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机构直接投资范文
时间：2023-10-24 17: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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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国经济的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的质量及使用效率，而且还取决于其产业结构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组合效率。“产业结构是诸产业按照社会再生产的投入产出关系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经济系统，这一系统在对外界的能量互换中，不断地改善着自身的状态”(周振华，1996)。在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趋势日益强化，并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和内在运行机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高新技术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源，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并逐渐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也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以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为主要推动力，正在加速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而这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与其产业的国际转移并行的。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方式来实现的，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的影响和冲击存在着质的区别。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浪潮，在成为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基地的同时，如何通过境、内外资本的双向流动，特别是境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充分发挥自身后发优势，打破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依赖，实现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二、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缺陷
产业结构的演进是遵循产业竞争优势的变迁而不断优化升级的自组织过程，伴随着新经济和全球化的持续发展，跨国公司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配置，加速其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的建立，因此，以境外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国际资本流动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各国产业体系相互间实时进行着大量复杂的非线性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和转移，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受全球产业整合的影响和左右日益显著。在这一新形势下，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渐进式及一般追赶式两种产业升级模式均面临着严峻挑战。究其根本，全球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于国际分工和专业化，而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又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具体形式来实现的，即发达国家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利用国际贸易与境外直接投资等手段，不断把低级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分别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路径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1、传统渐进式产业结构升级路径陷入困境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比较优势理论作为解释传统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经典理论，其核心在于世界各国应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体系，从而形成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梯度结构。这样各国都能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建立适宜的产业体系，并通过国际贸易获得各自利益，提高国家福利。同时，各国在国际分工和专业化深入发展以及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沿着传统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实现其渐进式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但是，在国际贸易的具体实践中，按照这一传统渐进式产业升级路径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却出现了经济发展停滞、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加剧的现象，导致了所谓的“比较利益陷阱”。
从国际投资的角度看，发达国家长期以来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来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反过来，发展中国家也在利用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入来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由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通常伴随着知识、技术和市场渠道的转移、传递和扩散，客观上确实能在短期内改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增强其与全球经济运行联系的紧密性，进而优化其产业结构。但发展中国家的这种非主导性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方式，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正面临着诸多困难并逐步陷入窘境。究其原因，其一，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基本上呈梯度推进的特征，从产业层面看，发达国家总是先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逐步移出冶金、重化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从地域层面看，发达国家产业转移首先会选择一些具备工业发展基础的国家和地区作为其投资目的地，而后逐步扩大到欠发达的其它国家和地区。因此，一个从劳动密集产业到资本密集产业再到技术密集产业的国际产业级差格局，以及由此形成的由发达国家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再到半工业化国家，最后到落后国家的国际产业梯度转移模式，已经形成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承接和移植发达国家移出的产业和成熟技术，以引进和模仿的方式推动本国产业升级，一方面，虽然在理论上可以缩短甚至跨越产业结构转换的某些阶段，但实际只是产业结构存量比例快速重置或在空间上的布局调整，并非实质性的产业升级(张明之、邱英汉，2004)；另一方面，还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的过渡依赖，使本国产业被锁定在国际产业层级的低端，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带有依附性的经济运行状态，会抑制和阻碍本国内生性的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升级，最终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与发达国家间“等距离追赶”的困境之中。
2、一般追赶式产业结构升级途径面临挑战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可以通过不同于传统渐进式产业结构升级模式和途径，以较短的时间和相对较少的要素投入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实现赶超式发展。纵观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归纳起来看，其一般追赶式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手段有二：一是通过实施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这种发展思路的典型理论代表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一文中提出的“雁行模式”理论，其理论核心就在于进口替代，即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引进―模仿―出口―追赶”的发展战略，最终建立起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产业结构；二是运用各种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方式，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其具体做法是制定正确的利用外资政策，逐步提高外资进入的技术门槛，鼓励和引导国外先进技术的持续流入，充分利用技术外溢效应，促进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东南亚、拉美的一些国家沿着上述追赶式产业结构升级路径，一方面，积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相机实施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另一方面，加大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技术的力度，加速其工业化进程。这在当时的国际分工背景和条件下，其中一些国家的现代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产业结构得到了快速提升，从而步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
但发展中国家一般追赶式产业升级途径目前正面临着严峻挑战，首先，发展中国家实行的进口替代、
出口导向以及引进外资等一般追赶式战略，虽然对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提升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无法消除固有的产业和技术级差，由此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依然不能突破传统垂直型国际分工的桎梏。其次，由于当今科学技术创新环境的变化，国际经济秩序规则的制定越来越有利于先发国家，科学技术和知识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以及技术演变过程中的自我增强机制和路径依赖问题日益明显等一系列因素，使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日益与其固有的落后性相共生，即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只有在其处于相对落后状态时，才具有发挥的可能性。上述因素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落入了始终追赶发达国家的“陷阱”之中。因此，仅仅依靠上述一般追赶式发展模式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实现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这一新形势下，研究和探索新的发展途径，不失时机地从“一般追赶型”产业升级模式向“创新跨越式”发展战略转变，是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境外直接投资是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有效途径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体系逐步开放，产业结构演进的自然秩序也在发生着一定的改变。总体来看，当前全球产业转移虽仍未背离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但也并不完全遵从传统秩序，随着对抗竞争规则逐渐被合作竞争理念所替代，双赢乃至多赢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发展中国家在受制于传统产业结构调整规律作用的同时，也有机会和潜力实现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这里就存在一个路径选择的问题。
目前，新的形势和发展机遇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的后发优势曾给后进国家带来了跨越式的产业发展机遇，但这种被动的和非内生的发展模式始终是一种典型的追赶模式而非赶超模式，因此，也成为后发国家从根本上探索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动力的羁绊。发展中国家突破这种羁绊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利用相对后发优势追赶先发国家的进程中采取主动行动，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培育内生性的动力和优势。有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应努力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合理、有效地开展境外直接投资无疑是实现由自身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途径。
从客观层面上分析，现代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使世界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进一步提高，分工路径也在发生着重大调整。传统的国际分工不仅主要表现为产业级差下的垂直分工，而且也表现为产业的国际梯度转移。但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现代国际分工表现为在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由原来的垂直分工逐步向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立体发展的方向推进，传统的国际产业转移模式也正在被突破，部分具备条件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正逐步逆向延伸到发达国家，形成与发达国家对产业增殖链的共享关系，即发展中国家通过境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逐渐形成与发达国家共同“分割增殖链”的局面(Krugman，1995)。因此，国际分工的深化为境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逆向境外投资创造了条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在更高层次上进入国际分工体系，实现其产业结构跨越式升级提供了新的路径。
从主观层面上看，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同时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能力”，也是发展中国家打破产业结构升级路径依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而积极开展境外直接投资正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在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的真正意义在于可以通过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相互结合和促进的方式，尽快形成从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内在机制，缩短产业自然演变进程甚至跨越其中若干环节，进而借助某一产业的率先跨越式发展，牵引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升级。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来”(实施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等国际贸易战略，以及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获取外资技术外溢等国际投资战略)的方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效应达到一定水平后，正逐步呈现出相对稳定甚至递减的趋势，与此同时，境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正在日益增强，并成为发展中国家打破产业升级路径依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发展中国家境外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理论借鉴及作用机理
1、理论借鉴
经典境外直接投资理论大多以发达国家境外投资为研究对象，并且侧重于厂商微观行为分析，无论是海默(S.Hymer，1960)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P.J.Buckley，1974)和卡森(M.Casson，1976)的“内部化理论”，还是邓宁(J.H.Dunning，1980)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西方主流境外直接投资理论，基本上都是对单个企业投资动机、行为和决策的理论研究，没有或很少涉及厂商开展境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发展路径问题。随着发展中国家境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趋增强，且已成为一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些境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重点，逐步从企业微观层面上升到国家宏观层面，从产业升级或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研究一国的境外直接投资问题，其中涉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境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有两个：一是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ojima Kiyoshi)教授以战后日本境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而提出的，他在1979年出版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一书中，把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赫克歇尔一俄林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成本差异的原理用于分析日本的境外直接投资，提出了一国应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仍具有相对优势或潜在相对优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推进的理论。该理论主张投资母国通过境外直接投资把原来国内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别国并转换成为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东道国可利用这些比较优势产业扩大生产并出口，而投资母国则通过边际产业的对外转移而保留和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扩大出口，从而既可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又可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被称为“顺贸易导向的投资”。尽管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该理论不具有普遍意义，它只能解释日本战后初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特点，并不能解释当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转移升级的主流现象。但笔者认为，该理论所描述的日本当时的情况与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现阶段境外直接投资状况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日本当时的经济和跨国企业相对于发达国家仍处在“学习中”和“发展中”的阶段；境外直接投资中资源开发型投资所占比例相当大，而制造业方面的投资主要是贸易导向型的等，因此，至少在现阶段，边际产业理论对我国通过
境外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二是技术积累产业升级理论，该理论是由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威尔(John A.Cantwell，1991)和托兰惕诺(Paz Estrella Tolentino)共同提出的。两位学者主要从技术累积过程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强调境外直接投资前期经验的获得、局部技术的变动和技术积累对境外直接投资后期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境外投资具有阶段化特点。该理论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是企业技术能力提高的过程，而企业技术能力提高则是不断积累的结果；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两个基本命题。其基本结论是：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并不具有很强的研发能力，而主要是利用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拓展现有技术来实现的，是建立在“特有的学习经验基础上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而且是可以预测的。笔者认为，该理论是对发展中国家通过境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积累和产业升级普遍现象的一般性总结和提炼，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其结论仍然暗含着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活动仅仅局限于对发达国家现有技术的继承和使用，固化了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更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
2、作用机理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境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这种逆向的境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用机理的关键在于：基于技术外溢效应的空间约束特征，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直接投资于先进技术的发源地，才能直接利用当地的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这种学习型的境外直接投资，其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当期或近期利润，而是为了最大化地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组织管理技巧并将其转移到国内，再通过示范效应和波及效应快速提升国内产业整体技术水平，进而占据国际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实现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同时，境外直接投资也是发展中国家提升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重要途径，发展中国家的境外直接投资不论其跨国程度如何，至少意味着该国利用国际资源的能力，以及厂商国际化经营决策能力已经形成并逐步提高。通过境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可以将其价值增值链延伸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从而提高该国经济体系整体获取供应的能力，意味着对世界经济资源利用能力的增强，有利于提高该国在世界市场的地位，保障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利益。随着发展中国家通过境外直接投资主动利用技术外溢效应以及自身技术研发的积累，其国内产业技术水平持续得到提升，进而促进其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
五、通过境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1、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境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日趋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发展大力国际贸易和积极利用外资，我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也得到了较快的调整、优化和升级。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巨额外汇储备投向的调整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在全球跨国投资流动中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作为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的相对地位稳中趋降，表现为外资占国内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比重下降，同时，境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投资母国之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资金等要素从单向流人为主转向双向流动并重的格局开始形成，企业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增强，国内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互动关系更加复杂(江小涓，2006)。在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从过去的强劲上升到目前趋于稳定甚至缓降的情况下，境外直接投资对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促进作用正逐步显现并日趋明显。因此，在我国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后，积极、合理、有效地开展境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手段和途径。
2、对策建议
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在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基础上进行的，从而为其微观经济主体建立国际生产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我国现阶段的境外直接投资并不具备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优势和先决条件，相反，要通过境外直接投资建立自己的国际生产体系，进而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将是境外直接投资的结果，而非其前题。这种特定的宏观经济背景和条件，决定了我国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不应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主体自身经济利润的增长，还必须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客观要求，为宏观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服务。这里就产生了一个产业选择的问题，因为只有在优化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产业投向的基础上，才能使企业在获取利润，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的同时，通过技术传递和市场扩展来带动国内产业素质的整体提升，为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开辟新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总体上处于中游地位，这就为我国提供了两个不同方向的境外直接投资路径，即“顺梯度境外直接投资”和“逆梯度境外直接投资”，笔者认为，我国应根据两种路径的不同性质、方式和目的，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制定相应的产业引导和扶持政策，努力使其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化。
篇2
进一步深化改革境外直接外汇管理，巩固改革成效，需要剖析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领域仍然存在不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为：
（一）法律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立法层次偏低在立法方面，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没有制定统一完善的境外投资单行法，权威性较低。目前，用于规范和调整境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以部门行政规章为主，如商务部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发改委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不同管理部门各取一块，分别涉及审批、外汇等单方面管理，并且不同管理部门的行政规章无法相互补充和支持。在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时，各部门往往会采用一些临时性的政策措施，制成规范性文件。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企业对外投资的安全和利益最大化无法保证，与促进企业“走出去”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二）存在多头行政管理体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境外直接投资行政审批呈现多头管理。现行体制下，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主要由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外汇管理局负责管理，各管一块，各司其职，存在多头行政管理。这种多头分散的管理体制，增加了企业负担，还容易造成管理资源浪费和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由于针对同一主体的不同业务内容与环节的管理资源与数据信息分散在上述多个职能部门，各部门之间尚未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和数据交换机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难以满足当前跨境资金流动全口径监测的需要。
（三）统计监测体系和主体监管机制不完善统计监测手段单一。境外投资企业在完成外汇登记和资金汇出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其唯一的监测手段是每年一次的外汇年检，年检数据由企业自主申报，年检数据较为简单不够深入，其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有待进一步验证，而且从年检数据中难以挖掘境外投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资产和权益具体情况，统计监测和调控难度较大。
（四）个人境外投资管理空白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居民财富的日益增长，以及境外资源、环境和投资回报等因素吸引，境内个人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增强。但是，目前发改委、商务部等境外投资管理部门出台的法规均为境内机构对外投资设计，外汇管理部门制定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虽然为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预留了政策空间，但至今仍未出台相应的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操作规程。政策限制和制度空白使大量的境内个人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行海外投资。大量的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行为游离于外汇管理部门监管视线之外，不仅使国际收支统计数据失真，无法监测境内个人非法财产转移等跨境资本违规流动规模，也使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
二、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国际比较
中国在境外直接投资方面起步较晚，在管理上积累经验不足，因此有必要通过总结归纳其他国家在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指导未来改革的方向
（一）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国际比较1.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很早就取消了外汇和资本管制，只要对外投资符合国家经济政策，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美国一般都允许和支持。在法律保障方面，美国基本上已构建了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尤其是二战以来，在对外投资方面专门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对外援助法》《共同安全法》等有关法律，不断加大对本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和利益的保障。在行政审批权限上，美国实行各州政府管理。一方面美国能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和新经济兴起的不断变化，来调整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保证和占领境外投资市场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如1999年美国政府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短时间内促使美国跨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兼并和境外直接投资手段成为世界排名前列的公司；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海外投资企业资产申报制度，充分掌握企业运行状况。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美国是鼓励私人资本境外直接投资的。1948年，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时，就创立了海外投资保证制度，用来奖励、促进和保护私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安全与利益。在1969年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作为主管美国私人境外直接投资保证和保险的专门机构，帮助美国个人企业及个人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投资。2.日本：日本的境外直接投资资本管制政策经历了“由紧到松”的重大调整，实行分类监管模式。在法律保障方面，日本政府始终坚持把支持企业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方针，先后制定和修订《外汇法》《外资法》和《境外投资信用保证制度》等法律，利用外汇储备通过购买海外战略资源和海外企业股权等形式，使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海外投资大国，达到消化巨额外汇储备和“资源立国”的双重战略目标。在行政审批方面，日本对境外直接投资不再采用海外投资审批制度，实行海外投资自由化制度和资本交易项目备案制度，实行“一个窗口、分工处理”的模式，一类政策一个部门主管，不搞重复管理和审查。资本出境管理政策由财务省主管，“外向型”对外经济政策由主管工商贸易政策的经产省管理。财务省受理对外投资者相关备案文件后，转交经产省做出对该事项的备案意见，最终由财务省做出决定。在危机管理方面，日本政府建立了严格的特许、事先备案和事后报告制度，并实施“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为掌握日本企业海外经营活动现状、为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调整提供依据。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日本政府在1998年日本国内的外汇兑换和交易完全放开后，个人境外投资基本放开，不受管制。3.印度：在法律保障方面，印度是金砖国家中最早以法律形式来建立投资保障机制的。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先后制订和颁布了《对外直接投资法》《国际投资法》《海外投资保护法》等，以法律形式来保障本国的对外投资。在行政审批方面，印度政府不断放宽境外直接投资限制，推动企业积极参与海外投资。1978年，设立海外合资企业委员会，由商业部、外交部、财政部、工业部、技术发展总局和公司事务部等机构派员组成，负责批准、管理和审查一切有关境外投资的事宜。在危机管理方面，印度政府专门设立经济司，隶属外交部，来全面负责监管境外投资企业。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由于印度私人企业较为活跃和发达，印度政府对于个人境外投资管制方面也比中国较为宽松，例如允许个人汇出不超过100万美元在国外购买房地产、允许个人在海外承认的交易所上市等。
（二）启示综合比较上述几国境外直接投资管理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以下几点值得借鉴：一是国家都非常重视立法的作用。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有法可依，减少企业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保障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安全和利益。二是发达国家都设立一个统一的对外投资管理机构，如美国对外投资由各州政府负责管理、日本实行“一个窗口、分工处理”的分类监管模式。这种行政管理资源高度整合的管理模式值得我国借鉴。三是在对境外直接投资监管上都采取了适合自己国情的监管模式，比如美国设立海外投资企业资产申报制度，日本实施“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印度设立专门部门负责监管。四是越发达的国家对个人境外投资管理就越宽松。例如美国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放开程度大于日本，日本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放开程度又高于印度。
三、完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政策建议
（一）制定《海外投资法》，完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保障体系对我国现行境外直接投资行政法规认真梳理，实现顶层设计，提高法律保护层次，制定出台适用于所有投资主体、投资区域、投资性质的《海外投资法》作为境外直接投资基本法，从宏观上把握境外直接投资法律规范，内容涉及鼓励促进、审批管理、宏观调控、监测预警、政府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在《海外投资法》的基础上，涉及各管理部门具体分工的，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在境外直接投资审批和行政服务等方面制定相应的制度性和规范性文件，从而形成系统化的、逻辑化的、体系化的完整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保障体系。
（二）完善部门分工管理和信息共享机制，整合管理资源一是将境外直接投资项目核准和开办核准业务合并，归口一个部门管理，形成主管部门负责事前审批备案，外汇局负责事中监测、事后核查的管理体制。这样既提高了境外直接投资便利性，避免了投资主体在多个部门奔波，节省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又使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框架变得清晰明朗。二是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逐步放松境外投资管制，逐渐向自动许可制或登记备案制过渡，对符合条件的海外投资免除政府事先批准，落实企业投资自，实现跨境资金流动均衡管理的目标。三是搭建跨部门的境外投资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开发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商务部、发改委、外汇局、税务部、海关等多个部门境外直接投资审批备案、登记、资金汇兑、纳税、非货币出资等多项信息的共享，为国家宏观调控和构建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资政策支持体系提供信息支撑，防止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监管缺失。
（三）完善统计监测体系和主体监管框架一是建立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资事中、事后主体监管框架。进一步规范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兑管理，严格执行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往投资所在国的规定，加强同一主体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各项数据之间的数据联动监测，防止不同性质的交易行为违规渗透的漏洞。二是完善境外投资年检制度，建立境外投资企业增减资、股权转让、清算等涉及资本变动，境外再投资、对外担保等重大事项的全口径监测指标体系，充分掌握境外投资企业的实际资产和收益的真实状况，强化管理。三是建立境外投资活动调查制度。根据企业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和实际汇出资金、行业属性确立境外投资重点企业名录，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投资收益、境外再投资、跨境资金流动和结售汇状况定期实施专项或抽样调查，全面了解境外投资资金真实流向，为国家宏观调控和境外投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篇3
一、河南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一）河南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河南最早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是由河南国际合作集团公司于1984年在塞内加尔设立的境外承包工程驻外机构。1985年在香港设立的“窗口公司”――豫港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全省第一家境外法人企业。从1984年以来，河南对外直接投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在1984～1986年尝试性投资阶段，河南在境外仅设立4家企业。其中，3家为境外承包工程企业的驻外机构。1987～1993年，河南对外投资呈稳步增长趋势，共设境外企业59家，其中以贸易型企业和驻外机构为多。这种结构在1994～2002年得到继承，然而受国家对外投资政策影响，企业对外投资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这一阶段也有一些亮点，即非公有制经济开始参与投资，并尝试在境外投资设立生产企业。从2003年开始，河南对外投资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全省在境外积累设立的企业共289家，最近3年就占了1/5达60家，而3年协议对外投资额达6043万美元，占22年来累计投资额的51.6%。并且，最近3年的协议投资额以逐年翻番的发展水平，连创历史新高。
（二）河南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通过对河南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点：
1、投资领域集中在亚非地区。河南生产类企业主要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亚非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其中，企业在亚洲的投资最多。仅以2005年为例，全省在境外投资的29家企业中，就有10家设立在亚洲地区。
2、民营、集体、股份制等企业成为境外投资的主体。在所有企业中，国有企业仍在投资金额上占据一席之地，但在数量上已退居末位。2005年全省企业在境外设立的33家企业中，国有企业仅有4家。民营、集体、股份制企业已成为境外投资的主角。并且，以私营企业为主导的河南企业境外投资，成功率大大提高。
3、投资领域不断拓宽，由贸易企业为主转为以生产企业为主。近年来，随着河南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境外资源开发、研发设计、工贸园区、畜牧养殖等新的投资领域不断涌现，目前投资领域包括制造业、商务服务业以及农林牧渔业等。
二、河南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理论依据。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众多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两个：一是以蒙代尔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二是以小岛清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
1、蒙代尔的对外投资与贸易替代模型。蒙代尔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就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中FDI与贸易的替代问题首次提出系统的理论模型，后经进一步完善出现在1968年出版的著作《国际经济学》中。蒙代尔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缩小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从而形成对对外贸易的完全替代。
2、小岛清的对外投资与贸易互补模型。日本小岛清于1973年在其代表作《对外贸易论》中提出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互补的理论。结合日本的实践经验，他认为技术领先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按照边际产业优先的法则来进行。所谓“边际产业”对于投资国来说，是处于比较优势序列中最末端的产业，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却处于比较优势序列的前沿。通过“边际产业”的转移，不仅使双方的产业结构都得以提高，还为双方进行更大规模的进出口贸易创造了条件。因此，这时的投资与贸易之间就形成了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由此可见，理论上，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不仅有替代关系也有互补关系。但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究竟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需要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成果较多，而我国过去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较为缓慢，因此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不是很多。
（二）实证分析。为了分析河南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本文利用河南省统计年鉴1991～2005年的有关数据，运用EVIEWS软件对河南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总额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Export＝94450.63＋120.31FDI
T检验： 3.655.47
F=29.92R2=0.71
从回归结果看，R2达到0.71，说明模型拟合得比较好。FDI正的显著系数，表明FDI导致出口水平的增加。回归系数表明，河南对东道国的FDI流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中国向该东道国的出口增加120.31个百分点。实证结果表明，河南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创造型的。
三、结论与建议
从本文研究的计量结果，我们的主要结论与建议是：
首先，河南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创造型的。河南对东道国直接投资可以引致对该东道国出口水平的增加。因此，大力促进河南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河南全省对外出口、绕开东道国贸易壁垒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我国大量贸易伙伴对我国实施反倾销措施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篇4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集群式投资 区域网络 民营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8-0225-03
引言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以及国家鼓励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等投资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浙江以万向、雅戈尔、吉利、华立等为代表的一批民营企业，积极实施跨国经营战略，提高跨国经营能力，初步显露出浙江本土跨国公司的雏形。截至2009年10月底，浙江省累计核准境外投资企业3 830家，总投资40.7亿美元，境外投资企业数量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遍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方面，浙江民营企业在海外建立销售市场或营销网络，扩大浙江产品出口；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参与并购具有全球营销网络的知名品牌企业和拥有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企业。此外，浙江产能过剩的产业为减少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避开海外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不断加快。因此，加强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从全球范围内引进稀缺的战略资源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对于提高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评述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1988）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其经济发展阶段和该国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他把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动机划分为资源导向、市场导向、效率导向和战略资产导向四种类型，并认为前两种类型是企业初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后两种类型则是企业追加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美国哈佛大学刘易斯・威尔斯（Wells，1983）教授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主要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的优势、就地取材优势以及接近市场和低价产品营销的优势，这也使得他们能够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竞争。日本小岛清（Kojima，1973）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是投资国国内已经失去比较优势，而在投资对象国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学者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也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杨德新（2006）认为，对外投资是中国企业在组织活动方式选择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与企业的制度环境变化紧密相关，其核心是充分获取网络效益。王跃生（2007）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可以分为寻找低成本型、扩大市场型、寻求资源型和利益驱动型。邱立成（2008）认为，国内的资源消费、制造业工资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而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则是相互替代的，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以资源导向、成本导向和市场导向型为主的。上述学者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动因以及类型等方面做了比较详尽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然而，目前的研究文献尚缺乏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以及融入当地投资环境实现持续成长等问题的深入研究。
二、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
目前，浙江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由主要设立贸易公司和办事处为主，向设立境外生产企业、资源开发、研发机构、营销网络以及商品专业市场等转变。浙江民营企业已经从参与低层次国际分工向高层次发展，从市场国际化向要素国际化发展，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
1.建立境外加工基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浙江传统优势产业如纺织业、机械业、服装业、建筑业和矿产开发业等不仅在国内占有主要市场份额，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也是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产业基础。近年来，浙江民营企业纷纷通过开展境外生产加工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和原产地的多样化，减轻国内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转移本地传统优势产业的过剩产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开展境外生产加工也可以有效地规避贸易壁垒，缓解贸易摩擦，并且利用东道国提供的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截至2009年3月，浙江已成立了831家纺织服装类境外投资企业，境外投资7.63亿美元。例如，宁波海天机械公司已在土耳其、加拿大、墨西哥等多个国家设立境外加工企业，已成为亚洲举足轻重的塑料机械生产商。
2.构筑境外营销网络，培育国际知名品牌。浙江民营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构建海外营销网络，形式包括海外销售办事处、贸易公司、连锁店等。其中，最具有浙江特色的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商品专业市场和海外商城。如康奈集团在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十多个国家开设了100多家康奈皮鞋专卖店，提高了品牌的知名度。此外，通过实施海外并购，也可以获得外国企业已有的成熟销售网络。如万向集团在欧、美等八个国家设立、并购、参股了19家公司，构建起涵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营销网络。到2012年，浙江拟在境外建设50个省内优势行业的地区营销总部，重点扶持100家龙头企业建设营销网络，其功能主要是自主品牌推广、售后服务和物流配送。
3.设立境外研发机构，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浙江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充分利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人才和资金等方面的诸多优势，绕开知识产权壁垒，迅速获取国外先进技术、人才和信息等资源。截至2009年3月，浙江民营企业在境外设立31家研发机构，总投资1.12亿美元。如温州正泰集团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建立战略联盟，并在美国硅谷建立了电气前沿技术研发中心。
4.实施海外并购，占领国际市场。随着企业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也在逐步升级，一些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实施海外并购。通过海外并购，可以获取有效的人力资源和国际知名品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此外，实施海外并购还可以减少投资成本，借助现成的经营网络和社会关系，迅速打开国际市场，降低管理难度和经营风险。例如，雅戈尔集团公司斥资1.2亿美元收购美国五大服装企业之一Kellwood公司旗下两家公司100%的股权，成为世界最大的男装生产企业，壮大了企业自身的实力。
5.进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产业集聚效应。 所谓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是指在政府引导下，通过资金补贴、进出口银行政策性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支持相关联的产业或者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鼓励这些企业在国外建立经济贸易合作区，以避免企业恶性竞争，形成规范的产业环境来吸引国内企业集体对外投资的一种投资方式。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载体就是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兴建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如浙江华立集团、康奈集团、温州协力皮革和吉利控股等已经分别在泰国、俄罗斯、越南和墨西哥建立四个国家级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占全国总数的20%，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位。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和工业园区的建立，为民营企业提供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推动一些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带动一批与其有着密切上下游产业关联的企业（如供货商或客户等）跟随迁移，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此外，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也会带动同类企业的竞相模仿，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加之商会或行业协会的影响，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和动机会日益强烈。
三、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
战略学家波特认为，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差异化战略或成本领先战略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民营企业也可以采取成本领先、差异化以及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等策略，提高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1.实施成本领先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成本领先对外投资策略是指通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以寻求廉价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充裕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宽松的环境管制以及各种税费优惠政策等，实现企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如民营企业建立境外加工基地等。成本领先对外投资的动因源于本地日益高昂的超出其承受能力的经营成本以及狭小的生存空间制约，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使企业更接近原材料产地、接近劳动力供应地或接近销售市场，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交易成本。
成本领先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可以使民营企业获得新的竞争优势。然而，成本领先对外投资的竞争优势是建立在特定资源优势之上的，随着投资地生产成本的提高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这种低成本竞争优势是难以长期维持的。此外，对外投资企业与当地区域文化的融合、管理理念的变革以及新生产关系的建立等本地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隐性成本也会不断涌现出来，因此，这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跨国经营往往面临着诸多困境。
2.实施差异化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差异化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是指通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寻求区域优势、人才优势、技术和信息优势等，获取战略性资源，构筑企业的核心能力，以实现企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的扩张性策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是企业价值链的某个环节或整个价值链的再区位选择，进而谋求价值链增值，获得核心竞争优势。企业价值链中设计、生产和营销等各环节具有跨区域分布的空间特征，这些活动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对资源的需求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民营企业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配置于最具资源优势的地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境外研发机构和实施海外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形式都是差异化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具体体现。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可以拓展市场空间，树立国际品牌，提高市场占有率等；建立境外研发机构则可以聚集更多科技人才、科技信息和创新资源，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坚实保障；而实施海外并购可以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资金、技术能力、管理经验和营销渠道等战略资源，逐渐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向客户提供有别于其他企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
3.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是指民营企业为了寻求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合作、规模经济、创新扩散效应以及交易成本节约等企业集群竞争优势而进行的群体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目前，浙江许多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已经逐渐由个体投资向群体投资变化。一方面，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更好地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近几年，浙江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电子及通信业、医药制造业等一批新兴产业逐步形成，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日益下降，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步伐不断加快，这一趋势使民营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了寻找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而发生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得产业集群规模经济的竞争优势。浙江民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资金有限，承受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能力不强，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实现专业化分工和相互协作；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共享；增强对外谈判能力，节约采购成本；降低海外投资风险，避免恶性竞争等效果（衣长军，2008）。浙江民营企业通过创办并依托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和工业园区，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可以有效地增强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
四、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发展对策
1.构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区域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ina，简称GVC）是为实现商品价值而连接生产和销售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到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者的整个过程。通过建立境外生产基地、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以及工业园区等，民营企业可以更好地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某个或某几个“战略性环节”。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初期，应将价值链的部分环节嵌入当地价值链，采取成本领先或差异化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当价值链环节充分嵌入当地环境以后，应向更深层次发展，逐渐形成区域生产网络。区域生产网络能超越企业边界进行资源配置，从而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此外，能够使民营企业获得基于专业化分工的报酬递增、企业间的互动学习和合作创新等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2.构建融入当地创新环境的区域创新网络。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应在建立区域生产网络的基础上，通过设立境外研发机构、营销网络等积极开展创新活动，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创新，最终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形成促进技术创新和资源分享的动态创新网络。此外，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或工业园区为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搭建了有效的平台，通过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原有的创新合作关系仍然得以维持，并在当地开始拓展新的创新网络关系。创新网络内各行为主体之间在地理上的集中，不仅有利于高度专业化的技能和知识的累积，而且由于沟通的便捷性，如现场参观、频繁的面对面交流，使学习变得更有效率。在这种环境下，各行为主体更容易通过创新网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和创新风险，提高创新效率。此外，网络成员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心理习惯、相近的社会关系以及共同的社会准则有利于企业间建立信任，增强企业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
3.构建基于信任与合作的当地社会网络。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是指某一特定产业区域内的企业，借助于产业相关资源的流动、彼此间形成的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关系，包括市场交易关系、社会纽带联结等。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对民营企业外直接投资具有深刻的影响。浙江民营企业在国外的生存、发展和融入当地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亲缘和地缘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信任关系。然而，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初期，很难直接从当地社会网络中获取社会资源的支持，因此，必须以血缘、地缘这些原有的社会关系为纽带。浙江民营企业对血缘、亲缘以及地缘的认同，使得社会网络关系可以从家族关系扩展到同乡关系，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信息、知识和社会资源的支持。随着民营企业与当地文化的融合，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也会逐渐拓展至当地特有的更大范围的社会网络之中，并从中获取资金、技术、人才等关键资源，进而实现民营企业的持续成长。
结论
本文剖析了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模式，如建立境外加工基地、营销网络、境外研发机构、实施海外并购以及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等。提出浙江民营企业可以采取成本领先、差异化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来获取国外的战略性资源，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并且认为民营企业需要嵌入当地生产网络、创新网络和社会网络进行跨国经营，逐渐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Dunning，J.H.(1988)，“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Spring.
[2]Wells，L.T.，1983.The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MA：MIT Press.
[3]Dexin Yang，China’s Offshore Investments：A Network Approach，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6.
[4]Kojima，Kiyoshi（1973），A macroeconomic Approach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itotsubashi，Journal of Economics.
[5]衣长军.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创新[J].经济纵横，2008，(1).
篇5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6-0008-02
一、引言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未。1979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15项经济改革措施中明确规定允许出国办企业。后，我国的一些企业开始尝试进入国际市场。中国政府为了加速对外开放的步伐，促进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多项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政治保障。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FDI)活动不仅会对东道国经济产生影响，而且会对母国经济产生影响。从国外现有的文献来看。针对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影响的研究，许多是从实证的角度进行的，且有详实的数据加以支撑。他们主要检验了FDI对母国出口、就业、国内投资、国民收入、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公司增长等方面的影响。但实证检验的核心论题是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母国出口贸易之间的联系，即FDI的出口贸易效应。事实上，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就可以间接地考证其对母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同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也涉及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问题，对这一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这其中必然包括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储蓄、投资、税收等方面的影响。一般而言，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改变人民的收入水平，从而改变储蓄、投资、税收水平。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及出口贸易效应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地域、投资行业更为广泛。1979年，中国开始“走出去”时，仅有4家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累计投资总额仅为50万美元。到2006年底，中国已有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906.3亿美元。仅2006年，中国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746亿美元，境外纳税总额28.2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达63万人，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925亿美元。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6亿美元，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第13位。
利用1985年至2005年我国出口额、外向FDI流量、世界及中国人均GDP相关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起到了积极的拉动作用。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EXP=-3915.703+0.8731146PGDP+29.164930UTFDI
t： (-3.416) (3.887)
(2.895)
prob.：(0.0031)(0.0011)
(0.0096)
R2=0.8078 DW=0.5751
其中，EXP为中国出口额，PGDP为扣除中国后的世界人均GDP水平，OUTFDI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
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显著性水平为5％)，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世界其他国家人均收入每增加一美元，将会带动中国约0.87美元的产品出口；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一亿美元，就可以带动约3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包括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出口。可以预计，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中国可以逐步地向国外转移国内已经成熟的具有较高比较优势的产业，为国内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资源和空间，这不仅可以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而且不会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充分有效地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提高我国外汇储备的经营效益。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进一步发展的对策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虽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既有政策方面的问题，也有企业自身问题。就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本身来看：一是对“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二是缺乏技术优势，创新能力不足；三是缺乏经济实力，对外投资资金不足；四是经营机制、管理机制不能完全适应海外投资的需要；五是企业海外投资的信息、知识、经验不足；六是缺乏具有国际经验的管理和其他专业人才，对国外市场、法律、商业管理等的认识有待提高。尽管随着近年来政策的调整，以及企业自身素质与实力的提高，这些问题有了一定的改善，但基本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而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所面临的问题当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一方面，由于企业资金短缺，不能更快地扩大海外投资规模。据统计，在投资规模上，我国从事境外投资的企业中，大部分企业规模较小，我国90％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在300万美元以下。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竞争更为激烈的今天，企业“走出去”必须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和技术实力，即应该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而目前中国企业的现状却是创新能力不足、自主知识产权匮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海外投资的步伐。尽管我国企业自主知识产权数量不多、水平低与我国技术创新环境还不完善，企业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等因素有关，但由于企业实力弱，融资渠道少，而造成的境外研发中心的后续资金不足，确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与之对应，国内银行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纷纷跨出国门，建立海外分支机构。但是，我国商业银行海外经营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国内银行业引入海外投资者的案例比比皆是，但海外并购的步伐却略显迟缓。目前只有建行、中行和工行启动了海外并购的计划，且3家银行的海外并购多与其战略投资者相关，而对企业“走出去”支持不足，尚不能适应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新形势。
篇6
一、我国跨境资本双向流动的现状
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是境外资本流入与境内资本流出并存的资本流动现象。我国吸收外资从2002年的52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47亿美元,连续1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我国对外投资从2002年25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87亿美元，从世界第26位上升到第13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目前我国跨境资本的双向流动，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流入规模超常增长。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为1496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73%；撤回清算等流出112亿美元，同比增长32%；净流入1384亿美元，同比增长77%。其中非金融部门吸收外国来华直接投资1418亿美元；金融部门吸收外国来华直接投资78亿美元。外国来华直接投资资金来源地较为集中。2007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资金来源前十位国家和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中国香港（790亿美元）、美国（97亿美元）、中国台湾地区（69亿美元）、日本（67亿美元）、新加坡（64亿美元）、韩国（47亿美元）、英属维尔京群岛（38亿美元）、英国（26亿美元）、德国（21亿美元）、开曼群岛（15亿美元），前十位国家和地区在华投资金额占同期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总额的90%。部分自由港来华直接投资资金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07年，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毛里求斯、巴巴多斯、西萨摩亚等自由港对华直接投资资金额约为80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116%，占我国吸收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总额的6%。
（二）对外直接投资稳步推进。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89亿美元，较2006年下降13%；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等汇回19亿美元，增长169%；净流出170亿美元，下降20%。2007年，我国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187亿美元，其中股本投资75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40%；利润再投资60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32%；其他投资52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28%。从投资目的地看，我国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去向依次为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和欧洲。其中，对美洲和亚洲地区的投资占约占3/4，对大洋洲、非洲和欧洲地区的投资各占约1成。从投资方式看，跨国并购活跃。国内有竞争力的企业更多地采用收购兼并方式开展对外投资。2007年，以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我国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3。
（三）证券投资首次开始实现顺差。2007年，我国证券投资顺差为187亿美元，而2006年为逆差676亿美元。2007年，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大幅下降。2007年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23亿美元，2006年为净流出1104亿美元，其中对外债务证券投资净流入129亿美元，2006年为净流出1090亿美元。另外，吸收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入较上年大幅减少。2007年，我国净吸收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入210亿美元，比2006年下降51%，其中，境内银行和企业境外发行股票募集资金129亿美元，下降近7成；吸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10亿美元，而2006年为33亿美元。
（四）热钱过境频繁。“热钱”又称“逃避资本”，通常指在国际从事谋利活动的短期资金，来源于跨国公司手中掌握的流动资金及一些暂时闲置或过剩资金，国际银行拥有的短期资金及其外汇、信贷业务资金，各国国际储备资产的保值性运用的一部分资金，各种投资基金及其他专项基金。近年来，大量热钱在我国频繁过境，以寻求套利机会。2007年中国贸易顺差与FDI之和约3272亿美元，与新增外汇储备差额高达1347亿美元。而2006年该差额仅为3.62亿美元，即热钱规模一年间飙升了370余倍。
二、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
我国经济金融的负面效应
（一）加剧国际收支失衡，增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仍然存在的背景下，境外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并结汇，势必加剧国际收支失衡格局，导致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并转化为外汇储备，进一步强化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从而又助长境外资本大量流入进行投机活动，扰乱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后人民币开始不断升值。2007年以来，人民币呈现加速升值态势。6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8591。按照汇改时8.11的汇率计算，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高达15.42%，而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幅度已高达6.5%，接近2007年全年6.53%的升值水平。
（二）增大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外资大量流入将促使需求扩大，增加国内物资需求，加剧国内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紧张，推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另外，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迫使中央银行以外汇占款形式被动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加大货币供给，对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带来较大的压力，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不时地通过货币市场的正向回购和发行票据回笼过多的货币供给量，从而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增加了461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现行比价换算，就有3.3万多亿元的基础货币被投放到市场，从而加大了基础货币供给增长的压力，而基础货币的增加就意味着增大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为了防止提高利率引发大规模外国投资资本流入我国进行套利活动，进一步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央银行不易灵活运用利率政策来缓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而只能采用其他手段(包括行政手段)抑制通货膨胀。
（三）滋生外汇非法交易活动，扰乱正常的外汇市场秩序。目前，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投机性资本或其他违规资金往往通过进出口价格虚报、预收货款和延迟付汇造假，直接投资、借入外债等方式将外汇资金以“合法”形式流入境内。当获利流出时，这些资金如果无法合理出境，就会寻求非正常渠道进行操作。这便为地下钱庄提供了原始需求，助长非法外汇资金的交易，扰乱国内正常的外汇市场秩序。
（四）增大金融市场的风险，助长“多米诺骨牌”效应。伴随着我国的银行业、证券市场等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而且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跨境流动形成了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日益密切的关系链，极容易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当某个国家金融市场发生混乱时，便会传导至其他国家金融市场，形成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或全球金融危机。
（五）推动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加大金融创新的风险。资本市场的开放，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促使我国面临一个金融创新的。金融创新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活力，但同时也给金融体系带来一定风险。金融衍生产品具有极大的渗透性，它的发展，打破了银行业与金融市场之间、衍生产品与原生产品之间以及各国金融体系之间的传统界限，从而将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风险通过这种联系传递到金融体系的各个方面，大大增加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三、加强跨境资本双向流动
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离岸金融中心资本流动监管。首先，中国银行业协会应当推动各家银行改善信息交流，以便掌握离岸公司投资企业的整体资产负债状况尤其是对属于同一集团的多家离岸公司投资企业，应当努力掌握集团总体资产负债结构。其次，改进离岸金融中心之间的信息交流，尽可能提高离岸公司经营的透明度。最后，对从事离岸金融业务的机构应该适当地进行管制，防止其非法办理投机资本的离岸化返程投资。
（二）汇率调整须双管齐下。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汇率政策的操作宜采取名义汇率调整和实际汇率调整相结合的方式。调整名义汇率主要措施是进一步放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人民币汇率波幅范围扩大，这将是一石二鸟，不仅增强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也会增加投机资金的风险，使投机的动力减小，从而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决定自2007年5月21日起，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日波动区间从过去的0.3%扩大至0.5%。扩大浮动区间，而不是像市场预期的再度调升人民币汇率基准，显示了中国增加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的一贯立场。关于调整实际汇率，主要措施是通过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的调整而引起实际汇率的变动，如调整外资优惠政策、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退税等税收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都可达到调整实际汇率的效果，实现汇率均衡。具体而言，一是将中国外资政策的重点从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转向完善投资软环境，为外资提供正常经营所需要的条件，以遏制投资主体的短期投机行为与假外资等套税行为，同时减弱优惠政策的竞争。二是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并开征资源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税收。三是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利于提高低收人阶层的收人，刺激国内消费，促使企业从低价竞争策略转向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通过实际汇率升值的方式实现汇率的均衡。
（三）改进外汇管理体制。改进外汇管理体制是从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内容。改进外汇管理体制主要取向为“严进宽出”与“严进严出”相结合。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展，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也在加快，以往外汇管理中存在的重流入、轻流出的不对称性正在改观。现阶段，“严进宽出”的外汇管理政策正在取代以往外汇管理中的“宽进严出”政策。在宽出方面：一是继续有序放宽企业和个人持汇、用汇限制。二是逐步放宽机构和个人对外金融投资的规模、品种等限制。三是对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等外汇管理政策进行调整，如简化服务贸易售付汇凭证并放宽审核权限，对居民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拓展境内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允许证券、保险机构在一定额度内开展境外投资。在严进方面：一是改进外债管理方式，从严控制短期外债过快增长。二是加强对外汇资金流入的检查和非法外汇交易的打击力度。三是继续落实和巩固贸易外汇售结汇、个人外汇和外资进入房地产等监管政策，加强对贸易信贷等资金流入的管理。四是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实行严密监测。这些改革也将促进外汇市场创新，从而进一步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述“严进宽出”的政策只是运用于一般的或正常的外汇管理，而对于热钱的进出则必须采用“严进严出”的特殊政策。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外汇管理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重点监督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强化对跨境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和管理，对没有实际交易背景和虚报出易额的外汇流入严厉查处。可通过税收政策来阻击热钱流入，如对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外资征收升值利得税，将外资出售房地产和购买房地产之时的汇率相减，对纯粹因升值而获的投资收益征收一定比例的税负，既可平抑房地产价格又可抑制人民币升值投机。又如，可研究探讨选择适当时机开征“托宾税”，以此把热钱进入和流出中国的交易成本提高到一个令其望而却步的水平。当然，开征“托宾税”也会使正常的投资和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成本，但如果采用合适的制度安排，给一定时期内保持资金账户稳定的交易实行“退税”，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依法合规投资活动的正常运行。为使这一措施具有法律依据和权威性，可考虑制定《反热钱法》。
（四）拓宽境外投资发展渠道。现阶段境外投资发展受流动资金欠缺的约束和企业自身因素制约等影响，发展渠道窄小，甚至不流畅，有必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树立不仅重“外资”，也要重“走出去”的思想观念。有关部门和企业之间要搭建到境外投资发展的平台，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境外投资业务。还要精心选择境外投资主体，重点扶持发展潜力大、科技含量高、经济实力强、管理水平高的企业走向境外，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同时对境外投资项目给予一定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充分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引导银行信贷资金投入，帮助境外企业做强做大。正确引导我国资本合理地向境外流出，促使境内外外汇资金科学地、有序地、合理的流动，来维护和保证我国国际收支平衡。
篇7
内容提要: 境外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应当有适应这样的战略的转变。在纳税主体方面：居民企业的确定应以成立地标准为主，补充适用资本控制标准；秉承企业所得税为法人税的理念，以实现逻辑上和现实中的自洽；受控外国公司的内涵有待进一步明确。在税收抵免方面：我国税法可以适当降低间接抵免的持股比例要求，将分国限额抵免改为综合限额抵免，全面实施税收饶让。在税收鼓励方面：我国应建立海外投资风险的事先防范制度，完善资源、品牌和技术获取型境外投资的导向性政策，允许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相互弥补。如何
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增长迅速。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的《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9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22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3亿美元。截至2009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22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严重恶化。根据克鲁格曼等学者的“新贸易理论”， 要素秉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而要素察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要素秉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跨国投资就会大量出现。[1]经合组织近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那些既吸收外资又对外投资的国家,则会因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而取得更显著的贸易增长。[2]由此可见，境外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我国的法制包括税制应当适应这样的转变。如何
关于境外投资的纳税主体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居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居民企业应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将实际管理机构作为居民企业的标准之一有其合理性：将注册成立地作为判断居民身份的唯一标准，纳税人就可以选择企业的注册成立地以规避居民税收管辖权。如我国的居民企业在境外的避税港设立企业，通过国内外关联企业转移定价将利润转移到避税港企业，就可以达到逃税的目的。按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兼采的实际管理机构地标准，上述避税港的企业仍被视为居民企业。实际管理机构标准也是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的税收协定范本共同推荐的解决法律冲突的选择标准。《企业所得税法》确立此标准，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居民税收管辖权。但是，这一标准应当是补充适用，不应当和成立地标准并列适用，否则会对我国的境外投资产生消极影响。首先，尽管甄别居民企业的标准存在多项选择，但采用注册地标准的国家多将管理机构所在地作为补充适用的标准，《企业所得税法》的这一规定无疑会增加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平心而论，如果外国法律将在我国注册成立的企业都定性为居民企业，我们也难以接受。其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将实际管理机构界定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此在实际操作层面确存在困难：在法理上，管理机构所在地有控制中心所在地与管理中心所在地的不同理解；在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不同治理模式下，实际管理机构是营业机构还是决策机构，也存在不同的解读；实际管理机构是指母公司的实际管理机构还是子公司的实际管理机构，我国税法也指代不明。根据1983年的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对跨国公司的定义，跨国公司是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实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些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决策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其他的因素，使得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分享知识、资源和分担责任方面。可见跨国公司本来就是所有成员企业都在统一的策略下经营，如果对实际管理机构没有明确界定，跨国公司的所有境外企业将都可以被界定为其母国的居民企业。这恐怕不应该是国际法制应当追求的目标。所以，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不应当将注册成立地和实际管理机构地并列作为甄别居民企业的标准，而应当将注册成立地作为首选标准，其他标准只能是补充适用；鉴于实际控制机构难以确定，我国可以补充适用资本控制标准。即法人国籍的确定首先要看法人的资本实际上被哪个国家的公民所控制，然后再根据资本控制者的国籍来确定法人的国籍。资本控制标准的适用不仅有利于我国对外资的管制，也可以防止国内企业利用跨国关联企业转移定价逃避我国的税收居民管辖权。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将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也作为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纳税人并非必须具备法人资格。这和原《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类似：任何组织只要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即具备在银行开立结算账户、独立建立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表、独立计算盈亏三条件，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此规定在逻辑上不能自洽。既然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也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企业所得税法》就不能规定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此规定也割裂了税法上的纳税义务人（税收债务人）和民法上的独立责任主体（法人）的联系，使无独立行为能力的主体承担税法上的完全义务。此规定还剥夺了我国到境外投资的企业税负公平原则下的利益。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居民企业以企业登记注册地为纳税地点；但登记注册地在境外的，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为纳税地点。根据二九年《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居民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以境外收入总额扣除与取得境外收入有关的各项合理支出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在汇总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在境外同一国家（地区）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计算的亏损，不得抵减其境内或他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可以用同一国家（地区）其他项目或以后年度的所得按规定弥补。按上述规定，我国居民企业设立的境外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可以是独立的纳税义务人，所以其利润不可能冲抵其境内总公司的亏损，其亏损也不能抵消其境内中公司的利润。而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可以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我国税法应当秉承企业所得税为法人税的理念，以实现逻辑上和现实中的自洽，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等因不具有法人资格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我国民法制度中的各类法人也都应当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
受控外国公司（CFC）制度是对延期纳税制度消极后果的纠正。美国1954年起对本国企业开展海外经营的国外所得实行延迟纳税制度，即公司的国外投资收入在汇回国以前不予征税。[3]该制度在鼓励对外投资的同时，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跨国公司利用避税地设立基地公司，并将利润保留在基地公司以逃避税收。在此制度下，居民企业不但能够得到延迟纳税的好处，如其将关联企业的利润转移到避税地的基地公司，还能得到更多的税收利益。因此，美国国会于1962年通过了其国内收入法典的F分部条款，提出了受控外国公司的概念。如果一家外国公司各类有表决权的股票总额中有50%以上属于美国股东，而这些股东每人所拥有的有表决权的股票在10%以上，那么该外国公司即为受控外国公司。该条款规定，受控外国公司利润归属于美国股东的部分，即使当年不分配，也要视同当年分配股息，分别计入各股东名下，并缴纳所得税。CFC法规既考虑了境外投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维护了国家的税收利益。日本于1978年采用了CFC法则。加拿大、德国等国也纷纷仿效。至2002年，已经有22个国家制定了受控外国公司税制。[4]我国《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也有CFC的规定：居民企业在境外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应按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实现。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也规定，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率明显低于25%的国家（地区）的企业，并非合理的经营需要对利润不作分配或减少分配的，此利润应当归属于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上述规定初步确立了我国的受控外国公司制度，但缺乏可操作性。如：何为税率明显低于25%的标准？芬兰、葡萄牙规定的标准是不足本国税率的60%，西班牙的标准是不足本国税率的75%，德国的标准是低于本国税率25%。另外，我国税法也需要对控制标准、非合理的经营需要、利润等作明确界定。
关于境外投资的税收抵免
不同于直接抵免解决分公司的重复纳税问题，间接抵免是解决子公司的重复纳税问题。所以直接抵免是解决解决法律意义上的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间接抵免是解决解决经济意义上的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我国长期没有间接抵免的相关法律规定。但我国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中却有间接抵免的条款。我国和日本、美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协定规定了间接抵免，我国和新西兰的协定只规定对方企业可以可以享受间接抵免，中国和韩国、匈牙利和印度等协定则规定只有中方企业可以享受间接抵免。《企业所得税法》首次规定了间接抵免，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直接控制是居民企业直接持有外国企业20％以上股份，间接控制是居民企业以间接持股方式持有外国企业20％以上股份。《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还有多层间接抵免的规定，居民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限于符合以下持股方式的三层外国企业： 第一层是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二层是单一第一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三层是单一第二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上述规定将20%的持股比例作为间接抵免的条件，与我国签订的双边协定不符。我国签订的双边协定规定的间接抵免的条件是10%的持股比例，如中日税收协定和中韩税收协定都是如此。笔者认为，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可以适当降低间接抵免的持股比例要求，因为对股份比较分散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言，20%已经是相当高的持股比例；通过证券市场收购上市公司，一般不可能达到20%的持股比例。如美国法律也规定，国内母公司拥有海外子公司 10%以上的股票表决权时可进行单层间接抵免；海外子公司拥有孙公司10%以上的股票表决权，母公司间接拥有海外孙公司5%以上的股票表决权就可以多层间接抵免。
抵免限额根据限额的范围和计算方法不同，分为分国限额法与综合限额法、分项限额法与不分项限额法，我国采用分国(地区)不分项限额抵免方法。[5]根据《企业所得税法》，抵免限额应当分国（地区）不分项计算。但，分国不分项的抵免操作复杂并且不利于鼓励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如居民企业在多个国家投资，需分别计算出居民企业来自每一个非居住国的抵免限额；当居民企业设在几个境外企业都有盈利但税率不同时，其抵免限额不能调剂使用，导致境外投资企业总体税负增加。另外，我国《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还规定了定率抵扣的办法：企业可以统一按境外应纳税所得额16.5%的比率抵扣，导致境外投资企业的税负不统一。我国可建立综合限额抵免制度，将纳税人获得的所有不同国家的境外所得按照不同类别进行归类，每一类按照不同的税率计算抵免限额，直接抵免外国所得税税款。美国1918年最初实行的是分国限额抵免法，由于其不利于企业海外经营，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美国实行分国限额与综合限额的选择制。目前美国实行在区分不同所得类别的不分国综合限额抵免法，将纳税人获得的境外所得分为被动所得、高预提税利息、金融服务所得、船运所得、非受控第902节公司股息、国内的国际销售公司来源于美国境外的股息、对外贸易的应税所得、出口融资利息、其他所得九类，按照不同的税率计算抵免限额，直接抵免外国所得税税款。日本实行的是更加优惠的综合限额抵免法:在综合限额的计算上将亏损国排除，这可增大抵免限额，减轻境外投资企业税负。
超限抵免额和亏损弥补只能向后结转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利益。《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允许超限抵免额向后结转5年，与他国家相比，这对纳税人的补偿不够充分及时。日本和美国都允许同时向前与向后结转，给予纳税人充分及时的补偿。美国对于外国所得税税款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向前结转2年，向后结转 5年抵免。日本企业在国外缴纳的外国所得税超过或未满当年抵免限额时，都可以向前后结转5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亏损只能向后结转弥补5年，不能向前结转弥补，也不利于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降低经营风险。其他国家的亏损抵补通常包括向前结转和向后结转两种方式。向后结转，指用结转对外投资亏损来抵消未来几年收入，如韩国为3一4年，美国为5年，德国对亏损向以后年度结转甚至没有时间限制；向前结转是指企业发生海外经营亏损时可退还前几年所得已缴的赋税来补偿其亏损，如美国结转弥补的时间定为3年，德国、日本、加拿大结转弥补的时间为1年。美国税法规定，海外企业在一个年度出现经营亏损时，可将该亏损抵消前3年的利润；也可向后5年结转，抵消以后5年的收入。另外，我国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也不尽合理。《企业所得税法》和《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都规定，企业的境外所得要依照我国有关规定，摊计成本、费用及损失，确定境外所得，计算应纳税额和扣除限额，不能以境外纳税资料、纳税凭证为依据。此规定的失当之处在于各国的成本、费用具有不具备可调整性；境外企业为满足上述要求须准备两种帐本，导致成本增加。多数国家如澳大利亚、新加坡等都承认本国境外企业按照东道国法律的规定核定成本费用，无需按母国法律调整。国际商会在《国际投资指南》中对域外管辖权扩张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该指南建议母国不应扩大适用其国内针对投资者在东道国的行为的法律、指令和法规，不应干涉东道国的法律秩序。
根据《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只有两种情况可以享受税收饶让：纳税人在与我国缔结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获得的所得税减免和纳税人承揽中国政府援外项目的国家(地区)所得税减免。有些中外税收协定也有税收饶让的规定。如中韩税收协定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申报税收抵免时，其在缔约国一方应缴纳的税额，应视为包括假如没有按照该缔约国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定给予减免税或其他税收优惠而本应缴纳的税额。中日税收协定中也有类似税收饶让条款。但我国签订的多数税收协定没有规定饶让制度。至2006年，我国投资区域已经从欧美、港澳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拓展到亚太、非洲、拉美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我国目前签订且生效执行的国际税收协定只有82个。在已执行的 82个税收协定中，只有19个国家与我国相互给予饶让，有22个国家单方面给予我国饶让。[6]我国税法中有许多涉外税收优惠措施，为使外国投资者享受到这种税收优惠，我国政府往往单方面要求外国政府对其投资者在我国享受的税收优惠给予饶让抵免。但在多数情形中，对我国居民企业境外投资却不给予饶让抵免。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甚至还没有任何抵免饶让的规定。这种重资本输入轻资本输出的观念，和我国现在的海外投资的形势大相径庭。为了鼓励我国居民企业境外投资，应当尽快全面适用税收抵免中的饶让制度。
关于境外投资的税收优惠
我国税法中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措施明显不足。《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在境外遇有风、水、火、震等自然灾害，损失较大，继续维持投资、经营活动确有困难的，或由于所在国(地区)发生战争或政治动乱等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造成损失较大的，在取得中国政府驻当地使、领馆等驻外机构的证明后，按规定可对其境外所得给予一年减征或免征的照顾。此规定只起事后弥补的作用。而许多国家的境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则是有效的海外投资风险事先防范措施。境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是准许企业在一定年限内，每年从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相当于投资额一定比例的资金计入准备金，积累年限内用于弥补风险损失，期满后准备金余额按比例逐年计入应税收入中进行纳税。日本的准备金制度包括1960年实施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1971年的资源开发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1974年的特定海外工程合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以及1980年的大规模经济合作合资事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当日本居民企业的出资达到10%时，可以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的50%作为亏损，对发达国家的投资的10%作为亏损，从企业收入中扣除作为准备金。若投资有损，可从准备金得到补偿；若投资未损，该部分金额积存5年后，从第6年起，将准备金分成5份，逐年合并到应税所得中进行纳税。法国国内税收法典第39条规定，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每年(一般不超过5年)可在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准备金，金额原则上不超过企业在此期间对外投资的总额，期满后将准备金按比例计入每年的利润中纳税。韩国也设立了境外投资准备金制度。对外投资者可以将海外投资金额的15%(资源开发投资的20%)作为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而享受免税优惠。海外损失准备金积存以后，如果没有发生损失，那么过了3年之后分4年平均补交。[7]
我国税收政策缺乏境外投资导向性。在地区结构方面，我国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美。到2006年底，中国的对外投资60%流向了亚洲，16%流向了拉丁美洲，流向北美和非洲的各占7%，欧洲占6%，约有4%流向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8]在产业结构方面，我国对外投资过份偏重于初级产品的产业投资，忽视了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偏重消费品的投资，忽视了生产资料的投资；偏重一般加工型项目的投资，忽视出口主导行业和支柱行业的投资。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值得借鉴。为促进海外资源开发，韩国曾对境外资源开发事业(含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矿产品开发等)的投资所获得的红利免征所得税。美国规定: 凡是飞机部件、内燃机部件、办公设备、无线电装备及零部件、照相器材等，如果是用美国产品运往国外加工制造或装配的，在重新进口时只按照这些产品在国外增加的价值计征进口税，即只征产品增值税。[9]日本的海外矿产资源勘察补贴制度则规定政府承担勘察所需全部经费：选点后企业进行矿床勘探时，就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海外矿产勘察支出在税收处理时可以作为亏损。就我国境外投资的实际情况，资源开发的境外投资当然应当鼓励；随着我国境外投资进程，为取得技术和品牌的境外投资也应当鼓励。事实上，我国企业的技术获取型境外投资也已有十余年。如1998年，格兰仕集团投资1亿元在美国建立研发机构，1999年3 月，格兰仕北美分公司成立，同时成立美国微波炉研究所。1998年，康佳集团在美国硅谷正式成立由康佳美国分公司控股的实验室，用8个月时间就在此实验室里成功研制出第一台高清晰度数字电视。海尔目前在世界各地已拥有6个设计中心。在IT行业方面，2002年首信集团在美国新泽西州投资组建的 Mobicom公司，以跟踪世界最新数字技术和移动通信终端技术。华为集团不仅与摩托罗拉、IBM、英特尔等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还在海外设立了美国硅谷研究所、美国达拉斯研究所、瑞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和俄罗斯研究所。2001年华为印度研究所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得CMM四级国际认证的软件研究开发机构。联想集团的全球化研发网络以香港为轴心，横跨北京、深圳、美国硅谷，在我国以至世界计算机行业确立了强者地位。2001年，万向美国公司成功收购NASDAQ上市企业Universal Automotive Industries INC.。同年，华立集团收购了菲利浦公司CDMA手机的核心制造技术，成为国内完整掌握IT产业核心技术的企业。我国吉利集团对奥尔沃的收购既是技术获取型境外投资，也是品牌获取型的境外投资。但是，我国现在没有完整的资源、技术、品牌获取型境外投资税收鼓励政策。二〇一〇年，财政部和商务部《关于做好2010年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是少有的此类规定。其规定了对境外投资的前期费用的直接补助和贷款贴息，但限于投资境外农、林、渔、矿业合作等项目。另外，我国还应当制定鼓励境外投资企业再投资的政策：一是按其海外投资资本的一定百分比退还对其国内所得课征的所得税额；二是实行投资扣除，对以机器设备、商品等实物进行境外投资的，以投资额的一定比例冲抵其国内应税所得额，以鼓励企业多以国内设备和商品进行投资，提高出口联动效应。
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不得相互弥补不尽合理。《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在汇总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其境外营业机构的亏损不得抵减境内营业机构的盈利。此规定可以上溯到1997年出台的《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企业境外业务之间的盈亏可以互相弥补，但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不得相互弥补。我国税法采用三种方法限制境外投资企业用盈利弥补亏损：一是境外亏损不得用境内盈利弥补；二是境内亏损不得用境外盈利弥补；三是发生在一个国家的亏损不得用发生在另一国家的盈利弥补。上述三种限制都可能导致对境外投资企业在某一纳税期间内全球所得的过高估算，增加其纳税义务。此规定也违反了公平原则，纳税人因盈利和亏损发生地点的不同承担不同的纳税义务。若境内亏损无法用于抵减境外所得，则境外所得相比于境内所得就具有劣势；若境外投资带来的亏损无法用于抵减境内所得或其他境外所得，则境外投资相比于境内投资就处于劣势。我国税法应当取消上述限制。如，美国公司在境外发生的亏损可冲减其美国境内所得，但当境外亏损机构以后年度有盈利时，对相当于亏损额赢利部分要直接并入美国境内所得追补课税，不得进行抵免，目的在于防止纳税人获得双重的税收利益。[10]
注释:
[1]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16页。
[2] See WT/WGTI/M/8, para. 42.
[3]陈继勇:《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93页。
[4] Brian J. Arnold, Michael J. McIntyre, International Tax Primer, Secon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 p. 89.
[5]王铁军、苑新丽:《国际税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83页。
[6]国家税务总局:《我国对外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一览表》，httP://WWW.chinatax.gov.cn/ssxdjsP，2007年3月25日。
[7]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6－247页。
[8]商务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联合<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
篇8
低调试点的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将在更大范围内铺开。
近日,接近央行的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央行、商务部等部门正在就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商议管理办法,意在总结前期试点经验,推出一套风险可控、具有操作性的制度框架,在更大范围推进人民币跨境投资。
对此,某国有商业银行人士认为,人民币的结算功能不再局限在跨境贸易,而将逐步拓展至资本项下。
结算功能延伸
今年6月,伴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扩大到20多个省区市,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的试点也悄然启动。上海、山东、湖北等地已有具体境外投资项目获批。
接近央行的人士透露,到9月初,通过银行进行的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累计已近60亿元。
“现在都是个案审批做尝试,没有正式文件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一般是银行和企业谈好项目后,逐笔跟央行沟通,提交申报材料,获批后就可以用人民币直接去境外投资,银行可以按照项目融资的流程,给企业提供人民币境外贷款。” 一名国有商业银行相关人士说。
上述人士介绍,试点以项目投资为主,参与的企业多为央企,也有少数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主要项目多为基础设施、机电建设。“业务流程上,就是在传统对外投资流程上,增加了一个币种的单独报批和确认。”
正在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在先行先试中拔得头筹。
截至8月15日,上海累计发生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266亿元,其中资本项下37亿元。
早在今年4月,央行上海分行便与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低调政策,允许上海市企业直接以人民币在境外投资,展开个案试点。
8月23日,上海市金融办、央行上海分行、上海市财政局、商务委员会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促进本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及相关业务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银行和企业……可开展跨境人民币项目融资、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等与贸易活动密切相关的资本项下人民币结算业务个案试点。对符合条件的人民币对外投资项目,可按规定享受本市相关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
《意见》还表示,在利用外资、大宗商品进口、对外援助等领域,深入探索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可行性,对市场需求迫切、企业运行规范的项目先行先试,不断拓宽人民币结算新渠道。
目前,人民币境外投资项目多伴有产能输出以及产品、服务贸易需求。
参与人民币跨境投资政策讨论的人士透露,一些“走出去”项目的企业提出,“走出去”的大型油气田开发、电厂建设、交通运输建设等项目,虽然项目在海外,但建设中的设备、服务都来自中国,项目建成后的部分产品服务也出口到中国。如果在整个业务过程中,能够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就可以减少人民币兑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的汇兑损失,降低交易成本。
9月17日,央行《2010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表示,下一步,要支持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对外提供人民币贸易融资和项目融资。
知情人士透露,正在讨论中的相关政策,将使试点中的人民币境外投资制度化、流程化。即银行在获得央行许可后,通过境外分支机构、境外行,开展境外项目人民币融资试点,直接向境外项目公司发放人民币贷款。跨境贸易试点地区的企业,可直接以人民币在境外投资。银行在向各地央行分支机构备案后,可为获批项目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
加大资本输出
“一般境外投资项目都挺大,一个项目基本就得好几十亿元。”参与试点的银行人士说。对于当前60亿元的试点规模,业界普遍认为规模尚小。
一名政府金融界高层人士表示,现在,央行、商务部等部门正在总结经验、加快试点推进,尽快将跨境投融资推而广之,有法可依。
适逢“十二五”发展规划制订时期,不少行业和企业将“走出去”纳入发展重点,央行人士估计,这可以推动几千亿美元的人民币投资走出去。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人民币跨境投资将减少企业结汇,进而减少基础货币的投放,缓解国内通胀压力。
此外,资本项下输出的人民币具有规模较大、主动性较强的特点。某大型国有银行研究人民币国际化的人士表示,一旦政策放开,企业可自主选择交易结算货币,规避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接受程度提高,也有利于增加企业、金融机构开拓海外市场的能力。而各家银行正在铺建全球人民币清算渠道,先行者将在未来竞争中占据优势。
目前,中国银行(601988.SH/03988.HK)初步将“走出去”项目分为进出口贸易型、境外投资型、对外工程项目总承包与劳务合作型、区域管理等四种类型,根据不同业务特性设计金融服务产品。
中国银行境内外机构已为境外参加行开立人民币清算账户200多个,“而我们有授信的,可以做贸易融资业务的,货币拆放和投资业务的外资银行有将近1000家,未来有很大余地”。中国银行有关人士说。
早年承接中国银行的政策性业务而成立的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对外援助与支持中国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等设备出口方面,已形t成基本运作模式。
“用本国货币给境外贷款、回来采购国内产品,是国际进出口银行运作惯例。” 进出口银行高层人士介绍,人民币贷款业务涉及印尼、印度、俄罗斯、韩国等地。
同时,与商业银行相区别,进出口银行没有外债指标限制,对外贷款利率可以下浮近200个基点,具有相对业务优势。
上述人士将这种业务扩展理解为境外机构人民币持有意愿不断上升、中国政策不断放开,以及中国竞争力不断提升的结果。
“比如说现在高铁、船舶等方面,西方国家产品竞争能力在大幅下降,很多国家开始意识到采用中国的货币和产品,既价廉物美,又可以避免出现严重的汇兑风险,我们也提出一些互利双赢的结构。”
但人民币国际化尚在摸索之中,配套政策有待完善,且人民币单边看涨趋势也使得无人愿意长期借贷强势货币,所以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只有一些小额案例。
中国银行熟悉国际业务的人士分析,人民币跨境项目投融资,涉及诸多复杂因素,亟待研究解决。比如所融人民币款项怎么使用,是用于境内设备采购还是其他,要根据不同的项目形式去设计专门的融资方案。此外,人民币回流、投资渠道还待拓宽。
布局“回流”
接近央行的知情人士透露:“央行正稳妥推进人民币走出去后的回流,基本思路是对正规流出去的合法渠道都开放市场。现在已经批准三类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将来也在考虑让融资出去的贷款企业等,都可以慢慢回流。”
8月16日,央行《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下称《通知》),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三类机构即指: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香港、澳门地区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外参加银行等金融机构。
此前,央行亦允许跨境贸易试点企业在境外持有人民币头寸。而境外人民币通过香港中介投资境内资本市场的“小QFII”也在积极推进中。
据了解,目前已有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和欧洲国家货币当局对央行提出,希望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而在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已以“硬通货”形式出现,中蒙、中越、中缅、中老边贸结算以人民币为主。
央行人士认为,这主要是中国在应对危机中表现良好,人民币币值稳定且具有潜在升值空间。
马来西亚财政部第一副部长拿督林祥才,日前来华拜访中国财政部、证监会等官员和诸多中介机构,希望加大中马两国之间的投资,一则期望中国允许更多的马方机构通过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渠道投资中国;二则希望中国企业到马来西亚投资,进一步加强经贸投融资。
尽管跨境贸易和投资逐步开放,但中国在外汇汇兑、外债管理、资本输出等方面仍存在着较严格的管制。而且,中国境内资本市场的深度、广度依旧欠缺。
目前开放进度较快的债券市场,接近八成为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等政府信用债券,信用债和其他风险缓释工具匮乏。
上述央行人士表示:“人民币流出海外、让别人持有,并不是目的,问题是将来得有一个别人可以使用的市场,还要解决人民币回流、金融市场开放的问题。这样人民币才真正有吸引力。”
央行正在逐步推进人民币与区域货币的汇兑与流通,丰富金融市场可投资的产品。
央行人士透露,继8月19日马来西亚林吉特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挂牌交易之后,中国央行正在与俄罗斯商谈人民币与卢布的汇兑,将允许人民币和卢布在中俄两地挂牌交易。
篇9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大型企业是跨国经营的主力军。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长沙远大中央空调公司、万向集团公司等一些优秀的民营大型企业，都积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开展国际业务，拓展国际市场，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
2.进行跨国经营的企业大多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企业跨国经营的大型项目不断增多，技术含量也日益提高。财政部涉外司和外经贸部组成的一个研究小组的调查显示：68.7%的企业认为其主要产品的技术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13.2%的企业自认为处于国际先进水平，18.1%的企业在区域内领先，说明跨国经营企业一般具有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水平，在国内经营状况良好，并具有一定的从事国际贸易的经验。企业赢利状况良好的占90.3%，其余9.7%则处于亏损状态。年出口额1000万以上的企业约占70%。
3.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以独资和控股为主。由于跨国经营的特殊性，其风险往往大于国内经营，为了规避风险，我国企业大多选择独资或控股51%以上的投资方式，以便取得支配地位，掌握境外企业经营的主动权。
4.境外企业的管理以自派人员为主。对于境外企业的管理，除了海尔采取本土化策略外，其他企业均采用生产车间或自主决策的管理策略。而且九成以上的企业采取以自派人员为主的方式，把握着经理、财务、技术等关键部门和岗位。
5.企业在产品上大都有某些竞争优势。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认为自己的产品在某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52.4%的企业认为自身拥有技术和质量上的优势，18.8%的企业认为自身拥有价格和性能方面的竞争优势，17.8%企业认为拥有品牌优势，还有11%的企业认为其产品在同类产品中拥有差异性优势。
6.跨国经营企业以贸易型和资源型为主。目前，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已从贸易、航运和餐饮等行业，逐步拓展到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工程承包、旅游餐饮、咨询以及农业开发和合作等领域。但投资的重点仍集中在贸易和资源领域。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问题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普遍较小，行业分布和区域分布都比较分散，投资成功率较低，缺乏竞争力是目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普遍状况。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
1.企业制度落后，经营机制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企业在海外建立企业后，不能采取有效的管理策略，仍旧沿袭国内经营的策略，使得企业在国外的发展处于被动局面。而且由于我国多数大型企业仍是国有或国有控股，有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缺陷，包括所有者和经营者在目标取向方面存在扭曲，责权不对称，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不足等，使得国有企业在国外市场竞争中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另外，我国企业在财务管理、技术标准以及产品质量标准等方面都与国际惯例有一定差距，也使企业不能适应国际经营和竞争。
2.资本实力不足，缺乏规模优势。由于我国的金融体系还很不健全，资本市场尚不发达，国有银行体系并未与国际接轨，银行对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缺乏科学和全面的评估，存在“惜贷”现象。
3.适应国际竞争的人才匮乏。国际竞争非常激烈，跨国经营需要技术、管理、法律、财务和营销等方面适合国际竞争的高素质人才。由于传统体制因素影响，我国企业中人才的待遇和培训比不上外企，人才大量流失，缺乏高素质的人才，增大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和困难。
4.信息和服务缺乏。大多数企业无从获得到国外投资所需的信息，对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市场、行业和产品等信息缺乏深入了解，而且无法得到政府和相关机构提供的服务，企业往往有对外投资的愿望，却无法实施相应的计划。有时即使实施了，也会因为信息缺乏而使风险性大大增加。
5.缺乏核心技术，研发水平低。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足。即使是当前非常看好的家电行业，许多产品，特别是高端产品的核心技术仍然依靠进口。对于许多引进技术缺乏吸收消化，而且创新不够，大大制约了企业的发展。由于国内广大企业还远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多数为加工贸易型，产品也大多只是进入低端市场。
6.管理环节过多，监管体制不畅。由于跨国经营的主体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为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严重的管理环节过多和审批时间太长的问题，一个项目分别要经过国家、省、市三个级别，经贸、外经贸、外汇三条线的审批，经常使企业坐失良机，而且存在着“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对国有企业境外机构来说，加强监管是提高经营效率、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手段，境外企业监管制度亟待改革和完善。
三、推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对策
1.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国民经济的战略规划，结合国内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结构调整，制定对外投资战略。明确对外投资的重点区位、产业、行业和企业，对已确定的重点区位、产业和行业，应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规划，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确定部署、方法和措施，分阶段实施。在区位选择上，应优先选择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有优惠政策、政局稳定、双边关系友好且双方有相当经贸合作基础的重点国家和地区。在行业选择上，应优先考虑资源导向性项目、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家电和轻纺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以及被欧美等国家征收反倾销税而使我丧失市场的产品领域。
2.尽快完善相关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法律体系尚不完善，仅有一些内部规定或实施办法，没有完备的法律体系。政府应加快制定和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营法》，明确投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保障对外投资企业的权益，优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环境。
3.建立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促进体系。一方面，在财税和金融等方面对企业进行支持，加快调整外汇管理政策，对外投资审批权限，逐步放宽境外投资外汇管制，建立金融服务体系，努力解决制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瓶颈，充分发挥各商业银行融资主渠道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企业返回的资源产品应给予进口配额、税收和外汇等方面的支持。参照法国外贸保险公司的做法，设立境外投资保险机构，对境外投资进行政策性保险。
4.加大研发力度，研究掌握核心技术，强化所有权优势，进一步推动实施高精尖技术产业化。提高对外投资的技术含量，增强对外投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对外投资的层次结构，提高对外投资的成功率。
篇10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现状 困难 对策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引进和利用外资方面成绩斐然、全球瞩目。但从更长远的目标来看，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是同样重要的战略目标。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一国的经济发展遵循着“生产大国出口大国投资大国”演变的规律，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如下的发展现状：
1.1投资规模
2000 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的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一个的产生、实现了当年的大幅增长。2002 年我国建立正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为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活动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服务，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从2003 年起从低位徘徊开始飞跃式增长。据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13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
1.2投资地域
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在全球迅速扩张。在 2003-2009年间，中国在短短6年间对外直接投资覆盖的国家和地区新增37个，至2011年和2012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覆盖到全球的大部分国家。
1.3投资行业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的产业门类较多，其中，投资最多的是制造业，占比33%，其次为批发零售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等，投资于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住宿餐饮和软件业的企业较少。
1.4投资主体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数量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的数量并不是最多，所占比重并不大，最多的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类型。至2012年末中国对外投资企业中国有企业数量占比为26%，而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33%，其他类型企业如外资、台港澳资企业、集体企业的数量比重和存量比重都很小。
2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困难
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政府对企业“走出去”的大力支持，人民币的持续走强，都加快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但是，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困难：
2.1经营能力不足
我国很多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出口市场，而不是依据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来实施计划投资。这样投资的结果往往是企业只注重短期效益，企业海外发展的持续性和全体布局性较差，将导致企业在全球市场的长期竞争中缺乏后劲。
2.2融资困难
中国贸促会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总体还比较小，约有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表示现有对外投资规模小于500万美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融资渠道仍然较为单一，44%的受访企业反映利用公司自有资本进行对外投资，27%的受访企业对外投资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融资困难成为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用于支持企业对外投资的股权基金、股权贷款等金融产品，企业对外投资中需要的离岸金融、信用担保、贷款保险等，只有少数金融机构能够提供，且在服务效率等方面无法有效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
2.3体制掣肘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政府部门的指导和扶持，而现阶段我国尚未建立对境外投资较为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和服务体系。如目前企业办理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商务、发改和外汇管理等多个部门核准，很多企业反映一个境外直接投资项目从申请到实际对外支付投资款大约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而企业对外投资项目，尤其是投标项目往往时间要求急，一些企业反映，有时因为无法确认境外投资项目审批通过的时间，会放弃一些有竞争优势项目的投标；而有些企业为便利海外投资运作，在香港等境外地区设立了专门的投资公司，海外投资项目大部分通过境外投资公司运作。
3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相关对策
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举措。为更好地推动我国企（下转第114页）（上接第112页）业“走出去”，切实解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遇到的困难，需要政府和企业自身的完善。
3.1宏观层面：完善政府政策支持体系
3.1.1构建我国对外投资专门执行机构
对外投资执行部门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制定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时方针、政策和战略规划，在政策上给予企业跨国经营活动提供指导，代表国家与投资东道国政府开展合作，引导企业对外投资，负责拟定和完善有关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提高对投资项目审批效率，增强对投资项目跟踪管理，从宏观上调整优化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对全球投资形势进行信息收集汇总，改进和完善信息服务，为投资企业提供信息、咨询。
3.1.2加大金融深化和金融支持力度
从世界各国来看，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一般业务主要集中在进出口信贷融资、担保和出口信贷保险，我国目前具有进出口金融机构职能的有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是典型的出口信贷与保险相分离的模式。政府应该鼓励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出口融资业务、中国政府对外优惠贷款、外国政府贷款转贷业务、资金业务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2微观层面：增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力
3.2.1进一步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
我国企业要实施跨国经营，就必须形成一套科学的企业跨国经营战略和管理体系。要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首先需要具有全球经营能力的人才，包括技术研发、金融、法律、财务、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更需要具有全球战略思维和熟悉现代化经营管理的经理人才。其次，在国际化经营中企业必须发挥和保持比较优势，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扩大自身的比较优势，实现战略转型，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3.2.2与跨国公司合作，提升自身竞争力
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可以采用以产权为纽带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参股、合资、控股等多层次的联合，与国内跨国公司开展合作，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优化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资源配置，提高境外投资项目的竞标能力。在国外，我国企业也可以加强与国外跨国企业的合作，借助国外大型企业的全球网络营销系统、全球生产体系，加大与大型跨国公司的技术开发合作，利用其资本实力、技术实力和市场空间加深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2012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3] 詹儒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析[D].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12.
