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案例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直接投资案例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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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境外投资者；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纵向比较；横向比较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9-0053-02

一、样本选择的原则及衡量标准的厘定

（一）样本选择的原则

1. 交通银行(简称交行)

交行始建于1908年，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银行之一，也是中国早期四大银行、中国早期发钞行之一。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2004年引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投资144.61亿元，2005年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截至2006年12月31日，交行总资产额达17.162.63亿元，净资产额达885.82亿元，按一级资本排序，位列英国《银行家》2006年度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第65位；以总资产计，该行为中国“第五大商业银行”。因此，可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代表。

2. 深圳发展银行(简称深发展)

深发展成立于1987年，是中国设立最早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中国第一家上市和被外资控股的银行。1988年深发展普通股票在深圳证券公司柜台交易，1991年于深交所首家挂牌上市，2004年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出资约15亿元购得深发展17.89%的股权，2005年通用电气出资1亿美元认购深发展7%的股份。20年间，深发展逐步演变为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占主导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可大致代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演变趋势。

（二）衡量标准的厘定

衡量境外投资者对国内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影响的指标，既包括根据银行会计数据分析获得的“财务指标”，又包括根据银行业务数据分析获得的“业务指标”。见表1所示：

二、样本银行衡量指标的比较

（一）银行内纵向比较

1. 交通银行

2004年8月6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入股交行，注资金额144.61亿元，持股比例19.9%。据交行年报显示，该行2005年取得净利润95.09亿元，较2004年同期增加83.11亿元，增幅高达693.74%。每股基本及摊薄盈利为0.22元，比2004年同期增加0.16元，增幅达到266.67%。截至2006年12月31日，交行总资产额达17 194.83亿元，比2005年增加2 960.44亿元，增长幅度20.80%，按一级资本排名位列世界1000家大银行第65位，由此跻身于全球银行百强行列。贷款余额9 274.05亿元，比年初增加1 560.31亿元，增幅20.23%；贷存比例为65.52%，较年初上升2.07个百分点；不良贷款比例仅为2.01%。见表2所示(以下数额均以报表调整前境内审计数为标准)：

2. 深圳发展银行

深发展于2004年12月引入新桥投资集团15亿元，占股比例17.89%，2005年9月引入通用电气1亿美元，占股比例7%。通过其历年年报可以发现，截至2005年末(以境内审计数为标准计算)，深发展资本充足率由2004年末的2.30%增长到3.70%，核心资本充足率由2.32%增长到3.71%。净利润达3.52亿元，比2004年增加0.62亿元，增幅21.38%；每股收益0.18元，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为7.16%。同时存款、贷款和中间业务收入都有所增长，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见表3所示：

（二）银行间横向比较

由银行内纵向比较可以看出，交行和深发展引入境外投资者之后，各自经营状况和公司治理结构都得到了巨大改善。下面从横向角度对两者之间各指标的改善程度进行对比。

1. 净利润指标对照差异

交行引入境外投资者当年(2004年)的净利润为11.98亿元，次年净利润为95.09亿元，增加83.11亿元，增长幅度693.74%；深发展引入境外投资者当年(2005年)净利润为3.52亿元，次年净利润13.03亿元，增加9.51亿元，增长幅度270.17%。对比两者，交行增长幅度是深发展的2.57倍。

2. 每股收益指标对照差异

交行引入境外投资者当年的每股收益为0.06元，次年每股收益为0.22元，增加0.16元，增长幅度266.67%。深发展引入境外投资者当年每股收益为0.18元，次年每股收益为0.67元，增加0.49元，增长幅度272.22%。对比两者增长差异，深发展增长幅度是交行的1.02倍。

3. 资本充足率指标对照差异

交行引入境外投资者当年的资本充足率为9.72%，次年增长到11.20%，增长幅度为15.23%；深发展引入境外投资者当年资本充足率为3.70%，次年增长到3.71%，增长幅度为0.27%。对比两者，交行增长幅度是深发展的54.41倍。

4. 核心资本充足率指标对照差异

交行引入境外投资者当年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6.77%，次年增长到8.78%，增长幅度为29.69%；深发展引入境外投资者当年核心资本充足率为3.71%，次年降低到3.68%，下降幅度为0.81%。两者变化差异悬殊，交行增长幅度将近30%，深发展不增反降。

三、案例研究的基本结论

以交行与深发展分别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代表，研究引入境外投资者对银行经营业绩和治理结构产生的影响，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结论：

首先，境外投资者的引入确实对国内银行业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了影响，且影响的正面效果多于负面。交行和深发展引入境外投资者后，两者在净利润、每股收益、资本充足率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增长。在核心资本充足率方面，深发展虽然下降了0.81%，但以交行接近30%的增长势头可以推断，该指标的增长潜力还是大大存在的。此外，深发展在净资产收益率方面，由2005年的7.16%上升到2006年的22.83%，增长15.67个百分点，增长幅度高达218.85%；不良贷款比例方面，也由2005年的9.33%下降到2006年的7.97%，降低了1.3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14.58%。足以说明，深发展的资本增值能力得到了大幅增强，同时贷款质量也不断提高。

其次，境外投资者的引入对国有商业银行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影响效果更显著，这一结论从交行与深发展引入境外投资者后的治理效果对比得出。前已述及，交行净利润指标增长幅度是深发展的2.57倍，资本充足率指标增长幅度是深发展的54.41倍，29.69%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增长幅度更是与深发展的负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可见，境外投资者的引入对国有商业银行产生的影响效果要明显强于股份制商业银行。

参考文献：

[1] 陈德胜,周平盛.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风险分析与评价[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116-152.

[2] 金峰.“所有者缺位”问题探讨[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17-19.

[3] 雷英.银行监督与公司治理[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144-165.

[4] 王璐.银行业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相关研究综述[J].财会月刊：理论版,2007,（10）:59-60.

[5] 占硕.我国银行业引进战略投资者风险研究[J].财经研究,2005,31（1）:10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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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近 30 中对外投资的区域和范围逐渐扩大,遍布世界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在世界范围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中国正成为全球瞩目的境外直接投资大国。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在《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年流量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发展势头良好①;中国商务部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企业近年来在境外直接投资发展呈明显跃升趋势,2002-2006 年间,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年均近 50%的速度增长;截至 2010 年底,中国境外投资覆盖率达 72.7%,共有 1.6 万多家境外投资企业遍布在世界 178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非洲地区最高,分别达 90%和 85%。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创造了历史最高值,相当于“十五”时期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2.3 倍,达到了 688.1 亿美元;据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至 2011 年底,中国企业共对 1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91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 60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②。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国境外企业项目和人员不断增加,我国企业持续增长的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己经成为“中国崛起”的新标志,对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国际经营管理环境的错综复杂以及中国企业本身的管理能力水平的缺失,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面临着很多的风险,企业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利润率数据被不断爆出。2009 年,中国贸促会在第三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了《2009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盈利率、亏损率和盈亏平衡率相同,都各占 1/3。另据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2011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报告会上,商务部合作司商务参赞石资明介绍,根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设立的企业将近 2000 家,其中亏损的企业占三成,这一亏损率要明显高于世界投资亏损率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亏损的案例一次一次冲击着国人的眼球。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境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许多研究,加大了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1.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1、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由于每个国家国情的不同,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也会存在差异。Wells(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并降低产品的运输成本。Lecraw(1993)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是为了获得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目的在于占领市场。Stephen(1994)的研究发现:本国政治状况存在不足时,该国企业就会向具有完善政治体制的国家进行投资。Ozawa(1979)将境外直接投资看做是增强本国竞争实力的途径。另外,很多学者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了研究。Deng(2004)认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市场、技术和资源等。Morck 等(2008)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指出企业的投资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家政治目标及政府的影响。

2、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Thomas 和 Grosse(2001)利用实证分析研究了墨西哥的境外直接投资,发现自由贸易程度、区域差异性、经济水平、政治风险是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Buckley 等(2007),Bala Ramasamy 等(2010)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贸易联系、资源禀赋、文化等会对境外直接投资产生正向影响。

政治风险是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Agarwal(1980)很早就进行了政治风险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他认为政治稳定性影响了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而 Dunning(1981)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没有受到政治风险的影响。Oseghale(1993)将上述研究结论的不同归结于实证分析自身存在的缺陷。然而,在 2007 年,EIU 组织在其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政治风险是影响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威胁。Gatignon 和 Anderson(1986)进一步指出,企业采用合资的形式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是将面临更高程度的政治风险。另外,Jinjarak(2007)研究了政策风险与水平型境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境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的不同关系,并且 Jakobsen(2010)指出政策风险依旧是境外直接投资者面临的最大风险。Boddewyn 和 Brewer(1994)认为东道国政策愈加宽松,其境外投资也就愈多。

第 2 章 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理论概述

2.1 基本概念界定

2.1.1 境外直接投资

境外直接投资( Oversea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作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也可称为海外(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对境外直接投资概念的界定,学术界相对来说比较认可的定义一般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四个权威机构。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界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 IMF)定义境外直接投资为:投资法人在非本国的国家或者地区所经营管理并持有控制权的投资。直接投资是跨境投资的一种,其特点是: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直接投资者)对另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或在管理上实施了控制。除了通过直接投资获得直接的外部股权控制或影响外,境外直接投资者也利用债务、合作控股或者逆向投资的方式获得间接的企业控制权①。直接投资者指这样的一个实体或一组关联实体他能够对另一经济体内的另一居民实体施加控制或重大影响。在有些情况下,就经济实体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来说,一个实体可能既是直接投资者,又是直接投资企业和联属企业。因此,直接投资者可以是: (a)个人或住户;(b)企业——可以是公司型或非公司型,也可以是

公营或私营企业;(c)投资基金;(d)政府或国际组织。对于出于财政目的而拥有直接投资企业的政府的特别处理;(e)营利企业中的非营利机构,但两个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关系不在直接投资之列;(f) 财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或其他信托 ;(g) 或者以上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合②。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7 年公布的《国际收支手册》,境外直接投资资产包括:如图 2-1。③

2.2 马克思的投资理论及风险防范思想

2.2.1 马克思的资本投资理论

(1)对投资动机的一般论述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主要来源于资本投资。企业和资本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利润,而要想使利润不断增加,单个资本家就要把所获得的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进行外部活动即投资。这种行为也符合资本主义运行的内部规律,即不断的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由于资本家求利的心态是一致的,在市场上,这种竞相投资的行为就形成了市场竞争,竞争摊薄了企业的利润率,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最终令企业的经济利润为零。在获利心态的强力推动和竞争规律作用下,资本家会不断地进行新的投资行为发展新的行业,以获得相比其他企业或资本家的额外的经济利润。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①。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总在追求的,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投资的资本又被投入到生产中,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在投资过程中,货币作为资本运动的起点,充当了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经过生产过程,生成增殖的货币,它是投资过程的终点和又成为投资过程的新起点。这一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便是投资。马克思在对于资本的论述中,认为投资是资本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货币资本被当做“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①。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第 3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现状................38

3.1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38

3.1.1 探索起步阶段............................39

3.1.2 稳步调整阶段.........................41

3.1.3 迅速发展阶段.......................43

3.1.4 后危机时代.............................46

  3.2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形式 ..........51

3.2.1 政治风险............................51

3.2.2 经济风险...........................56

3.2.3 文化风险............................61

3.2.4 法律风险.........................62

3.2.5 企业并购风险.........................63

3.3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致因分析 ...........65

3.3.1 宏观层面的环境性风险因素................65

3.3.2 中观层面的结构性风险因素................69

3.3.3 微观层面的操作性风险因素........................71

第 4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量化及案例分析..........76

4.1 模型构建 .......................76

4.1.1 构建指标体系..................................78

4.1.2 数据分析方法——F-AHP 模糊层次分析法 .............88

4.1.3 模型应用实例..........................91

4.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案例分析 ...................96

4.2.1 案例一:中国民生银行收购美国联合银行...............96

4.2.2 案例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

石油期权交易............100 4.2.3 案例三: 利比亚局势对我国 企业直接投资的影响.......103

第 5 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国际经验借鉴...........108

5.1 发达国家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108

5.1.1 美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规避经验..................108

5.1.2 日本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109

5.1.3 德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对策................112

第 6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建构

与企业国内投资的风险相比,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范围更大、形式更多、产生的原因更复杂。因此,在积极促进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应该有效地引导企业控制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这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建设系统性的投资风险防范机制,从系统性的角度降低风险给对外投资企业造成的损失。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由两个层次组成,即宏观管理层次的风险控制机制和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机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保障。

6.1 宏观层面的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6.1.1 创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良好宏观环境

1.优化投资环境

无论是国内投资还是跨境投资,企业投资行为依赖于政府提供的良好商业环境。相较于国内投资,企业境外投资的不可控因素更多,维护商业环境是企业一己之力难以掌控的。为此,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区域、双边或多边投资合作机制,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些东道国对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及收购行为抱着敌视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在国家的层面上与各国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会极大地降低企业在境外投资与经营的风险。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既是企业自身获取利益最大化的自主经济活动,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施手段。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能充分地利用境外的资源和环境发展我国经济,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和带动国内其他企业的发展。因此,基于宏观角度,政府除了应对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过程给予积极鼓励和支持外,还应该创造多方面条件,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基础性公共产品。其中,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就属于涉外经济中的公共产品范畴,应当由政府提供最基础的风险管理机制。

结 语

一、本文的主要结论

境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中国企业加大境外直接投资力度,有助于充分利用国际经济资源,为中国进一步经济增长提供要素支持。同时也是中国当前缓解流动性过剩,减轻国内通胀压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起步晚,企业对国外的投资环境还不甚熟知,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能力有限。因而面临的投资风险十分巨大而不可忽视,近年来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仍不高,投资风险事件频发。中国企业在把握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投资政策和限制方面的能力仍不足。同时,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存在跟风现象。国内许多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国、投资项目和投资方式都存在相似性,这直接导致了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恶性竞争情况。因此,如何借鉴经验,避免重复错误,选择一条更有效率的海外之路,是“走出去”的企业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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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产业；国际贸易；中国贸易政策

一、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环境分析

(一)国内环境分析

1．中国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弱。

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来看，我国工业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缺乏，产业国际竞争力弱。我国主要行业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水平。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国内企业仅万分之三有核心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缺乏，产业发展受制于人，产业国际竞争力弱。

2．跨国公司利用其地理优势地位，控制市场、克制竞争的倾向初现出来。

在国内包装企业诉利乐案中，利乐倚赖其在无菌包装机方面的垄断地位。在包装耗材上实行了不正当的限制性商业策略，控制了绝大部分包装市场，并且使利乐纸的平均价格在2003到2005年的两年时间内上涨了大约2倍。

3．国内行政性垄断问题严重，行政性垄断产业的改革任重道远。

我国的行政性垄断产业主要包括铁路、港口、民航、电力、电信、城市公用事业、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特殊行业、邮政、城市公交、烟草食盐粮食药品等重要商品以及流通、军工、铸币、银行保险等金融业，产业部门涉及面广。行政性垄断造成了双重恶果：

一方面，垄断地位使得这些产业内的企业一方面攫取了远高于其他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利润，排斥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内部约束机制不健全和发展动力的缺乏，长期以来．使这些产业成本居高不下，产业经营绩效低下。行业的特殊性加上国有企业的身份，使得这些产业的改革举步维艰。

(二)国际环境分析

1．跨国兼并成为主体。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第五次企业兼并浪潮，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数量急剧增多。二是单项兼并交易金额世界记录屡创新高，兼并规模日趋扩大。三是跨国并购发展迅猛。四是兼并范围广。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加剧的结果，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以取得竞争优势，同行业的领头企业纷纷走向联合。同时，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现并没有缓和竞争。它使得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更趋激烈，通过此次兼并，在某些产业，只剩下实力超群、为数不多的几家巨型企业，为了争夺世界市场，这些企业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竞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波音和空客的竞争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2．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调整竞争政策，放松规制和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国际潮流。

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兴起和市场需求的扩大改变了传统自然垄断产业的性质。竞争政策调整的另一个动向是从对反垄断的强调转向扶助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当前，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政策对垄断的认定已从结构标准转向行为标准。并且还要考察垄断行为的市场绩效，“一事一议”已经成为通行的原则，对横向兼并等过去严格限制的行为已基本放任自流。

3．网络经济的兴起，对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提出了新的挑战。

网络经济是以计算机网络业为中心以及由这个产业派生出的若干相关产业。网络产品固有的规模经济性、网络外部性(正反馈效应)、技术的市场不相容性和网络产品技术标准造成了网络产品的锁定效应和先行者优势。从而使得垄断成为网络产品市场上的一种必然而普遍的现象。在结构和行为上显然构成垄断的厂商，在绩效上却无可指责，结构、行为和绩效的脱节将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推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反垄断，意味着绩效损失；不反垄断，从道义上又说不过去。网络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对各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提出严峻的挑战。从1997年开始的微软垄断案，2002年最终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和解协议中，微软并没有做出多少让步。

二、我国调节外汇储备对中国产业调整的举动

2008年12月以来，计有美国、欧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了超过10起贸易救济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国出口的政策也屡屡出台。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出口保持增长的前景更加难测。印度提高了部分钢铁产品的关税；南共市成员试图将外部共同关税提高5％，但未获其首脑会议通过。

200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55万亿美元，贸易顺差为2900亿美元，吸引国外投资900亿美元。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95万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5年对外贸易保持顺差，国外直接投资始终处于净流人，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因此这两方面的净流入使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数量剧增。其规模已远远超出理论界提出的外汇储备应维持在其外债总额的40％左右的水平上。摆脱“金融恐怖平衡”的枷锁，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急需破解的难题。

(一)扩大内需。加快产业调整步伐。降低对外依存度

以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降低以净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的依赖，这是减少巨额的外汇储备的根本方法。中国储蓄率高，除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外，很大的缘由是居民有许多后顾之忧而不敢消费和没有能力消费。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政府应加大在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环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国内居民的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以内需为主的产业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减少对出口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依赖，尤其是限制初级原料加工出口的企业。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及资源性原料进口，从而减少国际贸易顺差，降低巨额的外汇储备。

(二)谨慎地购买美元资产，逐步加大黄金购买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购买美元资产是拥有外汇储备国家不得不的选择。美国国债因其良好的信用、稳定的收益及流动性，是各国政府首选的投资对象。但近几年美元贬值的狂潮也令各国忧心匆匆，外汇储备多样化可以在一定程度的化解风险。同时。除了购买美国国债，还可以考虑购买美国通货膨胀保值债券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行的债券等。

截止到2009年4月，中国已拥有黄金储备1054吨，在世界各国排名第五。2000年以来，中国调整过两次黄金储备，即2001年和2003年，分别从394吨调整到500吨和600吨。但目前中国的黄金储备价值约占全部外汇储备资产的1．6％，该比例远低于超过10％的全球平均水平。黄金在中国总储备的比重实际上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下降。中国黄金储备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至少应达到10％左右的国际水平。

但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漫漫，2000年5月亚洲国家签署了《清迈协议》，开辟区域货币合作新篇章。2009年3月中国已经与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阿根廷等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达6000亿人民币，与此同时，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也在香港和内地沿海城市开展，这种“贸易结算+货币互换”的模式，是两国规避美元汇率风险，扩大双边贸易的新探索，它对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区域自由化进程，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提供帮助，为中国外汇储备摆脱美元体系的束缚提供了新途径。

三、案例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产业的影响

(一)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历来是国家重点的关注行业。根据商务部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高新技术出口商品共分为十类。在这十类中，出口的主要是计算机类、通讯技术类和电子技术类相关产品，而生物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产品的出口相对薄弱。在进口方面，也主要集中在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类。可见，信息技术类商品在高新技术贸易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增长率看，2001年至2006年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增长率均超过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但从近期看，无论是外贸总额的增长还是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的增长，其增幅均有所放缓，特别是2007年，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首次出现低于总体贸易额增长的情况。这也与总体的外贸环境不容乐观有一定的关联。即使外贸环境发生如何的变化，国家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态度始终不变。国家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大部分都维持在17％的最高退税率。国家多次调低出口退税率。虽然使得一些生产效率低的中小企业从市场中淘汰，低端产品规模逐步减少．产业结构有所优化。国家又不得不提高其出口退税率，以缓解南于产业结构升级所导致的剩余劳动力释放所带来的就业压力。

篇4

我们在为中国海外并购取得的成绩而欢欣鼓舞之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各级政府及本土企业对海外并购要切切保持应有的冷静态度，认真防范投资风险。基于近期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实践，笔者建议：

1 .各级政府不仅要鼓励，更要加强服务

通过媒体报道和我们的实际调研，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地方各级政府都在积极鼓励本地企业“走出去”，并将此上升到地方经济重要发展战略的高度，其重要意义已经成为共识。因此，可以说，“政府要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现在对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真正的加强服务。实际上，在税收、外汇管理、项目审批、投资保险以及信息服务等诸多方面，各级政府仍有许多迫切需要改革的空间。

2 .组织力量长期不懈地及时总结海外并购的经验教训

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一些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海外投资历史颇为短暂，而且由于我们自身的特殊国情，很多国外的经验又往往不足为鉴，因此，中国企业自身的并购经验教训更是显得稀缺宝贵。要组织力量长期地、及时地收集相关信息，包括鼓励相关企业提供商业机密以外的并购信息，这一工作尤为重要。因为将这些宝贵的信息加以总结分析，哪怕是交易规模再小的并购案例分析，其研究成果供政府和企业共享，这对于改善国内政府服务、帮助企业海外投资规避风险，最终达到减少损失提高投资收益的目的，均是善莫大焉的事情。

3.学习中海油的一些成功经验

在过去数年中，一方面，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论数量还是交易金额都迭创新高；另一方面，海外并购过程中失败的案例也在逐年增加，经济损失触目惊心。更何况，即使达成并购交易，以后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等等，都可能使中方投资者折戟沉沙，损失惨重。在去年中海油并购尼克森案件中，我们注意到，相比于2005年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中海油在这次并购活动中显得更加的沉稳与老道。究其原因，一是其在2005年以后更加注重加强熟悉并购业务的人才队伍建设；二是更加认真学习海外并购的法律、财务等各方面知识；三是在收购优尼科受挫后继续在北美地区积累并购经验，其在加拿大以21亿美元并购油砂生产商O PT I公司等行为，对其将尼克森最终揽于麾下无疑形成很大助益。

进一步深入总结中海油上述经验这一做法本身，就是在为推动中国海外投资事业顺利发展做脚踏实地的服务。

4.慎言并购成败

对于企业并购成败标准，一直莫衷一是。这是因为并购动机多种多样，并购交易背后的企业行为很多又属商业机密，非外界所能得知。并购得与失，又往往并非是利润单一指标可以衡量的。因此可以说，并购成败企业自知，很多非外界可以简单断定。

篇5

关键词：民营企业；直接投资；发展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明显加快，国际直接投资方式也快速增长，成为促进各国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促进各国开放经济实现国内外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经过了这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民营经济在党和国家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从原来的一无所有，到今天的规模比重占主体，从原来的弱不禁风到如今在海外市场争夺贸易利益的力量强大，民营企业通过自身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挖掘自身体制优势，已经逐步变成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同时，也悄然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中，渐渐形成了既有国有经济和也有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我国的民营企业也随着在国内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逐渐加快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脚步，并且海外投资收益成效显著，而且在民营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促进下，今天的我国已经不仅仅是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已经逐渐成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而民营企业也渐渐成为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新增主力军，具有较强的对外直接投资潜力。

一、我国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特点分析

1.我国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一直以来，我国民营企业凭借产权清晰、经营灵活等优势，在国内竞争中通过对外的直接投资实现“走出去”战略，在更广泛的领域、更高的层次参与了国际的市场竞争合作。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方式，主要集中为以合资企业为主，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后，已经逐步涉及了收购兼并等国际投资方式。但是，一般在对外直接投资初期，受我国企民营业资本资源与防御风险能力及对国外市场的了解程度等因素的制约，加上我国的大多数民营企业相对西方企业来说规模较小，核心竞争力较弱，我国民营企业更愿意采取合资经营的方式实现对外直接投资。随着我国民营企业在境外的分公司或子公司的销售与管理逐步实现本土化，同时进入经营多元化的发展阶段，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愈来愈受到国外市场和地区的关注。

2.我国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特点分析

我国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之所以有如此良好的表现，并逐步成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主力军，究其主要原因是民营企业自身的几个特点：首先，虽然我国民营企业中家族化管理特点明显，但在我国，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因为产权清晰，而且完全实行自主经营，并且自担风险，就促使民营企业经营中的风险意识较强，自负盈亏让企业的激励机制较完善，生命力极强，有很大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其次，我国民营企业在许多产业上有较为充分的技术积累，形成自身独特的产品优势。许多产品都享有非常高的国际声誉，而且具有不可模仿难以替代特性，体现了民营企业产品开发的差异化优势因此获得比国有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最后，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中，民营企业与我国的大型国有企业相比，不论是在人力资源管理效能方面还是在生产资源配置方面等，都具有很明显的成本优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我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数都是从事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就使我国的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可以更充分的通过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从而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

二、我国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存在问题分析

1.我国民营企业的直接投资规模小融资难

在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中，中小型企业所占的比重较大，因此由于企业的规模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企业规模相比较小，导致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规模也偏小，自然也就很难在海外市场形成规模经济效益，更无法与世界的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进行竞争。再加上我国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一直制约民营企业发展，因为我国国内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头子的东道国并不熟悉，同时因为国内金融机构自身的资金制约等因素使其没有足够资金金融能力通过信贷，给予民营企业在国际海外市场进行融资更多的资金援助，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我国的民营企业又因为自身资信等原因，很难找到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的国际金融机构。因此在我国的民营企业的海外市场投资中面对风险较大，投入的资本金明显不足，导致民营企业直接投资的规模难以扩大。

2.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技术水平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

我国的民营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不足，不但体现在与发达国家相比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就连同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国民营企业现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行业中，我们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对商品的加工制造业环节上，而许多产品，特别是那些高端产品核心部件，我们的生产依然依赖从国外进口才能生产。加上我国民营企业自身的抵御风险能力较弱，企业很难承担复杂的国际竞争风险，是民营企业的投资赢利空间大幅缩减。

3.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不合理

虽然目前我国的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已经遍布世界近160多个国家与地区，但是在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地区分布结构上不够合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大多数都是集中在港澳台与亚拉美等国家和地区，而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明显偏少。我国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上也不够合理，体现在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过分集中在对初级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直接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几乎没有，还有投资偏重在对消费品的投资上，而对生产资料的投资少之又少，这就导致了民营企业对外投资与国内生产企业的断割，不连续，加大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严重影响了民营企业的投资经济效益。我国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方式结构也不合理，在我国近80%以上的民营企业中，几乎都是属于新建的企业，并且投资方式集中为合资方式，而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如跨国收购和兼并方式等，利用得非常少。

4.民营企业缺乏高素质人才

我国民营企业要想扩大对外投资规模，提高对外投资水平还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国际上多数海外投资企业，都是从自己企业中选派的优秀管理人员，但因为对海外市场的不了解，因此不具备跨国经营应具有的素质，表现为缺乏国际经贸知识，缺乏根据市场变化及时决策的能力，成为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处在被动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

5.政府及企业在管理和服务体系上尚未健全

首先，政府对整个产业的外投资宏观管理薄弱滞后，对海外投资缺乏宏观管理规划指导，政府的引导缺失，造成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没有明确的产业发展方向。还有就是政府对外投资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缺乏统一高效的管理，而且现行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不适应我国民营企业在海外市场投资的国际竞争需求。再有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政府实施的各项相关政策和法制建设滞后，对民营企业“走出去”发展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制约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

三、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

1.优化投资结构，实行对外投资的多元一体化

民营企业要及时调整海外投资产业结构，积极投资具有发展潜力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不能继续停留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初级状态。民营企业需要在保持现有投资产业基础上，继续加大制造业、服务业的投资力度，在海外逐步形成以传统产业为基础的，以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为先导的投资市场体系。加强高新技术的制造产业投资，通过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投资，实现获得发达国家优秀企业产业核心技术能力目的，从而带动我国国内产业的进步；在现代服务业方面，要继续加强我国在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的投资比重，不但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还可以为我国的制造业在海外市场投资提供优厚的资金支撑。

2.调整技术战略以形成海内外一体化

如今的跨国公司的技术战略主要是研发海外子公司，因此我国的民在海外大量设立研究开发中心，通过在子公司的经营，将母公司产业的核心技术通过在海外的研发机构研究开发，更好地向外、向国内辐射扩散，实现技术开发成果在母公司和全球其他子公司的有效共享。同时通过海外子公司将海外的科学技术发展转化为规模经济的利益。因为任何技术创新都依赖于相对大规模的市场，因此，我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要积极借鉴跨国公司发展的先进经验不断调整技术战略。此外，要注重对企业技术的控制性，倾向推荐于采取独资方式。

3.投资区域不断扩大对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

多年以来，我国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区域一直主要集中分布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及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地区，的确积累比较丰富的投资经验和相对扎实的投资基础。因此，未来我国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除了要继续保持在亚洲地区原有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优势以外，还要积极努力扩大对拉美地区以及非洲地区的投资规模，获取更多的投资收益的同时，通过向发达国家投资获取更多的产业提升机会。同时不断加快传统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梯度转移，加快向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步伐。尤其是选择在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合理适当的利用当地的资源条件，并且通过投资的合作开发方式缓解国内资源短缺的压力。通过寻找产业内外的差异，尝试加强对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力度，学习收获到世界领先的产品技术，有利于加速我国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

4.建立政府对民营企业直接投资的政策扶持体系

通过有利的资金支持解决制约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资金瓶颈的难题，尽量运用政策扶持方法来降低民营企业在对外贸易中遭遇的各种障碍。加强对民营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学习和研究，同时加强国内民营企业面向海外投资的人才培训，尽快培养我国的民营企业稳定的对外投资人才队伍。继续引导推进本土化战略，逐步推进我国民营企业成功的实施经济全球化的战略，学会本土化的经营方式，融入到东道国的经济当中，通过这种跨国公司的当地化经营方式，实现与东道国经济的共同发展。我国政府要不断加强与民营企业主要投资目标国的沟通与往来，不断积极地推进与各国政府的资源和投资合作机制的完善，并逐步实现在原有合作机制基础上扩大与其他相关国家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在民营企业的所得税、外汇金融管制及贸易补贴方面给予优惠的政策扶持，形成整体的合力，促使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扩大规模，提高海外市场收益。

5.完善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环境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要求享受到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给民营企业发展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出台实施相关政策，并逐步放松对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的不必要的体制束缚，减少或取消对民营企业的行政干预，适当的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减轻民营企业的资金不足和对外投资成本过高的压力。继续完善有关民营企业经营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保证民营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享受的同时，获得法律的有利保障。从法律上规范和指导引导更多的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方向、经营主体、投资方式、产业布局更加合理有序，促进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合理化，保证我国对外投资事业的健康发展。除此以外，政府还要积极改进和完善海外投资企业的服务系统，加强对民营企业的信息提供服务。积极学习借鉴国外跨国企业的发展先进经验，逐步建立针对民营企业实施海外直接投资政策的管理服务系统，对民营企业投资与合作项目数据进行准确及时的动态分析，并配合调整相应的国家政策，帮助民营企业更多了解相关的海外投资政策和法规，为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投资创造机会。

四、结束语

不容置疑，民营企业在我国的飞速发展已经使其成为我国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日益增强，民营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必将得到更多的市场空间扩展。即使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发展中依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相信只要民营企业自身不断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步伐，同时政府也能继续在政策上对其积极引导，提供有力的政策扶持，并逐步解除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约束，那么未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必然是迅速崛起的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必然会成为我国国际市场竞争中最骨干的核心力量。

参考文献：

[1]曹玉书.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J].中国投资，2009（7）.

[2]王其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特点与问题[J].国际经济合作，2010（9）.

[3]赵伟.中国企业“走出去”―政府政策取向与典型案例分析[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4]吴文武.跨国公司与经济发展[J].经济研究，2010（6）.

篇6

【关键词】基础设施项目 项目PPP模式 模式选择

目前，我国大力鼓励并促成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了鸟巢、北京地铁4号线、深圳地铁4号线二期工程等为首的PPP项目迅速建成，PPP项目也因为其公益性、风险高、融资结构复杂等特点成为了我国公关部门和私人部门谈判的重要模式。而PPP模式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其是否科学，因此PPP项目实践运作中的焦点问题就是PPP模式的选择，国内外学者也将基础设施建设研究的目光转向PPP模式选择。

1 PPP模式的内涵及分类

1.1 PPP模式内涵界定

PPP模式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解释认为PPP模式能够代替原来由公共部门进行建设或服务的公共项目，达到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目的。狭义的解释则将PPP模式看做一系列项目运作模式的总称，包含BOT、TOT、BOO等多种模式。

1.2 PPP模式的分类及要求

（1）经营性项目：经营性项目一般具有较为明确的收费基础，且经营的收费能够完全保证项目成本的投资。经营性项目PPP模式选择的基础建立在政府特许经营权授予的之上，模式包括：①建设――运营――移交（BOT）、②建设――拥有――运营――移交（BOOT）等。建设此类相关项目需要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实现市场的运营与占有，最终促进整个项目的进行。

（2）准经营性项目：当项目经营的收费不能够实现项目的投资而需要政府进行补贴时，需要政府使用特许经营权授予并采取政府补贴或直接投资的措施进行，此情况下可采用以下模式：①建设――运营――移交（BOT）、②建设――拥有――运营（BOO）等。因此，在建设此类项目时，需要政府对投资、补贴和价格之间的互相协同机制的建立健全，创造积极的投资条件和氛围。

（3）非经营性项目：当项目主要由政府支持而缺少使用者付费的情况下，项目的成本回收主要是由政府发起，主要由政府发起购买服务，推进模式有：①建设――拥有――运营（BOO）、②委托运营等。因此，需要基于合理的购买内容推进项目的进程，使项目的资金用于项目实际运营方面，实现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使项目资金行之有效的推动项目进程。

2 PPP模式的选择方法

2.1 案例分析法

基于案例分析的方向分析如何选择PPP模式。国内外学者基本都使用过案例分析法对PPP模式设计、建设和管理项目的问题，并基于案例构建了相关决策系统，透过案例的本身结合案例所传达内容研究和分析自身项目情况，探讨项目的PPP模式选择是此类方式的主要运作方式。

2.2 层次分析法

目标层变量以PPP模式选择为基准，进而设计出准则层指标层变量和相应的隶属权重，基于专业人士的评判选择最合适的PPP模式，通过AHP（层次分析法）等定量方式构建项目模式的指标体系，确定模式的最优方案，并根据最优方案选择PPP模式，从而实现整体的项目模式构建。

2.3 多属性效用分析法

AHP法虽然使用范围广，但是由于其主观性较强，部分学者提出了多属性效用分析法辅助AHP法选择PPP模式。方法利用4轮的德菲尔调查对不同PPP模式下的效用值进行计算，接着使用访谈法归纳效用指标集，最后通过函数的方法综合评价选择体系并计算效用值，从而确定最佳PPP模式。

2.4 实物期权法

此方法基于PPP模式选择的风险构建实物期权模型，分析并对不同PPP模式下项目的期权产值进行计算，最后根据产值确定PPP模式。学者依据此模型建立了PPP项目在不确定条件的期权产值评价模型，同时依据蒙特卡罗模拟方法对模型进行计算，并结合相关案例进行分析。

2.5 数据包络分析法

将选择PPP模式的关键性因素当做输入变量，输出变量则是项目决策目标，利用各类基于不同模式条件的效率性指标来得出最优模式。输入变量可以选择进度、成本、项目内容和外部环境等，输出变量则可以选择成本、安全性能、质量指标和契约规定等，通过建立选择DEA模型得出最优模式。

3 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选择策略

3.1 政府角色方面

政府多以合作者的角色加入PPP项目模式中，因此，相较以前的政府全包型项目，对项目的控制和经营权稍弱。政府在实际应用中容易对角色定位不准确产生项目的失败。因而，政府在PPP项目模式的选择中应该首先摆正自己的定位，同时需要积极配合项目的其他参与者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保质保量的完成基础设施建设。

3.2 融资渠道方面

一般情况下，基础设施建设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政府的财政支持并不能够长久的实现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私营企业能够对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较大的支持，但是往往会收到一定限制。因此，需要通过多元化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市场的培育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让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确保基础设施建设的顺利进行。

3.3 相关法律方面

目前，虽然我国已经进行了一部分的PPP模式项目，也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但是对于PPP模式的具体执行方面并没有进行准确的规范，重视度不高，可操作性茶。所以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规范法律体系对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选择的实际操作进行严格执行，为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提供保障。

4结语

作为一种新兴的融资模式，PPP模式给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具有较为广阔的推广前景。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政府在政策和法律条件下重视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拓宽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的融资渠道。

参考文献：

[1]王东波，王薇.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选择研究述评[J].项目管理技术，2013，12：39-45.

[2]李公祥，尹贻林.城市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的运作方式选择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50-53+58.

[3]刘勇，肖翥，许叶林.基础设施PPP项目评价与立项决策的再思考――基于PPP模式的国际实践经验[J].科技管理研究，2015，08：185-190.

篇7

[关键词] 外国直接投资（FDI） 技术外溢 吸收能力

一、引言

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影响一直受到各国经济学家的重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是指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东道国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利用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提升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是我国“以市场换技术”引资政策的重要依据。然而，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表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因此，必须对FDI的技术外溢的实现途径、发展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对FDI技术外溢问题的研究，目前已成为理论界和实业界的一个热点。MacDougall(1960)第一次明确提出东道国的技术外溢效应问题，并且认为技术外溢是指技术提供方非自愿地提供技术给受让方的而技术提供方享受不到回报的行为。Magnus Blomstrom和AKokko(1996)指出，FDI技术外溢效应是指外资企业的进入使得东道国本土企业有可能获得劳动生产率方面的进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内有关FDI技术外溢对我国技术进步作用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二、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性研究

有关FDI技术外溢效应存在性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逐渐成熟，21世纪又有新的发展。众多学者利用各国截面、时序数据或平行数据对FDI技术外溢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对东道国企业普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但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比较微弱、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FDI是否带来我国的技术进步，学者之间也存在不同观点。

1.正效应

FDI能够促进创新能力，这是大多数研究的共同结论，而且无论是在企业层次上的研究，还是在产业或者国家层次上的研究，似乎都证实了这一点。从生产率提升的角度来研究FDI与我国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文献，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外资对中国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正。从我国的研究开发活动方面，由于投资国公司在我国的研究开发中心具备提高有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心本身的地位及其与东道国本土的科研教学或经营实体有较密切的业务合作关系，其内部研发人员具有不断本土化趋势等优势，这些研发中心的溢出效应和外在效应（示范效应）必然会对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产生正面的影响。另外，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来看，FDI能促进内生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从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国内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FDI流入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其原因与FDI流入规模和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关。

2.负效应或效应不明显

持此论者大多是从单纯的理论推理和现实观察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的，而且往往更为看重案例分析的重要意义。中国虽然在利用FDI的同时，引进了国外相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使中国整体技术水平得以提高，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起到了推进企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但作用效果并不明显。从目前研究来看，我国西部还未跨越使外资产生外溢效应的“发展门槛”，外资在该地区产生了不太显著的负效益和存在“门槛效应”。

三、FDI技术外溢影响因素研究

在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做进一步研究中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不是自动产生的，而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

1.东道国的吸收能力

东道国FDI的吸收能力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1)在人力资本方面，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要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应用必须要求东道国具备充足的人力资本，否则东道国对跨国公司先进技术的接受和运用将会受限;(2)在学习能力方面，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的有效程度取决于东道国“干中学”的能力和经验的积累;(3)在尝新利益分配方面，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效应使得创新在东道国变得有利可图;(4)在技术差距方面，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取决于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异，相对于技术较落后的东道国来说，技术转移对技术较先进的东道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益要来得小。

2.技术外溢的空间约束特征。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购买的中间品份额明显受公司总部与其在东道国的工厂距离的影响，在罗马尼亚，来自美国、亚洲的投资者其垂直溢出程度高于欧洲的跨国公司，因为前者的投资国离罗马尼亚更远，另外包括部分外国投资者母国而不是全部国家的优惠贸易安排，很可能影响跨国公司的资源模式。例如，由于罗马尼亚与欧盟签署了联盟条约，其关税对从欧盟进口产品与从美国、日本进口产品明显不同。

3.股权比例对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程度的影响

另一个影响FDI企业对东道国企业技术扩散的因素是合资企业中外资子公司所占的股份的多少。普遍认为本国企业的参与会使跨国公司的产权知识外泻从而利于技术外溢，因此，许多国家限制外资所有权份额并要求跨国公司以合资形式进入。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股权比例与FDI技术外溢程度之间确实存在关联性。

四、FDI技术外溢研究存在的问题

目前研究存在着以下局限：

1．绝大多数实证研究为混合研究或部门研究，无法正确评估技术外溢，并且与面板数据相比，采用横截面数据无法准确和清晰地判断技术外溢。除此之外，数据的缺失、样本的有限、多假定条件的计量模型和统计方法等，也是影响研究结论的重要原因。

2．在理论上比较容易找到存在技术外溢的支持性证据，但是来自于计量经济学上的定量支持性证据相对有限。

3.多数侧重人力资本和东道国技术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的影响，而很少考虑到外国际贸易政策体制对其的影响，因此显得不够完善。

4.大多数学者没有区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促进是通过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指外资相对内资具有的生产率优势，而间接效应是指外资对国内的技术外溢。

五、促进FDI技术外溢研究的建议

综上所述，FDI技术外溢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外溢程度和外溢路径具有明显的国别差异性；结合我国外资独资化浪潮不断高涨的背景，在未来可采取以下措施：

1.若干年来，盛行于我国的“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的贸易方式和引资方式，具有“飞地”效应，与我国当地企业在产品、技术、要素等方面联系不强，属于国际市场取向型。根据上述理论可以推出，此类FDI的技术外溢是微弱的，甚至根本不存在。该类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不可高估。因此，在新的环境下，我国应该调整外资优惠政策和引资策略。

2.改善区域技术扩散不平衡现状，加强技术外溢在区域间的扩散。根据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分布特点，同时根据我国区域经济特点，首先，让技术水平较高的内资企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带动内地企业发展，由国内大企业集团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合作，通过纵向合作对上游和下游企业进行渗透等；其次，由于东南沿海一带的外商己达到一定规模，但工资却不断攀升，与中西部相比，其劳动力成本优势已不太明显，而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如越南、老挝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却很低廉，并且在大量吸引外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外商投资的选择，因此我国政府部门要尽量引导外商向内地进行产业转移，以充分利用当地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或者通过税收等财政方面的优惠政策来引导外企向内地扩展市场，建立分支机构，并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方面加强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最后，还要努力改变内地的等、靠、要等落后观念、提高劳动力素质、减少劳动力交易成本和区域间的流动成本。

3.加大教育研发投入，提高自身的吸收能力。首先要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联合的科技开发机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高校及其附属科研机构拥有我国70%的高新技术成果，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出资，科研机构出成果，而企业生产的“一分为二”的体制，使大量的科研成果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也影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为此，要建立政府支持和引导下的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使大量的技术成果得以开发和应用，并使技术创新更有针对性。其次，要加大R&D投入。我国&RD经费投入严重不足，90年代R&D投入占GDP经费比重平均为0.63%，远远小于发达国家的1.5%的最低标准，制约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因此，在今后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大力吸引企业和民间团体的R&D投入，调整有限经费的产业配置格局，加大高技术产业、支柱产业R&D资金注入比例。

4.加强我国企业的人才吸引力。我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优秀的人才不断地从国内企业流向外资企业，这极大地损害了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企业的竞争，实质上就是人才的竞争，留不住人才的企业，最终就不能在市场中生存。

参考文献：

[1]毛日 魏 浩:所有权特征、技术密集度与FDI技术效率外溢[J].管理世界,2007(10):31～40

篇8

[关键词] 撤资 动态博弈 撤资威胁 FDI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07-06

引言

当前，在我国大量引进外资和在华跨国公司基本进入运营和成熟期的同时，跨国公司撤资活动时有发生且日益频繁，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52942家，其中已终止或已停止运营的企业逾22万家，约占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40%，这其中有相当比重是由于跨国公司撤资所引发，撤资已并非个别存在的现象，需要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

二战后，作为世界经济主流的跨国公司成为战后经济恢复和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器，跨国公司的空前增长使得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与生产经营不断扩大与发展的同时，跨国公司撤资活动也日益频繁。跨国公司撤资的现象引发了人们对撤资问题的探讨。

我国是重要的外资引入国，国内学者更倾向于从东道国的视角研究跨国公司撤资问题。早期的研究以介绍国外撤资理论与方法为主，同时对我国发生的一些撤资现象进行较基本的解释，王林生(1994)[1]、杨宇光，刘夏明(1995)[2]较早地研究跨国公司撤资问题，对国外学者研究撤资的理论进行了比较详尽的介绍。马全军、马勇(1997)[3]认为投资风险是导致国际直接撤资的真正原因，邹春霞(1999)[4]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研究了外资减撤对东道国造成的负面影响。近几年，我国学者对撤资的研究逐步深入，毛蕴诗、蒋敦福(2002)[5]对跨国公司撤资理论及其新发展进行了评述。李优树(2003)[6]将寡头理论应用在产业内分析，得出跨国公司产品的供需、成本、进入企业三个方面在特定条件下导致了撤资。徐艳梅、李玫(2003)[7]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减撤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应采取的对策。毛蕴诗等(2005)[8]在基于对在华日本、欧美跨国公司研究调查的基础上，对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方式、结构与组织特征、环境因素、动因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是国内学者研究跨国公司在华撤资问题最系统的成果，但由于数据的缺乏，研究以案例分析和定性研究为主。王水娟(2006)[9]从东道国的视角着重对跨国公司的撤资风险进行了研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与撤资都是资本逐利性的表现，始终存在着双方得益的博弈，姚杰等(2000)[10]从合作与竞争两个角度，指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均存在着“重复博弈”的倾向。柴正猛、张岩贵(2003)[11]采用改进的KMRW声誉博弈模型解释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稳定合作现象和“正和博弈”思想。

将博弈论方法运用于撤资问题的研究将可能对撤资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这一考虑，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基本假设；第三部分为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通过支付函数的确定、动态博弈过程的求解、博弈结论的分析三个环节，系统分析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撤资的动态博弈过程；第四部分从东道国的视角，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在引进外资、对待撤资过程中应采取的对策。

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撤资分析的基本假设

(1)博弈的参与人为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跨国公司在分析指某一产业的跨国公司个体，东道国政府非特指地方政府，但在博弈过程中，主要由地方政府参与。跨国公司更偏重于来自发达国家，东道国政府以发展中国家为基调，对中国有较强的针对性。

(2)参与人双方均能获得完全且完美的信息。跨国公司、东道国政府都了解彼此的得益情况，并对各自选择前的博弈过程完全了解。

(3)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而且这也是博弈参与人之间的共同知识。

(4)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再投资问题，如从东道国某一地区撤资后，将资本再投资于东道国其他地区，这种情况不在考虑之列。

(5)当前我国引进外资中广泛采用税收优惠政策，然而“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将税收优惠列为补贴之一，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同时，WTO规则又通过特例的形式，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允许出口补贴、配额和许可证等扭曲国际贸易竞争的现象存在。在模型分析中，假定东道国政府引进外资所采用的优惠政策可以折算成税收优惠，是东道国政府采取措施挽留跨国公司的主要措施。这与实际有所不同，但做此假定仍能够反映双方在撤资问题上的本质支付。

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撤资分析的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博弈的参与人为：1――跨国公司，2――东道国政府。博弈行动顺序如图1，假定跨国公司先行动，决定是继续正常经营，还是提出撤资威胁，政府针对其撤资威胁做出不予理睬或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补救的选择，此时，在第三阶段再次由跨国公司针对东道国政府的选择做出是撤资或不撤资的选择。

1-支付函数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主要基于以下考虑：①获得东道国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从而降低成本，使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更具竞争性。②充分享受东道国政府给予的多种税收优惠政策，降低公司总体税负。③出于提高市场占有率，开辟新市场等战略层面的考虑。同时，跨国公司还需考虑汇率波动的风险，以及跨国公司放弃其他投资机会所产生的机会成本。

现假定跨国公司的支付函数π1受东道国人力成本L、东道国税收T、跨国公司长远战略S、汇率风险E的影响，同时减除所占用的资本K与机会成本r1K，因此得到跨国公司的支付函数如下式所示：

π1与S正向相关，与L、T、E、K负向相关，r1是跨国公司其他投资机会的年收益率。

从东道国政府的角度考虑，它在引进外资中主要出于下面的考虑：①东道国政府以其产业政策为基准，通过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于重要产业中去，以促进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②发挥跨国公司在产业关联中的前向、后向、旁侧等效应，促进关联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③跨国公司的投资经营扩大了东道国政府的税收。④提高了东道国的就业水平。⑤跨国公司雄厚的资金实力与东道国的其他资源相结合，挖掘经济发展的潜力。⑥带来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水平和完备的管理经验。同时，东道国政府存在一个其他投资的机会成本。

现假定东道国政府的支付函数π2受东道国人力成本L、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纳税额T、跨国公司的资本K、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与管理经验M的影响，同时通过产业的复合乘数效应I予以放大或缩小，再扣除东道国政府的机会成本C2，即可得到东道国政府的支付函数如下式所示：

其中，α为跨国公司产品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有率，0

π2与L、K、T、M、I正向相关，与C2负向相关。

在跨国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双方的支付分别为：

π10与π20既可能为正值，又可能为负值。

在博弈的第三阶段，若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政府不予理睬其撤资威胁后进行撤资，此时需考虑跨国公司的退出成本以及由此对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支付产生的影响。若跨国公司撤资，首先其正常的FDI收益或损失π10将变为0，同时包括沉没成本在内的撤资成本D成为跨国公司的撤资障碍，当然，考虑一定的消耗系数q，跨国公司撤资后可以收回资本qK，并且假定撤资成本低于收回的资本，即qK>D>0，在收回资本qK后，跨国公司可以将其投资于收益率为r1的项目中，获得收益r1qK，跨国公司的支付为：

跨国公司撤资后，可能会对其他在东道国的外资企业起到示范作用，同时也会对关联产业产生影响，以R衡量。当然，东道国政府可以实现C2的投资机会，因此，东道国的支付可以表示为：

此时，与第一种情况相比，由于T1

东道国视角下撤资对我国的启示

1.从观念和政策上重视撤资，认识到FDI与撤资都是资本逐利性的体现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一直强调着招外商引外资的重要性，相关的政策法规也多向引资方向倾斜，但是对于伴随着“引资”而产生的“撤资”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研究。应加强对跨国公司撤资的动因研究，充分认识撤资对东道国造成的各种影响，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以保障我国引进外资工作的更好开展。

我国政府在对待撤资问题时，首先要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和撤资有个前提性的认识，认识到无论是FDI还是撤资都是资本逐利性的体现，跨国公司为资本的载体和主体。随着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全放开，资本的逐利性将在我国显现得越来越强烈。

2.对跨国公司的撤资威胁予以识别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政府的撤资威胁在很多国家都有，但在我国长三角各地尤为普遍，东道国政府首先需要对撤资威胁进行识别。有些撤资威胁是不可信的，跨国公司以撤资为幌子，以期延长优惠政策或争取更多的政策扶持，对待这样的威胁东道国政府应不予让步；有些撤资是无法挽留的，无论政府是否采取措施，跨国公司出于逐利的原因均会选择撤资，此时，政府应对其威胁不予理睬，以免使政府信誉受损；有些撤资威胁是可信的，东道国政府需要予以重点对待，一旦不采取措施予以挽留，跨国公司的撤资威胁将变为现实，会给东道国政府造成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3.关注“便携式产业”，从引进外资源头上防范撤资

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以IT、电子类等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这类产业竞争激烈、技术更新速度快、产业流动性强，属于“便携式产业”，在长三角地区这类便携式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1/3，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跨国公司在投资于这类产业时，由于退出成本低，更容易发生撤资的现象，东道国政府需要对此类产业予为高度重视，在“引资”时更注重“选资”，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选择性地引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完备的外资，以对东道国产业成长和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拒绝引进那些仅出于利用我国低廉的人力、资源和优惠的政策获得短期收益的外资，从源头上防范撤资。

4.调整产业结构，构建外资产业链

我国的产业结构基本为劳动密集型，廉价的劳动力成为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但这种低成本的条件不足以成为跨国公司的决定性竞争优势，而且容易受其他国家或地区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这便会产生撤资。我国必须将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调整，以促进技术先进的跨国公司的引入，同时，研发、市场调研等高额的沉没成本也使得跨国公司不会轻易撤资。我国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应积极围绕重点产业的外资构建产业链，同过引进或发展跨国公司的上游、下游产业，将研发、设计、销售、物流整合起来，从而使得跨国公司的投资通过乘数效应、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大幅度带动我国各产业经济的发展，而且这种产业链一旦构建，跨国公司的退出成本将变得很大，可以有效地避免撤资。

注释：

[1]王林生.跨国公司经营理论与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4

[2]杨宇光，刘夏明.当代国际直接撤资理论探讨.世界经济研究，1995(4)：5-9

[3]马全军，马勇.国际直接撤资问题浅析.国际贸易问题，1997(4)：27-31

[4]邹春霞.外资减撤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世界经济文汇，1999(5)：51-54

[5]毛蕴诗，蒋敦福.当代跨国公司撤资理论及其新发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24-30

[6]李优树.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撤资问题探讨.当代财经，2003(12)：95-97

[7]徐艳梅，李玫.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减撤实证分析.中国软科学，2003(1)：65-69

[8]毛蕴诗，蒋敦福，曾国军.跨国公司在华撤资――行为、过程、动因与案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9]王水娟.东道国视角的跨国公司撤资风险研究.河海大学商学院，2006

[10]姚杰，张勤生，李好好.合作与竞争：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博弈.中国管理科学，2000(11)：402-408

篇9

期权(option)是这样一种合约，合约的持有者在规定的时间内有权利，但没有义务(可以但不一定)按照合约规定的价格购买和卖出某项资产。也可以说，期权是一种选择权，指在当前做出较小的投入或付出，进而拥有在未来可以行使但也可以不行使的某种行动的权利。期权按标的资产性质的不同分为金融期权和实物期权。

金融期权(financeoption)的标的资产是本身具有原始价值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货币等。实物期权(realoption)是以各种实物资产(如机器设备、土地、技术、项目等)为标的物的期权。

简单地说，实物期权就是在动态和不确定的商业环境下，商业决策要灵活的适应战略资产投资的决策制定、投资机会估值和项目投资支出，是在运用期权理论的时候，利用金融理论、经济分析、管理科学、决策科学、统计学和经济模型估计实物资产（相对于金融资产）的一种系统方法和整体解决方案。

房地产开发投资项目涉及的实物期权方法，在国外已经应用到了各种各样的房地产项目当中来了，包括房地产开发、再开发、租赁合同的制定、抵押贷款的违约、决策等等方面。

二、实物期权法及其评价

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是现金流贴现法。现金流贴现法由于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全面地分析了项目寿命期内所有可能的现金流入与流出，并且对风险作了一定的分析，但是，DCF法结构上存在两个致命的局限性:一是每一个时点上的现金流量如何精确地估计；二是贴现率如何确定，特别是有风险的情况下（一般而言，风险是不可避免的)。现金流的估计和贴现率的确定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前者往往给“可批性”项目以可趁之机，有些单位为使项目能够通过审批，任意夸大现金流量。后者则使人惧怕风险，以高贴现率去反映高风险，往往低估项目的价值。

因此，只有当现金流和贴现率能够精确地预测时，DCF法才能够精确地反映出项目的价值，而现金流和贴现率的精确预测只能在市场比较稳定，宏观经济比较平稳的情况下才能出现。

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存在着许多不足与局限性，尤其是贴现率问题，往往使得企业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对于不确定性很大、周期很长的复杂的投资决策，传统方法更是显得力不从心。如果说项目价值可以用净现金流大小来表示的话，投资项目的价值并不仅仅是项目产生的现金流，还应该包括其带来的战略利益。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企业的战略适应性上。经营柔性和战略适应性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投资决策分析的基本出发点，而这一点在传统投资决策分析方法中没有体现出来。实物期权分析方法正是针对这种“病症”给出的“一剂良药”。

实物期权分析方法在项目投资分析中的两个重要贡献是：

（一）经营柔性和战略适应性来源于投资项目中包含的实物期权，确定这些实物期权的价值才能科学地估价投资项目的价值，而实物期权分析方法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项目价值估价问题。

（二）有些项目中自然包含实物期权，但是更多地要靠决策者精心设计和构造，然后镶嵌在项目中，这为项目决策者和管理者进行投资项目管理提供了新的思想和方法。不难看出，实物期权分析方法是一种科学的、合理的、主动的、有效的项目估价和项目决策方法。

研究待决策问题的实物期权性质，也就是把实际投资决策问题转换成标准的实物期权问题。这一步骤需要投资者使用实物期权思维对项目整体运作的过程进行整体的决策分析，弄清楚可能的决策是什么，存在哪些决策，什么时候进行决策，谁有权利执行这个决策:进而分析包含了哪些实物期权、哪类实物期权。为很好地解决决策中的不确定性问题，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书面描述，这将成为解决过程中有用的参考要点。

三、实物期权方法在房地产投资决策中的应用

按照实物期权理论的观点，不确定性越大，风险可能会越大，但面对这些不确定因素，好的管理者会面对变化的形势，充分利用管理柔性，通过选择最佳投资时机扩张成功的项目，关停或推迟不好的项目。从而可能获得更好的投资机会和更高的收益。因此在房地产投资项目中应用实物期权方法进行决策，可以很好的解决在房地产项目中的不确定性因素，给项目的最终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一）决策者对投资机会的价值的估计

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包含的实物期权的来源是开发项目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体现在不确定情况下决策者的决策灵活性。因此，决策者对投资机会的价值的判断，将直接影响到项目的期权价值。期权价值就是体现在对不同的投资机会的选择上，如果决策者事先并没有全面的意识到项目在不确定情况下各个阶段存在的各种投资机会，那么此项目在各阶段就丢掉了很多投资机会的选择，也就失去了一部分决策灵活性所带来的价值，即失去了一部分项目的期权价值。因此，决策者对投资机会具有很强的判断力是确定项日期权价值的前提。

根据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投资者可以定量的测算投资机会的价值。投资者要获得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投资机会，必须支付土地出让金等先期费用。根据期权价格不应当高于期权价值，房地产开发的先期费用也不应当高于项目的投资机会的价值。因此投资者必须事先测算投资机会的价值。

（二）决策者对最佳投资时机的确定

房地产投资决策有一个时效性特征，即投资决策是立刻执行到期，还是可延期的，它反映投资决策的紧迫程度。当确定要对一个房产项目投资时，还要确定项目的最佳投资时间。在传统投资决策理论中，当项目的价值等于项目直接投资时，投资者就应当投资；而在实物期权理论中最佳的投资点上项目的价值等于项目直接投资与投资机会成本之和。如果把等待开发和立即开发的项目价值曲线绘在一张坐标图上，在最佳投资点上这两条件曲线是相切的，经济学家已经利用动态规划和微分方程等数学工具对最佳投资点上的项目价值进行了描述，在最佳投资点上，项目的价值大于项目的直接投资，最佳投资点出现的时间也应当比传统投资决策的投资时间要晚，因此在现实当中经常会看到投资者将有价值的土地空置，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不开发，这就意味着土地放在将来开发所具有的潜在价值大于现在开发的价值。

（三）决策者对最优投资规模的确定

房地产项目，特别是大型的房地产项目，在决策时还要确定是分期开发还是一次开发，除了考虑开发商资本实力的因素外，还必须考虑项目分期开发所包含的成长期权。通过对一次开发和分期开发的项目价值分析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分期开发由于有成长期权的价值存在，因而具有更高价值。如果采用分期开发，就必须确定首期的投资规模，而首期的投资规模往往又会对后期投资有较大的影响。

（四）投资项目的所有权特征

所有权特征，即该项目中所包含的期权是独占期权还是共享期权。显然，对于独占期权，房地产开发者可以充分行使自己所拥有的灵活性，包括放弃权、延期权、扩张权、收缩权、停启权等，这些权利的价值将体现在期权的时间价值中。但是，如果期权不是独占的，这意味着有竞争对手与本企业共享执行该实物期权的权利。实物期权的共享直接导致项目价值的共享。因此，对企业而言，项目带来的期权价值必然有一定的损失，项目的价值将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这种降低是由于竞争所带来的。

（五）投资者对信息的掌握

房地产业具有投资大、周期长的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一直没有尝试对租金、房屋造价和利润等主要变化因素提供一种定量的严格估算。传统的做法是依靠专业顾问（如估价师、测量师等）的“经验”。近年来，不断增加的信息数据文件已经建立起来，用于测算租金、造价、投资收益和房价的执行情况。毫无疑问，这种数据服务系统的使用将比单纯地记录过去的事件有效的多，而且，随着这种系统将不断地扩大并变得更精细、更适用和更富有权威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已存在的能测算趋势的指数将被设计成能预测将来可能性的变化值。这些崭新的服务系统将会给房地产决策者及他们的顾问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从而使他们能对不确定性做出更好的估计，而非仅靠“感觉”和经验。

四、案例分析

本文拟以一个简单的实物期权案例来说明实物期权理论在不确定条件下房地产投资决策中的应用。

假定某房地产公司有一地块开发权，拟定投资总额为1050万元，投资项目的寿命期为5年，前3年每年除去成本可以获得净收益270万元，后两年每年除去成本可以获得净收益250万元，该公司可以延迟2年进行该项目的投资。如果无风险利率为10%，项目风险波动率为30%，那么该房地产公司是否应该进行该项目的投资。

如果按传统的现金流折现法分析该问题，可以求出该项目的净现值NPV为-52.6万元。根据传统NPV法评价该项目，因为净现值为负数，则该项目将被拒绝。但实际上，该例子是一个简单的实物期权问题:该公司可以延迟2年进行该项目的投资，即相当于持有一份2年投资的延迟期权，执行价格为1050万元，同时由于该项目尚未建成，相当于资产不需支付红利，因此可以根据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求得该延迟投资期权的价值C为225.8万元。

所以，如果该房地产公司考虑延迟投资期权的价值进行决策，则项目总价值为(-52.6+225.8=173.2万元，说明该项目具有较大的投资价值，投资项目在等待2年后的价值是可观的。

基于实物期权的投资决策方法将金融领域的突破性成果用于实物资产投资领域，是对传统的NPV法的完善。房地产行业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该投资领域蕴含着大量的灵活性，例如土地的开发时机选择、初始投资规模的确定、是否需要分期开发等等，如果能够在这些过程中依照实物期权的方法，按照投资决策分析步骤对这些灵活性的价值进行定量评估，或者在决策过程中引进实物期权的思维方式，将有助于使房地产投资决策的过程更加的科学和合理。

参考文献

[1]杨兴月，郜建人，基于实物期权的房地产投资决策方法[J].统计与决策，2005.3

[2]杨若晶，赵红梅，房地产投资决策的实物期权方法[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9

[3]郁洪良《金融期权与实物期权－比较和应用》[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4

[4]杨春鹏《实物期权及其应用》[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1

[5]曾卫华，杨和礼，实物期权方法在房地产投资决策中的应用[J].建筑技术开发，2003.10.

篇10

一、案例简介

（一）苏州金龙客车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中国具有整车生产资质的国有客车企业之一，拥有总资产18亿元，具备年产2.2万辆客车及底盘的生产能力。目前，苏州金龙客车的国内市场保有量达80000台，占国内大中型客车市场份额的20％。从2006年起，金龙客车启动了国际化战略，开始进军海外市场，当年出口8000万美元。2008年，金龙客车销售量达16454台，销售额51.6亿元；出口3321台，达2亿美元，在国内客车出口中居首位。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金龙客车销售量为15213台，销售额50.3亿元，同比下降了8.9%。其中出口1502台，出口额1.21亿美元，同比下降了39.9%。可见，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金龙客车出口的增长，但是，金龙客车面对危机的严峻挑战，积极采取应变措施，调整经营策略。

1. 定位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灵活调整出口市场目标。由于发达国家的客车需求量较少，而主要以私家车为主。因此，金龙客车将主要国际市场定位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人口密度大，公共交通落后，对客车具有较大需求，因而这些国家是金龙客车的出口目标市场。目前，金龙客车已经出口到俄罗斯、埃及、阿尔及利亚、巴拿马、卡塔尔和马来西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2007到2008年，俄罗斯为金龙客车的第一大出口市场，2008年金龙客车对俄出口量达到1000台，占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但是，从2008年10月开始，俄罗斯制定了扶植国内重工业、限制客车进口的外经贸政策，同时，由于金融危机引发的流动性短缺使俄罗斯进口经销商融资困难，导致资金链断裂，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金龙客车对俄出口大幅下降，降幅高达99％。在丧失最大的出口市场以后，苏州金龙“危”中寻“机”，大力开拓非洲和中东市场，因为这些市场不仅受危机影响较轻，而且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到2009年，金龙客车成功实现了出口市场目标的调整，主要出口市场从俄罗斯转向非洲和中东地区。2009年金龙客车对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出口800台，约占出口总量的二分之一，由此阿尔及利亚成为金龙客车第一大出口市场。为了巩固新市场和继续扩大出口份额，金龙客车在主要出口市场国都设立了办事处，负责进行市场分析，并为国外客户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

2. 重视技术研发和国际合作，提高品牌国际知名度。金龙客车始终把技术研发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不断加强科研实力。金龙客车不仅设立了具有256名专业技术人员的江苏省新型客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还与清华大学、吉林大学汽车学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开展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开发先进的新能源客车产品。为了提高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和挺进高端客车市场，2007年，苏州金龙与欧洲豪华商用车制造商瑞典斯堪尼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并联合推出了世界顶级的豪华客车――SCANIA・HIGER A90。随着与世界客车先进技术的接轨与品牌的国际传播效应，苏州金龙客车的自有品牌海格（HIGER）不仅获得“中国名牌”称号，以61.36亿元的品牌价值跻身“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而通过国际合作且逐步扩大了品牌海外知名度。

（二）江苏AB集团

江苏AB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从事针织内衣服饰生产和销售的私营企业，集团公司旗下主要有AB、A&B、T6等品牌，总资产5亿元人民币，控股子公司十二家，在国内有80多家销售公司，拥有中外员工近5000人，位列中国针织行业综合实力前五强。2008年，AB集团销售额达10亿元人民币，出口6000多万美元，出口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在40％以上，同比增长15%，国内市场占有率为9%，在中国内衣行业排行第二。2009年，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纺织品市场需求明显下降，AB集团灵活转变发展思路，重点开发国内市场，内销实现增长20%，总销售突破11亿人民币。从乡镇企业演变为跨国公司的AB集团，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仍然保持增长，表现出了私营企业强劲的增长实力和发展潜力。

1. 从代工到品牌，产业链不断延长。江苏AB集团最初是一家乡镇企业，主要依靠其毗邻上海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为上海的纺织企业提供相关配套服务，借此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积累之后，AB集团开始创立自己的品牌并逐步占据一定的国内市场份额。随着企业的规模的不断扩大， AB集团为多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代工，在技术、管理和营销上向跨国公司学习。与此同时，AB集团在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断延长产业链，从单一的针织服装产品制作逐步将产业链向上游和下游延伸，在上游收购棉纱工厂做原材料供应，并与意大利厂商合作引进先进的印染和制造技术；在下游重视品牌建设和国际营销，积极推展AB品牌的国际化。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以及不断延长产业链，AB的国际化经营能力有了很大的突破，已经先后在40多个国家注册了AB商标。但是，由于建设海外营销网络和打造国际品牌需要长时间和大量的资本投入，目前，AB集团的出口产品仍以OEM为主，贴牌出口占出口总值的70％，在AB集团的第一大出口市场美国，以AB品牌出口的产品很少。

2. “走出去”，建立国际生产和营销网络。近年来，随着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成本不断上涨，从2000年起，AB集团将第二个国内生产基地转移到我国中南部地区的湖北秭归，建立了隆盛针织和吉盛印染两个公司，2009年，这两个公司共实现销售收入2亿多元，其中出口8641万元。为了利用更为廉价的生产资源和建立国际性的营销网络，从2006年起，AB集团在柬埔寨首都金边郊区建立了面向欧美市场的国外出口生产基地，雇用当地员工450人。因为，根据柬埔寨和欧美等国的贸易协议，从柬埔寨出口到欧美的针织产品既可以免除关税，也不受配额限制。此外，AB集团在美国、香港、泰国等地也设立了分公司，为AB集团组建国际营销网络，全面开拓国际市场。由于AB集团在稳固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实施了“走出去”发展战略，所以不仅分散了市场风险，使AB集团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冲击较小，而且还使企业总体竞争力还有所提升。

二、案例比较分析

通过以苏州金龙客车和江苏AB集团为代表的企业经营策略调整的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企业在立足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灵活应对国际市场调整，通过各种途径逐步创建国际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焕发了新的生机和竞争力。

由于企业性质和所属行业不同，苏州金龙客车和江苏AB集团的经营转型策略有所不同。具体来说，苏州金龙客车更注重产品销售市场的分层次定位。如在国内市场上，公共交通客车是主要销售产品，这为金龙客车赢得了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二的市场销售业绩。同样地，金龙客车也将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市场作为其公交客车的出口市场，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和主要出口国政策限制等不利因素影响下，金龙客车迅速调整市场目标，实现了出口目标市场的及时替代和新市场的开拓。面对发达国家对公交客车需求较少，对产品品质要求更高的情况，金龙客车与国际先进客车制造商合作，推出了适应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豪华客车产品，为其挺进高端市场和提高品牌国际声誉提供了良好的开端。相比而言，AB集团侧重于生产基地的国际布局，借此降低生产成本和构建国际营销网络。作为服装企业，劳动生产力成本是AB集团的主要生产成本，而由于产品的低技术含量的特点，销售渠道和品牌建设是AB集团的重点经营战略。为此，AB集团通过生产基地的全球布局，逐步实现生产成本控制和产品营销网络构建的同步进行，在国内，AB集团的生产基地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逐渐转移，在此过程中，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提高了品牌的国内知名度，扩大了国内市场份额。在具备了实力以后，AB集团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国外开辟生产和外贸基地，在降低生产生本的同时提高了品牌的海外知名度和开拓国际销售渠道。

尽管两家企业经营转型各有侧重，但它们都得益于正确经营策略的实施，存在以下共同点：第一，它们都注重国内市场的巩固和扩大，在国内同行业市场中都处于领先地位。这样，一方面，在金融危机特殊时期，它们可以迅速地实现出口到内销的转换，从而避免受到危机严重冲击。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竞争中的历练和成长为它们开拓国际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它们都重视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虽然这两家企业的出口产品都属于中低技术产品，但是，由于企业所拥有的产业链比较完整，而且在国际市场具有较高的定价自，因此它们通过海外投资或国际合作等手段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第三，它们都非常重视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从产业链的两端入手，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三、案例启示与对策建议

（一）积极开拓内需市场和国际市场，促进目标市场多元化

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国内很多企业倒闭的原因是市场过于单一和集中，一旦目标市场出现需求骤降，这些企业就难逃倒闭噩运，因此，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更多的企业认识到目标市场多元化的重要性。因此，企业要学会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条腿走路，首先，企业应注重积极开拓内需市场，因为中国市场本身就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重视内需市场一方面可以在危机特殊时期保存企业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进一步提高产品品质，促使企业加快产品创新和技术进步，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提高品牌知名度提供有力的保障。在国内市场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竞争实力的基础上，要及时实施海外市场战略，除了欧美等传统出口市场以外，要积极开拓在危机中受影响较小的新兴市场，如非洲、拉美、东盟、等市场，通过产品目标市场的多元化分散市场风险，提高竞争实力。

（二）开展境外直接投资，实施“走出去”战略

对外直接投资是规避贸易保护壁垒的一种有效措施。当前我国企业“走出去”机遇难得，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许多跨国公司融资困难和盈利下降，纷纷收缩甚至撤回海外投资，客观上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腾出了空间。因此，部分有实力的出口企业可以在综合考虑国际形势和企业自身状况的前提下，到目标市场国进行“绿地投资”，直接设厂；或是与进口国同类产业寻求建立伙伴关系；还可以收购国外相应的企业和销售渠道，整合可利用的资源、品牌和销售网络，扩大国际影响力和市场份额。通过“走出去”一方面可以带动相关技术、设备及产品出口，创造外需，另一方面可以获取国外营销渠道，绕过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避开贸易保护和贸易摩擦，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控制权和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