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直接投资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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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一）规模差距悬殊，危机后走势不一

中美相互直接投资在规模上有显著差距。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经历两轮增长，第一次扩张期为1993—2001年，从5.56亿美元增至19.12亿美元；2003—2007年进入第二轮增长阶段，2007年达到52.43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缓慢，2003年仅为0.65亿美元，2007年为1.96亿美元。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走势不同，美国对华投资波动较大，出现资本净流回，中国对美国投资则增长较快。美国经济分析署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2008年增至历史最高值，2009年降至负值，出现净资本流回，且2011年再次出现16.63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数据，没有出现负值，但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则增长较快，2010年和2011年的增速分别为43.9%和38.5%，2011年达到18.01亿美元。

（二）双边直接投资都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投资趋于增加

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集中于制造业领域，对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投资趋于增长，但仍然较小。2000年美国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存量为70.76亿美元，占美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为63.5%，2011年达到267.1亿美元， 所占比重为49.2%；其中，以满足当地市场需求的食品业和化工、冶金和交通设备等重工业为主，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投资规模也较大。对服务业的投资增加，2000年美国对华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存量8.09亿美元，占美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为7.3%，2011年为146.37亿美元，所占比重为27%；其中，对金融业的投资整体呈增长趋势，所占比重为4.6%，但总体上仍然较少。

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金融业投资增加较快。2010年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存量占比27%，为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国际金融危机后，对美国金融业的直接投资增加，2007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总金额为1.96亿美元，2008年大幅增至4.62亿美元，其中，对金融业投资增幅最大，2010年对金融业投资所占比重为10.8%。

（三）双边直接投资在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联系中相对较弱

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和欧洲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2008年之前不足2%（2005年除外），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波动，2010年对华直接投资占比为2.33%。中国引进美国投资占中国引进外资的比重也较低，并且下降趋势较为显著，2004年为6.5%，2010年降至2.0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地区，2011年对美国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为2.43%；从美国引进外资的角度看，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所占比重更是很低，2009年之前都低于0.2%，2011年为0.25%。

二、形成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基本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定规模，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后发展较快，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截止到2011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存量为542.34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仅为38.15亿美元。

（一）比较优势决定双边投资的基本格局

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的企业由于具有技术创新、先进的企业管理和营销与品牌等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居世界首位。从中国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多地拥有“国内资源部门的准入权优势”和“生产阶段的分工”，而只有少数企业在某些领域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所有权优势”。

如果将美国和中国的优势放在一个框架中分析，则美国更多地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所有权优势”，中国更多地拥有“国内资源部门的准入权优势”和“生产阶段的分工”优势，这决定了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

（二）区位因素和历史文化联系

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看，经济发展的历史联系和地理因素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截止到2011年，美国对加拿大、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头寸所占比重，分别为8%、55%和20%，对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占比仅15%。

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较深地参与到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逐渐成为世界主要的制成品出口国。受地理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亚洲地区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的直接投资发挥了主导作用，来自美国的直接投资并不是促成中国参与当前国际分工的主要因素。

三、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一）美国“再工业化”对双边投资带来不确定性

为应对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等问题，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有层次、有步骤地推出一系列系列举措。美国“再工业化”对双边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

1、部分美国在华制造业企业回归，但宏观影响并未显现

随着机器人、人工智能生产和页岩气技术的突破，美国的制造成本降低。2012年3月份波士顿咨询公司推出《美国制造回归：制造业或临拐点》的报告，认为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不断削弱，制造业从中国向美国回归拐点将有可能在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家电和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家具、金属制品、塑料和橡胶及运输工具七大产业率先启动。目前确实也出现了部分制造业企业回归美国生产的现象。

在宏观层面上美国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未受到显著冲击，但趋势不稳。美国对外制造业直接投资，2008年降到最低，2011年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但已温和复苏。美国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在2009年下降幅度较大，2010年和2011年先增长后下降，趋势不稳。从制造业的内部结构看，计算机和电子信息产品、电子设备和零部件以及交通设备领域的直接投资波动较大。

2、中国对美跨国并购受政治干扰趋多

从中国企业近几年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看，华为、中兴、三一和万向等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接踵遇挫。“政治”、“国家安全”、“威胁”等成为阻碍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障碍。具体看，中国对美跨国并购的企业主要是中国在高技术产业领域有过激竞争力的企业，美国存在对其技术外溢的担忧。根据《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规定，总统有权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对任何外国兼并、收购和接管美国的商业公司的行为采取行动。对外国并购等的审查具体由外国投资委员会来负责。这种“审查权”就赋予了美国总统在经济领域的“政治干预权”。

因此，从经济要素的稀缺性来看，有限的资本根据要素成本的差异，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区位选择，意味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面临不确定性，但目前尚未带来明显冲击。另外，从先进技术的垄断性看，出于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增强的防范，针对中国对美高技术企业的并购，美国通常会以威胁到国家安全的理由进行干涉，从而给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加风险和不确定性。

（二）影响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的基本因素尚没有变化

1、中国的市场需求巨大，且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收益增长快

从亚太地区看，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市场需求巨大的优势较为显著，成为吸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即前面提到的，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市场拓展型投资”，目前已取得较好的发展。

一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已形成较大规模。中国已经为美国对亚太地区制造业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在2004年之后经历了快速增长，2007年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头寸，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国家，2011年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头寸为267.1亿美元，高于日本的233.12和新加坡的214.47亿美元。

二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收益持续稳定增长，并且前景不错。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美国—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经常账户项目下的直接投资为净收益，并且稳步增长。2000年直接投资项下美国对中国实现的投资收益为12.2亿美元，之后快速增长，2007年为57.7亿美元，2008—2011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收益仍保持较快增长，达到96.8亿美元，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的比重也提高至2%。

另外，美国对中国金融业的投资增长空间较大。截止到2011年美国对日本的金融业直接投资总额为545亿美元，相当于制造业投资总额的2倍多，而对中国金融业的投资总额25亿美元，不足制造业领域投资的十分之一。美国对新加坡、韩国和印度的金融业直接投资分别为137、57和37亿美元，也高于中国。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开放水平的提高，美国对中国金融业的直接投资将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因此，美国对华制造业投资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金融业领域的直接投资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并且投资收益稳定增长，这都成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的有力支撑。基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潜力的逐渐显现，预计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的基本趋势不会受到影响。

2、中国扩大对美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凸显，且具备客观基础

中美之间的直接投资联系较弱，货物贸易和中国持有美国的国债是目前中美两国主要的经济联系。从资本流动的方式看，中国资本流入美国的主要方式是中国增持的美国国债和美国银行增加的负债，直接投资方式所占比重非常小；美国资本流向中国的主要方式是美国银行投资权益的增加，直接投资占比也较小。通过增加对美国直接投资已成为改善中美经济贸易联系的主要方式之一。

从直接投资的动机看， 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的动机日益强烈。确保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规避贸易摩擦等占主导地位，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随着我国高技术产业领域部分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为加快提升我国高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水平，进行专利与信息收集、商品筹划与开发研究，也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我国部分企业具备了跨国并购的基础，中国已到了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阶段，“走出去”战略实施后，一系列支持海外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三）政策环境整体有利，且长期看尚存机遇

从长期看，美国“再工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市场需求，以及产业分工深化为促进两国直接投资带来机遇。

1、中美双边直接投资面临的政策环境整体有利

一是“选择美国”计划的实施有利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2011年6月奥巴马签署行政命令，创建“选择美国”项目办公室，旨在推动全世界各地和美国本土企业扩大在美国的投资，为美国创造增长良好的就业环境。

二是中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扩大了开放度。目录取消了部分领域对外资的股比限制，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促进制造业改造提升、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促进服务业发展；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加快实施，也为国内企业加强对美直接投资提供有利的政策支撑。

三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正在推进。2008 年6月，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双方同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旨在加强双边投资保护的同时，促进双边投资健康发展。2012年5月重启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两国政府并为此展开了相关研究。

2、辩证看长期双边直接投资尚存机遇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推进，从发展的角度看，一是必然意味着对潜在市场投资的增加，以更准确灵活地捕捉市场需求信息，二是“再工业化”带来的新一轮产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首先，长期看，市场需求是企业技术和产品创新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当前产品生命周期加快，产品的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再创新阶段，间隔时间较短，必然意味着为了抓住市场规模而带来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中国具有潜力巨大的市场。美国可能通过对华直接投资，来捕捉更多的市场信息。其次，“再工业化”将带来新一轮产业兴起和发展，必然带来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这无疑是中国参与新一轮全球经济分工的重要机遇，通过培养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新优势，提升技术水平，与美国更多地展开科研合作，与美国形成不可替代的产业分工关系，将有利于双边直接投资发展。

四、政策建议

加强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目标并不是确保其规模，或者确保其增速，重点是促进中美直接投资结构性加强，立足于利用好中国潜力巨大的市场优势、较低成本的熟练劳动力优势和一定基础的科研优势，并抓住“美国再工业”及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的国际分工的机遇，为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为此建议：

一是分类利用好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针对以利用我国低劳动力成本为导向的美国直接投资，政策侧重于理顺要素市场价格，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无需政策方面压低劳动力成本以应对“美国制造业回归”；针对以我国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直接投资，政策侧重于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但也要防范美资企业在我国市场上的垄断，造成国民福利的损失；最重要的是，为扩大美国高技术领域或者研发机构在我国的投资提供政策支持。

二是加大对战略性产业的监管。在扩大产业开放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监管，保障我国的经济和产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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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市公司 自主创新投入 公司治理结构 实证分析

一、引言

自主创新一直是企业发展中最受关注的方面,因为自主创新获得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但是自主创新这种投资行为一般是长期投资,并且其结果具有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委托理论条件下,如果企业内部缺乏对管理者创新投入的激励机制,管理者就会通过短期投资,如广告投入、规模扩大或者并购等达到追求效益的目的,而放弃风险较大但具有长期效益的自主创新投入。

企业自主创新的内部激励除了传统的薪酬激励外,公司股权结构,管理者持股比例、董事会结构、资本结构等公司治理结构特征将对管理者的自主创新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2008年通信类上市公司年报数据的分析,综合考虑股权集中度、管理者持股、资产负载率等公司治理结构特征对公司自主创新投入能力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假设1: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自主创新投入越多

大股东和适当的股权集中度有利于减轻R&D投资不足的问题,由于流动性关系,大股东也具有长期投资的动机,因此综合分析认为大股东和股权集中度将促进企业R&D投入。

假设2:管理者持股越多,公司自主创新投入越多

创新投入对于公司长期价值有增长作用,但会带来短期收益的降低。为了规避风险,管理者通常会选择可以带来短期业绩的投资方案。如果管理者持有公司的股票,无疑才会将自己的长期利益与公司的长期发展结合起来。

假设3: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自主创新投入就越低

资产负载率是评价企业偿还能力的指标。由经验可知,负债越多,用于研发的资金就越少。同时债务越多,企业面临的债务利息越大,债权人的监督越严格,而自主创新投资是长期的,风险也大,出于公司财务安全和管理者自身职位风险的考虑,负债越多的公司,其创新投入越少。

三、数据和模型

1.数据样本

通过查找2008年深沪证券交易所通信类企业47家公司的年度报告,删去股权被冻结或生产经营不正常的公司,共获得34组样本。

2.变量

本文采用R&D支出/2008年全年营业收入作为自主创新投入的量化指标,并以此为被解释变量,体现公司治理结构特征的各参数,如股权集中度、管理者持股、资本结构等作为解释变量。

各变量定义如下:

(1)Y:2008年R&D支出/2008年销售收入;

(2)x1: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本文采用国内学者惯用的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来衡量股权集中度;

(3)x2:董事长持股比例。

(4)x3:资产负载率。

数据变量如下表1所示:

3.模型与研究方法

为了检验上述的四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应用如下模型:

采用OLS方法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对OLS回归结果进行统计结果分析以及经济学意义检验,对残差序列进行D.W检验和White检验。如果存在异方差,则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获得有效估计。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评价

1.描述统计分析

表2显示了研发支出、前十大股东累积持股、董事长持股、资产负载率的平均值、中位数、最大值和最小值。

2.回归结果

利用Eviews软件,对表1数据进行OLS回归,结果如下:

3.模型评价

统计学检验:由上面回归方程 可知,此模型的拟合度一般,这是由于样本数量少,以及变量设计少所致。由于本文着重研究三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因此拟合度不影响结论的得出。

由DW=2.37可知,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该模型也不存在异方差。

给出显著水平,,因为,说明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即通信类上市公司自主创新投入能力与前十大股东累积持股、董事长持股、资产负载率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可见在显著水平为0.05时,都不显著,只有显著,说明资产负载率对自主创新能力有显著影响。

4.结果评价

由可知,与Y正相关,即股权集中度与企业自主创新投入成正相关关系,这与假设1结论相符;由可知,与Y正相关,即董事长持股比例也与企业自主创新投入能力正相关,与假设2相符;由可知,与Y负相关,说明资产负载率越高,企业自主创新投入能力越低,这与假设3相符。

上面的回归分析说明,我国通信类上市公司的自主创新投入与公司治理结构特征的关系,是符合理论研究结果的。

五、结束语

通信类企业属于高技术产业集群,其发展离不开自主创新能力,只有自主创新才能使一个通信企业真正的拥有核心竞争力,从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之前学者对企业内部激励对于自主创新投入能力的影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针对某些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因素对通信类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证明了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自主创新投入越多,管理者持股越多,公司自主创新投入越多,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自主创新投入就越低。这些结论并未阐述出所有的公司治理结构特征是否对公司自主创新投入能力均有影响,如基金持股、公司性质、公司投资等,从本文建立的模型拟合度情况就可以看出,还有很多因素没有考虑在内,因此对于这二者的关系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Lee, P.M. and H.M.O’neil.l Ownership Structures and R&D Investments of U. S. and Japanese Firms: Agency and Stewardship Perspectiv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46(2): 212-225

[2]张晓峒:计量经济学基础.南开大学出版社[M],2007:95-96

[3]杨建君李垣薛琦:基于公司治理的企业家技术创新行为特征分析[J].中国软科学, 2002, (12): 1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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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7-0026-02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有了不俗的表现。2014年末，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更是连续三年保持了世界第三的水平，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企业作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主体，国际化程度也逐年攀升，为中国实现对外投资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平衡、促进包容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数据显示，中国2014年全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参与境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投资者共对全球逾156个国家和地区的452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投资活动，累计金额达到1029亿美元，同比上年有14.1%的增幅，其中非金融类投资898亿美元，能源矿产领域仍为投资热点所在。与此同时，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国家中，发达国家占比有了较大提升，其中对欧盟投资也有约1.7倍的增长，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对欧洲投资的“跳跃式”增长尤其引人注目。

中欧长期以来稳定而密切的经贸往来，双边贸易在2013年底达到了5591亿美元的规模，其中欧盟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市场，同时中国也是欧盟的第一大进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那么，作为一个新兴发展经济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伙伴国结构迅速从发展中国家和资源型国家向欧美发达国家集中的现象，内在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又有着何种形式和行业分布形态？欧债危机背景下，中国加大投资力度的现象是否是长期性的趋势？这些问题，都将留待本文在余下部分逐一展开进行探讨。

二、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

（一）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活动的规模与主体

据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数据可知，2010年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存量仅为61亿欧元，位居印度、冰岛等国之后，而截至2012年末，这一金额已增长了4倍之多。与此同时，数据显示2013年初中国在欧洲直接投资企业为7148家，企业资产总额为878亿欧元，中国企业投资的欧洲国家也由两年前的28个增至35个，且早在2012年末，中国在欧洲所设立的直接投资企业便覆盖了全部欧盟成员国。由图1的部分关键指标可以看出，单就企业数目而言，两年时间内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的企业数目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涨幅高达57.9%；且伴随着对欧洲直接投资额的迅猛增长，相关企业的从业人员也有了大幅增加。此外，诸多数据也表明中国对欧洲ODI活动中企业偏向于“年轻化”的局面，中国企业在对欧洲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水平也正在不断的提升。

（二）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流量与存量

伴随着中国与欧洲双边资金流动规模的增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多，根据由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都有了跨越式的增长。2004年中国对欧盟等国的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分别为5.37、0.73亿美元，到2012年底则分别突破了315.38、61.2亿美元，增长速度尤其迅猛。无论是直接投资的存量还是流量，亚洲始终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集散地；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了包括香港、开曼群岛以及澳大利亚等传统的避税区，欧洲地区在2012年分别吸纳了中国约8%的投资流量和7%的投资存量，相较之下规模较小，但是仍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全年对欧的直接投资占到了流入欧洲的全部外资的1.4%，这一比例显著需要增强。

三、中国企业对欧洲ODI的投资结构特征

（一）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投资结构

自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投资者纷纷撤资，而中国资本却在此时背道而驰，加大了投资规模，大量中国资金进入欧洲市场。例如，中国山东重工集团收购德国叉车制造商凯傲集团25%的股份、国家电网投资21亿欧元购买意大利国有存款银行能源网资产35%股权、复星集团出资10.38亿欧元收购葡萄牙储蓄总行保险公司的80%股权等等都是典型的代表。整体而言，通过对各行业的流量和存量占比、资金规模都不难看出，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以及金融业是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三大领域，且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也是增长较快的行业部门。

与此同时，也通过选取部分欧洲国家，详细探讨了中国对欧ODI的行业分布结构。如表1所示，在7个样本国家中，能源、交通、技术和不动产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覆盖面相对较多、投资规模较大的产业部门。这与上文所分析得出的结论相一致，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以及金融业吸纳了大多数的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

根据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这两种投资形式，结合企业投资的行业流向，本文借鉴Hanemann & Rosen（2012）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企业在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中，绿地投资模式是投资者更多采用也更为偏好的投资方式，但并购的方式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在项目合作方面，通信设备及其服务、工业机械、设备和工具以及替代/可再生能源产业是相对集中的三大产业。当然，目前中国的对外投资领域开始向酒店、医疗、电信、地产等产业迈进。

除了产业分布结构方面的特征，伴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的不断扩大，从国家和地区分布结构来看，2014年中国在欧洲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是意大利，而中国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的投资从2011年到2014年有大幅的增长。与此同时，卢森堡、英国、法国、德国、瑞典和荷兰是吸引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欧盟国家。显然，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分布呈现出西欧多于东欧、北欧和南欧的局面。然后，在不同的地区内部，各类企业的占比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例如，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占据了西欧投资者的主体，而东欧则以个体及家族企业为主。

根据上述关于企业的行业和地理区位的分布，更进一步对企业所有权结构等特征进行展开。德意志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海外投资曾经主要来自中国的国企，但在2011到2013年之间，中国私企在欧洲大陆的投资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从之前三年的4%上升到30%。

（二）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特征

基于上述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规模和结构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表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首先，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不断增加，增速明显，但同时所占比重并不大。伴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同时欧债危机为中国企业投资欧盟提供了不少难得的机遇，中国投资者对于欧洲的投资兴趣不断升高，投资规模有了很大程度的增长。但正如前文分析得知，欧洲地区在2012年分别吸纳了中国约8%的投资流量和7%的投资存量，相较之下规模较小。其中2011年中国全年对欧的直接投资更是只占到了流入欧洲的全部外资的1.4%，相比之下，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无论是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在欧盟吸收的全部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都还比较小。

其次，中国对欧投资重心逐渐从投资自然资源和促进贸易两方面转移到全产业链的投资模式，投资行业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当前，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几乎覆盖了大多数行业，但是主要集中在中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对这三个行业的投资存量占同期对欧盟投资存量总额的83.2%，其中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存量为58.76亿美元，对制造业的投资存量为30.79亿美元，对金融业的投资存量为14.51亿美元，分别占对欧盟投资存量总额的47%、24.6%和11.6%。近年来，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行业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开始向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住宿和餐饮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发展。即便如此，工业仍是中国对欧投资的重点领域，化学产业、汽车、煤炭原油和燃气的投资比重仍然相对较大。

最后，中国企业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地域分布不均，主要投资仍然集中于欧盟核心国家。据商务部统计，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欧盟核心国家，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卢森堡、德国、瑞典、英国、荷兰、匈牙利、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波兰，这十国的投资存量占对欧盟投资总额的94.7%。相比之下，中国对于其他新增的欧盟国家投资则极少，比如2010年对马耳他的投资仅为237万美元。

四、中国企业对欧ODI投资的动因和变动趋势

（一）中国企业对欧洲进行ODI投资的动因

国际投资理论将企业寻求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为四类，包括资源寻找型、市场寻找型、效率寻找型和战略资产寻找型四种。而且，根据该理论的表述，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一般会选择自己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而从降低自己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以获得比在母国更高的利润回报。

然而，上述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框架却很难与当前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现状相结合起来，因为中国对欧洲PDI活动的范围十分广泛，很难将其归于四种类型中的单一一种，更多情况下是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结果。与此同时，在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中，中国企业并没有将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欧盟，而是将投资重点集中于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这恰恰又是中国企业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因此，需要将分析视角与全球价值链相结合，中国主要是通过加工制造业嵌入国际生产网络而参与国际分工并获得产业发展的，这也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全球产业链的主要方式，但是中国参与的部分位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并没有主导整个产业链，所以，中国企业很难进行将自身优势产业进行海外转移的对外投资。上述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促进了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现存局面，而随着国际、国内竞争的日益加剧，走出去成了更多企业的选择。欧盟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完善的市场制度以及极大的市场需求，基本可以满足中国企业投资发展的需要，因此，扩大对欧盟的直接投资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中国企业对欧ODI投资的变动趋势

现详细分析了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征，同时在特征部分指出了一些细微的不足之处。在近年来不断增长的势头下，中国对欧ODI的投资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趋势。

首先，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规模将继续扩大。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净额总体不断上升，存量和流量每年都以较大的比重增加，按照这样的趋势，在双边贸易政策和国家关系稳定的情形下，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规模必将继续扩大。事实上，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为中国的投资带来了机遇，同时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与欧盟“2020战略”深度对接的背景下，中欧政策的高度一致，为中国企业对欧盟的直接投资提供了宏观的支持，因而未来的投资规模将会有更进一步地扩大。

其次，中国企业对欧盟新成员国的投资也将不断的扩大。由前面的分析可知，中国对欧盟新成员国的大部分国家投资非常少，更多的集中于欧盟的核心成员国。根据国际化相关理论可知，实际上这些新的成员国或地区是中国扩大对欧盟投资的潜在区域，伴随着他们商业法律环境以及市场机制的日渐完善、投资环境不断优化，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不仅能够实现互补，同时也可以开拓新的国际市场。近年来，中国对于部分新加入的欧盟成员国的投资规模均有了大幅的增加。

最后，跨国并购方式占对欧直接投资的比例将持续提高。跨国并购模式凭借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并占有市场份额，有效降低了进入新行业的壁垒，减少了对外投资的风险等优势，风险较小、投资收益较快，是中国企业投资欧盟的主要模式，在今后的投资中这种模式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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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开始兴起，与此同时，跨国公司成为直接投资的主要载体，它的发展不仅渗透到世界各国的各个生产领域，而且对全球生产要素和资源进行跨国界的优化配置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相应地，国际分工也逐步从传统的以国内生产、对外交换为特征的贸易导向型向以国际化生产、跨国经营为特征的投资导向型转移。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自身经济的发展己经不可能只依靠本国的资源、资金、技术和市场，走国际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己成为的必然。

一、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母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往往通过外直接投资依存度进行分析，通过这一指标可以反映出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国际产业资本的依赖程度或生产国际化程度。在经济国际化过程中，往往是先通过对外贸易来拉动本国的经济增长，这在数据上体现为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逐步提高。当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就出现相对稳定或缓慢增长的态势，此时对外直接投资的依存度会有明显的提高，并逐渐超过对外贸易依存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下图2005年――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依存度：

数据中的FDI包括引进外资及对外直接投资

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有关数据整理得来

从图表数据可知，我国目前依然是贸易主导型国家，尽管与贸易依存度相差很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依存度在逐年的增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此外，我国在注重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的同时，也决不可忽视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

（一）经济增长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是资本跨国流出的经济活动，其对母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一定的中间变量的作用，间接地实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资源配置、技术以及资本积累等方面对经济产生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对能源、矿产资源的依存度的上升，我国通过直接对外投资可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内将各类稀缺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从而提高我国经济整体运行质量和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家经济安全将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内外证券市场、国内外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国际资金市场筹措资金，使外部筹措的资金成为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资金来源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对我国融资难的民营企业更为重要，同时使交易成本大大减少。

（二）产业结构效应

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认为，一个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延长本国已经处于劣势的产业优势发挥作用的时间。此次的金融危机暴露出我国的产业结构的种种弊端，要想保持经济的快速平稳的发展，产业结构到了非调不可的地步。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一方面可以向处于技术下游的其他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将我国低附加值、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另一方面通过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将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引入到本国产业结构中，从而实现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贸易效应

从投资国的角度来讲，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理论主要有贸易替代论、贸易创造论和投资贸易融合论。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常是为了绕过各类贸易壁垒，进一步占领和拓展国外市场，提高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境外投资会带动国内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的出口以及相关服务的出口，这有利于我国贸易出口总体规模的扩大。

（四）就业效应

跨国公司外直接投资对一国就业的影响通常用“替代效应”和“刺激效应”的差额来衡量。当替代效应大于刺激效应时，直接投资将会导致投资国就业机会的减少；反之，则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对我国来讲，刺激效应主要体现在由我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出口的增加带动就业的增加上，这在占我国投资比重较重的加工贸易有所体现。就业替代效应的强弱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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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投资动机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0—00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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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取代国际贸易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增长强劲。然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有较大差距。截止201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4 247.8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9.4%。除此之外，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规模也远远小于吸引外资的规模。2011年中国利用外资量为1 240亿美元，截至2011年末，利用外资存量约为7 120亿美元[1]。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与流入的巨大差额是导致当前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增强了中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但其持有成本巨大，且外部失衡给国内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扭曲了国内经济结构。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充分利用外汇资源，提高对外资产回报，避免巨额外汇储备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推动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中国当前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现实选择，而且是全球化与经济危机背景下统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因而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文献综述

相对于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目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国外学者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也日渐增多。Buckley 等[2]利用1984—2001年中国企业对49个国家的OFDI流量数据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发现，市场规模大、文化相似性强、政治风险高的国家或地区吸引了更多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东道国具有的资源禀赋和专利注册情况影响不显著。Cheng和Ma[3]运用引力模型对2003—2006年中国企业对90个国家或地区的OFDI流量和存量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市场规模和地理距离的影响显著，市场规模大、地理距离近的国家能吸引更多的OFDI流量。Cheung和Qian[4]利用1991—2005年中国企业对31个国家的OFDI流量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市场规模大、工资水平低、自然资源丰富的东道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具吸引力。Kolstad和Wiig[5]研究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与自然资源禀赋共同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中，自然资源禀赋越好越具有吸引力，二者存在替代作用。Ramasamy等[6]运用泊松回归模型对2006—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国有控股企业倾向于对资源丰富、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进行投资，而私有企业则主要为市场寻求型投资。此外，部分学者还基于更大的发展中国家样本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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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外资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带动了该地区出口的增长，而且使一些国家从农业以及原材料的供应国，逐渐转变为工业制品的出口国。研究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有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对我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对比分析，找出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的差距与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比较客观的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外资的依赖程度。

首先，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自1990年以来一直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势头，到2003年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达到35.6%，高于发达国家31.4%的平均水平。不过与东南亚的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还是存在差距。“四小龙”中的我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尤为突出，基本上都在100%以上，远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表现出明显的自由港城市经济特征。东盟四国中的马来西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也远高于我国，达到了60%左右。不过，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由于传统上比较依赖于对外借款等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韩国在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仅为8.5%。

其次，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来看，亚洲四小龙当中，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也均大大高于我国。东盟四国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绝大多数年份里，马来西亚和泰国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都高于我国，菲律宾也在某些年份里比我国要高，而印尼则由于国内投资环境总体上消极因素比较多，外资出现了净流出现象。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自1995年以来，大致保持在10～14%之间，与同期世界和发展国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

通过比较，我国虽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绝对金额来说比较可观，但如果用GDP和固定资本修正后的相对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不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都颇为成功，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高于我国的比比皆是，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并非特别突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我国仍然有拓展空间。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特征比较分析

从产业分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服务业起点低，发展水平也相对滞后，对外开放程度有限，使得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初级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也相对偏低。1995年，我国的初级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占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分别为1.6%、58.5%和36.1%，到2002年，则分别变为1.9%、63.2%和31.4%，相比而言，初级产业所占比重有所增长但仍然微不足道，制造业的比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继续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却有所下降。与同期“四小龙”相比，我们看到2002年“四小龙”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与1995年相比在制造业领域所占比重有所降低，而在服务业领域所占比重较1995年则均有所提高，且高于我国。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2002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分别有93.0%和63.8%流向了服务业，而2002年韩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领域所占存量的比重为57.4%，虽然在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较高，但仍然低于同期我国所占比重，并且与1995年相比还呈下降趋势的。从东盟四国来看，1995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三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制造业比重均超过50%，其中印尼更是高达64.5%，而服务业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与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结构基本相同，但印尼和菲律宾在初级产业方面所占比重明显高于我国，而泰国吸引外资的结构则完全与我国相反，制造业占36.6%，服务业却占57.4%。到2002年，除印尼因数据缺失无法进行比较外，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制造业所占比重均有大幅下降，分别为38.0%和39.3%，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则分别上升至38.0%和43.9%，其中马来西亚初级产业所占比重也有了明显上升，为24.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所吸引的外资均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次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制造业所占比重还在逐步提高，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却有所削弱。我国这种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状况不但与世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差距较大，就是与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也有很大差别，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向还有待完善。

（三）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比较分析

从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并购投资所占比重来看，1990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仅为0.2%，此后随着1999年我国加入WTO前景逐渐明朗化之后，在国际跨国并购热潮和我国入世的驱动下并购投资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才得以逐步上升，到2003年达到最高峰7.1%。相比之下，“四小龙”由于区内经济比较发达、金融市场相对较为完善，因此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以并购投资方式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占相当的比重，除少数年份在15%左右，其他年份均在30%以上。近年来更是达到40%以上，远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而从东盟四国情况来看，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的1996年，东盟四国并购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就已达11.4%，高于我国同期4.6%的水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四国为了更多的吸引外资，加快国内经济复苏的改革步伐，继续推行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政策，对外资进一步开放了国内市场，鼓励跨国并购，一时间跨国并购资本纷至沓来，并购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急剧上升，甚至超过100%（如2000、2001年）。

我国利用外资20多年来，由于资本市场发育缓慢、融资机制不健全、企业制度改革落后，加之我国以前对跨国并购方式采取了事实上的严格限制，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一直偏向于绿地投资方式，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进入我国的外资很少，从而造成并购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一直很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国家平均水平，就是与东南亚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也有相当的距离，吸收并购投资有待加强。

三、促进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在利用外资方面，我国还存在许多不足。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一系列战略措施的实行，我国仍然需要大量外资的流入，为此我们还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

1、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外资的引进步伐，大幅提高服务业引资比重。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4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构成已从制造业外包为主转向服务业外包。服务业外包和高科技、高增值的制造业环节的转移成为带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重要引擎，也是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大对服务业的引资力度，以便有效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

2、把并购投资作为重要的引资增长点，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已成为世界普遍流行的利用外资形式，它不但能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而且有利于缩小东道国的绿地投资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减少企业过度竞争，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20多年的绿地投资，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已经造成诸如重复建设、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不合理、环境污染、加剧能源和原材料供给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不但需要通过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而且更需要通过跨国并购的市场竞争机制来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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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投资战略 现金流 宏观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公司投资战略是指将公司依据其整体战略，在对环境与资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权衡风险与收益，将其拥有或实际控制的经济资源（现金流）有效地投放与收回，以获得未来的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投资战略是公司财务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公司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公司战略的关键。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公司的投资战略将会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宏观经济因素将对商业周期产生影响；其次政府在商业周期不同阶段的经济政策将会对公司的投融资环境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将给到公司的现金流带来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在宏观经济环境变动对对公司投资战略的影响进行分析，以确保公司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二、基于现金流的投资战略

公司的投资战略主要涉及公司的长期资产，按照是否参与投资的运行，投资战略可以分为直接投资战略和间接投资战略。直接投资战略是指投资者将货币资金直接投入投资项目，形成实物资产、无形资产或者购买已有企业的投资战略。通过直接投资战略，投资者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企业资产及相应的所有权，直接进行或参与投资项目的经营管理。间接投资战略是指投资者以其资本购买除现金等价物以外的债券或股票等有价证券，以获取一定收益的投资战略。

以往有关投资的研究主要是从会计指标的角度将当期公司的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项目的变动作为公司当期的投资。这样处理一方面没有考虑到公司实际投放于长期投资的现金流转情况，另一方面忽略了公司战略投资行为的另一面，即公司投资战略的调整所导致的长期投资的收回。而从现金流角度分析公司的投资战略则克服了以上缺陷。

在公司环境剧烈变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现金流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现金流是公司财富的载体，并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工具，日渐渗透到企业的经营过程及其分析管理之中，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财务决策、运营模式紧密结合起来。现金流体现着公司财务资源和经营能力，揭示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此外，现金流还在业绩评价等方面具有会计指标无法比拟的优点。可以说，公司对现金流的管理体现了公司财务战略的意图，公司现金流的特征揭示了公司财务战略实施的结果。

从公司现金流转的角度，公司的投资战略应当包括两个方面，资金的投放和资金的收回。资金的投放是公司实施规模扩张战略的体现，而资金的收回则体现了公司战略收缩或战略重点转移，二者均反映了公司战略的实施。

三、宏观经济环境对投资战略的影响分析

对公司的投资战略现金流主要体现在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因素波动两个方面。

1.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是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一般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对公司投资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经济特征，这就客观上要求公司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因此，公司在投资现金流上也表现出较大差异的特征。

繁荣阶段，由于可以较为容易地筹集资金，且对未来的经营状况具有较好地预期，因此会采取扩张的投资战略，如扩建厂房、增加设备等。这一扩张性的投资战略将导致公司的直接投资现金流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而间接投资现金流则表现为相对较小的规模。

衰退阶段，企业由于对未来前景的看淡，筹集资金成本较高，则会采取收缩的投资战略，可以出售多余设备，转产、停产，此时公司会减少直接投资现金流出，直接投资现金流入增加。

萧条阶段，企业一般维持现有规模，并适当考虑一些低风险的投资机会，如出于提高公司现金收益的目的，将现金资产投资于债券股票等长期投资，间接投资现金流增加。

复苏阶段，公司需要在市场中新的投资机会进行分析，确定未来的投资战略。此时出于未来不确定性的考虑，公司将转化已有的间接投资，为未来的投资战略筹集必要的资金。因此，公司间接投资现金流水平逐渐增加。

2.宏观经济因素波动。除了周期性变动之外，一些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如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以及利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非预期波动，给公司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公司投资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加大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出于控制公司总体风险的考虑，公司会在未来采取措施降低公司面临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并使公司保持较高的财务灵活性。因此，公司将会减少退出成本高的投资，如专用性较强的固定资产以及无形资产的投入，表现出较低水平的直接投资现金流水平。同时，为了减少公司持有现金资产所带来的机会成本，公司将资金投向于风险较小的，且退出成本较小的间接投资。因此，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公司投资战略现金流的特征表现为直接投资现金流下降，而间接投资现金流上升。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因素较小的时期，由于公司面临的宏观经济风险较小，公司管理者将会减少对间接投资水平，而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根据公司的自身特征，提高直接投资现金流。此时，各公司的投资战略现金流特征表现为直接投资现金流出水平较高，且公司之间的差异也较大，而间接投资现金流出水平较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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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大国经济有效资本理论思考

当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全球过剩资本输出趋于紧缩、本国垄断优势资本在总体上尚未形成的特殊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压力是双重的：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压力，即跨国性行业的形成，使得企业从根本上失去了在封闭的国内市场中培育垄断优势能力的机会；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地位随着其全球战略的实施而日益扩散。在这种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理念的更新对于指导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至关重要的。而要实现理念更新，笔者以为，不仅要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以认识，同时，还必须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结合起来考虑。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基于“大国经济”开展

此处“大国经济”概念上是指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有庞大的经济总量，对世界市场及至世界经济格局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与该国是否具有较高的人均国民收入无关，是一个总量概念。往往表现为该国人口众多、较大的经济规模、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大等特性。与此相对的概念是“小国经济”。对照我国现状，我国经济体可归于“大国经济”，只不过人均GNP过低罢了。

大国由于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创新能力，以及经济发展路径等方面具有很大差异,这往往会给大国带来某种综合性的竞争优势。如大国内部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产模式往往存在巨大差异，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特点。这往往意味着该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大量潜在的市场机会。这种潜在的市场机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则表现为通过产业空间布局的变动使产业成长期延长、衰退期后移。再如，各地区之间在生产模式上的差异，一方面说明各地生产发展主要是受区域内市场需求变化影响的，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各地区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不同生产模式在地区之间的相互转移和相互衔接，是支撑各产业持续成长的重要途径。此外，大国所存在的地区经济差异，还为改变落后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即利用国内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分别进入不同的分工体系，形成包括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在内的混合型分工体系，并逐步扩大在水平分工体系中的市场份额。

如前所述，我国经济体可归于“大国经济”。同时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具有“转型”和“多元”的特征：从纵向看，它处于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中，这个转型时期是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粗放型经济与集约型经济并存的时期；从横向看，它处于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中，这种“多元”状态是多元的地区结构、经济结构及技术结构并存的状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考虑，应该在“大国经济”这一特殊约束条件下，以“转型”和“多元”的现实状况为基础，整合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自然的、经济的和技术方面的资源，形成融发达国家优势和发展中国家优势于一体的“大国综合优势”，从而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出最佳的经济效益。

二、有效资本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必然选择

当前，全球FDI输出的环境、条件及其机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动。这表现在：①跨国公司优势形成机制根本性转变。在世界各国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条件下，并不存在一个专为本国资本培育垄断优势的封闭的国内市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厂商不仅是在国内市场培育其跨国经营优势，跨国经营本身或许是内部化的垄断优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直接来源。如果说西方跨国公司在其早期扩张阶段存在着先培育内部化的垄断优势而后再开展FDI的机会，那么，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则部分地失去了这种机会，内部化的垄断优势培育与FDI输出已被合并为同一过程。②跨国竞争战略的重大变化。在以市场动态化和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国际环境中，合作已成为企业巩固其市场竞争地位的重要基础。因此，跨国公司纷纷通过建立战略联盟调整竞争战略，即从对抗性或排他性竞争转向相互依存的“合作竞争”。多家竞争对手联结而成的“网络式战略联盟”，将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主流竞争战略。

上述两个方面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厂商的垄断优势并不构成FDI输出的必要条件。构成FDI输出的必要条件是那些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有效集合生产要素、建构或进入与东道国区位优势相匹配的跨国产业增殖链的资本，即为FDI的“有效资本”。显然，“有效资本”是一个动态概念。不同时期、不同区位，资本有效性的衡量标准是各不相同的。但要素整合能力、跨国性增殖链建构能力以及适应性反应能力，则是有效资本的最一般特征。具体来说:①要素整合能力。有效资本的FDI是以要素“集合包装”的形式来实现的。有效资本功能之一在于具备适应区位特征组织生产要素，开展多元化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其以灵活的适应能力，按照区位特征配置生产要素，以进入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②跨国性增殖链建构能力。跨国产业增殖链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在投资国与受资国之间建立双边或多边“共享产业”的过程。共享产业的选择具有两大基准：“优势要素互补性基准”与“需求偏好相似性基准”。优势要素是具有降低成本的资源优势，包括自然资源、技术条件、人力资本和信息流转等。优势要素互补是产业共享的基础。③FDI主体对投资区位优势的适应能力。如前所述，共享产业是一个以需求偏好相似、优势生产要素互补为特征的产业，因而是一个典型的区位性概念。跨国性共享产业不仅具有要素供给结构优势互补“偏好”，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空间偏好”。“空间偏好”意味着东道国某种要素优势越明显，就越容易吸引共享产业资源的聚集。因此，有效资本型FDI注重的不仅仅是投资主体单方面所具备的优势，同时，更注重于投资主体优势与东道国优势的配搭能力。

笔者以为，有效资本的概念给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FDI的基本理念：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中国企业FDI能力可在产业增殖链国际化的过程逐步培育；而这一过程的实质是培育企业对跨国经营环境的适应性，即企业通过适应性地整合生产要素，使国内有效资本转变为国际性有效资本。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全球FDI输出的环境、条件及其机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动，为我国国内有效资本进入FDI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企业FDI发展速度及其规模取决于有效资本供给能力的大小。

三、基于大国经济的有效资本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构想也渐渐展现出来。也就是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要以母国的优势为依托，而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从局部看，其优势有明显的“差异性”；从整体看，其优势又具有“综合性”。可以以这种“差异性”和“综合性”的优势为依托，整合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自然的、经济的和技术的资源，形成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有效集合生产要素、建构或进入与东道国区位优势相匹配的跨国产业增值链的有效资本，开展“差异化”的对外直接投资，构建“综合性”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框架。

1.投资主体的选择

鉴于我国企业的规模、资金实力、技术和管理水平差别很大，而且不同类型的企业具有不同的优势，适合于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投资方式，因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择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了有力地提升竞争力，防范经营风险，我们应该积极发展具有海外投资实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发挥集团化经营的优势。另一方面，以民营企业为依托，积极发展中小跨国公司，构建我国市场经济跨国公司的框架体系。特别地，要注重以产业为纽带形成企业集群，发挥集群经营的优势。中小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形成集群，既可以保持中小企业机制灵活和适应小规模市场的优势，又可以造成规模优势，因而同时具备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的某些优势。

2.投资产业的选择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立足于大国经济的特点，整合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自然的、经济的和技术的资源，根据动态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确定跨国经营的产业目标。①首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调整为存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上。尽管获取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生产性资源是现阶段海外投资必须考虑的投资重点，因为像生产活动中的铁矿、石油和木材等资源在中国已变得日益短缺。但是，资源开发业毕竟属于低附加值的行业。而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更有效地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因而中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从以资源开发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加大对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②其次，资源开发型产业可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预防性产业。我国是人均资源不充裕的国家，尤其是油田、矿山、森林资源不足。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源约束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而将资源开发型产业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预防性产业显然是明智的。那些资源充裕的非洲、拉丁美洲、中亚等友好国家可作为投资的重点区域。③此外，研究与开发型技术产业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产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强调的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能体现“核心”二字的应该是企业的“核心技术”，为此企业不得不重视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近年来跨国公司研究与开发投资所占其销售额比重的不断提高就印证了这一事实。我国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不断升级，更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支持。

3.投资区域的选择

如前所述，我国是一个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和企业，经济技术水平处在不同的层次，而且各地的资源状况、市场需求都不相同。因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应基于大国经济的特点，同时针对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及环境条件，结合产业选择的目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①巩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目前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区域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这是因为，基于比较优势的原则，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有着良好的政治经济联系。同时这些国家正积极开放市场，制定各项优惠政策。因而在这些国家投资有利于我国适用技术优势的发挥，降低投资成本，带动我国技术、设备、劳动力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一揽子转移，扩大出口创汇。②有针对性地扩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发达国家拥有世界最广大的市场和优良的投资环境，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水平高，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健全，金融市场发达，是对外投资的理想场所。但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达，企业竞争力强，产品技术含量高，市场竞争激烈，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还不具备与之对抗的能力，因此对发达国家投资，应以市场导向和综合效率导向型作为对外投资的重点选择对象，以逐步实现投资市场的多元化。对发达国家投资，可避开贸易壁垒，扩大市场占有率，减少贸易摩擦，还可通过技术回流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国内提供信息，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欧阳尧:构建大国综合优势[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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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一、绪 论

投资、出口与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投资在经济政策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湖南企业海外投资不仅发展迅速，更加推动了湖南省经济增长。因此，研究湖南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对于继续拓展对外直接投资、推动经济长期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能够为国内其他省市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借鉴和参考。

国内研究文献针对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十分罕见。本文运用大量翔实的最新的数据资料，最新数据可更新到2012年，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湖南省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效应，也有助于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和投资活动的发展和扩展。

近年来湖南对外投资发展很快，成为中部省份发展最强劲的地区。湖南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下特点：（1）投资地区的选择，东盟一直是我省企业投资的重点地区。由于亚洲和非洲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湖南省的生产企业主要投资集中在亚非地区，其中，湖南省企业在亚洲投资数量最多在境外投资企业中，选择在亚洲投资的占了72%。（2）对外直投投资的主体是民营、股份制和集体企业。在湖南省海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的投资金额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但是就投资企业类型，国有企业在数量上排在末位。（3）我省海外投资的领域越来越宽，积极性大大增加。行业主要涉及工业、机械工程产业，最新涌现出来了农产品种植业和游戏产业等。

二、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分析方法。本文拟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又叫Granger因果分析检验方法），是指基于同一个平稳的时间序列情形下，有两个经济变量X和Y，假设X是Y的原因，我们能根据变量X的过去值预测出变量Y的未来值，可Y不是X的因，即我们根据Y的过去值预测不出X的未来值，那么我们可以说变量X是解释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而Y不是X的格兰杰原因。

下面为格兰杰因果分析模型：

Yt=a+∑aiyt-i+∑βjXt-j+εt （1-2）

Yt=a+∑atyi-i+εt （1-3）。其中（1-2）式为无条件的循环模型，假设残差平方和的值是SSE1; （1-3）式为有限制的条件回归模型，我们同样设它残差平方和为SSE2，其中ε是随机误差项，a和β为系数，检验原来的假设是H0：βj=0（j=0，1，2，....n），即X的过去值不能预测Y的未来值，如果原来的假设成立，那么构成统计量F=[（SSE1-SSE2）/n]/[SSE1/（T-m-n-1）] （1-4 ）

即模型服从自由度为（n， T-m-n-1）的F分布。我们给定一个显著水平区间，就有得出相对应的临界值，假设得出来的检测值大于临界值，即拒绝原假设，表明变量X是解释变量Y的原因，反之，则变量X不能同向影响Y。

（二）经济效应检验和数据的来源。根据上面的件检验方法，本文引入下列函数：GDP=f（FDI，0THER）+ε。其中，FDI是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额，GDP为湖南省生产总值，OTHER是除了海外直接投资外影响GDP的其他因素，ε为随机误差项。我们现在设定其他因素为固定的，那么建立如下的回归计量模型：

GDPt=a+βFDIt+εt。其中：a为常数项，β表示FDI对GDP的贡献率，ε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消除这个式子中有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GDP和FDI取对数，我们得到下列计量模型：LnGDPt= a+βLnFDIt +εt

（1-5）。我们用（1-5）式作为研究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模型。本论文使用2008年至2013年的数据作为模型样本。

相关数据来源及处理如下：GDP为湖南省生产总值，在使用中，我们要将GDP按照当年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平均汇率转换成美元，同样为了消除价格变换的影响，用2008年作为基期，使用年度消费物价指数同比数据，将名义生产总值转换为实际生产总值额，FDI为对外直接投资额，用同样的方法，将其转换为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额， 其中相关数据全部来自湖南省商务厅统计数据整理，见表3.1：

表3.1 湖南省2008年―2013年各项经济指标数据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2006―2013年度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三）检测结论。依据上面的实证检验，FDI与GDP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表3.2。

表3.2 对外直接投资额与生产总值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由以上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得知，当最人滞后阶数为6 ，GDP不是对外接投资FDI的格兰杰原因。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对湖南省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不过这种增长不是很明显，同时通过以上结果得出，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对湖南省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二者为正相关，由回归方程的系数可知，湖南省对外投资总额每次变动一个百分点，就会湖南省GDP同向变动0.0053个百分点，但是回归系数还非常小，其主要是原因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随着进一步扩大，对GDP的促进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三、政策建议

（一）建立稳定的资源供给站。随着湖南省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省内资源和进口资源已经很难满足现在的生产需求。湖南省政府部门应该努力开发国外的资源，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获得稳定的资源供给站。

鉴于亚洲和非洲的劳动力较低廉，且有较多的生产资源，湖南省政府应对这两个区域进行评估，引导和加强与这两个地区的国家进行沟通交流，建立自由贸易区和签订贸易协定，最大化的优化资源分配，使湖南省企业能以较低的资金获得充足的生产资源，促进湖南省经济的增长。同时，积极与东盟和周边国家进行沟通，避免双重征税，订立领事条约，创造一个良好的海外投资环境。

（二）鼓励民营企业加大步伐“走出去”。在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民营企业是其中坚力量，政府应成立金融支撑体系来鼓励湖南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开拓国际市场。另外，有效的对外投资信息能对民营企业准备对外投资做出决策，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质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提供资金和人才支持。湖南省政府应加强人才的培养，可为企业的人员提供培机会，采取去高校联合办学，承办专门的培训机构，或去国外学习以及招聘国外的精英，有序的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海外投资人才，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软实力。

（四）优化政府管理制度。湖南省政府应站在宏观的角度，及时调整湖南省政府的法律法规，对海外投资企业加强引导、监督和管理，利用对外投资企业的特征，建立起一整套海外投资风险防范预警处理机制，帮助企业降低法律和政治风险。

湖南省政府要转变观念，尽量简化企业的对外投资办理环节。推行和深化各种能便利通关的措施，减少相关机构工作流程，降低对外投资企业的通关成本，积极与国外政府谈判，成立自贸区，提高湖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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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成为新兴的对外投资大国。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我国正逐渐成为新兴的对外投资大国。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金缺乏，坚持“引进来”战略，给予外资超国优惠，从而大量吸引外资在我国投资建厂等。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我国出口能力的大幅增强同时伴随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我国经济迎来腾飞，资金不再缺乏，改革开放初期存在的“外汇缺口”逐渐消失，国内有大量资金缺少好的投资机会，高储蓄、贸易收支顺差为我国对外投资准备了必要条件。2000年我国提出“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在全球范围优化配置资产。我国不仅在吸引外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从改革开放初期不成熟的债务国发展为今天成熟的债权国。

2015年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与行动指南，得到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产能合作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热点，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迅猛发展。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的《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方面，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 456.7亿美元，占全球流量的9.9%；相比于2014年的1 231.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8.3%，排名位居世界第二。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方面，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0 978.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4.4%，名列世界第八位。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增长放缓，新兴经济体增速大幅回落，世界经济普遍缺乏发展动力，全球投资增速显著放缓，然而同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却大幅增长，由2006年906.3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10 978.6亿美元，十年间增长逾10倍，平均每年增速高达31.94%。由于我国对外投资底子薄弱，起步较晚，全球份额仍然偏低。201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25.04万亿美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存量的4.4%，远低于我国经济总量的全球份额，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国别结构方面，我国对外投资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具有地缘优势的亚洲各国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大多数年份在对外投资总额中的占比超过70%，其中香港是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中转地。我国实行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后，合理自用资源、生态友好发展被放在重要的地位，加强了与资源丰富、经济互补性强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合作，近几年，拉丁美洲逐步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总体上看，发达国家聚集的欧洲和北美等地，中国的投资一直较少，但2014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供给侧改革，出于补短板的需要，我国加大了引进技术、提高质量和获得品牌的步伐，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在行业分布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广泛，出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对外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保障生产必须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给，提供对外贸易所需的商务服务和营销网络。自“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制造业成为我国优势产能向国外转移、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行业，制造业占比开始升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我国超过70%的对外投资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的份额提升到8.37%。

从对外投资规模和行业发展特征看，我国对外投资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起步阶段（1980年～2000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要处于引进外资的阶段，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规模比较低，累计对外直接投资不足300亿美元。第二阶段为快速发展阶段（2001年～2007年），2000年我国首次提出“走出去”战略并上升为国家战略，2001年我国加入WTO组织，两者都极大的推动了我国对外投资的增长。行业多分布于门槛并不高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批发零售业。第三阶段为超常规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海外资产价格普遍偏低，我国企业到海外抄底购买资产增多。此外，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倡导国际产能合作，更是进一步促进了对外投资的发展。行业特征是欧债危机爆发后，中国企业抓住机遇扩大了对欧洲国家的投资，通过并购获得一些国际品牌、国内急需的技术以及国外高端服务。

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增速显著超过吸引外资的水平。201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 356亿美元，同比增长6%，位列全球第三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1 456.7亿美元，较同年吸引外资高出100.7亿美元，首次实现直接投资项下资本净输出，我国在国际投资格局中的地位已经从单向引资大国演变为双向投资大国。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和人民币??际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增长，资本净输出将成为新常态。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格局。“一带一路”的海陆两个维度，将同时提升向东和向西开放水平，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对外开放的前沿，进一步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总人口约有44亿，占全球人口的比例高达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资源禀赋各具特色，互补性强，开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制约沿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础设施落后。这意味着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量巨大，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在未来10年中，整个亚洲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需要8.22万亿美元，而其自身只能提供4 000亿美元的资金，整个资金缺口多达4万亿美元。

共商、共建、共享是我国《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准则，我国明确提出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通过在“一带”上建设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即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以及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在“一路”上从中国沿海港口沿南中国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以及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中国海到南太平洋加强互联互通合作。

“一带一路”上的投资热点覆盖了多个领域，从诸如港口的基础设施到囊括诸多行业的工业园区，再到主要方向为能源电力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巴经济走廊已成为中国同周边互联互通的旗舰项目。瓜达尔港作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则是两国签署的20多项合作协议中的重中之重，2016年11月13日，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前往俾路支省主持了由中国投资的瓜达尔港开航仪式，我国从西亚进口的原油通过石油运输线将缩短85%的路程。在新亚欧大陆桥上，中国与白俄罗斯共同建设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的中白工业园，已有华为、中兴等15家公司首批入驻园区，投资金额超过20亿美元。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我国倡导“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新理念，加大投资，推动各领域合作，在能源供给特别是电力、油气、新能源等方面加强合作。

实际上，从2015年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增长非常迅速，以区域划分，中国对东盟10国、西亚18国、南亚8国和独联体7国接受的直接投资存量都增长了10倍以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纷纷制定与之对接的发展计划，随着一批重点工程、重点项目的开工建设，沿线国家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变得越发重要。我国在沿线20多个国家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同时为东道国增加了约18万个就业岗位。近10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总额占比也由2006年的5.27%提高至2015年的10.14%。中国的直接投资受到了东道国一定程度上的认可，伴随着投资、货币流通规模的扩大，中国和沿线国家的产品、服务、技术、资本源源不断地进行交流。

3. 现阶段我国直接投资面临的难题。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大面临国家风险的压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国，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突破口。沿线64个国家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差异较大，客观上存在不容低估的地缘政治、宗教民族和经济金融三大风险，换言之，许多国家的政治风险或国家风险很高。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等原因，“一带一路”国家长期处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和不同民族、种族冲突的暴风中心。自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以来，不少沿线国家出现了资本外流、货币大幅贬值现象，经济金融脆弱性增加，加上长期困扰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较大、外汇储备较低、财政赤字较大等问题。毋庸讳言，从投资者视角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风险非常高，许多评级机构亮出了投资红灯。

直接投资大而不强。无论流量还是存量，无论流入还是流出，从直接投资规模看，我国都名列世界前茅，是名副其实的直接投资大国。但是从直接投资结构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广泛，基本上处在国际产业链中低端，难以掌握金融、贸易交易的定价权，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具有直接投资大而不强的特征。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达到43.65%，排名第一；采矿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紧随其后，占比超过10%；其后依次是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房地产业。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基础设施、国际产能合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我国优势产能向国外转移，高端制造业输出石头强劲，对外直接投资开始从传统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向制造业、批发零售业转移，投资结构有所优化。这反映在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中，占比最高的三大行业分别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9.86%）、制造业（16.46%）、批发和零售业（15.83%），其后依次是采矿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采矿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一直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反映了我国经济全球化、在国内外优化配置要素和资源的发展新理念。

对外直接投资大而不强，中低端行业分布使得我国的跨国公司难以在贸易中掌握定价权，难以选择人民币作为贸易计价结算货币，这就要求我国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针对国内，对外直接投资业要?M行供给侧改革，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同时发挥直接投资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的枢纽作用。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比最大行业为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比例偏低，应依托中国正在逐步强大的制造业，结合国际上的产能合作，做大做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既要以我国的优势行业为主，输出比较优势较强的行业，还要在调整国内经济结构的同时调整对外输出的产业结构，通过直接投资占据对外贸易的鳌头，掌握更多的国际营商话语权。

此外，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来看，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超过2/3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投向政治稳定、开放度高、投资收益稳定的发达国家，欧洲、北美是投资者首选的目标，主要目的是实现产业内、产品内国际分工，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比较利益，这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形成鲜明对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贸易、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因此主要集中在亚洲，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亚洲占比达到76.43%，存量中亚洲占比达到72.14%。由于亚洲集中了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富有活力，风险叫发达国家更高，这样的对外投资区域分布使得我国的对外投资收益较高，风险较大，由于我国投资的亚洲国家几乎没有主要国际货币，如果我国能够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扩大贸易定价权，就有机会在直接投资和贸易两个渠道扩大人民币的使用。

直接投资企业本身的跨国财务与管理经验问题同样值得关注。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财务管理理论发展相对落后，财务管理观念相对淡薄，财务预算制度建立并不成熟，且海外子公司内部的财务管理更加难以进行规范。从管理方面来看企业领导也往往重视经营管理，忽略财务管理。对此，应该：（1）在投资前，应综合考虑预期财务效应，从投资对象、财务预算、资金来源、投资成本的收回等多个方面进行财务的综合管理和考量；（2）创新评价方法，尤其是在海外公司的财务管理上结合东道国具体情况进行财务评价方法的创新和改进；（3）强化信息披露。跨国公司要自觉提高财务信息的透明化程度，制定相关管理细则和实施办法；在技术上可以建立母子公司的信息数据库；跨国公司要加强治理，严格把关信息披露，防范其做出有损利益相关方利益、公司形象和国家形象的行为。

二、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我们仿照Borensztein和Gregorio（1998）文章里的方法，?M行FDI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根据文章中的模型，可以得到：

g=c0+c1FDI+c2FDI*H+c3H+c4Y0+c5A

这里g表示人均GDP的增长率。FDI变量由FDI的流量占输入国GDP的比例来表示，人力资本（H）由公民受到中等教育的平均年限来表示，初始收入（Y0）由初始年份的美元人均收入表示，这里的A代表其他影响生产率的因素，这里由采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来表示。

从OECD网站上得到了1970年～2014年OECD国家对发展中国家FDI的数据，然后从Barro和Lee网站上获得了中学教育的平均年限（Average Year of Secondary Schooling）的数据作为人力资本数据，其他初始收入和政府支出等数据从世界银行网站获取。其中FDI数据本文进行了规模化处理，即将FDI和GDP的比值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在对数据进行相应处理后做OLS回归。得到结果如表1。

此时主要变量都是显著的。

其中虽然FDI的系数为-8.804，似乎FDI对GDP增长的推进作用为负，但是交叉项FDI和人力资本乘积的系数为3.328，意味着只要人力资本大于2.65，FDI对一国的GDP增长就会产生促进作用，而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力资本要显著大于2.65，因此我们可以断定FDI的流入对一国GDP的增长有促进作用。

现阶段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仍然较少，占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很低。根据上面的实证结果，较发达国家对较不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会拉动较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其GDP增长率有正向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预测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增长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对被投资国的经济起拉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