融机构不可能坐以待毙，为了生存也会作出积极反映，而政府也会因为种种关系对国内金融机构提供有利的政策导向(比如制定较为严厉的反托拉斯法)，因此，实际情况往往是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让位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发展中国家可获得部分的正效应。

3、人力资本形成效应

这一效应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显著。因为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是一项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发展金融业需要有先进的分析理论、精确熟练的操作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网络的运用。因此，从普通交易员、行情分析师和精算师到金融业的高级管理人才都应把握现代金融理论知识、操作技术，同时，也需要现代化的金融交易服务设施，这就需要安装、调试和维护这些设施的技术人员。而发展中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不足，各种金融设施的配套也比较落后，通过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其直接投资可一段室内改变这种局面。无论投资以独资、合资或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进入，大型跨国金融机构固有的对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培训、可提供接触国际社会的机会和国际金融市场新信息的渠道都为当地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吸引了大量外流人才的回流，遏制了长期以来的脑力外流，突破了发展经济学中有关发展中国家智力外流的“卢卡斯模式”，促进了东道国人力资本技术含量的提高，这是正效应。当然，本地的中高级人才在高薪高福利的影响下从本国金融机构向外资金融机构转移，这种人才的流失是负效应。一般来说，由于先进理论和技术分析手段的带入，这种效应总体上还是正的。

4、经济一体化效应

由于金融业自身的特征和对金融制度规范的要求。和制造业相比，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一体化效应较大。一方面，电子信息技术在金融业中的普及应用，使得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相互联接，全球范围内24小时的金融交易成为可能，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而金融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通过各分支机构之间网络终端的联结，促进了同一金融机构之间的异地交易，还方便了不同金融机构之间资金的划转，使信息的传递几乎在瞬间完成，金融服务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如无纸化交易被券商广泛使用，一张信用卡可以在全球通存通兑，分保险和再保险通过计算机网络而简便易行。同时，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相互联接，不仅加强了同类市场之间的国际联系，而且强化了不同市场如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共振效应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国际证券市场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有关规定，《巴塞尔协议》和《金融服务协议》的签订，使得金融服务在统一规则下执行，这种制度的规范统一从更高层次上促进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由此可见，一体化效应的形成既离不开金融机构的跨国化又反过来刺激了金融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效应直接给消费者得到了更高质量和更方便的服务，也会通过市场交投活跃而产生投资乘数效应进而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但在经济一体化联动共振效应下，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则会带来外部的负效应了（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这种化效应既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5、东道国经济自和平安效应

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无论是制造业跨国公司还是和金融业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决策中心在母国（多是发达国家），它本身是一个微观经济主体，但其背后有一个国家（发达国家），它有很高的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执行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削弱东道国的自。同时因为它拥有资金、技术、品牌、信誉等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而在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引进的外国跨国公司越多，东道国的和自就受到越多的限制，这是一个纯粹的负效应。就金融业投资而言，由于该行业直接把握着资金融通这一国家的经济命脉，外资金融机构进人后可以通过银行信贷、证券承销和财产保险等投资渠道和东道国的各行各业发生联系，涉及行业的分布面厂，影响力强；而且外资金融机构实力雄厚，业务多样化程度高，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各地，不易进行金融监管，使东道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大受影响，在国际金融市场联动和共振效应功能下，甚至会危及其经济和金融的平安。

总的来看，金融业跨国投资产生的效应很复杂，有正有负。总体效应是正是负取决于东道国的经济整体实力、调控能力和对外资吸收能力结构（Porter，1990），一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定要制定不同的吸引外资投入政策（杨先明，2000），对开放金融业更应如此。因此，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一定要慎之又慎。

四、结论和启示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摘要：

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和制造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在理论依据、影响因素和效应等方面多有雷同，但由于金融业的独特性质，居于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在具体动因和效应方面有其特征。

根据对金融业对外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中国非金融领域直接投资规模及双边贸易的发展前景广阔,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增长必将吸引更多的资金直接投资于中国金融业。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根据承诺，金融市场将逐步向外资开放，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机构进一步开放，更多的外资企业将对中国金融业直接投资。这被国外金融集团认为是打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机会，金融和保险业现已成为国外跨国集团直接投资增加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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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国直接投资风险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标准，国际投资风险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加拿大银行家纳吉根据六类标准将对外投资风险划分为不同的类型：（1）按地理位置和国别划分，以特定典型国家给国际投资风险命名，如美国投资风险、英国投资风险、泰国投资风险、印度投资风险等。国际投资风险首先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而存在。（2）按筹资主体的性质来划分国际投资风险为风险（政府或国家风险）、私营部门风险、企业风险、个人风险等。（3）按风险的触发因素将国际投资风险划分为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等。（4）按资金用途将国际投资风险划分为贷款风险、出口融资风险、项目风险、国际收支风险和开发投资风险等。（5）按风险严重程度划分国际投资风险有高风险、低风险、一般风险等。（6）按风险发生的原因分类，国际投资风险包括拒付风险、否认债务风险、债务重议风险等。

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分类的细化和完善过程是随着人们对国际投资风险的认识而逐步加深的。目前通常根据风险的重要性将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划分为以下几类：

1．国家风险。国家风险也叫政治风险，是指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东道国政府在政权、政策法律等政治环境方面的异常变化，导致投资环境的恶化，进而给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活动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国家风险是国际投资者面临的最具威胁性的风险，因其发生一般都比较突然，难以识别和预测，单个投资者更难以控制其发展。往往给投资者造成巨大的损失。从理论上讲，国家风险对外国投资者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可能产生有利影响，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现实中以不利影响居多。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风险较大，发达国家的政治风险较小。

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东道国的国家风险主要包括：国有化风险；战争风险；政策变动风险；转移风险；制裁风险等。

2．金融风险。金融风险是指在国际投资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变化，导致国际金融市场上各国汇率、利率的变动，或国际信用的变动而引起国际投资者资产价值变化的可能性。金融风险主要包括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两类。

1）汇率风险又称外汇风险，是指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因汇率的波动而导致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的资产或负债价值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既可能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也可能带来收益。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遇到的汇率风险主要有交易汇率风险、折算汇率风险和经济汇率风险三种。

2）利率风险是指国际投资所涉及的国家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变化导致利率变化，直接或间接引起外国投资者资产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3．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是指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个过程中，由于市场条件的变化或生产、管理、决策的原因导致企业经济损失的可能性。经营风险的类型较多，主要包括：价格风险、营销风险、信用风险、财务风险、组织风险和技术风险。

以上这些风险始终贯穿于跨国投资的整个过程，而且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20世纪80年代，一些跨国公司在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当时这些国家相继发生了金融危机，国内市场发生了长达近10 年的萧条，使跨国公司遭受了金融风险、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等一系列打击。

在跨国投资的各种风险中，政治风险和金融风险是由外部不确定因素导致的，可控性差。经营风险是由于内部不确定因素导致的，其管理融于对外投资者日常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可控性较好一些。

二、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防范

1、针对国家风险的防范：在投资前期办理海外投资保险，与东道国政府谈判，并达成协议，以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在投资中投资者通过生产和经营方面的战略安排，如控制原材料及零配件的供应；控制产品的出口市场及产品出口和分销机构，使得东道国政府实施征用、国有化或没收政策后，无法维持原公司的正常运转，从而避免被征用的政治风险。同时，投资者通过对企业融资渠道的有效管理，积极争取在东道国金融市场上融资，达到降低国家风险的目的。

2、针对金融风险的防范：1） 交易汇率风险与折算汇率风险的防范对策有，利用远期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套期保值。在对汇率变动进行正确预测的基础上，采取提前或推迟支付手段，合理选择软、硬币，尽量使用对投资企业有利的币种结算，以规避外汇风险。2） 防范经济汇率风险的最佳管理模式是通过调整销售收入和投入品的币种结合，使得未来销售收入的变化与投入品成本变化两者可以相互抵消。主要的规避风险技术有分散化经营策略，跨国公司将经营业务深入到各个不同国家和不相联的各个行业中，通过分散化经营降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使整个公司业务现金流的波动较小。生产管理营销战略是指当跨国公司子公司所在地货币贬值时，母公司应安排子公司用国内投入品替代成本上涨的进口投入品，从而维持其生产成本的原有水平；或通过扩大销售额及提高产品定价来增加销售收入，来降低经济汇率风险。

3、针对经营风险的防范：应采取风险规避、抑制、自留、转移的策略。跨国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应事先预测风险产生的可能性程度，判断导致其产生的条件及因素，对风险进行正确的评估，避免风险或改变风险的流向。如改变生产流程或产品、改变生产经营地点、放弃对较大风险项目的投资等。风险规避是控制风险最彻底的方法。

风险抑制是指采取各种措施减少风险实现的概率及经济损失的程度。对外直接投资者在分析风险的基础上，力图维持原有决策，减少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而采取的积极措施。

风险自留是跨国投资者对一些无法避免和转移的风险采取现实的态度，在不影响投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自行承担起来。应注意企业需要定期提取一笔资金作为专向基金，以供将来发生意外灾害或事故时抵偿损失之用。

风险转移是指风险的承担者通过若干个经济和技术手段将风险转移给他人承担。如投资者向保险公司投保或在投资初期要求东道国银行、合作企业、政府为其担保，一旦发生损失后，可以从保险公司或担保者那里获得一定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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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直接投资（FDI）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

中国对GMS四国直接投资的阶段划分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不仅具有地缘上的优势，而且由于具有亚洲文化的渊源，在政治、历史、民族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就使得这些国家在吸引中国资本输出时占有很大的优势。以文章研究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中的四国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为例，中国对（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地区的投资由2003年的9281万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45695万美元，短短的6年间增长了将近4倍，成为区域内活跃的投资者。由于中国对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四国的直接投资从2003年才开始系统的统计，本文的阶段分析从2003年开始，虽然总体上看，中国对四国的投资是在增加的，但是在这期间，却呈现出了明显的波动和趋势。

（一）投资低迷期（2003-2005年）

从2003年开始，中国对GMS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快速递减，从2003年的9281万美元下降到2005年的5127万美元，具体到四个国家来说，泰国吸收中国投资的波动比较大，起伏不定，从2003年开始，中国对泰国的投资在四国中比例一直在降低，这和泰国2004年底发生的波及南部六省的海啸灾难、禽流感疫情的再度爆发、南部三省局势的持续暴乱、2005年初发生的干旱问题，持续居高的世界油价以及2005年泰国政府基本奉行货币紧缩政策等有关。在这期间，中国对柬埔寨投资的波动较大，投资流量在2003-2005年都是比较低的，其中在2005年达到最低为515万美元。2003-2005年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投资流量达到了6年间的最低值，这不仅与本国的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有关，还和当时世界经济运行情况有关，2005年，世界油价持续高涨，给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但是对越南和老挝的投资不管是在总量上，还是在比例上都是增加的。进入21世纪后，越南的经济已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发展，居民收入已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国内消费需求随之不断扩大，国内市场潜能已经逐步得到了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已经看到了越南能够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并很快能够发挥其劳动成本低、劳动力充裕等潜在经济优势的前景，从而促进了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2003-2005年，由于中国与老挝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资源结构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中国对老挝的投资流量都是快速增长的，从80万美元到2058万美元。

在这一阶段上，四国对中国的投资吸引力总体上不高，中国对四国的投资行业基本都集中在制造业、采矿业等，涉及高科技行业的很少。

（二）恢复与稳定增长期（2006-2008年）

总体来说，中国在这一阶段的区域内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06年是投资的拐点，在2006年之前，中国对四国投资的总和一直是递减的，从2006年开始，投资急速上升。虽然投资在整体上是快速增加的，但具体到GMS四国，却又有很大的不同。对老挝的投资流量在不断增加，但在2008年后却在急剧减少，在这期间，老挝国内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传染性疾病，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该国的投资吸引力下降。而在这三年，中国对越南的投资流量一直是比较稳定的，从2006年的4352万美元一直上升到2008年的11984万美元。即使是2008年初越南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恶性通货膨胀加剧，中国对该国的投资依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对泰国的投资与第一阶段相比，虽然流量有所增加，但与其他三个国家相比，所占比例还是比较低的。2008年，泰国的“人民民主联盟”组织支持者不断的围攻政府办公室、举行大规模游行，严重的扰乱了社会治安，这不仅对泰国的经济发展不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但是在这一阶段，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不管是流量还是在四国中所占的比例都是在稳步增长的，这充分体现了近年来中国对柬埔寨市场的认可度越来越高，这也主要得益于该国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吸引力越来越大。

在这一阶段，中国对四国的直接投资依然是集中在制造业、建筑、采矿等行业，但是开始涉及高科技领域，以老挝为例，由于该国的电话普及率不高，而互联网发展尚且处于起步阶段，投资于这一领域的市场潜力很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老挝建设经营当地有线电视网络，从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

中国对GMS四国直接投资特征分析

一是中国对GMS四国投资的流量波动较大，近年来虽然增加迅速，但投资总体规模较小。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GMS四国投资环境的改善，中国对GMS四国投资流量的绝对数是迅速增加的，但是其占对东盟的投资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表1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GMS四国的投资在对东盟投资中所占的比例除了在2003年是0.78%外，其余年份均在0.4%左右，在2008年，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更是跌至0.18%。

二是从地区结构看，如表2所示2003-2008年的前期中国对泰国和越南直接投资的存量是最大的，但后期把投资的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的老挝、柬埔寨，使得中国对四国的投资存量趋于平衡。

之所以会呈现出这种趋势，主要是因为，在GMS四国中，泰国是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其次是越南。泰国地理位置优越，处于东南亚地理中心，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政策的透明度和贸易自由化程度都比较高，是GMS四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但是该国的投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近几年来泰国政局动荡不安，增大了投资者对泰国投资的风险，严重打击了他们的投资信心。统计显示，这几年中国对该国直接投资流量的比例与另外三个国家相比，一直都比较低。 泰国虽然经济发展程度比越南稍高，但是综合分析，投资吸引力不如越南。从投资环境上看，越南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前景好，市场潜力大，政策的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在不断的提高，地理位置优越，可以辐射整个东盟地区，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水电费等比较低，投资成本低，有更大的盈利空间，并且越南是东盟国家中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劳动力的素质比较高。所以，泰国的投资吸引力不如越南。截止到2008年底，中国对越南的投资存量是四国中最高的。

老挝和柬埔寨作为世界银行认定的世界上最不发达的两个国家，尤其是柬埔寨，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和技术落后，人才资金匮乏，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产业甚至是空白，投资吸引力比较弱。在2003年无论是流量还是存量上都不是很高，但是在随后的5年间，中国对这四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构成有很大的变化，中国对老挝的投资流量在2007年达到最大，对柬埔寨的投资流量在2008年达到最大。这主要得益于这两个国家近年来自身经济的发展，老挝境内自然资源丰富，矿产资源多未开发，农业资源条件较好，老挝还是东南亚地区水能蕴藏量最丰富国家之一，并且近年来，老挝政府一直在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从2004年开始，柬埔寨的国内经济快速增长，实行开放的市场经济政策，经济活动高度自由化。这使得柬埔寨的投资吸引力越来越大，导致中国对其的投资大幅度增加。

三是在对外投资中，中央企业的投资很少，大部分都是地方省区，其中东部沿海省份对GMS地区的投资很活跃，占有很大的比重，中西部省份比较少，地区分布不平衡。中国对这四国进行投资的省份主要是上海、江苏、山东等。究其原因，主要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商品服务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人均GDP已经突破2000美元，尤其是沿海省份的发展更是不可小视，中国2008年人均GDP排名在前七名的省份依次是：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山东，这些省份的人均GDP均在4000美元以上，东部沿海和北京上海等省区由于经济发达，不但有雄厚的财力来发展经济，还有充足资金走出本省甚至是国门投资，优化产业结构。而部分中西部地区到现在为止，依然是国家财政的重点支持对象，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尚且需要资金，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

四是有限公司是投资的主体，集团公司和国有企业涉及很少，投资主体结构单一。中国整个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中，集团公司和国有企业由于其垄断优势和所有权优势，一直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从2004年开始，中国对外投资主体进一步多元化，集团公司和国有企业虽然比重在下降但仍占有主导地位，尤其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这期间，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商务部统计，2008年，有限责任公司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首位，国有企业的比重下降了3.6%，居第二位，民营企业达到9.4%。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对四国的投资企业类型中，国有企业和集团企业非常少，有限公司和民营企业投资占绝大部分，这种单一的投资主体结构和GMS四国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容量有一定的关系。

五是中国对GMS四国投资的重点行业是制造业，涉及的高尖端行业较少，没有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国家当前的产业结构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具体到中国，就目前中国经济与技术发展的程度来说，在制造业上中国具有更大的优势，拥有更为成熟和标准化的生产流程。随着中国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增强，虽然中国在高精端行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在高端技术方面依旧处于劣势地位，选择自己有优势的行业进行投资是盈利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要想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并在国际竞争市场上取得优势地位，仅仅依靠制造业是远远不够的。并且对于GMS四国来说，他们在高端技术方面比较薄弱，也需要母国技术扩散和知识传播来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大湄公河次区域投资环境的改善和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不少中国企业看到了GMS国家高新技术行业的广阔发展前景和无限的商机。在中国的后续投资中，中国要注重对GMS四国在科学研究、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等方面的投资，促进并优化区域内的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杜群阳，宋玉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FDI效应[J].国际贸易问题，2004（3）

2.王中保.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利益关系的变动[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篇5

一、跨国直接投资回升促进世界经济结构加快调整

（一）跨国直接投资从2004年起重拾上升轨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较快增长，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步伐加快，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进入“黄金发展期”。2000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达13929.6亿美元，达到30年来的顶峰。但受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影响，2001年以来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连年下降，2003年跌至5600亿美元，创近年来的新低。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跨国公司经营状况的改善，从2004年起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开始回暖。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2004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达611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9%.该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各国投资促进机构，均认为2004－2007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将保持恢复性增长，重拾上升轨道。

（二）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向是继续向发展中国家分流

在跨国直接投资中，发达国家始终占主导地位，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增长势头迅猛。2003年流入发达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尽管仍达3670亿美元，但已比2002年减少了25%.其中，流入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仅300亿美元，减少53%，处于12年来的最低水平。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则不断上升，达1720亿美元，增长9%.

（三）跨国直接投资的热点是亚洲、中东欧等一些新兴国家

近年来亚太地区一直是跨国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中东欧和非洲发展潜力较大。2003年流入亚太地区的跨国直接投资达1070亿美元，增长14%；流入非洲的跨国直接投资达150亿美元，增长28%.2003年流入中东欧的跨国直接投资降至210亿美元，减少48%，；而流入其他地区，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跨国直接投资则连续四年下降，2003年降至500亿美元，减少3%，是自1995年以来吸收跨国直接投资的最低水平。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表明，2004－2007年，亚洲、中东欧是最有吸引力的跨国直接投资地区；2004－2005年，中国、印度、南非、埃及、巴西、墨西哥、波兰、俄罗斯、美国和英国是跨国直接投资最青睐的国家。

（四）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已转向跨国并购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全球跨国并购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并购成为跨国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支柱。跨国并购销售额由1987年745.1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1438.2亿美元，年均增长23.4%.但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增速减缓，股市大降，跨国公司投资能力下降，致使跨国并购明显降温。汤姆逊金融公司估计，2005年1季度全球并购交易额由2004年4季度的6700亿美元降至5130亿美元，下降23%，但这仍是自2001年全球并购活动停滞以来最高的单季水平之一，表明跨国公司正再度考虑将并购作为增加企业利润、解决战略性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五）跨国直接投资中服务业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在1970年代初期，服务业仅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四分之一；1990年这一比例还不到一半；而2002年，已上升到约占60%（估计4万亿美元左右）。

目前，服务业跨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贸易和金融领域。2002年贸易和金融领域占服务业跨国直接投资存量的47%和流量的35%.供电、供水、电信和企业活动包括IT带动的商业服务等领域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例如，1990－2002年，发电和电力配送领域的跨国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了14倍；电信、仓储和运输领域增长了16倍；企业服务领域增长了9倍。

（六）跨国公司内部服务离岸外包方式愈来愈盛行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兴起以白领岗位转移为特征的第二轮潮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从节省成本、提高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已开始将部分服务外包出去。目前国际间外包业务只占全部业务流程的1－2%.2002－2003年全部以出口为导向的服务业跨国直接投资项目90%源于发达国家。美国公司据主导地位，占全部面向出口的信息和电信服务项目的三分之二，呼叫中心项目的60%和共享服务项目的55%.离岸外移的很大一部分由发达国家获得，如2002－2003年所有面向出口的与呼叫中心有关的跨国直接投资项目一半以上流入发达国家。

二、我国吸收外资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一）未来几年我国吸收外资仍具增长空间

1990－2004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年均增长7.9%，中国年均增长22.6%，中国吸收外资增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14.7个百分点。由于未来几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呈现恢复性增长势头，同时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市场潜力进一步释放，外商来华投资信心明显增强，预计我国吸收外资仍将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二）一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我国的汽车、手机、个人电脑、住房等领域成为消费热点，也是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2004年汽车销售达507万辆，增长15.5%；手机销售近2.3亿部，增长27%.2004年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房地产业实际吸收外资分别增长39.1%、54.9%、11.2%和9%；2005年1季度，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吸收外资又分别增长29.1%、40.1%和25%，零售业、房地产业合同吸收外资分别增长360.1%、36.4%.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产业结构急剧变动时期，汽车、机械电子、装备制造业、房地产、零售业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继续成为外资争相进入的重点领域。

（三）服务外包逐步成为我国吸收外资的一大亮点

当前全球服务外包正呈现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业务范围逐步拓宽、参与群体日益增多的趋势。我国是新兴的服务外包承接国，通过推动服务外包业务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吸收外资领域，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和水平。国际数据公司预测，未来5年中国IT产业将年均增长13.2%.作为继日本之后的亚太地区第二大IT市场，中国在该地区将日益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跨国并购日益成为我国吸收外资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我国初步建立了跨国并购法律法规体系，外资以跨国并购方式进入我国已越来越多。据汤姆逊金融公司统计，2004年外资在华共完成2141个跨国并购项目，价值240亿美元，占我国实际吸收外资的近40%.随着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深化，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稳步推进，预计今后跨国并购在我国吸收外资中将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五）我国吸收外资地域格局将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稳步推进

目前，东部地区仍然是我国外资最为集中的地区。2004年，东部地区实际吸收外资占全国的85.9%，比1999年上升0.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占全国的11.1%，比1999年上升2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占全国的3%，比1999年下降1.6个百分点。2004年，东北地区实际吸收外资占全国的9.8%，比1999年上升5.6个百分点。2005年1季度，东部地区实际吸收外资占全国的比重升至90.9%，中西部地区不足10%.

在看到面临的机遇的同时，还要看到我国吸收外资面临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

一是随着跨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各国对跨国直接投资的争夺更加激烈。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2年和2003年各国新修订的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法规超过490项。韩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七免三减”；越南实行“四免四减”；马来西亚、印度实行“五免十减”；泰国为3到8年免税等。

二是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所降低。随着外资的大规模流入，目前我国局部地区已出现“民工荒”现象，造成工人工资全线上涨，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削弱。《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2005年2月外来打工人员的减少使广州市最低工资上涨34%.目前广州市工人月平均工资为70－80美元，比越南、柬埔寨高70%，比印度尼西亚高1.2倍。作者甚至惊呼“中国廉价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三、若干思考和建议

（一）继续坚持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方针

我国利用外资规模已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今后要在继续扩大利用外资规模的同时，把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作为利用外资工作的重点。要正确处理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和提高外资质量的关系，扩大规模是提高质量的基础和前提，提高质量为扩大规模提供保障和动力。要通过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更好地发挥外资在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二）抓住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的机遇，进一步优化外资产业和区域结构

适应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加快的趋势，重点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强国内产业配套，延长产业链，更好地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动跨国公司来华设立更多的地区总部和投资性公司，提高跨国公司的整体投资效能。支持跨国公司设立出口采购中心，鼓励扩大在华采购出口，更多进入其全球生产销售网络。吸引跨国公司设立服务外包企业，探索在经济条件较好、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专业人才聚集的地区建立服务外包的试点基地。继续支持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抓紧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全力打造政策优势，促进外资踊跃参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三）积极稳妥推进服务领域对外开放

认真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有重点、有步骤地扩大服务领域对外开放。对会计、电信等服务业，实行全面开放；对商业流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服务业，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扩大开放；对银行、证券、保险等服务业，要根据我国金融监管水平和国民经济承受能力，实行审慎开放。

（四）不断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拓宽利用外资渠道

顺应全球跨国并购迅速发展的趋势，积极引导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按照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根据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继续试行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内地企业到境外发行证券并上市。严格控制外债规模和结构，突出外债使用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切实防范金融和外债风险。

（五）大力改善外商投资环境，进一步规范招商引资

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全面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大力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减少和规范外资行政审批，提高审批效率。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把工作重心放在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加快外商中介服务机构建设。深入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加大执法力度，依法惩处侵权行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招商引资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防止变相出台优惠政策、盲目攀比、层层压指标等无序竞争行为。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推动建立政府协调引导、投资促进专业机构实施、中介机构和企业广泛参与的投资促进机制，鼓励和规范民间投资促进机构发展。完善投资促进方式，更好地打造会展、电子商务、网站等招商引资平台，提高招商引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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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区位选择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10－0046－07

在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中，外贸往来最频繁、份额最大的省份是广东。自“10＋1”协议以来，广东和东盟的双边贸易及投资均保持高速增长，东盟是广东第四大贸易伙伴和重要的引进外资来源地。广东应该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尤其要加快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步伐，最终实现促进双方经济发展的目的。

一、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一)文献述评

国外文献围绕对外投资产生的原因、考察投资方所应具备的投资条件较多，如“竞争优势”理论(迈克尔・E・波特，1985)、Stephn・Frost and Mary Hof2004)分析了日益增多的中国投资对东盟国家产生的影响，Nick J.Freeman and Frank L.Bartels.(2004)分析了东盟国家吸引投资的动态变化，Jung Soo Seo，chung-SokSuh(2006)利用混合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韩国1987―2002年间对东盟四国直接投资的经验数据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贸易出口的替代效应等，这为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条件以及如何培养我国企业走出国门的竞争力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和经验参考。国内研究中，许宁宁(2005)提出了中国企业到东盟各个国家直接投资的重点选择产业，还有杨成绪、过家鼎等(2004)、邓洪波(2004)、呼书秀(2005)、陈霜华(2005)、李世泽(2007)从产业、技术、资源优势等层面和经济、法律等角度讨论了我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有关问题。广东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讨论中，郑鼎文(2005)提出以“泛珠三角”为依托建立广东与东盟合作发展的投资平台，朱志励(2010)提出利用东盟原产地优势，要求企业“低成本进入，渐次推进”。

(二)广东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术界通常把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为两类，一类是解释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主要包括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另一类是解释发展中国家现象的，有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等。

当前广东省在国际分工阶段中总体上处于中游地位，而东盟的各个成员国经济及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这种关系决定了广东对东盟的投资中两类不同性质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同时存在：一类是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即以发挥相对优势、转移失去成本优势的产业和促进国内产业调整为目的，对更低阶梯国家进行的直接投资；另一类是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即以汲取国外先进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向更高阶梯国家进行的投资。

垄断优势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造就了企业的垄断优势，如技术优势、规模经济优势、资本和货币优势、组织和管理优势等。由于具有了这些垄断优势，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才能克服海外投资的重重障碍，抵消东道国当地企业的独特优势如熟悉当地风俗习惯、当地语言及当地商业惯例等，确保海外投资有利可图。

边际产业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序列是从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的，并依次进行。当前在广东，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港澳地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广东经济在我国处于领先地位，逐步发展起来的传统产业比重大，当省内资源紧张、生产供给过剩时就有了向外转移的动力。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威尔斯(Louis J.Wells)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问题的开创性成果。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这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特征紧密相关。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其二，就地取材和低价营销战略；其三，对外投资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

技术地方化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拉奥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尽管表现为规模小、使用标准化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适合于他们自身的经济条件和需求。只要他们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加以改造，使他们的产品能更好地满足当地或邻国市场需求，这种创新活动就会形成竞争优势。在产品特征上，发展中国家企业是能够开发出与西方名牌不同的消费品，特别当国内市场较大，消费者的需求及购买力有较大差别时，他们的产品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由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威尔(John A.Cantwell)和托兰惕诺(Paz EstrellaTolentino)共同提出。他们主要从技术累积论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得出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

二、广东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一)广东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

广东与东盟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资源具有合理配置的优势。目前，东盟已成为广东的第4大贸易伙伴和外商投资的重要来源地。2009年广东与东盟进出口贸易总值633亿美元，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1/4强，位居全国各省区市首位。2010年1～4月，广东对东盟贸易额为237.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4.8％，占同期广东进出口总值的11％。广东与东盟的相互吸收外资总量相比之下却很不相称，东盟对广东的投资稳定增长，2009年实际直接投资达202.7亿美元。

广东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是：投资类型以贸易型为主，投资规模小。广东与东盟的贸易总量大，但相比之下，广东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规模小，并且投资多以贸易型企业为主，生产性企业很少。在东盟的境外投资项目数占全国比重不到10％，广东制造业优势尚未很好发挥。截至2008年底，广东在东盟设立各类企业或代表处共计153家，协议投资额9.02亿美元，其中贸易公司占2／3以上，这与国际上工业类企业占跨国公司主体地位的情况不太符合。从全国数据看也印证这点：同日本、美国、欧盟、韩国对东盟的投资相比，我国对东盟投资仍未能形成规模与集聚效应。

(二)广东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现实条件

目前广东各项经济指标都位居全国前列，经济实力雄厚，已具备了较强的海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同时，自中国和东盟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广东与东盟之间的投资降低了贸易壁垒，减少了交易成本，增强了各方对资本和人力的吸

引，为广东与东盟的相互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距离较短，彼此间特殊的地理和人文优势能帮助广东企业在海外投资时更直接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并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广东省快速发展的制造业及传统行业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人员素质等各方面都具备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这些都为广东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创造了现实条件。

三、广东企业产业类型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指向

(一)广东优势产业对东盟国家的投资指向分析

1.广东省贸易分工指数。

为了准确表达广东产业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状况，本文引入TC(贸易竞争力指数，又称贸易分工指数)，即某一产业或产品的净出口与其进出口总额之比，指数越大，表明该国在该类产品的生产和贸易竞争优势越大；指数越小，表明该国在该类产品的生产和贸易竞争优势越小。表1是按产品类型分的海关进出口额所计算出来的产品TC值，一般认为，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0.5的可看作是出口竞争力较强的产品或产业；贸易竞争力指数小于O的则是出口竞争力较弱或很弱的产品或产业。

2.分析。

广东对外直接投资首先应以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作为对外投资的重点产业。产业上，广东在制造业上的规模、实力强于东盟，一些成熟技术对于东盟国家来说既经济适用，又是最需要的。

由表1可见，广东省的皮革制品、旅行用品及手提包，鞋及零件，玩具、游戏、运动用品及零附件，家具、床上用品、照明装置等劳动密集型产品Tc值都很高，是广东企业海外投资的优选产业，这些行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和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加工制造业体系，拥有大量成熟的已趋于标准化的制造技术和工艺，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和加工装配型工业部门，产品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是广东出口的主力产业，具备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实力。有许多广东的鞋类企业、照明企业已大力发展对东盟国家的海外投资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广东在机械制造、冶金、电子及家用电器等工业部门积累了大量的适用型成熟技术，这些技术已趋于标准化，并具有劳动密集型、灵活性高、工艺流程和操作程序简单等特点。非常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结构和消费需求。东盟的共同有效优惠贸易协议(CEPT)规定：对最终产品中东盟国家的生产加工增值比率不低于40％的产品出口到其他东盟成员国，可以享受优惠关税。利用这一规定，中国企业直接到东盟任一国家投资，在当地生产并向其它东盟国家出口产品比直接在中国国内生产再向东盟出口更有利。

广东与东盟各国相比，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工业体系比较完整，特别是家电制造业发达；而相比广东，东盟国家的工业普遍较落后。一方面，广东家电进军东盟有坚实的基础和强烈的愿望。广东的彩电、冰箱、空调和洗衣机等家电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生产能力很强，已经具有了世界较为先进的技术水平，面对国内市场需求饱和、竞争激烈的局面，“走出去”对外投资是广东家电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东盟国家由于工业弱势导致对工业品的外来需求旺盛。如，新加坡的经济重心不在制造业，除了电子和石油化工产业外，其他制造业在新加坡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并不高；文莱是一个人口少、地域小的国家，盛产石油和天然气，只有一些简单的石油冶炼厂，工业不发达。再如，印尼的机械设备工业比较落后，而广东省的机电产品质量有保证，价格富有竞争力，是印尼所急需的，部分企业到印尼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采取在印尼进行本土化生产的方法以降低成本，市场占有率持续上扬，已经在印尼市场培育了较好的品牌知名度。

(二)对新马泰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指向分析

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在一国提升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推动经济发展等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着关键作用。谁拥有高新技术，谁就掌握了国际经济竞争的主动权，就会在国际分工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应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广东对外投资的主要战略产业，这些产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利用东道国的技术与知识资源，由此推动省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拉动经济增长。

由表2可见，广东省2009年的高新技术产品，从总类TC指数看，只有弱优势，但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比较高且呈现显著优势，TC指数值超过0.5；虽然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总额最大，但是并不具有显著的优势；而电子技术进出口总额占高新技术产品的第三位，表现出明显劣势，TC值为0.671；其他如生物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等产品，虽然进出口总额不大，但都是劣势，尤其如航空航天产品的TC指数接近-1。所以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除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外，其它都是竞争弱势。

东盟国家中，2009年新加坡人均GDP为中国的9.76倍，马来西亚人均GDP是中国的1.88倍，泰国人均GDP是中国的1.04倍，这些都是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近年来，这三个国家都大力鼓励外资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它们给予的优惠待遇吸引了不少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前往投资；新加坡、马来西亚本身就兴建有不少高科技产业园区，许多跨国公司纷纷落户投资，发挥了较大的产业集聚效应，众多高科技企业集中在一起，信息传递迅速，还能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十分有利于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广东省高科技企业的成长也十分需要这种产业集聚的环境。

高科技产业一般具有前期科研经费投入额巨大，早期市场不易得到认知，风险较大等特点；国内的高科技企业由于资金不足，特别是缺乏风险基金对高科技研发项目的支持，加之居民消费水平较低，高科技产品的市场需求过小，都导致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成长速度较慢。而东盟国家中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人均国民收入较高，对新开发的高科技产品有较大的市场需求，中国投资于新加坡、马来两业的高科技产业，还可利用新、马的市场需求催生高科技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

根据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广东应该加强对东盟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的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主动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设立科技研发中心，进行直接投资，开发高新科技产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积累和产业升级，积极争取在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中占据较高的位置。积极向海外市场寻求投资机会和合作伙伴是广东高科技企业加快发展的一条捷径。

(三)对新马泰第三产业的投资指向分析

东盟国家不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也没有明显优于广东省，但老东盟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第三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比较发达的：在其国民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都在40％以上，其中新加坡的第三产业占GDP超过了70％。特别是新加坡的金融服务业、物流运输业较发达。在新加坡投资于金融服务业手续简便，更有世界上诸多知名的金融机构和团体投资于新加坡的金融业；

泰国的旅游服务业经过多年的发展，也具有很强国际竞争力。

目前，广东对东盟国家的服务业直接投资涉及贸易类行业(批发和零售)、餐饮服务业、银行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承包与劳务合作业等，大多属于传统的服务业领域；在旅游服务业、信息咨询业、现代物流业、电信网络业、文化传媒业等附加值高的新兴服务业上，还比较缺乏投资项目。还未能很好地利用东盟国家新兴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为先进的有利条件。

因此对于广东而言，这三个国家是广东第三产业“走出去”的较好的投资地区。在第三产业上对东盟这几个国家的投资，一方面可以在东盟广阔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可以使广东的第三产业能够在东盟市场的竞争中获得技术、经验的创新和积累。

(四)广东边际产业对印尼、柬埔寨等国的投资指向分析

广东省对一些经济发展层次低的东盟国家进行投资，应将广东逐渐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至该产业还处于成长时期的东盟国家，使双方都可以获得比较利益。随着广东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纺织、食品加T、金属制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而这些产业的加工生产能力相对于国内市场又已经过剩，这些产业成为广东的“边际产业”。将这些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中经济发展阶段落后于广东的国家，既能使东道国在边际产业上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巩固广东省企业在这些传统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边际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推动广东省产业结构的升级。

印尼是东盟国家中最大的经济体，人口众多、消费需求巨大，是东南亚消费纺织品最多的国家。广东省纺织工业技术明显领先于印尼，广东纺织品的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为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政府应大力鼓励纺织工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产业转移。纺织、食品加工业是广东对柬埔寨投资最有优势的产业之一。因为柬埔寨的劳动力充裕而成本低廉，纺织品出口到欧美享有特别优惠待遇，结合中国在纺织业上的成熟技术，在柬埔寨直接投资建设纺织品加工装配厂有利于中柬的产业分工。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除纺织品外，食品也是柬埔寨民众越来越看重的产品，但柬埔寨的食品工业却几乎为“零”，因此广东企业到柬埔寨投资生产糖、盐、方便面、饼干、各种糖果食品定会有不凡的经济效益。食品工业可作为广东对柬埔寨投资的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产业。

(五)广东资源类产业对东盟国家的投资指向分析

随着广东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需求越来越大，国内的资源供给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单纯的进口资源则易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钳制，对外直接投资于资源开采业，能够稳定地向国内输入资源，已经成为广东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石油和天然气是非常重要的能源，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尼、缅甸、文莱虽然盛产石油，但是在石油化工冶炼业方面，都不具备生产深加工石油化工产品的能力。而针对东盟国家的石油冶炼业不发达的情况，广东省石油冶炼行业的一些大型国企应该充分发挥自己技术实力雄厚的优势，抢先进入东盟国家的石油化工产品生产领域。特别是针对缅甸、文莱、马来西亚各自的具体国情，在当地直接投资兴建石油化工冶炼厂，打造石化产品深加工的生产基地，延长在东盟国家投资石油化工产业的生产链，获得石化产品的精加工、深加工的价值增值。

印尼、菲律宾、缅甸等东盟国家自然资源都非常丰富，锡、铀、镍、锰、铜、铭、铝土矿、金刚石等矿产资源储量丰富，老挝拥有亚洲储量最大的钾盐矿，都是我国经济发展需求量大而缺乏的重要矿物资源。但由于这些东盟国家中有的没有自己的冶炼工业，有的矿业的采掘还远未开发，有借外力开发的愿望和需求。因此这些国家是广东在海外开发矿产资源的理想地区，广东应把矿物资源开采业作为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产业之一。

(六)广东小规模技术产业对中南半岛(lndo－chi na Peni nsula)的投资分析

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运用比较简单和实用的技术作为自己占领小规模市场的竞争优势，这种小规模的技术、地方化的技术是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适应国内市场环境改进和开发而来的，它们仍具有在其它发展中国家发挥作用的潜力。

根据威尔斯和拉奥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我国和东盟各国同是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广东在多年的对外开放中，通过引进外资、承接产业转移，模仿外资在本土投资项目和技术，经过一定改进和自主开发，积累了大量成熟的工业技术，经过创新后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特别适合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市场要求。这些技术具有劳动密集、成本较低、灵活性高等特点，势必更加符合东盟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要素结构及价格、消费品位和购买能力、产品质量和品质要求等，因此广东的小规模技术十分适合东盟一些国家。

我国的农用物资包括农机具、农药、化肥、农用运输车，在中南半岛诸国的市场占有率较高，这些东盟国家在农机具的生产上又落后于中国，如每年越南、老挝、缅甸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农机具、农用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产品。涉农物资产业是在中南半岛国家具有可行性和投资回报率较高的投资产业之一。广东中小规模的农机具生产厂家、农用化肥生产厂家、农用运输车生产厂家应当充分利用这一商机，进入中南半岛国家投资设厂，充当投资的主力军，直接在东道国生产并在当地市场销售。在中南半岛国家投资的企业，要继续巩固中国的农机具价格便宜的优势，还要注重针对中南半岛国家的气候特点，改进技术，使农机具真正能满足中南半岛国家农业生产的需要。

四、结语

广东省在国际分工阶梯中的地位及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特征，加上各国产业政策及资源禀赋等状况决定了广东省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战略的复杂性，其适用的指导理论除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外，某些产生于发达国家的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其也同样具有启示和指导作用。因此，广东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要从拓展东盟的产品市场和利用东盟的丰富资源出发，根据广东经济发展需求、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情况、产业发展特征及资源状况的不同，分别使用不同的投资理论作指导。

第一，战略定位上，重点投资小规模技术产品。广东经过积累和创新改进的小规模技术产品在中南半岛诸国市场占有率高，是广东对东盟投资的重点之一。重点是农用物资，小规模的农机具生产厂家、农用化肥生产厂家、农用运输车生产厂家等进入中南半岛国家投资设厂。

第二，发展目标上，注重在第三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上的投资。在广东对东盟的学习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重点在第三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泰国的投资，主要是新兴服务业及航空航天、生物技术等，汲取这些国家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

第三，合作优势上，主要在制造业上的投资。制造业是广东的优势产业，广东在拥有成熟技术的工业项目上加强对东盟直接投资，可以保持和提高广东制造业产品在东盟国家市场占有率。投资重点是机电尤其是家用电器如电视机、冰箱、空调、洗衣机等产品，直接投资的重点东盟国家是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

第四，做好广东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东盟的产业转移。广东应将劳动密集型的边际产业转移到东盟经济发展层次较低的国家投资，既可以缓解省内资源紧缺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又可以扩宽海外市场。重点是纺织业、食品加工业；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是印尼和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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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汇政策改革和管理方式转变增强了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的监测能力

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厉行“五个转变”，对外汇政策和监管系统进行全面的改革和整合，以“以人为本、改善服务、科学监测、风险可控”为政策目标，在实现对跨境资金流动全口径监测分析、有效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的基础上，逐步减少事前审批，重点加强事后监测管理，最大程度地便利市场主体对外贸易投资活动，充分发挥外汇管理服务经济发展功能，实现服务涉外经济发展和提升监管效率的有机统一。2012年，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改革的全国推广和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管理改革拉开了外汇监管向“主体监管、事后管理、监测分析、无罪假设、负面清单”管理转变的盛大帷幕。

1.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改革，改变了以往“逐笔核销、事前备案、现场审核、行为监管”为特征的管理模式，实施总量核查和主体分类监管，构建了企业进出口综合监测、主体分类监管、部门信息共享的新型管理模式，一方面，最大程度地便利市场主体对外贸易活动的开展，全面降低社会成本，促进贸易便利，支持外贸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集中监管资源，加大对风险企业的核查力度，真正做到“有的放矢、精准打击”，有利于鼓励和引导企业走上合规道路，增强守法经营意识。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实现了对货物贸易跨境资金流动全口径监测分析，加强了监管合力，有效防范和应对跨境资金双向流动风险。

2.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改革，改进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方式，大幅简化事前审批事项，实现以登记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方式，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提升防范风险手段，强化事后管理与统计监测工作。改革强调“登记原则、便利化原则、风险可控原则”，在业务核准方面取消了大部分事前核准，银行主要依据外汇局相关业务系统登记信息为企业办理跨境收支与汇兑业务；在业务流程方面大幅取消或简化归并原有的管理环节，简化流程，降低成本；在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监测方面，通过外汇局相关业务系统全面采集与直接投资全流程有关的资金流出入、汇兑以及境内划转数据，进一步强化事后核查以及统计分析预警机制，增强外汇管理的有效性及风险防范能力

3.外汇管理战略转型，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和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改革是我国外汇管理战略转型的重要起点，在此基础上，国家外汇管理局将进一步实施资本项目、服务贸易及个人外汇业务的全面改革。改革的动因在于，面对涉外经济的飞速发展，需要以全球视野来认识中国经济金融问题，深刻把握开放经济中外汇形势的变化，坚持科学发展，推动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转变。改革将为有效监测跨境资金流动打下坚实基础，同时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满足市场主体日益增专题：跨境资金流动长的便利化需求，实现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五个转变”。

（二）商业银行政策践行是涉外经济活动

便利化和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有效监测的纽带商业银行承担国家各项外汇政策的代位监管职责。外汇管理部门通过并借助商业银行对涉外交易有效实施审核、监督和管理，而商业银行准确高效的外汇代位监管实施是推动涉外经济活动便利化的重要环节。在涉外经济的国际结算中，商业银行位于资金运行闸口的把关环节，直接面向企业，掌握涉外交易的第一手材料，商业银行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担任经营和管理并重的角色，尤其是在当前外汇管理模式厉行“五个转变”的趋势下，在外汇政策架构和监管系统设计中，外汇管理局重点开展主体监管，在管理方式上主要采取事后管理和监测分析的方式，将越来越多的行为审核职责直接赋予银行。银行在涉外经济活动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

1.有利于降低监督管理成本，商业银行具有网点多、业务人员素质较高的优势，直接服务企业、个人，将部分监管职责直接赋予银行，符合贸易投资便利化原则，大大降低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在监管的同时为企业提供便利服务，充分体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监管理念。

2.便利企业、个人涉外经济活动，减少监管部门事前核准环节，由商业银行根据政策实施审核，执行外汇代位监管，有利于降低企业“脚底成本”，简化外汇业务流程，提高外汇业务效率，便利企业外汇资金的运用。

3.有助于提升跨境资金风险防范能力，商业银行在对企业或个人外汇及收支真实性、一致性进行审核的同时，需要全面掌握外汇管理政策法规，规范业务操作流程，严格审核程序，有助于加强商业银行跨境资金风险防范。从长远看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商业银行政策践行是涉外经济活动便利化和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有效监测的纽带。商业银行是以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为经营内容、以盈利为经营目标的金融服务企业，因此，客户是各商业银行积极争取的业务资源，为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涉外金融服务是商业银行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制胜之道。而国家赋予商业银行的外汇代位监管职责，是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环节，商业银行责无旁贷。

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思考

“十二五”规划指出，要“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伴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人民币跨境流动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产生重要影响。

（一）跨境人民币政策推进及业务发展情况

1.在政策层面，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迈出实质性步伐，从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跨境投融资开放政策出台、到货币互换协议的不断签订、香港新加坡伦敦等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打造、两岸金融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人民币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

2.在业务层面，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呈现出“超预期”、“爆发式”的特点，从全国范围来看，继2011年实现3.1倍增长后，2012年，全国办理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2.94万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货物贸易结算金额2.06万亿元，占同期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的8.4%；2012年全国共办理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结算金额304亿元，同比增长51%；外商直接投资结算金额2536亿元，同比增长1.8倍，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占同期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约30%。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稳步增加。截至2012年12月末，境外项目人民币融资已批贷项目金额1011.2亿元，贷款余额438亿元。

3.在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方面，以离岸人民币中心为主导、多市场并存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体系正在稳步构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产品日益丰富，陆续推出人民币存款证、股票、保单、期货、人民币与港币同时计价的“双币双股”等金融产品。与此同时，伦敦、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也在积极探索发展人民币业务，2013年1月数据显示，通过伦敦和新加坡交易的跨境人民币支付额分别增长40%、30%。

（二）人民币资金跨境流动风险控制及防范思考

人民币资金跨境流动风险控制不同于原有基于外汇资金考虑的跨境资金管理模式。一般情况下，来自境外的人民币跨境流动不属于外汇资金的跨境流动，不影响外汇储备，因此不会因结售汇造成外汇占款的变化，从而影响到国内的货币市场稳定。但是人民币跨境资金流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因贸易及投资市场环境的变化，仍有可能发生短期内大规模人民币资金通过各种渠道集中涌入或抽离出境的情况，一方面影响货币市场的稳定运行，增加货币市场主体的交易风险，影响货币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另一方面可能与国内货币政策导向不一致，一定程度上对冲我国货币政策效果，影响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1.新型跨境人民币业务监管体系及监管模式的探索与建立。现阶段，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化，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正在探索建立宏观审慎框架下的新型跨境人民币业务监管体系及监管模式，在分析和识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与传导机理的基础上，设置风险衡量的指标体系，结合风险预警方法，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和稳定。例如，对于货物贸易项下跨境人民币业务，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和江苏省外汇局创新地运用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对货物流和资金流全口径（含外币和跨境人民币）监测的功能，借助该系统对跨境人民币货物贸易实施主体监管模式的监测和监管；对于资本项目跨境人民币业务，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和江苏省外汇局紧密发挥监管合力，出台区域性资本项目跨境人民币操作指引，通过人民银行RCPMIS系统数据与外汇管理局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以及外债监测系统数据的密切核对和规模总控，优质高效满足国家关于资本金全额登记管理以及本外币外债规模合并计算控制等管理要求，同时探索建立资本项目人民币监测使用机制，有效杜绝由于监管系统分设而可能出现的监管灰色地带。

2.跨境人民币业务项下商业银行代位监管职责思考与实践。在跨境人民币政策框架下，赋予商业银行真实性合规性审核职责，人民银行重点进行监测分析和事后管理，可见，在跨境人民币业务项下，商业银行同样承担着重要的代位监管职责。从现阶段跨境人民币政策推进情况看，商业银行都应坚持审慎审核与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的原则，在大力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的同时，发挥本币结算便利化的优势，严格交易背景审核，规范业务流程，实现准确识别异常主体和异常交易，有效防范人民币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例如，货物贸易项下，在人民银行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流程简化试点政策下，商业银行应寻求将业务流程简化与业务背景真实性审核有机结合的管理措施；在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下，科学借鉴当前外汇业务项下监管政策要求，谨慎审核业务背景材料，有效防控跨境资金无真实交易背景的风险；在资本项下，在精准实施各项资本项目跨境人民币政策、实现审慎监管的原则的同时，大力推动跨境人民币投资业务便利化，深入推进跨境人民币的双向循环，

三、中国银行关于跨境金融服务与产品创新的几点思考

伴随中国经济的日益开放，涉外贸易和投资活动占中国GDP比重不断提升，涉外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宽，履行有效代位监管职责、提供丰富而与时俱进的涉外金融服务，是商业银行在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要求，银行的创新能力更是商业银行保持可持续发展和保有市场主导地位的核心要义。

（一）深化管理转型，实现以合规促业务发展经营目标

为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国家外汇管理正在实施战略转型，跨境人民币政策及系统不断推进和完善，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重视深化管理转型，实现以合规促业务发展的经营目标。

1.在管理目标方面，建立“政策研究、制度建立、管理授权、问题反馈、检查辅导、培训考核、情况通报、定期报告”的外汇及跨境人民币内控管理体系，推进银行合规管理转型。在监管部门的具体指导下，认真履行国有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积极发挥外汇业务、跨境人民币业务主渠道的职能，严格执行外汇管理政策要求，发挥人才和专业优势，实现落实监管政策、服务客户需求和业务发展的有效统一。

2.在管理举措方面，通过重管理、强机制、勤培训、抓考核，建立明晰高效的合规管理体系，具体包括：建立起行领导全面领导下，业务部门牵头并分工负责且责任明晰的组织架构；夯实层级管理，实施省行、市行、支行分层管理、逐级负责的管理制度，将管理措施逐级分解到各项具体外汇及跨境人民币业务中，实现有效管理；加强机制建设，规范业务流程，结合各项监管政策制定明确银行业务操作流程，同时加强机构和人员资格准入，在全辖推行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考试制度，持续加强队伍建设，将从业人员的配置及合规操作作为机构资格授权前提条件，从源头上保障外汇业务合规运营；持续培训，采取多形式、多渠道的培训，不断扩大政策宣讲的覆盖面，增强全员内控合规意识；狠抓内控合规考核，将外汇管理等作为内控工作重中之重，将监管政策操作和执行纳入一道防线业务流程，强化内控检查机制，采取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常规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针有对性地检查和辅导监管政策落实执行情况，直接与机构内控考核结果挂钩。

（二）丰富服务内涵，打造流程、渠道、产品持续优化创新的涉外金融服务体系

如何将外汇管理及跨境人民币管理要求与中国银行的传统国际结算优势相结合，有效应对变化中的国际金融环境是当前的重要课题，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重视把握政策变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业务发展契机，打造流程、渠道、产品持续优化创新的涉外金融服务

体系。1.流程优化及创新方面，商业银行应保持与监管部门的紧密联系，及时精准解读监管政策和系统管理内涵，在监管政策框架基础上设计“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的业务流程，优化业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提升客户服务体验；密切把握网络环境下业务流程集中处理的涉外金融服务趋势，开展业务流程及管理模式的集约化业务流程再造，有效应对新形势下客户服务需求。

2.渠道优化与创新方面，充分运用网络和电子化的低成本、高效率、高精确度和高覆盖率的特征，大力发展网络、电子化平台，帮助进出口商有效管理操作风险、减少交易风险及避免贸易流延误，帮助进出口商减少贸易融资费用和时间，帮助进口商更严格地进行存货管理、财务管理；密切结合跨境资金运营政策，在监管政策框架下，通过跨境现金管理平台提供跨国集团企业跨境财务管理、资金归集和运用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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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发展历程显示，早在1996年12月1日中国政府解除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支付转移限制，达到了国际货币资金组织第八条款的要求，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由此拉开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序幕；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敲响了警钟，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使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搁浅；2003年中国再次提出要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并开始不断放宽对居民用汇的限制；2009年7月，跨境人民币业务正式推出，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在探索中继续前行。纵观自2003年至今10年时间，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处于缓慢复苏状态，欧元区国家深陷债务泥潭难以自拔，中国经济独树一帜，保持了年均9.52%的经济增长速度，跃升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人民币汇率始终处于升值趋势，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接受度和认可度也逐步提高，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下，设立上海自贸区，对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更有一定的深层意义。

为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自由化进程，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我国自2009年开始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历经四年的发展，人民币跨境数额不断增加，跨境结算的范围逐渐增多，贸易项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为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奠定了良好基础。汇丰银行在2012年《人民币崛起II》报告中称，截至2012年8月，超过1万家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是2011年6月900家的10倍。与此同时，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也在起步，2012年使用人民币的外国直接投资几乎增加了两倍，用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也增长50%，人民币跨境使用范畴已经从贸易领域向资本领域转变。2012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了《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基本成熟报告》，报告分析了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必然要求，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可控性，最终提出了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应审慎操作、积极推进的建议。对于这份报告的提出理论观点，笔者基本认同，认为在加大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应该以推进长期资本开放为龙头，不断扩大试验范围和减少兑换限制，密切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动态，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龙头，加快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力争近五年内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一、通过“前海”方案的实施，不断扩大资本项目直接投资对外开放力度

按中国人民银行《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基本成熟》调查报告分析，我国根据IMF2011年《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的指标进行测算，在IMF规定资本账户七类的40项的划分中，我国基本可兑换的有14项，占比35%，主要集中在信贷工具交易、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清盘等方面；部分可兑换项目有22项，占比达55%，主要集中在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个人资本交易部分；不可兑换的项目只有4项，占比10%，主要集中于资本与货币市场工具交易以及衍生品交易。

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长期保持顺差，截至2013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5万亿美元，达到历史新高，其中加大资本项目改革，逐渐放宽资本项目的管制是外汇储备增长的重要原因。2002—2009年我国已出台资本账户改革措施42项，极大促进了对外开放的力度。

从我国对外开放的资本类型来看，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基本开放；以贸易为基础的真实性信贷，也基本开放；由于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证券投资以及短期借贷方面，我国监管上还存在一定的空白，对于参与机构资格、审批流程、投融资规模和资金流向等方面还施行较为严格的管制。2012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宏观数据显示， 2012年资本项目共计产生1173亿美元的逆差，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的逆差状况，由此创下13年最低的经济增长率；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汇改以来一直保持兑美元的升值态势也戛然而止，2012年全年升值幅度几乎为零。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受国际金融环境的影响，随着近两年欧债危机不断蔓延，国际机构投资者展开了新一轮去杠杆化，美国在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后，开始推行制造业救国和跨国公司回流的战略，由此造成国际短期资本纷纷流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加之经常账户贸易顺差的大幅缩水，人民币升值预期明显减弱。为了进一步缓解国际经济形势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的不利影响，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关于人民币境内外合格投资者对国内投资的相关规定，2013年初推出的深圳“前海”计划的实施，拓宽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兑换多层次、宽领域开放的渠道。为了进一步阻止外商投资数额下滑的状态，5月1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了《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简化并整合了外商直接投资所涉及的外汇登记、账户开立与使用、资金收付及结售汇等环节和政策，废止了24项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法规，为推动外商投资便利化，防止国际热钱借直接投资之名进入中国市场进行投机起到了明显作用。在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同时，5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从个人境外投资、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扩大新三板试点和规范多种投融资方式等几个方面提出了资本市场发展任务，为个人投资海外市场提供了政策保障。

二、加强央行、证监会市场化调节和监管能力，减少“热钱”流入风险

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意味着国际资本流动的更加频繁，金融活动更加复杂化，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更加剧烈，人民银行市场化调节和监管的能力亟待加强。今年年初，伴随着美欧日不断加码的量化宽松政策和新一轮全球降息潮，全球资金流向再次发生逆转，纷纷回流新兴市场国家，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趋势、缺乏弹性的利率体系再次成为热钱追逐的对象。2013年我国前4个月的数据显示，新增外汇占款高达1.5万亿元，远超过2012年4946亿元的金额，一季度资本和金融账户出现大额顺差达1018亿美元，一季度外汇储备增加约1300亿美元，相当于去年全年的增幅。为了应对急剧增长的热钱流入，进一步加强外汇资金的管理，5月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紧急出台了《关于加强外汇资金流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加强对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严查虚假贸易，抑制“热钱”的进一步的流入。政策出台后，调控效果非常明显，5月底外汇流入大幅减少，5月外汇占款大幅下降，从此前的每月3000亿元左右降至669亿元，6月外汇占款余额较5月继续减少412亿，外汇占款作为人民币流动性增加的重要来源，直接引爆了6月份我国银行业市场“钱荒”的发生。资金跨境流动的异常性，给我国中央银行监管带来巨大挑战，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使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需要一个更审慎的过程控制，才能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

从国内政策和经济变化看，以上海自贸区外商管理手段的改革和创新，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进行先行试点。上海自贸区采用负面清单的方式加强对外商投资的管理。2013版的负面清单列出了不允许外商投资准入或有限制要求的领域，涉及国民经济行业1069个小类中的17.8%，其他没有列入负面清单的投资领域全部对外资开放，负面清单的管理是对中国政府管理职能和监管思路的巨大变革，大大提高了政府的监管效率，缩小了政府审批权限，加速了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进程，提高了市场操作能力，通过先行试点方式减缓资本流入和流出带来的风险。

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经验来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和稳定的资本市场才具备应对突发性的资本流入或流出承受的风险，对国内经济不会产生大的冲击。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进程正在逐步加快，为此首先要提高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加强人民币银行、外汇管理局、证监会的多方协调，形成信息披露共享制度，推进人民币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运用国际会计准则，积极培育会计、评估、审计、法律等证券中介机构，并使其客观公正地提供各种服务；选择高效运作的交易系统，通过市场的运作和调节，而不是饮鸩止渴型政策出台方式，为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监管网络，确保资本流出、流入的规范化运作。

三、加大金融企业服务功能的拓展空间，为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提供业务支撑

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是我国加大和拓展金融服务功能的试验田，也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的有益尝试。在试验区内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审理将由审批制改为了备案制管理，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外资管理的正面清单模式，减少了行政审批的繁杂手续，外资企业通过名称核准、负面清单比对、互联网“一表申报”、“一口受理”窗口提交材料、各部门审核（备案）、统一发证窗口领证六个步骤，能够顺畅、迅速的拿到营业执照，减少了我国长期以来正面清单管理中由多个部门审批造成的时间、寻租成本，为外商投资领域开放的便利性提供了广阔的平台。随着上海自贸区建立的逐渐完善，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服务项目的开放将进一步加快，在金融领域将会出现破坚冰之尝试，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将在区内开启和推进，由此也要求金融企业服务功能的辐射能力亟待增强和提高，服务范围也应顺应自贸区管理模式不断创新和推进，为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创造条件，充当与人民币在岸市场的桥梁和纽带。

篇9

快速增长的服务外包

服务外包是指作为生产经营者的业主将服务流程以商业形式发包给本企业以外的服务提供者的经济活动。服务外包的发包方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政府和社团组织等。外包的服务可以提供给本国市场、东道国市场或第三方市场。通常，外包是以合同为基础的过境支付的形式进行。在新一轮产业转移进程中，跨国公司则通过建立可控制的离岸中心或海外子公司向第三方提供服务，而不直接地向当地的服务提供者分包业务，这种商业流程向海外转移的形式被称为服务离岸。服务外包并非完全发生于服务行业，制造业和其他行业所需要的服务流程更倾向于对外发包。

服务外包由来已久，但过去仅限于少数传统行业。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强和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服务外包发展迅速，影响广泛。服务外包的本质，是企业以价值链管理为基础，将其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方式发包、分包或转包给本企业之外的服务提供者，以提高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跨国生产组织模式。服务外包影响着广泛的服务活动，遍布各个产业。由于外包服务往往以跨国公司的非核心商业流程为主，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低，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外包服务方面拥有低成本优势。

服务外包的快速发展始于80年代IT产业的软件服务，早期的服务产业移动并非为了降低成本，而是为了满足汹涌的服务需求。最早的外包服务提供者中，许多人认为提高服务质量的可行性和控制成本同等重要。2001年，所有的计算机离岸服务出口市场规模估计为320亿美元，其中主要的出口提供者为爱尔兰、印度、加拿大和以色列。从2001到2003年，美国公司的决策者纷纷采用商务流程外包，使之快速增长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据估计，全球各行业的外包市场已经从2001年的1500亿美元增长到2004的3000亿美元。其中，仅软件服务跨境外包市场平均每年以29.2%的速度增长，预计2005年整个市场规模将达到289亿美元。

服务外包的发展前景

尽管服务外包发展迅速，但处于初级阶段。根据不可比价格计算，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服务外包将得到快速发展。在世界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大约70%的企业尚未向低成本国家外包任何商务流程。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年针对欧洲500强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仅有39%的企业有过离岸商业服务外包的经历，这些企业已经创造离岸就业岗位2万个；另外有44%的企业计划在未来几年中外包部分业务。其他研究证实，更多的服务离岸正在进行当中：

――在苏格兰，离岸运营的呼叫中心数量在未来5年中将增长1倍；

――英国的主要企业有25%外包了部分服务，有79%的企业称计划在两年内向海外发包服务业务；

――在日本，与IT有关的贸易社团23%的企业使用外包服务；

――从印度出口服务的外国子公司2003年初曾预言，他们的雇员将在随后的12个月中成倍增加。

服务业外包的发展规模和程度尚不能确定，但其在模式和地区特点方面基本固定下来，而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首先开展服务外包的金融和IT产业，服务外包依然仅仅处于国际产业重组的起始阶段。进一步加强经营中的标准化和数字化，使之与规模经济、低劳动成本和业务“归核化”融为一体，外包服务对各产业部门的企业都展现出了更有吸引力的前景。

服务外包的广度已经显示出不可逆转的势头，可能在各个行业和许多国家迅速蔓延。无疑，企业的不同战略、全球各产业劳工收入的不同标准以及产品的国际化对于绝大多数服务活动都有关联。当服务外包还被认为主要是大企业的行为的时候，中小企业将很快就步大企业的后尘。事实上，一些小型跨国公司已经开始从业务外包中寻找机会。

另一方面，服务外包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难以预测的因素。比如，服务外包有可能在产业组织体系方面出现明显的呆滞；与国际产业结构重组相关的技术变革成本可能比较昂贵，从而影响跨国公司商务流程外包的后劲。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发现，在欧洲跨国公司中，日益增加的服务外包主要来自于已经有过服务外包经验的企业，而非新的企业。

总之，拉动服务外包的力量是强劲的，而且由贸易和专业化产生的经济效益也非常典型。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使其必须寻求新的途径改善竞争力，这将促使服务外包进一步发展。随着企业认识到在全球范围内最佳优化服务的作用，而且随着他们与对手间竞争的愈益激烈，服务外包的进程将变得越来越迅猛。

承接外包服务的发展中国家

认识服务外包的全面发展和竞争潜力并非易事。如今，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少数国家已经吸引了绝大多数对外分包的服务业务。服务活动越是复杂，这种趋势就愈益强烈，反映了拥有相应的技能水平和基础设施质量的重要性。

1.发展中国家承接服务外包的方式和领域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承接外包服务以实现过境服务出口。

影视和文化服务：包括动画和录像带产品及其分销，动画设计、广播和电视传输、音像、娱乐、文化和运动服务以及新闻机构服务。出口这些服务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要有阿根廷、巴西、中国香港、印度、墨西哥和委内瑞拉。

商务服务: 包含各种办公室支持流程，客户交易和技术支持。例如制作摘要和目录、数据录入和加工、电子出版、法律翻译、诉讼支持、邮递名录管理、远程秘书服务、技术性写作、电子营销、电子支持和网站设计等。印度是迄今为止此类服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国。

计算机及相关服务：是指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工具安装服务、数据加工、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办公设备维护和维修以及其他计算机服务。爱尔兰、印度和以色列占据了这种服务出口市场的绝大多数份额。

高等教育和培训服务：受益于新技术的发展使得低成本传递影像和声讯制品成为可能，有时直接通过互联网，促使跨境教育以电子方式蓬勃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这个市场上创建自己的位置。

金融服务：包括保险和与保险相关的服务、银行及金融信息服务等其他的金融服务。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此类服务是通过合资企业或作为发达国家大型金融服务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外国分支机构不仅向其母公司和东道国提供服务，而且还向第三国出口服务，包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提供服务。同样，印度在这个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拉美，再保险企业正在与金融服务提供者及保险公司协作，提供一系列有竞争力的新的金融产品。

医疗服务：包括医疗、牙科、护士、医务辅助服务、医院、社会及其他人类健康服务。这些服务是世界经济各产业中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相关服务的直接出口包括实验室标本的运输、诊断、鉴定和通过传统邮递方式或电子手段提供咨询。

互联网相关服务：包括提供互联网本身、通信服务、互联网内容、混合商务服务、音像服务、计算机及相关服务。

各类专业服务：包括法律服务、会计服务、审计服务、税务服务、建筑设计服务等，代表了服务外包的尖端领域。这些领域有很高的技能要求，并要求服务提供者在国外市场建立良好的信誉。通常的外包流程包括为顾客记帐、文件管理、人员配备和IT服务。建筑设计和其他服务也是专业服务出口的内容之一，印度、新加坡和其他CEE（中欧及东欧 ）国家是此类服务的出口大国。

2.对服务业外资的促进取向

在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重组中，跨国公司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他们通过建立可控制的离岸中心或子公司服务于第三方，而不直接地向当地的服务提供者分包业务。因此，投资促进机构日益把目标对准服务业。除了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市场并邀请外国投资者参与部分服务业的私有化外，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地寻求吸引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年初进行的调查发现，61个国家的投资促进机构对促进服务业外商投资的目标进行了回应。所有的回应报告称他们对外国投资的目标集中在部分行业和活动上，但是主要的注意力在于那些能够帮助产生出口收入的服务业外国投资上。这些被投资促进机构广泛关注的服务业领域包括：计算机和相关服务、旅游、旅馆和餐饮服务。被关注的最普通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零售、批发、供水和保险（见表1）。

然而，各个地区有明显的差异。发达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的投资促进机构的目标往往是计算机服务，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促进机构的目标是旅游业。几乎占非洲和拉美80%的投资促进机构的目标是与旅游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亚太地区，比其他地区的促进机构更重要的目标是与运输业和供水服务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

服务业日益增长的可贸易性，使得各行业部门的公司纷纷在国外重新分布各种服务的功能。为了评估投资促进活动在这个领域所反映的新机会的程度，在对投资促进机构的调查中，询问他们是否选定一些公司服务功能，IT和呼叫中心服务的功能在所有地区都是最具挖掘潜力的。例如，在非洲超过50%的投资促进机构已经在积极地寻求FDI在这个地区投资。在发达国家和CEE国家，研究与开发活动、呼叫中心、分享服务中心及地区总部功能也已经被至少50%以上的投资促进机构作为招商引资目标。相反，在发展中国家，仅有不足20%的投资促进机构寻求吸引研发类的外国直接投资（见表2）。

服务外包对东道国产生的影响

与服务业外包相关的外商直接投资目前是发展中国家竞争的热点，特别是被出口的服务同时还可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承接外包服务，特别是吸收出口导向型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会给东道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利益，包括提升产业结构、增加出口收入、创造就业、提高员工的工薪和技能水平。

1.提升产业结构

承接外包服务，可以增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提升产业结构，节省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随着服务外包的发展，东道国产业升级的范围已经改善。从本质上，绝大多数服务外包倾向于类似于数据录入和基本编程等低端服务。这些活动仅仅要求基本的计算机知识和在供应商和客户之间有限的互动。但是目前的情况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外包服务的附加值正在逐步提高。例如，90年代中期在印度建立第一家办公室支持功能的外国公司，现在正在外包更复杂的任务，如软件开发、设计、金融分析、建筑设计服务、税收准备和医学分析。随着发展中国家服务提供者能力的改善和发达国家企业对服务业外包潜力和经济效益的认可，技能的提升和外包的技术内涵将持续拓展。

2.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收入

承接外包服务，可以扩大服务出口，增加服务贸易的出口收入。对于服务贸易存在逆差的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减少进出口逆差，改善国际收支。

3.提高服务业人性化竞争力

承接外包服务，可以增强服务的人性化，提高服务业的竞争力。对于许多服务方式来说，人工服务的优势是具有自动化所不可替代的亲切感和灵活性；而对于复杂的服务活动，人工交易依然是十分关键和必要的，人工服务可以在满足定制服务需求的同时，提供个性化服务。

4.创造就业

承接外包服务，可以创造就业。假设落实这些服务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所需时间较短，吸引外包服务可以快速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世界银行认为，如果远距离承接(供应)服务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可以是商务成本降低30-40%，则G-7国家的1-5%的就业岗位将转向承接外包服务的发展中国家。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潜在的服务外包将给承接服务的国家创造高达1400万个就业岗位；仅在金融服务业，服务外包给东道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将有200万个。

5.提高工薪收入和技能水平

承接外包服务，可以提高就业者的工薪收入和技能水平。IT服务和IT相关服务与流水线或其他制造业相比，是典型的高收入行业。从提高人力资源竞争力的原则来看，积极的人口外流和改善基础设施以及伴随着大量商业服务的涌入，外国直接投资使东道国经济的所有部门受益。绝大多数相关的技能已经准备好向经济的其他部分转移：与计算机相关的技能、销售、语言、金融、会计和软件开发，在当地和国际市场具有很高的需求。

总之，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服务外包会迅速增长和广泛发展。对于所有的国家来说，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转轨经济体，吸纳可以创造就业和增加收入的业务的机遇是显著的，尽管目前还很难准确地说出机遇到底有多大。

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战略对策

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工贸易和制造业吸收外资规模的逐年扩大，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中国发展制造业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源优势，而继续发展制造业尤其是重化工业，能源消耗大，环保成本增加，因此，仅仅停留在“世界工厂”的位置上，不仅使中国的产业结构难以优化，更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既涵盖银行、保险，贸易等传统行业，又包括电信、商业服务、视听、医疗卫生、远程教育、信息管理、技术服务等新兴行业。与制造业相比，现代服务业属于无烟工业，没有污染，资源消耗少，而且可以安置大量就业人口。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逐渐结束，服务业市场更加开放，外资涌入并根据企业的价值链管理理念进行服务外包，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着新的机遇。根据“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原则，发展中国服务业，提升中国产业水平，无疑是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战略抉择。

1.承接外包服务业，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

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服务业成为产业进步的标志。工业发达国家已经被服务业发达国家所替代，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均在70%以上，全球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也达到50%左右，而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有32%。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必须兼顾服务业的发展战略，因为许多服务行业不仅是独立的产业，而且还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命脉。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实践证明，合理有序地对外开放是提高中国各产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面对服务外包的国际产业转移，中国要抓住机遇，通过市场开放和承接外包服务两个途径，掌握服务业的技术诀窍，改善中国的产业结构，提高服务业竞争力。

中国承接外包服务的显著优势，不仅在于庞大的国内市场，而且在于可以供给的人才众多。自2003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上应届毕业大学生最多的国家。这些受到良好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符合现代服务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

2.确定引资目标，吸纳服务业外资

目前，服务业外资占中国每年吸收外资的比例不足30%，其余集中在制造业，这一结构与国际外资流动趋势恰恰相反。鉴于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倾向于建立可控制的离岸中心，向东道国或第三国市场提供服务，我们在承接服务业产业转移过程中，无疑要把吸收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重要的战略措施予以推动。

中国已经具备吸收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所需要的优惠的投资环境，包括欢迎外国私人投资的机制、稳定而透明的政策、有竞争力的税率和低廉的交易成本。但是，由于影响服务业外国投资的区位性决定因素与制造业相比，往往与更狭窄的因素有关，尤其是出口导向性外商直接投资，要求更高质量的相关生产要素，特别是技能和基础设施必须符合跨国公司的需要，而且比其他竞争区域的硬件条件更优厚。因此，中国在寻求吸引研发、工程设计、医疗试验和地区总部功能等高附加值的外国投资过程中，必须谨慎地满足投资者的战略和在选择区位过程中的具体需要，而不能盲目确定招商引资的目标。

近年来，中国“珠三角”地区由于制造业成本上涨等原因，已经从制造业吸收外资的产业带中游离出来，使得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出现困惑。这可能恰恰是产业结构以及招商引资工作向服务业转移的时机。即便不具备发展跨国公司“总部经济”的条件，借助CEPA以及10+1的机遇，发展“辐射型服务经济”，为跨国公司或境外政府机构等提供配套的商务流程服务，也不失为一个切合实际的努力方向。

3.了解外资需求，改善促进方式

有效的投资促进是吸引高质量外国投资的基础。其他国家促进机构的经验显示，促进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原则与促进制造业外资相似。然而，对于投资促进来说，一些服务相对而言是新的。因而投资促进机构需要学习这些服务的特征、公司战略、知识产权含义、价值链组织和市场领导者，以便更有效地促进外商投资。需要指出，在服务业确定需促进的公司目标相对容易，但从各个行业确定可以被企业外包的服务功能目标，则是一个挑战。

与制造业外资促进不同，促进服务业外资的措施需要进一步探索。联合国贸发会议对投资促进机构的研究发现，各国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促进外商在选定的服务业目标进行投资。一般性的促进手段包括代表团出访、召开研讨会、建立网站以及实行税收激励，在一系列的服务领域被广泛运用。对于出口导向性外国直接投资，如旅游、呼叫中心、计算机相关服务、医疗和社会服务、地区总部和研发服务等，则应用了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和自由经济区等各种各样的自由区激励方式。一些促进机构还表示可以提供直接补贴以促进出口导向业外商投资。中国应该在总结制造业外资促进方式的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外资促进措施。

在促进服务业外资中，我们要区分各个跨国公司的目标市场，而后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对于那些把中国国内市场作为目标或购买国有企业的跨国公司，不需要促进就会进入中国市场，但他们可能缺少相关信息。而那些将目标定位在出口市场的跨国公司则有很多的地域选择，需要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促进。

总之，有效的外资促进要求中国相关机构具备对中国的国力、全球投资的发展趋势和潜在的投资者的经营战略进行评估的能力，而后满足这三个条件；应该能够将目标集中在投资活动、国家和投资者身上，而且努力地使促进工作适应这些要求，而不是搞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成功的投资促进不是仅仅推销现有的国家优势，而是创造新的优势。

4.延长产业链条，让制造业外资落地生根

服务业可以被分为“为生活的服务”和“为生产的服务”。因此，承接外包服务，既可以从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归核化”战略中获得商机，也可以延长制造业产业链条，向制造业跨国公司提供相关的商务服务。目前，中国是除美国以外最大的吸收外资东道国，现存外资企业数十万家，满足这些企业的商务需求，延长产业链条，让现有的外资企业落地生根，是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也是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高起点承接服务外包的切入点。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发现，许多外国投资者感到投资促进机构的目标是吸引新的投资者，但是对于现有的投资者提供后续服务方面做得不够。投资促进中一个通常很不发达甚至容易被忽略的重要领域是“调养或呵护”服务，这种促进活动对于承接服务外包可能特别重要。大约有40%的欧洲最大的跨国公司表示，超越纯粹水准基点的因素影响他们服务外包的决策。这些因素包括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的内部游说。可见，我们的投资促进工作要对现存的外商投资企业予以应有的“呵护”，一则可以稳定这些投资者；二则可以因此而创造就业机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可以获得这些跨国公司总部的外包

服务，进一步延长跨国公司在华的业务链。

5.发展出口导向型服务业，扩大服务业出口

2004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量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然而，服务贸易逆差不断增大，与货物贸易相关的服务业落后，是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障碍。通过承接外包服务、引进服务业外商投资、增加服务业对外投资，发展出口导向型服务业，是减少服务贸易逆差、转变货物贸易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

过去，许多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只针对中国国内市场。目前这轮国际产业转移，是全球出口导向型服务业发展的机遇，对中国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服务业出口产业也是一个历史性机遇。如果中国能够成为跨国公司服务出口基地，不仅可以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收入、创造就业、提升人力资源和技能，更能提高服务业的国际综合竞争水平。对于中国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战略目标来说，发展出口导向型服务业，无论是吸收外国服务业直接投资、承接离岸外包都可以为在中国长期发展的跨国公司提供更便捷、更高质量的企业服务，创造更优越的投资环境，留住并且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落户中国制造业。目前，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服务业不发达，在华跨国公司的许多外包业务都转给印度等其他国家，我们坐失天时地利。如果中国大力发展这一新兴产业，不但可以促进服务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同样可以拓展产业链，使制造业与服务业形成良性互动。

鉴于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市场导向型和出口导向型服务业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对前者，面对中国巨大市场的诱惑，跨国公司的投资是主动积极的；对后者，跨国公司则仅仅表现出兴趣，在服务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时，中国政府应采取激励措施和适当的出口业绩要求，鼓励他们将部分外包业务留给中国服务企业，这并不违反WTO规定。跨国公司一旦青睐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服务业，其本身的巨大客户群就给我们开辟了理想的市场。此外，中国政府应当及时出台有效举措，大力扶持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出口导向型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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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产国际分割；公司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战略调整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9)05－0639―06

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是中国政府在新的国际经济发展条件和中国内部生产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条件下所做出的一项重大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互利共赢的本质就是让国内外的经济主体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享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所取得的巨大经济利益，但国内外经济主体分享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利益的方式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生产国际分割的出现与流行，就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经济影响因素，它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开放战略的调整提出了新要求。

20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不仅体现在世界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高速增长，也体现在金融资产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和自由地流动，更体现在生产过程在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重构(第13页)，更为重要的是垂直一化生产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开始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进行生产环节的细分、重组或再构，进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国际生产方式，即生产国际分割。生产国际分割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和生产国际外包的决策及其地理区位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要求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开放战略对这一新的国际生产方式做出反应，适时修正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和区位导向政策，从而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提高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与效益。

一、生产国际分割的发展及其形成原因

分割原指一国中企业一体化生产过程被分离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分”或“生产单位”。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一国企业生产过程的分割行为已经超越了本国的地理界限，生产过程在世界范围内的重组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第31页)。因此，作者认为：生产国际分割是指跨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条件下，按照生产要素成本最小化或垂直一化生产环节地区专业化的原则，将产品生产过程在不同地区或国家进行细分、重组和再配的一种新的国际生产分工形式，也是经济全球化在国际生产领域中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生产国际分割最初起源于工业产品零部件的专业化生产。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当时为了与西欧和日本经济竞争而对本国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美国从地理区位、历史联系以及要素成本等各方面考虑，从而将加拿大和拉丁美洲作为本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或部分资本密集型工业零部件专业化生产的供应地，开始将部分工业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这些地区生产，如当时的哥伦比亚就成为美国纺织和服装生产加工的重要来源地(第171页)。20世纪70年代，零部件地区专业化生产在欧洲也开始流行起来，当时西德的汽车工业在波兰建立汽车的零部件生产基地，开始将汽车零部件的专业化生产转移到东欧国家；日本同时也将制造业的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东南亚一些国家，东南亚地区的零部件生产加工能力开始成长。20世纪80年代由于拉丁美洲地区宏观经济不稳定、政治冲突、劳工组织的反对以及货币金融债务危机等原因，美国一些制造业零部件的专业化生产开始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同时，日本也将更多生产制造业零部件加工生产大规模地转移到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由零部件的专业化生产开始向零部件再加工和组装方向转变，最终使得东南亚成为全球生产加工和组装效率最高的地区，是全球生产加工和组装的重要基地。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信息革命的快速发展，使得跨国生产协调服务成本大规模下降，跨国公司的多国生产环节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细分和重组，内部生产流程再造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应对经济全球化最为重要的举措。跨国生产过程的细分和重组首先发生在投资于东南亚地区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内部，因而东南亚地区也由零部件加工或组装开始向产品生产过程的国际重构和产品生产环节的地区专业化方向转变，生产国际分割开始在东南亚地区出现(第108页)。随着东南亚地区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国际分割从地区现象向全球现象发展，生产国际分割也从地区走向世界。目前，生产国际分割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生产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生产国际分割的形成与快速发展，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形成的：

第一，国际生产地区专业化细分促进了生产国际分割的发展。根据李嘉图劳动国际分工理论，生产国际分工不仅能节约生产时间，增加劳动熟练程度，而且有利于生产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能给企业带来规模报酬递增的巨大收益。虽然李嘉图国际分工理论重点为一国参与国际商品生产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但在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技术比较优势已经从单一商品的生产转移到一种产品零部件的生产上来，生产地区专业化由单一产品的生产进而发展到产品生产环节中零部件的生产，即地区生产专业化由以前的商品生产转移到现在的商品零部件的生产上来。实际上，生产国际分割就是生产地区专业在生产过程或生产环节细分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其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发挥世界各地区或不同国家在生产环节中的技术比较优势，生产国际分割体现了生产流程在世界不同“生产单位”和分支机构之间的重构和再造。

第二，生产要素成本竞争和生产要素当地化导致了生产国际分割的重组和再配。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各国之间信息不对称日益减少，经济发展的信息成本不断降低，经济发展信息透明度的增加，导致生产企业对生产要素成本在最终产品成本中的重视不断增强。因此，生产要素成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组合就成为各国产品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商品国际竞争也由商品价格竞争转移到生产要素成本的竞争。然而，各国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往往都不如商品的流动性强，因此，相对于商品较高的流动性而言，各国生产要素都是特定的生产要素，所以生产要素也就具有当地化的特征。在生产要素成本竞争成为主导而生产要素又具有当地化特征的约束下，按生产要素成本最小化原则进行生产过程或生产环节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进行重组和再配，就成为企业跨国生产的理性选择，这也使得生产要素的地理区位在生产国际分割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生产国际分割体现了企业跨国生产流程在国际不同“生产单位”或分支机构之间进行生产要素成本最小化的组合，也是国际竞争从商品价格竞争转移到生产要素成本竞争的结果。

第三，生产技术标准国际化强化了生产国际分割的速度和深度。近20年来，生产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和传播。生产技术进步不仅体现在新产品创新和开发上，更体现在它对已有产品功能改进或质量的

提高上，从而使原有产品集成功能更加丰富和强大；而且产品集成创新也导致了产品能按多样化的功能在全球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进行生产环节的组合或再配。但产品按功能进行分割和地区专业化生产，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生产技术标准的国际化传播；在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下，生产技术标准国际化取得了快速发展。生产技术标准国际化不仅能使产品或产品零部件可在全球范围内按同一标准进行生产，而且能使产品零部件在不同产品之间相互兼容，更为重要的是生产者能在产品功能一定的条件下去实现产品生产要素成本的最小化。因此，在技术标准和产品功能约束下，生产技术标准国际化不仅能在全球各地生产要素有差异的条件下使在全球范围内生产的产品或产品零部件的质量得到统一，产品功能得到丰富，而且也大大强化了生产国际分割的广度和深度。

第四，跨国服务连接成本下降导致生产国际分割规模收益的增加。相对于在一个地区或企业内部进行产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而言，生产国际分割也会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加，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生产国际分割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生产单位”和分支机构之间的跨国服务连接成本的增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生产国际分割的形成(第73页)。然而，在经济自由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特别是在电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动下，跨国服务连接成本却在大幅度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在生产国际分割过程中不同“生产单位”和分支机构之间的服务连接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它类似于企业内部的基础设施，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跨国服务连接一旦形成，它就是企业内部不变的固定投资，生产国际分割所导致的生产过程或生产环节在世界范围内的重组或再配就会从跨国服务连接成本下降中增加规模收益。充分发挥跨国服务连接这种“公共产品”规模收益递增的特性，也会加速和刺激生产国际分割的发展。

第五，各国政府采取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保障了生产国际分割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GATT／WTO的推动下世界贸易体系更加自由和开放，特别是世界各国贸易关税不断降低，商品和服务跨国流动以及金融资产跨国转移更加自由，采取“有管理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政策成为世界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尚，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时代趋势。而全球经济政策的自由化加强了世界各国在实物产品的研发、生产、贸易与售后服务过程中的参与和竞争，进而使各国在产品国际生产过程或生产环节之间的国际竞争成为各国参与国际生产体系竞争的重点。因此，在经济自由化条件下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参与产品国际生产过程或生产环节的竞争，导致了生产国际分割的快速发展，并使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的生产联系更是相互交织，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不可分割的跨国生产体系。从这个角度上讲，是各国经济自由化政策保障了生产国际分割的形成和快速发展。

二、生产国际分割对跨国生产区位选择的影响

在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生产国际分割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国际生产新方式，而跨国生产地理区位的选择又成为生产国际分割的重中之重。因此，生产国际分割的发展对跨国生产区位选择提出了新要求。

第一，当地生产技术研发能力影响生产国际分割的区位选择。一国当地生产技术的差异往往取决于当地的技术研究与开发，而技术研究与开发则更多地是来源于本国公共基础科学研究和私人商业科学研究。公共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代表就是高校或一些专门性的政府研究机构，这一类研究机构由于历史积累、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因素而位于特定的地区，其分布地理区位具有长期稳定性，即这类科研机构具有当地化的特征而不易发生地理迁移。而私人商业科学研究机构的地理区位选择更多地是考虑企业的商业目的和区位要素成本，即这类研究机构区位选择更多的是要符合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商业科学研究项目的经费通常是巨大的，私人商业科学研究投资者更多的是采取联合投资或者是合作研究，私人商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就成为企业的理性选择。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纷纷与投资东道国内的科研机构联合起来进行商业产品研发，出现了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和当地化的趋势。从这个角度上讲，私人商业科学研究机构的区位具有流动性、全球性和当地性的复合特征。因此，从技术研究机构的地理区位考虑，生产国际分割区位通常选择在高校和专业科学研究机构的周围。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英国的苏格兰，法国的昂蒂布，日本的东京，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印度的班加罗尔，北京的中关村和台湾的新竹，这些地区都云集着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及其研究机构，从而使这些地区成为生产国际分割选择的重要地区。

第二，当地企业生产技术吸收能力制约生产国际分割的区位选择。一国当地生产技术差异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当地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在生产技术国际转移和扩散过程中，无论是新技术的发明、新产品的创新，还是技术在商业化过程中的标准化以及技术的国际扩散，都离不开当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当地企业技术吸收能力主要是指当地企业获取、吸收、转化、开发应用(即产品市场化)外来技术的能力以及对产品集成创新的能力。一般说来，当地企业技术吸收能力越强，国际转移或扩散的技术生产商业化速度就越快，当地企业产品集成创新能力就越高，这些企业就越有能力参与生产国际分割，并能与跨国公司建立新的生产合作关系或生产网络，或是加入跨国公司全球性战略联盟(第305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就是通过战略联盟协议在产品的研究与开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企业组织结构、企业制度以及企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建立起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关系，这种“战略联盟主义”实际上就是让生产国际分割在制度上有所保障，从而在全球范围建立起一种长期稳定的生产分割体系和全球生产销售网络。因此，跨国公司在生产国际分割区位选择时，除了考虑企业长期的发展战略和全球地理布局的因素之外，更看重当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

第三，当地生产要素资产的专属性影响生产国际分割的区位选择。尽管生产要素的国际差异也是形成生产国际分割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当地生产要素资产的专属性才是形成当地要素市场区位优势的重要原因，也是锁定和吸引跨国公司生产过程国际分割于当地的重要吸引因素。这是因为：在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下，不同地区生产要素价格会出现均等化的趋势，一个地区生产要素价格优势就很容易被另一地区生产要素价格优势所替代，进而会导致当地生产要素市场区位优势的消失和生产能力的下降。然而，如果当地生产要素资产具有专属性，则这种专属性的当地生产要素资产就不容易被其他国家和地区生产要素资产所替代，这种由当地生产要素资产专属性所形成的区位优势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且这种具有专属性的当地生产要素资产还具有循环积累因果效应，它会进一步促进当地吸引更多的国际生产环节或生产能力聚集在本地，进而将分割的国际“生产单位”或分支机构“锁定”(Lock in)在当地。因此，当地生产要素资产的专属性对生产国际分割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

第四，当地已有的生产加工配套能力也影响生产国际分割的区位选择。生产国际分割的重要前提就是发挥地区生产专业化的能力，而当地生产专业化就要求当地生产和加工具有规模，即当地要有一定的规模生产加工能力或生产加工配套能力。当地化的规模生产能力或加工配套能力不仅要求生产技术标准的国际统一，更重要的是当地要具有相当规模的熟练生产技术工人和专业化国际生产设施。也就是说，当地已有的生产加工配套能力可以承接生产国际分割过程中转移过来的国际生产任务，这就要求当地必须具有配套齐全的生产加工体系和强大的国际生产加工能力(第365页)。因此，只有当地已有的生产加工配套能力很强时，当地企业才能成功地参与跨国公司生产的国际分割过程，从而使当地企业更快地融入全球化的国际生产体系。

第五，当地对外经济服务能力及其成长潜力影响生产国际分割的区位选择。跨国公司在生产国际分割区位选择时，也重视当地对外经济服务能力及其未来成长空间对生产国际分割服务连接成本所带来的影响，因为生产国际分割要充分发挥服务连接规模收益递增的作用，在生产国际分割区位选择时就必须重视当地对外经济服务能力及其成长潜力，特别是重视当地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和电信服务市场的完善程度，当地国际通商通航的能力以及与国际经济交往的便捷性，如当地的国际港口、国际机场、国际金融市场、当地陆路交通等提供的对外经济服务能力，从而尽可能地降低生产国际分割时跨国服务连接的成本，最大可能地增强跨国服务连接的便利性和即时性(第281页)。所以，当地对外经济服务能力及发展潜力影响当地生产企业参与国际生产分割的过程。

三、生产国际分割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开放战略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除了来自外部生产国际分割带来的冲击之外，目前国内也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一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特别是“新税法”的实施，我国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日益受到限制；而且随着优惠政策在我国各地的普遍实施(优惠政策地区均衡化)，优惠政策的区位优势日益消失；二是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成本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地下降。因此，面对外部生产国际分割快速发展和国内生产环境的变化，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开放战略必须在互利共赢的前提下做出适时的调整。

除了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的双向对外开放，拓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和范围之外，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重点还必须由以往的“政策优惠”调整到“参与生产国际分割”的过程上来，从而重视本国不同地区区位优势的培育和建设，这就要求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还应重视培育我国各地当地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分工能力，进而促进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在互利共赢的条件下与国外经济主体分享我国对外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第一，重视国际技术引进与我国当地科研能力的培养。国际技术引进是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之一，它对我国适用型生产技术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要大力引进先进技术。但跨国公司技术的国际输出不仅重视当地的科技研究能力，也重视当地科技研究机构参与国际研发的能力。因此，我国各地政府要不断增加当地科学技术研究的投资，一方面要不断增强我国不同地区科学技术研究的投资力度，重视科学技术研究在不同地区的专业分工；另一方面也要积极促进我国不同地区私人商业科学研究投资的发展，增强我国不同地区企业的科研创新能力。同时，政府要修订合理的科技保护和科技商业转化的管理制度，促进科学技术的商业化，强化不同地区在科技研发及其商业化过程中的分工及特色，避免科技资源在不同地区的同配，从而增加当地科学技术吸引国际生产分割环节在当地聚集的科技区位优势，为当地企业参与生产国际分割提供技术支持。

第二，重视当地人力资源国际参与能力培养。随着国际生产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更新和地区重组的发展，生产国际分割不仅要求当地熟练技术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且要求当地熟练技术劳动力的技术不断更新。这就要求各地政府要重视当地人力资源的开发，一方面要不断地完善当地人力资源市场体系，重视当地劳动就业再培训；另一方面也要促进劳动力跨地区和跨行业流动，让劳动力在生产地区重构或产业升级转移过程中提高“干中学”的能力，采取各种方法来提高劳动力自主吸收生产技术知识的能力，提高劳动力技术熟练程度以及劳动技术的更新，从而为当地企业参与生产国际分割提供丰富的技术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