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资本论》；根本方法；具体方法

马克思所创作的《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哲学著作。关于《资本论》方法论的研究是《资本论》研究的一个不能缺少重要的研究领域亦或分支。关于《资本论》研究方法，最根本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具体方法有：具体--抽象方法，逻辑--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法，定量分析方法，归纳--演绎法，实证--规范分析法，分析--综合法，宏观--微观分析法，动态--静态分析法等。本文着重简述一下根本方法和具体--抽象法，以及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

关于《资本论》的方法论是在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活的大量丰富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加工抽象，再从一般抽象到具体，探讨它内部的客观联系与运动规律。马克思在逻辑方法上，是以分析--综合、归纳--演绎为工具，运用判断，再进行推理，首先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任务；他在叙述方法上，是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活过程的内部联系及它的运动规律，然后将科学的抽象过程在其逻辑结构中再现，形成了《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

哲学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法。对《资本论》研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及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进行分析经济现象与经济过程的矛盾运动、斗争及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从而去揭示经济过程的本质及它的发展运动的本质。列宁同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

哲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就是要把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与制度的变革，认为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过程。对一定社会的经济制度及其变革的评价，不能仅从道义的原则出发，而应该要遵循生产力标准。我们去判断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评价一种社会变革的是非得失，最主要的标准是看它究竟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不利于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正是运用了这一根本方法，他才科学地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的秘密。

（1）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对方法论研究，我们还必须运用科学的抽象法。科学的抽象法就是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与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的完美统一，它必须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进行的。

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是“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1]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相比较，它的特点在于遵循认识论的路径，是由现象深入到本质，侧重于分析的。从过程的角度看，在于是从本质深入到现象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充分地运用了经济学说史上关于商品、价值、货币、交换、资本、土地所有制、总收入等等经济形式的研究资料，充分地运用了商品生产发展，货币形式的演化，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地租形式的变化，及工资、工厂制度、生产过剩，工人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变化等等大量史料和现实的资料，深入并全面地探索寻找各种经济形式的历史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运用经济学说史上的实际过程验证这些经济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整个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

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就是在对事物研究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由本质来反映说明现象，再现这一现象形成的过程，即是从理论上描绘、再现客观事物的方法。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中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这样一种“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就是运用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并通过思考，“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 [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对他自己的理论叙述方法作了简要精辟的概括。他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4] 由此可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反映法，通过这样的方法来一一反映客观的具体事物。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叙述方法的基本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这一方法，对经济范畴进行推演，来建构他的理论体系。

（2）逻辑--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法

逻辑方法，就是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时，按照经济范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比较简单的经济关系、经济范畴，逐步上升到比较复杂的具体的经济关系、经济范畴，来阐明社会经济现象与经济过程的逻辑发展进程。历史方法，就是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和经济过程时，按照它的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来把握其规律。

纵观《资本论》，我们不难发现它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马克思说，在他撰写《资本论》第一稿时，“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 [5]由此可知，马克思在他撰写《资本论》时，自觉地运用了逻辑的方法。列宁曾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他的第一章。” [6]

方法论的研究，在某些方面要坚持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运用历史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时，必须排除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现象和因素，以及各种曲折过程，从复杂的、曲折的历史过程中，揭示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者认为，逻辑的进程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它是社会经济历史发展过程的反映。马克思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就是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相统一的具体运用。

（3）定量分析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利润、地租、级差地租、价格、剩余价值率、固定资本、可变资本等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做出了精确的定量描述。马克思本人曾经为写《资本论》钻研过数学，并尽可能地利用数学。马克思甚至还说过这样一句话：一种科学，只有在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可见，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自觉地运用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了定量分析方法。

我引用恩格斯的一句话来表明关于《资本论》研究方法的丰富性和发展性。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可见，对《资本论》的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人民出版社，1972：23，24.

[3]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1：291.

篇2

关键词：《哲学笔记》；辩证法；“三者同一”

在全面地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深刻地分析了现实之后，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有关于辩证法的原理，在《哲学笔记》的《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中作出了一个天才的论断——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三者同一。这是一个关于哲学的全局性论断，对于其内在含义理论界一直颇具争议，时至今日也是哲学史上一个较难的议题。

一、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三者同一的内容

列宁三者同一的思想其内在含义是什么？理论界大致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是三个东西，具有同一性；第二种，认为三者就是同一个东西；第三种，认为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的三个方面。三者同一其内涵究竟是什么这要从列宁的思想中寻找答案。

“虽说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1]357这是列宁关于三者同一思想的经典阐述。显然，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列宁三者同一思想的直接来源。在列宁看来，《资本论》就是一本关于逻辑的书，其起始点就是最简单的商品，犹如黑格尔的《逻辑学》的起始点是“纯存在”一样，经过一系列的矛盾分析，马克思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商品——货币——资本——利润的生动画卷。“《资本论》是资本的范畴体系，因而它是资本的逻辑学。”[2]83而从商品的认识，到货币、资本，再到对利润的认识，这符合人类认识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不深刻到深刻的认识过程，因此，《资本论》中有关于资本的演化体系其实质就是资本的认识论。同时，从资本主义经济最基本的“细胞”——商品开始，经过一系列矛盾分析，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如何从简单的商品生产发展成为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为何必然会产生内在矛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地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规律，因此，《资本论》也是资本的辩证法。基于以上，列宁明确提出“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1]357

上述是从直接理论来源方面对列宁三者同一思想进行了分析，下面我们还要考察列宁的一些其他相关思想。首先，列宁认为在哲学中，辩证法就是一种认识论。其一，列宁肯定唯物辩证法是反映整个现实世界普遍规律的学说，“也就是说，唯物辩证法既是科学的、完整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的方法、和实践的方法。”[3]358其二，列宁认为辩证法实际是一种认识史的总结。的辩证法是科学的辩证法，它的形成离不开对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类认识史的总结和批判，单纯对某一阶段的认识进行加工妄想得出一个科学的普遍规律的行为是形而上学辩证法。其三，列宁认为辩证法是人类认识固有的，认识论是关于认识形式的学说，形式的内容即是辩证法。“认识的辩证规律是现实本身的辩证规律的反映。”[3]358客观世界各种物质形态的运动和发展有着辩证规律，由此，认识的对象有着辩证的性质，而人的意识反映客观世界，人的认识也具有了辩证的性质，辩证法的规律体现在认识的过程中，即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其次，列宁认为在哲学中，辩证法就是一种逻辑学。（这里的逻辑指的是辩证逻辑而非形式逻辑，二者有着很大区别。）辩证逻辑研究辩证的思维形式、规律及其方法，以概念表达事物；而唯物辩证法实质是以概念范畴组织起来的学说。一方面，概念是解释事物本质的，逻辑以概念范畴表达事物；另一方面，概念、范畴都是逻辑思维的产物，因此，逻辑是辩证法的形式，逻辑的规律与辩证的规律是一致的。最后，列宁认为在哲学中，“逻辑学是关于认识的学说，是认识的理论。”[1]194从认识的过程来看，必须借助一系列逻辑分析，才能够去伪存真，达到對客观事物正确的认识，逻辑是认识的一个高级阶段。就辩证逻辑而言，逻辑从不是一个纯粹的思维的活动，总是与人类的认识活动相关，实际上，正是在人类认识史的研究中，才得以总结出辩证思维的规律。

综上，我们看到，列宁三者一致的思想，并没有否认三者的差异性，三者就研究范围、对象等都存有差异，三者并非完全等同。当然，三者完全是三个东西，只是具有同一性也不是列宁所要表达的。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倾向于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的三个方面，三者统一于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规律。

二、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的三者同一的重要意义

三者同一的思想是列宁《哲学笔记》中最有价值的论断之一，是对哲学发展的天才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三者同一是认识论的实质，为认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指导原则。三者同一的理论回答了该体系的研究对象、理论功能等等，为认识论的构思找到了根本方向以及途径。“是把认识论看作哲学的总体，还是用传统的‘纯粹认识论’来加以解释？”[2]95通过三者同一的论断我们能够找到答案。正是在此意义上，三者同一的论断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认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

其次，哲学体系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三种功能的统一，其根本原因在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三者同一。三者同一与三种功能的统一具有一致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那种脱离认识论基础的本体论，脱离唯物论原则的辩证法，脱离辩证法规律的认识论，脱离认识论内容的逻辑。”[4]197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走向带有神秘色彩的唯心主义，才能避免走向诡辩论.....，才能建立全面的、科学的哲学。

最后，三者同一的思想突出了唯物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的功能，突出了辩证法的最高普遍性。“哲学要实现同一，就要找到客观世界、认识活动和逻辑思维的共同的规律性.....”[5]262辩证法揭示了这种共同的规律，适用于指导一切，由此，唯物辩证法具有最高的普遍性。

三、结语

篇3

关键词：异化思想；异化劳动；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35-02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思想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客观的社会经济事实出发，运用“异化劳动”这一经济范畴，深刻剖析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劳动果实的社会现象，揭示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手稿》中，马克思以分析异化劳动的方式集中论述了他的异化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劳动就表现为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主要是指以下四个方面的异化。

第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从当时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巧妙地发现“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也就是说，劳动的结果反而成为一种异己的、统治着劳动者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私人占有，劳动者除去自身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的一无所有，没有任何能够实现自己劳动力所必需的物质条件。

第二，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相异化。马克思指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强制劳动。”工人所从事的生产劳动变成了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劳动与劳动者之间形成了对抗性的关系。

第三，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沿用了费尔巴哈关于类本质、类存在物的说法，他认为人的类本质正是人能够自由自觉地活动。但是，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因此，人丢掉了自己的类本质，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

第四，人与人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即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或者说是人与人相异化的事实。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异化思想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他摒弃了费尔巴哈关于“类本质”的概念，将异化的涵义理解为人的活动及其产物与人本身相对立。“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马克思把人和他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使异化从劳动领域扩展到整个人类活动，其中包括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首先，经济生活的异化。人类在从事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只有当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按照一定方式结合，才能产生出现实的生产力。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归资本家占有，生产商品的物质手段变成了剥削工人的利器。“只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而是自发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关于这种权力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就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转移，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因此，劳动者所创造的生产力已经不是某种个人的力量，而是所谓资本和财富的力量。人们从事的生产活动变成了一种人们无法驾驭的社会力量，变成了一种与人们自身相对立的现实的物质手段，并且反过来压迫、奴役着人们。

其次，政治生活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因此，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也标志着国家与从事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相分裂，国家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与人相异化。不仅如此，某些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也成为一种与社会相异的力量而存在。

再次，精神生活的异化。人们的精神活动即人们的观念、思维、意识。“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因此，意识就其本质来看是物质世界的主观影象，是客观内容和主观形式的统一。然而，由于分工和私有制的存在，人们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交往关系都发生了异化，成为与人类相对立的存在物。因此，作为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和物质交往关系的反映。意识本身也变成了一种独立的、与人类相排斥的，异己的力量。这样的意识不再受人的支配，并反过来支配人。这种精神生活的异化完全可以用宗教来证明。

三、《资本论》中的异化思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并没有抛弃中对异化问题的论述，而是立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根据新的经济事实和哲学分析，进一步深化了《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资本论》不仅批判地继承了《手稿》的基本思想，而且还对其加以创新和发展，使异化劳动理论更加完备和系统化，成为了阐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其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剩余价值理论，进一步解释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现象。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异化，不但表现在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自身，物质财富的增加与工人贫困化的加剧形成鲜明对比，而且表现在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变成了与工人相对立的存在物，变成了资本家借以剥削、奴役工人的现实手段。“活劳动的贫穷的主体，同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即创造价值的现实条件相比较，形成越来越鲜明的对照.劳动本身越是客体化，作为他人的世界——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立的客观的价值世界就越是增大。”

其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入细致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揭示了劳动者同劳动活动之间是一种异己的、对抗性的关系。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工人在进行资本主义生产之前，资本家就已经用货币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并且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工人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的幸福，而是为了让资本家获得足够的剩余价值，以此来不断地压榨和剥削自己。劳动者不再能自由自在地进行劳动，而是成为“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因此，劳动就变成了一种异己的、被强迫的生命活动。

再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异化条件下的各种经济事实的分析，深刻得出造成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的经济根源。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前提下，人的智力因素与劳动者相异化。这种智力因素包括科学、技能、管理等诸多方面。智力因素的出现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变成了资本家用来控制和剥削工人的有利武器。科技的进步和智力因素的发展不断使劳动者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科技与劳动的关系也变成了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关系。

最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依据，深刻地揭示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裸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从而进一步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社会关系同个人相疏远、相异化的事实。由于私有制和分工的存在，“个人同自己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必然存在，“各个人让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同他们自己相异化”。

纵观马克思早期和晚期的重要著作，我们不难发现一以贯之的异化思想。异化理论在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晚年的马克思并没有因为没有完全沿用早期《手稿》中关于异化概念的阐述而抛弃了对异化问题的研究。相反，他正是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具体深入地对异化范畴进行了新的诠释，再次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人道主义内容和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因此，马克思早晚期的异化思想不仅具有实质性的联系，而且是一脉相承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篇4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哲学主义;唯物史观;人道尺度;历史尺度

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在的理论来源，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哲学当中，思想家对市民社会、对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批判和对人类幸福的向往，最终都陷入了抽象人道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一方面，他们根据理性预设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并将其作为人道尺度衡量现实，从而得出现实“不合理”的批判性结论;另一方面，当他们想使异化现实“恢复”到理性状态时，又不得不诉诸哲学家的道德呼吁和统治阶级的良心发现。总之，从 “破”到“立”，旧哲学的方法论皆走不出抽象人道尺度的窠臼。

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现哲学革命之后，被世代进步思想家孜孜以求的人道尺度，才真正填平了应然与实然的鸿沟，找到了理想现实化的道路。抽象的“理性”并不能实现世界的大同，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无产阶级依据历史规律改造世界，解放自身，从而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实践活动。因此，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实质称为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所谓人道尺度，是应然、规范、价值性范畴，主张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其最初产生时直接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受奴役、受剥削的现实;所谓历史尺度，是实然、事实、真理性范畴，即科学地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研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性，从而在历史的可能性空间中选择、塑造理想生活。可见，历史尺度作为对抽象人道尺度的扬弃，内在地包含了人文关怀，是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

唯物史观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前代思想成果的创造性发展，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概念系统，梳理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史，我们才能看到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生成过程。

二、历史观的历史演进——唯物史观的动态生成

的历史观经历了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其唯物史观又经历了提出、运用、发展诸阶段。

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1842—1844年)，由于现实力量的介入和思想内部的矛盾，马克思开始了其世界观转变的艰巨过程。在 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分析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但此时马克思还没有从市民社会划分出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并且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把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形式视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或“人的本质的客观化”，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国家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在次年写就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首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思想。异化理论的隐性前提，是预设一个永恒不变的人之本性，当现实与该预设不符甚至相悖时，则为异化状态。异化的扬弃就是人向本来面目的复归。可见，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仍未脱离近代的人本学模式。所以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巴黎手稿》之前，马克思所持的历史观本质上仍旧是唯心史观。但是，从1843年开始的、在《巴黎手稿》中全面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提供了思想策源地。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到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篇论著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新世界观探索中发生了质的飞跃，唯物史观已经形成。在从旧世界观向新世界观的跃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并不是法国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所称的神秘的“断裂”，而是马克思在其特定的理论背景和历史情境下，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实践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概括之后指出，这是他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在布鲁塞尔继续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总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所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因此，对于初创时期的唯物史观，我们有必要分两个层次进行理解：第一，唯物史观的提出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使得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成为方法论上的现实;第二，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所生成的基本原理，是以科学假说的形态出现的，必须要在实践中予以求证。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著《资本论》正是这一的思想实验室。

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直到1883年去世为止，历时整整40年。如上文所述，唯物史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的结果”，唯物史观的证明和运用，更是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具体展开、实现的。《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是思想体系的百科全书。《资本论》的哲学意义首先在于，它把唯物史观作为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应用于一门具体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实现了这一目的，从而使得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得到较为充分而严格的验证。因此，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对于这一论述，我们同样要作辩证理解：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中得到了确证;另一方面，需要反思或深入思考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主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的成果，然而，从本质上是西欧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理论出发，能否推演出普适性的历史规律?相信科学研究、拒斥抽象思辨的马克思在晚年正是陷入了这一沉思，而作为其思考成果的则是《古代社会史笔记》。马克思晚年的学术变化，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马克思毕生的心血之作《资本论》，其后两卷却被马克思搁置不发，在他逝世之后才由恩格斯整理出版，而从这两卷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手稿并不完整，《资本论》并未杀青，他就已经转移了思考重心。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第二，虽然马克思毕生都在关注原始社会问题，但在晚年他却投入了异常巨大的研究精力，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第三，马克思把视阈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探讨落后国家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上三点，值得每一位力图从生成、变化的发展立场来理解哲学的研究者的重视与反思。如果说，在唯物史观的初创阶段，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提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假说，在唯物史观的求证和运用阶段，证明了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中的真理性的话，那么，在唯物史观的第三阶段，即马克思重点研究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的时期，唯物史观已经在自觉反思其方法论和具体原理的双重向度。这是因为，马克思在《古代社会史笔记》中的研究思路依然坚持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指向性，但在得出的具体结论中已有了重大突破，即打破了把西欧社会发展线索作为普遍历史规律的隐蔽归纳。

篇5

关键词：范式；范式转换；经济学；数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5-0014-04

诞生于100多年前的经济学。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它经过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与时俱进的发展。直到今天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当然，在时代和实践的变革进程中，它也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匈牙利的思想家卢卡奇也持这样的观点,“……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因此，我们在经济学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就显得十分重要。

方法论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库恩的范式理论出发，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无非是现代经济学家对其研究范式的重新构建。这当然有个基本原则坚持的问题：一是要以马克思基本方法为基础，坚持经济学基本“内核”：二是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为借鉴，构建现代的经济学综合范式；三是要以现代经济社会问题为导向，构建现代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以上的三原则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坚持经济学基本“内核”，对其批判性的继承，保证了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以西方经济学优势方法为借鉴，构建经济学综合范式，这是横向式兼收并蓄所带来的范式转变。以现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为导向，实践中创造出新的研究方法和应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又是构建与发展现代经济学所必须。在这三原则指导下，中国化进程中的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有以下三种路向。

一、批判式的继承：从基本方法到五个命题的提出

托马斯·库恩是美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史家，他于20世纪60年下的被誉为新时代科技哲学“圣经”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书，成为20世纪科学哲学的转折点，开创了科技哲学的新时期。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范式”的概念。认为范式是“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他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在库恩看来，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便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因为，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遵守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这样的范式不仅能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它竞争模式，而且能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再者，还因其具有标准化的特征，能够使实践者免于长时间思考和认知存在的问题。

“范式”概念是库恩科学哲学观的核心，在不同著作中他对“范式”概念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解释。概念的不明确使库恩受到别人的批评。为了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更加清楚，库恩接受了“范式”需要更加精炼的建议，他把所有范式的不同方面整合在“原理矩阵”的概念之中。这个矩阵不仅包含了科学家群体所使用的一系列方法与模型，而且还包含了他们的世界观。

经济学要发展，首先应该坚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方面，应该坚持的是马克恩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这一学科发展的根本保证。当然坚持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应该批判式的继承。批判式的继承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线索。马克思正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与改造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批判式继承也具有深刻的马克思哲学基础。列宁曾说过，“在辨证唯物主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他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他面前，除了生存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

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首先应该坚持它“原理矩阵”里面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阶段，对以往的经济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批判和总结，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主张。《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基本形成，而《资本论》的方法则主要体现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是作为一个体系包含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伟大发现。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看作是用于“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总结果”，是《资本论》所应用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过如下经典性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种唯物史观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和基石，也是经济学方法论区别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所在。

第二层次是辩证方法。马克主义经济学的辩证分析方法是继承在黑格尔的基础之上。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辩证逻辑和认识论”的内核剥离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惟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认为自己研究《资本论》所使用的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是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截然相反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还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本质：“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

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评的和革命的。”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就运用这一辩证法的分析范式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自然史过程”,把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当做过渡的形态，当做运动变化的方式，阐明了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以及必然灭亡、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同时在描述社会主义的种种前景的同时。又强调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任何的结论都不足取。

第三个层次还包括一些具体研究的方法。包括科学抽象法、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等。抽象法是通过人脑的抽象思维排除各种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抽取某种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从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所依据的方法。研究方法是在具体事实或材料中发现一般规律，这种方法的运用需要抽象力发挥作用：叙述方法是一种按照逻辑展开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起点是作为研究结果的抽象的、一般的范畴。而它的逻辑进程是一个矛盾发展、解决的演进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动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嘲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是把思想逻辑的进程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因为，历史的起点就是思想进程的开始，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的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实际上，逻辑的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是一种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对历史发展起干扰作用的偶然因素的方法。

张宇、林岗批判式的继承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归结为如下五个基本命题，得到国内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他发展了以下五个方面：(1)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2)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3)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4)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5)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

这五个命题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构成了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命题1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是经济学说明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下发生的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运行规律的根本依据。命题2主张在社会经济制度的约束下分析个体经济行为，是一种制度分析的方法。命题3要求把握生产关系中最本质的方面，也是从产权的角度分析问题。命题4揭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约束产生的经济原因，也是从制度起源的角度分析问题。命题5主张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强调经济学的实践性。上述第一个命题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首要原则。而其他四个命题，则是这首要原则在经济分析进程中合乎逻辑的展开。

二、对比来的借鉴：数学方法与博弈方法的纳入

库恩的范式理论在方法论上主张采用多元对话,认可多元现实,认为任何方法在解释人类行为时都不优于另外的理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而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和接受。同样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优劣，我们不能想当然的下结论。两者互有优劣，经济学由于其偏重于哲学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它在定性研究，跨时期研究，经济本质的研究上，有其天然的优势。同样，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其科学性和非科学性的两面。在深化与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有分析地借鉴、参考后者,通过合理吸收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科学因素，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纳入到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原理矩阵”里，实现经济学研究方法对比下的借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漫长的发展经历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一方面要求研究形式的科学化，这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在实证研究中越来越数学化与模型化，在分析人们之间经济关系时博弈方法的运用，这些都是我们在创新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

数学化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为明显的一大趋势，波普把经济学数学化看成经济学中的一场“牛顿革命”。20世纪中后期，经济学的数学化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也由此派生了数理方法与计量方法。借助数学的分析范式，数学方法不断被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命题、定理、原理和体系之中。严格定量、可计算、可模型化、可计量、可逻辑证明'这无疑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和发展，也表明了现代经济学日趋成熟和完善的特征。同时借助于数学的分析范式。可以准确地估算不同变量之间的精确的规律性关系,也可以对经济理论的预测能力作出合理的检验。数学方法的运用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这一点在发展经济学方面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经济学由于革命经济学的阶级任务，重视“抽象分析法”揭示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虽然也用到数量分析和实证方法，但基本的方法还是规范分析。而马克思由于时代的限制，他在《资本论》中只使用了简单的数学。但他并不排斥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他曾说过，“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后来苏联与东欧的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过程中，也表现出引进数学方法进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比如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就曾说过：“边际计算、线性规划、数学等都是合理活动效果学的构成部分，是政治经济学的辅助科学。”mJ另一位波兰经济学家明兹虽然在此问题上保守一点，但并不意味着他反对数学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使用，至少他说过这样的话，“只有当数学形式比语言—逻辑形式能够更好地反映经济现象和经济依从关系时，才使用数学形式。”

在和平建设时期，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应当让位于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实证分析比规范分析就显得更为重要。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经济学必须使自己的理论精确化，而这离开数学的运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作为数量经济学的两大分支，在这方面正是经济学的借鉴之所在，也是经济学完善发展自己所必需。

严格来讲，博弈论并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应用范围不仅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公共选择，还有犯罪学都涉及到博弈论。只是因为博弈论在经济学上运用最广泛最成功。经济学家对博弈论，特别是动态博弈理论的发展贡献最大，大家才把博弈论的方法归结在主流经济研

究方法的范围内。博弈论又名对策论，顾名思义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作用时候的决策及其决策的均衡问题。因为在主流经济学中，个人主义原则规定的是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具有经济理性的个人。但是，在博弈的分析框架下，每个人的福利不仅取决于他自身的行为，而且取决于他人的行为，个人的最优策略也取决于他对其他人所采取的策略的预期。博弈论进入经济学，并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它最核心部分毕竟还是与新古典经济学保持着高度一致，也就是理性经济人基于个人本位的效用最大化。但是，博弈论却也深刻反映了关系论的某些特点。博弈论的演化、动态、重复过程，更加贴近了经济现实，也更深刻地揭示了经济主体在相互接触中不断学习进而达到合作共赢的可能性。人类智慧正是在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这其中孕育的博弈规则趋势代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转向，即从独立的个人研究转向重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而且这种转向标志着对人类社会的一种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

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把博弈分析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博弈分析大有用武之地。把人的本质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物质内涵就表现为物质利益。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经济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是其物质利益的分析方法。阶级之间的博弈是围绕利益展开的。如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包含资本家与工人、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一些博弈关系。现阶段我们研究分配问题，中央与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关系问题，干群关系问题，都是双方博弈的结果。我们要创新经济学，实现马克思经济学方法体系的革新，必须把博弈理论也纳入进去，以实现经济学方法体系的更大的适应性。

三、实践中的发展：实验与制度方法的“拿来”

库恩认为范式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来看，它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历史的可变性。范式的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所涉及的世界的看法不同了，正是范式的这种发展性和变革性，别无选择地影响了并影响着在这个领域内实践着的团体的结构，亦即当某一个个人或某一个团体第一次产生出一种综合，并能吸引大多数后来者的实践时，较旧的学派就逐渐消失了。“范式”转变的过程一般都是带来科学发展的过程。为此，随着剧变，新老自由主义泛滥，社会主义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艰难转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范式转变也提到日程上来。为此，实践中发展创新出来两种研究的方法也应该纳入到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原理矩阵”里。

一种是“实验的方法”。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之所以突出抽象法，原因是,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无法通过实验室进行实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个结论在当时的科学实验条件下可能是准确的。特别是马克思的理论是要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实验。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曾经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复杂的、自然存在的市场系统的学科，所以实验对经济学家来说几乎毫无用处。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提到：“一种发现经济法则的可能方法就是通过被控制的实验。不幸的是，经济学家不容易控制其他的重要因素。因而无法进行类似于化学家或者物理学家所做的实验。他们一般只能像天文学家或气象学家一样借助观察的手段。”然而当今，利用电脑和信息手段进行模拟、仿真和实验,经济学实验已经发展成为经济研究的一种相当成熟的工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史密斯因为在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性贡献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实验经济学方法虽然首先由西方经济学家首创，但由于产生的环境，实验的过程，实验的目的的不同，也可以看成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首先，西方实验经济学的实验一般在大学课堂上，或者经济实验室进行，在一定经济利益的刺激下，让参与者针对某一问题进行选择。而我国的经济实验，是为了消除改革的盲目性，在局部的地区或者针对特定的经济主体进行的试验。例如当年国有企业扩大自在四川的试验，改革开放在经济特区的试验等等。其次，实验过程上来看，西方的实验经济学一般都要经过五个步骤。从选择课题一实验设计—选择参与者一实验控制一实验结果及分析。而我国的经济实验可以看成渐进性改革的试验，先是国家从宏观大方向上把握全局，然后各地方各经济主体结合自己的实际，推出具体的改革政策措施,最后通过成本收入的比较评价政策绩效。比如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各地创造出来的不同模式。如山东平度的“两田制”；北京顺义的“反租到包”；广东南海的“土地入股”；陕北“四荒的拍卖”等等。再次。西方的实验经济学从目的上看，主要用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检验。如“阿莱悖论”实验对个人选择理论的检验；“囚徒困境”实验对博弈理论的建议；“拍卖理论”对市场理论的检验。我国进行的经济实验主要用于构建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经济建设与国家发展服务。如经济特区在深圳的设立的实验，首先中央拍板在濒临港澳的深圳实行优费的政策，招商引资。通过几年的发展经验，国家给予成本收益的评估。最后下结论，上升为理论与政策，把开放的格局由点到面的推行下去。

另一种是制度分析的方法。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就是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在西方经济学界大行其道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更有发展的最好土壤。制度分析方法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也可以看成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实践中的范式创新。制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偏重于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等出发，个人行为决定于社会制度,强调解释，这种方法将制度作为变量，并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了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经济学方法论。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经济学的独创，其实马克思也是一位大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其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从本质上进行制度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这种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方法，具有客观的实用性，能够解决传统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外部性经济问题，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比如说，我国经济学家盛洪博士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提出一种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既可以看成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也可以看成制度分析方法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运用。周其仁撰写的《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也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典范。

四、结论

库恩理论的“范式”概念里，方法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库恩的“范式”与“范式转换”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的演进。基于库恩理论的分析表明。中国化进程中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无外非以下三种路向：一是批判式的继承,坚持经济学基本“内核”；二是对比来的借鉴，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与博弈方法纳入到经济学的方法群里：三是实践中的发展,用实验与制度的方法分析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充实经济学的方法群。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卢卡奇_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g,1996.

[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列宁论(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张宇，孟捷等,高级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0]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1]兰格,政治经济学(第1卷)[M],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35期,

[12]明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M],北京：三联书店，1963(泽本).

篇6

关键词：资本论；分配关系；生产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篇第五十一章中，在批判以经济学家对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错误的基础上，论述了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之间的关系。即第一，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分配关系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第二，分配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表现。马克思的这种认识对于我们揭示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本质提供了一个角度，同时这也引发了我们对当代的思考。

一、如何实现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在生产关系中真正人格化的思考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十一章中多次提到了"人格化"这个词，马克思是这样界定人格化的，他说："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1] 通过这段话可知，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是资本和雇佣劳动人格化的体现。我觉得这种人格化是最初形式上的人格化，是将抽象意义上的东西具体体现在人身上的一种表现。如何实现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真正意义上的人格化，则是人格化的进一步的发展。我所说的"真正的人格化"是指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如何使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人权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如何使他们的人性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尊重。

我们先谈资本家真正意义上的人格化问题。有人认为资本家是生产的领导者和统治者，他们的人权是有保障的，他们的人性也是必然受尊重的。其实不然，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经济危机，债务承担等的冲击，资本家来自外部竞争的压力，他们的处境远没有当初好。另外，随着雇佣工人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当他们的集体利益受到严重冲击时，他们便会选择罢工的形式来反抗。这使资本家的原始人权与受尊重的权利受到极大挑战。据此，我认为，在当代资本家要想获得真正的人格化需要以科技为线索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自身的地位。另外，资本家要能够实行更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目的但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很关键。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雇佣工人。他们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弱势群体"，但是较之以往处境有所缓和。作为雇佣工人要使自身的权利获得保障，人性受到尊重，他们需要不断地寻求自身价值的增值，并且努力提高自身各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工作能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与其他竞争者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也为他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格化打下了基础。

笔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真正人格化是可能实现的。无论是在经济领域，亦或是在其它领域，这种"双赢"意义上的人格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本身的发展。

二、对当代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简单思考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十一章中，马克思指出：分配关系是"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2] 按照现在的说法这种分配关系实质就是按要素分配。按要素分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主导的分配关系。另外，在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社会福利性分配、政策利分配等。

按要素分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分配关系的主要方面，这种分配关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分配关系可以具有以下优势：首先，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就间接起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其次，降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最后，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各个劳动对象的积极性，这也是对社会公平的合理体现。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按要素分配的分配关系的主导下，社会福利性分配关系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如果说按要素分配是分配关系的理性体现，那么我觉得社会福利性分配是分配关系中的人性体现。社会福利政策可以说是社会福利性分配关系的一个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福利性分配关系主要是要通过给穷人补助来实现收入分配平等化的目的。通过社会福利性分配关系使一些失业人、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有所保障。这种分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对改善穷人的地位和生活条件，提高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这对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也是有利的。但是，这样的分配关系实际上也存在着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使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下降，可能会导致社会总体的生产效率下降。二是，增加了政府的负担。瑞典作为一个著名的福利性国家，使许多国家都感到羡慕。但是谁又能理性的看到这种福利性的不理性呢？据一调查显示，瑞典的公共支出（包括公共投资在内，但主要是福利支出）1981年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6%，这种巨额的福利支出成为各国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这其中也包括美国。我想说的是分配关系本来是要能促进生产关系的，而总以眼前利益为重的"不理性的"社会分配关系从长远来说是要阻碍社会的发展的。人性化的分配关系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应该能以理性和科学的眼光看待分配关系。从当代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中，作为中国我们也应该有相应的思考，科学的对待我国的分配关系。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变迁的思考

1、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在分配关系上大致的经历过程

1978 年到1987 年，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恢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责任制明确划分了国家、集体、个人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关系，最有效地将农民的收入同他们的劳动成果挂起钩来。从1987 年党的十三大到1992 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前，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方式的探索，确立强调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关系，其中包括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这是中央重要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非劳动收入可以参加分配。1992 年到2002 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前，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提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2002 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后，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明确界定以及指出了如何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两个注重"原则。[3]

2、对于中国分配制度变迁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的中国在分配制度上的大致经历过程，是和我国的国情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复杂情况。我们面对机遇的同时更面对巨大的挑战与压力。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发展应该是基于稳定之上的，应该追求的是长远的发展。为此，中国在当前的分配关系上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效率优先，但绝不能忽视公平。

第二，政府在再分配中要加强宏观调控，健全市场分配机制，健全法制，建立健全科学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三，发挥非政府组织对社会分配的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第996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第993页.

篇7

【 正 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 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篇8

【关键词】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差异性

一、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解释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完整而系统地显现。第一，唯物史观作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恩格斯指出，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他认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么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揭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规律。第二，抽象分析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可以用化学或物理实验去研究，不能靠单纯地感性直观，只能借助思维的抽象力去分析。马克思的抽象分析方法不是一种先验的或纯粹思辨的，而是历史的，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历史性和暂时性，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一般规律。第三，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种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方法和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方法又是统一的，研究的方法就是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思维抽象；叙述就是从思维抽象到思维的具体，这两种方法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第四，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是从最简单和最抽象的概念范畴出发，在思维中具体化，即就是从抽象到具体；历史的方法是从事物的实际发展顺序去研究，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在经济学中，逻辑与历史是相统一的。

二、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

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研究个人、厂商、政府或其他组织如何进行现实生产的选择，使得资源高效利用，以较少的投入获取最大化的回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科学主义，在实际的经济学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分析方法。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法是西方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规范经济学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研究经济活动“应该是什么”，在具体的经济活动行为过程中会依据价值判断来做出理性的经济行为选择。实证经济学是采用像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具有一定数量关系的函数关系，构建一定的经济模型，通过这种模型进行一定分析来证明经济活动选择的可行性。第二，均衡分析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均衡分析法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去分析某一时间点、某一特定市场中的某一商品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决定；一般均衡分析是分析所有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同时达到均衡时的所有商品的价格决定。考虑到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在现实经济活动分析中常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法。第三，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静态分析是分析经济现象的均衡状态，完全抽调时间及其相关的变动因素，静态地进行经济现象的分析；动态分析法与静态分析法相反，是对经济活动变动的过程进行分析，比如分析某一时间内有关经济总量的变动以及相关经济总量在变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第四，经济模型分析和边际分析法。经济模型分析法就是运用经济现象中的数量关系来建立一定的经济模型，然后去分析经济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边际分析法就是运用微积分方法去分析经济活动中的某一经济增量的变化，用以说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变化过程，其结果可以用因变量的变化率与自变量的变化量的比率来表示，可以分析出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依赖程度。

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差异比较

篇9

关键词：生存实线  马克思辩证法  现实根基 

        一、深刻理解辩证法的含义及其本质

        1．“辩证法”的含义

        研究辩证法问题首先要界定“辩证法”这个词的含义，否则一切讨论都是无意义的。我认为“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主要指一种哲学思维方法和方式，客观世界是没有辩证法的，有的只有辩证性。关于辩证法是一种思维方法，马克思在多处都有论述，如他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以及“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列宁也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他说：“虽说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但他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的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问题。”

        2．辩证法的本质

        辩证法的本质是否定性，黑格尔把它视为“一切活动——生命的和精神的自身运动——最内在的源泉，是辩证法的灵魂”。马克思干脆以“否定性的辩证法”来直接称呼和命名辩证法论，他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是说辩证法的根本性质是否定性。还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二版的跋中写到“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里说的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就是说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是否定性的。

    二、怎样理解辩证法的现实基础问题及其区别

    马克思是怎样把黑格尔唯心辩证法颠倒过来？又是如何提取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的呢？过去往往认为，马克思辩证法就是将唯物取代黑格尔的唯心，是由绝对精神到物质的简单变换，我认为这种解释只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关键在于他们对辩证法的基础理解不同。

        （一）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基础是精神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研究纯粹概念的必然运动的，整个世界都只是概念的运动，是精神的运动，黑格尔认为：“真正辩证法的概念在于揭示纯概念的必然运动，并不是那样一来好像把概念消解为虚无，而结果正好相反，它们概念就是这种运动，并且这结果简单地说来，即共相也就是这些相反概念的统一。”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不仅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历史也变成了思想的历史，即把世界理解为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过程。”

        黑格尔在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时，把劳动作为精神扬弃异化达于自身同一的一个环节，从而充分肯定了劳动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品格。这是黑格尔的伟大之处，但是他所理解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性活动，与人们进行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劳动相去甚远。也就是说，黑格尔虽说“把劳动认作本质，认作人的自行证实的本质”，但他所了解的“劳动”乃只是思维的过程，只是自我意识自身异化又克服异化的精神活动。

篇10

1 唯物主义反映论

在认识的前提和来源的问题中，“唯心主义者认为理性是一切认识的唯一源泉，而唯物主义者认为可感觉的既存世界才是一切认识的源泉”。狄慈根首先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将上帝赶出自然界，将物质世界确定为认识的对象和来源，为认识论建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在此基础之上，狄慈根还坚持了认识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正如他在一个比喻“概念和事物的关系就像相片和本人的关系”n{所说的，“思想是脑机能与某种对象结合而生之子”，认识是客观的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列宁曾高度评价过狄慈根的这一思想，“包含着和不可知论、马赫主义、唯心主义不同的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基础”。

  同样难能可贵的是，狄慈根不仅仅看到了认识的根源是客观物质，还认识到认识对客观存在具有反作用。他批评机械唯物主义看不到思维的能动作用，并且用比喻艺术性地描述了认识的这一特点。他说:“创造出来的精神这个自然之子却是一盏明灯，’已不仅能照亮自然界外部，而且也能照亮自然界内部”’4{。这句话中“自然界外部”是指人的精神世界，即人的思想和意识;而“自然界内部”则是指客观存在、物质世界，“精神”正是由于具有某种能动作用，才能反过来照亮“自然界的内部”。

2 实践观

在认识的过程中，狄慈根对实践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也对其进行了必要的思考。狄慈根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论述。

首先，科学以经验为前提条件，离开实践后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就无从谈起。他说:“谁想对星有些人是，就要望天;谁想增进他关于植物的知识，就要去收集植物;谁要研究精神，就不应沉思”。即是说，要获得对于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就必须要依靠时间活动来达到。

另外，狄慈根的思考不仅停留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上，他还看到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他说:“我们听到、看见、嗅着>)卜且在其中生活着、呼吸着的世界，是真理的世界或真实的世界，这是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应该如何去证明呢?正如“怎样证明桃子是好吃的水果呢?我们吃’已就会知道的”。即是说，实践是可以证明认识的正误。那么，除了实践还有其他的事物可以完成这个仟务吗?狄慈根认为，一旦离开了实践，就无法判明认识的真伪，因为实践是联系主观与客观的桥梁。

狄慈根将实践放在非常重要、无可取代的地位来考察其与认识的关系，是与哲学相一致的实践观。但他在具体思考实践是什么的问题中，只是肯定生产活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具体活动都是实践活动，而没有意识到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特点，也没有深刻地认识到生产实践是实践中决定性的内容。

3 真理观

狄慈根的真理观首先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他认为智力、思想并不产生真理，“真理必须是客观的……’已必须是’已的一定对象的真理。坚决地反对存在无对象的真理、主观的真理。这就是说狄慈根看到了真理内容的客观性，’已不以人们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是科学的，我们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在此基础上，狄慈根又论述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他认为绝对真理就是指真理本身，是“一般化的真理”;而相对真理是指绝对真理的“部分”。他说:“我们所认识的……是相对真理或自然现象”，即是说人的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只能得到相对真理的认识。对这个说法，列宁是I一分赞同的，他曾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著作中引用过狄慈根的一段话:“画家当然赶不上他的模特……几千年来最流行的逻辑是这样说:真理就是我们的认识与其对象的一致。从来没有什么话比这更加愚蠢。图画怎么能同’已的模特‘一致’呢?当然，近似是可以的”。狄慈根强调相对真理相对于无限发展的世界整体过程来说是相对的，而相对于特定的内容而言则是客观的。而认识的相对性是推动认识不断深化、不断接近绝对真理的一个过程。

  狄慈根的真理观还包含了真理与谬误的关系。他提到二者依据一定的条件可以相互转化。他认为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区别，都有一定的限度，都以与某个个别对象的关系为前提。从一定意义上说，狄慈根的真理观不仅是唯物的，而且也是符合辩证法思想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体现。

4 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

黑格尔最早在他的著作《逻辑学》中提出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的同一思想，他认为三者是同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批评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也基本上赞成他的关于三者同一的思想。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使资本的辩证法、资本的认识论和资本的逻辑学，该著作本身就是这三者同一的典型和体现。但马克思生前对这一原理并没有做出过明确的阐述。后来列宁继承了这一仟务，指出:“虽然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已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我们往往将列宁看作是马哲史上第一个明确、系统地阐释这一原理的作家。其实，在列宁之前，狄慈根就曾经提出了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的思想，并对列宁产生了重大的启发作用。

首先，狄慈根通过对形式逻辑的批评来阐述辩证法与逻辑学的同一。狄慈根批评了形式逻辑只限于主观思维领域的判断推理，不能辩证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旧逻辑学的一个根本错误是’已误以为知觉是人类精神汲取认识的最后根源……’已把思维工具孤立起来。””而且，形式逻辑的基本法则或定律是繁琐而又浅陋的，不可能全面、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因此，’已不可能成为指导人们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而辩证逻辑学则不同，形式逻辑的缺点恰恰正是’已的优点。’已研究的概念的矛盾运动是以现实世界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已是在更广阔的领域中思维，能够看到同一中包含的差异、静止中的变化，因而’已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

  同时，狄慈根还论证了逻辑学与认识论的一致-r}。他提出在辩证逻辑学中，思维形式与内容是统一的，逻辑体系不仅仅是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具有反映真实世界的功能。研究思维体系和规律的逻辑学和研究反映过程的认识论是一致的，不能将’已们割裂开来。若逻辑学离开了认识论，仅仅讨论归纳和演绎等认识方法，思维就失去了客观内容成为无内容的空洞的思维。而认识论本身就是一颗科学的严密的逻辑体系，离开了逻辑学，认识论体系就无法得以建立而成为混乱的一盘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