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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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企业理论的出发点就是，要确保跨国企业的投资有利可图，进入东道国的跨国企业必须具备当地竞争者所没有的优势。也就是说，拥有特定的优势是跨国企业在当地投资的前提条件，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是利用其既有的特定优势的过程。实际上，跨国企业实施FDI也可以是构建新的竞争优势的过程，目前仅拥有部分竞争优势的后发企业可以对外直接投资，吸取和积累知识型资产，在未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传统理论将具备垄断优势视作先决条件的静态化处理方法，正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困局的根本原因所在。

藉此为突破口，吴先明教授的新作《创造性资产与中国企业国际化》(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从创造性资产的分析视角对既有理论进行了积极拓展，从理论上解释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为蓬勃兴起的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指明了方向，并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打破对外投资困局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本书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从传统理论的核心问题和基本前提入手构建新的理论框架，立意高远。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跨国企业为什么愿意并能够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到东道国从事经营活动?以国际生产折衷范式为代表的传统理论认为这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企业之所以能够到国外经营，是因为企业拥有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垄断优势；企业之所以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是因为企业使自身优势内部化比出售或出租给外国企业更有利；而企业之所以愿意到东道国经营，是因为企业在东道国结合当地要素投入来利用其优势时比利用其本国要素投入更有利。将企业拥有垄断优势视作其对外投资的既有前提是传统理论的根本缺陷，这一缺陷不仅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投资两难的理论困境，也使得传统的理论范式不断受到现实中跨国企业发展的新情况和新变化的严重冲击。比如本书中所提到的三个影响深远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企业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迅猛；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全球研发活动蓬勃兴起；以及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并购取代新建投资成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方式，等等。

基于此，本书利用邓宁1993年所提出的创造性资产的概念，强调跨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竞争优势的动态化过程。该书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企业国际生产的动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实施FDI较少地强调利用既有的所有权特定优势，而更加关注通过并购新的资产，或与外国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扩展自身优势。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型竞争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不再是以垄断优势为先决条件，拥有局部竞争优势的后发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得创造性资产，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例如，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逐步形成低成本制造等局部竞争优势，以此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重构自身资源和能力基础，通过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去寻求和获得重要的创造性资产――如创新技术、商业信息、全球化的管理技能等。

本书所建立的理论框架是其一大贡献。可以说。该书的理论框架既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又是对传统理论的突破和创新。一方面，本书基本理论框架和国际生产折衷范式并无太大差异，因此它仍然可以解释传统意义上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另一方面，它又对折衷范式中某些基本前提进行了修正，赋予其动态化变动的涵义，使其更符合跨国公司发展的新发展和新情况，从而增加了理论的解释力度。

与同类书籍相比，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其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紧密结合。由于数据难以获取，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研究大多偏重于理论分析，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定性分析。但由于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经验分析如果缺乏深度就难以得到有说服力的结论。基于此，本书不仅以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为基础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而且每个理论分析结论都注重以充分的经验分析作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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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由于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破坏等使得传统的依靠要素投入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特别是中国居民收入大大的提高，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制约。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其核心依赖于技术创新，另外中国要想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外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了技术创新的提升是必然路径。对于如何实现技术创新，很多研究认为中短期需要不断增加科研投入，增加科研人员投入当量，长期需要提高教育水平，实现劳动者素质的整体提升。上述技术创新的提升路径为中国实现新常态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除此以外，还有其他路径。技术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来源于自主创新和外源技术，实现科研投入的人力资源和资金规模的增长目的是为了自主创新，而外部技术的吸收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实现的技术创新大部分是外源的技术创新，通过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提高了技术水平，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吸引外资可以提升技术水平，对外直接投资能不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呢?Coe和Helpman(1995)、［1］Lichten-berg和Potterie(2001)、［2］Chang等(2012)［3］都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国内近年也开始对此进行研究，分别从整体、地区和分行业等方面展开。吴建军和仇怡(2013)［4］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技术创新活动带来了正的影响，且大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研发投入与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影响程度。从区位方面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的也比较多，陈菲琼等(2013)［5］选取2003～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L－P模型中加入技术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的交叉项，通过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有提升作用。苏文喆和李平(2014)［6］运用门槛检验方法，认为吸收能力跨过一定门槛后，OFDI对中国部分地区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会显著提高。能够有效吸收OFDI母国技术创新效应的主要是部分东部沿海地区，而绝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省份仍未跨过吸收能力的高门槛。余官胜(2013)［7］从地区吸收能力的视角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阚大学(2014)［8］基于2003～2009年中国省级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发现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制度改进有效地促进了O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外溢，市场化程度越高，技术创新外溢效应越强，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反而存在负向效应。部分研究也从行业视角进行验证，吴晓波和曾瑞设(2013)［9］在系统梳理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创新、母国自主研发及母国技术引进影响的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中国部分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自主研发有显著正向作用。与以往文献不同，尽管本文也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但是笔者主要针对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对于目前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有重要作用，而且2009年以后中国高科技产业加快了跨国并购的步伐，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技术;其二，笔者的研究针对高科技产业的细分行业，而且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细分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效应具有显著的差异;其三，笔者利用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这个模型可以有效的解决一个事件发生的次数或事件计数来估计(Maddala1983;CameronandTrivedi，1998)。本研究中的事件次数是专利申请数量。事件次数被定义为一个非负整值随机变量。笔者假设专利数(patentsi)服从负二项分布，即专利数量被建模为一个引入异质性的未观测误差参数的方差以及解释变量的向量(x)强度参数的泊松过程。

二、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技术创新的机制

Grossman和Helpman(1991)［10］认为，技术创新与从国外获得的知识正相关，新增长理论模型也强调技术创新的“干中学”过程。假设1: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技术创新绩效有正相关关系。传统跨国公司理论认为，发达国家拥有技术优势，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的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达到技术升级的目的，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理论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在自身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实现向比其落后的国家进行投资。但是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的绿地投资或者并购，实现产业创业技术升级，特别是跨国并购，通过并购成熟的发达国家企业，从而拥有了其申请的专利和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比较新的产品和技术，最终实现技术创新。联想电脑对IBM的并购实现了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获得了较多的世界市场。假设2: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母国行业的自主创新由于既定资源的限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相对就会减少母国的资金支出规模，这个支出包含了大量的科研人员支出和研发支出，相对就会减少母国的自主创新程度。这是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但是大部分研究认为，跨国对外投资的增加会增加企业自主创新的程度，这主要是由于技术的规模经济效应。中国的很多高科技产业缺乏在关键技术的创新，陷入了技术创新的瓶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者招聘别国的优秀科研人员进行研发，或者直接并购拥有关键技术的国外企业，母国企业在拥有关键技术的情况下通过对技术的整合，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创新，也同样达到自主创新的目的，这就是和购买国外技术同样的原理，购买—吸收—创新的路径也同样适用于对外直接投资。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的实证检验

1．模型和数据来源按照本文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实证研究中可以将影响国内技术创新的变量分为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两类构建本文的计量回归模型:lnNPV=β0+β1lnLit+β2lnODIit+β3lnRDit+β4lnRDit×lnODIit+β5lnRDit×MG+μt+εit其中，NPV代表新产品产值，新产品产值越高，表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越强，同时笔者用行业在国内外申请的专利数量来代表技术创新;L代表行业劳动力人数，笔者用企业用于研发的劳动工时当量代替，表明企业投入研发的人力资本越多;RD代表企业用于研发的投入越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越强;ODI代表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在研究中，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显著的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但是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少母国的技术研发投入，还需要考查RD变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对RD和ODI进行交叉分析，MG是跨国并购占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笔者还对RD与MG进行交叉分析，以确定直接投资的哪种模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大。下标i和t分别代表行业和时间，μ和ε分别为时间变量和回归残差。由于统计范围的限制，各国对高科技产业包含哪些产业存在差异。美国国家统计局于1989年7月确定了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子、信息通讯、电子、柔性制造、先进材料、航空航天、武器、核技术等10个为高科技产品，美国官方又以10位海关编码(HS－10)为基础、对“高科技产品”(AdvanceTechnologyProducts———简称ATP)做了详细的界定。根据科技部对高科技产业的定义，我国高科技产业主要包含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这五大行业，又细分为22个小行业，本文以五大细分行业为研究对象。高科技产业的新产品产值、科研投入的人力和资本状况等来源于《中国高科技产业统计年鉴》，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我们的研究期间为2002～2013年。高科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报告》。技术专利申请数量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际知识产权组织。2．实证研究结果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中，由于资源禀赋的限制，我国主要投资于资源开采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自然资源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投资的主要地域也主要集中于中东、非洲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特别是2009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投资增速非常迅速，所占比例也非常高，在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中，制造业的投资所占比例超过40%，其中又以高科技产业为主。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近年也快速发展，根据孟祺(2014)［12］的研究，中国制造业出口附加值所占比例从2009年开始，一改以前下降的局面，出现了缓慢的上升，这说明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在不断提升。笔者主要研究高科技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根据前面的逻辑框架，主要集中于两个因变量，一个是高科技产品新产品价值，一个是专利申请数量。模型1和模型2主要针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一般回归分析，对于RD和ODI的交叉变量和RD与MG(并购所占比例)的交叉变量，这两个变量都是衡量对外直接投资能否直接促进技术创新的条件。在模型3和模型4中进行了断点分析，研究2009～2013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劳动投入当量、研发资金和对外直接投资这些变量都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其影响有显著差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研发投入，其次分别是研发人员当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较小，在模型1和模型2中，即使添加了两个交叉变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仅仅在10%的水平下显著，模型2的系数稍微高于模型1，这两个模型对应的是2002～2013年的数据。在模型3和模型4中进行了断点分析，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性水平为5%。究其原因，一方面专利申请数量是一个即时的直接变量，而高科技产品新产品价值是一个较长的变量，根据一般推论，短期对外直接投资并不直接增加新产品价值;另一方面，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相对较小，还难以对技术创新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本文又对高科技产业的细分行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电子通讯行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的各项因素都比较显著，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查过平均水平，而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制造业以及医疗仪器设备行业在研发人员当量、研发资金的影响上比较显著，对外直接的影响并不显著，从交叉变量来看，RD×ODI以及RD×MG的影响在各个细分行业上都显著，但只是在电子通讯行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行业以及医疗仪器设备行业上影响比较大，而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在医药制造业和航空航天制造业这两个行业的显著性水平为10%。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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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经济差距　贡献率

一、引言

我国有许多学者如魏后凯、武剑等对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宏观的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使用宏观数据对FDI与GDP、FDI与进出口总额(T)做回归分析或相关性分析，结果都表明FDI促进了我国GDP值和进出口总额的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认为近20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商直接投资。但FDI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是不是因其在地区分布上不平衡而进一步扩大了区域间的经济差距?本文从定性和定最两个角度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西部经济增长贡献率，再比较两者的贡献率是否一致，从而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使区域经济差距趋于收敛还是发散。

二、FDI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

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A・斯特劳特1969年创立的储蓄和外汇双缺口模型最能经典地解释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该模型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受三种因素约束：一是储蓄约束，即国内需求水平低，不足以支持周内投资需求的扩张，影响经济发展；二是外汇约束，有限的外汇收入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阻碍经济发展；三是吸收能力约束，即由于缺乏必需的技术和管理，无法有效地使用外资和各种资源，从而影响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

如果发展中国家能成功利用外资便可以逐渐弥补和克服储蓄、外汇和技术缺口的约束，增加l国民总储蓄和总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即外资通过把区域的储蓄倾向转变为真实的投资来实现其发展的功能；外资通过改善投资地的原有资产存量，促进经济增长，并进一步通过新建企业形成高质量资产，通过收购和兼并提高原有资产存量；外资带来国外先进实用的技术、设备和科学的管理方式促进一同或地区的发展；外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提高管理效率、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三、FDI在我国东、西部的二元分布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助推器已是不争的事实。FDI已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上要方式，占全部利用外资比重70％以上，中国直接利用投资额从1990年的排名第17位一跃为2002年的全球第4位．共吸引4480亿美元投资。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吸引外资国。

但FDI在我国的分布很不平衡。截至2002年底，中中实际利用FDI总额为4479.70亿美元，其中地方占4376.09亿美元，而东部为3826.54亿美元，占地方实际使用FDI总额的87.44％西部仅为155.7亿美元，占实际使用FDI总额的3.56％。这与西部12省市，2亿多人口，占一半还多的国土面积完全不相符合。FDI在东西部分布已是严重的二元性。

从总值上看，中国实际利用FDI一直呈稳步增长态势，呈现“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东部省区明显高于西部省区。从增幅上看也是如此，以2002年统计为例．东部沿海地区吸引FDI为458.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62％，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6.63‰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比重小，呈下降趋势，仅吸引外资20.05亿美元，占总额的3.82％。在整体增幅下降同时，部分西部省区如吉林(-27.51％)、河南(-11.3％)、山西(-8.11％)、重庆(-23.44％)、甘肃(-17.57％)、四川(-4.47％)等省区出现不同程度的负增长。这种趋势将使FDI在东西部地区分布进一步拉大差距，强化了FDI区域分布的二元性特征。

四、FDI对东、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利用FDI一直呈稳步增长态势，呈现“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同时这一时期的东、西部的GDP结构也呈现出几乎完全相同的增长趋势，东、西部的GDP的绝对差距明显拉大。

根据国民收入水平决定理论，投资在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FDI作为总投资的一部分，明显对投资区域的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作用，也是使东、西部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为了精确分析FDI与东部，西部经济增长的相关性(FDI能否促进东西部经济增长，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增长)，以时间序列为1992年到2002年，选取直接使用的外资额(FDI)为自变量，以国民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拟合，构建回归模型：

(二)东、西部FDI的系数分别为0.72和0.46，说明FDI的边际产出弹性在东部比西部高，也说明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东部大，西部小，对东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这与我们的观察是一致的，由于东部各方面的条件好，FDI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当然要比西部大。FDI在东部的促进作用大于西部，由此加大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

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FDI对东、西部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东部大，西部小，又存在FDI在东西部地域分布不平衡，西部吸引的FDI远低于东部的现状。由于FDI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累积效应，FDI在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扩大中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在这种作用下，东西部经济差距必然进一步拉大。坚持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最终实现共同进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客观要求。因此，我们应合理利用FDI，充分发挥其在我国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促进作用，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

五、分析FDI二元分布的原因，改变FDI不平衡分布

FDI二元分布不是偶然形成的，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只有找到了FDI二元分布的原因，才能采取措施改变FDI不平衡分布的现状，我认为FDI选择东部的重要原因有两个：

(一)东部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

区位选择是跨国公司FDI首要基本问题。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区位优势是区位选择的准则。就跨国公司而言，区位优势是指跨国公司在投资区位上具有的选择优势；就东道国内部具体区位而言，是吸引外资的特定区位优势，这个区位具有的优势，不一定那个区位也具有。在华跨国公司一般以市场占有、利润最大化为战略取向。在转型经济国

家，市场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又具有巨大的市场增长潜力。信息成本、积聚经济构成了吸引FDI的区位优势。跨国公司倾向于信息成本低、具有积聚经济效应的地区。

在我国，信息成本低的地区主要是：地区经济中心，沿海地区，已经建立大量三资企业的区位，外商可以享受优惠政策的区位。上述四种低信息成本地区，几乎都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可以说：东部省区的信息成本优势构成了吸引外资的特定区位优势。

东南沿海的“珠三角”、“长三角”、“环勃海”区域，有强大的“产业空间积聚形成的产业特定的溢出效应和自然优势”，FDI选择这样具有积聚经济效应的地区在情理之中。

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区具有区位优势，有利于跨国公司投资，实现其战略目标，所以，FDI主要流向东部地区。例如，广东、江苏、山东三省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突出的区位比较优势，因而，FDI集中分布于三省(约占50％)。

(二)国家的政策因素

从改革开放到西部大开发前，国家根据“梯度发展理论”，制定了东部优先发展战略，给予了东部地区10几年的优惠政策，FDI在东部享受着“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西部的企业承担着相对而言较沉重的税收压力。这个时期FDI当然不会选择西部。西部大开发后，国家给了西部与东部沿海一样的税收政策，但西部在其他方面均无优势可言(如区位优势，规模效应，科研能力等等)，与东部一样的税收政策对FDI并没有多少吸引力。这种税收优惠政策权利分配上的平等隐含着因相对差距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六、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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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新兴市场包括中国的资本流入再次大幅增加，源于美元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过度钞票印发已是全球共识。在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投机资本无孔不入的无序的大环境下，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的增加是被动的，以外汇储备增加推动本币升值，是让新兴市场国家为储备货币的毫无货币纪律的行为埋单。

事实上，均衡汇率也不是由对外贸易和资本的单边平衡决定的。理论上来说，均衡汇率是既要平衡外部也要平衡内部的均衡货币价格。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低估高估不能仅看顺差和外汇储备等外部不平衡的因素，还要考虑内部财政债务和通胀水平的不平衡因素。国内显性财政债务占GDP的40%在国际安全线以下，但隐性债务风险增长不容忽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社会保障体系缺口，银行隐性坏账，都可能成为未来的财政负担。财政债务风险的增加是可能导致人民币贬值的。另外，国内通胀形势也不容乐观，许多长期经济增长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进入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阶段，低通胀高增长的阶段已过去，一定水平的通胀可能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常态。因此，考虑购买力评价(PPP)实际是考虑价格水平因素决定的均衡汇率，在人民币已升值25%和未来可能需承受5%左右的通胀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应已趋于均衡状态了。

另外，人民币兑美元均衡汇率不应由投机需求决定。人民币被低估的判断往往来自人民币不可交割远期(NDF)市场的所谓“升值预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均衡汇率应由贸易和服务外汇支付的“市场”需求决定。而NDF市场是纯粹货币交易的投机套利 “市场”，非国际贸易理论强调的进出口支付需求的市场。人民币均衡汇率不应被投机性货币交易行为扭曲。 NDR的“预期”是人民币投机行为的价格预期，不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均衡价格预期，怎么能成为判断人民币低估高估的标准？

美国国会拿汇率操纵说事也没有理论根据。没有经济和贸易理论证明什么是最佳汇率体制。全球并不存在统一的最佳汇率机制。如果说人民币要以投机性的货币交易为主的“市场”作为汇率形成机制的基础才不被认定为“汇率操纵”，那实际上是对以贸易支付供求为主的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基本理论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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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筹资方式 筹资渠道 信贷支持

一、筹资含义

企业筹资就是指企业根据生产经营、对外投资及调整资本结构等活动的需要，通过筹资各种渠道和资本（资金）市场，运用筹资方式，经济、有效的筹集企业所需资本的行为。对于企业而言，筹资目的是为了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企业可以采取各种的方式筹集资金，以满足企业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企业所处的内外环境各不同，所选择的筹资方式也有相应的差异，企业只有采取了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筹资渠道和融资方式才能够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9]。

二、筹资分类

筹资方式是指企业筹集资金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体现着不同的经济关系（所有权关系和债权关系）。[10]筹资方式按不同标准划分成不同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权益筹资和负债筹资

企业通过内部积累、吸收直接投资、发行股票等方式筹集的资金都属于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或称为自有资金。企业采用自有资金筹资，财务风险较小，但付出的资金成本较高。

（1）权益资金筹资。第一类是吸收直接投资，即中小企业以协议合同等形式按照“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原则直接吸收国家、其他企业、个人和外商等直接投入的资金。

第二类是发行股票筹资，股票筹资是股份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措权益性资本的一种筹资方式。股票持有者为公司的股东，股东可按公司章程，参加或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分享红利并依法承担责任。发行股票可以把社会上大量游资集中运用，并把一部分资金转化为企业的生产资金，是中小企业筹集长期资金的一种重要途径。

（2）债权资金筹资。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向银行借款、融资租赁等方式筹集的资金属于企业的负债或称借入资金。借入资金的出资人是企业的债权人，有权要求企业还本付息，企业这种借入资金的筹资方式，被称为债权性筹资。

第一类债权性筹资方式是银行借款。银行借款又有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之分，前者筹集的是短期债务资金，后者筹集的是长期债务资金。银行借款是企业获取资金来源的优良途径。

第二类债权资金筹资方式是发行债券。债券是筹资者为筹集资本而发行的，约期还本付息的具有借贷关系的有价证券。我国企业自1984年开始采取债券方式筹集资金，单位、个人均可购买，通常用于老企业追加经营资金。发行债券是企业筹集借入资金的重要方式。

第三类债权资金筹资方式是融资租赁。融资租赁开始于本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60年代传到西欧、日本，以后在各国迅速发展。融资租赁是由租赁公司按承租单位要求出资购买设备，在较长的契约或合同期内提供给承租单位使用的信用业务。是以融通资金为主要目的租赁。

（二）直接筹资和间接筹资

按照是否通过金融机构，分为直接筹资和间接筹资。直接筹资是指企业不经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与资本所有者协商融通资本的一种筹资活动。直接筹资的工具主要是股票、债券、商业票据。间接筹资是指企业借助与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的筹资。其主要形式为银行借款、融资租赁、非金融机构借款等间接筹资。

（三）内源筹资和外源筹资

按资金的取得方式不同，分为内源筹资和外源筹资。

内源筹资是指从企业内部所筹集的资本，是在企业内部自然形成的。从企业角度分析，内源筹资来自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创造的利润扣除股利后的剩余部分，以及生产经营活动中提取的折旧。由于折旧主要用于重置损耗的固定资产价值，因此，企业内容筹资的主要来源就是留存收益。以留存收益作为融资工具，不需要实际对外支付利息或付息，不会减少企业的现金流量，也不需要支付融资费用。

外源筹资是指从企业外部市场取得的闲置资金，使之转化成为自己投资的过程，包括发行股票、债券、银行借款、租赁、票据贴现等。其特点为高效、灵活和集中。

三、筹资原则

筹资的原则是指企业在筹资时所应遵循的规范和法则。筹资的动机与目的相连，筹资原则为动机与目的的结合提供联结点。遵循科学的融资原则可以降低筹资成本，提高企业资金的营运效率，保持健全的财务状况。一般来说至少要掌握以下原则：稳定性原则，稳定性包括二重含义，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业务往来关系要相对稳定。企业独自筹资受到业务范围、自身信誉和金融市场成熟度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业务量的限制。如果资金需要量很大，单靠几个直接融资主体提供融资很难满足开展业务的需要，这时就需要发展间接融资。银行是间接融资的主要媒介，它把社会的闲散资金通过信用方式集中起来再为企业通过信用，就可以满足企业大规模融资的需要。因此，银行或金融机构就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对象和手段。由此可见，企业与金融机构建立良好的、长期稳定的信用关系，是节约融资成本、筹集大额资金的重要保证。

另外，筹资的期限应相对长一些，在安排使用时有较大的余地，这样可以防止万一因某个环节拖长周期而影响如期还款，使企业在银行失掉信誉。在商品经济和货币信用发达的国家，企业都很重视自己在金融界的声誉，一次失信，以后再借款就很难，或者借款成本就会很高。我国有些企业不太重视这个问题，甚至产生欠债有理、欠债出效益的想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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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对外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大量外资输入内地，在促进人才的培养、观念的更新以及技术、设备、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也拉动了经济，扩大了就业。据统计，每年外贸增长对GDP的贡献率至少在2.5%以上。截止2005年1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12504家，合同外资金额11094.4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61.96亿美元；外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1/5的年税收、一半以上的年出口以及2400万个就业岗位。但另一方面，截止2002年，中国累计海外投资只有350亿美元，不到全球跨国投资总额的0.8%，这大致相当于日本的1%，充其量也就是英法19世纪末的发展水平。以国际工程承包建筑行业为例，全球每年的营业额大约为3万亿美元，而我国每年在这方面所承揽的业务量只有大约300亿美元，仅占世界的1%。这种资本输出入的极度不对称，一方面说明我国能够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内外条件还不是十分成熟，另一方面也预示着这种力量的积累已经接近到了一个临界状态，大规模资本输出的“井喷”已是指日可待。

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发展要经历哪些阶段

虽然各国有各国的发展特点，而且也不会是千人一面；但从基本理论上来看，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发展一般都要经历以下几个梯度递进过程，每个过程也会呈现出不同特征，把握这些特征有助于分析目前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基本出口导向期。依据纯粹的绝对和相对比较利益原理，一个国家首先要经历出口自己绝对或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进口别国绝对或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从而在纯粹的贸易交换中实现各自的利益。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阶段常常是依托本国的基本资源和劳动力相对优势，以出口本国的初级产品或劳务。其特点常常是以输出商品为主的基本出口导向型，目的多是出口创汇，缓解国内资金的不足。但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的多样性、复杂性的发展，其实际操作中的缺点往往是随着贸易依存度的增加，国家经济也容易畸形化，风险较大。

第二阶段，基本进口替代期。虽然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级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同时，兼顾进口替代，但一般而言，基本进口替代都是在基本出口导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发展中的大国，基本进口替代的意义更加重大，通过进口替代使其一般进口产品逐步国产化，通过学习、消化他国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等经验，为其所用，进而形成相对低级而又较为独立的经济体系。这种形式开始时，常常通过“三来一补”的贸易方式表现出来，进而在政府的支持下，大量吸引外资流入，结合本国的特点，通过对一般性产品、技术的引进、模仿、转化、改进等措施，实现产品初步的国产化。我国的台湾地区、亚洲“四小龙”等就成功地完成了这个过程。

第三阶段，通常是成熟进口替代并转新型出口导向期。即在更大范围内不断完善进口产品国产化，并已基本掌握了这些产品的关键技术和设备。有些甚至具有自己独立的技术产权，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再将这些产品直接出口，形成新型出口导向（某些产品的性能、技术都属国际先进行列），参与国际竞争。此时，国家通过上述第二阶段成功地消化吸收，已具有了相对独立完整；比较先进的工业生产体系，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技术优势比较明显，基本上能够达到或超过输入国产品的竞争能力，国际合作与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贸易摩擦日益增加。此时出口常常对本国的GDP贡献会不断增大，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经济国际化趋势愈发明显，政府也常被作为企业参与竞争的主要力量，在国际市场上出现相互渗透、激烈博弈的局面。当今的日本、韩国就是很好的范例。

第四阶段是资本输出期。直接或间接向外投资，包括直接在别国投资生产、兼并重组别国企业就地消化生产、就地销售或转出口第三国、出口信贷等，这种方式常常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输出而发生。其贸易方向呈现出水平型和垂直型交叉并行的立体结构，即不仅面对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也进入到相对发达的国家参与竞争。这无疑是对外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缺陷就是经常导致国家间尤其是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冲突不断加剧，受资本输出国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影响也较大。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来讲，这个阶段的最高形式要求资本输出国的技术、管理等都处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开端或强盛期，具有很强的相对竞争能力；其最低要求也要通过资本输出掌控主要的生产、销售、技术、管理等关键资源。

我国对外经济发展跨入新阶段

从我国过去5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前30年基本上是在间歇性局部开放与基本封闭的状态下建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再加上后20多年改革开放，现在已经基本走完了前两个发展时期。截止到2005年8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7532亿美元，居世界第二；宏观经济每年以8%以上的速度增长并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制造国，100多种商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出口20多年长期、持续、大幅度增长，即便是今年在人民币增值的情况下也能达到17%的增速。根据瑞士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IMD）公布的报告，在国际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49个国家中，中国的排名也由第33位升至第31位，比2004年上升两级，而日本因经济没有起色，名次已跌至第30位。中国很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凡此种种，足以证明我国已经具备全面走向国际的基本实力。

据此，笔者以为，目前我国正处在“第三阶段还没有结束而第四阶段又初见端倪的转型过程中”,即资本输出转型期。

一、成熟的进口替代依然没有完成而且任重道远

我国虽然已经基本建成了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但依然有很多产品没有实现完全的进口替代，也不具备独立的出口能力，中国的“世界工厂”也充其量是“世界加工厂”。笔者以为，我国还没有完成第三阶段――成熟的进口替代期。

首先因为缺乏自主技术产权和消化吸收能力的本国企业，难以真正实现出口产品的国产化，随着经济依赖性逐步加大，更难形成成熟的进口替代。

目前我国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中的自主性知识产权极少，其产品的出口基本依赖外资企业，大多数出口产品从关键技术的设计、元器件的加工以及生产设备的制造基本上都由发达的资本输入国控制。这种情况在外商独资中变得更加突出（目前，外商独资企业已占到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65%）。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外资企业是中国产品出口的主导力量。据统计，2004年，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大幅增长，总额为6631.63亿美元，同比增长40.42%，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比重57.43%。而这些外资企业对高科技工业产品在出口中进行技术加密的现象则更加突出。虽然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国机械工业的出口额增长了20多倍，但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就从35%上升到79%；2003年电脑设备的出口额比1993年增长了近60倍，但其中外资企业就从73%上升到92%；电子和电信产品出口的比重，外资企业也从45%上升到了74%。而且这种情势几乎在中国所有的高科技工业部门蔓延。

与此阶段取得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等相比，我们更应该冷静思考。1970年代，外资企业只占台湾制造业出口的20%；在1974～1978年间的韩国，外资企业只占其制造业出口的25%；就连泰国，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从同期的18%也下降到1980年代的6%。同时这些国家的产品都基本完成了进口替代，实现了国产化。长此以往，必然导致我国对外资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且还将不断拉大外资企业和本国企业的差距，进一步强化不公平竞争。

其次,因为科技发展缺乏长期投入，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差。

中国企业落后于外资企业，难以完成成熟型进口替代的关键因素,就是缺乏对科技发展的长期投资。开发技术是一个艰难而又充满风险的过程。大量资金的投入，有时即便集聚现有的科技力量也难保成功。但是，为了开发生产领先世界的产品，极大地获得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开端垄断利润，企业就必须要冒这个险，增加投入，获取新知识、了解把握市场动向，对变化多端的消费需求迅速做出反应。并且要与科研机构、金融家、股东、供应商以及客户形成紧密网络联结，确保企业在获取、转化新技术以及将其商业化方面享有优势。

然而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所表现的“商业官文化”使得大多数企业只注重短期收益，而不去提高开发新技术的能力。十多年来，我们用于研发方面的投入还不到销售总额的1%。很久以来，我们只重视通过购买国外的生产设备来引进技术，而对于核心的“软技术”常常无人问津。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硬件设施占中国技术进口的80%以上，而用于获得专利使用权许可、售后服务以及咨询方面的费用则分别只占9%、5%、和3%。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我们的技术消化吸收能力，没有消化吸收哪来创新发展，又如何能形成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产品而参与国际竞争呢？正因如此，我国至今还没有走完成熟的进口替代期。

二、“早产”的资本输出期已迫在眉睫

正当我们还没有完成成熟的进口替代期的时候，资本输出却已迫不及待地“早产”了。而且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中国也确实迎来了资本输出的转型期，不可逆转：

首先，历史的经验表明，我国已基本具备资本输出的内外条件，正处在大规模资本输出的前夜。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资本输出并不是富裕发达国家的专利，有时发展中国家，甚至最穷的国家也有资本输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流入和流出都可能同时存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之中，只不过大规模的资本输出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基础。目前，从各国资本流动的历史经验和数据可以看出，随着国民收入持续上升，资本流出的数量也会逐渐增加。当人均GDP在2000美元左右时流出的资本量会出现“井喷”式上升。而在人均2600～5600美元之间，将会出现资本净流出的现象，即大规模的资本输出。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中国在2004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268美元左右，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在5479美元左右。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有些内地省份人均GDP还停留在700美元上下，但在东南沿海人均GDP早就已经超过了5000美元。因此，在中国必然同时存在资本输入和输出。而且资本输入远远大于输出的极度不对称局面所积淀的巨大压力也到了随时要“井喷式”释放的时候。按照上述两种计算方法进行折中，我国处在人均2500美元左右的水平应该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我们正好处在大规模资本流出的前夜。

资本输出和对外贸易潜力巨大。我国人口占世界22%，但对外贸易额只占世界贸易总额不足5%。2003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535亿美元，居世界首位。然而，中国公司2002年在海外的投资额仅为28.5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的投资占43%。由此可见，未来只要措施得当，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外汇储备的压力。我国外汇储备截至2005年6月底，已达到7110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也超过了12万亿人民币，并且目前国际上银行存款利率也处于历史性的低水平，这正是整合和引导资金输出的最佳时机。将一部分资本输出海外进行投资不但可以减缓日益高嚣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还可以调整国际收支平衡，缓和贸易摩擦。

国内和国际环境已经日臻完备。目前我国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对外开放度日益扩大，国内、国际社会相对稳定。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正在不断地融入国际社会，再加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成定局，资本输出必将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的一个重要渠道，也为我国实现资源国际优化配置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手段。从全球和长远的眼光来看，与国际大市场融为一体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必然归宿。

其次，资源的稀缺性和国际市场的拓展也使资本输出迫在眉睫。

篇7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概论》；案例教学法；课程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244-02

建设国际贸易学科，就无法回避对于WTO理论的诠释和传播以及WTO实践的观察与总结。另外，加入WTO是跨世纪时期中国商业领域的头等大事，有必要让更多的在校学生了解WTO的基本运行情况，以便他们在将来更好地融入社会、服务社会。所以中国大部分普通高校均开设了《世界贸易组织概论》（以下均简称《WTO概论》）这门课。

该课程是一门研究WTO相关基础知识的学科，重点介绍WTO的基本法律规则。这些规则可分为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实体规则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基本规则；程序规则主要包括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初步掌握WTO的现有法律规则的立法机制、理念和内容。这对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中遵循WTO规则，从而更规范、更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促进中国经济与贸易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现实的教学实践中，该课程却以其枯燥繁杂令许多教师和学生望而却步。事实上，《WTO概论》是一门实务性、技术性十分突出的课程，作为教师，不能简单地重复抽象的法律条文，而应该将案例教学作为教学中的重头戏。

一、关于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case study）是指，教师在课堂上以案例为基本教材，运用多种形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对案例所提供的材料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见解，作出判断和决策，借以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是19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首创的，最早属于医学领域，后来广泛运用于法学、军事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学科，后逐渐在全世界推广，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实践表明，案例教学法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有助于调动学生内在的学习积极性，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理论知识，并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意识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案例教学法在《WTO概论》教学中的应用举例

国民待遇原则与最惠国待遇原则（MFN）同时构成WTO的非歧视待遇原则，在WTO的基本法律原则中居于主要地位。在讲授该原则时，首先应该交代国民待遇原则的基本理论：（1）国民待遇原则是指WTO成员保证其给予其他WTO成员的产品、服务和国民的待遇不低于其给予本国产品、服务和国民的待遇；（2）MFN强调外外平等（各成员间的平等），而国民待遇原则强调内外平等（成员国与本国国民间的平等）；（3）就其适用范围而言，主要包括两块：国内税收和政府管理；（4）国民待遇原则的例外。

如果课程讲授至此，则学生不会留下什么印象。法律条文的严肃与理性，如不加以形象案例的解析，将变得生冷而抽象。我在讲完基本理论后，列举了大量案例，来具体分析如何把握这一原则。

1.案例介绍。案例一：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外商直接投资高于本国国民投资的待遇，如中国对外资企业一直采取税收优惠、投资优惠、外汇管理优惠等许多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对当时中国更多地吸引外资起了重要作用。而随着经济形势的转变，中国于2010年12月开始对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时代正式终结。案例二：根据韩国酒税法，韩国对国内烧酒征收35％的税，而其他进口蒸馏酒（威士忌、伏特加、郎姆酒等）的税率是100％。欧共体和美国认为韩国违背GATT1947的第3条第2款，即国内税的国民待遇条款。案例三：银幕配额制度（Screen Quota）也被称作国产电影义务上映制度，强制规定所有影院的每一个影厅，每年都必须放映一定天数以上的国产电影。韩国的规定是国内影院义务播放国产影片146天。2004年的韩国票房总收入达到120亿元，中国电影2004年上半年50部电影加在一起才1亿元多一点。2010年，中国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将进一步扩大国产影片发行放映，并认真落实年放映国产电影时间不低于年放映时间总和2/3的规定。

2.案例分析。案例一旨在引导学生在掌握国民待遇原则时，一是要注意定义中的“不低于”的内涵；二是要进一步了解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范围。案例二的焦点在于确定威士忌、伏特加等蒸馏酒和韩国的传统烧酒是否是相同产品。若是不同产品，则韩国的做法无可非议；若是相同产品，则韩国违背国民待遇原则。此案的结果如何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引导学生了解，不论是国民待遇原则，还是MFN，其要点在于对于相同产品（like product）的认定。在案例三中，作为WTO成员的韩国、中国能够采取银幕时间配额制度（screen time quota），关键是该制度是WTO所允许的国民待遇原则的例外原则。GATT第4条明确指出影像制品具有特殊性质，并将其纳入第3条款（“国民待遇”）的例外范畴，允许成员使用影片银幕时间配额制度。通过这样的阐述，学生就能进一步感性地理解国民待遇原则例外的含义及其适用。

3.案例讨论。作为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案例讨论环节必不可少。在讨论时，我将学生的“生生互动”作为主要方式，通过设问、暗示等方式激活学生的思维，扩展他们的思路，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分析、讨论。具体做法是：先由一部分同学阐述自己的观点、理由，然后由其他同学进行评论，允许不同观点的同学进行辩驳。通过讨论，学生基本上明确了本次讨论所包含的国民待遇原则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对该原则有了更为全面和更为形象的理解。另外，就学生感兴趣的案例三中的电影问题，我还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并讨论银幕时间配额制度作为国民待遇原则例外的合理性，例外原则在运用时应注意的事项以及中国如何利用这一例外原则促进中国电影业得发展。

三、对于《WTO概论》案例教学的体会

1.关于案例的准备。在准备案例时，应注意把握以下几点：（1）切实体现每节课的基本知识点、教学目标，使得案例有针对性、可读性；（2）紧密地和中国的在WTO框架下的贸易实践相结合。2002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正式成员。在将近10年的对外贸易实践中，中国在WTO的框架下，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也坚定地坚持了自己的权利；同时也为我们的教学工作提供了崭新的、切合实际的第一手资料，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料；（3）案例要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使得学生能够在愉快的学习气氛中学到知识；（4）应该充分发挥学生在搜集资料方面的主观能动性。

2.关于课堂教学方法。课堂是知识传授最传统、最直接的方法之一，也是WTO案例教学的 “主战场”之一。主要应该把握以下几个“结合”：（1）将案例讲解与课堂讨论结合起来。案例的讲解主要的前期工作是对于WTO条款的分析和把握，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注意所讲案例中所体现的知识点，并鼓励学生总结案例中所得出的经验和教训；（2）将师生互动与生生互动结合起来。课堂讨论的方式应该不拘一格。在重视师生互动的同时，也要把生生互动放在显著位置，组织活泼多样的小组讨论、组际辩论等；（3）将现有案例的分析与案例情景的设计结合起来。老师可设计具体情景，也可鼓励学生自行设计，然后就相关内容发表演讲或辩论；（4）将汉语与外语结合起来。WTO这门课本身就体现了国际性，因此，应该鼓励学生利用这一契机，锻炼自己的应用专业外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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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国际跨国企业及其类型

1993年联合国对跨国企业的划分标准为：在本国设有母公司，并在海外广泛设有子公司，年营业额在十亿美元以上者，称为跨国企业。跨入新世纪后，不同的学者对跨国企业的定义也不相同。其中Rugman（1996）对跨国企业的理解是“一个公司拥有部分国外的销售业务和国外的生产业务，而后者由一家外国独资子公司进行运作”，之后他又从区域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完善。Rugman（2000）的研究表明，世界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主要发生在欧盟、北美和亚太三个地区，所以他将这三个地区称为“三极”，他认为企业的销售收入如果有一半以上来源于北美、欧洲和亚洲“三极”之中的本土区域，那么这些企业可以被归类为本土区域导向型企业；如果企业至少50%的销售收入来源于母国区域之外“三极”中的任一区域市场，那么这些企业可以被归类为东道国区域导向型企业；如果企业在“三极”中两个区域内(包括本土区域)每个区域的销售收入都不低于20%，但是其中任何一个区域又都不超过50%，那么这类企业为“双区域型”企业；如果企业在“三极”中每个区域的销售收入都不低于20%，但是任何一个区域又都不超过50%，才可以称为全球化企业。

通过Rugman（2005）对世界500强现状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些公司的销售收入大约占到全球FDI数量的90％，全球贸易额的一半以上。按照上述标准，从世界500强中的379家跨国公司2004年的销售数据来看，本地区域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平均比例为72％，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跨国企业的只有9家，而大多数企业的销售额都集中于内部区域。

如表1所示，亚洲75家跨国企业本地市场的销售额平均为77.9 ％，而全球379家跨国企业的内部区域销售比率为74.6％。75个亚洲跨国企业的平均销售收入高达274亿美金，略少于北美跨国企业的288亿美元和欧洲跨国企业的311亿美元。总而言之，亚洲跨国企业与其竞争对手――北美和欧洲跨国企业都具有区域性发展的特点。

表2中包含了500强中数据较详细的174个跨国企业的情况，进一步验证了表1的结论。其中，45个亚洲跨国企业平均有73.2 ％的销售额是来自于各自的本地市场，而北美和欧洲地区的销售额只占到总量的16％和7.6％，欧洲和北美地区的跨国企业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北美地区企业的内部区域销售比率平均达到77.7％，只有12.5％的欧洲市场份额和6.3％的亚洲市场份额。58个欧洲跨国企业的销售收入平均有69.1％来源于本地市场，只有近20％和6.7％来自北美和亚洲地区。

可见，世界500强企业在整体发展趋势上仍然存在区域化的特征，但随着企业的扩张，技术资金的积累，其业务范围也逐渐向全球扩张。如可口可乐在全世界有700多家子公司，麦当劳在全球拥有5万多家连锁店；明基作为中国台湾最大的手机制造商，从当初摩托罗拉、诺基亚的主要代工厂商发展至拥有10种以上产品线、4大制造基地、全球11个工厂，拥有中国、欧洲、美洲及亚太4个营销中心的全球性企业。这些跨国公司各个子公司或连锁店所处的环境可能不一样，所面临的法律税赋政策不一样，但整个公司都有统一的经营，力图通过全球战略对其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

二、中国跨国公司的区域战略选择

中国的跨国公司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产物，具有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对外投资以合资企业为主、海外经营集中在贸易领域、海外投资技术水平不高、跨国经营的地理选择以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主。

根据中国跨国企业2007年度报告，从各行业中选取1家跨国企业作为代表，表3显示了这5家跨国企业在不同区域的销售分布。其中，中国平安100％的销售额都是来自于亚洲，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销量又都是发生在中国境内。中国中铁在亚洲的营业收入比例高达96％，上汽集团和上海宝钢在亚洲的销售比也都超过了70％。只有中国远洋的亚洲营业比例在50%以下，这也是得益于近几年来其欧洲和北美航线年15%的增长率。在这5家代表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方向的典型跨国企业中，平均81％的销售在亚洲，并且在近几年内，这种趋势改变的机会不大。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跨国企业在本土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这将有利于带动国外销售份额的增加，但这种增加近期仍将以亚洲地区为主。

事实上，随着国内竞争的日趋激烈，中国跨国公司逐渐发现投资于一个或更多国家的战略是必要的。越来越多的中国跨国公司通过投资于多个海外主要市场以提升其全球制造和营销能力，并积极寻求建立全球品牌。海尔和华为就是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的先行者。

海尔集团早在1999年就提出了自己的品牌国际化策略，并一直致力于通过投资海外和当地化生产来打开国际市场。目前为止，它已经建立了18个设计院, 10个联合企业和13个海外工厂, 以及全世界58800个销售网点。海尔集团利用多年产品出口累积的国际市场经验和品牌影响，开始整合全球资源，进行海外投资、跨国经营，并提出了“三个1/3”全球市场发展规划，即海尔产品1/3国内生产国内销售；1/3国内生产国外销售；1/3国外生产国外销售。

海尔的国际化布局战略分为三个阶段：

本土化战略阶段（1984年―1998年），产品主要集中在内陆或者港澳地区销售，在稳固主打产品――冰箱的前提下，积累管理经验，拓展销售渠道。

区域化战略阶段（1998年―2005年），产品批量销往全球主要经济区域市场，有自己的海外经销商网络与售后服务网络，品牌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信誉度与美誉度。海尔通过在洛杉矶设立设计中心、在纽约建立营销中心、在南卡州布置生产中心，形成了北美市场“三位一体本土化”的海外海尔。随后，海尔集团通过并购在欧洲成功复制了这种“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经营。2003年，海尔成功进入中东市场。

全球化品牌战略阶段（2006年―今），从2006年开始，海尔集团继进入第三个发展战略创新阶段：全球化战略阶段。海尔的国际化战略布局通过海外建厂的模式，不仅仅为了实现规模生产，提高营业额，更主要是通过品牌的本土化实现海尔国际化品牌的战略目标。

相比之下，华为的国际化过程的阶段性更加明显。为配合市场国际化的进展,华为不断推进产品研发的国际化，在印度、美国、瑞典、俄罗斯都建有研究所,通过这些技术前沿的触角,华为引入了国际先进的人才、技术,为总部的国际化战略布局提供了支持与服务。

华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决定了华为战略布局必然是渐进的，该过程可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依托香港市场。1996年,华为与和记电信合作,提供以窄带交换机为核心产品的“商业网”产品,华为在这次合作中取得了国际市场运作的经验和对国际标准的深入了解。

第二步:积极开拓以俄罗斯和南美地区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市场。

第三步:全面拓展其他地区。包括东南亚市场以及中东、非洲等区域市场。在泰国，沙特、南非等地，华为连续获得较大的移动智能网订单，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在西欧市场，通过与当地著名商合作，华为产品成功进入了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发达地区和国家。北美市场既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市场，也是华为最难攻克的堡垒，华为采取先依赖低端产品打入市场，然后再进行主流产品销售的战略。

可见，海尔、华为的国际化模式符合Johanson和Vahlne(1977)的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中的“渐进式”发展模式，表现为一个发展过程，且这一发展过程表现为企业对外国市场逐渐提高投入的连续形式。从进入地区的选择来看，香港-俄罗斯/南美-东南亚/中东/非洲-欧美，这个顺序基本上是沿着由本土化到国际化的心理距离进行发展的，这样可以尽可能的减少语言环境、政治体制、教育文化水平、产业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干扰。

中国跨国企业的发展之路应当借鉴海尔和华为的先进经验，首先在区域内部发展，而不是一开始就着眼于全球扩张，遵循了“先本地、后区域、再全球”的发展路径。

三、中国跨国公司区域战略选择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 造成中国跨国企业生产活动全球布局与销售收入区域集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成功的海外扩张主要取决于企业特殊优势（FSAs）和国家特殊优势（CSAs）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北美、欧洲和日本成功的跨国企业向外扩张的目的是在已有的良好本地市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FSAs，其外国子公司绝大多数都是复制在本国的FSAs用于国外当地的发展。中国企业也不例外。

二是从内部因素来看，中国企业特定优势的结构与特点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中国企业入选世界500强中的80%是国有企业，由政府保护和掌控，往往缺乏发展企业特殊优势（FSAs）的内在动力(Park et al., 2006；Buckley et al., 2002)。这些企业主要局限于银行、能源及电信等领域，在国内区域垄断地位，因而难以产生进行国际竞争甚至是亚洲内的区域竞争的强烈欲望。这种特殊的结构和特点就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的跨国经营具有区位限制，其区位黏性迫使我国跨国企业仅能在本土或亚太地区几个东道国内使用，尽管在这些经营范围内能够获得很高的东道国市场响应能力，但是却难以跨越更多的区域壁垒。

三是从外部条件来看，东道国区域市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直接导致了母国区域内贸易的迅猛增长。这主要是我国跨国企业的FSAs与东道国国家特殊优势（CSAs）的协调程度，因为销售范围的扩大可能会面临例如贸易管制、外国竞争者、消费者偏好等贸易障碍，这就使得跨国企业要及时改变现有的FSAs，以便适应于东道国市场特殊的经营环境。只有当跨国企业的FSAs和东道国的CSAs相互之间形成互补与协同效应时，东道国的CSAs才会有助于跨国企业建立起新的FSAs或者增强现有的优势，从而提高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的渗透能力。亚太地区与我国区域之间在文化、行政管理、地理距离乃至于经济距离等方面差异比较小，使得我国跨国企业所需承担的“本土化嵌入”式的适应性投资少，其投资与市场开发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比较少。这也是形成我国跨国企业区域战略选择的诱因之一。

四是从长远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应当逐渐由被保护行业向其他行业扩张，最终实现质的转变。被保护行业中的中国跨国企业的市场效率处于较低水平，这将使它们在失去保护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很显然，那些在国内面临行业激烈竞争、极少享受政府保护的企业，必将会注重开发自身的研发力量，提升管理水平，发展自身品牌，例如华为和海尔这样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成功榜样。海尔和华为之所以在国际竞争中能建立起企业的技术品牌等特殊优势，主要靠的是自主创新而不是行业保护，而我国大多数跨国公司仍处在被国家保护的行业中。

总之，在成长为大型跨国企业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需要不断积极主动地向国外成功跨国企业学习，吸取经验，不断完善自身研发能力，生产能力，营销能力及管理能力。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应当充分发掘利用中国本土市场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CSAs来谋求自身的发展。而在FSAs方面，目前中国企业在知识及系统整合等方面与其国际竞争对手相比，特别是与世界500强之间仍有相当的差距，要快速在全球范围内大量崛起是不现实的。

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战略选择到底应该是全球化还是区域化应取决于公司的自身情况即（FSAs）和整个国家的 (CSAs) 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各种数据都表明区域化投资确实占大部分比例，但是近年来大型跨国企业并购和扩张的案例都证明了全球化产业布局代表着跨国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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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晶晶,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现状与中国政策改革分析 [J], 经济师, 2008.2:101-102.

篇9

    一般认为,投资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经济地域为投资这种经济活动所提供的一系列要素和生产条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并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区域性和层次性等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成效显着,1979至2000年,全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189.2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1473.39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3466.37亿美元,外商其他投资额249.44亿美元。此间,吸引外资大体经历了从政策引资到环境引资再到特色引资的阶段更替,体现出对投资环境认识的逐步深化。

    对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评价、改善和调控是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任务。1993年我国政府举办了关于投资环境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投资环境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其成果被编入《论投资环境与吸引外资》一书中,[1]但投资环境的定量评价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鲁明泓在分析我国投资环境的基本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等数学方法,选取一般经济因子、通胀因子、劳动力因子、政策因子等四类因子共11个具体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除西藏以外的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和45个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定量测算和评估,并提出了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性建议和措施。[2]该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省区和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相同,未能体现出不同层次的差异性;二是对非经济因子考虑较少;三是评价结果未能反映各年度之间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趋势。程连生则运用熵的原理来探讨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的特点和熟化类型,同时也提出了改善投资环境的主要措施。[3]不过,对投资环境熟化度和投资环境熟化率的内涵界定和计量的科学性还需做进一步的探究,增长熟化型、稳定熟化型、潜在熟化型、发展熟化型等类型划分也值得商榷。1997年,鲁明泓再次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筛选出对外资区位分布有较大影响的因素,然后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各地区投资环境综合指数;继而运用偏差系数分析法划分出过度投资地区和投资不足地区,借此评判各地吸引外资的“工作努力程度”和未来潜力;最后分析了各地区投资环境的内部结构和区域差异。[4]但对过度投资区和投资不足区的划分依据和结果难以令人信服。苏亚芳在对投资环境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以宁波市为例,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自然环境、人口和劳动力、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税收优惠五类因子共21个基本因子构成评价指标体系,对海港城市宁波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质量评价;与此同时,又对重工业、轻工业、高技术工业和服务业等四个投资行业分别进行了适宜性评价。[5]将投资区的综合质量评价与投资产业的适宜性评价结合起来,是该项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将投资环境评价与投资环境信息系统的设计、应用分析模型的开发结合起来,则是该项研究的又一特色。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等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技术资源和交通便捷性五个方面,选择人均GDP、第

    二、第三产业比重、工业企业净资产利润率、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人均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人均投资额、高中毕业及以上人口比重、专业技术人员比重、路网密度、市区离机场距离、市区离铁路线距离、人均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共12个具体指标,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49个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价。[6]

    投资环境评价研究虽然取得了骄人进展,但仍存在下列主要问题:(1)在指导思想上,侧重于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而忽视国内各地区或城市间的横向经济合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大力吸引外资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阶段来看,在前期的增长极阶段(即常规技术阶段),外力确实是主要的发展驱动力;但随着增长极阶段向新产业区阶段(即高技术阶段)的转变,内力因素的重要性将日趋上升。实际上,利用外资是专业化生产分工协作关系由国内向国际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展。国内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和秩序,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基础。因此,当前在重视吸引外资的同时,同样要注重吸引内资。据上海市统计,截止2000年底,全市累计吸引外商投资项目22270个,合同利用外资454.23亿美元,实际到位外资308.89亿美元;累计吸引内资企业1.5万家,累计吸引内资金额602亿元;上海投资各地企业420家,投资金额超过180亿元。又如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至2001年共引进项目231个,吸引外资45.77亿美元,内资51.5亿元,成为海内外创业者向往的投资热土。可以预见,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将进入分工与协作、外资与内资互动发展的新阶段。(2)各地在吸引外资的手段上,偏重于优惠政策方面的非公平竞争,而相对忽视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各地在招商引资中运用最多的手段是优惠政策。各种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不仅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因层层变异而被滥用,使各地的招商竞争沦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价格战”,导致国家和地方政府两败俱伤,而且多如牛毛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样令外商一头雾水,缺少政策稳定感和对当地政府的诚信度的信心,同时,不少内资企业为了享受优惠而争相“假合资”。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一个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劣,主要不在于该城市的行政当局制订出超过国家文件规定的范围之外的优惠政策,而在于简化行政管理程序,促进法律、法规清晰化和执法透明化;在于健全必要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在于消除在进入国内市场方面所存在的行政障碍;在于保障投资者有利可图。因为,一方面,优惠政策存在效益递减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入世后,专对外商的“土优惠”与WTO的“普惠精神”明显相悖,取消特殊,统一待遇,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已势所必然。(3)偏重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因素的比较,而相对忽视人力和技术资源及社会资本等重要因素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基本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将下降,而高等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将上升。过去某一种物质上的基础设施(如交通、能源和水供应)常常就足以吸引外国投资,而现在则要求有高度发展的人力和技术基础。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创新者和职业经理人等是决定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将呈上升趋势,传统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有可能逐步丧失。此外,辅配套服务业的发达程度往往是投资环境评价中容易被忽略的因素。现有的产品网络和相关的服务业网络也是外国投资者颇感兴趣的因素。(4)局限于单个城市投资环境的静态评价,而较少关注城市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较少关注本地城市与周边城市甚至更遥远城市之间的动态联系和竞争。或侧重单项软硬环境设施或条件的改善,而相对忽视投资环境整体功能的协同提升。(5)在评价指标选取上,偏重于一般经济因子,而相对忽视非经济因子;或偏重于外资企业或产业布局的适宜性评价指标的选取,而相对忽视外商对城市生态环境和生活适意性需求方面的考虑。因为,外资企业要在一地扎根,其要求是多方面的,如交通、通讯、城市景观、社会治安、污染状况、居住条件、文化娱乐设施等等,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砝码。(6)不同区域层次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应当有所差异。一般来说,投资环境可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面主要是指国家或大的区域的投资环境,中观层面主要指城市的投资环境,微观层面则主要指企业或特定产业的投资环境。在对不同区域层次或不同目标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时,其影响因子或参评因子及其权重也会因层次和目标不同而发生变化。这在以往的投资环境评价中是较少顾及的。本项研究试图弥补这一缺憾。

    二、宏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

    宏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的目的在于为投资者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即选择哪个国家或大的区域进行投资?投资者在做出这种选择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即可作为投资环境的主要参评因子。从这一角度来看,国外学者提出的投资环境等级评分法、国别冷热比较法、体制评估法等均属于此类。在此,笔者将我国各省区的投资环境评价也视为宏观层面上的评价。在我国各省区之间,由于政治稳定性、货币稳定性、对外商的管制程度、法令障碍等因素的区域差异相对较小,故不予考虑。因此,从软硬环境中选择路网密度(X[,1])、信息化水平(X[,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3])、生产成本包括房地产价格(X[,4])和劳动力成本(X[,5])、市场规模和潜力包括人均GDP(X[,6])、市场中心性(X[,7])和城市化水平(X[,8])、劳动力素质(X[,9])、企业群体的理性化程度(X[,10])、行政管理效率(X[,11])、知识产权保护(X[,12])共12项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线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铁路营业里程与公路里程之和;信息化水平借用国家统计信息中心对中国各省区信息化水平的测算结果;劳动力成本以职工平均工资来表示;市场中心性以人均批发和零售销售额之和来度量;劳动力素质为每十万人口中高中毕业及其以上人口数;企业群体的理性化程度以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行政管理效率借用《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的调查结果来间接度量;知识产权保护以三项专利批准量与GDP的比例来表示。

    除行政管理效率指标外,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对其余11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当指标值高低与投资环境优劣成正相关时,该指

    附图

    根据上述方法得出我国各省区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值(见表1)。

    表1宏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和排序(2000年)

    附图

    注:(1)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因资料不全,暂未考虑。(2)信息化水平指数(X[,2])取自国家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测算与比较研究》的测算结果(1998年数据)。(3)行政管理效率取自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为1999年数据

    由表1可知,北京、上海、广东的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居前3位,其次是天津、海南、浙江、辽宁、江苏等省市,投资环境较好;福建、吉林、山东、湖北等省投资环境居于中游;黑龙江、湖南、河北、重庆、陕西、江西、广西、云南、河南、贵州、新疆、四川等省、市、区总体投资环境欠佳,在软、硬环境上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而山西、宁夏、内蒙古、青海、安徽、甘肃等省区总体投资环境相对较差,亟需加强改善和优化建设。

篇10

至今，学术界占主流派的看法是：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是两个独立的学科。外部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要是以货币计量的企业整体的和结果信息，它是由财务会计提供的；而企业内部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对企业会计信息的需要是以货币或非货币单位计量的企业分支机构或企业整体的未来信息，它是由管理会计提供的。如果我们从财务会计的一般进程看，这种结论存在明显的缺陷，管理会计并不是独立于财务会计的学科，它是财务会计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理由如下：

（一）外部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不仅关注历史信息，而且也关注未来信息。这种关注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变迁。1.在化的早中期，市场需求相对单一、稳定和规模化，市场需求变化周期较长，个性化特征较少。相应，企业外部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十分关注企业历史和现实的生产经营能力，而对未来市场的变动及其对企业的重视不够。2.投资主要采取直接投资形式，企业的所有者相对稳定，一般不存在现实投资者与潜在投资者的对立。外部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是现实的投资人，他们的信息需要主要是企业的历史和现在信息。3.所有者或投资人一般只从企业分得投资利润，这就要求经营者报告其经营业绩，对投资者分配利润。以此为基础，现行财务会计的报告模式是为报告和解脱经营者的经营管理责任、分配企业利润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财务会计必然以历史成本为基础反映过去和现在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与此不同，在工业化社会的晚期，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或化社会）后，市场需求具有小批量、多品类、易变化的特点；金融工具大量涌现，金融市场日趋活跃和变化不定，投资风险大为增加。为了分散风险，投资者必然要不断地进行金融工具的买卖，从而形成了金融市场上现实投资者与潜在投资者的对立；金融市场间接投资的出现，也使得投资者谋求获得资本利得，这使现实的投资者和潜在的投资者都在“博未来”，究竟鹿死谁手，取决于两者掌握的发行证券企业的未来信息；金融工具的出现与不断创新，使得企业的金融资产数量不断增加，金融资产价值在市场变动中会远离其历史购买价，这意味着必须用公允价值来反映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因此，企业仅仅提供以考核经营者业绩和分配投资者利润为目的历史会计信息是不够的，还必须提供有关未来的信息。

财务会计报告可以用三种方式向企业外部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未来信息：一是在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财务会计报告中加入以公允市价为基础的会计信息；二是以按历史成本编制的财务报告为基础，编制出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可能变动的衍生性报告，如主要产品销售明细表是损益表的衍生报表，它能一定程度揭示盈利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三是以历史数据和未来预期为依据编制预计资产负债表和预计损益表，相应形成一套与两表揭示的要素相关的确认和计量，它显然与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财务报告存在差别。

（二）外部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不仅关注企业整体信息，而且也关注企业的分部信息。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所提供的信息反映主体的整体性和反映时间的整体性（分期性），即以整个企业某一会计期间的信息作为揭示对象，这符合工业化社会早中期信息使用者的要求。进入工业化社会后期至今，一方面市场变幻莫测，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强，致使投资者十分关注投资风险；另一方面间接的金融工具投资，使投资者不必将投资长期固定在一个投资方向上。对投资者来说，投资机会与投资风险并存，一个企业的整体信息表明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甚佳，并不意味着企业不存在潜在的风险或危机；一个企业的整体信息表明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欠佳，并不意味着企业不存在投资的机会。风险和机会的前兆通常存在于分部信息之中。所以，提供分部信息是投资者企业面临的风险和可能的机会的基本依据之一。同时，由于投资者的投资表现为一种经常性的行为，就要求提供信息的时间将不再按照会计分期的原则进行，不仅提供信息是经常的，而且提供信息的期间是不固定的。

在历史成本信息的财务会计报告的基础上，提供各种分部信息是较为容易的事情，一是通过各会计要素按部门设置明细帐户就可以获得各部门的经营业绩和财务情况的分部信息；二是通过各会计要素按不同业务设置明细帐户就可以获得各种业务的业绩的分部信息；三是通过会计分期的缩短和灵活划期就可以获得各种会计期间和各会计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

（三）外部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不仅关注企业经营结果的信息，而且为了控制的目的也关注企业经营过程的信息。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是以揭示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特征的，它是一种结果信息。这意味着投资者关心的是企业经营活动的结果，而对经营活动过程不太关心。这也与工业化社会早中期环境相适应。这时市场稳定、生产经营稳定，相应投资报酬稳定。同时投资多采用直接投资，甚或投资者直接进行企业的经营管理，使投资者能直接对企业经营过程进行控制。这样企业不需向外部信息的使用者提供有关经营过程及其实现经营目标程度的有关信息。在进入工业化社会后期，特别是金融化社会后，一方面投资风险增大，投资结果可能与投资报酬预期相去甚远，投资者必须对接受投资企业的经营过程进行有效控制。为此，企业外部信息的使用者十分关心企业预算的信息以及预算执行差异的信息，并且，预算执行差异的信息应以动态的形式提供；另一方面，股份公司大量出现，投资者与经营者分离，投资者因股票的出现而社会大众化。投资者大多只能采取间接方式对企业进行控制，当企业经营不能达成预期目标时，投资者将出售手持股票，即“用脚表决”。相应，投资者必须获得企业经营过程的信息，特别是获得企业经营可能偏离预算目标的信息。同时，由于采取股份公司形式，投资者与经营者在企业信息上存在分享的不对称性，加之内部人控制的不利性，投资者可能面临接受虚假信息而带来的投资损失，相应，投资者也必然要对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信息的依据或基础是否真实进行控制，也就是对会计信息形成过程进行控制或监督。这种控制是一种反馈控制，所要获取的信息是差异信息。

在以揭示资金运动过程的财务会计核算的基础上提供企业经营过程的反馈信息是十分便利的，也就是在整个会计核算过程中，按预算标准揭示每项业务的预算执行差异或每一期间的预算执行差异。同时，通过预算分解，落实到各部门，相应形成揭示每个部门预算执行差异的会计核算，也称为责任会计核算，它们与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会计核算完全可以合二为一。

（四）外部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不仅关注企业的货币性信息，而且关注企业的非货币性信息包括经营信息等，它要用实物量衡量，甚至不能度量。在工业化社会的早中期，投资者的直接投资所取得的报酬根本上取决于所生产产品的价值实现程度，即货币收入的多少，以及为此而花费的货币支出的多少，两者之差即为投资收益。一般情况下，其他非货币收支因素对投资收益影响较小。在进入工业化社会晚期至今，作为交易物的不仅有实物商品而且有金融商品，实物商品的价值实现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的货币购买力，较少受货币购买力以外的因素影响。金融商品取得收入的多少不再直接取决于消费者的货币购买力，而是金融市场的供求关系。这种供求关系是以货币供应量因素或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为基础而形成的。这样就产生了非货币性信息，诸如经营方向、产品品种调整、人动等，以及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政治信息的需求。至今有关企业的非货币性信息仍然是以表外项目的方式予以披露的，随着表外披露的增加，原财务报告主体内容的重要性将日渐减弱。是继续维持现有报告模式，还是改革现有报告模式，必将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至少就披露非货币性信息而言，可以有三种基本思路：一是与货币计量有关的实物信息可以伴随财务会计的价值核算同时进行，并在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财务会计报告中予以反映；二是与货币计量无关的经营信息，可以通过改革现有财务会计报告模式，直接在新的财务会计报告中披露；三是编制独立的非货币性信息的报告。

纵观以上分析，企业外部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要，正向着未来信息、分部信息、过程信息和非货币性信息的方向变化，这些信息与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特征十分一致，这表明管理会计是对外财务会计的进一步引伸与拓展。当然，正如财务会计的信息也在为企业内部管理者所使用一样，由于管理会计信息更具预测决策和规划控制的特征，而更易于为企业内部管理者所使用，结果企业投资者与企业经营者的目标更易达成一致。

二、关于管理会计的性质

管理会计的性质涉及管理会计是什么：

（一）管理会计是一个决策支持系统。传统观点认为管理会计是预测决策会计，具有参与决策的作用。事实上，管理会计作为财务会计揭示历史和现实会计信息的一种延伸，旨在揭示未来信息，为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这主要表现在：1.从外部信息使用者而言，管理会计只是为其提供决策可用信息，决策活动是由信息使用者自身完成的；2.从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者而言，不同层次的决策活动也是由其自身完成的，管理会计也只是为他们的决策活动提供依据； 3.各决策主体进行决策时，不仅依据管理会计提供的信息，而且也考虑从其他方面取得的信息；4.各决策主体的决策行为不仅取决于决策对象的客观情况，而且取决于决策主体的心理偏好，而这是管理会计所不能描述的。这意味着在管理会计中认为收益最大的项目，并非都能为决策主体接受。

管理为决策主体提供决策支持是以系统信息的提供为特征的，表现在：1.管理会计作为财务会计的延伸，是以提供未来价值信息为主要的，它具有综合性；2.管理会计不仅提供预测信息，也提供可资的决策信息或意见；3.管理会计以提供价值信息为主线，将各种非价值信息也价值化，或者为价值信息提供补充说明；4.管理会计不仅提供决策支持信息，也提供决策执行信息。

（二）管理会计是一个规划与控制系统。与决策支持系统不同，管理会计作为一个规划与控制系统，是由其自身来完成系统功能的。在两权分离分层管理的条件下，决策者不可能亲自监控决策目标的执行，决策者必须得到有效的监控决策目标执行的保证，以及监控结果的反馈信息。

管理会计执行对决策目标完成情况的监控是一种自控制，它是在内部建立责任体系，进行分工协作，形成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制约的决策执行运行体系。

管理会计执行对决策目标完成情况的监控也是一种会计控制，表现在：1.控制标准是预算，而预算是会计实现其控制功能的重要形式；2.控制的组织是预算指标的逐级分解与责任中心的建立。它是一个会计指标的分解过程。而责任中心是按收支的可控性设立的，也是反映对各责任中心进行会计核算的要求；3.控制过程的信息反馈也是以会计报告形式实现的；4.决策执行结果的考核也以各责任中心的会计报告为基础。5.为确保各责任中心的会计报告是否真实，建立内部审计与内部牵制。

管理会计是一个反馈控制系统，一方面管理会计通过预算与投资者的投资报酬要求对接，并通过预算分解转化为一个企业全方位实现投资者投资目标的过程，使得投资者的要求建立在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另一方面管理会计把各责任主体和整个企业执行预算过程的信息及时反馈给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以利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三）管理会计决策与控制的内容不仅仅是成本，而是收入与成本的相互关系。传统观点认为管理会计是一个成本管理信息系统，原因在于：1.管理会计是以成本按习性分类为基础的；2.管理会计实质是对内的会计，而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中，成本管理是核心。关于第二点已在前面论述中解决，管理会计不仅对内，而且作为财务会计的引伸，是为了满足外部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关于第一点，不可否认成本按习性分类在管理会计体系形成中起到了基础作用。但是，这种分类从实质上看恰恰是把成本与收入的关系揭示出来，而不是把成本从收入中独立出来作为管理会计的内容。由此出发，管理会计决策与控制的内容实质是成本与收入的关系。管理会计成本与收入的关系涉及两个层次：一是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与收入的关系，它是为了解决决策中对不同成本应如何与收入相联系，以及对不同成本应如何控制的；二是总成本与总收入的关系，它是为了解决决策的可行性的问题。在整个管理会计的决策中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是各种决策方式的形成基础，而谋求总收入与总成本之差，即利润最大化则是各种决策和控制行为的目的。

三、关于管理会计的内容

从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关系和管理会计的性质中，我们可以得知管理会计的内容包括预测和决策以及规划和控制，也就是通过预测做出决策，各种决策的有机统一形成规划，以规划为基础进行控制，以保证决策实现。这种分类从横向体系上说明了管理会计的内容，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研究管理会计在纵向线索上按哪些主体要素贯彻始终。我们认为形成管理会计的纵向线索，要实现以下结合：

（一）人与物的结合。从管理会计的看，两种基本理论在着管理会计，一是理论，二是管理理论。以前者为基础，管理会计强调数量与分析技术的运用，而这是以物的运动为基础的，通过各种物质要素的组合，以期实现最大的利润或使成本最低，这样就形成各种数学模型与最优解。以管理理论为基础，把有关组织行为学理论用于指导管理会计，管理会计系统就成为人文系统的一部分，管理会计更突出人本主义的思想，强调人的行为与对人的组织会对管理会计的预测、决策、规划、控制产生直接影响。实际上，管理会计必须把人和物两个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尽管预测和决策与规划和控制，从形式看是通过其实现物的投入较少而产出较大，但从实质上看是要通过对人的组织，激励人的行为以实现利润最大或成本最低。实现人和物的结合，在管理会计中应做到：1.必须考虑预测和决策主体以及规划和控制主体的行为特征及其对物的作用；2.必须考虑预测和决策对象中以及规划和控制对象中人的行为的影响及其对物的作用；3. 以这两点为基础研究预测和决策与规划和控制的组织过程。

（二）过程与结果的结合。管理会计的演‘变也可以分为两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强调结果的确认与，并通过模型的方式实现，第二阶段强调过程的控制，并通过行为程序的方式实现。这种变迁与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的采用密切相关，早期的管理会计研究一般采用规范研究以及以模拟模型来检验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些都强调预测和决策的结果以及规划与控制应达成的目标。现在，管理会计越来越多地采用实地研究设计，强调过程对结果的根本作用。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美国管理会计注重模型及其结果的研究，日本管理会计注重实现结果的过程研究。前者研究的结果大多是最优控制模型的产生，缺乏一定的操作性，但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目标性；后者研究的结果大多是一个管理控制过程，具有一定的操作性，但前瞻性和目标性显得模糊。可见，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可以既目标明确，又能确保目标实现。管理会计中的弹性制造系统、适时系统、全面质量控制、作业成本会计等，意味着管理会计正朝着将过程与结果结合起来的方向发展。实现过程与结果的结合，必须做到：1.管理会计中的最优模型所得出的最优解不能仅仅是理论最优解，必须与模型中未考虑的环境因素结合起来，转化为可实现最优解；2.为了确保最优解的实现，必须建立一个会计与业务的控制过程，并强调对不确定因素的控制；3.在控制过程中必须将规范与弹性结合起来，考虑人在该过程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