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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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国内铸币税收益；国际铸币税收益；国际铸币税流量；国际铸币税存量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8—068—05

现行的国际货币制度是在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达成的“牙买加协议”基础上形成的，可以称之为“牙买加体系”。“牙买加体系”具有下述基本特征：第一，以若干种发达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其中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是美元；第二，国际储备货币以发行国政府的信用作为保证，与黄金不存在任何货币意义上的联系；第三，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随着外汇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变化自由浮动，各国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浮动汇率制度。

在“牙买加体系”下，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得到了丰厚的国际铸币税收益。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铸币税收益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经济学文献对铸币税收益的定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对铸币税收益的估算也有着不同的解释。因此，笔者拟对国际铸币税收益发表个人的探讨性看法。

一、国内铸币税收益

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在金本位制条件下，人们用黄金铸造金币需要向当局支付赋税，这种赋税称为铸币税。在金本位制解体以后，货币当局具有发行硬币和纸币的权利，硬币和纸币的面值超过制作成本的收益被货币当局得到，这部分利益称为铸币税。显然，这里的铸币税是指国内铸币税。但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国内铸币税的解释并不完整。在现代经济里，货币主要不是指通货，而是指存款货币。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发行货币主要不是以增加硬币和纸币的方式，而是以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的方式。因此，还需要对国内铸币税收益的定义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笔者认为，国内铸币税收益应该从两个角度理解：第一，虽然铸币税曾经是一种赋税，但它现在已经不是一种赋税了。虽然国内铸币税不是赋税，但它类似于赋税，它是货币当局凭借着发行货币的权利获得的收益；第二，货币当局凭借发行货币的权利获得收益的同时，可能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因此，在计算国内铸币税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成本因素。

但是，货币当局在发行货币的过程中是否都会产生国内铸币税收益呢？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具体考察货币当局发行货币的方法。在现实的经济里，货币当局发行货币，即增加货币供给主要有下述方法。

第一，发行纸币。货币当局发行纸币的面值超过制作纸币成本的收益构成了国内铸币税收益。在许多国家，硬币通常是财政部发行而不是货币当局发行的，因此，在这里暂且不考虑发行硬币的国内铸币税收益。

第二，降低法定准备金比率。当货币当局降低法定准备金比率时，商业银行出现了超额准备金。在利润动机的支配下，商业银行将增加贷款，货币供给量将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没有得到铸币税收益。

第三，降低再贴现率。当货币当局降低再贴现率时，商业银行将通过增加再贴现的方式补充流动资金，从而支持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货币供给量将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获得了贴现票据及其利息，这属于国内铸币税收益。

第四，公开市场操作。当货币当局在公开的证券市场上买进政府债务凭证时，将导致商业银行准备金的增加和商业银行贷款的增加，货币供给量将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获得了政府债务凭证及其利息，这也属于国内铸币税收益。

第五，对商业银行再贷款。当货币当局对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时，同样支持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货币供给量将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获得了贷款资产及其利息，这同样属于国内铸币税收益。

货币当局在采用第二到第五种方法增加货币供给的同时，商业银行存放在货币当局的准备金也在增加。但是，虽然我国货币当局对准备金支付利息，但一般国家的货币当局对准备金不支付利息，所以准备金增加没有形成货币当局增加货币供给的成本。因此，国内铸币税的确切定义是指货币当局凭借着货币发行权利所获得的资产价值扣除发行成本以后的收益。

由于铸币税涉及货币当局获得的资产价值问题，铸币税将存在流量和存量的区别。例如，货币当局的公开市场操作在一段时期里可能是双向进行的，不能只考虑买进政府债务凭证而不考虑卖出政府债务凭证。因此，从流量的角度考虑，国内铸币税收益是指货币当局在一定时期里净资产收益的增加；从存量的角度考虑，国内铸币税收益是指货币当局在某个时点上通过发行货币而持有的未清偿的资产价值。

二、国际铸币税收益

上文所分析的是国内铸币税。但是在“牙买加体系”下，发达国家的货币，特别是美元成为了国际储备货币。这样，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便得到了国际铸币税。由于国际铸币税与国内铸币税具有不同的特征，为了与国内铸币税相区别，可以将这种从外国得到的铸币税称为国际铸币税。国际铸币税与国内铸币税的重要区别在于，国内铸币税是货币当局得到的一种收益，而国际铸币税则是货币发行国得到的一种收益。

在不考虑发行纸币和降低法定准备金比率这两种发行货币方式的条件下，国内铸币税在数量上约等于基础货币的金额加上相应的利息。但是，在基础货币进入商业银行体系以后，将会派生出数倍的货币，这意味着国内铸币税的数量少于实际增加货币供给的数量。例如，假定美国商业银行不保留超额准备金，没有现金从美国银行体系流失，在法定准备金比率为10%的条件下，美国货币当局以购买10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的方式增加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根据货币增加的倍数是法定准备金比率的倒数的计算公式，这将导致美国的货币供给量增加1000亿美元，美国中央银行得到了10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及其利息的收益，这是国内铸币税收益。但是，在这1000亿美元中，如果有500亿美元以各种对外经济活动的形式流出美国，将给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美国带来多于100亿美元的铸币税收益。这是因为外国政府、厂商、居民得到了这些美元以后，将以外汇储备或外汇储蓄等方式流回美国，美国便得到了国际铸币税收益。

因此，如果要给国际铸币税收益下一个初步的定义，它是指一个国家凭借着本国货币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所获得的一种国民福利。但是，仅仅指出国际铸币税是一种国民福利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国际铸币税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有多少等问题。

以美国与中国的国际经济活动为例。当美国进口中国的商品、对中国证券投资或对中国直接投资时，将直接对中国支付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但是，如果中国将得到的美元用于进口美国的商品、对美国证券投资或者对美国直接投资，美国并没有因为美元的特殊地位而获得特殊收益。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由于拥有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而处于主动地位。这就是说，如果美国不进口中国的商品、对中国证券投资或对中国直接投资，中国将不能进口美国的商品、对美国证券投资或者对美国直接投资。显然，只有中国将美元储备下来，美国才能得到国际铸币税收益。

从国际贸易活动的角度考察，国际铸币税的典型产生过程可以举例说明如下：美国进口商使用10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在中国出口商结汇以后中国商业银行将1000亿美元存放在美国的商业银行，或者中国货币当局用人民币买进这1000亿美元，并以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方式保留这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国际铸币税就产生了。或者是美国商业银行支付这1000亿美元存款的利息，或者是美国政府支付这1000亿美元政府债券的利息，但是美国不仅获得了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而且还获得了回流的1000亿美元的储备或储蓄，其减去美国为这1000亿美元的储备或储蓄支付的利息的差额，就构成了美国的国际铸币税收益。当然，中国持有的这1000亿美元的存款或债券可能最终会形成对美国商品的购买力，但是只要中国继续持有美元，美国就获得了国际铸币税收益。如果美国厂商和居民不是进口中国商品，而是对中国证券投资或直接投资，那么他们支付美元得到的就不是不可增值的中国商品，而是可以增值的中国资产。但是，只要中国政府、机构或个人将得到的美元以储备或储蓄的方式存到美国，由此所产生的结果与前面关于国际贸易活动所产生的结果是相似的。

因此，国际铸币税收益的确切定义是指：一个国家凭借着本国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所获得的被外国作为储备手段保留的本国货币的金额扣除本国为此支付的利息代价以后的一种国民福利。国际铸币税收益有流量和存量之分。从流量的角度分析，国际铸币税收益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回流国际货币储备发行国的该国货币的金额减去该国际货币储备发行国为此支付的利息代价以后的差额。但是，在现实的经济里，难以估算回流到某个国际储备发行国的货币的数量，因而可以根据该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来估算；从存量的角度分析，国际铸币税收益是指在一定的时点里外国持有的某个国际货币储备发行国的货币资产减去该国际货币储备发行国为此支付利息的差额。

三、国际铸币税收益的估算

下面以美国为例来估算2000年以来美国所得到的国际铸币税收益。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划分方法，国际收支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项目等三大项目。美国长期以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之和都是逆差，只能依靠金融项目的顺差加以抵消。金融项目主要包括官方储备资产、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项目，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经常超过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即美国的直接投资项目也是逆差。这样，美国经常项目、资本项目、直接投资子项目形成的逆差又只能依靠官方储备项目和证券投资项目加以抵消。

官方储备资产主要包括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和外国货币。由于美国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外国也对美国直接投资，在外国持有美国政府和私人金融资产的同时，美国政府和私人也持有外国金融资产。因此，美国金融项目差额减去外国对美国的净直接投资的数额，便形成了外国持有的美国官方和私人金融资产减去美国政府和私人持有的外国金融资产之差的净金融资产价值。将该净金融资产价值加上美国官方储备资产减少的数额，便可以看做是流量意义上的美国的国际铸币税收益。

在计算国际铸币税收益的过程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外国持有的净金融资产实际上是美国对外国的负债，美国必须为此支付利息。但是，美国对外国支付的利息已经反映在经常项目中，在计算流量意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时，不应再从外国持有的美国净金融资产中扣除美国为此支付的利息；第二，在美国对外国直接投资超过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时，流出的美元以外国政府、机构或个人储备的方式流回美国，形成了美国的国际铸币税收益。但是，在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超过美国对外国直接投资时，外国就像用美元购买美国商品一样购买美国实物资产。因此，在计算国际铸币税时，在美国对外净直接投资是正数的情况下，不应该在美国金融项目的差额上再加上外国对美国的净直接投资的数额；在美国对外净直接投资是负数的情况下应该减去外国对美国的净直接投资的数额。

表1反映了2001年以来美国得到的国际铸币税收益情况。由于还存在着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和误差与遗漏两个项目，这三个项目的代数和不等于零。在美国对外国直接投资超过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年份，金融项目的差额，即外国持有美国官方和私人金融资产减去美国政府和私人持有的外国金融资产之差形成的净金融资产价值，再加上美国官方储备资产减少的数额，就是流量意义的美国的国际铸币税收益。在美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小于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年份，金融项目差额减去外国对美国净直接投资，即外国持有美国官方和私人金融资产减去美国政府和私人持有的外国金融资产之差形成的净金融资产价值，再加上美国官方储备资产减少的数额，就是流量意义的美国的国际铸币税收益。

这里还存在一个疑问，美国金融项目的差额减去外国对美国净直接投资实际上是美国的负债，美国必须要还本付息，它如何形成了美国的铸币税收益呢？确实，如果美元不是国际储备货币，它就是美国的负债。但是，在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下，外国政府和私人总是要保留美元。从表1的第一行可以看到，外国政府的美元储备在不断增加。因此，相当大一部分美国所欠的债务实际上属于不必偿还的债务，这种债务便构成了美国的国际铸币税收益。从表1可以看到，2001年以来，美国凭借着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每年获得了少则1000亿美元，多则7000亿美元的国际铸币税收益。

应该指出，上面仅是估算流量意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如果要估算存量意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需要将外国政府、机构和个人持有的美元储备减去美国为此支付的利息。但是，现在只能获得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元储备的资料，无法获得外国机构和个人持有的美元储备的资料，因而只能估算美国从外国政府得到的国际铸币税收益。

由于外国政府不会全部以美国国债的形式持有美元储备，根据某些主要国家持有美元储备的债务工具的结构，可以假定外国政府以美国国债的形式持有美元储备的比例是50%。另外，美国国债的利率是无风险利率，根据金融市场的情况，可以假定其他债务工具的利率比美国国债利率高50%。按照这两个假定可以得到2001年以来美国从外国政府获得的国际铸币税存量，如表2所示。

在表2中，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报》提供的各国政府外汇储备的数据以特别提款权（SDRs）表示，还需要根据美元储备占外汇储备的比例，以及特别提款权兑换美元的数量来估算各国政府以美元表示的美元储备。另外，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取1年期限的美国国债在3月、6月、9月和12月初的收益率的算术平均数。

从表2可以看到，2006年以来，美国在每年年底这个时点上得到的国际铸币税收益都超过20000亿美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增加。

篇2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 对外直接投资 局部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4-0018-07

一、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

邓宁(J. H. Dunning) 通过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情况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看法。邓宁提出，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对外净直接投资出现周期性变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400美元属于对外净直接投资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只有小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没有本国直接投资流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400美元低于2000美元属于净对外直接投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增加，并开始出现本国直接投资流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2000美元低于4750美元属于对外净直接投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本国直接投资流出增长速度超过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但对外净直接投资仍然是负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4750美元属于对外净直接投资第四个阶段，本国直接投资流出量超过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1] （P269-296） 邓宁的上述分析被称为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简称IDP理论。

托伦惕诺（P. E. Tolentino）在1993年利用30个国家的数据，从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两个方面对邓宁的IDP理论进行验证。时间序列分析证明了邓宁的IDP理论的有效性，但横截面分析的结果却不支持邓宁的IDP理论。托伦惕诺认为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数量上迅速增加，而且时间上也提前了。[2] （P86-120） 但是，刘红忠利用1988-1995年32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根据不同的假定建立了4个Panel数据模型对邓宁的IDP理论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托伦惕诺所说的结构变化不存在，邓宁的IDP理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高敏雪和李颖俊同样证明IDP理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3] (P 47-52)

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一些经济学者从竞争优势这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威尔斯（L. T. Wells）在他所著的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界的跨国公司》一书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在于它们具有某种竞争优势，他将这些竞争优势归结为下述三种优势：第一，小规模制造的优势，包括小规模市场、小规模技术、低管理成本等方面的优势；第二，当地采购和特殊产品的优势，包括使用当地资源、生产民族产品等优势；第三，接近市场的优势，包括商标、追随顾客等优势。

小规模制造的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为小规模的市场提品所具有的优势。某些发展中国家对制成品的需求量较小，市场容量有限，发达国家的企业采用大规模的生产方法难以获得效益，从而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提供了机会。它们可以采用适合于小规模生产的技术，以较低的管理成本在东道国进行小批量产品的生产，以满足当地小规模市场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竞争优势。

接近市场的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在东道国生产某些具有一定影响的廉价产品所具有的优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生产的产品以价格低著称，其中不乏物美价廉的产品。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均产值较低，更倾向于选择价格低廉的产品。这样，当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某些产品的生产上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时，它们可以对另一些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通过雇佣当地廉价的劳动力，以较低的基本建设费用和少支出广告费用等低成本的营销策略，生产出具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

威尔斯指出，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生产规模不够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由于它们具有明显的低成本的优势，它们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仍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4]

威尔斯所指出的现象是存在的。但从威尔斯的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这种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是一种拾遗补缺，它还不能更加广泛地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

拉奥（S. Lall）通过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对成熟技术或工艺的消化、改进和创新，可以形成自己的特定优势，如更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需要，在小规模的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效益等。这样，它们就有可能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拉奥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可以形成自己的特定优势，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发展中国家对技术的消化、改进和创新往往与本国社会资源的特点相联系。例如，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技术，一般具有可以密集使用劳动而节约资金的特点，也就是劳动密集型技术。这样，发展中国家在某种特定的技术上具有特定的优势。第二，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适合于本国的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这样也就适合于其他相似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另外，一些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由于本国市场规模较大和需求层次较多，具有生产差异化产品的能力。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产品的适应性方面具有特定的优势。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对技术的消化、改进和创新，形成了适合小规模生产的技术，这些技术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生产数量不大的产品上具有特定的优势。第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开发不同于发达国家名牌产品的具有自己特色的同类产品。当某个国家的市场规模较大、不同消费者的购买力存在很大的差异时，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产品在某一种购买力层次上具有特定的优势。[5]

拉奥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不同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进行了概括和比较，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S. Lall, The New Multinationals: the 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3, p7。

拉奥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它不能清晰地说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例如，上面的列表没有清楚地表明，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什么对发达国家的企业具有优势并能够到发达国家直接投资。

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从整体上说在技术、资金、管理、营销等方面都处于劣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每个行业的企业都是如此，更不意味着生产每种产品的企业都是如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在局部上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企业的优势，并利用这种优势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这种局部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某种特定的产品或某个细分的市场上具有优势，它包括局部技术优势、局部规模优势、企业整合优势和市场细分优势。

二、局部技术优势型直接投资

局部技术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某种产品的生产技术上具有的优势。从技术上说，目前新兴产业的先进技术基本上掌握在发达国家企业手中。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对某些趋向于成熟的技术的改造和创新，可以领先于发达国家的企业。

中国的海尔集团公司就是局部技术优势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公司成立于1984年，前身是专门生产冰箱的青岛冰箱总厂。家电生产技术不是当今世界的尖端技术，而是趋向于成熟的技术。但是，即使是趋向于成熟的技术，技术的创新也是没有穷尽的。海尔公司正是凭借着不断的技术变革和创新，使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成为了世界第四大白色家电制造商，并开始大规模地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

首先，考察一下海尔公司的冰箱技术。1998年，海尔公司紧跟世界冰箱技术的发展，开发出国内首台变频冰箱。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与创新，海尔公司已经形成全系列100多个型号的变频冰箱。后来，海尔集团公司又开发出无氟冰箱，并同时实现了节能50%的目标，这种超级节能无氟冰箱在世界居于领先的地位。2006年，海尔公司又推出具有“光波增鲜”技术的鲜+变频冰箱。这种冰箱突破传统的保鲜观念，利用光合生长技术，释放5种波长的仿自然光波，达到了保鲜的效果。

其次，考察海尔公司的空调技术。海尔公司创造了“AIP电离净化”专利技术，在房间除尘健康技术上取得了突破。该技术解决了空调的过滤网只能隔离较大的灰尘颗粒，无法隔离小颗粒烟尘的问题，提高了房间的洁净度。海尔公司还发明了“’07鲜风宝”空调专利技术，在调节温度和调度技术上取得了进展。该技术解决了目前的空调只能将温度设定在比环境温度低并且不能设定湿度的问题，可以降温除湿、升温除湿、恒温除湿等等。另外，海尔公司还利用世界首创的“双新风”专利技术，使空调在“呼出”室内污浊空气的同时“吸入”室外新鲜空气，实现“不用开窗、保温加氧”的目的。海尔公司最近研究与开发的全变多联中央空调在能效比上最近取得新突破：最高能效比达到4.28，比普通空调能效比2.5高出近一倍，超过2007年日本年度标准的39.4％。

再次，考察海尔公司洗衣机的技术。海尔公司开发了不用洗衣粉的洗衣机，该洗衣机拥有32项技术专利，它采用电解原理，把水分解成碱性离子，同时采用海尔独有的“双动力”技术，在不用洗衣粉的情况下，达到高于洗衣粉的洗净效果。由于该洗衣机一次就漂洗干净衣服，避免了在衣服上残留洗衣粉的现象，有利于消费者皮肤的保护。

由此可见，海尔公司在白色家电的某些技术方面具有优势。1999年4月，海尔公司在美国南卡州建立了美国海尔工业园。园区占地700亩，年产能力50万台家电产品。2000年，该园区正式投产生产家电产品，并通过高质量和个性化设计逐渐打开美国市场，其中180升以下的冰箱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超过50%。这样，海尔公司实现了“三位一体本土化”的目标，即设计中心在洛杉矶、营销中心在纽约、生产中心在南卡州。2002年3月5日，海尔公司买下纽约中城格林尼治银行大厦作为它在北美地区的总部。2001年6月，海尔公司又并购了意大利迈尼盖蒂冰箱工厂。加上海尔公司在法国里昂和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设计中心，在意大利米兰的营销中心，海尔也在欧洲实现了“三位一体本土化”的目标。[6]

具有局部技术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实现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往往需要首先经历对发达国家贸易的过程。对外贸易的主要作用，是使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了解本企业的产品，并使本企业的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上的销售量达到一定的规模，这样直接投资才可能发生。发展中国家这种具有局部技术优势的产品往往是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企业借助于它所掌握的技术和利用本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来生产这些产品。如果企业将这些产品转移到发达国家生产，生产成本将会上升。如果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不了解这种产品，或者即使了解这种产品但销售量不大，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将无法实现在发达国家的本土上生产这些产品。

但是，一旦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达到一定的销售量，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选择直接投资。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较高，市场规模较大，如果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产品以贸易的方式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往往受到发达国家技术标准的阻碍以及反倾销的调查，结果无法拓展发达国家的市场。以反倾销为例，发展中国家企业具有竞争力的产品都是性能与价格比率较高的产品。由于技术上的局限，这些企业难以按照同样的性能与价格比率提高产品的性能和价格，它们只能在一定的性能下降低产品的价格，结果很容易导致发达国家的反倾销。企业关心的是总利润而不是单位产量的利润，即使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单位产量的利润下降，但如果能够得到更大的总利润，它们也将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这种情况可以借助于图1来分析。

图1的横轴表示产量，纵轴表示总成本或总收益。图中的TR曲线表示总收益曲线，TC曲线表示总成本曲线，TFC曲线表示总固定成本曲线，TC曲线与TFC曲线的垂直距离表示不同产量的总可变成本，TR曲线和TC曲线的垂直距离表示不同产量的利润，图中各种收益和成本的数值都是预期值。另外，在图1中，（A）表示国际贸易的情形，（B）表示直接投资的情形，这两个坐标系的单位都相同。假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论是以贸易的方式销售产品还是以投资的方式销售产品，市场价格将相同。这意味着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这两种方式的总收益曲线TR相同。由于对外直接投资需要支付许多额外的成本，即使以国际贸易的方式销售产品需要支付运输成本和关税，它的成本仍然低于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因此，（A）中的盈亏平衡点的产量(Oa)小于（B）(Oc)。但是，由于国际贸易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限制，只要以直接投资的方式销售产品的产量(Od)高于国际贸易(Ob)，由此带来的总利润（产量为Od时总收益曲线TR与总成本曲线TC的垂直距离）高于国际贸易（产量为Ob时总收益曲线TR与总成本曲线TC的垂直距离），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将选择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

海尔公司走向世界正是经历了从对外贸易走向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按照海尔公司的说法，海尔公司走向世界的“三部曲”是：本土化认知阶段、本土化扎根阶段、本土化名牌阶段。这就是说，第一步，按照“‘创牌’而不是‘创汇’”的方针，出口产品开拓海外市场，创“知名度”；第二步，按照“先有市场、后建工厂”的原则，当销售量达到建厂盈亏平衡点时，开办海外工厂；第三步，按照本土化的方针，实行“三位一体”的本土发展战略，创“美誉度”。1998年，海尔公司向美国出口的冰箱达到1700多万美元。据统计，在美国建一个冰箱厂的盈亏平衡点是28万台，海尔公司出口的冰箱已远超过这个数字。1999年，海尔公司对美国直接投资。

三、局部规模优势型直接投资

局部规模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某个行业里形成大规模的生产所形成的优势。世界上大规模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的企业。但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并不是在全部产业中都具有规模的优势。特别是在一些技术趋向于成熟的产业，或者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逐渐退出“夕阳产业”中，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可能具有规模的优势。它们可以凭借着这种优势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大连机床集团公司就是利用局部规模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例子。

大连机床集团公司建立于1947年，长期以来是中国机床制造业的重要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该公司迅速发展起来，产量不断扩大。现在，大连机床集团公司总资产达到30亿元人民币，企业规模在世界机床产业中居第7位。虽然机床产业处在不断的技术创新之中，但是该产业相对而言是技术比较成熟的产业。大连机床集团公司在该产业中不是技术领先的企业，但却是规模领先的企业。2003年，大连机床集团公司收购了美国英格索尔曲轴系统公司，建立了全资的英格索尔曲轴加工系统有限公司。英格索尔公司具有100多年的历史，专门生产曲轴制造设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曲轴加工设备供应商之一。大连机床集团公司凭借着局部规模优势，一方面它有能力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另一方面它有能力将在发达国家建立的企业融入本企业集团。现在，大连机床集团公司已拥有3个国外全资公司，1个国外股份公司。[7]

具有局部规模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直接投资的选择可以用图2来分析。图2（B）和（A）分别表示发展中国家企业兼并或收购发达国家企业前后的平均收益(AR)、边际收益(MR)、平均成本(AC)、边际成本曲线(MC)。假定在兼并和收购前后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曲线不变，兼并和收购的决策将取决于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的变化。如果在兼并和收购以后经过对企业的整合，减少了组织和安排生产和销售的职能部门，共享了双方最先进的技术，使原材料供给和产品销售的布局更加合理，那么正如图2（A）所示，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将下降，（A）的利润（cp与Oq的乘积）高于（B）的利润（cp与Oq的乘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将选择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

如果在兼并和收购以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在市场上形成更高程度的垄断，那么图2（B）中的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曲线不是与（A）中的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曲线相同而发生向上的移动，这样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将得到更大的利润，它更倾向于兼并和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

四、企业整合优势型直接投资

企业整合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完善生产体系或者完善生产与销售体系所产生的更强的竞争力。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根据本国社会资源的特点生产某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在这种产品的国际市场上形成一定竞争力的情况下，如果该企业或者只生产某个档次的产品，或者只生产某个品种的产品，或者只有较强的生产体系而没有相应的销售体系，那么该企业有可能通过兼并和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方式，来完善自己的生产体系或销售体系，从而产生一种整合的优势。中国多个企业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而走上对外直接投资道路的。

以中国联想集团公司为例。联想公司成立于1984年，主要生产个人电脑。经过20多年的努力，联想公司个人电脑的生产和销售在国内居第1位，在世界上居第8位。联想公司在个人电脑的生产上并不具有超过发达国家企业的核心技术。个人电脑的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是中央处理器（CPU），而联想公司个人电脑的中央处理器都是美国英特尔公司提供的。2004年12月8日，联想公司以12.5亿美元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业务。通过这次收购，联想公司将拥有IBM个人电脑的研究与开发机构、生产制造体系、产品销售网络以及“Think”品牌，联想公司在世界个人电脑厂商的排名将由第8位跃升至第3位。

IBM公司是世界上著名的电脑生产企业，在世界电脑制造业位于前列。但是，IBM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多年出现亏损，对公司的整体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为了提高盈利水平，IBM公司准备甩掉个人电脑业务的包袱，集中发展商用服务器等高端产品。联想公司认为，联想公司与IBM公司个人电脑业务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从产品来看，联想公司的产品主要是中、低端个人电脑，IBM公司的产品则是高端个人电脑。从特长来看，联想公司的强项是个人消费者电脑，IBM公司的强项是高端商用电脑。在中、低端个人电脑市场格局已经基本确定的情况下，联想公司能否继续发展，取决于它在高端个人电脑生产上的作为。另外，利用联想公司生产和销售个人电脑特长，有可能改变IBM公司个人电脑生产和销售的不利局面。基于这种考虑，联想公司仍然发起这次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前景不乐观的收购行动。

仅仅过了半年，联想公司整合的优势就发挥出来。联想公司不仅把原来亏损的IBM个人电脑业务带向盈利，而且联想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也有2位数的增长。难能可贵的是，联想公司在中国、北美、亚太地区的个人电脑业务均取得盈利，而不是依靠用一个地区的盈利来弥补另一个地区的亏损。[8]

再来分析一下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87年，主要生产电动工具、农业机械、园林机械、汽车电器等产品。2003年12月，合金投资公司以8000万美元收购美国Murray集团公司全部资产，创下了当时中国传统制造业规模最大的海外兼并案例。美国Murray集团公司是英国上市公司TomkinsPLC下属厂商之一，是世界领先的民用草地花园设备供应商和生产商，公司总资产约2.7亿美元，年销售额7.5亿美元。Murray集团公司产品和服务现已销往50个国家,其中在北美和欧洲市场约占75%。在北美，Murray集团与大零售商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该公司83%的产品通过最大的8家零售商销售，其中通过沃尔玛、HOME DEPOT和西尔斯销售的产品占总销售量的73.4%。相比之下，虽然合金投资公司具有很强的生产和出口能力，但是没有知名品牌，也没有世界范围的销售网络。合金投资公司收购美国Murray集团公司的主要动机，就是建立自己的品牌，并且使本公司的生产体系与国际市场营销渠道和售后服务网络的有效对接，形成一种整合的优势，迅速在世界上扩大本公司电动工具的市场。[9]

发展中国家企业整合优势直接投资的情形可以借助于图3来分析。图3与图1相似。它们不同的地方是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销售产品，它们的总成本较高。但是，由于形成了整合优势，它们不但总收益较高，而且总产量较大。这意味着图3(B)中的总收益曲线TR的斜率要大于(A)中的总收益曲线TR的斜率，(B)中的总成本曲线TC的位置要高于(A)中的总成本曲线TC。与局部优势直接投资的情形相似，只要以直接投资的方式销售产品所带来的总利润（产量为Od时总收益曲线TR与总成本曲线TC的垂直距离）高于国际贸易（产量为Ob时总收益曲线TR与总成本曲线TC的垂直距离），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将选择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

五、市场细分优势型直接投资

市场细分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某个特定档次或特定品种的产品生产上具有的成本优势。某种产品的市场是可以细分为多种市场的。例如，从档次上分，某种产品市场可以分为低档产品、中档产品和高档产品市场。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类型的产品或同一类型不同品种的产品具有不同的优势。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可能在某种细分的产品生产上具有成本的优势。

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是汽车的生产和消费王国，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的生产和销售数量在世界上分别居第一和第四位。从整体来看，美国的汽车工业对韩国的汽车工业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汽车市场是一个高度细分的市场。以轿车为例，轿车分为低档轿车、中低档轿车、中档轿车、中高档轿车、高档轿车。低档轿车并不意味是低质量轿车，它可以是具有优越的性价比的经济型轿车。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很高，但美国人并不都是富人，美国人对各种类型的汽车都有广泛的需求。韩国的汽车工业正是从经济型轿车取得突破，在同等性能的条件下对美国的汽车具有低成本的优势。现代汽车公司就是利用这种市场细分的优势实现对美国直接投资。

现代汽车公司（Hyundai Motor Company）建立于1967年。经过30多年的发展，虽然它还没有进入世界十大汽车公司的行列，但已经取得了良好的业绩。现在，现代汽车公司向世界193个国家和地区出售汽车。到2004年，现代汽车的出口累计达到了1000万辆。2005年，现代汽车公司在韩国国内市场销售汽车62.7367万辆，在国际市场销售汽车101.1494万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现代汽车公司尝试通过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方式销售汽车。它开始选择在加拿大组装索纳塔汽车，结果遭受惨重损失。后来现代汽车公司加强市场调查，首先对美国出口性价比较高的经济型轿车，在得到美国市场的认可后，再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它投资11亿美元在阿拉巴马州建立了一个汽车组装厂，专门组装现代汽车；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一个安全测试与研究中心，测试与改进汽车的安全性；再分别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密执安州建立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前一个中心主要研究和开发汽车技术，后一个中心主要研制下一代的汽车。[10]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市场细分优势的直接投资通常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发达国家建立产品的组装工厂。这是因为细分优势主要来自低端产品的成本优势，如果在发达国家完成产品的全部生产过程，将会失去成本的优势；如果在本国或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采购零部件，再到发达国家进行组装，才有可能保持低成本的优势。在发达国家组装产品需要支付较高的工资成本和租金成本，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运输成本和关税成本，因而不会导致生产成本的大幅度上升。

中国企业正在涌动着对外直接投资的热潮。在这样的时刻，冷静地分析中国企业具有什么样的局部竞争优势，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相比将增加多少收益的成本，对中国企业取得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无疑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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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尔集团公司网页[Z].

[7]“大连机床：规模总量居全球行业前茅”[N]. 经济日报，2006-08-10.

[8]联想集团公司的网页.cn[Z].

篇3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0)03-0077-05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理论

1.垄断优势理论

海默(Hymer)于1960创立垄断优势理论。[1]垄断优势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是它相对当地企业具有某种优势并足以抵消额外的成本,而且这种优势是与该企业所有权相联系的、不容易丧失的、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的优势。金德尔博格(Kindleberger,1969)推进了海默的思想,认为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具有规模优势、市场优势、生产要素优势等。[2]约翰逊(Johnson,1970)从知识资产的占用和使用的角度,阿利伯(Aliber,1970)从货币和资本的角度,卡夫斯(Caves,1971)从产品的异质化能力、知识和技术等核心资产的角度,彭罗斯(Penrson,1976)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论述了企业的垄断优势。[3]邓宁(Dunning,1977)进一步把这种优势发展为“所有权优势”。[4]

垄断优势理论关注的是最终产品市场并通过市场寡占获取超额利润。其理论集中在厂商特有优势和寡占市场结构上,但后续的研究主流关注厂商特有优势,而对寡占市场结构的研究不占主流。

2.内部化理论

巴克利和卡森(Buckley and Casson,1976)把对外直接投资看成是企业将国际交易内部化的直接结果。他们认为由于竞争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中间产品难以通过市场交易完成,所以企业通过并购对方或新建子公司来使交易在企业内部完成。[5]威廉姆森(Williamsen,1975)、汉纳特(Hennart,1977)、马吉(S.P.Magee,1977)、拉格曼(Rugman,1981)等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配置资源的协调机制进行阐述,进一步完善了内部化理论。[6]

内部化理论关注的是中间产品市场,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获取更高的利润,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不在于资本的国际转移,而是基于企业所有权之上的管理权与控制权的扩张。尼尔斯基和奈特(Liesch and Knight,1999)认为对于资源相对不足的中小企业而言,市场内部化未必是绝对的,它们可以通过信息与知识内化来获取大公司把市场内部化的价值。[7]但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不是内部化,而是知识上的优势,内部化只是保持企业知识上的优势的途径或方法。内部化理论的局限还在于它没有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难以适用于短期的投资行为分析。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邓宁(1977)首先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并在以后不断修正完善,其核心是“三优势”分析范式(OIL Paradigm)。该理论认为国际生产的方式、范围和格局由企业的三种优势决定:所有权优势(O)、内部化优势(I)和区位优势(L)。

折衷理论的三优势中,所有权优势说明企业为什么(Why)要从事国际生产,内部化优势说明企业如何(How)利用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说明企业到哪里(Where)从事国际生产。但折衷理论没有把时间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分析框架中,即没有说明何时(When)进行投资。

在论述具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时,邓宁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寻求市场(market-seeking)、寻求资源(resource-seeking)、寻求效率(efficiency-seeking)、以及寻求现成资产(created-asset-seeking)。

除了邓宁的区位优势外,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还包括:(1)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凯夫斯(Caves)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的市场学派理论,他们强调市场的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以及所谓的心理距离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影响。(2)以安哥多(Agodo,1978)、贝尔德伯斯(Belderbos,2003)、奥克荷姆(Oxelheil,2001)以及鲁明泓(1999)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理论,该理论着重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甚至转型体制对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3)以波特(Poter)、斯密斯与佛罗里达(Smith & Florida)、埃利森与格兰泽(Ellison & Glaeser)为代表的集聚经济理论,他们认为产业空间集聚不仅会带来产业的自然优势而且会带来技术溢出等外在优势。①

4.小规模技术理论

威尔斯(Wills,1977)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8]他借用弗农(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标准化阶段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机会,并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优势主要有:拥有小市场需要的小规模技术;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颇具优势;低价产品营销策略。小规模技术论本质上属于“被动技术论”,此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使用“降级技术”,生产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成熟的产品,这样就使得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生产的边缘地带(鲁桐,1998)。威尔斯把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与母国市场特征之间联系起来,在理论上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分析空间。

5.技术地方专业化理论

沿着威尔斯的思路,拉奥(Lall,1983)深入研究了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并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9]在拉奥看来,即使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在规模小、使用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等,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定优势:利用当地技术知识和要素价格进行跨国生产;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一定的改造和创新;生产与发达国家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利用民族或语言的因素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拉奥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外国技术的改进、消化和吸收是一种主动的创新。正是这种创新活动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可以凭借这种竞争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6.技术累积理论

坎特维尔和托兰惕诺(Cantwell & Tolentino,1987)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扩张过程恰恰是其内部连续不断的技术累积过程,技术累积和国际投资深化是相辅相成的。[10]发展中国家企业,尤其是处于国际化初期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创新活跃地区建立生产基地进行生产和研发活动,不仅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信息、有效地利用当地的技术资源,还可以为本国技术累积和创新建立更为广泛的国际基础,推动母国的产业发展。

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专业化理论以及技术累计理论的核心内容都是在寻求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其理论实质上是对垄断优势论的改进,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些理论注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效应,而忽视了竞争效应,忽视了市场结构、竞争强度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

7.长期战略理论

鲁伯(Reuber)等人根据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调查,描述了三种不同的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导向的投资;市场拓展投资;政府倡导的投资。鲁伯认为,预期的投资利润率(而不是当前的利润率)对投资水平有着根本的影响,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长期的战略考虑。鲁伯的研究是实证的,其启示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着眼于长期发展战略,短期的利润率不应占有绝对重要地位。②

8.寡占反应论及博弈论模型的发展

尼克博格(Knickerbocker,1973)基于战后美国187家巨型跨国公司进入国外市场的分析,发现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追随潮流”效应(Bandwagon Effect),表现为一旦有一个企业向国外市场扩张,同行业的其它企业为了确保国内外的市场地位也竞相向国外扩张。并且集中度越高的行业,追随潮流现象也越明显。尼克博格把这种现象称为“寡占反应”。这种“追随潮流”的行动还表现为不同国家的企业进入彼此的市场或第三国市场。[11]凡尤格勒斯(Reinhilde Veugelers,1995)建立了一个博弈论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对外投资中的“追随潮流”现象,并认为只有在对外投资获得的收益大于固守本国市场的收益时,才有动机实施寡占反应对外投资。[12]

史密斯(Smith,1987)[13]用两阶段博弈模型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所起的策略性作用――进入遏制;格雷厄姆(Graham,1990)[14]用双头垄断模型量化了“交换威胁”型对外直接投资;福斯弗瑞和莫特(Andrea Fosfuri & Massimo Motta,1999)[15]认为后进企业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特定区位知识,而领导者企业倾向于出口以避免自身优势的消散。卞华顿和埃克尔(Bjorvatn and Eckel,2006)则认为尽管技术溢出在当地十分明显,领导企业还是有动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阻止技术落后企业的技术获得型对外直接投资。

9.基于实物期权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因理论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推进,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经营活动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简言之,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一般都受到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市场和技术的不确定性、部分或全部投资成本的不可逆性以及项目投资的可延迟性。在基于实物期权的对外直接投资思维中,企业拥有的对外直接投资机会可以看成是企业拥有的实物期权,其投资价值应当由两部分组成:项目未来收益的贴现现金流和项目投资机会的期权价值。把实物期权理论具体运用到跨国经营中,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企业的国际化、跨国经营的灵活性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科格特和库拉蒂拉卡(Kogut and Kulatilaka,1994)认为,由于跨国公司拥有跨国性的商业网络,当环境变化时,跨国公司能够在网络内部提供转移资源、生产以及分销的灵活性,理论上这种转换期权能够提升跨国公司的市场价值且能够规避风险。艾德里安•巴克利和卡伦•特瑟(Adrian Buckley and Kalun Tse,1996)认为,国际投资开始时一般都是小规模的投资,然后再根据收益的大小来决定扩大或者缩减规模,这种根据未来新信息的调整能力可以增进跨国投资的价值。[16]巴克利和卡森(1998)认为,为了适应动态的世界经济,增进跨国公司的运营柔性非常重要,因此可以采用实物期权方法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艾得勒和雷文赛勒(Adner and Levinthal,2004)则认为很难提前识别内嵌在项目中的市场和技术发展机会,这会给实物期权理论的应用带来约束。[17]

第二,比较分析跨国公司进入海外市场的模式。科格特(Kogut,1991)首先运用实物期权来分析国际合资模式,并分析了合资企业中的一方收购另一方的情形。[18]卡皮(Capel,1992)认为,当不确定性越高时,企业越愿意选择灵活性的市场进入模式,即使是这种模式的生产成本较高,但可能会有较低的总成本;当存在调整成本时,企业面对不确定性会倾向于“等等再看”,而不是马上转换到其他进入模式。彭宁斯和斯留尾贞(Pennings and Sleuwaegen,2004)计算了由出口转换为在外设立独资子公司、合作经营及许可生产的最优收益水平,认为最佳进入模式依靠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两国的税收差异,当地公司的成本优势、制度需求及合伙人的合作程度决定。[19]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优市场进入时机。相关研究重点考察了企业的延迟期权,他们认为在决策是否进入海外市场以及投资多少之前,有必要“等等再看”以便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里沃利和沙罗尼奥(Rivoli and Salorio,1996)[20]认为,如果跨国公司能够保持长时间的所有权优势,以及投资难以逆转,投资的延迟期权是适意的;否则,由于竞争者的压力,延迟期权的成本会超过其收益。布里托等(JB de Brito,2005)认为跨国公司的收益由母国和东道国的吸引力决定,这些吸引力在各个国家遵循不同的布朗运动,在此框架下推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优临界值,并建议吸引力波动性越高,进入决策越需要推迟进行。[21]

通常利用实物期权方法探讨投资问题的文献都蕴含两个基本假设:投资机会企业独享和产品市场完全竞争。考虑竞争性,在实物期权理论中引入博弈论,就发展为期权博弈理论。西方学者运用期权博弈理论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扩展:扩展了跨国公司进入海外市场的模式研究,以及最优进入时机的研究。斯梅特斯(Smets,1991)在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题中,将抢先进入博弈模型与实物期权定价方法结合起来,构建了一种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双头博弈模型。并在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时机均衡分析中,权衡了延迟投资的期权价值和先行投资的战略价值。[22]弗尔塔(Folta,1998)认为面对内生的不确定性,企业有动机进行阶段性投资,而面对外生的不确定性,企业倾向于延迟投资。李晶和鲁格曼(Jing Li & Alan M. Rugman,2007)则认为进入模式不但取决于不确定性的内生性和外生性,而且还取决于不确定性的大小。[23]阿基姆•库克里(Agim Kukeli,2004)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探讨了在需求和竞争对手战略行为的不确定时进入海外市场的战略行为。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中观理论

1.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弗农(Vernon,1966)从美国制造业的实际情况出发,考察了比较优势和投资在国际间的移动过程,提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动与产品生命周期密切联系的论点。[24]20世纪70年代弗农引入“国际寡占行为”来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将产品周期分为创新寡占、成熟寡占和老化寡占三个阶段。其理论揭示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不断向国外转移已在国内丧失垄断优势的产业,为本国产品进入新一轮创新阶段作准备,从而使产品不断得以创新,维持其在国际上的垄断或寡占优势。但该理论关于寻求低廉生产成本地区的观点有悖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发达国家的投资。

2.竞争优势理论

迈克尔•波特(1990)基于日本的研究发现,日本几乎所有取得国际性成功的产业,国内竞争都非常激烈,而且在国内市场趋于成熟、饱和之后,出口和对外投资才会增加;在日本不属于强项的产业中,如建筑、农业、造纸等几乎不存在国内竞争,这些产业在国际上也没有竞争优势。根据其竞争优势理论和日本的实证分析,波特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应采取“先内后外”的顺序。

3.比较优势理论

小岛清(Kiyoshi Kojima)以20世纪50年～70年代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将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成本差异的原理用于分析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25]他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可称为边际产业,这也是对方国家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进行”的边际产业理论。其理论的启示:并非拥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才能进行跨国经营,具有比较优势或者寻求比较优势的企业都可以进行跨国经营。

在论述具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时,小岛清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行业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和生产要素导向型。

小泽辉智(Ozawa Terutomo,1992)以日本为例,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顺序:阶段一,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阶段二,开始转向劳动力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阶段三,转向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阶段四,资本密集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和资源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交叉发生阶段。其实,阶段一是利用现成的比较优势阶段,阶段二是边际产业扩张阶段,阶段三是获取新的比较优势阶段,阶段四就是资源整合阶段。[26]

纳楚姆、邓宁和琼斯(L.Nachum,J.H.Dunning,G.G.Jones,2000)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于本国(以英国为对象)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时,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都很活跃;当对外直接投资发生于本国比较劣势的产业中时,跨国公司主要凭借自身强大的所有权优势与国外资源结合,并认为英国绝大多数跨国公司的发展日益独立于本国国内的自然资源禀赋。

不同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不仅体现母国的要素优势和劣势,也会影响母国的经济和产业构成,因为优势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竞争加强这一优势,而劣势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会利用国外资源优势。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理论

1.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邓宁(1986)提出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从动态角度解释了各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该理论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常为最贫穷国家,其“OIL”三优势欠缺,仅有少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几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净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第二阶段,区位优势和所有权优势有所加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逐渐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仍很小,净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第三阶段,企业积累了相当程度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加速发展,净对外直接投资仍为负。第四阶段,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净对外直接投资为正且逐渐上升。第五阶段,常为高度发达国家,其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不断强化,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急剧增加,净对外直接投资接近于零。

该理论以微观“OIL”范式为基础,又从宏观角度考虑了发展阶段对企业所有权优势的技术累积效果,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但托兰惕诺(1987)根据经验数据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便开始了对外直接投资流出。

2.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该理论认为任何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都是由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产生的。直接诱发要素主要是指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以及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如果母国拥有某种直接诱发要素优势,他们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要素转移出去;反之,如果母国没有而东道国拥有,那么母国可以利用东道国的这种要素对东道国进行投资。间接诱发要素是指除直接诱发要素之外的非要素因素,包括母国政府诱发因素、东道国诱发因素和国际性诱发因素。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直接诱发要素起作用,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间接诱发因素起作用。

3.国家利益优先理论

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发展中国家企业一般不具有垄断优势。但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对外直接投资给母国带来资源转移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国际收支效应以及市场竞争效应等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从战略的高度和国家利益出发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支持和鼓励,就是很有必要。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许多是国有企业,国家的战略性支持就更为必要。

四、结语

本文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对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梳理和评述,特别是基于实物期权视角的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因此,在西方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中,微观理论是主流。中观理论和宏观理论则是从产业层次或国家宏观层次分析推动跨国公司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微观理论以垄断优势为起点,到国家生产折衷理论成为“集大成者”,但这些理论主要关注首次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对不确定条件下投资的动态变化关注得不够。即使折衷理论后来用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增强了其动态性,但也无法解释投资过程的变化。

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决策基本上在不同程度上具备四个基本特征:(1)投资是部分或完全不可逆的;(2)来自投资的未来回报是不确定的;(3)在投资时机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4)竞争性,即企业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时常常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或局部的竞争优势,但投资机会对于企业而言并不完全具有独占性。因此,基于实物期权的思想,可以把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的各种机会看成是企业拥有的实物期权,从而建立起更为准确也更为合乎逻辑的对外直接投资分析体系。

[注释]

①本部分内容参考:俞毅.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及其

在我国的实证[J].国际经济合作,2004(9):14-17。

②本部分内容参考:鲁明泓.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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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Western FDI Theory

Cao Yongfeng

(Business School,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313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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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直接投资；产业经济学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传统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在解释实际问题上出现偏差，例如资本丰富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直接相反。因为美国这个资本密集型国家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这个劳动密集型国家也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下文以此为例，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分析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

一、公司的成本收益分析

公司的成本包括公司的管理成本、研发成本以及宣传成本，本土公司包含国内工厂的固定成本。若将产品出口，同时还要承担关税和运费。海外直接投资办节省了关税和运费，增加了海外工厂运营的固定成本。与国内相比较，运营海外工厂要产生更多的成本，例如在国外的信息成本还有国外设厂的其他政策性费用。一个公司是选择出口还是国外直接投资，主要取决于能否产生更大的利润。商品资本的流动还是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成本较高是选择进出口或直接投资的根本。因此一般来说，单位售价较低的大宗笨重性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等，不管是选择铁路还是海运，运输成本都较高比较不适合出口。单位产品售价中内含的关税高，也不适宜出口而适宜进行国外直接投资，例如化妆品、酒水等产品。如果运营一个海外工厂的固定成本比较小，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就是较好选择。例如中国采取的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使外国投资者减少了海外工厂的运营成本，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偏低，使外企遍地开花。

全球化的今天，当公司的管理费用、研发费用、产品异化费用等日常费用相对于价格来说较高时，这些无形资产的支出鼓励企业进入横向市场，拓展海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运营，例如手机、汽车、电脑等产品实现全球化运营就是追逐利润的结果。

二、市场结构分析及影响

市场结构包括企业的规模及分布、壁垒和进入条件、产品差异以及企业成本结构和政府管制的程度。市场结构一般用市场集中度、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产品差异化程度来衡量。

如果我们把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化结合在一起，就可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这是因为，产品差别化倾向于对一种产品的多角度开发，规模经济却鼓励在单个国家生产单一产品，不同国家的公司专业化生产之后进出口贸易，即在全世界整合资源。因此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化的结合鼓励国际贸易，但是并不鼓励外国直接投资。

产业经济学指出，一个在国内市场上受到政策保护的公司，国际市场上将要面对更大的竞争。企业更倾向于在国外市场确定比国内市场更低廉的价格。这样就导致了倾销的出现，在WTO准则的规范下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存在的，因此在国外直接投资就成为首选。如果这种外国工厂所供给的产品可以低成本差异化，这种差别化使对不同的市场索取不同的价格的方式变得有可能，但是反倾销法要求统一价格，那么进行外国直接投资就是首选。相反，如果一种产品国内价格较高，就会刺激国外企业进入相关领域，是采取进口还是直接投资取决于上文提到的公司成本收益分析。

三、对外贸易对国内市场绩效的影响

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时间越长，劳动力中科学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越大，即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能力越强，出口商品占国内产量的比率就越大。根据国际贸易理论，由于美国拥有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它更有可能出口那些要求具有熟练劳动力的产品。因为相对于别的国家来说，它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更多的商品，占有比较优势。当别国超越了这种优势之后，美国又以提高生产率的方式取得更大的比较优势，出现了一直被复制难以被超越的现象。可见，人力资本质量的重要性，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受破坏程度最低的国家是拥有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和一线科研人员的德国，原因在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能力强的德国倾向于出口，资本稳定性较强。

四、中国国际贸易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新型市场，国外资本在中国投资大多以新建居多，由此，打破了中国市场的固有模式，让市场竞争更加活跃。2O世纪9O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整体经济的飞速发展，产业结构逐步完善、相关经济部门逐级配齐，并购逐级成为跨国公司资本进入中国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主要表现在制造业、服务业，尤其是集中在电子、服装、日用品等行业，而农业投入比例很小，因此国家也制定相关补贴政策支持农业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竞争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科技信息，也促进了中国在产能、科技附加值、市场竞争力方面的提升。但在中国产业市场中盲目竞争依然造成了资源利用率不高的现象，无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制约中国的经济健康发展。我国多数产业的市场集中度是比较低的，市场份额较大的大型企业往往是通过政府手段而不是通过市场手段取得的。

在现实情况来看，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虽然在广泛进行，但是发达国家的母公司和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之间还存在歧视和部队等交换的现象。母公司一般让子公司以高价购买机器，在以低价支付安装费用，高技术控制在母公司，很难在子公司发展，以免技术外泄。同时国外资本的进入也多我国市场结构和经济安全产生影响，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结语：

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需求的旺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中国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企业对自身竞争优势的优化、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扶持政策的考虑。这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杭州市萧山区招商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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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动因 边际产业

关于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动机, 国际学术界已提出多种理论, 其中邓宁和哈佛大学刘易斯教授的理论最具代表性。邓宁认为,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四种:(1) 寻求资源; (2) 寻求市场; (3) 提高效率; (4) 全球战略。前两种是企业海外投资活动初期的主要动因,后两种多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公司的投资动机。刘易斯则总结了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对外投资与经营的六个动机: (1) 保护出口市场; (2) 突破配额限制; (3) 谋求低成本; (4) 利用种族纽带; (5) 分散资产; (6) 其它动机。不同的投资动机所选择的海外投资产业是不同的。

根据广东二十多年省内及对外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环境现状来看，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分为四种基本模式，即边际产业转移型对外直接投资、自然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全球战略型对外直接投资。不同模式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是不同的：

本文选取广东新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作为样本企业，归纳提炼广东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样本企业基本情况见表。

资料来源：广东省企业“走出去”经验材料汇编[M]．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2007．

说明：“企业规模”是指企业的总资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是指企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金额。

一、边际产业转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

边际产业转移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由于技术已经成熟，国内市场竞争激烈，而面向其他国家寻求生产基地与市场进行的投资。广州中烟工业公司对柬埔寨的投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对巴西的投资、美的集团对越南的投资、TCL集团有限公司对越南的投资和中国广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在孟加拉、加纳的投资都是比较典型的边际产业转移型对外直接投资。

边际产业转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有三。一是基于市场方面的动因，包括回避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突破进口国的贸易壁垒和抢占新兴市场机会；二是基于收益方面的动因，主要是指利用销售规模的扩大以及东道国运营成本较国内低廉的优势，实现成熟技术及设备边际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三是基于政策方面的动因，国家和广东省对边际产业转移型对外直接投资实行鼓励支持政策，企业从事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得到许多优惠，从而可以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运营成本。

二、自然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

这类投资主要是指通过在东道国投资原材料、自然资源的开采，然后再出口到母国。这类投资的东道国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还包括发达国家。比如广东农垦对于越南和泰国的投资、广远渔业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以及菲律宾的投资就是典型的自然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

从企业自身的角度看，这类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使企业扩大经营地域和经营规模，另一方面可以使企业获取低成本的产品来源，从而增加企业的收益。从宏观的角度看，广东省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取稳定的自然资源供给渠道，这对广东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显然广东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寻求资源”的动机突破了字面含义，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参考文献：

[1]张海梅:广东企业海外投资的产业选择分析[J]．南方经济，2004（11）5～8

[2]毛蕴诗袁静周燕:中国企业海外R&D活动研究――以广东企业为例[J]．中山大学学报，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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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  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  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  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  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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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而对外投资民间化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息息相关，因为部分对外投资可以用人民币来做，且推动对外投资的许多便利化举措还涉及到资本项目开放等金融配套改革。 改革的必要性

从对外资产负债表角度来看，笔者和徐剑刚教授在合作文章中用到的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及构成，显示了中国整体对外资产和负债的状况（见表1）。在2013年我国对外资产当中，储备资产占到65.4%，非储备资产（笔者在本文中将其称为民间持有的对外资产）大约有30%多。

如果从负债角度来看，在非居民持有我国的资产中，最大一块是海外对中国的直接投资，2013年占我国全部对外负债的59%。再加上一些海外对我国的股本证券投资（2013年，7.5%），我国对外负债的近70%属在我国的股权类投资。

我国对外资产和负债的收益率非常不对称。因为我们对外资产的约70%是储备资产，储备投资虽然在分散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长期来看，由于储备管理要求的安全性、流动性等考量，年均收益率不可能很高。而我国70%左右的对外负债是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直接和其他股权类投资，它们从我国获得的平均收益率是10%左右甚至以上，余永定教授引用的直接投资的收益率数字更高。

将2013年我国对外资产负债表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可以看到，我国储备资产占全部对外资产的比例是65%，日本是17%左右，美国和德国只有2%。也就是说日本80%多的对外资产是民间持有的资产，美国和德国90%多的对外资产都是民间持有，与我国的反差非常大。

从负债方来看，我国对外负债中来自海外的FDI占比达60%左右，而日本、德国、美国对外负债中FDI的比重都只在百分之十几或单位数的比例。

一个国家的对外资产和负债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净要素收入，其中主要是本国在国外的投资收益减去其他国家在本国获得的投资收益。图1是净要素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国际比较。该图显示，我国的净要素收益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长期以来在零左右徘徊。也就是说，虽然我国外汇资产总量很大，远大于我国的对外负债，但是我国总资产和总负债所产生的收益的流入和流出基本上持平。

而图中其他大国的要素净收益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比我国大得多，比如美国是1.5%、德国为2.4%、日本为3.6%，说明它们在国际上以钱生钱的能力远远高于我国。

假设我国未来实现资本账户开放，且相关配套改革完成，民间对外投资占我国对外资产的比例明显提高，就能够提高我国的净要素收益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里笔者做三个假设，一是假设把民间对外投资比重从现在的30%上升到50%，而且假设民间投资大部分投在股权市场。二是假设我国对外负债中债券比重从2%提高到20%，相应降低FDI的比重。三是对债券收益率与FDI投资收益率做一定假设。在这些假设之下，估计我国净要素收益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可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 改善对外资产结构

如何实现上面这些假设，提高我国的净要素收益？

从对外资产结构角度来说，至少有如下几个选项。第一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多元化。第二是中投模式，拿出一块外汇进行多元化投资。这些努力都应该继续下去。第三，从国际经验来看，最大的对外资产构成的变化是扩大民间对外投资占对外资产的比重。从中长期来讲，笔者认为最重要的选项就是应该扩大民间对外投资。

民间对外投资具体指哪些？大致可归纳为四大类。第一是通过银行对外投资；第二是通过基金类投资机构的对外投资。其中一个例子是“赛领资本”；第三是通过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比如说联想集团、吉利汽车、江山制药的对外并购；第四是通过居民对外投资。这些渠道和投资能力都要花大力气建立起来。

第一，银行走出去，以工商银行为例。工行目前在4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业务，该行在最近几年收购了工商东亚、工银亚洲、印尼HALIM、南非标准银行、工银澳门、加拿大东亚银行、工银泰国、美国东亚银行、阿根廷标准银行等，国际业务增长非常快。一个原因是他们跟着国内的企业一起走出去，包括跟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一起走。

从表2可以看到人民币国际化拉动银行海外业务的一个例子。这张表显示，用人民币结算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比增速今年上半年达到293%，用人民币结算的外商直接投资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37%。这些快速成长的业务都需要银行来提供服务，如果银行能够抓住这类机遇，就有很大的海外增长空间。另外，银行提供了这些服务之后，反过来又能够推动对外对内的直接投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银行对外扩张是整个民间资产负债表对外扩张一个引导性、推动性力量。

第二，通过基金做对外投资，比如赛领模式。赛领是一个由企业发起的民间对外投资基金，总部设在上海，近年资产增长很快。其对外投资一部分用人民币，一部分用外币，目前已有几笔投资成功。但是仅有一家赛领是不够的，如果要实现有效地分散我国几万亿美元的对外资产，就需要十几家、几十家赛领。现在这类基金还面临许多制约和瓶颈，比如，重复征税的问题。另外，基金的融资成本过高，被迫只考虑回报率很高的项目，可选范围较小。应该研究借鉴日本协力基金的做法，为走出去提供低成本的融资。境内资本市场也应该支持走出去。

第三，通过民营企业对外并购，可谓意义重大。江山制药是一家江苏企业，四年前在美国成功完成并购，被收购企业实现了业绩的持续高速成长。其成功经验关键有两点：并购一家美国公司，不能撤换这家公司的财务总监，不能撤换这家公司的人事部门总监，因为对科技型公司来说一旦这两个人换掉就可能全部散架。但是我国许多国有企业在现有体制下做不到这些。所以，鉴于这个原因，我国的一些国有企业走出去很可能要靠民营企业作为桥梁，民营企业先走一步，把国企带进来，进行市场化的操作。

第四，要推动居民的对外投资。这方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逐步减少对个人对外投资的外汇管制，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试点，比如昆山。另外可以从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做起，逐步扩大到与更多国家的基金互认。这样让居民有更多的对外投资渠道。如果光靠QDII，不仅费率高，而且渠道还是太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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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边际产业扩张 生产折衷

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一）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往期实践

战后日本承接欧美产业转移，凭地理优势和政府扶植政策，经济迅速恢复发展。整合利用优势资源，获得稳定原材料、零部件供应同时规避与美欧贸易摩擦，通过第三国出口，绕过对日本本地的出口限制。

根据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边际产业开始，并依次进行，通过各自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和交换，扩大双方贸易，使各自的比较优势得到进一步增强和巩固。

日本在东亚等国的投资，主体是在日本国内已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如纺织、服装、初级产品，通过产业转移和降低成本，从而维持并扩大了市场。

（二）生产折衷理论的当展

随日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国家竞争优势增强，其出口引起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而不断完善的国内市场难以吸收新的产能，日本企业急需突破国境，开辟新市场。

日本区位优势如下：

高素质劳动力形成的高效人力资本，巨大市场规模及高消费水平，便利完善的基础设施及相关及支持性产业和发达的融资市场，还有自由的制度环境等。

此外，随欧盟东扩、北美自由贸易区发展，部分东欧欠发达国家及拉美国家的加入，使劳动力、原材料成本高昂等不利区位因素得以调节。既可以充分利用整个区域市场，又能有效降低成本，使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促进优势产业发展成长。

二、日本对外投资模式对我国启示

（一）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近年，中国国际收支特别是对美欧的连年顺差，“中国制造”在国际上屡遭制裁，这一切使我们意识到，对外直接投资应被作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消费结构调整；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获得更大消费市场以消耗过剩生产能力及保护国内资源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金融危机造成美元对人民币的持续贬值，而美元资产在我国外汇储备中占有很大比重，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保值又可获得投资收益，人民币升值则降低了投资成本，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基于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实证分析

下面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进行分析，根据边际产业扩张理论，选择东道国人均收入作为一个解释变量，根据生产折衷理论和内部化理论，引入东道国实际GDP代表市场规模。本期对外直接投资将受之前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引入上年末投资存量和投资存量的平方。

设置模型：FDI09=β1+β2FDI08+β3 FDIS +β4FDIS2+β5GNI+β6 RGDP，

运用OLS法估计模型，模型估计结果：

fdi09= - 4497.35948+ 14.6664fdis+ 0.00004fdis2+0.7061gni- 0.3834rgdp

T统计（-0.9429）（8.0093）（3.7289）（3.5288）（-0.1199）

P值（0.3477）（0.0000）（0.0003）（0.0006）（0.9048）

r2=0.983 R2=0.9824(R2表调整后)F=1692.515

D.W. = 1.950121

说明我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流量随存量而增加，但当投资存量过度增加，将不能再吸引对外直接投资流入，与东道国人均收入即劳动力成本成反比，这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变化小和为降低生产成本而投资于亚非、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现状相符。

（三）政策建议和发展方向

1.以边际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通过对东南亚、拉美、非洲等地的投资，可以有效降低成本，从而在价格上形成竞争优势；而要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释放技术含量落后产业，同时，将这些产业的海外投资收益汇回国内，以支持重点扶植的新兴产业发展成长，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形成以高附加值、高新技术新兴产业为核心、传统产业改造优化的新产业格局。

2.通过对发达国家投资获得反向技术外溢

应以有竞争优势的大企业为核心、带动中小企业向欧美发达国家进行反向投资，企业文化氛围以及国内应试教育对创造性思维的抑制短期难以改变，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对发达国家反向投资，可接近R&D资源，通过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员工流动效应获得反向技术外溢，并在企业内部传递、转移、扩散、消化、吸收，提高我国技术研发能力、培养创新型人才，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3.实体经济发展同时保证金融资产安全

要通过向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获得当地的高消费市场，从而有效解决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使企业得以发展壮大，提高盈利能力。通过投资收益汇回国内，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而且，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将引进其先进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引导国内消费者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强烈的国内需求将有效支持高新技术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有力防止“空心化”的形成。将大部分资本投资于实体经济，可有力遏制资产泡沫形成，从而保证生产发展和资产安全。

结语

美元持续走软，经济复苏缓慢；欧盟陷入债务危机，急需外资支持；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增长乏力，都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绝佳时机。我们要牢牢把握这个时机，既有效利用外资，更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闯出中国自己的品牌，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上，努力走向高端环节。

参考文献：

[1]马文秀.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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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资本的本质是获取最大收益，因此从其诞生之日起，资本就开始不断流动以寻取最佳回报，现代通信技术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资本越来越全球化，产生了国际资本流动。钱纳里和斯特劳特（1966）在其经典著作《外援与经济发展》中认为，国际资本流动能够填补东道国外汇与储蓄缺口，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证券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外投资特别是证券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增长日益迅速。事实上，证券投资是分享东道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而且证券投资通常不涉及控股，可以规避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政府管制。对外证券投资的主要优势是分散投资风险，即投资学中的“不要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研究表明，居民对外证券投资能使投资人获益，DeRoonFA，NijmanTE,WerkerBJM.（2001）指出，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投资能够显著分散风险，提高收益。Driessen，JoostandLucLaeven指出，跨国证券分散化投资能显著提高收益率，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即使考虑到货币波动因素，依然能从对发达国家证券投资中获益。Lagoarde-Segot，Thomas和BrianM.Lucey（2007）使用美元和本币两种方式建立资产组合，对中东和北非部分国家股票市场进行了研究，发现加大对这些国家的证券投资能够使投资组合获得多样化的收益。

不过跨境证券投资对国民经济也有其不利影响。正如Bhagwati（1998）指出的，驱动资本与驱动商品和服务跨越国界流动的动机不同，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正如同经济史学家CharlesKindleberger说过的那样，是恐慌和狂躁，当一国或地区利润率特别高时，猛躁的资本大量涌入，而当金融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在恐慌心理作用下开始大量抛售资产，引起资产市场暴跌。由于证券投资对象主要是可交易的金融资产，流动性高，特别容易受到短期因素波动的干扰，影响金融稳定。以泰国为例，在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外部证券投资大规模流入，使泰国经济增长迅速，但在发生金融危机后的1998—1999年，证券投资方式的资本流入则又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银行贷款类资本大量流出泰国，1997年流出25.17亿美元，1998年流出110.96亿美元，1999年流出112.07亿美元，因为银行贷款变现能力强，在国际金融市场形势发生不利变化时，外国银行纷纷召回发放给泰国银行和企业的贷款，泰国银行和企业为了偿还外债，被迫中止投资，国内总需求下降，从而影响产出。总体上，学术理论证实了跨境对外投资分散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的作用，但由于证券投资的特殊性，我们也需要关注对外证券投资的负面影响。

二、国民经济账户的均衡与证券投资开放的意义

对我国来说，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储蓄率长期保持在高位水平，储蓄大于国内的投资就形成了净出口，净出口亦长期保持在正值。由于我国净出口基本保持在正值，为了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资本账户必须为负值，这就需要资本外流，即资本账户K为负值。不过我国要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利率高于发达国家，因此，在利差刺激下资本账户亦呈现净流入状态。这使得我国国际收支面临经常、资本两账户双顺差局面。即国际收支无法通过市场平衡，需要政策干预即由政府买入外汇才能实现均衡，这反而又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逻辑分析如下。根据表-2国际收支账户平衡方程，在国际收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背景下，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资本账户的逆差，因为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国内出口商品或劳务从国外获得金融资源，居民必须以某种方式拥有这种金融资源，无论是以对外直接投资还是证券投资方式，总之这会形成某种均衡。反之，在不均衡状态，以我国现状为例，经常账户是顺差，而直接投资账户方面近几年由于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直接投资也快速上升，不过即使在大幅度增长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仅与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相当，因此直接投资不能单独充当经常账户顺差再溢出的主渠道，这意味着需要通过证券投资账户平衡经常账户顺差。但是我国证券投资账户处于管制状态，因此通过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中直接投资积累的国际资本不能通过证券投资宣泄，只能借由储备变动消化。

三、现行对外证券投资政策的弊端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对外证券投资侧重于国内居民（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直接购买境外证券投资的行为。不包括国家外汇管理部门使用外汇购买境外证券资产，因为这属于投资的范畴；也不包括商业银行的对外证券投资，因为这与本文所讨论的普通市场主体对国外证券的投资概念不同。目前国内居民对外证券投资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QDII（QualifiedDomesticInstitutionalInvestor），即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这是在资本账户不放开的情况下允许部分机构先行试行，在国内发行基金产品对海外进行证券投资，与比较火爆的QFII相比，QDII显得比较冷清。根据2014年上半年央行《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QFII）净流入344亿美元，其中：股本证券166亿美元，债务证券178亿美元；而QDII净汇出资金只有27亿美元。二是港股通，即2014年下半年推行的允许合格投资者购买香港证券的投资安排，截至2015年2月4日，2500亿港股通总额度仅使用了237亿元，尚有余额2263亿元，与沪港通推出前的市场预期大相径庭。从QDII和港股通的冷清可以看出，放松对外证券投资可能出现的资金大量外逃并未出现，显示出目前对外证券投资的管制可能过于严格而且并非必要。另外，对境内居民海外投资的过度限制反而降低了境内居民参与海外投资的热情。总体上，继续执行严格管制的现行对外证券投资政策存在诸多弊端。

（一）资本流动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当我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顺差时，根据国际收支均衡表，过量的外汇只能通过证券资本账户输出国外。如果证券投资账户处于管制状态，那么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央行购买过量外汇。这导致巨额外汇资产在央行的集聚，因为央行并不总能完全冲销吸入的外汇，所以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巨量顺差往往会带来基础货币膨胀、物价上涨、银行资产扩张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我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堆积，例如2013年经常账户顺差达1828亿美元，虽然境内机构可根据经营需要自行保留其经常项目外汇收入，但人民币资产收益较高和缺乏对外投资渠道使得境内机构不愿持有外汇，往往将顺差带来的外汇原封不动地卖给央行，使央行的资产迅速膨胀，仅2013年新增外汇储蓄资产就达4314亿美元。2013年末央行外汇储蓄余额已达38213亿美元。截至201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338248亿元总资产中，外汇资产已达270681亿元，外汇占款已占据超过80%的央行资产份额，巨额外汇储备使中国货币发行受制于外部因素影响，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金融稳定。

（二）对外输出资本投资回报率低中国是吸收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资本输出大国，这可能和很多人想象大相径庭。从表-3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可以看出中国拥有巨额对外投资净头寸，2013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净头寸19716亿美元。不过我国的对外投资收益是低下的，该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所得为负值。而日本2013年末3250070亿日元净头寸投资所得盈余为164755亿日元，综合收益率为5.06%，且历年收益相当稳定，2013年平均计算日本每个国民投资收益为13万日元。中国对外输出资本规模非常高，但收益却非常低。其原因在于中国对外投资的结构失衡，以央行储备为主（如表-4所示）。中国对外资产中，央行外汇储备占对外资产比重达到62.75%，外汇储备投资主要以低风险国债为对象，而居民主动性的对外投资，直接投资、股本证券、债务证券投资规模小，三项合计14.7%。相比之下，日本居民持有的直接投资、股本证券、债务证券投资占国际投资头寸的59.8%，外汇储备资产占日本对外资产比重仅为16.75%。另外，从证券投资的分布来看，日本对外证券投资以债券投资为主，私人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如日本对外债券投资以中长期债券为主，私人部门和银行部门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对外投资收益率低的原因可能也正是因为中国对外资产以国家持有外汇资产为主，即由央行持有外汇储备，对央行这样的非营利机构而言，用外汇储备投资主要目标在于保持汇率稳定，保持储备安全性，收益性只是附带目的。从实际情况也可以看出，央行大量外汇投资于低收益的发达经济体国债，如根据最新资料，2015年1月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破了2%，而据媒体报道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万多亿美元。中国想要提高收益率，就必须改变对外投资结构，放开居民对外证券投资限制，扩大普通居民投资者数量。普通居民投资者会在安全性与收益性间进行权衡，按照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优化投资组合，最终会获得高于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

四、放开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的前提和路径

现行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管制存在诸多弊端，放开居民对外证券投资势在必行。从长远来看，放开居民对外证券投资是我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的重要步骤，也是资本账户开放的必由之路。不过在操作层面，对外证券投资的开放路径应是渐进的，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稳健的金融体系、高效率的资本流动监管体系是放松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管制的前提条件，然后通过谨慎而又稳健的政策分步放松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管制。

（一）确立最优外汇储蓄规模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现有外汇储备中有多大部分可以用来进行对外投资。由于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交易中使用范围较窄，多数国际经济交易仍然要通过美元、欧元等主流货币中介，因此，由国家持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仍是必要的，超过这一份额的外汇储备则可由居民持有对外投资。这就是经济学中的最优外汇储备规模概念，根据研究目的，在此仅抛砖引玉做初步探讨，我们假设外汇储备仅满足基本需求：交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和应对投机性需要。②交易性需求指用于支付进口和偿付外债的外汇需求。一般来说，一国外汇储备需要满足6个月的货物与服务进口需求和清偿对外债务，但对我国来说这是比较保守的计算方式，因为我国目前仍然是出口大于进口，不可能半年之内不出口只进口，另外举借的外债也不可能完全用于消费，还会用于投资扩大产出创汇能力。因此我们以3个月的进口需求和总外债计算交易性需求。2013年我国货物与服务进口21896亿美元，3个月为5474亿美元，截至2013年末，我国扣除企业间贸易信贷的外债余额为5267亿美元，上述合计为10741亿美元。除了满易性需求外，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我们还要预防外商直接投资利润汇出带来的外汇需求。2013年末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存量为23475亿美元，以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利润率为17.5%计，外资企业可实现利润4109亿美元，2013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借方为2276亿美元，由于我国对外负债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我们假设投资收益借方主要为外资企业利润汇出，因此在2013年外资企业盈利中尚有近2000亿美元未汇出，这构成了隐性外汇储备的需求。我们假设央行要持有足以应对三年的隐性外资企业利润汇出，即需要储备6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即应对投机性需求稳定汇率，比如在本币被大量投机性卖出时，央行可以向市场投放外汇缓解货币贬值压力。所以在储备16741亿美元满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外，还需要额外储备稳定人民币汇率。考虑到国内居民持有的外汇也可满足上述三种需求。由央行持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足以满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投机性需求。当然，这一数额是动态调整的。超过这一数额的过量外汇，可以通过下文所涉及的资本账户投资外汇交易市场，由民间市场主体持有并用于资本账户投资包括证券投资。

（二）采取更灵活的汇率安排放开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管制需要更灵活的汇率安排，唯此经济体对各种危机方能应对自如，固定或僵化的汇率制度很难包容各种冲击，如果汇率安排更为灵活，市场就不会有一边倒的汇率预期，居民就会扩大外币资产权重以平衡汇率风险。事实上，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不仅是放开资本账户的前提，资本账户逐步放开后，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会越来越大，此时很难维持相对固定的汇率，决策者必须在固定汇率和资本账户开放两者间做出选择。实施更灵活的汇率安排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相对固定的有管理的汇率，猛然实施浮动汇率，进出口商还有投资者都会不适应。因此，首先要建立健全汇率波动风险对冲机制，提供外汇掉期、期货、期权等风险对冲工具，提高交易主体的汇率风险意识。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更完善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三）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统计和监测工作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2009）认为，目前在国际资本流动监管上，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到目前为止，跨境资本流动的渠道和机制仍未厘清，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与流出的渠道和机制，另外在东道国经济低迷时，资本流动是如何逆转流出的，其渠道和机制也仍未厘清。因为证券投资流动性特别高，更需要对其异动保持关注，这就需要我们厘清对外证券投资的渠道和机制，建立健全证券投资统计监测体系，做好扎实的基础统计工作。按照《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范围为中国居民与非中国居民之间发生的一切经济交易以及中国居民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状况。放松居民对外证券投资后，对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的增长速度、变动方向等数据监管部门应当保持重视，掌握其变化趋势，以便在对外证券投资达到风险点时，及时启动管制手段。

（四）对非正常的证券投资流动采取必要的管制手段证券资本流动由于其波动性容易造成金融动荡，正如前文所述，泰国金融危机期间证券资本的趋势逆转引发了金融危机。因此，对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的规模和结构需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当某段时间内对外证券投资数量迅速扩大并引起汇率波动乃至于出现资本外逃时，对证券资本流动就应当采取一定的措施。限于文章主旨和篇幅，在此不进行深入讨论。资本流动管制措施包括数量限制和价格管制措施，数量管制类似国际贸易中的配额。如直接对居民对外证券投资数额进行限制，或者干脆禁止某种方式的对外证券投资，还可以是用许可证的方式对证券投资输出量进行数量管制。价格管制措施包括对流出的资本按交易额征收交易税，或者对证券投资分红或资本利得征税，这些措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提高资本输出的成本，使输出的资本只有预期获得更高的收益才有利可图。如前所述，正常的对外证券投资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监管当局只需保持关注。当对外证券投资趋势改变并影响金融稳定时，监管当局应采取必要管制措施，此时应尽量采取征税等价格性管制方式，直接禁止交易及数量限制等刚性数量手段只能在非常时期使用。

（五）放开居民对外证券投资路径从放开证券投资的资金来源上，首先可以考虑允许经常账户顺差进行对外证券投资，今后可允许合法获得外汇的企业进行对外证券投资。推动居民对外证券投资需要完善的市场体系、发达的中介机构和便捷的渠道。首先应建立资本账户投资外汇市场，居民可以通过居民间外汇市场调剂外汇余缺。③其次应当培育国内的证券投资中介，加强对外投资中介机构建设。对外证券投资涉及汇率转化、所在国政治、经济环境分析，个人投资者很难掌握全面知识，应以金融机构对外证券投资为主，个人对外证券投资为辅。

篇10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特点 原因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如下特点：在区域上，集中于非洲和亚洲地区；而在增速上，进入21世纪后增速明显变快，在金融危机后呈现出更快的增长，且中国对欧洲、北美以及拉美地区对外投资的增速超过了在其他地区的增速而且还在不断加快；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产业偏爱资源矿产产业；还有一点是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开始了一些新的尝试。那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的这些特点其原因是什么呢？

二、基于内部化理论

在今年7月，奇瑞汽车宣布在巴西建立汽车生产厂房，总投资额达到四亿美元。奇瑞汽车公司总经理助理金弋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巴西距离中国遥远，运输成本非常高，时间长，市场反应太慢，而在巴西国产后不仅省了昂贵的运输费，而且也不用交关税，再加上零部件在当地生产，对成本影响很大，产品的竞争力将有很大的提升。”

看完这个新闻，我们引入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其主要观点为外部市场失效导致外部市场交易成本太高，从而迫使企业实行市场内部化。此理论是由巴克莱提出的。其用于解释这样的现象：“跨国公司没有利用世界贸易的市场来实现国际分工，而通过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起企业内部化市场，用企业内部的行政关系来代替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以节约或降低外部交易成本的。”

很显然，内部化给奇瑞产品竞争力提升带来了优势。巴西的汽车关税以及其他贸易壁垒使市场外部市场失效，交易成本过高；而奇瑞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在巴西当地建厂这种方式，回避了这些交易成本，同时还获得了快速市场信息回馈的收益，也消除了市场因为信息不通引起的交易性市场失效。我们进一步探求在什么情况下企业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方式：

我们用：C1 来表示产品国内生产成本；C2 表示国外生产成本；M来表示国内生产后用于出口的出口销售成本；A来表示由于市场内部化而增加的额外成本；D来表示技术授权条件下母公司技术垄断优势方面的损失。

出口方式的总成本=C1 + M ①

内部化（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总成本=C2 + A ②

技术授权方式的总成本=C2+D ③

①②③式中总收益与总成本之间的差额不同，差额最大的就是最佳的国际生产方式。

其实上例中奇瑞汽车只是中国很多开始在欧洲、北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企业的一个缩影：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等中国传统的出口贸易市场萎缩，同时这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产品设置了各种新增关税及贸易壁垒，出口销售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成本越来越高；同时，中国企业在某些领域也具有了一定的技术优势，而技术垄断对企业竞争力有越来越重要。 因此中国企业，特别是技术型和有实力的企业越来越多的选择内部化也就是在欧美改变传统贸易方式而开始在欧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来进入欧美市场。

虽然在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分析了为什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08年金融危机后增速加快，以及中国对欧洲、北美以及拉美地区对外投资的增速超过了在其他地区的增速而且还在不断加快的特点，但其也有不足的地方：一方面很难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特点，另一方面也不能解释中国对外投资对于资源矿产偏好的特点以及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三、基于小规模技术理论

在小规模技术理论里，发展中国的企业在与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竞争上有三方面的优势： 1）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生产技术。2）国外民族产品的生产。 3）产品低价营销战略。

前面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中，呈现出集中于亚洲与非洲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这个特点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亚洲与非洲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有很大一部分是收入较低的国家；第二，产品在这些国家受欢迎要具备价格低廉的特点。而小规模技术理论正好解释了这个特点的两方面含义。 所以中国企业在进入这些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具有比较优势的。首先，中国企业因为规模较小、产品标准化程度也相对较低、针对市场的反应也更灵活，更能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能够找到大型跨国企业留下的市场缝隙，而填补这些缝隙。其次，中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市场对专业化生产的需求。前面在理论中也有提到，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相比，在科技产品上处于优势地位；然而在民族特色产品与手工产品的生产上，中国企业处于优势地位。第三，中国企业因为长期长于控制产品成本，能够承受产品低价薄利的营销状况。

四、结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显现出的在区域上，集中于非洲和亚洲地区；而在增速上，进入 21 世纪后增速明显变快，在金融危机后呈现出更快的增长，且中国对欧洲、北美以及拉美地区对外投资的增速超过了在其他地区的增速而且还在不断加快。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原因：1、回避贸易壁垒及关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在金融危机后，一方面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种贸易壁垒增加，出口的大环境恶化；另一方面国外的资产变得较以前廉价，这时候中国企业到国外直接投资能够获得更低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2、更快获取国外市场信息与技术。 无论是在国外设立合资企业或者收购境外企业都可以获得一定的技术要素或者管理要素，有利于其进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同时，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对母国技术提高也有很大帮助。在当地的企业也能更快收到市场的信息反馈，从而有利于企业竞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